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江胜, 姜礼福, 主编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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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视角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试读：
前言
江苏省的外国文学研究具有深厚的基础和悠久的传统，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阵营中占据重要地位。一年一度的江苏省外国文学年会为全省外国文学研究者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是省内专家、学者、青年才俊展示最新研究成果，了解最新研究动向，会见老朋友，结交新朋友的盛会。
2013年的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年会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是对我们的信任，同时也是对我们的考验和激励。它考验一个以工科为主导的大学能否有足够的人文氛围和好的组织能力去接纳并办好一次外国文学的盛会，就像一个小剧场能否唱起一场高水平的大戏，它在检验着在工科院校阿波罗精神与狄俄尼索斯精神能否兼容。同时，它也在激励我们在工科院校从职的外语教师和管理者在怎样看待外语的惯性思维上实行一种认识上的转向，即从外语的工具性转向外语的学术性。
我们认为，文学在高校不仅仅是一个课程、专业、学科，文学在高校还肩负着更为重要的社会救治的使命。文学是“文化价值观的载体和传播物”（Robert Con Davis 1998）。文学，特别是优秀的中外文学，在陶冶人们情操的同时，也是一个“道德提醒物”（moral reminder）。文学可规范人的道德行为，控制人和社会的无序。文学尽管是虚构的，但它能讲述真实，好的文学作品相当于真理。当然，这种真理并不与历史的真理或科学相抗衡，而是对它的补充。文学作为信仰和道德的参照，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慰藉，让人解脱，给人以希望。面对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死亡与不灭，人们通过文学从精神上能超越现世的限制和束缚，获得新生。好的文学会给人以正面的影响，促进人本质的提升，有利于社会理想秩序的建立和社会机制的完善。
在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的关心和指导下，我们对会议进行了精心筹备，确保了2013年江苏省外国文学年会的顺利召开，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本次研讨会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与会人数再创新高，规模空前。来自全省40余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出版社的近200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在研讨中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实现了思想碰撞，激发了研究灵感。
第二，研究视角多元，内容丰富，既包含了最新的研究热点，也纳入了经典文本的新阐释。其中，与会学者对后殖民生态批评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等的探讨都反映了文学领域最新研究动态，对艾丽丝·门罗的讨论又反映了最新的研究热点。
第三，会议采用了“主旨发言——小组讨论——主旨发言”的环形模式，气氛热烈，研讨深入。主旨发言和小组讨论相得益彰，使来自省内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既能聆听专家的高屋建瓴式的探析和研究，又能切实参与到热烈的学术研讨中，既能了解主会场的研究成果，又能分享分会场的主要内容。
本次年会紧凑而富有成效，就像一场饕盛宴，使全省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充分享受到外国文学的“色、香、味”，令人回味无穷。为了更好地展示本次年会的学术成果，使本次研讨会的成果得到更好的传播，进一步推动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的工作，壮大省外国文学学会的力量，我们决定将本次研讨会上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
考虑到与会学者相对集中地探讨了相关话题，本书根据选中论文的选题、视角等分为四大板块，分别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独特叙事 民族身份 多元文化”、“伦理反思 现实关照 原型探索”和“身体政治 两性聚焦 后现代之思”。
后殖民生态批评是新世纪在西方得到迅速发展的文学批评理论，2010年后，国内学者开始探讨该学说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本论文集“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部分收录了4篇从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视角开展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论证充分，论述有力，处于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文学的基本内容是讲故事，如何艺术性地讲故事涉及叙事技巧的问题；文学故事最主要的主体是人，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身份以及反映的不同文化也是文学所要反映的核心。“独特叙事 民族身份 多元文化”部分共收录了8篇文章，皆是从叙事、身份和文化等不同角度考察文学文本的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新世纪在国内发展迅猛的文学批评理论，代表了中国学者发出自己声音的强烈诉求以及同西方学者平等对话的强烈愿望，打破了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垄断文学批评理论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文学伦理学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教诲功能；现实主义文学亦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往往表现出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伦理反思 现实关照 原型探索”部分收录了8篇涵盖了文学伦理学、现实主义和神话原型的文章。两性话题是文学批评研究的重要内容，身体政治在近些年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因此，在“身体政治 两性聚焦 后现代之思”部分收录了7篇相关论文。所有这些文章都代表了江苏省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新进展和新动向。
