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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宫崎市定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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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人物论试读：

在身为秦王的二十余年间，始皇帝消灭了此前与之对立的六国，统一了天下。这一事业诚然是惊人的，不过当时的社会形势正好在经历一场大转换，而这转换在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诸侯内战的终焉。回望战乱频发的战国时代，竟然持续了二百年之久，已经是长得有些过分了，而在斯以前，长达三百年的春秋时代亦是战争和混乱之世。因此，在受够了战争的人民中不断高涨的厌战情绪，压过了对战争胜负的执念，人们想要尽早获得和平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了。

战争的持续一方面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而另一方面，却也不能说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中国的古代社会，和西方古代有所相似，存在着拥有完全的市民权以及在国家有难时必须履行组成武装、参与战争之义务的士人阶级，和没有市民权并被排除在政治、军事之外的庶民阶级这两种阶级的对立。而进入战国时代之后，诸国政府为了国防的必要性，不得不求助于庶民阶级之力，庶民们既被征招使役组成军队，政府也就无法阻止他们逐渐成为将校和官吏了，而士人和庶民的区别也就此渐渐消失。在春秋时期，军队指挥官多出自古旧名门，而到了战国时代，战术之进步和对此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之产生，使得庶民中拥有优秀才能之人也有机会获得这一职位。其中，更出现了职业化的将军，他们受到外国君主的招聘而掌管其国军队，当然因为此种军人忠诚心的微薄，反叛该国君主的行为亦屡见不鲜。这些情况，无疑证明了军队逐渐无国籍化这一趋势。

而同时期的商业也呈现出繁荣景象。中国古代都邑专门设立了所谓的“市”作为商业区域，就如同古希腊的“agorã”和古罗马的“forum”一样，商业的兴隆繁荣了市，也令活跃于市的商人的财富不断增加。这些商人中，有人利用车、船前往异地进行商业活动，也有人买入商品哄抬物价之后贪婪地收取暴利，在如此获得巨大财富之后，他们又成为了接近君主的政治商人，继而更进一步成为政治家。巨商们的活动自然不限于一国之内，他们的生意一直做到了国外，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跨国企业，而对这些商人来讲，效忠于某个特定国家的誓言，是毫无必要的。经过商人和军事家活动的无国籍化发展，各诸侯国间的势力对比也变得不稳定起来。一旦其中某个国家的国力稍微强于其他国家，那么这种国力上的差距一定会加速度般地拉大，使春秋以来诸侯国之间的势力平衡彻底崩坏。而秦国的统一事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得以实现的。

秦国始于西周孝王（约前892—前886年在位）所封的嬴非子。而其第三十五代国君，正是本名为政的始皇帝之父庄襄王（前250—前247年在位）。在始皇帝即秦王在位的前十年间，宰相吕不韦一直手握大权。此人出身韩国，在赵国国都与始皇之父相识，继而使用其所拥有的金钱在秦国朝廷中活动，为始皇之父谋得了王位，而他也凭借此功业成为了秦国的大臣。同时，亦有传闻说始皇帝并非庄襄王之子，而实为吕不韦之子。

当时秦国的领土以现在的陕西省为中心，不断向东方和南方蚕食邻国，扩张领土。今日的陕西虽然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然而在当时却以农产品丰富的肥沃地带而著称。特别是始皇即位之初，任用了从韩国来的水利工程师郑国，通过兴建灌溉工程，将河水引入本为不毛之地的荒野并将之耕地化，使此地的谷物变得更为丰富。

秦国的都城是离后代之都城长安不远的咸阳，此地亦占据了商业上的特殊地位。恐怕在当时已经存在的丝绸之路，便是通过此地将中国的绢制品输出到西方，并将西方的玉制品输入中国。咸阳之于丝绸之路，便是关口一样的存在。而当时共同的货币，大抵便是黄金吧。当然，除了这座世界性大都市之外，秦国的领土以由农民集团所组成的都邑为主，而秦国政府亦是从这些都邑中征集军队的。秦军队以骑兵众多为特征，军马有一部分出于本国农民于原野间的牧养，因其地理位置的便利性，他们还从北方游牧民族手中购入大量马匹。将秦国人民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并不适当，然而他们擅长骑兵战术却是事实。二、统一

