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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子明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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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行程试读：

序二　亦师亦友子明君

听建文先生说，子明君要出书了，我心中说不尽的高兴和欣慰，我从心底祝福他。像子明君这样在文物摄影界有重要影响的专家级人物，早就该把自己几十年的成果、经验整理出版，以飨读者了。君子立德立言，这对社会、对后人、对自己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我与子明君是同乡（襄汾人）、同庚（都肖猪）、同行（文物考古）、同性（男士），可谓四同手足也。但认真说起来，他和我学考古的领路人解希恭先生、杨富斗先生一样，也是我的老师和挚友。几十年的交往，彼此同心，情同兄弟，实难用文字表达明白。就连他的夫人小兰嫂子也是一见面嘻嘻哈哈，高兴得不得了。1975年3月初，我和希恭先生、朱华先生在他家吃饭，他的小闺女还用手指顶着我的脸颊说：“你怎么这么黑呀？”我回答说：“我刚从非洲回来！”小闺女莫名其妙，其他人忍不住哄堂大笑。

1974年，为了弄清东汉末年白波黄巾起义的确实地点——“白波垒”的地理所在，我陪张德光先生和子明君共同考察了襄汾县永固一带，从车回东到西吉，濒临汾河悬崖古堡。并从当地的老人葛本荣那里，了解到身披绿袍金甲黄巾黑脸的“大王神”庙的遗址地点，确定了“白波一径”牌坊的位置，从而基本确定了白波垒的具体位置。后来，我在为《中国名人名胜录》所写的关于白波黄巾军首领“郭大”的条目中，就使用了这次调查的基本资料。子明君将白波泉、“白波一径”以及深沟高垒，都记录在他的胶片上。1975年3月中旬，解希恭、杨富斗、朱华三位先生和子明君到翼城进行考古调查，我也有幸随行学习。我们坐侯马到二峰山的火车到了翼城，在文化馆李廷玺先生的陪同下，到隆化公社上吴村考查了出土铜器的地点。返回县城时，挡了一辆拉煤的大卡车，坐在煤上，连土带灰，扑面而来。回到县城，几个人互相对笑，都说对方是从煤窑上来的。第二天，又考查了南梁古城遗址和武池戏台以及一处明代墓群。左起：陶富海、王建、解希恭在南梁古城，富斗先生跌了一跤，他爬起来，掸了掸土，风趣地唱起了蒲剧《徐策跑城》中的一句唱词：“啊，呀呀，老了，不中用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1975年四五月间，对于丁村来说是个重要而紧张的日子。虽然这一年中美尚未建交，但美国却派来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古人类学家考察团要访问丁村。考察团长是著名古人类学家克拉克·豪厄尔，团员有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植物学家利奥葆德、克里曼、马多克斯等。领导决定要出一本介绍丁村的小册子，不用说，照片的任务自然落到子明君身上。我和他在丁村人化石出土地54:100地点，守候在中午的烈日下，偃卧在汾河边沙滩的草地上，一分一秒在等待合适的光线。他那台老式的林哈夫照相机支在一边，好像个站岗的。为了画面的构图，他让我弄了一支大柳树枝，举在镜头前，他却一丝一毫地在慢慢对焦，累得我肩膀酸了，才摁下了快门。那时，没有林哈夫相机使用的彩版，所以照片是黑白的。为了彩色的封面照片，解希恭先生还特请刘恪山先生给照片上了颜色。说明文字由王建先生撰写，张德光先生负责印刷，解希恭先生总拿我当跑腿的。四月下旬，我和解希恭先生、王建先生以及子明君四人上北京，一是请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审阅文稿，一是拍照丁村人牙齿化石和披毛犀的骨架化石。1975年的北京，正值“文化大革命”，北京人满为患，我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虽然张力彬和吴新智再三努力，住宿仍没有着落。当晚，我们四个人在一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接待室蜷曲了一夜。王建年长躺在木板床上，解希恭睡在沙发上，我和子明君都是“猪”，一人一个单人沙发，坐不好睡不成，真是活受罪。第二天开始工作，由邱中郎先生拿来了丁村人牙齿化石，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观看和亲手抚摸丁村人牙的真正化石，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下午，我们又去北京自然博物馆拍摄了披毛犀的骨架化石彩色反转片，圆满完成了任务。赶回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时候，才知道人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社会路水利招待所找到了四个床位。去了以后，四个人分在四个地方，子明君分到住六十余人的大客房，他开玩笑称其为“团结号”。半夜里红卫兵查床，王建先生被揪了起来，向他要证明，而我们的进京介绍证明又在解希恭先生处。王建先生只好披着衣服找到解希恭先生，指着说：“就是他！”说完气呼呼地回去睡觉了。第二天谈及此事，王建先生坦然地说：“咱又不丢人，丢的是他北京人！”五月上旬，《丁村遗址》图册编撰完成，接着该张德光先生忙活了，仅十来天功夫，一本满带油墨香气的图册，在5月25日摆在了美国人的面前，这是第一本介绍丁村遗址的图册，吴仲谦先生题书名，努力了两个月的我们，署名是“丁村保护组”。

和子明君交往的事太多，主要是他帮我的忙。凡丁村的陈列所需照片尤其是野外地点，他都跋山涉水不顾劳累地去拍照。为了一张遗址全景，他可以爬在汾河西面的半山腰，一等就是半天，别人乏了，他还是乐呵呵地谈笑自如，满面春风。这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就够我们学一辈子的。左起：陶富海、蒋大为、贾兰坡、杨富斗

