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声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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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大脑与自闭症康复试读：
前言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如果给我一个正常发育的孩子，我是否能够把他培养成为一名身心、体魄、学业、思想道德、社交能力皆优的人才呢？
培养一个孩子顺利升入大学或大学毕业、博士毕业，这仅仅是他人生道路的开始，这并不意味着父母的成功，因为他们培养孩子的答卷尚未完成。能够培养出真正的社会栋梁，且一生幸福的孩子的父母才是成功的父母。成功的父母们很早就会把眼光投向孩子离开学校之后那更加遥远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能把对子女未来发展的思考恰到好处地融入到今天对子女哺育的全过程当中去。
20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从报刊上读到有关一位自闭症患儿及其家庭的报道。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能够准确地回想起来了。但从那时起“自闭症”这个词就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里，那时我是一名神经科临床医生。我同情故事中的那位母亲，我看到了带着这样孩子的家长们的艰辛。我不敢想象，如果……我又会怎样呢？我不敢想下去。
看着今天的家庭和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回想童年时代的自己，我深刻地认识到：个人成长环境中优劣混杂的各种因素，至今仍然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孩子的康复历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我们所接触过的特教老师、孩子的班主任老师、学校的校长，自闭症患儿们、他们的父母们、他们的兄弟姐妹们，还有从事自闭症工作的专业人员、儿童精神科医生们那里，我们看到、学到和领悟到了很多的新的思想和方法。这些都为我们家庭的调整和孩子的康复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汲取这些宝贵的经验使我们明确了康复的方向，少走了许多弯路；借鉴这些教训使我们及时地剔除掉我们自身的毛病，并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精神心理环境。
我看到过一些自闭症患儿的家长们，有夫妻双方在管教方法及教育理念上存在错位的，有一些婚姻关系步入困境的，还有一些仅仅依赖学校现有辅助资源的，有一些缺乏及时与学校、老师沟通的，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状况与现象，都阻碍了自闭症患儿教育康复的进程，造成孩子的康复停滞不前，甚至个别还出现了倒退的情况。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是父母的一面真实的且具有放大作用的“镜子”。我们的施教手法和家庭氛围当中的丁点“误差”与“瑕疵”都会被这面独特的镜子反映出来并加以放大。
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自己孩子的发展水平上来看待康复教育问题。我们更应该去观察和思考那些最成功的案例，还要去观察和思考失败的或者康复不理想的案例。这样的两个极端的“端点”，能够让我们看清楚通向这两极道路上的各种起作用的因素，从中寻找出最主要的因素来。筛选出起积极作用的、使孩子向着康复之路跃进的因素；还要警惕导致失败的那些消极的因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样我们就有了方向，有了大体参照的“标准”，有了行动的原则，加上我们的耐心和爱心，就能够尽早地把孩子带进我们的真实生活之中。
无论是从遗传学、生物发生学、神经科学，还是精神科学、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的角度看，任何单一学科都不能够全面地理解和剖析自闭症的病因、发病机理和临床表现。
每一个自闭症患儿都是特殊的，每一种康复训练方法都不会在所有的孩子身上显效，任何一套具体的设计方案都只能够针对一个特殊的孩子。没有相同的孩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临床病症，更没有万灵的干预和治疗手法。那么如何在名目繁多的康复教育措施中寻找出最适合我们自己孩子的方法呢？是不是就只能够逐字逐条地学习和记忆每一种具体的康复手法呢？并不是。无论多么复杂的事情，都存在着矛盾的对立统一。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如何抓住主要矛盾。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尤其是新家长，在自闭症这一庞大且错综复杂的病征当中，找出“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来。认识和把握处理问题的原则，即：精神心理环境和客观外界环境之间；传统的家庭教育观与普通教育的最适宜方法之间；正常教育与特殊教育之间；还有婚姻与夫妻各自家庭背景之间；处理原则与具体手法之间；神经系统生理康复与精神心理康复之间的关系，等等。
目前名目繁多的各种康复手法和措施，大多是阶段性的。它们对某一发展时期的孩子或者某种病状程度的孩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仅仅凭借某一种措施就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经验告诉我们，要想达到理想的康复水平，就必须在把握原则的基础上使出浑身解数，首先要调整我们自身，调整家庭的精神心理环境氛围，调整孩子的情绪状态，然后才能够看得见你施教的效果。在整个康复过程中，“思考”最重要，如果不会思考，不去思考，学习再多的康复手法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希望引起家长们高度重视。
我相信，每一位家长连做梦都想要孩子在未来能够得到康复。但想未来就要着眼于未来，就要从今天起为孩子规划未来，铺好脚下的路，脚踏实地地拉近与理想未来的距离。否则，未来就是渺茫的，就永远是未来。家长们的自身行为在时时刻刻地影响着孩子们的未来，调整好自己家庭的这个小社会环境，让孩子们有了“行步”的基础，为孩子跨出家庭这个小社会环境的“门槛”做好准备，将来才能够回到现实社会的更大和更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来。
人类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物质文明的进步也在悄然间蚕食掉了许多育龄青年的身心健康，并且这种对精神心理健康的“蚕食”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工作压力、竞争、人际关系、婚姻关系以及家庭生活负担给人们带来了不良的精神心理环境，加上根植于我们潜意识之中的一些不良因素的推波助澜，抑郁症患者在不断增多，且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同时有不同抑郁征象的人群也在不断地扩大。这样就使得许多人的精神心理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由此就会导致与精神心理健康相关的基因也可能处在一种亚健康的水平上，在再次的不良内外环境的冲击下这种不稳固的基因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胚胎期或胎儿期孕育子代的基因（无论来自何方）中有处于亚健康状态的，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出神经系统发育不良或者亚健康的神经系统来，这样的新生儿就会有多种神经系统机能不健全的临床征兆。这或许就是自闭症发生的根本原因。我们有必要把预防自闭症的重点放在育龄青年这一群体上。从社会环境的调整和自身心理环境的调整这两个方面着手，提前营造一个为人类子代的发生、培育、发展做足充分准备的、健康的内外物质与精神心理环境，一代又一代地使之成为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金声2011年5月25日
第一章 自闭症的发展史、诊断、发病率
第一节 自闭症的发展
一、历史简介
1943年，美国医生利奥·凯纳（Leo Kanner）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这一疾病的原始论文，其中列举了11例患儿。他的论文里把这一系列的行为模式命名为“婴幼儿孤独症”。
1944年，奥地利医生汉斯·埃斯伯格以德文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一群具有与“婴幼儿孤独症”相类似的，且又不同的儿童行为模式，后来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该病，称其为“埃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 syndrome）。由于原文是以德文发表的，这篇论文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英文文献上出现了这一主题的论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二、康复治疗史
1962年，世界上第一批为自闭症患儿家长和专业工作人员服务的志愿者协会相继在英国和美国成立。
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洛瓦斯（Lovaas）创立了少年训练项目，开始出现“应用行为分析法”（ABA），而用以对自闭症患儿实施干预训练是在80年代。它强调应用“正强化”、“惩罚”、“消退”、“链锁”、“提示”、“渐隐”、“泛化”等行为矫正方法。
1972年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提出的系统教学法，也称结构化教学法（TEACCH），主张有系统、有组织地安排学习环境、学习材料以及学习程序；用实物、图片、数字、文字、符号为孩子提供可视性的帮助；主张作息活动时间安排的具体化，以图表或文字按时间顺序表明的易操作化；强调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协调。
1975年，美国威斯康辛州的Portage市制定了一套早期教育方案出版发行。它是按照以家庭为中心，以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相结合、以家长为主要训练者这一理念设计完成的。
2000年，美国的史蒂芬·葛斯丁（Steven Gutstein）博士和雷切尔·莎丽（Rachelle Sheely）博士共同提出了RDI（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即“人际关系发展干预”，是一套以人际关系能力发展为核心的自闭症干预方法。由于成功的运作模式，RDI迅速在美国的自闭症家庭群体中流行，并受到世界各地关注，《解开人际关系之谜》和《人际关系活动手册》是RDI的奠基之作。
2000年，美国教授格林斯潘（Greenspan）等学者开创了DIR，通常被称为“地板时光”。它注重改善自闭症儿童障碍症状背后的功能缺失。
