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坦的治学路：谷书堂学术经历与学术思想述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柳欣,常修泽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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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坦的治学路：谷书堂学术经历与学术思想述评试读：

一位泰斗级的经济学引路人

一、开头语：年届鲐背的经济学泰斗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从20世纪80年代初师从谷书堂教授学习到今天，转瞬就是30多年了；每每忆及当年读谷书堂教授的硕士、博士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当时谷书堂教授虽然年及花甲，但给我的印象似乎他总是精神矍铄、身体健壮。岁月催人，现在尊敬的谷书堂教授年事渐高，已进入可以用“耄耋”这样的语汇描述的年龄了，2013年是他米寿之年，2014年即届鲐背。真是令人不得不惊叹时光的弯曲、伸缩、相对，哪有什么永恒的时空观。

谷书堂教授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为中国的经济学学术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谷书堂教授年届鲐背，我们这些当年师从于他的老学生，一些他不同时期的同事和朋友，决定在为他祝寿的同时，要写些祝贺性、纪实性的文章，以纪录谷书堂教授一生教书育人的业绩，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追求；纪录他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学术研究上初露头角、“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作为反动权威批斗改造，改革开放后放开手脚在学科建设、扩所建院等方面奋力拼搏的足迹；当然也会从一个学生的角度，特别谈谈谷书堂教授对我们和其他学生的影响，总结一下我们心中认识的谷书堂教授的形象，记录下跟随谷书堂教授学习的温馨年华及毕业后努力奋斗的打拼岁月。

这个动议的源起是谷书堂教授的优秀学生之一、刚刚于2013年英年早逝的柳欣教授的策划，他作为时任所长与山西经济出版社商讨了这样一个计划，并且动手写出大纲和计划并布置给众作者。只可惜的是他出师不利身先卒，令人扼腕叹息，遗憾不已。为纪念柳欣的英年早逝，更念其忠心耿耿，执着努力，谷书堂教授坚持仍署其名字为本书主编。本书的大量实际撰写与编辑的任务，转由他人代为完成其未竟的遗愿。

实际上，为谷书堂老师写一本真正的传记，一直是我们试图完成的工作。1997年南开经济所建所七十五周年，恰巧是谷老师七十大寿，我作为当时的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协助徐振方教授组织了第一本传记性的著作《一个经济学人的足迹》，从当时掌握的材料和能够动员的力量看，主要还是侧重于谷书堂教授学术观点的提炼和集合，学术思想的提出和演变的过程，就生活过程、教学育人等方面涉及的较少一些。这是那本书的特点，也是那本书的一个不足，其实更多地叙述一下谷书堂教授的生活经历，增加些趣味性的故事可能更吸引人些，希望这个不足在本书中有所改进。我自己就希望在以下的叙述中，增加一些这方面的故事性较强的内容。

从与谷书堂教授的多年交往中，我断续了解到一些谷书堂教授过去的不凡经历及伴随共和国成长的脚印。谷老师早年离乡求学、留校从教的经历是从一些材料中看到的；他青年时代在学术研究上崭露锋芒，写出震动我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论文，是从查阅当年文献中逐步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打成反革命和反动学者，接受批判、下放劳动、农村放羊的蹉跎岁月，是从几幅照片中窥得一鳞半爪的；直到改革开放后，他老骥伏枥，放手大干、科研调查、治所建院，以及他开展教学科研取得的成就，我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了。因此，我想关于谷书堂教授在改革开放前的岁月故事，我知道的太少，还是留给他那时的同事来写为好，希望本书的其他作者能够补充更多材料，以为后来者留下可循的痕迹。我自己以下还是从改革开放启动后的转折期写起。其实改革开放后，谷书堂教授对南开的教育事业、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贡献，我也只能够勾勒一二，粗线条地描绘几笔。

二、乡音不改，影响满京华

在谷老师的周围，无形中聚集了不少山东人，其中他同我是最近的老乡。我们同是山东省威海市人，在威海地区与烟台地区分开之前同属烟台地区。而无论威海、烟台都属于山东最东端的胶东半岛。同其他地区相比，胶东人的相貌诚实、憨厚，尤其口音是特别的，这在多种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从最初我听谷老师讲课时就确认了，因为他的胶东特色口音几乎没有多少变化。中国有句古话，亲不亲，家乡人。由此，我从最初就觉得有一种亲近感，没有想到如此著名的大学者是自己的胶东老乡。这可能也是本科毕业后，我选择谷教授作为我的硕士导师的一个潜在原因吧。

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通过统考进入大学的第一届本科大学生，即通常说的“七七级”。但实际上，所谓“七七级”是指1977年参加考试，而真正入学则在1978年初；我是1978年离开山东来到天津市，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本科学习的。刚到南开时，真是让我吃惊得很，到处都是煤灰粉尘飞扬，因为天津当时刚经过了1976年的大地震，到处都是临时建筑，油毡棚，干燥的大风刮过，到处都是粉尘，不要说PM2.5，就是PM20.5都有，与我刚离开的山东滨海城市青岛真有天壤之别，那里是红瓦绿树，海风习习。我当时真的曾有过后悔来津求学的想法。可是很快，在南开园中上过几次课之后，我就修正了这个想法。青岛的海天景色的确是美，但里面欠缺知识的厚重，一两个大学，一两张报纸而已；而天津市的尘土飞扬中却掩映着几十所大学和大批著名学者，特别是南开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里，著名教授结队成群，下面我就会提及部分经济学教授的大名。所以，我很快就在南开大学的教室里看到了未来，在图书馆里确定了位置，在马蹄湖畔找到了乐趣。

那时，南开大学还没有什么学院，经济学方面只有一系一所，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的本科教学在全国是响当当的，师资实力雄厚，教材相对齐全，教学水平一流。经济系七七级是一个大班级，一共有96个学生，在系里安排的班主任庞传森老师的指导下，相互联系紧密，几个兄弟班级会经常搞一些联谊活动。我作为七七级的班长，结识了不少其他班级和系所的老师和同学，其中就包括谷书堂教授。七七级人才济济，学习气氛浓厚。入学不久，在其中一位同学的努力下，就办起一张全国大学生中唯一的创新性的报纸《经济初学》，那可是我发表经济学论文处女作的处女地，听说至今这份报纸还在办着，而且越办越红火。记得当时报头是请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题写的，而其他学者的题词中就有谷书堂教授的鼓励和支持。那时谷书堂教授是在南开大学高高的苏式教学主楼的六楼办公。我和几个同学结伴跑去他办公室里找他，他用钢笔在空白纸上写下了他的祝词，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经济学知识，语言朴实无华，连同他笑嘻嘻的和蔼样子，积极支持的态度，给我印象深刻。

三、教授本科，讲座受欢迎

其实，以上所提题词之事，不是我第一次见谷书堂教授的面。当时，南开大学经济系的本科课程，除了数学、哲学、历史、外文之外，主要就是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原著很难，都是从研习学校编写的《＜资本论＞原理本》开始，然后是《资本论》的重点章节的学习，进而再读原著。带领我们进入经济学的殿堂，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全是国内外的一流专家，比如经济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有系主任魏埙教授，写过多部《资本论》解读本；夏长森教授讲课时总是微微晃动着智慧的脑袋，深入浅出；高峰教授讲课时从无一句废话，曾因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多次获奖；邹素梅教授是国内少有的一流女教授，讲课时字正腔圆，很少用讲稿。这在当时一定是全国最强的教学班子。通过这样的教授和学习，到考试时，《资本论》的第一卷我几乎都能背下来，我自己都惊讶竟有那样的即时记忆能力。我自己常为马克思《资本论》中表现出的严密的逻辑性所折服，但有时也对他的个别分析感到纳闷儿，既然只有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其他要素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吗？这似乎是不少同学都有的疑问。

学习《资本论》的同时，我们还要学习郭士浩、伏义琴、张厉声教授讲授的经济史课程，学习李竞能、冀有江、纪明山、鲁明学教授讲授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学习马克思研究过的费尔巴哈的朴素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三规律，以及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圣西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由于马克思经常提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所以系里面的老师也不时地组织，有时也是学生们自己邀请系外的教授，比如经济研究所里研究现实问题的老师给同学们搞些讲座。我记得就是在读本科的时候，在课堂上第一次见到谷书堂老师。他当时讲授的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第一次留下的印象是，说话严谨，表情严肃，似乎不苟言笑。意外的收获就是，断定我与他一定是胶东同乡，讲座结束时我的鼓掌是特别起劲的。

学习《资本论》之后，教室的讲台就由另外一些教授占领，如林惠慈、郭士浩、温海池、李元亨教授等，由这些教授为我们讲授列宁的“帝国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经典著作。我们知道了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垂死，但对照美国等国家中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情况，不知何故，他们总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我的心中就很是纠结和不解：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时间好长啊，可能现在是回光返照吧。因此，有时候系里就请经济研究所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熊性美教授、滕维藻教授等大学者，到课上讲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局限。于是，我们得知，资本主义的腐朽、垂死是一种“趋势”，资本主义也会适应形势和环境而改变，具体的灭亡时间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看它的竞争对手社会主义，是否能最终发展壮大。这样的认识是在老师的引导下，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领悟到的。

四、教授《北方本》，引导现实研究

在本科的较高年级，就是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我们先后听过朱光华、蔡孝箴、郭鸿懋、杨玉川、杨镇安、张仁德、王述英、吴国存教授的讲授，几位教授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尽可能地给我们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除了讲述苏联时期斯大林的理论外，就是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史；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起来，我当时的感觉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够完善的经济学理论，逻辑上和理论体系上，都是不系统的。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中国的事，就是我们身边的事。这又让我感兴趣，即它激发并培养了我研究和探索现实问题的兴趣。

到本科学习的后期，在教授队伍中加了谷书堂教授等更多来自经济研究所的老师，这进一步提高了我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情。谷书堂教授讲授的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方教材，是与蒋学模教授编写的“南方本”教材相呼应的。这部书的理论体系，我在以后还要提到，这里只是说明，它既不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简单模仿，这是当时很多人的尝试；也不是中国制度政策的简单汇编，这是当时另一些人努力做的工作；而是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特有的内在逻辑，并以此来编排全书的体系和内容，因此当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通过听课和阅读，我这颗当时年轻的心，似乎找到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有了参与其中做些事情、进行研究的想法，也产生了要重点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冲动。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论包产到户的适应范围》，是讨论关于包干到户责任制的适应范围的，主旨是想弄清楚包干到户这种初级生产形式能够适应什么水平的生产力。这篇论文是由当时经济系最年轻的梁晓东老师指导的。1981年，全国农村地区很多地方都开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地方顺利实施，也有不少地方阻力不小，比如我的老家当时的烟台地区，就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包干到户只适应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富裕地区一旦实行必是生产力的倒退。现实是否是这样的？这就是我论文选题的初衷。

我们选择农业题材的学生有一个大组，都统一由梁老师带领到外地展开调查研究。我们首选南下到安徽凤阳小岗村这个包干到户的发源地去考察，看包干到户在那里是否真的有效。我们实际上去了凤阳和全椒等多个地区做实地调查，我访问了几个村子，特别了解了按人均收入和亩产量等分属贫困、中等、富裕三个层次的不同村的情况，发现实行包产到户后，三个层次的村庄的产量都提高了；还与当时（据说是）中国最富裕的烟台地区进行了比较，得出了结论是，包干到户责任制适应于当时全国大多数地区，包括烟台地区。这一结论的得出，是调查研究的结果，算是为中国农村改革提供了一点依据。这篇论文得到了指导老师的高度赞扬，后来读硕士前也给谷教授看过，也得到他的充分肯定。本科大二、大三期间，我还写过其他几篇有些想法的学术文章；我还利用假期回家的时间，做了农村集市价格与供求关系的调查，结果都在《经济初学》的小报上发表了，其中我特别记得，讨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文章，还被人民大学的报刊文摘资料汇编全文转载过，这让不少同学好羡慕啊。

听说现在许多大学里招聘人才、招收员工，不是仅仅审查最后学历，还要往前深查本科学历，唯“985”、“211”是举，我不以为然，这把相当一些没有学历或学历一般但很优秀的人才，都排除在外了，不利于社会发展，也不符合改革后的实际，我很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以我的观察和个人体会而论，也不得不坦率地说，扎实的本科教育的确是优秀人才的成长基础，良好的经济学基本功培训和锻炼，是一个经济学家成长的基石，也深为自己有幸得到了南开大学厚实的本科教育而感到自豪，并对以上提到及没有提到的南开大学经济系教过我课程的多位老师，深怀感激之情。特别是谷书堂教授，他后来又指导我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业，毕业后再进一步推荐我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一步一个台阶地把我们推上了学术研究的高峰。今天回想起来，我和我的同学们、同事们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情，有些甚至做出不小的贡献，首先就应当归功于教授我们知识的谷老师、魏老师，应当感谢他们不懈的教诲和培养、培育。

五、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与改革进程，同许多老一代学者一样，谷书堂教授的经历和行为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他经历过对新生的共和国的热情投入，对反右斗争的惶惑不解，对“大跃进”中的狂热行动的疑虑，“文化大革命”中又惨遭批斗折磨，以及改革开放后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大显身手。正是这样的一些曲折的人生经历铸就了，或者说是更加显示出他矢志不移、百折不弯、勤勤恳恳的优秀品质。而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作为成名很早的经济学家，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不愿人云亦云，而是力求实事求是。在经济学教学方面，谷书堂教授作为教育大家，总是孜孜不倦、潜移默化地教育、培养和影响着学生。这里着重叙述一些谷书堂教授教书育人的往事，然后再介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

谷书堂教授是一位经济学教育家，对教育事业影响深远。1949年谷书堂教授毕业于南开大学，此后至今为他所钟爱的经济学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心血和才智。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多数是作为其他教授的助教并以从事研究为主，“文化大革命”中又多是蹉跎岁月，那么只有在改革开放后他才能真正全身心投身于经济学教育事业，但出于工作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谷书堂教授一直是“双肩挑”，在从事繁忙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担任了学院里面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先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助理、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经济学院院长。他始终是一边做管理工作，一边又亲自组织教学研究队伍，亲自主编教材，亲自为学生授课，传授知识，释疑解惑。

谷书堂教授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教学和培养学生上，一直认为，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整体发展来说，花费更多时间培养学生，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从开始从教到今天，他已先后培养了大批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也许古时孔老夫子的三千弟子远不能及。在他培养的学生中，继续从事研究治学的，早就脱颖而出，有的著作“半身”了；从事企业实际经济工作的，有不少人早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大企业家；从事党政管理工作的，更有一批高官高干，在各级政府部门指挥、决策、干事；大多数人毕业后在各种平凡岗位上，奋力进取，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现在，谷书堂教授教育毕业后的学生，遍布在各个领域工作，至今很多学生都还经常跟谷老师保持联系，就某些问题向谷先生求教，仍然经常受到谷先生的教诲。

六、坦诚包容，大家风范

1981年我本科毕业，准备考研。由于本科时逐渐培养起对现实问题的兴趣，我就准备报考社会主义经济学方向。而谷老师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在这一方面影响很大，发表文章、出书都很多，于是我萌生了报考他的研究生的念头。那时谷书堂教授与滕维藻校长、钱荣堃教授等这些前辈的办公室都在主教学楼六楼，每次经过主教学楼时，我都会不自觉地向主楼的六楼望去，当时想法很简单，心想着六楼就是一个更高的学术殿堂，谷书堂教授他们是这个殿堂的主人，他们所在的高度如同他们的研究水平一样，跟着他们一定能学到知识。后来，我如愿考上了谷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成为他众多弟子中的一员。研究生入学以后，同谷老师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除了课堂上听课时见面外，课外活动中也有更多的接触。南开大学的社团活动很丰富，历史上就是很有名的。我记得在书中读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南开读书，时常参加业余演出，扮演一些话剧中的人物。

改革开放后南开校园逐渐从“文化大革命”的死气沉沉中缓过神来，恢复了昔时的活跃气氛。我们那个研究生班里活跃人物也很多，班里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一次学生年终聚会，我记得是一个下午，就在主楼六楼经济研究所的中厅里举行。邀请了老师和外系学生来参加，济济一堂。谷书堂老师和钱荣堃老师也都应邀来参与活动。活动中有一个环节，是让老师们回答学生预先设计好的题目。我是研究生班的支部书记，事先也知道联欢会的内容，为了避免一些场面出现尴尬，曾特别叮嘱当时的主持人梁静同学，如果提问老师时应当问一些常规性问题，不要太生僻，免得让老师们在大庭广众下不来台。可是到临场发挥时，梁静这家伙竟然完全忘记了。当时他是问了谷老师几本外国小说的作者名字，有些难度但应当不是很生僻，他连续问了几本书的作者，谷老师一时都没答上来。一旁的钱教授示意我不要再问下去了。我当时心里面直埋怨梁静考虑不周，也担心谷老师说我们组织不细，考虑不周，在会场上有意为难他。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主持人连续提问中，谷老师不但没有因此而恼火，责怪学生为难他，反而是如实向主持人说明他不知道，连续三个“不知道”，如实说“答不上来”，他的这一诚实举动赢得了学生们理解的掌声和笑声。会后他与钱荣堃老师一起开玩笑调侃说，“我们都是老头子了，记忆力不比你们年轻人的”。师生关系一如既往，处得很好，很融洽。谷老师一向是如此坦诚、包容，与人真诚相待。他的大家风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七、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作为大学里的教师，主要任务当然是传授知识、教育学生。但要成为教育大师，教学授课要做得好，真正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主要还是要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我自进入研究生学习后，谷书堂教授就按照他总结的系统教学经验和方法，引导我们学习、研究，推动我们不断进步。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炼在个人”。人们说这句话时，往往是强调徒弟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的体会，个人努力总是重要的，但师傅如何领学生进门是更为重要的。学问、学术、学习之门，绝不是只一道门，而是每走一步都有一道门的。有老师引领可能一步跨入门里面，而无人引路可能一辈都在门外徘徊。所谓不得其法，难入其门。谷老师作为教育家，教授学生学习有一套方法，是循循善诱，由浅入深的三步渐进法。

首先，第一步，他强调要多读书，而且要多做读书笔记，甚至是多记学习卡片等，他提倡我们随身带着合适尺寸的纸卡片，有心得就及时记录下来，等积累到一定时间、一定程度，自然就可以对一个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串成一篇学习体会文章。当然，这一步的这个体会多是别人观点的梳理，整理，还较少有自己特别的观点和理念。这一步主要是广泛涉猎，积累知识，采撷他人文章、著作的精华。不过现在很少有人记纸卡片，由更为高效的电脑代劳了。但是道理仍是相通的、有效的。

