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治国理政新境界——中国方略与广东实践(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蒋斌,王珺

出版社：人民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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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治国理政新境界——中国方略与广东实践试读：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贫穷落后的屈辱史和救亡图存的奋进史。可以说，屈辱和奋进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两个关键词。几代中国人对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矢志追求，深深地根植于此历史主线之中。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发展走向的必然产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动情地说，“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对“中国梦”的深刻理解，有必要首先重返历史现场，从中国共产党人走上历史舞台前后的宏观时代背景入手。一、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向

近代中国历史的展开，有内外两大影响深远的历史转向。从外部世界看，是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以贸易和武力手段撬开中国大门，闭关自立的旧中国与强权林立的新世界秩序格格不入。从内部环境看，中国逐渐从天朝上国逐渐沦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任由列强鱼肉。前者始于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后者则主要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开始。（一）西人东来：新世界秩序的构建

在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中国明朝郑和的庞大船队已经实现了从亚洲太平洋横跨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前后持续数十年之久，遍及亚非地区数十个国家。“郑和航线”的开辟显示出近代以前中国卓越的航海技术，反映出当时雄厚的国家实力。但是，14世纪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宣德化而柔远人”，使海外诸国宾服中华帝国，在礼仪上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由于没有太大的经济需求，“郑和航线”的开辟由于耗资巨大，反而导致国库空虚，最终难以为继，大规模的主动对外交往被逐渐限定在朝贡贸易圈的范畴之内，“闭关自守”成为近代以前帝国对外关系的主流。从此，正如马克思预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从15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先后通过远洋探险，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原本相对封闭的单一世界逐渐走向海上航线连接的复合世界。跨洋的商业活动大大扩大了东西方之间文化、思想、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同时也极大激发了欧洲各国在亚洲、美洲、非洲的殖民活动，他们以军事武力相要挟，陆续在亚洲、美洲、非洲等地建立殖民据点，并把矛头指向地大物博的中国，尝试以各种方式打开中国国门。由海外贸易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欧洲各国由此奠定了超越亚洲各国的经济基础。以欧洲列强为中心、以贸易和武力为手段的新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无法维持数百年来闭关自守的对外策略，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随之轰然倒塌。（二）帝国瓦解：从天朝上国到半殖民地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在清朝当时人的观察中，无疑一场“千古未有之变局”，生动反映了从天朝上国逐渐沦为殖民地的深刻转变。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往来被严格限定在朝贡体制的范畴之内。

在朝贡体制之下，中国政府始终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在整个东亚地区维持中心大国地位，海外各国来华限定贡使、贡期、贡物乃至指定互市地点，朝贡几乎成为海外国家与中国进行合法贸易的唯一途径。尽管民间私人走私贸易有利可图，时有发生，但对外贸易往来的国策始终是朝贡制度的安排。马嘎尔尼1783年使华，代表英国政府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即派遣驻中国使节，准许英国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天津等地贸易，争取英国商品在中国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等等。英国当局尝试以外交谈判的方式打破朝贡体制的围墙，未能成功。双方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在各自的利益上争持不下，外交礼仪上的冲突不可避免，最后不欢而散。

由于未能洞察外部世界局势的变化，对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野心缺乏充分认知，沉浸在“天朝上国”美梦的古老帝国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失利的惨痛教训中猛然惊醒，心理防线一旦攻破，顿时措手不及，土崩瓦解。马克思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在欧洲列强的船坚炮利的胁迫下，清朝统治集团固守自身利益，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改良自强梦”和“民主共和梦”的提出和破灭

