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高义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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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还是第一吗(傅高义作品系列)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日本还是第一吗
作者：【美】傅高义
译者：沙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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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第一》的出版在工业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领袖中引起一阵轰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美国，这本书在一些国会议员和经济领导者群体中起到了号召作用，促使他们必须一步步地去改善美国国内不断受到抨击的经济状况。另外，他们还担忧美国会在与日本等国家的竞争中败北。
日本的经济巨擘看上去都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的造船工业在世界市场中处于支配地位。他们的电子工业几乎每周都在推陈出新。比如，索尼随身听让人们在慢跑或走在街头时享受音乐，使之成为一种高度个性化和个人化的活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成群结队涌向日本车企的代理商，把丰田或日产汽车开回家。日本人不会错，至少看起来如此。《日本第一》横扫书市十一年后，日本的经济泡沫却破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巨兽猛地一头撞在了岸边的巨石上，接着又看似无助地搁浅在沙滩上。日本随后面对的就是扑面而来的漫长的衰退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不把日本作为一个可靠的经济体放在眼中。
这次，似乎日本什么都做得不对。银行和金融界的重大丑闻动摇了公众对企业界和政府本身的信任基础。到那时为止，一向信誉良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破产震动了整个日本。
日本的经济持续衰退，且又似乎无力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使其在全球市场重获竞争力。这让我在日本举行演讲的任务变得更具挑战。无可避免的是，听众席上总会有人站起来提问道：“傅高义教授，您现在后悔写下《日本第一》吗？您哪里出错了吗？”
其他人也问过类似问题。我却很感激有这个机会能做出全面的回答。
我从未后悔写了《日本第一》这本书。相反，当我翻阅我在书中所写到的内容时，我相信这是对当时的日本正确的描述，也是对这本书出版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趋势的预测。一些人误解了我想传达的信息，因为他们只读取了书名。我从不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所写的是日本人在很多领域都做得相当不错，他们的很多成就也确实是世界第一。例如，他们的基础教育水平是世界最好的，他们是全世界范围内收集资料的能手，他们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他们的官僚机构广纳贤才。同时，以国际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企业拥有高水平的忠诚度。我相信二十年前我所描述的是正确的，而且时至今日那些描述中的大部分仍旧正确。
如果你问接着发生了什么，最基本的答案是：当日本人在追赶的时候，他们所创造的优点和组织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便利。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追赶上了，就必须适应一个崭新的全球化阶段。在起初的十年至十五年内，日本国内的这些组织需要进行修正，但日本人迟迟未做。
日本人对开放金融领域、处理银行贷款，以及在培养足够多的、有胸怀和勇气领导全局的政治家等诸多方面，都显得动作过于缓慢。上述这些和其他很多因素都亟待关注。
不过日本人并没有陷入危机。虽然很多身处海外的外国人错误地认为日本正面临灾难，处于大萧条中。
我从一名被公司派往巴基斯坦的日本商人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他谈完生意在去机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问他：“你回日本后，粮食够吃吗？”
如果周日去逛日本百货公司，根本不会感觉到日本正深陷于黑暗持久的萧条之中。很多外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依旧能如此活力高效。他们也不会意识到，日本仍有优势和能力使其回到经济强国之列，并且确信将修正自己的经济以满足全球需要。在一些机构中，日本的士气比过去二十年前低落了很多。但以全世界标准来看，日本的犯罪率仍然十分低，且拥有乐于奉献、认真尽责的工人，他们坚信社区的重要性。
其二，我在《日本第一》中所写的内容都基于扎实的研究。在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我一直致力于对日本、中国及“亚洲四小龙”有更多的了解。我尝试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结构和问题进行系统性考察，并与这些让我产生共鸣和激发深层感情的人事建立了情谊。我的目的之一是向人们展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与民众是如何面对由内部和全球政治、社会、经济改变所带来的挑战。基于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我有时候会为政府和国家的管理提供规划建议。我会问自己一些基本的问题：“今天发生了什么？”“哪些人或哪些事物是促使其发生的系统性因素？”“会带来什么结果？”
在所有的研究中，我试图针对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民众和结构作出一个详细的描述。我非常幸运能在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前到访过，并有幸见证他们经济起飞时以及其后的状况。我的著作就像一个国家在某一时刻的一张照片，《日本新中产阶级》是聚焦一九六〇年日本的一张照片，《日本第一》则是一九七九年日本的照片。当然也有不同阶段的中国（广东）和“亚洲四小龙”的照片。现在，我想更新这些照片。因为当《日本第一》在日本和美国引起轰动后，我愿意在今后几年内回答有关它的问题。不过我相信，当日本着手处理问题时，机会将再次到来，所有国内外的民众都会再次认识到日本的长处。第一章 缘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还是哈佛博士生时，日本对我还毫无吸引力。我将研究重心放在家庭与心理卫生。为了博士论文，我曾采访一些家庭中的丈夫，作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的研究项目是比较拥有正常儿童的家庭和失常儿童的家庭，样本来自波士顿地区的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和传统美国人社群。
