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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瑞典】乔纳斯·嘉德尔（Jonas Gardell）

出版社：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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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手套擦泪3试读：

戴上手套擦泪3

大卫深得上帝的垂爱，当他成为以色列国王后，战胜了摩押人。

他将所有的战俘五花大绑固定在地上，随后命人取来绳子，进行测量：身长一绳的人得以被赦免，两绳的则必须被处死。

噢，上帝是如此钟爱大卫王。

他仔细测量那些被打败、沦为阶下囚、躺在地上的摩押人。

用一条绳子决定哪些人大限已到，生命即将结束。

用一条绳子决定哪些人可以继续苟活于世。

你的，我的，所有人的命运都决定好了。

没有人知道自己生命的长短。

假如我们能事先知道自己生命有限、来日无多，人生或许会过得更好、更充实、更有意义。

但我们只是躺在地上。

命运之绳已然展开。◆◆◆ ◆◆◆

从小他就知道，除了乘坐改装式拖拉机在中央街上来回穿梭以外，生命就像万花筒，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有趣事物。

对他来说，汉玛滩有什么呢？(1)

每年，学校总会安排一次郊游，大家搭着校车到死谷进行校外教学。虽然是年度例行公事，至少还能逃离学校片刻，出外透透气。

死谷曾经是条瀑布，河水从岩壁与石块间奔流而过。数百年前，汉玛滩所在地原是一片河床，但早在18世纪时，这里的居民竟然就已能使河川改道，将河水彻底抽干，真是不可思议！

这就是一年一度的校外教学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活动吗？

每学期，全班至少还会去一次位于耶姆特兰省斯图甘市的公共澡堂，不过这项活动的象征性质远大于实质意义——大家到澡堂还泡不到一小时就得走了，再泡下去，就没法在当天赶回学校了。

他对汉玛滩的回忆大概就这么多了。

然而在班特成长的六七十年代，大家对这座小镇的未来还是充满憧憬与期望。

所有人都同意，这里的美景真是得天独厚，大家总是希望这里能够成为度假胜地。

此外，这里可是重大国际滑雪运动赛事的主办地，有自己的观光经办处，浑然天成的滑雪坡道，还有全世界最棒的雪橇滑坡，他们甚(2)至以“瑞典的科尔蒂那”自诩。

但问题是，汉玛滩孤零零地被困在因达尔河谷中央，离松兹瓦尔有17公里，离厄斯特松德还有16公里远。

说得更直接点，这里就是荒山野岭，什么都没有。空有死谷这座顶级名胜与滑雪竞技场，要说服观光客千里迢迢专程赶到此地可不容易。

如果有人问班特，汉玛滩究竟有什么好看的，他会直接说：“汉玛滩是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不值一去。”

这种地方留不住年轻人的，就算风光再旖旎也没有用。

没有人能够否认，汉玛滩的自然美景好得令人艳羡，整个小镇坐落在峡谷底部，汉玛瀑布水力发电厂就位于此地。河的一边是波园庄，还有镇上硕果仅存的新旧两座教堂，往上游处就是坐拥肥沃良田的库斯塔社区。

整个汉玛滩，只有一条路勉强称得上是道路，就是中央街。

中央街上有家养老院，班特的妈妈就在这里上班。街上还有商店、理发店、银行，小镇上应有的基本民生设施，全都在这儿了。

那么，汉玛滩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要做什么？如果班特当初没有远走高飞，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整个汉玛滩最重要的产业活动不外乎滑雪和打猎，就连摘野草莓还得看季节。平常在中央街上开开改装式拖拉机或电动脚踏车，从一头的烧烤店开到另一头的“市中心”；市中心只有一栋设有电影院和舞厅的建筑，也没什么好逛的。

小镇里勉强称得上景点的还有传奇拓荒者——“狂人”马格努(3)斯·胡斯的雕像，雕像底下还有一座小喷泉。

除了这些，汉玛滩还有什么？

从小到大，班特一直很清楚，总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穷乡僻壤，一定会的！

甚至从中学开始，他就不耐烦地倒数着日子。他每天都在数，拿不定主意要用年还是学期当作单位。二选一，三年或六个学期。最后，他选择每学期倒数一次，这样每半年就可以删去一个学期，次数比较频繁，感觉也比较好。

在汉玛滩长大的孩子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到厄斯特松德读高中。虽然IKEA位于松兹瓦尔，但对他们来说，厄斯特松德就是全世界，而且还要搭乘邮局公务车才能抵达这个“极乐世界”。

当地公家单位会主动替外地学生安排宿舍，班特的宿舍别名叫作“雌鹿”，室友正是他最要好的童年玩伴汤玛斯，两人一起就读瓦伦汀高中两年制的社会组。不管怎么说，两人确实接过吻，他总该算是班特的第一任男友吧？

厄斯特松德在班特年轻稚嫩的心中的确称得上是极乐世界，但这还不是他真正想要的。

他从高一秋季开学没多久，就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

他想去别的地方，想去邮务车到不了的地方。

他渴望被发现。

他也真的被发现了。对，就这样被发现了。

像一块先前完全不存在却突然出现的新大陆那样被发现了。

某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他和汤玛斯坐在卫德曼咖啡厅读书，恶补着等一下就要考的历史测验。这时，有个男子走到他们面前，他告诉班特他是一位导演，正在拍一部新电影，需要有潜力的年轻演员。班特的条件实在好得不得了，犹如囊中之锥，让人无法不注意到他的存在。他问班特是否愿意参加试镜。

这名男子的问题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班特竟然一点都不惊讶。

当这名陌生男子走进咖啡厅，来到他和同学面前时，他就知道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他的生命就在这一刻焕然一新。他会一辈子记得这一刻。

陌生男子手中握着一把钥匙，让班特有机会离开鸟不拉屎的汉玛滩与厄斯特松德，就此远走高飞，和童年一刀两断。

班特毫不迟疑。

(1)Döda fallet，位于瑞典中西部汉玛滩与毕斯普园（Bispgården）之间的瀑布遗址，接近今日的因达尔河谷（Indalsälven）。

(2)Cortina d'Ampezzo，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滑雪胜地，是1956年冬季奥运会主办地。

(3)Magnus Huss（1755—1797），人称“狂人胡斯”，于1796年将因达尔河谷瀑布夷为平地的拓荒者。现今汉玛滩市中心立有他的雕像，以纪念其事迹。

6月进入尾声，紫丁香已经盛开。有时就是这样，夏天来得早，天气热得快，花儿不只开得快，还开得异常浓密，简直是怒放。

不知为何，今年的夏日来去匆匆，将光与热一瞬间烧尽就离开了。仲夏节还没到，紫丁香丛就只剩干枯黄褐的小树枝。山丘上教堂前，散落一地的花瓣，仿佛五彩碎纸，正在凭吊一场已逝的宴席。