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救亡图存、振兴民族成为当时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可以说，正是屈辱史强化了民族认同，激发了民族复兴梦。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清末统治阶层内部和近代革命党人先后提出“改良自强梦”和“民主共和梦”，前者试图通过改良实现自强，后者试图通过革命实现民主共和国，模仿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皆因脱离中国实际，“水土不服”，不断受到国内守旧派和列强的双重扼杀，以失败告终。中国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关键抉择。（一）清末统治阶层的“改良自强梦”“改良自强梦”源于清末统治阶层内部维护旧体制的种种努力。在1840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外国传教士的进入，以及沿海百姓出外贸易，中国并不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问题在于这些认识从未上升到救亡图存的层面上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从中国与英国交战的失败经验汲取教训，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列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归结于技术上的落后。他们通过翻译外国书刊，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知识，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的长处。魏源的《海国图志》将这一思想高度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最为瞩目，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内部有识之士的共识。“夷”之“长技”是什么？在他们看来，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都是军事技术。至于“师夷”，他们又认为有“善师”和“不善师”之分，只有善师者才能制服“四夷”。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实现富强，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一众改革派的共同主张，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和技术革命。紧接着，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改革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在19世纪60至90年代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大力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发展民族军事工业和制造业，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理念落到实处，以此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在学习西方技术的基础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依托光绪皇帝，进一步主张改革政府机构，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废除八股文，重要的是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认为政治体制上与世界接轨才能实现自立自强。由于触动清朝统治集团的利益，阻力重重，遭到保守派的抵制扼杀。主要学习西方政治、军事、科技技术的“改良自强梦”无法救中国。（二）近代革命者的“民主共和梦”“民主共和梦”源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革命党人对改良自强的反思及其努力。在革命党人的美好愿望中，只有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政治制度上完全效仿西方列强，才能实现中国的自立自强。革命团体发动了多起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关于如何实现民主共和，孙中山将之高度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所谓民族，就是恢复中国自立，避免被瓜分、共管的厄运。民权，是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民生，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贫弱发展至富强，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期望以革命确立民主政治，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循序渐进，实现民主建政，然后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建设国家的方略，“把中国造成一个新世界”，与世界各国一道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和睦相处、不恃强凌弱，主张联合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9世纪末清政府所面临的一系列内忧外患的社会矛盾是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的原动力。“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探索中国近代的思考和实践总结，凝聚了当时一大批为挽救民族危亡奋不顾身的革命者，对当时的革命活动有主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当时激励各阶层实现民族复兴梦的伟大力量。遗憾的是，由革命党人领导的革命尽管成功推翻了封建帝制，历史向前推进一大步，但民主共和的意识并未深入人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努力最终沦为军阀混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局面没有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中国人民并没有由此享有真正的民主和共和。近代革命者为之浴血奋战的民主共和最终也只能停留在梦想的阶段。三、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之路（一）没有共产党人就没有新中国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上述中国近代革命艰难曲折发展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有力地抛弃了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本本主义错误倾向，极富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主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使得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由此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国家，我们党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奠定了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有步骤地实现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没有共产党人就没有新中国，也就不可能有新时期中国梦的开启。没有早期共产党人累积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也就不可能有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二）“三步走”战略指明了实现“中国梦”的方向路径

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我们党针对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实现中国梦不断改革创新，逐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路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规划现代化发展“三步走”战略，首次为实现新时期“中国梦”指明方向。在这幅中国现代化蓝图中，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第一步在上世纪80年代末实现，第二步在上世纪末也基本实现。

在走完前两步目标时，世纪之交召开的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第三步目标和步骤具体化，作出新的战略规划，明确提出21世纪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再次重申，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党的十八大继往开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梦的第二个宏伟目标。在走完建党一百周年和建国一百周年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三步走战略”的框架基本形成。四、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发展走向的必然产物

近一百多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在苦难中从不屈服，在抗争中壮大复兴，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侵略，中华民族屹然不倒，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来全国人民不断探索创新发展模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上走完了实现基本温饱、走向小康社会的关键两步，正朝着全面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的正确道路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广阔发展前景近在眼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可以说，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发展走向的必然产物，是早期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总结出来的，也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出来的，既凝聚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革命者现代化理论的智慧结晶，也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发展。第二节“中国梦”的内涵、特征和本质“中国梦”有其深刻的内容和鲜明的特征，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但“中国梦”也包含了每一个中国人最朴实的物质和精神追求，是真切的、具体的梦，因而也有着强大的感召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一、“中国梦”的内涵“中国梦”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民族独立必须以国家富强为前提。国家实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升了，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才有实现的基础和坚实的保障。人民幸福则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必然结果和终极目标，也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必然要求和理论升华。可以说，中国梦依靠人民，中国的发展也在人民，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想也只有寄托在国家梦、民族梦的坚实基础之上才能成真，才能大放异彩，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中国梦”同时也是中国发展与世界福祉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历代王朝的繁荣昌盛从不以牺牲周边各国利益、欺压控制弱小国家为基础，中国历代王朝从不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立国之本。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仁义”、“和合”，发展崛起而不对外扩张，不征服世界，始终奉行“和而不同”，追求“声教迄于四海”。明清时期的朝贡体制之所以维持数百年之久，番贡船舶络绎不绝，争先前来中国从事贸易，中国传统文化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所普遍接受，逐渐成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心，最关键的奥秘就在这里。