在我的论文导师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把我叫去之前，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过去日本。克拉克洪博士和她的丈夫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是当时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杰出(1)的学者。她与约翰·施皮格尔（John Spiegel）在价值取向和潜在作用上对我进行了田野调查训练。当她把我叫过去时，她说：“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视野太褊狭了，你从来没去过海外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要客观地看待美国社会，就真的应该去国外感受不同的文化。在你取得博士学位后，你应该去另一个较美国有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家。”(2)
另一位教授，威廉·考迪尔（William Caudill）博士，知名的人类学家，他已经在美国和日本做了大量有关心理卫生领域的工作。他花了一年时间在日本学习，与心理卫生领域的学者一起工作。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叫永井美惠。当我开始做他的研究助理时，他正好从日本学习回来不久。
考迪尔和我聊了日本以及他在那边的工作，并鼓励我去日本做博士后研究。他还承诺，如果我去日本，他会带我了解那边的情况。显然，日本是一个与美国文化非常不同的国家。
我和我的前妻苏珊娜讨论了克拉克洪博士的建议，苏珊娜是一名精神疾病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她与我一样对心理卫生有着浓厚兴趣。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儿子戴维还很小，因此要搬去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任何一个举动都需要深思熟虑。苏珊娜答应和我一起去日本并学习日语。而当我去采访丈夫们时，她可以同时采访妻子们。如果我们能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就可以共同研究日本家庭。
我给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写了一份研究经费申请书。正如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打算以一名社会科学家的身份探寻跨文化的家庭与心理卫生的普遍性问题。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问我他们为什么要资助一位社会学家从事人类学领域的工作。好在最终他们还是认可我的申请并同意资助我两年。第一年是语言学习，第二年是家庭采访。
考迪尔帮我们在日本心理卫生研究所作了安排，解决了日常的办公场所，还给了我们正常工作人员的优待。据我所知，我和苏珊娜是第一次作为非日本人在这个研究所获得如此待遇。
决定去日本后，我便参加了一个速成班，以熟悉日本与日本人。我开始坐在了解日本的课堂里，还请了一位日本学生有马龙夫（他后来成为一名大使）做我的日语家庭教师，同时阅读与日本相关的新书和期刊，比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3)
在我赴日本的一个多礼拜前，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来了波士顿。他曾因写作《日本的城市生活》在日本待过几年。我和他碰面时，他刚完成书稿。我们熟络后，他非常友善地让我提前阅读了这本当时尚未出版的书。当我读的时候，一直在想：“太精彩了，我学到了太多关于日本都市生活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令人难忘的震惊感：“天哪！在日本家庭领域，还剩些什么研究可做啊？”结果是，我了解到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也与这位极受尊重的罗纳德·多尔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
一九五八年，苏珊娜和我带着年幼的儿子抵达东京羽田机场。从到达第一天开始，我便对这座今后两年会在此安家的城市开始了观察。
一九五八年日本的生活，与日后的逐渐变化相比，更简单，节奏也更慢。表面上，就我当时所看到的景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日本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崛起，成为世界上最成功、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当时东京的大小马路仍是泥土路。马路上汽车很少，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进口车。街道上除了公交和出租车，显得非常空荡。当时，出租车费用根据车子大小分成六十日元、七十日元和八十日元三种，地铁还只有银座线。当然了，山手线已开通运行。苏珊娜和我对日本铁路系统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火车非常准时，班次也多。
由于担心地震，那时最高的建筑只有八层楼高。建筑公司也还没有信心造更高的建筑。不过，很显然，让我们惊讶的是，在东京没有看到任何被炸毁的建筑和瓦砾。前往日本途中，我们在英国还看到了二战时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而抵达东京后，城市已清理干净，也许会在一些地方看到空地和阅兵场，但见不到战争留下的瓦砾。
在日本的第一年，我们住在涩谷的一幢房子内，这是考迪尔拜托一位心理卫生研究领域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帮忙找的，房子离他自己家很近。土居健郎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写过一篇名为《娇宠：读懂日本人格构造的一把钥匙》（Amae: A Key for Understanding (4)Japanese Personality Structure）的论文。关于“娇宠”（甘え）的概念，他解释说：“这是将对方的爱或善意视为理所当然，并期待对方能照顾自己的想法或情绪。”我们也非常幸运能与土居健郎博士和他的太太成为邻居。他们成了我们最好的导师，向我们解释日本人一些难以为外人理解的态度和行为。
我们每个月需要付二万五千日元的房租，按照当时日元汇率（三百六十日元兑一美元）换算下来，大概月租不到七十美元。然而，我们的日本朋友认为，这个房租略微有点高：“可能因为你们是外国人，所以要价比较贵。”
我们住的地方与我们研究的日本家庭所居住的房子很像，正如我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所有的房屋都是未加粉刷的原木平房，环绕着精心设计的小花园，筑以高高的围墙与外界相隔离。通常房子总有一面或两面是向阳的，安装上玻璃移门，白天可以打开，让阳光和空气穿透室内。到了晚上，把玻璃门外的移动木门关上，用以阻挡雨水、寒气、昆虫和盗贼。总的来说，建筑简洁朴实，薄墙、尖顶、小窗户，没有地下室。每户人家一般会有三到四个房间，房间之间用移动纸门隔开。”
我们的厨房非常小，地板又脏又旧，有一个用来煮食物的燃气灶。这与我们以前在美国时的厨房形成鲜明对比，那儿有充足的储藏空间、宽敞的食物料理台。我们有电冰箱，但很多日本人当时仍在使用
(5)冰柜。
我们在日本的房子没有中央供暖系统，只能靠煤油加热器和被炉取暖。取暖用的燃料非常贵。到了冬天，屋里很多地方让人觉得冰冷。我仍然记得那时因为家里有一岁半的孩子大哭、四处乱跑而非常吵闹，有时会去离家不远的图书馆。即使图书馆内间或摆放着木炭火盆或炭锅，每个坐在图书馆里的人还是都穿着外套，室内也就十度上下。
我还记得被邀请去日本朋友家中，因为怕冷，我们穿着冬天的保暖内衣，但是当我们到达后，经常很荣幸地被安排在靠近取暖源的位子。被当作贵客的我们，因为穿着保暖内衣而满头大汗，反而希望能坐在屋内寒冷一些的地方。
