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之舞：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做真实的自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哈丽特G.勒纳（Harriet G. Lerne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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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之舞：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做真实的自己试读：

致谢

在这本书写作之初我就意识到，我不想让自己的写作受到局限，所以能够写人生经验这样一个内涵宽广、层次丰富、变化万千而又客观的主题，我感到非常开心。但我也得先提醒读者们，你们正在阅读的这本书，将不会是一本秩序井然、包罗万象的书，它也没有思想或行动上无懈可击的逻辑。相反，我希望我的读者们会被这本书小小地震惊，从而去思考一系列发散开来的丰富主题，然后感到不虚此“行”。

能够写成这本野心勃勃的书，我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然而年代久远，我很抱歉我不能直接开始将所有为本书做过贡献的人列出来，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慷慨为我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众多朋友们。

我亲爱的朋友杰弗里·安·古迪，她从始至终都在为我打气、振奋精神，对我的书稿提出绝妙的建议，在我丧气的时候及时提醒我坚持。她的丈夫托马斯·福克斯·阿弗里尔也阅读了我的整本手稿，并且做出了至关重要的指正。有这样两位优秀且肯放下自己的计划来为我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作家朋友，我感到自己无比幸运。

这本书的面世还要感谢一个人，我的经理杰·琳恩·沃利，是她说服我说好戏还在后头，不要提前退休（虽然我也没有真的这么打算）。我们俩深厚的友谊，她长久以来对我作品的信心，还有她默不作声地完美掌控幕后工作的能力，都支持着我开始并完成这部作品。她的存在拓展了我生命的外延，丰富了我生命的内涵，帮助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托皮卡社区的朋友们都对我的书稿或多或少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我一起展开了对本书主题的思考和讨论，或者以其他方式鼓励和帮助我写作。感谢亲爱的艾米莉·科弗兰，她的存在始终鼓舞着我。还要特别感谢艾伦·萨菲尔、南希·麦斯威尔、玛丽安娜·奥特里歇和朱迪斯·库茨。感谢哈里斯E.韦伯曼和雪莉·里维瑞娜对我早期手稿的评论。感谢我曾私下采访过的无数女性，她们对于我的刁钻问题——亲密关系中的隐瞒与诚实，坚定地给出了真实的回答。

本书是我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经由我全能的编辑简妮特·古德斯泰因之手（她对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出版的第三本书。她总能敏锐地发现问题所在，并且她还有一个更罕见的四两拨千斤的才能——她一个小小的建议往往能收到很大的成效。我要感谢我挑剔的文字编辑安·安德尔曼，感谢哈珀·柯林斯的其他工作人员为我这本书的成型、促销和宣传等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我非常荣幸能够遇到这样一家适合长期合作的出版社。我还想感谢凯伦·沃德、丽萨·列布曼、斯蒂芬妮·冯·希尔施贝格和《新女性》杂志社的工作人员，我有幸能够在这本杂志上开每月一次的建议专栏。

我还很感激我认识的女权主义支持者朋友和同事们，她们都非常出色，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我要向霍利·尼尔和简妮·马莱克表示诚挚的感谢，她们对本书的每一章都做了细致的点评；感谢帕特里夏·克莱恩·弗里西奥夫对我作品的支持，并且将它带到了瑞典；感谢索尼娅·约翰森和杰德·迪福里斯特的热情分享；感谢莫莉·卡森对我最后成稿的热烈回应。

感谢梅宁格诊所为我提供写作大本营的支持，从我到梅宁格诊所之初，皮特·诺沃特尼就肯定并支持着我的写作计划，感谢写作过程中加入我的各位，多亏你们向我提供的工作帮助，我才能一边工作、一边完成这本书的创作。我还要特别感谢玛丽·安·克利夫特，她一丝不苟的编辑检查功不可没，整本书稿都经过了她的检验。感谢梅宁格图书馆的员工和艾丽诺尔·贝尔，他们为本书注解的完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卡罗琳·康格，她从事着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教师，她非常善于唤醒他人的洞察力，激励他人发现自己的智慧和价值，她向我展示了关于真理的全新角度。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丈夫斯蒂夫·勒纳，将近25年来，他一直是我最珍贵的朋友和同事，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感谢他对我的爱、鼓励和对我作品的坚定信心，他为我的人生带来的意义和改变超过语言所能表达的极限。智力成果致谢

作家通常会说自己的书是很多人的智力成果，因而怎样向他人致谢都远远不够。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这句话如此正确而真实。因为本书的主题同属于女权主义理论和心理治疗实践两个范畴，我接受过的职业训练和女权教育都在成书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现在回过头来追究这本书里出现的所有想法的“版权”和来源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这么做甚至还显得有点虚伪。虽然我在本书的注释中尽了最大努力去感谢向我提供智力支持的书籍和作者，但难免会有遗漏，在这里我要提前表达我的歉意。

首先我要感谢一部分人，是他们的作品直接或间接地给了我很多灵感：西塞拉·伯克的两本关于保密与谎言的伦理意义的重要著作，波琳娜·巴特为本书的第5章贡献了标题。我还要感谢以下人士的重要作品对本书章节的启发：卡罗琳·海莉布朗（第5章、第6章）、佩吉·麦克因托什（第6章）、伊万·因伯·布莱克和佩吉·佩普（第10章）、佩吉·沃韩（第11章）、罗莎贝斯·摩斯·康特和伊丽莎白·卡玛尔克·米尼什（第13章）、奥德利·洛德、索尼亚·约翰森和简·泰特（第12章）。

特别感谢艾德丽安娜·里奇，她的著作《生自女人》（Of Woman Born）和《谎言、秘密与沉默》（Lies,Secrets,and Silence）对本书的探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非常喜欢里奇女士讲述和书写真相的方式，非常激烈、急切、执着而充满热情，她的卓越作品（包括13本诗集）在女权主义革命中意义重大，对我的影响也极深。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这些女权主义团体的存在，我就只能在黑暗中独自摸索，不痛不痒地写一些并非我所想的东西。

我从我那天赋极高的好朋友玛丽安娜·奥特里歇那里学到了很多，她邀请我加入了两个她发起的项目，一项是我们早期在托皮卡社区组织的交流工作坊（主题分别是“直来直往”（Talking Straight）和“为平等而战”（Fighting Fair）），另一项是在梅宁格开展的系列讲座“历史背景下的女性”（Women in Context）。我还想感谢伊丽莎白·卡玛尔克·米尼什关于民主的言论，它们的丰富内涵极富启迪性，也寄托着她的殷切期望，而她的丈夫西·卡恩通过语言的再组织和音乐，帮助传播了这些观点。

