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暗角的蒙面人2(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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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暗角的蒙面人2试读：

1950年10月，我茂县专署副专员张承武率领代表团访问黑水，苏永和专程热情地远道迎接．恭顺地表示愿意协助剿匪，并同意共产党工作组驻黑水，答应保证留驻黑水干部的安全。而前脚送走共产党的专员，他后脚就派人带着粮食去“慰问”发动叛乱第二次占领了懋功县城的国民党大匪首傅秉勋一伙。

1951年5月，傅秉发动“靖懋暴乱”失败，原本如丧家狗一样落魄，但苏永和却如获至宝，将之视若上宾。他对这位能直接和蒋介石说上话的“钦差大臣”寄予厚望，傅秉勋也投桃报李，为进一步加强对苏永和的控制，委任他为“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二四九路军”少将副司令。而当时，苏永和已经参加了解放军组建的四土阿坝卓斯甲临时军政委员会，出任共产党的委员。到10月．茂县专区工作组进驻黑水，当工作组动员他文出傅秉勋一伙人时，他暗中却将他们分别转移到扎窝、木苏隐藏。苏永和信誓旦旦地对工作组说：“我们蛮家对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一概不过问，我也不听匪特的话。”

傅秉勋是个老奸巨滑的人。他深知，对于苏永和这种依靠枪杆子起家的实力派来说，只靠嘴皮子上的功夫，就是说破天也不可能让他俯首称臣的。傅秉勋最“过硬”的资本是一部从同伙手中“抢”来的电台。他经常吹嘘可直接与蒋介石、胡宗南、毛人凤等直通电报，可以请求台湾和美国空投武器弹药，资助“反共救国”大业。其实这是一部坏了的电台，根本无法使用。为了稳住苏永和，他不断伪造出一封封蒋介石、毛人凤等从台湾飞来的“电报”，电令苏永和必须与其通力配合，精诚团结。

最开始，苏永和对台湾和美国的“空投支援”深信不疑。但天长日久，望断南天也不见黑水上空出现一架“空投”飞机的影子，苏永和大失所望，渐生疑心。他怀疑傅秉勋的宝贝电台只是一堆废铁，和台湾联系也是痴人说梦。于是苏永和心有所动，开始思谋后路。1952年3月，我茂县副专员张承武同志陪同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主席、老红军长征干部天宝（桑吉悦希）奉命回到家乡，再次前来做苏的工作，动员他交出傅匪，投向人民一边。天宝是理县党坝部落嘉戎藏族人，与苏永和都是说藏话吃糌粑的藏乡人。这一次苏永和若有所思，嘴上松动，承认黑水确实有土匪，并表示愿意交出傅秉勋。他接受政府邀请，派他的儿子苏希圣代表他参加西南各族观礼团，赴北京参加五一节天安门观礼，以表归诚之意。

敏感到苏永和就要倒向共产党，傅秉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尽快修复电台，沟通与台湾的联系成为当务之急。他很快得知有一位叫马蔚廷的退休邮电局长，精通电台。傅秉勋立即赶往其家，动员马为其服务，修复电台。马蔚廷怕受牵连，坚决不从，不愿与匪特为伍。傅秉勋顿时翻了脸，以性命相威胁，马只好屈服，随傅秉勋来到黑水。马蔚廷侍弄电台的本领果然了得，几经捣腾，果然接通了与台湾保密局的联系。毛人凤大喜过望，表彰马蔚廷“为黑水基地的建立立下了奇异功劳！”

电台接通，傅秉勋迫不及待地要求台湾空投支援。出乎其意外，这次毛人凤立即慷慨答应迅速给予“空中补给”。两年前傅秉勋在支撑“靖懋暴乱”的关键危时刻，要求台湾空投，也未得到应允，却不知此时如何“大方”起来？原来美国为了挽回在朝鲜战场的败局，增加在板门店谈判桌上的筹码，急于在共产党的大后方制造乱子，从战略上钳制“共军兵力”不能更多投入朝鲜战场，故十分重视黑水“反共”基地东山再起，怂恿台湾大力支持。

傅秉勋长舒了一口气。他得意洋洋地告知苏永和，赶紧筹划准备丁字布、火堆等地形标识物，准备接受台湾空投。苏永和终于等来了“蒋公”的援助，如久逢甘霖，喜不自禁。谁知两人望穿双眼，仍然不见美蒋飞机的影儿。这下苏永和彻底恼了，认定傅秉勋这个大骗子是在开皮包公司，决心把他交给共产党了事。

原来，1951年底和1952年初，美蒋的确曾经两度派飞机向黑水境内空投物资、空降特务。但敌人的飞行员错把沱江和嘉陵江当作岷江了，结果一次空投到平武县，一次空投到剑阁县。特务和物资一落地，就成了我防空民兵的战利品。