说到取暖，我突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某个冬夜，我们临时决定去土居健郎博士家拜访。走到他家门口时，发现他穿着外套来为我们开门。他告诉我们他正好要出去一趟。我当时觉得他的举动非常奇怪，但我什么都没说。后来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土居博士想要省取暖费，因此晚上关掉取暖器穿着外套，他不好意思告诉我，所以当我看到他穿着外套时，只好假装是刚穿上准备出门。
我和苏珊娜都要学习日语，因此需要有人帮我们照顾儿子。考迪尔博士的太太先帮我们找了一位年轻女佣，我们叫她“帮佣”。后来，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而改称“家政妇小姐”，不能再以“帮佣”称呼她。不过，自从劳动力价格飞涨后，只有少数人能负担得起用人。
考迪尔博士的太太帮忙找的女佣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她想通过为我们工作而学习英语，以便将来可以去美国学习。但是，当她发现这个工作需要为一岁半大的小孩换尿布时，觉得这个工作与她想象的非常不一样。两周后，她就辞职了。
随后，我们又设法找了一位来自乡下的年轻妇女，光子小姐。她非常高兴能找到这份工作，并愿意承担照顾我们儿子的责任。她住在家里的小房间，我们每个月支付她一万日元（三十五美元），包食宿。对此，我们的日本朋友再次感叹：“你们付得太多了！我们比你们付得少多了。”然而，光子小姐非常投入地照顾我们的孩子，还帮助我们学习如何适应在日本生活。
我们当时的生活还是非常舒适的。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每个月提供给我们五百美元补助金，按照当时一美元兑三百六十日元的汇率换算，是非常大的一笔钱。每个月扣除房租和其他开支后，我们还能剩下很多钱。事实上，我刚成为博士后时的开销，比我二十五年后作为一名正教授来日本，花得还更多。
非常幸运的是，在日本的两年中，我们没有碰到重大困难。在我们赴日之前，还收到过关于如何在日本生活的小册子。凡是参与富布(6)赖特项目的学者前往日本时都会收到。事实证明，这本册子中的一些建议有点夸张了。比如，它告诫我们不要购买一般的蔬菜，因为日本人用粪便施肥，蔬菜会被污染。因此，建议我们要去大型百货公司地下商店购买，那里卖的蔬菜使用的是化学肥料，吃了以后不会生病。
尽管我们被提醒要注意平时的饮食问题，但我们仍旧从附近商店购买水果蔬菜。商店很方便，食物也都美味营养。我们发现，通常日本的卫生状况要远好于其他亚洲国家。比如，在日本可以直接饮用自来水，但在其他亚洲国家就不行。
我们最初碰到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对日语理解不够。我记得我们经常去附近的肉店买肉。不管什么时候过去，肉店老板总是把肉切成薄片，他认为我们买回去是用来做寿喜锅。尽管我已经学会了日语“厚”的说法，但当我说“切得厚一些”时，老板也只是把肉片稍微切得厚了一点点。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把肉切成牛排的厚度。
那时，日本的计量单位复杂得不可思议。重量单位，从过去的(7)“匁（もんめ）”变成“磅”和“千克”。每换一个地方，当地使用的计量单位都不一样。尽管我们已经开始学日语了，仍然经常很难判断要购买食材的体积或重量。
我们陷入与语言的斗争之中。当邻居来做客，我们请他们喝茶时，他们会说“結構（けっこう）”。我们知道“結構”的意思就是“好的”，但仍不能分清这句话的意思究竟是“好的，那我喝一点吧”，还是后来才学到的“没事，我不喝茶”。这种暧昧不清的语言经常让我们深感困惑。例如，如果我们邀请别人来家里，他们经常会用含糊的语言表示“好的，没问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分清他们指的是“不，谢谢”“让我考虑一下”或“我们会来的”，其中的哪个意思。送礼也经常是个难题。人们来我家时总会带礼物，这是习俗。我们试图了解送礼人的目的。他们是想表示友好呢，还是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做些什么？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有人送礼物，都会让我们感到一丝烦恼。我们曾试图退还礼物，但有时事情似乎有点失控，我们发现和送礼人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而不自然。有时，送礼反而成为建立开诚布公的友情的障碍。在日本两年的最后一段时间，我发现当我们不再互换礼物，或者只是偶尔赠送礼物时，我和朋友的关系变得更放松自然。
当然，由于我们是外国人，经常会成为大家好奇的对象。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一岁半大的金发小孩戴维总会吸引周围每一个人的注意。大家都想抱他或和他说话。有一次我们去京都，一个大概有二百人的小学生旅行团围着我们，一直盯着戴维看。我们可能是他们看到的最早的几个外国人。我承认，在这些大笑着、目光无法从我们身上移开的孩子们看来，我们确实很奇怪，但是我们也感到非常不舒服。其实，在很多我们去过的地方，尤其是乡下，当地人总是围着我们，他们希望能看一眼外国人。那个年代，日本人并没有很多机会看到外国人。但现在的日本人见到外国人就很少大惊小怪了。
第二年，我们搬到了东京郊外的千叶县（市川市）。我们搬过去是因为日本心理卫生研究所建在当地一个二战时期的阅兵场原址上。战争结束后，政府将军事场所逐步改为医院、学校和大学。当时，市川只有十万常住人口，没有现代化的公寓。研究所的人安排我们调阅有心理失调儿童的家庭档案。我不得不找一个人帮我看这些档案，因为我当时还不能很好地阅读日文材料，大家可以想象我看完一卷档案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不希望我们亲自采访有心理失调儿童的家庭。不过，他们通过当地学校校长为我们安排了六个有健康孩子的正常家庭，可以每周采访一次。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六个家庭都热衷于家长教师联谊会活动，并被告知，如果他们每周接待我们的采访活动就可以免于承担一年的家长教师联谊会各项义务。在之后一年的采访中，我们却不得不对原计划做出修改，原本的想法是由我采访丈夫们，苏珊娜采访妻子们。结果却往往变成，我们一起采访妻子们和孩子们的时候，比采访丈夫们的时候多多了。因为这些丈夫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以至于很难约到采访时间。
采访时，尽管我们已经专门学了一年日语，仍然会碰到语言问题。我们在学校学了基础日语和比较有礼貌的表述方式，但是当妻子们用高级敬语和我们说话时，我们往往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哪怕我们试图请她们用我们的程度能理解的日语，她们有时还是会以一种优雅的方式一再使用敬语。她们大都非常体贴，很快地调整了语速，将词汇量调整到我们能理解的范围内。
住在市川时，我们打算像我们的日本邻居那样生活。即使很困难，我们也尝试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却始终被作为外来者对待。有一次我们邀请六个家庭来家里聚会，想向他们展示，我们能以日本人的方式做任何事情，但后来发现让他们失望了。母亲们告诉孩子要去一个美国人家里做客，想要见到更多的美式生活方式。他们想亲身见证外国人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在学他们，他们却想从我们这儿学西方的生活模式。我们开始了解他们，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从他们身上开始逐渐了解日本人。尽管我没有一个长期的学习计划，但当我开始学习日本政治、商业和国际关系时，我很高兴自己能最先从日本家庭入手。我们的目标是能被日本朋友当作自己人一样对待。我和苏珊娜是日本心理卫生研究所里第一对非日本研究员，也是当地邻里间唯一的外国人家庭，有时候我们几个星期都看不到其他外国人。事实上，后来我从一位日本朋友那儿得知，我们在研究所的存在威胁到了我们的一位担保人。他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美国问题专家，所内默认的美国心理卫生和精神病学领域的权威。