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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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人成才故事·著名谋略家成才故事试读：
前 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个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兴旺，一批批优秀人物前赴后继，不懈努力，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些卓越人物中有腹藏治国良策的政治家，有胸怀万卷兵书的军事家，有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有吟诗作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有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们身上，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同样也会继续激励我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奋斗！
从古到今，正是这些伟大的人物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的进步。阅读他们的成长故事，有益于我们熟悉历史，认识社会，懂得道理，明白人生。
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汲取激励人心，催人上进的力量。他们成功的人生之路，能够激发我们更高的人生追求。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吸取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教训，能够使我们事半功倍。在成长之路上，天赋固然重要，但人生的磨炼、社会的感染、环境的熏陶，自身的努力等，都影响着人生智力的发展和才能的表现。人与人的天生智力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随着后天的学习与培养，不同的人就表现出不同的才智，只有把这种才智积极地运用于实践和创造活动中，才能发挥神奇的作用，才能创造出真正的社会财富。
本套书精选荟萃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最具有影响力的名人，编辑成了这套《中国名人成才故事》（共10册），即《著名政治家成才故事》、《著名军事家成才故事》、《著名谋略家成才故事》、《著名思想家成才故事》、《著名文学家成才故事》、《著名艺术家成才故事》、《著名科学家成才故事》、《著名发明家成才故事》、《著名财富家成才故事》、《著名教育家成才故事》等，这些故事既有趣味性，又蕴含深刻的道理，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是青少年课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以上图书设计精美，格调高雅，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和收藏，也非常适合图书馆装备陈列。
管 仲
管仲名夷吾，仲是他的字。颍上（今安徽西北部）人。春秋初年的大政治家。现存《管子》八十六篇，有些为后人假托。
管仲和鲍叔牙幼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后来，管仲去辅佐公子纠，鲍叔牙则去辅佐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小白继承君位后，鲍叔牙立即向他举荐管仲执掌国政。齐桓公不仅不计私仇，还对管仲格外尊重。相传当管仲从鲁国来到齐国时，桓公沐浴三次，并三洒香水，亲自去城外迎接。管仲感慨万分，他说：“开初我仕途不得志时，曾和鲍叔牙合伙经商。每次分利时，我都多取一些，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这是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里贫困。我也曾为鲍叔牙出主意，但都失策了，可他并不认为我愚蠢，他知道那是时机不利。我也曾几次仕于君主，但都被主人摒弃了，可鲍叔牙不认为是我不贤，而是我没遇到明主。我几次上阵作战，都避死而逃，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胆怯，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奉养。我的主人公子纠被杀，公子的大臣都自杀了，可是我宁肯受囚被辱不肯死节，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无耻辱之心，他知道我不耻于小节而耻于不能建功名于天下。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呀！”于是，真心诚意地担任了齐桓公授予的职务，尽心尽力，夙兴夜寐。
管仲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改革必须先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也相应地注意到政治和军事。管仲对农业税制的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分配形式。从而废除了集体无偿耕种“公田”的劳役税制，改为所有土地一律按土质好坏、面积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实物税。“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为“份地”，改集体耕作为个体生产。通过“均地分力”，农民就可知道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己家庭生活的好坏，才能不怕劳苦，自觉地劳动。管仲还提倡“本末并重”，即将工商与农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地制宜地实行多种经营，使得鱼盐、山林、川泽之利大兴。他也很重视工农技术的发展，实行各类人员专业化。管仲认为物质条件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夫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远千里而不怨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威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如焉。”这些思想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政治方面，管仲令士、农、工、商四种人分区居住。把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三乡、商三乡、士农合占十五乡。工商专心于本业，不服兵役。士农乡平时“食田”、耕田；一有战事，士则充当甲士或小军官，农则为兵卒。士农乡中以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各级行政机构都有负责人。战时，各级行政负责人又成为军官。每户出一壮丁，每五丁为一伍，每五十丁为一小戎。每二百丁称为一卒，每二千丁称为一旅。全国十五乡即为十五旅，每五旅合为一军，全国共有三个军。齐王与两大贵族各率一军。从上述情景不难看出，齐国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兵民合一的组织。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军事防卫，国家都拥有坚固的内部结构。
在官员管理上，管仲命令各人恪守职责，不准懈怠。若有违军令不尽责者，可一可二，再三必定严惩。还令各级官吏随时举荐贤才，否则就是“蔽明”、“蔽贤”，也要治罪。经过改革，几年之后，齐国成为了当时最富强的国家。
管仲为齐桓公制定的政治方针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征讨不服，平恤患难，以武力和德望称霸天下。一次，桓公因蔡姬之事欲出兵伐蔡。管仲见劝阻无效，便建议桓公先以楚已三年未向天子纳贡为由伐楚。获胜归来，再以蔡国不参加伐楚为由出兵。齐桓公听之，亲率诸侯联合伐楚，迫使楚与各诸侯签立盟约，诸侯皆服。
从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5年，在管仲执政的40年间，他一直秉承谦恭的态度，并屡次约束桓公要不骄不躁，出师有名，亲贤者远小人，为齐国称霸立下了汗马功劳。
范 蠡
范蠡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由布衣客到上将军，由流亡者到大富翁，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深谋远虑的策略，辅佐勾践兴复濒于灭亡的越国，灭亡称霸诸侯的吴国，创造扶危定倾的奇迹，是春秋末期又一位杰出的谋略家。
范蠡，字少伯，又名鸱夷子皮、陶朱公。原为楚宛三户（今安徽宣城）人，先后移居越、齐二国。生卒年月不详，大约活动于楚平王、越王勾践、齐平公在位的年代（公元前五世纪后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前期）。青少年时代就失去父母，同兄嫂一起过着贫苦的生活。他曾经拜计然（又名辛文子）为师，研习治国治军的方策，博学多才，“有圣贤之明”，但是怀才不遇。因而“倜傥负俗”，行为怪异，被视为狂人。直到遇见具有识才之明的文种，范蠡的生活才发生突然转变。
文种当时是楚国宛陵的地方官，早就听说当地有贤者，但未能找到。范蠡的怪异行为引起了文种的注意。文种派手下官吏去见范蠡。官吏回报说，他患有疯癫病，是一个狂人。文种不以为然地一笑，说：“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智之毁。此固非二三子所知也。”就是说，“大智若愚”，具有独特才能的人才往往被人讥笑、诋毁为狂妄无知，一般人难以认识他的真实面目。于是决定亲自驱车拜访。范蠡避而不见。文种不因碰壁而灰心，再三前去拜访。范蠡看到文种确是一片诚心，料定文种必然再来，就对他的兄嫂说：“今天有客人来，请借给衣帽一用。”过了一会儿，文种果然来了。二人一见如故，“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此后交往日益加深。当时已出逃吴国的伍员（伍子胥）派人邀文种去吴国。文种与范蠡商量何去何从。范蠡分析楚、吴、越三国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吴越争雄之时，吴越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楚越之间存在着联兵伐吴的关系，“霸业创立，非吴即越”。他还认为，“君子逢时，不入雠邦”，犯不着为伍子胥报杀父之仇而“失故国之亲”。因此，他建议去越国，并表示愿意和文种一起去。于是，二人先后离楚入越，受到越王允常重用，被任命为大夫。范蠡从此登上政治、军事舞台。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亡，他的儿子勾践继位。范蠡和文种继续得到重用，主持越国军政。公元前494年，勾践得知吴国加紧练兵，准备伐越，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范蠡认为越国实力不充足，准备不充分，时机不成熟，劝勾践改变决定。勾践不听，坚持出兵，以舟师进攻吴国的震泽（今江苏太湖）。吴军迎战越军于夫椒（今太湖夫山、椒山）。结果，越军大败。勾践率残余越军退守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包围。这时，勾践方才悔悟，对范蠡说：“当初不听你的话，致遭如此失败。现在该怎么办？”范蠡认为，为了避免亡军亡国的结局，唯一的办法是求和图存，等待时机，另谋兴复。勾践采纳了范蠡的方策，派文种到吴国求和。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吴王夫差允许。自此以后，范蠡先是随勾践到吴国当人质，过了三年忍辱负重的奴仆生活。被遣返回国以后，又协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振兴越国，伺机灭吴。从公元前482年开始，范蠡以上将军之职，辅佐勾践组织和指挥灭吴之战。经过六年奋战，终于攻陷姑苏，灭亡吴国。然后乘胜北进，与中原诸侯会盟，取代吴国的霸主地位，横行江淮，称霸中原，国势达到鼎盛阶段。
