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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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解读试读：
新中国第一次大阅兵
◎杨成武1949年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令人兴奋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一个新型的人民共和国就要诞生了。6月初，我在中南海受领第二十兵团布防平、津、塘、秦的任务时，听周恩来副主席谈了有关建国大计的内容。“七一”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同志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拟定开国大典包括三大项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大项目的阅兵仪式，是我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朱德总司令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任阅兵总指挥，我和唐延杰、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同志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我兼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
我与唐延杰受命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在军委首长指导下，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方案的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阅前的训练等。阅兵式分为两个部分，即检阅式和分列式。检阅式是指受阅部队在静止状态下，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则是指受阅部队在行进状态下，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人民代表的检阅。《阅兵典礼方案》拟出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负责阅兵事宜的有关人员。接见时，他们听取了聂荣臻同志有关阅兵仪式的基本设想以及我关于阅兵方案中主要内容的汇报。当时在座的中央领导人先后都讲了话，作了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的确，举行阅兵式对当时的我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显然不像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那样紧张、激烈，但是作为几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以振奋民族精神，同样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丝毫也不能出问题，必须发动大家全力以赴把这项工作抓好。
我们阅兵指挥所的工作，基本上是以经过批准的《阅兵典礼方案》为依据进行的。按军委首长指示，指挥所的工作人员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军兵种抽调。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其陆军大部分来自第二十兵团、平津卫戍部队；海军和空军的阅兵代表部队，则由有关部队的首长指定抽调。受阅部队的人员总计1.64万名。其序列为：一、海军代表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各一个排编成。二、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各一个，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团各一个。三、空军：飞机17架。
为圆满完成开国大典阅兵式这一从未有过的盛大仪礼，我不仅查阅了许多有关阅兵的资料，而且四方求教，走访了当时在北京的我军高级领导人。刘伯承司令员早年留学苏联，知悉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情况。他对我谈了有关的细节后，通俗而又具有概括性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外面光！他的这一诙谐比喻引得我们都笑了。我访问陈毅司令员时，他以富于鼓动性的声调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我还访问了原国民党东北军的几位老将军，了解他们以往阅兵的做法。当时在我国的苏联顾问，也为我们阅兵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7月底，受阅部队分别集结于北京市郊，开始进行训练。训练期间，阅兵司令员朱德亲临西北郊炮兵驻地视察。阅兵部队的指战员见到朱老总，都说朱总司令像个老兵，很威严又慈祥，没有架子。第二十兵团炮团参谋黄云桥告诉我们一件事，说朱总司令乘坐的是一辆吉普车，由于道路不平，车子突然熄火了。这时，参加阅兵训练的部队指战员一拥而上，推着车走，使车子又重新发动起来。
受阅部队的训练，是按照总参谋部和阅兵指挥所的要求，按军种划分训练场地，由各部队首长负责组织实施的。为了了解情况，我和唐延杰经常分头到现场观看。在天坛阅兵训练场，我见到了来自天津警备部队的干部战士，他们是第二十兵团第一九九师的。天坛围墙外的空地就是他们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战士都有一种光荣感，理解自己是代表人民解放军的整体接受检阅的，总担心别到时出个什么差错，影响军威，因而训练中都很认真。有的战士见了我，将鞋子脱下来说：司令员，你看！才穿几天的新布鞋底就破了。我说：还得磨破几双鞋！天天拔慢步，练分解动作，腰酸腿痛的，这对刚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指战员来说，算不得什么苦。只是有些老兵认为太单调、太枯燥，用不着花几十天时间这样练，表现出急躁或满不在乎的情绪。队列课目难以训练，也难以讲解。它是一种形式，在特定时空里本身又是内容。我对战士们说：军队、军队，是军都有队，都讲究队列、队形。古代讲阵法，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诸葛亮熟知八卦阵，那种“阵”实际上就是变化的队列，队列的变化。孙子练兵也很重视练“队”。我们军队即使打游击时，也还是讲究“队形”的。我们军队在20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养成一种优良作风，英雄气概，崇高品质。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外形，我们的动作，我们的队列，将这种好的作风、气概和品质有形地展示出来，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这就是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正义之师，这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英雄队伍！我们在开国大典中搞阅兵，其意义也就在这里。出于一种责任感，每到一个训练场，我都少不了要讲一讲这方面的道理。除了陆军的各兵种代表部队外，还到了空军和海军的阅兵训练驻地。海军分队中大都是刚刚穿上海军服的陆军战士，也有海校的教员，还有原国民党政府海军起义的官兵。空军的受阅飞行大队，我去看望过他们。飞行员们的经历都不简单，或是我国第一所航校即哈尔滨航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飞行员，或是从特殊地区归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或是国民党政府空军驾机起义者。陆军序列中的骑兵代表部队，由华北骑三师组成。这支部队的成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他们在市郊沙河镇集结，由第六十八军参谋长宋学飞组织训练。
各军兵种在分训的基础上，均就地进行了合练。然后，阅兵指挥所在天安门前组织了两次地面部队合练。为不影响市区交通，每次合练都是在夜间进行的。