我们的突然出现让他很不舒服，每次我们被邀请谈论美国的研究情况时，他几乎都会出现。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能公开谈论这个问题的人。有一次，他邀请我写一篇文章，我很高兴，于是写了一篇交给他。不久后，他把文章退了回来，解释说大家不能接受，有人对这篇文章持保留意见，反对发表。在研究时间快结束时，他让我写一封致谢信给厚生劳动省，于是我通过他提交了这封信，但是他告诉我信件格式不太对，让我重写一次；但当我重写提交后，他又退了回来，理由还是致谢信格式不正确。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让厚生劳动省满意的格式。然而文章从未被发表，我也始终不知道为什么。幸运的是，文章发表与否对我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我从来没有和此人当面发生过争执，但我们与他的关系还是变得非常尴尬。当接到去他家做客的邀请时，我们就感到不自在。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带礼物，也不晓得他会不会拿美食招待我们。我认为正是我们的突然出现才让他感到不舒服，但我不认为那是一种反美表现。我觉得他只是单纯对我们出现在他周围感到不适，并且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我们。
在研究所中，我被通知不能参加小组会议，只能在外面等着。我想他们认为我们不属于小组会议成员，因为我们是外来者。总是被当作外来异族对待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我们。
我渐渐意识到，被日本人完全接受的希望微乎其微，某种程度上我始终是一个外来者。一旦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会感到反思过去的想法可笑，也不会对此感到烦恼了。我们与朋友的关系变得亲密，经常变成与其他人略有不同的“准圈内人”。
一九七五年我加入了一个小圈子—参加天城会议，与很多来自不同圈子的高水平人士因此相遇，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圈内人。很多年以来，我是这个团体中唯一的外国人。开会的两天里，大家就各个重要议题进行讨论。会议的主办人是椎名武雄（Takeo Shiina），后来他成为IBM日本公司的总裁。有时候我的日语理解能力并不全面，偶尔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的客人，但是当我和其他日本朋友一起身处这个团体时，我经常感受到温暖的友情。
不过再反思一下，最开始那几天，日本人也会因为突然出现的外国人而不像平时那样自在。我记得当我走进百货公司时，尽管我的基础日语足以胜任日常对话，但有些售货员只要一看到我，就会立刻叫来经理或其他可以用英语对话者来应付我。我是一个外国人，因此，我不应该能够听懂日语，同样的逻辑是，也不可能理解日本人。
不过积极的一面是，没有完全成为当地团体或社区的一部分，让我获得更多的自由。我可以避免一些礼尚往来以及约束日本人的人情世故。
如今，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出现表现得自在多了，他们更直接也更放松；很多日本人也希望外国人能说日语。这些年来，我和很多日本人建立起亲密温暖的友谊，事实证明他们都是忠实的朋友，尽管有时候他们会很敏感；我相处得最好的几位日本人都更为开放、坦诚。如果有日本人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疏远又僵硬，我则会让他们保持这份令他们感到舒适的界限感。
回首在日本的两年，是我和苏珊娜这段婚姻中最快乐的时光。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能很好地一起工作，花很多时间一对一地讨论日本家庭。
至于苏珊娜作为女性在日本社会的经验，那时女权意识或者女权运动即使在美国也尚未真正具有影响力，到日本的外国女性也没有关注日本女性是否被不公正对待。实际上，苏珊娜主要关心的是想出如何经营好一个家庭的方法，以及在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中照顾好我们的儿子。
这里没有让苏珊娜可以方便地找到她想要的食物的超市。为了买食物和日常必需品，她不得不去邻家小店，并艰难地使用日语交流。
我想那时候从美国来的女性，无论单身还是已婚，都会遭遇很多适应问题；与现在相比，当时两个国家在生活水准上的差距要大得多。如果我们想要美国的药物，就不得不去位于东京市中心有乐町的药房购买。我们也没法经常在邻家小店中找到要买的东西，因此每到周日就不得不去寻找能买到那些东西的商店。
苏珊娜对日本女性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在日本的外国女性，比如那些跟随丈夫到日本做生意的美国妻子。她们一般是在丈夫的公司内见到日本家庭主妇，通常对日本主妇最深刻的印象是正式而拘谨。她们回到美国后，可能会和自己的朋友说：“呃，日本人很羞于开口。”
出于研究的需要，苏珊娜会登门拜访日本的家庭主妇，往往会度过一段很棒的时光。她很喜欢那些曾拜访过的日本主妇。当她们想要了解苏珊娜的时候，非常放松开放。即使在四十年后，这些主妇中还有苏珊娜最好的朋友。苏珊娜从这些女性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如何管教孩子，如何做出各色食物，如何调教自己的丈夫。我想，苏珊娜将这些与她对话的日本主妇看作一面镜子，可以从中看到她自己。不过无论何时，只要她们的丈夫在场，她们就拘谨得多。
美国妻子可能会为日本妻子感到遗憾：“可怜的女人，她不能和她丈夫一起出去。”但是当我太太和那些日本妻子交流时，她们的说法翻译过来就是：“谁要和他们一起出去啊，既拘谨正式又无聊，我还不如和自己的女性朋友们一起出门，更好玩。”在接触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后，苏珊娜对事情有了非常不一样的看法。
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主妇非常享受和苏珊娜的交谈，她们喜欢问她一些美国家庭的细节。主妇们非常有预见性地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国际化的社会即将在日本逐步发展起来，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为这个更国际化的时代做好准备。
因此，她们明确想要了解美国女性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提问总是一个接一个。她们会考虑这些给出的既定方法，是否能接受，能否适用于日本的相应情境。
最后她们会想出自己的方法。面对这些深谋远虑的日本中产阶级女性，苏珊娜完全不觉得她们是受压抑的，并认为在日本这样一个男人和女人起居时间不同步的情况远甚于美国、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更为亲密的社会中，这些中产阶级女性是非同寻常的社会组成要素。
某种意义上而言，父亲更像一个只会在晚上和周末出现的远方客人，而家庭的核心群体是母亲和孩子。
正是基于这些经验，苏珊娜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是《专业的家庭主妇》。她认为，正如日本男性为自己的工薪族角色而努力工作那样，日本女性也在认真扮演家庭主妇这一平行角色，并表现出相近的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孩子们去幼儿园后，她们就打开电视，收看那些指导妈妈们如何处理各种亲子问题的电视节目，她们也会大量阅读育儿书籍。
我和苏珊娜在为我后来的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做采访时，合作得非常好。原本计划我们合著，我完成初步草稿，再由她润色修订。但是，我们回到美国后，她对这本书的写作感到不满。她认为事情比我设想的更难概括，想要集中精力写一些特例。而我最初的想法是在我完成初稿后，她可以将此稿打磨得更完善。苏珊娜尝试着这么做，但最终没有完成，于是她对我说：“你把稿子拿回去吧，自己完成它，把它当作自己的书，重写一遍。”