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范蠡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根据长期的观察体验，范蠡认识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如果继续留在越国，说不定哪一天就要灾难临头。于是决定辞官退隐。当越军凯旋到达五湖（今太湖）时，范蠡就婉言提出辞退的要求，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指灭吴称霸）也。今事已济矣，蠡请从会稽之罚。”（《国语·越语》）勾践假意挽留，软硬兼施，说：“你听我的话，我就与你分国而治；不听我的话，就杀掉你和你的妻子儿女！”范蠡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我知道了。你实行你的命令，我照我的意志办事！”遂携带财宝和从人“乘舟浮海以行”。勾践乐得除去一个潜在威胁，并不追寻，同时又划会稽周围三百里为范蠡俸邑，用良金铸造范蠡塑像，装出怀念功臣的样子。范蠡写信给文种，劝他早日离开越国。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信，称病不朝。有人诬告文种将要“作乱”。勾践借机“赐剑”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文种遂被迫自尽。越国赖以兴复的两大功臣，就这样落了一走一死的下场。
范蠡从海上到达齐国，就定居在那里。为了表示对吴国忠臣伍子胥的敬慕和怀念，改名鸱夷子皮。（鸱夷是一种鸱鸟形状的革囊。伍子胥被迫自杀后，被吴王夫差装进革囊，投入江中。）他和儿子“耕于海畔”，没过多久就“致产数千万”。齐国君认为范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要任命他为相。范蠡认为这并非好事，喟然兴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把相印归还齐君，把财产散发给友邻，移居于中原地区的交通、贸易枢纽陶（今山东定陶），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一面从事农牧业生产，一面经营商业贸易，不久又“资累巨万”，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富翁。
范蠡从楚到越，由越到齐，无论是治国治军，还是经营农商，谋必中，战必胜，事必成，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和才能，以“勇而善谋”、“能屈能伸”著称于世。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以上引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灭吴兴越之战，是一场扶危定倾、转败为胜的战争，因而也是一场依靠坚强毅力和正确谋略取胜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的范蠡，“勇而善谋”，“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对取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吴 起
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及楚国令尹。著有《吴起兵法》。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与孙武齐名。史称“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郭沫若也誉他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吴起出身于没有政治特权的“千金”之家，青年时即怀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强烈愿望，曾破家游仕，但未能达到目的。不仅家资耗尽，且遭乡邻耻笑。二十五岁时离家求学，并向母发誓，不为卿相，决不返家。先就学于曾申，攻读儒学。后因他敢于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不奔母丧，被曾申断绝了师生关系。当时各国之间战争频繁，极需军事人才。吴起遂适应形势要求，改学兵法。在齐国攻鲁时，鲁穆公姬显用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抵御。他大破齐军，初露头角。但战功并未给他带来荣誉与地位，反而遭到贵族们的疑忌与排斥。他们散布流言，说任用吴起，对鲁不利。姬显听信谗言，将吴起辞退，吴起于是离鲁去魏。
魏国当时正进行变法革新运动。魏文侯魏斯（一说名都）曾向臣下了解吴起的为人。大夫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魏斯是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人才思想上认为不应以“小恶掩其大美”。吴起既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就可用其所长，遂以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攻秦，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南）、邰阳（陕西合阳东南）等地。秦军退守洛水，黄河以西至洛水的大部地区，为魏所有。据说以后还曾参加了超越赵国攻灭中山的战争，建立了巨大的战功。
由于吴起善于用兵，战功显著，又深得士心，在相国翟璜推荐下，魏斯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吴起攻占的黄河以西地区）守（军政长官）。西河是与秦国接壤的军事要地，南北狭长而东西纵深甚小，易受秦攻而难于固守，背后又阻于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支援，必须独立作战。所以魏斯才在此建郡，并任命吴起为军政长官。
吴起治军以身作则，“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野营时，他仅以树枝遮顶，稍避霜露，不搞特殊。据说卒有生疮者，他为其吮脓，卒母得知后大哭。人问其故，她说：“往年我丈夫生疮，吴公曾为其吸脓，不久即英勇战死，今吴公又为我儿吸脓，不知他将死何处！”这段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但不论细节是否属实，吴起带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因而深得军心，则是可以肯定的。吴起“爱兵”，是他治军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则是严刑峻法。据说在一次对秦作战中，一卒未奉命令就奋勇进击，斩获敌首两级而还，吴起不仅不赏，反而命立即斩首。军法吏劝谏说：“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说：材士不假，但不遵守我的命令，就必须处死。吴起的“爱兵”和“严法”，其目的都是要士卒“感恩”和“服威”，以为他卖命。
吴起在魏国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从应征人员选募常备军的兵役制度，为魏国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体质强壮、行军速度及耐力都极好的“武卒”部队。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合格的标准是：全副甲胄，携带戈、剑、弩、矢和三日口粮，由拂晓至中午，必须行军百里。录取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组，将具有善使兵器、善于疾走、勇于冲锋等特点的人，各编一队。凡入选士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免去全家赋税，而且另行分配土地房屋。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支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性质的军队。
吴起在西河期间，为了令出必行，曾采用了故意示信给赏的手段。据史载：秦军在与魏接壤处建一哨所（亭），吴起欲将其拔掉，但又恐强攻不下反对附近农民耕种造成危害，而小小哨所，又不便征集军队，遂派人置一车辕于北门外，下令说：“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赏之上田上宅”。有人照办，吴起立即按令给赏。又置一石柱于东门外，下令“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赏如初（如上次）”。群众争先搬取。吴起认为士心已可用，遂下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上田宅”。至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据《吴子兵法》说，吴起在魏，“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胜负不分），辟土四面，拓地千里”。这可能有所夸大。但《史记》所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则为事实。总之，吴起镇守西河郡时，确曾出色地完成了魏斯所赋予他的战守任务，建立了辉煌的战绩，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事将领。他的军事理论，也主要是在魏国的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魏斯病死，武侯魏击继位。一次吴起随魏击乘船沿黄河视察，魏击说：有如此险要的河山，国家焉得不强。大夫王错随口附和，说这是国家强盛的原因，“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斥责王错不应阿谀奉承，说“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业，不从此也”。接着又用三苗、夏桀和商纣虽有河山之险，但因“为政不善”，终于为大禹、商汤和周武王所灭的事例，说明他们“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强调国家强弱“在德（好的政治）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这段话，反映了他对战争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争是“禁暴救乱”的手段，用以消灭桀纣那样的暴君乱政，并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为政的善恶（即战争的正义性与政治条件）。这比孙武“兵者国之大事”，“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战争观，又前进了一步。
正当吴起在西河力图向外发展时，又遭到朝中贵族们的忌恨与反对。以王错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终日在魏王面前诽谤吴起，终于使魏王产生怀疑，下令召吴起返朝，免去西河守职。吴起回魏都后，魏相公叔与王错等设谋陷害，吴起在为魏的强大尽心竭力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为避祸，不得不逃至楚国。此时大约五十七岁。
楚悼王熊类久闻吴起才名，又正值谋求改革图强之际，遂任命吴起为北部边防要地苑（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升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的令尹，辅佐熊类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吴起改革的中心，是从政治、经济上打击、限制旧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建设，“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四：其一，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佰（逼）主而下虐民”，以致“贫国弱兵”的弊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其二，针对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变相收回旧贵族现有土地，强迫他们率其所属“往实广虚之地（迁至未垦地区）”。其三，“绝灭百官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即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用以建设军队。其四，取缔贵族招引、畜养食客，结党营私，制造反对改革的舆论，使全国思想、舆论统一于改革。在熊类支持下，吴起“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将节约的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建立一支“战斗之士”、“选练之士”的精锐常备军队。经过吴起的变法革新，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不但击退了魏、赵、韩的进攻，而且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救赵攻魏，“战于州（河南温县东北）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河南尉氏西），马饮于大河”，深入到黄河以北的地区。