本书的写作还大大依赖于我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的职业经验，在我的职业培训中，我遇到过很多非常棒的心理分析和家族制度理论老师。我非常感谢凯瑟琳·格伦·肯特在我们多年的交往中教导我“思考制度”，并帮助我将“鲍文家庭制度”理论实践于我的生活和工作。她对于默里·鲍文的研究在本书中有一定体现。我还要特别感谢斯蒂芬妮·弗莱拉一篇关于欺骗的杰出论文。当然了，以上所有人并不一定喜欢我借用他们的想法，也并不是他们所有人都和我看法一致或同意我的结论。总之我为这本书的言论承担一切责任。

很多女权主义的心理分析学者向我提供了帮助，首先是我的朋友特蕾莎·伯纳黛特，她是心理健康领域首位关注女性愤怒主题的专家；然后是简·贝克·米勒和她的经典著作《女性新心理学》（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她将女性的从属地位和女性在真相和谎言中进退两难的困境联系了起来，我要感谢她这本重要书籍的问世，还要感谢她随后做出的一切努力。

感谢以下人士对我的种种帮助和我们之间的友谊：苏珊·克洛斯、乔安妮·舒梅克、佐治亚·克里亚斯、乔·安·克雷斯坦、克罗迪娅·别普克、埃莲娜·普罗斯塔克·博兰德、詹妮弗·奈尔·胡佛、贝蒂·霍普斯、帕特里夏·斯皮尔伯格·海蓝德、南希·杰尔、多莉丝·简·切迪亚克，我的女性团队，以及我智慧幽默的笔友卡罗尔·塔弗勒斯。我爱我的爸爸妈妈阿齐和罗斯·古德霍尔，我的姐姐苏珊·古德霍尔（同时也是我在青少年出版社的联名作者），我亲爱的儿子们，马特和本·勒纳。最后，感谢我的读者们，感谢你们始终向我传达着充满爱意和感激的消息，也为我带来各种挑战。第1章托尼和火星人

12岁的时候，我说了一个谎，这个谎言在我之后的人生里面一发不可收拾。我当时有一个住在布鲁克林区和我一街之隔的朋友玛拉，我告诉她：我和一个叫作托尼的外星人有着秘密联系。玛拉和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断断续续地做着彼此最好的朋友。

我告诉玛拉，托尼让我找一个人约会，否则我可能会遭到厄运，然而当时还没有人约我出去过（并且我觉得也没有人想过约我），于是玛拉要给我安排一个约会，事前双方没见过面的那种。玛拉是一个一旦下决心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会做成的人，她立刻带着她一贯的热情和动力投入到了这个计划。约会如期而至，托尼却不见踪影。

随着我和玛拉的关系日渐深厚，我告诉了她更多关于这个星球和托尼这个人的细节，他的性格、外貌。托尼成了一个我只能告诉玛拉，而她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存在，我把他描述为一个好心、有趣的伙伴，会和我分享好玩的事情。别人身边的闺蜜都在不断更替，而我和玛拉的亲密关系却始终如一。是托尼的存在加固、稳定了我们的友谊，让我们对彼此更加忠诚。而我则是这段我、玛拉和托尼的“三角关系”中的指挥和领导者。

我不记得在我的故事里，托尼多久会来地球一次、每次待多久，但在我让他淡出我们视线之前，应该一年至少有一次“拜访”。多年以后，我和玛拉都将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毕业时，我含泪向她坦白了事情的真相，托尼是我编造出来的。其实那个时候，托尼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很久了，我们谁都没有工夫去回忆或是思考他的存在。玛拉一直没有去深入地调查我小小的跨星球故事，她用这种方式保护了我，也保护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毕竟一旦她真的去调查了，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当我们最后一次坐下来谈论这件事时，玛拉的态度愉快而宽容，和我希望的一样，我们俩之间的友谊仍然和过去一样亲密无间。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读心理分析博士学位。在一次临床心理学的训练项目上，我向大家坦白了我的“托尼”故事。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心理分析师可能会把我的这一经历评估为病态心理。我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撒谎的行为在个人、公共，尤其是政治生活中是稀松平常的，但“说谎者”的标签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我们常常会把它和病态心理和原罪联系在一起。我知道有些父母会严厉地惩罚撒谎的孩子，比他们犯下其他任何错误都要严重。我还听到一些平日冷静的父母失控地朝他们的孩子大叫：“你再对我撒谎试试！”无论是撒谎的人还是撒谎的意图都如此面目可憎，以至于我们很难温柔地去思考谎言在儿童和成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连保持客观都无法做到。

我的心理分析师（巧的是他也叫托尼）对我的案例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客观而理解的态度，因为无论在心理分析领域还是生活的其他方面，自我贬低或埋怨都不会增加一个人的洞察力或对自己的理解。从我和父亲之间疏远的关系，以及我第一次向玛拉提到托尼后约会失败带来的沮丧入手，我们一同研究了我的案例。

1979年，我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儿子，随后我遇到了一个健康危机，这次危机促使我回头去研究我12岁那年我母亲收到的子宫癌晚期诊断。那年我母亲48岁，被宣告只剩下一年的生命。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诊断结果和医生关于她寿命的预言，但我潜意识里肯定已经感觉到了什么。而现在和我父母聊起这些时，我意识到就是我母亲生病的那一年，托尼“走入”了我的生活。

回想那一年，各种各样的谎言浮现眼前，而最开始的就是我母亲就医的痛苦经历，当时的医院和制度对她隐瞒了各种事实。在长时间的阴道出血被误诊后，我母亲又因为阴道大出血而被送到医院进行了扩宫和刮宫手术，这项手术导致医院给出了这样的诊断：未知浸润性癌症。她的医生（这个人可能存在各种误判和失职行为很久了）告诉了我父亲这一诊断，并且要求他保密。之前的手术结束后，在我母亲收拾东西准备出院时，医院突然通知她继续住院接受第二项手术来“扩张子宫”。然后她的医生就以这样含糊不清、明显失当的解释为借口，在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她实施了子宫摘除手术。从麻醉中醒来，我母亲陷入了无法解释的剧烈痛苦，并且对一切感到迷惑不解。

