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民政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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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2辑)(总第6辑)试读：
学者风采
刘戟锋（1957～ ），湖南邵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军事高科技培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
先后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政治部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副教授、教授，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学院院长。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优秀理论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军队战略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军心理战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科技哲学、军队政治工作学等。研究成果丰硕，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11部、译著8部，主编教材、著作16部，获省部级奖36项。代表作有《世纪工程：星球大战与当代世界》《军事技术论》《武器与战争：军事技术的历史演变》《哲人与将军：恩格斯军事技术思想研究》《被扭曲的反应式：化学与战争》《自然科学与军事技术史》《兵器进化之路》《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从物理战到心理战》《虎狼之翼：关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的对话》等。专著《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被世界最具权威的科学史杂志ISIS专题推介，并将在俄罗斯出版俄文版。
研究成果先后获全军军事教育优秀成果特等奖1项，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军队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2项，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和专著《自然科学与军事技术史》被评为教育部2004-2005年度研究生教学用书，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获军队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者1人，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者2人。
肖冬松（1963～），安徽泾县人。哲学硕士，军事学博士。国防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校学科学术带头人，少将军衔。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全军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对象，全军优秀政治教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和军队一类岗位津贴。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军事文化与军队文化建设。出版《新军事变革的文化分析》等著作3部，参与写作并出版著作、教材25部。发表论文70余篇，获各类教学成果奖、科研成果奖20余项。近年来，主要为国防大学战略班以及各主要班次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课程，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中国军网、全军政工网等媒体讲学和访谈。为总部机关、部队和地方单位作学术报告和理论辅导100余场次。
南东风（1959～），1977年入伍，1983年入党，1982年7月新疆大学政治系本科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1987～199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0年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政治教研室工作，教龄31年，现为政治教研室主任、教授（技术5级），大校军衔，学院政治理论课教学带头人。总政治部高教系列评委库成员，总政直工部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特聘教授。先后获得军队级教学成果奖、政治理论研究成果奖，军队育才奖金奖，总政优秀共产党员，军艺首届十佳教员，享受军队专业技术人才二、三类岗位津贴。
三十年如一日踏实耕耘在三尺讲台，先后为研究生、本科、大专、中专和任职教育培训各层次讲授各类政治理论课20余门。出版《解放军文艺史》等著作（教材）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特别是在军队文艺史论方面造诣颇深。1993年主编出版《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1977至1992年活动实录》一书，是第一部全景式介绍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工作、生活的纪实性作品，曾在《北京日报》《文摘报》等报刊杂志连载百期。2014年，主持教学成果《德美融会知行合一——构建军艺特色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获军队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杨放（1958～），江苏金坛人。第二军医大学政治部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技术大校军衔。
先后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武汉大学。兼任全军医学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医学伦理学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人文素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副主编，《医学与哲学》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军事哲学与军事伦理、军事医学伦理学。主持全军“十二五”科研课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6项。出版《中国民主政治程序化建设研究》《美军医学人才培养中的人文教育研究》《军事医学伦理学》等著作15部，发表研究论文150余篇，获各类奖项50余项。
在国内学术界率先提出了“战伤救治伦理”“心理创伤伦理”“道德创伤”等多个创新性学术概念，创立了“军事医学伦理学”学科，并长期致力于引领该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广为业内同仁熟悉与认同。
2009年获评全军优秀政治教员，2011年领衔政治理论教研室荣立集体二等功，2013年获全军育才奖金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特稿·
>新的历史条件下听党指挥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肖冬松【摘要】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既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军事政治学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听党指挥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其影响因素可归结为五个方面。据此我们要着力增强坚守信仰、信念、军魂的思想和理论自觉，要着力研究和回答现实的思想困惑，要着力建设特色文化并发挥其铸魂育人作用。【关键词】听党指挥 党军关系 国防和军队建设【作者简介】肖冬松（1963～ ），男，安徽泾县人，国防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军事学博士，少将军衔。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军事文化与军队文化建设。