他的照片照得很好，拍文物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他的拿手绝活。他拍人物也很传神，一下子拍出了人的心情。1994年秋，在晋祠宾馆开丁村文化暨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贾兰坡先生从北京赶来，汽车来到楼前，我们几个熟悉贾老的人去迎接，我张开双手，正好贾老满面春风下了车，也张开双手走过来，镜头从我身后拍过去，一场老友欢乐见面的情景表现得活灵活现，十分真实感人，这是我和贾老照相中最好的一张。

在我写的一些文章中，有许多图版也是他帮忙拍的，其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一件“时大彬”制的紫砂壶，还帮我拍了彩版发表在《文物》杂志1985年12期上。往事如烟，虽然在时间上已飘然远逝，但在我的心底，却是不可磨灭的纪念。侯马晋国遗址出土陶范

我与子明君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干了一辈子，按常理该歇歇了。但是，子明君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其志之大，非吾等愚者可度也。俗话说，“彭祖活了八百八，六七十还是小娃娃！”可贵的是身老心不老，七十的年龄，三十的心态，贵在童心！在子明君大作出版之际，写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一是心机，一是表示祝贺。祝他身体健康，硬硬朗朗，大作早日面世，以解饥渴之欲。打住，结束。紫砂壶2007年1月于丁村旧院丁村遗址全景

序三　我所认识的梁子明先生

文物摄影家梁子明先生与我是襄汾同乡，又在同一个单位供职，1984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相识。第一眼望见“知天命”的他，清瘦的身躯，眼眶上两道粗浓的长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刚见了几次面，便给我说起穿着来：“周总理说过，穿干净的衣服是对对方的尊敬！”以后便时不时聚在一起，侃侃而谈，直到今天。从他嘴里，知道他曾在1963年爬到侯马市最高的烟囱顶部，给正在发掘的侯马铸铜遗址拍照，风很大，烟囱摆幅较大，凭着他年轻时的勇气和沉着，安全完成了任务。那算是他的一段壮举了，要不然每次他回忆起来时，都美滋滋的。

我长年累月在考古工地奔波，免不了要请梁先生为我的工地照相，出于同在一方水土生长的原因，自然帮助和教诲多多，亦师亦友，转眼二十年过去了！工作中他斯文有加，一丝不苟，凡经他手的照相资料，装订成册，井然有序，如数家珍，有严肃认真、率先垂范的老者风范；私下里他天南海北、谈笑风生，年长者敬重，年幼者善诱，有广闻博见、不知老之将至的学者胸襟。

他是表里如一的人，自己或身边发生的大事小事，喜怒哀乐，完整地体现在他脸上、口里和脚步声中。他乐天知命，豁达大度，凡事总能想得开，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前些年由于国情没有评上研究馆员，他一点也不沮丧，反而安慰大家。一辈子没有当过官，更没有享受过“出有车、吃有鱼”的待遇，他从没有埋怨的情绪。对待儿女和媳妇、女婿和蔼可亲，威而不怒，晚辈只要孝敬他衣服、烟酒，他总要让全世界都知道，那种家庭和谐、子孙绕膝的自豪，真让人羡慕。

1995年是他的“耳顺”年，退休后继续留在单位工作。

时间进入新世纪，却有两件事情与他逐渐远去。

一个是数码照相机的兴起，取代了原来的的胶片式相机。在考古工地上，先生脖子上挂着两个照相机，爬高就低的镜头少之又少了。单位也不再设有摄影室了，通常是隔着玻璃窗看他调试灯光、摆弄文物的侧影和看他照相时等待“咔嚓”快门声响，很少发生了。也见不到他从那间小小的暗房里出来，歇息一下，喝杯茶、抽支烟，间或还一路小跑去方便的熟悉身影了。身后是他数十年来留下的《山西出土文物》《侯马盟书》《侯马铸铜遗址》《上马墓地》《晋都新田》《新田—侯马文物精品》《乔村墓地1959-1996》《天马、曲村1980-1989》《平阳金墓砖雕》等大型考古报告和百余篇小型报告或简报的图版。

一个是过年时不用他写春联了。已经形成一千多年来的春联，是很讲究书法和字句的。在辞旧迎新之际，祈求来年的幸福美满或享受生活的快乐自得，言为心声，每家必备，何况我们这个文化单位？于是，离新年还有好几天，单位办公室或门房，就有我们的春联了。看着先生写好、包扎好并写上谁家的春联，浓浓的亲情，冲化了淡淡的余寒。梁先生早早地就从报纸和日历上收集各种春联，按照不同的地方安排单位的家家户户大门、主房门、厨房门上的春联。这几年不同了，不到元旦，银行、商场、邮电局、通讯公司都印些千篇一律的春联，免费送给大家。哪里还能用得上梁先生写的春联，也冲淡了过年的那份中国文化中最为古老的感觉。

但，有两件事，与他走得越来越近。

一个是有大量的时间从事他终生爱好的书法，开始写小篆了。以前只知道他擅长写隶书、草书。这让我想起他讲过的故事。1970年在北京故宫武英殿搞“全国文物展览”时，他作为山西代表也参与了。三年间利用休息时间按《说文解字》逐字写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着，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看见了，说：“你又写了一亥（误听为一害）！”梁先生当时懵了，许久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说文解字》首尾分别是“一和亥”，暗自佩服宿先生知识渊博。现在他写草书、隶书、小篆都能得心应手，往往是一幅作品几种字体，相得异趣，妙不可言。而且，只要你开口，不到一两天，他写好并用大资料袋装好。这种珍惜自己成果的感觉，谁都有。

