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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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译文集·第四卷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李健吾译文集·第四卷
作者：司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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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的真名实姓是亨利·贝尔，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他生在法兰西东南靠近意大利的一个重要省会格勒诺布尔。虽然有四十多年活在十九世纪，虽然参加浪漫(1)主义运动，而且在法兰西是最早、最激烈的战斗员，但是他的基本精神，却属于十八世纪战斗的唯物论的文学传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的大师们，才是他的真正师承。
他曾经告诉一位英吉利朋友：“世上只有两种真正科学：“一：认识人们行动的动机的科学。你一认识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你就能设法促使他们完成结局对你是幸福的行动。在一八二二年，人们谈起他们行动的真正动机，几乎是永远在撒谎。对于一个年轻人最有用的科学、证明他在二十岁上最有才情的科学，就是戳破这类谎话的科学。真正的政治只是使甲先生不在像害乙先生的行动之上建立他的行动的方法而已。有一本书，题目应当是：发现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的方法。这本书就是爱尔维修的《精神论》。“二：第二种有用的科学，就是逻辑，或者是我们走向幸福而不发生错误的方法。”(2)
这第二本书，他告诉他的朋友，就是德·特拉西的《观念学》。
对于司汤达，追求快乐是人生终极的目的，同时，也是可以追求到的。他从他的唯物观点出发，认为宇宙不是一个谜，只要我们肯去认识，而又掌握得住认识的科学或者方法，永远尊重事实，真理或者幸福在最后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说：“彻底认识人，正确批判事物，(3)这样，就是向幸福迈进了一大步。”有这种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做他的依据，司汤达的思想，无论是表现在生活上的，或者是著述上的，显然就具备着高度进步的倾向。这是他和他的同代作家最不相同的一点：他从写作生涯一开始，就是挑衅的、战斗的。活着比他声誉高，然而比他年轻的大作家，例如雨果，一开始是保王党、天主教徒，同时在写作的风格上是描写的、抒情的；又如巴尔扎克，虽然对司汤达曾经表示衷心的钦佩，然而是右倾的，在政治思想上反而不如雨果能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司汤达在小说家之外，还是批评家、游记家、自传家，然而即使是写游记，他也从来不是描写的；即使是写自传，他也从来不是抒情的；显然他是那样敏感，而且感情那样容易激动。他不仅是敢于在他的游记或者小说中攻击教会、教皇本人，而且还在(4)教皇辖地，即使分析自己，他也永远是坦白从事、决不客气。
他的爱憎是分明的。高尔基很早就肯定了他的倾向性：“我读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是在学会了憎恨许多东西之后，他那沉静的语言、(5)怀疑的嘲笑，大大地坚定了我的憎恨。”
司汤达活着的时候，在文学事业和在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重视。他活在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复辟的王朝，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并驾齐驱的时代。列宁曾经这样肯定十八世纪末叶法兰西唯物主义者的战斗作用并指出：“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法兰西发生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机关与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时期，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的学说，仇视迷信和虚伪习气等等。因此，民主派的仇敌就极力企图‘驳倒’、摧毁、诬蔑唯物主义，而拥护那些归根到底总是辩护宗教或维持宗教的哲学(6)唯心主义派别。”