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的主席台，也是我们阅兵的检阅台。这座古朴壮丽的城楼坐北朝南，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从结构上看，它与我国古代其他城楼一样，都是由台、楼两部分组成。但它的规模与气势之大，堪称天下第一。城楼竖立于城台之上，这两部分高近35米。巨大的红色圆柱，金黄的琉璃瓦，凌空飞檐，成排斗拱与金龙等多种图案彩绘，汇成了一派富丽堂皇、溢彩流金的景观。城台下有券门五阙，居中的券门最大。天安门前有金水河，河上的七座石桥都是由汉白玉构筑而成，河畔有石狮两对，蟠龙华表也是两对，竖立于城门前后。明清时，天安门是举行“颁诏”大典的地方，“颁诏”就是举行特定的仪式，颁布皇帝文告。当时天安门前11公顷范围内，是一个“T”形的场地，东、西、南三面都有围墙和牌楼。东、西牌楼各有券门三阙，我们称之为东三座门、西三座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这片以红色高墙围成的皇家禁地，也难以再保持它的神圣和宁静。辛亥革命之后，人民群众多次在此举行爱国集会和游行。随着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城的名胜古迹已归属人民；天安门和它前面的“T”形广场，迎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盛典。
以天安门为中心点，长安街东西400米内将是阅兵分列式的行进路线。每次合练，都进行到拂晓才结束。9月的天安门广场之夜，经常是人山人海。除了阅兵部队，参加游行的群众队伍也分批来这里熟悉集会位置和进行游行演练。筹备委员会对集会时的位置都预先划定：天安门东西两侧观礼台为机关团体；集会联合指挥部设于西城台，另有几个指挥分所分别设于广场上；除长安街中段为阅兵分列式行进路线外，长安街中段南侧属于不参加分列式的武装部队集会区域，军乐队居于其中间部位；其后是以铁路工人为主的工人和农民；其余区域分别划归团中央、学生、工人和广大市民。人民群众集会与游行，主要由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组织。军队人员中，如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唐永健等同志也参加了群众场面的组织工作。
在阅兵仪式筹备过程中，聂荣臻同志事无巨细，非常认真，多次强调说，我们这支军队踏过雪山草地，从金沙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到南海边，英勇作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在这次阅兵中，我们一定要展示出这种精神面貌。他还多次听取了我们阅兵指挥所的工作汇报。他当时身兼数职，除了担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等军队职务外，还担任了北京市市长的职务。繁忙之际，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还是很周到地指导了阅兵筹备工作。谈到防空问题时，他下了一道极为严格的命令：万一遇到敌机空袭时，要原地不动，保持阵容，保持队形！他连队伍行进时车辆熄火与骡马失蹄、拉屎、拉尿的对应措施，也都一一询问到了。
北京市喜庆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厚。古老的新华门张灯结彩，红旗招展，门前欢声笑语不断。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我作为军队代表的成员，出席了这一历史性的盛会。会场正面，政协会徽高悬，会徽的两侧，分别挂着人民领袖毛泽东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画像。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布，这次会议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论及国防建设时，他说：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这次政协会议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由于担负了阅兵指挥所的工作，政协会议期间我主要是出席全体会议。每一次出席全体会议，我都仿佛置身于温泉之中。选举的那天，各民族代表争相献花、献锦旗。锦旗上的献辞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有的写着“主权在民”，有的绣着“人民救星”。新疆代表向毛主席献了一套民族服装。儿童腰鼓队也进入会场，在座位间的通道上排成两路纵队，为代表们表演，天真的脸蛋，整齐的动作，脆嘣嘣的鼓点，令人激奋不已。
阅兵准备工作，在喜庆的日子里进行。为了迎接那举国欢庆的一天，我们认真地审定了阅兵的每一步骤乃至每一细节。
10月1日，1949年的10月1日，这个辉煌的划时代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为统一行动，我和唐延杰受命以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的名义，预先向受阅的海、陆、空代表部队下达了一道命令，命令中规定了各部队入城路线、集结待阅地点、各指挥分所的位置，并重申了此前阅兵会议规定的注意事项。9月30日午夜，各部队开始入城集结。我的指挥位置设在天安门东侧的城墙根，以有线电话与各指挥分所联系。
10月1日下午2时，中南海内开始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宣布就职，并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兼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30万军民聚集于天安门广场。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的海洋。30万颗心都在迎候同一时刻。
下午3时，大地欢声雷动。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沿着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天安门城楼。
林伯渠宣布开会。在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
在国歌的乐曲声中，人民领袖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声音震动了全世界。
伟大人民领袖的声音，也是四万万同胞共同的高昂豪迈的声音，其中包含了无数先烈的夙愿。在此前一天，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了碑文，周恩来同志书写。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国歌的乐曲声中，毛泽东同志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天安门广场中央国旗杆的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那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礼炮轰鸣，54门礼炮齐放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天地间。
升旗之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最后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阅兵司令员朱德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并报告：受检阅的陆海空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乐曲的连续鸣奏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总指挥同车陪同，检阅了肃立受阅的三军部队。当朱总司令向指战员问好时，指战员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接着，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但是现在我们的战争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检阅式完毕便是分列式。于是，我用电话向东三座门外的指挥分所发出相应的命令。那是最幸福的也是最紧张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民主人士都在注视我们，30万人民群众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将要把人民军队20多年的战斗历程，在短暂时间内的行进中显示出来，将要把整个人民军队的风貌，通过有限的行动反映出来。