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既是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军事政治学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自建军以来，我军就把听党指挥作为一条根本原则加以坚守，“三湾改编”侧重从组织上制度上、古田会议侧重从思想上文化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听党指挥成为我军军魂。习近平多次强调，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我们要头脑特别清醒，态度特别鲜明，行动特别坚决，决不能有任何动摇、任何迟疑、任何含糊。新的历史条件下，听党指挥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着力研究解决。本文试对这些问题做一探析。一 官兵在“听党指挥”方面的总体状况
听党指挥不只是简单的政治要求或行为要求，而是一种综合性要求，其标准简单说就是“四同”。一是“与党同心”，就是在心灵深处对党有一种依赖感、信赖感、认同感、归属感；二是“与党同德”，就是自觉按照党性要求，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三是“与党同音”，就是在日常言语、舆论宣传、艺术创作、学术研究、讲座讲演中，与党提出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保持一致，不出噪音和杂音；四是“与党同行”，就是在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完成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就此而言，听党指挥就不仅是一种政治要求，同时也是一种理论要求、道德要求和行为要求，是这几方面的有机统一。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论述道德时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看法：如果我们仅仅是在服从一种外在的道德律令，虽然这也是一种道德的行为，然而不是大德之为；只有那种把外在的道德律令转变为自己内在的信念、责任感和使命感，转变为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不坚守的“绝对命令”，并按照内心的这种“绝对命令”来思想和行动的时候，才是大德之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一种崇高和快乐。笔者认为，康德这种关于道德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分析听党指挥，即必须从政治要求、理论要求、道德要求和行为要求的统一中来理解听党指挥的深刻内涵，从培育内心责任和强化外在纪律等方面来培育军魂。
按照这样的标准，笔者对我军官兵的总体评价是：军魂意识强，军魂践行好。这不仅反映在历史上，也反映在当代社会。从我军历史看，有六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回味：一是成建制的部队从来没有一支被策反、被拉走；二是被错误路线迫害的军队将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拉起部队反党，有的甚至对行刑的战士说，你用刀吧，留下那颗子弹打敌人；三是战争时期那么多的根据地没有一个割据称王；四是野心家企图利用军队达到个人野心的阴谋没有一个真正得逞；五是每逢重大或艰巨战斗任务，总是党员冲在前面，按比例统计，党员伤亡最多；六是在重大政治关头，我军总是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并发挥巨大作用。这说明听党指挥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治命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军的历史，就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并不断取得胜利、发展壮大的历史。从当代社会来看也是如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工作和训练中，还是在关键时刻，无论是维护国家主权时，还是在国内抢险救灾、海外军事行动中，我军官兵都能做到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不讲价钱，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党员的表率作用、党委支部的组织作用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和发挥。
最近我们组织的一次关于信仰、信念、道德、军魂等问题的问卷调查结果也较好地反映了这一点。这一次问卷调查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首先是在调查问卷上我们“温馨提示”：我们不想知道你的单位和姓名，只想知道你真实的或接近真实的思想，请在你同意的选项下划勾。在组织问卷调查时，又采用了一些减轻答卷人压力的方法，如让无关人员回避，问卷填完后直接投入选票箱等。另外，在问卷设计上，设计了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两种方式。比如说，在回答信仰问题时，不仅要问“你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吗”，而且要问“你周围的党员干部的信仰坚定吗”，前者属于自我评价，后者属于社会评价。从调查的情况看，在一些问题上这两个指标差别很大。比如说，对“你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吗”，63%的人回答的是“坚定”，32%的人回答的是“比较坚定”，这两项加在一起达到了95%。这属于自我评价。但在回答“你感到周围的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吗”时，只有33%的人认为“大部分人是坚定的”，8%的人选的是“大部分人不坚定”，52%的人选的是“大部分人表面坚定但实际不坚定”，7%的人选的是“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后三项加在一起达到了67%。这是社会评价。可以看出，这两个评价的差别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社会道德等问题的回答上。但是，在回答军魂问题时，这种差别比较小。在回答“你的军魂意识强吗”时，59%的人认为自己的军魂意识很强，36%的人认为比较强，两者加在一起达到95%。在回答“你周围的同学和战友军魂意识强吗”时，28%的人认为“很强”，50%的认为“比较强”，两项加在一起达到了78%。这就是说，不管是看自己还是看别人，大家都认为，当前官兵的军魂意识是很强或比较强的，军魂的践行是很好或比较好的。另外，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回答也反映了这一点。一个问题是：你认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一观点吗？79%的人选择的是“非常赞同”，17%的人选择的是“基本认同”，两者加在一起，达到了96%。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认同“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一观点吗？78%的人“坚决反对”，15%的人“总体上不赞同”，两者加在一起达到了93%。这也从一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军官兵的军魂意识和军魂的践行是比较好的，这是主流，也是基本方面。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倾向和问题，从性质上看主要有两个类别。一类是根本立场和态度问题。极个别党员干部，在日常言行中公开质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的还在和地方人员进行交往、学术研讨时，以及在报刊、网络等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和抨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基本军事制度。这虽然是极个别现象，但影响很坏。从有关案例看，这些人很容易被境内外敌对势力拉拢，有的甚至成为间谍，成为军中的定时炸弹。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果断处理。还有一类是认识方面的问题。如有人认为，听党指挥是上面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此外，这方面思想的认识问题还比较明显地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认为军魂与己有关，但地位没有那么重要。少数官兵认为军队是打仗的，军事决定一切。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用军事来领导政治。电视剧《士兵突击》是一部很好的励志片，但里面只有班长、连长，看不到指导员的影子，有了思想问题，也是找班长、连长解决，政工干部几乎找不到。还有电视剧《亮剑》，也是很好的军事题材片，但里面的主人公李云龙开始的时候把政委说成是耍嘴皮子的，把政委定位为管生活的，这些都反映了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一些官兵身上。