正当吴起意气风发地为楚国的强大而积极经略之际，全力支持他的楚悼王熊类突然病死。因丧失特权和损害了既得利益的旧贵族们，乘机作乱，向进宫治丧的吴起发动袭击。吴起仓促遇变，自知不免，遂一面大呼“群臣乱王”，一面伏身王尸。贵族们箭射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法律有“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规定。楚肃王熊臧即位后，依法“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结果“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战国末期人称赞说：“吴起之智，可谓捷矣”。但吴起的尸体，也终被车裂肢解，吴起死时约六十岁，在楚共约四年。
吴起一生为鲁、魏、楚三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他是一个站在变法前列的改革者，所以在三国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和迫害，并终于为此而丧生。这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战国前期，新旧两种势力相互斗争的反映。吴起虽然“身败”而死，但并未因此“名裂”。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业绩，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例如他离开魏国后，公孙痤为魏将，统率吴起训练的部队击败韩、赵联军。魏击欲“赏田百万禄之”，公孙痤推辞说：“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后人称赞吴起统率和训练的军队团结巩固、纪律严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称赞他指挥艺术卓越，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此外，他的军事理论名著《吴起兵法》，也和《孙子兵法》一样为历代军事家们所推崇。早在战国末期，就已是“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前期，也是“吴起兵法世多有”；汉武帝刘彻对霍去病就“尝欲教之孙、吴兵法”；东汉尚书仆射大将军鲍永，也曾“观孙、吴之策”；南北朝时前汉第一、二代皇帝刘渊和刘聪，都是自幼即诵孙、吴兵法；至宋代，更被编入《武经七书》，定为国家武学（军官学校）必读教材。在国外也有广泛的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约公元前750年前后）太宰大贰（官职）吉备真备，曾开课讲解《孙子》和《吴子》兵法，并运用书中原则，指挥军队，迅速消灭了惠美押胜的叛军，因而升为中卫大将。在近代，英、法、俄、德等国，都有《吴子兵法》的译本。
鬼谷子
鬼谷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战国中期的纵横家鼻祖，有说是齐国人，也有说是楚国人，也有说根本无此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传统说法姓王，名之利，也有说姓刘名务滋。隐居于颍川（今河南禹县）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告成镇）的鬼谷，因自号“鬼谷子”。
最早记述鬼谷子的是司马迁。据《史记·苏秦列传》和《史记·张仪列传》载：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太平御览·礼仪部》载，“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苏秦、张仪去见他，他说：“我将为你们两个讲述最精深的道法。”于是，二位沐浴更衣，不食荤酒，整洁口身，斋戒已毕，去见鬼谷子，鬼谷子向他们讲述了《捭阖》、《符言》等篇。王嘉《拾遗记》载，苏秦、张仪未发迹前，穷困潦倒，但却勤学不辍。他们在途中看到圣人之文，便将文章抄在手掌中及大腿上，晚上回到家再折竹为笔，将掌股中之文录于帛上。搜罗好书，无物可盛，便剥下树皮制成书囊。一天，一位先生出现在苏秦与张仪面前，询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勤苦学习，苏秦、张仪反问：“你是何人？”这位先生回答：“我居住在山谷中，人们称我为鬼谷子。”后来，苏秦、张仪游说四方，再次遇到鬼谷子，并向他求教，鬼谷子从怀中掏出三卷书，教他们权诈之术，苏秦、张仪自此持鬼谷子之学终身。这位鬼谷子就是司马迁笔下的鬼谷先生。东汉王充《论衡》载，苏秦、张仪跟鬼谷子先生学了一段后，有一天，鬼谷子在地下挖了一个坑，说：“下到里边去，什么时候道理说得我涕泣沾襟，你们到各国去游说国君，就能成就功名。”苏秦、张仪果然下到坑中，充满感情地向鬼谷子讲述纵横捭阖、争霸天下的道理，说得鬼谷子涕泣沾襟。苏秦、张仪得鬼谷子真言，果然成为战国著名的纵横家，成就了功名。
后来，二人又去见他，他正席地而坐，表情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们两个保全启身的道法。”苏秦说六国合纵，最后被反间致死。苏秦、张仪同师鬼谷子，但苏秦自己说本事不如张仪。张仪自己也说过自己的权谋不及苏秦。张仪在游说各国时，力陈苏秦合纵谋略的短处，以证明自己的连横谋略的正确，战国历史证明，最终是连横谋略取得了成功。在中国民间，也有传说鬼谷子是大军事家孙膑的老师。《尚友录》载，孙膑和庞涓同学兵法于鬼谷。正因鬼谷更赏识孙膑，把一部天书传给了孙膑，引起庞涓忌恨，才发生了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
有一个人叫来鹄（不知何时人）说：“鬼谷子教给人诡秘欺诈，言语便捷，富于鼓动性，发人阴私，奸邪刁滑，六国时期真正掌握此术的，只有张仪、苏秦而已。”例如《捭阖》、《飞箝》，捭阖是分化或拉拢之术，飞箝是揣摩人之好恶，待其竭情无隐，加以箝持之术。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是鬼谷子之术潜移默化，自然流传而形成的。
鬼谷子说：“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自而分，能入乎人之心，如此而说之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刘向说，这是善于说辩的具体方法。《鬼谷子》一书，虽然在《史记》、《说苑》等书中被引用，但直到《隋书·经籍志》，才把《鬼谷子》录于目录。因而，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苏秦假鬼谷之名而作，也有学者认为是后人伪书，但也有坚信《鬼谷子》绝非伪托的学者，千百年来，莫衷一说。虽然如此，《鬼谷子》一书自魏晋以来广为流传却是谁也不否认的事实。
而《鬼谷子》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是与鬼谷子的“奇变诡伟”的谋略分不开的。不管鬼谷子是传说人物；还是实有其人，他都是一个古代谋略家。
立身御世，远害就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行为都是为了远害就利，因而，远害就利是人类谋略的基本特征。《鬼谷子》告诉人们如何运用谋略，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进行政治统治，以远害就利。《鬼谷子》认为，一种小小的缝隙，它会发展形成较大的漏洞，再进一步发展，就可形成为大缝隙。鬼谷子以此引申为政治斗争中的防患于未然。这是他关于在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中，进行有效统治的重要思想。他说，始有征兆，可抵而塞，可抵而隙，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就是说，在缝隙刚要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某种迹象，缝隙一出现，就要严严实实地把它堵塞，这刚出现的缝隙被阻住，使其发展蔓延的势头减弱并最终让它销声匿迹，经过这一番努力，缝隙被堵，隐患消除。这是堵塞缝隙的道理。他认为，政治统治的道理也是如此，能否有效防止社会动乱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必须给予极大的关注。“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大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泰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谋。意思是，当事态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时，智慧过人者往往能先觉察。这些“圣人”能洞察事理，并能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细致入微地阐明事理，施计用谋，采取有效的措施。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最鼎盛的时候恰恰是从不起眼的细小萌芽开始的。微不足道的力量可以发展到不可估量，甚至可以使巍峨的泰山发生动摇。“圣人”们教给人们防患于未然的谋略，正是从这种事理中悟出来的。这是治国理政，为君为臣必须牢牢把握的。人类社会分化离合，纷乱安定，都是常事，作为统治者，应该时时警惕，留心观察，那些深谙此道，并能审时度势，熟练运用这一谋略的人，可以称为上智贤明的圣人，是最优秀的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局势，他们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不惊不乱，适时抓住遏制混乱局势的时机，筹谋划策。或者因势利导制止混乱，或者快刀斩乱麻，迅速收拾残局，以顺利实行自己的统治。《鬼谷子》毫不掩饰谋略的功利性和权谋术势的实用性，把政治谋略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当然，他关于政治谋略的论述，含有投机和诡密，这是不能苛求的。《鬼谷子》为纵横家提供了谋略理论和方法。苏秦、张仪正是在把握这些谋略的基础上，才长于权变，游说诸侯以成就功业的。
辩论的奇变诡谲是鬼谷子谋略艺术的另一大特征。他以独具风格的诡辩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论辩理论，也为战国时期的“游士”、“策士”、“谋士”等游说权谋者提供了一套诡辩理论。苏秦、张仪是成功运用这种辩论术的典型。《鬼谷子》第一篇就是《捭阖》，“捭阖”，指开合，指战国时纵横家分化、拉拢的游说之术。鬼谷子把“捭阖”看作权谋之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谋略，大智慧，即计谋的最高法则。“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鬼谷子·捭阖第一》）《鬼谷子》中的《捭阖》、《反应》、《权篇》等等，都很深刻地论述了诡辩制胜的方法、原则。捭阖篇中说，“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作周密的思考，其中最要紧的，是不可忽略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用“捭”之术，要把对方的实际情况了解深透，用“阖”之计，就要使对方感到你与他同心同志，这样才能使计谋成功。因此，要注意观察对方，权衡轻重利弊，弄清对方采取什么计谋。“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要灵活多变，不可生搬硬套。捭阖之术要求对事物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嗜好、财货、得意、情欲等，都是可以公开向别人说的，为阳；而死亡、忧患、贫贱、屈辱、弃损、失利、失意、刑戮、诛罚等，是属于隐秘的，是阴，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试探测知对方的志向与意志，欢乐与欲求，思虑与智谋，这就是运用“捭阖”之术的基本法则，是游说他人的谋略。由此可以看出，在磊落光明的人前，只能谈论崇高；与阴险狡诈的人，只能谈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这样就可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克，可以游说于人，可以游说于家，也可以游说于国，游说于天下。