第二步，试着写出所读文章或著作的评述。即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正确或完善，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把多种观点综合一起，相互比较，自然会把自己的观点加进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在评议中批判了错误的，纠正了不适当的，肯定了正确的，则自己的观点、意见也就包含在其中了。这是第二步的主要要求和特点。

第三步，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后要走向创造。通过对前人成果的肯定和否定的评判，创立起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个观点是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是有自己独特根据做支撑的。当然，这个创新可以有不同层次，可以是全新的不同观点，这当然最好；也可以是证明同一观点的新材料；也可以是证明同一观点的不同方法。总之，是不同于以往的文章或他人已有的劳动的，也许是一个侧面，或一个部分，或者整体上的创新。

这个由梳理、分析、创新的三步曲，或者叫摘录、评议、创造的三步曲，其中的三个步骤，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由浅入深，引导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学会怎么收集资料，怎么运用资料和方法，怎么表述自己的观点，怎样创立自己的观点。总之，是与政治上“求同存异”恰巧相反，要在学术上“存同求异”，标新立异，创立学术上一家之言，创造创新。

谷老师的学生们都是在这“三步曲”的熏陶中锻炼出来的。我自己觉得深受其益，我们正是循规蹈矩地沿着谷老师指引的正确方向，一步步从一个不知经济学为何物的青年学生，成长为在学术界有影响的青年学者、经济学家。大概是2003年这一年，谷老师的学生中有三位一起得到了我国经济学界最高学术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其中，一位是山东大学的臧旭恒教授（关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一位是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还有一位就是我本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测度的研究）。这在中国经济学学术界一时传为佳话，谓之“南开现象”。一些学者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些敏感的记者还纷纷试图从各种途径寻找答案，探讨南开现象的谜底。当然，谷书堂教授也不会有什么单一的标准的答案。不过我以为，这与谷书堂教授教育学生的方法一定是有直接关联的，至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就我进行的那项研究而言，那是我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时带领十多位青年博士完成的，回答了中国体制改革进程的可测度问题，为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争取市场经济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后来引起了中国学术界一个不小的研究热潮，如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晓西教授，体制改革所的樊纲、王小鲁教授等，都开展过卓有成效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源起，实际上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读博士时在谷老师主持的讨论课上形成的想法，只是因当时的各种条件不成熟而没有实施，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完成耶鲁博士后研究，发现国外关于中国市场化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博士后完成回国后，我设法成立了谷书堂经济学基金，在基金支持下才启动大规模测算和研究的。因此，此研究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应当说是有扎实的基础和相当深度的积累的结果。

八、思想开放，结合需求办学

谷书堂教授的教育思想是开放性的。他重视正规学历教育，也特别关注在职教育。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与国家教委开展交流与合作，决定援助中国8所高校发展现代管理学教育。时任校长滕维藻教授与钱荣堃教授、谷书堂教授等立即抓住机遇，经过充分筹备，于两年后与加方的约克、麦克马斯特、拉瓦尔三所大学合作，在南开大学开办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班，由中加双方教师以双语授课，其中10多门主要课程由加方委派教师讲授，并提供全部教材，从1984～1986年共招收了3届MBA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同时创造了留学不出国门的教育模式。

1984年，我国实行沿海十六城市开发开放政策，谷书堂教授与滕维藻校长敏感地抓住机遇，带领有关人员访问当时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谷牧同志，决定在南开大学举办沿海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培训班，由南开大学教授、外国资深教授、国家主管部门和实际部门领导授课，培训经济特区、开发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领导干部，从1985年至1995年举办20多次，共轮训500多人，简称“对外开放市长班”，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0世纪90年代初，为适应改革开放提出的新要求，当时的国家地矿部与经济学院院长谷书堂教授磋商，对地矿行业系统内的年轻干部脱产进行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合作创办了“地矿班”，从1991年到1993年连续举办三期，共培养研究生120多名。其中，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天津市副市长宗国英等都是这个班的研究生。他们正在为国家新时期改革开放做贡献。

1992年，在谷书堂教授、熊性美教授、薛敬孝教授共同主持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举办博士培养项目，先后共培养博士60多名。在深圳市领导岗位上、企业、金融、经济、教育、科研等各个战线，都活跃着通过这个项目毕业的南开校友，他们为特区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谷书堂教授等呕心沥血，高度重视培养自己的经济学教师队伍，但同时也重视引进国外的专家学者。1983年我读硕士时，谷书堂教授广聘国际人才，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先后聘请了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顾问、美籍华人杨叔进博士讲授发展经济学，并担任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1985年聘请联合国前非洲发展银行高级顾问、联合国援助苏丹交通部总顾问、美国支援叙利亚交通发展规划项目总经济师桑恒康教授，讲授交通运输经济学，创办南开大学交通经济研究所（1987年），并担任所长；同期还聘请精算大师段开龄先生，创设“精算学”研究课程，创建保险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培养了中国第一位精算师，还促成南开北美精算考试中心落户南开，为我国培养出首批精算师，促进了中国精算业的发展。

在打造教学科研队伍，推行开放式教学的同时，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谷书堂教授与经济学院其他教师齐心协力，全力扩展经济学院的学科体系，使其由原来的一系一所，发展成为几乎包括了全部大经济与大管理的专业学科，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建设了管理学、金融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计学、旅游学、价格学、数量经济、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交通经济等新兴应用学科，使当时南开的经济学学科总体水平站到全国最前列；相应地组建了管理系、国际经济贸易系、金融学系、保险学系、旅游学系、会计系、国际经济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机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及后来又独立出来的商学院，成为国内高校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两个学院，为南开大学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间，谷书堂教授对南开的学术杂志也倾注心血，于20世纪80年代初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与国家物价局合作创办《价格理论与实践》，到现在发展成为《南开经济研究》《南开管理评论》这两个影响更大的经济学、管理学杂志，大大促进了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九、有教无类，不拘一格教人才

谷书堂教授在教育思想方面，坚守一个信念，就是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他更加重视有实践经验者的努力。在他招收的硕士研究生中，有相当一些人是没有正规本科学历的，有的甚至是自学成才的农家子弟。他以实际行动实践着孔老夫子有关人才培养“有教无类”的思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每年招收的学生的背景各不相同，水平参差不齐，但谷老师都耐心地教育他们。在我的硕士同学中，有一个是某地区乡村的木匠，人很聪明能干，也非常刻苦勤奋，但家中经济条件较差，基本都是自学的各种经济学、管理学知识的。他当年是慕名来津考魏勋教授、谷书堂教授的学生，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又继续准备考；他平时无钱租房子住，就在现在的津南区找到一艘废弃的破船，由于他是木匠，就将破船修了修，在那里居住、生活、复习。为了准备考试，他要常去听魏勋老师讲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其间聊天中魏老师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欣赏他的学习精神和坚韧毅力，于是和谷老师商量了一下，一起在学校里面为他找了个地方住下，免掉了学费、房租等各种费用。

这个同学感恩戴德，发奋努力，终于在隔一年第三次成功考上了硕士，毕业之后又到北京大学攻读了博士，导师是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博士毕业后他辞去国家物价局工作，回家乡开办了信用社，由于头脑“发热”、工作失误，采取了非法揽存、高息贷款的违法违规经营方式，结果借款企业还不了款，信用社蒙受巨大损失而最终倒闭。国家要因此判处他重刑，谷书堂教授了解后很为其惋惜，但念及他虽然犯罪，但并无挥霍，也无贪污，因此组织若干有地位者及我们这些有一定影响的学生，东奔西走，左右求援。在谷书堂教授带动下，我们都尽力而为。

其时，有一位律师帮助为他打官司，但是经费不足，找到我要求帮助，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帮助律师拉业务来募集资金。我花费很大努力，经过多方联系和协调，为其找到一笔处理不良资产的业务，尽最大努力摹集了几十万经费，为这位同学申诉减刑解决了部分困难。当时，谷老师周围也有人劝他不要管这个学生的事，但他觉得这个学生的行为还没有突破个人道德品质的底线，是可以再教育的，应对此学生保持着一颗爱心，容许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为其免除了极刑，并鼓励他在狱中积极上进，而在狱外谷书堂教授带领一些老师和我们这些同学们自掏腰包捐款，尽量帮忙照顾他的妻女的生活，使他免去后顾之忧。

我这个同学也的确是一个大奇人、能人，他在监狱中坚持习武、练拳、读书、研究，竟然写出几本颇有水平的新书，争取减刑提前出狱。十几年的高墙生活，他居然精神不垮，身体不衰，一如进去之前的状态，于是谷教授又张罗安排他出来后的生活和工作。我按这个意思，又为帮助他实现他的一些新的“宏大设想”（有些超乎常规的设想）而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有些也没有成功，但听说这位同学在别处已经干得红红火火。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谷书堂教授对学生真的费尽心血，一直都是诲人不倦，真心地希望学生以后能成为有用之才，即使学生一时犯错，他也不轻言放弃。每个学生的点滴进步，他都非常高兴，每次听到学生们的成就，看到学生们的进步和成长，谷书堂教授总是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幸福。

十、甘作人梯，扶持后辈人

谷书堂教授作为教育大家，特别重视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和锻炼。这里仅举几例。我的硕士同学逄锦聚，来自山东省胶南县农村，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管理才华，经过三年硕士学习后，在很年轻时就被谷书堂教授推荐到学院担任副书记、院长，以后又到学校担任副校长，这在当时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我自己的成长发展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年我30多岁从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后研究完成归来，谷老师考虑再三从事业未来出发，直接把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这副担子从他的肩上交给了我。那时我也年轻气盛，希望回来能担当重任干一番大事业，但这一决定多少还是让我有些意外。因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作为我的母校，我深知其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研究所”）创建于1927年，它是如此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以至于在中国高校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与其比拟。它的所长一职历来都是由有着辉煌业绩的资深学者担任。如第一任所长当时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先生担任，之后的继任者有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陈序经、王赣愚、季陶达、陶继侃，南开指数至今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改革开放后的所长是由校长藤维藻先生兼任的，再后来是熊性美先生、钱荣堃先生，谷书堂先生是第七任所长。这些学者都是各个时代的一流经济学专家。我担任第八任所长，无疑是“亚历山大”（压力山大）。

但是我理解，这是谷书堂教授作为老一代学者的信任与嘱托，我必须接受并全力干好。所幸始终有谷书堂教授的指导，自从1993年我担任这一职务后，与几位同事倾全力工作，应当是没有辜负谷书堂教授的期望和厚爱。我当时制定了一个规划，实施五个一工程：建立一个基金即谷书堂经济学基金，实行了双周学术讨论会制度，推动一个大型研究课题，出版一本有影响的专著，每年召开一次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会议等。在我担任所长的五年里面，这些目标基本都圆满实现了，经济研究所的老师们承担的课题数量、争取的经费数量、发表的一流杂志文章数量、经济研究所与内外其他学术机构的联系，整体上的学术影响在国内都有大的提升。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谷书堂教授支持的结果，我在每一举措实施前及实施中，都能得到他无私的指导和精心的支持。比如，在召开庆祝经济研究所成立7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时，来自全国及国外的专家学者近千人，谷书堂教授都是坐镇指挥，帮助我化解了一个个矛盾和问题，保证了会议的顺利与成功。当时有人说，经济研究所是以一所之力召开了一个校庆会议，了不起。

20世纪末，天津市委高德占书记学习上海，从学界选取人才充实政府官员队伍。组织上安排我和全市另外七位博士教授（民间说“八大金刚”），到市政府有关部门挂副厅局职锻炼。我原拟到市经委，到位前又被市计划委争取到，担任副主任。谷老师听说是挂职，且可以更贴近地知悉政府部门运行规律，即欣然同意给予支持。但一年后要求转正时我拿不定主意，当时我还是经济研究所所长，所里面工作怎么办？谷书堂教授也犹豫了，但考虑是市委组织决定，加上有先干几年再寻求回校的想法，也就勉强同意了。在当年的一个场合，我曾就此事向著名学者戴园晨教授请教过，他颇认真地说，当然要去赴任，你现在是去做政府高官，在中国体制下职位较高就可行权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不比我和谷老师当年只是一底层科员，只有听喝。况且，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指导实践，最终要完成改造现实世界的任务。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逐渐明白许多。我下定决心但求做事，不为做官。

我先在发改委干了四年，然后升任市政府正厅局级秘书长至今，一干就是十多年，中间也曾有过徘徊，有过回校教学的念头，但对政府的分管工作，始终做得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先后协助完成了李盛霖的半届、戴相龙一届、黄兴国一届半政府工作，真正运用我所掌握的知识，为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化、新世纪的三步走战略、应对加入WTO的挑战、第三增长极战略、工商制度改革、劳动社保体制实施、增值税制度改革，特别是金融创新方案制定与实施方面，为天津打造基金管理中心、租赁金融基地、综合经营实验田、外汇管理直通车、场外交易资本市场体系、于家堡金融中心、自由贸易区等等做出了贡献；职务上多年未动，按时下标准不算高干，却属高官了，主持首次天津达沃斯论坛、七届“融洽会”等一系列高端会议，在多个场合代表市政府表态、发言，可以说为人民、为天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社会建设做了相当的努力和贡献，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为官底线，政绩政风，道德人品，深为上下左右所称道。因此，我心坦然、豁然，也应当说是亲身实践了谷老师一贯倡导的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理论源于实践又必为实际服务的宏愿。

十一、朋友般相处，师生情谊深

谷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教书和研究，追求与理想，脾性及风格，一直是我们学生辈学习的榜样。他不仅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师长，也是一位值得深交和信赖的朋友。谷老师一直都是谆谆教诲、孜孜不倦地教育着他的学生，给学生以亲人般的关怀，与学生结下朋友般的友谊。

我作学生时，谷教授与谷夫人伏义琴教授，经常请学生们到他们家里吃饭、聊天，真正把学生当作朋友、孩子、亲人一样。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住在南开大学北村的一所住宅楼的顶层，大概是五楼，他邀请我们学生去他那里吃饭。我们都很高兴并且主动表示要前去帮忙，他就说不需要帮助，你们就按时到达即可。当我们想着他们老两口岁数大了，一定还是需要有人帮助做些体力劳动，所以稍微提前到达。到了后发现，他们早已经把通道杂物清理好，几个桌子拼成的长条桌子摆在接待室，上面满满地摆放各种糕点，形形色色，令人垂涎欲滴。由于学生较多，大家说说笑笑，一会即狼吞虎咽，一扫而光。事后我们议论，谷教授和伏老师为这顿饭实际上付出了很多辛苦劳动，采买搬运，收拾整理，就是把几张桌子搬进来也得费他们不少力气。哪如现在，要吃饭就进饭店，花几个钱什么都有了，不必费心费力。对比起来，老师对我们的心意，实在是太大太重了，学生应当铭记在心。

我们从谷教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一些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更学到了他科研教学的风格、教书育人的方式、做人处事的风范、为人行为的模式。谷先生和他那一时代的老一辈经济学人一样，都具有很相似的优秀品质和执着的人生追求。他总是教导学生们要以国家大业为重，淡泊个人名利，做一个正直坦诚、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学会互谅互让、容忍、和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十二、实践问题导向，理论接地气

谷书堂教授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联系实际，他善于敏感地从现实中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研究题目。翻开150万字的《谷书堂文集》（上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可以清晰地显示出谷书堂教授追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轨迹，集中总结了他多年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心路，也是中国几十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透过这个文集，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含义”的论述，即于1955年在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上，同魏埙教授联合发表了《价值法则及其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各个阶段上的作用及形式》的论文。这是他初露头角的成名作，后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扩充为单行本，并于以后两次再版，引起中国经济学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几次大的讨论，吸引了众多著名学者如骆耕漠、张卓元、吴宣恭、林兆木、卫兴华、曾启贤、孙膺武等，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讨论。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在社会各界认识不一。谷书堂教授于1979年发表了《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成为我国最早明确认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性质的经济学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谷书堂教授在（1985年）第一届全国高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按劳分配”的“按劳动贡献分配”的观点，并从市场经济考虑扩展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8年12月）与学生蔡继明博士合作完成《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提交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20世纪90年代初他积极支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在他先后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进行了全面、集中的阐述和体现。

谷书堂教授不仅重视理论研究的实践性，根据实践需求提出问题，他还身体力行，亲自迈开双脚到实际中了解情况，寻找答案。1980年谷书堂老师带领学生到威海，下到工厂车间了解管理制度的现状和改革方向，了解工人的收入分配情况。其中1983年他到烟台市调研产生的影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在调研期间应邀去烟台党校进行演讲，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与包产到户联系起来，认为农村体制应当往这方面发展。当时，山东烟台地区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比安徽省等地百姓的生活水平高了不少，大家对搞土地承包责任制不太能够想通。据说胡耀邦多次说服烟台地委书记，但仍无法推行，无奈只得将其调入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其间干脆通过组织手段更换了负责人，由别人担任烟台地委书记。谷书堂教授的那次演讲可能正是新书记任职后的作为，他的演讲应当是提升了人们的认识，真正做到了将理论联系实际，融会贯通，并使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启迪，扫除了烟台地方官员和农民对包产到户的疑虑，因此名声大震。

我夏天回家时，跟家乡的镇干部和老师相见，介绍我在南开大学读硕士，其间他们问起我的导师是谁，我跟他们说是谷书堂老师。出乎我意料地他们都个个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谷老师，难道乡村农民也知道谷书堂的大名？我非常愕然。一询问，原来他们这个层次的乡村干部就是通过听谷老师的那次演讲而知道他的，他们都觉得受益匪浅，从而敬佩他的学识，并认为我跟随了一个好老师。我猜测，也许正是谷老师的精彩演讲产生了积极效果，1984年烟台地区跟上全国改革的步伐，全面开始推广包产到户。

十三、鼓励创新，不尚空谈

谷书堂教授不仅自己理论联系实际，而且鼓励学生也要深入实际，不尚空谈。我在报考硕士时曾专门向他介绍了我的讨论包干到户责任制的适应范围的本科论文，给他和扬玉川教授看了我关于农村集市农产品价格调查报告等文章。他们对我论文中通过调查提出的观点非常赞同。我的硕士论文是命题论文。当时谷教授承担了国家一个《关于经济调节机制改革》的课题。有同学承担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的改革部分，分配我承担的是指令性计划的改革方向这一部分。我不愿意担任这一部分的研究，认为没什么意义，也真不知如何改革，因为当时的舆论认为指令性计划要全部取消，即没有什么可改革的。但是我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因此我就接受了任务。有同学调侃：“你是按指令性计划研究指令性计划，结论却是否定指令性计划。”