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分队，他们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由东向西行进。当这支年轻的、英姿勃勃的队伍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时，欢呼声陡然高涨，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涛声，这些沿海岛屿的解放者从此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卫者。
紧接着的就是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的战士们经过千锤百炼的磨炼，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雄赳赳地走过来了。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也相继隆隆地开过来了。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的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
当战车师行进在长安街中段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天安门前，天上地上，浑然一体，形成雄伟的立体武装阵容。万众仰望，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兴奋地昂首注视祖国领空的保卫者。
机影还未完全消失，激越的《骑兵进行曲》引出了壮观的骑兵师队伍。三个骑兵团，后面还有一个挽拽野炮的炮兵营，共1900多匹战马，以六路纵队前进。各梯队装具整齐划一，军马的毛色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骑兵们身着草绿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
检阅式和分列式历经两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浓缩了我军以往的漫长战斗历程，也预示了未来的征途。我一分钟也未敢离开自己的指挥联络位置，而我的心神又似乎在随同分列式的队伍行进。
阅兵仪式之后，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向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致意，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致意。是啊，我们胜利了，这是人民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啊！为了迎来这一天，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人民艰苦奋斗了几十年！无数的革命先烈也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我注意到，这一天天气并不是很晴朗的，日光不强，云影朦胧，然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又何曾有过如此光明辉煌的日子？入夜，火树银花，载歌载舞，首都北京的军民在尽情地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夜晚。
开国大典和开国大典阅兵式，给我留下了莫能淡忘的壮观图景，也给我留下了军人的光荣，当然还有军人的新的使命。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不仅要珍惜革命胜利果实，还要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回忆
◎雷洁琼1948年冬，我在北平燕京大学教书。11月中旬的一天，解放军像天兵一样降临北平西北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香山、颐和园这一带很快就解放了。就在那个时候，民进的马叙伦同志已从香港转入东北解放区，他在哈尔滨写信给我们，请我爱人严景耀代表民进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后来接到人民解放军四野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同志的通知，我们就在1949年1月中旬，从北平西郊八大处出发去华北解放区，同行的还有民盟的费孝通和张东荪。一行4人由8名解放军战士陪同乘大卡车前往，第二天傍晚到达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沿途被战争破坏的道路坑洼不平，断墙残壁，弹痕累累；同时有农民运粮支援前线的队伍，灯光闪闪像一条长龙，甚为壮观。同车的解放军战士给我们讲了许多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和军民一起打美蒋的故事，一路有说有笑，忘却了行车颠簸的疲劳。
到石家庄时，吴晗夫妇迎接我们，还遇到不少燕京、清华两校的同学和平津来的朋友。我第一次进入解放区，看到石家庄生气勃勃的新气象，使我感觉犹如到了另一个世界。第二天，我们从石家庄坐吉普车去平山县西柏坡，这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使我难忘的是，我们在那里幸福地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并同我们共进晚餐。我1939年在江西吉安和1946年在南京见到过周恩来，毛主席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将我们逐一介绍给毛主席相识。吃晚饭时，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同我们边吃边谈。毛主席谈笑风生，说话很幽默，气氛十分轻松，我们初次见到人民领袖的那种拘谨心情很快就消散了。
饭后，我们随毛主席走进他的办公室。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摆设简单朴素。我们围着书桌而坐，亲切交谈。周、刘、朱、任也在座，谈话直到深夜。记得毛主席那晚的谈话范围很广，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认为召开新政协的时机逐渐成熟，希望各民主党派着手做好准备。他还详细询问平津上海一些民主人士的情况，并谈到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使我们了解新社会的美好前景。他还指出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对帝国主义不能存在幻想，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离开西柏坡后，我们又去李家庄，那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我们深夜到了李家庄，见到林伯渠、李维汉等负责同志，还有很多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翦伯赞、楚图南、田汉和夫人安娥、胡愈之和夫人沈兹九等人。我们欢聚一起，学习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讨论国内形势和战犯名单。林伯渠还与我们同群众一起共度春节，扭秧歌，演节目，热闹得很。