对于神秘人物鬼谷子的真伪，对于《鬼谷子》一书的真伪，是历史家研究的课题。千百年来，对《鬼谷子》一书所反映的谋略思想和方法，褒贬各执一辞。从谋略研究的角度看，《鬼谷子》及鬼谷先生的各种传说，含有不可忽视的、丰富的谋略智慧，鬼谷先生将作为一个神秘的谋略家而受到谋略研究者重视。
孙 膑
孙膑，齐国人，生于阿（山东阳谷东北）鄄（山东鄄城北）之间，是孙武的后裔。原名不详，因曾受膑刑（去掉膝盖骨），故世人称之为孙膑。生卒年月史无记载，主要活动于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56～前301年）。著有《孙膑兵法》，是我国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
孙膑青年时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任魏国将军，嫉妒孙膑才能，设法把孙膑骗至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孙膑身残志坚，受辱不屈，暗自准备逃走。当齐国使臣来魏时，孙膑往见使臣，诉说自己的遭遇与见解，深为齐使所赏识，就秘密将他带回齐国，在齐将田忌家作门客。当时齐威王常和贵族大臣们一起举行马车赛跑。用重金赌输赢。孙膑见他们驾车战马的速度相差无几，而又分为上、中、下三等进行比赛。他就向田忌建议，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下等马；用下等马对上等马的方法，谋取两胜一负的胜利。他这种符合运筹学博弈原理的方法，后人称之为“三驷之法”，田忌因此而看出孙膑的足智多谋，就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威王通过与孙膑谈论兵法，很赏识他的军事才能，就任命他为军师，参与战略决策，成为齐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囊人物。孙膑一生的战绩主要是辅佐田忌，在桂陵、马陵两次大战中，大败魏军，创造了“围魏救赵”与“减灶诱敌”两种战法的范例。
齐威王三年（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率军八万包围了赵都邯郸。次年，齐威王派将军田忌率军八万救赵。田忌本欲直趋赵国，孙膑劝阻他说：“解乱麻不能生拉硬扯，劝斗殴岂能自己卷入。魏军主力精兵尽在赵国，国内多是老弱之军，在此情况下，应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向魏都进军，以调动在赵魏军回师自救，而于其归途中与以截击，既可解赵之围，又可诱歼魏军，一举两得。”并建议“南攻平陵（河南睢县西）”。平陵是魏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军事重镇，较难攻取，且有受魏军夹击被切断后方联络的危险。孙膑对此本来也很了解。他之所以决定向平陵进攻，就是为了使庞涓产生齐将指挥无能的错觉。田忌采纳了他的建议，挥军南进。当齐军接进平陵时，孙膑又建议只派一部兵力佯攻平陵，并指示他们，如果遭到魏军的夹击，就假装败退下来，进一步使庞涓产生齐军战斗力很差的错觉。此外，还另派一部轻车部队及少量步兵“西驰梁郊”，佯示袭击大梁（河南开封），以激怒庞涓，诱其急速回救，而将主力埋伏在判定魏军必经的桂陵（河南长垣北）附近。庞涓果然中计，尽撤邯郸之围，昼夜兼程南下，在桂陵遭到齐军主力攻击。经过在邯郸与赵军的长期对峙，魏军实力已大为削弱，加以长途跋涉，已成疲惫之师，突然遭到以逸待劳的齐生力军的截击，仓皇应战，终于惨败，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齐威王十四年（公元前343年），魏军攻韩，战于南梁（河南汝州南）。韩向齐求救。次年，齐派田与孙膑率军救韩，直趋大梁（魏国都，河南开封）。“魏将庞涓闻之，却韩而归。”魏惠王命太子申、庞涓率军十万，经宋国边邑外黄（河南民权西北）北进迎击。孙膑对田忌说：“魏军素悍勇而轻齐，”正应利用其轻敌心理，“因其势而利导之”。于是采用了示弱诱敌、设伏聚歼的方针，由齐西境廪丘（山东郓城西北）地区进入魏境后，第一天做十万人饭灶，第二天做五万人饭灶，第三天只做三万人饭灶。进至煮枣（山东荷泽西南）一带时，知魏军已东进至外黄，即伪示不敢与魏军决战而退走。庞涓进至济阳（河南兰考东北），得知齐军撤退和逐日减灶的情报，向太子申说：“吾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即亡过半矣。”遂率轻锐，以一日走两日路程的急行军追击齐军。齐军退至齐边境之马陵（山东范县西南）时，孙膑据魏军行军速度预计当晚追至马陵。马陵道狭地险，两旁树木茂密，便于设伏。孙膑把主力隐蔽于预定伏击地域两侧，并在伏击地域的前方，用战车、大盾、蒺藜等构成野战壁垒以截断敌之进路；又派出万名弩兵，隐蔽于道路两侧森林中，按规定信号发起攻击。不出所料，魏军于孙膑预计时间进入设伏地域，陷入重围。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庞涓愤愧自杀，主帅太子申被俘，从此魏国一蹶不振，“诸侯东面朝齐”，孙膑也因之名扬天下。马陵之战后，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始终支持孙膑的田忌，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迫逃去楚国，孙膑从此也不知所终，仅有所著《孙膑兵法》传世。《孙膑兵法》是继《孙子兵法》之后，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它是孙膑及其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称之为《齐孙子》。据说原书共八十九篇，附图四卷。大约在东汉以后散失。直到1972年，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重新出土。一部竹书可惜仅存三十篇，而且残缺不全。《孙膑兵法》不仅继承了《孙子兵法》光辉的军事思想，而且结合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先秦时期战争实践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珍贵遗产。通过《孙膑兵法》，可以看出孙膑的军事思想。
田 单
田单，战国时代齐国人，是田齐王室的一个支系亲族，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齐滑王、齐襄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00年—前265年）早年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东北）当“市掾（管理市场的一般官员）；在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破齐之后，退到即墨，被推举为守城将军，率领军民坚守孤城5年，后以“火牛阵”战法大破燕军，并乘胜收复齐国失地，被齐襄王封为安平君，并任为相；齐孝成王二年（公元前264年）离开齐国，到赵国任相；此后情况史无记载。
田单最光辉的业绩是其广施谋略，以弱胜强，收复齐国失地。特别是他创造的以“火牛阵”出奇制胜的战例，为历代兵家所称道，成了谋略制胜的战例。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一举攻占了燕都蓟（今北京西），杀了燕王哙，并大肆进行抢掠，引起燕国的仇恨和其他诸侯国的不满。齐军立燕太子平为燕昭王后撤退。此后，齐、燕关系犹如水火。28年之后（即公元前284年），燕国决定报齐破国之仇，派上将军乐毅率燕军并赵、韩、魏、秦联军攻齐，在济水以西（今山东聊城以南地区）一战而击溃齐军。乐毅遣回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让赵军北收河间，亲率燕军向齐都临淄方向继续发展进攻，连下70余城，攻占临淄。
临淄失陷后，齐王及贵族、官吏等纷纷出逃。田单率领的族人与其他贵族、官吏迅即逃至临淄东北的安平。田单估计燕军将会进攻安平，因此他让族人将车轴伸出部分锯掉，并在轴头上包上铁皮。当燕军逼近安平时，齐大、小贵族及官吏争相逃命，车辆拥挤于道，互相撞挤使车轴折断、车轮脱落，被燕军俘虏。但田单的族人因车轴短且包以铁皮比较牢固，得以逃至即墨（今山东即墨北）。
燕军攻克安平后，直指齐沼王逃亡地——莒（今山东莒县）。此时齐滑王已被楚将淖齿所杀。后来，齐臣王孙贾又杀了淖齿，拥立滑王之子田法章为王（齐襄王）。田法章号召军民守莒抗燕。燕军久攻莒城不下。乐毅决定：以右军、前军继续围莒，亲率左军、后军攻即墨。即墨是齐国较大的城邑，“三里之城，五里之廓”，城池坚固，储备充足，防守条件较好。即墨守城大夫率领军民抗击燕军，不幸殉职。即墨军民遂共推田单为将，以抗击燕军。他们说：“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以铁笼车轴头）得全，是多智习兵（富于智慧，熟习军事）。”安平得脱确实显示了田单有超人的聪明才智。
田单受命时面临的是敌强己弱的严峻形势。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田单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团结即墨军民，鼓舞士气，壮大自己的力量；二是分化瓦解敌人，迷惑敌人，削弱敌人。他为此采用了一系列的谋略手段：
身先士卒，激励军民斗志。田单首先整顿扩编了守城部队，将自己的妻妾编入部队，同时调整了防御部署。他以身作则，与军民同甘共苦。城中富人、商人送给他的物品，他全部分给士卒；士卒生病，他去慰问并请医生治疗；他不分昼夜巡视城防，和士卒一起修补被攻破的城墙；燕军攻城，他站在最关键和危险的地方指挥战斗。他的行动赢得了军民的信赖，鼓舞了军民的战斗热情。
乐毅是个有勇有谋的将军。这次率军攻齐，他约束部队，禁止掳掠，并笼络齐国权贵人物，所以攻齐连连告捷。他指挥燕军久攻即墨不下，便改用攻心战法，围城而不打，还后撤9里，筑垒相持，对出即墨城的居民，不但不抓捕，还对困难者给予赈济。田单对此深为忧虑，担心长此以往，必会动摇人心。因而决心逼走乐毅。齐襄王五年（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后惠王继位。田单了解到惠王过去与乐毅有矛盾，认为有隙可乘，遂派反间到燕国散布谣言说：“齐湣王早已死了，而乐毅还没有攻下齐国的莒和即墨两城。这不是他无力攻取，而是故意留而不攻。因为他与燕惠王有矛盾，害怕被杀掉，不敢归燕，所以他以伐齐为名，暗中与诸侯联系，企图在齐国称王。齐国人不怕乐毅称王，就怕燕国换将。如果燕国派别人来接替乐毅，那么即墨就会被燕军攻破了。”燕惠王本来对乐毅好几年都没有攻下莒和即墨两城就有怀疑，听到乐毅要在齐称王的谣言便深信不疑了。于是，他派骑劫接替乐毅统率燕军。乐毅怕回燕会遭到不测，便回到故乡赵国去了。乐毅一走，燕军少了一个深受将士爱戴的统帅，又对骑劫的无能心怀不满，因而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大削弱。而田单却达到了战略目的。
为了麻痹敌人，隐蔽自己的企图，田单将军队隐蔽起来，让老人妇女登城守卫，同时把城里的黄金收集起来，派城里的富豪送给燕军，并佯称：“即墨守军马上就要投降。请你们受降时不要伤害我们的家室妻妾。”骑劫见即墨守城的都是老弱妇幼，以为城中齐军确实已无战斗力，因而对齐军准备投降的说法深信不疑。燕军也“皆呼万岁”，只等着受降，完全放松了警惕。
田单运用的谋略手段，全部达到了预期目的。即墨军民团结一致、士气高涨，战斗力大大增强；燕军统帅昏庸，军心涣散，骄傲麻痹，战斗力大大削弱。田单见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认为反攻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他征集了近千头牛，给牛披上绘有五彩龙纹的红布，在牛角上绑上打磨锋利的兵刃，在牛尾上绑上涂有油脂的苇束，并挑选了5000名精壮士卒，集中于面向燕军大本营的城墙内侧，在城墙底部挖了几十个通向城外的大洞。有天深夜，田单先派部分士卒潜出城外，填平城壕，开辟好通道，同时将牛赶到各出城洞口，然后在统一号令下点燃牛尾的苇束，将牛由通道驱出。牛因尾巴被火燃烧，疼痛难忍，疯狂地奔向燕军营阵，形成一个有正面、有纵深的“火牛阵”，凶猛冲击燕军；由5000人组成的突击部队，紧跟“火牛阵”后迅速出击；城墙上男女老幼敲锣打鼓、呐喊助威。毫无戒备的燕军，夜里正在休息。火牛冲到跟前，他们以为来了神兵天将，遂大惊失色，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立即全军崩溃，被火牛和齐军突击部队杀得落花流水，横尸遍地。主帅骑劫也被齐军杀死。部分燕国残军仓皇逃走。田单乘胜挥师追击，迅速全部夺回了齐国的所有失地，并从莒城将齐襄王迎回临淄听政。齐襄王因田单光复齐国劳苦功高，封他为安平君，并任命他为齐相。