一个是他整理过去所接触人和事的心得和体会，譬如侯马盟书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经过；他与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饶宗颐先生交往的事情。我问过他，他说：“让人知道知名学者率真的天性，平凡的生活。从而觉得他们并不陌生，具有亲和力。”整理他过去摄影方面的得意之作和一些生活随笔。用他的话来说：“给后代有个交代！”遂有了这本《屈指行程》。自编的书按惯例要有说一说的，他自己写有“卖瓜”之嫌。出于同乡的缘故，从其所命，我就班门弄斧了，但绝不能理解为“序”或“前言”。倘若不使这本书失色，心知足矣！

最后，祝“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梁子明先生，健康长寿！2007年1月13日晚

序一

梁子明的《屈指行程》要出版了，值得庆贺，更令我感怀。

子明已80高龄，行程并不“屈指”，却是简单。他先是当兵，后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考古文物摄影。其在为人方面，可用心善、乐观四字概括。人生践行此四字定能长寿，故子明虽年至八旬，仍可谓屈指。

子明一贯认真对待自己工作，努力钻研业务，做到了精益求精。20世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考古著作中的照片，多半是他的作品。他在这方面的作品水平，不仅于当时省内首屈一指，在全国也有相当影响。

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子明另有两个爱好。这两个爱好，一是书法，二是写一些他接触到的文物考古界中的人与事，其中不乏如苏秉琦、张政烺这样著名的学者。这二位当与其从事的考古文物摄影有相当的关系。

梁子明《屈指行程》的出版，使人们对考古与文物的了解，增加了一个视角。张忠培2013年7月10日于小石桥

自叙

早年先后投师聂晶、李光惠二位先生学习电影摄影，曾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故事片《青春之歌》、长春电影制片厂故事片《咱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摄制工作。从事文物摄影后，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修建五台山南禅寺》、拍照了《洪洞广胜寺飞虹塔统体修缮》。与他人合作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品选集》《山西出土文物》《太原北魏娄睿墓》《积益庙壁画》《侯马铸铜遗址》（此专著荣获夏鼐考古学术奖）、《上马墓地》《乔村墓地》《山西碑碣》等多部文物考古专著。

1995年退休后，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大力支持下与李夏廷先生共同编著了《侯马陶范艺术》一书。该书于1997年荣获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和日本东京都东亚艺术研究中心联合颁发的“岛田著作奖”，与李夏廷先生应邀赴美国华盛顿参加1997年9月27日举行的颁奖仪式。以后，又与他人合作编著了《平阳金墓砖雕》大型画册；1998年夏，参加了山西省晋祠系列考古文献《瓷器》《铜镜》《货币》《字画》等的拍摄工作；2001年编著了晋文化研讨会大型画册《新田》，同年出版了早期参编的《天马——曲村》大型考古报告。历年来，撰写的专题论文有《概论摄影曝光》《色在摄影中》《文物摄影》《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舞蹈》等。2002年个人摄影展览开幕式

2002年在山西省太原市纯阳宫举办了《梁子明文物摄影艺术展览》，从此次展出的200余幅展品中，精选出三十余幅参加了当年的《山西省平遥国际摄影节》展览。

工作之余，撰写了《冶秋同志我们怀念您》《

侯马盟书出土前后

缅怀恩师苏秉琦

总共出土盟书5000余件，可认读的有600余件。何谓侯马祭祀地，简言之：就是晋人在晋都新田先祖之地，即“晋邦”“宗庙”“上宫”，歃血为盟，用朱书盟辞，向先皇、天地盟誓的场地。时为春秋晚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奴隶主专政向地主阶级专政过渡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字和古代书法艺术史的珍贵资料。这些发生并存在于“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都城新田，绝对是有一定盟书出土代表性的重大事件，难怪盟书的发现震惊了中外。