但我的母亲一直都没有找她的主治医师对质过，直到出院时医生推荐她接受放射治疗，她才质问他自己的诊断结果。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握住她的手，告诉她享受生活，尤其是性生活。他没有提到癌症，她也没有追问。她身体的一小部分，一定是拒绝听到那个词被说出来的。而随着她被转到长期放射治疗科治疗，不用医院告诉她她的诊断结果，她也知道了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随后的几年里，“癌症”再也没有在我家人的嘴里出现过，也没有人敢谈论我母亲的健康状况。然而无法解释的是，她也没有像医生预计的那样大限将至。因此成人之后，我们都得以和她谈起她被确诊癌症之后那灾难性的一年。我和我的心理分析师对这个背景的回溯也让我意识到，当我编造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托尼的故事时，我是多么的无助而孤独。

整个家庭的感情中心——我的母亲，面临着死亡；苏珊，我唯一的姐姐，刚刚进入巴纳德学院，很快要搬进城里住，她就要在那里安顿下来，开始自己的成年生活。我母亲悄悄准备好了要对弟弟和嫂子给出的解释，然后在布鲁克林的另一个地方找了一间公寓，带着我一起住了过去，因为她认为我父亲一个人无法照顾好我。当时的我仿佛身处失去身边所有人的边缘，我珍贵的世界将要分崩离析，这时我为自己创造了托尼。

在我母亲诊断为癌症之后的一年里，我最重要的人际关系都是以谎言为中心的。在家里，这个谎言是以静默的方式存在的，没人敢谈论我母亲是否能战胜癌症。但我自己都不记得，我有一次，也仅有一次，对着我母亲喊出了真相。她告诉我那是她完成一次放疗之后不久，刚刚恢复精力但又染上了重感冒卧床不起，这是她头一次得如此严重的感冒。她说我冲进她的房间，因为她躺在床上而冲她大叫：“起来！”我带着青春期叛逆的愤怒，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你最好别死掉，听到了吗？不然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我母亲一直记得我那次突如其来的爆发，那是我们所有家庭成员里，唯一的一次直接感情表达，唯一的一次危机感的宣泄。

其实当时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沉浸在对现实的否定中，我唯一在意的只有我母亲的病和如果她去世了谁来照顾我的问题。重读我当时的日记——一个本该直面自己的地方，我找不到任何一点关于我母亲的病情描述，也看不出我有丝毫害怕。我麻木了我自己，语言上和感情上都是。然而我的潜意识还是在寻找真相，我在所有的地方大发脾气，学校里、家里乱作一团。

而面对我的朋友玛拉，我的谎言不是日记本里那种沉默，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故事。我编了一个有血有肉、鲜活生动的故事，甚至我自己也深深沉浸在这个故事中无法自拔。直到很久之后，我才通过我的故事和我当时的其他表现，明白了我的行为的意义所在，也得以更客观理性地对其进行分析理解。

也许我是希望被戳穿的。有一个晚上，在我姐姐苏珊的房间里，我主动告诉她我交了一个外星朋友。如果苏珊将我说的事情当真了，一旦她追问有关托尼的任何细节，我们就会不自觉地聊到这背后深层的背景和原因。然而苏珊只是听完了我的故事，甚至都没有想过哪怕一秒。带着背景去思考

如果孤立地来看我对玛拉编故事的行为，看的人可能会说：“她之所以会撒谎，是因为她就是一个骗子。她就是那种小孩。”而基于人类行为特定概念的心理学描述可能会是这样的：“因为她缺乏安全感，她需要去操纵、去控制，这就是她说谎的原因。”

在缺乏事件背景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一个行为看作一个人固定的“特征”或者“性格使然”，而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出的举动。比如我编造托尼的故事，这可以被看作是我操纵性和欺骗性人格的证据，在我们的文化里，这两个词通常都被用来形容渴望控制力的女性。的确，我当时的意图的确是控制和欺骗，但那都是因为我想要去爱、去沟通、去变强、去自我保护、去生存。

事件的背景让我们能够正确地看待撒谎和其他的行为，背景的存在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需要考虑更加复杂的事实，去问一问自己谎言出现的原因（而不是执着于自己的答案）。

在我童年的案例中，那个处于恐慌中的青春期的我，我的谎言是不是我在不顾一切地寻找着一种什么魔法来避免失去自己最好的朋友？

我的父母在可怕的疾病和医生的诊断前，因为无法有效地交流沟通，因而产生了谎言，是这样的吗？还有我父母的父母，那对经历过难以启齿的伤痛和分离的俄罗斯犹太人，他们之间就已经存在着谎言了吗？

男权主义是不是谎言产生的来源之一呢？男权主导的医疗系统向我母亲隐瞒事实，在她的手术和病情上混淆视听，否定她的直觉，以“为了她好”的名义不让她接触到必要的知识和信息，从而导致了她无法言说的孤独。而随着医生告诉我父亲要对母亲保密她的病情时，真相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处，而我的母亲也一直无法原谅他的隐瞒。还有我母亲从没说出口的秘密计划：在她去世后将我送到一个亲戚家，因为她觉得把自己青春期的女儿留给一个情感孤僻的父亲不妥，对男权主义的看法是不是也在她的潜意识里起了作用呢？

30多岁的时候，我才将“托尼”和我母亲的病联系在一起，为我20多年前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解释，而同样和“托尼”的产生密切相关的还有我母亲在医院的痛苦经历，以及当时我们家诡异的沉默环境。欺骗产生之后，找某一个应对此负责的个人或家庭已经不再重要。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定谎言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从哪个对象开始的，又是依赖于哪些条件而维持下去的。但我们也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我们可以放宽看待谎言、秘密、沉默等欺骗性行为的视野，去看它们的背景因素，从而尝试理解谎言。

托尼的这个故事很好地诠释了背景的重要性，也体现出家庭、文化和种种其他因素会带来感同身受和理解。另外，这个故事也展现出无论我们撒的谎有多么不切实际、富有戏剧性，它们并不一定处于我们情感生活的中心，我们也不一定需要对它们投入多少精力。我对玛拉撒的谎，来自于我的家庭对于母亲病症的诡异沉默；而我家庭的沉默，来自于将癌症等痛苦的话题划进“话题禁区”的文化背景。阻碍我们有效沟通的沉默才是真正的麻烦，而撒谎只是这个麻烦的表现形式之一罢了。

说句真心话，我从来没有将自己看成过“撒谎者”。更准确地说，我知道我对玛拉说了谎，但我告诉自己我不是说谎，而只是编故事。我们也许都在编故事：对我母亲隐瞒的医生（自称是为了她好），对孩子们隐瞒的父母（自称是为了我们好），没有坚持问问题的孩子们（自称是为了家人好），包括我。我们和其他所有家庭一样，我们是坚强的，但也是脆弱的，我们只是在种种令人焦虑的事情面前，竭尽全力去让我母亲，也让我们自己好好生活。第2章谎言与真相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都少不了欺骗的存在。欺骗可能有无数不同的形式，有无数不同的作用。而我们的语言本身，就在为我们的谎言提供着温床。

