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委员会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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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崎传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描写了“工矿泰斗”孙越崎从一个山村少年成长成为著名实业家，最后担任国民政府政务委员、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以后的经历。突出了他对煤炭、石油方面的贡献，详细介绍了他怎样抓管理，办事业。之中穿插了他和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国共两党要人的来往。史料翔实，人物生动，文字流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越崎传/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委员会编．—2版．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021-8260-1
Ⅰ．孙…
Ⅱ．孙…
Ⅲ．孙越崎（1893～1995）—传记
IV．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1185号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
网 址：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010）64523736 发行部：（010）6452362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2011年2月第2版 2011年2月第3次印刷
850×1168毫米 开本：1/32 印张：10.5 插页：8
字数：236千字
定价：25.00元（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孙越崎传》编写组
宋红岗 朱大为 易希高 周笑添 张江一孙越崎像孙越崎与江泽民总书记亲切交谈孙越崎于20世纪20年代在穆棱煤矿穆棱煤矿路矿事务所穆棱煤矿总公司(哈尔滨)军渡装船时在黄河岸边合影福公司李封矿福公司王封矿老君庙拓荒时期的运输驼队老君庙油矿4井井喷情景老君庙1井地基老君庙1井及草房甘肃油矿局农场蒋介石(左2)在1942年8月26日参观重庆工业展览，孙越崎(左1)在介绍玉门油矿1992年，中共中央领导会见原资源委员会在京部分人士（前排左7为孙越崎，左8为宋平）1975年，与夫人参观浙江新安江水电站1985年，考察三峡90岁时与家人合影1993年10月13日，在李瑞环为其祝贺百岁寿辰的宴会上做了20分钟的即兴演讲,畅叙一生经历孙越崎长眠在这棵雪松下序
孙越崎同志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1919年，他不顾反动军阀的威胁，积极参与组织北洋大学和天津各大中学校的“五四”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后得蔡元培先生帮助，进入北京大学采矿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不畏艰辛，深入土匪出没的长白山区，开办了当时北满最大的煤矿——穆棱煤矿。后来他又克服困难，领导开发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油矿——延长油矿。抗战前夕，他力排众议，置生死于度外，领导中福煤矿全体员工，将焦作煤矿的机器设备全部内迁四川，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时大后方的煤业发展。与此同时，他还在塞外戈壁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座较具规模的石油城——玉门油矿，为我国石油工业日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全国解放前夕，他毅然抗拒国民党当局向台湾搬运资源委员会财产的命令，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领导资委会同仁护厂护矿，迎接解放，将所属厂矿企业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为新中国建设留下了一批宝贵人才和重要财产，对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很好的作用。
全国解放后，孙越崎同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勤奋工作，尽责尽力。在中财委任计划局副局长时，适时制订了一套基本建设程序，对建国初期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唐山开滦煤矿工作时，他不顾年龄大而经常下井视察指导工作，坚持科学开采，受到全矿员工的爱戴和好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孙越崎同志已届耄耋之年，仍然奋斗不已。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从孙越崎同志所经历的百年世事沧桑中，我认为他以下三个方面的优秀品质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是爱国自强。1915年，袁世凯答应接受《二十一条》，他痛感国运之艰，遂将原名毓麒改为越崎，取意要救国图存，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五四”运动爆发，他更是热血沸腾，组织学生罢课、请愿，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赴美留学，他放弃在国外工作的机会。学成归来，为中国人打出了自己的第一口油井。直至九十高龄，还在为现代化建设东奔西走，表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炽热感情。
第二是不务浮名。孙越崎同志无论是担任矿务股长，还是荣膺政府高级职务，务实精神很突出。远渡重洋求学，他不图学位，只求增长采矿知识，学以致用。国共和谈破裂，他不图迁台高官厚禄，只求能留大陆为祖国的能源工业多发一分光和热。
第三是廉洁律己。抗日战争时期，他身兼数职，却坚持兼职不兼薪。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处理局长，大权在握，成天与几十亿、几百亿财产打交道，自己却两袖清风。“文革”后，他为资源委员会人员的平反昭雪各方呼吁，自己遭受的委屈却只字不提。
孙越崎同志的这些崇高精神，对于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现在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管委会组织人把他写出来，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我表示祝贺。并祝愿孙越崎同志健康长寿！一九九四年九月前 言
孙越崎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为了本书的出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百忙中题写了书名，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谷牧撰写了序言。