公元前230年，秦国灭了与其东南接壤的韩国并吞并其土地。韩国虽在诸列强中土地最为狭小，却以武器制造业的兴盛而闻名，并曾以此维系七国间的势力平衡。因此，韩国的灭亡，无疑意味着天下形势之巨大转换的开始。

吞并韩国并接管其“军工厂”的秦国，接着开始压迫位于其东北方、今属山西省的赵国。赵国一向和北方游牧民族接壤，并早早采用了骑兵战术，从这一点上来说甚至比秦国还要先进，而赵国几度击退秦国入侵的英勇事迹，也使其成为了秦国的强大敌人。然而当时的赵国新君暗昧、国政混乱，秦国几度派出远征军，得以趁此机会毫无困难地平定了赵地（前228年）。而攻灭赵国，令秦军之马匹得到了很大的补给。

处于被灭的韩国和赵国之间的则是魏国。事实上此三国都是由一度为春秋霸主的晋国所分出的，而位于其中央位置的魏国为先代周朝的文化所化，可谓中国正统文化的继承者。与之相对，秦国向来属于后进之国，一直在魏国的影响下发展。秦国最初成为强国的契机，亦正是孝公（前362—前338年在位）任用了魏国的亡命者商鞅而推行了国政改革。随后，自魏入秦而成为秦相的张仪，又在秦魏同盟的基础上，将其他诸国纳入了连横的关系之中，让秦国的国际地位更为优越。之后，魏人范雎成为秦相，又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将矛头指向秦国的邻国，掠其地以为己用。事实上始皇帝正是受到了这一策略的影响，才选择在此时侵略魏国。魏国的军备明显不如其文化先进，在秦军开始攻击后不久，便彻底被征服了（前225年）。

几乎同时，秦国亦着手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开始打击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楚自春秋以来便称大国，在诸国之中领土最广，物产也最为丰富。虽则当时长江流域的土地还未被开发，人口稀少而生产力低下，完全没有今日所见的繁华之景，不过楚国仍然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秦国不得不动员全部国力，招集了六十万大军奔赴楚地。此时的楚国则因王位继承的纷争而处于人心动摇之中，也正因为领土过于辽阔，一时之间无法集结分散各地的军队。这样一来，秦国得以乘此机会集中兵力攻下了楚地的一座座城池，最终征服了楚国全境（前223年）。

而在此后的第二年，秦国又消灭了位于东北的燕国。燕国虽说是西周王室成员、开国功臣召公所建立的国家，然而实际上却土地贫瘠、国力贫弱，根本无法抵抗秦军。这样一来，剩下的诸侯国便只有位于今山东省的齐国了，齐国为秦国所欺骗，向来遵守与秦立下的互不侵犯条约，毫不介意地旁观了秦国灭亡他国的过程，享受着局外人一般的和平。使用了麻痹策略的秦国，直接派遣攻灭了燕国的军队偷袭入齐，而齐国竟也毫无抵抗地投降了秦军（前221年）。齐是仅次于楚的大国，广有富强之名，其国力更是足以使其诸侯王与秦王互相尊为“东西二帝”，在秦军的攻击下却仍显得如此脆弱。说到“脆弱”，其实不只齐国，其他国家在面临强秦时似乎也是如此“脆弱”的。这对于作为征服者的秦来说，乍看之下或许是侥幸之事，而其实却隐藏着某种巨大的不安。被征服地区并未因连年战祸而荒废，失败者本身也没有什么失败的实感，在全力挣扎之前就早早宣告了战败。这样一来，这些国家便保留了复兴的余裕，对征服者来说则不啻为一种危险，相信始皇帝的政府对这一点应该有所自觉。三、统治