我们会说，他捏造故事、夸大事实、缩小事实、部分隐瞒、或者说无伤大雅的小谎。

我们会说，他吹牛，说假话、善意的谎言、半真半假的事实。

我们会说，他的话是经过粉饰的，他在蒙蔽我们。

我们会说，他在掩饰、隐藏、误导、误传、扭曲、曲解事实。

我们会说，他为人假、难以捉摸、狡猾、拐弯抹角、总是在逃避、奸诈、好操纵人、不值得信任、不真诚、鬼鬼祟祟、诡计多端、腐败。

我们会说，他满嘴谎言、满嘴跑火车、两面派、不诚实。

我们会说，他虚伪、作弊、吹牛，是一个撒谎老手，一个骗子。

我们会说，他撒了个高明的谎，他在恶作剧，他在找借口，他在编故事，他在胡扯，他在演戏。

我们会说，他在假装、在伪造，他矫情。

我们会说，他在装模作样、在回避事实、在装腔作势、在装门面、在混淆视听。

我们会说，他没说真话，他对我不坦诚，他摆脱不了干系。

我们会说，他骗我，他想糊弄我、想误导我，他背叛了我、出卖了我。

我们会说，他是个两面派，他一会儿给这边说话，一会儿为那边发声。

我们会说，他说的话很假。

我们会说，他不能直面现实，他不能辨明真相，他在自我欺骗。

我们会说，他什么也没说，他真勇敢；他把追问的人甩掉了，他真聪明。

我们会说，他在谨慎行事。

我们会说，他只能说谎，他说谎是有原因的。

我们会说，他说的是高尚的谎言。

我们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词汇和表达，让我们得以描述种种偏离真相的行为。这些各种各样的单词和短语，指出了欺骗的各种形式、动机和意图，以及欺骗造成的各种伤害。而在长此以往的使用中，我们也许习惯了将其中一些词和女性挂钩，另一些和男性挂钩，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为了描述欺骗的种种细微区别而创造出的丰富词汇，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用来描述爱的词汇。

欺骗不是一个“女性特有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人类特有的问题。从病毒到大型哺乳动物，从致病性微生物到狒狒猩猩，欺骗在这些种群中无处不在：非洲甲虫会杀死几只蚂蚁，然后把它们的尸体贴在自己身上，以吸引大批的蚂蚁团体前来；猩猩会故意将它队伍里的成员从食物旁边引开，并且小心掩饰自己的行为，确保食物的位置不会被发现，之后自己再绕回来享受美食；很多狒狒和猩猩在受到威胁的时候，都会让自己的躯体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庞大，以面对敌人。欺骗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在整个自然界、所有物种中，欺骗都是一种生存的方式。而不能提高自己欺骗的水平或判断谎言的水平的生命体，生存下来的可能性相对其他生命体更小。

是不是只有人类会有计划地进行欺骗？我们最好的驯兽师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些驯兽师花了很大力气去理解他们驯养的物种的心理活动。根据维吉·海恩的记载，驯兽师们可以分辨值得信任的马匹（“放心，诚实已经渗到这匹马骨子里去了”）和“狡猾”的马匹（“别担心，它会回来的，它不是个真正的坏蛋，只是个爱捣蛋的青少年”），甚至“不诚实得无可救药”的马匹。虽然这种拟人化的心理描述被批评为天真，甚至是异端邪说，但是在研究人类和动物在现实世界中的接触时，所谓的科学评论要远远落后于实战的驯养师。

欺骗的主题和我们种族中的每个成员都永恒地相关，但本书是写给女性，或者说更适合一部分女性。当然我也欢迎男性来阅读本书，他们不仅可以通过此书更了解女性，还可以在书中找到关于他们的描述。接下来我写的内容基本是面向“所有人”的，即使有些部分的受众稍微有变化，但对于读者来说，发现这两部分内容的共性和差异性也是非常有用的。通过学习如何隐藏真相和搬出骗局，我们都会收获颇多。未经发现的欺骗日益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存，而不是为我们提供力量。

具体来看，我们是如何与欺骗扯上关系的呢？

就像我当初对玛拉做的那样，我们会直接说出谎话，企图让别人相信一件假的事情，一件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从我们的语言中也可以看出，意味着故意欺骗的单词和短语往往倾向于批判别人，因为说话者站在被骗的立场上。而当说话者是撒谎的人时，我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欺骗是为了避免伤害。

另一种偏离真相的方式是保持沉默，就像我的家人曾经对我做的那样。我们不问关键性的问题，也不发表评论来弄清事实。我们隐瞒重要的信息，我们甚至不会说：“我有些事情没告诉你。”

在别人精心表述的谎言面前，我们当时可能没有什么不适，可是知道真相之后，我们却很难缓过劲来。毕竟没有人能一直“说大实话”。（最近我有一个朋友评论道：“你能想象一个大家都会读心术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吗？”）沉默或隐瞒有时可能会被原谅，甚至被褒奖，“我女儿应该庆幸我从没把这件事告诉她爸”“这个医生没有告诉她她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真是个好人”“真是不可思议，她感觉那么糟糕，还能对她的孩子们笑脸相迎”。

对自己的事情保持沉默或隐瞒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将这种行为称作“隐私”，这个词暗示着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中立的、无害的。虽然关系越是亲近，我们想要倾诉的欲望和可能性就越大，相反我们可能付出的情感代价就越高，但我们还是都觉得没必要告诉别人自己所有的事情。隐私和欺骗不一样。但当我们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无关”的时候，我们可能低估了秘密和沉默的意义，也低估了隐藏人生的后果。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对自己的谎言、秘密和沉默。我们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感觉到什么，又相信什么，我们的人生目标和优先项其实并不是自己的，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自我价值和信仰并不相符，我们在重要的事情面前屈服、妥协或前进，我们感到自己并不诚恳也不真实，我们没有支持自己、没有把自己放在重要位置，甚至没有好好和自己交流。因此，我们在我们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中，也没有完全展示出真实的自己。

人类自我欺骗的本能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意识不到自己何时在撒谎，或者说何时没有真实地生活。无论如何，我们对别人不会比对自己更诚实。假装和实话实说