本书写作历经三年、几次修改。第一稿的作者是朱大为，在收集、整理材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写了13万字。第二稿由易希高执笔，朱大为收集资料，写了17万字。第三稿的写作提纲由张江一、宋红岗、周笑添共同拟定，由宋红岗执笔，写了35万字。经原资源委员会部分老同志、有关方面专家和孙越崎亲属审读，根据他们“围绕本人、减少议论、突出中心和精炼文字”的要求，由张江一、周笑添对三稿进行增删、修改、润色、审定，最终成书。
孙越崎的原部下、原煤炭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吴京，原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邹明，石油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顾问张英，核对、补充了许多史实，并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吴京补充了拒运美援物资去台湾的内容，邹明修改和撰写了玉门油矿的部分章节与护矿情况，张英订正了去美国留学和中国石油公司上海高桥油库护库的史实。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原院长邬廷芳重点审阅、订正了有关煤炭工业的章节。原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凌光，除参加审稿外，在本书一稿写作中，做了许多工作。孙越崎的次子孙大武，对本书的全部史实做了认真的审核订正。
为本书写作和出版提供支持的还有中国煤炭学会、中国石油学会、江苏油田、中原油田、石油工业出版社等单位和人数众多的热心者。
鉴于有些事情年代久远，各人记忆也可能有差错，本书可能还会有一些遗漏和失真之处，竭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利重印时修正。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管委会一九九四年九月上旬于京华第一章 山村少年孙越崎：“后来我一直不明白，那时为什么就一定要到外面去读书。”1 故乡——会稽山中的同康村
在我国东南沿海，有一座会稽山，古称涂山。相传大禹治水，开沟疏流，致天下太平，定九州之地，会天下诸侯于此，记功封爵，取其中会稽之义，便有了会稽山。跟着又有了会稽郡，也就是绍兴。
1893年10月16日，孙越崎出生在会稽山中一个叫同康村的小山村里。从行政区划上准确地说，同康村当时隶属绍兴府会稽县稽东镇（后改平水乡）。同康村分上坳、中坳和下坳。村里人吃水用水全靠山泉。山路很窄，走不了大车，所以村里没有大牲畜，运输靠人力。有钱人进进出出坐轿子。村民造房子劈山填土，像修梯田一样修出一块平地来。当地造的房子叫四合房，有些像北京的四合院。房子都是两层，人住在楼上，日常活动则在楼下，污水和垃圾都倒在院边的崖下。村子远离城市，一些农民终生未去过绍兴。
孙越崎祖籍浙江嵊县(今嵊州市)，在他出生时，孙家已经迁到同康村好多代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孙家在这片土地上创下了一份颇丰的产业，在村里排第二，有80亩水田和几百亩山林。
会稽山的顶上有个平岗，翻过去就是山阴县。少年时代的孙越崎，在那里留下了很多踪迹。回想起来，百岁的孙越崎还清楚地记得，家里的窗子一开，就可以看到对面的那座大山。山上有一座庙，庙前有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有一块小石头，极像一只鸟。他就是看着对面的那山，那庙，那石鸟一天一天长大的。童年少年时代住过的那座四合房早在一场大火中成了灰，可那石鸟该还在老地方吧？2 耕读世家
孙家的高祖有四兄弟。高祖只生一子，名朝珺，80岁时去世。孙越崎还记得见过这位为人和善的曾祖父。曾祖父又只生一子，名纯和。祖父生有二子，那就是孙越崎的父亲和叔叔。
对于祖父，孙越崎记得很清楚。
祖父生性十分严肃，少言寡笑。平时做人做事规矩很多，就连家里每个人坐的位置都固定不变，大人小孩均不得随便。也许是这种家教的影响，孙越崎一直到年过百岁，依然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从没见过他歪着或靠着的，就连有时坐着睡着了，那姿势也是端端正正。不过当时的孙越崎却是十分惧怕祖父，能躲就躲，想法和祖父少碰面。祖母的性格则大不相同，十分开朗随和，又很能干。这些秉性都传给了长子孙燕堂。
孙家的家境虽然富裕，却生活得十分俭朴。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吃饭，有时鸡都会跳到桌子上来。吃饭时见到米饭里有稻粒，绝不可以挑出来扔掉，而是必须把稻壳剥去再把米粒吃了。一家好几口人吃饭，菜常常是只蒸一碗鸡蛋羹，谁都不许用匙子，只能用筷子挑着吃。这种情景，给孙越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孙越崎的祖父像他的前辈们一样没有读过书，只识得很少的字，不会写信，只会记账。在孙越崎的记忆中，祖父似乎每天晚上都在油灯下记账。
孙越崎的父亲名延昌，字燕堂，叔叔名延渭，字翼庭。
祖父因为没有文化，在一场林地纠纷的官司中输了，家产受了损失，便下决心培养自己的儿子读书，就请了私塾先生住在自己家里教书。每天三餐，祖父都提着竹篮子亲自给先生送饭，四菜一汤，毕恭毕敬。自家人生活虽然俭朴，对教书先生的待遇却十分优厚。
孙燕堂读书很上进，人又聪明，学问见识与日俱长。1894年，在他21岁又已经当了父亲的时候，参加乡试，考中了秀才，成了同康村唯一的知识分子。几年后清政府被迫变法，废除了科举制度。
孙越崎是在父亲20岁那年出生的。当孙越崎以长房长孙的身份来到这个家庭时，可想而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和希望。说到名字，孙越崎是在差不多一百岁的时候才见到自己这一族的名谱的。那是1993年春季里的一天，一位同康村的本家到北京来看望同乡。他在家乡办了个鞋厂，是位乡镇企业家，这位厂长带来了同康村的照片——孙家祠堂还安在。叙谈之中，这位厂长背出了孙家的子孙名谱：“魁、怀、增、祥、瑞、永、大、安、康、宁、德、纯、延、世、祉、诗、礼、振、家、声，共计20代。”孙越崎初到人世时，家人都叫他“阿棻”，读私塾时正式起名为“世棻”。那位农民厂长的名字中有个祉字，虽然仅四十多岁，照名谱的顺序算，只比百岁老人低一辈。按照那时的规矩，不取谱名，就不能上家谱，也不能入宗祠。“棻”是一种常年有香味树木，看来孙家祖辈以这个很好听的名字，对这位长孙寄寓了十分美好的期望。
过了两年孙越崎有了妹妹，但没过多久就夭折了。在他4岁那年，母亲又生了个男孩。刚满月，母亲就不幸得病去世了。从那以后，孙越崎就由祖母抚养，出生刚一个月的弟弟则由外婆领去。外婆家有位邻居的媳妇是个哑巴，刚生了一个孩子死了，孙越崎的弟弟就是吃那个哑巴的奶长大的。这个相差4岁的弟弟名英坡。也许是生长环境不同的缘故，英坡和哥哥性情不同，从小就不大喜爱读书，是几个兄弟中唯一没有念过大学的。不过他有本事办厂，后来在北京广安门内里开了家“福兴面粉厂”。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的时候，他的这家面粉厂的规模仅次于乐家的同仁堂药店，在北京私营企业中排行“老二”。还应该提到的是，他的儿子孙孚凌后来当过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993年孙越崎百岁之年，又荣任了全国政协常委会副主席。
孙越崎的父亲长得帅气，有一次在去一家参加悼念活动时，被那家姑娘看中。这位姑娘性情刚烈且自负，公开表示非此人不嫁。后来她果然成为孙越崎的继母。继母进门那年孙越崎9岁。很快他就有了三弟、四弟和五弟。3 父亲“闯关东”
每当提起父亲，孙越崎的脸上总会出现一种十分柔和的表情，亲生母亲去世早，他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任何印象，和父亲的感情却一直很深。
孙燕堂为人开明精干，处事果断，又热心助人，加上是村里唯一识文断字的秀才，所以在村里很有威信，方圆几十里的农民，有事都愿意找他帮忙，要主意；谁家有了纠纷，也爱请他去调解。有一次，一位寡妇要改嫁，夫家不允，父亲去劝说，还帮她介绍了个人家。这在当时是相当开明之举了。后来这对夫妻生了孩子以后，两人抱着孩子去感谢孙燕堂。这事在附近传开，很多人都来找孙燕堂帮忙。
这样整天地跑来跑去，尽忙别人的事，占去了不少时间，自己家里的事自然就做得少了，祖父看了总是不高兴。有一天，父亲在外面帮人家做事回来，手里拎着别人送的鱼。还没等他走进家门，祖父就和他吵了起来。吵得很凶，说他到处闲逛，还吃鱼，这样下去还不把家吃穷了？父亲听了把手中的鱼往家门口一扔，一气之下离家远走。这一走就到了遥远的黑龙江。那大约是1905年的事。
