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总主编 顾海良 俞良早 王进芬 孟宪平 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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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三卷(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二辑)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导论
从1917年十月革命至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完成战后恢复国民经济任务这一段时间，联共（布）把马克思主义同苏联的实际相结合，不断地、顽强地、深入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列宁形成了务实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渐进地改造旧经济关系的思想、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推进理论发展的思想等；斯大林的“速进性”发展的思想与实践，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他关于苏联“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布哈林等苏联的理论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一、开创人类社会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
1915年6月，列宁在起草有关会议的决议草案时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欧洲各先进国家的阶级矛盾，促进了这些国家革命形势的成熟，各国无产者将“携手并进地去开创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里，无产阶级将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赢得社会主义，而[1]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赢得民主共和国”。如同列宁所预料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纪元”不久即隆重展开。开创这个新纪元的事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农群众进行的十月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指明，无产阶级只有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1917年，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农群众勇敢地承担起这个任务。当年4月，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俄国革命的下一个阶段，必须使政权由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7月底8月初，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方针。9月，列宁在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中提出，必须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10月24日晚，彼得格勒工人和革命士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10月25日晚，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同一天，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举行。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宣告：“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2]命，已经成功了。”十月革命宣告成功了！
十月革命开创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提出这样的看法，在于十月革命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俄国变为现实，使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新的阶段。在此以前，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宣传革命和准备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宣传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路线，激起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并且为发动革命做好物质准备。十月革命后，俄国革命走向新的阶段，即走向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和政府机构；把革命由彼得格勒扩展到其他城市，扩展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发挥他们当家做主的作用；反对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在适当的时候转变工作重心，把发展生产和发展经济提到一切工作的首位。事实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俄国已经变为现实。由此看，在俄国，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所以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后曾经设想：未来的世界革命将由俄国革命发轫；俄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能够推动西欧各先进国家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将会为俄国人民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并将在人力上、物力上对俄国革命进行支持，使俄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用他们的话来说，俄国革命将会是西方革命的“信号”，双方将会在“互相补充”的过程中发展。列宁在领导发动十月革命时，坚持和贯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如列宁在从西方返回俄国前夕于有关文章中说，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是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产生影响力和推动力，使自己成为西方革命的“序幕”，即以俄国革命揭开整个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十月革命确实起到了揭开西方革命“序幕”的作用。1918年1月，芬兰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人民全权委员会，宣告了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的诞生。同年11月，德国爆发以无产阶级为主要力量的人民革命，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封建统治。在革命过程中，德国共产党诞生。这个党要求解除反革命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919年春，德国的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匈牙利爆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许多大工厂建立赤卫队，赶走厂主，成立了工人委员会。革命士兵建立了自己的战斗队伍。农民也组织起来，开始夺取地主的土地。3月21日，布达佩斯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除了反动军警的武装，占领了各个重要的据点和政府大楼，当晚宣布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6月，在匈牙利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斯洛伐克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7月，波兰无产阶级经过武装斗争，建立了劳动者的政权——临时革命委员会。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工人运动也越发高涨。这些国家的工人群众举行罢工、游行示威，呼喊口号，张贴标语，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反对本国的统治者，反对以武力干涉俄国革命。这说明，俄国革命激发和推动了西方的革命，起到了向西方革命发出“信号”的作用，或者说起到了揭开西方革命“序幕”的作用。此外，十月革命还推动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同年，朝鲜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三一”独立运动，3月1日，30万学生和市民在京城府（今首尔）举行游行示威，呼喊“日本军队滚出去”等口号，遭到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镇压，由此发展成为全民族的反日武装起义。在这一时期，在伊朗、印度、阿富汗、土耳其等国，人民群众也展开了反帝武装斗争。东方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者，支持和援助了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由此看来，十月革命确确实实推进了世界革命，揭开了世界革命的新篇章。所以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自从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解体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处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下。