一、侯马盟书的出土

晋国遗址1961年被正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迄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盟书的发现是1965年冬至1966年春的事，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在论文中写道：“这批重要文物的发现，证明这里正是‘晋邦’的宗庙‘上宫’所在，‘定宫’一词的出现，也是进一步证明侯马东周遗址与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会出土盟书？这里引用田汉同志为金代董氏墓的题词“不缘新建设，何以见风雅”，最为恰当。那时国家一批重要建设项目要迁至侯马，而侯马原电厂（即老电厂）被邮电部五〇二厂选中为厂址，故此有了新电厂（即现在的电厂）。当时的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依照中央和省里的指示，主要是配合晋国古城的调查、钻探、发掘和“四有”保护工作。刚刚结束不久的铸铜遗址发掘资料在室内外堆积如山，获得的上万块精美陶范国内罕见，整个工作站都忙得不可开交。再加上当时的政治运动“四清”，业务工作几乎处于半停顿和全停顿的状态。新电厂的钻探和发掘仅抽调出陶正刚和少量的工作人员去完成，经初步钻探发现有较密集的长方形祭祀坑，三千八百余平方米，正处在新电厂主机房中心的一片，按照一般常规考古发掘规程，选择了有特点的、分布较密集的部分进行科学发掘。时为严冬，除刺骨的寒风和地冻外，为保证工期按时完成，每天参加发掘的干部、工人都是徒步，往返的时间都不能计在八小时之内，有关配合绘图、测量、照相、修复的专业人员随叫随到。好在那时没有盗墓、破坏之风，下班时做好防冻盖好苇席即可。发掘的许多兽坑，大多长1米，宽60厘米，这样狭窄的工作面给发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参加发掘的人员都得钻到小坑中，一干就是数小时，艰难地剔除着牛羊马骨骸上的泥土，不能用锨和镢头，只能用小铲、竹篾和小勺一点一点地剔挖，用毛刷扫除或用嘴吹干净，稍有不慎就会有损。为了确保最大程度的完整，宁可自己跌伤也要保全出土文物的安全。在野外作业，除了冷冻还有摔伤、手脚麻木、腰胯抽筋都是常事。遇上大风，满坑都是尘土和沙子，在坑中作业的人员全身都是尘土，如同出土文物一般。一个兽坑好不容易清理完毕，照相没有距离可言，绘图无量尺寸之地，只好将摄影者、绘图员用绳子捆住吊在半空操作。当天的工作量完不成，也只有在工地用餐，那时没有保温设备，只能勉强啃馒头喝温水。这样的情景在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月也很平常。

二、激动人心的时刻

1965年的12月，在甲区的西北部四十多个坑内，出土了用毛笔蘸上朱砂写在玉或石片上的盟书誓辞，清晰可辨。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激动万分，马上向在侯马考古工作站蹲点坐镇的国家文化部文物局谢元璐秘书进行了报告，谢秘书同样非常激动，意识到这是个特别重要的发现，随即向国务院做了报告。国家文物局立刻派谢辰生先生至侯马发掘现场视察，并会同我省古文字学家、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颔先生一同分析研究，通宵达旦地工作了很多个日日夜夜，翻阅了许多文献上的有关记载，又结合当时出土的情况、照片及摹本，初步判定为文献所记载的“载书”，郭沫若先生称之为盟书。

此时工地仍陆续有出土，直到完工，共出土盟书玉和石片五千余件。经陶正刚、王克林两位先生整理后得知，写在玉和石片上的盟辞字数最多的达220余字。随同盟书出土的还有一些玉璧、玉璋、玉玦、玉璜、矢状器、戈形器、筒形器及一些带纹饰的玉器。尤其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出土的玉器之玉璧薄如纸张光滑透亮，有的刃部十分锋利，可见出土盟书那时加工玉、石器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侯马盟书的出土，除简要报道外，1966年在《文物》第二期刊登了张颔先生撰写的关于侯马盟书的专题文章：《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郭沫若先生撰写的《侯马盟书试探》的研究文章也在同一刊物上发表。随后国内许多文物专家如唐兰、陈梦家、朱德熙等先生对此也陆续发表了文章。侯马工作站的同志们阅读专家的文章后喜出望外，大家都感到非常欣慰，不愧为侯马盟书的出土付出了太多的艰辛。

三、沉睡的八年

本来文物工作站就是个事多、任务重、人员少的单位，由于当时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进入“人人过关”的阶段，侯马工作站的大部分干部也被集中起来全日参加运动，二电厂的发掘工地因人数不够用，发掘条件很差，仅挖了多半就匆匆了结，非常可惜。但令人震惊的是，专家们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外许多考古学家的重视，纷纷提出要到发掘现场参观考察。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国家的各个角落。“破四旧”的疾风骤雨横扫了考古界，许多考古研究成果被当做“四旧”破除，考古界的专家学者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了“牛棚”。至于侯马盟书更是遭到了厄运，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无人再敢整理、研究、考证这部惊世骇俗的出土文物，它只能沉睡在棉花套和纸盒中，在寒冷和炎热的库房一睡就是八年……

四、侯马盟书重见天日

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周恩来总理提出要举办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中央选出六省一市初步摸摸底，其间到底有些什么文物面世，给各省分一块地方来展示自己的出土文物，作为汇报性的内展。山西展出的就有侯马盟书，因为它出土的时间跨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边。展览预展时由郭沫若先生审查。郭沫若先生见到侯马盟书，非常激动，便提出要山西派人拿些资料给他。那时郭老公务繁忙，把来访的外国客人送上飞机回到家中后，便开始研究考证侯马盟书，一坐就是数个小时。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王冶秋先生，当时是负责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简称图博口）的工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展览筹备工作情况后，周总理批示：此次展览要向外开放。《文物》和《考古》杂志也要复刊。

展览开展后，各国驻华使馆都接到了邀请参观的请柬，他们带着好奇的神态，用惊奇的眼光参观展览，以激动的心情热情留言赞颂我国伟大的考古发现。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从“五七干校”回京参观展览。记得我国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张政烺先生初次见到侯马盟书时，激动地都忘记了盟书是放在玻璃展柜中的，低头趋前细看时竟一头撞在展柜玻璃上。

1973年，王冶秋先生为法国总统蓬皮杜来大同云冈参观做准备工作，顺路到了太原，群众和省领导借此机会反映了侯马盟书这样的重大发现迄今无法整理出版的问题。王冶秋先生表示：“侯马盟书应该尽快整理，要订个计划。文物出版社可以支持出版。”经王冶秋先生拍板，各级领导都动起来了。1973年8月12日，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抽调专人组成了侯马盟书整理小组，并要求“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来完成整理任务”。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工作，于1975年年末终于完成了书稿，送交文物出版社审定。文物出版社又经过一年的审核，1976年12月，《侯马盟书》在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成书、发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先后发表了《侯马盟书》出版的消息。当时学术界称《侯马盟书》是我国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之一。