傅秉勋只得暗暗叫苦不迭。正当其性命即将不保时，苏永和却意外地得知平武和剑阁确实曾经有过两次台湾来的空投。他这才知道自己误解傅秉勋了。然而此时他已经派出其子苏希圣前往北京，追悔已经来不及了。而此时，台湾方面急切地催促黑水准备接受第三次空投，苏永和生怕空投成功，一旦被共产党获悉，他的两面派手法两也玩不下去了，其派往北京的儿子苏希圣必将被扣作“人质”，性命难保。苏赶紧催促向台湾发报，苦苦哀求推迟实施空投，以保证其子在北京的“安全”。

而共产党方面对苏永和则是一如既往，磊落光明。1952年5月中旬，苏希圣即将从北京返回。我茂县地委书记任道明和张承武再次去黑水边界的赤不苏，邀请苏永和前来见面。苏永和心事重重地来了，张专员亲自把苏希圣交到他手上，半开玩笑说：“人我担保接走的，现在完璧归赵，我们共产党绝不做扣人质那种事的。”

苏永和如释重负，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回到黑水就把傅秉勋交给人民政府。

公然叛乱深山自首1952年6月13日傍晚，黑水上空终于响起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音，一架C54型间谍飞机朝黑水飞来。这次台湾方面痛下决心，不惜重金聘请了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空战英雄”、原陈纳德飞虎队的退役上校戴维亲自驾机，确保空投成功。C54间谍机一口气投下20个降落伞，除六名军统特务外，还有电台12部、50套密码、枪弹无数。蒋介石善于“体恤”下情，还投下傅秉勋老婆在台湾的照片以及威士忌酒、两枚一级云麾勋章，可谓精神物质都很“丰富”。特务们还带来一封蒋介石亲自写给傅秉勋的信：“两年余来，同志与永和（苏永和，黑水藏族头人）等执行反共抗俄任务，艰苦奋斗，深为嘉慰，仍希和协永和同志及各级干部人员，严密组织，整顿纪律，一面防止共匪渗透，确保基地之安全，一面团结一切反共力量，奋斗到底，以乘应将来国军之反攻，予以有力支持也。”同时，蒋介石、毛人凤和另一特务头目叶翔之，还专门致信“雪山草地三巨头”苏永和、华尔功成烈、索观流，要他们同傅秉勋等人“精诚团结，共同反共”。

而在所有这些空投物品中，最令苏永和感恩戴德的是，蒋介石亲自册封他为“梭磨宣慰司使”的册封状。这一张形同废纸的册封状，在苏永和看来却是他从“头人”跃升为“土司”的“天子诏”。

当天凌晨，还在被窝里的苏永和听到台湾物资空投成功的消息，顿时涕泪交流，一边手忙脚乱地穿衣服，一边连迭声地下命令：“立即扣捕共产党派驻黑水的工作组！”他公开宣布与我决裂，站到匪特一边，并派人暗杀我工作组成员，断绝工作组与外界联络。

苏永和急如星火地赶到空降地点，田华、王东升等六名特务整队完毕，大声报告：“尊敬的基地副总司令苏永和将军，我们奉蒋总统之命，前来向您报到，完全听从您的指挥！”苏永和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握住特务们的手连连说：“欢迎，欢迎空降同志！”空降特务金钟端起照相机，在一起咔擦咔擦地照个不停，记录下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这正好为以后追捕他们提供了珍贵的证据，特务们因此一一落网）。

此后，7月16日，美国飞机对黑水实施了第二次空投。除投下一大批军用物资外，毛人凤特别指示傅秉勋两点：一是要牢牢抓住苏永和这个“关键人物”，不能使他产生动摇情绪，更不能倒向共产党；二是黑水反共基地能多坚持一天，都是台湾和美国“盟邦”所希望的。

黑水空投成功，我驻黑水工作组戈一等21名同志被扣，生死不明，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黑水数千土匪纷纷鼓噪，以为台湾真的开始反攻大陆，立即披挂上阵，向我发起进攻。黑水叛乱如不迅速平息，势必引起整个雪山草地的动荡。敌人放话说，共产党长征时经过黑水芦花，走向延安，取得全国胜利；他们今天也要经过黑水芦花，去夺取共产党的北京。

政治争取苏永和的希望至此已不可能，苏永和也得意忘形地宣称，当年他能阻挡红军，今天解放军更不在话下。黑水周围各部落更加动摇观望，准备相机倒向胜利一方。

党中央高度重视黑水匪情，决定全线反击，开始剿匪。毛泽东这样定义川西北剿匪的战略地位：“就全国军事大事来说，本年度（1952年）是抗美援朝第一，进军西藏第二，黑水剿匪第三。”

1952年6月18日，西南军区在重庆召开黑水进军作战会议，时任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和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亲自部署，决定从川西、川南、川北、西康、贵州调入1个轻装师、7个公安团、7个炮兵团，计2万人兵力，进剿黑水之匪。  第47章 雪山深处的“葛利高里”——个《静静的顿河》中国版故事4