最终我写完了这本书，尽管采访是我们合作完成的。不过我仍想强调，我们俩对此所做出的贡献是一样的。我们拿各自的观察进行讨论，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我想她也是如此。
然而，最令人难过的是，我和苏珊娜的婚姻并没有走到最后，我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离婚了，结束了这段二十四年的婚姻。不过，我和苏珊娜私下的关系即使到现在也不坏。离婚的部分原因是，我想要继续学习中文和日文这两门语言，而且在哈佛大学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如果这些不是同时存在，我想可能我们的婚姻不会结束。渐渐地，我们有了分歧，并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幸运的是，离婚后，我们仍重拾友谊，虽然相隔遥远，还常常保持联系。后来，我向艾秀慈（Charlotte Ikels）求婚，我们现在仍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在日本的这两年，我们相互分享在完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喜悦和艰辛；除非发生例外情况，我们开始在日本人面前感觉自然，也开始享受并尊重他们的习惯。我们从未遭遇任何针对我们个人的反美举动，但有时我们的确看到了所谓的反美迹象。
我记得一个微妙的例子。我们到日本后不久，在六个采访家庭中碰到一位祖母。这位祖母跟我们讲了蝴蝶夫人的故事。故事是，一个美国男人与一个日本女人相遇后坠入爱河，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有一天这个美国人突然离开了。日本女人早因为与美国人在一起而切断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美国人离开后，她就陷入了困境。
回到家后，苏珊娜和我讨论起这件事，我们都认为这位祖母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来到日本并待下来的外国人的焦虑：这些外国人会向日本人介绍一套全新的价值观；而当他们回国后，受其影响的日本人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了原有的人群外。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位老年女性希望和我们保持距离。
另一个案例则有关公共议题，且涉及国家政策。一九五九年，日本和美国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一九六〇年一月，双方宣布达成协议。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对此感到满意，有一部分人害怕这只(8)会让日本成为对准驻日美军基地的苏联导弹的目标。
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外举行游行示威，示威者也与警察在街头发生激烈冲突。美国国内电视台报道了关于游行示威的新闻。我们父母看了美国的新闻广播后打来电话说：“在他们杀掉你们之前，快点离开日本。”
但我们没有感受到针对个人的威胁。当然，我们一直远离示威人士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地方。最主要的冲突发生在一九六〇年五月，而我们计划于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离开日本。
没有料到的是，就在那天，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James Hagerty）预定飞抵羽田机场。
那天，我们打包完毕后，带着行李打车前往羽田机场。到机场后，哈格蒂的飞机已经降落，示威者和警察封锁了通往机场的道路。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最后九百多米的路程到达出发地，包括爬上并越过铁丝网。
上万名示威者手举写有反美标语的牌子。苏珊娜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绝不可能准时赶上了。”过了一会儿我们才开始担心示威者会如何对待我们，因为很明显就能看出我们是美国人。我当下甚至担心苏珊娜和当时只有三岁半的戴维的安全。
我们走下出租车，告诉周围的示威者我们必须去赶飞机。他们知道我们是美国人，还是帮忙把行李箱从机场外隔离的铁丝网上传过去，让苏珊娜和我翻过铁丝网，还把我们的儿子从铁丝网那边传了过来。当我们越过去之后，他们鼓掌欢呼，和赶飞机的我们开玩笑。最后，我们成功赶上了。
在日本两年的最后时光，示威者们给了我们一次戏剧性的欢送。这是我生命中最有价值、最宝贵的两年之一。我以博士后研究生的身份来到这里，“希望对真正跨文化的家庭和心理卫生进行研究”。这段期间，我沉浸于日本生活中，发现自己对日本本身的兴趣远远高于社科研究，对研究日本社会也有了更大的兴趣。
这两年也让我有机会结交了最长久的友谊。我们的研究对象，住在市川（为了保护隐私，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称之为M町）的六个家庭，直到今天还是我们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彼此认识，甚至连孙辈们也相互认识。因为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有很多相识超过四十年的日本人，我才能对日本社会有更深入、更广阔的了解。
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与很多热爱日本文学或某个时段日本历史的同事相比，我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的专长就是解释日本现在何处，并将其介绍给美国。
但是回想四十年前的那段时光，我还是会怀念那些狭窄的道路，从露天小餐馆飘来的食物香味，那时的生活非常简单。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忆起我们在研究日本和日本人的时候，碰到的那些坦诚而慷慨的人。(1) 克莱德·克拉克洪及其妻弗洛伦斯·克拉克洪是最早一批提出文化研究理论的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斯托特柏克构架”曾经在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2) 威廉·考迪尔早在1950年就出版了一本比较日美社会文化的专著，之后研究兴趣转向心理卫生，关注社会文化对人心理卫生带来的影响。他被公认为是医疗人类学领域的奠基人。(3) 罗纳德·多尔是美国当代研究经济社会的专家。20世纪70年代，因对英国生产模式与日本生产模式的比较研究而享誉学术界。之后，著有《企业为谁而在：献给日本型资本主义的悼词》。(4) 日语中的Amae（又译为“依赖”），史密斯将它定义为“依靠他人的好意”，是一种高度的信任，能让人与伴侣、父母甚至自我间的亲密关系得以更进一步。或如土居健郎所说，这是一种“将对方的爱或善意视为理所当然”的情绪。这是一种孩子气的爱，正如它的另一种翻译所展现的那样，“举止如同被惯坏的孩子一样”。(5) 指用冰块来冷冻食物的冰柜。(6) 二战结束后，美国参议员J. 威廉·富布赖特主导了一项旨在将美国在海外剩余作战物资出售后用于资助美国与世界各地教育文化项目的法案。之后相关教育文化资助项目也成为战后美国软实力对外输出的重要象征。(7) “匁”为日本的和制汉字，相当于中国的计量单位“钱”，即1两的1/10。日本现行货币中，5日元面值硬币的重量正好为1匁。(8) 1960年1月19日美国与日本正式签订了《新日美安全条约》。该条约暗含了日本实施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也进一步确认驻日美军的法律地位。《条约》签署前后，日本国内曾爆发大规模抗议运动，被称为“安保斗争”。鉴于抗议活动规模之大与激烈程度，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不得不取消原定的访日计划。第二章 构想