对始皇帝来说，如何维持这一系列胜利所带来的和平便是当务之急。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以法家思想治国，始皇帝的丞相李斯亦是法家思想的信徒。法家将政治的最高使命和政治的源泉都归为君主一人，提倡绝对的君主制并信仰法律的万能主义。始皇帝刚刚统一天下，便废弃了一直以来的王号而改称“皇帝”，从而建立了此后两千余年在中国通行不废的皇帝制度。而所谓“皇帝”，其实并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统治者，更被认为是全人类的支配者，是不允许有任何对立物存在的。同时，在作为专有名词的“皇帝”前亦不能加有任何限定性的形容词。始皇帝并不是秦的皇帝，而只是皇帝。其中的“始”表示的则是一世的意思，只是为了在其死后表示与下一个皇帝之区别的谥号，皇帝在世时的称号就是“皇帝”。世界上能称为皇帝的只有一人，就连中国以外国家的君主与人民，也全部处于这位皇帝的威权之下。

既然由皇帝直接统治的中国已经统一，也就意味着在此区域内必须推行公平而划一的统治政策。秦政府将全国划为三十六个郡，每个郡下设若干县，郡设郡守，县设县令。县令直接管理人民，而郡守则监督县令。这种制度与古代波斯帝国的萨特拉庇亚（satrapy）行省制有所类似。新制度下的郡守和县令直接由皇帝委任，他们不能如之前封建制下的王公那般享有对土地和人民的私有权。而同时，地方官员也不再是当地人民的代表者，而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派遣人员，通过中央所制定的法律来管理人民。而秦政府所制定的统一的法律，其实并未考虑到各地域本身的特殊性。秦正是在这一点上招致了地方人民的反感。

战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着自己的制度，其法律、习惯、文字和度量衡也是各自不同的。而始皇帝则用秦国的制度将之全部统一。在这其中最为成功的便是文字的统一。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混合了各种民族，其方言也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各异，直到今日，南北各地仍然说着互不相通的方言。然而从秦代开始，因文字统一之故，各地区人民才有了相同的经典和文字，可以引用同样的古代典故进行书面交流，从而达到了互相理解的目的。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能够在政治和文化上统一，正是建立在文字统一的基础上的，这一点绝不容忽视。

而始皇帝为了加强这种统一，还施行了其他政策。其中之一便是巡幸新帝国之领土的制度，对于将旧时代的诸侯王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的各地人民来说，巡幸不啻为使其了解新皇帝之威权的一种示威。皇帝在其所至的名胜之地亦曾刻石立碑，以炫耀自己之功业及训诫人民，这些石碑的残片也一直流传到了今日。为了巡幸之便，全国各地修建了宽广且植有行道树的大道，同时，作为军用道路，在地方叛乱之时，可以迅速通过这种大道派遣军队。新帝国统治者的这种措施，也与古代波斯的大流士一世所推行的政策有所相似。

始皇帝巡幸至渤海，听闻海上的蓬莱等神山之上有神仙和不死之药，随即命令徐市（一名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前往海上访求不死之药。传说中，入海的徐市最后漂流到了日本。

此后始皇帝继续南巡，渡过长江到达今湖南境内，他在此地得到报告称，位于湘水的南方上游之地，与秦国隔水相望的南越国地临南海，颇多珍奇异宝。皇帝遂在数年的准备之后派出远征军，得到了今广东一带的领土，将之划分为新建的三个郡。需要注意的是，此三郡中的象郡，旧说均以为位于今越南中部，其实应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心地带。

南征固然动摇了国内的安定，令人民疲惫至极，然而比南征更骚扰民心的，是皇帝对北方的经营。内外蒙古之地，自古以来居住着诸多游牧民族，虽说这些游牧民族从西亚的先进文化圈习得骑兵战术的历史并不那么久远，然而一旦获得了这种技术，好战的他们便形成了以匈奴族为中心的强大势力。在北巡之际知晓了他们的强盛之后，始皇帝马上派出三十万大军讨伐匈奴，将其赶往更为遥远的北方地区，并占领了一部分土地，又为了守住这些领土而修建了万里长城。秦长城与后世的长城一样，围起了帝国北方的边界，自西包裹着河套地区，随着阴山山脉，一直穿过辽河，延伸到了东部。

