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向东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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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81个教育批判性思考试读：
作者简介
龙向东上过村小，学于县中。大学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就职于贵州省贵阳市第一中学，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有20年班主任工作经历。无头衔、缺辉煌，好本职、爱质疑，近年来勤写作。
永远在路上（代前言）
这本书源自很多个偶然，最后变成了宿命。
最先是在四年前。大概是一个临近寒暑假的日子吧，有两位上大学的学生来家中看我，我就近请他们在附近的小馆子里吃饭。席间我们谈到很多，我作为教师的毛病不改，还在跟他们大谈人生，鼓吹理想，倡议“生无所息”之类为一些成年人所鄙夷的东西。我跟他们说，多数人中年之后，就坐等退休了，就进入了庄子所说的“不亡以待尽”的人生阶段。我很庆幸还存有一点理想（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叫“不忘初心”），还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坚持写点东西。坚持锻炼不是怕死，而是努力避免自己成为家人的负累、社会的负担，更是为了实现理想储存精力。所写的东西，一开始未必能好，但是，如果一直坚持着写，十篇、百篇、千篇以后，总有几篇会好一点吧？不知她们当时是否深以为然，现在是否依然还记得，但是我却已经被自己深深打动，然后就开始写。到第二年年终的时候，攒了十多万的文字。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预言也不全错，那十多万字的东西大多被后来的我视为“垃圾”。至于有没有一两篇好文章，我说了不能算，因此不得而知。但是，至少，从此我不怎么怯惧写作了。
后来，每遇到一些教育热点事件，我就写一些自己的感想，当时仅仅是因为心里有话要说，从来没想到过公之于众。一年多前，我所在的学校建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我就抱着好奇的心情往那投了一篇文章。文章登载后，没想到还有一些反响。后来陆续投了几篇，其中《有感于“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还得到全国著名的特级教师李镇西老师的公众号——“镇西茶馆”——转载，李老师本人还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有位从前的同事去《贵州教育》做编辑，她向我约稿，我就把《有吆喝就有还价——对于“探究式教学”的一些理解》给了她。文章登载后，又收到一些读者的积极反馈。于是我决定做一个自己的公众号。到今年6月份，我的一位学生帮我注册了一个公众号，我给它取名为“夜郎西话”。“夜郎”者，自大者也。对一些教育现象，我常常无所顾忌、不知天高地厚地评论言说，可能对，也可能错。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首题为《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诗，其中有两个十分著名的句子——“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我本人就出生在传说中的古龙标尉旁，这个地方至今依然属于偏远落后地区。我一个小地方人，没见过什么世面，给公众号取这么一个名，来容纳我的思想看法，十分恰当。
公众号开通后，我写作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发言人，想说爱你不容易》，成功拉到了二十几位微信好友来阅读并关注。让我倍感意外的是，两三天后这篇文章被多人次转发，阅读人数竟然超过了1200人。这让我大吃一惊，一下子体验到了自媒体的巨大力量。但后来我明白，阅读量之所以很大，是因为文章触及了社会热点。但我作为一名教师，更大的兴趣或者说职业的使命更多的是关注教育。我不是为了获得点赞、追求热捧而写作，而是因为热爱教育而思考教育，写作不过是我思考教育的主要方式。现阶段我写作的主题，就应当是教育，哪怕点赞的人很少，阅读量不高，这也是我的主要任务。接下来，整个暑假我几乎都在写，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保持一天一篇的速度。后来开学了，就大致一周写一篇。到现在，累积超过18万字。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今年暑假开始后所写，有少数篇目是前两年的旧作。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是一本教育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的很多结论未必经受得了实践的检验。它们只是一次次思考的过程或结果，很可能存在考虑不周的情况。任何教育策略都会存在不足之处，故而给人们留下可以商榷的空间。这些文章正是利用这些空间，从质疑的态度切入，对各种教育现象进行批判性思考。但是，批判性思考并非等同于彻底否定，也不是追求在实践中非要如何如何。它的作用更在于启发、校准和完善。建设，而不是破坏，才是写这些文章的目的。这些文章也不是成就，而仅仅只是一位基层教师的思维生活的记录、写作生活的呈现。
当今是一个务实的时代，在很多的领域包括教育领域，重术而轻道，务虚的东西不容易被人待见。教育的理想、教育的本质等一系列重要的概念一旦遇到考试、分数、升学等等具体诉求常常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得不到还手的机会。前者被碾压是在所难免的，毕竟，大众代表着潮流，谁能在“螳臂当车”的情形中能力挽狂澜、改写历史呢？虽然事实上，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的死对头，然而很多人却都那么看。所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必然担心这些文章的生路。这种情况注定了写作和结集出版的艰难：写作的时候，要面临质疑，乃至于要面对不屑和鄙视；出版的时候，要面临更大的困难。可是，我又相信教育需要务虚，没有务虚，很可能迷失方向。我还无法从一种坏习惯中解脱出来：思想一旦产生，便总梦想着“有朋自远方来”，渴盼着与远方的人、另一时间的人神交心会。太史公曾经说“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那种敝帚自珍的心情，我也同样没办法抛却。于是，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事情似乎又从偶然变成了宿命。
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过去我不能很好地理解这句话，现在，当我看到这十多万文字的时候，终于有一种眼眶湿润的感觉。人，是脆弱的，草芥般的；即便能够思想，还不是如草芥一般吗？所以，能够思想并不让我觉得人就变得伟大，反倒让我感觉到更加的渺小。难道在渺小加卑微的存在中，我们不应该去努力完成人类这原本就不多的使命吗？将思想记录下来，应当也是一种存在的自我确认吧。我还想起梭罗的一句名言——“当你实现你的梦想的时候，关键并不是你得到什么，而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你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是的，梦想的内容本身也许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保持一种有梦想的状态。思想也并不是结论，也很难保证都能成为结论，可是，应当做一个有思想的人，做一个保持思想状态的人。