对于百岁的孙越崎,这差不多已经是90年前的往事了，可是他对父亲出走的细节却仍记得那么清楚。这也许是因为，父亲出走的意义实在重大。孙燕堂的这一气一走，把他和他的子孙们带出了这个封闭的小山村。他被骂出了家门，骂上了一条宽广的大路。
这里面有多少偶然性，又有多少必然性？这时正是20世纪之初，清朝政府迫于国内各界人士要求变法改革的压力，开始实行“新政”，奖励私人资本办实业；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堂，提倡出国留学；改革军制，组织新式军队；要求以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等等。而孙燕堂出走这一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在日本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政治，西方科学技术大量涌入中国，詹天佑开始修建由中国人设计的第一条铁路……
各种各样的、越来越多的机缘，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有钱又有文化的年轻的农家子弟推出与世隔绝的山村田野，使他们为中国农耕社会的转型做出自己或大或小的贡献。当然，孙越崎的一生，在中国走向工业化的最初阶段，可以说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灿烂一页。
离开家乡以后，孙燕堂先到了北京，住在崇文门外草厂胡同叫孙友纪远房本家那里。这个本家是在皇宫里管金库的，这时恰好为儿子买到一个候补“道尹”的官职。但是由于那家人的儿子无能，他们不放心儿子到黑龙江去上任，就请孙燕堂相伴同去。
20世纪之初的交通状况使北京至黑龙江被视为畏途。那时候，长春以北是北满，势力范围属俄国；以南是南满，势力范围属日本。南满的铁路正在按世界标准改轨，不通车，有些地方连汽车也不通。孙燕堂他们坐了火车换汽车，下了汽车骑骆驼，足足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了当时的省会齐齐哈尔。最初，孙燕堂在省长公署里当科员。过了没多久，因为才干出众，被任命为呼玛县的县长。
呼玛县在黑河的上游，孙燕堂常常要到黑河道尹公署去汇报公务。他看到河边山沟里有被泉水冲出来的金沙，一些人到山里去寻金，说真的有金矿。这样，孙燕堂没过多久就放弃了县长的“七品官位”，与人合伙，创办了“逢源金矿公司”，自己当了董事长。他的运气不错，探出的是个富矿，从那以后，收入甚丰。有钱以后，孙燕堂曾经寄钱回村办了一所小学，并把原来的一些石子路修成了石条路。
黑龙江当时的开发程度是很低的，孙越崎记得那里曾有过马拉火车的景象。孙燕堂离乡背井，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冰天雪地，奋斗数年，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这对于一个生长于温暖的江南山村的秀才，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孙越崎日后的成功之中，显然是包含了父亲这种“开拓进取，志在必成”的顽强精神。4 看山读书两不误
在孙越崎长到六岁的时候，祖父仍袭老法，请了先生来家里教书。与过去不同的是，有几个孩子与他同读。先生教书有些古怪，不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而是从最难的《四书》开始。《大学》最难懂，几岁的孩子根本不知所云何意，只能照背。然后是《中庸》，仍不懂，仍照背。再后来是《论语》。最后才是《孟子》。最后的这本书最好懂。幸亏父亲开明，那年从东北回来时对教书先生说，只背书上的大字，小字就不要背了（小字是朱熹加的注释），这下孙越崎才得了救。《四书》很快就背完了。少年时的记忆确实可以伴人终生，孙越崎讲到儿时读书的情景，还能随口背出《四书》中的不少句子：“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孙越崎的叔叔翼庭在哥哥燕堂远走东北以后，也离开了同康村，到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去读书。受到父辈的影响，十来岁以后，孙越崎也很想到外面去读书，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祖父不允许。他又给远在黑龙江的父亲写信，要求外出读书。父亲回信说：“祖父让你管家你要服从，不会让你吃亏的。”这封回信被祖父拿到了，告诉了祖母。那天吃午饭时祖母说：“你羽毛未干，就会写信了。”当时，祖父因为两个儿子都不在家，当然就要留下长孙支撑门户，守着祖辈留下的产业。自己一生辛劳所创下的家产，不都是为了儿孙们吗？怎么可以都一走了之？这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相传恪守的正统观念。那时还叫“阿棻”的山村少年被“长孙”的名分所累，只好委屈地跟着严厉的祖父，守着几十亩水田、几百亩山林，万般无奈。他还太小，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这个车马不通的小山村。
少年的孙越崎，就这样在同康村度过了几年很标准的农家日子。祖父每天要给他安排守家业应该做的各种事情，他便很听话地去做。为了防人偷竹，天刚一亮，他就要到山里去看竹林，每天要沿着山岭走很远的路。他的肩上扛着锄，腰里放把刀，还要带些米。走在山里饿了时，就找间草棚子，自己做米饭吃。到了冬春，他会在山上挖竹笋煮熟了就饭吃。早出，晚归，日晒，雨淋，回家时，还要顺带砍些柴背给家用。每天同康村上坳和中坳的人都会看到这个背柴荷锄而归的光脚少年。老太太们不免心疼，常常对他说：“你这孩子，怎么就知道心疼草鞋，就不知道心疼你娘给你的鞋（指脚）？”
从小，孙越崎就是这么一付吃得苦、耐得劳的形象，毅力强于常人，大约就是少年时代在山林里练就的。
到了晚上，他才有了自己自由使用的时间和空间，只是没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光明。得到的办法是到上房去偷油来点灯。通常，他躲在四合房大门顶上的小房子里挑灯夜读。在一天的巡山砍柴、劳其筋骨之后，他一本一本地读完了父亲留下的《左氏春秋》、《资治通鉴》、《古文观止》和一些地理、历史书籍。5 走出山村
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原是革命党人徐锡麟为了联络同志、隐蔽革命力量、培养军事人才而创办的，1906年由秋瑾女士接办。秋瑾每天领着学生操练，骑马，射击。学校还置办了不少武器。孙越崎的叔叔当时就读于大通学堂。作为秋瑾的学生，和秋瑾的关系很好。因为每天刻苦操练，原本瘦弱的身体日益强壮起来，还带回了许多新鲜的东西。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武装起义的计划泄露失败，秋瑾被捕。孙翼庭连夜从学校逃出来，躲在小姑家的村子里，过了一年多才敢回家。
说来也巧，孙越崎的叔叔回到家里，恰遇祖父病倒。那天祖父去山里看林子，突然肚子剧疼，倒在自家山林的小路上，被人救回家。
祖父的病一直不见好。一位中医看了也说不出是什么病。祖父日渐衰弱，肚子疼得不能坐也不能躺，孙越崎和叔叔就日夜轮流搂着他。祖父病中喝着父亲寄回的人参煮的汤。也许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很想念被自己骂走的大儿子。一个星期后，眼看祖父是不行了，孙越崎急忙给父亲写信叫父亲回来。可是祖父终于等不及，没有见到大儿子就于10月底去世了。
孙燕堂接到信后急忙动身，但是关外路遥，交通不便，紧赶慢赶地，还是足足走了一个月，才从关外赶回江南。一进家门，看到自己父亲的灵柩停放在正堂里，不由悲从中来，扑上去大哭起来。虽然是被骂出了家门，但孙燕堂从没记恨过自己的父亲，几年来他虽然远在关外，却仍很孝顺，常常给家里寄回各种东西。
孙燕堂这次回家奔丧，从头年的11月到家一直住到第二年的2月，孙越崎的人生道路也就在这期间发生了转折。那是1908年，没有出过山，连钟表都没有见过的“世棻”，这时终于要飞出去了。