谷教授就鼓励我们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我和锦聚同学等一起，先在京津地区国家部委和大型国企业中访问，又去辽沈地区考察有共和国长子著称的钢铁企业，再去苏南苏北常州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最后去了安徽、江浙民营经济发达一带考察。这样的纵横半个中国的大规模调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回校后写出了《指令性计划如何利用价值规律》的论文，主张一方面要大大减少指令性计划的调节范围，只在必需的领域里保留；另一方面指令性计划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价值规律；我提出一个群体指令性计划的新概念，认为指令性计划是必须完成的，但在完成指令指标时可以在群体内开展竞争，利用利益导向完成任务。这可是“大大的”创新，得到了谷老师的高度认可。结果此文在学术名刊《经济研究》上发表，并且被后期一些综述性著作所摘编。

硕士毕业后，为扩大我的研究视野，培养宏观观察能力和敏感度，谷书堂教授和当时所长熊性美教授专门联系，安排我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原名为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熟悉中央高层战略思维。在那里，我与李山泉、岳冰等同伴一起在吴敬琏先生的领导下，为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胡耀邦、张劲夫、田纪云等写内参报告。记得当时条件较差，我住在月坛北小街的地下室里面，潮湿阴暗。白天还要挤公共汽车到府右街设在国务院内的经济中心上班，后来经济、价格、技术研究“三中心”合并，又转移到旁边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上班，工作辛苦劳累，但经常有新人新事吸引我，还是很有新鲜感和成就感的。

那时人事层级简单，在吴敬琏同志主持下我们经常可以直接请各部委的领导到中心介绍情况，因此我们起草拟定的报告就经常能够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和肯定。当时社会热点及领导的关注点是改革与形势的关系问题，由我撰写的关于经济是否过热，增长率是否过快，通货膨胀过大，价格过高，价格改革闯关能否成功的分析报告，几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有时就用四六句子，如“材料充实、观点明确、结论清楚、措施得当”。凡有领导批示，说明我们工作有成绩，因此也多次受到吴敬琏先生表扬。不过，有时我也能从不同领导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批示中体验到高层领导之间分歧、矛盾的发生和激化，并时有不安和畏惧。

十四、杏坛举大旗，聚集天下英才

1986年国家恢复博士招生制度。当时刚恢复硕士研究生制度也没有多久，许多人对博士学位还有相当的神秘、神圣感，社会上崇尚的风气是学习和读书，真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似现在的钱本位、官本位，市井气氛非常浓厚，因此能够成为博士生，戴上博士帽，是当时许多年轻人崇高的“梦想”。

是年下半年，我经过一番艰苦努力，考取了谷书堂教授的博士生，成为他的博士开山弟子。谷老师先后共招收硕、博士生近100名，我在谷书堂教授招收的硕士学生中属于第二届（不过他第一届硕士生实际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推荐生）；他共招收博士生60多个，我在他招收的博士学生中是第一届，其中因一些特殊原因此届唯我一人按期毕业，真正的开门弟子，大师兄是也。不过这称号不是我自诩的。自从毕业后，同学们一起聚会时，时不时地要排排座次，论论先后辈号。我这个大师兄可是同学们公认的。但是师弟、师妹们有成就者，大大高于我者，大有人在，如本书作者中的周立群、唐杰、宗国英、尚斌义、高明华等，都是谷老师的优秀学生。

自从取得博士读书资格后，我一边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一边致力于博士课程学习。谷教授当时兼任中国宏观经济协会的副会长，经常从政府部门和大企业请一些熟悉实际情况的领导和专家，来学校为师生讲课，如请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房维忠主任讲中国的计划体制改革，天津市经委主任朱大年等讲授工业企业的运行情况等，他们既了解实际情况又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因此，南开学生被培养出一种不同于北大、清华的务实的素质，受益匪浅。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重点从农村进入城镇，各种工业改革机制、办法推出，涉及许多人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价格闯关、经营承包、税收分成、工人下岗、收入差别扩大。如何应对挑战？在一些青年学者，包括中国社科院的朱嘉明及经研所的杜厦、金岩石等的努力下，天津创办了《中青年经济论坛》这一引导性的学术杂志。我作为办公室主任参与其中。这里一时成为全国青年学者趋之若鹜的圣坛。

这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在进行中，以什么为主题目，我设想出了很多选择，最后与谷教授商定，围绕收入分配为主题进行研究。这是当时改革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亟须回答；也是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课题，国外的研究方法也比较成熟。我经过大量阅读、梳理、研究，按照国外通行的针对问题—提出假设—统计验证—对策建议的思路，借鉴国际先进方法和理论，依据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条件，提出了“公有主导经济收入分配倒U曲线”的假设，并运用《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外文献数据，借助国家统计局天津市调查总队的资料，进行了较为严格的证明。

这一理论很快得到谷书堂教授的认可，并很快由国内一流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了答辩，其成员有戴园晨、卫兴华教授等，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随后被当时代表中国学界前沿水平的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选中出版。谷教授在此书前言中指出：“陈宗胜是我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书中提出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理论模型和倒U假说，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收入差别的系统的实证分析，在经济学文献中均属首次尝试……通观全书，可以看出，陈宗胜同志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是下了工夫的，付出了大量心血，填补了经济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陈宗胜同志的分析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渗透着一种科学的精神，我所欣赏的地方主要也在这里。书中强调在研究中运用以实证分析为主的方法，从关于公有经济收入差别的理论模型的抽象分析，到利用实际资料做出的检验分析，都体现着这一方法。”如果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在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影响的话，则这本书就是我的成名代表作了。但是，应当说明的是，此书从选题到调研、从观点到文字，都是在谷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

在读博士期间，随着读书范围的拓宽，专业英语水平的提高，选修课程的增加，我的研究兴趣也逐步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当我选听了英国剑桥博士、老一代经济学家、现在105岁仍然健在的杨敬年先生的发展经济学课程，并且大量阅读了他指定的英语书籍后，我的视野再次拓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二元经济转换，研究一个农业国如何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如何从低收入水平的落后经济上升到中上收入水平的发达经济。我第一次听后，觉得眼前豁然开朗，这不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吗，这不研究的就是中国经济吗？因此我花费大把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发展经济学理论。

也是上帝眷顾，正在此时，杨先生邀请到国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Gustav Ranis）教授，由我的好朋友林毅夫博士陪同，来南开讲学。他讲的内容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二元经济理论，是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理论模型。我深为他们理论的严密逻辑、几何表述、数学推导所折服，也深为发展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紧密联系所吸引。我在博士论文中全力吸收了发展经济学的营养，其中题目中《经济发展中的……》就是明显的借鉴。我暗暗确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因此博士毕业后，我就征得谷老师的同意，在他和杨先生以及林博士的推荐下，在福特基金的支持下，申请到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在那里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无心浏览新英格兰地区的旖旎风光，几乎全部时间都泡在它庞大的图书馆里面了，还不时地利用他们邮寄的方便，从别的联网图书馆寻找约定的书籍。可以说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我把与我论文相关的主要书籍和文章，尽管非海量，也无须云计算，但还是量很大，都努力浏览过一遍。结果使我研究的自信心大增，文献中没有与我类似的观点的记录，那就确定了我关于“公有经济倒U理论”的创新性，或正如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拉尼斯教授所首称的“陈氏倒U”，也诚如谷书堂教授所说是“填补了经济学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从那时起，收入分配问题就成为我的长期研究方向，也是我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我的一些观点在学界和实际部门，都还是产生了较大的正能量和正影响。

我曾当面同谷书堂教授谈过我个人的体会，即博士学习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台阶，在人生的诸多台阶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大略地说，一是可掌握观察、研究从而解决问题的系统的成熟方法，这很不同于以前阶段的知识积累；二是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氛围中，在某些时候的某个地方，如在强调文凭的作用时，“博士帽”可能为一些人的社会进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当然其中也会为一些投机分子提供了“及时”、“有用”的条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些年一些本无心长知识的人，也拼命要挂个某学位头衔。当然，得博士学位者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好人都应当知道感恩老师，明白老师为我们在人生阶梯上提供的帮助的意义和分量。我想我的同学们都会有类似的体会，都会为有幸得到谷书堂教授的教育而感谢他。

的确，我们作为他不同时期的学生，有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级的老师，总是感到很幸运。我们每个人谈起曾经作为进入谷书堂教授师门的学生，都是一脸的自豪，一生的骄傲。（本文作者：陈宗胜，男，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编者的话

编写此书的最初构想源于2012年秋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柳欣教授与山西经济出版社的同志一起商议，希望编写一部记载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的学术经历与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著作。编写之初，柳欣教授为此书付出了极大心血，他不仅做了大量前期的组织和策划工作，而且亲自撰写了本书的写作提纲和初步拟定了各个章节的撰稿人，其间历经多次修改，及至写作大纲的最终审定。然而，就在本书各章节的作者们开始分头写作并部分完成书稿之时，柳欣教授却不幸于2013年10月24日突然因病离世，留下了未及看到本书出版的巨大遗憾，以及众位师友的亲切悼念。

为完成柳欣教授的未竟心愿，另一位主编常修泽教授挑起重担，带领本书的两位主编助理周云波教授和王璐副教授一起，本着对每一位作者回忆其与谷书堂教授共历学术生涯之情的高度负责态度，完成了原先布置的36篇稿件。我们对每一篇稿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并经过共同商议，将稿件按照所属类别，大致分为“总述”、“学术思想篇”、“教育教学篇”、“师生情谊篇”，以及“学术成就篇”这五个部分，并分门别类地进行了修订和审议。最终本书成稿40多万字，书后还附有谷书堂教授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60余年来所撰写的主要著作和主要论文的目录，以方便读者查阅。

按照书中各章节顺序，本书五篇36章内容的主要撰稿人有：谷书堂、伏义琴、逄锦聚、蔡继明、常修泽、郭万达、乔葆和、陈宗胜、刘玉录、李罗力、马建堂、周冰、唐杰、周立群、张志超、刘占军、梁广海、鲁大成、刘茂山、刘迎秋、李维安、高珮义、臧旭恒、黄志亮、高明华、宁咏、于为群、李振江、宗国英、尚斌义、周云波、耿明斋、谢思全、刘书祥、王璐等。我们感谢这些校友、作者们的辛苦劳动。同时，也感谢山西经济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每一位参与者的辛苦努力，本书的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苦工作是分不开的。

本书付诸出版之时，恰逢谷书堂教授九十华诞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恭祝谷先生夫妇康乐安泰，福寿绵延！我们亦愿柳欣教授地下有知，相信他会因这一著作的成功出版而欣慰。本书编者2014年6月15日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谷书堂自述

一、我所经历的多变的学习环境

1925年我出生在山东威海市。在我7岁时，也就是1932年，我被送进了威海海星小学。这是天主教办的学校，整个学习期间各种活动安排得很适当，没有课外作业，因而在学校里我过的虽紧张却非常轻松愉快，而且还能把功课学完学好。在小学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老师推荐了两本课外读物，一本是冰心的《寄小读者》，另一本是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这两本书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产生了共鸣。

另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偶然间，我在学校的小图书馆里翻到一本小册子，题目是《林冲火烧草料场》，而且还配有插图。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小册子时，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觉这本册子太短了不太过瘾。后来，我和一位高年级的同学谈起这本小册子时，他告诉我这仅仅是《水浒传》中的一章，并说，如果我有兴趣可以读一读《水浒传》。自此，我就借了《水浒传》来读。我当时读《水浒传》很早，年龄不大，识字不够多，所以很多字还不认识，往往会把水浒读成“水许”。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我以后继续读小说的兴趣，遇到不认识的字囫囵吞枣就过去了。自从读了《水浒传》以后，我就迷恋上了历史小说，一发不可收拾。我经常借历史小说来读，先后读了《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等很多部经典的历史小说和武侠小说。这对提高我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起到很大影响，同时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观念也深深影响了我。

小学学习时间如此短暂，转眼到了六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然而就在毕业前的某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们不要到校，并在家听候学校进一步通知，具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告诉我们。后来听邻人说是因为日本人侵占了威海，当时威海只有少量海军，并没有进行抵抗，而是主动撤离了威海。后来，我再也没听到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消息。过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学校通知我们复课。几个月后我们就毕业了，所以说，我是在日本人占领期间毕业的。

小学毕业后，我面临着是否上中学的抉择。当时在威海有两所中学，但是这两所中学都离家比较远，而且学费也比较高。对于我来说，上这样的中学显然是有点儿困难的。

为了继续上学，我的伯父也没同我商量，就领着我到了邻村的私塾去读书。这个私塾设在一所民宅内，这所民宅内有厢房3间，教书先生住了一间，另外两间作为教室。当时这所私塾有6个年龄不等的小孩子在上学，我的年龄和他们相近，算是同龄人吧！

在私塾读书期间，老师给每个学生制定的课程不一样。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到老师面前背书，老师要求极其严格，背书必须很流利，否则就要挨板子，所以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有同学挨板子，可是大家习以为常，并无怨言。

中午是老师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学生们则自己带饭在外面吃，吃完饭后，规定我们还要练习书法。当时我选的书法是柳公权的《玄秘塔》，这在当时是一种颇为流行的字帖，这样一直练到下午老师休息完了才开始授新课。老师授课时要对不同的学生讲许多不同的书，因为每个人的课程是不一样的。老师讲课的方法也很简单，主要就是解释词句，很少讲文章的意义和背景。我觉得这样的授课方式，除了多认识几个字和词以外，不会增加一些新的知识，听的兴趣不大。就这样，我在私塾里度过了自己平淡而乏味的一个学期。

1939年春节后，我的舅父（他当时是威海一家渔业公司的经理）提出要我随他全家去烟台读书。这样我就到了烟台，进了烟台市立中学。这所学校原是私立的，日本人占领后改成为市立的。我入学的时间是在下半学年开学后1个月的样子，开始学习后，由于我入学太晚，加上自己以前没有接触过外语，以及数学知识前后互不衔接，因而感觉在外语和数学学习上有困难；至于其他科目，比如历史、地理和语文等对我来说则是比较容易的，一般成绩都名列前茅。暑假后是1939年上学期，学校考虑我的情况就让我从一年级读起。

烟台市立中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错的。学校校舍位于烟台东山，可以说是依山傍水，风景秀美，校舍也给人以非常明亮的感觉。学校的学习氛围也很浓，住校学生们早晚自习都在教室里度过，只有周末才能出校门。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周围县区农村，朴实憨厚，因而与同学们相处也非常融洽，可以说初中3年是我非常愉快的3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人还顾不上限制已出版的书籍，所以我们在校还可以借到许多当时的著作，例如鲁迅、巴金、茅盾等人的著作。我当时最喜欢的是巴金的《家》《春》《秋》。

如果说初中3年是顺利的，那么高中学习生活就没那么愉快了。记得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由于初中功课不错，被直接保送上了高中。到了高中后，正值学校更换新校长，据说新校长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他以前是学校的地理老师。

新校长上台后，对军训抓得很紧，甚至请了日本教官训练我们，这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导致大家课下议论纷纷。有一次，学生们自发地聚在一起议论起罢课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不了解罢课还要准备，只是简单表示大家都不参加当天的军训。结果到军训时候大家都没有去操场。校长在操场上等了半天，不见一个学生的影子，于是气急败坏地拿着教鞭跑上教学楼，进门就朝着前排的学生抽打。大家见势不妙，纷纷从教室后门往楼外跑，但又不能出校门，最后只能跑到操场上，不知如何是好。校长追到了操场，把学生痛骂了一顿。

表面上，这个事情好像过去了，其实不然，同学们的不满情绪越发厉害了，有一些同学开始议论转学问题。当时我们班上总共有30多名学生，准备转学的已有十几个，我随大流也想转学。其中我和同班同学李建成转到了北京第九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汇文中学。这所学校当初也是天主教办的私立学校。与烟台的学校相比，这里的学校规模大、建筑高、设备好。比如高中二年级的化学实验可以由同学两个人一组自己做实验，在烟台是没有这种条件的；再比如冬天在北京的宿舍是两个人住1个屋，而且还有暖气，而在烟台，学生宿舍里竟然连炉子都没有。不过总的来说，在汇文中学过得也还是不错的。

汇文中学对学生要求严格，本来我打算在这里一直学习下去直到毕业，然而没想到，在我高三入学体检时查出肺部有阴影，因而学校要求我休学。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别无选择，在北京也没亲戚，只好选择回家。

回到烟台后，烟台的学校也已发生了变化，烟台市立中学改成市立一中，校长也不是原来的了，班上的一些老同学也劝我别管肺上的阴影，继续回到班上来一块儿学习吧。自己考虑再三，感觉还是在这里读书比较方便，于是又回到了原来的中学学习直至毕业。

毕业时，也就是1945年，我已经20岁了，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回想起来，作为一个成年人，虽然在学校里学习到了一些知识，但是对外面的社会仍然不甚了解，简直是一个真正的书呆子。为什么会这样？究其原因，我想一方面与个人的认识和努力不够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学校的封闭教育有关系。当时学校教育的知识内容不可能超越日本人规定的底线，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知识来源渠道的话，则只能是学课本上规定的东西。

中学毕业后，我面临着找工作或升学的抉择。那时候的中学生和现在的中学生不一样，而且差别还很大；只要有人给你出学费，上大学就不难。那时大学很少，考大学的学生也较少，所以那时没有感到升学压力，不像现在为了考上大学还需要充分准备。当时我们议论的只有如何到北京考大学的问题，因为那时在山东几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学校。其实北京真正够得上大学标准的也不多，相对来说，真正称得起大学的学校也就只有四五所，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等。这些学校有的是私立大学，有的是教会办的大学。我们就只能在这几所大学中有选择地报考，而且要选择费用少的学校。

实际上，外地学生去北京考大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到北京住在哪里、生活又怎么解决等一系列问题。当时有的同学可以投亲靠友，而我没有什么亲戚，只能跟着同学混在一起吃住。而且几经变动，就这样度过了考学的阶段。经过考试，我和一位同学最终被当时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

从北大发榜之后到开学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又是一个难题。这段时间我没地方住，不得已只好回到烟台，等待开学。就在这时，中国发生了特大的喜事，我听小道消息说日本投降了，中国抗战胜利了。可是当我回到烟台的时候，市面上仍然很冷清，仍是很不景气的样子，没有一丝显示胜利的喜悦。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国的军队还没有赶过来，烟台暂时还是由日本人和伪军统治，他们当然不会宣传中国的胜利和自己的失败。

当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唯一的想法是回老家，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回到我的老家——一个离威海市区很近的农村等候消息，尽管离市中心很近，但仍然很封闭，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通信。有时也只是听城里人说，市里面来了共产党的干部，但是也没有听说他们有任何措施和活动。