黑水剿匪是军事行动，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乾隆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历时15年，耗费库银多达7千万两，连斩、贬、赐死5员总督和中央部级大臣，四川军阀三次进剿全军覆没一败涂地，都是因为没有“七擒七纵”的胆略与胸怀，未能使其心悦诚服所致。黑水剿匪战役打响前，党中央即强调，黑水剿匪要做到“军政双胜”，必须对参与匪乱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坚定地实行政治争取政策。为此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先礼后兵，兵中有礼，兵而后礼”的12字方针。贺龙在讲到黑水的头人苏永和时，指示说：“长征时他和我们谈判过、联合过，但签订的过境协议墨迹未干，就突袭我们过境部队。解放后，表示拥护人民政府，但就是不交出窝藏的匪特。这个人算得上是个反复无常的反动分子了。但我们仍不能放弃对他的政治争取，黑水解放后，还要吸收他参加政府的工作。其他一切从匪叛乱的少数民族人士，只要放下武器，一律释放回家生产，不予歧视。”中央军委在1952年7月9日的电文中也明示：“虽然苏永和杀了我们十余人，只要其交出傅匪改过自新，亦应从宽处理。”1952年7月20日，黑水剿匪战役正式打响。剿匪大军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形成泰山压顶之势，一路势如破竹。眼看不能招架，苏永和秘密派出其贴心管家塔尔平，给已经直逼其老巢的东线进剿部队带来一封情真意切的投降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投身叛乱，完全是身不由己，受到傅匪一部的挟持，现在恳求解放军先暂时休战三天，以便他能召集各头人寨开会，秘捕傅匪，献给解放军。同时与解放军规定联络暗号，内外夹击，全歼傅匪。对于这样一位高深莫测、反复无常的人，还应该相信他吗？东线指挥员关键时刻差点上了一当，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幸好总指挥郭林祥及时识破苏永和的缓兵之计，一方面认真地表示接受苏永和的投降意愿，一方面严令部队继续攻击挺进，刻不容缓，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不给其以喘息之机，这才避免了又一次上苏永和的当。在解放军的强势进下，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陆上台湾”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傅秉勋侥幸在黑水漏网后，即带着他的警卫连连长陈万林于8月下旬进入草地。贺龙下达了“擒贼擒王，跑了傅匪，只能算战役胜了一半儿”的命令。傅匪入草地不久，即被当地土兵活捉，傅匪在押送途中，快到查理寺时畏罪跳河自杀了。而对苏永和的争取，则远没有那么容易了。苏永和带领200多精锐武装，在麻窝以南和我打了一仗后，拼得只剩下30多人，他与其妻子高丽华分手，逃往黑水与理县交界的深山老林里躲藏。1929年，年仅20岁的他就是在这座大森林里不断游击川军，最终“光复”黑水，成为威震一方的“民族英雄”的。今天他依然做着这一“反攻”旧梦。谁知一个多月过去了，苏永和不但没能占到便宜，身边的徒众反而越来越少，解放军对苏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只要“认真”搜山，苏永和此时是绝对不难被捉住的。但是解放军为了忠实执行党中央黑水剿匪务必“军政双胜”这一目标，决定要“智取”收服苏永和。苏永和在大森林里游荡，身边的人为了活命纷纷逃离，最后只剩下一个叫斯丁波的人跟着他。解放军为了争取他主动下山，设身处地给他留足情面，也恐“逼”得太紧，他会自寻短见，于是网开一面与之耐心周旋。为了防止他在山上饿死，解放军故意在路口、林边“遗落”一些粮食、罐头之类，让他“捡”回山上去吃。苏永和毕竟是个硬汉子，他主动放走身边的随从逃命，最后连斯波丁也被他“打”走了。但他自己却死不投降，要顽抗到底。为了贯彻“军政双胜”的既定目标，进剿部队专门组成了一个争取苏永和及其他中上层人物的领导班子。我方下定决心，就是苏永和是一块“千年顽石”，也要再一次用真诚将之熔化征服。只要他能幡然悔悟，对既往罪行一概不究不问，并安排到政府为人民工作。最终打开僵局的，是苏永和之妻高丽华。解放军占领黑水麻窝后不久，高丽华就主动“归降”来了。虽然她坚称自己在森林中与苏永和走散了，不知苏的下落，但解放军仍然对她既往不咎，宽大为怀。黑水剿匪生产委员会选她当了副主任（副县长）。斯波丁归来后，得知苏永和在森林里危在旦夕，她主动找到当时的负责人天宝汇报，提出要派其子苏希圣、苏希刚去“寻找”父亲苏永和。解放军方面全力支持。在斯波丁的带领下，苏家兄弟在森林里见到了已经人鬼难分、面黄肌瘦的苏永和。“复兴党国”的伟业转瞬破灭，他当时万念俱灰，正准备跳湖自尽。见到两个儿子，苏永和悲从中来，父子三人相拥痛哭。但是苏永和很倔强，又在山上转悠了三天后，他才咬紧牙关，突然对其两个儿子说：“你去问天宝，如果他愿意和我吃血酒，发誓发杀我，我就下山去投降。”天宝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和苏永和同是藏族人，所以苏永和很信任他。为了表达我党的最高诚意，天宝同志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一请求。1952年9月6日，“天苏结盟”的仪式，在卓克基老土司索观瀛和茂县副专员张承武的共同主持见证下，正式举行。天、苏二人刺破中指，滴血入酒。苏永和首先跪在香烛首发誓：“我，苏永和，今后再背叛人民政府，天打雷轰，死无葬身之地。”天宝也跪下，郑重起誓：“我，桑吉悦希，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永远团结关心苏永和头人，如有二心背叛，天打雷轰！”廿年亡命晚节可风苏永和在共产党精诚所至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终于回到人民的队伍。这其间，他的心情是不太平静的。  第48章 雪山深处的“葛利高里”——个《静静的顿河》中国版故事5