思考一个女性的人生时，我特别将注意力放在了两个单词上面——“假装”和“说实话”，这两个词影响着我们所有的行动和人际关系，也影响着我们是谁、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假装”是一个会让我们在对好与坏、更好与更坏做出道德判断的时候有所犹豫的词，它让我们在面对一个复杂的对象时可以更客观地进行思考，而这个词也更适合用于描述女性的人生。我们的假装或是撒谎其实很可能并不是出于恶意的，恰恰相反，频繁的假装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愿望，一个去保护别人、自己以及人际关系的愿望，只是用了错误的方式。假装反映出的是一种自我禁锢，对于真实的自我表达的禁锢。女性毫无怨言地接受了错误、狭隘的自我定义，她们演戏的本能就来自于这里，之所以“假装”和“女性特征”的关系如此紧密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教女性去做的事情。

但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也会对“假装”这个词有所警惕，只是因为（和“隐私”一样），它的中性和良性的内涵会让我们忽略我们本该加以注意的东西，比如我们的道德判断。必须承认，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面对着太多的谎言，而为了追求爱、追求真理和生存，女性自己也在不断说出谎言。有时一个简单粗暴的词“撒谎”，就够了。

我在这里的主题：实话实说，是女性生命中的一个重大挑战。“实话实说”这个词好像比“诚实”的内涵更广、更勇敢，内容也更丰富。大声说出“实话实说”这个词，这是一个大胆突破的行为，是激动人心的主动交流。举个例子，“什么是真相？”“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现实的？”“女性真的有‘真实的自我’有待发现、寻找，甚至是创造吗？”“谁的真相最重要呢？”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十分擅长自学演戏和欺骗。但我们也具备一种卓越的说出真相，或者至少是小声说出真相的能力。

对于这个主题的思考让我想起了一个东西，那就是人们常常把世界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极：好与坏、雄性与雌性、阴与阳、同性恋和异性恋，以及演戏和实话实说。当然了，人类本身比我们创造出的一系列“对比”和两极要复杂多面得多。

但这个观点只是所有观点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也许会以“真相”的名义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毫无意义地增加我们的焦虑，忽视他人的真实心情，让本来就糟糕的情况变得更糟。我的病人们，还有我自己，在说真话的对象、内容、时间、程度和方式上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当然，有时具有一定策略性比遵从本能或冲动更明智。比如我早年在梅宁格诊所工作时，我是唯一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我自然将主动面对不公平的现象和唤醒我同事们的女权意识当作自己的工作。我努力说服别人，却很快把自己包装成了没有人肯听我讲话的一个角色。

在现实生活中，假装和实话实说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行为并不总是“截然相反”或无关的。比如假装可能是向真相间接迈出的一步，而不是在远离真相。在假装爱或勇敢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发现爱和勇气真的存在，我们只是需要增强自己爱或勇敢的能力。有时，假装是一种实验或模拟的形式，它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它反映的是我们寻找自我、成为自我的愿望。同理，在某些时候，假装可能是生存必需的，或者我们感觉必需的。

我的目标并不是创造另一个错误的对立两极或是强迫读者们走上不可预知的从演戏到实话实说的直接道路。虽然我对于“正确”行为的观点和立场在文中有所体现，但我还是无法给读者们以“答案”“如何做的指令”或安慰。本书接下来的内容是我对于欺骗和实话实说对于我们人生至关重要部分的一些思考。我的第一个关注点是人际关系，包括人和自己的关系。我希望你们能加入我，一起思考我们是如何在欺骗的同时，又逐渐接近着真——一个我们是谁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中心。第3章做正确的事

罗伯特·沃克博士和亚瑟·亨利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作《说谎的权利》（The Right to Lie），这是第一本教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撒谎的“指南”，书中举了很多所谓“有建设性”和“有价值”的谎言对亲密关系起到促进作用的例子。

比如艾芙琳，她和丈夫一年来始终没有成功怀孕，于是他们去看医生。在做过一系列检查后，医生打电话给艾芙琳，让她私下去见他。见面时，医生告诉艾芙琳，她的丈夫有不育症，并且让她来决定是否把真相告诉她丈夫。接下来，作者是这样写的：“艾芙琳非常失望，她甚至想立刻告诉她丈夫，‘看！这不是我的错，全都怪你！’但她知道这对他的自尊心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医生同意她的看法，并说这样的指责甚至有可能导致保罗在以后的性生活中患上阳痿。

为了不让丈夫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也为了不影响今后的性生活，艾芙琳决定撒一个谎：她将不能生育的责任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这个‘爱的谎言’保护了这段婚姻。而和艾芙琳预想的一样，她的丈夫非常同情她，告诉她不用难过，领养一个孩子对他来说也一样。其实他也在为爱说谎，而这两个谎言在一起，反而使两人的羁绊有增无减。”

在那位作者看来，艾芙琳和保罗之间“建设性”的谎言是有必要且是出于善意的，并且这些谎言的确起到了维系两人之间纽带的作用。由于我母亲癌症住院的那段经历（第1章中提到的），我恰好对这种谎言非常熟悉，不出意外的话，执业医生和夫妇其中一方共同向另一方提供错误的诊断结果的情况下，医生是要面临渎职的指控的。然而人就是这样的，一旦谎言是出于保护或其他善意而产生的，人们就会去为这些谎言辩解。社会的思想观念改变，我们就会随之改变，而人离不开文化和社会环境，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关于“建设性的谎言”的观念，也会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而改变。

1991年我看了一场电视直播的国会听证会，令人吃惊的是，那场听证会后来变成了一场对阿妮塔·希尔的粗暴指控会，因为她想要披露有关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克拉伦斯·托马斯背后的一些事情。看这场听证会的时候，我一直在努力思索文化和环境对人的影响。站在她的立场上，我跟她感到同样的愤慨，这时我想起了25年前，1962年我所经历的一件事。

当时我通过威斯康星大学赞助的一个项目在印度德里念本科三年级。学期过半的时候，我从旧德里的大学宿舍米兰达之屋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宾馆。当时宾馆里还住了一位非常厉害的美国人，大概比我大40岁，刚刚从政府高位退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也的确是我当时遇到过最有权势的人。

他态度无礼、鲁莽地纠缠骚扰了我好几个月。后来我得了疟疾，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来照顾我，他便趁机对她发起了攻势。等我痊愈之后，我发现他选择了继续追求她而不是我，我舒了一口气。

我一直觉得这个男人的追求让人非常不舒服、无法接受。然而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优异的男人，至少当时的我看来是这样，拥有坚持追求他想要的东西的“权力”。我当时小心翼翼地保护他的感受，甚至胜过保护我自己的。关于他的追求，我只和我那个要好的美国同学谈起过，我们俩都从来没有和德里项目的带队老师说起过。