教堂里，通往主礼拜堂的走道尽头，摆着一副浅色木制棺材，上面插着一朵玫瑰。

棺材正面的镜框里，是一位年轻人的遗照。他异常俊美的脸庞，挂着深邃迷人的微笑，是个人见人爱的美男子。

美丽的外貌，精湛的才华，无可限量的前途，最后却像天际流星，倏忽即逝。

棺材旁边有一座铁制烛台，孤独的烛焰在风中摇曳。

整副棺材除了那朵玫瑰花之外，没有任何装饰或点缀。

一切仿佛都是未完成品。一切都是残缺的，仿佛还有什么正在加工，正在酝酿。

教堂大门敞开，人们从四面八方，或三五成群，或单独走上前来。

天气相当美好。这样的天气更适合放暑假前的结业式，或是夏季户外婚礼。但是身穿墨色西装的司仪站在石阶上，神色凝重地发着流程表，走进教堂的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样悲怆、苍凉，仿佛冻结——然而外头正是灿烂温暖的6月天，这一切真是太不协调了。

前来的大多是年轻人，死者本人也才二十出头，他的人生才刚开始发光，他正要向全世界证明自己……

这座小巧的黄褐色木造教堂，从外观上看，它像一座乡下的教堂。据说这还是故意设计的，这样才不会把人吓跑。

20世纪初的时候，大批穷困的民众从乡下涌入首都，只为谋得一份工作，图个温饱。他们需要能够提供精神慰藉、让他们倾听上帝箴言、接受圣餐礼的地方。位于1公里外的卡特琳娜教堂有着宏伟的雕刻，真材实料的大理石礼拜堂，反而显得太崇高、太肃穆了，不适合这些刚到城里的草根民众。

相反地，这座圣灵教堂就显得平易近人。

悦塔街南端的圣灵园中有一座隆起的小山丘，四周绿意盎然，圣灵教堂就位于此地，对所有人伸出欢迎的双臂。拼木地板，墙壁上简单的挂画，宽阔的窗户透进更多光线，教堂里的一切显得非常朴实无华，散发出一种友善、平易近人的氛围。

尽管如此，大家进入教堂后，朝入口右边那间小到不能再小的接待室望过去，仍然看到有一家人面带惊恐、惶惶不安地坐着。

他们大老远地专程从汉玛滩坐火车赶到斯德哥尔摩。这段时间，他们在城里遇到的人都相当友善。

当年在厄斯特松德咖啡厅发掘班特的导演非常大方，让他们免费住在自己位于南岛区的雅致木屋，他自己则花钱住旅馆。

班特曾在表演艺术学院待了三年，校长特地接待他们，促膝长谈，对班特的表现与才华赞誉有加。他再三表示惋惜：这真是文艺界莫大的损失！

班特就这样走了，这真是文艺界莫大的损失。

校长还特地给他们看全国各大报纸对当年毕业公演的评论剪报以及表演的精彩片段。当时每一家报纸、每一家新闻社都专文报道过班特。

他直接将所有剪报送给那一家人。那位母亲会把这些剪报，还有爱子早年参与演出的电视影集报道，用文件夹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只为纪念那如流星般耀眼却短暂的成就。

离开学校时，他们遇见一位全国知名的演员。这位演员一知道他们的身份，便紧握住他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再三告诉那位母亲，她的儿子真是百年一见的人才，他多么希望能够与班特共事！他语带哽咽，直说班特的死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说到最后几近泣不成声……

这时，大家再也忍受不住，终于痛哭失声。

所有人就这样站在表演艺术学院入口台阶上哭泣。

他们和这些导演、演员、校长素不相识，而他们竟为了班特的死感到如此悲痛！

即使万般绝望，这家人还是为自己杰出的儿子感到骄傲。

进入表演艺术学院就读，一直是班特最大的梦想；在他有限的今生里，他也确实在斯德哥尔摩功成名就，发光散热，将整个城市纳入自己的地盘。最后他们决定，就在这座位于表演艺术学院旁边的教堂为班特举行葬礼。

真正关心、疼爱班特的人都住在斯德哥尔摩，在这里为他举行葬礼，也算是某种落叶归根吧。

家人之间心照不宣：要是让班特自己选择，他一定宁愿被埋葬在斯德哥尔摩。

所以，他们现在才会惊慌地坐在小小的前厅内。教堂被前来凭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从礼拜堂内传来的交谈耳语，全被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班特真是不世出的天才，他的死真是天妒英才，是艺术界永难弥补的损失……

他们身穿黑衣，六神无主地等待着牧师的指示。厅内早已坐满他们不认识的人，包括剧院人员、演员、艺术家，这些人想必都彼此认识。

班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集妈妈与两位兄姐的宠爱于一身。他是全家人心中永远的小宝贝，为了一圆星梦而来到斯德哥尔摩。

大姐用手臂搀扶母亲；刚服用过镇静剂的母亲冷漠、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前方。过去这几个星期，她悲愤交加，几乎都要把指甲给咬碎了，她的手指又红又肿，甚至开始发炎。她哭了又哭，眼睛下方的皮肤红肿，好似鳞片一般随时会剥落。

门开了，大哥蹑手蹑脚溜了进来，用最轻柔的声音告诉姐姐与母亲，厅堂里面已经座无虚席。全家人只能从绝望中寻找这样的慰藉：他们的小班特只身一人在斯德哥尔摩闯荡，竟然有这么多人喜欢他！这绝对让人感到欣慰。“他真的很棒。”母亲一再耳语，紧握住女儿的手，试着从她的眼睛里寻求同意。

女儿的眼眶泛着泪水，点头表示同意。“没有比他更善良、更好的人了……”

一阵礼貌谨慎的敲门声之后，牧师走了进来，告诉他们葬礼即将开始。

如果家人已经准备好了，典礼就可以开始了。

准备好了？

他们怎么可能“准备好了”？

从来没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道理，这不只违反自然法则，更违反一切。

是的，违反一切！更何况是她年纪最小、最讨人喜爱、像阳光一样灿烂的儿子！

但该做的事还是得做。母亲还是站起身来，一起身便感到重心不稳，简直像是在空中盘旋。她一边木然地朝牧师点点头，一边用纸巾继续擦拭泪水。

准备好了吗？不能再拖了。

她仍旧无助地望着自己的孩子，仿佛指望他们告诉她该怎么做。

女儿紧张地咬着指甲，手指的表皮出现一道裂口，鲜血迸流而出。她局促不安地拿起擤过多次鼻涕、已经皱巴巴的手帕，压住流血的手指头，同时不耐烦地起身。

天杀的，赶快送我们上绞刑台，赶快完事吧，别再拖了！

牧师问他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时，班特的大哥觉得自己全身好似冻结了一般。他多想放声尖叫，多想让时间的脚步停下，使一切恢复从前的样子。他更想痛揍牧师一顿，将她碎尸万段！

但这都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咬牙切齿，咬到下颌几乎碎裂，却依旧无能为力。“我们走吧。”他低声对母亲说。当他一站起身来，整个世界仿佛跟着瓦解。

这一切实在过于光怪陆离，叫人无法理解，无法相信。

这时，教堂钟声响起。

两位子女一左一右陪着母亲，搀扶她进入大礼拜堂。

所有参加葬礼的来宾几乎同时转过身，站起来，几百双眼睛同时盯着这家人。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些来宾，这些人都是功成名就的社会人士，穿得光鲜亮丽，家中想必也没有早逝的子女或弟妹。他们看见其中许多来宾已经哭泣过一阵子，他们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真情流露，真心哀悼他们逝去的至亲至爱。