1946年，也就是胜利的第二年，春节后，一个同乡告诉我，我舅父一家都在青岛，原来的渔业公司也搬到了青岛。得到这个消息，我决定去青岛，到我舅父那里。当时正处于国共和谈时期，虽然没有交通工具，不过当时没有战争危险，走还是可以的。后来，我和同乡骑自行车到了烟台，辗转又到了青岛。我父亲以前在我舅父公司的一条渔船上工作，后来这条船失火导致他过世了。由于这个原因，公司表示如果我愿意上学，公司可以帮忙，这样子我未加考虑就决定再去投考。我又第二次从青岛到北京考大学，但是这时考大学的情况又不一样了。西南联大三校开始在北京联合招生，我当时报考了4所学校，被3所大学录取，分别是朝阳学院、在青岛的山东大学、西南联大的南开工商管理系。我当时被南开大学录取时不是正式生，是去上先修班，相当于现在的预科。为什么会这样？这大概与我外语差有关系。后来南开大学由于招生不足，又在天津单独进行了二次招生，我又到天津参加了考试，顺利考入了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系，就这样终于成为南开大学的学生，次年转入经济系。

当时，南开大学的规模不大，学生也不算多，大概不超过1000人。由于日本人对校舍和教室的破坏，所以能够使用的教学楼也就两座，还有一座临时的图书馆、一座女生楼，而男生楼却在六里台，即当时的南开大学北院。

南开大学给我的印象是很不一样的。原来我是在中学读书，而现在是在大学读书；原来是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学校，现在是在中国人办的学校，而且还是著名的学校。南开大学的学习风气和教学方法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在这里，学生们不但可以自选很多课，而且还可以从众多教师中选择老师。譬如说，大一的英语和国文，一门课有10多位教师授课，你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位老师的课。还有，假如你是学社会科学的，必须选择一门自然科学，例如可以选择数学、化学、生物等任何一门来读，给了学生很大的自由度。只要你努力，学校对你提供了许多条件而没有多少限制。

那时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同学们把全国各地的信息在闲谈中都说出来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我可以了解到很多情况，觉得耳目一新。那时的学生还可以自己组织社团，出壁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给我思想上一个很大的启示，自己觉得生活在这里心情非常舒畅，并且能够结识很多来自各地的新同学。1947年，我也参加了一个社团叫文艺社，是以读书为主的社团，主要读俄罗斯文学作品；还加入了一个歌咏团叫“南星合唱团”，那时这个合唱团专门唱少数民族歌曲和进步歌曲，在学生运动过程中经常表演，当时对天津的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影响很大。大家纷纷到这里学歌、看表演，我觉得生活很丰富，也很有内涵。当时我跟一些进步同学交往较多，但是那时我有一个观念，就是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因为参加政治组织而去参加政治活动，就不那么“高尚”了；参加活动应该是无私的，没有任何背景，完全是出于正义，我觉得这样才高尚。那时候，我也听说某人是地下党，可是我并不重视这一点，而我对这些人的人品和友情在感觉上还是很好的，我只是在上述这点上与他们并不同道。情况变化是在1948年。国民党有一次在学校里实行大逮捕，而且把要逮捕的人员名单都公布在报上。其实，在公布以前的头一天凌晨他们就已经行动了，即当时所谓的“八·一九”大逮捕。其实，逮捕的消息事实上通过地下党及其他渠道传出。包括傅作义的女儿也早已把消息传到了学校，所以到了逮捕之前，地下党员都已纷纷离开了学校，其中有的到了解放区。我由于没有参加组织，还在养病，所以没有考虑要离开学校。但是，那些同学一走，却给我留下很大的失落感，本来我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现在都走了，开学以后班上的熟人没几个了，剩下的一些同学和我也不太熟，于是内心顿时产生了一种孤独情绪。原本身边似乎是有个“集体”的，现在却没有了，只剩下孤单的“我”一个人。这个感觉促使我的思想开始转变。

1948年秋天，有一个同学（这个人前几年在天津去世了）来找我。他是一个地下党员，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想到。他找我谈过几次话，了解我的情况和看法，最后他要求我写一个自传，然后就通知我正式成为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的成员。这个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入了共青团。它的宗旨是：建设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国，与我当时追求的目标是相符的。

我在大学的前三年正值学生运动高潮时期，罢课一次接着一次，学校的秩序不像原来那么正常。每次学生运动我都义无反顾地参加，但是正常的课我却从来不曾丢下，只是自学的时间都被这些活动占去了，这虽然占用了很多学习时间，但思想观念却有很大的转变。原来我对生活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就好像是大海中一艘小船随风飘荡一样，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是知道做人要诚实、忠厚，要与人为善，单纯从做人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至于在整个社会中，应处于什么位置，应该怎样对待社会生活，却没考虑过。现在经过在这个环境的洗礼，使我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新内容和新的追求目标。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有了新的梦想，那就是破坏旧社会，建立自由、平等、幸福的新社会。尽管这个目标当时还是很笼统的，但是还是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950年我大学毕业。大学四年的生活中，我的生活态度、人生观都有了显著提升，虽然在知识上受了点损失，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所以，我一直热爱和留恋这一段大学生活。

二、初登讲台的十年教学生涯

人们都以为我是毕业留校的学生，其实不是。我是在1950年毕业前夕，被天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兼文教部部长黄松岭留下到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当时，除了我之外，我们班上还有4名预备党员学生也被留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毕业生名单中删掉，以避免我们被分配到全国其他各地。由于这个原因，自然而然，我就在当年的7月份毕业后到了市委宣传部学校教育科工作。

分配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后，生活基本上还是不用发愁的，因为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吃饭不用花钱，而且每月还有两块钱的零花钱。由于我母亲在农村，我也一直没负担过。至于工作上，由于刚去新单位也没安排具体工作，部里只是让我了解天津市一般的社会情况，例如看看报和读读材料等工作，其间只有两次陪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到市里听各区县委汇报，做记录，此外也就没什么其他工作了。于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自己的心情也非常憋闷，对这个环境极其不适应，时常想尽快离开这里。

有时候人的命运真的是与机遇密切相关的。正当我想要离开市委宣传部的时候，正好南开大学的校领导到部里找黄松龄部长，请求帮助解决学校的政治课老师的问题。当我听到这消息后，立即向科领导表达了愿意回学校工作的想法，科里似乎没有不同的意见。就这样，我就成为南开大学政治课教研室的老师，主要负责学校财经学院的政治课教学辅导工作。

在学校工作一年后，也就是1951年，我被调到经济系。当时经济系的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是季陶达先生，季先生对我很器重，并大力培养我。那时正好中央高等教育部趁中国人民大学刚成立的机会，聘请来一些苏联专家，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师资。高教部便利用苏联专家在华期间的时机，临时成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实际是师资培训班，从全国抽调了20多名教师（大部分是青年教师）。当时南开大学经济系将我选派去进行学习培训，就住在当时的燕京大学校舍。

来此讲课的苏联专家有3位，一位是阿尔马卓夫，主要讲资本主义；一位叫加姆什金，主要讲帝国主义；最后一位叫然朗，主要讲社会主义。前两部分课我以前在学校里学习过，并且在课外也读过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比如说，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所以我对前两部分并不陌生，学习起来也比较轻松，唯独对社会主义部分却从未接触过。这部分不仅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当时没有，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没有，更不用说有什么像样的教科书或参考资料出版了，因此我在上课时特别认真学习，注意听讲，总想尽可能把这部分理解清楚，了解透彻。

经过1年的学习培训，我们这批青年教师感到收获颇多，自觉认识水平也有了较快的提高。培训结束回到学校后，经济系主任就把系里最重要的教学任务即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课程都交给了我，并让我在两年时间里教授完毕。一方面鉴于系主任对我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对教好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也很大，所以工作很努力，花了大量时间备课。备课时克服了不少不了解社会主义情况的困难，因为当时社会主义部分并没什么可参考的汉字书籍，即使能看到的也都是翻译的一般政治经济学部分，比如《列宁文选》，也都没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所以备课的大部分精力还是在理解原来听讲的讲义方面。

然而当时的问题主要还不在于教课等方面，而是在生源不足的问题上。当时上大学的学生不足，政府为了重点发展理科，于是尽量满足那方面的需要。因此愿意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更少了，以致很难满足我们的教学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就把没有条件到理工科读书的学员，差不多有20多人，分到了政治经济学专业。因为只有20多人，文化层次也不齐，而且还有一半学生有自己的专业偏好，不愿学政治经济学，所以解决学生专业方向问题便成了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这样，在1951年至1953年间，我一边教课，一边做学生专业思想工作，很吃力地度过了自己头两年的执教生涯。

从1953年开始，由于考生严重不足，政治经济学专业被迫停招学生。1954年，学校偶然听到在北京有一部分会计统计中专毕业生还没有分配，于是紧急派人去那里挑选了一批学生到南开来学习，同时还招了一小部分在职干部。令人欣慰的是，那些中专毕业生对大学感到很新鲜，并且没有专业取向问题，唯一不足的是这些年轻人对问题的理解显得肤浅些。不过总算还是有学生可教了，于是我的任务是转到会计统计专业讲授政治经济学。1956年，政治经济学开始再度招生，这一时期招来的学生多是工作过的，而且年龄偏大，有两个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其中也有几个高中毕业生。这些学生倒没什么专业取向，而且对学习政治经济学颇感兴趣，我就又转回到政治经济学专业讲授课程。

1957年3月，高等教育部为了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从全国抽了5名教师参与编写工作。分别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涛、复旦大学的苏绍智、厦门大学的陈可昆、东北师范大学的冯宝兴和我。坦白地说，我们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不可能有什么新内容，都是苏联教科书的那套模式，所以编起来并没费多大劲，到了5月份就完成了。本想编写完毕就可以回学校了，没想到高等教育部并不让走，要求我们继续留下编写压缩讲稿式的政治经济学辅导材料，用以帮助青年教师上课方便，这样我们就继续留了下来。此时还增加了北京大学的张友仁和四川大学的周春两位教师。

1958年，是大跃进的第一年，先是在农业上传来了农业大跃进、大丰收的消息。当时我们也组织了教师和同学去进行参观考察，例如到东郊区的新立村，看到稻子长得茂盛密集。我们去的时候正值傍晚，看到稻田里挂了很多高度的电灯，稻田下面设置了很多通风口，当时我们觉得这样成本是否太高，后来又听说有的稻穗是从其他水田里移植过来的，显然这是一种虚假行为。后来又传来河北徐水县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和农村吃饭不要钱的消息，总之各种新闻层出不穷，但并没有维持多久。当时整个社会显得很热闹，也很混乱，由于人们忙于大炼钢铁，无暇顾及农田，结果造成不少粮食烂在地里，农村普遍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情况。

社会如此，学校里也不能不搞大跃进，校领导组织老师和同学合编教材，并突出同学的作用。其实，真正编出的教材也不过两三章，而且水分很大。这种虚伪的货色，还要经过包装后到北京展览。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想到南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所谓的合编教材之举，心里总有一种负疚感。

1959年，河北省委原常委朱自强同志直接到经济系要求经济系给省里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参编班子除了南开一些教师外，由省委党校抽调一些教师和各区委有写作能力的干部参加，部里还派了两个副处长指导和监督。当时天津市归属河北省，省里可直接下达上述任务到南开大学。因为编写人员来自各个方面，想法和水平很不一致，所以需要一个统一认识的过程。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这个突然的消息使大家思想上出现了一些疑惑和混乱的情况，再加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致使这项工作有始无终。

1959年大约11月份，学校宣布党内开展反右倾运动，并规定只限于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由于当时的我是系党总支副书记，所以正好被划到这个范围以内。当这一运动由校一级推进到系所一级时，出乎意料的是经济系竟将我作为批判重点。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感觉我既没说过错的话也没做什么错事，为什么重点是我？看了大字报，有的竟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我感觉这不仅有夸张还有捏造。虽然在被迫的情况下我做了一次又一次检查，仍然没有通过，这样的局面持续到了放寒假才停止下来。

大约在1961年开学之初，学校党委副书记找我谈话，说我的事情（指经济系把我作为反右倾运动的批判重点）暂时就这样吧。党的工作就不要干了，教研室副主任可以继续干。虽然这似乎是一个“结论”，但既没有说明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挨整，我仍然觉得不清不楚。因此我心里很郁闷，情绪低落。

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了解到一些情况终于明白了，原来学校中层党组织负责人都是一些原学校地下党或与此有关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经过这次斗争统统被撤换下来，而代之以一批刚调入的工农干部。他们参加工作早一些，组织性强一些，人们对此称之为“掺沙子”。

后来，我想反正当时也没什么课，不如到农村去搞调查，多了解一些一手材料。于是我约了教研室两位年轻同志刘茂山和林振凎去了天津郊区王庆坨公社进行农村调查。公社干部怕我们在食堂吃不饱，于是建议我们到他们公社所属的郑楼村，因为据他们说这个村可以吃饱饭。郑楼村是一个小村，全村80户人家。队会计接待了我们，晚饭安排在生产队炕上吃窝头和咸菜，不限数量，完全可以吃饱，边吃边聊，心里很高兴。我们问会计：“为什么你们村能够吃饱？”他高兴地说：“因为我们队长人好，很关心老百姓，有时不听上面的瞎指挥。例如上级要求深挖、密植，而队长却主动依靠老农的经验去做，他认为老农一辈子种地，他们是最懂得种地的。”我们又问他：“如果公社领导发现了怎么办？”会计说：“我们公社书记是很实事求是的，对瞎指挥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是支持我们的。他说，对于上面的检查，他们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沿地边走一遭，不可能什么都看到，我们往往会在他经过的路边地方密植，但大田的里面还是照原样种植。”会计又说：“我们虽然过关了，但后来本公社书记却被当作白旗拔掉了。”他建议我们有时间可以找公社书记了解一下情况。

后来我们找机会同那位公社书记谈了一次。他大约40多岁，不大讲话。因为他知道我不是来检查工作的，所以对我们谈话似乎并无太多顾虑。他说：“我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共产风’。”他还谈到附近一些公社刮共产风的情况，有的往往因此而挨饿。他又说：“其实我们这个公社也不能说没有共产风，但比起他们总是好一点，由于我对上面不切实际的指示不同意，便对村里的要求不大严格，最终我就成了白旗。”

在农村调查期间，我们还到过附近的霸县堂二里公社，当时由于没有拿正式的介绍信，只能就近和社员通过聊天了解一些情况。有一天，一个老农大约有60多岁的样子，正在打谷场草席上躺着休息，我就坐在他旁边问他的生活如何？与过去有无变化？他说过去虽受剥削，但还能吃饱饭，可现在不受剥削了，却吃不饱饭，还要挨饿。针对他的讲话，我只能按照当时报纸上的说法，解释说“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他听后很反感，说：“什么自然灾害啊？我是本地人，这里许多年都是正常年景，怎么粮食倒变得不够吃了？”我听后无言以对，因为我知道这种解释是不实际的。

通过这次调查，我印证了原来听到的许多关于农村的情况，确认这些情况是确实存在的。但为什么都长时期得不到解决？当时我想也可能是中央不了解下面这些情况，于是开始考虑应该写信报告中央。但是在整理材料和酝酿写报告的过程中，又了解到一些情况。例如，有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反映农村实际问题，却遭受到了批判。这种情况下，我写信又会遭到什么结果？想到这些，我原先的念头开始动摇了。

与此同时，我还听到北京经济研究所一位老研究员带领几个研究人员在冀东调查，也碰到了实际情况中与上述同样的问题，给上面所写的调查报告也大体相同，同样也遭到了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当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原来想给中央写信的冲动完全被打消了。也正因为此事，使我考虑到“实事求是”虽然是那么重要，但要做到却是多么困难。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实事求是”既然是反映真理，就应该受到尊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只能是社会存在问题，而这是应该改变的。当然，也应承认这与当时自己的胆小怕事有关。从那时起，我对实事求是采取了更加认真的态度，不论写文章还是教学，弄不清的坚决不写和不讲，绝不人云亦云地跟风跑。至于政治上的问题，因为很难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暂时避开为宜。但最关键的是首先弄清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近十年来我获得的一个重要教训，这也是我的真实思想。

三、跌入谷底与缓慢回升的岁月

自从反右倾运动以后，我的心情就一直比较压抑，于是总想找个机会出去读点书。正好那年我没有课，借着闲暇，我就到中央党校去看望黄松龄同志（以前在天津市委担任宣传部部长的那位老领导，后来调高教部任副部长）。当我跟他说明来意后，他对我说，他不是党校的人，他在这里也是借住党校的房子，不过如果以后有机会，他会通知我。不久以后，我就收到他的亲笔来信，大意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挂职副校长，主要目的是利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帮助他搞调查研究，他说如果我有兴趣可以加入这个调查研究活动。接到他的邀请后，我就到中国人民大学报道去了。当时参加黄老这个活动的，不仅有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几位教师徐禾、李云、吴树青、林兆木等，还有像我们从外校去的一些老师。比如有复旦大学的蒋家俊、厦门大学的吴宣恭、吉林大学的王书相，以及浙江师范大学的陈老师等。

其实在这里的活动并不多，我记得整个1年只不过有4次活动。一次是听黄老所做的农业调查报告，另外两次则是讨论经典著作里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等概念的内涵问题，还有一次活动是校外在这里举办的讨论社会主义生产价格论的问题。最后这一次活动特别值得一提，这个活动是由北京经济研究所的孙冶方同志倡议举办的。北京经济研究所当时在他的主持下很活跃，除了他本人在各单位讲演以外，还组织所里翻译若干本当时苏联的新的理论著作，例如很有影响的利贝尔曼的《利润论》、马雷舍夫的《社会主义生产价格论》等。他们在中国人民大学里面组织讨论社会主义生产价格论，让我也参加。由于我当时脑子里都是传统的观念，所以对讨论该书关于生产价格理论的观点采取的是否定的态度。

1963年暑假，我回到学校，转眼间又快到10月份了。按照南开的传统，每年10月份校庆期间，各个单位都要举办学术讨论会。于是，我仓促地准备了一篇关于论生产价格的文章。我认为，社会主义工业生产不会形成生产价格这是原有的观点。我总觉得该有点新意，于是就在农业上做文章。同时，农业是集体所有制，需要考虑单位的利益，而且它的资金可以转投到利润高的部门。基于这个逻辑判断，我认为在农村公社里是可能形成生产价格的。当时这个问题纯粹是临时编出来的，经不起推敲，由于大家对这问题接触很少，所以也并没有引起较多讨论。

到了1964年的春天，我突然接到北京双周座谈会的开会通知。对此我心里很纳闷儿，心想为什么这个会邀请我？我知道这个北京双周座谈会都是一些北京的老同志和一些对理论有兴趣且担任经济领导职务的人才能参加的会议，大学老师基本没有人能够参加，除了北大的樊弘教授（据说是费了很大劲才挤进去的）。而我是在天津，而且对该会也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会邀请我参加呢？当我参加了以后才知道这个会有特殊目的，而且的确与我有关系。