那时候，统战部已提出了一个《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内容包括新政协的参加人员，开会的时间地点以及应讨论事项等。据说中共中央在10月间已将这个草案分别转达给在东北哈尔滨的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等人和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马叙伦等征询各党派人士的意见。经过多次电报往返协商，于11月底达成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协议。决定新政协的筹备会由各党派、各团体和无党派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参加会议的各方代表人士，起草新政协文件。筹备会地点原定在哈尔滨，后因北平迅速得到解放，就改在北平召开。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我们在李家庄听到喜讯，群情振奋。2月1日，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金城、周子健等率领我们乘两辆大卡车连夜返回北平。途经保定休息，县长亲自为我们烧水冲茶，热情招待。解放区的县长竟没有官气，我印象很深。途中听说北平正在收编傅作义的部队，怕遇到游兵散勇不便进城，我们就从城外经过石景山直奔燕京大学。到达时已至深夜，同车的民主人士只好分住在两个教室，也有几位朋友就住在我的家里。
2月2日举行人民解放军入城典礼，前门大街两旁人山人海，红旗如林，锣鼓喧天。我们夫妇同胡愈之、沈兹九、田汉、安娥等几位朋友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看到解放军队伍浩大、军容威武、步伐整齐、纪律严明，在群众一片欢呼鼓掌声中通过前门城洞。我非常激动，欢乐的热泪夺眶而出，中国人民经过百年浴血奋战，古老的北平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获得全国解放的胜利日子也快到来了。这个胜利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归功于伟大的人民子弟兵。晚上，当时的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和政委刘亚楼设宴招待我们，共同欢庆北平和平解放的胜利。
我们回到北平后，先住在东交民巷华安饭店，受到中央统战部的热情接待，后来住进当时最高级的北京饭店。有一天，一位同志代表劳动大学来访，说是邓颖超介绍他来找我的。他希望我能协助动员香山慈幼院迁到城里来，院址由慈幼院选好，一切搬迁费用由劳动大学负担。我不知道劳动大学是什么机关，就去请教钱俊瑞，才知道劳动大学就是中共中央的代号。我就与留任的社会局长接洽，并找香山慈幼院的负责人一起开会商量。会后这个局长逃走了，香山慈幼院的负责人在西安门大街找到一所房子，就迁到城里来。后来我才知道香山的双清别墅就是毛主席初到北平时居住的地方。
2月25日，在东北和天津的民主人士50余人同一天都回到北平。翌日，北平市党政军和工青妇等团体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我们先到北平的都去参加了。
1949年3月上旬，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我们都到西苑机场去欢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进入北平，那天的欢迎场面也是异常热烈的。当时，周恩来、李维汉领导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我们与他们的接触机会就比较多了。周恩来和林伯渠还单独宴请民进领导人讨论有关筹备新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前途问题。
那时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许多无党派人士都住在北京饭店，社会活动很多。统战部经常邀集大家开会通报时局消息，讨论政治问题。南京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来北平和谈，但国民党没有诚意，言而无信，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0日夜半，毛主席发布渡江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就一举解放南京。消息传到北京饭店，我们欣喜若狂，我整夜未能入睡，实在太兴奋了。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经过协商酝酿，积极准备，便在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会负责进行新政协一切的筹备工作。其中心任务是：商决并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决定新政协开会的时间、地点及议程；拟定新政协的组织条例；制定共同纲领草案；提出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方案。
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有各党派、各团体、各方面共23个单位，134人。我是代替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汤桂芬同志参加筹备会的。
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分别负责各项筹备工作。我参加第四小组的工作，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由董必武任组长，黄炎培任副组长。在筹备会期间，第四小组同志先以漫谈形式，广泛交换意见，并推举张志让等7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提交小组讨论。筹备会闭会后，本小组全体同志在7月8日又召开一次会议，根据原先准备的提纲讨论，对于国家的名称、属性、政府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机构的名称以及所属机构的建立等等重大问题都逐一进行了讨论，达到基本一致的意见，并推定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等5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这个草案经过征询专家意见和筹备会常务委员的反复讨论，又多次修改，在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原则通过，准备提交新政协正式召开大会时讨论。我在这个小组讨论过程中学习了不少东西，增加了很多新的政治知识。
当时讨论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是非常认真的，充分发扬了民主，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例如对国家名称问题，许多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黄炎培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但张奚若说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因为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两字，最后我们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又如对于国家的属性也明确写在组织法之内，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四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
这个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新政协执行其职权，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组织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到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并通过宪法后，这个组织法也就完成了历史的任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了。我是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八个正式代表之一参加的。这八位是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听、林汉达和我。我的爱人严景耀是作为民进的候补代表参加的。大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我参加了宣言起草委员会。毛主席致了开幕词，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无比兴奋，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