虽然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是上述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进步总是以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制度。人对人的剥削和人对人的压迫始终未曾消失。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在这以后，人类社会朝着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制度不断迈进。从苏维埃国家当初的政治制度看，全体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都具有选举权，由他们选举自己信任的工作者作为公职人员，参与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并且他们有权撤换不称职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领取同普通工人同样数额的薪金。如同列宁所说的，这样的民主制度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从当初的经济制度看，苏维埃国家通过实施“计算和监督”的措施，通过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受到极大的制约，大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苏维埃国家进而建立起公有制经济，一步一步地走向无剥削的经济制度。由此可见，十月革命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上新的一页，即逐步走向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制度的崭新一页。所以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注释[1]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22．[2]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
二、列宁务实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俄共（布）面临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新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列宁在实践中阐述了重要的思想，即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列宁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思想具有“务实”的特点。所谓务实的特点，是指思想同实际相适应。更具体地说，是指思想同苏俄的经济文化基础以及人民的实践能力相适合。列宁当时形成了这样的思想，并根据这样的思想展开了实践。
列宁务实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张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苏维埃民主。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主张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如他在《四月提纲》中写道：“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1]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这说明，他主张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精神来建设俄国新的民主制度。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力图按照上述设想进行实践。如他大力提倡建立“计算和监督”的制度，即主张在企业建立工人团体或组织，以此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计算和监督，并且组织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即动员全体人民对社会所有的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进行计算和监督。可是列宁的思想存在着脱离俄国实际、夸大巴黎公社民主原则的作用倾向。譬如，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形成的，只是在一个城市的实践中形成的，而且只是在西方国家的一个城市内形成的。如果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而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是在一个城市内而是在全国的范围里，不是在西方的一个国家内而是在东方的一个地域很大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将如何运用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这不能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换言之，在当时的苏俄，如果像巴黎公社那样废除国家机器，尤其是废除官吏（在无产阶级国家称各级领导干部）、常备军、警察和法官等行不行？实行由全体工农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的制度行不行？实行所有的公职人员同普通工人的薪金数额相同的制度行不行？上述这些问题，人们的回答不可能是肯定的。不仅是革命胜利初期的苏俄不可能实行这样的制度，而且几十年以后的苏联，也不可能实行这样的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当时设想在革命胜利后马上实行巴黎公社那样的制度，有脱离俄国实际的倾向。
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列宁进一步认识到俄国的国情，意识到在苏俄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即由全体人民直接进行国家管理的不可行性。他在俄共（布）八大报告中说：资产阶级国家以种种法律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2]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意思是，苏俄由于文化落后，有能力参加管理的劳动者太少，所以不能实现由全体劳动者直接管理，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即共产党代表劳动者进行管理。而且苏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艰难，短时间内难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所以由共产党代表人民进行管理的时间不会很短。正是由这样的思想认识出发，列宁提出了苏俄由共产党领导建设苏维埃民主的思想。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系统地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在该著作中，他提出，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当时，俄共（布）有60余万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对于国内战争的顺利进展并逐步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德国的一些未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共产党人即“左派”在政党与阶级、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讲了糊涂话，如“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针对此，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的论断，即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德国“左派”的主要错误在于否定共产党的作用。列宁说：“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3]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意思是说，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政党才会消亡，俄国尚处于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由于还存在着阶级，所以还需要有国家，还需要有政党和政党的领导作用。他特别强调，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阶级都会存在很长的时间，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需要有政党和政党的领导作用。显然，他这里强调了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领导作用。在此著作中，他还写道：“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4]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公式：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的形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他还说，俄共（布）每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党在莫斯科的最上层领导则是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的更小的集体，即“组织局”和“政治局”，它们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5]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在上述著作中，列宁论述了党领导的工作方式。他指出，党的工作方式的主要内容是：（1）党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当时俄国的工会会员有400万，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会组织。列宁说：“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6]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2）党的工作通过苏维埃来进行。苏维埃里的工作者是共产党员，他们以及整个苏维埃机构接受党的领导。俄国已经建立了各级苏维埃组织，由基层苏维埃即县苏维埃将有觉悟的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从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他认为，上述党的工作方式，体现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总的结构”。