1952年9月18日，黑水召开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府工作人员再三做工作，向与会代表宣传我党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民族政策，动员大家选举苏永远和出来工作。但许多代表心里想不通，觉得这么一个顽固不化的“匪首”，怎么可以进政府工作呢？代表们不愿意投他的票。经过反复做思想解释工作，苏永和才当选为行政委员会委员。之后不久，苏永和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黑水，赴重庆参观访问。这位黑水“夜郎”，这才知道中国有多么大。在得知贺龙同志要代表西南局接见他后，生性多疑的苏永和居然吓得彻夜难眠。历史上，朝廷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反叛者的严厉镇压，他是心知肚明的。一百多年前，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大金土司沙罗奔投降后，被押解到北京面圣。对于这样一位投诚的失败者，乾隆皇帝仍然喝令推出午门斩首。而凡是俘获年满十六岁以上者，“即不能尽屠亦当缚弃河中淹毙”。严酷的清洗屠杀政策，令人触目惊心。对自己这样一个怙恶不悛的顽固分子，难道还能逃过一死吗？他辗转反侧，疑心忡忡，深恐被杀头，甚至绝望地想到了自杀。然而第二天，贺龙一见到苏永和，就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过去的就算了，不要再想它了！但要向前看，接受教训，可不能再走错误的道路了！”苏永和一听这话，眼泪就流了下来。他想不到贺龙司令如此宽宏大量，想不到政府如此真诚慈悲。重庆之行，苏永和疑虑顿消，如释重负。1952年12月，苏永和参加阿坝自治区首届代表会议，被选为自治区副秘书长。在后来1953年的草地剿匪战役中，他还做了一些有益于剿匪和民族团结的工作。之后又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返回后向阿坝人民热情讲述他在朝鲜前线的所见所闻。1956年，苏永和任州政协副主席，后任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是进步的。但苏永和毕竟是靠杀戮起家的雪山枭雄，内心依然留恋当年的特权威势。再加上特殊政治环境下对形势的误判，使他很容易走上回头路。1957年11月，苏永和经四川省委批准，请假一年赴西藏朝佛。他到西藏后，正值拉萨的西藏上层集团秘密酝酿武装叛乱。拉萨方面希望他重新“出山”，以黑水号召康区举事。苏不肯，但也不敢再回黑水。于是带领全家秘密出国先到印度，后到台湾。1958年，苏永和到达台湾，受到隆重接待，俨然成为国民党的“文天祥”。台湾当局大肆宣传，苏本人也颇为欢欣，到处发表反共演说，去联合国“控诉”共产党中国解放百万农奴的“暴行”。蒋要他留台做事，他以“年岁大．知识浅海，不擅汉文、英文”为由推辞，答应“回印度推荐人来台湾”为条件回到印度，后派出包括贡布南木尔甲、尚江保在内的一行人去台湾，分别在空军、陆军、特务等专门学校受短期培训，还把他的几个子女带来台湾，分别送入国民党的特工学校“受训”。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逃住印度，在新德里成立“流亡政府”和“难民委员会”。苏永和再次受到达赖召见，被委任为“反共藏汉联盟副主席”、“难民委员会代表”，充当与台湾拉关系的“桥梁”。但是苏永和只“反共”，不反国，坚决反对达赖要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行径。为此，苏永和参加了反对西藏独立的“十三集团”，成为达赖集团的眼中钉，生命受到威胁，不得不与达赖彻底决裂，开始逃亡。其间，台湾为了在藏区继续制造混乱，计划把苏永和“学成”毕业的两个儿子空投到四川藏区，进行“敌后游击”。苏永和亲身经历过藏区叛乱，深知此时的川康藏区已经被共产党经营成铜墙铁壁，再回去无异于飞蛾投火，自投罗网。因而坚决拒绝这项任务。从此，蒋介石集团感到他们苏家父子已经毫无用处，开始冷落他们。苏氏兄妹在台8年，形同坐监，于1966年以探亲为名挣脱台湾控制，来到印度。而达赖集团又怀疑他们是台湾派到“难民”中作特工的，于是唆使印度警方以“非法入境”罪名拘捕。经苏永和夫妇多方营救，才被“驱逐出境”，迁居加拿大。时隔一年，苏夫妇也迁居加拿大定居。苏永和离印去加后，蒋介石随之停发“少将”薪俸，苏永和夫妇只得靠加拿大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基金度日，生活凄凉。他试图以“难民”身份去美国，也被“老朋友”断然拒绝了。回想自己“叱咤风云”的一生，如今却落得个众叛亲离、孤苦无依的下场，苏永和感慨万千，倍感孤独。二十多年中他亲身体味到寄人篱下、受人利用的滋味，在将美国、台湾、达赖集团与人民政府反复比较后，他终于觉醒了。那所谓“三盏明灯”都不过是风中幻影，转眼熄灭。他由衷地说，“只有共产党对我好，祖国对我好！”然而，苏永和期望回归祖国的1978年，毕竟还是一个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内人民尚心有余悸的特殊时期。得知苏永和盼望回国的消息后，他的子女们聚在成都，一起给父亲打国际长途电话，委婉地劝他先在国外治病，暂时不要回来。谁知，苏永和当即在电话中斩钉截铁地说：“就是祖国不原谅我，一下飞机就枪毙我，我也要回国去死！”倦鸟知还，狐死首丘。悲怆之情，溢于言表。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于这位几度背叛、失信于我的“当代孟获”，共产党人依然以博大的胸襟再次给予谅解。苏永和写给中央民委请求宽恕的信件，很快得到积极答复。祖国对他张开了温暖的怀抱，对他的幡然醒悟表示热烈欢迎。1980年10月，在“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等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苏永和顺利回国探亲。祖国人民接受了他的真诚忏悔，原谅了他过去的错误。当年歃血为盟的天宝同志和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都热情接见了他。此前他已经身患癌症，我方劝他先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国外进行治疗，但他表示落叶归根，刻不容缓，“即使回来后就死去，也比抛骨异国要好。”苏永和没有食言，他于1981年1月自愿放弃加拿大国籍，回归祖国，定居成都。同年12月，苏永和因病经多方医治无效，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72岁。据黑水人说，苏永和病重时曾乘坐一架直升机在黑水上空绕了几圈，这是他提出的最后请求。那一刻，使人想起世界名著《静静的顿河》的结尾，当葛利高里饱经了历史的变幻无常、命运的沧海桑田后，回到家乡：“好啦，葛利高里在多少不眠之夜幻想的那点儿心愿，终于实现了。他站在自家的大门口，手里抱着儿子……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了。这就是暂时还使他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在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相联系的一切了。”与之相比，苏永和这个来自雪山草地的“葛利高里”，最后的结局则幸运得多。（时任川西军区司令部侦察参谋的都爱国老先生对此文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第49章 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参加长征1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他成为被选择的人；而当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却被自己的政治对手出卖与抛弃；当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却又被和平年代的混乱“革命”所批判和打倒。在不同的时代，他被冠以种种截然相反的称谓，从“革命先烈”到“叛党投敌”，从被“顶礼膜拜”到“掘墓鞭尸”，鲜花与粪土同在，谩骂和颂扬齐飞，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功绩与罪名，也许连从不看重“虚名”的瞿秋白生前也无法想象。直到今天，他才终于可以被人民称为“同志”了。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对革命贡献之大，所受待遇之不公，平反昭雪道路之漫长，实为中国革命史所罕见。“毕竟是书生”，这是对瞿秋白一生最好的概括——他书生似的性格和为人，难以适应政治场上复杂的云谲波诡，这是他悲剧人生的基本成因。在福建长汀，他在夏日阳光下走向刑场的单薄身影，成为一个悲壮的象征：那是中国奋起后“士”人觉醒的坚定步履，响彻饱经心灵苦难后的苍凉回声。四面楚歌中的下台者瞿秋白第一次蒙冤被弃是从上海到“苏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苏联人米夫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连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生性耿直坦率的瞿秋白并不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两人嫌隙日增。