中国人从来都是农耕民族，此前的战争中，对马的使用也仅限于马拉战车，并没有游牧民族那样骑在马上作战的骑兵。而依赖于畜牧业的北方游牧民族则正好与之相反，他们整天骑在马上生活，拥有较高的机动性。也正因此，战国时代的北方诸国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奇袭，曾分别修建长城以自卫。秦帝国亦蹈袭了这种防御手段，可是对秦帝国来说，这一手段相较皇帝制度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既然皇帝不允许有任何对立面的存在，那么修筑长城以自卫的行为，便是放弃长城以外的土地，进而承认北方存在着对立政权之举。而这也正是皇帝制度所不能达到的界限。

此外，秦政府为了使政权更为牢固，更进一步地对思想进行了统一。春秋以来，各国学问繁荣，自儒家、墨家开始，流行着诸子百家丰富多彩的学说。而其中的法家因为形成时间较晚，在民间的基础最为薄弱，只能依靠政府的强制规定来确保其官学的权势。始皇帝晚年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禁绝以儒教为首的诸子百家，将除了秦国历史、医学、药学、农业、卜筮之外的其他书籍统统烧毁，只留下法家的相关文献供官吏学习和民间教授。对此政策持有异议的民间学子则被定罪为“诽谤”，秦政府将其中的四百六十人逮捕之后予以活埋。这便是被后世称为始皇帝虐政的“焚书坑儒”。四、幻灭

最终，无论始皇帝的种种政策是为了强化同一而不得不为，抑或在具体实施上有所失当，其中的大多数政策终究引起了民间的骚乱，招致了人民的反感。始皇帝固然勤于政务，每天都处理着如山的文书，可他并不曾侧耳倾听民间的声音，而只是独断专行，自然免不了在某些事上做得过分。天下统一之际，始皇帝曾徙诸国豪族十二万至国都，用以加强中央而弱化地方的权力。此外他还曾纠集七十万罪人以兴建巨大的工程，包括营造国都的阿房宫和修建位于骊山的他自己的陵墓。陵墓的椁室深入地下，室内上仿天体，下仿地形，以长流的水银仿照大海河川，一旦遭到外部侵入，还会自动发射弩箭。1974年偶然发现的始皇帝陵的一部分，就已经挖掘出了大量战士和军马的塑像。

始皇帝在最后一次南巡返途经过河北之时得病而死（前210年），在位三十八年。历来被认作暴君之代表的他，在当代却受到了不同的评价。诚然，始皇帝艰难地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为此后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废除了此前的奴隶制度，将中国导向封建社会等。始皇帝有在新学说背景下被重新讨论的价值。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他的政治理念中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始皇帝所信奉的法家学说，建立在人性本恶的观点之上，绝不承认自然的人情世故所带来的弱点，并企图以法律之力量将之杜绝，从不与人民以休息的间隙，而是使之成为政府积极政策的牺牲品。皇帝颁行的法律人民必须严格遵守，而违反者亦必然招致严峻的刑罚。这导致了重刑主义、恐怖政治和秘密政治的产生。法律的源泉既然是皇帝的意志，便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抑制皇帝那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一个绝大的制度漏洞。亦即是说，无论皇帝本身是多么唯我独尊，在行使其权力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其身侧助手的协助。而这位身侧的助手，因为常年与皇帝行动一致，在外部看来，其人与皇帝的区别也渐渐地消失了。这种可以预见的隐忧，随着始皇帝的死亡，很快便成为了现实。

