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姐
出版社：北京斯坦威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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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时代生活指南（套装共3册）试读：
前言
第一章 性别失衡：不平等的社会环境
第二章 代沟问题：亲情压力下的催婚
第三章 势均力敌：单身女性的新选择
第四章 学历“陷阱”：高学历女性的苦恼
第五章 观念冲突：社会风气的开放
第六章 自由与屈服：交友网站的热潮
第七章 自我实现：女性更高的追求
第八章 社会变化：中国特色的爱情
第九章 物质基础：车子、房子、钱
第十章 观念碰撞：东方和西方的差异
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亚洲其他国家的单身女性
第十二章 未来会如何：愿我们都能活在想要的世界
后记 美好结局的新开端
致谢
参考文献
真正的接纳，就是爱上不完美的自己
目录
第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不接纳自己
第二部分 接纳自己的核心策略
第三部分 走出自我否定的思维误区
第四部分 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第五部分 如何开始一段成功的事业
后记
越独立，越高贵：把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光芒万丈
目录
序言
Part1 个性越独立，生活越高级
Part2 独立，让你散发别具一格的魅力
Part3 没有独立，你的幸福可能不堪一击
Part4 成功的人，都有独立打拼的能力目录CONTENTS
前言
第一章 性别失衡：不平等的社会环境
独生女
独生子
失衡的性别比
城市“绿洲”
叛逆的自梳女
第二章 代沟问题：亲情压力下的催婚
代沟
亲情压力下的催婚
第三章 势均力敌：单身女性的新选择
依赖男人的女性“二奶杀手”
聪明漂亮的女性
第四章 学历“陷阱”：高学历女性的苦恼
会撒娇的女性
撒娇的现实意义
讨教本领
第五章 观念冲突：社会风气的开放
当爱情与婚姻相遇
难以启齿的秘密
第六章 自由与屈服：交友网站的热潮
八字与婚姻
交友网站的兴起
世纪佳缘
第七章 自我实现：女性更高的追求
社交技巧
第八章 社会变化：中国特色的爱情
未婚先孕
婚姻的多种形态
第九章 物质基础：车子、房子、钱
孝顺比纯洁更重要
交易似的婚姻
第十章 观念碰撞：东方和西方的差异
中了爱神之箭
从头再来
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亚洲其他国家的单身女性
新加坡的国庆生育之夜
第十二章 未来会如何：愿我们都能活在想要的世界
职业发展与生育的矛盾
后记 美好结局的新开端
致谢
参考文献前言
春节刚过，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北京电视台。可是我发现，平时活泼开朗的那些女同事们却个个无精打采，甚至就连精力极为充沛的节目制作人姗姗（音译）也有些精神不振，整个周一上午一反常态地沉默不语。“大家节日里过得好吗？”我问道。女同事们有的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有的强作笑脸。随后她们又把在新闻编辑室里传来传去、只剩下半袋的麻球酥递给了我。茫然之际，我转身去见一位网络主管，她比大多数女同事都大近10岁。“她们心情不好，是因为还没有结婚。”她说道。说完，她又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当时我在想，在中国要想找一位像达西先生（《傲慢与偏见》里富有的年轻绅士）那样的如意郎君是否必须进城？政府是否应该免费让数百万人去马尔代夫度蜜月？
当天同姗姗一起坐下来吃午饭时，我才得知：春节期间是一年当中发红包、煮饺子的好时光，也是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找对象的大好时机。春节是中国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大多数中国工薪阶层享有的最长年假。春节前，三亿多流动人口浩浩荡荡地返乡回家，为的是同家人一起吃上团圆饭，一起放鞭炮。正当每个大家族都在吃喝玩乐，共度佳节的时候，谈婚论嫁也就成了最重要的话题。在摆着鱼头的餐桌旁，2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经常遇到好心人盲目地为他们说媒提亲，这使他们疲于应付。特别是未婚女人，更成了这种强大“逼婚”攻势的重要目标。人们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她们就应该结婚嫁人，要不然就可能成为“剩女”。
我的那些芳华正茂，也许生育能力正强的女同事们（年龄最大的仅仅27岁）居然被人称为“狗粮”和“垃圾处理品”，这真是太不像话了。另外，我还要努力去搞清楚：为什么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代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生活着约6.5亿女性，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女性人口。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的那些女同事们真可谓不同凡响。她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独立女性。她们的事业作为，在她们的母亲和祖母那里连做梦都不敢想。依我看，她们是国家的英才，生动佐证了过去30多年里中国女性逐渐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在工作室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同身边富有活力的一群女作家、女编辑、女导演，以及姗姗那样的女制作人打交道。所以很自然，在飞往内蒙古的晚点航班里、坐卧铺去上海的旅途中、在北京办公室里昏昏沉沉的加班时间里，我们相互之间培养了友谊。渐渐地，我也参与到她们的私人谈话中——那是一些内容生动的谈话，涉及她们的家庭背景、理想抱负，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涉及她们的爱情生活。我越了解她们那种奇怪的约会方式和复杂的求婚过程，就越是对一些与我明显不一致的情况感到困惑和惊讶。
在2010年，西方媒体上有关中国女性的报道表现得非常乐观。《福布斯》《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上的报道都说，中国女性处在全盛时期。她们在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豪当中所占比例最高。在参加美国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GMAT）的中国考生中，63%是女生，她们攻读MBA的势头甚至使男生颇感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年龄在18岁至64岁的中国女性中就业率达71%，占国家劳动力的44%。第一位女航天员也在2012年被送入太空。
在我看来，这一切全部属实。从职业上说，这些女性不断地突破自己撑起的半边天的界限，所以我认为，她们全部都是“航天员”。但是在个人方面，尤其是感情生活方面，她们似乎对另一类群星灿烂的恋爱剧情念念不忘——一种似乎直接源自简?奥斯汀长篇小说中遥远的、过时的爱情。使我意外的是，我们的话题经常很快就转到婚姻上面。她们谈论婚姻，就像是谈论一个长到肉里的脚趾甲一样——火急火燎，有点疼痛，而且如果不赶快处理，情况就会恶化。我意识到有些事情还是说不通，于是便绕开新闻编辑室的那些同事，在更大范围内开始刨根问底。我用了3年时间，经过数百次采访之后，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从全新视角看待中国崛起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起始于一个落后的贫穷国家，当时婚姻普遍不能自己做主，婚姻是女人唯一的生活手段。经过30多年朝着城市化、全球化方向的发展，女性的婚姻也变得越来越自主。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女性只有在经过自我发展，事业也有起色的情况下，才考虑结婚——如果她们愿意结婚的话。