2013年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年会取得圆满成功，我想借此机会对支持、指导、参与本次会议筹备、研讨的各位专家、老师和志愿者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省外国文学学会的各位领导，其中包括会长王守仁教授、副会长王腊宝教授、姚君伟教授、李建波教授、秘书长吕洪灵教授等。尤其感谢王守仁会长对会议的统筹安排和具体布置，他亲自邀请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前会长冯建文教授作了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艾丽丝·门罗的主旨发言，使本次年会跟踪外国文学研究热点问题，并最终敲定大会主旨发言和分会场主持人选等。
最后，我谨代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对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给予我们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本论文集的出版能为推动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的发展贡献力量。何江胜目录
前言
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 花园、动物和水坝——后殖民生态批评视域中的《绿绿的
草 流动的水》 张慧荣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后殖民生态书写 钟再强失落中奋起的印第安人——《爱药》的后殖民生态批评解
读 陈瑾后殖民生态批评：起源、核心概念以及构建原则 姜礼福
独特叙事 民族身份 多元文化 小说何为？——从麦克尤恩的《星期六》看小说的功能
宋艳芳混沌理论与混沌叙事——论麦卡锡小说《路》中的不确定
张小平从“大海”到“两条河”——论巴恩斯式叙事 顾舜若空间中的权力：《保罗事件》的空间叙事 徐仁凤论当代苏格兰诗歌中的民族性 何宁发出自己的声音——赫斯顿的民俗文化书写与黑人文化身
份重构 孟庆粉多丽丝·莱辛非洲题材小说中的非洲文化 岳峰从消费文化角度解读《夜色温柔》中的消费场景 张俊萍
孟瑜
伦理反思 现实关照 原型探索 审美·道德·困境——《洛丽塔》的双重主题及其伦理评判
顾梅珑《回家》的病态行为以及伦理价值观的反思 汪乐 袁小华鲍里斯·维昂：游走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 李万文对《傲慢与偏见》中现实主义元素的解读 赵艳角落里的导演——《玻璃动物园》中的父亲和汤姆 洪玲
陈爱敏安妮·弗兰克的神话及其续写 信慧敏从《黑暗的心》中的蛇原型看生态危机 曹永科一半魔鬼一半天使——《黑暗的心》中女性人物的原型解
读 侯茜希
身体政治 两性聚集 后现代之思 解读《太阳》背后的身体主体性 孙希佳大西洋的召唤——论伊迪丝·华顿的《国家风俗》 王丽明
张卉《笨蛋联盟》的后现代主义解读 李婧睿别把疯狂藏起来——论艾伦·金斯伯格的“狂禅” 李寒
李顺春“麦卡锡主义”与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美国》和《卡
迪什》 邵崇忠以理性之思解构“超科学”范式——评玛丽琳·罗宾逊耶鲁
演讲集《思维的缺失》 胡碧媛西方美学史上对美本质与真善关系的探讨及研究现状 徐静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花园、动物和水坝——后殖民生态批评视域中的《绿绿的草 流动的水》张慧荣【内容摘要】以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观照，加拿大印第安作家托马斯·金恩的小说《绿绿的草，流动的水》中的花园、动物和水坝体现出殖民主义与生态毁坏的共谋关系，以上帝为中心的伊甸园是欧洲人在美洲殖民地的原型，基督教社会对于动物和被当成动物的人的偏见表明物种主义与种族主义相互联系，水坝建设反映了当地政府以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为代价发展经济，印第安人、印第安创世者郊狼和水等合力颠覆水坝，为印第安人的生存带来希望。【关键词】托马斯·金恩；《绿绿的草，流动的水》；花园；动物；水坝【作者简介】张慧荣，苏州大学博士，安徽科技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11BWW054），安徽科技学院重点课题“当代印第安文学生态批评研究”（SRC2013339）的阶段成果。Title：Garden Animal Dam—Interpretation of 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the garden，the animal and the dam in Canadian novelist Thomas King's 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reveal that colonialism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are all part of conspiracy．Specificly，Garden of Eden is the archetype of the colony in America，the prejudice of Christian society for animals and the people treated as animals indicates speciesism and racism are closely connected，the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s economy at the cost of Indian interest，where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dian，Indian Creator Coyote and water subverts the dam and brings hope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Indian．Keywords：Thomas King，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garden，animal，damAuthor：Zhang Huirong＜huirongzhang501@163.com＞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Suzhou University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Fengyang county，Anhui province（233100）．