田单为相以后处处谨慎小心，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无大建树。这是由于田单复国功大，在百姓中威信高，而齐襄王心胸狭窄，总是怀疑田单可能篡位，田单不得不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敢有所作为。田单任齐相14年，值得称道的只有率齐军破狄这件事。狄族活动于今山东高青东南一带，独自为政。齐襄王命令田单率军前往征伐。行前，田单拜会智谋之士鲁仲连。鲁说：“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一听很生气，说：“我在即墨一战而破燕军万乘。现在征讨小小的狄族，怎么能攻不下呢！”遂转身就走。结果，田单攻狄“三月不克”，不得不回来请教鲁仲连。鲁仲连说：“将军你在即墨的时候，坐下来则编织盛土的草袋，站起来则拿着筑城的工具修补城墙，与士卒同患难，共甘苦。将军有誓死打败燕军的决心，士卒有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气概。这是大破燕军的根本原因。而现在，将军你拥有采邑万户，有游乐的场所，用黄金作腰带，荣耀国内，有贪图享乐之心，无为国捐躯之意，所以打仗就不会取得胜利。”鲁仲连一针见血指出实质问题。田单猛然醒悟过来，立即回到征狄前线，进行思想动员，鼓舞士气，并拿出在即墨之战时的战斗精神，冒着矢石箭雨，亲自擂鼓指挥攻城，终于攻破狄城，降服狄族。
李 斯
李斯，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08年，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他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出谋献策，为秦帝国的建立和中国的大统一立下了功劳。但他为人品德不正，追名逐利，见利忘义，秦始皇死后，为赵高所收买，助秦二世胡亥为非作歹，最后祸及自身，被赵高陷害而死。不管李斯一生的功过如何，他都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谋略家。
李斯年轻时曾在楚国做过郡掌管文书的小吏。但他雄心勃勃，很不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据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他曾借老鼠在不同场合偷食时的表现作比喻，发出感慨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的寓意是，做人就要做个像在仓库里偷食粮食的老鼠，为所欲为，尽情享受。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弃掉小官不做，离开楚国，跑到当时学术气氛最浓的齐国，投拜荀卿为师。荀卿即荀子，他是当时名闻遐迩的儒学大师。但他的儒学和孔、孟的儒学是很不同的，他的基本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说，被称为“帝王之术”。所以很适合战国末期的形势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李斯就是看中了“帝王之术”才投师荀子的。他曾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可见他是一个不甘寂寞，有着强烈求仕欲望的人。由于他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因此读书认真，钻研精神很强，学业优良，成绩突出，很得老师荀子的赏识，日后亦成为荀子有作为的门生之一。
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了自己的去向和用武之地，以实现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他经过审时度势，认为当时互相抗争的七国中，其他六国不是弱小，就是国王无所作为，唯独秦国最强，秦王政又很能干，将来天下必归于秦。因此，他断然决定投奔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当他向老师荀子辞行时，荀子问他为何要去秦国，他毫不隐讳自己的思想观点，回答说：“要想干一番事业，都有一个机遇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实力最强，雄心勃勃，正在奋力争夺统一天下，那里有用武之地，可以大干一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困是莫大的悲哀。处于贫困卑贱的地位，就要为世人讥笑。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目的。所以我决定到秦国去。”荀子含首，送别了这个志向深远、雄心勃勃的弟子。
李斯为求功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不辞艰苦，到达秦国。他先投在相国吕不韦的门下作舍人，很得吕的赏识，任命他为郎官。但李斯岂能满足这样的地位，他只是把吕不韦为自己能够接近秦王政的跳板而已。果然，机遇不负有心人，秦王政终于认识了他。李斯便主动向秦王献计说：“如果想要干成一番事业，必须要抓住时机。秦穆公时，虽然很强大，但未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当时时机不成熟。经过秦孝公以来的努力，现在秦国的国力已很强大，各国都不如，加上大王你又贤德，因此打败六国有如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下决心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呀！”秦王非常欣赏李斯的见解，器重他的才华，很快提拔他为长史。接着，李斯又为秦王出点子，让秦王派人持金玉珍宝出使各国，游说、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逐个加以消灭吞并。秦王采纳了李斯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重用李斯，提拔他为客卿。
但是，正当李斯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积极为秦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出谋献策，施展才华之际，六国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并不示弱，他们纷纷给自己的国王献计献策，或以武力对抗，或派出间谍到秦国，采取各种方法削弱秦的力量。其中最著名的是韩国派出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游说，鼓动秦国耗巨资修建水渠，想以此削弱秦国的人力物力，牵制秦国东进侵韩。但在修渠的过程中韩国的意图暴露。秦国为之震惊，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演化成了秦宗室贵族与外来客卿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贵族们对秦王政重用吕不韦、李斯等客卿早已怀恨在心，只是慑于秦王未敢发作。这次终于得到了机会，因而群起而攻之，要秦王赶走一切外来之客。秦王被迫无奈，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自然亦在被逐之列。
眼看自己的追求和苦心转瞬之间要化为泡影，李斯岂能甘心！他有抱负，有智慧，也敢作敢为。他不怕犯颜获罪，直接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不仅是一份情词恳切的求职书，而且还充分反映出李斯的才华和谋略智慧，它实际上是李斯贡献给秦王的一份广收贤才强国，进而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政见谋略书。
秦王政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看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后，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再次重用李斯，提拔他为廷尉。
取消逐客令对秦国的作用很大，影响深远。秦始皇坚持接纳、任用客卿的政策，招揽了一大批贤将良才。如史书上著名的王齿奇、茅焦、尉缭、王翦、王贲、李信、王离、蒙恬等都是来自别国的客卿，他们都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李斯不仅为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出谋献策，而且对统一后的秦帝国，如何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也为秦始皇出了许多点子。
其一，实行郡县制。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国经过连年征战，消灭了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幅员空前广大，人口骤然增多的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此时，秦王政虽然改王称帝，自称为秦始皇，但对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统一了的封建帝国的统治，秦王朝内部却发生了意见分歧。秦始皇在召集大臣讨论时，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大批大臣都主张承袭周代的分封制，封秦始皇诸子为王。只有李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以周代后期诸侯互相倾轧，不听周王朝的君令为例，说明分封制不可取，提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集权，加强统一，这样才能天下安宁。秦始皇也不主张把统一的国家，再立许多国，增加不安宁的因素，所以支持和同意李斯的意见。于是，发布诏令，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制的确立，加强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推进了历史的发展。
其二，焚书坑儒。事情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一次宫廷朝贺上，有个叫淳于越的儒学博士，对秦始皇没有按周制分封子弟发表批评意见，他借古谕今，要秦始皇赶快改行分封制，不然的话，天下不会长久。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看待秦王朝的政治，因此同秦始皇坚持的法家思想和政策是格格不入的。秦始皇很不满意淳于越的批评，把他交给当时执掌相权的李斯处理。李斯虽从学于荀子，但他一向推行法家思想，主张严刑苛法。他认为朝野内外的儒家思想和主张，是对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威胁；而儒生们的思想又源于读书。所以他借题发挥，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秦始皇赞同李斯的意见，并由李斯制定出残苛的焚书法令。法令规定，凡秦以外的史书和非博士（掌管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除属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统统烧毁。而且规定了对违背和抗拒禁书令的人处以各种刑罚，轻则“黥刑”劳改（修筑长城），重则处死“弃市”，直至株连九族。
焚书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又下令将咸阳京城里的四百多名儒生活埋。这就是史书上所说“坑儒”事件。
李斯才华横溢，智多谋深，但他的品行不好，是个利禄名位熏心的人。他曾为了自己不失宠，向秦始皇进谗言，杀害了智慧才华比他强的老同学韩非。为了立足进身，高官厚禄，他向秦始皇献了许多好谋略，为秦统一天下、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李斯利禄之心太重，以至晚节不保。秦始皇死后，他在大奸佞宦官赵高的压力下，助纣为虐，为赵高、胡亥出了不少坏主意。结果不仅加速了秦的灭亡，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全搭了进去。