在这种巨大变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些文化因素仍然牢固地根植于传统当中。其中无法动摇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婚姻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存在于各种文化中，但是在中国尤为明显：婚姻面临着不可阻挡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使得子女不到30岁的每一位家长把男婚女嫁当作头等大事。他们普遍认为子女一过30岁，再谈婚论嫁可就难了。
大多数情况下，家长都是好意。他们真的相信，对于自己的子女来说，最好就是尽快完婚，了却一桩心事。长辈们生长于贫困和革命运动当中，而他们的子女却生长于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个人主义兴起、集体主义色彩衰退。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当代中国整体面临着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义务、传统和焦虑表现，其产生的实质性因素便是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当代中国，婚姻政策与形式上的变化，就像常年鸣响的风铃一样，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过去5000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来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漫长历史中，婚姻一直是女性生活的基础和顶点。
仅仅刚过30多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婚姻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她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这样的发展变化情形在西方并不陌生。西方女性也曾围着厨房转，职场中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但是在中国有一些情况更为特殊和惊人。由于家中没有兄弟们竞争，这些独生女便获得了以前可能会留给男孩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和资源。她们降生时，正值中国大范围地扩充高等学校数量的时期。后来她们又被当作男孩而赋予努力学习，获得成功，为家庭争光的使命。但是与我们的期望不同的是，中国女性并未能顺畅地与男性平起平坐，取得平等的工作地位。成为白领阶层的知识女性数量已经赶超男性，而“剩女”则是这些白领知识女性当中的重要成员。由她们体现出的巨大文化变化，不仅影响着当代中国，还代表了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变动。
想要充分理解这一过渡时期的重要性，必须将其放在更大发展计划的框架内加以审视。半个世界，包括美国，都经历过最活跃的过渡时期。自1983年以来，美国女性一直是美国大学学位的主要获得者，但是直到2014年，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职业女性才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职业女性一样有可能结婚生子。在此以前，受教育、有抱负，就意味着放弃生活伴侣，专心追求事业。但是现在，两者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时间安排变了，人生新重点也出现了。我们正在变成一个由不同阶层而非不同文化构成的全球化世界。北京或上海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同纽约或洛杉矶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但是却同距自己只有一个小时火车路程的城镇工厂女工差别较大。在从前那一代，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我们是应该为此称赞全球化，还是应该为此哀叹丧失了每个国家的特色，目前尚有争议。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当你抛开中国在人口、经济和社会方面表现出的各种特色时，剩下的就是中国女性正在面临着美国女性几十年来一直在经历着的同样挑战。我们为什么没有携起手来，达成共识？如果从国际范围来考虑这些问题，还可以学到多少东西，取得多少成绩？
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女性挺身而出，去维护自己决定个人未来的权力。无论这是否意味着自己能够决定在哪里学习、学什么、同谁结婚、是否结婚，或者决定是否生儿育女，实现自己的理想，至少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勇敢地探索更加丰富的人生。第一章性别失衡：不平等的社会环境独生女
17岁生日那天早晨，克里斯蒂?杨醒来，洗完澡，接着就坐下来吃早餐。她一来到餐桌前就发现，妈妈给她做了一碗自己爱吃的面条。不过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还看见在自己平常喜爱喝的香辣红肉汤里漂着两种没有想到的食材：一小节香肠（代表“1”）和两个煮鸡蛋（代表“00”）。吃了两口后，克里斯蒂明白了，这两样食材代表着妈妈的心愿：希望女儿在当天上午的高考中获得成功。
克里斯蒂作为独生女，是在中国刚刚实行独生女政策时出生的。她解释说，父母满怀希望，倾尽所有，为的就是让她有个光明前途。“要是我当时还有个兄弟，很难说结果会是什么样，按照传统的做法，他很有可能得到家里很大的关心和重视。不过我还是无法想象我的父母会那样做。”她一再坚持要说明的是，虽然发生过千百万堕胎和杀婴事件，让人不寒而栗，但是她觉得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迫使家长们重视自己的女儿。
克里斯蒂，与独生子女政策一样，至今也过30岁了。尽管随着时间推移，独生子女政策的规定宽松了不少，但是不要忘记，这项政策已经造就出三代独生女。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虽然躲过堕胎劫难幸存下来，中国的独生女们，尤其是那些同克里斯蒂一样出生在城市中的独生女们，却在家长的执着督促下必须要出人头地。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比此前任何一代女性都获得了更多资源、机会和自由，而其结果开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体现出来。
克里斯蒂在高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方大都市——重庆的一所重点大学。毕业时，她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和英语硕士学位。她在几家小型营销传播公司经过历练后，现在开办了自己的公关公司，为北京周围一系列高端旅店、餐厅、酒吧和私人俱乐部提供服务。她喜欢管理自己的工作时间表，自主承揽服务项目。她天生具备社交能力，工作起来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虽然父母对克里斯蒂的工作所知甚少，他们还是为女儿感到自豪。事业成功使克里斯蒂过上了令人羡慕的舒适生活，她也非常慷慨地经常与父母分享这种生活。他们可以去欧洲度假，享用新式家用电器，对房屋进行昂贵装修，而所有的这一切都由他们的独生女儿付钱。克里斯蒂还为父母购买了各种奢侈品，在以前这些根本无法享受。在对女儿的要求上，她的父母都说只要她结婚再怀孕，那就无可挑剔了，最好在她下次来例假之前办完这些事……不过因为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父母又松口对她说，最晚在来年前9个月完婚怀孕也可以接受。在龙年生个外孙，这可比什么都强！