瞿秋白的书生意气使他在忍无可忍时，干脆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这陡然增加了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米夫还选中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以华制华”。这还不算，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米夫，一心想在精神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偶像。而瞿秋白是中内公认的理论权威，是挡在米夫前路上不易推开的一块大石。米夫们可以轻易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摧毁他。为了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米夫对他进行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是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扶持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活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他们采取“去瞿留周”的策略，在会上宣布对周恩来“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而对瞿秋白则穷追猛打，欲彻底批倒批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四面楚歌中，李立三、张国焘、黄平等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一时竟也无情翻脸，一起莫须有地指控瞿秋白搞“小团体”，用“两面派”手段在党内进行了“国民党式的反党斗争”。（这怎能不使瞿秋白哀叹“每一个人的脸都看厌了”！）面对这样过火的处理，生性坦诚的瞿秋白依然忍辱负重，甚至深为自己不能看出立三路线危害之严重而感到内疚，他真诚地认为只有自己来承担责任才能在政治上起到教育作用。因此，他表示赞同远东局的处理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似的退出，而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他郑重地表示：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是这种过分的自我批评，只能给新的中共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表现做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实行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共产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瞿秋白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去话语权，只得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后，贫病交加，王明中央一个月仅发给16.7元生活费，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但既然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可能只关心个人的进退荣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瞿秋白并未灰心失望，而是照样满怀热情，不断在中共江苏省委编的《斗争》杂志上发表文章，谈论革命前途。于是，“党内同志”抓住文中个别用辞不够恰切扣大帽子，大做文章。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再次进行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严厉地指责“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号召对他要“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在小组批判会上，力主其事的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对瞿秋白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瞿独伊：《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一个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生的人，却在革命阵营中成了“过街老鼠”，成为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这使本已处于自责和负疚中的瞿秋白更加迷茫，更增痛苦。后来在《多余的话》中《何必说》一节中他悲愤地写道：“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一个“拉”字，包含多少悲愤和无奈！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派遣他去江西“苏区”的决定。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拒绝前往，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他当时体弱多病，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相爱甚深的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以便互相照顾，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为他去做无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再表示半点不满，那就更没法活了。（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934年1月7日，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瞿秋白告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去留心绪都嫌重”谁能想到，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瞿秋白的人生可谓光芒四射。他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重用，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他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共内除陈独秀、李大钊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共内“唯一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很快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可而今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只能被“发配”到苏区搞点教育工作。我常常怀疑瞿秋白这种革命者，就是传说中那只不知疲倦的荆棘鸟，它一生休息的时刻，只是它停止飞翔的那一刻，也是死亡的那一刻。换了别人，经受这么多打击挫折也许早已心灰意冷。可瞿秋白很快就重新燃起对革命真纯而炽切的热情。离沪后半个月，妻子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到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里的“老家”、“天堂”，显然都是指他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寥寥数语，瞿秋白对离沪赴赣的欣喜、对革命根据地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但担负起了中央执委会委员和教育部长，而且兼任了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等职务。他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做着党交给的工作，内心十分愉快，也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赞扬。这是他一生难得的清闲而充实的时光。  第50章 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参加长征2