三、权威机构与诊断的发展
权威机构和组织对此病的关注始于1967年。第8版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出版的《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开始把自闭症作为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形式提了出来；在第9版中被列在“儿童期精神病”的标题下。
1980年，第3版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的《诊断及统计手册》（DSM）、1987年的第3版的修订版、1994年的第4版，和1992年出版的第10版的ICD，采用了现代观点，认为自闭症这一类疾病都是发育障碍，而不是“精神病”。它们使用的名称是“广泛性发育障碍”。
四、国内的发展过程
1982年，南京大学医学院的陶国泰教授首先报道了4例自闭症患儿，自此自闭症在国内开始引起关注。
1992年，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北医六院）的杨晓玲教授报道了30例。
1993年3月，田惠萍女士创立了我国第一家自闭症教育康复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她是一位自闭症患儿的家长。
1997年和2008年，辽宁师范大学英语系孙敦科教授两次翻译出版了《孤独症谱系障碍》一书。原著作者洛娜·温（Lorna Wing）是英国全国自闭症协会的精神病顾问、医生，她患自闭症的女儿已经去世。在该书中，她从一个精神科医生和自闭症患儿家长的特殊角度审视和探讨了自闭症的一系列问题。
目前国内对于自闭症的训练多在民办的自闭症康复教育机构中进行，只有像北京、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中的大医院里设有对自闭症的康复治疗科室，而各个省级的医疗机构里尚缺少针对自闭症的康复科室或中心，自闭症治疗康复的专业人员稀缺。
实用资料一：我国自闭症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
陶国泰——南京脑科医院教授，被称为“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之父”。1982年在《中国神经精神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婴儿孤独症的诊断和归属问题》的论文。论文报道了4名中国儿童被确诊为孤独症，这是在我国最早发现并确诊的孤独症患儿。
杨晓玲——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医院教授，北京市孤独症协会会长。
王梅——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教授。
贾美香——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副会长。
邹小兵——中山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教授，中山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主任。
张俊芝——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
杨宗仁——台北师范学院特殊教育学系副教授、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实用资料二：国内自闭症培训教育方面的知名人士
田惠萍——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所长、创办人、自闭症患儿家长。1993年创建中国首家自闭症康复机构。
甄岳来——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师、自闭症患儿家长。著有《孤独症社会融合教育》和《孤独症儿童社会性教育指南》。
张桂娥——郑州市康达能力训练中心主任、创办人，人民大学心理学硕士。
第二节 自闭症的诊断
一、最初的诊断
1943年，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利奥·凯纳（Leo Kanner）博士首先报告了11例由其命名为“婴幼儿自闭症”（Early Infantile Autism）的病例。其所定义的特征如下：
第一，缺乏与他人的情感接触；
第二，近乎强迫地坚持同样的、自选的、通常是怪异的、重复性的动作或常规；
第三，往往没有语言，或语言显著异常，缺乏沟通意义；
第四，可以有正常的智力，甚至在视觉、空间技巧或机械记忆能力上表现超长；
第五，有正常的，甚至是吸引人的外貌；
第六，发病通常在幼儿期。
二、目前的诊断
1980年，DSM-III首次将儿童自闭症视为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PervasiveDevelopmental Disorders,PDD），而不是“精神病”。
当前，常用的诊断标准是ICD-10（1992）和DSM-IV（1994）中的定义和诊断标准。
DSM-IV的自闭症诊断标准
1.至少要符合（1）、（2）、（3）三组12项中的6项情况，其中至少要包括（1）组中的两项，（2）、（3）组中至少各1项。（1）社会交往方面存在本质障碍，至少具有下列中的两项：
a.言语性交流行为的应用有显著缺陷，如眼神交流、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及社交手势等方面
b.不能与同龄人形成同等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
c.不会主动寻求与他人分享快乐、乐趣或成就（如缺乏展示、拿来或指出有趣的物品或对象）
d.缺乏人际与情感方面的互动（2）沟通交流方面存在本质障碍，至少具有下列中的一项：
a.口头语言发展延迟或缺如（并不伴有以手势或模仿等替代交流方式加以补偿的沟通企图）
b.虽有足够的语言能力，但不能与他人开始或维持会话
c.刻板重复地使用语言，或别出心裁地使用词汇
d.缺乏与其发展水平相当的各种自发的假装性游戏或社会性模仿游戏（3）局限、刻板和重复的行为模式，至少具有下列中的一项：
a.沉湎于一种或几种刻板、局限的兴趣模式，而注意集中的程度却异乎寻常
b.强迫性地坚持某些特殊的没有实际价值的常规行为或仪式动作
c.刻板、重复的动作举止（如拍手、扭手指或复杂的全身性动作等）
d.持久地沉湎于物体的部分
2.在社会互动、社交语言的应用和象征性或想象性游戏方面至少有一种发展延迟或功能异常，始发于3岁之前。
3.患儿的障碍表现无法用Rett综合征或儿童瓦解性精神障碍加以解释。
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的诊断标准包括：
CCMD-3的自闭症诊断标准
1.在下列（1）、（2）、（3）项中，至少有7条，且（1）至少有两条，（2）、（3）项至少各有一条。（1）人际交往存在质的损害，至少2条：
a.对集体游戏缺乏兴趣，孤独，不能对集体的欢乐产生共鸣
b.缺乏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技巧，不能以合适其智龄的方式与同龄人建立伙伴关系，如仅以拉、推人、搂抱作为与同伴的交往方式
c.自娱自乐，与周围环境缺少交往，缺乏相应的观察和应有的情感反应（包括对父母的存在与否亦无相应反应）
d.不会恰当地运用眼对眼的注视，以及用面部表情、手势、姿势与他人交流
e.不会做扮演性游戏和模仿社会的游戏（如：不会玩过家家等）
f.当身体不适或不愉快时，不会寻找同情和安慰；对别人的身体不适或不愉快也不会表示关心和安慰（2）言语交流存在质的损害，主要为语言运用功能的损害：
a.口语发育延迟或不会使用语言表达，也不会用手势、模仿等与他人沟通
b.语言理解能力明显受损，常听不懂指令，不会表达自己的需要和痛苦，很少提问，对别人的话也缺乏反应
c.学习语言有困难，但常有无意义的模仿言语或反响式言语，应用代词混乱
d.经常重复使用与环境无关的言词，或不时发出怪声
e.有语言能力的患儿，不能主动与人交谈、维持交谈及应对简单问话
f.言语的声调、重音、速度、节奏等方面异常，如说话缺乏抑扬顿挫，言语刻板（3）兴趣狭窄和活动刻板、坚持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变，至少具有下列中的一项：
a.兴趣局限，常专注于某种或多种模式，如旋转的电扇、固定的乐曲、广告词、天气预报等
b.活动过度、来回踱步、奔跑、转圈等
c.拒绝改变刻板重复的动作或姿势，否则会出现明显的烦躁和不安
d.过分依恋某些气味、物品或玩具的一部分，如特殊的气味、一张纸片、光滑的衣料、汽车玩具的轮子等，并从中得到满足
e.强迫性地固着于特殊而无用的常规性或仪式性动作或活动
2.通常起病于3岁以内。
3.排除Asperger综合征、Heller综合征（童年瓦解性精神障碍）、Rett综合征、特定感受性语言障碍、儿童分裂症。
三、辅助诊断措施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电生理、生化、分子生物学以及临床影像方面，尚未发现具有特征性的、具有临床诊断价值的指标或依据。
小结：人们对自闭症的认识，从单一的社会心理学角度，逐步地转向到生物发生学病因的角度；由精神分裂症的诊断，逐步地转到发育障碍（广泛性发育障碍）的诊断；把视角从单一的综合征（Kanner综合征），逐步地扩展到一个系列的症候群。
自闭症就好似我们看到的正处于生长期的生了病的果实，尽管我们在其外部实施了很多“干预”措施，但它仍然带病成长。我们没有特效药物，没有绝对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手法。我们清楚它的未来怎样。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局限在“果实”的部分；有些研究似乎已经开始探寻果实之外的因素，但仍然处于一种平面的而非立体的具有时间空间感的状态。
四、就医时的检查
（一）问诊现病史：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的具体时间、时间经历、诱发因素、症状发作程度、特征及其发作时的环境因素。
既往史：孩子从出生以来的健康状况，有无被诊断过的疾病，以及外伤和治疗情况。
家族史：父母双方上至三代的家族成员中有无类似疾病的患者、神经及其精神疾病患者、家族遗传性疾病患者、近亲结婚、特殊性格及其性格异常者、家庭生活习惯等。
我认为需要增加询问父母个人史：（1）怀孕前一到两年内的工作环境及其压力状态。包括：竞争压力、升职、出国、分房，以及与领导和同事间的关系；（2）孕期父母的年龄及其合并症（高血压、妊娠中毒症），以及疾病和使用药物情况；（3）生产状况，胎次及其生产史；（4）孕前、孕中、产后，母亲的饮食情况及其变化。
患儿个人史：（1）孕期的胎动情况，及其胎检时的扫描、录像情况；（2）一般情况：出生体重、身长、哭声，新生儿黄疸、感染，温箱保护时间，母乳喂养情况，辅食添加情况，以及大小便的情况；（3）对父母的依恋程度，言语发育，饮食，睡眠；（4）入托、入幼儿园，跟小朋友玩耍状况，对环境的适应情况，老师对孩子状况的反馈。（二）常规检查
常规体格检查：身高体重、心率脉搏、肤色毛发，与正常发育平均值的比照。（三）神经系统检查
神经系统检查是自闭症患儿体检时的最重要检查项目，也应该是最为必要的检查项目，但目前几乎完全被忽略掉了。越是严重的自闭症患儿，就越要进行该系统的检查。
神经系统检查：包括神经生理反射和病理反射的检查，颅脑神经检查、深浅发射的检查、四肢肌腱反射检查、前庭神经及其平衡功能检查（必要时邀请耳鼻喉科医生进行内耳迷路功能的检查和听觉测试）、头颅脊柱的发育状态、肌肉张力的检查等。（四）特殊检查
必要时做颅脑CT、核磁共振，以及脑电图等项目的检查。（五）智力检查