克里斯蒂的母亲最近这样对她说：“我不想给你施加压力，可是你不结婚我就不放心，你已经34岁了，你怎么保证还能排健康的卵呢？”克里斯蒂希望妈妈培养一种爱好，至少是玩玩那款永远提示“你可以信赖他”的“魔力8号球”（Magic8-Ball）。
但是克里斯蒂仍然抵抗住了来自父母轻微的责骂、狂躁和偶尔的情绪爆发，因为她胸有成竹，识大局。无论她承认与否，克里斯蒂自己知道，按着中国的婚姻标准，她是一只过时落伍的“恐龙”。她的父母、祖父母、婶婶阿姨、大叔大伯、朋友、邻居、同事、老板，还有一位吵吵嚷嚷的北京出租司机，全都在时刻提醒她：再不快点找到男朋友，你就会变质发霉，嫁不出去了。
如果仅仅从纯数字的角度来看，找个男人嫁出去对于克里斯蒂而言是信手拈来的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到2020年达到法定结婚年龄（1980年起，中国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0岁，男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2岁）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出3000万。有这么多可以挑选的对象，这听上去好像是天赐的一份大礼。但实际情况是，从区域分布、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看，这些过剩的男性大多数生活在与克里斯蒂这样的女性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独生子
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一个僻静角落里，有个村庄看上去遍地都是教堂。这些教堂鳞次栉比，一个比一个高，屋顶上的十字架直指天际。它们似乎要给这片原本就带有浓厚不可知论色彩的景观平添一种令人惊奇的感觉。但是走到近前仔细一看才知道，上述建筑物根本不是教堂，而是三层楼的住宅。那些T型的突出物也不是十字架，而是巨大的避雷针。
浙江省省会杭州的年降雨量记录显示，这一片地区雨量充沛，经常伴有雷电现象。但即便如此，也用不着这样的特大型避雷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同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杭州也受困于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在2010年，出生婴儿男女比例为113：100。世界出生婴儿自然性别比例大约为105：100。在中国1979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由于超声波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的广泛应用，再加上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致使女性胎儿被堕胎现象有增无减。结果，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在全世界最为严重。
尽管选择胎儿性别的堕胎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但是在1985至2005年间堕胎的1.63亿亚洲女性当中，有3200万是中国女性。除失去了相当于波兰全国公民人数的大量女性人口以外，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女性数量不足的现象在整个中国体现得并不均衡。玛拉?维斯腾达尔（Mara Hvistendahl）在《非自然选择：选择男孩、放弃女孩与满世界是男人的严重后果》（Unnatural Selection : Choosing Boys over Girl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a World Full of Men）这份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比如江西省宜川县，4岁以下婴幼儿男女比例为137：100；在广西，相同年龄组的男女失衡比例上升至153：100；湖北省天门市的男女失衡比例高达173：100，相当于每3名男性当中就有一位娶不上老婆。将这些人口问题综合起来看，显而易见，中国过剩男性绝大部分出生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作为独生子，他们要留在家里种地，而出生在同一个村里的女性则可以自由地外出寻找一些卑微的工作，另外也经常是为了寻找一个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丈夫。在同龄女性数量严重不足的地区长大的单身汉们，面临着征婚方面的激烈竞争，他们被称为“光棍”。在中文里，“光棍”经常用来指那些因条件所限被迫单身（或者自愿单身）的男人，同时也暗示他们很有可能永远无法传宗接代。
在只有结婚后生活才算步入正轨的中国，光棍们面临着很大困难。结婚是正常社会成员的标志，对成年生活可以起到添砖加瓦的促进作用。如今的中国仍然极为重视孝道，并且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同时，将男人视为一家之主的儒家思想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这要求男人不仅应比妻子挣钱多，而且还要拥有一个将未来的妻子娶进家的住房。具有强烈等级特点的中国户口制度并没有使事情变得简单一些。在这种制度下，农村出生的居民拥有农村户口，城市出生的居民拥有城市户口。这就导致农村男性公民除了贫穷以外，还要长期同农村地位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婚姻链上的“最底端”人群。
在过去工作单位自动给职工分配住房的年代，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但是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在1998年实行私有化，房价开始飙升，这使整个社会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形成了一道巨大鸿沟。
于是，屋顶便出现了巨大的避雷针。失衡的性别比
为了帮助儿子娶媳妇，农村剩男的父母经常倾尽毕生积蓄去盖房子或买房，他们认为这样做才更有可能为儿子娶到媳妇。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经济学教授魏尚进、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华盛顿特区国家食品安全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晓波与清华大学刘瑜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程度对于房价和住房面积产生了极大影响。具体来说，他们认为，1998年至2005年间，中国35个主要城市中30%–48%的房地产增值额（相当于8万亿美元），同男女比例失调和男人为了结婚而获得财富（房产）的需要有直接关系。
魏尚进、张晓波与刘瑜在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情况后得出了上述数据。这些地方的适婚人群有着很大差异。他们发现，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当地的男女比例同住房价值与家庭收入比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正相关性。换句话说，男女平均比例越悬殊，住房价格就越昂贵。