五、灿烂的书法艺术《侯马盟书》是用毛笔蘸上朱砂和墨色书写而成的，是当时流行的官文书体，特点突出，运笔出锋，下笔粗重，引笔渐进，似蝌蚪状，收笔尖细，画勾笔意，字形多变，书写自如，掌握规律易于成形。从其全部看来并不是独家字体或一人所写，说明其应用的广泛，而历代书法界从未推广。

这种新颖自如、自成一体的书法艺术，丰富了我国书法的内容，充分展现了毛笔书写的魅力。多年来，多次临摹盟书的张守中先生也已掌握并运用自如，自成一体，光彩照人。

侯马盟书的继承和推广将是我国书体中的一大幸事，它丰富了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种类，它不仅有极好的形体，也产生了极大的魅力，为人们所接受，这是盟书发现以后又一重大收获和贡献之一。

侯马是晋国都城——新田张守中先生用盟书体为侯马书写的《春秋左传》“晋迁都新田……”的原稿手迹所在地，是春秋五霸最强之国，对中华文明历史的创造和贡献是非常大的。本文仅是回忆了盟书的出土前后。其实侯马何止盟书？晋国在当时社会发展变革时期的各个方面都有卓越贡献。侯马有不可估量的地下宝藏，对这些极为重要和珍贵的史实资料，是要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要保护它的原貌，方可得到真正的保护。比如古城遗址、宗庙建筑群遗址、铸铜作坊、农业种子、道路、水利、金融、货币等都已被发现，而未知的还有多少，有待我们进一步考古发掘。2000年1月于新田缅怀恩师苏秉琦（苏秉琦：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著名考古学家、第二届考古学会理事长）表面看去，苏秉琦老先生风度非凡、文质彬彬，很有大学者和政治家的派头，猛地给人不易或不敢随便接触的印象。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者，接触以后，立马会使你感到他不仅平易近人，而且会感到他似乎与你早苏秉琦先生为朔州崇福寺题书就有缘，待人有礼，言之有理，谈笑风生，幽默有趣。苏老先生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风貌，却时刻浮现在我们眼前，故此提笔而书，以表后者对长辈的缅怀、敬仰之情。

我是一个普通的文物摄影工作者，与先生没有正儿八经的师生关系，是文物考古事业使我们十分有缘地结识了，是他给我的文物摄影生涯带来了生机。在相处之中，他给了我课堂上和书本中所学不到的东西，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可以这样讲，数十年的交往，不觉之中，苏老先生便成了我的偶像和楷模，我默默地为自己撰书了座右铭“人既出生，切莫枉活，天地良心，全凭自觉，作为大小，无须计较，尽心尽力，乃为至高，倘能如此，不枉一遭。”就我的一生，完全可以断言，绝对比不上先生一指，但我确信只要沿着先生做人的轨迹严于律己，就可死而无憾了，因为先生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考古界的一代宗师。

这篇缅怀先生的文章，不谈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的伟大贡献和超人的才能，让我们从几个片段来缅怀苏秉琦老先生吧！1963年，苏秉琦先生与侯马工作站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起：梁子明、谢元璐、苏秉琦、王克林后排左起：杨富斗、叶学明、代遵德、王建、吴振录

那是1963年秋天，听侯马工作站领导讲，苏秉琦老先生要来侯马检查了解应届毕业生的实习情况。当时在侯马工作站临时出差的有国家文物局谢元璐先生（人称老谢秘书）、谢辰生先生（人称小谢秘书）、中国历史博物馆黄景略先生和山西省著名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当时，在侯马工作站实习的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有后来成为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先生的同班同学白云哲、胡人瑞、祁惠芬、罗琨、张永山、曹定云、辛占山等七人。他们在此实习，领导非常重视，苏老先生也悉心指教，辅导工作则是由苏老先生的学生王克林、叶学明、吴振禄、张万钟等人认真指导。当时在侯马参加晋国遗址发掘大会战的部分省市考古人员，都以同样的心情热切盼望着苏老先生的到来。那时我的印象是：

这个人来头不小啊！惊动了所有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和领导。我刚刚从电影制片厂调入考古部门，苏秉琦的名讳还是第一次听到，从未谋面，脑海里几乎没有对他的印象。还是在听了我的同乡侯马工作站站长畅文斋的苏秉琦先生早年在侯马工作站授课简单介绍，才朦朦胧胧有了对苏老先生的一点印象。一天从工地回来，听说苏老先生来了，真想马上见到他。午餐时我终于在食堂见到了苏秉琦老先生，顷刻间就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只见苏老先生身材高大、魁梧、健壮。心想，我们考古界竟然还有这样风度翩翩、气质非凡如同国家元首般的人物！苏秉琦老先生这次来侯马并非只为几个学生的毕业实习，而是全方位视察和指导侯马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实地考察和听取了工作站领导的工作汇报后，苏老先生作了学术报告。我虽然还有些听不懂，但听内行们反映说：“听了苏先生的报告，如同喝了一杯清爽的香茗，吸了一支最美的香烟，真过瘾。”