一百多年前，有位德裔美国作家名叫塞缪尔·厄尔曼，传说他年逾七十才开始写作。他在散文《青春》（《YOUTH》）里边说：“谁都不会因为年岁而变老。我们都是因为放弃理想而成为老人。”因为这个思想，他永葆青春，七十多岁仍像十几岁的少年，“志于学”。他的晚年，没有“垃圾时间”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生命，永远在路上。告诉自己，向着理想，别歇脚！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
一、认识教育
遥望石门坎
8月初，有从事教育编辑工作的朋友从北京来，接风席间，她谈到石门坎，谈到伯格理。这让我感到意外，因为现在知道贵州这个小地方的人不多，知道伯格理这名传教士的人也不多。虽然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从国外寄信到那里，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可以了。曾经的繁荣已经不再，“石门坎”已经成为一个褪尽光环的神话，一段渐渐消逝的传说。
现在，尤其是这两个月来，关于教育，我们听得比较多的却是高考升学率，一本二本的人数，600分以上的人数。每个学校的门口，都贴着或红或其他绚丽的色彩，榜上是些欢天喜地的数字或人名。这种红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一般人是看不出门道的，若有人想从中看出这个学校的真实情况来，那么奉劝他还是赶紧打消这个念头。那些话都是在“扬长避短”，吹捧自己的优点——也就等于变相地贬低友校。这就好比两三个人一起比赛，其中一人总在人前宣扬自己是第一，其他两人会舒服吗？就这么一种羞辱他人的事情，个个学校年年都乐此不疲的做，而且大张旗鼓。这种“王婆卖瓜”的行为在商业领域自然无可非议，但是放在教育行业，却实在是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这样的做法十分流行，也就见怪不怪了。
高考成绩的宣传，就是一场战争，大家通过自我吹捧或相互羞辱来赢得声誉，抢得好生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当然也是一种“得”，可这种“得”十分自然，顺理成章，极有风度。老子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谓也。高考宣传战则不然，非得将自己捧上云端，将对手比到地下不可。大家都在忙着抢功，忘记了都是在从事教育工作，毫无“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心理。做教育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者，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到自己家来买东西，要不然就希望赚钱的生意自家做，亏本的生意别人做。做教育则不是这样的，不可能将全天下的学生都放到自己的学校来，也不能将所有的好学生都收到自己手上来，差的学生都送到别的学校去，那些落后一点的学生，也是一个个鲜活的、有灵魂的生命呢！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就是告诉学校和教师应该无区别地接纳不同的学生。再说，考试成绩差的学生，未必就在其他方面落后，教育的责任在于发展人。我们要发展不同的人，发展各种各样的能力，而不限于高考抢大学这一种。
2300多年前，孟子提出“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之一乐，那是一种社会担当，也是一种自我肯定，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自信满满、踌躇满志的教育家形象。现在争抢生源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因为社会担当和自信，而是赤裸裸的利益驱动。有些学校甚至公开悬赏，比如有一个民办学校就直接在报纸上广而告之：“考上清华北大者奖励50万元！”这哪里还是在办教育，这完全就是在做生意。奖励学生的钱从哪里来？不就是从学生和家长身上来吗？招生大战不限于高中，大学也难以例外。一个月前，偶然遇到一位朋友，他在叹气，于是我好奇地问有什么烦恼之事，他说家里侄女今年考大学，在北大和清华之间犹豫徘徊，两所大学的老师轮番来做工作，拼抢得很厉害，半夜都打电话来，不知如何是好。去年在媒体上看到北大清华两校招生老师在广东、四川因抢好学生而斯文扫地的事情，当时以为是媒体添油加醋，没想到还真是如此激烈啊。这两所号称中国最好的高校尚且如此缺乏自信，全中国高校的自信力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资中筠说：“‘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我说的就是清华。”真够大胆和尖锐，看来还真是有一些道理。以“逐利”为本的教育，很难教育出大师来，更不可能教育出健全的人。建立在“逐利”基础上的家校关系和师生关系不可能是健康的关系。想想，这些名校争抢高分学生，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提高或是保住学校的名声，至于后面的事情，不得而知了。于是又有学生被录取后事先说好的专业无法保证的事情发生，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既然学生已成“囊中之物”，插翅难逃了，哪里还管什么事先的允诺？既然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颜面风度已经全然不顾，再丢掉一点诚信又有什么关系？
石门坎现象最让我惊讶的不是培养了多少大学生和多少高级别干部，而是它所培养的学生进入大城市学习后又有很多人回到石门坎，“以苗教苗”，反哺家乡，这种精神让人感动和敬佩。石门坎到底是用什么精神养料喂养了这些无私而勇于担当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些灵魂，石门坎根本不可能创造奇迹。显然，这些高贵的灵魂与“升学率”无关，与“好生源”无关。今天很多学校在赤裸裸地追逐“升学率”，争抢“好生源”，显然不是为了培育“高贵的灵魂”，而是另有所图。教育行政部门则为了政绩，举着“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牌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蔡元培在北大发展史上的地位极其特殊，如果没有他，也许北大对中国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深。蔡元培主张“五育”并举，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五育”无不从国家民族大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局部私利考虑，教育家的胸襟由此可见。而今的招生争夺战几乎都是从某一局部利益出发，不惜牺牲教育大局，确实是当今教育的一大悲哀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传教士们多以圣经里的这句话为座右铭来办教、办学，石门坎的奇迹与这种精神密切相关，石门坎的那些高贵的灵魂，恐怕也与这种精神密切相关。
看看蔡元培和伯格理们，今天办教育的人，是不是应该有一点启发呢？
从“严禁手机”谈学校自新能力
日前，在一次采访当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说：“当今社会，特别是教育界对陶行知其人其学的宣传、推广、了解是很不够的。”周教授之所以如此忧心，是因为他认为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拓者，以他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思想，可以和孔孟为核心的古代教育思想相并列，共同构成中国教育思想，然而教育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学习不够。