作为一种控制措施，研究者们考察了房租价格，他们发现房租价格的增加幅度并不像房价增加得那样大。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如下看法：房价上涨并不证明对生活空间的需要有所增加，只是说明了持有房产证的需要。研究者们还发现，房价上涨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愿意以更高价格支付每平方米住房面积的居民和购买更大住房的趋势。
更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通过一位张姓居民了解到了萧山“教堂村”的情况，他还向我介绍了“影子三楼”（Phantom Third Stories）的建房概念。这种建筑指的是二层楼的住宅，上面还带有未完工、未装修的三楼空间，目的是让整个住宅从外面看上去更加宏伟气派。这种建房潮流兴起于结婚竞争非常激烈的邻村。在有些地方，这已经成为主流建房形式，甚至到了不建影子楼层，媒人就不来提亲的程度。
为了在婚姻市场中再取得一点竞争优势，那些急切盼望儿子结婚的家长们开始在屋顶上加装吸人眼球的大型避雷针，以增加他们建造的影子三楼的住宅高度。那位张姓居民解释说，这已经形成了一种竞争，房主明显地想要把邻居压下去，于是会不顾一切地加大避雷针的尺寸。如果拥有城镇中最高的住宅，就可以使在婚姻市场中取得优势的孤独单身汉得到外界的主动关注。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白，父母为了让儿子能娶上媳妇，为什么要在住宅的长宽高上下工夫：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儿子根本就没有机会娶到媳妇。
早在人口学家们开始关注人口比例以前，中国每年出生的男婴数量都多于女婴。早在B超设备得到广泛应用，独生子女政策尚未实施之前，全国各地就不断地发生杀害女婴的事件。即使女婴刚出生时没有被杀死，中国重男轻女的顽固思想也使男婴的成活率较高一些。例如，每逢生活困难时期，男孩会得到更多的生活资源（换句话说，就是食物），以保证他们活下来，这同样提高了女孩的死亡率。在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合写的《天空的另一半》（Half the Sky）中列举的一项人口研究成果发现：由于父母没有给予女婴与男婴同样的医疗救护，致使每年有3.9万女婴夭折——这仅仅是在她们出生后的第一年里。
我提及以上事实并非是要引起大家的不快，而是为了透彻理解中国不断产生剩男人口的原因。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到某个省在某一年出生的男女比例为120：100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25年或者30年后在这些未婚男女要找对象时，每5位男性中就有一位找不到媳妇。实际上，这意味着每100位那一年出生的男性中，就有20位男性加上比他们出生早、前些年没有找到媳妇的男性全都需要找媳妇。“这好像看电影！”巴黎人口与发展中心的人口学家克里斯托夫?吉尔莫托（Christophe Guilmoto）说道。他将电影院中的每一个座位都比作待嫁的女子。“作为一名正在寻找媳妇的男人，你想去电影院看一场下午放映的电影，但是电影票已经卖光了。”他解释说，“于是你想看晚上那场电影。你提前两小时排队买票，但还是没有买到票，因为有另一批观众赶在了你的前面，他们已经走进了电影院。”但是城里只有一家影院放映那部电影，那这个男人该怎么办？他可以不断努力，寻找机会观看以后放映的场次，因此继续提高找媳妇的要求；暂时不看其他电影（仍然单身）；或者去看另一部电影。
对于资源有限的中国农村男性来说，那另一部电影也许就是《买来的新娘》（Bride-Buying），由越南、柬埔寨、老挝、朝鲜或其他东南亚邻国共同参演。据有关文献显示，中国男女比例失调以及由此产生的婚姻挤压现象，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走私”新娘和其他旁门左道的活动当中。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男女比例会很快恢复平衡。仅在2001年至2010年间，中国每年出生的男孩平均比女孩多出130万。这说明选择性别的堕胎现象仍在发生，继续扰乱着自然规律。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只是中国农村单身汉们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所面临的婚姻挤压困境的一个开端。城市“绿洲”
就在中国农村经历着男婴生育高峰，造成当前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婚姻挤压现象的同时，城市里则是另外一番不同景象。虽然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出生记录中显示的男女婴比例失调，也足以证明这两地同样发生过选择性别的堕胎现象，但是同更多的农村地区相比，这一数量确实很少。除了比较平衡的男女比例以外，城市里独生子女的生活，也非常不同。城市独生子女被当作“小皇帝”养着。妈妈爸爸、奶奶爷爷、外婆外公生活在越来越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对城市中的那些独生子百般呵护，有求必应。这些孩子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最好的照顾。无论是否具有XY染色体上的竞争优势，城市中的独生女也不逊色。
克里斯蒂虽然出生在农村，可是她已经拥有了城市户口，没有必要再嫁进更好的人家。她受过良好教育，工作优越，拥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自己的住房，另外，将来她还要继承父母目前在北京居住的那套住房。就生活条件来说，她与中国农村的那些光棍们简直有天壤之别。不过她在寻找婚姻伴侣方面同样不太顺利，只是原因截然不同。“我们根本都没有考虑，生男生女我们都接受。”克里斯蒂的母亲解释说：“我的婆婆一开始不太喜欢，但是我很高兴有她这个女儿，我丈夫也支持我。”克里斯蒂可以听到我们的谈话，我看见她点了点头。她后来对我说，她早就觉得奶奶喜欢孙子。“她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她的母亲继续说道，“她工作很努力，我们也一直鼓励她这样做。可是在中国，一个女人要是没有自己的生活会很危险。现在她必须有个生活伴侣。”
克里斯蒂与许多同龄女性一样，是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按着社会习俗来讲，现在她们已经到了为人妻母的年龄，再往后就会成为剩女了。“剩”这个词缀的含义同“剩菜剩饭”中的“剩”一样，几乎没有一点味道。在广大农村地区，剩女这个词甚至可以用在25岁未婚女性身上，而在大城市里则指接近30岁的未婚女性，也就是普遍认为的独身之前的最后一站。在思想极为进步开明的朋友圈里，剩女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出头。但是一旦过了这个界线，人们普遍认为这类中国女性的约会对象也只限于那些长得又圆又胖的60岁离异男士，他们都有严重的口臭，很可能还养着一个容易发怒的未成年儿子。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学者王丰估计，在中国的城市当中有700万年龄在25岁至30岁之间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她们都集中在中国的一线城市里，北京、深圳和上海排在前三位。同中国的大多数事物一样，她们也是近30年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王丰指出，1982年，接近30岁的中国城市未婚女性不到5%，这个数字到1995年增加了一倍，到2008年增加了两倍。目前正在全速向着30%逼近。对于一个仅仅在30年前婚姻还是一种普遍义务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变化。