根据年龄等情况选择智力检测内容。这里要说明的是，智力测验（IQ）不能够准确反映出自闭症患儿的实际智力发展水平，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可以把它作为一项参考来看待。（六）各种自闭症筛查测评量表
一般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掌握使用。一般的筛查量表都需要数十分钟的填写、问诊和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人员进行评估。许多观察评估更需要数天的时间，由专业人员在和孩子一起共同玩耍和生活的过程中进行观察，最后才能够得到准确的评估。
国外公认的标准评估量表是ADI-R（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Revised）辅以ADOS（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
第三节 自闭症的发病率
总体而言，全世界自闭症的发病率目前已经达到了150:1。发病人数是艾滋病、癌症和糖尿病人数的总和。发达地区的发病率高于欠发达地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中，自闭症孩童的发病率较高。
一、怎样看待发病率的上升趋势
自从1943年Dr.Leo Kanner报道自闭症以来，二战后，该病的报道首先在欧美国家呈逐年上升趋势。
在此之前，文献中报道的许多“奇特”儿童的记载（18、19世纪），其中有些符合当今自闭症的诊断标准，这说明自闭症自古就有（见《让孤独症儿童走出孤独》一书）。
就文献统计来看（2009年），发达国家的自闭症发病率明显高于不发达国家，欧洲一些国家的发病率在130:1；美国达到120:1；而日本则是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达到94:1。
我国2010年的统计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据保守的估计，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大约有超过500万之多的自闭症患者。
2010年5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孤独症的发病率已达到1%，比20年前提高了100倍！
2010年10月，更有《羊城晚报》的文章称，“联合国估计，全球有3500万自闭症患者，其中，中国超过700万。全国残疾人普查情况表明，儿童自闭症已占我国精神残疾首位。”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自闭症的发病率逐年增加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就此问题的原因多解释为：（1）媒体的发达，疾病知识的宣传借以扩大和普及，自闭症这一疾病被多数有文化知识的人所认识。（2）独生子女，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提高了人们对孩子异常情况的警惕。（3）十多年来，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条件的改善，和对医务人员、幼教人员进行自闭症知识培训的增加。（4）诊断标准的更新。
以上这些原因都使得自闭症患儿能够及时被发现，从而得到有效的治疗。我认为，这些只是发病率“上升”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个方面的。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生活条件的好转，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政府的重视，固然对疾病的诊断和发现率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社会进步带来的积极的一面。
但从另一个方面而言，社会各方面进步的同时，社会各类工作的节奏与生活的节奏也在迅速加快，这必然给人类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如，压力增高、人际关系更趋复杂、竞争更加激烈、休息时间被挤压、追求更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而使家庭关系的处理更加微妙且夫妻间的沟通更加困难。这些都给人们的精神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与损害。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解释发达国家的发病率为什么高于其他国家，而相对落后国家自闭症的发病率明显少于发达国家。从日本的高发病率看，与他们社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以及工作场所的管理习惯，还有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上下级关系的模式，以及团队与个体间的特殊关系，都是分不开的。
在这种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求生存的年轻的父母们，很难排遣掉精神心理上的不良影响，带着这种亚健康的精神心理状态孕育子代，就不能保障胚胎的健康发育与成长。
因此，调整好社会各个层面与个体的关系，减轻人们的压力，这样就可以提高人们精神心理的健康状态，或许是减少自闭症发生率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自闭症预防的最佳途径。这些都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共同行动起来，加强心理辅导与调整，开办各种社科学习班，尤其是对已婚育龄年轻夫妇的培训和指导尤为重要。
同样，不发达地区和国家较低的自闭症发病率，不能够简单归结于“医疗诊断技术的落后”和“社会对自闭症认识及其重视不足”以及“就诊率低”等因素。
二、不同环境、地域文化及其发达程度对发病率的影响
为什么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自闭症的发病率有明显的差异？为什么发达程度基本相同的国家的自闭症发病率有明显差异？为什么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自闭症发病率有明显差异？为什么自然环境好的发达国家的发病率要高于污染较重、自然环境较差的不发达国家呢？
日本是自闭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达到1:94。而同等发达的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发达国家自闭症的发病率在1:120到1:100之间。这与文化背景和社会对人的要求、以及管理习惯和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虽然日本的许多妇女不上班，但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以及经济独立能力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妇女。她们每天早上5点左右就要起床为丈夫和孩子准备早餐和中午带的盒饭（而不是前一天晚上准备出来），丈夫走后还要帮助孩子起床、洗漱、吃饭，然后把孩子送出家门，直到孩子插进上学的学生队伍里才回家。除了家务之外，每天要精心去参加小区或社区内的各项活动，唯恐被落下而受到排斥和被边缘化，她们的社交压力并不亚于上班族。
日本的男人无论结婚与否，都面临着很大的工作和社交压力。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上班，在早晨的电车上看到的是昏昏沉沉的和“半挂在扶手环上”睡觉的上班族；而晚上的末班车里和车站上，经常看到的是醉态百出的日本工薪阶层，他们每天下班后除了经常要加班之外，还必须得习惯于和“团队成员”到居酒屋或者餐馆喝酒“交流”，唯恐“掉队”而遭到排斥。如果你有几年在日本生活的经历，就会发现无论年龄大小、职业，无论是会社（公司）的白领还是工厂的工人，大学的教授还是在校学生，在你周围的许多日本人都有自说自话的现象。这些都是日本社会的常态。在全球工作时间排行榜上（2011年5月的统计），日本高居榜首。除此之外，单位、公司（会社）里的欺凌也是世界闻名的。日本社会的自杀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而究其原因大部分是单位内部的欺凌造成的。经常是一个员工受到整个团体的排斥与欺负。日本社会团体内的个体没有善恶良心，当其中一个人在团体内受到欺负时，很少能有另外一个人出来为其说句公道话。这还不算，所有的人都唯恐因不能够与其“划清界限”，遭到团队的白眼，沦为下一个被欺负者。这样整个“团队”就会加倍地欺负那个被排斥者，这种欺凌一直发展到这个人“走人”或自杀，少有别的出路。
甚至在几年前，日本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国外被恐怖分子绑架，要对其斩首以示对日本政府的惩罚时，日本政府则公开痛斥责骂那个想要活命而被吓得半死的年轻人，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这就是日本“耻文化”的赤裸表现。
在他们团体内每一个“良心”都是随着“团体良心”的转变而转变，绝不敢有所异议。如果这个团体趋于善良，那么其中每一个人都尽力表现出极尽所能的“善良”来；如果这个团体丧失了良心，那么每一个“良心”则会变得极度变态的残忍，这正是这个国家在二战时期裸露出的野蛮本性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道德氛围对自闭症的发病率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其社会生活和工作步伐的加快所带给人们心理压力的不断增加，也是导致自闭症发病率增高的一个因素；一个国家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出现的自闭症发病率的不同，正说明了社会的变迁影响着自闭症的发生与发展，至少是其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最新的（2011年5月统计的）全球工作时间排行榜上，日本高居榜首，韩国次之，而中国已跃升为第三位。这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自闭症的发病率在中国逐年增高的又一佐证。
而就物质环境对人体的影响，例如污染、噪声、辐射、病毒、药物这些危害人体健康的因素，在日本并不比其他国家严重，甚至日本的自然物质环境条件优于其他许多国家，而自闭症的发病率确是最高的。从这点来看，并不支持外部物质环境因素对自闭症的发病（率）产生影响的说法，至少不能够作为主要因素而加以考虑。
总体来讲，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速度高于精神文明的发展速度；社会前进的步伐逐步加快，而人类的自然发展步伐相对缓慢，致使人类自然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发展速度相脱节。人类需要适应社会的能力的不断提高，而提高人类各种能力的最佳方法就是教育。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以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办得到的，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行。