可以得出结论：列宁由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建立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思想转向由共产党领导建设苏维埃民主的思想，是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务实性转变；由共产党领导建设苏维埃民主的思想，是务实的民主政治建设思想。
列宁务实的苏维埃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直面并正视俄共（布）面临的政治危险。1921年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初期，俄共（布）面临着多种政治危险。
第一种危险，是战争、战时共产主义和经济破坏带来的政治危险。由于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3年的国内战争，苏俄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加之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国内战争结束时，农民、工人因为生活困难而对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产生了不满情绪。旧制度的残余分子趁机进行煽动，力图颠覆俄共（布）的执政地位和苏维埃政权，恢复旧的制度。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事实说明，俄共（布）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危险。列宁要求俄共（布）高度关注这种危险性，加强团结和统一，努力战胜它。他在党的十大报告中说：“这种政治上的危险性现在是存在的。许多革命都清清楚楚地走过这条道路，我们也经常指出这条道路的危险性。这条道路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者，决不能采取我们这一年来经常采取的那种态度。这种危险性无疑要求我们更加团结，更守纪律，更能和衷共济地工作。否[7]则我们便不能战胜命运给我们带来的危险。”这个论断说明，列宁看到了国内战争结束和新经济政策开始前党面临的一种危险，即旧制度的残余势力利用国内经济困难和人民的不满情绪煽动颠覆活动带来的危险。他针对这种危险提出的措施是：加强党内团结，严格党内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同时党必须代表农民、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改变经济政策，即尽快将国家的发展轨道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在党的十大上和十大以后，上述列宁的思想得到了贯彻执行。
第二种危险，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形成的政治危险。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因素增长起来。显然，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给苏维埃政权和俄共（布）带来了危险。列宁要求党高度重视和努力克服这种危险。1921年10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谁将取得胜利，谁能更快地利用目前形势，是我们从一个大门甚至几个大门……放进来的资本家呢，还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8]“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9]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这里他所谓的“谁战胜谁”和“谁将取得胜利”，着眼点不在政治斗争上，而在经济发展上。从政治斗争上看，共产党有国家政权，完全可以凭借政权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击败资产阶级。但是从经济上看，问题则复杂得多。实行新经济政策，说明共产党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但是如果共产党不善于领导经济，不能够驾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不能够使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服务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将首先表现为共产党人在经济工作中处处被动，他们不能利用资本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所利用。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危险。所以列宁说，“必须清楚地看待这些事情”，“必须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
然而，经济领域的危险最终会演变为政治上的危险。也就是说，如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持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它们必然会谋求政治权力，从政治领域向共产党发起攻击，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危险。所以列宁说，“不论目前还是今后，斗[10]争都比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作战更加激烈、更加残酷”，“完成军事任务毕竟要比完成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容易些。……人民看不见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明显的敌人。人民看不清楚，敌人就在我[11]们中间，这个敌人就是原来的敌人，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这里所谓“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指从政治斗争的领域看，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危险。就这个问题，列宁还明确地说：“我们并不轻视危险。我们正视这些危险。”“危险是很大的。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正像昨天他们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一[12]样。”针对上述危险，列宁要求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将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要求加强法制，通过法制的力量使资本主义成为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
第三种危险，是由党内的官僚主义行为造成的政治危险。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俄共（布）内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迫在眉睫的时候，党的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不为经济工作服务，不做实事：或者没完没了地开会，下发许多对基层工作无意义的文件；或者想出新花样，成立新的委员会；或者关闭在机关内制订与人们的社会实践不相适应的计划。有些握有较大权力的党政领导者，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败坏了执政党的声誉和形象。列宁严厉地批判了党内的官僚主义者。1921年10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党内存在“三大敌人”时，认为其中一个敌人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另一个敌人是“贪污受贿”。实际上，这里所指的两个敌人都是党内的“官僚主义者”。1922年3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必须清除这种[13]敌人，我们要借助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收拾这种敌人。”列宁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措施。如通过清理和整顿党的队伍的方式，将官僚主义者清除出党；利用无产阶级法制的力量，打击官僚主义者；通过加强监察和检查工作，抨击和反对官僚主义行为。注释[1]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5．[2]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5．[3]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4][5]同[3]27．[6]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28．[7]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0．[8]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85．[9]同[8]186．[10][11]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87．[12]同[10]110．[13]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4．
三、列宁“渐进地”改造旧经济关系的思想