加拿大印第安作家托马斯·金恩（Thomas King）的小说《绿绿的草 流动的水》（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 1993）结合神话、民族传统、文学经典，运用反讽、典故和讲故事等多种写作手法，引发了众多评论。国外学者探讨了小说的多个叙述者、循环故事线索和双关语等后现代叙述形式（Chester 44-61），或恶作剧者叙述形式（Smith 58-78）。国内学者阐释了金恩以后殖民反话语策略改写基督教文化，并以印第安神话人物和印第安群体重写被歪曲的北美印第安历史（邹惠玲40-49）。本文以该小说为文本依据，采用后殖民生态批评视角，通过对小说中花园、动物和水坝的分析，说明以上帝为中心的伊甸园是欧洲人在美洲殖民地的原型，基督教社会对于动物和被当成动物的人的偏见表明物种主义与种族主义相互联系，水坝建设反映了当地政府以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为代价发展经济，印第安人、印第安创始者郊狼和水等合力颠覆水坝，为印第安人的生存带来希望。一、花园——殖民专制的世界
小说中上帝的花园是一片被主宰的风景。金恩将印第安创世神话和基督教创世神话进行杂糅，并对基督教和历史中的错误叙述进行挪用和戏仿，嘲讽了以上帝为中心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和等级制社会结构。小说中的伊甸园叙述模仿“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而印第安始祖女和伴侣阿呆成为新的主角。小说中的上帝认为印第安神话创世者——始祖女的世界是空无的、没有秩序的和混沌的荒野，有待他用基督教规矩进行改造，使之文明化。这位上帝说：“世界从空无开始，世界从花园开始。”（40）于是上帝圈围土地，拦截水，在混沌中创建伊甸园，由此成为财产私有制的维护者。与这位上帝类似，在现实社会，初到北美大陆的新教徒将那里视为“落后的”、“未经文明改造的”和“空无的”荒野，这样他们就以上帝之名将他们偷窃土地的行径合法化。小说中的上帝还独占知识树上的果子，并威胁道：“任何人吃了我的东西都会后悔的，那是规矩，基督教规矩。”（69）胆敢打破规矩的人会被上帝踢出花园。但始祖女将果园中的西瓜、炸面包圈和玉米等与阿呆和动物们分享。她的行为体现了印第安文化万物皆有亲缘关系的群体主义价值观，植物、动物、人和神灵之间没有严格界线，大家共同织成生命之网，共享生命的果实。因为与上帝的价值观相左，始祖女带着阿呆和动物们，抛弃专横的上帝，寻找新的家园。始祖女所体现的平等包容精神，愈加反衬出上帝对私有财产占有欲的渺小。
在小说中的现实世界里，位于加利福尼亚精神病医院的花园是欧洲人在美洲建造的“人间伊甸园”的象征。医院的统治者霍瓦博士声称他对于花园的土地拥有合法所有权：“我的祖父从旧世界出发来到这里，他在地产上挣得财产，他从印第安人手里买到土地。”（95-96）他的辩解与主流叙述一致，旨在粉饰殖民者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不光彩历史。花园中的许多榆树得了榆树枯叶病，一种非本地病害，树很快枯死，被清除出花园。“树枝被送进一个方形的叶绿色机器，磨成锯末。树枝发出可怕的哀号。树根被从土里挖出，两天后，你无法说明那里曾有榆树生长。榆树几乎和花园一样古老。”（73）榆树被清除出花园的过程可被视为一个隐喻，影射殖民早期印第安人感染了欧洲人带来的天花和麻疹等传染病而大量死亡和欧洲人不战而胜的殖民历史。“英国环境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作品揭示了历史上帝国创建扩张过程中生态的作用。”（Huggan＆Tiffin 3）毁坏原生生态系统有助于推进殖民进程。清除了原生生态系统后，殖民者用欧洲的植物取代原生植物。作为花园的主宰者，霍瓦博士着手重建欧洲园林景观。他用英国植物，如黄水仙、荷花和常青树等，建成英式花园。植物被规划、排列和修整，成为规范有序的人造风景。不仅景观，霍瓦的桌子也铭刻了殖民史，“桌子宽大，是他妻子在拍卖市场发现的，是殖民地时期的木工精品。他称赞妻子能找到如此大的一块木板，这让他想到了从根部砍倒的一棵树。”（16）一颗鲜活的大树被制造成商品的过程，影射了工业化社会将自然视为资源而疯狂掠夺的经济发展史。大树的命运类似当年被殖民者杀戮的印第安人，桌子是殖民地血腥历史的见证。因此，霍瓦博士隐约感到桌子的反抗：“桌子似乎在长大，桌子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包裹了他。”桌子代表被剥夺的印第安人和自然对统治者沉默的威胁，以至于霍瓦博士想移走这张桌子。
金恩在隐喻层面将上帝的伊甸园与现实中的花园相提并论，强调基督教是财产私有制和殖民扩张的宗教根源，印第安人的土地被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殖民者占有，成为他们的人间伊甸园。二、动物和被视作动物的人——基督教社会的他者
在基督教社会，无论是花园之蛇还是被诺亚拒绝上船的动物，都是被基督教压制的他者，小说中的郊狼就是其中一位。在印第安神话中，郊狼具有双重特性，郊狼时而是个跨越神、人和动物之间界线的恶作剧者，时而是创世文化英雄。一方面郊狼总在破坏世界秩序，打破平衡，引起灾难和毁灭，另一方面，郊狼也带来自由和解放。但在基督教社会，郊狼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打击。小说中，郊狼与《白鲸记》中的捕鲸者亚哈之间有一段对话，对话揭示了郊狼在主流社会遭受劫杀的厄运。亚哈说：“这是个基督徒的世界，你知道。我们只杀有用的或我们不喜欢的东西。”郊狼辩解道：“但是郊狼很有用。”（196），尽管如此，基督教社会给郊狼设下陷阱，郊狼无论是让人厌恶还是对人有用，都逃脱不了被杀戮的命运。普拉渥德（Plumwood）认为“专制中心主义不仅导致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也导致体制化的物种主义（speciesism）。两千多年来，人类在理性中心主义的名义下，使用物种主义将人类对于动物或者被看做动物的人所进行的压迫和剥削合理化。”（8）可见，对于动物的控制、对人的统治和对环境的滥用三者相互联系，共同服务于维护殖民统治的目的。然而，小说中的郊狼并不屈服于主宰者的统治，郊狼帮助四位印第安人老人逃出医院，挑战主流社会想要建立的有序的、规范的和发展的世界图景，修补失衡的世界。
在基督教社会，也有一些幸运的动物被诺亚允许上船，狗便是其中侥幸受到青睐的动物之一。在现代社会，狗多被当作宠物，“宠物被看作个体化的、人类家庭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如果不是普遍存在，也尤其存在于欧洲。”（Huggan＆Tiffin 178）狗是人的朋友，这个习俗在欧美国家被当成判断一种文化是否违反禁忌的标准。小说中主要人物埃利的侄女拉蒂莎开了家“死狗咖啡馆”（Dead Dog Café），咖啡馆以“霓虹广告牌上呈现的炖锅中的一条狗的形象”（109）吸引游客。20世纪的旅游业将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变为可供消费的商品，印第安人成为吸引和娱乐游客的有趣历史遗存。拉蒂莎则巧妙利用主流社会关于原住民动物性的神话，将它转化为旅游卖点。她对那些有强烈健康意识的生态游客说：“我们在保留地养狗，只喂马肉和全谷。不含荷尔蒙和防腐剂。”（132）其实这是她给游客开的玩笑，所谓“狗肉”就是汉堡。