周教授是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专家，他深深懂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价值，懂得自己倾心投入的价值，所以他毫不讳言地批评整个教育界。其实有一点他不懂，教育界多数人并非是专门冷落陶行知，而是谁的思想都不学。
陶行知的确堪称“教育家”，他的很多教育思想，到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他所提出的一些教育问题，到今天我们都还没有很好地解答。
98年前，他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中说：“我们在教育界做事的人，胆量太小，对于一切新理，大惊小怪。如同小孩子见生人，怕和他接近。又如同小孩子遇了黑房，怕走进去。究其结果，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乞灵古人，就是仿效外国。也如同一个小孩子吃饭、穿衣，都要母亲帮助，走几步路，也要人扶着，真是可怜。我们在教育界任事的人，如果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这是何等的魄力，教育界有这种魄力的人，不愧受我们崇拜！”这些话，放在今天来看，哪一句不击中我们的要害？今天的教育，不要说缺乏创新的能力，就是连创新的胆力都没有。我们生活的世界日新月异，可是我们却永远生活在过去，满足于过去，迷恋过去。“但是这种人才，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现？究竟要由什么学校造就？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养成？”面对这种追问，我们每个教育人一定都会惭愧不已。
比如面对智能手机，我们除了异口同声地喊“禁”，此外没有他法。手机就一无是处吗？手机就是洪水猛兽吗？在一个连政府都提倡“全城WIFI”的时代，学校居然还在高喊“禁止手机”，这不是逆历史潮流、做螳臂当车般的无谓抵抗吗？陶行知说：“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所以要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须把社会上一切的事，拣选他主要的，一件一件的举行起来。不要使学生在校内是一个人，在校外又是一个人……我国学校的弊病不但在于与社会相隔绝，而且学校里面，全以教员为主，并不使学生参与。”当今学校想做的，正是想把学生和社会隔绝，把学校造成一个“世外桃源”，如此才好控制学生的思想和时间，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信息时代，如何利用好手机，就是社会上“主要”的事。学校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来研究如何发挥手机好的方面的作用，消除它坏的方面的影响。如果都完全禁止了，接触尚不能够，还怎么来研究呢？这样做就是在推卸责任，将如何合理使用手机的教育推向家庭，推向社会。只管在校的时候，不管在家的时候，只管当学生的时候，不管将来不当学生的时候。事实上，说了禁止，因为处理方法本来不当，结果多是禁而难止。面对这种情况，可是大家依然紧抱“禁止”不放，不想他法，另谋出路，自欺欺人。
这种状况，并不是手机问题真正无解，而是多数学校习惯于“学习经验”，等别人摸索出办法来再去趋之如鹜，缺乏创新的意识和勇气，不肯开动自己的脑筋，真正静下心来思考科学有效的管理办法。
很多学校禁止手机的理由基本差不多，“影响学习”“影响休息”“伤害眼睛”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影响学习”，担心学生在手机上花的时间过多，从而减少听课、作业、复习、预习的时间，影响学校成绩。持这种观点的人只看到手机的缺点，忽视了手机的好处，如果允许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很多课是不需要老师来讲的，很多题是不需要老师来解的，很多资料是不需要老师来准备的。现代的课不是看老师的知识有多丰富，而是看课堂的信息有多丰富，不是看教师的表演多精彩，而是看学生的思维多精彩。
从前些年开始，很多学校热衷于打造“翻转课堂”“智慧课堂”，几年时间过去了，这些课堂依然是“鲍鱼海参”，未成“家常便饭”，一般老百姓根本吃不上，看不上。这种课堂除了拿来装点门面，此外并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这些课堂的理念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不是每个教室都能配上那些高档的设备，但是智能手机几乎人人都有，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这种智能终端呢？如果允许学生使用手机学习，课堂的效果可能会好得多。正是学习和作业形式过于单一，让学校生活显得无趣，要想增强学校生活的吸引力，就应当丰富学习的途径和作业的形式。可以用耳朵听讲，也可以用眼睛查阅，还可以单个交流或集体探讨。可以是个人书面作业，也可以是口头作业或网络作业，还可以是规模不等的集体作业。这样的课堂可以让学生知道，手机不只是娱乐的工具，它还是学习的利器。
陶行知还说：“教人勿赌博，勿饮酒，这都是消极的禁止。至于积极的办法，要使他们时常去做好的事情，没有机会去做那坏的事情。”人在什么时候才玩手机？就是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当他们认为所做的事情不重要，或者不影响做事的时候，他们就会拿出手机来玩。现在很多人沉溺于手机之中，多数是因为无事可干。因为生活无趣，所以才有人迷恋网聊、游戏。学校的任务就是设法增加校园生活的兴趣，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来。假若他们在手机上做的是有意义的事，也要大胆允许和支持，只是不忘帮助他们一起采取一些保护健康的措施。当学生头脑的田地里长满庄稼，就不会长出大片的野草。
陶行知又说：“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就是要用新的学理，新的方法，来改造学生的经验。”信息时代，面对智能手机的问题，不能再用老经验、老办法，一味地“禁止”，应当用“新的学理，新的方法，来改造学生的经验”。历史早已证明，在新事物面前采取保守态度的，终究都要落伍，终究都要成为后人的笑柄。每所学校，都应当“知史明智”，与时俱进。作为传播文化和文明的地方，学校不能只满足于学习知识、教授知识，还应该积极主动发现新知识、运用新知识，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经常站在时代的前沿，才有资格去引领学生、引领社会。
陶行知还提倡“自新”“常新”和“全新”，说“我们中国的教育，倘若忽而学日本、忽而学美国，忽而学德国，终究是无所适从”，“即如洗澡，一定要天天洗才能天天干净”，“我们所讲的新，不单是属于形式的方面，还要有精神上的新”。从如何对待手机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很多学校，只会“学”，不会“想”，迷恋“习惯”，不爱“洗澡”，喜做表面文章，不肯实质改变。100年快过去了，陶先生的这些话，依然是“矢有其的”。
教师不自新，自辱！学校不自新，自亡！教育不自新，自朽！
实事求是做教育
放暑假昨天回到老家，中学同窗碰了个面。其间一位好友满怀希望地问道：“有没有提高成绩的点子？孩子马上要高三了！”听到这个问题，我内心是犹豫得很，不知道该怎么答才好。如果回答说“没有”，很不忍心看到他失望的样子，又还担心他误解我是在推脱。如果回答说“有”，虽然赚足了面子和友谊，但那种话多少有一点骗的成分。所以真的想如鲁迅作品中的人物一般回答：“……也许有罢……然而也未必……我说不清……”后来我究竟是怎样回答的，因为不堪回首的原因，是真的忘记了。