他的学术报告很有逻辑哲理，既谦虚又谨慎；既给予考古工作者坚定信念，又有相互商量和对工作的充分肯定；既有深入浅出的论证、分析，又有高瞻远瞩的丰富想象，也有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指导意见，更有对考古工作者的希望和要求。苏老先生学术报告结束后，我同谢元璐先生交谈说：“这个老先生真有两下子！”谢老说：“两下子的事，他多着呢！听讲的大多是他的学生，那还不是小菜一碟，跟布置作业一样！”谢老的这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真正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老师先传给学生的真理。回味苏老先生的学术报告，使我产生了许多无尽的遐想……毋庸置疑，我国考古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老先生确实起到了领航的舵手作用。

苏老先生曾先后十多次来山西视察指导工作，太行山上、吕梁山下、塞北高原、汾水河畔都留下他老骥伏枥的足迹。我也有幸多次与他同行，记录了他在山西的考古发掘和学术活动。他先后到过曲村天马间晋侯墓地发掘工地、下川发掘工地、东下冯古墓遗址发掘工地、襄汾陶寺遗址发掘工地、襄汾丁村考古遗址工地、北坞城址和建筑基址发掘工地、垣曲寨里村考古发掘工地、晋都新田遗址发掘工地、新绛县柳泉墓发掘工地、曲村晋侯墓发掘工地、上马古墓发掘工地、忻州吉大考古发掘工地、太谷县白燕考古发掘工地（三弟子黄景略、张忠培、王克林合作项目）、夏县禹王城发掘工地、西阴村遗址发掘工地、朔州会议、侯马晋文化第一次研讨会、第二次太原晋文化和丁村文化研讨会及太原金胜村251大墓发掘现场等地。每到一个发掘工地，苏老先生总是认真听取汇报，详细了解各种现象，从现实出发，结合文献给予指导。在与老先生同行过程中，我拍摄了老先生很多工作照片，其中令老先生比较满意的是那张发表在《文物天地》刊物的“给青年人的话”的照片。那是老先生在全神贯注地观看侯马上马墓地发掘出的陶鬲分期排队时，我抓拍的，没有借助任何辅助光源，照片中的老先生形神备至，精神矍铄，故而老先生非常满意。老先生特意送我一本刊登有此幅照片的《文物天地》留做纪念，并在扉页签署了“子明老友参考。著者一九八七、十一、九日”。后来，我有幸接受老先生的提议，也曾受山西省文物考古系统领导的委托，接送老先生往返苏秉琦先生观看上马出土的陶器于北京与山西之间。从此，我和老先生也就成了“老朋友”，消除了我心理上的拘谨，与老先生平时相处谈吐自若，非常融洽。因此，我比他的学生还要幸运，知道和了解了老先生更多的为人处事精彩的人生品格。苏老先生从不背后谈论他人，他常说，“先辈的功绩要继之；同辈的贡献要尊之；晚辈之间要谅之、帮之”。这也是老先生一贯做人的准则。每逢谈到贡献，老先生总是推崇李济等前辈。谈到优势，他总是夸赞夏鼐等一批著名学者。1970年在故宫展出“文化大革命”中出土的文物，山西有几方展出的印章，我请老先生指教，老先生风趣地说：“我是文盲，可向商承祚先生请教。”寥寥一语足可表明老先生谦虚推崇他人的可贵人品，正因如此，让我们后学者更为肃然起敬！

老先生既会工作又会休息。在工作之余先生喜欢听京戏，饭后间食水果，听着京戏唱腔，闭目养神，以解工作中的疲劳。老先生习惯在放松的间隙思考问题，这是先生特有的一大癖好。老先生时间观念很强，常常利用休息间隙找其学生谈话，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即便是返京乘火车未开之前，还要让有项目任务的学生上车接受布置的作业，并限令等他下次再来侯马时交卷。老先生如此的责任感，使其所有的学生都从心底亲之、爱之、敬之！

老先生生活中严谨自律尤为感人。有一次我陪同先生到夏县东下冯发掘工地考察，徐殿魁先生为招待老先生特地派人购买了新鲜蔬菜，午饭时还给老先生炒了一大盘鸡蛋。未吃之前，先生问我：“子明，你能多吃点吗？”我回答：“我也不太饿。”先生发愁地说：“这可怎么办？这是专门为咱们做的啊！工地的同志很辛苦，不吃完剩下太浪费！”我只得遵命多吃不剩才是。事后我告诉殿魁先生，给先生的饭菜以淡为主，切勿多做。此事传开后，发掘工地的同志们很受感动：“先生真是不忘田野发掘艰苦啊！”苏老先生一向尊重他人，他和古文字专家张政烺先生非常要好，常常夸赞张先生一身学问，品德无私。所以，苏老先生几次来侯马总想与张政烺先生同行，然总不能如愿。1985年第一次晋文化研讨在侯马晋文化研讨会上演讲会在侯马举行，苏老先生总算如愿以偿。他和张先生同行，莅临侯马参加晋文化研讨会。参会期间，苏老先生特地自作自吟一首考古诗，诗曰：“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吟罢说道：“此诗非张先生书之莫属。”张先生闻言慎之，仅用行书草草书写，以供苏老先生在研讨会上做学术报告之用（张先生行书稿会后被人收藏）。