所有人都对这家人尊敬不已，却对发生的一切同样无能为力；他们仿佛全遇上了海难，没有救生圈，举目所及但见一片汪洋，看不见陆地。

母亲突然想道：天哪，竟然来了这么多人！她的小班特要是地下有知，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他是这么受大家的喜爱，整个教堂的大礼拜厅座无虚席。

她转身一瞧，发现前面那副棺材被高举着、竖立着，张牙舞爪，像是在威胁她。

她完全无法理解。

完全无法理解！

谁躺在棺材里？她不知道是谁躺在棺材里！一定是误会，一定是有人搞错了！

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抗拒，她不想接近祭坛上的棺材，她就是不想！

她的两个子女必须推着她前进。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她？他们竟然紧紧抓住她，一步一步强迫她接近那具可怕的棺材。她只想放声尖叫，奋力挣脱，又撕又抓。

从她的口中传出一声悲鸣，可怕的是，这声音竟然不是她的。她嘴里有一个声音，一而再，再而三地叫着：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那是班特初次抵达斯德哥尔摩时的事了。

那位邀他试镜的大导演带着他，来到斯德哥尔摩市剧场。

在此之前，他从没进过剧场。唯一一次看戏的经验，是国家剧团来到汉玛滩，在体育馆进行公演。

舞台就在他的眼前。

低垂的帘幕，好似在隐藏、保护某个重大的秘密。

一开始他还天真地认为，偌大的观众席绝对不会坐满的。戏即将开演，还有好几排座位空着呢。

随后，观众鱼贯而入，在位子上坐定。他出神地四下张望，即使跟其他人一样只是观众，无须上台表演，他还是感到莫名的紧张。

就在这时，仿佛某种奇迹发生，人潮瞬间蜂拥而入，灯光即将转暗之际，观众席上已经座无虚席。班特紧张地探头探脑，举目所见的每一个观众都定神地瞧着舞台，等待着即将开始的演出。

他会永远记得，自己的生命就从这一刻起截然不同。他与剧场邂逅的这个晚上，就是他生命的转折点。

帷幕悄悄被拉开。空旷的舞台简直一望无际。一位女演员孤零零地站在偌大的舞台中央，定定地瞧着班特。她对着他说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连续贯穿他稚嫩尚未成熟的心灵。“黎明时，总会有那么一刻，“你可以直视阳光而不被光线刺伤；“一望无际的水畔，一只巨眼缓缓睁开，“泛着微弱、近乎友善的光，“那是透视生命的一瞥，“你无须担心，更无须畏惧……”

班特屏息凝神，炽热的心竟就这样停在那一刻，连跳都不敢跳一下。

他会一次又一次重新审视这段表演。他会热切地等待帷幕重新揭起，那位孤单的女演员重新对着他说话。

他很快就将这段开场白背得滚瓜烂熟，狂热地与台上的女演员玩起对口形游戏。“那么一刻……“透视生命的一瞥……“更无须畏惧……”

不要怕。不要畏惧。

多么伟大、多么简单却又多么动人的承诺！

他的心彻底地被震撼了。

随后，一位年轻的男演员站在舞台上，身穿精心剪裁的戏服，布料下结实的肌肉清晰可辨。他侧着脸，站立着，孑然一身站在光束之下，眼神望着暗处，带着几许渴望、几许悲伤，仿佛在追寻什么。“黎明之际，一切如常，“直到生命中最后一个早上，“对叛逃者而言，这真是美好的一天……”

班特身处漆黑之中，不住地喘息；舞台上那位年轻的男演员，俊秀的脸庞，不可抑制的悲痛，多么不愿接受眼前的现实，只想努力找寻另外一片天地，明明已经做出决定，却又踌躇不前，怯于行动，那种矛盾……

男演员再次开口时，班特突然发现，自己的声音从他的嘴里流泻而出。这时，班特做出了两个改变他命运的重大决定。

他要成为演员。他更要不计一切代价在斯德哥尔摩闯出名堂。“清朗、无星的夜空，“对叛逃者而言，这真是美好的一天……”

拍片结束后，班特没有回到汉玛滩的家，更没有回到厄斯特松德的高中继续就读，而是直接搬进这位导演家。导演不只有识人之明，更懂得栽培人才，身边总围绕着许多长相俊美、有潜力的年轻人。导演向瑞典职训局申请补助，支付班特薪水，让他成为自己的私人助理。

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后，班特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冲到剧场，然后在表演结束后，站在离出口不远的人行道上，偷偷观察演员们。刚才站在镁光灯下的演员，现在全都卸了妆、换上便服，尽管如此，他们的身上仿佛依旧散发着光芒，遮也遮不住，他们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班特实在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了。

他最喜欢在演员们毫无防备时偷偷观察他们。他总爱站在阴影下，当几个演员同时走出戏院时，竖起耳朵聆听他们交谈。有时他甚至会刻意跟踪其中几个人，蹑手蹑脚，不发出任何声音，一颗心既焦虑又狂喜地跳动着。他尽可能地贴近这些人，几乎想附身在他们身上。

他开始光顾一家位于皇家剧院旁边名叫“格兰特小栈”的酒吧。与其说是酒吧，其实更像赌窟或下流的娱乐场所；酒馆里的装潢真是极尽怪异之能事，即使位于闹区，里面总是空荡荡的，只有皇家剧院的年轻演员会光顾这里，像拉克·马格努斯、尤汉·贺登堡、劳夫·史库伦德与彼得·史托摩尔等人。

这些人就是班特想要“瞻仰”的对象。

他就坐在酒吧里，离这些名演员只有一桌之隔。这真是太不真实了。

当皇家剧院推出年度大戏《阶级敌人》之后，这些年轻演员顿时成为媒体焦点。初演安排在较小的剧场，随后开始在大型剧场连续上演，尽管如此，每次演出的预售票一推出，还是被一扫而空。

演出佳评如潮，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演员顿时获得大众的崇拜与景仰，宛如天神下凡！只有当他们在演完戏后，坐在酒吧里小酌一杯，才比较像凡人。

就像魔术一般。

总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班特和大导演的“蜜月期”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去了一趟纽约，隔年这段亲密关系就告吹了。在纽约期间，班特想尽办法逃离导演的掌握，充分、深度地体验了当地的同性恋文化，简直夜夜笙歌，彻夜狂欢。每当他早上醉醺醺地回到旅馆房间，妒火中烧的大导演就变成了愚蠢的老妈子，直接对班特放话：旅费、食宿、酒钱，还有你这副天杀的臭皮囊，都是老子付的钱，你最好放尊重点！

最后，班特彻底厌倦了。他吼着，叫导演直接下地狱，然后二话不说搬出了旅馆房间。两人直到返回瑞典前才在机场碰面。

导演对班特说，回瑞典以后马上从他家滚出去。

班特非但没有夹着尾巴、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回汉玛滩妈妈的怀抱，反而变本加厉，直接杀到中央车站破落的特种行业地段，在克拉拉教堂北街一带瞎混。那里有一堆老家伙，一边开车一圈又一圈地绕，一边挑选秀色可餐的年轻人搭讪，只要是一拍即合的立刻上车载走。

