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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小军,马玥主编,曾康霖审订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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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金融试读：

曾康霖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金融学家，他和他同代的金融学家一起，用不懈的努力、辛勤的付出，书写了中国现代金融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新篇章。

曾康霖教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追随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致力于研究金融学基础理论。他的系列学术专著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了金融领域中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他的财政银行体制的改革理论，他的“按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金融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操作方案，为发展中国特色的金融学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

曾康霖教授一生从教50余载，为人谦逊，诲人不倦，爱护学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为金融实践部门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尊师。

本书记录了曾康霖教授的师者一生及其学术研究。师者的风范表率、丰硕的学术成果，将勉励、激励着后辈金融教育和科研工作者，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为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前言　金融的魅力

当今社会，人人皆谈金融，却未必人人了解。

以最通俗易懂的“钱”为例，援引曾康霖教授的话：钱，几乎是人人都熟悉的东西。但是，对于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它的性质、它的运动规律、它的职能作用等，未必人人都清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经引用英国国会一名议员的一句话：“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西方经济学家也曾经说过：在一万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懂得货币问题。

沧海一粟，金融涵盖的范围远不止于此。

陈志武先生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写道，对金融的认识、理解花了他二十余年时间，直到今天，他才将金融进行释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无论是原来简单的金融交易，还是现在复杂的金融交易，都脱离不了这个释义。

从最初的买卖、借贷，到现在规模庞大的各类金融市场，金融的范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金融的形态不断增多。金融的魅力就在于它永远不确定，永远值得每个人去追寻。

这是一场永远无法停歇的探索过程。

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三次放开小商品价格过程中出现了物价上涨现象，学术界从此开始关注并讨论通货膨胀问题。而后，从1992年到1996年的大通胀，到2003年、2004年和2007年的小规模通胀，对通货膨胀的讨论持续至今。

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到20世纪末，人们被突如其来的危机惊慌了，大家发问：金融危机是怎么爆发的？

2007年美国开始爆发金融危机，很多人称，这是美国热衷于发展虚拟经济的必然后果，这给理论界和实践界抛出了一个问题：怎么看待虚拟经济？

2013年，比特币大热，很多商家推出了支持比特币购买商品，人们开始关注这种形态，大众问道：比特币是不是货币？

……

这些都是本书汇集的核心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无法照搬国外。

在金融的这种发展脉络下，如同曾康霖教授，一批金融业界学者踏踏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变化后的金融理论难题。说起来，似乎遥远，但实际上与你我息息相关，比如，20世纪80年代，通货膨胀那么严重，怎么解决？货币多大量才是合适的？再比如，治理失业与通货膨胀毋庸置疑，但需要社会成员付出多大的代价？需要多大的成本？

到了今天，中国金融改革不知不觉驶入深水区，每一步都受国际瞩目，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等，尤其是互联网金融这几年在中国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我们看到，中国整体金融结构、交易、金融效率等架构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一些新生事物正在兴起，余额宝的出现使中国老百姓全民参与到金融领域，比特币、人民币国际化、第三方支付、众筹等，过去金融领域与大众似乎相关联的只是银行，但如今，金融发展到今天，形态在发生改变，与百姓生活更是密不可分。

往往在这个时候，人们对金融认知不够，就如同互联网金融兴起时，理论界最先讨论的是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逻辑是什么？它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金融的几大问题也如此，今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迈向新台阶，我们想问问：人民币到底是什么？中国需要多少钱？劣币与良币之间的关系如何？不清楚这些问题，你就不会明白，美元逐渐被抛弃、人民币却受热宠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要编写这样一本书的原因。

2012年11月24日，曾康霖教授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在颁奖典礼上，我决定要写一本曾老师的书，我对他的过往岁月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我希望能用一本书来记录下这一切。2014年6月13日，曾教授同意此事，同时提出，他对金融的认知是一场理论与实践的碰撞，如果可行，建议我们出版一本关于他的观点的著作。

这是一个挑战，更是一次对金融的再认识。

在曾康霖教授多达2000万字的著作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他的研究尽是金融的核心领域，他的思考和脚步从未停止过对金融的探索，其中，“货币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分配作用”“资金紧张——钱到哪里去了”“怎样看待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等大量文章都是对当下金融现象最好的解读。“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这是曾康霖教授的思想精华，也是对金融研究的最好诠释，本书汇集的内容正是如此。编者2015年9月1日于成都考拉看看图书馆第一部分人民币第一章　人民币是什么

几年前，互联网上有一篇非常火的文章，题目叫做“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美元的故事”，文章里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有一个叫做山姆的小男孩，他通过非常努力地工作赢得了大量的财富，他的黄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多，他很富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忘记年轻时的价值观，并听信了一个叫佛瑞德的侄子的话。他开始发行一些债务，而佛瑞德用印刷机印刷纸币来交换山姆大叔签下的欠条。

为什么人们要相信这些纸币呢？因为它们是受到山姆持有的黄金背书的，有了这些纸币，山姆开始购买他想要的东西，慢慢地，他上瘾了。

接着，佛瑞德把山姆的这些借条拍卖给了银行，当欠条要归还的时候，山姆大叔就再签下更多的欠条，换来纸币来偿还他的债务，不断涌入的新债务，足够偿付旧债务。

山姆大叔的纸币是有黄金背书的，因此，他换来了世界其它地方的石油、家庭电器、塑料制品和其它任何东西。但是，最终，人们开始怀疑，山姆大叔发行的由黄金背书的纸币数量，可能已经远多于山姆大叔所持有的黄金数量。所以，世界开始抛售手上的纸币，买入黄金。