王丰表示：“中国女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生物。”作为一名人口学家，他对中国的婚姻问题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他补充说，在中国，人们认为30岁就到了剩女门槛，因为此时女性已经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看法，因为它将30岁以上的女性挤出了婚姻市场，这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实际上在那个年龄，她们的生育能力仍然很强。”
但是在中国大众看来，30是个神奇的数字。有句中国谚语前半部分是“男人三十一枝花”，这体现出一种普遍接受的看法，即30岁的男人仍然是年富力强。而谚语的第二部分则是“女人三十豆腐渣”，略微缺乏点诗意，在这句里30岁以上的女人被比喻成了豆腐渣——那是大豆中不可溶解的部分，附着在豆腐机或滤布上；而豆浆中的其余部分则顺利透过滤布，凝结成又大又平的豆腐块。
虽然人们用藐视、畏惧和同情的复杂眼光看待中国剩女，不过大家都普遍认为她们是时代的产物。她们生动地见证了过去30年间中国女性获得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的现象，这使她们并不急于结婚，或者婚姻对于她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这些女性都是独生女，但是大多数都受过良好教育，以事业为重。特有的生活经历和相对的经济独立性，使她们更清楚自己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伴侣。因为到了一定年龄，所以拒绝结婚，或者因为身边的人都劝她们一定要结婚，而她们对于婚姻的态度经常被其他人视为不恭不敬。不过这样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叛逆的自梳女
19世纪初，在珠江三角洲一个狭小的地区生活着一群女性叛逆者。她们都曾经是非同一般的逃婚新娘。据说，她们在结婚当天早晨从家逃出，或者从花轿上飞快地跑下来，为躲避新郎而藏身在空墓穴里，直到每个人都不再寻找她们为止。许多被迫结婚的自梳女则采取激烈的预防措施，竭力避免结婚带来的一个“不良结果”：怀孕。据说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晚上，这些叛逆的自梳女一夜不睡，时刻保持警惕，尽可能地多找一些家具把新郎挡在一边。有些自梳女采用一种被称为“裹身”的方法，用垫着数层布料的硕大内衣把生殖器紧紧包裹起来。她们就好像是人肉饺子一样被缝进防卫衣服里，一连三天不出来，同时服用药丸抑制排便。
这些叛逆女性使用的方法五花八门，目的只有一个：逃避婚姻，拒为人母。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种行为显得极为藐视礼法。贾尼斯·斯托卡德（Janice Stockard）在其引人入胜的专著《珠江三角洲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中指出，这个时期的未婚女性除了是社会异类之外，还是一种巨大痛苦的根源。世人认为，她们的灵魂会造成庄稼歉收、男女不孕不育，甚至其他许多不幸。据说，未婚女性死去的地方寸草不生。因此，垂死的年轻女性被带到荒郊野地里慢慢死去，为的是尽量减少因其单身未婚而造成的各种损失。当然，未婚女性的灵魂也会造成窘境。她们那些孤独不安的灵魂，也许会经常回来纠缠活人和结婚成家的人。
这些未婚女性的逞强行为背后有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原因，即她们都是缫丝女工。在她们抗婚活动的高发时期（1890年至1930年间），她们的生活所在——地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丝绸产量上占全世界的1/9。据斯托卡德披露，截止1930年，这一地区总共拥有300多家缫丝厂，每年生产近4 000吨蚕丝，为年轻女性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缫丝女工被雇来做那种从蚕茧里抽丝的工作，难度极大，是制丝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这需要眼力好，手脚灵活。她们技术熟练，收入很高，每天能挣到1美元，几乎比田间男劳动力的收入多一倍。
由于辛勤工作、蚕丝销售量大，缫丝女工们也给自己织了个经济独立的蚕茧。当家人认定她们应该结婚时，这些缫丝女工很少直接结婚的，大多都是经历了一番斗争。斯托卡德写道，没有逃婚的自梳女花钱给自己买了一条出路，她们的订婚是所谓“补偿婚姻”：由她们付给未婚夫家人大约300美元（这近乎是她们一年的薪水），用于购买婢女。婢女，实际上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妻子，既要生孩子，照顾公婆，又要满足丈夫的欲望，履行着自梳女们自己不愿意承担的妻子的全部责任。虽然自梳女不在家里生活，但是这种交换却使她们拥有正式的婚姻地位。这样做的好处是，她们能够在夫家的地里得到一个体面的葬身之所，死后她们的灵魂可以在那里安息。
更有胆量的自梳女则通过嫁给死人的方式节省那笔补偿费用。这种婚姻在当地被称为“守墓清”。早逝单身男子的家人担心他死后孤独，于是便找一位在世女子为其安排婚事。此类阴婚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东南部非常盛行，死去的男子简直成了炙手可热的婚配对象。斯托卡德在书中写道：“想找一个死去的男子结婚并不容易！每当有家庭想要给死去的儿子安排婚事时，消息便不胫而走。”根据斯托卡德的叙述，为了嫁给死去的男子，这些女人们经常打得不可开交。
1923年，随着经济大萧条到了最严重的地步，蚕丝的市场需求量急剧下降，中国女性享有的独特经济机会也宣告结束，珠江三角洲地区那些叛逆的抗婚女性似乎也“另有所悟”。
与以前的自梳女非常相似，克里斯蒂的经济条件可以使她暂时不结婚；如果她愿意的话，也可以完全放弃婚姻。她很幸运，不必逃婚，不必花钱收买公公婆婆，或者嫁给死人。但是克里斯蒂的那些过去时代的姐妹们在一些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尽管被迫出嫁，她们的经济实力还是会令人称赞。那些给予婚姻补偿，或者订阴婚的自梳女父母们，为自己有一个能够继续工作的缫丝工女儿而感到骄傲，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可以给家庭带来一大笔经济收入。斯托卡德在《珠江三角洲的女儿们》这部书中指出，在父权社会的中国，“这里是唯一一个女儿出生值得庆贺的地方。”
同样，19世纪，新英格兰的那些大龄单身女性“具有很高道德水准，是地地道道的女人”。她们甚至被称赞为“有勇气选择单身，因为如意郎君尚未出现。”大龄未婚女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现象。1868年3月份《民族报》（The Nation）的大字标题是《为什么单身越来越普遍？》（Why Is Single Life Becoming More General？）这篇文章引用了弗朗西斯·B.科根（Frances B. Cogan）的言论。在《美国女孩：19世纪中期的美国成为真正女人的理想》（All-American Girl : The Ideal of Real Womanhood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一书中，她描述了大龄单身女性增多同“文明进程”密切相关的现象。她写道：“男人和女人找一个喜欢的人生伴侣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的要求变得更严格，衡量优秀的标准也更高。他们不太容易找到一个既能满足自己的理想，又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理想的生活伴侣。”