所谓“渐进地”改造旧经济关系，是指逐步地、有秩序地、平稳地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状态。它是一种同激进地、快速地、猛烈地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对应的状态。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任务。列宁领导党和无产阶级推进了当时的实践。列宁当时的思想，可称为“渐进地”改造旧经济关系的思想。（一）“计算和监督”体现了“渐进地”改造旧经济关系的思想
列宁和俄共（布）为建立新制度采取的第一个尝试是实施“计算和监督”。所谓“计算和监督”，是指在不改变企业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前提下，在企业内建立工人组织，由工人组织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账目进行计算。1917年4月，列宁在《四月提纲》中论及当前革命的任务时提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1]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工人监督条例草案》，随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正式的《工人监督条例》，展开了工人监督的活动。
值得强调的是，“计算和监督”的思想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思想。也就是说，列宁当时主张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1917年5月，俄国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及经济破坏，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临时政府的劳动部长、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为了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必须把有产阶级的税率提高到利润的100%，即“剥光”资本家。列宁在批评这种“高调”和“空话”时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处理得更适当，逐步实行比较合理的税收，把小股东和大股[2]东区别开来，对前者将征得很少，对后者才征得很多。”他还说：“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不仅不打算剥夺他们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3]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这里的意思是，不要“剥光”资本家，既不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也不对他们征收100%的捐税，而只是对少数大资本家征收较多的捐税。列宁说：“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摆脱灾难而应该向人民宣传的措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取得政权的地区现在就应该部分实现的措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4]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应该全部实现的措施。”列宁主张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意味着他主张“渐进地”改造旧经济关系。苏维埃政权依据列宁的思想，积极实施“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即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在此前提下对资本家的活动进行监督和制约。这是“渐进地”改造旧经济关系的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在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在回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政权的措施时，明确提出当时采取的是“渐进地”改造旧经济关系的措施。1921年10月，列宁看到了一份私营的《广告小报》，这使他联想到了1917年底的苏维埃政权政策。他在当时举行的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件事，并指出：“在1917年底颁布的头一批法令中，有一条关于国家垄断广告业务的法令。这条法令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争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设想，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取消私人报刊，而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把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法令规定国家垄断广告业务，也就是设想还保留私营报纸而把它作为一种常规，还保留需要私人广告的经济政策，[5]也保留私有制，即保留许多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以上这一段话，最清楚地表明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思想以及苏维埃政权实践的特点，即他主张采用“渐进的办法”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这种办法的内容是保留私有制，即保留需要刊登广告的私营企业，保留私人报刊，将这些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国家的领导（这也就是所谓的“计算和监督”）。他还强调说：1917年国家关于垄断广告的法令“有正确的成分，即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向新的社会关系过渡时曾试图通过一种可以说是最能适应当时存在的关系的途径，尽可能采用渐进的办法，不作大的破
[6]坏”。意思是说，当时所实行的关于“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是最能适应当时条件的措施，是渐进的措施，是不做大的破坏的措施。（二）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展示了“渐进地”改变旧经济关系的思想
1918年春，俄国人民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斗争告一段落，党和政府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这一时期，列宁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即同国家政权有联系的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是指同苏维埃政权有联系的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生产资料仍然由私人占有，企业仍然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进行生产和经营，但是国家政权通过一定的方式同企业建立了联系，如国家政权向企业供应生产原料，由国家政权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同时由国家政权选派工作人员参与企业管理等。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或办法不要求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即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或者说它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发展的，所以它是“渐进地”改造旧经济关系的措施或办法。
列宁关于在苏俄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肯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在俄国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在俄国，小私有者占劳动人口的大多数，小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优势。相对于这种状况，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列宁在1918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7]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只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我[8]们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在列宁的思想里，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政权有管理经济和生产的机构，可以有效地对企业生产进行指导和引导；企业在组织生产时必定会实行严格的管理，而且企业会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以新的技术进行生产。这些条件是社会主义生产所要求的。苏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有利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如果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俄国普遍地建立起来，必然有利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苏维埃政权根据列宁的思想展开了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