山姆大叔的黄金不够用了，终于他宣布不再用黄金背书，尽管他坚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世界人们开始怀疑了。

这是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很显然，“山姆大叔”就是美国，“纸币”就是美元，“佛瑞德”就是美联储。我们再看看今年发生的事情。

世界各国不再愿意拥抱美元，欧元深受欧债危机和美国的打压，也逐渐被人们抛弃，人民币国际化指日可待，打破美元霸权的货币战争可能即将展开。

人们不愿意拥抱美元，因为美元的信用度不断降低，喜爱人民币同样是因为信赖。

为什么货币会让人产生信赖？这就是货币的本质问题。人民币的性质是信用

建国后，在关于人民币性质或者说人民币价值基础问题的讨论上主要分为两个学派：“黄金学派”和“非黄金学派”。1980年代，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物价波动，其中1980年通胀率最高，进而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人民币性质问题的大讨论。

那个时候，曾康霖教授就详细论述了人民币与信用的关系。从人民币产生的经济基础来看，他说，“我国作用于人们经济生活的货币是人民币”，是“银行提供的信用流通工具。按照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由银行提供的信用流通工具是银行信用货币”。

为什么这么说呢？曾康霖教授指出，银行在提供货币同时伴生一种信用关系。它经历的过程总共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商品供给者需要实现商品的价值，它要求商品购买者给予货币；第二步，商品购买者不能自己创造货币，只能求助于银行；第三步，银行要求商品购买者以商品作担保提供货款；第四步，货款新城商品供给者的存款（或现金），这实际又意味着商品供给者以销售的商品向银行提供的信用”。

上述四个步骤显示了，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对此，曾康霖的解释是：“人民币流通是以国家的物资作后盾的，以国家的物资作后盾，也就是社会成员将自己创造的物资提供给银行支配。这种支配包含着这样的内容：物资部门（主要是国营工商企业等）提供物资，国家银行提供货币。以国家物资部门提供的物资去收回银行提供的货币，货币便流回到了出发点”。

这个过程就体现了信用关系的消长，它实际反映的是货币的供给与需求。

如果你还不明白，我们再看人民币的产生程序。我们从曾康霖教授的论证来看，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凭借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派生存款。因此，银行系统是现有贷款后有存款和现金。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的方式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体现了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商业银行将其以准备金等形式存入中央银行则是对中央银行提供信用。

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人民币以基础货币的形式存在则是持有者的资产，中央银行的负债；如果人民币是以派生存款的形式存在则是持有者的资产，商业银行的负债。这说明人民币都生活在资产持有者与负债承担着的信用关系之中”。

以曾康霖教授的观点，信用货币的流通不过是债权债务关系在地区之间、单位和个人之间转移，这种转移反映银行与顾客之间信用关系的变化和消长。他说，人民币“无论是存款变现金，还是现金变存款，或者一种现金变为另一种现金；或一种存款变为另一种存款，从银行来说是债务形式的变换，从持有者来说是债权形式的变换”。比特币为什么不是货币

2013年，比特币大热，北京车库咖啡、科普网站果壳网、盛大网络旗下地产商等商家推出了支持比特币购买商品。

当年，比特币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2013年底，刚刚上线4个月的中国比特币交易平台okcoin宣布“日交易额最近几天从3000万人民币的高点迅速飙升至1亿，一天的成交量达到上线4个月的总累积成交量。”不久以后，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某论坛上首谈比特币。声称近期不可能承认比特币的合法性。但他同时认为，比特币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买卖行为，普通民众拥有参与的自由。此外，易纲还指出比特币“很有特点”，具有“启发性”，个人会保持长期关注。

比特币是什么？与人民币、美元又有什么区别？

从本质来看，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本质不是一般等价物”，而人民币、美元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但是二者都不可能是“一般等价物”，因为一般等价物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人民币、美元都不是商品，因此不是一般等价物，而是间接的一般等价物。

央行明确表示过，从属性看，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比特币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很难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能够用比特币购买商品的商家极少，不具有普遍性，持有比特币更多是用于收藏而不是用来购买商品。比特币更多的是作为投机工具，而非实体经济中的支付工具。

人民币等货币与比特币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经常有人提出，稳住物价才能保持币值的稳定，其实是人民币和美元是由“国家银行发行的，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有强大的国营经济提供产品做后盾，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银行有充分地信赖”，人民币的兑现“广泛地表现在商品交换中”，是“直接的商品价值的符号”，其的“单位货币价值的价值受商品价值总量和商品价格总量的制约，与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成正比，与商品价格总量的变化成反比。”。

从比特币和人民币的对比可以看出，人民币的第一个特征是间接的一般等价物，直接的商品价值符号。

其次，人民币是一种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本质是债务货币。

曾康霖早年就认清了这个特点，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币基本上是国家银行供给的。国家银行供给货币，欠持币人的是什么债务？在银行券能兑换黄金的条件下，银行欠持币人的是黄金债务。在银行券与黄金的联系被割断了的请情况下，银行欠持币人的是借用一定数量的商品债务。因为银行供给货币即银行发行自己的债务凭证也是一种借贷，这就是向意愿持币的人借用与货币数量相当的商品，然后把这些商品转借给别人。这一借一贷反映在银行业务上是负债的增加，资产的增加。银行通过借的活动虽然负了债，但能够通过贷的活动掌握资产，因而，由负债而供给的货币能够由资产而将它收回。人民币既然是一种国家的负债，那么它的增加或减少受制于国家银行的贷款和收款。过多的贷款会增加负债，因为它不转化为现金便转化为存款，该收的货款，不收回来，甚至豁免，也会增加负债，因为它没有减少存款和现金。”