来自耶姆特兰省、笨手笨脚的青涩少年班特，摇身一变成了“汤玛斯”，在这条遍布黄色书报摊与娘炮的大街上，他是有史以来条件最优、也最有自信的！

这就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场秀，是他所扮演的第一个角色，而色眯眯的“中年绅士”就是他的第一批观众。

在克拉拉教堂北街混了没几个月，班特的通信录上就多了一堆“中年绅士”。班特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们，予取予求，让他在“可供过夜的小屋”借住个几晚，或是帮他缴几晚旅馆的账单；只要悉数照办，这些老男人就可以和班特玩玩。

只要付了账单，他们真的可以想干吗干吗。

一踏上克拉拉教堂北街，班特就有一种回家的自在，感觉一点都不像真实世界，反而像在演电影，而他正是男主角。

摄影机镜头在克拉拉教堂北街转啊转。

凛冽刺骨的寒风中，一个年轻人站在人行道上，一辆车停了下来。年轻人脸上带着令人战栗的冷漠，大大咧咧地晃到车前。

车窗摇下，一个老头探出头来。

两人一阵交谈。

年轻人打开车门，一上车，车子马上驶离。

接到下一个镜头。

两人坐进包厢，老头开口问美少年的芳名。

从班特小学起，他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汤玛斯。整个汉玛滩也只有汤玛斯知道，班特是货真价实的同性恋。两人的共同偶像是英国男星(1)大卫·鲍威，而大卫·鲍威也是同性恋；两人互相告诉对方，自己就是同性恋。

不管是哪个老头，每次总是这样问：“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的回答千篇一律：“我叫汤玛斯。”

老头再问：“你是哪里人？”

美少男将头伸向前方，眼神穿过挡风玻璃，眯着眼瞧着外面，然后大声说：“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霎时间，灯光全部暗下来。

每次被问到自己是哪里人，班特总会回答：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此话不假。

他感觉自己在回答的一瞬间便从此处诞生。

踏上一处神秘的王国，自己就是神秘的王子，最俊秀、最年轻、最性感的王子！

对17岁的班特来说，克拉拉教堂北街是他的圣坛。他在那里宛如天神下凡，接受众人景仰膜拜。

这些臭男人、老不修，全都是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踩在脚下的贱奴。他们觉得是他们选择了他，事实却是他在选择他们，玩弄他们。

到底是谁在玩弄谁，还很难说呢！

他用力地捏了一下自己的眼皮。

该死，该死，该死，该死！他感到一阵作呕，感到无以名状的耻辱。然而，却空无一物。

他完全认不出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自掏腰包请他抽烟喝酒，给他搭出租车、买食物、买衣服的零用钱，然后是更多的酒、更多的香烟，有时甚至直接将大钞塞给他。他对这一切来者不拒。

他们想摆阔，提供他吃喝玩乐，他只是被动接受而已。这样有错吗？

反正，他只是从这些臭老头身上取得他当下需要的东西，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在乎，也不需要在乎。

他的梦想很简单：他渴望被爱，渴望被追求、被崇拜。

万事起头难。对班特而言，这些往事就是一切的开端。

他有一个梦。

总有一天，他要直视生命而不感到畏惧。

(1)David Bowie（1947—　），英国著名流行歌手与音乐家，演艺期间曾尝试各种不同的性向实验。

冬天，阴雨绵绵。表演早已结束，但班特不愿回家。

说是回家，不过是借住在克拉拉教堂北街认识的朋友的位于南郊沼社区的家里。

有时，他会借住在另外两位中年男士靠近东矿广场术士街上的公寓。双方谈好：只要班特愿意陪他们，他就可以睡在舒适的客房内。

斯德哥尔摩的夜又黑又暗，无比空虚。所有居民仿佛全从城里撤离，空荡荡的人行道，所有酒吧全关门了，地铁站很快也要跟着关闭了。

赛格尔广场的玻璃雕像一柱擎天，闪动着蓝紫色光芒，直通无星的夜空。美丽，却又阴沉，照亮了周遭的荒芜，一如旋转木马的轮毂，只是周围连一辆马车也没有。

各条大路从圆环恣肆延展，斯维兰路一马当先向前延伸，直通至北关区，好纳入更多的商店街。圆环的另一条主线就是NK百货公司所在的港口街，克拉拉山街则是第三条主线。

克拉拉山街通过中央车站，一路通向国王岛，在抵达火车站前穿越克拉拉教堂。这座教堂的名字正如克拉拉山街与女王街那个交叉路口：克拉拉教堂北街。

斯德哥尔摩的克拉拉教堂北街，足以和哥本哈根的因斯塔街、德国汉堡的瑞柏街相提并论。然而此地已非过去风貌，市政府进行过几次扫荡与整修，决心把藏在这里的牛鬼蛇神清除殆尽。

社会风俗的风向也出现大转弯，政府对成人俱乐部与夜店施加一堆限制，这些限制彻底改变了俱乐部的经营方式，弄到最后，店内只得播放色情录像带，这项新活动尚未在一般家庭中推广开来，但在成人俱乐部里爱好者得以一饱眼福。

入口处的大房间内仍旧摆放了一般书报杂志，这里的最高原则就是保持安静。翻阅着色情杂志的男性脸上夹杂着既贪婪又做作的漠不关心，还有些微的耻辱感。他们寂静无声地在书架间游移，小心谨慎地挪动步伐，大家仿佛事先达成了共识，完全避开眼神的接触。

窗外晴朗的夜空下，只剩无人闻问的人们还在街上游荡。这些人通常其貌不扬，总是形单影只。借着夜色掩护，他们还能假装自己正在赶路。

其实他们根本没在赶路。

没人想要他们。他们无处可去。

他们只是走了又走，一直走，一直走。

他们的相貌丑陋，无人问津。

在这一带、这个圈子里，年轻俊美的班特宛如天神下凡。

他们见到他，就像一群垂涎三尺、吠叫哀嚎的饿狗。

他只需要站在原地不动，他们立刻就将他团团围住。

有时事情的发展会变得很滑稽。有一回，一个满脸胡须的矮小男子不断地从班特面前走过，最后终于忍不住犹豫地靠近班特，开始对他说话。“嗨。”小个子胡须男说。“嗨。”“嗯。”小个子胡须男清了清喉咙。“嗯？”班特应着，却没跟着清喉咙。