类似的问题其实我遇到过很多次，但是都没能讲真话。为什么呢？因为说真话不但显得自己没水平，还会引起别人不高兴，做这种“两败俱伤”的事情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然而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打个比方，假如我们穿越到另外一个时代，考大学不需要文化成绩，而需要一定的篮球水平。那时候，如果有人问：“有没有提高篮球水平的点子？”被问的人该怎么回答呢？从表面上看，他回答“有”是没有错的，但如果对方的孩子身高只有一米五，灵活性已经发挥到极致，这样的话不是骗人又是什么？孩子天生就不是打篮球的料，可是家长硬是不肯承认基因有问题的事实，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乔丹式的人物，这种笑话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可是，同样的情况放在教育上，大家就集体丢失了幽默感，一点笑意都没有。比如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北大清华，如果考不上，就会耿耿于怀一辈子。然而事实是，自己的孩子压根就不是能考上北大清华的料，甚至不是考上一般重点大学的料。
有些家长和老师特别迷信“勤奋努力”，以为“勤奋努力”可以包打天下。孔子观察弟子宰予之后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朽木不可雕也！”很多人视之为对宰予的批评，我倒更愿意将它理解为一种唯物主义的客观描述。一米五的个头，一定要把扣篮作为自己的目标，除了作弊，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教育，应当是发现、发展受教育者的长处，而不意味着可以将人人都培养成考试的高手。当然，不能成为考试高手并不意味着不能成为高手——其他方面的高手。
一开始的时候考试还有点综合性考查的意思，现在越来越单一化了。比如以前考试不写姓名，哪怕你答全对，恐怕也没有分哦。以前填错答题卡，假如又很在意，那么恐怕除了抱头痛哭死去活来之外别无他法。这些做题之外的任务可以考查考生的观察力、注意力和心理素质等，原本应当是考试内容的一部分。可现在不用再操这份心，虽然学校和老师口口声声“要注意！要注意！”，但如果真遇到意外情况，监考老师比学生还着急，大多数情况下上级会作“人性化”处理，要求监考人员采取补救措施。所以，现在的考生几乎是只负责答题。现行的考试内容（尤其是低年级）对记忆力的考查分量很重，但对于其他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考查比重偏小，所以说考试成绩好不等于综合能力就高。
考试是对以记忆力为主的一些能力进行考查的手段，学生是多元智能客观分布不均衡的一个群体，你能说明考试是选拔人才的公平手段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现实有很多无奈，当前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也许只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权宜之计吧。既然以考试来评价学生、选拔人才的方式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那为什么一定要拿自己的孩子去和别人比分数呢？国家在面对巨量学生时出于某种无奈而采纳了未必科学合理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家长在面对个别具体的孩子时，为什么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地指导孩子做好人生规划而每日作茧自缚、自寻烦恼呢？
前天，又看到一则两高中因招生引发纠纷的新闻，其火药味之浓，完全可以和前年两大著名高校因拼抢学生而“大动干戈”的新闻相提并论。现在不是有很多学校和老师抱怨学生不好教吗？对学生应当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才对啊，可为什么都在“抢”？他们“抢”什么呢？抢的恐怕不是学生，而其他的东西。“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利”二物，常常会让人一反常态啊。他们“抢学生”不是在践行“有教无类”，恰恰相反，而是在明火执仗地反对这一主张，“有择而教”。因为可以成为升官发财的“利器”，原本就复杂的教育就变得更加复杂。
现在的招生广告，都喜欢“扬长避短”，仅凭那些数据，外行只能有心生佩服的份。时间长了，每个学校都还真以为自己很厉害。其实，除了少数学校以外，多数学校的教学行为非常简单，基本上都可以“复制粘贴”——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教育的科学性要求教学行为可以迁移推广；另一方面学生的多样性又要求教学行为不能简单复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复制性说明教学行为的技术含量并不高。教师喜闻乐见和学生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基本都是“抢占时间多讲多练”。不确切但约等于确切地说，学校取得的考试成绩越好，学生用来上课做题的时间就越多——当然，占有优势生源的学校会占有额外的优势，但也难以逃脱这条定律。
以上所述，我想表达的意思不外两个：一是考试成绩并不是评判孩子优秀与否的科学依据，不可能也不必将每个孩子都培养成考试的高手；二是学生成绩好未必能说明学校的教学水平高，未必值得夸耀，甚至可能应该引以为耻。
真希望教育工作中多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维护好健康的教育生态，大家一起来做一点真正的教育。
“蹭饭图”随想
目前，大学录取工作还没结束，可是成绩较好的学校，成绩较好的班级，已经发布他们的“蹭饭图”。成绩稍微弱一点的学校和班级也正在着手这件事情。画“蹭饭图”的事几年前我所带的班级也做过，当时学生把图做出来后，我看了看也就一笑而过，没有认真想过。这几年，类似的图见得是越来越多了，今早突然有种“后知后觉”的冲动，于是意识到应当作一番反思。
前两天看了外省某校某班的“蹭饭图”，北京大学后面附有十几个名字，清华大学后面又是十几个名字，按照网络发布的“高校排行榜”来看，最差的都是“北上广”的名校。不由得惊骇大呼：“壮哉！美哉！”感叹之余，当然难免又做一次俗人，自惭形秽一番。昨天又看到本校某班的“蹭饭图”，“北上广”赫然在列，香港自然也意料中地入围。可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蹭本地饭的路途。是真的没有人报考本地高校？还是出于一些原因没有标出来？我总有些怀疑。人的心理，都是“喜新厌旧”的，所以对于自己的家乡，在口头上虽然都说热爱，但是在涉及个人重大选择时心里想的却常常不是她。选大学的定律是：外省比本地好，国外比国内好。当然，凡真理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存在“绝对真理”，“北上广”的人民就是例外。他们所处的地方，本来就“一览众山小”，多数人是舍不得离开的。另外，是不是全都考取了？有没有一两个没考上？或者考上了不怎么上档次的学校，不好意思在图上标注？我还是有点怀疑。也许，但愿，孩子们全都考上了。
我之所以有那么重的疑心，是现实告诉我，并非所有的学校、所有的班级都有编写“蹭饭图”的资格和心情，也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有资格成为“蹭饭”的对象。