人民币是信用货币是货币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是一种独立的货币形式，这即不同于货币名目论，也不同于传统的货币理论。人民币本身没有价值，它代表的价值是能够购买到的商品价值。人民币能够购买的商品有若干种，在各种商品之间，基于本身物化劳动量的多少形成一定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通过货币的购买将它货币化，即表现为若干货币单位的价格及其比价关系。

最后，作为信用货币的人民币与典型的纸币之间是存在区别的，二者之间可转换，这很好理解，用曾康霖教授的观点来解释，“当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又需要国家银行增加货币的供给弥补时，银行供给的货币也会成为典型的纸币，具有强制流通的性质。”因此，人民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纸币。“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银行也能强制社会成员为它提供信用，也就是强制社会成员接受它供给的货币。信用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应当说是自愿的，为什么能强制别人接受呢？这是因为货币的供给容易被社会成员所接受。只有当社会成员接受的资产不能索取到价值或丧失了部分价值时，人们才会觉察到被强制接受了信用。所以，信用货币的强制性是指银行要社会成员接受过多的货币供给。被强制接受的货币丧失部分价值或全部丧失价值，是社会成员被迫接受信用而付出的代价。”

因此，看清人民币的本质，就不难理解货币战争的核心要素。如今人民币国际化呼声不断，美元信任度逐步降低，欧元几乎绝望，美国打压人民币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博弈战众目瞩望，这些都与人民币的信用货币本质相关。人民币能做什么

人民币如此重要，在当代生活中它的角色是什么？

曾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用基本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标题为“货币或商品流通”展开论述和解释，曾康霖教授提出了，“如果说作为单纯的货币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在于交换，那么作为资产（资本或资金也是一种资产）的货币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影响就在于分配。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和周转都以货币资金作为起点和终点，社会产品的价值要实现为货币以后才能分配。这样，不仅作为资金的货币要重复着它的货币形式，分配给各当事者的收入也要先以货币形式存在。”

当代货币的这种分配作用在日益深化，因为在商品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有两个重要因素在起主导作用：一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加强；二是人们消费的选择性增多。

资产的货币作用是分配，从五个方面可见，第一，货币作为国家财政、货币政策的工具，通过货币资金的分配，调节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第二，货币作为一种金融资产通过利率分配着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收入。第三，货币作为一种商品通过买卖分配、再分配着当事者的货币收入。第四，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分配、再分配着社会产品的价值。第五，货币实现商品的价格会产生公开的和隐形的货币分配。第二章　中国需要多少钱

2015年，有媒体称，国务院已批准300个2015年开工的基建项目，投资超7万亿元人民币。“7万亿”无疑是一枚炸弹，仿佛又要引爆民众的神经，使得发改委不得不紧急召开投资项目核准制度改革的发布会，赶快辟谣说，这个数字不准确，因为有的项目已开工，有的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不同地方、不同地形条件，建设成本不同，在没有完全分解到具体项目的情况下，这个总投资是计算不出来的。

其实，没有认清货币需求本质，去讲总投资是没有意义的。

经常有人评论，中国钱太多了，货币超发问题严重，但研究钱多钱少，首先要清楚，中国应该需要多少钱？

然而，评判个人、企业和其他经济单位在一定经济条件上持有多少货币才合适，这其实是有较强的主观性，它难以回答。因此，曾康霖提出，我们必须研究宏观的货币需求，即是国民经济运行对货币的客观需求。”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区域消费的构成、行业资金结构、政府职能转变、金融运行效率、货币需求自身成本、货币政策等等各个方面都会影响中国“钱”的问题，曾康霖教授一直强调要将这些因素全部纳入其中考虑，尤其是对劳动着的培养、就业、退役和失业的对货币需求量的影响。“银行货币”和“在途资金”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要有多少货币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人们经济生活的需要？

以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完全或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选择，但曾康霖教授认为，这种模式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因为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成立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利率市场化的前提下，且在保持货币供给不变的条件下，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分析货币需求问题，而这些明显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符，从而使得基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研究是失效的。

曾康霖教授并不认同宏观货币需求是微观货币需求的简单加总的传统观点，他说，宏观货币需求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和人们经济生活所需要的货币总量，它不完全等于社会公众持有的货币量的总和。

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信用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量，不仅是社会公众所持有的货币量”，而且还有银行持有的货币量。银行持有的货币在中央银行制度下表现为存款准备金，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

商品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高度发展，当代的货币流通相当大的程度上由银行来组织，既有银行系统外的货币流通，也有银行系统内的货币流通。银行系统外的货币流通，在社会公众之间直接进行，银行系统内的货币流通，受社会公众委托在银行内部进行。

前者，表现为社会公众持有获得消长；后者，不仅表现为社会公众持有货币的消长，而且要引起组织这种货币流通的‘银行货币’（即银行的准备金）消长。‘银行货币’在实行中央银行制度的条件下，也是中央银行提供的，也应当算作货币供给量的一部分，与它相应的也有货币需求，即组织这种货币流通的银行对货币的需求。它也应算做一个国家在一定事前内为满足经济发展和人们经济生活的货币量的一部分”。

而且，“银行系统内的货币流通，还会存在着结算的在途时间，在在途时间中，货币既不为付出者持有，也不为收入者持有，而被银行持有，如果仅以社会公众持有的货币量计算需求量，则是不完整的，它包括不了银行内部货币流通的在途货币量”。