小个子胡须男沉默了一下。“你在干吗？”“我就站在这里，没干吗。你呢？”“在外面晃晃。外面好冷。”“嗯。”“空气好新鲜。”小个子胡须男又说。

班特费了好大一番劲，才忍住不爆笑出来。

两人依着彼此站着，却沉默不发一语。班特将眼神转向他处。

最后还是小个子胡须男开口：“我就住这附近。走吧，我请你喝杯茶。”“好啊。”班特应道。两人一起走着。

……

最后，班特点着香烟，要求留着胡须的白痴男人出钱叫计程车把他载回家。

回家？哪里是家？

回家，就是回到克拉拉教堂北街。

那里的夜空从来看不见一颗星星。

回到克拉拉教堂北街时，时间已经晚了。街上只剩最后一辆车绕着最后的圈子，人行道上一个人都不剩了。

班特转身离开那里。

他要上哪儿去呢？

他要想办法赶上通往郊区的最后一班地铁，碰碰运气，希望至少其中一位姐妹在家，还是要打电话给术士街的那些老头，还是……跳上这最后一辆逡巡的车，赌赌看对方愿不愿意留宿他？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很快他就要满18岁了。

针对妈妈的质问，他一概以“在快餐店打工”随便应付过去。老妈还会问他，他哪来这么多钱买一堆又新又时髦的衣服。这时他就会说，他是时尚杂志的模特儿，每天对着镜头摆摆姿势，就可以荷包满满。

自从他16岁那次在市立剧场看完戏之后，就再没进过剧场。他依旧躲在剧场出口几米外的阴影下，用仰慕到近乎嫉妒的眼神，偷偷瞧着从剧场离开的演员。

他明白了一件事：他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转折点应该要出现了。应该有大事要发生了。

他不能继续站在外面，像个路人一样痴痴地往里面瞧。

他要想办法进去才行。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哎呀，你们瞧瞧那个婆娘！怎么还在行希特勒举手礼，难看死了！”“别闹了，她只是抓着手提包，挥挥手而已！”“抱歉啦！她可是用纳粹的手势抓着手提包！我是犹太人，我受够这个老太婆了。混账东西！”

保罗坐在早餐桌前抽着烟，身旁坐着一位秃头男子。那男子穿的T恤胸口上印着“非核家园”的字样。两人之间摆着一份《今日新闻》，摊开来的版面正是国际新闻版。

两人本来正看着报纸，班特一进厨房，他们不约而同抬头望向他。“好极啦，你终于醒了！”保罗雀跃不已地呱呱叫着，“赛尔波，这位是……老天爷，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你是班特，对吧？”

班特困惑不已，却还是点点头。“是，我是班特。”“班特，这位是赛尔波！”

两人礼貌地问候对方，保罗则从餐桌前跳起来，帮班特打开电视机。保罗一丝不挂，班特忍不住多瞧了几眼，赛尔波则不住地摇头。“这就是他的企图，”赛尔波喃喃自语，“所有左派人士都一个劲支持解放运动，保罗就把天体营当成理所当然的了，哧！”“不就是这样吗？”保罗大喊，“不是我在胡扯，这是权力斗争，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啊！”

赛尔波叹了一口气，对班特解释：“保罗总是这样裸体到处乱晃，你最好赶快习惯这一点。”“喏，你们要喝什么？小种茶、甜瓜茶还是茉莉花茶？”

保罗打开橱柜，清点里面还剩多少茶包。“我从来没喝过甜瓜茶，”班特边说边找了张椅子坐下，“就尝尝看吧！”“对了，我们刚刚在聊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赛尔波怕班特刚进来，不知道他们正在聊什么，好心告诉他。他边说边举起国际新闻版，上头正是英国新首相的照片。乍看之下，照片上这位玛格丽特·撒切尔正高举右手行着纳粹军礼，不过仔细一点就可以看到她的臂弯处挂着一只黑色手提包。“大家对这位大婶的看法很两极，”赛尔波继续解释，“一方面，欧洲已经几百年没选出过女性元首了。另一方面，大家都怕她太鲁莽……”“我完全同意，”保罗边接话，边把一个陶瓷茶杯递给班特，杯里装着滚烫冒气的热茶，“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些女性主义者总是一天到晚吹嘘，说要是让女人当家，世界上就不会有暴力和战争了。现在正好，就让她玩玩看！”(1)“这只意味八人小组从来就没开过家庭派对，”赛尔波耳语道，“你要知道，那些娘们暴怒完、发泄完以后，整个会场一张完好的椅子都不剩呢！”

赛尔波和保罗哈哈大笑。两人换话题像翻书一样快，让班特一时措手不及。

他对所谓的妇女运动和左派游行一点概念都没有，更不知道“轰趴”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他刚想要开口评论这位撒切尔夫人，又有三个男人鱼贯走进公寓，其中两人就是拉许欧克和古那。

拉许欧克一进来就坐到赛尔波身边，显然两人关系匪浅。

古那一看到班特，一言不发就去搬来新的椅子。

最后是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看起来非常害羞的男子，他刚从厨房后面的卧室走出来。“莱恩是西岸人，”保罗对大家说，“他刚下船，是我们这栋公寓最新加入的成员哦。”“这栋公寓的名字叫‘公鸡’！”那位名叫拉许欧克的男子边说，边从冰箱里取出面包与三明治馅料，“你看到门口那张画没有？那是我画的。”“拉许欧克是艺术家，”赛尔波在一旁帮腔，“古那是图书馆员，保罗在电视台工作，我在社会福利局上班。小莱恩呢，你不是在学校上课吗？是哪个学校啊？”“波博斯新闻学院。”那个名叫莱恩的男子回答时，脸红得像西红柿，连忙把眼神转向一边。“好啦，各位，我们刚才在聊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赛尔波又向大伙解释了一次。“哦，那个盗奶贼啊？”莱恩喊道。大家发现他一说出这几个字马上就后悔了。“盗奶贼？”拉许欧克面露不解。“啊，不好意思，可是大家都这样称她，”莱恩解释，“她主张免费为所有学童供应鲜奶，人家才叫她‘盗奶贼’的。”“哼，看到没！”保罗扬扬得意地对着赛尔波喊道，“不过就是个臭婊子，死纳粹！”“唉，你这个犹太人，满脑子只剩下阴谋论。照你看每个人都是纳粹党啰？”赛尔波轻蔑地哼了一声。“听到没，芬兰人竟然这样讲话！”保罗像公鸡般咯咯叫个不停，“你们怎么这么反犹太主义？真令人心寒！”

保罗不胜愉悦地翻了个白眼，用眼神寻求班特的同意。“那你自己的犹太人血统又有多纯？”赛尔波反唇相讥，“你都没接受割礼！”

保罗一时之间有几秒钟答不出话来。

就在这几秒钟里，公寓里所有人几乎同时爆笑开来。厚颜无耻的保罗有生以来第一次脸红了。

他恼羞成怒，企图用声音盖过其他人。“拜托！我父母还住在埃斯基尔斯蒂纳，他们是犹太人没错，可是他们决定入乡随俗，不对自己的儿子行割礼了，这样行吗？可以吗？”

拉许欧克拍拍他的肩膀。“没问题的啦，没事的，快去把内裤穿好，一切就没问题了。”

保罗又点了一根烟，稍微冷静下来，叹了口气，然后又笑开来。“其实你说得对，赛尔波，本来就该这么做，还是行割礼最好了！喏，你说是吗？”他直视班特的双眼，不怀好意地眨眨眼。