第二年，当我们回到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城，我和我的朋友，又一次和当时德里项目的带队老师在餐厅坐在了一起。他当时正短时回到学校，并且马上就要回到德里。当我们闲聊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们，今年的项目里有一个学生向他报告受到了那个“高官”的性骚扰。说完他立刻又说，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永远都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那个学生一定是和他有什么误会。“你们说是吧？”他冲我们说道。这也许原本是一个问句，但在我听来它好像是对我的一个挑战，又是一个宣布。我和我的朋友坚决地点了点头，于是这个话题也没有再继续下去了。直到1991年的今天，当我震惊地看到阿妮塔·希尔以一敌多的这个场景，我才近乎悲伤地想起了我当时无力地点头和沉默。我竟然就这样，把那个千里之外的勇敢女孩，留在了孤独脆弱的境地里。她叫什么名字？因为说出真相她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为什么我当时选择缄口不言？我为自己感到羞耻，而那时的我竟然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歉疚。

我想我和大多数人撒谎的初衷都差不多：逃避尴尬的境地和责难、非议，避免事态的复杂化，控制自己的感情等，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这样想的，我们害怕我们的坦白也会被忽略，甚至对自己不利，并且我们的这种害怕看来并不夸张。我们的带队老师是一个有智慧、富于同情心的人，但当时的文化背景逼着他去否定现实。

坦白说，当时的我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我以为保护这样一位重要人士的名声是我的责任。我甚至觉得，那个报告性骚扰的女生应该“控制”好局势，因为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绅士的公众形象（和个人感受）比她这样一个无名小卒重要得多。就像为保护丈夫的尊严而撒谎的艾芙琳一样，我以为我的谎言是“建设性”的，甚至光荣的。

我当时怎么会这样想？又或者说，当时的我那样想，为什么现在我的观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位宽宏大量的朋友是这样解释的：“显然你现在更勇敢了。”我同意她说的勇气和品位一样是随年龄而增长的，但我在大学期间并不是不勇敢，我不是一个会向违背我良心的规定屈服的人。我个人是否有勇气并不是这里问题的关键，而是其他女性的行为改变着社会的思想观念。

第一个举报他人滥用权利的人一定要么非常勇敢，要么非常厚脸皮。我读大学的时候，像“性骚扰”“约会强暴”“性虐待”“性别歧视”这些词汇甚至都还没被发明出来，我的词典里也没有“男权社会”这个词。我们把这些东西叫作“生活”。我从未想过女性发明这些具体词汇的必要性，甚至这种可能性都没想过。而没有这些词汇，我当然无法说出我身边都在发生些什么，更不用说反抗了。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说真话，我关于“光荣的谎言”的概念也在改变，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需要保护的到底是谁？看着阿妮塔·希尔，我突然意识到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改变，也没有改变。

只要有一位勇敢的男议员站出来对阿妮塔·希尔所遭受的待遇表示愤慨，我们电视机前的“普通民众”都更可能意识到男权社会家长们对权力的滥用。然而尝试理解别人做一件事的动机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为总统提名的人提供保护的政客们，他们或许也告诉自己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光荣的谎言”或是“保持一种高贵的沉默”。他们很可能认为保护“一位大人物”，保护男性的集体统治是为了我们好，他们甚至很可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某种更高的原则，比如“忠诚”或“团结”。

在这些“值得尊敬的大人物”中盛行的欺骗、表里不一和隐瞒，是否就让我们的说谎行为也变得冠冕堂皇了呢？大多数人的确就这样接受了谎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知道形形色色的谎言对别人来说是无害的、有理由接受的、有必要的甚至是有好处的呢？我们有仔细想过一天里我们有多少次不诚实、不坦率的时刻吗？你的诚实系数有多高

我最近在一本女性杂志上看到了这样一份问卷，问卷让读者们测试自己的“HQ”（诚实系数），系数从1～10不等，数值越大越诚实。这种评价体系从来都无法真实地衡量一个人复杂的生活经历，哪怕一天都不行。真实的生活太复杂、太混乱，充满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和矛盾，它是无法被简单量化的。即便在一次谈话中，我都可以一会儿诚实，一会儿不诚实，一会儿半真半假，而我自己甚至都不会意识到我的这些转变。

有一天我和我的小儿子本谈了谈诚实的重要性，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从购物中心出来路过一个电玩城，本想玩一会儿，但我告诉他我没有零钱，然后把他直接拉到了出口。其实我大概是有零钱的，但我们当时心情都很差，所以直接说没有零钱反而可以更好地避免一场争吵。我们回家以后，我不小心听到本在接电话的时候用非常不耐烦的语气说道：“你为什么老是烦我？我不想让你来我家！”他这种不会为人处世的行为让我大为光火，我小声对他说：“你就不能简单告诉他说家里今天有事，没有时间见朋友吗？”

如果是平时的话我可能态度会更强硬。我告诉本，其实我有零钱让他玩电玩的，他的反应可想而知。接着我向他提到了电话礼仪，当然不是要教他向朋友撒些小谎，这两者的确相似，但也不是不能分辨。撒一个谎并不意味着我的正直会大打折扣，也不会损害我和我儿子的关系。一个小谎，包括“礼貌”的、交际性的谎言，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元素，因为它是一种避免冲突和事态复杂化的有效手段。我们对这些谎言太过熟视无睹，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些谎言也在一点点腐蚀我们的正直、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

人们往往下意识地赞扬诚实，民间的谚语甚至说“诚实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测试一个人的“诚实系数”，我们肯定都希望得到高分，并且会想尽办法去认识那些得到高分的人。诚实和可靠，都是我们的文化所大力推崇的品质。说“她是一个不诚实的女人”或者“这个男人从不说真话”无异于一种诋毁诽谤，而说一个人诚实、信守承诺，则往往是对他的褒奖。

然而离开抽象的价值观领域，生活的真相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艾芙琳和保罗之间关于不孕症的“爱的谎言”，我们看到大学时期的我用沉默不语来保护一个“重要的人”，或者眼下，14个白人男性议员用对他人的职责保护着总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

在心理学业内，我们对于谎言究竟对其接受者会造成伤害还是带去益处的看法非常不一致。几年前，在《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出现过这样一条新闻：“昨天，从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山上坠毁的一家小型飞机上，救援人员救出了一名幸存的11岁男孩。在11000英尺的山上，这个男孩被困在半埋在雪中的飞机后座上，从数夜怒吼的暴风雪和低于零摄氏度的温度中幸存了下来……”“我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小男孩茫然地询问着救援人员，“他们还好吗？”救援人员没有告诉他，他的继父和母亲都被困在摔得粉碎的飞机驾驶舱里，离他被困的地方只有几英尺，已然死去。