敢于和乐于编写“蹭饭图”的学校和班级有一些必备条件。比如考取的大学必须是名牌，必须要有大城市，必须要有本地人所不知的外地校。那些著名的当然要入围，但不著名的也并非毫无希望，对于它们，可用距离来做标准，越遥远的则越让人兴奋。假如有个国外的大学，哪怕过去从来没听说过，未来也绝无可能去蹭饭，也可以在地图上突出地显示。
这些情况表明，“蹭饭图”既是“心情图”，也是“排名图”。给大学排名，也给学生排名，还给自己所在的学校和班级排名。大家拿出来晒，就是想宣示一下自己的地位，表达一下心情。因而，晒图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的娱乐，它还相当于“胜利者”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它以所录取大学的形式宣布：“我是赢家！”至于那些考取普通学校的学生，他们自己羞于、编者也羞于让他们参加这个发布会，兴奋的是那些上名校的人。当然，如运动会一般，最兴奋的往往不是获奖的运动员，而是观众。近百年前鲁迅就有一个伟大的发现：看客如云！人头落地的事都能看出滋味来，那么看看考试的胜负有什么了不起？当不了皇帝，看一看皇帝总是可以的。当然，假如能和皇帝握上一次手，那么即便以几个月不洗手为代价，也还是一件十分划得来的事。所以，虽则自己不能去蹭饭，但是叫得最凶的还是“吃瓜群众”。
虽然多数人都知道“没有比较就没伤害！”的名言，可鲜有人甘心放弃“排名”这项“愚乐”活动。哪怕毫无比较必要的事物，大家也非要比出个高低来不可。排名，已经成为一种传染病，无可救药，十分流行。专制者可以“排名”为把柄来管制下级；高级者可以高高在上，睥睨下级；中级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沾沾自喜；下级者要么作茧自缚，要么识时务地逃遁。总之，“八仙过海，各有神通”，各得其所，于是，“排名”生命力强大无比，四处生根发芽。
学校这种号称传播文明的地方有时候很奇怪，也喜欢做一些不太文明、自相矛盾的事情。比如宣称为了避免攀比，保护贫家子弟的自尊心，学生不论贫贱，一律统一校服。可是在将学生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事情——考试成绩——上面，学校似乎又乐此不疲，毫无顾忌，甚至还要张大榜来公示，此时学生的自尊心似乎又一文不值了。所以我一直怀疑统一校服的说辞，顺带怀疑统一校服的动机，甚而进一步怀疑其他种种。既然“尊重自尊心”不过是一个幌子，那么对于伤害自尊心的行为当然就可以“选择性执行”。“排名”行为既然有利于学校“管制”，那么当然也就天经地义，合情合理。“蹭饭图”既能宣传本校的“武功”，又能“教育”考得不好的学校、考得不好的班级和学生，自豪和怨气齐发，一举几得，何乐而不为？哪里还来得及怀疑和反对？“蹭饭图”背后有很顽固的等级思想和应试教育观念，热衷于绘制和传播“蹭饭图”的人，如果是年轻人那么就属于不懂事，如果是成年人，那么要么是该懂事而不懂事，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俗语有云：“锦上添花人人会，雪中送炭有几人？”别光想着“蹭饭”，也要想想“饭图”之外的学生，关心一下他们的未来及生活。对于教育者来说，这种关心恐怕才能更显担当、更有意义。
教育为什么需要人道主义
饭间和儿子聊天，说到讨厌舞蹈课。我很奇怪，讨厌文化课可以理解，怎么也讨厌艺术课呢？他说：“你不知道，某某同学将舞蹈老师列为‘七大恶人之一’！”我继续问：“七大恶人都是哪些人呀？”儿子回答说都是老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师都打人或罚人的。”原来儿子不是讨厌舞蹈课，而是不喜欢舞蹈老师。这个答案有点让人紧张，原来学生讨厌学习不完全是因为学习内容，还因为学科老师。一个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可以将一个原本十分有趣的学科搞得兴味索然，拒学生于千里之外。教师的长相不受学生欢迎，那是无法选择的事情；教学能力不足，无法吸引学生，也是难以保证的事情；但是不打骂、不体罚学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习惯于打骂、体罚学生的教师，为何要将自己所教的学科弄得面目狰狞呢？
这样一个疑问，一定会引来很多的唾沫，因为当下的教育实在太难，做老师实在不容易。当今社会存在一个有点滑稽的现象，若是有人发表责骂教师的言论，一定会有很多的拥趸，若是有人驳斥这种言论，也会出现很多的叫好声。责骂派显然不是教师，也不是教师的家属；驳斥派一定是教师，或者是教师的家属。这种论战近乎菜市场小贩的口水仗，对于改善教育质量或减轻教师压力毫无意义，但类似的论战特别容易引人关注。微信上流传一篇《不能再对孩子让步》的文章，署名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某某某。文章一出，在微信上尤其是教师的圈子里迅速流传。文章主要观点不外乎提醒大家不要放弃惩罚的手段，不要相信教育是快乐的，并以自己为例说明小时候挨骂挨打照样没有变傻，言外之意其实是说正是打骂教育让自己成功了。某教授是季羡林的弟子，商业上据说也比较成功，经济富足，生活有品位，上过百家讲坛，是学术明星，他的自信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在基础教育上到底有多少研究不得而知，古人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个在梵文、巴利文和历史研究方面有专长的学者，在教育领域的言论未必就是学者级的，大家实在不必带着顶礼膜拜的态度。“吃得苦中苦”的教育和“棍棒教育”目标明确，都是指向现实利益，其“恨铁不成钢”的焦急心态众目昭彰。某教授自觉是这种教育的受益者，自然要为这种教育代言，但是，感受此种教育伤害的人呢？实际上，多数在这种教育下获得了现实利益的人，未必就真的得到了这种教育的恩泽，假如当年自己接受的是快乐教育，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成就呢。何况，以成就论人生成败本身就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达尔文小时候曾在寄宿学校里读书，校长十分推崇“棍棒教育”，教师们的“执行力”也很强，达尔文深受其害，十分厌恶这所学校，后来终于从这所学校里逃了出来。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或许会成为一些人拿来作为达尔文成才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达尔文的成就，压根就不是这种教育的结果。和钱教授一样的很多人自认为从“吃得苦中苦教育”和“棍棒教育”获利的人，其实是认错了恩人。美国“虎妈教育”很有市场，但粉丝们都光顾去看“虎女”们的荣耀去了，没去注意“虎女”们的眼泪和智商。“虎女”的前提是先得是“虎”，如果是一只猫，再怎么打也成不了虎！不管她们今后的成就如何，但我想以欢笑营养的“虎”总比以眼泪喂养的“虎”幸福得多，她们给世界的影响也会阳光得多。如果欢笑和眼泪都可以作为“虎”们的食物，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眼泪呢？“吃得苦中苦教育”和“棍棒教育”带有十分庸俗的功利色彩，追逐个人现实利益，而不是人生幸福和社会和谐进步。一旦将教育功能狭隘地定位为现实获利的工具，原本简单的不再简单，原本复杂的也不再复杂，教育就走上了一条不尴不尬的路。教育学者、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朱永新就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一个利益问题。”两千三百多年前孟子就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余音未绝呀！当然，人要生存，要养家，必要需要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如果将教育的功能完全或者主要地放在获取现实利益之上，恐怕就不再是一件好事。享誉世界的心灵导师克里希穆那提在写给学校的书信集《教育就是解放心灵》中说“学校不仅要在学业上非常出色，而且要比这多得多。”