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带着他宠爱的第二个儿子胡亥、大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第五次出巡，这次的路线是南方各郡。他登上了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祭祀大禹，刻石留念。秦始皇为求长生，曾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到蓬莱去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因为世上根本没有长生不老之药，徐福等人不仅没有取回仙药，而且一去不返，下落不明。秦始皇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巡视的路上，所以对身后的帝位承袭未作认真安排，只是在临死前才有意想让有才干的大儿子扶苏继位，并嘱托写了遗诏。但为时太晚了。秦始皇死在回归的路上（今河北钜鹿境内）之后，宦官赵高立即密谋篡权。他要让秦始皇的第二个儿子胡亥继位。因为胡亥无能，只会享乐游玩，而赵又是胡亥的老师，一旦胡亥登基，大权自然就由赵高把持。可是按照惯例和秦始皇的遗嘱，胡亥不能继位。赵高是个野心勃勃、诡计多端的人，他为了办成这件事，就设法拉拢李斯。赵高知道，李斯身为宰相，计多谋深，又深得先帝秦始皇的宠信，在继位问题上举足轻重，而且赵高也深知李斯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功名利禄的人，只要以此向李斯施加压力，李斯肯定屈服。果不出赵高所谋，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禄，竟然与赵高、胡亥勾通，一起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篡改秦始皇的遗诏，逼迫应继帝位的扶苏自杀而死。同时还将支持扶苏的镇北名将蒙恬囚禁害死。于是秦二世在赵高、李斯的扶持下加冕登基了。
应当说，李斯与赵高的结合是被迫的。他对胡亥的昏庸无能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却违心地投胡亥所好，为其出坏点子，起到了加速秦代灭亡的作用。“督责之术”就是李斯为胡亥设计的一套严刑酷法和君王专断的治国计策。所谓“督责之术”，正如李斯所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而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其中心意思是，君主对臣下和老百姓要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害怕刑罚而不敢轻举妄动。李斯还主张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他认为只有这样，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群臣不敢违抗，百姓不敢造反，君王的地位才能稳固长久。
李斯的“督责之术”的理论根据是他的法家思想。但是在当时秦二世对老百姓实行残酷统治的情况下，李斯抛出“督责之术”却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不过，李斯向胡亥进“督责之术”，不仅仅为了讨好胡亥，恐怕还隐藏着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他与赵高两人，始终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都想把对方整掉。李斯想以此促胡亥摆脱赵高，削弱赵高的独宠专权。可惜李斯这一次未能如愿以偿。胡亥只接受了他的“严刑酷法”政策，大行苛捐杂役，奢侈腐败，滥杀无辜，无所不为；而对赵高则一如既往，偏信不疑，恩宠更甚。李斯非但没有削弱赵高，到头来还被赵高借故整死。李斯为了平息人民的忿怒和造反，规劝胡亥停建阿房宫，惹胡亥生气，下令将其捕押入狱。李斯在狱中上书胡亥申辩，都被赵高扣留。赵高还借机向胡亥进谗言谄害，编造罪状，说李斯与其子李由谋反。并用李斯所制定的“严刑酷法”，对李斯重刑拷打，逼迫其供认谋反。李斯经不起严刑，只得屈招。乃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萧 何
萧何，汉初三杰之一，著名丞相。沛县丰邑（今属江苏丰县）人。他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初恢复时期，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治国才能，几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即帝位，接着就论功行赏。5月，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大宴群臣。刘邦问群臣：“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掉天下？”群臣所说不一。最后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有他们，所以我能够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重用，因此最后败在我手中。”从上面的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他最得力的功臣，这三人被称为“汉初三杰”。
后来，刘邦论功封赏时，由于群臣争功，所以一年多也定不下来。刘邦最后定萧何为首功，封他的食邑也最多。很多功臣因此愤愤不平，说他们都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发发议论，做做文字工作而已，毫无战功，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比我们多？
刘邦问大臣们：“你们知道猎狗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用来指示行踪，放狗追兽的是人。如今诸位只是能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追逐目标，那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些功劳怎么能抹杀呢？”大家都无言可答。
诸侯分封完毕，接着是排位次。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余处战伤，攻城掠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
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侯鄂君说：“在楚汉相争的五年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由关中供应，才保证了军队的粮食。陛下有好几次败退把山东都丢了，幸亏有萧何坐镇关中，陛下才能重新振作。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我认为，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
这番议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把萧何排为第一，准许他穿鞋带剑上殿，并封了萧何的父子兄弟十多人。
刘邦即位后，便下诏罢兵归农，让士兵都回家种田、开荒，减免百姓赋税。这时，定都的问题日益紧迫。刘邦暂居栎阳，命令萧何营建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为都城。公元前199年，刘邦来到长安。萧何正在建未央宫，建好了东阙、北阙（高大的宫门），又建前殿、武库、太仓等，刘邦嫌宫室过于壮丽豪华，责备萧何说：“连年战争，刚刚安定，战争的结局还不知怎么样，你为什么修建这么豪华的官室？”
萧何回答说：“正因为天下刚刚安定，才好借机会多征发些人和物来营建富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壮丽才能显出威严，也免得子孙后代再来重建。”刘邦这才转怒为喜。西汉建都长安，历时二百余年，最早规划设计的就是萧何。
汉帝刘邦为巩固政权，寻找借口陆续消灭异姓王。他见韩信功高望重，且握有兵权，就几次借故削去韩信的兵权，最后降为只有虚名的淮阴侯。
公元前197年，阳夏侯陈豨谋反，自立为王。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征讨。当时韩信推说自己有病，没有随同前往。于是，韩信的一个门客求见吕后，告发韩信本是陈豨的知交，这次陈豨谋反，韩信是内应。准备在一天夜里，假传圣旨。把奴隶和犯人释放出来，袭击吕后和太子刘盈。
吕后一听，认为事关重大，便秘密召见丞相萧何。他们两人商量出计策，由萧何参加执行。第二天，萧何就让人去请韩信到相府赴宴。韩信自称有病，婉言谢绝了。萧何就亲自到韩信府上，以探病为由，直接进入韩信的内室。韩信再也无法推辞，只得与萧何寒暄一下。萧何说：“我和你是好朋友，请你去赴宴，是有话对你说。”
韩信忙问有什么话。萧何说：“这几天皇上从赵地发来捷报，说征讨军大获全胜；陈豨已经逃往匈奴。现在朝中的王侯，都亲自进宫去向吕后祝贺。你自称有病不上朝，已经引起人们的怀疑了。所以我来劝你同我一起进宫，向吕后道贺，消除人们的怀疑。”
萧何说的话，让韩信不得不信。所以就跟着萧何来到长乐殿向吕后道贺。哪里知道宫中早就埋伏好了武士，吕后一见韩信中计，喝令刀斧手将韩信绑翻在地。韩信见事情不妙，急忙呼叫：“萧丞相快来救我！”哪知萧何早就避开了。吕后不容韩信申辩，命令武士：把他拖到殿旁边的钟室中杀死。随后，又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一古脑地捕杀。萧何辅助吕后，谋杀韩信，很符合刘邦巩固政权的需要，为刘邦除去了一块心病。
刘邦晚年，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的斗争。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只是由于萧何等大臣的多次诤谏，刘邦才一直未作决定。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萧何辅佐太子刘盈登上帝位，这就是汉惠帝。萧何继任丞相。萧何为相期间，在制订汉朝的典章制度方面还办了一件大事，即作汉律九章。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情况的内容，制成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烦、严酷，使法令明简。公元前193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长期为汉室操劳，终于卧病不起。病危之际，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并趁机询问：“您百年之后，有谁可以代替您来做丞相？”接着惠帝又问：“曹参怎么样？”萧何听了，竟挣扎起病体，向惠帝叩头，说：“皇上能得到曹参为相。我萧何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恨了！”萧何与曹参本有些私怨，这番话表明，萧何为国家为百姓着想，不记宿怨的大度胸怀。
萧何一生勤俭节约。不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朝建立初期，他都表现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治世能臣的眼光和才干。他一生忠心为国，不谋私利，千方百计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在他死后，仍然受到老百姓的敬仰和长久的怀念。
张 良
张良，字子房。城府（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刘邦曾赞其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才能。
张良为韩国贵族出身。秦国灭韩后，张良用全部家财结交刺客，希冀有朝一日，为韩国复仇。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狙击秦始皇失败后，他就更名改姓，流落到了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闲时，喜欢到城外的一座桥上散步，常遇到一位举止奇特的老人。一日，老人坐在桥头，一不小心将鞋掉到桥下去了，张良将老人的鞋捡上来，并帮他穿上，于是老人交给他一部《太公兵法》，并对他说：“13年后，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13年后，张良跟随刘邦路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得黄石。后世称黄石公为“圯（少，桥）上老人”，并流传有兵书《黄石公三略》，共三卷。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刘邦率兵早于西楚霸王项羽进入咸阳，欲“止宫修舍”。刘邦的妻妹之夫樊哙谏曰：“沛公（刘邦）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侈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灞上，勿留宫中。”张良也力劝刘邦接受樊哙的劝告。刘邦听之，封闭秦朝宝库，还军灞上，并与江中父老约法三章。十二月中旬，项羽来到戏（今陕西临潼东北）水，屯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与刘邦对峙。当时项羽有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只有兵10万，号称20万，两军相距40里。翌日，项羽即出兵灭刘邦。