公平而论，在各代王朝星罗棋布，又发明过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的5000年漫长历史中，中国一直是“文明进程”的伟大推动力量，然而在科根所特指的那个文明方面，中国却一直做得不好。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下述现象：19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单身缫丝女工在工作与经济实力方面受到当时世人称赞，而像克里斯蒂那样的当代职业女人，无论她们的教育成就和职业成就多么显著，只要到了一定年龄还未结婚，就仍然会受到敌视和贬低？
在开始回答上述各方面含义丰富、很有用意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剩女的出现，极大程度上背离了30年前中国势不可挡的社会规范——结婚生子。作为妻子和母亲，中国女性注定要成为家庭不可缺少的要素，而家庭又是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借用一句清朝之后继续在中国社会发挥作用的金玉良言：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和谐家庭是和谐国家的基础。因此，女性发挥着重要作用。由单身女性，特别是由自立的单身女性构成的家庭，则截然不同，这是极不稳定的，而且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是危险的。
最好是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男主外，女主内。中国女性应该在持家的同时，养育快乐健康的儿女。这样丈夫就能够无拘无束地去工作，开展社交，进一步关注更加重要的国家大事。尽管这一定义随着时代发展已经有了现代内涵，但是“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却很受称道，现在仍然是许多中国男人的择偶标准。
克里斯蒂说：“两年前，我仿照法国酒庄的形式在一家高端俱乐部组织了一场除夕晚会，我邀请了一位我一直接触的男士前来参加。他来了。”克里斯蒂紧接着描述了他怎样喝酒、跳舞的情形，当时他显得很开心。但是晚会过后，那位男士却莫名其妙地不再给她打电话了。当克里斯蒂最后询问其中的原因时，他解释说，当他看到她身穿樱桃红丝绸礼服，身边簇拥着许多人，步履矫健地四处奔走，要确保一切都进展顺利时，他觉得她很不安全。“那次晚会是我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克里斯蒂说道。她心里也很清楚，从个人角度来看，晚会却不是那么成功。“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因素，不过让他在那种关系中过早地看到我出现在那样的环境里，我这样做可能是有欠考虑。他不是一个例外，很多中国男人都会做出那样的反应。”她随即又举出了一个例子：她的母亲急着让她去见一位博士，因为他在美国留过学，可能更容易接受克里斯蒂的“现代”做派。这位博士刚刚离婚，带着一个孩子。第一次约会时，他对克里斯蒂说，他同前妻（也是中国人）的关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她（也是一位博士生）没有尽到自己的家庭责任。
克里斯蒂心里清楚自己的职业的特点，也知道自己是个主外型，而不是主内型的女人。这些特点在约会时都对她不利，她心知肚明，但是她不想通过牺牲事业的方式去换取结婚的机会。她希望自己最好能够找一个支持自己事业的生活伴侣，或者至少不会被她的事业追求吓走的伴侣。仅从数量上来看，这应该办得到，因为60%以上的中国城市女性都有自己的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要求许多身为人妻者不再选择待在家中，这样她们可以对家庭的经济稳定做出贡献；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她们的收入甚至高过自己的丈夫。根据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划分，中国的妻子们除了在工作上投入时间以外，还必须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但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她们要比还没有结婚的同辈人有一些优势。《女航天员：单身女性不可申请》（Female Astronauts : Single Women Need Not Apply），中国官方主办的《环球时报》上的大字标题这样写道。当时中国正在决定招聘第一位女航天员，举世瞩目。那篇报道解释说，根据航天专家的意见，“单身女性不适合做航天员”，接着又具体指出女航天员“应该在心理上和身体上同男航天员一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这篇文章还提到，在许多外国新闻机构进行现场报道的情况下，北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庞之浩表示，女航天员不能有口臭，不能有伤疤或脚疾。“口臭会使其他航天员感到烦恼（男航天员就没有口臭吗？），伤疤会在外太空中流血。”他在接受中国国家新闻社——新华社的采访时这样表示。这篇文章继续写道，“有抱负的女航天员也应该结过婚，有孩子。”因为航天飞行也许会影响到她们的生育能力。“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航天飞行会对女性产生生理上的影响，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次（将女航天员送到太空），我们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解放军空军总院教授徐向荣在中国国家广播电台这样表示。
中国在把第一位男宇航员送上太空（2003年）的9年后，又把第一位女宇航员送上了太空。一般而言，这是一个好兆头，然而却暗示未婚女性不适合太空旅行，因为她们在心理和体能上都不如已婚女性。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个巨大退步。“女人的持家能力可以反映出她如何管理员工的方式。”克里斯蒂的朋友徐丽（音译）说。她在一家大型电信公司的国际业务拓展部担任经理。她本想离婚，却又担心这样会危及她的工作。“我管理着140名员工，又要养家糊口，所以我不能冒那个险。”她住的地方离丈夫有300千米。她的丈夫不做全职工作，在另一个城市里照顾他们的女儿。徐丽一个人生活在北京，购买了一套住房，还搭上了一个情人。老板并不知道她有个情人，她也不担心老板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从职业的角度看，我有婚外情要比离过婚更好一些。”她这样说道。
至少现在对于克里斯蒂来说，单身未婚还是有利的，因为她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不断扩展人脉。“我肯定想结婚，我也要积极地找对象，但是不能让这件事影响我的其他抱负。”她说道。
但愿她的家人也表示赞同。
在克里斯蒂外出参加朋友们周日上午的香槟早午餐聚会时，她的祖父刚从北京天坛公园回来。接连好几周，他都同其他一些为孙子孙女找对象的七旬老人一起，聚集在一个树木茂密的大型广场上。那里摆着多本厚厚的征婚简历的复印资料，内容包括眼看要熬到头的单身男女的姓名、年龄、身高、工资、星座等各方面的信息，有时还标出血型。还有一些征婚广告写得更加具体，由年龄较大的征婚者用毛笔将个人情况歪歪斜斜地写在了纸板上。克里斯蒂的爷爷为她写的征婚广告也是这一类，把她描述为：皮肤白、脾气好、年轻有活力。“看看这些吧！”爷爷把一小摞带回家的简历拿给克里斯蒂。她乖巧地顺从着爷爷，但私下却认为就这样把自己在公园里卖了实在太可怕了。“你都这么大年龄了，可不能挑三拣四！”爷爷严厉地提醒她。克里斯蒂准备着再换一顿训斥，从爷爷手里接过那些简历后，微笑着在爷爷耳边调皮地问：“不知道我会不会遇着已经死去的单身汉？”第二章代沟问题：亲情压力下的催婚
张梅（音译）来自哈尔滨以外的一个小镇，距西伯利亚边境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哈尔滨是中国东北气候寒冷的黑龙江省省会城市，因一年一度的冰雪节举世闻名，吸引着数百万游客纷至沓来；富有传奇色彩的东北虎林园同样名冠天下，游客们可以自愿成为现场观众，观看虎园里有名的喂虎场面；也可以根据美味菜单选购鸡肉、鸭肉、羊肉和牛肉，抛给那些从来都吃不饱的猫科动物，看着它们大吃大嚼，享用美味。