祖父不在了，祖父固执的约束也就失效了。孙越崎向父亲提出，要到外面去进学校读书。他首先得到了叔叔的支持。叔叔和父亲的性情不同，不像父亲那样富有开拓精神，但为人十分纯朴厚道。他同意留在村里主持家业，让侄子外出求学。那一年叔叔才24岁。一个在外面念过书的青年，能甘于小山村的寂寞，能不顾及自己的前程，这份牺牲的分量可不算轻。孙越崎正是掂出了叔叔为自己所做牺牲的分量，才终生不忘叔叔的情谊。后来他在外面上学，叔叔又给了他很多帮助。
祖父去世的第二年——1909年，孙越崎终于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同康村。从此告别了少年时代的农耕生活，带着同康村给他的健康体魄，带着长辈和村民们给他的质朴和坚韧，走向了广阔的新天地。
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学名——孙毓麒。这是第一次改名，意思是为国建功、名垂青史。第二章 学生时代语文教师在孙毓麒的作文本上留下这样一段批语：“才大气大，文亦足以举之。孙郎的是不凡，孙郎其勉之。”1 不甘落后
1909年的春节刚过，孙越崎就在叔叔的陪同下来到绍兴。他差半年就16岁了，却是第一次走出大山。
第一次走进绍兴城，孙越崎看什么都新鲜。绍兴城四面环水，从会稽县进城南门，都是走水路，船一直可以进到城里的南北街上。他在那里第一次看到脚踏乌篷船，并对那么多水感到惊异。
那时候，绍兴城里有个人叫杜海生，很有钱，办了所私立学校，就是绍兴简易师范学校。进去的学生都不收学费。这所学校离秋瑾的家和畅堂不太远，叔叔因为和秋瑾是熟人，就带着孙越崎住进她家。那时，秋瑾罹难已经两年了。
他们到学校的时候，统一考试已经结束了，学校答应让孙越崎单独补考。孙越崎在家里虽然读过很多书，但从来没有动笔写过文章。叔叔在教室外面等时很不放心，就悄悄捅破了窗纸往里看，只见侄子挥着笔已经写了不少，心里才算踏实了。
孙越崎是第62名入学的，也是最后一名。那所学校只办了这一期，也只有这一个班。考上学校以后，他就从秋瑾家搬到学校住了。
刚刚走出大山的少年，乍一进城住在学校里，闹了不少笑话。
孙越崎从小是由祖母带大的，穿的是祖母做的土布斜襟中式衣服，还钉着铜扣子，而当时城里的学生早流行对襟衣服了。孙越崎坐在那真是显得土里土气的。
在家的时候，他看过一本小学课本，朦胧地记得书上说一个星期有七天。到学校后他就数天数，因为开学第一周不休息，数到第七天就大声向同学宣布，今天是星期天，我们该休息了。惹得全班哄然大笑。
进学校以前，孙越崎从来没有见过钟表，所以不会看钟点，弄不清长短针和小时分钟。同学就爱拿这事逗他，总要问：“孙毓麒，现在几点了？”他说不上来，同学又大笑一通。
孙越崎到老还记得这些事，一说起来就笑眯眯的：“那辰光，我的笑话多了，我那样子也真是土。也难怪呀，我们那个同康村太闭塞了，上坳到今天还不通汽车，何况80多年前呢！”
孙燕堂回哈尔滨路过绍兴，顺便到学校看儿子。那时孙越崎刚进校几天，父亲走时他因校规所限只能送到二门。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想到这一别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父亲走得那么远，爷爷又不在了，以后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路了。
孙越崎在这所学校里只学三门课：语文、算术、教育。语文每星期有三次作文课。因为在家上私塾时先生没教过写文章，所以他对于作文很有些茫然，看到教师在黑板上写出的题目，总是不知如何下笔。每次上课，教师都是按上次作文分数的多少为序发作文本的，孙越崎每次都是在倒数第一名拿到自己的作文本的。一个学期过完了，期末成绩张榜公布出来，很不幸，孙越崎看到自己的名字排在第61名。他没有学过算术，也没有学过作文，比念过新式学堂的同学落后了一大截。
暑假到了。江南的夏天实在不是读书的好时候，可是孙越崎硬是苦读了整整一个假期。每天，只要天亮得可以看见字了，他就起身坐在桌子边上。上午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算术，从课本的第一页开始，一道题、一道题地做，做不出来的时候就再看书，想明白了再做。天热难耐，汗流浃背，他干脆脱了上衣，赤膊上阵。一本书很快就全做完了，只有一道“鸡兔同笼”的题到假期结束也没做出来，被“几头几脚”搞得头昏脑涨。后来他学了代数才知道，那是很简单的。下午的时间用来学语文。孙越崎从父亲留下的书中找到一本《东莱博议》。又是念，又是背，还借了同学的作文来反复揣摩，渐渐悟出些门道。
那个暑假苦读所创造的奇迹，使孙越崎在80多年后回忆起来还不禁露出孩子般得意的笑容。新学期第一次作文课上，老师出的题目是“特立与独行”。他随手加上个副题：“鸟萝与乔松”，拿起笔洋洋洒洒地写开来——鸟萝很美，但它不能独立，只有攀着乔松……到了下一节课时，老师发作文本，念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孙毓麒”。他自己以为听错了，全班同学也都吃惊地互相看来看去。老师还向全班朗读了孙越崎的这篇作文。接过作文本，孙越崎见到老师在他的本子上写了这样一段评语：“才大气大，文亦足以举之。孙郎的是不凡，孙郎其勉之。”
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那个假期的苦读，孙越崎的成绩在班里就没有下过前五名。同学们对他的这种进取心都大为佩服，当然再不会有人逗他看钟点了。学生看重成绩，经过选举，孙越崎当了班长。这位山村少年到这时已经脱尽了一身土气，成就了一副会弹风琴唱歌的城市学生模样。
1911年的那个暑假，孙越崎生了伤寒病，好多天高烧不退，整日昏昏沉沉的，什么都吃不进去。祖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到地里摘来拳头大的西瓜喂他吃。这样，整整一个夏天，祖母日夜陪着他，终于使他死里逃生。开学时，孙越崎虽然已不发烧了，可是身体还是很虚弱，连路都走不了。他固执地要去上学，祖母和叔叔没有办法，只好由叔叔陪他到了学校，和学校商量好，陪他一同住在门房对面堆东西的一个小房子里。叔叔每天很细心地照料他。这样，过了一个月，孙越崎才能扶着墙慢慢走到教室去听课。
那年10月中旬的情景给孙越崎留下了毕生难忘的记忆。他的身体刚恢复，见一群人从东往西跑，乱乱哄哄的，人群里不断地传出急促的喊声：“快跑啊，后边鞑子来了！”神色惶惶然，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当时别的同学因校规所限不能上街，只有孙越崎看到了这一幕。后来孙越崎才知道，那就是“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了。这一切对于痴迷读书的孙越崎的心灵上没有多大的震撼，他剪掉了辫子，只是觉得以后不用花那么长时间梳头了。
这一年的年底，孙越崎从绍兴简易师范学校毕业了。2 初为人师和初为人夫
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必须到小学义务教书一年。孙越崎被分配到绍兴城西门外的一个小学里。这间小学的校舍是座庙，只有他一个教师，语文、算术、体操、唱歌全是一个人教。庙里还住着一位和尚。到了晚上，小学生们都回家了，孙越崎看着昏暗中的菩萨，还有别人寄放在庙里的棺材，真是很害怕。开始教不好课，一着急就口吃，后来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难挨的是闲暇时间。
离学校不远处有一座花园叫沈园。闲时，孙越崎就去转转。传说中，陆游和唐琬凄凉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故事常使年轻的孙越崎怅惘不已。离西门外十几里还有一处出名的景致：兰亭。孙越崎也常去那里看风景和欣赏王羲之写的《兰亭序》碑文。
过了半年，孙越崎被转到离绍兴简易师范很近的一所小学里。这里有四五名教师，校长叫陈禹门。陈校长办事认真，对教师和学生都很友善。80年后，孙越崎还记得他。
在学校教书这一段时间，孙越崎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每个星期都要去看一次中医。那位中医是和他父亲同年的秀才。有一天，孙越崎看病时和他聊天，说：“现在外国有飞机了，这世界可真不得了。”他却不大以为然，倚老卖老地说：“你听这些干什么，什么飞机？大风一吹还不就掉下来了？”孙越崎在心里直骂他是个老顽固。
孙越崎的身体不太好，很使祖母和叔叔着急。他们猜想：是不是毓麒有了心事，想要结婚了？在这种一相情愿的猜想下，他们也没有征求孙越崎的意见，就给他操办起婚事来了。