但是在当时，小私有者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和习惯出发，反对大生产，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党内的某些同志也对这种实践持否定态度，散布了许多消极的言论。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上述会议上的报告中将国家资本主义同小生产相比较，深刻地指出，“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9]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这里的意思是说，作为大生产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小生产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它才能使俄国摆脱生产极为落后的面貌，从经济上和国力上强大起来。列宁还指出：“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10]织。”这里他将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归结为两点：一是有最新的科学技术，用新技术进行生产；二是政府里有管理经济的组织，即制定经济计划的组织。他说，德国的缺陷是这个国家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的性质改变了，它变成了工农国家或者苏维埃国家，那它就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部条件。苏俄现在拥有工农国家和苏维埃国家的身份，但是它没有德国所具有的两个条件，所以苏俄要向德国的资本主义学习。
苏俄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办法是什么呢？列宁认为，既对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的行业、企业实行国有化，又在这些行业和企业实行有效的工人监督；既实行工人组织的“计算和监督”，又实行国家政权的监督。同时对大多数未进行国有化的企业，实施国家政权的监督和工人组织的“计算和监督”。（三）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关于“渐进过渡”的思想
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时期，是俄共（布）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展开猛烈攻击的时期。以往人们认为，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属于“激进”“冒进”的思想，即认为他主张快速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可是实际上，列宁这一时期继续坚持并明确论述了“渐进过渡”的思想。
当时的俄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小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可是，从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看，必须把个体农民引上集体化的道路，必须使个体农民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显然，对于俄国来说，完成这个任务是异常困难的。1918年11月上旬，列宁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下子就把数量很多的小农户变成大农庄是办不到的。要在短期内一下子把一直分散经营的农业变成公共经济，使之具有全国性大生产的形式，由全体劳动人民普遍地同等地履行劳动义务，同等地公平地享用劳动产品，——要一下子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不可[11]能的。”这里所谓“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一下子”是不可能的，是指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缓慢的过渡阶段。12月中旬，他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又说：“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显然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深深知道，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12]不可能的。”在这里，他不仅清楚地指出这种过渡“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明确地提出，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不可能实现这种过渡。
他这里所说的“渐进的预备阶段”，是指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的事实。列宁此前曾就这个事实说过，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让农民个体经营，自己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看起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但由于广大农民要求这样做，布尔什维克不能违背大多数农民的意愿；这样的措施可以促进农民经济的发展，为以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在上述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不经过这样的预备阶段，则不可能完成农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同时他在这里再三强调，“这种由个体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再说一遍，[13]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深深知道，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共耕制，是千百万人生活中一场触及生活方式最深处的大变革，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只有到人们非改变自己生活不可的时候才能实
[14]现”。
1919年10月，列宁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这里，他在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实现社会主义要求消灭阶级，要求消除工农差别，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经过长期的、逐步的、渐进的过渡，绝对不可以采取急躁轻率的态度。这就是他所说的：“为了消灭阶级，……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15]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这一论断由于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办法，明确提出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极具理论深刻性，成为列宁关于“渐进过渡”的经典性论断。
总之，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在论述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自始至终强调不能急躁轻率地行事，不能图快，不能企图一下子解决问题，要求进行长时期的、渐进的过渡。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他坚持并论述了“渐进过渡”的思想。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将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看成“激进”的思想，是因为人们将列宁为应付战争形势和战争条件而做出的决定或提出的论述看成了社会主义理论。毋庸讳言，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领导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措施，但这是为应付战争形势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列宁自己曾经说过，这不是正常的经济建设所要求的政策和措施，不是正常的经济体制和制度。因此不应将列宁关于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措施的论述，看成[16]正常的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四）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关于“渐进地”进行经济改造的思想
1921年春，苏俄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主要有：实行粮食税制，允许自由贸易，支持城市小型私人工商业企业发展，开展租让制和租赁制，在国有企业贯彻商业原则即物质利益的原则等。当时，列宁深入阐述了“渐进地”进行经济改造的思想，并以此思想指导了苏维埃政权的实践。
在这一时期，列宁首先着眼于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同私有者农民之间的关系，阐述了渐进地进行经济改造的思想。1921年3月，他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在俄国，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农民，是进行小生产的私有者农民，这就使无产阶级国家在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长期地同小农打交道，必须渐进地发展。他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小生产者。而大生产是不可能在旧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这需要很多年，至少要几十年，在我们这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更长一些的时间。在这以前，我们还要同就是这样的一些小[17]生产者打好多年的交道……”这里，关于无产阶级国家需要同小农打“好多年的交道”的论述，体现了“渐进地”进行经济改造的思想。他还说：“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竟然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系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幻想家。”“改造小[18]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在列宁看来，由于这个情况，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有特殊的办法，即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很长的时期内同农民协调好关系，对他们进行妥协和让步，照顾他们的利益。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不能寄希望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农民的个体经济形式。这也体现了“渐进地”进行经济改造的思想。