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博士是一位对谎言心理颇有研究的心理学专家，他认为这件事是“没有私心的谎言”的一个好例子，“对救援者没有任何好处，但对对象有益”。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当我和我的丈夫（他也是心理学家和家庭心理医师）说起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们却感觉到这个谎言更多是让救援人员心里感到舒服，而孩子却是牺牲品。但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我们也不会主动把真相告诉他，但我们试着去想象面对着那个很害怕（或者已经知道了）最糟糕的情况、焦急地想知道家人情况的小男孩的救援者，是如何告诉他真相的。

看过那条新闻的几天之后，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男孩遭遇的事故上，我想知道他今后对于成年人的信任会不会受到影响。如果知道故事的更多细节，我的想法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质疑这个我的同行们大为赞赏的“善意的谎言”是否真的如大家说的那么完美。

向女性征询她们对一些真相或谎言的看法，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一个同事的父母曾编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复杂谎言，来保护一个犹太家庭免遭纳粹的追杀，听到这个故事，大家的反应基本一致，因为这毫无疑问是出于高尚目的的、勇敢而光荣的谎言。

有趣的是，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对于故意扭曲或隐藏事实的种种方式有着不同的反应。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坦白，也有人则可能觉得对真相的揭露不合时宜；一个人可能觉得“他应该知道真相”，而另一个人则坚持说“不让他知道真相才是对他的保护”；这个人眼中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在另一个人眼中则成了“充满敌意的、不合适的失态行为”。

在对于谎言的宽容和接受程度上，每个人的看法也不一样。在哲学家西塞拉·博克的《说谎》（Lying）一书中，她说每个人都不想被骗，自己说谎的人也不例外。然而我们中也有些人，他们没有对真相的执着追求，而是主动要求“被骗”。看看下面这些例子。

一位大学老师的妻子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就算我丈夫真的出轨了，我也永远不想知道。”

在一次家庭心理治疗时，一位母亲看着她的女儿的双眼说：“如果你吸毒，千万不要告诉我，我承受不了。”

一位曾遭受两个舅舅性虐待的女性和母亲一起去看电影，这部电影的主题涉及乱伦。看完电影出来的时候，她母亲说道：“如果我们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宁愿永远都不知情。”

一个接受心理治疗的客户告诉我，她很担心她弟弟有自杀倾向，但随后她又说：“但我又不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因为无论如何我都帮不上什么忙。”

没有人主动想被欺骗、被操纵或被蒙在鼓里。但的确有些时刻，我们会觉得无法面对一个我们担心会发生或我们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无法处理这件事，或者知道了也没有信心能够解决或决定，此时我们很可能会选择不去“刨根问底”。对于令人难受的事实的接受能力，每个人都不一样，而去解决它们的决心和愿意与否也是因人而异。

我们每个人对于谎言的判断能力也不一样，更宽泛地说，应该是我们对于事实的观察能力不一样，面对事实，我们都可能会退缩、会否定、会扭曲、会自我蒙蔽，最后会厌倦。我们对于“真相”的了解和诠释，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片面而主观的。但我们的同理心、直觉、思考、自主性、客观性、正直性、成熟度、清晰度和勇气却的的确确有所不同，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于自身和他人的谎言的判断。

也不是每个人都主动撒过谎。我一个朋友说：“当我撒谎的时候，我的身体可以感觉得到。举例来说，我不会借口说有人敲门或者我约会要迟到了好让自己挂掉电话。而像假装性高潮这种弥天大谎甚至会让我大病一场，”她补充道，“即使我的脑袋很想说谎，我的身体也不允许我那么做。”

我这位朋友形容自己对于诚实的原则已经达到了“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必须遵守”的程度。无论多么无所谓的事情或是简单的谈话，她都会努力表达最诚实的自己。而我的另一位女性朋友则恰恰相反，她可以自然而然地说出随便什么“场面上的”或是“面子上的”谎言。在她看来，只要没有人觉得受伤，这些谎言对她来说无伤大雅。

我们文化观念中对于男女性别差异性的过分强调（比如我们会说“相反的性别”），使得我们对人类总体的共性和某一性别群体内部的共性认识不清。当然了，每个女性个体都是不一样的，无论是我们对于良心和道德评判的认识，还是我们各自心中何时应该说实话的准则，甚至我们眼中增进亲密人际关系的途径，都是不一样的。说实话和撒谎的观念从出生起就被我们的种族、社会阶级、文化背景、个人经历影响着。换句话说，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影响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对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话做出判断，也让我们对于什么时候说谎、如何说谎有自己的准则。

在生活中，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境，我们是如何践行自己说谎的原则的呢？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哲学家和学者们就从各种不同的学科角度讨论真话的本质，讨论欺骗在道德、伦理、法律、心理学甚至是人类进化学上的意义，以及促使人们说出谎言的原因。但虽然这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私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都非常深刻、重要甚至亟须研究的一个话题，我们却会本能地回避和别人谈起我们关于谎言的个人经历。也许我们应该更主动、更多地发起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明晰我们共同和互异的选择背后的动机，帮助我们理解每个人选择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又是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隐藏人生

有一位名叫蕾娜的律师，她在从迈阿密飞往波士顿的飞机上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聊得很开心。她们聊到了各自的工作，老妇人还给她看了自己全家的照片，并且说自己正要去看望刚刚出生的小孙子。聊了一会儿，老妇人问道：“你结婚了吗？”蕾娜如实回答道：“没有。但我和另一位女性同居5年了，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俩结婚了。”老妇人非常茫然地看着她，于是蕾娜继续解释道：“我是同性恋，我的伴侣也是女性，她叫玛利亚。”听完她的解释，老妇人陷入了沉默，这尴尬的沉默一直持续到飞机落地。

在宣布“出柜”之前，蕾娜曾有过一段9年的婚姻，那不是一段愉快的婚姻，婚姻中的两个人彼此疏远、彼此不满，因此蕾娜决定今后再也不生活在谎言中。从那之后，她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非常坦然，也拒绝重新加入异性恋的群体。她有些朋友觉得她的行为毫无必要，反而让她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但这就是她的选择，她说：“每当大家提到丈夫和家庭的时候，如果此时我对玛利亚在我生命中的存在保持沉默，那我就是在承认我的人生和爱情是羞耻的、错误的。”蕾娜不愿意这样做，她选择不保持沉默，不隐藏自己的真实人生。