从现实的角度看，从建设新中国到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首先解决了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逐步走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正确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社会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风险挑战的时势之下，中国为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动力。“中国梦”的实现对世界而言是机遇之梦，发展之梦，合作之梦。二、“中国梦”的特征（一）历史性和现实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只有总结历史，立足现实，才能展望未来。“中国梦”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凝结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就是通过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对各个民族各个阶层广大老百姓来说，中国梦通俗易懂，触手可及，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梦想追求息息相关，具有强烈的亲和力、感染力和说服力。（二）整体性和个体性“中国梦”包含着国家、民族和个人三个层次的理想追求，是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对个人来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中国梦是宏大高远的追求，但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在本职岗位上的不懈奋斗，从实现个人的小梦想做起，一点一滴汇聚而成。对国家民族来说，个人幸福的中国梦又是实实在在的目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个人幸福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中国梦三个层面的内涵是辩证统一、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三）理论性和实践性“中国梦”的提出不是凭空而来，是近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总结升华，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为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描绘了绝美的蓝图愿景。“中国梦”源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正确判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指导下，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和可预见性。因此中国梦一经提出，即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引起广泛共鸣，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有着强大的感召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三、“中国梦”的本质（一）“中国梦”的实现主体是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为什么说中国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长期以来，我们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中，牢固树立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人民观。正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党得以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扼杀围剿的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一次又一次地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外来侵略者、帝国主义者的困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正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在国际国内局势风云变幻的环境下锐意进取，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主角”，又是历史的“编剧”。归根到底，人民群众才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转型历史的创造者。“中国梦”也包含了每一个中国人最朴实的物质和精神追求，是真切的、具体的梦，体现在工作、居住、医疗、教育、文化、环境等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中国人在本职岗位上的努力奋斗，无不希望拥有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和谐的家庭环境、更完善的医疗服务、更公平的教育资源、更丰富的文化生活、更美丽的生态环境……这些朴实真切的追求有的细小入微，有的志存高远，都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中国梦更加显得接地气，顺民心。只要共同努力，共同奋斗，中国梦才有实现的可能。（二）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清末统治阶层改良派救不了中国，近代革命党人救不了中国，历史发展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要实现“中国梦”不能仅仅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立科学的执政理念，增强执政意识，建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上层建筑更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等等。第三节实现“中国梦”的驱动力和方向

实现中国梦，一方面源自全面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力量，一方面也源自民族精神和时代要求带来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既要造福中国，也必将造福世界。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和机遇。一、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一）全面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立足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体制改革方面，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在经济建设方面，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在对外开放方面，坚持和平发展路线，逐步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昭示出一个朴素的真理：改革开放完全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从中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从而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争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二）民族精神和时代要求带来的精神力量“中国梦”是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理论的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总结升华。民族精神和时代要求赋予了中国梦强大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始终把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在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发展中颠覆不破，指引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程中积聚而成，是伟大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则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时代灵魂。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地鞭策着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了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的理想而不懈地奋斗。二、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顾近代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我们就能够清楚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地主阶层改良派开眼看世界，他们尝试在维持旧有封建帝王体制的基础上，积极学习西方先进军事科技，但事实证明“中体西用”的道路行不通。资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民推翻封建帝制，试图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始终无法摆脱其软弱性、动摇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历史证明，除了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其他道路能够改变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繁荣发展。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奠定了日后中国经济社会腾飞发展的制度基础。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改变了经济社会落后的状况，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坚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核，“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统时期文人士大夫修身、齐家的终极目标在于治国、平天下，爱国主义精神源远流长，支撑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在国家民族危难关头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则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党和国家才能永葆生机活力，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顺应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实现真正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发展，团结就能胜利。历史事实证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最宝贵经验。近代以来中国面临过多次国际国内局势的动荡，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多少次妄图瓜分中国、强占中国，都未能成功，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力量战无不胜。任何艰难困苦也阻挡不了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决心，动摇不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念。

中国梦是国家富强的梦，是民族复兴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生活梦。凝聚中国力量，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是立足岗位，扎实做好本职工作，从自身做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一个个小梦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三、实现中国梦必须造福中国也造福世界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梦，同时也是世界和平发展互助共赢的梦。实现中国梦必须造福中国，也造福世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以来，我们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我们对外关系一贯的主张和原则。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强盛王朝也从不以征服扩张，欺压弱小国家民族为能事。当今世界，全球一体化是基本时代特征，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流动、配置，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也不能完全置身度外。近代中国长期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和科技成果来发展自己，才能追赶世界发展潮流。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一员，中国经济发展关乎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中国制造”遍及全球，与全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谋求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对世界发展的责任和贡献，一个稳定、繁荣、富有活力的中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第二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探索前行的历史。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中国人民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方阵营的经济封锁下，中国人民选择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时至今日，已形成以中美两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我们如此接近，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是全球的共识。回顾过去，一切的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十八大为标志，中国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道路的选择又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回答：“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第一节从中国现代化的脉络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梳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一个清晰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的结晶。一、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最明显的特色在于，中国是在特别的国情基础和特别的历史环境上开始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然与唯一的选择。