在始皇帝身侧的有力者，除了丞相李斯之外便是宦官赵高。当始皇帝死于巡幸的归途中之后，两人决定秘不发丧，在到达国都之前筹划并施行一场重大的阴谋，其他的大臣对此一无所知，或虽有所察觉，但在可能的重刑之下选择沉默。两人计划：第一步，先除掉始皇帝选定的继承人太子扶苏，将伪造的始皇帝诏书送至扶苏之处令其自杀；第二步，以始皇帝的名义选定继承人，在回到国都之时立即发丧，并拥立始皇帝的昏庸少子胡亥；第三步，铲除所有反对派，肃清太子的近臣蒙恬、部分其他大臣、胡亥的兄弟辈及其他宗室成员。当这些计划全部付诸实施之后，则是李斯与赵高的权力斗争，而赵高则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并掌握大权。不过，天下的政治终非一介宦官所能掌握。就连国都人民也对政府失去了希望，更不用说那些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始皇帝式的政治幻灭的六国旧民了。面对蜂拥而起的各国人民，秦政府是那么脆弱，而其所拥有的天下最终也无法避免地走向了崩坏。【参考书】

桑原骘藏《秦始皇帝》（《桑原骘藏全集》第一卷《东洋史说苑》所收，1969年，岩波书店）一文繁简适中，便于初学。而更详细的材料则需参照司马迁《史记》（1962年，筑摩书房）卷六《始皇本纪》。《史记》虽说是中国古代典籍，可至今已有数种日语译本，一般读者也可读懂。另外，对始皇帝的研究至今虽无专书，然而在一般的东洋史、中国史概说读物中大多设有和其相关的章节。汉武帝：威震四方汉武帝（前156—前87年）是汉王朝的第七位君主（前141—前87年在位），庙号世宗，16岁即位，在位五十五年，死后葬于茂陵。汉武帝对内抑制了诸侯国的权力，统一了思想，制定了历法并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则再次彰显了秦末以来暂时凌夷的国威，向着东西南北四方扩张领土。汉武帝常被认为是跨王朝的秦始皇之后继者，是将始皇帝开创的古代帝国真正完成的君主。

武帝是景帝之子，名彻，其继承父亲的皇位之时，离汉帝国的建国已经过去了大约六十年，正逢应当改变内政外交的旧有惰性、革新诸政的时候。此时的武帝亦是年少气盛，大规模任用新人，通过提拔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文学之士，有计划地排除了因循无为的老臣，以便推进具有活力的积极政策。

武帝在外交上做出的最大改变与北方的匈奴有关。在今蒙古附近居住的游牧民族匈奴自秦末以来颇为强盛，汉帝国自国初以来为了避免受其侵略，曾与之缔结过屈辱性的和平条约，年年赠予大量的财物以结其欢心。然而，正是利用这一和平阶段，汉政府慢慢恢复国力，储备粮食和武器，武帝从而得以对匈奴采取攻势，连年派出远征军与其作战，最终将匈奴主力驱逐至大沙漠以北，并将归降汉政府的匈奴属国部署在长城之北以充当警戒，确保了国境的安全。

关于远征军的指挥官，武帝并未重用前朝以来便广为人知的名将李广。李广久有老将之名，而武帝却以为军队应交给青壮年来指挥。是以武帝随后所任用的将军如卫青、霍去病等人，均为武帝的同龄人。这两人又都身为武帝的侧近之臣，因为与武帝的私人关系而备受瞩目。不过就当时而言，若要众人接受黜退老将而拔擢新人的事实，任用侧近之臣便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了。当然，武帝选人的正确性，也可据随后的事实得以证明。

武帝对匈奴的远征，就此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即当时所谓“西域”——的交通。自秦至汉初，万里长城的西半部分都是沿着黄河修建的，而自武帝攻击匈奴，平定了今甘肃附近之后，将长城的西部北移到了如今的位置上，从而打开了新长城南侧的通商道路，使得商旅得以自玉门关沿着沙漠的边缘进入新疆。而汉帝国的大军更是在这之前，便翻越了帕米尔高原，攻灭了锡尔河流域伊朗系民族所建立的大宛国，带着获得的三千匹良马回国——这种良马应该与阿拉伯系的马匹是同一品种。