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军魂与己有关且很重要，但主要把坚守军魂理解为遵守政治纪律和要求。在行动上能够做到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要听党指挥、如何听党指挥在思想上理论上说不清道不明，缺乏理论自觉。结果出现了在理论认识上“似懂非懂”、在军魂意识上“似强非强”、在实践考验上“似醒非醒”的状况。这种状况，在问卷调查中也有所反映。在军魂意识的自我评价中，还有5%的人认为自己的军魂意识“一般”；在军魂意识的社会评价中，还有22%的人认为身边战友的军魂意识“一般”，还有1%的人认为身边的战友基本没有军魂意识。对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个观点，还有2%的人认为是个伪命题，2%的人认为“不好说”。对于“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种观点，还有3%的人表示“赞同”，4%的人“说不清楚”。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我评价还是社会评价，或是对一些核心观点的评价，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客观事实：少数官兵在听党指挥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二 影响官兵“听党指挥”的基本要素
从经验感受、实证调查及人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来看，当前影响官兵“听党指挥”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我们可以概括为个体性要素、群体性要素、社会性要素、活动性要素、媒介性要素。这五个基本要素又涉及16个具体方面。（一）个体性要素
个体性要素主要指个体的知识、信仰、信念、道德精神、进取精神等方面。它们和军魂意识统一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个体的精神世界。在这个精神世界中，这些因素对于官兵的军魂意识和行为具有重大作用和影响。对于绝大多数官兵来说，他们心中的这些要素，符合我们所说的那种“好”的特征，对于军魂的培育起着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在极少数官兵的心中，这些要素是有缺陷的，质量是不高的甚至是低劣的，成为影响官兵“听党指挥”的内在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大致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党史军史知识的缺乏、不足或偏信。少数官兵要么对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不了解，要么了解一些，但没有建立完整的概念，要么就是看了不少野史，看到的更多是人们编造的党的阴暗面，因而对党产生了不少偏见——我都不知道这个党是什么，或者认为这个党不怎么样，我怎么可能真正确立起听党指挥这个军魂呢？
二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迷茫。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灵魂，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都是以这个灵魂为根基建立起来的，现在连这个灵魂都迷茫了，还能听党的话吗？总政治部在最近一次关于主题教育的文件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也是一个要求，即要把塑造灵魂和铸牢军魂结合起来，要通过塑造灵魂来铸牢军魂。笔者认为这非常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听党指挥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建设思路。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体系、一种社会运动、一种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迷失，指的就是对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社会制度不那么相信了，表现出了怀疑和动摇。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坚定信念，必然导致对党没有信心。
四是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缺失。中国自古强调孝门出忠臣，孝讲的是社会道德，忠讲的是政治品德。这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调查数据显示，89%的人认为，提高个人道德对于铸牢军魂具有根本作用或重要作用。我们现在提倡的是社会主义道德，它的核心精神是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们党的宗旨，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不是只要集体不要个人的集体主义，而是利他与利己相结合、相统一的集体主义。这种道德精神和道德原则与我们所讲的军魂是一致的。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道德精神，道德行为失范，损人利己，要想真正地坚守军魂，那也是非常困难的。
五是使命感责任感的弱化。一个人都不想在部队工作，不想建功立业，只想着生活舒适，得过且过，要把军魂牢固确立起来，那也是不可能的。从理论上看，这几个方面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现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呢？从问卷调查结果看，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比如说，认为自己信仰很坚定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也很坚定，军魂意识很强或比较强，赞同并愿意践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或者是利人利己的道德，奉行创先争优、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反之也是如此。在问卷调查中，有一个人是这样回答的：“你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吗”，他选的是“经常摇摆”；“你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吗”，他选的是“说不清”；“你认为我们现在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吗”，他选择了“不是”；“你认为最能体现你的个人价值的是什么”，他选的是“金钱”；“你最赞同并愿意践行哪种道德”，他选的是“损人利己”；“你的军魂意识强吗”，他选的是“一般”；“你的人生态度是什么”，他选的是“得过且过”；“你如何看待个人的发展前途”，他选的是“不太乐观”。从上面的答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的知识、信仰、信念、道德、进取精神与军魂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二）群体性要素
这里所讲的群体，指的是个体在生活和工作中所直接面对的那种社会关系。官兵既是一种个体存在，同时也生活在群体之中。这个群体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家庭和单位。有家庭就有家庭成员，有单位就有同事、领导及单位组织，这些都是影响官兵思想和行为的基本要素，我们把这些要素称为群体性要素。必须肯定，绝大多数官兵的家庭成员、单位领导和党员干部、党委支部，做得都很好，是官兵从军习武的坚决支持者、引领者和塑造者，对官兵的军魂培育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在这些群体性要素中，也有少数不健康的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官兵军魂的形成、确立和巩固。这些因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少数家庭成员对党的消极态度和言行。调查显示，18%的人认为，家庭成员是影响自己信仰、信念、道德确立形成的最主要群体。一些家庭成员，有的是父母，有的是爱人或兄弟姐妹，因故对社会有许多抱怨，对党有许多不满，而且总是在家庭生活中把这种抱怨和不满表达出来，对官兵铸牢军魂产生了重要的消极影响。