虽然张梅为自己来自冰雪之乡而颇感自豪，也深谙各种抵抗严寒的绝技，但她还是在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离开了哈尔滨。那一年，她24岁，她应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都派上用场，看看在大城市里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但是要说服父母同意她闯荡北京并非易事。父母认为她到了这个年纪也该回到故乡小城，在父亲工作了30多年的银行里找个稳定的正式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张晨（音译）。因为父母当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所以可以生二胎。张晨在21岁时就结婚了。她没有上大学，因为她对经营自己的服装摊位更感兴趣。她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这个梦想，并且获得了一定成功。张梅也要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同父母讨价还价，要在北京“自由”闯荡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她足以获得一些扎实的工作经验，并许诺在30岁之前回到哈尔滨。
我们应该记住，在过去30年里，中国总共有3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为了寻找更好的教育、就业和生活机会。这种人口迁移活动除了促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以外，也正如《金融时报》知名记者雅米尔·安代利尼所说的：“这是地球上每年一度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迁移活动——蝙蝠每年的迁移数量为9000万，位居第二，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在农民工当中，大部分是女性，因为农村男性要留下来种地，或者打理家庭生意。我们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剩女经常被说成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有抱负，有职业前途的城市女性”。然而这只是正在发展着的更大格局的一个方面。剩女也不仅仅是个标签，更代表着同学历、工资、民族、身份无关，甚至同城乡差别也无关的一种心态。代沟
我来到北京后不久就遇见了张梅，因为她是我的中文老师，当时她25岁。在语言学校第一次上课时，女校长先让3位老师给我上小课，然后我可以从中选出一位最喜欢的老师。试讲结束后，张梅明显就是那位我最喜欢的老师。当时我不会讲中文，她也几乎不会讲英文，我们无法沟通。但是她那种富有表现力的天性和猫跟鞋上毛茸茸的大绒球深深地吸引了我。
有一天晚上在上课前，学校里的另一位外国学生突然闯进了走廊，两个眼睛肿得像河豚。她刚刚同相处了几年的男友分手，一路哭着来到了学习中心。当我正想说几句话安慰她时，张梅走上前去，顽皮地拍了拍那位姑娘的肩膀：“没事。”以前我也听过这句话，中文的意思相当于“Hakunamatata”（斯瓦希里语，意为“从此后无忧无虑”）。张梅对我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我遭遇到一场摩托车事故，左腿正面流血不止，一想到要去当地医院缝几针可把我吓坏了。但现在，走廊里的那位姑娘还是显得不太相信。“你现在自由了。”张梅对那位仍然伤心的姑娘说道。这时，那位姑娘的瞳孔像是要突出变形一样。显然，要成为“自由女神”的前景并没有使她得到安慰。
张梅和我走进小教室关上门后，我还对走廊里的那个女学员表示了同情。接着张梅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哎呀！”她发出一声感叹（这种情况下，中文的意思是“别再胡说了！”），然后就教了我下面这句话，它后来成为我在中国定位浪漫关系的明确指南：“爱情属于青少年，但是说到婚姻，必须要讲究实际。”在我们解决了句义的翻译问题，而且我确信自己也明白了她的本意后，我觉得有些恼火。湿纸巾和工装裤同样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难道它们也能构成婚姻的基础？
我要求她再详细解释一下，看看是否有什么细微含义我没有理解。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以家乡东北虎的坚韧劲头为自己讲过的话进行了辩解：“有的时候可以浪漫，有的时候必须负起责任来！”她这样说道。毫无疑问，她坚持认为，这两条线不可能交叉在一起。
张梅26岁那年，她的父母开始催她回家结婚。根据他们的计算，女儿在北京生活的3年已经大大超过了期限，需要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她的同学大多数已经结婚，邻居们也开始议论纷纷。渐渐地，母亲总是在她的耳边唠叨结婚的事情，每当她打来电话问长问短时（晚饭吃什么了？北京的天气怎么样？你涨工资了没有？巧克力吃得少了吧？），就开始插入一些有关家乡的姑娘结婚、怀孕的最新消息。“你啥时候回家把人给我们带回来？”她的母亲接着总是这样低声说一句。张梅的回答则是一成不变：“最近工作太忙，没时间考虑这种事情。”“如果年轻女人不必离开家乡去寻找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中国就不会有剩女！”有一天在上课时，张梅语气非常坚定，也带有一丝苦涩地说道，“只因为我们离开家乡，才出现这种情况。在家里，一切都很简单。即使你自己不主动找对象，你的父母、亲戚和熟人也会给你介绍几个。最后，你会同其中的一个人结婚成家。但是在北京这样凡事都要自己去做的大城市里，情况却完全不同。”
如今28岁的张梅居住在一个像宿舍一样的小房间里，离工作单位有一个半小时的通勤路程。她与另外8个女士共用一个浴室。作为一名私人语言教师，她每周经常是7天随时听候召唤，这具体要看老板有多仁慈。虽然她享受着来到大城市后给自己带来的“自由”，但是她也认识到：这使她在某程度上成为“另类人物”。
张梅面临的最大难处是，每次回家探亲总会有人对她说，那些没有上大学的高中同学都已结婚，有了孩子。“我见过以前的那些女同学，她们就像旋转的陀螺一样，永远围着丈夫、公公婆婆和孩子转。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听着她的诉说，使我明白中国是如何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尽管还存在着各种不足，但中国是一个有远见的国家，让女性也积极参与到了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来。年轻的中国“打工妹”是这一发展计划非常奏效的重要原因。她们成群结队地涌向工厂，组装耐克运动鞋和iPod音乐播放器，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工厂之列。这些打工妹用自己挣来的钱养活父母，为家中兄弟支付婚礼费用，或者为妹妹缴纳学费（在家中有不止一个孩子的情况下），略微体会一下手里有钱的滋味，然后再回家结婚，尽自己的责任。如今她们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也越来越多地离开工厂去进修学习、走进大学校园。这一段经历也使她们更加难以返回到传统的生活当中。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许多年轻的打工妹在合格男性不多的就业环境里找到了各种粉领工作。“我真正打交道的那些男士都是已婚男士。”张梅说道。她指的是那些来自韩国和日本的中年职业男士，他们构成了张梅所教学生的主体阵容。她所有同事都是年轻女性，其中许多人同她的情况类似。她经常在周末同她们约会，主要是吃火锅、看电影或者去KTV。她们的夜间活动开始得较早，在五点半或六点吃晚饭，最晚夜里十一点回家，为的是赶上返回住处的最后一班公交车。