拉蒂莎了解这些游客，他们厌倦了工业化社会生活方式，希望体验真正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她利用殖民话语为诱饵，设下旅游陷阱，反讽主流社会关于印第安人的偏见。然而，就本质而言，所谓印第安食狗肉者与殖民扩展早期的“食人族”一样都是殖民话语。“食人族”这一术语将原住民归类为具有动物性的他者，使殖民者征服原住民的行为合法化。“如果殖民主义有自己的原初神话，没有比压迫性的和具有威胁性的‘他者’更有力量——被人排斥的类似动物的对手，正啃吃人心的食人族。”（Huggan＆Tiffin 168）其实，关于原住民食人的说法缺乏有力证据，“食敌人肉或同族死者肉的行为很少，对于一些非西方人来说，食人肉只是重要的仪式性行为，而没有西方人所假定的意义。”（Huggan＆Tiffin 171）白人游客对“死狗咖啡馆”趋之若鹜的现象表明，在20世纪，殖民早期的“食人族”话语已演变为印第安“食狗肉者”话语。在欧美国家，食狗肉与食人一样，可以成功地把触犯禁忌者打入野蛮人或动物的行列。然而，具有种族优越感的游客没有意识到欧洲人与“食人族”也有一定联系。皮特·休姆（Peter Hulme）认为“存在欧洲人的食人证据，如在船只遇难事件中和饥荒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的主要活动仪式中也存在象征性的食人行为。”（qtd．in Huggan＆Tiffin 170）在基督教的圣餐仪式中，圣餐被认为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的象征。既然基督教中也存在仪式性食人行为，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原本不存在文明与野蛮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印第安人没有食狗肉习俗。埃利的侄子里昂奈尔说：“黑脚族人不吃狗肉。”（57）曾做过警察的布卢斯也明示：“如果我们听说任何人烹饪狗肉，或在餐馆出售狗肉，我们会逮捕他。”（131）因此，所谓印第安狗肉只是白人的想象，这种想象掩盖了印第安人的生活贫困和食物匮乏。在殖民占领前，平原印第安人主要以美洲水牛为生，但殖民者的滥捕使水牛灭绝，印第安人陷入饥饿境地。埃利记得在幼年时参加的太阳舞仪式上，参与者的食物也只是一些现代快餐食品。伴随着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印第安传统食品丧失殆尽。传统食物结构与印第安世界观密切联系，食物结构改变使印第安人难以在精神上与传统保持一致。通过关于狗肉的笑话，金恩揭示了在生态旅游的浪漫风景之下，隐藏着被内部殖民的印第安传统生活方式被摧毁的现实。
小说揭示了《圣经》确立了上帝对动物和人的统治地位，基督教社会对郊狼的排斥和对所谓印第安狗肉的怀旧追寻，都暗含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这些思想构成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金恩对于基督教创世神话和印第安食狗肉者的殖民话语进行反写、戏仿和讽刺，将殖民偏见转变为颠覆的力量。三、水坝——被合力颠覆的专制象征
小说中，政府在印第安保留地建造的大巴利水坝（Grand Baleen Dam）是资本主义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征服自然的专制象征。在现代社会，18和19世纪关于文化和文明的争论已不再是热门话题，似乎更能体现自由和进步的关于发展的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但是暗含在这些概念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偏见仍以不同的面目继续存在。西方发展观奉行个体主义价值观和线型思维方式，文明进程以驯化自然为主要标志。大巴利水坝体现的是科技征服自然的傲慢和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歧视。水坝总工程师斯弗顿对坚守木屋阻止水坝建设的埃利说：“我的水坝属于20世纪，你的木屋是19世纪的一部分。”（113）他的话表明，由于主流社会推崇线性时间观，这就导致历史、进步、发展和进化等概念成为渗透现代西方话语的关键词而受到追捧。而前工业文化则被归类为落后的文化，需为国家和世界的发展做出让步甚至牺牲。
水坝服务于社会精英阶层和大型商业财团的利益，却破坏印第安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是巨大的社会消耗和不平等的象征。斯弗顿与埃利就水坝选址进行了辩论，“为什么许多水坝建在印第安土地上？”“只是你们有许多地方可以建水坝。”“省里的报告推荐了三个可能的地址。”“地理条件。那是决定水坝兴建的因素。”“这个地点不是那三个地点之一。被推荐的地址都不在印第安土地上。”（111）可见，建水坝的决定因素并非地理条件，而是以将损失转嫁给印第安人为前提。水坝不仅毁坏印第安自然生态，还破坏印第安文化生态，危害印第安宗教。太阳舞是重要的印第安宗教仪式，舞者以三角叶杨树为中心柱围成圆圈跳舞，祈祷大地平安，物产丰沛。中心柱在印第安人眼中具有沟通天和地、人和神，连接此世与神话世界的神圣功能。但由于水坝改变河流走向，沿河的生态系统如果得不到一年一度河流涨水的灌溉，会受到破坏。埃利与妹婿哈莱的对话反映了水坝对印第安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冲击：“当河流涨水，它带来三角叶杨树。”（376）如果没有洪水带来的营养物，就没有三角叶杨树。可见，由于水坝破坏生态环境而造成的对原族灵魂的毁灭程度，并不亚于19世纪和20世纪政府对印第安人推行文化同化的程度。
由于水坝威胁印第安种族生存和文化生存，埃利成为水坝的坚决反对者。埃利自幼离家，通过奋斗成为白人社会的一名大学教授，同时也几乎成为被主流文化同化的“模仿的人”。埃利母亲生前建的木屋正好位于水坝预设的泄洪道上，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障碍。木屋唤起他的童年记忆：“他的母亲建造木屋，用一根根木头。她将一根一根木头从屋后的小树林中拖出来，剥皮，劈开，搭建起来。”（113）木屋是他寻求种族身份的地方，也是黑脚族最后的土地和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的隐喻。水坝“冰冷而庞大，紧紧依附在大地的几何形地面上”（408），对小木屋形成压迫之势。水坝象征庞大殖民官僚体制支持下的跨国资本集团，它所代表的管理和控制伦理被强加给原族和当地生态系统。对于母亲的情感和对于黑脚族命运的关注使埃利决心守卫木屋，阻止水坝建设。同时，他与水电公司展开近十年的官司，反抗水坝代表的殖民主义对印第安主权的侵犯。
小说中的水也具有能动作用，成为反抗外界强加统治秩序的自然力量。在小说开头，上帝与郊狼之间关于创世之初水的辩论具有本体论性质，展示作品对主流社会的控制与主宰的抗争。一方面，霍瓦博士认为：“太初，只有土地。空无的土地。”（95）土地之所以在主流话语中受到青睐，因为它是建立稳固统治秩序的基础。另一方面，金恩在小说开头就表明：“太初，空无一物，只有水。”（1）始祖女从天空落到下面的水世界，鸭子接住了她，她和鸭子一起从乌龟祖母的背上取土造出陆地。印第安神话中人与动物共同创世，这与“创世纪”中男性神用他的单一声音通过下命令创世形成鲜明反差。土与水的对立反映了固定与流动、控制与反抗和专制与自由之间的对立关系。正如哈根所言，“水是施动者（agent），最强大的施动者。”（Huggan＆Tiffin 190）小说揭示了二元对立的存在，同时试图通过强调水的双重特性打破二元对立。一方面，水具有创生性，在流动中化腐朽为生机，孕育各种生命。另一方面，水也具有毁灭性，水的流动变化性代表一种“由于被工业化西方忽视而处于危险边缘的具有毁灭潜能的力量”（Huggan＆Tiffin 190）。水蕴含变化的力量，它的双重特性按自然韵律交替流转变化，远非人类的力量可以左右。由于水具有不可征服的特性，再加上水坝下面原有一条断层线而存在隐患，水库蓄水又改变地质构造，这些都成为引发地震的诱因。