我们可以想见，到了十九世纪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民主派的仇敌”变本加厉，何等猖狂。夏多勃里昂用富丽的词句歌颂天主和神秘，在罗马做大使；德·麦斯特在更远的莫斯科做大使，发表极端荒谬的言论，要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教皇之下、一个国王之下，而且“无论如(7)何，不应协助将知识普及于下层人民”。司汤达拒绝看夏多勃里昂(8)(9)的杰作《阿达拉》，预言到一九一三年，就要没有人读他的书。至于德·麦斯特，司汤达干脆骂他是坏蛋，不然也是懦夫，从第一页(10)起就在撒谎。然而像司汤达这样一个在巴黎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苟全性命于意大利的小领事，除去忿懑、郁怒，实际上是孤独无力的。他给我们留下十四篇遗嘱，这就是说，他当时起过十四回自杀的念头。一八二八年四篇，一八三二年两篇，一八三四年一篇，一八三五年四篇，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〇年各一篇。尽管绝望，他没有自杀。他永远和唯我主义者的“我”斗争着。他永远在和丑恶的现实、在和造成这个现实的不合理的制度战斗着。在他几次想到自杀的这些寂寞、悠长的岁月里，他写着他的杰作，他发表了他部分的写作，不多的读者在读他，最后，他得到了巴尔扎克的赞扬，说他是“观念(11)文学最卓越的大师之一”，他写信给巴尔扎克表示感谢，说：“我梦想在一八六〇年或者一八八〇年左右，我也许要得到若干成功。”他对自己的期许，和他某些其他预言一样，历史证明他不但不狂妄，反而完全正确。他深信未来属于他，属于《高老头》的伟大作者，而不属于那些洋洋得意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一种不屈不挠、乐观而清醒的战斗精神是他的生命的原动力。
在“仇恨迷信和虚伪习气”上，司汤达比前辈伏尔泰走得远多了。他的年轻要好朋友梅里美回忆他道：“我从来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得来他的见解，谈起一个问题来，他不幸几乎和每一个人的看法相左。”他的一个格言就是永远不饶恕谎话。在《红与黑》正文开始之前，他放一句丹东的话：“真理、严格的真理，”说明全书的意图。对于司汤达，“道德，就是增加幸福；罪恶，就是增加祸害。此外一切，只是虚伪或者资产阶级的愚妄。应当永远抓住机会教育青(12)年。”他自己出身于外省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是他“对一切有关资(13)产阶级的事物，具有最深沉和最不掩饰的蔑视”。在《红与黑》里，尤其是在另一部遗著《吕西安·娄凡》里，他对外省和巴黎的资本家做了毫不容情的告发式的批评。
他更猛烈的鞭挞是在宗教和封建制度方面。一时他说：“我以为(14)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一时又说：“贵族和神甫，是一(15)切文明的大敌。”梅里美记述道：“他从来不能相信世上有真正的(16)信徒：一个神甫和一个保王党对他永远是伪君子，”在另一个地方，更确定道：“他是一个极不信教的人，一个病入膏肓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正确些，上帝本人的仇敌……他否认上帝，可是恨起他来，就像恨一个主子一样。”我们晓得，说到最后，伏尔泰是一个泛神论者，而司汤达根本把上帝当做他的仇敌。德莱克吕日记录他这方面的议论道：“就算有一个上帝吧，可是哪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过上帝是善良的啊？什么！你希望我爱戴一个创造鼠疫和疥疮的上帝？为了叫我受罪，一步给我来一个陷阱的上帝？叫我生下来就害病，这是怎么样的上帝？”为什么德·麦斯特是坏蛋？因为：“他做的正是所有叫化子神甫做的。他们拿空洞的观念代替事实，因为事实不像观念那样讨人喜欢。事实是可以测、可以量、可以证明的！”高尔基在《底层》中所痛恨于香客路卡的，正也是因为他专拿谎话安慰人或者哄骗人。
所以，就在夏多勃里昂歌颂天主的伟大的慈悲和织绘中世纪修道院的假想的静修生活的时候，司汤达把圣母的无灵和地狱一样戕害青(17)年心灵的修道院摊给人看。在这一点上，《意大利遗事》有着它的特殊的反抗的意义。它的尖锐的斗争意义就在于它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像司汤达自己说起的，他爱过这些真实的贵族家庭历史的记述，是因为这里打上了“司法的铁掌”的铭记，而且在受害人“死后不几天写出来”，血还是热的，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伪造历史之流，如夏多勃里昂的最好的回答。在这些真实故事里，受难的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膜拜的圣母和圣者，而是被它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制度所“压坏了”的呼唤无门的男女。高尔基在这上面把他最深刻的感受告诉了我们：“我熟悉好几千本描写秘密的与流血的罪行的小说。然而我阅读司汤达的《意大利遗事》的时候，我又一次不能了解：这种事怎么做得出来呢？这个人所描写的本是残酷无情的人、复仇的凶手，可是我读他的小说，好像是读《圣者列传》，或者听《圣母的梦》——一部关于她在地狱中看到人们遭受的《苦难的旅途》的故事。”