二是少数单位党员领导的不良思想和行为。羊群效应告诉我们，在散漫的羊群中，头羊作用巨大。它走向哪里，羊群就跟向哪里，它做什么动作，羊群也跟着做相同的动作。实验表明，当头羊跳过木栏，冲向野地的时候，羊群也跟着跳，当人们把木栏撤掉后发现，后面的羊群仍然这样跳动。后来人们发现，不仅在羊群中是这样，在现代社会的许多活动如股票交易、投资买卖等中，都存在着这种从众心理和学习、模仿、追随领导人或引路人的现象。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50%的人认为，领导与老师是影响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最主要群体。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思想不良、行为不端，同样也会矮化甚至摧毁官兵心目中的党员形象和党的形象，影响军魂的塑造。
三是少数或极少数党委支部经常性的不公平不高明的决策和领导。党委支部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组织保证，是党的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委支部偶尔做出不公平不高明的决策和领导，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通过努力加以改正的；但如果这种决策和领导变成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就会严重损害党委支部的形象甚至党的形象。一些官兵在个人发展进步和荣誉等问题上，如果不是依靠党委支部来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而是要靠人民币，靠老乡、老领导、老同学和老战友，那么，他怎么会依赖信赖党委支部呢？官兵就会对党委支部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在这种质疑中，服从党的领导的信念就会动摇。（三）社会性要素
官兵不仅生活在群体中，而且也生活在社会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各种要素都会通过各种形式，对官兵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要素就是社会性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提出了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使我们看到了党的伟大、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这一切都为广大官兵铸牢军魂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我们必须看到这个主流和根本。但同时也要看到，有发展就会有矛盾，就会出现新的问题，而且发展越快，成就越大，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也越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理解和解决，就会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对于官兵的军魂培育来说，同样是如此。从当前情况下来看，这些因素集中展现为四个方面。
从经济领域看，主要是社会成员在收入、生活等方面差距较大的态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问题。从现实看，这种态势最初表现在经济分配领域，后来扩展到非常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现在有所谓的贵族学校、贵族医院、贵族饭店、贵族娱乐场所，并且在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草根与精英或贵族的分野和对立。这会引发对党的宗旨的质疑，如党是不是还代表广大人民等，这种现象对官兵铸牢军魂是有影响的。
从政治领域看，主要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现在不断有党员领导干部腐败的信息被报道出来，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党反腐的决心、力度和成效，但另一方面也在包括官兵在内的许多人的心中给党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影响到军魂的确立和巩固。
从文化领域看，主要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当前，影响中国发展的社会思潮很多，有人曾经把它概括为8种，有的概括为14种，但最主要的是3种。一种是复古主义思潮，一种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潮也叫左派思潮，还有一种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我们的调查中，76%的人认为，目前影响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人们思想的主要思潮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最核心的观点和要求，就是要在中国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这与我们强调的军魂意识是直接对立的，消极影响十分巨大。
从社会领域看，主要是社会公众对党的多元化评价。过去我们讲，社会公众对我们党是多样化评价，即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现在呢？不是多样化而是多元化评价。有坚决支持我们党的，有总体支持但严厉批评我们党的，也有坚决否定我们党的，这些都会对官兵的思想和军魂意识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四）活动性要素
我们对部队官兵军魂的培育是通过一系列活动展开的，如理论教育、典型示范、实践锤炼、文化熏陶等。一种活动就是军魂培育的一种基本形式，这就是活动性要素，也可称之为形式性要素。这些年来，我们探索形成了许多种活动形式，并把它们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活动存在的逻辑化倾向和形式化倾向就影响到军魂培育的效果，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改进。
一个是活动的逻辑化倾向。为了开展好培育活动，我们要进行逻辑分析，并把这种活动划分为理论教育、实践锤炼、文化熏陶等形式和过程。在一些部门和单位，有人把这些逻辑过程看成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也就是看成是一个由若干前后相继的阶段组成的过程，如第一个阶段是理论教育，其后是典型介绍、示范引领，再次是实践养成，最后考虑文化熏陶等，并把这种逻辑过程运用于实际筹划和培育中，从而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言与行的分离。从逻辑上这样分析和分类是可以的，但实际上，人的思想和观念的确立和形成，是这些活动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活动不是前后相继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是共时性的关系。在理论教育中就要考虑如何发挥典型的作用，如何让大家感受到文化的作用。在实践锤炼中如何发挥理论教育的作用、文化的作用等，尽量把这些活动糅合在一起，而不是把它们分割开来。如果这样，也会对铸牢军魂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笔者认为，可以把我们经常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主题教育活动，改为主题培育活动更好一些。因为主题教育往往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形式，而培育则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形式。