“学校要培养完整的人！”振聋发聩。如果能将教育的功能定位为获取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进步，那么获取现实利益也应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棍棒教育”和“吃的苦中苦教育”重则表现为罚打，轻则表现为压迫。不管学生的能力差异，搞“一刀切”，凡不愿做都强迫做，凡不能做也强迫做。强迫学生做厌恶的事，无限度地布置作业，让优生越来越自信，让多数学生越来越自卑，越来越没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特长，如此，则不但在成绩方面，就是在其他方面也都将出现明显的分化。“棍棒教育”和“吃的苦中苦教育”对人的情绪和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或者引发受教育者的敌视和对抗，是以牺牲人的部分能力和幸福感为代价的。“快乐教育”对人的情绪和能力却具有唤醒、强化作用，增强人的幸福感。“痛苦教育”有悖人道主义，“快乐教育”依循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尊严、自由、幸福，教育应当服务于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进步，教育应当坚守人道主义。
马克斯·韦伯将西方近代思想的发展轨迹概括为“世界的解魅”，这一概念代表着人们对“客观知识”的追求，中国的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没能脱这个俗。作为科学的教育学追求“效率”，只讲一种价值尺度，一种评价方式。此种潮流与追逐现实功利的教育观念一经结合，立即魔高一丈。针对这种现状，北师大肖川教授呼吁“作为人文学的教育学”，说“人文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去关注、批判、纠正一切不公正、不合理、不人性、不人道的思想、制度、规则和习惯，去建立一个公正、合理、阳光明媚的社会”。言论可谓空谷足音，然而效果堪忧，表面上一呼百应，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者比比皆是。
现在的教育改革十分注重课程改革，然而，布鲁纳说：“课程本身改革不能回答现在学校面临的社会问题。”现在的课程建设更多的关注“如何教”，而对“教什么”的问题思考不够，改革不够。美国教育家内尔·诺丁斯20世纪末在其著作《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中说：“我们目前的教育目标并不是培养会关心的人，而是近乎残忍的学术训练。”指出了现实教育的弊病，她还说“任何教育，如果只重视一部分人类能力并且围绕它们来组织课程教学，那么就不可能成为面向所有人的最好的教育”，论述切中肯綮。可以那么说，没有“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就很难有人道主义的教育，因为一种尺度的教育很难让人从容。人们在教育面前倍感焦虑，忧心忡忡，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在所难免。
我们并不反对拼搏和奋斗，我们反对的是提倡或强迫学生做非人道的拼搏和奋斗。苏霍姆林斯基大声呼喊：“不能把‘成年人’社会学的概念和法则搬到儿童世界里来”，“不要让拳击桌子声和责骂声冲进你那人道主义的复杂实验室里来”；还谆谆告诫教师和家长：“邪恶既然创造了他们，医治他们就要靠善良、人性以及乐观主义，这个有魔力的小提琴和有魔力的指挥棒。”我还牢牢记得少年时代所看电影《少林寺》里方丈被活活烧死的那个情节，对明知对方作恶却不做丝毫反抗的方丈的行为大惑不解。后来读了佛经中地藏王菩萨发下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宏大誓愿，才明白原因。恶人之所以作恶，一定有其原因，当我们懂得这个原因，就能发现他的不幸，情感就可能由愤怒转为同情，慈悲情怀由此而生。不止佛经，《圣经》里也讲“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些话都是在号召人们培养悲天悯人的情怀。作为教师，作为家长，面对学生，面对孩子，面对他们的错误或不足，难道不应该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吗？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正是孩子们的错误和不足，才成就了优秀的教师和家长。孩子们从不足到优秀，体现了生命的生长变化，带给世界以新鲜感和多样性，也给教师和家长，提供了一个大展身手的舞台，成人的生命力量，借助孩子们的生长变化而得以体现，人生的乐趣由此而生。因而，不应该用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孩子们。
据说，雅斯贝尔斯在他的《什么是教育》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未经考证，但这话说得真好！教育不在于打压，而在于解放；不在于痛苦，而在于快乐；不在于惩罚，而在于唤醒。陶行知说：“不合理的生活，就是不合理的教育。”不人道的教育，就是不合理的教育。
有感于“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
最近，江苏连云港某区教育局长的一篇文章红得不得了。这篇题为《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的讲话稿一出炉，就引来多位教育名家的批评，然而，这种批评并不能冷却陆局长粉丝们内心的热血。他们纷纷认为，陆局长讲得多实在呀，有什么不对？你们这些所谓的教育行家，不也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吗？没有“应试教育”，不知道你们现在何处呢？
读罢这篇文章，我对陆局长有几个认识：一，陆局长是一个敢讲真心话的人，比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强；二，陆局长读过一些书，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比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强；三，陆局长是一个为老百姓着想的人，比那些只为自己着想的人强。假若“文如其人”“言为心声”这两个命题真的成立，那么陆局长就是一个坦诚、好学、为民的局长，是一个差不多值得称道的局长了。然而，我又以为他的逻辑很有问题，人生的方向感也很差，属于明明走错了路还拼命埋头狂奔的那种人。
这篇文章违背中央和国家教育精神的外伤就不谈了，因为对于这一点凡是有点教育视力的人都可以看得见，我们还是来谈谈它的内伤吧。
这篇文章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孩子和家长们觉得陆局长替他们着想，给他们指明了先夺取大学资源、进而夺取财富和名誉地位的康庄大道。文章告诉孩子和家长们，人生就是要“吃苦”，只有“能吃苦”、坚定地踏上“应试教育”的道路，才能消除贫困和卑微，成为“人上人”。这种鼓动就像社会上种种“发财”的骗术，譬如动员炒股，又譬如宣传传销，因为最终发财的只有几个，大多数都是去帮少数几个发财的。当100个人去抢5个苹果时，不论大家有多努力，95个人注定是空手而归的。考清华北大如此，考其他大学也一样，毕竟大学资源有限。虽则如此，但股市和传销里热血依旧沸腾，没有谁愿意承认自己是发不了财的大多数，都坚信自己是幸运的那几个。“应试教育”里的家长和学生，不过就是那些不肯认输的人罢了。个人能力多元，社会资源多元，为什么一定要在“应试”这棵树上吊死呢？一门心思想通过“应试教育”成为“人上人”的，最终有多数人只能成为“人下人”。