项羽的叔父项伯曾因杀人逃至下邳，投奔张良，张良与之交为好友。闻听此讯，项伯约张良随之远逃以免此难。张良说：“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逃走），不义。”于是，他据实告知刘邦，又约项伯来见刘邦。刘邦与项伯约为婚姻，尽述心声。项伯回营劝项羽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不如因善遇之。”翌日晨，刘邦偕张良率百骑，来到项羽军中谢罪。项羽疑虑解除后，即在军营设宴招待刘邦一行人。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三次举起玉佩，暗示项羽杀掉刘邦。项羽不予理睬；于是范增起身外出，令项羽堂弟项庄去席间舞剑祝寿，借机刺杀刘邦。项伯见状也上前与项庄对舞，并时时护着刘邦。张良见势不妙，赶忙离席告知樊哙。樊哙持剑盾闯到宴上，怒发冲冠，指责项羽不义。项羽赞其勇士，赐座。一会儿，刘邦出恭（上厕所），招樊哙一同离席。在樊哙等人陪侍下，刘邦从小路回到灞上军营，留张良在鸿门宴辞谢。
张良估计刘邦将至军营，便回席上，借口沛公不胜酒力，向项羽奉上白璧一双，向范增赠上玉斗一对。项羽忙问：“沛公安在？”张良答道：“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责备他），脱身独去，已至军矣。”范增得知刘邦逃脱，将玉斗当场击碎，怒言：“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项伯与张良对视微笑，徐徐引退。
鸿门宴后，项羽分封诸侯，将巴蜀和汉中封与刘邦。刘邦部下多以为不平，而张良却劝刘邦隐忍以成大事：利用巴蜀物富民丰之利，暂避混乱局面，静观其变。刘邦听从张良之计，入蜀后烧掉栈道以示自己并无野心，迷惑项羽；并依靠韩信，争取英布，联络彭越，以图一统天下的大业。为使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张良可谓是鞠躬尽力了。
公元前204年，刘邦于荥阳阻击项羽。谋士郦食其让他分封六国后裔，以解燃眉之急。张良赶到，劝阻道：如果现在分封六国旧王，将士们就会离您而去，各归旧主，如此等于自取灭亡。刘邦急忙追回印绶，避免了一场灾难。
第二年，韩信破齐，在酒席间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刘邦怒欲斥之，多亏张良脚下暗示。刘邦会意，转开话题说：大丈夫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啊！遂命张良将齐王印绶给韩信，并劝他出兵夹攻项羽，果收奇效。后来，项羽无力再战，提出与刘邦划江为界，中分天下。张良建议他撕毁协议，趁楚兵疲乏追杀到底，终于迫使西楚霸王乌江自刎。
西汉王朝建立后，张良深知刘邦为人，只要了一个贫瘠地区做食邑，并称病，专心地整理注释春秋战国以来的一百八十二家兵书，将其删定编册，不再出面过问政事。
陈 平
陈平（？～公元前178年），生于阳武户牖乡（河南省原阳东南），出身寒微。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大乱，投奔魏玉咎，未被重用。又投奔项羽，不和，又逃出投靠汉高祖刘邦。刘邦与之一谈，即信任有加，成为刘邦重要谋士，献奇计，除危机，助刘邦统一天下。刘邦死，吕后专权，汉处多事之秋，丞相陈平圆滑应变，曲意迎承，稳住汉室统治。内心里却深谋韬晦。吕后一死，陈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诛戮吕氏族人，恢复刘氏天下，延续汉朝统治。
公元前205年，刘邦占领关中，率五十万大军袭击项羽根据地彭城，遭项羽反击，吃了败仗，刘邦逃到荥阳，整顿败兵，重新布阵。项羽发兵袭击固守荥阳的汉军粮草。刘邦在不得已情况下，请割让荥阳以东之地向项羽求和，遭项羽拒绝。陈平献计说，项羽性多疑，请大王给我几万两黄金，我愿为大王行反间计，离间项羽君臣，等他们君臣反目，再发兵破楚。刘邦依其计，交给陈平四万金，说：“你就全权处理吧。”陈平用这些金钱在楚军中收买间谍，散布谣言，说“钟离昧等大将为项羽立下大功，却没有得到封地，就串通汉王刘邦，准备内外联合消灭项羽，以便分得领地，各自称王。”没多久，项羽果然对钟离昧等大将起了疑心。
项羽派使者到汉营，陈平款待。命侍者准备了招待君王的盛宴，待到楚使进来，他却故作惊奇地说：“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人呢，原来却是项羽派来的。”说着，命人另外备一份很粗劣的酒食，故意怠慢来使。
使者受到羞辱，非常恼怒，回去后，把陈平的话和如何慢待他们如实报告项羽。项羽疑心顿生，剥夺亚父权柄，拒绝听他的意见。亚父一怒之下回了家乡，一路上悲愤交加，背上毒疮发作死于途中。
亚父是一个谋略很高超的人，一直替项羽运筹帷幄，多次以奇计使高祖走投无路。亚父，是项羽感激范增的智谋大功而给他的尊称。陈平反间计成功，范增被赶走。这时，楚王项羽把汉王刘邦围困在荥阳（今河南荣阳东北），情况万分危急。夜里，陈平集中荥阳城中两千多妇女和儿童冒充汉军，大开东门，汉军在后，楚军涌向东门，刘邦趁机从西门逃走了。刘邦逃出，重整旗鼓，再集兵力，而项羽失了智囊，从此后被迫转攻为守了。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登上帝位。陈平被封为曲逆侯，以奇计谋略协助高祖平定叛乱。公元前201年（汉高帝六年），有人报告说韩信谋反。诸将请赶快发兵捉拿韩信。刘邦问计于陈平。陈平问：“陛下的精锐部队与楚国比谁更强？”刘邦说兵力略逊于楚（刘邦立韩信为齐王，后徙为楚王）。陈平又问：“陛下的将领用兵之才有超过韩信的吗？”刘邦说：“没有谁能赶得上。”陈平说：“军队不如楚国精锐，将领不如韩信，而要发兵攻打韩信，这就会促使韩信起兵反抗，这对您是很危险的。”刘邦问陈平怎么办，陈平献计说：“南方有云梦泽，您假装巡游云梦，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县）会见诸侯。陈县在楚国西部边界，韩信听说您巡狩云梦，一片平安和好之意，必然以为不会有什么变故而到郊外迎接您。等他拜谒您时，您乘机抓住他，这只需要一个力士就能办到。”高祖依陈平计，派使者通告诸侯到陈县聚会，“皇上将游云梦”。然后起驾。还没到陈县，楚王韩信果然在郊外大路上迎接。高祖预先有了安排，韩信一到，立即把他捆绑起来，带回洛阳。
公元前2印年，陈平随高祖率军进攻匈奴。军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为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兵包围在白登山。救兵难至，粮草不继。高祖危在旦夕，忙向陈平问计。陈平让人画了一张美人图，派秘使送给冒顿妻子阏氏，对她说：“汉朝这样的美人很多，我们想挑选一个最美的献给冒顿，求他解白登之围。”阏氏知道冒顿得到新美人自己就会失宠，如果放刘邦一条生路，就可排除自己失宠的危险。于是就去劝谏冒顿，说：“与汉近邻，为何要你死我活地征战。就算这次胜了，也无法久居汉朝领地。何况以后不一定会胜呢？”冒顿正在犹豫之中，听了阏氏建议，就网开一面，高祖乘大雾脱离了包围。
孝惠帝死后，吕后执政，她首先想的是如何扩张吕氏势力，打算把族人封为各地的王侯，吕后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祖曾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所以绝不可分封吕氏子弟为王。”吕后很不高兴。又问陈平和太尉周勃，两人却欣然同意说：“以前高祖君临天下，分封刘氏子弟为王，现在太后既然称制，分封吕氏子弟为王，当然也行。”吕后听了非常高兴。王陵退朝后责备陈平和周勃，说：“高祖盟誓，你们俩都在，现在高祖刚刚驾崩，太后就背约封吕氏子弟，你们却一致同意，是何居心？有何面目对地下高祖？”二人笑说：“直言进谏，我们不如阁下；安定汉室，延续刘氏政权，阁下就不如我们了。”吕后不能容忍王陵和她唱反调，就假意提升王陵为皇帝太傅。太傅官位居三公之上而无实权，王陵此次徙官实是明升暗降，被夺了相权。王陵大怒，借口有病而辞职，闭门不出，后郁郁而死。
赶走王陵，吕后就提拔陈平为右丞相。左丞相是吕后心腹审食其。此人与吕后狼狈为奸，掌握了实权。陈平知此内幕，只尸位素餐，应付差事。
樊哙是吕后的妹夫。高祖病危时，有人毁滂说他勾结吕后，等刘邦去世后夺权。这时樊哙正率军攻燕。刘邦听到传言大怒，派陈平送绛侯周勃取代樊哙去统率军队，并将樊哙就地斩首。陈平知道吕后的为人，没有将樊哙斩首，而是把他逮捕之后，送到长安，这时，高祖已经死了。吕后果然释放了樊哙，并恢复了爵位和食邑。樊哙的妻子吕须（吕后妹）对这件事一直怀恨在心，多次在吕后面前说陈平的坏话：“陈平身为丞相却不理正事，每天饮酒作乐，玩弄妇女。”陈平听说了，反而将计就计，更加沉湎酒色。吕后本来就不愿意让陈平多管朝中之事，以便自己独断专行，听了妹妹的谗言，反而正中下怀，暗暗高兴，心想：不用担心陈平了，吕氏天下可稳如泰山了。后来她又当着吕须的面对陈平说：“俗话说：‘妇女娃娃的话不可信，就看你对我怎么样了，不要怕吕须说坏话。’”
从此，吕后就更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大封吕氏子弟为王，陈平也假装同意，唯唯诺诺。公元前180年，吕后一死，陈平就和太尉周勃合谋，诛灭吕氏家族，拥立代王为孝文皇帝，恢复刘氏天下。陈平表面迎合吕后，内心老谋深算，暗中布置，一俟时机到来，就立即行动，一举成功。陈平一生，阴谋阳谋都擅长，又通“黄老之术”，当丞相10年，处世有方，不但使汉室统治不倒，自己也被后人誉为贤相。
晁 错
晁错，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著名政治家，在经济思想上主张“重农抑商”，对当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
晁错少年时非常聪明，随当时大学者张恢学习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家学说，领悟颇深。汉孝文帝时，朝廷中竟然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人。《尚书》是一部治世经典，汉孝文帝为此耿耿于怀。后来皇帝听说济南有一隐士，姓秦，潜心钻研《尚书》近90年，便想召他入朝，但年龄太大，根本不可能入朝为官。无奈之下，皇帝令太常派人前去学习他的研究成果。晁错当时正在太常府中任职，因其才华被太常看中，于是得以亲赴济南学习秦隐士的研究成果。不久，晁错学成归来，在汇报学习成果时，竟能学以致用，根据《尚书》中的典故，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治理国家的经济方案。皇帝非常高兴，马上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也就是太子的老师。口才极佳的晁错显然很胜任这个位置。不久就赢得了太子的宠幸，并被太子称为“智囊”。不过这时的晁错并未对国家发挥多大作用。他好几次上书孝文帝，提出自己对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一些想法，孝文帝都没有听从。虽然被提升为中大夫，但晁错仍感到被冷落。而由于太子的极力称赏，晁错不免与其他大臣逐渐形成隔阂。如当时的袁盎等，与晁错的关系都不融洽。
太子即位后，即历史上有名的汉景帝，晁错得以风光无限，立即被重用为内史。凡有所奏议，皇上无不言听计从，一时权倾朝野，许多法令都根据晁错的意见作了修改。当时的宰相对此深怀不满，但却无能为力。有一次，晁错觉得自己的内史府位于太庙墙外的空地上，每每从东门出入非常不便，就让人将太庙外的围墙打了一个洞出行。丞相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为震怒，准备以此为借口奏请皇上，杀掉晁错。但消息灵通的晁错听到这个消息后，竟连夜求见皇上，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仔细地先向皇帝禀报过了，并得到了皇帝的理解。因此，第二天丞相准备向皇帝告状时，皇帝轻描淡写地说；“这只不过是凿了围墙，不是庙墙，因此，不算犯法。”丞相无可奈何，回来后冲属下大发雷霆：“早知道这家伙恶人先告状，还不如把他先斩后奏了呢。”这件事对丞相是个致命的打击，不久他因心情郁闷而一病不起。朝廷中少了一个重要的对手，晁错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了。