而目前就个人的基本能力——一个自然人最基本的能力来讲，“明事理”，由家庭带给一个人的良好习惯和规矩产生；“有能力”（会办事），是由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个人不断的自我学习）带给一个人的社会常识和社会规则而产生出来的。一个人具备最基本的“明事理”和“有能力”，就可以化解周围环境中许多不良因素对自己的侵袭，为自己带来宽松的精神心理环境。这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这些最基本的素质，立足于社会是不成问题的。若要想成为具有更高素质和更大能力的“人物”，就需要一些方面的专门培训和教育（包括自我教育），使之成为具有“战略眼光”和“战术技能”的管理型人才。这些都首先需要具备最基本的“素质”才行。
精神心理不断遇到创伤的人们，必然影响到神经系统的健康状态，这也必然通过相应的基因而影响到下一代人神经系统的发生与发展，神经系统多处局部机能区域发生变化，致使这些区域的机能发生改变——减弱或亢奋，而这并不一定要出现肉眼可见的病理解剖结构学上的变化，即为一种“亚健康”状态，但会造成整体神经系统功能的异常表现。那么，患病的个体就可能出现临床上的各种症状——神经生理的和精神心理的改变。
因此，自闭症的诊断应更多地融入详细的临床神经系统检查，以发现神经系统的异常反应，各种反射、肌张力异常，深浅感觉、关节位置觉的异常表现、病理反射等；还有内耳平衡功能的检查。这样可有助于做到尽早发现异常迹象，提早发现自闭症疑似病例，加强观察和使用预防性训练。并辅以影像学检查，以排除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神经科临床经验和知识与精神心理学知识的结合，对自闭症的前期康复干预措施的制定最具指导意义。
关于自闭症的病因，目前众说纷纭，人们把目光大多集中在遗传与环境这两种因素上。在探讨发病率逐年攀高的原因时，人们目前常常将其归于单一方面的影响所造成的，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的影响；还有的研究，大多在时间空间的思考上都停顿在孕育胚胎之后的、从胎儿到幼儿发展期间的各种环节上；从视角上，更多地是把焦点集中在遗传基因的某些片段上，而往往忽略了宏观的对遗传产生影响的、更具针对性的环境因素；而在观察上，我们过多地注重了外部的物质环境因素，常常忽略了内部精神心理因素的影响。这是目前学界对自闭症成因研究的普遍现象。通过这样的研究，虽然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但总是不能够把这些琐碎的“片段”有机地联系起来。自闭症有着更加隐匿的成因，和所有其他疾病一样有着最主要的致病因素，而不仅仅是基因“琐碎片段”的无规则排列。对自闭症病因的探讨需要一种更加科学的思想和思维方式，需要神经科学、精神心理学、人类遗传学、生物发生学、儿科学，甚至教育（包含特殊教育）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思想的联合，来立体地看待它的成因，才可能最终破解这一密码。
病因的研究不仅仅在于查明某个染色体、某个基因片段上出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查明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样的变化。
第二章 病因及预防的探讨
第一节 对病因的认识
一、科研探讨的方向
到目前，科学研究已经证明，自闭症是神经系统发育上的异常导致了一系列与神经系统密切关联的症状和征兆。
自闭症是由于生物发生学上的改变而引发出的一类先天性的、神经系统多个机能区域弥漫性受累的疾病。主要是神经系统的发育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导致神经系统某些机能区域的异常，以及各个机能区域间的相互调节、协作的异常。从而出现人体机能异常的表现以及整体功能失调征象。如，社交障碍、刻板重复的动作、言语表达困难、精神心理的症状、不适当的行为（冲动）方式、理解能力问题，某些感觉方面的敏感或迟钝现象，胃肠功能的失常，甚至有些伴有智力下降，等等。
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告诉我们，无论有多少混杂纷乱的问题纠结缠绕在一起，它们一定是共生存在一个共同的整体之内的。而且，无论有多少矛盾出现，一定会有一个主要的矛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余的次要矛盾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外因起着推动性作用，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而发生改变的。
自闭症复杂的临床特殊征象，不是由于大脑某一功能区域的问题所产生的，也不是某些生化检验得出的人体内某些生物化学成分异常造成的，更不能归因于某一个基因的异常所致病的。
二、不可忽视的现象
一些新移民到美国的肯尼亚妇女，居住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她们所生育的孩子中自闭症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同龄妇女，而且大多发生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里。而仍然在她们家乡肯尼亚生活的她们的同龄人所生育的孩子，其自闭症的发病率却很低。
从索马里移居到瑞典的移民家庭中所出生的孩子，其发生自闭症的机率是瑞典非移民家庭的3～4倍。
英国Keen等人的研究（Br.J.Psychiatry，2010，196（4）：274～281）发现，移民到英国的家庭中，儿童自闭症的发病率明显高于非移民的家庭。类似结果在澳大利亚等地都有报导。
众所周知，美国加州是自闭症的高发地区，硅谷自闭症的发病率更是首当其冲。这与该地区的新移民人口多以及受教育程度高不无关系。
在我所见到的自闭症儿童当中，很多孩子的家庭是新移民到美国的，这部分孩子的父母出生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到美国后多在大学或公司内做学术以及技术性工作，而这些孩子自己则出生在美国。
在一所小学的自闭症特殊班里，3年当中进出这个班的学生大约有13名，5～8岁期间。
W是在他的父母到美国后的3个月时降生的，他的父母都是高学历，之前在另外一个国家留学，又在那里从事科学研究多年，孕育他的时候正是他父母的人生转折年头，正为毕业和拿到美国的职位而奋斗。
S的父母是从德国来的第二代移民，孕育他的时候正是在他的父亲做住院医生（实习医生）的3年当中，也是处于异常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
R的父母是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新移民，从事科研工作，40左右的年纪。也同样是在来美之初的紧张拼搏状态中孕育了R。
J·V的父母是美国白人，父母在40左右的年纪，父亲每日两份工作，母亲是全职主妇。
F的父母是美国白人，两人都是小学教师，40左右的年纪。
V的父母是美国白人，都是医生，40左右的年纪。他是父母双卵双生龙凤胎中的男孩，而同胎出生的妹妹发育正常。
J·D的父母是第一代从越南来美的越南籍华裔新移民，从事科研工作。
A的父母是美国黑人，具体家庭情况不详。
B的父母是美国黑人，具体家庭情况不详。
A·D的父母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大学里从事科研工作。她也是在父母最“拼搏的时期”出生的，而且她的父亲始终都在准备考取美国医生执照。
X的父母也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不到40岁的年龄。其父在公司里工作，其母在大学实验室里做技术员。
S·D的父母也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也从事科研工作。
D的父母是美国白人，家庭情况不详。
从这个特殊班级的情况我们看到，自闭症的患儿当中新移民的子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母亲高龄，多数孩子的父母是从事科研的高学历者。
三、母体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胚胎的生物学发生，不仅仅在于胚胎的形成期，就人类健康的胚胎发育所需的环境来讲，除了所需要的大的、有形的、物质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激素、免疫、内分泌、身体健康状况等）之外，还需要良好的外部和内部的精神心理环境。这一环境并不仅仅是指胚胎发生的那一刻或那一短暂的时间段所需要的环境；而是一个纵向的、深入的、前后贯穿一致的、长期发展的环境条件。即：怀孕之前几个月（甚至1～2年的时间）、受孕期、胚胎形成期和胎儿期，甚至新生儿期，在这一连贯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母体所形成的内、外环境因素。
胚胎孕育于母体的子宫内，以来自于父母双方的物质（基因）为基础，而这些物质受到父母双方身体内环境的影响最大。就基因本身来讲，环境的改变可以使基因发生变化（基因并非一成不变的），任何物质都是如此，都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微观环境的改变会使基因变得不稳定，而成为一种“脆性基因”或称为“不稳定基因”、“可塑基因”，总之，这些基因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的基因。这种基因更容易随着再次环境的变化或冲击而发生改变，或向着更好的方向，也或向着更差的方向转变。其实把这种基因称为“亚健康基因”可能更为合适。
孕育胚胎的内环境（母体及其子宫）的变化，可以使一些基因在胚胎形成时发生改变，而这些基因则有可能已经在父母体内的环境中变得脆弱和不稳定，而于胚胎形成期间发生了改变，或者在神经系统的发生发展期间的某个阶段发生变化。也许，许多人都携带有这样的可变化的不稳定基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下一代就必然发病。
内外环境、物理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环境、生理环境、生物化学环境以及神经心理学环境的改变，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基因的稳固性。
社会环境和个人能力因素：人际关系、晋升、工作任务、家庭负担、夫妻关系、未来发展等。这些都会使人的情绪产生变化，如果排遣不当、不及时，就会逐步产生心理压力和思想上的波动。而心理压力和思想变化往往又会调动人体的应激系统，从而造成人体内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体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激素和淋巴系统，以及酸碱平衡的改变。而细胞内环境的失衡必然会影响到基因，造成基因结构的不稳定，从而影响到蛋白质的表达。而精神和思想压力产生的变化又往往对应于与神经系统相关联的遗传物质（基因）上。父母的思想情绪引起的精神心理上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体生理学上的改变，引起人体生化环境的异常，细胞内环境的平衡被打破，影响基因的生存环境，最终从生物发生学上影响了未来子女的与精神心理相关的大脑神经系统的相应方面。这些社会精神心理压力在新移民当中，或者正在努力向上“攀登”的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可能更为显著。