基于水坝的自然条件，郊狼运用超自然力量，通过歌舞等幽默方式颠覆了水坝。根据金恩的观点，当代印第安文学中恶作剧者的最重要功能是展示对现实中强加秩序的抗争，提出看待世界的另一种视角：“恶作剧者允许我们创造一个特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犹太基督教关注的好与坏、秩序与混乱的差别被印第安人关注的平衡与协调所取代。”（All My Relations xiii）小说高潮部分出现在拜日舞仪式的最后一天，郊狼和四位印第安老人到埃利的木屋拜访，不料埃利发现“大地开始舞动”（409），原来是郊狼的歌舞引起大地震动。四位印第安老人采用经典文学中人物的名称，设定讲故事的标准，决心修补被殖民统治扭曲的世界。而郊狼总是在游戏中打破既定秩序，使四位老人不得不一再去修补混乱失衡的世界。在以上场景中，郊狼的歌舞引起震动，预示一场大规模反抗运动即将到来。舞蹈是郊狼的游戏，也是印第安神圣传统的重要活动。在19世纪末的鬼舞教中，派由特（Paiute）弥赛亚渥沃卡（Wovoka）倡导印第安人通过跳舞使大地再生：“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要跳舞，不管在任何地方，随处跳舞。不久，来年春天，伟大性灵（spirit）会回来，带来各种猎物。此后，会发起大洪水，所有白人会被淹没。之后，到处只有印第安人，没有其他人，各种猎物遍布大地。”（Brown 416）跳舞是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舞者祈福大地再生，洪水卷走殖民者，印第安人回归传统生活方式。小说中的郊狼一直在跳舞，于是，在印第安人的反抗力量、水的自然力量和郊狼的超自然力量的合力作用下，最终水坝崩塌。“定居者的水坝被原住民的传统、宗教和哲学结合的力量冲走，郊狼释放洪水，原住民夺取自主权，这一象征性事件反映了西方障碍的清除，以万物整体观为特征的原住民想象力的释放和文化的复原。”（Huggan＆Tiffin 168）水坝崩塌表明水坝建设者企图征服自然和印第安人的狂妄遭到嘲弄，而被忽略的自然和弱势群体赢得胜利，并拥有了再生的希望。
主流社会以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为代价，在保留地建水坝，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这种缺乏道德的发展遭到印第安人以及种种自然和超自然力量的合力抵抗，最终必将遭遇失败的结局。
金恩模仿关于花园、水坝和动物的殖民叙述，将它们变成颠覆殖民统治的力量，反讽了强权者对于伊甸园和花园的主宰、对于动物和印第安人的排斥，以及对水的控制和对印第安人的剥夺。水坝的倒塌说明人类的规划、改造和野心都发生在一个无法预料的神秘自然中，印第安人的家园可以被毁坏，但蕴藏在自然和印第安种族中的巨大力量永远不可能被征服。小说告诫人们，人类如果不能怀着敬意去接近自然，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经济上贫困和政治上弱势的群体，反而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为代价去发展经济，最终将难免遭遇事与愿违的结局。同时，印第安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所体现的人与万物相互联系的整体观，为受到生态危机和种族问题困扰的现代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引用文献
Brown，Dee. 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 An India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Henry Holt and Company，Inc.，1993．
Chester，Biance．“Green Grass，Running Water：Theorizing the World of the Novel，”Canadian Literature 161-2，1999.44-61．
Huggan，Graham and Helen Tiffin．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Animals，Environment. Routledge.2010．
King，Thomas. 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Toronto：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3．
———．ed. All My Relation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anadian Fiction．Toronto：McClelland＆Stewart Inc.，1990．
Plumwood，Val．Environmental Culture：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 London：Routledge，2001．
Smith，Carlton．“Coyote，Contingency，and Community：Thomas King's Green Grass，Running Water and Postmodern Trickster.” Coyote Kills John Wayne：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s of the Transcultural Frontier．UP of New England，2000.58-78．
邹惠玲.绿绿的草，流动的水.印第安历史的重构.外国文学评论，2004（4）：40-49．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后殖民生态书写钟再强【内容摘要】库切的生态书写氤氲于其后殖民创作之中，生态主题与后殖民主题在其作品中相互交融，具有典型的后殖民生态书写特色。以往的评论主要从后殖民理论视阈来分析库切的文学创作，而对其作品中丰富的后殖民生态书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是展示库切后殖民生态关注的重要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库切的后殖民生态书写绝非空洞地赞美大自然或将其浪漫化，而是与残酷的种族殖民战争及种族殖民统治相关联，具有明显的伦理政治倾向。通过探究《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所蕴含的后殖民生态关注，我们能够窥见库切尊重一切生命、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容及反对一切霸权的后殖民生态伦理观。【关键词】J．