班特不知道该说什么，但他发现没人搭腔，就觉得自己应该不必多嘴。他自顾自喝着茶，静静地听着别人谈论争执着各种大小事。

不知为什么，他很喜欢自己被介绍进这个圈子的奇特方式：说穿了，他们完全无视他的存在。大伙搬着椅子，切面包，多煮了一壶茶，这就是他们为他这个新来的人所做的全部了。

除了那个名叫莱恩的害羞男孩。只要他觉得班特没发现，就会朝他的方向偷瞄。

这一切都被班特看在眼里，每次莱恩的眼神偷瞄过来，他就报以微微一笑。

就在前一晚，保罗和班特在克拉拉教堂北街相遇。当时的班特沮丧之至，烂醉如泥。卡萝和香特尔知道班特最喜欢吃海鲜奶酪，当天下午，她们就用一大桶奶酪，在生日宴会上把班特钓得神魂颠倒。之后三人从郊区进城准备玩上一票，却在半路大吵一架，两人就丢下班特走了。这可是他的18岁生日，这算哪门子庆祝方式啊！

他试过从公共电话亭打给汉玛滩的家人，不过无人接听。就算妈妈看到他的来电也无法打给他，他现在没有固定住址，更没电话号码。

他索性在城里逗留，直到当初提拔他的导演请他到维多利亚餐厅吃晚饭，庆祝生日。听起来还不错吧？结果还是烂透了。大导演喝了个烂醉，直嚷着要班特搬回去和他同住。当班特要导演停止借酒装疯时，对方竟恼羞成怒，反过来指责班特利用他。

班特愤怒地站起身来大骂：“狗娘养的，谁在利用谁？”

然后脚底抹油逃出餐厅。

盛怒之下，他竟然又直接杀到克拉拉教堂北街，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找到一个人抵死狂欢一场，啥都不管了。唯有这样他才会感到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才会感到自己还活着。

然后，保罗就出现了。更准确地说，是保罗找到班特的，不是班特找到保罗。

保罗还是那一套，先是呆呆地站在人行道上，再趁势接近班特，手中挥舞着一根香烟，问道：“嗨，不好意思！你有打火机吗？”

班特当然没带打火机。保罗毫不在意，潇洒地掏出自己事先藏好的打火机，把烟点着，然后继续瞎扯。

班特出于防卫心理掉头就走，摆明了不想理保罗，但保罗还是自顾自地继续瞎扯，压根儿不管班特怎么想。“老天爷啊，我了解，我了解！”保罗喊道，“如果我还有点反应，如果我有听到你说什么的话，我早就该放你走了。可是啊，小心肝，我实在是什么都听不到啊！所以我现在还在这里继续瞎扯，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班特做了一件事，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他回答，他叫班特。

他不是汤玛斯。这次，他就是班特。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这样做了。

保罗毕竟是老手，没几分钟就瓦解了班特的心防，让他自动抖出一切：乐极生悲的18岁生日，和朋友大吵一架，和大导演翻桌，搞到现在走投无路。

保罗竟然乐不可支地拍拍掌心。“哈哈哈！真是天赐良机，这就是天意啊！这样的话，我就要乘虚而入，给你一张床，然后……”

班特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这个糟透的夜晚好像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他遇到一个家伙，两个人注定要彼此利用，就这么简单。“哟，小心肝，我们还等什么？”

保罗一把抓住班特的手臂，硬拖他上路。“不过，在我们上床办正经事以前，应该先开瓶香槟才对！你今天转大人，总要庆祝一下吧！”

于是保罗拖着班特来到大卫面包师街的“黑夜之后”，痛饮香槟，并且非常正式地将班特介绍给在场所有朋友。他将班特塑造成一颗缓缓上升的明日之星。这么说好了，保罗从班特身上看见自己当年想进入剧院、一圆星梦的抱负。

班特努力压过周边嘈杂不已的音乐，高声嘶吼着：“我要当演员！”

保罗则吼回去：“小甜心，你行的！来，干杯！”

就在这一刻，班特的人生又转了一个好大的弯。

班特与大家一拍即合，被保罗搭上的隔天就搬进“公鸡”，在客厅里摆上一张床垫就搞定了。没有表决，也不需要什么正式决议，他就这样住了进来，仿佛再自然不过。

班特有时睡在床垫上，有时和保罗睡，有时索性和莱恩睡同一间房。其他人马上就把他当成自己人。如果有人问他，他会说保罗、莱恩、赛尔波、拉许欧克和古那就是他的家人。

暑假过后，班特开始申请学生贷款，在表演艺术学院的先修班上课。他尽可能利用自己年轻俊秀的外表，隔年就在一部电视剧里得到一个戏份不算少的角色，他的经济状况也允许他搬到南岛区小丘街上的一栋新公寓。公寓很小，只有25平方米，不过有个阳台，可以俯瞰整个骑士湾的美景。

这只是开始而已。

班特非常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会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演员。

不仅如此，他身边的人也都这样告诉他、给他承诺。这就是他的人生，他唯一的梦想，没有任何人挡得住他！

从那次被保罗搭讪以后，他再也不用“汤玛斯”这个似是而非的化名，再也不上克拉拉教堂北街浪费生命了。保罗倒是觉得，找到志向当然很好，但从此不上克拉拉教堂北街？这也太夸张了吧！

有时，当班特经过克拉拉教堂北街，还会认出以前跟他厮混过的几个浑蛋。那些家伙，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头，一见到他，个个都像触电一样弹起来。出于心虚，他们从来不敢对他说些什么，不敢走向前，更不敢正面看着他。

他知道他们是谁，更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可以把他们从茫茫人海中揪出来，将他们的过往指证历历。

而他们再也无法靠近他。

他们再也得不到他帅气俊俏的脸庞，他的笑容，整齐又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的眼神。过去他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才会沦落到和这些下流货厮混。

现在？门儿都没有！

现在他只和同年龄的男人在一起玩，而且至少要跟自己一样帅才行。

最美丽的人，也最值得被爱。

帅哥美女有优先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游戏规则；而班特拥有选择的权利，他想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

他还是那个下凡的天神，差别在于18岁生日过后，他就远离了淫乱动荡的克拉拉教堂北街。

有时候，他还是会喝得烂醉，又哭又吐，高声哭叫，表示自己不想活了。这时，保罗总会抱住他，像对小宝宝那样哄他，轻轻摇他，直到他沉沉入睡。

有时候，只是有时候。

有时候，这一切仿佛就是永恒。

(1)1968年，由八名女性在斯德哥尔摩所成立的妇女社运团体，主旨在于唤醒妇女平权意识。约从1971年的国际妇女节起，她们开始获得知名度、发挥影响力。“愿主降福，阿门。”

唱完圣诗中的三首诗歌，管风琴的琴音缓缓沉寂下来。教堂里每个人都屏息凝神，仿佛在等待什么。牧师站起身走到棺木前，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开口了。“此时，此刻，我们齐聚于此，在班特灵前，追思、痛惜他的死亡。我们感到由衷悲痛，由衷不舍。但是，悲痛与不舍之中，还是有着感恩，有着祥和。为了这里的一切……”