这个会议是在中宣部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的。开会是在晚上，我到场时，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灯光很暗，吸烟的人很多，满屋子乌烟瘴气的，但很寂静，没有什么人说话。过了一会儿，中宣部的部长邓力群主持会议并宣布了会议主题，原来会议目的是批判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修正主义观点。接着大家一个接着一个发言，发言的人基本上都是经过准备的经济研究所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其他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并没有发言。那些发言人员的发言内容都是批判性的，而且批判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观点，有的要与他划清界限，有的检讨自己跟着孙冶方犯了错误。看到这种情景，我顿时就明白了，原来找我来参会实际上是让我来接受教育的。当会议接近尾声时，会议主持人要求孙冶方自己表态。孙冶方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只要求保留最后的答辩权。”这样的表态在当时是极少见的。之后会议就散了，但他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也很有影响。

回到学校不久，我发现北京和学校早已经取得了联系，经济系也按照批判孙冶方的模式在系里召开了批判我的会议，批判我的所谓生产价格论和修正主义观点。

1964年下半年，整个农村搞“四清”，而城市里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南开大学也展开并深入到系所。南开大学开展的活动似乎是以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作为重点，要求参加者是共产党员，党外人士不参加。活动开展不久，省委就派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检查团到南开来，一到南开就把主要的力量和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为什么确定将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党员作为批判重点呢？这是有背景的。早在1962年的时候，中央在北京开过一个七千人大会。这个会具体内容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从其他渠道和民主党派人士那里得知，原来这个会议倡导的开会精神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就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目的是让大家发言。按照这一精神要求，经济系就动员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党员勇于发言，要求大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并且开过好几次会来动员大家说话，在会上后来还宣布了康生的“三不政策”指示，即“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讲话。在经过多次动员后，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年轻党员教师终于开口说话了，像徐振方、刘茂山、王警吾等老师都纷纷发表意见，而且提了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看法。大致内容是：在农村，由于粮食不足，出了很多问题，而在城市里面由于重视产量不重视质量而造成的浪费现象特别严重。不过我那个时候由于情绪比较低沉，所以在会上并没说话。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1963年10月校庆讨论会的时候，徐振方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再认识》的文章，内容对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而这篇文章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显然是格格不入。

可能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这一问题便成了党内关注的焦点。南开大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便被定为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从而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检查团直奔南开而来的原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南开搞得声势比较大，由天津大学校党委副书记南林任组长，南开大学经济系党总支书记任副组长，成员有经济系、经济研究所的党员，以及学校党委办公室、宣传部等单位的党员，主要内容就是批斗徐振方，而且开了多次会议进行批斗。后来开批斗会的方式慢慢发生了变化，开始采取分化策略。在重点批判徐振方的同时，领导上对其他年轻的党员动员说，只要你们指出幕后的指挥者是谁，你们的问题就可以免除，可见这时开会的目的已是要找出幕后的指挥者。而这些话唯独没对我说，使我感觉到他们似乎是将我作为幕后指使者，只不过暂时没找到任何证据。事实确实也没什么证据可抓，因为我在1962年的座谈会上不仅和徐振方没有什么来往，而且在会上也根本没有发言，没有什么辫子可抓。

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开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会议没有实质的进展，也就暂时停下来了。但是停下来不等于结束，而是对我们又提出新“三不”的要求，即“不许上课，不许发表文章，不许做讲演和报告”，并且每天都要到教研室学《毛泽东选集》。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像学生上课一样，在自己的桌子前面读《毛泽东选集》，做笔记，可以说我将《毛泽东选集》学得比较深入就是在这一时期。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学校突然又通知全体教职工和学生，都要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系党总支书记告诉我也要下去，不过我下去与别人不同，我是接受教育去的。这样，我就随着学校下到了河北省的盐山县。

到了盐山后，我们所在的分队住到了城西胡村。这个地方离山东很近，只隔着一条河。到了城西胡村后，学校分队迅速与当地农村的“四清”工作队结合，并分成8个小队，我被分到第八小队。这个小队是最小的一个，只有11户人家，其中还有三到四户家里经常没人。

开始对小队的工作要求是：按照“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要求组织阶级队伍。这项任务是由我和两个学生来负责。我们按照这个精神去执行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这个队在家的社员只有3户是贫农，其中一户是队长，另一户是队长的弟弟，还有一户是1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但是他智商很低，话都说不清楚。除此而外，还有两户富裕中农，家里都养着骡子，另外一户是走街串巷做小生意的老人。经过考虑我们认为，按规定队长是“当权派”，是“四清”斗争的对象，队长的弟弟当然也不能作为积极分子，富裕中农当然也不适合，只有这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勉强符合条件，但是他头脑不清楚，工作受影响。这使我很为难，也不敢轻易决定，因为我是来受教育的，所以就向大队负责人请示这个队领导应该如何定。但是负责人并没有表态，而我也没有办法等下去，只好暂时选择这个智商低的青年来做主要积极分子，然后再把那两户富裕中农青年也组织起来。

尽管我们组织起来了，但是这么一些人组成的领导班子，能够干出什么成绩，可想而知了。当别的队过了一两天就到大队去报告他们斗争“当权派”取得的成绩的时候，而我这个队却是毫无建树，只有找队长谈政策。这时候，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嘲笑我，并说我不行，比不上其他的队，还不如我的学生对干部嗷嗷地喊叫有作用，说我每天只讲政策是搞不出粮食的。虽然受到嘲笑，但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吹胡子瞪眼的习惯。后来，当别的队报告的成绩已经很突出时，而我的队只提出队长交代了曾拿走了队里2斤（1千克）香油，最后能否被证实还难说。

正当我为小队工作发愁的时候，学校又来了通知，说现在城里已经在搞“文化大革命”，要求“四清”队员全体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按照通知要求，我随大队又回到了学校。刚到学校门口时，就看到学校里一部分没有下去的干部和家属都在门口欢迎我们，我的夫人也在欢迎队列之中，我们彼此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却无言以对。

我们的分队进校以后并没有立即被解散，而是直接回到自己所在的系里。当我回到经济系所在大楼前时，看到楼外整个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打倒经济系小三家村”的大字报。“小三家村”的主将就是谷书堂，大将是蔡孝箴，急先锋是徐振方，名字上都是划了“×”的。总计下来，涉及“小三家村”的有八大员，自此我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炼狱里。“文化大革命”震动世界，50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因为他们身临其境，用不着我来叙述。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所谓的“牛鬼蛇神”所施加的种种侮辱和迫害，我几乎都经受过。不过唯一让我心里有点“宽松”的是，那时候所谓的“牛鬼蛇神”很多，我并不是孤单一个，在校内游街时往往能见到其他单位的“牛鬼蛇神”队伍。

从那时开始，我回家紧接着连续犯过两次心绞痛，使得我喘不过气来，到医院检查也看不出什么，只不过中医认为是心痹，即使这样，我仍然被下放到学校的农场劳动。

后来，工宣队进校了。对此，我抱有很大的希望，以为可能要落实政策了，自己不会再被批斗了。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停止批斗，反而升级了。我本来属于系所等级的“牛鬼蛇神”，现在却把我和另一些人上升到学校等级的“牛鬼蛇神”队伍中。校一级的所谓“牛鬼蛇神”大约有30多人，有校党委书记、副书记、著名人士和老教授等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都被集中在老第一教学楼的一个化学实验室里，大家一个挨一个，就住在实验室的通道上。就这样，大约持续了七八个月，由于又要搞教育革命，所以才最终把我们放了出来，不过我和经济系的两位老教授是到最后才被放出来的。

在农村待了3个多月搞所谓的教育革命，又接到要求备战拉练的一号命令。我们都被要求参加这次拉练，就这样又回到了学校。回校后面临着两个困难：一个是我母亲摔断了腿，行动不便，需要照顾；另一个是3个孩子都比较小，也需要人照顾。怎么办？而我和伏义琴女士都要拉练，这种情况又怎么办？最后我们决定，把我的母亲送到陕西我妹妹那里，把3个孩子都带到农村去。这样总算安排好了，全家离开学校。于是我送走了母亲，又回到学校参加徒步拉练。

经过两天半的徒步拉练，我到了河北省的完县，我们住到了一个叫吴村的村子里，与当地农民相处没发生什么大事。虽然也要参加当地镇压“四类”分子的活动，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场面都见过了，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大约过了半年时间，上面提出又要清查“五一六”分子，要求我们回学校，但是不能回家，都要住在宿舍里，任务是让我们回忆前一段时期个人的所见所闻。就这样子，时间不太长，也没搞出什么“五一六”来，就又让我们下乡。这次下乡与上一次不同，学校把我们教师分成三个部分，有一部分教师被安排插队农村，长期落户；另外一部分被安排住在大苏庄的劳改农场，这批人最多，要接受半年的劳动改造；还有一部分约有十几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劳改的院落里，其中经济系占了7名。当时领导对我们说，你们就长期住在这里，现在正准备在这里盖房子，房子盖好后你们的家属都住在这里。听到这以后，我的思想很混乱，感觉自己也没什么前途与理想了，就在这儿混下去算了。

正当我的心情低落之时，却碰到了一个较好的机会，就是队里安排我放羊。每天我赶着70多只绵羊到一个很宽广、没有人烟的地方吃草。放羊很轻松，因为羊是成群结队地往前走着吃草，不需要怎么管，再一个也没人看管我，所以我对这活很满意，心情也非常好。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自由的天地，可以把心头积压的郁闷之气都喊出来，就这样干了不到一年。

后来，林彪事件发生了，学校又要求我们全体回校。这时已经到了1971年。这一时期学校的口号是“复课闹革命”、“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对上课的教师要列红榜，当然我不在其中。我只是被安排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比如说有些教师要讲政治经济学，让我把我们的讲义讲稿再修改一下争取出版对外发行；有的老师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让我帮着写专题介绍。虽然这些工作都是些幕后工作，但总比在农场劳动强，这个工作我又做了一年多将近两年才结束。

1972年，教育部给南开大学布置了一项任务，就是要求南开大学招两届干部进修班。当年这个班就招了20多个人，常修泽教授就是在这个班和我认识的。这个班由两位老师负责，其中上学期由夏长森老师负责讲《资本论》，下学期由我负责讲马恩经典著作。在这期间，由于我们的努力，使得我们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又深了一层。

1974年，上海出了一本绿皮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基本上是按“四人帮”的观点编写的。由于当时没有其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以大家对这本书很重视。这个情况也引起天津市的注意，于是天津市也不甘落后，准备组织人员也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

编写教材工作由天津市委党校原副校长和我负责，不过编写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当时只能按“四人帮”的要求编写，而我又不愿意做这种工作，这是其一。另一困难是：市领导要求工农兵集体编写，而参加编写的人很多都没学过《政治经济学》，这当然不可能编出什么像样的教材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组织大家先学习。这实际也是一个“拖”的办法，就是组织大家一章一章地讨论上海出版的那本绿皮书。通过讨论，名曰学习，就把工作拖了下来，这样拖到了1976年。这一年唐山大地震爆发，波及天津，很多人住到了地震临建棚，没法开展工作，趁此机会我们的编写组也就解散了。

到了1977年，北京红旗杂志社调我和江苏省委党校的佐牧、武汉大学经济系的汤再新三个人到北京。当时红旗经济编辑室的主任是苏星，工作人员张卓元负责与我们联系。我们的任务最初听说是被要求帮助薛暮桥同志整理文章，但是到了以后也没对怎样整理文章以及整理哪些文章进行说明，到后来只是要求我们三个人写一篇批判“四人帮”歪曲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的文章，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任务结束后回到学校，学校却对这项工作很重视，要求我在经济系全体同学会上做介绍。这也是我将近20年来第一次给全体经济系的学生讲话。

此外，还有一件使我人生轨迹改变的事。大概是在1974年，《人民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经典著作的语录》文章。这篇文章是关于所谓专政理论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修正主义，文章里面都是马列的语录。当时要求全社会都要进行学习，学校自然不能例外。但是这篇文章选用的语录并不关联，毫无逻辑可言。不必说是一般人员了，就是专业的老师读起来也都感到很困难，根本看不懂是在讲什么。后来学校党委就找我、朱光华和夏长森三个人一起把“语录”编写成讲稿。我们通过学习根据这个语录讲的主要精神编写了一部讲稿，并由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解。出乎意料的是，这次讲解效果非常好，老师学生反应很强烈。此后一段时间里面，到处都来请我讲课。我先在市里讲，后来又到承德讲。因为承德市委原书记是河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而南开大学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朱自强那时曾是河北省委的宣传部长。在这之后，我一下子就从“黑人”变成了一个“红人”。当然我心里很明白，我的身份并没有改变，仍旧是一个“身份不明”的“黑人”，但是群众并不了解，往往把我当作“红人”来看待。

1978年，准确地说是1977年的年底，南开大学出了一本过去编的《政治经济学》（这本书由于地震的原因当时并没有及时印刷出版），这本书这时出版被外界认为是反对邓小平的。因为这本书在编写的时候是批判刘少奇，到了1978年出版，如不把批刘少奇改为邓小平自然就容易造成误解，所以他们把原来写的批刘的文字都改成批邓的，结果被认为是反对邓小平复出的（当时社会上和中央一些部门都盼望邓小平复出）。故北京有影响的元老学者都主张批判南开大学的这本书。

针对这一情况，南开大学只能出面调查这件事，没想到学校派我到上海调查我校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编写人员与上海“绿皮书”编写组是否有组织联系。我对这份工作并不是很热心，因为当时外调并不得人心，但是我又觉得这样一个机会倒可以使人们改变原来丑化我的一些看法，于是我便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到上海调查。在上海的调查工作进行很顺利，因为当时在那里参加编写组的很多人都是学术界的老朋友，如雍文远、蒋学模等。他们知道我没参加这次编书工作，也不会利用这机会整人，所以很容易把情况都谈清楚。再说虽然是在“四人帮”的压制下，然而他们之间交流的也都是学术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超出学术理论范围。

当我回到天津后，没想到我的母亲去世了。这时有一个爱开玩笑的青年教师就说，老谷这个人挨了一辈子整，现在好容易有个“整人”的机会，老娘却死了。我当时听着很不舒服，虽然我知道他是开玩笑，但我从没想过要整人。

由于学校把这样一个带有政治性的任务交给我，无形中系里也对我表现出一个新的态度。到了1978年，系里就安排我和高峰、刘茂山、汤兆连4位到南方高校取经，看看南方的大学是怎么搞的，是怎么处理“四人帮”的错误观点的。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先后到了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主要大学进行了访问和交流。经过这些了解，发现每个学校的情况都是大同小异，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当时我想，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从头做起就不会落到后面。我对于改变系里的面貌很有信心。

1979年，由于天津市被揭露与“四人帮”关系密切，所以新来的市委书记林乎加开展了“揭批查”运动。这个运动的重点是解决冤假错案，清查打砸抢分子。按照市委统一部署要求，学校也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我被任命为领导小组下面调查组负责人之一。尽管我不是主要的负责人，但是这对于纠正过去错误路线对我造成的错误影响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也就是从那以后，学校正式宣布完全否定我的所谓历史问题，这算是给我下了正式结论。从这时开始，我才真正觉得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自此新的工作才真正重新开始。

四、改革开放推动社会力量快速壮大

1979年，当时我已54岁，被任命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兼党总支书记，并主持所里全面工作。当时，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是南开大学的滕维藻校长。滕维藻校长对我说，他自己校务繁忙，没有精力，也不大可能考虑经济研究所的事务，让我放手去干；即使有些是重要的问题，也希望我尽可能自行决定，没必要事事请示、事事汇报。就这样，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下，我又得到了学校的信任和充分授权。这使我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

1983年，我除了担任经济研究所正所长外，又被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为新一届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最看重的并不是院长之职，而是得到组织的信任。从此以后，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大好岁月里，我尽可能地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可以说，这期间是我有效工作的真正开始。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5个方面：一是院所的领导工作；二是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三是本科生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主持与编写工作；四是专门组织和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工作；五是开始试图组织力量撰写适合于研究生水平的经济理论教材。

以上这五方面的工作绝大部分早在1995年的时候，也就是我70岁的时候，诸位在校校友集体编写了一本《一个经济学人的足迹》里有所介绍。在这本书里，他们对我工作的每一部分都已经以专题内容的形式进行了陈述。所以，我在这里也就不特别详细地一一重复了。具体内容这次还是由他们驾轻就熟地再以专题的形式分头撰写下去，而我只是就其中现在印象较深的几个地方做一些简要的回忆。此后，我主要写一下我的学术活动，这方面的活动别的同志很难全面了解。

当我担任经济研究所正式领导职务即正所长后，我在所里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对组织结构和研究队伍进行重新调整。在过去几年里，经济研究所通过各种不同方式进来许多人，总计是70多人，但是其中的很多人不愿意做研究工作。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开始对组织和人员进行调整。在人员调整方面，我按照每个人的兴趣，把他们放到其他部门各自喜欢的岗位上；在组织调整方面，让研究所只保留了研究国际问题的日本经济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大洋洲经济研究室和研究国内问题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并新成立了数量经济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后来因故解散）。通过调整，尽管理顺了组织体系，调动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但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力量却明显不足，特别是缺乏青年干才，所以我们决定把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作为研究所的重点工作。刚开始先是培养硕士研究生，后来经批准又培养博士研究生。

至于我在经济学院的领导工作，主要是帮助院里的班子分好工，调动他们各自的积极性。按照分工，我把大部分行政事务性的工作都交由学院领导班子处理，班子成员很主动地干，而且由于他们中很多人是在学校工作多年的很有经验的老同志，尽职尽责，所以干得很不错。在经过分工、明确职责以后，我把我自己的重点工作放在学术研究上，定期组织研究学术问题。

经济学院在当时的国内高校中是恢复最早的两所学院之一（另一个是复旦大学的管理学院）。因为是刚恢复，国家教委在过去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料，故对经济学院的管理体制及任务没有任何规定。所以，学院在校与系之间没有自己的明确任务，只能是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

尽管学院是在做校系顾及不到的工作，但是还是做了不少有用的工作。因为当时学校还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有不少工作校、系一时都顾不过来，经济学院就主动承担起来。比如，现在仍然还在启用的经济学院教学大楼，主要就是由院领导班子里的老同志到北京努力争取的结果。此外，在其他管理方面，学院在这时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争取和加拿大的管理学院合作来培养MBA工作和校际之间的联系交流工作等。这个工作也是当时系里单独承担不了的，只能由院里承担。