2002年，萨莉·奥奏纳福（Sally Ozonoff）、杰拉尔丁·道森（Geraldine Dawson）和詹姆斯·麦克帕特兰（James McPartland）在他们合编的《埃斯伯格综合征＆高功能自闭症——家长指南》一书中对病因有着这样的分析：“不是自闭症系列机能失调征本身引起其在自闭症系列机能失调征患者的家庭中的遗传性传播，而是某些独具特色的思想类型、关联，以及对这个既带来限制又带来特长的世界的反应。如果一个人带有某些基因，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或她会患自闭症系列机能失调征。自闭症系列机能失调征可能代表着基因最极端的结果……”
人们通常认为，自闭症是由基因和（未知的）环境因素两者共同引发的。但问题是要搞清楚环境对基因产生影响的“时间”、“地点”和“范围”。
对“时间”的研究要具有前瞻性。就像果实出现了问题，但原因不清，又不是常见的疾病，使用常规疗法根本无效。因此，仅对果实的外围及其果实本身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不仅要看目前的枝、干、树叶的状况，和目前对树木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还要把时间前推到果实的芽期、花期、花蕾，甚至更前的冬季那个时期的环境里，这样来考虑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因素。
果实上病变的表现，可能是某一时期，如：花蕾、树干以及根部的异常所导致的，而不是果实本身的直接原因造成的。这就是查“地点”。
果实之外有多少因素会对其产生影响？是单一因素，还是多种因素的联合所致？这就是查看“范围”。这个范围不是果实受到影响的范围，而是导致果实发病的那一连串因素的多少。
或许从临床治疗角度而言，则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对患儿的康复方法的研究，以及对患儿的父母和专业人员的综合能力和灵活康复手法的训练上。
就探明自闭症病因的科研角度而言，或许我们更应该把自闭症患儿的父辈作为科研的重点来研究。这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出生前、出生后，甚至孕育前，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物质环境，更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心理环境。而这两种环境都影响了他们的生物学发生、孕育和肌体的健康发展。
自闭症患儿的胚前期、胚胎孕育期、胎儿期，直到出生后的一段时间内，母亲的精神心理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更甚于生理环境的影响。证实父母的内外环境对胎儿发生发育的影响，将会改变我们对自闭症的认识，从全社会的角度而言，改善育龄期人群身心健康状态是减少自闭症及其他精神科疾患的根本所在。
四、自闭症的男女比例
自闭症男女的比例从最初的3:1的报道，经过几十年对该病的认识和诊断标准的更新，以及由于各个国家、地区的不同情况，这个比例有着不同的范围变化。到目前为止，从全世界范围看，大部分专家认同男女发病的比例在4:1～9:1的范围内，男孩明显多于女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幼儿心理学》一书（第161页）当中，这样描述性别与疾病的变化差异，“在男女幼儿性别差异上，女孩出生时身体和神经方面较发达，较早学会行走和较早达到青春期。男孩出生时肌肉发展较成熟，肺和心脏较大，对痛的敏感性较低。男胎流产较多，男婴死亡率较高，对疾病、营养不良和许多遗传异常较为敏感。”可见，自闭症男女比例的状况与人体性别差异的生理现象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在同等的母体健康状态的环境当中，男孩易受疾病的侵害，而女孩则能够跨越“危险地带”。在双卵双生的“龙凤胎”子女当中，虽然他（她）们是在同等的母体内环境当中发育长大，男孩患有自闭症，而女孩则是正常发育的孩子，这也说明了男女性别差异造成的易感性不同。
双胞胎男孩同时都患有自闭症的例子并不鲜见。美国的一对夫妇生了四胞胎，都是男孩，结果都患有自闭症。还有一位从事自闭症康复教育的美国妇女，她的两个男孩虽然不是双胞胎，但都患有自闭症。
在这本书里提到的一对中国人夫妇，在他们到美国的第三个年头，生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而这头三年里也是他们奋斗的最紧张的年头，其中包括更换工作、升职等。后来发现女儿患有自闭症，而在他们到美国后的第六个年头，生活工作都趋于平稳之后出生的男孩是一个正常发育的孩子。这说明环境变化，尤其是精神心理内环境的变化，对孕育健康胎儿的影响。如果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子的话，可能就会是一个重度的自闭症患儿；如果第二个孩子是女孩的话，有可能是个特别聪慧的孩子。
在孕育子代期间，如果亚健康状态的基因在一个健康状态的母体内，发病的可能性就会降到最低；如果亚健康状态的基因在一个同样亚健康状态的母体内，疾病的发生率就会升高；如果亚健康状态的基因在一个健康状态糟糕的母体内，那么发生疾病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基于同样的环境条件下，由于性别差异的影响，女孩的发病率就会低于男孩一个级别，或许这是因为母体的内环境更适合女孩子生长发育的缘故。
第二节 基因的改变及其影响
一、自闭症相关基因的研究与发现
2008年1月11日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MJ）上的一篇论文——《染色体16p11.2缺失或重复与自闭症密切相关》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它的主要完成者是美国哈佛大学儿童医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吴柏林博士。“这次研究发现，在16号染色体的短臂11区2带发现了一个微小的缺失，这个地方约有25个基因。尽管它只是在1%的自闭症患者体内找到，但因为正常人群中这一缺失的发现率是万分之一，由此推算，自闭症患者身上出现这种缺失的可能性是正常人的100倍，很可能它就是致病基因。目前只是在1%的自闭症患儿身上发现了这种基因异常，但这些基因异常的患儿的父母大多数并没有这方面的缺失，说明这种基因异常是新发的变异。”
在此之前，发现的有关染色体或基因还有7号染色体和15号染色体，研究显示，它们都与一些自闭症的相关症状有一定的联系。
7号染色体：2001年的国际分子遗传学儿童自闭症研究协会（IMGSAC）讨论认为，和语言有关的7q31-q33区域与儿童自闭症有较强的联系，即7号染色体长臂上的31区到33区的位置上。因此假定该位点是儿童自闭症易感位点，命名为AUTS1，该位点包括了FOXP2、RAY1/ST7、IMMP2L、WNT2及谷氨酸受体基因（GRM8和CADPS2）等多个基因。其中FOXP2的变异会导致语言的异常，研究印证了FOXP2基因是儿童自闭症的重要致病基因；RAY1/ST7和IMMP2L基因在儿童自闭症患者中都被发现有断裂点；WNT2基因的产物是编码发育过程中在信号传递系统里起重要作用的一种糖蛋白，研究发现缺乏WNT2基因的小鼠表现为社交减少及行为异常。此外，细胞遗传学研究也提示，定位于7q22（7号染色体长臂22区）的RELN基因也与自闭症相关，RELN基因的产物是发育过程中神经元迁移时分泌的一种糖蛋白，RELN蛋白的异常会影响皮层和小脑的发育，而小脑神经元的异常在儿童自闭症的病理学研究中已得到证实。
15号染色体：来自母系的15q11-q13（15号染色体长臂上的11区到13区的位置）出现重复区。而15号染色体的重复表现为共济失调、语言发育延迟、癫痫、精神发育迟滞。
由此看来，自闭症不是一个单基因的遗传性疾病，而应该是受多基因困扰的一种先天发育性疾病。
二、从遗传学角度看自闭症
资料显示，在先天性疾病中，已肯定主要为遗传因素引起的仅占10%左右，主要在母体（子宫）内或产程中后天获得的也仅约占10%，尚不能分清（包括遗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约占80%。而在实际工作中，要清楚区分哪些是遗传的，哪些是在发育中获得的，往往很困难。
三、造成基因改变的因素
环境因素：环境污染、药物、放射性物质、中毒等；
个人饮食生活习惯：吸烟、饮酒、吸毒、不适当的日光浴等；
2011年1月15日，美国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结果称，吸烟后数分钟内便可对基因造成损伤，从而埋下癌症隐患。
在他们的实验中，12名志愿者抽烟后，研究人员分析他们体内的多环芳烃含量。多环芳烃包括菲、萘等150多种化合物，其中不少物质可致癌。研究发现，吸烟过程中会产生菲，而菲进入人体后会生成一种有害物，“损害脱氧核糖核酸（DNA），引发可能导致癌症的突变”。“实验表明，吸烟后15分钟至30分钟内，这种有害物的含量达到可损害DNA的水平，速度之快让研究人员感到吃惊。”
这是研究人员首次研究吸烟后进入人体、可损害DNA的物质。科研人员斯蒂芬·黑希特说：“对于打算开始吸烟的人来说，试验结果是一个严厉的警告。”研究报告发表于美国《毒物学化学研究》。法新社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天大约3000人死于肺癌，90%与吸烟有关。
目前的研究表明，基因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长期慢性的环境刺激才得以发生改变。病毒感染、某些疾病都可以引起基因的改变。而肿瘤则是基因突变的最直接结果。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Richard Stochman更提出，环境因素作用于基因，导致蛋白表达异常。
第三节 父辈因素与子代发生自闭症的关系
我们知道，身体的许多疾病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例如胃肠道的消化性溃疡。在孕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父母一方由于压力引起的胃肠疾患，同样的因素也会通过内环境的改变对相应的基因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新生命的生物发生学上的改变。这可能就是自闭症患儿有很多都有比较严重的饮食以及胃肠道方面问题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父母的抑郁症状（或情绪）也是后天造成自闭症患儿抑郁等症状的来源。
而在妊娠那段时间及其以前的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果父母由于压力从集体中“疏离”出来，这种压力会同时影响着相应基因的变化，这可能是今后自闭症患儿孤立于群体之外的因素之一。
一、父母的性格特点与自闭症的相关性
王梅教授在她的《孤独症儿童的情绪调整和人际交往训练指南》一书中写道：“更重要的是，如果孩子不是器质性的问题，主要还是心理问题引起的，那么就一定要借此机会检讨自己的人生观，是不是面子第一、是不是争强好胜为上、是不是为了功利的结果过分焦虑、是不是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是不是对世界充满了不信任、是不是曾经忽视过自己亲友的感情、是不是曾经拒绝与伴侣沟通、是不是忙忙碌碌追求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些父母并非像曾被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完美主义者”，而很可能是一种思想与现实操作能力严重相脱节者，比如：对婚姻的管理能力较弱；个人与全局关系的调整能力，和个人对全局的掌控能力较差；容易对事物盲从；有短期内的阶段性计划，而缺少对终极目标规划的战略眼光，缺少围绕着终极目标的、对具体可行措施的战术设计和操作能力；对宏观概念的缺失，而埋头于具体事务中“苦干”，又缺少足够的灵活性和技巧。