很快晁错得任御史大夫，开始力主募边实民，削夺诸侯封地，并以此巩固中央集权。皇上召集诸位大臣商量此事时，由于大家知道这个提议是晁错提出来的，竟然几乎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不久，晁错很快制定了关于此事的三十章法令，一时诸侯哗然，仇恨晁错之心大盛。晁错的父亲听到消息后还专程从颍川赶来劝说晁错：“你为朝廷办事，为什要得罪这么多人呢？”晁错不听，说：“如果不这样，中央的权力就得不到保障，皇帝又岂能安宁？”晁错的父亲仰天长叹，回去后马上服毒自杀了，因为他预料到晁错必死无疑。半个月后，皇帝迫于压力，不得不将晁错斩首。但晁错死的时候穿的仍是朝服，可见汉景帝对晁错的宠爱并未改变。
这次叛乱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诛晁错”，最后皇帝仍不得不派兵镇压。皇帝后来也认识到晁错所为实为国家着想，不禁大为悔恨，但为时已晚。汉朝经此一乱，国力渐衰。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时，专有一章写晁错事迹，由此亦可见晁错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周亚夫
周亚夫（？～公元前143年），沛人绛侯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即已任河内郡守；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受封条侯，“续绛侯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入边，烽火直通长安，亚夫受命以河内守为将军屯细柳，与将军刘礼、徐厉共卫京畿。周亚夫营纪律严明、制度整肃。汉文帝极为赞赏，拜为中尉。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濞与楚、赵、胶东、胶西、菑川、济南等七王举兵叛乱，直抵长安。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率兵平定叛乱，仅三个月，七国皆平，七王或被杀或自杀。
这次平叛战争，关系到汉室的巩固、发展，及汉王朝的统一，也关系到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贯彻。对汉及其以后的王朝均有极大的影响。周亚夫以大致相当的兵力，一击而胜，成为汉代的名将。
刘邦翦除异姓诸王后，曾与诸大臣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大封刘氏子弟为王。他以为凭血缘关系，可以避免王室孤立，期能共保汉室。殊不知权位之争并无亲疏之别，子杀父，弟杀兄，屡见不鲜。大封同姓诸王，恰恰种下了吴楚七国之乱的祸根。经过铲除吕后和外戚诸吕之乱，同姓诸王的权势更为显赫。他们“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控制着南北各地大片地域。汉室直辖地区仅十五郡，而诸侯王的封地竟达三十九郡。各诸侯国可自置除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的财政、军事大权。吴楚七国都在山东、江淮富庶地区，他们的经济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积累，经济力量最强的吴国所铸的钱币流通全国。
文帝时著名的政治家贾谊、晁错等不断上疏，指出当时“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已形成尾大不掉的危险局面；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其支郡”等削藩建议。文帝、景帝先后采纳这一建议，于是汉室中央与吴、楚等诸侯王之间削藩和反削藩的矛盾，成为当时突出的矛盾。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辈份最高、封地最广，辖有扬州、会稽、豫章等郡，都城在广陵（江苏扬州），广产盐铁，财力富足，早有觊觎帝位的野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军力的扩充和中央削藩政策的推行，暗中串通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菑川王贤、济南王辟光，以诛晁错为借口，于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起兵发动叛乱。吴王刘濞亲自率吴军二十万人，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号称精兵五十万，要“匡正天下以安高庙”，锋芒直指长安。
梁国是文帝次子刘武的封地，辖四十余城，首当吴楚大军之冲。正月，棘壁（河南永城西北）一战梁军数万被歼，吴楚军乘胜西进，围攻梁都睢阳（河南商丘南）。
景帝初闻七国反时，为吴相袁盎所误，以为“急斩错以谢吴，吴可罢”，错杀了晁错。刘濞叛乱的目的是夺取皇位，岂是为一晁错。刘濞拒见汉使，围攻睢阳如故，景帝这才决心平叛，以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击吴楚军，命郦寄、栾布率军击赵、齐，以宿将窦婴为大将军，率军屯荥阳以支援各方。
周亚夫受命击吴楚时，向汉景帝建议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在景帝同意后，他采取了下述措施：
周亚夫受命后，立即令各军到荥阳集中，自己准备走直道经殽山、渑池、洛阳去荥阳。有名赵涉者拦车献策说：“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指深入敌后的伏兵）于殽渑（殽山、渑池间的险路）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周亚夫采纳了这一建议，即改道出武关直指洛阳。搜查殽渑间，果获吴伏兵。赵涉的建议很有见解，吴王派出伏兵刺杀主帅，假如得逞，将造成后方紊乱，会破坏汉军计划，有利于吴楚军鼓舞士气和迅速西进；而汉军若能迅速地按计划集中荥阳，则可表明景帝平叛决心大，汉军素质好，可收先声夺人之效，对其他各有打算的叛王，也可以起到使其犹豫徘徊的作用。
周亚夫“会兵荥阳”，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冲，系兵家必争之地。荥阳以西，北有黄河，南有嵩山，中有殽渑之险，是豫西、陕、洛的屏障；而荥阳以东则是一马平川，利于汉军车骑行动。汉军迅速顺利地集中荥阳，不仅占有武库兵械，据有敖仓米粮，保证了军队的物质供应，而且也扼制了关中的门户，能确保京师的安全。对固守待援的梁国，也能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更重要的是“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从而加强汉军的战斗力。所以周亚夫到荥阳时高兴地说：“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以梁委吴”是周亚夫战略运用的核心。梁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河南杞县西南），四十余城，多大县”，是人力、物力、财力都较强的大国。梁孝王刘武，是太后的少子，景帝的同母弟，又有宿将韩安国为之辅佐，而梁都睢阳，则是防御设施良好的坚城，易守难攻。吴兵虽众，在刘武与韩安国的坚守之下，必不可能迅速攻下。周亚夫深入分析了梁的地位、战力和作用之后，认为“吴兵锐甚，难与争锋”，即使两军会合，也难以限制吴楚军的行动；但“楚兵轻，不能久”，若“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俟其精锐尽耗坚城之下后，再行进击，必可一战而胜。周亚夫遂决定东据昌邑（山东巨野东），与睢阳成犄角之势。如睢阳尚能守，则坚不出，以待吴楚军力竭自疲；如睢阳危，则挥军南下，直击吴楚军之背；且昌邑在睢阳东北，向东南进击，就可威胁楚都徐州并切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有后顾之忧。这样，不援而援，委而不弃，以此来消耗吴楚的精锐，使其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确实相当高明。睢阳以南是淮河水系，昌邑之北是黄河和大野泽，睢阳、昌邑地区是无法绕过的，何况窦婴还在荥阳控制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所以周亚夫这招棋一下，吴楚军受制的态势就形成了。
吴楚军知周亚夫已屯昌邑，于是加紧进攻睢阳，刘武多次遣使请援，甚至向景帝告状，周亚夫均毫不动摇，坚壁不出。只派弓高侯等将率轻骑出淮泗口（江苏淮阴市西泅水入淮处）断吴楚军粮道。直至吴楚军攻势顿挫，无法西进，军力大为削弱时，周亚夫才率军南移下邑（安徽砀山），直接威胁吴楚军的退路，但仍坚壁不战。吴楚军西进受挫，退路又受威胁，不得不转攻周亚夫以寻求主力决战。吴楚军虽然数次挑战，周亚夫始终坚壁不出。刘濞企图以声东击西的战法击败汉军，派一部兵力佯攻汉营东南，而以主力精兵暗袭汉营西北。周亚夫识破其谋，采取明防东南，实备西北的方法，迎头痛击，大败吴楚军。这时吴楚军“士卒多饥死叛散”而去，吴楚军不得不引兵退走。周亚夫率精兵乘胜追击，再次大破吴楚军。刘濞逃至江南，被吴越王诱杀，楚王刘戊自杀。其他战场，胶西王及赵王亦自杀。仅三个月时间，吴楚七国之乱皆平。
周亚夫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制敌机先，即在战略运用上要比敌方棋高一招，一开始就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逐步将敌逼入困境，尔后击其饥疲，一举破之。
七国叛王联盟，在政治上的共同点是反对削藩，但对汉室中央的军事力量都有所顾忌，且各有打算：有的要推翻汉景帝，夺取全国统治权；有的患扩大地盘，增强力量；有的则只想保住封地，保住军、政、财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开始的形势对战局的发展关系巨大。如叛军旗开得胜，长驱直进，则叛王联盟就会加强，叛王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甚至原持观望态度的也会跟着参加。而汉室方面则必然人心惊恐，战区扩大，不仅调动物力、集中兵力增加许多困难，甚至能否稳定战局，控制战事的发展也颇成问题。反之，如果汉室决心果断，汉军集中迅速，叛军行动受挫、受限，则叛王们的观望情绪就会增长，有的甚至可能犹豫、动摇，形势发展会正好与上述相反。
叛军以吴楚合势为主力，由彭城西进，一开始就受到梁国的坚决抗击以致顿兵坚城之下，这正好为实现制敌机先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制敌机先酌首先要求，是必须能使汉军迅速集中荥阳，并尽快东进抢占战略要点，使梁国不致孤军作战，以便能利用睢阳坚城消耗疲惫叛军。周亚夫在这一点上完全做到了。
周亚夫的作战指导，是“以梁委吴”，“坚壁不出”，“绝其食道”，击其饥疲。汉军集中荥阳并占了昌邑之后，就已反客为主，能以大致相当的兵力，组织防御战役来完成战略进攻的任务了。这一指导，代价小，平叛快，的确非常巧妙。
梁国棘壁一战，损失数万，吴楚乘胜而进，梁军又败，最后坚守睢阳。周亚夫大军“以梁委吴”，不救睢阳而北走昌邑，在吴楚军加强攻梁、梁王数遣使求救的情况下，仍然坚壁不出。这种作法，从理论上讲很好理解，但实际做起来却非常难。“以梁委吴”，必须委而不弃，恰当地掌握火候。“委”到什么时候呢？要“委”到梁王虽竭尽全力但还能勉强支持的时刻，否则就不能达到最大限度削弱吴楚军的目的。当然，周亚夫还掌握了两张王牌，一张是遣轻骑出淮泗口断吴楚军粮道，一张是向南挺进，直接威胁吴楚军后方，所以心中较有把握。但梁王在围城内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万一吴楚军突入，就要城破身亡，因而一再请援。周亚夫顶住了梁王的求援已很不容易，更何况梁王上诉景帝，请下诏出援，景帝也果然下了诏，周亚夫竟“不奉诏，坚壁不出”，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梁王是景帝的亲弟，太后的爱子，万一睢阳失守，梁王有失，周亚夫是要被杀头的。他能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坚持自己的作战指导方针不变，这在封建时代的确是罕见的。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周亚夫指挥的坚定了。
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大举入边，三万骑入上郡（陕西榆林南），三万骑入云中（内蒙呼和浩特西南），烽火直达长安。汉文帝除派军防守狐（河北蔚县东南）、句注（山西代县西北）、北地（甘肃庆阳西北）外，令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屯细柳（陕西长安西北），宗正刘礼为将军屯霸上（陕西长安东），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屯棘门（陕西长安北），以保卫长安。文帝亲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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