研究生培养是经济研究所的重要任务之一。经济研究所没有本科生，而在学校里又不能单纯做研究，因而培养经济研究所自己的研究生就成了必然，何况研究所自己也需要补充后备力量。当时遇到的困难是研究所师资力量不足，对如何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缺乏经验。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力量，也想了一些办法，主要是借用国内外的力量。比如，我们要想开一个专题性课程，由于很少有人能承担，就发动经济系、经济研究所有关的老师，按照专题分工，分别来承担专业课的专题讲授。

除了设置专题和分配任务之外，我也担任了专题《总论》的讲解，内容主要根据中央对改革进程的步骤和由此引起的争论确定的。在讲到分歧时我会及时表达我个人的初步看法，同时为了加深研究生的印象，也会对经济学界有影响、值得尊敬的学者重点地加以介绍。其中比较突出的人物，我列举了马寅初、孙冶方、顾准3位。我认为，这几位学者不仅在学术上求真求实的精神令人可敬，而且在坚持真理、不畏强权方面亦足以做人们的楷模。

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取得很大成效。经过二三十年，仅是通过我个人指导论文，并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就有50人左右，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人至今和我及所里都保持着联系，他们中很多人在工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而且也使我们感到很自豪。

至于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工作，最成功的是经济研究所和当时的国土资源部合作，培养了一批原来做地矿工作的青年干部。这个班具体由长春地质学院来协办，采取脱产学习，在长春先后住了4年，相继办了3期，共100多人，都由我们来安排并授课。经过脱产学习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国家中上层的领导干部。

博士生班是在深圳开设。开设这个班最先是由深圳的校友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深圳特区需要大量高级人才，同时认为办这个班也可扩大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影响。考虑到校友的建议，我认为可行，于是与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合作，在深圳办了十几届博士班，除了一部分人因不同原因在中途退学，还有一部分人处于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阶段以外，在这个班上先后已有上百人获得博士学位。

博士班办得还是相对成功的。据有关方面的信息，在深圳有好几个大学都办过在职博士研究生班，办法各不相同，但是生源最好、课程规范、管理最严的还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生博士班。

至于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工作，是我从经济系带来的任务。《政治经济学》（北方本）的编写由我和辽宁大学的宋则行老教授联合主持，从1978年开始。参与者开始有北方13所高校，他们相互配合，互相协作，队伍团结，使这本书持续存在了20多年，前后发行了8版100多万册。当初这本书计划每1版用3年，每版有3万册足够满足需要，但是为什么20多年发行了共100多万册呢？后来我了解到，是因为社会上当时有自学考试制度，自学考试委员会的负责人也选择了这本教材作为他们的考试教材，所以才使书的销量翻了几番。

至于试图编写适合研究生水平的教材，我主要是组织校内的力量，也可以说，主要是依靠经济研究所新毕业留所的研究生力量编写。这本教材的编写完全打破了原有《政治经济学》的编写框架体系和研究对象，按照一些全新的思维，采取了分工编写的形式。这个项目得到国家社科研究基金的支持。编写成书先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转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也知道它并不成熟，但作为一种开创性研究，还是有意义的。

以上是我对5个方面工作的简要回顾，如果要了解很多情况和问题，则可以从诸校友的专题撰写内容中获取。现在我要着重谈的是我在此期间所参加的学术活动。因为这是我在经济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之一，况且参加学术活动与搞研究、写作是密不可分的。

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学术活动很活跃。各方面召开的研讨会，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研讨会特别多，而组织这种活动最多的是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20世纪80～90年代前期，它们所组织的学术活动我几乎都参加了，而且我觉得很有收获和启发，让我考虑了很多问题，增长了很多方面的见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参加比较多的学术活动是高校单独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得到教育部社科司的支持。当时规定每年要举办会议一次，而且采取以论文通过评审才能入会的方式。因此，我每年要参加两次活动。第一次要参加由主办单位（包括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等）召开的论文评选会。每年有百篇左右的论文申报，我们从中选出可以参加研讨会的论文后，再下发通知给通过论文评审的申报者参加研讨会。到了秋天，正式召开研讨会，会议经常是由不同地方的高校轮流承办。这个会尽管没有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的会议活跃，但是它很严格，而且必须是论文合格后才能入会。对于论文的评选，我们每年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认真选择。

在我所参加的学术会议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是以下几个会议：

第一个印象最深的会是1984年在深圳召开的会议。当时这个会请了很少的人，比如北京有千家驹、中国人民大学的吴大琨、北京师范大学的陶大镛；上海有复旦大学的洪文达、张薰华，上海体改办主任；广东有广东省委党校校长卓烱、中山大学张元元、暨南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天津只请了我一个人。会议由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亲自主持，先请深圳各有关部门的领导汇报改革工作进展情况，然后在这基础上由学者专家进行评论，最后会议得出深圳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成功的结论。会议得到了大家的共识，认为是成功的。但到此会议还没有结束，接着又组织召开了市干部会议，要求深圳市全体干部到小剧场聆听这个调研报告的结论。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召开这个会议是有背景的。特区改革开放后，有很多人到此参观考察，其中有很多老干部，看了后非常有意见，甚至他们中有的人放声大哭，认为自己打下的江山被断送了。这给当地干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深圳许多干部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方向是否正确。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就采取了这样的方式，给大家一些肯定和鼓励。其实在这以后不久，邓小平开始“南下”，到深圳和珠海进行视察，视察期间题字肯定了深圳和珠海的改革方向。就这样，这个问题在大家心目中才算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第二个印象最深的会是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主要讨论股份制在中国是否能够实行。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当时在理论界和舆论上都把股份制看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需要对股份制这个新鲜事物进行探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基层人员、机关干部、高校和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

会议的形式是，先由常州的一家民营企业有关负责人介绍情况。这家企业的人员讲到，他们是一家主要生产电风扇的企业。那几年电风扇市场形势很好，利润也很高，想扩大生产规模，但苦于没资金。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和当地的或者附近城市的生产电风扇产品的企业联合起来，集资扩大了生产规模。这样一种集体合办的企业，最后分成按投资比例来确定。对于这种模式，他们认为这就是股份制，而且这样的股份制对扩大生产有很明显的好处；但是在理论上却得不到支持，因为不符合按劳分配，所以想让大家帮助讨论一下。

还有一个事例是关于沈阳汽车制造厂的情况。这个厂当时发展也很快，效益也很好，要扩大规模，也是苦于资金不足。后来厂领导就在厂内的职工中发动集资，由厂内职工筹集投资款，以出款份额入股，最后分配时采取工资加股息的双重形式。对于这种集资和分配形式，他们内心有疑虑，不知道这是不是剥削？是不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矛盾？心里没有把握，所以就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讨论一下，希望能从讨论中得到明确的回答。

这次讨论会就是围绕这两个具体事例来展开，主要是讨论股份制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对股份制持不同意见的竟然都是高校的专家，而持赞同意见的或者起码不是采取否定态度的都是做实际工作的，是在企业里工作的。这个会上我没有发言，我当时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持反对意见的都是搞理论的？后来我撰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的论文，文中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看是否能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论点。后来沈阳方面专门召开了股份制问题的研讨会，邀请于光远、蒋一苇和我参加，还有一位辽宁大学的校长也被邀请参加了。此后，经过一段社会实践和讨论，股份制问题终于得到了承认。

第三个印象最深的会是1990年在杭州召开的关于商品生产的研讨会。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由于理论界和领导层在思想认识上有反复，部分领导对发展商品经济、发展个体经济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有的甚至还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杭州举行的会议，就是对如何看待商品经济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我觉得不应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能因为“六四”风波而不敢发展商品经济，所以我就针对这一问题与常修泽先生合作赶忙准备了一篇文章，并请他代表我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召开时的气氛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据常修泽先生回来说，会上对我们支持发展商品经济的论点有些不同意见。会下有的同志说，你们的胆子太大了，这个时候还敢支持商品经济。然而我觉得这没什么可怕的，这是个基本理论问题，只要我们以为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把真理坚持到底。

第四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会议是1989年中央召开的大会。这个会主要是纪念1979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的。为搞好纪念活动，当时在全国各系统都要推荐入会的论文，凡是被推荐的论文都算是获得了入围奖。我和蔡继明先生合写了一篇《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文章。这个问题是我在几年前就酝酿过的，是个很敏感的问题。这篇文章的观点在当时颇引起人们的警惕，导致在推荐时有的专家表示不同意，认为文中观点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但是也有的专家认为这是纯学术性的问题，是理论问题，可以百家争鸣，不应该受到更多限制。会后，这篇论文很快就被《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在大厅里又把与会者分成多个小组来进行研讨。可是在开会期间，这些小组里有很多人都离开了自己的本小组，跑到了其他被邀请代表的小组里进行旁听。那个时候被邀请的代表在社会上发表的言论很受关注，所以他们希望听到一些新的理论、新的观点。

除以上几个会议之外，还有一个会，也特别很值得一提。1997年，我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周叔莲，还有他的博士研究生朱嘉明一起到英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在参观访问结束后，我们都回到伦敦，这时驻英使馆的政治参赞表示要宴请我们。我们感到很不解，因为这种情况在过去很少见，国内学者到国外访问调查很常见，使馆也不可能都接待。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次使馆是郑重表示要接待并宴请我们。

宴请期间，使馆参赞向我们讲到，在英国有个世界著名的国际政治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希望请驻英大使去给他们讲一下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方面的情况，但不知什么原因，大使当时不在伦敦，因而没法去讲。对此，使馆又觉得不好轻易拒绝这个有名的国际研究机构，只能想法找人替代去讲。经多方了解，使馆恰好得知我们对当时国内的改革是进行专门研究的，且这时又在伦敦，所以就邀请我们帮忙替代大使做一次学术介绍。

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后，觉得可以答应。尽管这次介绍非常突然，好在我们对国内的改革发展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讲起来一般也并不会感到太为难。于是我们分工合作来进行，先是由我做国内总体改革发展方面的情况介绍，再由周叔莲做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介绍，由于朱嘉明的外语不错，所以由他做翻译。就这样，我们总算把这任务完成了。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学术活动，在这就不一一叙述了。

既然参加学术活动首先就要做研究、写文章，当然就要经常思考问题，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写的东西、发表的文章就比较多。在2000年时，山西经济出版社曾经给我出版了一套我的论文集。该集收录了不到70篇文章。而在2009年的时候，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一部两册的论文集。这部论文集收集了大小文章达到了200多篇。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自己年岁已不小，但是因为自己的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所以才能做更多的工作。尽管如此，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太辛苦。

我的文章都是随着改革的进展和理论探讨的需要写出来的。当时并没有太注意本人学术思路的系统性，只是由于我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有兴趣，考虑稍早一些，后来则是由于客观发展自发形成的一些重点研讨问题，促使我不完全自觉地形成了若干重点思路。在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三卷（2012年3月）中介绍了我在经济理论研究的几个值得思考的学术观点，我就不重复了。

在这里，我再顺便谈谈有关奖项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学界是很少有什么评奖活动的，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研究》杂志第一次从它创刊30年来发表的文章中选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章来自行评选。我和杨玉川合作的《对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的再探讨》（1982年第1期）获得了二等奖。这是我印象中在经济学界的首次评奖。后来评奖活动慢慢多起来，最多的奖项是教材和著作方面的。我和宋则行老师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北方本）出了8版，得奖次数最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奖项是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于我们初次编写的研究生用的专业教材《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先是在天津市获得一等奖，后来又被国家评为国内优秀教材的二等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二等奖是在申报的时候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后来听说在这方面的评选并没有一等奖，也没有其他的二等奖。现在看起来，这项工作还很少有人在做。

尽管这些奖项给了我一些安慰，但是坦白地说我并不太追求这方面的收获，即使是一个规格很高的奖——全国模范教师奖（涵盖全国大中小学的一个奖项），那个奖项是颁发给全国教育系统所推荐出来的模范教师的。因为我对此不了解，评奖过程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这个奖怎么会落在我的头上，所以我也并不太在意。全国模范教师会议在天津召开之际，由于我正好在外地参加学术活动，这个会议我也没参加，所以，会议结束的合影上也没有我。

另外还要说一下，虽然我不太看重外界的各种奖项，但是有一个校内的奖项我却很重视，尽管学校也已经有其他的奖项颁发给我，我都习以为常。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大部分老教师陆续退休，对此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就从他们自己学校退休的老教师中选定了一些成绩突出的教师授予终身教授或者荣誉教授的称号，同时给予一定的待遇。这个奖的意义我认为是很大的。文科没有院士设置，它对于奖励文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鼓励教师继续努力钻研学术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曾经就南开大学是否也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一样准备设置这一奖项征询过校领导的意见。然而得到的回答是，对设置这个奖校领导班子内有不同意见，从此我也没再提起过这件事。

不料，在2012年的暑假前夕，不知是什么原因，学校突然通知，要颁发给部分教授为荣誉教授并授予一个特别贡献奖。这个奖共授予了包括我在内的18名教师，其中理科7名教师，文科4名，经济学科7名。对于学校授予的这个奖项，这时候我对此又有了新的看法和新的考虑。我觉得它虽然对学校的积极作用发挥晚了一些，但对我个人来说，这个奖项却特别重要。因为我从1946年来到南开学习，到1950年开始在南开工作，直到2000年以后在南开退休，离休后又连续工作了若干年。可以说，67年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是在南开校园里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大部分都是在南开度过的。那么我在南开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有什么作用？应该怎么评价呢？固然自己也有一个自我评价考虑，但自我评价终究不能和社会、机构，以及单位、组织的评价相提并论。所以当有了学校对我的这个评价后，我内心感到了一定的安慰，因为这样我似乎也可以对家人、亲友有了一个肯定交代。

不管怎样，我的经历基本上是这样的。其中的坎坷、曲折难于在此倾诉，很多事例也来不及叙述，只是希望这些点滴的回忆能给那些准备撰写我的传略的同志们提供一个参考。不足之处，容以后再补。上述这些追忆只是我将近一生的记录，至于如何定性那就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最后还要说明几点：首先，前面所列的许多方面的工作，并不是我个人做的，而是由众多的年轻的学友和我合作的，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个人是很难完成这些任务的。对于他们的付出，我既感到高兴，又从内心对他们深致谢意。

其次，我还应提到写这份经历时来不及核实材料，特别是在时间的准确性上不太有把握，希望了解情况的朋友提出宝贵意见。

第三，对于这份材料所列举的事情、经过，以及有关遭遇，我并没有作任何的是非评价。一来这其中有的历史太复杂，现在自我评价难免失之过早；二来由了解我的师友和同学各抒己见，可能更客观一些。谢谢诸位，并祝健康。谷书堂2013年11月18日（本文作者：谷书堂，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整理者：鲁大成，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职于海泰控股集团人力资源部。）

第二章　一位经济学教育大家的情怀和风范

谷书堂教授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其学术思想之独到，影响之广泛，不仅为学术界所公认，也为实际经济工作者所景仰。谷书堂教授同时还是一位经济学教育大家，其教育思想之深邃，影响之深远，却鲜为人们所共知。我有幸先做谷书堂教授的学生，后协助谷书堂教授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做管理工作多年，他任院长，我做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对谷书堂教授作为一位教育大家的情怀和风范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感受至深，受益良多。后来我到学校做管理工作，分管全校教学、文科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但学术活动一直在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学术团队，管理工作则经常向谷书堂教授请教和学习。在谷老师90华诞到来之际，特写出部分感知和体会，既作为对谷老师华诞的庆贺和多年培育之恩的报答，也与教育界、经济学界同仁共飨。

一、育人教书，其乐无穷

谷书堂教授大学毕业于1950年的南开大学，时值天津解放，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正值风华正茂的他，毕业前夕就被选派到天津市委宣传部门工作。但时间不久，谷书堂发现，新中国建设将需大量人才，自己固然可以在宣传岗位发挥作用，但如果能投身培养更多人才的教育事业中，可能对国家的贡献会更大一些。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动向组织提出要求并获得批准，回到南开大学做了一名教师。从此，一干就是60多年，教师成为他愿意为之奉献毕生心血和才智的神圣岗位。

做教师之后，出于工作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谷书堂教授还是做起了“双肩挑”，不仅潜心教学和科学研究，而且还承担了党的和行政的管理工作，先后任南开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助理、系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经济学院院长。但他始终有一个信念，不管担负多少管理工作，教师的本职是教学，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管理工作是一种有意义的奉献，但绝不是当官发财谋取私利的阶梯。谷书堂教授的这种认识和体会，似乎不独他自己有，而几乎是与他同龄的一代人的共识，所以当有一段时间，高等学校出现几位乃至十几位年轻博士教授为一个处级岗位而竞争的新闻后，他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忧虑重重，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暂时的扭曲。

谷书堂教授作教师，教课效果有口皆碑，他不仅将理论讲得深刻精辟，而且必能将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举一反三。所以，凡听过谷老师课又走向社会工作过一段或长或短时间的学生，都有一种感受，跟谷老师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在校学习时间仅仅几年，但学到的东西一生受益。

谷书堂教授作教师，并不满足于传授知识和方法，更重视教学生做人。按谷老师的话说是要学生有好的人品。什么是人品？我曾经根据做谷老师学生、又一起工作多年的体会试图做一些概括：是坚定的信仰和对先进思想的追求，是对人民、社会、国家高度的责任感，是良好的道德素质，还是几者的综合。虽然答案并没有弄得十分明确和准确，但谷老师一生为人民、为国家追求真理，鞠躬尽瘁，大事面前旗帜鲜明，刚直不阿和坦坦诚诚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基本道理和规范，是我终生做人的师范和榜样。

谷老师的学生究竟有多少，很难做准确的统计，但用桃李满天下形容并不显得突兀。在谷老师的学生当中，不少人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学术界的知名专家学者、企业界的卓越企业家，不少人虽在平凡岗位但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每每想到学生的成长，听到他们的成就，看到他们的进步，谷书堂教授总是感到无限的欣慰，脸上露出的是只有长期做教师而且做出成就的教师才可以体会到的幸福的笑容。

二、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但是如何培养人才，至今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重大问题。作为教师，谷书堂教授坚守一个信念，就是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我是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之后，谷老师招收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向的第二届研究生。当时入学考试极其严格，不仅有笔试，而且有面试。为了慎重地录取学生，谷老师甚至派专人到其所学习的学校考查、面试，并利用出差的机会亲自考核他们的学习和各方面的情况。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第二届研究生共招收了6名，而第一届只招收了4名。这两届加在一起的10名研究生中，大多数有较长时间的社会实践，积累了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和实践经验，但真正有本科学历的不到1/2，其余1/2则只具有专科学历，有的甚至是自学成才没有高校学历的农民子弟。如果按现在流行的做法——好多高校录取研究生、好多单位招收新员工，不仅要看是否有本科学历，而且要看大学本科是否毕业于“211”大学或“985”大学，否则一概拒之门外——那么，我和当年我的那些同学可能就没有机会进入像南开大学这样的学术殿堂攻读研究生。至于现行一些高校和单位的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只能留给历史去评说，我只是要借这样的机会，对谷老师和南开大学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和实际举措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深深地感激，同时也期望我们国家多一些像谷书堂教授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能够对人才培养“有教无类”，不拘一格。