还有许多自闭症患儿的家长，自幼到长大，始终浸泡在赞扬和鲜花的海洋里，学业上一路领先，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至少也是家庭子女中的最优秀者。很多人自认为是“强人”，没有做不了的事情，没有达不到的目的。在只有赞扬的“单极”环境中长大，甚至根本就没有挨过批评，是一种“知天高，但却不知道天到底有多高”，而且具有“几乎不知水深”的特殊性格。不知道天高到一定程度就会脱离地球的吸引力，而永远地奔向茫茫宇宙不得返还。在婚姻生活中，也显现出他（她）们“强人”的“超优势”，这些因素影响到了他（她）们的婚姻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处理问题的能力，造成一定的困境和压力，在内心出现很大的困扰和不安。在孕育子代前后的数月到一两年内，出现这些问题，或许影响到子代的发生和发展。
这些问题总的来说是自身成长环境中带来的问题，以及父辈家庭教育失误对这一代人产生影响的结果，并不是由于什么“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而多是由于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的缺少和基本素质的欠缺所造成的。例如：从家庭中需要得到的良好“习惯”的养成，和待人接物的“礼节、规矩”，还有近乎全部的“生活常识”和一部分“社会常识”，以及部分“社会规则”；从家庭走向社会终生都要不断学习更新的“社会常识”和“社会规则”；以及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法制观念，还有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在成年人当中经常出现的这方面的问题有：
◎先入为主，只听其一，不听其二：对他人讲话意思的理解出现很大偏差。
◎抢话、插话：自认为别人说的自己都已经知道了，甚至比讲话的人知道的还多，不会等到发言者说完，就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
◎对别人遇到的事情缺乏理解，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
◎很少与对方进行坦诚、主动的沟通。
◎与人交往上只注重短期效果，缺乏长远意识：经常以“短平快”的手法处理人际交往，以不欠人情为基础，你给了我一些帮助，我就马上回报你一些物品，以示相互间“清了，我不欠你了”。把交往看成是买卖，而不注意（不懂得）情感投资。这样跟他人“打交道”肯定不会有第二次，更不会有长期的相互合作。
◎不注意别人的感受；从来不会做感受性“换位思考”。
◎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庭中，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永远把自己划归于其中的一方，而绝对不会把自己“摆放”在调解者的位置上。
◎遇事时，分不清重点，往往失去“主要原则”（主干），而只注重“细枝末节”。
◎生活和安全常识的普遍缺乏：对自己家里的门锁不熟悉；经常出现晚上忘记锁门的情况；睡前和出门前不检查门窗的安全状况；出门忘记带钥匙；最重要的东西（钱包、钥匙、近视眼镜）随便放置，用时到处寻找，甚至一天当中类似的情况反复出现几遍；在街上行走，认为所有的车辆都会看到自己，“反正他们不敢轧我”，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维系在别人对自己过失行为的警惕上，而不去想一下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可能和疏漏的时候。
◎经常把危险品，如刀、剪子、锤子和药品以及其他危险物品，放置在孩子容易拿到的区域范围内，缺乏保护孩子安全的意识。
◎抱定自己的旧有家庭习惯是最好的这样的想法，认为自己旧有家庭给予自己的成长环境是最佳的，而从不回头审视自己成长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更不可能认识到那些问题在今天更加严重地影响着自己的新家庭。全部照搬父辈家庭的习惯用于自己的新家庭里。
◎应急能力差、易受惊吓：这可能是自闭症孩子对变化敏感，且易产生恐惧和束手无策的原因所在。
◎缺乏整体意识：造成自闭症患儿整体概念的缺乏，和对事物的整合能力低下。他们需要分成若干的步骤才能够逐步认识和识别接受。
◎严重缺乏常识。如（1）卫生常识：睡觉时习惯性地把脱下的袜子放在枕头底下；生熟砧板不分；没有分餐概念；饮用瓶装饮料时全嘴包住瓶口，使剩余的饮料变成了“漱口水”。（2）待人接物常识：亲戚朋友来访，不懂得时间安排和计划游玩的项目。（3）居家整理分类和换季常识：脱下的衣服没有固定存放的地方，而是胡乱扔；不看天气预报，而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决定孩子每天穿什么衣服；不知道按季节存放、收藏、更新衣物用品，一年四季都可看见到处堆放着的四季衣物。
◎抱着自己的习惯行事，而不会从周围的人身上吸取更好的习惯来更新、取代自己的“不良习惯”，更不会觉得自己的不良习惯会给其他人带来不良影响。
◎对时间概念和时间跨度的理解认识存在缺陷：例如，从A地到B地需要30分钟路程。那么分别与两个人在A、B两地会面，与每个人各需要会面1小时。因而出现这样的安排，即下午3点在A地与一个人见面一个小时，然后又安排4点在B地与另外一个人会面一小时，忽略了从A到B两点之间距离所需要的30分钟时间。还有，无论居住地离单位距离多远，无论采用何种交通工具，即使住在办公地的宿舍里，总是要天天迟到，似乎“迟到”成了强迫症，而绝不会出现提前到岗的时候。
◎强调证据，而少有思想上的推导，尤其在夫妻之间的争论、探讨和发生争执时，不听对方的解释，只认为没有证据就无法说明。不懂得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情况下，人们是可以凭借以往的经验来判断问题的发展方向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盲从，缺乏主、次事物的分辨能力：经常扔下自己已经安排好了的计划和工作，而去盲目跟从别人做事；或无论事物紧急与否，只要别人来“求”，就会盲目地丢下手里的工作，去帮助他人。
◎眼光向外，而轻易就会放弃到手（由别人帮助得到）的事物。
◎与科室外朋友的关系总是感觉好于与科室内部同事间的关系。
◎把科室内的工作看作是“糊口”的差事，而不是自己所要承担责任的工作。
◎永远不安分于目前的工作，不会“死心塌地”地“吊死在”一棵树上，在外人看来很好的工作，自己仍然总是在思忖着跳槽，或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
二、外界环境所造成的内心压力
外界环境造成的内心压力，我称其为“攀爬”。这个攀爬指的是一个人内心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时使人不顾一切地在其所处的环境当中要处于“领先地位”。一个人只要向上“攀爬”就要付出努力。在妊娠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父母的内心压力，尤其是母亲的内心压力，对胚胎的发育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在那段时间里，面对着晋升、考学、留学等等一系列竞争和令你对未来产生担忧的环境状况，而且这些状况都促使你要求“自己必须争取到”，和“必须要……才能够办得到”，令你必须“向上攀爬”，而且这种环境状况所产生的压力，在达到“目的”之前，是不能够被排遣掉的。有些“准妈妈”在此时期内带有很大的焦虑情绪，这可能也是造成自闭症患儿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来源。
在同等的环境条件下，同样是处于孕育子代的状态，但缺少了向上“攀爬的毅力”，安于现状，对未来无所担忧，人体内环境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这反而可以形成孕育新生命的较好的内环境。所以两百多年前的德国人（老）卡尔·维特就明确地强调孕育子代前后的一段时期内，母体的自然状况和心理安定的环境。（见《卡尔·维特的教育》一书。）
2010年，一项刊载于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网站上的研究报告提出，“统计50万名儿童的家庭背景，以惊人的资料证实，来自富裕家庭的患者，占了自闭症病患的大多数。”“来自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的研究者，透过比对人口资料（如教育水平、收入等）以及美国疾病管理局（CDC）、学校疾病检测网络的自闭症患儿的人数资料，得出了上述的结论。”“研究者发现，有钱家庭的孩子患自闭症的几率，几乎是穷人的2倍。贫穷的社区发病率也较低，即使都没有诊断出自闭症，富裕社区中出现自闭症征象的概率，也比贫穷社区高出39%。”
难道贫穷可预防自闭症吗？
在我看来，富裕家庭与贫穷家庭的主要差别不仅仅在于收入和所受教育的程度等这些显而易见的“表征”上。更重要的差别在于个人和整个家庭成员的不懈奋斗上，他们追逐更高的目标，个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同时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和面对更艰苦的挑战。这种攀爬向上的状态，影响着他们精神心理的健康状况。如果上述研究再把新兴中产阶层的人口和原本父辈就富有的家庭人口区分开来比较的话，看一看自闭症患儿是否更多地分布于新兴中产阶层家庭的人口中，或许他们就能够发现和总结出更有意义的东西来。因为新兴富裕家庭里的父母们进行奋斗的年代也是他们孕育子代的年龄阶段，精神心理问题和身体的健康状况，都会给孕育子代带来影响。
三、习惯、常识、规则与压力的产生
缺乏常识、不懂得规则、具有太多的不良习惯，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压力的来源，反而不是由于“黑”、“白”矛盾对立的两极带给我们的压力。极端的事物是明显的、表面化的，也是相对较少发生的。极端的事物更容易为我们所警惕，有解决的方法，而且相对简单，时间跨度较短暂。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明显的缺乏常识与不懂得规则，引发的则是介于“黑”与“白”之间的非极端事件的“灰色地带”内的矛盾，并给我们带来众多的麻烦与烦恼，而且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人们习惯的形成和常识的积累都是在自己的幼年时期和成长环境（家庭）中得到的，已经牢固地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言行举止和潜意识之中。因此，不良习惯很难去除掉，再加上缺乏应有的常识，不断地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且这种麻烦又可谓“防不胜防”。
一个人如果毛病太多，又缺乏常识，就会在群体里渐渐地失去他原有的地位，被所属集体边缘化，因为这些毛病或许给自己带来了些许的方便，但却给周围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不便。无论是言语方式上的，还是行为方式上的，都是如此。