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选出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选出180人组成第一届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9月30日会议胜利闭幕，在闭幕式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号召全国同胞进一步组织起来，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首都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隆重举行庆祝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从未见过的壮观场面，心情十分激动，禁不住流下了欢乐的热泪，引起了我的很多回忆。
我是从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同爱国的进步学生接触中，逐渐认识共产党的。抗战开始后，我于1938年到江西参加战地服务工作，接触到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在庐山全国妇女座谈会上，我认识了邓颖超同志。1939年周恩来到前方视察路过吉安，我幸蒙接见，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正确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有了认识。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影响下，我走向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积极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反分裂、争统一的爱国民主运动，参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和创建工作。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第一届全体会议，更使我受到一次思想教育，认识到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成就，认识到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着重大的作用。
开国大典珍闻
◎高士振1949年10月1日，开国伟人毛泽东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抑扬顿挫的浓重湘音如滚滚春雷，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飞遍全世界。翻开那岁月尘封的历史，再现开国大典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讲述一串串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示新中国光辉形象的设计秘闻，使你知晓我国国都、国号、国旗、国歌、国徽、国印、国庆、国乐、国礼、国服的来由，让你了解开国历史，领略伟人风采，目睹人民智慧，深知建国宏图，更加爱我中华、建我中华、强我中华。
一、共产党建都北平第一仗
几辆美国中型吉普车的马达正欢快地吐着一股股青烟。毛泽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向西柏坡这个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红色指挥部的办公处环视了几周，此时是1949年3月25日。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江南北，百万雄师正按着他的伟大部署飞渡长江天堑，直捣蒋介石的南京总统府。运筹帷幄的毛泽东深信挥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饮马长江，解放武汉，解放长沙，解放广州，解放全中国。习惯于惊人之举的毛泽东，指挥枪林弹雨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他又率领周恩来等中央首脑机关的全体同志，跨上了进京建国的新征途。他一脚踩在车的踏板上，一脚站在地上，面对同志们，左手叉腰，右手在空中有力地一挥：“我们今天进京赶考，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能当李自成。”身经百战的毛泽东何出此言？原来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选定北平为国都大有怀疑，他们说：“共产党能打天下，但不能治理好一个北平。”这番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面对古都北平，污水横流，杂草丛生，破烂不堪，一派衰落景象。就连垃圾也有几百年的历史，特别是明清以来沉积了大约近百万吨的历史垃圾，还有上千年的“精神垃圾”——娼妓、赌博、迷信、黑社会、吸毒贩毒等等。这且不说，还有亡新中国之心不死的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特务及国民党的特务，他们都带着最先进的敌特工具，纷纷潜入到京城，有的用高薪雇用亡命之徒，有的指派得力干将，有的寻找替身掩护，他们丧心病狂地采取了古今中外最残忍的毒辣手段和方法，妄想炮轰天安门，破坏开国大典，刺杀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扼杀新生政权。面对如此复杂而又严峻的形势，曾有人担心地说：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北平建成新中国的首都其艰巨性不亚于“三大战役”。但一向善于在逆境中取胜的毛泽东，比这想得更远更周全。他进城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委任彭真为首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不懂就向内行学，他请来了清华、北大、燕京几所名牌大学中专门研究建设、治理大都市的著名教授吴晗、梁思成、王明之、严镜清、陈明绍、翁独健等人；还从苏联请来了专家工作组，组成了专门班子，全面、科学地规划首都的建设。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的特殊形势，毛泽东对首都的建设规划提出了大政方针，大意是：既利用旧城，又要保护好历史名城的风貌；既要建设一些必要的新设施，又要对旧城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造；既要着眼于现在，又要考虑到将来。为了打好建都这一仗，毛泽东叫大家各抒己见，多献良策。专家们经过实地考察及科学论证后，为把首都建设成全国的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经济等中心，制定出了百年规划大计。建都的战斗一打响，就有73000多名清洁大军带着800多辆汽车、3200多辆人力车、32000多辆兽力车走上了街头，经过长达5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搬走了城内所有的大小新老垃圾山。对城内所有的“精神垃圾”更是进行了大风暴式的清垃除垢的群众运动。查封了所有的鸦片馆、妓院及赌场，打击贩毒的首恶分子、罪大恶极的老鸨及赌场老板。禁毒、禁娼、禁赌，取缔黑社会及封建迷信团伙，镇压黑老大。“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管是几百年的历史垃圾，还是千余年的娼妓与鸦片垃圾，人民群众一发动起来就一扫而光，净化了首都的环境和社会风气，为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建都赢得了第一仗。在秘密战线上，毛泽东更是神机妙算，他指挥彭真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等人，迅速破获了由国民党特务总头子毛人凤坐镇指挥的段云鹏东北特务重大暗杀行动组，以及李安东等7名直接受美帝指挥的炮轰天安门的国际间谍案。在改造、建设、利用旧北平的“特殊战斗”中，由于毛泽东重用人才，此役打得更是漂亮。中央首脑机关建在北平旧城7.8公里的中轴线上，不仅节约了另辟新址的大量资金，还使古都悠久的历史遗产得到完整的保存，并能使已衰落的名城再度焕发繁荣与辉煌。今天整洁美丽的北京城，有贯穿南北长达26公里的中轴线，与之交叉的有东西走向的长安街，中间是世界上最大、最美、最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二环路、三环路如玉带环绕，大厦林立，彩虹飞架，既有东方古都神秘的色彩，又有现代大京都的繁华景象，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建都北平的英明预见。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为北京。”由此，北京以新中国的首都名扬天下，令人神往。