未婚妻是早就有了。父亲早年与一位姓葛的同年秀才十分要好，孙越崎一岁多的时候，葛太太怀孕了，两家商定，如果生的是女孩，就结为亲家。葛家果然生了个千金，这门亲事就这样定了。
学校里还没有放假，可家里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一定要孙越崎回去办婚事。学校里的一位年轻同事就陪他回家了。那是1912年年底，他虚岁20岁。
孙越崎到诸暨县的柳坞村去迎新娘。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葛采湘，虽然觉得她不算漂亮，但是为人很随和，落落大方，用今天的词形容，是气质不错。结婚的那天晚上，年轻的同事和村里的一伙人来闹洞房，新娘有问必答，毫无扭捏之态，反使闹洞房的人无趣了。当时新思想流行，孙越崎很喜欢她的这种样子，觉得挺对自己的脾气。后来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两人感情却很好。
结婚的第三天，孙越崎就回学校去教书了。3 入复旦公学结识邵力子
一年的义务教书结束了，时间到了1913年。结婚不久的孙越崎决心到上海去继续读书。葛采湘深明事理，对丈夫很理解体贴。孙越崎自己一心想读书，同时也一心想让妻子读书，让她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那年葛采湘18岁，读书还不算太晚。孙越崎离开家以前先把新婚不久的妻子送回娘家，并和岳父说，要让她在家里专心读书。岳父也很赞成，就请了先生到家里给她上课。后来葛采湘把缠过的脚也给放了。孙越崎的叔叔很是开明大度，觉得葛采湘已经嫁过来了，就是孙家的人了，不能白白吃娘家的，所以经常给她家送米去。葛采湘就这样一直在自己娘家住着读书。那一年孙越崎不满20周岁，是第一次离开绍兴。由于当年他到外面读书的时候，岁数已经比较大了，在学校同班同学里，他一般要比别人大几岁。
到了上海，孙越崎住在叔叔为他介绍的一个远房本家的家里。没有人指点，正好看到震旦公学在招生，他就去报考。震旦公学是法国人办的，学校里是用法语教课，报考前孙越崎并不知道。在回来的路上，他在电车上问路，旁边有个人听了他的口音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孙越崎回答了。那人又问：“你姓孙？那么孙燕堂你认不认识？”“他是我父亲，你怎么知道他？”那人很高兴地说：“我也在黑龙江那边做过事，你父亲在那边是很有名的。你到上海来有什么事？”孙越崎就把到上海来上学的事说了。那人十分热情地说：“你要上学？那到我们学校来好了，我现在是复旦公学的总务长。”
这位热情的陌生人也是绍兴人，姓邵，是后来他的老师邵力子的一位本家。
孙越崎听了这个人的介绍也很高兴，第二天就去报考。当时只考了一门中文，很简单，不久就录取了。
早年，复旦公学是从震旦公学里“闹”出来的。震旦公学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当时学校的负责人是马相伯。他虽然信奉天主教，却不愿意依附外国教会势力办学。后来，进步学生邵力子、于右任等人与学校内的教会势力发生冲突，带领学生退学。马相伯很有爱国热情，支持这些学生，也一同离开了震旦公学。他们自己办学，没有钱，马相伯卖了自己的田产。钱还是不够，他们又到处募捐。经过一番十分艰苦的努力，终于创办了“复旦公学”。“复旦”不但有复我震旦的意思，还取了《尚书》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含义。复旦公学是在1905年中秋节那天正式开学的。这是中国第一所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中，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私立大学（开始仅有高中）。马相伯被选为校长，邵力子和于右任留校工作，王宠惠等也在该校教书。
当年，复旦公学还不是现在复旦大学这副现代化大学的模样。那时的复旦公学在英法租界之间的徐家汇。那里曾是李鸿章和太平军打仗的地方，盖了一所“李公祠”。复旦公学用的就是“李公祠”的房子。
从“李公祠”的大门进去，院子的两边各有一排房子，都被改成为教室。另一个院子有一座戏台，戏台楼上楼下的房间被改修成宿舍。戏台的后边有个花园，花园里立着一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李鸿章的铜像。
孙越崎入学的时候，复旦公学的校长已换成李登辉。李校长是华侨，以前作过孙中山的秘书，在国外时间长了，不大会讲中文，有时他亲自给学生讲课，就用英文讲。他的思想是比较民主的。
复旦公学是在特殊条件下创办起来的，教师中有很多人是同盟会的会员，跟孙中山一起革命过，好几个都是当时袁世凯要追捕的。所以这个学校里的气氛和其他学校不同，学生和教师的爱国热情与民主意识比其他学校里多一些。学校里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很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
孙越崎在青年时代能够投身于这样一所学校，受益匪浅。4 复旦的学生生活
孙越崎刚入学时进的是初级班，他现在还记得第一节课上的是英语，教师讲的课文是《一百年前的拿破仑》，第一句是“One hundred years ago”。课文不长，只有一页多一点儿，可是孙越崎一句也听不懂。在绍兴简易师范的时候，只学过26个英文字母，英文成了他的大难题。
这一年的暑假，孙越崎没有回家。和他住在一个宿舍的一位姓陶的同学也是绍兴人，与他又很谈得来，孙越崎就请那位同学帮助补习英文。那位同学一口答应，孙越崎便去住在那位同学家村外的一间小庙里。那个村叫陶家堰，四面临水。每天上午，姓陶的同学都划着小船到那个小庙，帮助他学习一小时的英文。孙越崎在小庙里像关了禁闭，足不出户，埋头苦学，专攻英文。小庙四面也是环水，蚊子很多，天气又是酷热，真是难耐。
一个暑假之后，孙越崎英语听、读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可是说的能力还是不大行。那时他已经年过20，绍兴口音又重，要练好英语口语是相当困难了。
一直到了暑假的最后一天，孙越崎才收拾起书本离开那个四面环水的小庙，匆匆赶回同康村，到家取了换洗的衣服被褥就又往学校赶。返回学校的路上，他顺道去葛采湘家看了看。与妻子分别半年了，说不想念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因为急着回学校，孙越崎只陪她吃了一顿午饭就上路了。
在孙越崎已经走过的百年之旅中，很少能听到“爱情故事”，在人们的印象之中，他终生绝少缠绵于男女之情和亲子之情，他生活得是这样的长久，他从他的生命长河中得到的时间比大多数人要多得多，可是他却还是很少把时间慷慨地给予妻子、孩子，给予家庭生活中的种种温馨和浪漫。
复旦公学初级班当时有一门课是其他学校没有的，叫“格致”，与今天小学的“自然”很类似，上讲天文，下讲地理，无所不包。孙越崎特别喜欢这门课，觉得有许多事情过去在心里都是混混沌沌的，学习了这门课以后，一下子眼光大开，心里亮堂多了。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是他在同康村里想也想不到的。不过，“格致”的课本是英文的，孙越崎读不懂，又急着看，就整天抱着字典翻。
在复旦公学读书时，孙越崎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组织了个“浙江同乡会”，他被选为会长。这个同乡会还办了个月刊，虽然他们还只是中学生，可他们那份月刊还办得相当不错，发表的文章在学校里很有影响，全校的同学都争着看。后来学校提出要把他们的这份月刊“收编”成校刊，他们一下子没了积极性，月刊就停办了。
有一件事是孙越崎很难忘记的。那一年，全国青年会发起举办演说竞赛，在全国各大学里选拔参赛的选手。各所大学都先在校内层层举办演说竞赛。复旦公学一共赛了四次，在90名参加比赛的同学里最后只剩下了两名：孙越崎和另一位姓金的同学。两人决赛以后，邵力子评判说：“孙越崎的绍兴口音重一些，不过他讲的内容很好，还是由孙越崎代表复旦公学去参加比赛。”