还有一个是活动的形式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活动深入不下去。比如理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但在问卷调查中，只有4%的人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理论教育是最有效的活动形式。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一些单位的理论教育，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运用贯彻不够，讲得比较绝对、片面，听了不服气；二是对一些核心问题、重大问题解剖分析不够，讲得比较浅，听了不解渴；三是联系本单位以及官兵实际不够，讲得比较远、比较空，听了不亲切。再比如文化熏陶这种活动，28%的人认为这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有效形式，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有些单位做得较好，主要在于把文化建设的一般原则、要求与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并且提炼形成了具有本单位特色的文化品牌、文化精神、文化观念即文化价值规范，围绕培育本单位的文化精神，形成了系统的文化建设思路和方法。但对于许多单位来说，做不到这一点。一个单位的文化建设，如果仅仅是挂一挂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标语，演些娱乐性节目，那它应有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五）媒介性要素
在军魂培育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有一系列活动形式，而且也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信息传播手段，这些传播手段我们通常称为媒介性要素。不可否认，我们非常重视这些要素，而且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和经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从目前看，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媒介手段的体系构建不够。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中央还是地方，都在大力构建相互衔接的五维媒体：一是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纸质媒体，又叫第一媒体；二是以无线电广播为代表的音频媒体，又叫第二媒体；三是以电视机为代表的视频媒体，又叫第三媒体；四是以局域网、因特网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又叫第四媒体；五是以手机短信为代表的拇指媒体，又叫第五媒体。之所以要构建相互衔接的五维媒体，既是为了形成强大的信息优势，在信息竞争中占据主动，也是为了满足分众化的特点和需要。当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分众化，有的人喜欢看报纸，不太愿意听广播；有的人喜欢看电视，不太喜欢上网。只有把五维媒体建立起来，才能在社会上获得最大的信息覆盖。从部队来看，这方面显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还有一个是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功能开发和利用不够。网络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同时体现着信息时代的活动特别是教育活动的一个突出特征，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互为主体性”特征。在传统社会，老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老师讲，学生听，师傅带徒弟更是如此，这种活动模式和教育模式我们称之为主客体模式。但在信息时代不同了，教育活动是一种交流研讨活动，大家互为师生，互为主体也互为客体，也就是互为主体性模式。而网络最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通过聊天、微博等多种形式，大家都坐在电脑前，有问题上网，互相提问，互相交流，互相提高。但从部队情况看，军网100%联到了军，80%联到了连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和互动，如网络讲座后的提问，建言献策栏等，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种交流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开性、仪式性、滞后性的特征，与互联网的那种比较隐秘的内心的深入交流有一定差距，部队官兵的许多问题如比较深入的理论困惑、心理问题是需要这种形式来回答和解决的。在这个方面还有一定差距。虽然有了电脑和网络，但在教育上仍然是主客体模式。这一方面有技术上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认识上的原因，主要是害怕放开后会引起思想的多元化，增加部队思想教育和管理的难度。实际上，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尝试。比如某军区开通“雷锋纪念馆”官方微博，把交流和互动放到了互联网上。开始时，80%多的信息是负面的，怀疑雷锋这个典型的真假，质疑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等，经过组织理论骨干上网交流、引导，现在绝大部分的信息是正面的，成为宣传雷锋精神、及时解答人们特别是官兵的思想困惑和道德困惑，推动官兵进行思想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三 强化官兵“听党指挥”的着力点
上述五个要素既有做得好的方面，也有薄弱点，这些薄弱点就是强化官兵“听党指挥”的着力点：一是要着力增强坚守信仰、信念、军魂的思想和理论自觉；二是要着力加强党员干部的军魂培育；三是要着力研究和回答现实的重大思想困惑；四是要着力发挥特色文化的铸魂育人作用；五是要着力构建和完善铸魂育人的媒介体系。这里主要阐述以下三个问题。（一）要着力增强坚守信仰、信念、军魂的思想和理论自觉
我们为什么要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听党指挥的军魂？从思想上理论上认清这些问题，是铸牢军魂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有许多回答，但最根本的就是一句话：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选择和现实需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通过回顾和分析历史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世纪以前，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衰败，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正如一些思想家所说，中华民族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笔者认为，应当改一个字——“数千年未有之败局”。中华民族向何处去已成为人们关注的最大的时代课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富强已成为我们最大的梦想，也就是“中国梦”。
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我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曾经先后提出了四种比较有影响的救国复兴方案，并形成了四种社会变革运动。
一是洪秀全以基督教名义提出的均田均贫富的大同方案，以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14年。其最鲜明的特点是，有宗教革命色彩，以基督教反孔教；有种族革命色彩，反对满族满人。也提出了社会革命的思想，如提倡男女平等、均田均贫富，后来甚至提出了一些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改革方案，但没有真正实行。他和他的王爷们过的仍然是帝王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宗教革命、种族革命，没有社会革命，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一个新国家新社会，而是建设一个新王朝。再加上他反对儒家文化，引起了汉族士大夫的极大反感，最后以失败告终。