二、张奚若深思熟虑提国号
金碧辉煌的中南海勤政殿里，高朋满座，笑语飞扬，讨论、决定新中国建国大纲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在这里隆重举行。全国23个民主党派、无党派及人民团体的134名杰出代表济济一堂，为设计新中国的光辉形象，争先恐后地献计献策。在讨论国家称号的时候，会场更是热烈非常，有的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提议叫：“民主主义人民国”；有的建议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就叫：“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还有的提议叫：“中华联邦民主国”、“共和国”等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无党派负责人郭沫若、产业界代表陈叔通及海外华侨代表陈嘉庚等与代表们共商大计，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更是认真地听取了各位代表的建议，他们认为代表们提的都有道理，但都又没有完全反映出新中国的含义。领袖们心里都非常明白，国号乃一国最光辉形象的集中体现，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草率，要把国家的称号起得既响亮又简明又要有新意。为了慎重从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充分发挥各位代表的聪明才智，将十几个国号名称交给代表们反复讨论。在6月21日的会议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建议。他提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号，并向各位代表阐明了自己的理由。他说：“中华代表中华民族；人民代表现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我们的国体。”他简明深刻的道理折服了众代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听了后都连连点头，他们认为：既简明扼要，又响亮又有新意。好一个国号提出者，他是何许人也？原来，早年的张奚若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缔造的同盟会。为了推翻中国的千年帝制，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为建立孙中山先生梦寐以求的共和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他抱着科学救国的大志，远渡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局长，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教授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他力主抗战，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内战，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此，他深知革命之含义，深深了解祖国人民之心愿，从而提出了最能反映新中国革命的国号。1949年9月27日，离开国大典仅有3天，张奚若提出的国号终于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获得高票通过，并正式写进了新中国的建国大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0月1日，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就是用这一国号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张奚若作为新中国国号的提出者，也载入了开国大典的史册。
三、张治中一语惊天话国旗
离开国大典的日子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毛泽东忙请来了周恩来，叫他抓紧时间向全国征集国旗图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当即成立了专门负责起草国旗征稿启事与评选国旗图案的领导小组。组长由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担任，组员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廖承志、李立三、张奚若、蔡畅、翦伯赞等知名人士。他们怀着满腔热情，经过好几天的认真推敲，起草了一则只有80多字的国旗征稿启事：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配其他色。这则可称得出自艺术大师、文学大师、国学大师们之手的征稿启事经《人民日报》等一刊登，全国响应十分热烈，一个多月里就收到国旗应征稿1920件，图案稿2992幅。经过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的反复审议，将来稿分为4大类：第一类为镰刀斧头交叉并加五角星的；第二类为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的；第三类为两色或三色的横条并在左上角加镰锤的；第四类为红旗左角上排列五角星的。设计者中汇集了大批显赫人物，朱德、郭沫若、艾青、张仃、吴玉青、周光远、梁从诚等也在百忙之中选送了自己的作品。周恩来亲自带领评委会对每一幅图案都进行了认真的评议与挑选，遴选出了38幅比较满意的图案，连夜送至北京新华印刷厂，赶印了一批《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并附上简要的文字说明，于9月23日发给新政协筹备会600余名代表讨论。经过全体代表整整一天异常热烈的讨论，代表们迅速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焦急地问：“有没有一幅能获得多数人通过呢？”周恩来说：“编号为1、3、4的三幅同样图案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代表赞同。”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将三幅图案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地看了好一会儿说：“我看这几幅都可以。”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这是选定国旗图案，能一致通过最好。”为了亲自听听代表们的意见，9月25日晚，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了20多位各界各党派的首席代表专门商讨国旗图案定稿的问题。经过商讨，多数代表同意采用一道横杠加五角星的图案，毛泽东也投了赞成票，并对一道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的含意进行了特别的说明，希望能得到全体代表的一致通过。谁料到，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作为特邀代表的张治中从座位上“嘭”地一下站起来，坦诚直言地说：“我反对中间加一道横杠的图案，试问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那么中间这一杠不成了分裂革命吗？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长江也不科学，我看像孙猴子的金箍棒。”真是一语惊天地，一幅已被绝大多数代表同意的国旗图案就被他这么一句话给全盘否定了，使全体代表吃惊不小，就连毛泽东本人也十分钦佩张治中的看法。为何张治中对“分裂革命”有如此独到的看法呢？被称为国民党谈判专家的张治中，曾任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的国民党代表、1946年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进行谈判。