统治阶级，无论是在巴黎、维也纳或者罗马，当然是讨厌这种翻旧账的作家的。年轻时候，屠格涅夫游览罗马，请司汤达给他做了三天向导，当时写信给朋友道：“这位聪明的法兰西人，是最好的向导：他对古代罗马和现代罗马同样熟悉，而且在我面前高谈阔论着。由于他，我晓得了罗马一个大概Ansichten，它的内部情形，它的实际政策。他说的真话同调和这些真话的漂亮话，反而使这里人不喜欢他，(18)不过，就我看来，实际上对的是他。”法兰西政府把他派在意大利一个小港口做领事，赏他饭吃，主要是欣赏他已经“一半意大利化”(19)了，大使馆利用他做做参考而已，其实是没有人喜欢他的。教皇的警察一直在暗里尾随他，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帝国政府干脆就不许他逗留。他在意大利写一封信几乎换一个笔名。很可能他是世上用笔名最多的人了，已经晓得了的就有一百七八十个。然而他不要沉默。他的表弟高隆回忆他道：正相反，他有勇气坚持、维护他的见解，反(20)对任何人。
他热爱意大利。作为一个军人，他曾经在十七岁上随着总裁时代的法兰西大军，“通过最困难的白雪皑皑的圣·倍尔拿山隘，通过谁都(21)没有料到的地方，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进意大利北部。”帝国崩溃以后，他到米兰住了七年，直到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二一年，意大利发生革命，奥地利警察认为他言行可疑，不许他继续居住为止。他在这里接触到烧炭党的革命活动，他在《法尼娜·法尼尼》这篇小说里，刻画了这样一个献身于资产阶级祖国的英雄形象。他在这里看到他喜欢的歌剧，体会到他讴歌的激情·爱，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各方面所表现的力量。作为契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他寂寞的晚年。他死在巴黎，墓碑是用意大利文立的，上面写着：“米兰人，活、写、爱，膜拜契马洛萨、莫扎特和莎士比亚。”他的全部感情生活用这寥寥几个字表现无遗了。
然而他爱他的祖国——法兰西。在大革命时代，人民阵线曾经出现了一些真正英雄，到了帝国时代，安于逸乐的将军们贪生怕死，真正英雄只有到广大的士兵队伍里面寻找。紧接着就是一个更坏的时期，波旁王朝在外国人卵翼之下回到巴黎又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红与黑》的时代，主人公于连就是这样一个虚糜人力，前途黯淡的时期产生的。红——军人；黑——教士。可是来到一八三〇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于连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力无用处的时代。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八三〇年的法兰西是一个辱没法兰西大革命，不配称为大国的祖国。一八四〇年的法兰西政府接受了《伦敦条约》，放弃支持埃及的一贯政策。领事馆一个属员后来写信告诉高隆说，司汤达就是从这时起才坚决在遗嘱上把自己叫做米兰人(22)的：“把自己叫做法兰西人，我现在害臊。”除非到下层找去，否则，力量在法兰西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八三四年前后，他在意大利见到一批旧写本，讲的全是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家庭的变故。他感到极大兴趣，花钱陆续誊了十四本，认为这些逸事可以补充十六、十七世纪正史的不足：“正是这些风俗，产生出了许多拉菲尔和米开朗琪罗。”这些大艺术家不是教皇或者霸主谁某奖掖出来的，“不是什么学院和美术学校在今天可以再(23)生出来的。”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发展在这一个阶段的自然应有的收获。他看出这些逸事可以写成“攻击教士的方式”。这是他为《卡(24)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规定好了的政治任务。
而更结合着他深沉的喜爱的，是通过这些杀人流血的上等社会的阶级成见，暴露出了人性本身所含的力量。这里贯串着最原始、最基本、最粗野的反抗情绪：不甘于被教会和封建制度牺牲而终于被牺牲(25)了的青年男女的力量的某种突出的表现。
也正是这种反抗的浪漫主义精神，通过司汤达对于现实的分析和想象的具体的活跃，使读者感到的不是干巴巴的教训，而是综合性的诗意。十八世纪的唯物论是机械的，但是当司汤达深入生活而又反映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割离了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单纯地、生理地加以观察和分析。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全部活动的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于传奇小说的行动：而一切归总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存在，这正是他的心理小说的特征。心理分析在法兰西文学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但是，属于这个传统的作品，往往孤立人物，陷于独白式的剖析，如果令人感到细致，却也往往令人感到单调。司汤达在法兰西游历的时候，有一个外省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摆出严肃的模样回答：人心的观察者”，那个外省人几乎吓晕了过去，以为他在暗示他是警察局(26)的情报员。司汤达在观察，但是，他到活的社会观察人心，而不是把人心提到案板上，像割死鱼一样在解剖。