张先生表示，等回京后再用心书之，何如？研讨会结束不久我赴京到张政烺先生寓所，索到张先生用篆书书写的苏老先生的诗作后即送故宫装裱。故宫装裱师傅说：“按规定，故宫只装裱已经故去的知名人物之作。但见此二位高人诗、书合璧之罕作，特允破格予以装裱。”

事后苏老先生满意而风趣地说：“两种文化汇合后产生的火花虽小，但它是新生的！”苏老先生的诗作、张政烺先生的篆书、故宫博物院的装裱实属三绝，这幅珍贵的卷轴被山西省永远珍藏！

在编著《侯马铸铜遗址》一书时，苏老先生亲临现场指导。正如已故杨富斗先生生前所说的：“一连十来天苏先生同我们一起工作。他有时抚摸陶片，闭目思考；有时与我们交谈，循循善诱，悉心指导，为发掘报告的出版奠定了基础。”所以，当时参加整理编写的同志一致同意要苏老先生题写书名。但二十年之后此书临出版时，苏老先生却婉言谢绝了题写书名，他提议该书名应由张颔先生题写，并说：“张颔先生是当时发掘工地的领导，又是书法家，他题写最为合适。”这就是苏老先生豁达大度苏秉琦先生赋《晋文化颂》梁子明书的品格，真是“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苏老先生在山西的工作结束后要返京，因我的手头工作较忙，无法陪送老先生，经请示领导同意另派一同志陪送苏先生回京。不料苏先生知道后当即指着我大声说：“你把我接来了就不管了，不行，还得你送我回京。”见苏老先生如此执着，我忙躬身说：“可以，可以，完全照办。”

回京后，苏先生为表示感谢，在西直门义和饭店请我吃饭，还特意约了他的得意门生吉林大学原考古系主任，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作陪。当我临离京返回山西时，苏先生送给我两包高级中华牌香烟，歉疚地说：“没办法，只有香烟除寂寞了，祝一路安好！”受到苏老先生如此礼遇，让我倍受感动，苏先生谦恭礼贤的品格，我是望其项背难以企及！

苏老先生胸怀博大，奖掖后学，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对此我深有感触。我既无文凭又无学历，但苏先生从未低看我，每次见面，老先生总是亲热地询问我的工作学习，送给我有益的“教诲”鼓励我。

苏老先生还给我介绍张政烺先生也是个摄影行家，以后遇到文物摄影方面的疑难问题可请教于张先生。经与张政烺先生接触，确感苏先生所言不虚。张先生真可谓是当世奇才，他不仅是研究古文字的专家，对于摄影这一新的技术门类也非常精通。与张先生交谈甚为投机，张先生对于摄影技术的精通绝不亚于专业的摄影工作者，他的敬业态度和对后学者的扶持精神使我获益匪浅。

我和李夏廷先生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编著了《侯马陶范艺术》一书，并得到了美国盖迪基金会的资助。1994年交美方稿件时，特向苏老先生汇报了编著情况。老先生非常支持并予以表扬，苏先生流露出喜悦的心情也感染了我，我深感快慰。随后，我提出请老先生给此书写几句话，苏先生很赞同。我们特向美方提出要用苏老先生的亲笔签名手写体印刷，以表示感谢苏先生的热情关怀，美方表示赞同。当此书出版并寄到我们手中时，苏老先生已离我们远去了，老先生未能亲眼目睹此书，真让我们痛心疾首。1997年此书又获美国西玛达奖，当我们赴美国登上领奖台时，感慨万千，喜中含悲。今以此拙文缅怀苏老先生，让他在天之灵与我们分享荣耀、喜悦！

苏老先生学富五车，仍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探索。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总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即便是出差也带着中国地图册。苏先生常常在思考中国文化形成、发生、发展的规律及特点。他常常指导考古工作者既要考虑到个别的、具体的、局部的重要发现，又要纵观全局和特殊，将这些一一归纳到“中国文化的总根系中去”。这就是苏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学说”。这一科学的学说已经成为指导中国考古事业研究发展的理论，为我们国家考古学确立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曲村、天马晋侯墓地遗址，早在1963年就根据苏先生的推断和抉择，随后邹衡先生明确地选择了曲村、天马遗址作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生实习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多年来与山西考古工作者合作，对曲村、天马晋侯墓地遗址进行了主动的科学发掘，获得了大批极为珍贵的青铜器，为东周历史上晋国的断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填补了史书的不足和记载的错误，因此两次被誉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早在邹衡先生初选曲村、天马考古遗址重点时，苏老先生曾亲口对我讲：“邹衡是个有头脑的人物。”寥寥数语就表明了苏先生对遗址的看法，赞扬了邹衡先生的敏锐才华。苏先生曾在侯马多次说：“古人修庙，我们也修庙。把曲村和侯马建成上、下两院，使其成为培养考古人才的重要基地。不仅培养大学生，也可以是研究生、博士生，乃至外国留学生和专家们的基地。写出的论文也可以用外文发表，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先生上班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科研楼七层。我去北京总要去看望他老人家，但不敢贸然登先生府上拜访，恐给苏先生和苏老夫人添麻烦。电话联系知道先生在班上，就直奔办公室，闲谈不超过半小时。有一次与先生闲聊中，我言道：“先生真有福气，左手一指是学生兪伟超，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向前一看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学生张忠培；府右街中国图书馆馆长，学生徐自强；再往前看则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众位先生；右手一指是沙滩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考古专家组组长，学生黄景略，各省市文博方面的领导、学生就无法一一讲出了。”先生立马插话说：“我很知足，他们很有成绩，比我有本事，学生强过老师就是最大的幸福。何况，他们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学生，通过他们结识了各地许多有本事、有能力的人才，共同担负中华民族考古研究事业，这个担子可不轻呀！好在后继有人。”