个人生活习惯、表达方式、行为规范、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分寸以及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的偏差，都可能错误地释放出一些并不为自己所知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可能被其他人“误读”，而周围人们对此的反应又不为自己所理解，这样会使其中的“误会”往复加重，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家庭中也同样是这样。人们在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下会积极合作，取长补短，主动弥补单一一方能力上的不足。而在对待不良的事物上，人们多采取的是反对和回避的态度。一个人的不良举动造成的后果，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人天天都愿意去为其“处理后事”。夫妻之间也不例外，何况你的“习惯”带给别人的常常是麻烦，而非快乐之事。
可见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长期的和难以消除的。由于在集体中的地位发生动摇，工作环境的恶化，家庭内部矛盾的升级，带给一个人的压力会在无形之中逐渐加大。可怕的是，许多时候由于自己的所为而带来的烦恼，其因由并不为自己所知道，这就有可能使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致使问题进一步走向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在巨大压力下向上攀爬，其征程更显得坎坷和艰难。
四、外界压力对于个人和群体的影响之不同
和平时期和特殊年代的心理状态有明显的不同；个人独自面对压力和团体面对压力，这两种情况下对个体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差异。如果一个团体中单一一个人遇到问题时，个体面对的压力常常无法排遣掉，容易引起精神心理问题。
当一个团体（或者战争时期的一个国家）面对压力时，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人（个体）来说，压力似乎被分散给了周围众多的人，压力在团体内得到了均衡，团体的抗压能力大于个体。而且相比之下，此时个人的具体问题则变得不那么重要（无足轻重）了，并且有时常常被忽略掉。
例如，发生不可抗拒的灾难（如地震、洪水、泥石流、战争）时，政治家们常常把发动战争作为减缓和转移国内压力（不安定因素）的手段。对外战争使矛盾重重的或内部面临分裂的国家中的各种势力，召集到一个共同的大目标之下，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各个团体（或许暂时）都放弃了或忽略了各自存在的问题。1976年7月28日的河北唐山大地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去世，面对那样的巨大灾难，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变得似乎“麻木”了，在废墟上人们见面时常常是互问对方家里还剩多少人。在灾难状态下的个人承受的压力，参照集体所承受的压力，而显得不那么重要，并且能够得到“释放”；而和平状态下，个人承受的压力，参照集体的“零压力”状态而显得异常沉重，并且缺少为其分担压力的“周围的人们”。
2011年4月，美国学者的一份幸福感与自杀率的调查研究显示，幸福感较强的州，自杀率也比较高。心理学家分析这种现象指出，“如果一个人周遭的人对生活都比较满意，而自己对生活不满意，则受挫感会更强。如果生活在一个大家认为比较好的地方，而你对生活不满意，就更容易感觉到没有别的地方会让自己高兴，更会感到绝望。”这也说明，人类自然精神心理发展的步伐滞后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步伐。
目前大多数的文章中把自闭症发病率的增长归咎于诊断标准的放宽、就诊率的提高、宣传力度的加大使这方面知识得到了普及，以及受到训练的医生或专业人员的数量增多，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步伐的加快，人们所面临的各方面的压力也在增加，并且压力逐步增大。尤其是那些隐形的、无法释放的、难以向外表达的压力因素，对人们的影响更加普遍和深入。这必然会对与心理相关的一类疾病的发病率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对育龄妇女的影响也在加深，这必然影响到人类子代的健康发育。这或许是解释自闭症在优越的环境条件下和在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成为发病率增长最快的疾病的最佳理由之一。
王东华在他的《发现母亲》一书中这样说道：“悲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不知道在今天如何去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而这才是最可怕的！”
因此，我们要从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去观察和思考，才能够发现其更加本质的东西。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积极相对消极，正向相对负向，在考虑问题时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四节 子代整体神经系统的协调失衡
最重要的是，我们始终要把神经系统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
对自闭症基因方面的研究已经证实，自闭症不是由于单一基因的异常致病的，而是由多基因的困扰引起的疾病。
父辈和母体内环境的变化，以及胚胎发育时期基因的改变，导致生物发生学上某些（主要是神经系统的发育）环节上的失衡，致使原本神经系统各个机能区域的发育未能够完全按照应有的“规则”进行，某些区域发育不“完熟”，从而应有的机能不能够正常地发挥出来。局部区域的问题累积到了整体机能的协调状态，最终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的异常表现。
一、神经系统内某些机能失调
神经系统调节机能的紊乱打破了神经系统保持的正常平衡，某一方面的机能亢进或特别敏感都会使神经系统的综合能力受到影响。过于敏感时，外界的作用被夸大，会出现夸张的表达形式，反应激烈，行为上出现极端的表现而显得不适度；迟钝时，对外界的刺激不做应答，对危险和痛苦显得熟视无睹。
二、神经阈值的变化
神经系统各种阈值的改变，都会在临床上出现相应的反应。人体接受各种刺激时，其承受能力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波动。如果一个人的某种阈值降低了，那么，一个较小的刺激就有可能引起他出现较强烈的反应；如果一个人的某种阈值提高了，就可能出现遇到一个较强烈的刺激时，也没有太大的反应。无论阈值增高或降低，都是病态的表现。
如果把外界对人体的刺激程度由弱到强分为1～10级的话，假设正常人的适应范围是4～7，就是说当外界刺激达到4的强度时，人体开始有反应，对低于4级的刺激则不出现反应；对高于7级的刺激会感到不适，出现病态的反应。那么，当一个人的神经阈值降低时，在低于4级（甚至3级）的刺激程度状态时就会出现反应，而在正常人的适应范围内，他就有可能出现过度敏感的病态反应。在那些神经阈值升高的情况下，患者可能对高于7级（甚至更高级别）的刺激仍然没有反应，出现的是反应过度迟钝。
不仅如此，在自闭症患儿当中，不但神经阈值的高低出现异常，而且，感应外界刺激的范围也变得窄小了。我们看到有些自闭症患儿对声音特别敏感，很小的声音就能够引起他们的警觉，对音色的感受也特别准确，学习音乐易如反掌。但不能够忍受微小的噪声，一点噪声就会引起他们烦躁不安，尤其易受惊吓。对父母之间探讨问题的声调特别敏感，极易受到父母情绪的影响而出现焦虑。相反，一些孩子对声音不敏感，噪声也无法干扰他们。
三、神经系统功能异常表现的基础
自闭症和抑郁症的许多症状具有同源性。
目前发现的那些所谓相关基因，对自闭症都不具有诊断价值，与这些基因相关联的临床症状也绝非自闭症所特有的症状。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出现的一系列临床表现和症状就是神经系统调节机能的平衡被打破的反映，并且这种平衡失调就是一种失代偿的结果。
轻度的自闭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可能是一种代偿性的，神经系统机能处于紊乱状态，某一部分机能亢奋或某一部分机能减低，而导致其他部分机能的被动或主动的调整，以尽力使其工作效能达到平衡状态，这一调整会导致内部的消耗增加。此时，虽然神经系统整体机能没有达到失衡的状态，但其工作效能减低，机体抗干扰和刺激的能力减低，对环境的耐受力下降，因而在某些环境状态中就会出现异常的行为表现。这种保持整体机能平衡的状态（机能代偿）下，在临床上可能会出现某一单一方面能力的超常，如超常的记忆力等，而其他方面能力低下的症状表现。
另一方面，就是中枢神经系统整体发育没有达到应有的、与年龄相符的水平，大脑某些部位的机能水平过低，其他机能部位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机能上的完全代偿，故而出现机能代偿失调（失代偿）的情况。临床上就可能表现为全面的能力低下状态，出现的症状就较多，病情程度就比较严重。
第五节 自闭症的预防
一、从精神心理环境的角度预防
既然自闭症是一种与生物发生学相关联的先天性疾病，那么其预防工作的重点就应该放在育龄青年这个巨大的群体上。既然自闭症是整体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疾病，又表现出的是精神心理和行为方面的诸多症状，那么其预防的重点就应该放在育龄人口的精神心理状态和与行为相关联的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上。
高龄和较高学历者，以及工作压力较大者，还有复杂社交工作环境和复杂婚姻状态者，“工作狂”和“攀爬”者（在某阶段为出国、晋升、或者其他目标不顾一切的不达目的不罢休者），这些都是产生自闭症患儿可能性最大的群体。无论是“人际困难状态”还是“婚姻关系问题”，以及生活的“亚健康状态”，这些都与人的基本素质有着最直接的关联。
由个人家庭成长环境里带来的“良好习惯和规矩”，以及由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自我不断学习）而来的“社会常识和社会规则”，这两部分形成了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素质，这是人一生中立足社会的根本所在。审视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们，很难说有多少人具备了这一最基本的素质。
重视最基本素质培养的父母，其子代也会具备良好的基本素质，且代代复制传承。反之，亦然。
一个人基本素质的发展与形成，需要家庭内部的良好导向以及社会的良好导向，这两者共同承担起来。基本素质的形成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而不是学唱经典戏曲之类的肤浅“运动”所能够达到的。这需要依靠国家、政府和社会力量，对育龄人口和在校大学生们进行相关的教育，并且这一教育要系统化和长期化。基本素质直接关系到人口的“优生”问题。
社会物质文明和科技进步的步伐大大超越了人的自然进化步伐，社会问题以及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化，人际交往增多，且形式多变，工作步伐加快，压力越来越大，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作为个体的人，唯一能够达到与时代同步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不断地学习和接受教育。