而在大宛西南方向的阿姆河流域，从今新疆附近迁徙过去的乌孙族所建立的大夏国甚为强大。武帝听闻乌孙乃是匈奴之仇敌，便派出张骞前往，谋求与其建立同盟。尽管这一军事同盟最终并未缔结，然而张骞滞留大夏等国多年，其间更曾远至位于地中海以西诸国，成功带回了关于其他繁荣昌盛的古文明的相关知识，并将之报告给武帝。从此以后，东西交通大开，商旅往来频繁，许多闻所未闻的动植物输入了中国。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交流并非因为张骞才从无到有地产生，而是长久以来缓慢而持续地发展的东西方交流之结果。

自秦代以来，长城的东端便一直修建到了朝鲜半岛，而武帝则更进一步地攻灭了当时中国人卫氏在该地所建立的朝鲜国，并将之纳为汉帝国的郡县。其中位于今天平壤附近的乐浪郡，更成为汉帝国的政治和文化输出的前站，也正是通过此地，当时名为“倭”的日本的存在才为中国人所知晓。

在南方，武帝攻灭了乘秦末大乱而独立的南越国，将岭南地区再度纳为郡县，而今天的广东，也因此成为印度和南洋物产的输入口。

在内政方面，武帝实行了和始皇帝同样的中央集权政策。汉初以来，封建制和郡县制一度并行不废。武帝为了击溃诸侯国的势力，采取了将大诸侯国渐渐划分为小国的计划，又废除了各诸侯国内以当地国君在位年数纪年的规定，统一按照天子所颁布的年号纪年。与此相关的则是新历法的制定和将此历法推行至全国各地的举措。从此以后，凡有国家使用中国之年号和历日，即被视为对中国的臣服。

武帝还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奖励儒教并以其统一思想。这并非是对儒教的“一边倒”，而只是确定了儒教作为政府推行的教育方针的地位。从此开始的，便是在今后两千多年间无关朝代更迭，以儒教教义为基础的官僚体制。武帝采用了较为柔和的政策，这也帮助他实现了始皇帝未能实现的中国统一的理想。

自古以来，对武帝的评价便谈不上太好，不过就像近年来对始皇帝的评价渐渐上升一样，与之相似的武帝似乎也正为人所重新评价着。【参考书】

据吉川幸次郎《汉武帝》（1950年，岩波书店）所言，表面上生活奢侈的武帝，在家庭生活中其实格外地孤独，不过是个不幸的人。这一观点颇为有趣。而我所写的这篇小文中，并未触及到对武帝私人生活的相关记述。因此，把《汉武帝》一书作为一种补充阅读，应该是颇为有益的。隋炀帝：乱始乱终隋炀帝（569—618年）姓杨名广，继承了其父文帝（541—604年）的皇位，成为了隋朝的第二代皇帝（604—618年在位）。继其父攻灭南朝陈，统一南北之后，炀帝推行了诸多积极政策，如开通大运河方便南北交通，进一步繁荣与西域、南海的贸易往来，开始与日本的交流等。然而，屡次对高丽的征伐最终使得国势衰微，四方乱起，炀帝自身也被谋杀于巡幸之所江都。一、上位