邓小平先生曾指出：“中国的希望在于育人。”苏秉琦老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英明的论断。他矢志不渝地教学育人，桃李满天下，为国家考古事业培养无数的后继人才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我曾经给编辑出版《苏秉琦论文续集》的先生们提过建议，在编辑苏先生论文的同时，应多编辑一些反映苏先生在发掘工地指导工作的珍贵照片，以飨广大的考古工作者和读者。

1997年7月，正当我紧张忙于《平阳金墓砖雕》一书的出版前各项准备工作时，传来了苏秉琦老先生去世的噩耗，实在无法脱身，未能参加苏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成为我终生的遗憾！今日洒泪挥就此文，以告慰苏先生在天之灵，以记苏老先生知遇栽培之恩！2005年春日（原发表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33期）

在故宫办展览的三年

1970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集中到山西农学院（原太谷农学院）参加学习班，我报到后没有参加学习，即遵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去北京参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土文物展览”，与我同去的还有山西省博物馆的魏杞同志。山西省参展的文物有：侯马出土的陶范、侯马盟书、战国奴隶殉葬墓模型及铁枷锁、万荣县从黄河中捞出的三个大铜甬钟等。北魏石雕柱础北魏石雕砚台

文物装箱运到北京，在故宫慈宁宫四合院（慈禧太后的住处）展出。这次展览的负责人是王冶秋先生（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是陈滋德先生（国家文物局原秘书）。参加布展会议时才知道，参与此次展览的单位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山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安徽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文博单位，后又加了北京市文博单位。展览的主题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举办的。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时听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毁灭一切的运动”，决定在故宫举办一次出土文物展览，让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的历史及文化遗产保护完好，并且还出土了许多珍贵古代文物。由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地的文博工作机构都处于瘫痪状态，原来的文物工作系统都被砸烂了，各地出土了多少文物，中央是没有底的。故宫只提供展柜、展品陈列和讲解，参展的文物简介说明都由各参展单位自己决定。正式开馆前，几次特请郭沫若先生参观指导。郭沫若先生看后，对陕西省出土的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山西省侯马市出土的盟书、甘肃省出土的铜奔马（也称马踏飞燕）尤为感到惊讶，随口说：“哎呀，压倒故宫了！这匹马跑得有多快呢，比燕子飞得还快，你看马蹄下踏的是啥？是燕子。古人的想象力真不得了，这就是艺术的夸张所致。”看完展览后，郭沫若先生提出，北京出土的元大都文物也可以拿出来展示一下。后来有人提出调山西省大同的司马金龙墓文物参展。于是我即刻受命返回太原与领导商议后，再去大同提取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釉陶群俑、木板漆烈女传彩画、石雕棺床拓片、石雕柱础、石雕砚台等文物。

展览正式开馆后，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按单位组织集体参观（为了文物的安全，暂不对外售票）。当时全国几乎没有文娱活动，新闻只有两报一刊，电影戏剧看不到，北京也是死气沉沉，外国人来的很少，举办这么一个展览能不热闹嘛！

展览开馆的第一天，第一批参观的客人是郭沫若先生陪同的日本公明党党首黑田寿男、白土武夫一行。两报新闻报道这一消息后，很快引起社会轰动。随即决定接待各国驻中国使领馆工作人员参观展览，每天上、下午各安排一个使馆。这个举措，对外交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继乒乓外交之后的文物外交。许多外国政府要人参观展览后提出要会见某教授、某艺术家、某个领导等。这就促使一批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教授、艺术家及一些部门领导被“解放”回到北京。记得当时全国第一个被解放的就是郭沫若先生，周恩来总理安排他到机场接外宾。那时，王冶秋先生、陈滋德先生都是刚从干校抽回北京，主持举办展览热情很高，随身携带药品和水杯，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中南海与故宫之间请示汇报，很辛苦。虽然布展工作非常繁忙，但每周四下午全体参展人员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周五下午参加业务学习，主要是请专家讲授相关的业务课程。当时请耿宝昌先生讲授瓷器的鉴定，请李知宴先生讲授瓷器的断代，请史树青先生讲授文物鉴定。请专家们讲课，使大家都获益匪浅。在北京举办展览的三年来很是繁忙和辛苦，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每天除接待参观外，闭馆之后还要清扫展厅与院落，擦洗展柜玻璃，清扫完毕进行例行检查，给展柜上锁、贴封条、负责人签字。

英国多位议员参观展览后，在周恩来总理接见时向总理提出，能否把这些文物在伦敦展出？周总理爽快地答应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决定再搞一个“出国文物展览”。这样一来，就得动员全国的力量。于是按照国务院的指示，相继从“五七”干校抽调回大批专业人员投入此项工作，这一举动在当时被戏称为“外国人解放中国人”。这些被解放的专家、教授在“五七”干校喂猪、养鸭、拔草、插秧、当伙夫，万万没有想到还能有回到北京的一天，都有一种新参加工作的感觉，工作热情十分高涨，信心百倍，很快就进入角色，根据个人的专业特长撰写了很多重要论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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