作为教师，谷书堂教授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使一些学子受益终身，作为管理者，谷书堂教授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则使更大的一批学子终身受益，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出现新的高潮，现代化建设对人才提出新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国家地矿部领导与南开大学磋商，要求对系统内的年轻干部脱产进行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以改变地矿系统干部队伍知识结构，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地矿行业提出的新要求。时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谷书堂教授敏锐地抓住这一机遇，在学校的支持下，与他的同事一起，同地矿部合作创办了“地矿班”，并以此为契机，改革单一的在校培养研究生的体制，不拘培养对象原有的学科结构、知识结构，因人而异地制订培养计划，合理设置课程，选配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任课。地矿班学员由地矿部组织人事部门在系统内选拔处级以上具有本科学历和实践经验的干部，经过培训和南开大学的严格考试后，入学脱产学习3年经济学硕士专业课程，由南开大学和地矿部实行双重管理，经考试合格后授予经济学硕士学位。该班从1991～1993年连续举办3期，共培养研究生120多名。其中，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河南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国土资源部前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徐德明，湖南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天津市副市长宗国英，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秀峰等都是这个班的研究生。

地矿班的举办，为地矿部的转型培养了一批干部，为国土资源部组建做了人才准备，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高素质人才的支持，同时，也为高校人才培养探索了新路，为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机制改革积累了经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体制和个别干部的原因，1993年入学的一批研究生虽然各方面考试都合乎要求，表现也很优秀，但只获得硕士学位证书而没有获得学历证书。谷书堂教授每当谈及此事，总是感到深深的内疚，觉得对不起这些学生。由此，一位老教授以学生为本的胸襟可见一斑，也由此，可见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是何等的必要和迫切。

与地矿班几乎同时进行的是1992年开始的在谷书堂教授主持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经济特区深圳市合作培训干部项目和1995年开始与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博士培养项目。前者持续多年，后者由于种种原因于2007年停止招生，先后共培养博士200多名。这两个项目是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服务区域经济的重大举措，是博士培养体制改革的有益探索，至今在深圳市领导岗位上，金融、经济、教育、科研等各条战线，都活跃着得益于这两个项目的南开校友，他们以实际行动弘扬着南开的优良传统，为特区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与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引发争议一样，深圳博士生班的举办，虽然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开了高校异地培养博士的先河，但也有颇多微词，有人质疑质量是否有保证，有人质疑是否战线拉得过长等。每到关键时刻，作为经济学院院长和导师组组长的谷书堂教授总是在实事求是总结分析两个项目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据理力争，力排众议，肯定其大方向的正确性和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意义，同时实事求是地改进工作。

作为项目的参与者，我在向谷书堂教授表示敬意的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向导师组另两位教授——熊性美教授、薛敬孝教授和给予项目支持、为项目实施做出贡献的教育部、南开大学、深圳市、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领导同志和所有参与项目的教师、工作人员致深深的谢意！

谷书堂教授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探索，为教育改革添砖加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经验。

三、瞄准需要，发展学科

作为学科学术的领军人物和掌管一个学术单位的管理者，不仅自己要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优良的学风，更重要的是，要有把握时代、实践发展趋势的广阔视野和顺应时代实践发展要求而及时调整学科结构、提升学科水平的手笔和魄力。

创建于1919年的南开大学有“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和优良的传统及学风，商科是她最早建立并长期保持优势的学科。南开大学老一代经济学人曾把“知中国，服务中国”作为发展经济学科的宗旨和南开经济学人的座右铭。1927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是国内最早在高校设立的研究机构。在其后的发展中，南开经济研究所曾以显著的学术成就特别是“南开指数”蜚声海内外。1923年南开大学经济系成立，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成立，是国内高校较早成立的经济系和经济学院之一。但由于历史原因，到1977年，南开的经济学组织机构却只有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专业只有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教育和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了。谷书堂教授结束了十年动乱带来的厄运，开始了人生又一次大展才华的征程。他出任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协助著名世界经济学家时任校领导并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滕维藻教授主持经济研究所的日常工作。这期间，他与另一位副所长、著名金融学家钱荣堃教授一起，夜以继日地组建教师队伍，恢复培养研究生，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与国家物价局合作创办《价格理论与实践》，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经济研究所迅速发展壮大，进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鼎盛时期。当时，不仅国家部委的领导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著名学者，而且国外一批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纷纷应邀来南开讲学。经济研究所的发展与经济系一起，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恢复建立和学科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立，谷书堂教授出任恢复后的第一任院长，钱荣堃教授任顾问，李万华同志任第一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蔡孝箴教授、钱玉林同志等出任副院长。这是一个不仅在当时，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最佳组合、相当强有力的党政领导班子，后来的实践证明，谷书堂教授和李万华同志带领的这个党政领导班子，成了南开经济学科和经济学院事业发展的卓越带领者和强有力的保证。

在学校的领导和校长滕维藻教授的鼎力支持下，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领导班子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把握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适应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中心转移，团结全院师生，发挥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等理论学科的优势，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建设了管理学、金融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计学、旅游学、价格学、数量经济、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交通经济等新兴应用学科，使当时南开的经济学学科总体水平迅速走到全国高校的最前列，为南开大学其后的学科发展和布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从组织形式上在经济系、经济研究所的基础上，恢复重建了管理系，新组建了国际经济贸易系、金融学系、保险学系、旅游学系、会计系、国际经济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台湾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成为当时国内高校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经济学院之一。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管理系的重建和发展，为其后管理学科独立设置为学科门类和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四、开放办学，协同创新

今天，深化改革提高质量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旋律，其中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实行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高校与政府部门之间、国内高校与海外高校之间的协同创新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领导班子与广大老师一起就进行着开放办学、协同创新的探索，并且迈开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不凡的业绩。谷书堂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堪称领潮流之先、协同创新的先行者。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究竟如何振兴，如何繁荣，如何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前沿？这是刚从“文化大革命”阴影中走出的一代人苦苦思索的问题。谷书堂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不等不靠，不停留在改革开放的洪流岸边观潮，而是解放思想，不断探索，从实践中找答案。

改革开放急需人才，而大学的优势和职责就是培养人才，所以突破口就从合作培养人才开始！在学校的支持和他的主持下，一个专门小组组成了，李万华、李国骥、钱玉林等同志往返于京津，奔波于国家部委和金融机构之间，废寝忘食，不分昼夜，终于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家物价局等单位达成协议，合作培养大学生和研究生。今天，人们在金融保险领域经常发现一大批才华出众的毕业于南开的金融精英，在旅游部门、物价部门经常遇到担当重担的南开学子，很多就是当时合作办学培养的人才。当人们在南开园悠闲漫步，映入眼帘的是赫然矗立的14层经济学院大楼、圆形阶梯教室、方形教学楼和图书馆，旅游系楼和模拟实验室，就是当时合作部门投资与南开合作兴建的协同办学的历史见证。

也就在这一时期，得知邓小平做出要加快培养一批对外开放急需的既了解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导干部指示，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领导班子便立即抓住机遇，拜会并取得当时国务院特区办公室领导同志的支持，受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委托，在南开大学举办了沿海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培训班，时称“市长班”。“市长班”由南开大学和从国外请来的一批造诣颇深的教授、国家主管对外开放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实际部门的专家授课，从1985年开始至1995年，共举办26期，培训来自除青海、西藏、台湾之外的全国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市级和市属部门领导干部719人，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在坐落在南开大学北村由后勤集团管理的一栋供接待用的4层小楼（静园）就是当时由国务院拨付专款与南开大学合作为“市长班”学习生活而建的。

谷书堂教授领导的经济学院不仅向社会开放办学，协同培养人才，而且与国内高校开展联合和协作。1985年，在当时国家教委高教司和南开大学的支持下，经济学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学院组成经济学院联合体，开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多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并建立定期关于改革和管理等信息交流制度。由6所大学经济学院的老一代院长，北大经济学院的胡代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达教授（时任校长）、复旦大学的陈观烈教授、厦门大学的葛家澍教授、武汉大学的谭崇台教授出任协作领导小组组长。6所大学经济学院的联合和协作，对推动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和大学内部学院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经验，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后来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加入，使学院联合体由6家扩大到8家，覆盖面更广，作用和效果更大。

如果说上述开放办学还是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南开经济学科、经济学院向国内社会和高校的开放，那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加拿大约克大学等合作创办的“南开—约克模式”则被当时教育主管部门和媒体誉为“高校对外开放的范例”。

1982年，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决定与中国的管理学教育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援助中国发展现代管理学教育。国家教委确定南开大学等8所高校参加这个项目。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经济学院顾问钱荣堃教授和谷书堂教授等立即抓住这一机遇，在充分考察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近两年的筹备，于1984年开展了南开大学与约克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拉瓦尔大学3所大学的合作，双方在南开大学开办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班，由中加双方教师以双语授课，其中10多门主要课程由加方大学委派的教师来南开讲授，教材也由加方大学提供。南开大学与加拿大约克大学等合作项目，从1984年到1986年共招收了3届MBA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同时也培养和提升了南开自己的管理学、经济学师资队伍。这一项目依托国际合作发展国内学科，创造了不出国即留学的先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重要开端。这一模式很快受到各方面重视，并加以推广，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五、珍爱人才，善聚英才而用之

大凡教育名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长于识才，珍爱人才，善聚英才而用之。南开老校长张伯苓曾说，他任校长主要做两件事，一是请人，二是找经费。有史料记载，当年他请在美国留学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何廉到南开任教，一上任就请何廉全权负责南开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诚恳地对何廉博士说：何廉兄，拜托了。其后放手让何廉工作，不加干预。结果何廉主持的经济学科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蜚声海内外，何廉本人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最著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

有南开传统的熏陶，更是他本人长期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形成的素养，谷书堂教授珍爱人才，善聚英才而用之的大家风范，为熟悉他的人有口皆碑。

时光回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经济学界，基本是老一代经济学家支撑着学术舞台，而年轻人大都在潜心学习或刚走向工作岗位不久，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可就在这时，在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汇聚了一批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刚刚研究生毕业留南开工作，有的是谷书堂教授从其他高校专门招来的，有的则是通过刻苦自学并在跟随谷书堂教授编写教科书和从事科学研究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年轻人不仅经常聚在一起纵论改革开放大局，而且常常会上会下指点江山议论国是。正是这批年轻人，1984年在国内较早地参与发起“莫干山会议”（即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改革会议），1985年承办在天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中青年改革论坛，并创办当时影响颇大的《中青年经济论坛》。当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几乎成了全国中青年讨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学术中心和全国中青年向往参与改革开放的人才培养重镇。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往往都愿意亲临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或参与研讨，把到过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中青年经济论坛》发表过文章看作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情。这种气氛的营造和局面的形成，无疑有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中青年学者的努力，但与当时经济研究所领导的支持和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不无直接的关系。

谷书堂教授一向重视两支队伍建设，一支是学术队伍，一支是管理队伍。谷书堂带领的学术队伍之强在同领域中是颇有影响的，鼎盛时期仅30岁左右、40岁左右的青年教师就有几十人。这些人有的在南开，有的则分布在有关高校，仅1978年以与辽宁大学宋则行教授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为契机，就形成了跨越13所高校的20多位教授、副教授的队伍，北方本至今修订8次，出版8版，这支队伍经久不散，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水平也不断提升。学界曾有一种传说，谷书堂教授身边有八大弟子，个个水平和能力了得。这多少有些演义，但梯队里的年轻学者确实不少，而且进步很快，有不少已经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说到这里，不妨插一个花絮。1990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了第四次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等老一代经济学家于1986年发起，持续至今已经举行了27次研讨会的全国高校影响颇大的学术盛会。谷书堂教授是这个研讨会的发起人之一和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在当时全国经济学博士还不像现在这样多的情况下，仅会议的简报组就有谷书堂教授的9位博士，此事成为会上会下的美谈。

谷书堂教授担任院长的经济学院管理队伍的建设也是令人称道的。1985年上半年，南开大学一条新闻引起各方关注。在当时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学校任命了两位30～40岁的处级干部，一位任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一位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而这两位年轻干部都是出在谷书堂教授主持的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所。这不是巧合，而是谷书堂教授所在的这两个单位领导班子精心培养的结果。这两名干部的任命开了南开大学干部年轻化的先河。其后几年，经济学院及所属各系所干部年轻化的步伐加快，一位29岁当时全校最年轻的旅游系的主任也出在经济学院。这位系主任后来因工作需要调到北京，现在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这只是当时经济学院启用的年轻干部中的一位，还有多位有的现在在校内外各级领导岗位担负党政重要工作，有的已到“耳顺”之年，但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现在看得更清楚，当时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党政班子比较早地重视干部年轻化和实际采取的措施，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的。这是老一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们对南开、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汇聚人才，珍重人才，不局限于国内，谷书堂教授和经济学院领导们在学校的领导和滕维藻校长的支持下，视野扩大到国外，他们充分挖掘海外校友、国际友人、合作院校的人才资源潜力，把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曾经工作过、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请回南开，创办了新的学术机构，开辟了新的学科领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事实上，30多年前，谷书堂教授与他的同事们就已经在开拓着今天许多高校正在走着的从海外吸引人才回国的道路。

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顾问、美籍华人杨叔进博士，被请来南开，聘为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精算大师、美籍华人段开龄先生，被请来南开，创建了保险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由此促成南开大学和北美精算学会在南开创设“精算学研究学程”，北美精算考试中心落户南开，并经过努力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精算师考试制度，也由此使我国培养出首批精算师，促进了中国精算业的发展。

这里要特别讲的是著名交通经济学家、前联合国总部高级经济专家、美籍华人桑恒康教授。桑恒康教授是南开经济研究所1943年毕业的研究生，1944年赴美国留学，1947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直至1979年，桑恒康博士担任联合国高级经济专家，在此期间，曾任非洲发展银行高级顾问、联合国援助苏丹交通部总顾问、美国支援叙利亚交通发展规划项目总经济师、美国圣若望大学客座经济学教授、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客座教授。从联合国退休后，桑恒康教授1985年应邀在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办运输经济专业，并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第一副院长李万华同志和另一位老同志张亦审的协助下，于1987年6月创办了南开大学交通经济研究所，桑恒康教授任第一任所长。在交通经济研究所，桑恒康教授从培养研究生入手，教学与科研并重。1986年，在国内首次开设《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并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合作起草国家项目评估的方法与参数，对推动我国投资决策科学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撰写的《Project Evaluation：Techniques and Practic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投资项目评估》等专著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令人特别感动的是，桑恒康教授回到南开后，不计任何条件，不取任何报酬，不仅自费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而且还经常拿出自己的积蓄资助交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出国学习。鉴于桑恒康教授的杰出贡献，1993年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他“友谊奖”。令人痛心的是，在南开工作的最后日子，桑恒康教授不幸患上癌症，但他对南开的任何人一直守口如瓶，以80岁高龄争分夺秒地工作，直到不能继续坚持才以感冒为由回到美国，不久逝世。他留给南开的是永恒的高尚精神，南开人对他心存的是永久的崇敬和怀念。今天，桑先生创建的南开大学交通经济研究所及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开大学现代物流研究中心，在我国的交通经济理论、物流学研究方面已处于前列，并成为南开大学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建的国家级智库。相信桑先生在天之灵如果看到他开创的事业今天兴旺发达，一定会感到高兴和欣慰。

得英才者得天下，善聚英才者必占学科高地和前沿。谷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以教育大家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胸怀，培养造就、吸引汇聚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和一大批具有强烈责任心和奉献精神、善于管理的行家里手，为南开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为南开和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永载史册的贡献。

参考文献：

经济学院史编写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史》（内部）。

张秀珍等：《经世济民九十载》，载南开大学新闻中心编：《永续的学脉——南开大学学科发展历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本文作者：逄锦聚，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第二篇　学术思想篇

第三章　谷书堂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贡献：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是谷书堂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谷书堂教授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本文旨在结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分配制度的变革，探讨谷书堂教授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社会影响。

一、对传统按劳分配理论的质疑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直把按劳分配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分配原则和本质特征。然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按劳分配原则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这是因为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以一系列条件为前提的，而这些条件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不具备。谷书堂教授有关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研究，正是从质疑传统的按劳分配理论开始的，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与蔡继明合作的论文《按劳分配理论与现实》。

谷书堂教授认为，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在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在做了各项必要扣除后，以劳动为唯一尺度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根据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规定，它的实现至少要以下述基本条件为前提：

其一，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生产资料的质量是不等的，同质、同量的劳动与不同质的等量生产资料相结合，会产生不同的收益。因此，要完全实现按劳分配，必须以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使各个劳动者联合体由于使用较优的生产资料所获得的级差收益全部转移给社会，在做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之后，社会再把剩余的部分按照每个社会成员提供的劳动数量（包括质量）分配给全体劳动者。

其二，劳动者的劳动必须具有直接的社会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其三，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折算必须简单易行。劳动者的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按劳分配要以简单劳动作为基本计量单位，而复杂劳动是自乘的或倍加的简单劳动。因此，要贯彻按劳分配，复杂劳动必须折算为简单劳动，而这种折算，迄今为止尚未从理论上找到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方法，马克思本人也只是把这种折算看作是在由发生在生产者背后的一个社会过程来完成的。但无论通过什么来进行折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种折算必须是可能的，而且是简单易行的。

其四，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保证劳动者能够“各尽所能”。相对于全社会可供使用的劳动总量来说，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使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平均收益，至少要使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零；或者相对于有限的生产资料来说，劳动的供给量必须减少到使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劳动的平均收益，至少使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零的程度。在生产资料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劳动的投入在超过一定点以后，多劳反而少得或不得，甚至得到的报酬为负数，要完全实现按劳分配，生产资料的数量至少要足以保证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零。

显然，上述按劳分配原则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即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我们也没有实现全社会统一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在这种情况下，按劳分配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已由原来单一的公有制，转变成多元所有制。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劳动要素的稀缺性不仅没有减弱，反而由于分属于不同要素所有者，使用这些非劳动要素必须支付一个大于零的价格即要素报酬，这些非劳动要素的报酬就构成非劳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所以，非劳动收入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按劳分配已不再是单一的、纯粹的分配原则了。

其次，无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在总体上的数量是有限的，质量是不等的，这种稀缺的、质量不等的生产资料，不足以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各尽所能，实现充分的就业，因而也就不能完全做到按劳分配。