隋炀帝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暴君和王朝覆灭的责任者之一，然而这样的评论终究是有所夸张的，在此处不得不进行修正。比如其即位之际弑杀其父文帝的传言，就并非是所有史学家都认定的信史。继隋而兴的唐朝人，为了主张本朝的正统性，经常对前代抱有恶言，并将所有罪恶都归咎于炀帝，唐修《隋书》中关于文帝之死也语焉不详。然而宋代的司马光在深究史料之后，于《资治通鉴》中却采用了对文帝被弑说抱有疑问的笔法。虽说对宫中秘事的考证颇难进行，可是考虑到当时的各种情况，炀帝并没有进行弑逆的必然性。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将隋代的历史分为“明暗二色”。文帝的时代是和平的黄金时代；而炀帝一反前政，实行暴虐的统治，最终导致了隋的灭亡。这种看法无疑也是不正确的。在炀帝即位之时，其父文帝所获得的评价实在不高，甚至可以说，炀帝是背负着父亲所遗留的诸多负担而即位的，终究也无法摆脱宿命。而为了探究这一点，则需要回溯并考察此前百年的历史。

由拓跋族建立的北魏王朝曾征服华北一带，被称为“北朝”。而当时间来到六世纪，北魏已渐渐衰落，以国境警备军的叛乱为契机，分裂为东魏和西魏（534年、535年）。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只是摆设，真正的实权掌握在身为军阀的大臣之手。其中，建都于长安的西魏，其宰相宇文泰本是长城以北的武川镇的将校，与其同僚一起在长安建立了西魏王朝，用以抵抗东魏。与东魏相比，西魏土地狭窄、人口稀少、物资匮乏，然而西魏之所以始终未在与东魏的攻防战中屈服，则完全依赖于以宇文氏为中心的武川镇军阀的彼此团结。不仅如此，宇文泰死后，其子很快篡夺了西魏政权，建立了北周，而北周第三代皇帝周武帝甚至还攻灭了篡夺东魏而成的北齐，统一了北方地区。然而，到武帝之子宣帝、宣帝之子静帝时，身为外戚的杨坚渐渐掌握了实权，最终废黜了静帝并即皇帝位（581年）。杨坚即隋文帝，也就是炀帝之父。

杨氏与宇文氏虽同为武川系军阀，但其家族在整个武川系中只能算是二流，而且凭借一时运势便篡夺天子之位的行为，更会招致一流贵族们的反感甚至侮蔑。再加上易姓革命所必然带来的肃清和杀戮，更被认为是对向来团结一致的武川系军阀的背叛，遭受非议自是难免。因此，对自己弱点颇有自觉的文帝养成了强烈的猜忌心，从不信赖任何大臣大将，对有才能之人亦甚为疏远。并无腹心之臣的文帝，无论多琐碎的政务均事必躬亲，不通过种种密探监视臣下便不自安。

不过，幸运的是，乘着南朝陈的衰落，文帝将之攻灭并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状态，成功统一了天下（589年）。然而正是这场南征为将来的祸患埋下了种子，南征的总指挥官、文帝次子杨广即是后来的炀帝，即便其总指挥之号只是徒有其名，然而功业毕竟是功业，因此而声名渐起的杨广，就此与长兄皇太子杨勇展开了一系列权力斗争。

更可悲的是，文帝本人享有“恐妻家”之名，握有权力的皇后尽管同时是皇太子和次子杨广的生母，却大为偏爱后者。在母后的庇护之下，杨广结交了朝中大臣杨素，从而向文帝进谗，废黜了皇太子，坐上了本属于太子的宝座（600年）。两年之后，皇后去世，文帝则在皇后死后两年去世，此时从太子晋升为皇帝的，便是炀帝了。二、施政与灭亡

文帝对北周的篡夺本属非理，而炀帝的即位过程则更加非理，新天子的地位从一开始便处于不安之中。当他听闻父亲的死讯之后，甚至先派出处死杨勇的使者，然后才为父发丧，继而即位。知晓此事的末弟杨谅，则马上从长城旁的军事基地举兵叛乱——随即被炀帝讨平。

从一开始便享有恶名的天子，展开施政计划时自然有必要顾及他人目光，从而达到拉拢人心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炀帝首先施行的便是大运河的开凿。中国的河川大致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所以东西之间的水运非常便利，南北交通则饱受这种地理特征所带来的妨害。在实际生活中，南北之间的商务交通却又是必需的。是以炀帝即位的第二年，即着手通过开凿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这四段运河，将由北至南的海河、黄河、淮水、长江、钱塘江这五条大河连接起来，这项工程在随后数年间完成。这样一来，海河之水理论上便和长江及其支流彻底贯通。当然，由于各条河川的水量各异，从北方南下的话，必须换好几次船才行。尽管如此，南北之间的交通还是因为运河的存在而大大改善了。