将“银行货币”和“在途资金”纳入货币需求中去，这是曾康霖教授的一个理论创举，这样看来，组织银行系统内部货币流通的银行，便成为货币需求的主体。银行作为货币需求的主体相对社会公众来说它是‘中间需求’，而不是，‘最终需求’，因为它作为融资的媒介机构，在一般情况下，发生的是借贷行为，而不是购买行为”。货币需求倒逼货币供给

在新常态下，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以内，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都是当局面临的严重挑战。

我们先来看看中央银行。曾康霖在货币需求理论中指出，中央银行既是货币供给的主体，也是货币需求的主体。

由于我国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实际上是中央银行供给的基础货币的扣除，实际上为中央银行持有，因为这部分的基础货币实际上应该视为中央银行的货币需求，只不过这部分货币需求受到存款准备金率大小的影响。

此外，影响中央银行货币需求的因素还包括“资金切块行存款”、“人行委托贷款资金”等。由此可见，我国的中央银行不仅是货币供给者，也是货币需求者。

曾康霖教授对凯恩斯关于货币供给不变的假设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凯恩斯货币理论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存在着货币需求倒逼货币供给的现象，这是凯恩斯货币理论从未考察过的。

产生货币需求倒逼货币供给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经济过热、行政干预、不注重积累、虚盈实亏等。“但是从体制上说，恐怕与没有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主体有关。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主体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求发展，不仅工商企业应当如此，金融企业也应当如此，只有这样，企业的货币需求与银行的货币供给才能正常建立”。“货币需求的倒逼机制，是供给的货币不一定形成货币资金成为第一推动力作用于财富的创造，因为其中相当部分的货币供给是出于时候不得不去填窟窿”。与此同时，曾康霖教授还注意到了我国社会中的另一种经济现象：银行贷款增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银行利息支出增加——银行贷款增加，表现为货币供给直接产生货币需求，然而，这种现象“应当说这是非良性循环”。第三章　谁是经济运行的主导

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可以说，这个数据还不错，中国经济成绩单尚为可圈可点。官方对此的描述是，中国经济出现了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趋势，并且下半年经济增长好于上半年可能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能够将GDP同比增长稳定在7%，的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与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今年上半年，有三项“稳增长”的货币政策，包括存量债务置换、放宽企业债融资限制、盘活财政存量资金、降息、降准等措施，三次降准共释放2.6万亿的可贷资金，三次降息共降低了贷款基准利率0.75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去影响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与货币供给高度相关，货币供给又决定经济走向。

因此，研究货币政策，首先得清楚货币供给的本质。为什么研究货币供给

为什么要研究货币供给？曾康霖教授解释说，研究货币供给的意义就是要考察谁在经济运行中起主导作用。

当代的商品经济是信用经济，也就是说，国家靠信用关系去调控国民经济；政府、企业、家庭靠信用关系去管理、生产和活动；经济实体靠信用关系去形成；社会成员靠信用关系去保存价值；经济生活中的矛盾靠信用关系去解决等。

商品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信用关系，或者说商品经济的运行要靠信用关系去调节。

在这种条件下，货币作为一种信用流通工具实际上是信用关系的载体，凭信用关系而流通，商品‐货币‐商品的关系，也就是商品‐信用‐商品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以信用关系作媒介和担保去实现商品交换。所以，对货币的需求也就是对信用的需求。

在信用经济条件下，货币的供给存在于信用关系的时差之中。信用关系有授信与受信双方。授信获得债权，给自己提供资产，受信承担债务，也能使自己获得资产，只不过是间接获得或以承诺偿付而获得。

举个例子来说，资产能够通过授信直接取得，如银行向顾客放款，顾客向银行存款，同样，资产也能够通过受信间接取得，如银行先吸收存款后发放贷款，顾客先取得借款后向银行存款。通过授受信用获得资产，也就是让授信方在获得一种权利时也赋予受信方另一种权利，受信方能以这种权利去抵消他承担的义务。

我们看到，货币只不过是一种资产、一种权利，它能用来抵消负债。只要授信方不要求受信方清偿，这种资产、权利便一直存在于受信方手中，就不会消失，就能继续作为货币来发货作用。这不仅体现在银行信用关系中，也体现在商业信用中。所以，货币的供给存在于信用关系的时差之中。这也就是说，只要信用关系得以继续保持，货币便存在，如果信用关系消失，货币便不存在了。银行信用货币和商业信用货币

如果说货币供给存在于信用关系的时差之中，则从广义说，供给社会成员的货币主要有银行信用货币和商业信用货币。

我们说，银行信用货币主要是银行对顾客发放的贷款而没有收回的那部分所形成的存款和现金，商业信用货币主要是商品生产经营者赊销商品而没有收回的那部分货款。这部分货款或者表现在商业票据上，或者表现在账簿中。以银行信用货币去清偿赊购货款，是以银行信用货币去取代商业信用货币，如果整个社会货币供给量包括商业信用货币，则这样的取代，一增一减，并不额外增加货币供给量。

如果整个社会货币供给量包括商业信用货币，则货币供给者不仅有银行，还有企业。现实经济生活中，当银行供给的货币不能满足货币的需求时，其他信用形式就会发展起来，创造出相应的信用流通工具去直接或间接地代替银行信用货币。如果银行提供的信用流通共组超过了货币需求，则其他信用形式就会受到抑制。这种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说明：货币供给首先决定于银行信用规模，其次也决定于其他信用规模。

曾康霖教授认为，银行信用货币在银行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信用关系中产生。

他指出，“当代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行信用货币，银行信用货币在银行与其他社会成员中产生，这种信用关系的传导过程是其他社会成员先授予银行的信用，然后才是银行授予顾客的信用。”