M．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后殖民生态批评【作者简介】钟再强，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在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项目（10CWW010）与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2SJB750027）的阶段性成果。Title：J.M．Coetzee's Postcolonial Ecocritical Writing in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ABSTRACT：J.M．Coetzee's ecological writing is contained within his postcolonial writing．Therefore，ecological themes intertwine with postcolonial themes in Coetzee's works，which possesses a typical feature of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writing．As far as the study of Coetzee's works is concerned，previous comments mainly focus on analyzing Coetzee's literary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Coetzee's rich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writing hasn'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for long．Life and Time of Michael K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which reflect Coetzee's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concerns．In this novel，Coetzee's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writing is by no means to emptily praise or romanticize nature，but associates with South Africa's brutal ethic-colonial war and ethnic-colonial rule，with a clear ethical and political tendency．By exploring relevant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concerns contained in Life and Time of Michael K，we are able to get a glimpse of Coetzee's postcolonial ecological ethics，namely，respecting for all forms of life，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promoting the compatibility and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s well as fighting against all kinds of hegemonies．Keywords：J.M．Coetzee，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Author：Zhong Zaiqia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China（226019）．
自20世纪末以降，随着经济全球化大势的汹涌澎湃，由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日趋严峻。在此情势下，一些极具危机意识的文学家们，开始借助生态文学警示世人应怀有生态责任感及忧患意识，关注生态恶化给所有生物命运带来的危机，力争使现代文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协调。秉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力主小说家应该“对还未浮出水面的那些事情负有责任”的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M．Coetzee），自然不会在其文学创作中漏掉如此重大的社会课题。在《幽暗之地》（Dusklands，1974）、《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1980）、《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1983）、《动物的生命》（The Lives of Animals，1999）以及《耻》（Disgrace，1999）等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库切充分表达了他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忧虑及其对所有生物命运的悲悯与关怀。
以后殖民文学创作著称于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其作品中丰富的生态书写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直到1999年《动物的生命》出版，库切在此方面的良苦用心才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开始从生态批评视阈对库切的作品展开探究，取得了斐然的成果。有必要指出的是，库切的生态书写氤氲于其后殖民创作之中，生态主题与后殖民主题在其作品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这种生态书写与纯生态文学相比仍具有较大差别。仅从生态批评视阈来探究库切作品中的生态书写，很难真实反映这种生态书写的本质特征。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在20世纪末以降的大潮涌动，为我们揭示库切别具一格的生态书写提供了良好契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以下简称《生活和时代》）以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南非的殖民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卑微的开普敦园丁迈克尔·K（以下简称K），在充满战乱和种族压迫的环境中苦苦挣扎，渴望实现其园艺梦想的故事。在颠沛流离的漂泊中，军队和警察等各种残暴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使K不但失去了财产和自由，而且丧失了身份和话语，甚至被投进难民营和劳改营。虽然K追求其园艺梦想的坚强意志始终未变，却一直无法拥有梦想中的生命绿洲。本论文拟从后殖民生态批评视阈出发，通过探究《生活和时代》所蕴含的揭示殖民战争对生态环境的毁坏、反抗种族殖民压迫的园艺梦想以及尊重一切生命的动物伦理观，旨在详细解读库切的后殖民生态思想。一、揭示殖民战争对生态环境的毁坏