面对四方边界，炀帝也同样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其中，炀帝曾亲征并击败了位于敦煌走廊南面、威胁到中原政权的吐谷浑，而后又在班师回京的路上在凉州接见了西域二十余国的君主或使者，最后在东都洛阳招集西域商人，开设了可作为范本的国际市场。此外，炀帝还征服了位于越南南部的林邑国并使其朝贡，又派遣特使前往位于苏门答腊岛的赤土国，命其王子前往中国朝觐。

对东方，隋帝则有征伐琉球之令——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琉球并非今天的冲绳，而是台湾岛或更为南方之地。而日本的小野妹子也受隋朝邀请，前来谒见炀帝（607年）。其时的小野更是以其所递上国书中“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抬头而饱受物议。

在北方，炀帝修复了长城并亲为巡边，其间还以君主对臣子之礼接见了雄踞戈壁沙漠的突厥大君启民可汗。然而，位于突厥东面的高句丽却并未屈服于炀帝的朝觐要求。此国以平壤为都，向东覆盖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向西则一直延伸到辽河平原，国力正当强盛之时。可以看出，高句丽拒绝朝觐并不是炀帝发动战争的唯一理由，而炀帝强行进行远征的结果，却是一场惨淡的败北（612年）。为了皇帝的威严，他随后不得不发起的第二次远征，却直接造成了已故重臣杨素之子杨玄感的谋反，为了扑灭叛乱，炀帝又不得不将远征军撤回，这也再次让皇帝陛下颜面无存。而之后第三次远征的所谓胜利带来的，仅仅只是高句丽表面上的臣服罢了。

以三征高句丽的失败为契机，疲于各种土木工程和对外远征的人民发起了多次叛乱。而留守国都的军队亦人心惶惶。身处外地的炀帝不得不招募新的近卫军，沿着大运河来到江都（今扬州）的离宫以观望形势。随着叛乱的扩大，武川系名门李渊更在国都拥立了炀帝之孙杨侑为帝（617年）。而思乡心切的近卫军也发动了兵变，杀害了炀帝一族（618年），踏上北返之途。在此之后，废除隋帝的李渊，最终成为了后世所称的唐高祖。【参考书】

宫崎市定《隋炀帝》（《中国人物丛书》四，1965年，人物往来社）和布目潮沨《隋炀帝与唐太宗——暴君与明君的虚实》二书致力于以史料批判的手法，对炀帝这位向来被无条件地划归为暴君的君主，进行探明实相的工作，可供参看。康熙帝：养儿不教

曾在康熙帝（1654—1722年）身侧侍奉的耶稣会传教士路易·勒孔特（Louis Le Comte，中文名李明）在滞留北京五年之后回国，于巴黎出版了著作《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而此书的书前插画，是一幅皇帝三十二岁时的肖像画。

根据李明的记载，康熙帝个子不高，稍显丰满，却也并不肥胖，五官扁平而额头宽广，眼睛和鼻子比起其他中国人来都要小一点，嘴巴小巧，使整张脸的下半部分非常有魅力。不过，以上的记述是站在法国人的立场上进行的，所描述的不过是一幅东方人的标准像，看不出和其他东方人的区别在哪里。而就我们对皇帝画像的印象来说，却着实从此画中感受到了筋骨强健之气，或许会使人联想到拳击手或摔跤手。当然，这很可能是因为康熙帝本人在继承了其满洲祖先的朴实气质的同时也是一位武艺达人吧。据说，皇帝可以在马上拉开五人方能拉开的大弓，射出两倍于一般长度的大箭，而且百发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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