这种信用关系，“反映在中央银行与存款货币银行之间，是中央银行先授予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然后才是存款货币银行授予顾客的信用”。“中央银行授予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一般是对它贷款形成存款货币银行的准备金即基础货币，存款货币银行授予顾客的信用也一般是对它贷款形成顾客的存款或现金。由于存款货币银行有非现金结算的功能，实行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因而就有可能在中央银行提供基础货币的基础上派生存款。如果说中央银行提供基础货币是为存款货币银行创造信用流通工具形成债务的清偿能力，那么存款货币银行派生存款就是为顾客创造信用流通工具形成债务的清偿能力。所以派生存款实际上是存款货币银行提供的信用，额外创造一种信用流通工具去满足顾客清偿债务的需要”，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专业银行即商业银行也能单独供给货币。财政收支是另一“闸门”

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两只手的调节，即看得见的手——政府和看不见的手——市场。因此，政府和市场必然会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区别在于影响机制。

曾康霖教授提出，财政收支是调节货币供给的另一“闸门”，也就是说，财政也是货币的供给主体。他说，“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国家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生活。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生活有多种途径，但基本的有两条：一是减税，二是增支。其政策的选择主要决定于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需要，而不完全决定于财政收入。”

这就是说即使财政收入不足或没有增加，但为了调节需求，该见面的税收还是要减，该增加的支出还得增加。

我国一些年份的财政赤字为什么避免不了，概括地说，是国家组织经济生活的需求。当代的国家财政，已经不再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小商品经济的财政，而是大商品经济的财政。可以说，当代的国家财政是“负债财政”，即财政收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举债收入而形成，包括向国外举债和包括向国内银行、个人举债，西方多数国家如此，我国也在所难免。

认识到财政收支的这种变化趋势并不是否定“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相反，我们提倡在战术上“量入为出，留有余地”，而在战略上则要高瞻远瞩，运筹帷幄，适应信用经济的形式，学会善于与负债共处。

财政收支是对货币的收支，财政赤字必然向银行透支，从这一点上说，财政也是货币的供给者。在我国，财政部门与国家银行都要执行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财政出赤字，银行发票子”很难避免。这不仅财政收支与银行信贷收支能够相互转化，而且在体制上国家银行又代理金库，办理财政收支，所以财政收支作为我国银行信用货币供给的一个渠道，是客观存在的。

通过财政收支供给的货币是法定货币，因为它通过中央银行，而中央银行是法定货币的创造者，但当法定货币转化为专业银行的基础货币后，便成为专业银行派生存款的基础。所以，财政收支直接供给的是法定货币、基础货币，间接创造的是派生存款。财政部门通过增殖供给基础货币越多，专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可能性越大。相反，越小。财政收支是调节货币供给量的另一“阀门”，调节货币流通，不能忽视财政收支的作用。第四章　良币怎样驱逐劣币

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信用，那么，美元信任度降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本质上就是良币驱逐劣币。

如果说货币是一种信任感，就仿佛国家必须要对货币负责任，负责任的表现就是货币不贬值，但如今美元贬值，世界人民对此反对，最后会有一种货币代替它，这涉及的是货币流通的本质问题。

用我国的实践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我国经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时候，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出现了两种或多种货币同时流通的局面。那时，曾康霖教授进行体统研究后提出了很多适用至今的论断。

我们看双币流通或多币流通，这种过程中，非常容易产生货币替代问题。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货币替代问题是一种市场自由选择问题，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货币替代问题则会影响到货币发行自主权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曾康霖教授对货币替代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因为劣币是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的货币，良币是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在市场交换中，“实际价值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名义价值通过规定的两种货币的兑换比例体现出来”。

这样，如果这种货币币材的市场价的比价大于这种货币规定的兑换比例，则是良币，相反，则是劣币。此时货币替代问题即表现为劣币驱逐良币。

然而，曾康霖教授通过系统考察我国深圳特区的双币流通状况后，指出在纸币和信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货币替代问题则表现为良币驱逐劣币。他说，“在我国深圳特区人民币与港币曾混合流通，存在过港币排斥人民币流通的现象，这是由于人民币与港币兑换的官价与在自由市场上的兑换存在差距，同时由于存在着按自由市场上人民币与港币的兑换比率确定商品标价。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按官价取得港币购买商品不容易，于是有的人在自由市场上去兑换港币。如果在自由市场上兑换比率与商品标价的比率完全等同，则用港币去购买与用人民币去购买无所谓划算不划算”，“但事情还不仅此。如在市场上有的商品能够用港币购买而不能用人民币买，说明，在纸币和银行信用货币流通条件下，如果两种货币的购买力有产局，人们乐于使用购买力高的货币，而不乐于使用购买力低的货币。

如果这也是个规律，则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良币驱逐劣币，即购买力高的货币排斥购买力低的货币。”但是，曾康霖教授同时指出，良币驱逐劣币也是有条件和前提的，有些条件是人为的，不是绝对的。

所以说，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赋予的货币的运动，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前提。货币流通是一个涉及面广、牵连因素多的问题。

曾康霖教授在这个问题上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人民币的信用货币流通规律

以银行券和支票存款为代表的银行信用货币为例，曾康霖教授提出，银行信用货币既能够在银行体系内流通，也能在银行体系外流通。

我们来看银行券，它与纸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发展历程来看，银行券以信用和黄金做为保证的，银行券最初可以随意兑换黄金，二战之后，各国黄金储备大相径庭，由于布雷登森林体系的崩塌，金本位沦陷，银行券不能自由兑换黄金了，逐渐演变成了类似于纸币的东西。