东南地区各大学选拔出来90人，复选后余下的共有九人，按规定，每人讲10分钟。孙越崎的讲稿是和他很要好的同学，后来去台湾当了考试院院长的罗家伦帮他润色的。罗家伦的文章写得很出色。孙越崎比赛时讲的题目是：“自鸣钟的响声”。大意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一定要珍惜一点一滴光阴。现在日本人要侵略中国，袁世凯又要做皇帝，我们必须好好学习，将来成才，才能抵抗日本……很可惜，他最终还是吃了绍兴口音重的亏，比赛只得了第二名。那年得第一名的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讲的是普通话。
虽然只得了第二名，孙越崎还是在复旦公学里大大出名了。
后来孙越崎当总经理，当资源委员会的委员长，当部长，都受益于在复旦时所接受的这种对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5 改名以铭志
当时，邵力子除了负责行政工作以外，还亲自给学生讲国文课。孙越崎虽然不在邵先生的班上，却常常去听邵先生的课。邵先生讲课十分生动，也十分新鲜。他在课堂上常常向学生灌输反对帝制、反对皇权的思想，培养学生爱国、救国，勇于探索、勇于革新的精神。他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目也多带“革命”味道，这些都很合孙越崎的口味。孙越崎他们班的国文老师是蒋梅生。这位蒋先生是大画家徐悲鸿的岳父。蒋先生讲课尽讲八股，学生都不爱听。孙越崎是学生会会长，就带头到蒋先生的宿舍去和他说，因为言辞比较激烈，硬是把蒋先生给气走了。
孙越崎考入复旦的那一年，袁世凯当上了终身大总统。可是，袁世凯的目标是坐龙廷，当皇帝。在1915年5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只要他愿意接受《二十一条》，就同意支持他称帝。这个《二十一条》等于承认中国是日本的殖民地。那一年的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在48小时之内作出答复。经过一番斟酌，袁世凯终于答应接受《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愤怒，抗议之声，席卷大江南北。孙越崎痛感国运之艰，想到中国要摆脱外国的控制，真正地独立富强起来，恐怕是要经过很漫长、很崎岖的道路。为了铭志，他为自己取了个号名——越崎，意思就是要救国图存，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
越崎两字在绍兴口音里和毓麒的发音是一样的。在复旦公学读书期间，大家还叫他毓麒。后来去北洋大学读书也是用的毓麒这两个字。大学毕业以后到煤矿工作，矿上的人按习惯都称号名，叫他越崎。一直到从国外回来，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毓麒这两个字才彻底不用了。
中国人的名字里很少有用“崎”字的，所以后来常有人将“孙越崎”三字写为“孙越琦”，这就把他改名以铭志的心意给扭曲了。
除罗家伦外，复旦里和他关系比较好、对他又有较大影响的同学还有俞大维、恽震。俞大维是学机械的，留学美国和德国。回国后以非国民党员身份担任了兵工署署长，后来去台湾当了国防部长。恽震是学机电的，在资源委员会里主管电力，全国解放前和他一起留在了大陆。
在知识增长的同时，孙越崎的能力也有了提高。他曾协助叔叔打赢过地产官司和说服村人不要相信迷信等。
1914年，孙越崎的大儿子孙竹生出生。又过了两年，大女儿蔚我出生。6 入北洋大学与转学理科
1916年，孙越崎和俞大维一起去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都没有考上，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知道了以后很生气，就在《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说：孙越崎和俞大维是我们复旦公学两名最好的学生，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不录取，就证明他们这个学校有派系。他们只录取教会学校的学生，这样太不公平。
正在孙越崎苦恼的时候，正好有北洋大学的校长亲自到上海来招生，他就报考并录取了。
北洋大学即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895年10月2日，创办时名为“国立北洋大学堂”，创办人为近代改良派代表盛宣怀。“北洋”二字本是我国旧时对北方地区的统称。清政府设过北洋大臣住在天津专办洋务。民国初年又有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弄得“北洋”二字名声不大好听。不过在孙越崎的记忆之中，北洋大学堂却是“桃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
北洋大学的创办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一年，那时清政府中的改良派感到中国虚弱，欲学西方，所以在大办洋务的同时，又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盛宣怀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在大力举办以工商业为主的洋务事业，“轮船、电报、矿务、交通”等实业的同时，还创办了附属于这些企业的带有学堂性质的“训练班”，并明确提出创办正规的“商船学堂”和“矿务学堂”等。1895年秋天，他终于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开始，北洋大学堂设在光绪十一年所建的“博文书院”里。校内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各一所。这里的二等就有预科的性质。
盛宣怀创办北洋大学堂的过程之中，订过两条规矩，其一是循序渐进，不容紊乱，不许中途他鹜。其二是学习专门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不过是工具。
北洋大学的教学主要是由美国人担任。聘任的很多教师都是美国国内的知名学者，他们在北洋大学的工资比他们在国内还要高。这些外籍教师认真负责，治学严谨，所以北洋大学毕业的学生质量很高，当时美国和欧洲各国大学的研究院都有明文规定，免试接收北洋学生入院读硕士学位。那时有志学工科的青年都以能入北洋大学为荣。
民国初年，北方青年尚以仕途为重，所以北洋大学录取的学生大多数是南方青年。
北洋大学考试制度很严格，入学以后就有频繁的考试，淘汰率很高，学生作业压力很大，因此多数学生只知读书，不问政治，与北京大学、复旦公学的风格都很不同。“五四运动”之前，政治风潮从来没有进过北洋大学的大门。
北洋大学是我国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学习西方兴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所以后来对中国教育影响较大。它是随后建立起来的“南洋大学”的模式，也是后来各省仿办的“范本”。盛宣怀于1896年卸任天津海关道之职后，长住上海，将主要精力用于“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上。
1917年春天，孙越崎离开南方来到了天津。北洋大学已经开学，他是插班进去的。最初，孙越崎入的是北洋大学的文科预科班。这里规定，文科预科班毕业之后不用考试，可以直接进入法科。理科预科班毕业后可升入矿冶系、土木系或机械系。
他给当时哈尔滨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在北洋大学学习的情况。父亲在回信中否定了他的选择。信中有这样的话：“……我都已经不作‘高级流氓’了，所以希望你今后也不要作‘高级流氓’。既然大学里有矿冶系，你还是选择学习采矿技术为好……”看了父亲的信以后，孙越崎认真地想了好久：要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大力兴办实业是当务之急。父亲的话是有道理的。父亲对当时官场人士“高级流氓”的蔑称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对他选择“工业救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影响。许多年以后，他曾经有缘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国最高层的官僚，自己也“荣任”统管全国国营工矿业的“大官”，甚至已经有了明显的“入阁拜相”之可能，却仍孜孜于实业，醉心于煤炭、石油，奔走于工厂、矿山，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孙越崎决定改变学习的专业。他去找校长赵天麟，要求改学理科。校长说可以，不过要等期末考试及格才能转入理科。孙越崎上了半年的文科班。那一年的暑假，他第二次没有回家，又照老办法，请了一位功课很好的同学秦瑜为他补习高等数学、物理等理科课程。开学以后，孙越崎顺利地考进了理科。