这些业余生活无助于遇到心仪的男友，所以张梅的一位同事就决定大胆地尝试一下网上交友约会。她照了一张自拍，让刘海半遮住眼睛，俏皮地撅起了嘴唇，在脸旁伸出两个手指，摆出亚洲女孩拍照的典型的v型手势。她将自拍照上传到网上时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登录这个网站，是因为平时我身边都是一些已婚男士。”几天后，她收到了一位年轻绅士的回信。这位男士戴着黑边镜框（好像没有镜片），留着又短又直的头发，脸上带着同样俏皮的微笑。他在回信中写道：“我登录这个网站，是因为平时我身边都是一些已婚女士。”
她对此很感兴趣。随后他们开始在网上聊天。她很快发现，他是一位专门给儿童拍快照的摄影师，每天都同活泼的婴儿和喜形于色的母亲们打交道。他们两个人继续约会了几次，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不久，两个人又回到了整天同已婚异性打交道的日子里。
张梅也尝试过网上约会，但是她对于结果守口如瓶。她只是说：“我给几个男士发了短信，但是我感兴趣的男士没有一个回信。”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在跟张梅学习的过程中，中文的各种特点使我感受到无穷乐趣。英文avocado在中文中称为“鳄（鱼）梨”（alligator pear）。这只是体现出中文神奇的视觉特点的其中一个实例而已。更可乐的例子是屁眼，翻译成英文就是“the eye of the butt——屁股的眼”（这也是中国人谈论屁股的独特方式）。同样，“骑驴找马”这样的表达方式，也是同当地人进交谈的有趣话题。“骑驴找马”翻成英文就是“riding the donkey while looking for the horse”，当我发现它既可用于形容找男朋友，又可以用来形容找工作时，就更有意思了。mo gu与mu gou也是我努力要辨清的两个词。mo gu的意思是“蘑菇”（mashroom），mugou的意思是“母狗”（female dog）。由于发音不准，我多次在餐厅吃饭点菜时点过mu gou。幸运的是，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吃狗肉是违法的。在广东等地狗肉是冬季里的美味佳肴，但在北京出售狗肉的餐厅并不多。每当我要点蘑菇这道菜时，虽然发音不准，服务员最终也能明白我的意思。
接下来还有三个不可能搞错或弄混的小词：wo ai ni（我爱你）。在英文中这三个词的意思“I love you”。这可能是除了“Hello”和“Glad to meet you”以外，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上学的第三句话。在中国，我见到这句话几乎写在了包括笔记本、床单、壁纸和美味早餐在内的所有东西上。在我洗过牙后，我的牙科医生甚至送给了我一个上面写着“I love you”的促销钥匙链。其实送给我一支牙刷反倒更合适。
尽管“I love you”在中国似乎随处可见，但是由于我对中国人的亲密恋爱情况一无所知，所以我或多或少地只能假设中文里的“我爱你”用得更加严肃一些。“不。”张梅解释说，“对于我们来说，‘I love you’有另外一种语言的美，它简洁、通用、含蓄。但是‘我爱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我很好奇，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于是我就给30个中国好友发去了电子邮件。大约有25人给我回了信。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或者是科学的调查结果，但我发现结果却比预料的更有启发性。
在我联系的朋友当中，20世纪70年代出生或者更早出生的人没有几个承认曾经说过“我爱你”。有位38岁才结婚的朋友跟我讲了一段往事：有一天下她同丈夫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根据约翰·济慈创作的一篇小说改编，里面的人物运用了很多表达情感的热情洋溢的话语。
电影散场后，她丈夫说电影中的男主角真心爱着那位女人，因为他讲出了许多心里话，但实际上他却很少用实际行动给她带来幸福。“爱情并不是嘴上说一说就行了。”这位好友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要关心他/她，尽一切努力让他/她感到幸福。”
但是，那些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朋友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如何说出、何时说出“我爱你”，这个问题使他们备受折磨。大多数人承认，这句话说出来后不是场面难堪、不可收拾，就是让人笑掉大牙。张梅说，自从中学谈过恋爱以后，她爱自己的那只猫胜过爱任何一位男人。她有一位已婚朋友认为，“我爱你”就是“促成结婚的傻话，婚礼一结束就再也不说了”。在从没有说过，或者很长时间没有说过“我爱你”的那些人当中，许多女士尤其表示很想有一天找到说出这句话的感觉。克里斯蒂把“我爱你”称为“非常私密、难以说出口的话”。然后她又面带微笑，做出各种眨眼表情说，她要找的“灵魂伴侣”（死尸新郎）是不会说话的。
我的好友光（音译）先生是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中国人，爱穿天鹅绒运动夹克，也喜欢古典文学。有天晚上喝酒时，他一反常态，以一位门外汉的方式悲叹道：“爱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牛肉饼。当你手里拿着它时，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但是你如果天天吃它，而且吃了很长时间，那就会毁了你。”说句公道话，在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购买的股票行情正在好转。他以渴望的眼神凝视着他的酒杯说道：“女人和汉堡包，只能让人心碎，还会让人动心脏搭桥手术。”接着他就停顿下来，造成一种戏剧效果，他深知我当时正在欣赏着那个场面。
其他中国绅士对我的询问则守口如瓶，而且很快拿道家思想来理论一番。他们淡化了“我爱你”的情感意义，坚持认为中国的情感表达比较含蓄，更多地通过行动而不是言辞表达出来。我心想他们一定是经常倒垃圾的好男人，可是当我把他们的观点说给一位最近刚刚结婚的中国朋友时，她并不赞同。
那些“90”后的年轻小鬼们是最为激进的一代。他们认为，“我爱你”既没有积极感情色彩，也没有消极感情色彩，只是自然而然说出的一句话——出现在短信中，出现在科学课堂的黑暗角落里，或者出现乘地铁回家的拥挤旅途中。
虽然代沟并不明显，但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每一代人似乎都对“我爱你”这句话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体验。实际上，贯穿于各代人之间的共同线索就是来自自己父母的影响。在我的20多位朋友当中，没有人曾经听到自己的父母对彼此说过“我爱你”，或者对自己的子女说过“我爱你”。这一发现让我始料未及。我在想，是否应该将其作为张梅对婚姻所做的功利性描述的证据。
虽然张梅似乎对于浪漫情感毫无兴趣，就像我在中国遇到的每一个人一样，但是她对于一个非常浪漫的概念——缘分，表现得却极为推崇。缘分大致上指的是一种情投意合的关系，或者使两个人心心相印的一种亲和力，无论是兄弟情义，还是浪漫关系。从日常角度来看，缘分也是一种巧合。例如，你约定要在晚上同朋友见面吃晚餐，但是却碰巧白天在一家咖啡店里提前碰到了他。你可以说你们很有缘分。两个偶然在火车上坐在一起的乘客，最后谈得很投机，也可以说他们有缘分。他们意外相见，并且就在那个时刻一拍即合，谈兴甚浓，这确实不同寻常，因为在广袤的世界里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很小。同样的道理，恋人们也可以说有缘分。命运让他们彼此相遇，他们有时会有一种相识已久的感觉（也许他们前世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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