可见，像银行券这种信用货币的流通，本质就是信用的流通。

信用制度发达的条件下，货币流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信用经营所代替，即非现金结算，“信用货币在信用关系中产生，并以商品流通为基础，银行在提供货币的同时，伴生一种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反映在中央银行与存款货币银行之间，是中央银行先授予存款货币银行的信用，然后才是存款货币银行授予顾客的信用。”

银行信用货币量决定于银行信用的规模和其他信用发展程度。推理可知，人民币作为信用货币，其流通也是以商品流通为基础，其流通规律受信用货币流通规律以及价值符号流通规律的制约。货币收支不限于商品流通

根据马克思货币理论，我们看到，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前提和基础，商品形态的变化必须借助于货币运动。

但是，曾康霖教授认为，货币收支即货币流通却不能仅限于商品流通领域，因为货币流通不仅仅在商品交换领域发生。

他说，“货币作为价值形式的运动，它不仅能够由商品交换引起，而且能够由非商品交换引起，即由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而引起”，因此，“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就不仅取决于商品交换的价格总额，而且还要取决于价值分配和再分配的周转总额”。

而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相当数量的由价值分配、再分配而引起的货币收支，不是在价值实现之后，而是在价值实现之前”，“这种在价值实现之前而进行的货币收支，不是对已实现的商品价值形式的分配，而是对银行新创造的流通工具的运用，其需要的货币流通量不可能包括在已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中。”

曾康霖教授认为应该辩证、实事求是的看待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公式，因为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公式是从“复杂的货币收支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遍性。但是只能确定为实现商品流通而需要的货币总量，不可能包括一切货币收支而需要的货币量，这些包括为支付劳动报酬而进行的货币收支，为履行财政义务而进行的货币收支，为货币借贷关系的建立和销售而进行的货币收支等等。因此，在分析货币收支时，应当从“商品交换与价值分配这两方面考虑”，诚然，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增加社会中的货币总量，但信用关系的发展也会增加社会中的货币总量。劳务就是商品

劳务是不是商品？

以马克思经典理论来考虑，劳务一直以来不是也不应该是商品，马克思理论从来都没有将劳务纳入商品的分析范畴。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中是否应该包含劳务的问题也就成为学术界关心的问题。

但是，以曾康霖教授的观点，劳务是商品。“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务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务的价值还有它的货币表现即价格，这说明劳务仍然具有商品的性质”，从理论上确认了劳务是商品的观点。

他说，“人们在生活中不仅要消费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商品，而且要消费以劳务形式存在的商品。劳务是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给人们消费，消费劳务的过程也就是提供服务与享受服务的过程。人们消费劳务以后要提供等价物，也就是要以货币形式支付劳务费用。货币代表劳动者为社会提供劳动以后得到的报酬，它表明能够从社会产品中领取的份额，享受劳务后用货币支付劳务费用，也就是把一部分对社会产品的领取权转移给提供了劳务的单位和个人。所以，提供劳务与享受劳务也是一种劳务交换，用货币支付劳务费用，也是一种货币流通。”

不但劳务属于商品范畴，而且，“精神产品的生产和转移也需要货币流通，流通中有为精神财富的生产和转移而存在的货币，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作用于这方面的货币与货币流通，将逐步增大”，将精神产品也纳入了商品的范畴。此时，曾康霖教授开始跳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尊重经典却又不迷信经典，已经潜意识地开始将劳动初步划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并将这两种劳动形式均纳入到商品的分析范畴内，为我国后期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和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什么是商品购买力

什么叫人民币的商品购买力？什么又是物价指数？

我们先来看货币购买力，按照曾康霖教授的扎实研究，它是从单位货币购买到的商品来说明货币的交换能力，而人民币的商品购买力，就是指单位货币能够购买商品的能力，它以购买到的商品数量表现出来。

物价指数所反映的货币购买力是名义购买力，在一定条件下，货币的名义购买力是按表明的商品价格量支付的货币所购买到的商品的能力。

曾康霖教授指出，“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社会购买力表现为货币的支付能力。支付能力的形成不完全是物质产品价值分配的结果，更不完全是社会主义国家分配产品价值的结果。”

同样，“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完全靠出售产品来满足，更不是完全由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出售产品来满足。因为产品的价值分配能形成支付能力，提供劳务也能形成支付能力，同样，出售产品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出售产品而只是提供劳务也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支付能力的形成和支付能力需求的满足都借助于货币，表现为货币流通。既然它们总是在各单位和个人之间交错发生，而且它们中的一部分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有一部分货币和货币流通也会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这就是说，为了媒介各单位、个人支付能力的形成和支付能力需求的满足流通中除了物质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所需要的那部分货币外，还需要另外一部分货币。

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人们经济文化生活的丰富，需要更多的货币媒介各方面关系的建立和消除，这就自然使得银行的货币投放增加。银行增加的货币投放是银行的负债，负债是要偿还的，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不偿还，因为其中相当部分是长期负债，而且有增长的趋势。即使要还，也不完全要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提供产品来偿还，它能够由非国营经济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产品和劳务来偿还，因为增加投放的货币中有一部分是为它们的支付能力的形成和支付能力需求的满足投放的。

所以，在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情况下，不能仅仅站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立场来看待货币流通，而要站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立场上来看待货币流通。我国银行组织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货币流通，不是仅仅组织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货币流通。”第二部分通货膨胀第五章　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吗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一词首次在官方高层出现。

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经济学家认为，答案是货币稳定。

经济学家陈世清明确提出，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货币现象，他认为，要实现新常态，实现货币稳定，就必须深入研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揭示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采取相应的有效对策。

然而，人们对于什么是通货膨胀仍然不清晰，不同意见在于：第一，认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过多；第二，通货膨胀是由于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过度发行；第三，凡是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第四，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过度发行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