然而革命永远没有安逸的“天堂”，只有斗争中残酷的现实。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决定高层干部“走留”问题，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所以关于瞿秋白是否被“扔包袱”留在苏区，才导致最后被捕牺牲的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各执一端，争议甚多。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都担当着艰巨的任务。“走”，要率领8万红军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前程难料，凶吉未卜；“留”，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到处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而且中央还赋予留下来的同志十分艰巨的任务：他们要牵制敌人、开展游击战争，时刻准备迎接大部队相机反攻，杀回老家，其危险程度，用后来的话说：“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走和留都是革命需要，都面临艰难的抉择。因而林伯渠在告别留下来的老战友时，在其诗《别梅坑》中也不由自主地发出“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是最高决策机构，决定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在迄今可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行动，证明博古中央是带着“有色眼镜”决定走留人员的。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希望有“走”的机会，都愿意跟随主力红军杀出重围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陈毅当时刚刚做过手术，剧痛难忍，但是被留下来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他当即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找到朱德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朱德无奈地表示个人同意他走，但也只有向上反映他的意见。而这一来便没有了下文。红军转移出发前，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在供给单上就是找不到的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也曾被列入留下来的干部名单。当博古提出把留下后，周恩来反对的态度异常坚决，博古也担心毛留下来重打锣鼓另开张，毛才得以跟随大部队一起长征，如果当时他被留下来，结果就很难预料了。（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那么，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是否非其所愿？他是否以被抛弃者的身份为革命殉道呢？笔者认为全方位兼顾分析瞿秋白的主观愿望、当时的客观实际以及博古中央的真实意图，才有可能还原事实真相。应不应走、愿不愿走、能不能走首先，看瞿秋白“应不应走”。瞿秋白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过演讲，黄埔的将领都认识他。就是说，一旦留下，他随时可能被敌人辨识出来。瞿秋白当时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常咯血——让这样一位重病缠身、难以自理的病人留在大兵压境的严酷环境下打游击，显然凶多吉少。对此，王彬彬曾撰文《瞿秋白的不复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说让瞿秋白留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苏区，“无异如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生还可能性十分渺茫”，并不为过。要说患病，当时也刚刚身患疟疾，憔悴不堪，以至于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可还是照样随军行动。贺子珍当时已有几个月身孕，挺着大肚子还是上路了。再说当时把瞿秋白留下来也不是为了治病，而主要是做艰巨的留守工作。治病的提议是直到“1935年2月项英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研究改变斗争方式和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有病的去就医。1935年1月党组织决定瞿秋白、何叔衡转移到上海就医……”（王辅一：《项英传》，中史出版社2008年版）至于是否因为瞿秋白身患重病无法随军长征，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从另一方面可以反证这一理由不成立的是，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长征开始时，王稼祥是腹部插着管子，坐着担架开始了行军。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全程坐着担架走完了长征，坚持到达了陕北。而就在长征初期，也生病坐上担架，两人一路同行还在担架上统一了思想，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后来王稼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性命，如果留在苏区，一旦沦陷时断无生路。可见，连王稼祥拖着那么严重的病躯，坐担架也走完了长征全程，瞿秋白也不见得就经受不住长征之苦。其次看瞿本人“愿不愿走”。张闻天1943年12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即下文之吴黎平）回忆，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回忆张闻天》）会后，确实找过博古，结局是毛自己所说：“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也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王树增：《长征》）那一瞬间，瞿秋白明白了，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任其自生自灭。瞿秋白能不能走是一回事，本人愿不愿走却是另一回事。如其本人坚持走而最终只能“留”，那就要问一问其中到底是何原因？愿意走，并不代表他不愿意留黎辛先生认为，对于博古这样的人，“不能说一个人只要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错的，甚至都是别有用心，就可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的一切行为的动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这一点我也同意。也许瞿秋白最后被留在苏区，责任并非完全在于博古一人，毕竟这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但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这一次他仍然是在处于弱势无援、壮士赴死的情况下，才被俘就义的。不管有多少人事后诸葛亮般的解释，何以能洗清瞿秋白被留下“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革命需要”是假，“借刀杀人”是真？曾跟作过长谈的冯雪峰就回忆说：“曾气愤地说‘将来要跟他们算账，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去！’”1936年9月1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针对王明的宗派主义这样尖锐地批评道：“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吴黎平回忆，走留名单公布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瞿秋白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满腔悲愤地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学习与研究》，1981年创刊号）  第51章 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参加长征3