特别的国情基础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半封建的国内环境中开始的。第一，中国辉煌的农业文明造就了强大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这种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封建经济和以等级伦理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抑制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空间；第二，与西方国家的封建分权政治结构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成长的体制基础，从而使中国资产阶级非常弱小，没有力量推翻封建主义；第三，在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过程中，洋务运动所催生的官督商办企业，形成了官僚资本主义，而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

特别的历史环境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下开始的。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的100年间，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对内实行阶级压迫，对外实行殖民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以不平等条约下的经济贸易，掠夺经济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甚至于以武力瓜分世界。鸦片战争后，中国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

在这一国情基础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反封建革命终归失败，唯有工农为主体的革命，才有力量推翻封建主义。在这一历史环境下，争取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和首要任务。因此，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以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在以革命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阶段的历史选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人民第一次获得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的制度条件和平等独立的国际地位，开始了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为特征的现代化征程。

特别的国情基础和特别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路径。对历史路径的依赖，决定了引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层机制，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的走向。革命主体的构成决定了革命成果的分配方式，从世界发展史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决定了革命的结果是建立分权的政治体制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以工农阶级为革命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新中国经济体制上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农民阶级打倒地主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必然的要求；而工人阶级不可能分企业资产，因此，动力最大、阻力最小的方式是资产国有而实现公有制，资产国有的必然选择是计划经济。

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建国方略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为将来走向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当时中央的观点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按照当时中央的估计，新民主主义社会将会长期存在。但是，到1956年的短短几年之间，新中国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工商业的国有化，这是建国之初意想不到的。

工商业国有化的动力来源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上战争的威胁促进了我国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发展只能依靠国有经济；二是国内企业主与工人的矛盾促进了公私合营。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朝鲜战争的环境下开始的。经济落后的新中国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必然把资金、技术密集的重工业作为自己优先发展的产业，以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来配置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源，是必然的选择。事实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对工业部门的支出占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比重达40.9%，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高达75.9%。

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是社会各界的共识，共同纲领第28条规定“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为抵制通胀，打击投机，对棉纱、棉布实行统购；应对粮食供应出现紧张的形势，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矛盾，成为私营企业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建国初期，劳资关系导致私营企业的效率普遍低于国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私营企业通过公私合营，一是可以消除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二是在原料、信贷、市场方面因纳入国家计划而享受与国营企业同等待遇；三是能够通过国家注入资金解决资金不足。因此，整体上看，由于私营企业实际已经难以生存，公私合营是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共同选择。自1953年开始，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走上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线索表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过程，是经济效率的必然选择，而非强制的结果。

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体现在新中国的工业增长上。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看，以1952年为基数，到1957年年均增长率为18%，到1965年年均增长12.3%，到1978年年均增长11.2%。新中国在短期内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以及遍布全国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与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时代背景，是世界经济的新发展与国内“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运动的胜利推动了劳资协商机制的完善，工人阶级地位提高，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以国家干预、福利政策、大众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体制调整，以“从摇篮到坟墓”为覆盖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普遍确立；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导致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崛起。在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胜利，推动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二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家之间平等协商机制、以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国家之间经济合作机制、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家之间贸易协调机制日益成熟。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随后是抗美援朝战争，1960年代是中苏关系恶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基本上处于军事对抗的国际环境之中，西方大国中只有法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自1971年后，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到70年代末，中国同所有的西方大国、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到70年代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航天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展开，一方面推动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方面为全球生产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日益衰落。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开始寻求海外加工基地，一般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

196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拉美崛起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先后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吸引外地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高速增长，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这几个被统称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体，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引起世界的关注，被称为“70年代的经济奇迹”。

在亚洲四小龙崛起的背后，是19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先进生产方式，能够在全球的先进技术水平上利用全球的资源，因此，极大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一个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是对新的生产方式的适应。历史正在重演，就像当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经济的全球化迫使一切经济体，采用市场经济方式，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去。