二、从神经系统生理健康的角度预防
健康的父辈肌体是子代健康的最基本条件。除了精神的蓬勃向上和积极进取，排遣压力的能力之外，肌体内、外物质环境对整个人体（最为重要的是对神经系统）的健康发育与生长起着绝对的重要作用，是任何其他条件无法替代的。
美国故事片《风雨哈佛路》主人公的原型，现就读临床心理学博士的丽兹，20世纪80年代出生，成长在社会最底层的家庭中。父母吸毒并先后感染艾滋病，母亲还患有精神分裂症，穷困到没有食物、没有衣物、失去住房、无法上学，后被收容，之后流落街头。少年时母亲去世，父亲住进政府的避难所。她的成长历程中耳闻目睹的是充斥着毒品、性、指责、叫骂、肮脏的环境与生活，没有责任与尊严。她最幸福的记忆是，母亲和她同坐在一张滑雪板上从一个山坡顶上滑下的情景，不过那时的她还很小，很小……她记得，虽然母亲没有上过学，但“妈妈那时很健康，而父亲学识渊博，似乎没有能够难得倒他的竞赛题。”或许这是她的幸运，在父母最健康和精神状态最佳的时期孕育了她，让她拥有了健康的神经系统，有了具有坚忍不拔精神的物质基础，而从不被感性所困扰和左右。她很小就知道自己很聪明，就对自己的家庭有明确的认识：“我们家，不是出正常人的地方”，“是爸爸让我了解到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活法”，她因此要改变自己的未来。“不做没有知识的白痴”，始终理性地设计着自己的前程，脚踏实地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行动着……
有多少这样家庭的孩子能够像丽兹那样从他们的家庭中“挣脱”出来呢？她的妹妹不仅没有从家庭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反而继续重复着父辈们的生活状态，陷入泥潭。这是同一个家庭中姊妹间的不同。在那样的家庭成长环境、成长氛围当中的孩子，有多少能够从他们的家庭中“挣脱”出来呢？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我们无从知道。
那么，生活在具有正常社会人状态的父辈们组建的家庭中的子女们“跌入”社会泥潭的，也不少，这固然与“环境”因素分不开，但他们自身的物质基础——神经系统的状态或许处于一种“亚健康”水平，精神心理受到影响，对抵御不良因素的“冲击”显得软弱无力。
无论是外界理化因素、生物因素，还是自身习惯导致的身体的异常状况，都有可能带给孕育中的子代以不良影响。前两类因素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父辈自身的“亚健康”状态给子代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不少年轻人都是在自身心理和生理的“双料”健康状态“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孕育子代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人类应该为孕育自己健康的后代而提前做好准备
优生优育应该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来认识，相关知识教育的培训措施应该加强，让育龄青年都懂得如何调整自身心理状态，以及如何营造孕育后代的自身健康环境，从根本上降低自闭症发病的可能性。这些需要国家从政策上来着手进行调整和支持：优生优育要从育龄青年开始，而不是妊娠开始；优生优育的时间不能停留在原有的、从妊娠开始的位点上，而应该向前推移到受孕前的1～2年的时间内；把对育龄青年内外精神心理环境的调整放在比营养和物质环境调整更重要的位置上来。
第三章 康复的基础与干预措施
自闭症，因神经系统的发育出现问题，致使部分神经机能紊乱，导致整体神经系统功能异常。这样，一个人机体的整体功能出现障碍，并伴有精神和心理问题。
人体的生理变化（物质改变）可以导致精神心理的异常；同样，精神、心理的变化也引起相应的生理及病理变化（物质改变）。
在人类个体生命早期（幼年、儿童期），神经系统功能有着较大的弹性范围，机体各个系统，尤其是神经系统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上升阶段，在此阶段进行积极的康复训练，就会有明显的效果；相反，如果在此阶段对孩子进行恶性刺激，则神经系统功能的损害就会加剧。因此，自闭症的康复训练尽早实施，才能够获得较大的恢复空间。
神经系统影像学研究发现，自闭症在杏仁核以及前额底部和扣带回、颞上回社交区，及小脑等多系统都有功能以及结构上的改变。这种神经系统生物发生学上出现的异常状况，必然造成人体生理机能的改变，进而人体的整体功能受到影响，并产生精神、心理上的问题，表现出语言、情绪、认知（思维和理解）、行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出现。
由此看来，自闭症的康复应该基于两个层面上：一是生理功能方面的康复；二是社会功能方面的康复。而生理功能康复主要是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康复，这是整个自闭症康复的基石。因为神经系统是主宰一个人的精神心理活动、协调全部信息的最重要的系统。不可想象，一个糟糕的、缺乏协调能力的神经系统能够给一个人带来精神心理的健康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只有中枢神经系统生理上的健康发展，才能够为一个人的精神心理的健康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康复是社会功能康复的“物质基础”，社会功能康复不能孤立于神经系统生理功能康复之外。
从医学角度来讲，在尚未有有效治疗药物问世的情况下，积极的中枢神经系统神经生理功能的康复首先主要依靠外部环境，即，感知觉、运动的刺激来实现；其次，是依靠外部精神心理环境的刺激。
针对自闭症的“社会功能康复”而言，首先依靠精神心理环境起主要作用；其次，才是依靠具体的教育干预措施。也就是说，以“环境为主，手法为辅”为原则，脱离了环境的手法，无论其理论多么“合理”，都不会有效。
神经生理功能康复是“社会功能康复”的物质基础。神经生理功能的康复，为精神心理康复带来可能，而“社会功能”的“康复”必须以精神心理康复为基础才能够实现。这是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化。
良好的精神心理环境，加之良好的教育干预措施，为自闭症患儿带来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从而促进（刺激）神经系统生理功能的改变，逐渐调整神经系统各部的生理机能达到正常水平。这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转化。
世界上的事物是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着的，非一成不变的。自闭症患儿的家长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自闭症的康复问题，从形式上讲：（1）越是早期干预，就越能够收到期待的回报；（2）方法越得当，就越能够收到好的效果。从内涵上讲：（1）越是早期认识普通教育的正确方法与特殊教育方法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就越能够尽早真正进入自闭症的教育干预领域；（2）越是对自身、夫妻间、个人成长家庭、成长环境认识深刻，就越能够真正把握住自闭症康复教育干预的命脉，使处理问题的手法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第一节 康复的基础
笼统地讲，人体神经系统主管人的精神心理活动和身体的各项运动，以及各种感觉刺激。人类的行为，是精神心理活动和各种身体活动结合的产物。两者缺一不可。自闭症的康复干预措施，就是要以这两者为基础来实施，任何使两者脱节的方法都是无济于事的，都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我们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简单的道理，这是维持人类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形式，而其中的“运动”两字不可能为“音乐”或者“艺术”等方面的字词所取代。运动是生命的最基本形式，也是促进人体神经系统发展的最佳方式，故而自闭症的康复工作，要把体育运动放在最重要的和首要的位置上来看待。可以这样讲，没有运动项目的训练，就没有自闭症的康复。
一、神经系统康复
神经系统康复，这包括神经系统各个部分的生理机能康复和整体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康复，生理功能康复是精神心理康复的物质基础。
神经细胞可以修复、再生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般来说，越是高级的、复杂的组织或结构，其修复和恢复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任何组织的恢复都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作为条件，促使内部发生变化，激活内部的自我修复机制。
从神经系统的常见病、多发病——脑梗塞和脑出血，就可以看到神经细胞恢复及其机能代偿的现象。
老年人常常发生的脑血管意外，在急性期患者的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在急性期实施的紧急措施就是减低和控制脑组织的水肿。当渡过脑水肿期，肢体的运动以及感觉开始出现恢复，此时的恢复速度较快，是因为病灶外围脑组织的水肿消退，它们的机能开始逐步恢复。大多在3个月之后，这种恢复速度就要明显减缓，此时肢体机能障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大脑内坏死病灶组织所致。然而，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坚持，甚至是加强康复训练呢？只要不放弃康复训练，大部分患者的肢体功能障碍都在减轻，局部机能缓慢逐步地恢复，随着时间的延续，肢体功能逐渐提高，有些人甚至恢复到病前的功能水平状态。这些现象就是神经细胞的机能代偿能力。
老年人神经细胞尚且有如此可塑性，那么处于肌体生长旺盛期的婴幼儿及青少年，他们神经系统的特殊机能代偿能力就会更高。
因为，自闭症发生在一个人生命的早期，在出生后的几年中人类的大脑还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而这几年的时间正是我们借助已知的方法来促进其向着正常的方向和标准无限地完善它的机能的最佳时机。未“完熟”的神经系统预示着它具备更大的“弹性”范围，它的可塑性更强。因此，以适当的方法和手段来合理地刺激它，就会收到我们期望的结果，如果错过这段最佳时机，那么今后的康复道路就会变得较为艰难。
但重要的条件是来自外部肢体运动所产生的信号刺激。没有外部的刺激，内部就很难发生反应，就不会有机体内部的活动变化。而这一外部刺激包括运动、语言训练等等。（体育训练的重要性是本书主要的观点之一，将在第四节进行讲述。）
此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患者本身的思想与态度。患者自身的精神心理状态是产生“内驱力”的条件。积极主动地参加康复训练和被动地参加，其结果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如何调动自闭症患儿的“主动性”是一项艰难和十分重要的课题，这也是本书中反复强调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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