最后，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高度集中统一决策，必然导致生产与消费、供给和需求，以及集体劳动的私人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因此，每个劳动者集体的劳动，并不具有完全的直接社会性，很多企业虽然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未必符合社会的需要，有些可能作为废品积压在仓库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全社会来看，还是从生产单位来看，都有大量劳动是在无效的状态下耗费的，因此也就不能对其实行按劳分配。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无论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联合劳动，更是必须通过交换，以价值关系为媒介，其局部的、个别的劳动才能间接地转化为社会劳动，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才能转化为简单劳动。由于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照价值进行交换，各企业的联合劳动在这种交换中，必然会发生如下的数量变换：

第一，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本身就是由劳动的主观方面（平均劳动强度和平均熟练程度）与客观方面（一定质量和数量的生产资料所构成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的，所以，即使各个企业联合劳动都具有平均的熟练程度，仅仅由于各自使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不等和质量不同，同量劳动所折合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同，从而所创造的价值也是不同的。当然，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使用国有土地所取得的超额利润要作为地租交给国家，而且，在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已经划清的情况下，由于占用较多和较好的其他国有生产资料而获得的超额利润，也要以税费等形式上交国家。但是，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企业留利水平的提高，由企业自行积累而得到的收益，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要留归企业所有，并按照一定的比例进入职工的消费基金，否则，企业将会丧失自行积累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如前所述，即使抽象掉生产条件的差别，如果某一个企业或部门所生产的商品数量不符合社会的需要量，则企业的实际收益就会高于或低于劳动成本。这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见，无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充分必要前提条件都不具备。

由于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充分必要条件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具备，因而一味强调单一的按劳分配，必然在公有制内部导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则否定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进而遏制非公经济的发展。（谷书堂、蔡继明，1988；谷书堂，1989）

二、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转变

既然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实现，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多元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在分配领域也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除了传统的公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分配以外，个体劳动者通过合法经营既获得劳动收入，又得到一定的资产和经营收入；当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时，债券所有者就会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还出现了股份分红；在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在私营企业雇工经营中，企业主会得到部分非劳动收入。所有这些收入分配形式，概括起来，不外是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前者既包括公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又包括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的收入，还包括经营管理者作为劳动者所获得的部分收入。后者表现为企业家收入（利润）、利息[含存款利息、股息（含红利和股票增值）和债息]和地租（土地转租得到的租金）。它们本质上都是各种非劳动要素所有者凭借着要素所有权所得到的非劳动收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十三大（1987）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提出

但是，所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仅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现象的一种描述，那么，这种多元的分配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其质的规定性是什么？其中每一种分配方式的本质规定和数量规定是什么？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又是什么？“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含义是指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还是指功能性分配中劳动所占的权重？这些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的热烈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从理论上阐明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特别是如何看待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如何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做出统一的理论概括？谷书堂教授“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

早在1984年中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谷书堂即在次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做了“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发言。此后，他进一步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现实出发，考虑到其他生产要素同样对财富的创造做出了贡献，理应根据各自的贡献进行分配，进而形成了“按各种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

1987年谷书堂教授开始指导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蔡继明在职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与蔡继明合作于1988年完成《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该论文最早提交给在武汉中南财经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第四次研讨会，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经过组委会激烈的争论，该文最终作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研讨会”（人民大会堂，1988年12月）入选论文，受到了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名嘉奖。该文分别发表在《理论纵横》上篇（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

该论文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原则应该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其中包括劳动要素的贡献和非劳动要素的贡献，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是根据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对财富的创造所做的贡献应得的报酬，而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理论上是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确定的，在现实中是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该论文指出，从部门内部来看，劳动生产力较高的企业在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高于劳动生产力较低的企业，而劳动生产力是由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和土地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所以，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命题本身就承认了非劳动要素参与价值决定。（三）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引起的争论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和热烈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是对按劳分配理论的突破，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张卓元，1999；陈东琪，2004；柳欣，2008）；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该理论否定了按劳分配原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陈德华，1990；卫兴华，1991）。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这一理论还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受到批判（宁向东，1991）。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应《改革》杂志主编吴敬琏教授特邀，谷书堂教授又撰写了《对“按贡献分配”的再探讨》，发表在《改革》1992年第5期，回答了理论界的各种批评，进一步阐述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谷书堂，1992）

三、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和制度的确立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成分越来越多，按生产要素分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一提法与中共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相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的本质，做了更具体的阐述，因而也更接近于谷书堂教授所提倡的按贡献分配的思想。当然，这一命题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逻辑矛盾：如果认为两种分配方式中的劳动要素是相同的，则按生产要素分配已经包含了按劳分配；如果认为两种分配方式中的劳动要素不同，如有的学者所说，前者指活劳动，后者指劳动力，则两种分配方式最多是并存，而无法结合。（蔡继明，1998）

中共十六大报告（2002）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如前所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仅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现象的一个总体描述，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虽然试图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关系做出理论概括，但自身又包含了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中共十六大报告（2002）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分配方式概括为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一新的概括，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的本质规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中共十七大报告（2007）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意味着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从2002年作为一个分配原则初步确立，到2007年已经变成了一种分配制度，而今后的任务是要使之不断健全和完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无疑是对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进一步肯定。

然而，当“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最终被官方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后，人们的争论又开始围绕是“按照生产要素对物质财富的创造所做的贡献分配”，还是“按照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价值）的创造所做的贡献分配”而展开。显然，这又涉及物质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任何经济范畴都是一定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统一：其物质内容所代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社会形式所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样地，任何财富也都是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统一。就财富的物质内容或物质财富来说，就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而就财富的社会形式或社会财富来说，就是这种使用价值在不同社会所采取的形式，具体说，在商品经济中，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就是价值。

毫无疑问，就财富的物质内容即使用价值而言，劳动不是其唯一源泉，正如配第所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配第，1963），或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第3卷，第5页）

但是，社会财富比如说价值，是同样由多种要素共同创造的，还是仅仅由单一的劳动要素创造的呢？显然，多要素价值论就是承认多种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而劳动价值论就是承认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正因为如此，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必然认为所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仅仅是指按各种生产要素对物质财富的贡献进行分配，而非劳动要素因为并不参与价值创造，所以非劳动收入必然是非劳动要素所有者凭借其要素所有权而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

上述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物质财富总是采取相应的社会形式，作为分配对象的财富，也只能是社会财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也就是价值。假定投入一定量的劳动（1人年）、一定量的土地（1亩地）和一定量的资本（1台多功能农业机械），生产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比如说1200斤（600千克，1斤=0.5千克，下同）小麦，按每斤小麦1元的市场价值计算，这1200斤小麦值1200元。如果我们承认劳动、资本、土地都参与了就这一定量物质财富（1200斤小麦）创造，而且假定各自做出了1/3的贡献，那么很明显，这1200元（1200斤小麦的价值）中，一定有400元是资本创造的，400元是土地创造的，400元是劳动创造的，怎么能说，价值1200元的1200斤小麦是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创造的，而1200斤小麦的价值1200元仅仅是劳动创造的呢？

笔者一向认为，既然社会财富不过是物质财富的表现形式，决定物质财富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物质财富表现形式的社会财富，而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分配是统一的。所谓按贡献分配，就是按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蔡继明，1988、2001、2003、2004）

四、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政策含义

谷书堂教授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对于发展非公经济和保护私有财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先从剥削概念谈起。（一）剥削概念辨析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批评者通常所持的一个理由是，这一理论否定了剥削。应该说，这一批评既对，又不对。因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既否定了剥削，又没有否定剥削，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剥削，批评者所谓的剥削是指什么。

英文exploit作为动词，有两种含义：①投入生产性使用（to put to pro-ductive use），利用（to take advantage of），开发（to use or develop（a thing）fully so as to get profit）；②为牟取个人利益而吝啬地、不公正地利用（to make use of meanly or unjustly for one’s own advantage），[贬]利用他人为自己谋私利，剥削（unfairly for one’s own profit or advantage）。其中，贬义的用法“剥削”与汉语中有关剥削的词义基本相同。

根据马克思的理解，剥削是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马克思恩格斯，第23卷，第243页）。

罗宾逊则认为，剥削是垄断厂商获取的劳动的边际成本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或边际产值之间的差额。（罗宾逊，1961，第234-255页）

从上述不同定义中，我们抽象出剥削的一般定义：所谓剥削，就是在利用（开发）他人拥有的生产要素时所付报酬低于其贡献，其实质是对他人要素贡献的无偿占有。

从强调剥削的实质是无偿占有这一点来看，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本身并没有错——如果剩余价值果真都是由工人创造的，占有其中任何一个百分比自然都构成剥削。但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而“剩余价值”乃至全部价值并非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其中也有非劳动要素所做的贡献。假如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共同创造了剩余价值，并根据各自的贡献，得到了各自相应的份额，那就没有剥削。但是，如果资本所得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就等于无偿占有了劳动创造的财富，这是对劳动的剥削。反过来，如果劳动所得超过了劳动的贡献，就造成对资本的剥削。

当然，即使承认非劳动要素参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也不能排除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部分或全部被资本家或其他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所无偿占有。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在非劳动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前提下仍然是可能的。（二）以要素贡献为基础的非劳动收入不等于剥削

根据广义价值论和上述剥削定义及尺度，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只要其收入份额是以要素贡献为基础的，就不能认为是剥削，而是一种报酬，是对非劳动要素贡献的补偿。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本质上是按各种生产要素（包括非劳动要素）在价值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这和单纯地凭借非生产要素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的剥削行为不能相提并论。（谷书堂、蔡继明，1988；谷书堂，1989）不仅如此，由于剥削从一般意义上说，不过是对他人生产要素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无偿占有，所以，严格地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恰恰是对剥削关系的否定。（三）剥削与私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根据以上分析，私有制经济中并非一定存在剥削，而公有制经济中未必就没有剥削。我们不能笼统地把私人业主等同于剥削者——只有当私营业主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其边际产品收益时，我们才能把私营业主界定为剥削者；我们也不能断言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就一定不受剥削，除非他们的劳动报酬等于他们的劳动贡献。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仍然可能存在，但是，不能一概认为凡是私营企业或私有经济就一定会存在剥削。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如果按照市场价格付给工人工资，工人对劳动所得感到满意，就不能说他在遭受剥削。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存有剥削，但这种剥削不一定是私有制造成的。

一方面，既然承认非公有制目前仍然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就应该大力发展它。另一方面，既然确定剥削是对他人生产要素的贡献无偿占有，就应该坚决予以取缔，至少在目前，我们已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允许剥削存在。要坚决反对剥削，要利用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各种手段对剥削加以限制，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取缔。无偿占有他人的成果毕竟是不合理的，尽管它在历史上曾经对生产力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其存在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今天没有必要以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能允许以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来换取经济发展。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让人民安居乐业，让人民得到应有的报酬。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是要把工人的生活费用限制在必要消费资料范围内，仅仅维持生存，而我们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基本国力已足以保证社会成员不仅能够获得必要的消费资料，而且可以获得一定的发展和享受资料（可以旅游，购买房产和汽车，可以享受各种教育），为什么还要允许把劳动者的消费水平或收入水平限制在维持生存范围内呢？

而对于上述严格定义的剥削，无论它存在于何种所有制经济中，都不能采取容忍，而应该坚决取缔；无论是公有制成员还是私营业主，都必须放弃剥削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消灭剥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纲领，也是当前纲领所要求的。（四）消灭剥削并不一定要消灭私有制

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要人们获得全面的发展。这一目的也许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手段而实现，可能通过公有制实现，是否也可能在私有制条件下实现呢？私有制是否更符合人的本性，人们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是否可以更全面地发展，社会如果保护了私有财产，是否能给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既然私有制和剥削可以分开，私有制不等于剥削，它可能有剥削，也可能没有剥削，不能把两者画等号，那么，消灭剥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灭私有制。

那么，不消灭私有制是否会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呢？不一定。因为消灭私有制本身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一定要明确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尤其不要把最终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手段混淆起来，特别是在实现目的的手段不是唯一的情况下。有些人以为消灭私有制是目的，搞计划经济就是目的，搞按劳分配就是目的，搞公有制就是目的，其实这些都是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入大同世界，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实际上，私有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它也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现在的私有制已不是100多年前的私有制，更不是奴隶社会的私有制。公有制也在不断完善，现在的公有制也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公有制。因此，我们仍然要把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手段可能是多样的，公有制可能是可供选择的一个手段，但不一定是唯一的。（蔡继明，1999b）（五）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保护私有财产的理论依据

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对象，到中共十三大被确认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从中共十五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被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到中共十六大与公有制并列，成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的对象；从1982年的宪法只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到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确认包括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内的整个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明确提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应该说，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消除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障碍。

但是，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出版座谈暨学术研讨会（2004年6月16日）上我们获悉，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中，仍然比较普遍地面临着“三难”（登记创业难、融资难、诉讼难）和“六乱”（乱审批、乱许可、乱检查、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的困扰，与国有企业甚至外资企业相比，在土地征用、人才引进、信息获取、户籍管理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恐私、怕私、惧私”的传统观念还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

然而，仔细分析便不难得知，人们之所以痛恨和诅咒私有制，并不在于私有制本身，而在于人们赋予私有制的一个似乎是与生俱有的属性——剥削。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价值是唯一由活劳动创造的，非劳动收入无一不是非劳动要素的所有制凭借着非劳动要素的所有权对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样，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剥削就成了孪生兄弟。而千百年来，人们痛恨剥削，渴望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而要消灭剥削，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这一产生剥削的根源。这就不难理解，在现实中，为什么我们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总是要强调对其要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为什么在充分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三个有利于”的同时，总是不忘记提醒人们私有制体现着剥削关系；为什么当允许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时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追根溯源，正是传统的剥削理论，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障碍。

显然，只要我们全面地把握按贡献分配的思想，把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统一起来，把非劳动收入和剥削区分开来，把剥削与私有制区分开来，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与保护私有财产就会顺理成章，消灭剥削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会并行不悖，我们就能够打破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对人们的束缚，使保护私有财产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而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清思想上、理论上的障碍。

五、如何看待当前收入分配不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打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日益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0.16已连续10年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一些学者则把收入差距的扩大归咎于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进而提出要用“平等与效率并重”（刘国光，2003）或“平等优先、兼顾效率”（邹广文，2013）来取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无异于把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归咎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因为所谓效率优先，就是要在初次分配中贯彻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

显然，我们不能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笼统地归咎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因为具体分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表现，无论是贫富差距过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地区收入差距过大，还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官员腐败和灰色收入过高，究其原因，恰恰是既没有兼顾公平，也没有优先效率，更没有贯彻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

所以，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仍然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其一是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如前所述，早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就确立了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提出要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接着在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也提出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中共十七大又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意味着在肯定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制度的前提下，要进一步完善它。特别是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中共十七大之所以进一步强调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无非是想通过财产占有的平等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其二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首先是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变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的趋势，特别是要逐步降低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次，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最后，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总之，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其三是要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中共十七大指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有关效率与公平，以及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上述提法，特别是字面3次实际4次提到的“公平”（因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涉及公平）做一解读。

前两个公平显然是指公平本身，即公正（equity）或正义（justice）。

先看第一个公平。因为提高效率与追求社会公平或公正，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只要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就能够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公平。这一点在如下要讨论的初次分配领域，更为突出。

再看第二个公平。因为对一个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初次分配是只讲效率，不讲平等的（机会均等除外），所以，上述初次分配所涉及的公平（第二个公平）仍然是公正或正义。所谓初次分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其实讲的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或同一，或者说，在初次分配中，讲效率就是讲公平，讲公平也就是讲效率，这里所体现的是“唯效率论”的公平观。比如说，在初次分配领域，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既是有效率的，也是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

后两个公平，则是指平等（equality）。因为再分配是根据一定的公平观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不可能把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完全熨平，除非社会秉持的是“唯平等论”的公平观。所以，这里所谓再分配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无非是要把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范围内，或者说要以尽可能小的效率损失为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收入平等。而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无非是因为当前收入差距过大，要加大再分配的力度，适当提高收入均等化的程度。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七大这20年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唯平等论”依次向“平等与效率并重”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转变，由此才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有了普遍的大幅度的提高，社会才更加和谐。而在收入分配领域之所以还存在着前述许多不公平的现象，并不是因为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相反，凡是存在收入分配不公的地方，恰恰是因为偏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而纠正上述收入分配不公，不能靠简单地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缩小收入差别，也不能回到“效率和平等并重”，更不能倒退到“平等优先、兼顾效率”或“唯平等论”，其中任何一种选择都会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停滞和倒退。

中共十七大也并没有改变中共十三大以来所确定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它只不过针对当前收入差距过大而强调要加大兼顾公平的力度。而要解决上述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就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一方面，在初次分配领域完善要素市场，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公平竞争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这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同时必然会缩小前述城乡、地区和行业之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在再分配领域，要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征缴，尽快制定遗产法，加大对垄断行业的监管，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和征地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对落后地区、基本农田保护地区、生态保护地区的转移支付，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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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广文.不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人民论坛，2013（1）.（本文作者：蔡继明，男，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9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所任教；2000年调入清华大学。）

第四章　谷书堂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贡献：两种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说

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围绕这一问题曾开展三次热烈的讨论，谷书堂教授不仅是这三场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而且是争论中的主要观点的代表者之一。这三场大讨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认及由此引发的三次大讨论

当时，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尚未引起我国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魏埙与谷书堂于1955年联合署名提交给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一篇题为《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的论文。该论文载于《南开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后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将这篇论文扩充成为一本单行本，约4万字，于1956年出版发行，书名为《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

该论文和小册子明确指出《资本论》中与价值决定相关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或《资本论》解读中都提到的，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的商品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第23卷，第52页，以下简称为必要劳动I）；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为满足一定社会需要应分配于某一生产部门的总劳动时间（以下简称为必要劳动Ⅱ）。（马克思恩格斯，第25卷，第205页）文章认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总量所耗费的时间，是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它在商品价值中同样有直接的基础作用。

魏、谷的小册子一发表便引起经济学界的重视。吴树青在当年《读书月报》第10期首先发表书评，肯定了魏、谷的观点（见吴树青，1956）。而王章耀、萨公强两位学者则在《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发表题为《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与魏埙、谷书堂、吴树青诸同志讨论》的文章，率先提出不同意见（见王章耀、萨公强，1958）。为此，魏埙与谷书堂合作发表了《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正面阐述自己的看法（魏埙、谷书堂，1958）。在同期《学术月刊》上，宋承先也发表了《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也与魏埙、谷书堂两同志商榷》（宋承先，1958）。争论双方，指名商榷，你来我往，将20世纪50年代的这场讨论推向高潮。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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