1976年10月，国内“文化大革命”结束。其时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压力大，新中国成立以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道路面临历史性的选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基础上，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对内实行市场经济；开放，就是对外参与国际生产体系。经济制度要解决好两个问题：对人的激励和对资源的配置。对内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需要提高经济效益，对外参与国际生产体系，需要经济制度的接轨。因此，实行市场经济，参与国际生产体系，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唯一出路。但是，实行市场经济必然触及私有经济的发展问题，与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相悖。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而不是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本质特征，平息了“姓社姓资”的争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就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机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障了发展成果人民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经济比重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与时俱进，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领导问题。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改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在中国经济由不发达阶段进入到相对发展的阶段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以人为本，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的深层表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实现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任在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自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以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一是追求共同富裕，其含义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公平分配；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世所罕见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在改革中逐步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一个新的境界。

一是更加强调系统推进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全面系统的治国方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愿景，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统筹治党、治国、治军三大主线，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布局，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二是更加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

三是更加强调从人民利益出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确立的工作目标和绩效标准，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四是更加强调从我国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包含两重意思。一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二是适应发展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五是更加强调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新论断，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优势，一是体现在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坚持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做主。“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的领导，从严治党是必然的要求。第二节从中国现代化的挑战看中华民族复兴必由之路

中国实现现代化面临三大挑战：如何重建社会价值观念、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突破产业低端锁定。这三大挑战，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中华民族复兴绕不过去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唯一的，就是需要一个为人民根本利益奋斗的强政府。只有强政府，才能制定保障民族根本利益的战略，才能保障这些战略的贯彻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追求共同富裕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富裕，就是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领导，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保障，从而是强政府的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经济现代化的挑战：突破产业低端锁定

中国现代化最初的动力是经济现代化。两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意识到与西方技术的差距，以及国家面临的威胁。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购买西方机器，聘请西方技师，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推行新式教育，传播西方科技文化，由此启动了中国的经济化进程。上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以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及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国防强国梦。改革开放后，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借鉴“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经验，采取出口导向的开放战略，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特别是加入WTO后，经济全面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出口带动经济快速增长，自2010年起，中国经济总量位列全球第二。

但是，中国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在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推动下，各个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由于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国际产业体系主要依据难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和产业集聚环境特征进行国家之间的分工。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国家，依据参与竞争的生产要素不同，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价值链不同的位置。由此形成的产业分工格局，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占据价值链高端位置，以欧盟、日本等国为主的高端制造领域占据价值链的第二层次位置，而我国和一些新兴国家的中低端制造领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在这一产业分工体系下，由于产业环节附加值不同，造成全球化产业分工的利益分配不平等，中国劳动者的付出难以得到公平的回报。

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容易造成产业分工格局的固化，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难以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例如，由于企业是以低成本优势而非技术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一方面企业所有的创新活动都在短期内导致成本提高，从而抑制了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在垂直型分工体系的高度专业分工中，生产环节的企业缺乏自主发展能力，也制约了这一类企业的升级。

从国际经验看，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产业分工下，成功地向产业高端上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或地区，政府都对经济有较强的干预。例如韩国，1993年实施《韩国合作研究开发振兴法》，对产、学、研开展的联合研究活动优先提供研究经费、研究设施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1998年政府出台科技创新五年规划（1998年—2002年），其目标是将韩国的研发能力提高到七国集团国家的水平；1999年颁布《科技发展远景规划2025年构想》，目标是到2015年使韩国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科学研究中心，到2025年拥有与七国集团国家媲美的科技竞争力。2008年实施《政府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重点培育七大技术领域；2013年制定《创造型经济落实计划——营造创造型经济生态系统的方案》，同年12月公布的《第六次产业技术创新计划（2014—2018年）》。韩国通过立法强制政府对本国高新技术产品进行采购，各部门可以按高于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优选采购本国产品。为扶持民族工业发展，韩国政府2004年以十倍于同类进口汽车的价格采购数百辆现代公司新研制的清洁燃料汽车，政府采购国产软件的份额更是占到国内市场的50%以上。

我国从加工贸易起步，借助初级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依托低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难以持续。另一方面，国际分工导致低端制造业在我国的过度集聚，也造成能源与原材料过度消耗，国内生态环境恶化。能否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突破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端锁定，脱离劳动价值被盘剥的不利地位，逐步向价值链高端跃升，是我国经济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和发展，已经超出单个企业或行业的竞争范围，更多依赖于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特别是依赖于知识资源、基础设施等高级生产要素，以及政府的战略与政策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在推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上有突出的优势，政府拥有强大的实施国家战略、构建创新环境、推动科技发展、培育优势产业的能力，为我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提高国际产业分工地位提供支撑。二、政治现代化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民主与科学，代表了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最初的诉求。孙中山仿效西方国家实行的议会政治和多党制，因无法整合社会力量对抗反动势力而归于失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行一党专制，最终为历史所抛弃；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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