当瞿秋白站在萧瑟的风雨中目送红军出发长征时，他把自己身边一位身强力壮的马夫换给徐特立，再三叮嘱他保重身体，同时还将自己的一件长衫送给冯雪峰作为纪念。他已经预感到，留下这些东西也没有用了。送别了战友，瞿秋白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共中央出发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特殊使命。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要求《红色中华》照常编辑、出版、发行，并且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切照旧。由于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都困难重重。但瞿秋白不顾咳血疲惫，一身几用、夜以继日地工作，仍然坚持《红色中华》每周出版两至三期。《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带领留下来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和红军学校的部分文艺战士，组成三个剧团巡回演出，鼓舞士气并帮助群众开展生产活动。当他拖着病弱之躯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尽量不要别人照顾，反过来却常常帮助别人。由此可见，瞿秋白愿意走，并不代表他不愿意留。作为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他履行组织赋予的使命时毫不动摇，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如同一头负重羸弱的老牛，拉着深深勒进皮肉的革命之车奋力前行。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清楚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可见他的机敏。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国民党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特务们软硬兼施，却不能令瞿秋白心动半点。其间蒋介石急电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淡淡地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宋希濂见劝说无效，只得电告南京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蒋闻听后，沉默半晌，终于下令枪决。宋希濂出于师生情面，想对瞿秋白再作一次劝降，遂邀瞿秋白一起饮酒。席间，宋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并称如能自首，当再电请南京收回成命。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至此宋希濂束手无策，知事已不可挽回。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还心有不甘，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游说瞿秋白效法顾顺章，声称不一定让他做公开的反共工作，也不再勉强他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他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担任大学教授就行了。他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也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1935年6月17日夜，蒋介石枪毙其命令已下，第二天就要行刑。于瞿秋白而言，这是最后一夜了。这一夜，他居然睡得特别香甜。早晨醒来后他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唐人的绝句，遂披衣取笔，用唐诗凑成一阕：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可敌人连这点时间也不给他了。正当他奋笔疾书时，敌人进来催促起程。他只好迅速草书一行：“方要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1935年6月18日9时，瞿秋白安然步出牢门，前往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达罗汉岭刑场之后，瞿秋白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他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能屈膝跪着死，从正面开枪，二是不要打自己的头。惊世骇俗的“自白书”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视死如归，最后英勇就义，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顺理成章地名垂青史——但他却偏偏不，而是“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他要以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关于瞿秋白争论的焦点，就是他就义之前写下的那篇惊世骇俗的《多余的话》。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在临终之前，他无意投入那幕壮士断腕英雄赴死的表演，而是选择一种令人费解的方式进行自我解剖。正是这篇文章，让他长时期背负了“叛徒”的恶名。《多余的话》即使放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史上看，也是一篇非常特殊的奇文。请看瞿秋白的这些原话：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而对于自己思想上的消极颓唐，他也直言不讳地这样坦白：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这样坦率的文字，后来果然成为被人曲解的话柄，让他的共产党战友们也对这份遗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巨大怀疑。面对这样一份最私密的共产主义者灵魂的记录，瞿秋白自己也明白以中国的文化，人们不会理解和接受他这样的真实。他果然猜对了。即便在“文革”后，仍有人认为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是为了赢得国民党的好感从而苟且偷生：秋白始终存在着一种幻想：他也许能够骗过敌人的眼目，用不着伤害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丑化自己，是他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写《多余的话》，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种尝试。（林勃：《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  第52章 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参加长征4