我第一次产生写《日本第一》的想法是在一九七五年。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五年这十五年期间，我几乎每年至少去一次日本，最长会待两个月。一九七五年，我获得一次学术休假，因此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苏珊娜和我在日本度过了一学年。当时戴维已经上大学了，我们带上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斯蒂文和伊娃。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再次拜访朋友，重游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间住在日本时去过的旧地。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那会儿，我们有时间仔细观察事物，在过去十五年间事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九六〇年离开日本的时候，路上车子很少，可选择的食物和服务也非常有限。当新鲜的外来食物第一次出现在市场上时，通常很昂贵。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人们热衷于通过储蓄来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我还记得当日本首次引进拖拉机时，一个电视节目中有个农民被问到是否打算购买一辆新拖拉机，这位农民回答称：“拖拉机太贵了，而且现在还在试验中。”他预测大概两年内，等一些问题被解决后，价格应该会下降。他决定等到价格降下来、质量也有所提升时再买，并准备从现在开始攒钱。
我觉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远远落后于美国。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写道：“我仍未怀疑美国社会和制度总体上的优越性。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比日本先进。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创造发明，日本都望尘莫及。至于天然资源和人口，美国更是丰富得多了。”
一九五八年，我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据我所知，我们是极少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之一。一九六〇年我准备回美国时，把电视机便宜卖给了土居健郎。这是他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因为一台全新的电视机那时还非常昂贵。为了学习日语，我们买了索尼最新出的转盘式磁带录音机，回美国之前也将它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六户人家中的一家。这也成了这户家庭拥有的第一台磁带录音机。这户家庭就像土居家一样，他们不得不存一段时间的钱，才能买得起崭新的电子产品。
但当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访问日本时，日本实力的发展让我改变了看法。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前夕，我短暂地回到日本，住在一家小旅馆。屋外都是夜以继日工作的建筑工人。他们正在为这座城市预计将接待成千上万来此观看奥运会的游客做准备。我走到涩谷附近一个我们曾居住过的社区，非常惊讶—为了拓宽道路，建筑工人们拆掉了长达整整七英里的房子。我在美国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系列的建设是特殊情况，因为日本要为奥运会做准备。然而，奥运会结束后，日本仍在继续建造并扩大经济规模。
我在第二版《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九七一）中记录了对这十年进步的最初印象。一九七一年，有两点变化特别引人注目。
我们在一九五九年时认识的日本家庭非常渴望学习美国。就像之前提到的，我们邀请六家人来我家小聚，他们却一门心思地想了解美国人的生活，就像我们想了解他们那样。十年后，他们依旧对此感兴趣，但那种迫切感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西方生活的精髓”。这些家庭已经结束了学徒期：“他们保留日本习俗并不是因为尚未学会西方模式，而是因为他们更爱日本模式。”
一九五九年我第一次见到这六个家庭时，他们非常担心日本的经济止步不前，“感到日常生活岌岌可危”。十年后，“银行存款变多了，物质财富更丰富了。另一个全国性的共识是，日本经济前景（如果有的话）一片光明，对物质福利的焦虑感几乎消失殆尽”。
一九七五年，我用整整一年时间来检视日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变化，我被这些变化震惊了，其速度比美国快得多。我开始思考其中的含义。如果说日本已经经历了戏剧性的高速成长，那未来还能持续这样的发展速度吗？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在《日本第一》里，我提出日本能够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能力和意愿。
我在书中给出的事实是，日本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成功地解决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基本问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从日本学到了经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有其他作者写了日本经济奇迹的著作。一九六二年，《经济学人》记者诺曼·麦克莱恩（Norman McClane）用金融数据展现日本未来的发展，他的调研结果和课题项目最终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这一时期，我仍在做心理卫生研究，也没有继续写作关于日本的商业和经济发展的著作。麦克莱恩的文章是我在《日本第一》出版后读到的唯一一篇。
一九七〇年，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的书《新兴的超级大国日本：挑战与回应》出版。卡恩从日本的相关数据中推断并证明日本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追赶甚至超越西方，他还预测日本很快会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
不过，我的角度有所不同。我思考的是日本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相比经济增长率，我更关注其别具一格的社会结构，比如教育系统，从而来回答“是什么使日本自成一体”这个问题。自从第一次来到日本，我就一直在琢磨所有这些社会结构以及它们的变化。