人们急需认清通货膨胀的本质。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

票子多了，物价就会上涨，通货膨胀就一定会发生，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不管是学界，还是业内，对于通货膨胀的理解基本都存在这种误区，大家总是认为，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实际则不然。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期，三次放开小商品价格过程中出现了物价上涨现象，学术界从此开始关注并讨论通货膨胀问题，并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会产生通货膨胀。早在1983年，曾康霖教授敏锐地观察到了物价上涨中的通货膨胀因素，并针对上述不同意见做了研究思考。

他认为，前述三种意见值得商榷。

货币过多是相对待实现的商品总量来讲的，但通货膨胀是相对原有的单位货币价值来讲的，货币过多（的程度）不等于货币贬值（的程度）。财政赤字会不会增加货币发行，关键要看出现赤字后以什么方式弥补。物价上涨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归咎于货币过多，所以，他始终坚持通货膨胀不“纯粹”是货币现象，尤其在中国。

针对第四种意见，曾康霖教授提出，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范畴，范畴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而经济关系总是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利益。由于通货膨胀涉及到每个人的经济利益，这又集中到货币能否保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一定要以货币贬值作为通货膨胀范畴的中心内容。

通货膨胀又是一个社会经济过程，即货币过多与货币贬值不是同时发生的，不能认为货币发行一旦增加就是通货膨胀的到来，同样地，不能认为货币发行一旦减少就是通货膨胀的结束。所以，曾康霖教授坚持一点，通货膨胀要以货币是否贬值为根本标志，而货币的贬值、升值和原值恢复有一个过程，通货膨胀只能随这个过程的产生而产生，随这个过程的结束而结束。

之后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曾康霖教授进一步提出，总的说来，通货膨胀是经济失衡在货币流通领域的表现。所以，他进一步阐述判断通货膨胀的态势是不是得到控制或消除的标志，就是看由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运行机制扭曲纠正过来没有？货币与物价的互动

2000年后，不少国家为平抑物价上涨采取了控制货币供给量的措施，效果不尽相同。特别是我国，2006年以来央行1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高达17.5%，但并没有有效治理通货膨胀。

问题出在哪儿？

曾康霖教授认为，没有很好地理解货币与物价的互动关系，他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潜心梳理了“货币多，物价涨”的理论脉络，并结合我国现实，诠释了“货币多‐物价涨，物价涨‐货币多”的互动关系。

西方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认为，经典作家崇尚个人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重要内容实质上就是反对国家掌握货币供给大权。

如哈耶克分析认为，无论是消费过度、投资过度还是信贷过度，都是由于货币供给过多造成的，所以，主张货币非国家化。

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货币供给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就要控制货币供给量，货币政策的目标不应是充分就业，而应是经济稳定。所以，主张货币供给的“单一规则”。

但在实际上，由于政府开支庞大、为充分就业增加支出减少税收，错误地将货币政策目标放在控制利率上等原因，货币供给还是过多。进而言之，他甚至认为，增加货币供给，政府可以“以货币贬值的方式为自己的项目骗取钱财”，从中获益。由于政府很难抵御这种诱惑，所以，当他们真这样做时，通货膨胀会接踵而至。

曾康霖教授指出，弗里德曼所谓的通货膨胀“纯粹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并不像有些人所解释的那样，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而是暗含着深刻的意义，其主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错误政策。据此，可将弗里德曼所说的“通货膨胀‘纯粹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通俗表述为：通货膨胀“纯粹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政府自身的行为。

纵观西方经济学解释通货膨胀的理论，大致有这样几个：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结构型通货膨胀。

第一种，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曾康霖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宏观分析法，核心思想是货币供给过多，没有可闲置资源利用，导致物价上涨，目标是实现总供求平衡；

第二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它是一种微观分析法，核心思想是成本增加，企业为保持利润不降，导致物价上涨，行为目标是要求实现成本与利润的平衡。

第三种，结构型通货膨胀是一种中观分析方法，核心思想是某一部门率先涨价，另一些部门攀比导致物价上涨，行为目标是实现部门间的利益平衡。

用这些理论解释我国的通货膨胀现实，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都存在，第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是货币多—物价涨，后二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则是物价涨—货币多。

曾康霖教授对此做了大量研究，他提出，货币多‐物价涨是建立在商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给货币都成为购买力、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等系列假定基础上的，但对我国来说，2008年以前，商品的市场价格主要受供给方的调节，银行供给的货币不可能都购买商品，在货币流通速度稳定下，货币多是否一定导致物价涨需要深入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提高劳动力成本和人工费支出在产品中的比重是必然趋势，从而工业品涨价是必然的。而我国货币供给增长速度多少年来一直大大超过GDP增长速度，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理论逻辑，我国每年都存在着通货膨胀，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学术界持有“经济金融深化论”、“货币流通速度放缓论”、“市场容量扩张论”等多视角理论解释，但曾康霖教授总结认为，不同视角的解释归纳起来是想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能容纳更多的货币供给量而与GDP不同步，而弗里德曼通过历史研究、不同国家横向比较研究强调二者是同步的。

曾康霖教授结合中国实际旗帜鲜明地认为，弗里德曼分析的对象是市场经济国家，由此得出的结论不能套用正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我国，货币供给与物价上涨物关系，不能简单套用什么经典理论，而要结合实际深入分析。这其实充分体现了曾康霖教授不唯经典、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勇气与求实作风。第六章　票子、信用与通货膨胀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第二波通货膨胀，不少学者根据货币主义“通货膨胀纯粹是货币现象”理论，认为存在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货币过多。