进了北洋大学，孙越崎又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会长。因他为人正派，办事有主张，总是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能做好什么，也比较清楚每一件事情的具体目标，并能找对达到此目标的方法，所以，做起事来就显得胸有成竹，干练通达。这样，每到一处，都很快地得到周围的信任和尊敬。这也是他在所上的几个学校里总是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会长的原因。
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孙越崎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五四运动”，他一反北洋传统，以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带领全校同学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7 发动组织天津的“五四”运动
1919年的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等27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对战败国的和约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在会上提出了要求：收回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然而，众列强根本不把羸弱的中国放在眼里，反而决定，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均归日本所有。当时北洋政府对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有应允之意，密令中国代表在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责任感燃烧成愤怒的火焰。5月4日这一天，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抗议示威游行，火烧亲日汉奸曹汝霖的住宅，痛打卖国贼章宗祥，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和市民。北京学生为了表示抗议，实行了总罢课，并通电全国抗议示威。学生的爱国运动马上席卷了全国各地。
天津的学生是最早起来响应的。5月6日，北洋大学的学生和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学生代表一起商量配合北京学生罢课的计划。
5月14日那天，天津各校学生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会址设在水产学校和高等工业学校。北洋大学当时是天津唯一的大学，不过学校离市中心很远，交通联络都不方便，加上毕业班的同学正要进行毕业考试，不毕业，就会影响个人的前途，所以那天选举的结果是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为会长，南开中学的马骏和第一中学的韩志祥为副会长。
从那以后，学生联合会组织了好几次示威游行。5月22日那天，学生联合会又开了一次会，到会的有九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孙越崎是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参加的。那天的会场气氛很严肃，议题是组织第二天全市大中学生总罢课。代表们都很认真，最后要每一人站起来表态，大学代表在前，中学代表在后。第一个就是孙越崎发言。孙越崎仔细想过，北洋大学是个不问政治、校风保守的学校，要实现总罢课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相信多数同学是爱国的，在全国各地学生全力声援北京学生的大潮的冲击之下，北洋的同学也不会无动于衷，只要事先做好动员工作，参加全市总罢课，是会得到本校同学支持的。孙越崎毅然表态：“我代表北洋全体同学，从明天起一定罢课！”但是有个别学校不敢保证，会议开了很久。
孙越崎从市中心赶回北洋大学，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他顾不上吃晚饭马上找来几个热心的同学一起商量。他们都同意第二天罢课。孙越崎就让他们分别到各宿舍去宣传动员。他清楚地意识到，第二天能不能顺利实现一致罢课，关键在即将进行毕业考试的三年级同学。参加罢课就等于失去毕业考试的机会，没有毕业考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那时有了毕业文凭谋职尚且很难，拿不到文凭，失业的可能就更大了。很多学生都是自费上大学的，无法就业损失就太大了。从这方面说，毕业班的同学参加罢课困难比较大，但是如果毕业班的同学都能参加罢课，其他同学就更没有问题了。
因为毕业班同学的态度很重要，所以孙越崎自己出面去动员。他先找了几个平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同学，他们在班里有威信，向他们说明天津学生联合会今天作出的决议：明天全市大中学校学生要实行总罢课。又向他们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请他们支持罢课。他们都深明大义，同意参加罢课。这样，孙越崎稍稍心安。
孙越崎认为，学生会的决定应该告诉校长。他平时因学生会的事情和校长赵天麟接触来往比较多，关系也不错，就去找赵天麟，通知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明天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赵天麟很滑头，他既不敢反对学生罢课，更不敢表态支持，就干脆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各个方面的准备就绪以后，孙越崎就召集了全校学生大会。在大会上，他先详细汇报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召集大中学校代表开会的内容，宣布第二天全市大中学生统一总罢课的决定，最后说：“我已经代表北洋的同学表态同意罢课，请大家审议。”这时，全校同学的爱国热情都焕发出来了，群情沸腾，一致喊参加。
会后，有个同学告诉孙越崎，他看见赵天麟校长就站在会场的后面，静静地听孙越崎讲话。照北洋的校风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校长对全体学生参加罢课没有阻拦，就已经算是相当难得了。孙越崎听了同学的发现，心里对校长有几分感谢，觉得赵天麟不是个太顽固的人。8 勇斗直隶省长曹锐
5月23日那天，天津大中学校学生实现了统一总罢课。
6月3日，上海工人、商人开始罢工罢市，全国对北洋政府的抗议活动更加猛烈了。随之，天津的学生运动也进入高潮。
6月4日，全市学生又一次举行了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
那天一早，在学生联合会的指挥下，全市15个大中学校的近万名学生，集合在南开中学前的广场上，在学生代表的带领之下庄严宣誓。宣誓仪式之后，宣布了游行路线：经过南马路、东马路的大胡同等闹市区，到河北大经路省长衙门向省长请愿，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和拒签丧权辱国的条约。