二是张之洞等人倡导的中体西用的方案，以及长达33年的洋务运动。其最鲜明特点是，认为中国精神和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好的，存在的只是船不坚炮不利等物质层面的问题，于是要造船造炮建工厂。建了33年，到1894年前后，中国建起了世界排名高于日本的海军。有几种数据，说法不一。如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认为，当时中国海军在世界上排第8位，日本排第11位。著名学者庞朴提出，那时中国海军排名第7，日本海军排名第21位。我们的两艘主力舰“定远”和“镇远”都是7000吨，而日本最大的战舰不过4000吨，但最后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打败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体西用”主张和洋务运动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不在武器装备，而在于制度。一是财政制度落后。如办海军需要大量经费，但经费从哪里来？当时中国的财政制度是传统的，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但各省成见很深，不愿合作，所以经费不足。二是封建的皇室制度落后。封建社会对皇室的限制较少，皇室用钱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比如说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为了让西太后慈禧把政权交给光绪，想了一招，也就是重修颐和园，一则以表示光绪对西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沉于游乐不干政。但没有钱。醇亲王找到李鸿章解决，李鸿章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设海军的经费移作修园之用，所以在甲午海战的前7年，中国海军就没有添过一只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三是缺乏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在经办海军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全，许多人贪污受贿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结果贪腐成风。在甲午海战的时候，中国军舰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而且有些炮弹里面装的不尽是火药，要么打不响，要么威力不够，制度不全，真是祸军祸国。四是选拔任用制度落后。这种制度完全是封建式的，个人说了算。比如，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聘请的是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做总教官和副司令。甲午海战前10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军纪严明，技术进步很快，很有希望。但后来仅凭李鸿章一句话，就把人家给辞了，请了个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做海军的总教官，这一下子使海军的技术训练退后了很多。后来，也是一句话，就把自己的淮军部下——骑兵将领丁汝昌任命为海军总司令，最后误事误国。
三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君主立宪方案，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进行了100多天的戊戌变法。从甲午战败中，康梁等人比较深刻地看到了中国制度方面的缺陷，因此要求推进中国制度层面的维新变法。当然，要对制度进行变法绝非易事。蒋廷黻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即所谓的“二王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因为士大夫阶级都认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是绝不可变更的。所以康梁认为，要维新变法必须突破这个思想难关，紧紧抓住两个中心，这后来也成为这场变革的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抓住旧中国的思想中心，那就是孔子。康有为写了《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说成是一个改革家，这样他们就为变法找到了思想根据。二是抓住旧中国的政治中心，那就是皇帝。他们紧紧依靠光绪皇帝来推进维新变法。在短短103天的时间里，通过光绪皇帝发布了100多道变法的诏书、谕令，提出了许多新政主张，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最后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在于，改革必须触动封建势力的利益，而中国的封建势力经过长期发展，已经非常完善也很强大，必然起来反对变法。比如说，康梁推行了许多新政，其中影响最要紧的是两件事：一是考试不用八股文，要用政治经济的策论；二是调整行政机构，撤掉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考试不用八股了，立刻遭到了全国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的反对，他们都骂康有为是败类和洋奴汉奸。至于被撤掉的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在遭到强大封建势力反对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完整而科学的改革方案、周密而严谨的改革步骤，如果没有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而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像袁世凯那样的人身上，这样的改革变法必然失败。
四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即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以及以此为基础进行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的最大功绩是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成功的。但这次革命并没有能够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没有改变中国的深层社会结构，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有解决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等民族复兴的这些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而且这次革命后，胜利成果最终被私有化的军队北洋军阀所窃取。在中国近代史上，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在这样的军队中，官兵只认直接领导，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有一次，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理，这些部队开始胡作非为，不听招呼，不守规矩。曾国藩没有法子，只好催曾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后来传给了李鸿章的淮军，以后又传给了袁世凯的北洋军。民国以后，这些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搞割据，阻碍国家统一，不仅没有给民族复兴带来福音，而且成为民族发展的祸根。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不是没有进行过探索，而是提出了许多主张和方案，也进行了许多的斗争和实践，但是都没有走通民族复兴之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才开始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决定创建中国共产党。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毛泽东用形象的10个字，概括了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苦涩历程，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是历史的选择。
那么，这种选择是不是科学的选择呢？只有90多年的建党史、60多年的新中国史、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一支听党指挥的强大人民军队，领导人民用28年的时间建立了新中国，建起了一套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起来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又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民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如果以脱贫的人数为标准，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如果以经济发展为标准，中国的成就超过所有转型经济国家的总和，因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加了18倍，而转型经济国家总体上为1倍左右。另外，必须看到，西方大国的崛起过程都伴随着剧烈动荡和战争，而中国则比较好地在内部消化了各种挑战和风险，这在国外许多学者看来是个奇迹。这些成就大大推进了民族复兴的进程，使中国梦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这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是科学而正确的选择。