瞿秋白真的怕过死吗？曾与瞿秋白一起共事的中共早期党员郑超麟后来回忆，“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我相信这话。”（《怀旧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郑超麟又说：所以我看到《民国周报》发表他的《多余的话》并不觉得出我意外。我对于他的死的看法始终未变。他是软弱的，不是慷慨就义的革命家，他希望能从福建解去南京长期监禁，即希望不死。但他不是叛徒，我不相信他会出卖什么秘密，到了不能避免一死时，他还是能够挺身一死的。豆腐虽软，到底还是洁白的。瞿秋白终于没有像豆腐一样被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而完整的外形。当时担任主审工作的宋希濂非常佩服自己的这位老师，后来即使在“文革”黑云压城的政治高压下，面对红卫兵的再三追问，宋也坚定地证明瞿秋白没有投降，没有出卖任何组织和同志。连站在他对立的国民党人，都看出了“像瞿秋白这样历尽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生死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他至死没有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更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写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评《多余的话》时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不便发表……”由此可见，瞿秋白不是李秀成，《多余的话》决不是“自首变节”的自白书。那么，一个用俄语哼唱着《国际歌》缓步走过长汀县城，微笑着走向敌人枪口的人，为何会在最后的告白里自称“叛徒”呢？说着“鬼话”去做人如果不了解那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就无法洞悉瞿秋白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而造成他这种内心痛苦的，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那些在党内的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中“早已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使他感到自己已被逐出了队伍，不敢再叫自己的同志为同志的人。王明的左倾，李立三的左倾，陈独秀的右倾，使年轻的瞿秋白领导的临时中央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共产国际对他的无端抛弃，更是令他成为政治弃儿的关键一环。而他在狱中写《多余的话》，不能够指名骂王明，不能指名骂莫斯科、骂斯大林，而造成他悲剧根源的正是这些人，是共产国际。而这些都不能说——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他不能在敌人面前写这些东西，他唯一能做的，只能谴责自己，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到自己肩上。学者吴小龙在《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一文中，对瞿秋白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瞿秋白需要的是人们理解他，理解他深沉的内心苦痛——从而也理解历史，理解真诚的灵魂经历的真实的、充满悲剧意味的历史。早年在莫斯科时，瞿秋白就亲眼目睹了那种“清党”的无情残酷：明明是有理的，但却不能辩驳，所有罪名都要全盘接受。所以，作为书生的他后来连想都不想，也没有任何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想。他才说自己实际上已经退出这个队伍了，“我也是叛徒的一种”。这实际上是一种悲愤无声的控诉，一种凄凉彻骨的抗争——信仰和真诚从此失落，那种扭曲的人格，造成他“生命的停止”的党内斗争，现在终于使这个书生革命家由衷地感到了“可怕啊”！瞿秋白虽然用着曲笔，不让敌人获得可以攻击党的把柄，但对那种玷污了圣洁的革命理想、破坏了崇高革命事业的“党内斗争”的悲愤和抗议，已经表现得明明白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去做人”，他把生命看得很淡，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的大半生都在被革命抛弃的负罪感和孤独感中煎熬。这一次，哪怕死后被人误解，他也下定决心从彷徨中揭示自己的痛苦，从光明背后揪出黑暗。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负累，他生前似乎都预感到了，因此在离开这个世界前留下了“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的诗句。但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言，如果没有这篇《多余的话》，瞿秋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证明，他最终以这篇《多余的话》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无论他生前有过多少过错、失误，有了这一篇披肝沥胆、抉心自食的《多余的话》，便都能洗刷了。不平则鸣，爱憎分明，这是瞿秋白一以贯之的为人风格，想改也难。瞿秋白25岁那年，爱上了充满朝气而又聪慧善良的杨之华。可这个女子却不断回避他。原来，她已是有夫之妇，丈夫即沈剑龙。但当时杨之华和沈剑龙的感情已经破裂，只是尚未离婚。那天瞿秋白和杨之华一起，来到了沈剑龙家，坦荡地表白了自己和杨之华的心意。不曾想，沈剑龙早知瞿秋白的大名，对他的人品与才华十分仰慕，竟然一见如故。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谈判的结果，在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的《民国日报》上，出现了三则启事：一、自1924年11月18日起，沈剑龙与杨之华脱离恋爱关系；二、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杨之华结为恋爱关系；三、自1924年11月18日起，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朋友关系。这是敢爱的瞿秋白。瞿秋白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分发的公开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论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或许是中史上唯一一次，党的领导人公开点名批评仍然在位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且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那一年，在反对陈独秀的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斗争中，他对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前辈毫不留情，敢于犯言直谏。这是敢恨的瞿秋白。人们习惯把瞿秋白称作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坦率却让人吃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于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这是敢言的瞿秋白。作家梁衡对瞿秋白的几句总结非常精辟：“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觅渡，觅渡，渡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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