这一时期，列宁还就苏俄恢复经济和经济建设的任务，阐述了“渐进地”推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列宁在党的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恢复国民经济和经济建设的任务上升到首要地位，苏俄同国外资本主义的斗争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因此完成恢复经济和经济建设的任务至关重要。他说：“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19]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以取得胜利。”这里，他强调慢慢地、逐步地前进，认为图快是不行的，表达了“渐进地”推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在此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还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后来又用一些法令和决定加以肯定下来的政策，无疑[20]是党认为必须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的政策。”这里所说的政策就是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体现渐进发展的政策。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必须长期实行下去，主张长时期的渐进发展。1921年8月，他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中指出，过去的几年，无产阶级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绩，现在转入了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比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说：“在经济工作中，[21]建设必定更加困难、更加缓慢、更要循序渐进。”“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一寸一寸地前进，否则像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样困[22]难的道路上，在这样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现在是无法前进的。”这里提出经济建设中必须更加缓慢、循序渐进，必须一步一步地前进，深刻地表述了“渐进地”推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同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23]‘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这里，列宁使用了“渐进主义”一词，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渐进主义”的行动方式，是目前的新事物，从而表述了“渐进地”推进经济发展的思想。这里列宁所谓的“渐进地”推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实质上是“渐进地”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因为在这个时期，苏俄的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实施新经济政策，意义在于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注释[1]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6．[2]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7．[3]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8．[4]同[3]109．[5]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2．[6]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4．[7]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36．[8]同[7]239．[9]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36．[10]同[9]279．[11]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0．[12]同[11]352．[13]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55．[14]同[13]353．[15]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3．[16]俞良早．列宁后期思想的政治性质及发展中的一贯性．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2）．[17]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2．[18]同[17]53．[19]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36．[20]同[19]335．[21]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14．[22]同[21]115．[23]同[21]244．
四、列宁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推进理论发展的思想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1918年春转变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过程中和1921年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反复提出必须在苏俄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没有人提出和研究过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就此留下设想和指示。所以列宁在论及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理论发展。其实，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推进理论发展，是十月革命后列宁面对建设问题一贯坚持的思想。（一）在1918年初苏俄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中，列宁反对和批评“革命空谈”，主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正确决策，主张推进理论发展并且实现了理论发展
当时党内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列宁将它们的错误主张称为“革命空谈”，对其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说话的内容脱离现实生活，或者说不反映现实生活，一厢情愿，感情用事，怒气冲冲，愤愤不平，高喊空洞的“革命口号”，就是所谓“革命空谈”；“左派共产主义者”陷入“革命空谈”，是因为他们不对事物进行客观分析，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们进行“革命空谈”，有可能使苏维埃共和国“屈服于”德帝国主义，遭受德帝国主义的奴役。列宁要求党和人民看清现实状况，即苏维埃政权尚未建立自己的军队，不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德国何时发生革命不可预料，以战争支持德国革命的目的难以达成。列宁从这个现实出发，领导党和国家政权做出了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决策。在实践中列宁形成和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实施“妥协”策略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包括实施“妥协”策略的评判标准，实施“妥协”策略的意义，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下的“妥协”等。他提出，实施“妥协”为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更高的利益要求——保存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块基地，为的是“腾出手来”发展经济，这种“妥协”是以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为目的、保障工农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而不得不实行的“妥协”，是一种正确的、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的“妥协”。（二）在1918年春苏维埃政权决定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措施时，列宁反对党内一些人用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现象，要求以新的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