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党，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在当前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党的领导在这三个方面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铸牢军魂，听党指挥，是与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推进。
那么，如何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推进呢？一方面，要把握各个方面的核心要求：要看到，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最核心的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立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最核心的就是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铸牢军魂，最核心的就是要强化军魂意识，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另一方面，要认真学习、研究和领悟这些核心要求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思想上把它们贯通起来，并在行动上自觉遵循。（二）要着力研究和回答现实的思想困惑
听党指挥，铸牢军魂，既需要正面讲历史、讲理论，也要正视问题，研究和回答各种现实的思想困惑。当前，部队官兵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思想比较活跃，讲求自我思考。在这种思考中，既有大量的积极成果，也存在着一些思想困惑。其内容多种多样，涉及信仰、信念、道德、军魂等方面。从军魂来看，影响最为深刻的，也是最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的思想困惑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西方多党制的道路？从最近某部对999名新兵、800多名基层官兵和500多名专业技术干部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许多思想疑问都与此有关，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这个问题。比如有的干部说，党的领导是有坚实的历史合法性的，但如何更好地向官兵回答和解释它的现实合法性呢？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无奈。还有人认为，现在党内腐败现象比较突出，我们能靠自身的力量，说白了就是靠一党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吗？等等。可以看出，这些问题都与能不能采取两党制、多党制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回答不解决这个思想困惑，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听党指挥，铸牢军魂。
在一些官兵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困惑？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时代的思想和精神环境宽容思想困惑。当代中国，经济成分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当前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多样多变，这为产生这样的思想困惑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精神环境和文化背景。二是社会问题引发思想困惑。我国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政治领域的一些问题如党员干部的权力腐败等，引发了这样的思想困惑。三是西方多党制的存在与实践助推思想困惑。西方多党制已存在并发展了几百年，无论其正确与否，事实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有意无意地把它作为解决当前我国政治领域矛盾和问题的一种政治参照，这进一步增加了这样的思想困惑。四是西方政治宣传及自由主义思潮在国内的发展和传播强化了思想困惑。从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宣传来看，它们采用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歌颂西方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先进性、普适性，不断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以听党指挥为基础的基本军事制度。对此，我们高度警惕，并且做了很多工作，但种种原因导致西方的政治宣传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对民众和官兵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如何看待西方的多党制？我们能不能实行多党制？要引导官兵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一要看到西方多党制相对雅典式民主和中世纪宗教专制和封建专制是一种进步的民主形式。从历史发展看，人类治理有过两次民主的重要试验。一次是雅典式的民主，历时一个半世纪。雅典的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通过选举与抽签相结合的方式，由公民轮流参与城邦的管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公民。另一次是西方多党制的民主模式，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公民不可能直接管理庞大的国家，必须实行代议制，这样在西方国家就出现了竞争式的政党政治，也就是多党制。因此，从历史发展看，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西方多党制是实行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相对于雅典式的民主特别是相对于中世纪宗教专制和封建专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
二要看到西方多党制不是一种完美的民主形式。也就是说，这种民主形式有许多弊病。中组部党建所世界政党室把这些弊端概括为8个方面，讲得非常细致，也非常符合实际。著名学者张维为把它概括为“三化+三缺”，并认为这是西方政党民主面临的无法克服的六大困境，讲得非常清晰贴切。一是游戏化，政党民主越来越演变为游戏民主，其特点是民主被简化为竞选，竞选被简化为政治营销，政治营销又等同于拼资源、拼谋略、拼才艺表演。二是资本化，政党民主日益演变为金钱决定民主。1860年，林肯被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只用了10万美元，百年后的1960年，10万美元只能让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露面30分钟；而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花费超过60亿美元，相当于中美洲尼加拉瓜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创下美国总统选举耗资之最。民主被金钱所控制，就会出现许多问题，如美国校园频频发生枪击惨案，许多家长和广大民众纷纷要求对枪支进行管制，但法规一直不能出台。因为主张持枪权利的机构是总统竞选活动的最积极捐款者，如小布什在2000年大选中最先得到的910万美元竞选捐款就来自这一机构。所以这不是人民的民主，而是金钱的民主、富人的民主。三是短视化，为了竞争拉选票，执政党从执政利益出发，只做对自己选举有利的事，缺乏决策的全局性和政策的一贯性，效率也低下。除了这“三化”之外，还有“三缺”。西方的多党民主体制是以一系列基本假设为前提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是“人是理性的”，二是“权利是绝对的”，三是“程序是万能的”，但从现实来看，这三个假设都有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基本假设有三个“基因缺陷”。2012年初，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西方多党制不是一种完美的民主形式。