还有一部分拥趸自认为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是“过来人”，很有发言权。这些人是否真的是受了“应试教育”的益还不好下结论，因为有些人连“应试教育”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只是“感觉”“好像”受了“应试教育”的恩，在这种情况下，错认“恩人”、磕错了头的概率是很大的。假若真是得了“应试教育”的好处者，怎么不去想想自己的代价？怎么不去想想更多的无法得到“应试教育”好处的人们？
所以，请想通过“应试教育”圆梦的人们，快快醒来！请为“应试教育”代言者，赶快收住自己的嘴！
人生到底为什么？陆局长利用他的经验很简单地作了总结，并大力推广，这个总结就是——人生就是要追求财富和名誉地位。他以为抢到了这些东西，教育就是成功的，人生就是圆满的。文章以为，脱贫致富，就是教育的责任，至少是现阶段教育的责任，抢占名誉地位，天经地义，也是教育的责任。这完全是“为挣大钱娶美女而读书”笑话的升级版，和十多年前的那个笑话相比，只不过涂了些脂，作了些遮掩而已。“利己”没有错，甚至“精致的利己”也并不一定值得谴责，但是不能“损人”。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培养手段，加强武装，公然号召大家努力抢夺，鼓励大家“损人利己”，是不是太野蛮了？作者一再强调“丛林法则”“优胜劣汰”，为野蛮行为找理由。假如这种逻辑真的成立，那么“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就应当成为人人理所当然的选择。还好，历史并没有这样证明。
在这种人生观的指引下，哪来社会担当？谁来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怎会有个体的生命幸福？
最近，我在一所高中校园里看到教学楼上悬挂着一巨幅对联，上联是“树信心鼓干劲百日能圆人生梦”，下联为“登书山遨文海十年堪慰父母心”。乍一看蛮励志，仔细一想不对头。“百日”也许能圆“大学梦”，但却很难圆“人生梦”，作者一定是把“大学梦”当成了“人生梦”，将“大学”当成了“人生”！“十年堪慰父母心”，“为父母而读书”“为光耀门楣而读书”的心理昭然啊！将这样俗气落后的东西如此显眼地悬挂在教学楼上，从校长到教师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足见该校“应试教育”的风气之浓啊。但是，陆局长们见了这副对联，一定都会竖起大拇指的。
在讲话中陆局长还报告了“应试教育在技术上已经相当发达和先进了”“很多方面也借鉴了素质教育的一些手段”“应试教育在不断地进化”等发现，他似乎想说明“应试教育”已经在逐渐向“素质教育”靠拢，并以此来表明“应试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众所周知，“应试教育”这一概念与“素质教育”是对立的，两者之间不存在“进化”的问题，好比两军作战，敌方士兵一旦反戈加入我方阵营，就不能再称为“敌人”。同理，焉有将已经“进化”为“素质教育”的“应试教育”再称为“应试教育”的道理。假如“应试教育”借用了“素质教育”的一些形式，而并未改变其主张，那么，“应试教育”依然是“应试教育”。2500年前左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表明了物质始终运动的观点，这也是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原因。然而，运动虽然是绝对的，但是也存在着相对的静止，如果没有相对的静止，那么人们就无法认识事物。“应试教育”虽然会发生一些形式上的变化，只要其本质属性不变，它依然是“应试教育”这个事物而不会成为其他事物。
教育方针难以贯彻，教育改革困难重重，过去我们常常去找基层教师的责任，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又有了新答案了。
此刻，我头脑里突然想起一句话：“穷惯了的人，一经富裕，常常容易产生助人脱贫的心理，但是，此刻最应该想的不是急于传授自己的致富经验，而是先行反思，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富人。”这话并非名人所写，是我自己编的，我把它送给那些刚刚“富”起来了的人。
再谈“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
拙文《有感于“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在“杏坛巷一号”和“镇西茶馆”两个公众号发布后，引起一些读者的关注。这既是读者对我的厚爱，也是大家关心教育的最好证明。虽然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甚至不乏有欠客气的话，但毕竟都是关心教育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些不同的声音也是值得教育有识之士欣慰的。
但是，这些不同的声音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关心这些问题，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教育的良性发展，有助于“素质教育”的真正推行。
作为一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陆局长的表现是不称职的，还需加强对教育业务知识的学习。关于对待“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态度，中央和国家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等多个文件中都有明确，那就是反对“应试教育”，发展“素质教育”。对此，陆局长竟然一概不知，还谈什么“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鼓掌叫好的人，难道也不知道这些文件吗？
有些教育部门的领导不是搞教育出身，对教育政策和教育规律缺乏了解，但因为习惯于发表“讲话”，于是很轻易地就将个人经验和个人理解拿去给下级部门“学习”，这就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作风。他们往往敢于“大胆思考”，但是常常欠缺“勇于反思”，所以会犯一些“目不见睫”“坐井观天”“贻笑大方”的错误。陆局长也许属于那种通过“考试”改变命运了的人，所以特别感谢“考试”，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为什么去感谢“应试教育”呢？再说，即便他本人对“考试”抱有感恩之情，也无理由要求下属校长、教师、学生都去感恩“考试”，更无理由要求大家都去感恩“应试教育”。成长、成才的途径是多样的，教育官员不能随意动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强制大家都去走官员自己走过的人生路线。“陆局长”们如此卖力宣传“应试教育”，表面上看是在为群众着想，想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其实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为了“政治成绩”。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工程，不易短时和显性体现“政治成绩”，于是，如何体现“政治成绩”成了各级教育行政官员重点思考的问题。“素质教育”倡导“全面发展”，“全面”二字让他们倍感压力，同时因为很多项目无法“量化”，不容易看见“成绩”，如此“教育”劳而无功，不如去之，代之以“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效果看得见，来得快，“工作重点突出”，易于操作，何乐而不择呢？加上“高考改变命运”的群众基础十分牢固，“汹汹民意”大可利用，打击“异见”势如破竹，不费吹灰之力。如此看来，“陆局长”们鼓吹宣传“应试教育”，不是真正为了人民群众，而是因为个人前途。