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思想“左”倾，主张在苏俄马上搞社会主义，反对实施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说，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是“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必须与之进行斗争。列宁针对他们的言论说：“这些人怎么啦，怎么能够抓住书本上的片言只语而忘掉现实呢？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1]步。”他还说：“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国，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意味着什么，那么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2]我们的救星。”他的意思是，这些思想“左”倾的人，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只看到了“书本上的片言只语”，或者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忘记了俄国的现实。俄国当时的现实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小生产都占很大的比重。这种生产形式效率低，不利于苏维埃国家获得所需要的产品。小生产者阶级人数众多，自由散漫习气、无政府主义习气、利己主义习气严重，造成了苏维埃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困难。相对于小生产，国家资本主义是大生产，生产效率高，便于国家管理。思想“左”倾的人无视这些现实，背诵书本上的只言片语，思想脱离了实际，产生了错误的主张和观点。列宁正是从苏俄的现实出发，形成和提出了新的理论，即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
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再次提出关于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如他在1922年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新事物，过去的书本中没有哪一本书写到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3]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在他看来，所谓“自己来找出路”，就是指跳出书本的束缚，直面现实生活，通过自己的实践开创前进的道路。这一时期，列宁就国家资本主义的几种方式如租让制、合作制等各自的特点，以及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三）在苏维埃政权组建红军时，列宁说这“完全是一个新问题”，在理论上“从来没有提出过”，必须创新理论和解决新问题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以全体人民的武装取代它，即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不需要也不能够建立常备军或正规军。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对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不能不建立无产阶级的常备军或正规军。当苏维埃政权决定组建红军时，列宁感到这是一个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组建红军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问题，甚至在理论上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巴黎公社战士的功绩在于他们实现的决定不是从什么有偏见的学说中抄袭来的，而是从实际的必要性中产生的。”[4]意思是说，巴黎公社战士不抄袭学说或理论，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苏俄无产阶级要以他们为榜样，从现实需要出发解决组建红军的问题。
在组建红军的过程中，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包括：（1）党必须创建自己的红军部队。他1918年初指出：当前的形势要求“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军”，需要这支军队来保卫革命的成果，保卫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保卫真正民主的新制度，击败一切企图破坏革命事业的敌人。内战胜利，国家进入和平时期后，列宁认为“和平”是相对的，帝国主义者随时可能再次发动对苏维埃俄国的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会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来进行颠覆活动，所以苏维埃政权仍然需要红军。他说：“注意目前形势的特点，使我们的策略适应这种特点，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武装斗争仍然可能突然发生。组织红军和加强红军的力量仍然是我们的[5]任务。”他的这一思想成为此后苏俄国防建设和红军建设的指导方针。（2）党必须加强对红军的领导。由列宁起草并经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以建立内部思[6]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的前提，是各部队拥有一定数量的党员。为了构建这个前提，列宁和党组织动员一大批共产党员参加了红军。在红军中建立党组织，可以有力地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1919年7月，列宁在起草的《俄共（布）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中指出：党内和军队内对军事问题的认识，难免有一些摩擦和冲突。这些摩擦和冲突无论现在或将来都要通过党组织的途径来解决，即在党的领导下解决；党的各级组织都这样做，从而使实际工作[7]不受任何损失；党领导军事工作的原则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动摇。（3）必须在红军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根据列宁的指示，红军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即由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各级政治委员，负责领导红军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八大通过的有关决议提出：“政治委员不仅直接代表苏维埃政权，而且首先体现我们党的精神、党的纪律，体现党为实现既定目标而斗争的坚决性与勇敢精神。”[8]列宁对政委制度的建设极为重视，要求多向红军输送担任政委的人选，并提高这部分人的工作水平。1919年7月，当邓尼金叛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疯狂进攻的时候，列宁提出，各级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要大大精减人员，“把共产党员调出”，“我们就能够在最短期间派出成百上千的人到军队政治部去工作，去担任政治委员等等职务。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有了切实的把握像战胜更强大的高尔察克那样战胜邓尼
[9]金”。政委制度的建立，使红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有了组织保证。这一时期，列宁对红军中的政委以及全体政治工作干部提出了以下要求：利用报告会、报刊、文艺演出等形式对士兵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等方面的教育。他说，在红军中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直接的目的是使士兵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树立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他们懂得为谁打仗，应该怎样去战斗。（4）在红军中实行严格的纪律。红军是有纪律的军队。列宁在斗争实践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在列宁的领导下，1918年底1919年初，苏联红军先后颁布了内务、纪律、队列等条令，并称为《共同条令》，明文规定了红军中各个方面的纪律。但是在党的八大上，“军事反对派”反对在红军中实行严格的纪律，指责首长和部下之间必要的礼仪是“专制农奴制度的残余”。对此，列宁批评指出：无产阶级虽然是红军的主体力量，但由于红军的队伍大、兵员多，一部分非无产者也参加了红军，将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了红军队伍，所以红军“需要铁的纪律”，如果没[10]有铁的纪律，则什么事也做不成。（四）在建设共产国际的过程中，列宁强调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不能使各国的革命策略“彼此雷同”，各国共产党需要将革命的理论和原则在细节上“加以改变”，以适应本国情况，意在强调根据本国实际发展理论
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列宁为它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主张各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制定适合本国实际的策略方针，是列宁为加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建设而一再强调的思想。它包括下述内容：（1）各国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照搬俄国经验，而必须具体地、灵活地、有针对性地加以改变。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和革命的经验之一，是同机会主义做斗争，包括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同“左倾”学理主义做斗争。欧美一些国家建立共产党以后，共产党以及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都必然地要经历上述两场思想斗争，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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