蕾娜的家人对于她出柜的反应很一致：“无论她选择什么，我们都爱她。”对于蕾娜来说，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反同性恋群体，这样的回应已经是相当温和了。由于她的坦白，她遭遇过很多后果：车被高中生故意损坏，在小区里遭遇性骚扰，失去对11岁儿子的抚养权。但这些无知和仇恨只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她不会再为了避免偏见带来的痛苦而隐藏自己的生活，就像一个黑人权利领袖不会假装自己是白人一样，她对于开诚布公地生活的坚定信念，让她无法选择隐瞒自己的真实生活和真爱。

蕾娜认为，隐瞒自己的性取向等同于撒谎。“隐瞒就是欺骗，”蕾娜说，“异性恋们不仅否定我们公开去爱的权利，甚至否认我们这个群体的存在。”当然了，蕾娜本可以告诉那位老妇人：“我没有结婚。”这个陈述从事实上说没有错，但它在蕾娜看来是有误导性的。“如果你的沉默意味着没有纠正对方错误的想法，而对方的这个想法是对世界上十分之一的人口的真实生活的抹杀，那你的沉默与谎言无异。”

另外，蕾娜还提醒我，没有一个谎言是独立存在的。大多数人应该都发现了，说一个谎不难，但只说一个谎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第一个谎言会需要后面更多的谎来圆。隐瞒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非常花费注意力和精力的，这些精力本来可以用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要圆谎，我们即使在做机械性的、不费力气的事时都必须“谨慎言行”，这显然分散了我们的精力，也侵蚀着我们的正直品质。蕾娜告诉我，“这种事情是会平地起波澜的。在我宣布出柜之前，我有时会带玛利亚参加办公室的聚会，我知道每个人都在我背后窃窃私语，‘她们是一对吗？是不是她们呀？’现在大家都知道事情就是这样了，而且他们也清楚我知道他们知道。这样大家都相安无事。”

聊那次飞机谈话的时候，蕾娜还提到了生活细节的力量。你可以不告诉别人“我的伴侣和你丈夫工作一样”，可以不给别人看自己的照片，可以不承认自己坐飞机是为了参加一个支持同性恋的音乐会，可以走下飞机后不去拥抱自己的爱人，可以在等行李时不牵起另一半的手。不说，或者不做，但这些看上去琐碎细微的日常，都不是圆满的生活。她是太诚实了，还是疯了

我采访了蕾娜的一群朋友，他们都是已经出柜的同性恋者且决意致力于和同性恋恐惧主义的斗争，我问他们是怎么看待蕾娜在飞机上和老妇人的谈话的。这一群因相似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走到一起的人给了我一系列不一样的答案。

海莲娜：“如果我们都能像蕾娜那样做，这就是我们对抗同性恋恐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蕾娜非常勇敢、诚实，并且毫不退缩，我非常喜欢她这一点，甚至很感激她这一点。就像阿德丽安娜·里奇说的，当一个女性说真话，她是在为身边能够出现更多真话和真相创造可能性。如果我们这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同性恋群体能够全部都像她这样，从始至终勇敢地面对世人，我们将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克拉拉：“我觉得你对蕾娜行为的解读过于浪漫了，我不会告诉飞机上遇到的陌生人我的同性恋身份。这说到底是我的私事。我个人认为蕾娜这样做有点哗众取宠，我们应该保护隐私、小心行事。”

罗杰：“蕾娜所谓的‘诚实’其实是对自我保护的疏忽，我非常担心她，她可能会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如果她能换一种更理性的方式来抗争，我会更能理解。”

罗莎：“我不同意蕾娜的做法，因为她的做法没有任何积极效应，根本无济于事。我对我的同性恋身份挺坦诚的，但在亲口告诉别人我是个同性恋之前，我会先让别人了解我这个人。这样和你有来往的人从此不会那么抱有成见。如果他们喜欢你，他们也许会继续向你敞开心扉，或者至少也能够正视他们的偏见。但如果你只是走上去宣布你是同性恋，这只会把别人推得远远的。他们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甚至不会把你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这种做法缺少策略性。”

海莲娜：“策略性？人生又不是下棋。总有那么一个时刻，你会把所谓的策略、有用与否和别人的看法都抛到脑后，总有那么一个时刻你会觉得，‘我受够了！’觉得你必须、立刻、马上做真实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蕾娜会变成这样。她已经受够了掩掩藏藏，受够了要等待虚伪的‘公正’世界宣布我们的自由，她要活出自己的人生，用这种方式改变这个世界。”

迈克：“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对蕾娜的做法横加判断。她认为自己的做法没错，这是她唯一能接受的做法，这就够了，即使她的做法肯定不适合我。我觉得最坏的做法就是互相评头论足，我们应该尊重、认可彼此的差异，然后对别人想要分享或做的事情保留意见。”

海莲娜：“我不同意。如果我们不予置评，那就是道德的破产。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对和错，有好和不好，企图隐藏就是错的，不出柜就是不好的。我们没必要埋怨别人，我们可以用爱去表达对他人的支持。但我们仍然需要推动每个人去停止掩藏，因为秘密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这个世界都没有好处。”

诚实（事关我们说什么、对谁说、什么时候说、在什么地方说、如何说以及为什么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即使在一个大家都有着相似特质的小群体里，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分歧和差异的出现。克拉拉质疑蕾娜这么做的动机，而海莲娜却对她拒绝隐瞒的行为大加赞赏。罗杰会考虑到现实的种种危险，因而认为自我保护比坦白真相更重要。罗莎将策略性放在第一位，在她看来时机和耐心是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和心意最有效的方法。海莲娜看重直面、强硬、及时地面对不公平的事件。迈克强调尊重差异，而海莲娜和他相反，她将“尊重差异”看作一种对不作为的宽容、一种无动于衷、一种缺乏勇气和决心的表现。

但也许蕾娜的朋友们都会一致同意将她放在“高诚实系数”的位置上（如果他们可以将诚实和“做自己”画等号的话）。但也有可能他们并不会给蕾娜的诚实很高的分数。诚然，蕾娜诚实而勇敢地面对自己，拒绝去隐瞒她的爱情，但这么做的同时，蕾娜也是选择了在自己和朋友、家人之间拉开了距离，她无法自如地将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示给亲近的人，也从不会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或支持。她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自己事情自己做”，而不相信向他人倾诉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治愈或力量的人。即使蕾娜最好的朋友海莲娜，也觉得蕾娜不够开朗。

幸运的是，所谓“诚实系数”的系统并不存在，没有人能给我们打分（我们也不能给别人打分），因为即使是我们很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对我们的谎言或是坦白都有着不同的解读。甚至我们每个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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