游行还没有开始，直隶省长曹锐就派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率领全副武装的北洋保安队，把南开中学的广场包围了。几十层保安队员站在广场出口处堵截，高喊着：“奉大总统命令，禁止学生游行！”
学生队伍中有人竖起一面大旗做先导，旗下几个领头的学生大声呼叫，一次又一次地组织突围。学生冲到哪里，保安队员堵到哪里，双方短兵相接，对峙了很久。
后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没有办法了，亲自出来向学生讲话，声称：这是奉直隶省长曹锐之命来禁止你们游行的。你们要请愿，可以派四个代表去见曹锐。这样学生当场推荐了四名代表：马骏、谌志笃、沙主培和孙越崎。于是，杨以德挥手叫来五辆人力车，他坐在第一辆上面，把四名学生代表拉到省长衙门。在车上，孙越崎看到沿途街道上站满了北洋保安队，他们臂上带着袖章，荷枪实弹，警戒森严。孙越崎还看到，为了阻止学生，通向省长衙门的海河金刚桥已经吊起来了。
杨以德带着他们四人进了省长衙门。衙门的院子很深，两边也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保安队员，一个个紧张得如临大敌。一转眼，杨以德不见了。另外一个人出来领着他们，七拐八拐地走进一个破破烂烂的席棚子里。等他们四人进去以后，那人也溜走了，把他们给晾在那儿了。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在棚子里耐心地等着。
过了好久，省教育厅长王章祜进来对他们说，曹省长在会见日本总领事和海军舰长，等一会儿才能来接见你们。他故意把“日本总领事和海军舰长”说得很响，说完又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警官，把他们四人带到一间警官训练班的教室后也消失了。他们又等了好长时间。孙越崎想来想去，不知道他们四人会不会有危险，也不明白曹锐在玩什么花样，心里有些紧张。
终于教育厅长王章祜又来了，把他们四人领进一间装饰考究的会客厅。会客厅的中央是一张铺着丝绒台布的长桌，桌上摆着几个高脚玻璃盘，玻璃盘中放着水果、点心。警察厅长和教育厅长分坐在桌子的两边。孙越崎四人看了看这两位厅长：一文一武坐下了。
大家才坐好，曹锐就走出来了。只见他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缎帽，道貌岸然地走到长桌的一端坐下，满脸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慈悲为怀的神气。曹锐抬手比划着，让两位一文一武的厅长端起玻璃盘，请学生吃水果、点心。四个人里孙越崎年龄最大，他就站起来说：“外面我们上万名同学还饿着肚子，我们不能只顾自己在这里吃东西。”曹锐马上说：“学生们已经离开南开广场了，他们上大街游行的时候，我让警察发给他们每人两个馒头。他们已经吃饱了，你们几个也吃吧。”
孙越崎他们坚决不肯吃。曹锐又说：“你们不吃，饿坏了身体怎么行，将来国家要靠你们复兴，如果身体不好，怎么能担重任？前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将，在年轻的时候哪里知道自己后来会做那样的大事？你们也是任重道远啊！”
曹锐在那里侃侃而谈，孙越崎几人沉默不语。孙越崎仍然代表四个人坚持他们的要求：“我们还是要求省长给北洋政府打个电报，提出释放北京学生。不答应这个要求，我们不会复课！”
曹锐说：“我的一封电报，无非是给政府里多了一张废纸，没有什么用处嘛！刚才日本总领事和海军司令来了，他们对天津学生的游行示威提出警告，如果学生游行扰乱秩序，他们就要开炮轰击。为了避免伤亡，我要求你们回去劝告同学们，不要示威游行了，从明天起，一律复课。”
孙越崎他们还是反复要求省长给北洋政府发电报，曹锐不肯，坚持要学生先复课，双方僵持不下。在反复交涉中，曹锐听出他们四个人之中沙主培是天津人，又最年轻，就把他当做突破口，想把沙主培吓住。只见曹锐突然用手猛拍了一下桌子。把茶杯都震碎了，茶水流了满桌子。教育厅长反应快，马上站起来，哈着腰，赔着笑，连声说：“省长息怒，省长息怒！”曹锐没有理他，用手指着沙主培，大发雷霆：“他们三个都是外地人，你是本地人，是我的同乡，咱们的祖宗、财产、庐舍、坟墓都在这里，万一闹出事来，日本海军一开炮，他们三个外地人一走了之，我们本地人不是都完了吗？你怎么跟着他们闹事？”
孙越崎知道曹锐这番话的用意是要把他们四个人拆开。他马上接过说：“你一天不发电报，我们一天不复课。天津闹出事来，只能由你这个省长负责，和我们毫无关系，沙主培更丝毫没有责任。”
正在孙越崎他们与省长唇枪舌剑地交涉时，进来一个人，在曹锐的耳边说了几句话。曹锐听那人说完以后就回身站了起来，像斗败了鸡似的对他们说：“学生游行大队已经到了省衙外面，要你们几个学生代表出去。”这时教育厅长王章祜也马上随着省长站起来，说：“我陪你们出去，免得外面的同学惦记。”孙越崎他们半信半疑，跟着他走到省衙的大门口，果然见到大队同学已经冲破保安队的重重阻拦，来到门前。同学们见到自己的代表安然无恙，都激动得高声欢呼起来，原来他们真怕代表进了省长衙门会有什么意外。
孙越崎他们四个人分别走进自己学校的队伍。这时北洋大学的同学告诉他，刚刚听到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消息。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三罢”一定会对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孙越崎听了这个消息，觉得全身增添了许多力量，信心更足了。为了及时鼓舞大家，孙越崎又找来那三位学生代表商量，决定把学生带到附近高等工业学校的操场集合。不多时，大队人马就到齐了。孙越崎知道自己绍兴口音重，就让马骏向大家报告与省长交涉的经过。当时马骏是站在一个滑梯的顶上，孙越崎和另外两个人坐在滑梯的中间。马骏声音洪亮、简明扼要、形象动人地把过程讲了一遍，会场上万名学生无不为之动容。马骏讲过之后，大家决定继续罢课。这时整个会场上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口号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情绪高昂。
散会的时候，天津市已经被暮色笼罩。街灯亮了，照着一队队学生走回自己的校园。
6月4日大游行之后，天津各大中学学生继续罢课。在上海市“三罢”的影响之下，学生运动也向全市各界广泛深入地发展着。6月9日，全市学生联合会又在河北公园里召开了全市公民大会。会场中心悬挂着大标语，上联是：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下联是：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那天参加大会的有新闻界、教育界、宗教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代表，共有两万多人。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拒签卖国条约，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以后，天津商界就在学生联合会的督促之下，开始罢市。“五四运动”期间，天津一些学校分别办起校刊。《北洋大学日刊》发表的几篇社论，影响非常大。后来又出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中学毕业生、当时21岁的周恩来特意从日本赶回天津参加学生运动，担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周恩来成了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
说到那一段事，孙越崎还会想起邓颖超。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时还只有十五六岁，是天津女师的学生。她虽然很年轻，却非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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