部分教师十分“拥护”陆局长，甚至将陆局长的讲话奉为圭臬，还将它作为学生的学习材料。如何理解这部分教师的行为？我以为，要么是患得患失，要么是稀里糊涂。有些教师以为，“素质教育”内容丰富，任务太多，不易操作，难见成效，而“应试教育”只管考试讲题，立竿见影，简单易行。青少年好奇心强，思维活跃，难于专心学习，毅力不够，教师恨铁不成钢，也想借“应试教育”的大旗来舞一舞，增强点号召力。这样“借力”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是一场冒险，无异于“与虎谋皮”“引狼入室”。结果很可能是“自入虎口”“追悔莫及”。早出晚归，熬更守夜，陪学陪睡，陪吃陪拉，如今已经成为众多教师的工作内容，难道不正是“应试教育”的“功劳”吗？“应试教育”不但戕害学生，也毒害教师，蝇头小利，代价却是“头破血流”“斯文扫地”“牛马不如”。
作为教育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应当深刻理解“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这一组对立的概念。然而，现实中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教师的头脑里却模糊不清，“不辨妍媸”。于永正老师曾经感慨：“退休之后的大反思，使我基本上明白了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老师是一位谦虚的长者，但说的也是大实话。很多老师对自己的学科专业研究很投入，但是缺乏对“教育”的研究。要知道，我们先是“教师”，然后才是“学科教师”，“教育”而不是“语文”“数学”等学科才是我们职业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很多的年轻教师并不明白“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些年纪大的教师也不明白，甚至退休了还是不明白。由此，我们不得不感叹：人们对事物的觉解程度，并不与年龄成正比！因此，两千多年前孔子才不无感慨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正因为平时缺少对“教育”的研究，才导致部分教师“不辨妍媸”，祭错了祖，磕错了头。“素质教育”并非反对“升学率”，也没有反对“考试”，他反对的是“片面追求升学率”。而“片面追求升学率”恰恰是“应试教育”的本质属性，因而，两者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素质教育”虽然倡导“全面发展”，但并没有要求教育必须保证人人“全面发展”，那是不现实的。教师没有能力也无必要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学校和教师要做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可能“全面发展”的环境，而“应试教育”的错误就在于破坏这种环境。
我的中小学是在贵州很偏远的小县城度过的，那时候没有“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争辩，但也存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手段的区别。我很感激我的小学母校，是她的课间班级集体唱歌活动给了我恰当的节奏感、韵律感，给了我强烈的默契协作的体验，让我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我也感激我的初中母校，是她分给我耕种的那一小块“自留地”让我懂得热爱劳动，并学会尊重别人的劳动，从而养成自己的事自己做，绝不破坏别人劳动成果的习惯。我还感激我的高中母校，是她给了我比较自由的课外时间，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个人爱好，是她给我的那块沙土足球场，让我热爱体育，最终养成了终身健身的习惯。假若我也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之下成长，很可能这些习惯没法养成。可见，“素质教育”的作用并非保证人人“全面发展”，而是保证学生的自主选择和自主发展，让“多样发展”成为可能。
还有一部分人担心抛弃“应试教育”会阻塞农村子弟或贫寒学子的大学之路，其实并无证据表明城市孩子或富家子弟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中必定失败，也没有证据表明农村子弟或贫寒学子在“素质教育”面前必定失败。这些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
顾明远先生在《为素质教育正名》一文中说：“教育的病理不在教育。但教育本身的问题在于屈从于社会的各种压力，教育被扭曲了，被异化了，没有自己的‘人格’了。”我想，教师的使命就在于：面对各种强大的社会压力，拒绝“屈服”！如此，才能保持教师职业的“人格”独立，保持教育的“人格”独立。
引入“倒推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昨天上午，我看到顾明远先生关于“重建师范教育”的一段谈话，为其中的一句话感到惊讶。他在分析学校教育质量不行的原因时，强调了教师编制和教师质量这两个问题。在讲到“教师质量”问题时他说：“我们教师水平太低，所以提高水平是对的。”也许是顾老年岁已高，不惧死亡，一般的人谁敢讲这个话？全国教师的口水一定会淹死你！他不是说教师水平“低”，而是说水平“太低”。
刚看见那句话的时候，我也有点疑惑：这样讲到底准不准确？是不是太过了？昨天下午，我去参加一个家长会，才体会到也许顾老所言并非夸张啊。
第一位老师上来，先请大家安静，然后很不客气地说：“不愿听的就出去！”接下来，是介绍成绩：“这次我们班考倒数第一！已经是第三次倒数第一了！”听了这话我感觉很意外，一般人不会这样讲的，这是缺点啊，隐瞒都来不及，还当众强调，难道要自我批评？到了后来才知道她这样强调的原因，“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考得不好肯定是家长的责任，就是家长不重视！”“我教的另一个班就考第一，同样是我教，这不是家长的责任会是谁的责任？！”她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孩子们考试成绩很差，家长要承担全部的责任。然后当众宣读每位学生的成绩。
对这位老师的做法，我有几点看法：一是不大尊重家长和孩子，不是将他们当成朋友，而是当成不欢迎的人，无视孩子的隐私权；二是过于重视考试成绩，把教育当成了考试，通过宣读成绩给孩子“贴标签”，诱导广大家长、孩子给孩子“贴标签”；三是逻辑推理非常混乱。
第二位老师上场了，同样是当众宣读成绩，接下来布置若干作业：书法抄写一遍然后听写、朗读下学期的课文三遍然后背诵默写部分篇目、写六篇作文、阅读作业、家长签字……总之很全面。然而我在想，提前把下学期的东西都学完了，下学期干什么呢？在我看来，很多作业并不是非做不可。成年人们可以回忆一下，你小学所学的课本知识现在还记得多少？对你的人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假期布置这么多作业，孩子们还有多少时间去发展兴趣和特长呢？我倒以为，教师过多地布置作业，恰恰暴露了老师对自己的教学缺乏信心。因为没底气，所以才大量全面地布置作业，这么做不过图个心安罢了。作业的多少应当取决于客观的必要性，而不是主观必要性；如果教师对于教学内容缺乏把握，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客观必要性”，于是就只能依赖“主观必要性”。
这两位老师的做法在教师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是教育理念层面的问题，对“什么是教育”并没有深入的学习和理解，缺乏科学自觉的教育观，客观上表现出“教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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