我刚开始考虑论述日本这十五年的进步时，还只是想写一篇长论文。起初，打算用一年时间做准备，写一本关于日本财团的书，因为当时对美国学者而言，这几乎是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有很多人写了日本政府和政治家，还有一些人写了日本官僚机构，所以我决定将兴趣聚焦在日本的商界。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我通常会在正式写作前对所有制度进行系统性思考。随着时间推移，我总结了日本十五年来的进展，并构想了不同章节的标题。对财团研究愈多，我就愈加意识到商界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而已，真正的故事是日本在各方面取得的进步。于是，我停止撰写关于财团的文章，转身投入写日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我试图通盘考虑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帮助日本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创造了比世界所知的其他地方更快的发展速度。正如我在(1)《日本第一》的序言中写到的那样：“一九五二年日本结束了美军占领时代，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英国或法国的三分之一。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迅速增加，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约为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我相信美国可以从日本即将发起的真正挑战中获取很多经验。
我开始着手写《日本第一》时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很多研究时必须参考的话题还没有被写过。我意识到大学不会一直是我了解日本的最佳场所，因为很多教授讲的日本课程笼统且充斥理论，却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实地调查。因此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间，在读过一些著作后，我决定最重要的还是得依靠自己的实地调查，去采访和参观日本的政府机关、工厂和农场。
一九五九年，为了洞察日本主流家庭的样态，我访问了大约二十至二十五位准备结婚的日本人，设计的问题诸如：新娘家希望能得到什么东西，新郎家又希望获得什么，以及新郎新娘在有能力结婚前都会碰到哪些问题，等等。我把自己的调研结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比起以往跟教授对话或采访，实地调查让我对真实的日本家庭状况有了更好的切身感受。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间，我进行了几次实地考察旅行，经常会遭遇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我曾受阿部德三郎教授邀请，花了两周时间在山形县观察当地的农村家庭。阿部教授是我在一次社会学会议上认识的，他是山形县三河村一位富有的地主家的儿子，二战前曾在德国学习社会学。
可能因为我的名字中有“Vogel”，他就以为我会讲德语，其实我只会一点点德语。不过他仍和我讲德语，我则用日语回答他。事实证明，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向我讲授乡村生活，把我介绍给其他人，以及帮助分发调查问卷，让答卷人放心回答。因为有他的帮助，我了解了很多乡村生活的情况。很多年来他一直用德语给我写信。
另一位日本社会学界的友人佐佐木彻郎（Tetsuro Sasaki）带我去了仙台附近的渔村，这是他实地调查中的一处。他带我去拜访了村里的其他家庭，还去了其他村子。由于他的协助，我得以一窥渔民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
这是我着手了解农民和渔民日常生活的途径。这两位朋友都受过社会学训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从事一线实地调查工作，对不同社区中的日本家庭日常生活有实际了解。我也花了几天时间跟着另两位教授逐个走访村庄，一位是福武直（Tadashi Fukutake），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的著名专家，另一位是川岛武宜（Takeyoshi Kawashima），著名的民法学教授。
直到一九六九年，在日本研究领域，我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家庭(2)研究。那几年中，鲍勃·贝拉（Bob Bellah）教授离开哈佛大学后，我便接手了他的日本社会研究课程。“日本社会”是一个涉猎宽泛的论题，我想要呈现一个宽阔而系统的思考社会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3)我的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那里学到的。他经常鼓励我们去思考整个制度体系的所有重要层面。
政治和经济都是体系的一部分，家庭和价值观也是体系的一部分。在读过关于日本社会的基本著作后，我想要依靠采访和田野调查来完成自己的著作。
自从我准备开日本社会的课程后，我决定在一九六九年夏天去日本实地了解政治和经济现状。这也让我和一位日本老朋友野田一夫（Kazuo Noda）再次联系上。我和他第一次碰面是一九五九年，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富永健一（Tominaga Kenichi）的婚礼上，当时就一拍即合。他对日本的商业、政治和官僚系统非常了解，富有批判性思维和宽阔视野。他后来成为玉川大学（Tamagawa University）和宫城县立大学的校长。野田毕业于东京大学，取得社会学学士学位，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过吉姆·阿贝格伦（Jim Abegglen）教授的助理研究员，阿贝格伦教授在野田的帮助下对日本企业管理做了开创性研究。野田是一个非常自信、开放的人，完全不像典型的日本人那样拘谨严肃。
野田成为我接触日本商业领袖最佳且唯一的渠道。一九六九年，他做了一系列的电视节目，由此采访了很多知名日本企业总裁，在商界和官僚机构有非常多的熟人和关系网络。野田也是索尼总裁盛田昭夫、丰田汽车集团总裁丰田章男、IBM日本公司总裁椎名武雄等商界高层的高尔夫球友。
经他介绍，我得以见到商界人士和高级官僚。我自己的方式是，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对商人或官员进行采访，集中了解我想要知道的内容。野田教我的方法则是，和这些人一起出去吃饭喝酒，结成自然的人际关系后就可以谈论任何事情。他认为这样我才可以学到更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会更加坦诚。如果我能从社交场合得到十五分钟有用、有价值的材料，那就很幸运了；这十五分钟对我而言就是一笔宝贵财富。
通过和哈佛大学日本同事的友谊，我也建立了与日本高级官员间的人脉网络。
我能以自己的方式写出《日本第一》的原因之一，和我在这个课题上所学到的知识一样，是通过我能建立起来的个人友谊而获得的。
哈佛大学可能是最受亚洲人欢迎的美国教育机构。很多日本官僚机构中的人员会来哈佛学习进修。他们在哈佛时，我通常会去结识他们，并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提供帮助。所以，后来我在日本碰到他们时，我们的关系就会很亲近。
特别棒的是，我认识了很多日本外务省的精英官员。外务省的一个计划是，每年都会将一位四十岁左右、最有前途的人送到哈佛学习。这些人在哈佛求学期间，我和其中很多位都见过面并成为了朋友，比如曾担任驻美大使的大河原良雄，曾任驻英大使的北村洋司，曾担任多个国家大使、现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总裁的藤井弘昭，后来担任驻俄大使的渡边幸治以及现任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我还和现在的主要政治领导人加藤紘一（Kato Koichi）、小和田恒在哈佛时结识。当藤井弘昭担任外务省在首相官邸代表时，他引荐我和前首相大平正芳谈过几次话。在三木武夫任首相时，村上和夫担任外务省代表。村上是另一个我此前在哈佛认识的日本人，他为我安排了对首相三木武夫的采访。类似的经历是，我还见过前首相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宫泽喜一等人士。