凤凰网一篇专栏文章里回忆了那场危机，文章用中国大陆最忙的机器是印钞机来描述当时的情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说道，一天24小时停人不停机。但这样还是赶不上支出的需要。1993年，人们将通货膨胀的罪魁指向实际投放的1523亿元人民币。

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理解，还在于票子太多、东西太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在回答《经济学消息报》时说：“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的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唯一的原因，哪里都是如此。”

但很多经济学家依然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非货币性的，比如，是生产成本上升的推动，或者是商品短缺和需求过热的拉动。这批经济学家中就包括曾康霖。

曾康霖教授认为，对票子和通货膨胀等一问题认识的关键在于，过多的货币能否形成现实的需求，而能否形成现实需求受各种因素影响。他举例分析说，1990年第四季度到1991年上半年短短9个月时间内增加近2000亿元货款，但并没有带来旺盛的市场需求，也没有刺激物价上涨。所以，他坚持认为，简单地说货币多导致物价上涨难以解释现实。

因此，认清我国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现实，前提务必是厘清“货币多物价涨”的理论。货币是否贬值是根本

物价不断上涨，CPI推高，通货膨胀的理论内涵是什么？

曾康霖认为，其根本在于货币是否贬值。首先要厘清的是信用膨胀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如果银行授予的信用符合客观需要，即供求平衡，就不会产生信用膨胀，否则会产生信用膨胀，具体表现为货币贬值。

所以说，曾康霖教授一语道破信用膨胀的本质：作用供给量超过需求量而产生的商品贬值或货币贬值的现象。“商品贬值或货币贬值”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这与他对通货膨胀经济学范畴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从发生信用的双方来说，信用只不过是按一定条件对需求者提供价值或价值符号。从信用膨胀发生机制来看，以价值体为借贷客体的商业信用和消费信用，由于价值体以一定的使用价值为承担者的物体，而物体的使用价值有它的特殊性，因而这种信用只能在特殊的供给者与特殊的需求者之间进行。

如果赊销商品的使用价值符合需求者需求，需求者主动要求提供信用，则不会产生信用膨胀，否则就会产生信用膨胀。此时，以降低价格为条件将商品大量赊销出去，是信用膨胀的表现。以价值符号为借贷客体的银行信用，由于价值符号是对价值的索取权，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具有购买一切商品的能力，因而这种信用能够在银行与一般存款者与贷款者之间进行。

因此，信用膨胀不等于通货膨胀。

在以价值体为借贷客体的信用膨胀表现为商业信用、消费信用的膨胀，其原因为生产过剩。在以价值符号为借贷客体的信用膨胀表现为银行信用膨胀。从货币流通的角度说，银行信用膨胀是银行通过贷款而提供的包括存款在内的货币供给量超过商品流通的需要而产生的货币贬值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包括：生产了不适销的产品、贷款期限过长、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支、商业信用广泛发展代替了部分银行信用、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以及地区之间信用不平衡等。所以，曾康霖教授据此认为，银行信用膨胀与现金形态通货膨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区别不仅表现在质和量上，同时还表现在时间、反映的内容以及作用的领域等方面。利率杠杆一定有效吗

上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存在通货膨胀，民间借贷利率很高，出现了负利率。

从1992年到1996年的大通胀，到2003、2004年和2007年的小规模通胀，三次通胀周期内都出现过持久的负利率。

负利率的直接危害就是储蓄，为什么被称为老人税，就是这个原因。老人辛辛苦苦把积攒的钱放到银行，储蓄亏本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就有学者贸然认为，负利率会使货币持有者遭受损失，不利于储蓄增长，他们主张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或者放开利率，让利率市场化，真正反映资金供求，这是一个容易观察和理解的问题，不容置疑。

但以利率杠杆遏制通货膨胀，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可以。

曾康霖明确提出，货币贬值情况下，要使人们的购买力不致降低，可以通过增加人们的名义收入，或者货币收入不变下通过调整消费结构。对于后一种情况，虽然单位货币购买力降低了，但货币收入的组合购买力没有降低。

近年来，在推出价格改革措施，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致使物价水平上涨的同时，政府、企业和其它组织增加人们的名义收入，就是为了保障总体购买力不致降低。利息构成人们的名义货币收入，但只是名义货币收入的一部分，人们的名义收入更多来源于薪酬、奖金和津贴等。通货膨胀的存在，负利率的产生要减少这部分的名义货币收入，但人们可通过其它途径取得更多的名义货币收入，此时，很难说给货币持有者带来损失，不利于储蓄增长。

此外，我国的利率水平能不能完全由货币供求决定，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他运用凯恩斯货币理论并结合分析我国现实条件，认为我国目前不具备利率市场化条件，如果放开利率，并让利率市场化，势必抬高整个利率水平，扩大开放资金分布差距，强化食利者阶层，还会扩大货币供给，不一定有利于通货膨胀治理。

主张利用利率杠杆去遏制通货膨胀的人，其主导思想是“货币多，物价涨”。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绝不仅仅是由于“货币多”。还有其它更深刻的原因，如体制因素、政策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货紧缩与M1变化

同样地，通货紧缩也不仅仅是货币现象，还有非货币因素。

曾康霖教授认为，通货紧缩与货币流通相关，与货币政策相关，与经济周期相关。

规范通货紧缩概念，需要考察三种关系，即物价下跌与通货紧缩的关系、通货减少与货币供应变动的关系以及货币供给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通货紧缩定义为：流通中作用于商品和劳动交换的货币减少，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持续下跌。据此找到了判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的标准，即考察M1在货币供应量中的变化。

按照这一标准，他研究认为，我国存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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