接着，牧师为聚集于此的群众讲述班特的生平与过往。

她不免俗地从班特在汉玛滩的成长历程讲起，家中三个子女，他是最小的孩子，上有哥哥和姐姐。他5岁时，父亲就离家出走，此后绝少再与家人联系。母亲从此扛起抚养年幼子女的责任，在养老院工作，一家四口挤在汉玛街的出租公寓内。班特最爱的祖母也住在同一个街区。

牧师必须边念边低头偷瞄事先所做的、关于班特生平大小事的笔记。

不过，对于同性恋一事，她从头到尾只字未提。

牧师还是提到“爱”这个关键字，不过仅仅限于班特对演艺人生的热爱和对表演艺术学院的奉献。牧师把这一切称为“他至亲至爱的朋友”。

班特生前那些同性恋圈子的朋友——保罗、赛尔波、拉许欧克和其他所有人，这些人在班特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际收留了他。这些年来，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组成了一个家庭，为彼此付出外人难以想象的友情、温暖与关怀。

他们就坐在教堂里，在群众中间，却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葬礼来了好多宾客，但是没人想到班特留下的小猫——最后是由保罗将小猫带到葬礼会场。保罗坐着，怀里揣着小猫，努力让它安安静静的。“你把喵喵也带来啦？”拉斯穆斯看到保罗竟然带着猫笼，讶异不已。

保罗马上耳语回去：“老天爷，当然要带它来！它才是我们之中最难过的！”

仿佛有意阻止其他人继续说下去，保罗又说：“甭担心啦！今天早上我在它的猫食里面加了点镇静剂，它会很乖的。”“你骗人！”本杰明的声音大了点，听起来还有点恼怒。“废话，你以为我会把镇静剂浪费在猫身上吗？我才是需要镇静剂的那个！”

就在这时，教堂钟声响起。赛尔波是大伙之中最稳重的，他慢条斯理地转过身，示意他们安静。

当群众起立，保罗也跟着站起身，他的手上还抱着喵喵。

牧师将班特的生平做了总结，却刻意避开了他的同性恋倾向以及他真正的死因。

棺木旁边燃着一支风中残烛。

一位年轻男士在钢琴前坐定，一位脸色惨白的年轻女性缓缓走到麦克风前。

玛格达莲娜老早就和班特约定好，两人要一起征服全世界。在表演艺术学院的第一年，他们就成为莫逆之交，形影不离。

然而现在这种情况，就像对着无人听的话筒讲话一样，其中一人在电话一头讲了又讲，浑然不觉电话的另一头空无一人，直到最后发现不对劲，才大声吼道：“喂！有人在吗？”

其实我们都心里有数，对面没人听电话，但我们还是会大吼出声。

对着空气，对着风大吼。

也许，这就是她现在话不成句、无法言语的原因吧。她正要欢声高唱，但世间唯一懂她的知音早已不在了。

她哽咽着，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其他人了解。她说了又停，停了又说。“我和班特，我们……我……和班特……我们……”

她必须停下来，用握在手中的纸巾把鼻涕彻底擤干净。

然后她清了清喉咙，试着继续说下去，声音却细若蚊蚋。“我和班特，我……我们是同班……同学，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就在这教堂旁边……演契诃夫的《海鸥》，那……那是学校的……毕业公演……该死，该怎么说？康士坦丁……最后举枪自尽了，事情……就是这样……”

她一时兴起说出最后这段话，然而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竟是如此焦虑、如此绝望，让她忍不住病态地大笑出声。凄厉的笑声在教堂大厅里回荡，既像是逼问，又像是控诉，无人敢回答。

今天在这里的大都是平凡人，从未遭遇过死神降临，他们原本都相信自己不会死的，时候未到，自己绝不会这么倒霉。

然后呢？他们当中最年轻、最优秀的家伙就这样弃他们而去，让死神带走了。他们震惊不能自已。

当初的承诺犹在耳边：他们要一起克服万难，征服全世界。他们说好的。“班特，来，我唱一首歌给你听。”玛格达莲娜低语道。她小心翼翼、近乎爱抚地抓住麦克风，清了清喉咙：“这首歌要说的是，你再也不需要感到害怕……”

钢琴的前奏在大厅内回响，音符在不知不觉间渗透了教堂每一处角落。玛格达莲娜开始唱道：“睡吧，枕着我的臂弯！“夜幕藏匿，“在羽翼之下，“我看见你，红红的脸颊……“害怕……”

玛格达莲娜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着。

是的，她很清楚，班特一直非常害怕。他害怕失败，害怕达不到自己设定的目标。

他更怕被看见、被认出来。

他最害怕被发现。

倒不是为了自己的性取向坐立不安，至少一开始不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至少在斯德哥尔摩、在学校里、在剧场里，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当他出现在大众面前，接受某家报纸专访或参加某剧首次公演，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由玛格达莲娜或任何一位女性朋友陪在身旁，对着新闻记者与摄影机，眼睛眨也不眨地说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

有一次，《晚报新闻》为班特开了一整版的专访，负责采访的记者以前甚至还和他有过一腿，但班特还是必须以最严谨的态度来应付这样大阵仗的访问。

假如保罗、赛尔波或拉许欧克针对这种事情对他兴师问罪，班特会火冒三丈，嘶吼着表示，不能理解自己和谁上床又关其他人屁事了。

对啊，开房间、在床上干的事，不都是私事，和公共领域无关吗？

他在表演艺术学院待得越久，对自己的性取向就越保守。他绝对不能公开出柜，这件事至关重要！弄到最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件事，搞得自己心神不宁。

搞到最后，他甚至试着勾引玛格达莲娜。对啊，他们不是两情相悦吗？都出双入对了，简直像夫妻一样。每次喝醉，他就会这样对她抱怨；不幸的是，他常常买醉。

没多久，他开始在课余时间参与戏剧演出，甚至在一部长片里担任颇具分量的配角。发行量大、主打年轻女性读者的瑞典八卦小报《时尚周报》针对年轻偶像进行专题报道，全国最性感十大男星里，班特榜上有名。

树大招风，有那么一段时间，班特不得不避免在咖啡厅这类公共场所和保罗这种朋友见面。

这就是双面人游戏，很累很烦，但不得不玩。

当他正经八百地在记者面前装成异性恋者的同时，他还可以一丝不挂站在长岛区的浴场上，边对着经过的观光游船挥挥手，边和他的同性恋死党高声唱着：“如果你以同性恋为荣，请跟我们一起唱！”

每次有新剧本首映会，他坚持和玛格达莲娜手牵手出现在镜头前；回到表演艺术学院，他依然可以勾引甚至色诱班上其他男生。

如果这不是双面人生，那怎么样才是？

也许就是因为他太能够适应各种情境，太入戏了，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也许有人能像玛格达莲娜一样，看见事实的真相：其实班特比谁都还要害怕。“快乐又温暖，“就像在梦境，“在梦里，你离开我，“就像风推开涟漪……”