三要看到西方多党制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民主形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力度，指责这些国家专权、腐败、执政效率低下，并极力向这些国家输出所谓的多党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采用各种软的和硬的手段推动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近20年来，有80多个发展中国家放弃一党制或无党制，先后实行了多党制，仅非洲就达37个国家。情况怎么样呢？一片混乱。有的非洲国家仅有百余万人口，政党竟然多达上百个。多党竞争与选举引发了部族势力、宗教势力的崛起与相互仇杀，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缓慢、问题重重。实行多党制可以消除或减轻腐败，这是当时推行多党制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个目标达到了吗？也没有。2008年世界上最腐败的10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实行的是多党制。这以事实击破了只要实行多党制就能消除腐败、推动国家发展繁荣的谎言，也说明西方多党制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民主形式。
四要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是不断调整完善的，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相适应的，一句话，是与我国独特的国情相适应的基本政治制度。对于这个制度，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不仅如此，许多有眼光的外国学者和政要也都认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共领导是关键。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决定，而且决策结果还不错。同时他指出，选举轮换制不一定产生灵活性或合法性，一党统治也许并不意味着僵化或缺少民众支持。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社会系主任弗·伊·多布连科夫指出，中国的未来、发展和所取得的成绩，都和中国共产党紧密相连。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富有权威和效能的政府。中共和中国都有非常好的未来，而且中共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它也给俄罗斯树立了一个如何建立政党的榜样。（三）要着力建设特色文化并发挥其铸魂育人作用
培育官兵听党指挥、铸牢军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些形式中，尤其要注重发挥特色文化的铸魂育人作用。什么是特色文化？简单地说，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军事文化与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如海军的蓝色文化、空军的蓝天文化、武警的忠诚卫士文化等都属于特色文化。大量的事例表明，在文化育人过程中，真正深入人们心灵和骨髓的不是那种一般性的文化原则或文化口号，而是特色文化。
第一，要着力增强特色文化建设的思想自觉。主要是认清特色文化“四个重要”的巨大作用。一是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从性质看，军兵种文化、军队校园文化、部（分）队文化等军队特色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职业和部门特点，是军事文化的亚文化形态；从作用看，它是广大官兵进行文化学习、文化选择、文化创造、文化享受的主要平台，是“上通”即把部队丰富的经验和成果概括提升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先进军事文化的原则和内容，和“下达”即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先进军事文化的原则、内容、要求融入部队建设实践和官兵言行的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二是引领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文化对群体行动和发展具有强大引领作用，但不同形态、层次的文化，其引领作用各有特点。社会主义文化和先进军事文化的引领作用突出体现在指导思想、党和军队的核心价值、基本原则等方面，是根本方向层面的引领。因此，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先进军事文化建设，是引领事业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特色文化的引领作用突出体现在具体建设思路、职业精神、工作规范等方面，是工作层面的引领。因此，加强特色文化建设是引领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是增强文化育人效果的“重要途径”。文化是人创造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和反映；反过来，文化作为一种人造的无所不在的环境，又培育人、塑造人、温暖人，这就是文化的功能，而且是文化最深刻、最重要的功能。在文化育人过程中，特色文化因其立足部门特点、紧贴工作生活实际、亲近官兵思想和情感，发挥着巨大作用，具有独特的育人效果。如同清华校园文化造就出一批批“清华人”一样，军队特色文化是把官兵培育塑造成具有本部门传统印记、精神风貌和行为特征的主要文化形态。
四是解决文化建设矛盾问题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军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问题，突出表现为八个“需要进一步”，即文化培育方式特别是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方式需要进一步改进，文化培育效果特别是核心文化精神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需要进一步优化，文化生产的数量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展，文化产品的质量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和文化活动的方式方法需要进一步丰富多样，文化人才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对战斗力建设的支撑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文化形象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等等。这些矛盾问题都与特色文化建设相关联，并随着特色文化建设的推进和展开而不同程度地得到解决。
第二，要着力规范特色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当前，人们对特色文化及其内容有多种多样的理解，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这是合理的，是军事文化研究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但从军队文化建设实践看，必须确立统一的被军队官兵共同认可的军队特色文化观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党、国家和军队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主要从精神层面理解文化的内涵，把文化看成是人们在实践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是知识、情感、习俗规范、信仰信念等基本要素和科学、艺术、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哲学等基本形式的有机统一，其中信仰是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加强文化建设首在培育信仰、铸魂育人。确立军队特色文化观念及其建设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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