他可称得上是蒋介石的“钦差大臣”，也可称得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谈判老对手与老朋友。他多次遵照老蒋之命与中共“舌战”，但由于他主张国共合作，反对分裂，每次谈判之行都不如蒋意，他从一次次的谈判破裂中，领悟到真反共的蒋介石玩弄了自己，于是在最后一次谈判中，他没有回到蒋介石的身边，毅然留在北平，做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挚友，从而有了以上那番惊天地的直言。毛泽东根据张治中的反对意见，当即又拿出了由上海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曾联松设计的323号五星红旗图案。他亲自向代表们介绍：“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事实。今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的介绍激起了全体代表们的热烈掌声，他们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的图案。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由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被正式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旗。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曾联松情不自禁地又捧起了激发自己设计国旗图案灵感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单行本，回想起了那段极不平凡的日日夜夜，好像看到了凝聚自己无限热爱共产党、毛主席之意的五星红旗，已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就在国旗图案通过的当天，周恩来指示政协会务处赶制一面国旗。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北京美术供应社的赵文瑞。这位苦大仇深的女工甚感惊喜，她跑到前门外最好的瑞蚨祥绸布店，买回了红绸料和黄缎料及红丝线与黄金线等，将布料铺在床上，按照国旗图案的尺寸精心地剪裁着。然后趴在床上千针万线地缝制着，半天、一天，为了赶制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她废寝忘食地整整干了三天两夜。9月30日下午1时许，当缝完最后一针时，她拥抱着长460厘米、高338厘米的特制五星红旗，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10月1日下午3时10分，毛泽东主席亲手将赵文瑞缝制的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成为了新中国的特有象征与标志。如今，这面国旗与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都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
四、毛泽东语重心长定国歌
为征集到一首雄壮、嘹亮的新中国的国歌，早在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就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征集国歌的启事。具体内容是：国歌，（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与此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以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的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全盘负责国歌的审议与评选工作。经过近3个月的征集，共收到国歌歌谱632件，国歌歌词694首，其中还有不少名人的作品。经过评选委员会的认真评议与挑选，最后只挑出了少部分歌词和歌谱印发给大家讨论，还组织了乐队对部分作品进行演奏，让代表们亲身感受。但是，代表们反复讨论与评选，仍然没有挑出一首很理想的国歌，代表们深深感到在短时间内创作一首能代表国家的国歌，实在是太难了。一时间征集国歌的工作陷入了困境。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在这关键时刻，被称为“智多星”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他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能代表祖国尊严和人民心声的好歌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它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它如战斗的号角，鼓舞中国人民夺取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胜利。周恩来的雄辩使毛泽东喜出望外，他当即召集了20多位很有名望的各界代表，一起商定代国歌事宜。会上，徐悲鸿等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豪迈雄壮、极富英雄主义气概、节奏鲜明、易于演奏与演唱的好歌，但是，有些歌词显然过了时，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完全不符合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实情。他主张进行修改后即可作为代国歌。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的代表主张较大的修改，有的代表主张进行很大的修改，还有的主张只用歌谱，歌词要重写，一时又使商定国歌的议程再度陷入了困境。到底怎么办呢？会上代表各抒己见，简直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最后，代表们都把眼睛一齐投向了毛泽东。老成持重的毛泽东慢慢地站起身来，他用炯炯有神的眼光环视了一下全体代表后说：大家发言很热烈，很认真，到底《义勇军进行曲》能不能作国歌，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没过时？我看没有过时。我们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还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与封锁，我们的建设与发展越快越强大，帝国主义就越嫉恨我们、破坏我们，甚至还会进攻我们，我们绝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疯狂的侵略与掠夺。我们要争取新中国各个方面的完全独立与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还是原歌词好。毛泽东的讲话使大家豁然开朗，激起了阵阵掌声。代表们一致赞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的国歌。1949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1931年，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不久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东北。义愤填膺的东北人民奋起组成义勇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为了宣传东北义勇军抗日救亡的伟大精神，我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著名戏剧家田汉以此为背景写了一部名为《风云儿女》的电影剧本，并创作了长诗《万里长城》，诗的最后一节成为影片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谱由著名作曲家聂耳谱写。1935年7月，《风云儿女》在上海上映后，《义勇军进行曲》响遍上海，后随着一二·九运动，又传遍全中国，特别是抗战前线。1940年以后，这支歌经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歌唱和灌制唱片，开始在全世界传唱。久而久之，这支歌不但成了中国人民战胜外来侵略及一切强敌的战斗号角，而且成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列强的呐喊。由此看来，毛泽东语重心长定国歌有着特殊的含义。