也许就是这种恐惧，让他拥有数不清的爱人，却一个都看不上眼。

暗红色的长廊是由单薄的纤维板构筑而成，两旁的门或开或关，从外观上看起来缩成一个个小箱子。裸男们有的站着，有的走动，只用手帕勉强遮住重要部位。

现在是凌晨两三点，但在这黑暗的空间里没有时间、没有日光，甚至不见夜色，举目所见只有长廊、门板与裸男。

门轻轻地打开，又轻轻地关上。

所有的男人都在等待他垂青，等待他开口搭讪，等待“雀屏中选”。

长廊上相当阴冷，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的乳头硬挺着，腋下的毛发也竖得直挺挺，他年轻的肉体没有一丁点皮下脂肪，每一寸肌肉都清晰可见。他从不看其他人，不做眼神接触。

裸男们站在各自的门前，对他示好地眨眨眼，邀请他大驾光临，活像在市场上展示着什么产品或服务。

班特对眼前的货色完全不屑一顾。

忽然，他们的目光就在这一刻交会，仿佛产生了心电感应。其他年老色衰的男人只能在一旁干瞪眼，看着眼前最俊美的两人择定了彼此，言不由衷地附和着、恭贺着。

两人骄傲地走进其中一间空房，从里面锁上门。他们丝毫不觉得羞耻。

一离开维京人桑拿浴场，时间就从头开始。

早上5点整，晨曦初探。

班特走到街上，左顾右盼，想确定没有人看见他。这已经成了他的反射动作。假如有人看见他走出桑拿浴场，一定会高声怪叫：“你看，是死同性恋！好恶心哦！”

他连保护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再几步，只要再走几步，他就不会被当成同性恋了。

每远离桑拿浴场一步，他离“死同性恋”的大帽子就更远一步。

只要离开这个街角，什么事都像没发生过一样。

他是这么一个俊美、富有吸引力的年轻男性，谁会想到他竟自甘堕落到这种程度，无耻到和一个他甚至不知道姓名的陌生男子开房间。一夜情完了以后，他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太阳升起，又是新的一天，有着无限新的可能。过去的一切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海鸥正尖声鸣叫着。对面街上，一位送报人推着满车的报纸。班特朝着欧登广场上停着的夜间公交车走去，经过一家已经歇业的烟草店与书报摊，昨天的报纸还没撤收。

上头正印着斗大的“同志黑死病”。他正快步走过，无暇多顾，这是他唯一来得及看懂的字。反正这跟他无关。可是不知怎的，还是觉得心头一紧。他不得不专心直视前方，要自己别去管报纸上写些什么。

没事的。什么都没发生过。

如果什么都没发生过，就不会有什么可怕、无法想象、无法挽回的后果。“睡吧，我的朋友，“黑夜就要来临，“让真爱守护你，“安安静静地守护着你……”

玛格达莲娜一唱完，所有坐在长凳上的来宾再也忍不住，终于号啕大哭起来。也许大家等待着，大家真正需要的，就是这一刻……

……真正的解脱，让泪水溃堤，痛哭失声。

如此悲痛，如此无依无靠。

玛格达莲娜激动地颤抖着。她朝班特的母亲点头示意，随后走回座位，在她后面一排坐下。

牧师并不急着继续，她保持静默，让悲伤的群众尽情宣泄。随后，她用轻柔却情感浓厚的声音，温柔而坚决地将所有来宾带往葬礼的下一阶段。“我们感谢班特的女朋友，为大家带来这首美丽的歌曲。”

保罗本来还安安静静，和同性恋朋友们坐在教堂中央某处，一听到这句话，背部顿时像触电般挺直，两眼瞪得像铜铃一样大。“什么？”他愤懑地低声吼着，“这个臭牧师，她说什么？”“女——朋——友！”拉斯穆斯耳语着，不住地摇头，“她说，那是他的女朋友！”

玛格达莲娜喘息着，几乎要病态地窃笑起来。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办。

班特的母亲转过身来，害羞却带着鼓励意味地对她笑笑，手掌轻柔地搭在她的脸颊上，轻轻拍着。

她的班特，人总是这么好、这么可爱。他从不欺骗人，更不会背叛别人。大家都真心爱他，喜欢他。

她又转过身去，两眼定定直视着前方的棺木，她的爱子就躺在棺木里。

一阵悲哀无来由地袭来。她心想，自己简直完全不认识他了……

在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继续过着正常的日子，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然而年轻男性却开始发病，变得骨瘦如柴，然后孤寂地死去。

会以这种方式死掉的，都是男同性恋者。

他们也很可能是双性恋者，总之，他们不是异性恋者就是了。

这就是专门针对同性恋者的瘟疫，一旦世间人伦常理大乱、充满通奸淫邪，大自然就会以这种方式拨乱反正。甚至有传言说，女性不会染上这种病。

唯一可以告慰的是，这位躺在棺木里的年轻人，他永远不会发病，永远不会消瘦，变成人见人厌、病态又恶心的皮包骨，永远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更不会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当生命最美好的一页即将展开，在他面前但见大好前程，无数美好的承诺与憧憬，他却选择一了百了。

外头是生机盎然的夏日，他却选择从人生的舞台谢幕，下台一鞠躬。

这么描述好像太诗情画意了。真相是他在小丘街的公寓里，用一条延长线套牢天花板吊灯的挂钩，将自己吊死。不过一小时前，他才从南区医院获知自己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经证实已感染人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

他还能有什么选择？

他铁定会被彻底羞辱一顿，然后是永无止境的苦难，最后不免一死。他很可能染患了这种恶疾，而这一切是不被允许的！

这是不可能的！

他并不孤单。

很多人都这样说：我走了，我不玩了！

知道检测结果后，他当机立断做了决定。

目的在于逃避即将扑面而来的耻辱，将属于自己的一切埋入过往云烟。

他用谎言在自己周围筑成一道牢不可破的堡垒，他已经撒了太多的谎。大部分的人本来都只是想让父母放心，但谎言是一条不归路。

其他人则只想从痛苦中彻底解脱，不想一路变丑下去，不想一路变成社会的弃儿与边缘人，走在路上还要被人指指点点。

他一点都不孤单。

当年，班特在斯德哥尔摩还是不折不扣的菜鸟，在剧院舞台上见到一位俊俏又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顿时为之倾倒。

那位年轻人名叫贺托勒波，他的下场极为凄惨。

贺托勒波的父亲将他抓了起来，摆明了要取他的项上人头。他说道：“对于已经发生的一切，我就原谅你。但是，听好！现在，我要逼你玩完这场游戏！”

男孩的下场极为凄惨。他没有做任何抵抗，结果被当众挖眼，被生父亲手分尸。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竟然不做任何抵抗。

他没有玩这场游戏。

班特刚抵达斯德哥尔摩的第一个星期和导演观赏这出戏，看完后只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走出戏院的时候因为重心不稳而摔倒在地。

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年轻人。

他是众人亟欲拥有、爱抚、驾驭、指挥的对象，可是他竟全然不懂得感恩，不接受众人一片“好意”，反而落荒而逃。

他没有玩这场游戏。

他勇敢地说出这句话：“我走了，我不玩了！”

多么富有悲剧性，却又多么动人。

班特始终非常清楚，那些决定，那些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转折点。

医生告诉他检验结果之后，关心地问他是否还能承受得住，回家以后是否有人能够照顾他。

对班特而言，这就是转折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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