自幼生长在南非的库切对殖民战争给非洲带来的生态灾难有着切肤之痛，因此揭示殖民战争对生态环境的毁坏可谓其生态关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74年出版其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时，库切就已开始书写殖民战争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在该小说的第一部分《越南计划》中，殖民情结严重的唐恩为挽回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颓势，建议美军继续使用已引起国际公愤的脱叶剂及PROP—12喷雾剂等生化武器，完全不理会这类生化武器对越南生态环境和普通民众的威胁。而在《幽暗之地》的第二部分《雅克布·库切的讲述》中，库切则以反讽手法揭露了殖民者肆意破坏自然生态的丑恶嘴脸。在1980年出版的《等待野蛮人》中，库切采用寓言方式，描述了所谓来自文明世界、以征服自然为荣的帝国军队对一个边陲小镇生态环境的肆意践踏，流露出对人类崇尚工具理性的批判以及对人类未来之生存状况的担忧。继《幽暗之地》和《等待野蛮人》之后，库切在《生活和时代》中再一次聚焦殖民战争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这一后殖民生态议题。
库切给《生活和时代》加上了这样的题记：“战争是万众之父、万众之王。有时他显身为神，有时显身为人。有时他造就奴隶无数，有时却造就自由解放的人群。”通过这一题记，库切想阐明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殖民战争给被殖民者及其生存环境所造成的空前浩劫这一重大社会生态问题，并引导人们积极思考“文明”与“野蛮”间的关系实质。就《生活和时代》而言，库切完全可以选择白人中产者比尔曼夫妇为主人公，从他们被迫抛弃家园的流离失所中，引领读者体会酷烈战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毁坏。但库切深知，在殖民战争车轮辚辚而行的车辙下，被碾压着的总是那些身处边缘的小人物，他们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为生存而进行的苦苦挣扎更能展示酷烈战争时代之一斑。20世纪80年代初的南非，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使白人攫取了几乎所有的土地，因而卑微的K对园艺梦想的无限渴求在狼烟遍地的生态情势下显得那么奢侈和无望。通过K在“归乡”之旅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生活和时代》把生态环境与种族隔离制度关联在一起，既向读者描绘了殖民战争给以开普敦为代表的大城市所带来的荒凉与萧条，也引领读者见证了殖民战争给南非带来的满目疮痍的残破景象。
在K的“归乡”之旅中，殖民战争所导致的满目凄凉在读者面前展露无疑。当K进入一幢被人遗弃的房屋时，映入他眼帘的到处是破败的景象——野草遍地，苹果园里“被虫子咬过的果子遍地都是”（47）。K随后被警察毫无情由地带走，与几十个陌生人一起被赶上火车，途经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光秃秃没人照料的葡萄园”（51）。当K和那些陌生人一起被驱赶着抢修铁路的时候，K看见“铁轨被从山坡上倾泻而下的像小山一样的岩石和红色豁土盖住了，塌方在山脚处形成一道宽宽的裂缝”（51）。当K“归乡”之旅的目的地——维萨基农场最终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其残破衰败令人心碎：“那里的人字形山墙已经崩溃了，使里面的木材暴露出来，屋顶的镀锌铁皮也支棱起来。……一个用木头和铁板搭成的棚子，在它旁边是一个空荡荡的养鸡场，在那鸡场的铁丝网里面，一些黄色塑料飘带在风中扑打”（60）。K在归途中所目睹的各种生态惨状，展现了这一时代南非种族殖民历史之令人触目惊心的画卷。这些残破的景象意味着在殖民战争车轮的碾压之下，弱小的生命形式已无人顾及，原本宁静的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已遭到蹂躏和破坏，人与土地之间的连接纽带已被生生扭断。因此K意欲在“故乡”实现其园艺梦想的热望只能成为一种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幻想。
除了以上所及，《生活和时代》还勇于揭示殖民战争对南非地理空间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当K被关进加卡尔斯德里夫难民营之后，读者得以通过K的观察来审视周围的环境：营地是个“黄褐色长方形”，看上去像个杂乱的建筑工地，住处是“一些帐篷和没有上油漆的木头和铁皮搭成的房子”，周围“都是三米多高的围栏，上面覆盖着一层蒺藜铁丝网”（90）。K在出逃的途中发现，“每隔一两英里就会有一道围栏，一根根木桩钉进地里……把大地分割成一块块”（120）。不难看出，殖民战争期间的这种种族隔离体制是一种地道的种族地缘政治统治，主要建立在区块划分及对自然空间进行规约的基础之上，以方便白人种族殖民者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支配（尹锐 374）。在当时的南非，加卡尔斯德里夫这样的营地随处可见，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而且把有色人种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相隔离，是种族殖民霸权在生态地理空间上的强力展示。
此外，通过描述K在维莎基农场的辛勤耕耘以及他对维莎基农场殷殷期盼的美好愿景，《生活和时代》再现了殖民战争给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从难民营逃回维萨基农场之后，K打算在此常驻下去，通过自己的耕耘来建立一个虽然简陋但却能实现其园艺梦想的家园。K的脑海中经常浮现母亲故事中那些引人入胜的画面：“那些土坯墙和芦苇盖的屋顶，长满刺梨的花园，那些为了那个赤脚小姑娘撒下的鸡食匆忙奔来的小鸡们”（144）。这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画面与加卡尔斯德里夫难民营的恐怖形成了鲜明对照：“（营地的）土壤被他们日复一日的脚步踏得紧邦邦的，被太阳晒得发硬，在那地面上寸草不生”（129）。通过描述以上两者间的巨大反差，《生活和时代》揭示出种族殖民霸权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肆意破坏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在殖民战争铁蹄的蹂躏之下，K的美好愿景无非是水中花、镜中月而已。追寻游击队踪迹而来的军队和警察，最终用连续的爆破手段无情地炸毁了维萨基农场，毁掉了K的美好梦想：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紧接着是第二次爆炸。空气在震动，