五、周恩来精心策划铸国徽
征集国徽的工作是1949年6月与征集国旗的工作同步进行的，截至8月20日，共收到应征稿112件，图案900幅。由于投稿者大多数把国徽误认为国标或国旗来设计，因而效果均不佳。经评委会逐幅审议，竟没有一幅被选上，这下可急坏了周恩来，怎么办呢？眼看已经没有时间重新组织征集国徽图案的活动了，急中生智的周恩来突然想到了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这两个高水平的专业设计单位，他特地请来了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梁思成和张仃，当面交待了设计国徽图案的任务，请他们两人牵头，各组织一支由第一流水平的专家组成的国徽图案设计小组，并进行对手赛。为了一举成功，周恩来还当面向两位负责人交待：国徽的设计应当注意到中国的特征、人民政权的特征，形式要庄严富丽、向上、挺拔、明亮等。两位专家对周恩来的重托心领神会，回校后立即组织，马上投入了紧张的设计工作。要设计一幅符合要求的国徽图案谈何容易，眼看开国大典在即，要赶在开国大典前夕完成是不可能的了。为此，毛泽东只好同意周恩来将国徽设计工作向后推迟的建议。1949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梁思成小组首先拿出了国徽设计图案。图案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用金、玉、红三色装饰，以红绶穿插的结衬托而成国徽图案的整体。不久，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也拿出了设计方案。设计方案以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红色齿轮和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天安门置于中央，象征伟大、坚强、英雄的祖国。两个方案经过周恩来非常认真的审阅，他觉得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清华大学梁思成小组的图案显得庄重大方，比例合理，不足的是没有把天安门设计进去；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的方案对伟大祖国、人民政权、工农联盟等特征突出得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天安门画得不合比例。将天安门画在国徽上是周恩来反复交待的，却遭到了梁思成的反对。他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无论如何也不能变成人民政权的象征。他主张用传统精神式的象征东西来表现。张仃则认为：天安门虽然是帝制时期的古老建筑，但它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新中国成立时盛典集会的场所，是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应当选天安门为主体设计题材。周恩来不但赞同张仃的意见，还说服了梁思成。他从必须要把天安门画得绝对准确的角度出发，把重新设计国徽图案的重任交给了梁思成小组。因为梁思成系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过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天安门、端门、午门等古建筑的活动，再说清华大学素有“水木清华”之称。建筑学家设计绘图都有一丝不苟之作风，没有画家们画画的浪漫线条。为了充分设计好新中国的光辉形象，周恩来特别跟梁思成当面交待，要如何如何地吸收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方案的一切长处，而且还要更准确，更合比例，宜于制作等。在梁思成小组设计国徽图案的过程中，已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经常抽时间到现场亲自指导他们的设计：天安门应当放在国徽中轴线上的圆心位置，才能左右对称，才能显示出我们民族百折不挠的轩昂气概；国徽底色着红色，天安门及五星、齿轮、麦稻穗着金色才更显庄严典雅、富丽堂皇；国徽要象征化、图案化和程式化，便于雕塑、作证章、作钢印及印刷制图；要美丽大方醒目；要有民族特点，不能与其他国家的国徽相雷同等。周总理总是非常耐心、具体地指导设计人员精心设计。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梁思成小组设计的国徽图案及文字说明。7月，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高庄接受了制作国徽石膏模型的光荣任务。他用周总理提出的向上、挺拔、明亮的一贯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制作，并参考了秦汉、北魏制作铜镜和石刻佛像的传统工艺，采用了45度锐角浅平面主体浅雕技法，发扬了我国雕塑艺术淳厚质朴及深沉宏大的民族形式，使国徽石膏模型集中突出了我国立国本质和社会结构的特点，因而获得了8月18日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专家讨论会的一致通过。由此，高庄成了新中国国徽的制作者。为了能早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挂出不怕风吹雨打、不怕日晒夜露的漂亮的金属国徽，周总理把铸造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床厂19号铸造车间的铸造班长焦百顺。焦百顺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尽最大努力搞好。根据设计要求：国徽的质地为铜铝合金，铜占8%，铝占92%。由于铜铝两者的熔点不同，火候极难掌握。为了攻克这一难关，焦百顺找来了另外两位技术骨干，组成了攻关小组。他们经过多次的摸索、总结，终于攻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提前20天铸造出了10枚分别为1000毫米、600毫米及400毫米规格的金属国徽。1951年5月1日，在全世界劳动人民欢庆自己的节日里，天安门城楼上挂上了直径为1000毫米的金属国徽，受到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景仰。焦百顺成了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制造者。
六、顿力夫深情镌刻大国印
新中国诞生前夕，全国政协筹备会作了一项重要决议：要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作一枚大印。不用说，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枚大印，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枚“国印”。这么重要的一枚国印找谁镌刻呢？周恩来想起了多才多艺的陈叔通，特请他物色一位治印名家来完成。陈叔通受托专程去上海，利用过去曾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关系，找到了杭州西泠印社在上海的分社，了解到了该社创始人、治印名师王福庵现还在杭州西泠印社坐镇，便急急忙忙赶到杭州拜访了王老先生，并说明了来意。王老先生一听，便高兴地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顿力夫。顿力夫接受镌刻国印的任务后，心情非常激动。他找来了最好的材料，拿出了最好的刻刀，根据陈叔通所交待的具体要求，拿出了平日学到的全部技能，下好了图章的料，又经过精心的设计，写出了漂亮的字体，然后高度集中，一刀一刀地专门镌刻着。眼瞅花了，揉揉眼。腰弓酸了，捶捶腰。他忘了吃饭，忘了睡觉，真是全神贯注、精益求精，将全部的深情、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枚划时代的国印上去了。经过几天几夜的努力奋战，一枚刀刀纯正，字字苍劲，整体丰满圆润、雄奇厚重的国印终于提前完成了。陈叔通把国印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仔细端详后，高兴得连连称道：刻得好，刻得好！不知道国印出自哪位治印名师之手？陈叔通介绍说：“他叫顿力夫，原在北平靠卖苦力为生。民国初年，杭州西泠印社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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