野田和我合作得非常好。他有社会学思维，因此能帮我认清制度体系的社会学背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野田和我应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委托，为该委员会组织一次关于日本组织的会议。我们决定邀请商界高层人士和政府官员与学者一道出席会议。我们请他们提交一篇基于自己经验写成的会议论文，讨论自己所在的组织及组织成员。其中一位参会高级官员是日本通产省前次长大滋弥嘉久，他谈论了通产省的复杂架构和决策程序。
我们将论文收集起来后出版成书，由我担任主编，论文集名为《日本的组织和决策》（Japanese Organizations and Decision Making，一九七五）。我们的目的是扩大英语研究圈内对日本商界和政府机构的理解。
一九七六年，也就是在日本待了一年后，我开始着手考虑写《日本第一》，我觉得自己已经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和数据来为日本的成功提供背景和分析；相信自己能够为这段特殊时期的日本作出精确和详细的诠释。甚至时至今日，我仍认为这本书的前提和论证是基于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回头再看这本书，尽管日本经历了更困难的时期，但这些描述和分析仍然有效。
我写《日本第一》的时候，就知道一定会在美国引发论战。那时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对日本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成功越来越不满的情绪。正如我在书中写的那样：“五十年代早期，日本制造的收音机、录音机、立体音响等产品质量还不如美国，一转眼如今却席卷了整个市场。”“一九七七年日本出口汽车达四百五十万辆，而同年美国的汽车出口量仅为其几分之一。”“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达一百亿美元，尽管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实行美元贬值，但逆差仍不见好转。”
我知道自己的书和我本人也会遭受情绪化的攻击。“傅高义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打量日本。”“傅高义在日本的时间太长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客观性。”有时甚至会出现更恶毒的话语。
这也是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如何来回应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我希望能引起深思熟虑的美国人的注意。我原本认为“日本是第一”，但后来决定更换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太过观点明确。我担心人们可能误会，认为我是在说日本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或者日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最后，我决定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作为完整的标题。我知道即便如此，也会冒犯到某些美国评论人士。但是我觉得这更加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本书的基本论点：鉴于自身局限性和体量，日本解决了自身问题，成功应对挑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但无论如何，有些美国人误会了。他们对我赞扬日本进行批判，并要我对日本人变得傲慢自大而负责。
显然，这些人只是读了标题，没有注意到我在文中指出了日本的局限性，并认为将日本模式进行“批发”“同化”是不恰当的。他们也同样没有意识到在这本书的日语版中，我写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序言，警告日本人要小心自大骄傲的危险。
我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一个世界主义的爱国者。在日本和美国，当人们简单地满足于阿谀奉承时，我常常批评这种心胸狭隘和自以为是。我在写书时，内心关切的是美国利益，我希望美国能做得更好，对来自日本的挑战能作出建设性的回应。《日本第一》并不是我唯一的畅销书，但可能是最能反映“我”作为一个人的状况的著作。我看到自己人生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帮助美国人树立起对亚洲文化的一种既抱有同理心又有现实主义的理解。我试着和外国人建立良好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去理解他们和他们的社会。然后我回到家就会说：“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帮助我们提高自身、改善社会。”
无论如何，执着地向人们说教要对外国人更有同理心、要改善我们的社会，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过去相信、现在也依然强烈地相信美国人能从日本人身上学到很多经验教训。我想，美国人可能难以接受要向一个曾在战场上被自己打败并在一九四五年后帮助重建的国家学习。但我觉得，美国人如能像日本强烈渴望学习西方那样向东方取经，一定会获益匪浅。(1) 此处为作者笔误，实际应出自第二章《日本的奇迹》。(2) 此处疑为作者笔误，查询相关资料，应为“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3) 塔尔科特·帕森斯生前为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也被视为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者。第三章 正确的时机和策略
一九七九年，《日本第一》在书店上架。这本书的销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美国，精装本卖出了四万册，平装本卖了十万册；在日本，一共卖出了七十万册并持续在图书畅销榜上停留了好几个星期。
我预计书会卖得不错，但没想到会这么好。回看那个时候，我相信除了内容本身外，还有两方面原因对这个成功有所帮助：本书在日本出版的时机和市场营销策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国人亲历了一场信仰危机。他们见识了美国总统在水门事件丑闻中蒙羞辞职的耻辱，也难以置信居然看到美国人在西贡大使馆楼顶上争先恐后地爬进直升机以逃离。他们还经历了一次对自己民族自豪感的打击，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激进追随者们袭击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而美国营救人质的军事行动最终以灾难性结果告终。美国人集体发出了呻吟。
在商业世界中，美国人对产品和服务的自信心不断被削弱。作为美国制造业独创性和实力的强大象征—汽车，也成为批评和嘲笑的对象。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任(1)何速度都不安全》一书中写道，汽车制造商“三巨头”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削减生产成本。心怀不满的美国车主抱怨这些美国工厂出产的汽车粗制滥造。
很多美国人开始追求外国制造的汽车，日本的进口车遂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进口汽车。为了满足美国人不断增长的需求，日本汽车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