一片鸟儿的惊叫声，周围的小山发出隆隆的回响。……在原来维
萨基家房子耸立的地方，现在腾起了一片灰色和橘黄色的烟云，
不是雾气而是烟尘，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正在把那房子卷走。当
那烟云不再膨胀，烟尘变得稀薄了，一栋房子的残存框架开始显
现出来……震动在继续，但是K再也不知道那声音是在群山之间
还是在自己的脑袋里。……后来发生了更多的爆炸，他甚至没有
抬头去看，但他猜想那些附属建筑也都消失了（154）。
除了炸毁维萨基农场的建筑物，军队还在K辛勤耕耘的农场上埋设了地雷，其恐怖前景已无需述说。《生活和时代》用上述这类白描手法揭示出这样的事实：在殖民战争的恐怖阴影下，南非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底层民众的精神生态环境遭到蹂躏具有不可避免性。而通过描述以K为代表的底层有色人群在殖民战争浩劫中所经历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创伤，库切旨在说明种族隔离政治大厦所建构的违反生态和谐的地缘政治规约必然走向轰塌，成为历史的陈迹（Head 62）。二、反抗种族殖民压迫的园艺梦想
在库切所塑造的人物之中，K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他相貌丑陋，无法修补的兔唇不仅带给他无尽的痛楚，也昭示他很难获得异性的青睐。此外，迟钝的头脑与木讷的性情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拥有体面的职业。从残疾儿监护学校毕业后，K进入了开普敦市政园林处，成为一名三等园艺花匠。K对园林有着由衷的喜爱，这种喜爱既源自其对园艺的天性，也源自其所经历的创伤与自卑：旁人经常对他的兔唇指指点点或暗自窃笑。K年幼时母亲带着他到白人家当佣人，他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看母亲擦地板。白人家明亮洁净的空间使他的面部缺陷暴露无遗，每每使他局促不安，幽静蜿蜒的园林才会让他感到舒适和放松。《生活和时代》的后殖民园艺书写从一开始就被库切彰显出来。K虽然成了一名职业园丁，但在种族隔离体制下，他只是一个卑微的园艺花匠，是南非最贫穷、最没有权利的下层群体中的一个。作为一个有色人种，K并没有资格无拘无束地流连于园林中那“高耸的松柏和开满白子莲的朦胧小径”（3），他所能做的无非是尽可能逃避种族殖民霸权对他的压迫。以种族隔离为标识的、为白人殖民者所享用的开普敦公园与K后来逃入深山时广袤而自由的卡鲁高原形成了强烈对比。
对通晓园艺的K而言，园艺梦想不仅具有抚平身心创伤的功效，而且成为一种十足的精神慰藉，使他能够超脱残酷的现实，上演了一幕幕逃离殖民战争和种族隔离政治的大戏。当动荡的时局演变成战争，K照顾着患病的母亲离开开普敦，踏上了“归乡”之旅。母亲安娜在途中不幸去世，K怀着其园艺梦想继续踏上归途。历尽艰辛之后，K终于回到母亲可能的出生地——阿尔伯特王子城附近的维萨基农场。K把母亲的骨灰埋入大地，然后在上面种下了南瓜、玉米和青豆。K的这个举动仿佛是一个仪式，借此使母亲与大地合二为一，也使自己耕耘的大地具有了母亲般的象征意义。K在这种园艺种植中获得了十足的快乐，暂时忘却了殖民战争与种族隔离政治的烦扰。他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此：“在日落的时候，打开水坝壁上的开关，看着那清清的水流，汩汩地沿着水渠流淌，滋润着那干旱的土地，把它从黄褐色变成深棕色”（73）。K在维莎基农场的园艺种植具有一定的政治寓意。库切在此并非主张把土地归还给有色人种，而是让土地回归大自然本身，使土地属于所有辛勤耕耘的人，不分种族、阶级和性别。库切的这种人与土地和谐的生态观，超越了种族政治和殖民历史的束缚，是对南非白人田园风情神话的一种颠覆。因此，K的“这种园艺实践与反抗殖民压迫及种族隔离压迫交融在一起，使自然生态与战争、历史及政治等产生关联”（Neimneh and Muhaidat 14），成为揭露南非殖民历史与丑恶种族隔离现实的一种寓言。
面对殖民战争和种族隔离政治的严酷现实，K也只能采用消极遁世的极端方式来延续他的园艺追求。维萨基农场主人的孙子从军队开小差回到农场，把K当做奴隶一样呼来唤去。为逃离这种压迫，K遁入了卡鲁高原的深山，度过了一段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而后K被警察送进以种族隔离为标志的难民营。K设法逃回了维萨基农场。为躲避各种随时可能降临的殖民霸权和压迫，K住到自己挖掘的一个地穴里，日落而作，日出而息，靠找到的南瓜种子播种南瓜，照料秧苗，最后以南瓜为食，自得其乐。K并不期望把维莎基农场所有的土地都开发出来，变成一个资本经营的农业模式，而是挑选了一小块地来进行园艺种植，用以维持他的基本生存需要，彻底摒弃了现行生产和贸易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模式。K拒绝把大地分割开来，反对那种“把一根根木桩钉进地里，竖起一道道围栏”（120）的行为。他认为“试图再建立一个新家，开展一场竞争”（128）的想法十分荒谬。K的这种想法无疑是对种族殖民霸权将人与自然强行分离开来的否定。K彻底与大地合而为一：“他像一条蠕虫一样开始向自己的地洞蠕动，他一心想的就是：让黑暗赶快降临吧，让大地把我吞下去吧”（133）。格雷厄姆·哈根与斯蒂芬·沃森认为，K对大自然的回归暗示他已彻底摆脱主体/客体、殖民/被殖民、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对K而言，以大地为代表的大自然并非是其逃离殖民战争和种族隔离政治的被动选择，而是“对那种维护残酷而邪恶的种族隔离体制霸权的一种无声控诉”（Huggan and Watson 3）。
K的园艺实践最终被庞大的殖民霸权所摧毁，他美好的园艺梦想注定无法实现，但他并未放弃对其园艺梦想的无限渴求。反抗殖民霸权的游击队来到了K辛勤耕耘的维萨基农场，在短暂休整后离开。追踪而至的军队和警察炸毁了维萨基农场，还把K当作通游击队分子送进了凯尼尔沃斯劳改营。虽然K又逃了出来，但已无处可去，最终带着他无法实现的园艺梦想又回到开普敦。但深陷绝境的K并未泯灭他的期望，在故事的结尾，他仍然梦想着尽快回到维萨基农场，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土地，精心培育大地的丰厚馈赠——金灿灿的大南瓜。K的这种想法自有其理由。在游击队来到维萨基农场的时候，K也曾有过参加游击队的想法，但最终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他意识到园艺种植的绝对重要性：因为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走向战争，这说明种瓜种菜、培植花
草的时代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因此必须有人留在后方，使这些活
动继续存在，或者至少使关于种瓜种菜、培植花草的想法继续存
在：因为一旦这根绳索断裂了，大地就会变得坚硬，就会忘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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