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有政治倾向的现实主义精神，像他对自己的作品所作的预言或者估计一样，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起了巨大的良好作用。他活着的时候，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文学上还不存在，然而谈到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没有一个人不首先上溯到司汤达。而且，在许多地方，他比若干后人健康，他没有陷到病态分析的泥坑，也没有挂起纯客观的胆怯的免战牌。托尔斯泰告诉巴黎记者：“我再说一(27)遍，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傅就是司汤达。”因为他第一个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处理战争。
司汤达属于文学的光辉的战斗传统。属于这个传统的伟大的名字，在法兰西有拉伯雷、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司汤达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李健吾(1) 司汤达在一八二三年发表《拉辛与莎士比亚》小册子，受到学院派的攻击，他在一八二五年发表第二个小册子，加以反击。这时候，浪漫主义在法兰西还没有成为运动。(2) 一八二二年六月十日，与苏东·夏尔普书。(3) 一八〇一年十二月十日，司汤达的《日记》。(4) 梅里美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坦白是贝尔性格的特征之一。没有人比他更忠诚，作事更可靠的了。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文人，在批评上更直率，而又勇于接受朋友的批评的。”(5) 一八〇一年六月十七日，司汤达的《日记》。(6)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引自《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的中文译本。(7) 参阅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引自人民出版社的中文译本。(8) 一八〇一年六月十七日，司汤达的《日记》。(9) 司汤达常常喜欢说些预言，奇怪的是，往往灵验。在政治上，他曾经预言，拿破仑的帝国要在法兰西再来一回，意大利要在一八四八年左右发生革命。最灵验的是他对于自己的文学事业的预言，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了，因为他公开写在给巴尔扎克的信中。这很可能都是正确分析事物、实际掌握辩证法的结果。(10) 参阅德莱克吕日的《六十年回忆录》，或者汝尔达的《见过司汤达的人们说起的司汤达》。(11) 巴尔扎克的《贝尔先生》，引自《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2)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一日，与友人书。(13) 德莱克吕日的《回忆录》。(14) 引自司汤达的《意大利拾遗》中的《旅客与妇女》。(15) 一八一八年四月十四日，与友人书。(16) 梅里美的匿名小册子《H. B. 》。他的别的话，不再加注解的，全引自他的《回忆录》。(17) 《意大利遗事》不是他亲手编订的短篇集。由于编订者取舍不同，篇目往往因人而异。中文译本根据的是亨利·马尔蒂诺先生的勒·狄望版本（一九二九年）。《法尼娜·法尼尼》是最早的一篇，一八二九年在《巴黎杂志》发表，取材于同代生活。取材于十八世纪的有两篇遗作，一篇是《圣·方济各在里帕教堂》，一八五三年问世；另一篇是没有完成的《苏奥拉·斯科拉斯蒂卡》，这是他的绝笔，先一天他还在写它的小序，几小时后，他就倒在街头中风死了。它和世人见面迟到一九二一年。这三篇的时代背景显然不属于十六世纪，但是人物仍然继承着它的敢作敢为的传统，所以编订者就把它们收入《意大利遗事》。除去《昵之适以杀之》是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之外，其他全是司汤达生前发表的作品。《维托里亚·阿科朗博尼》在一八三七年三月发表，《秦奇一家人》在同年七月，《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在一八三八年发表。最后也是最长的一篇是《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在一八三九年问世。(18) 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屠格涅夫与维阿仁斯基书，见于汝尔达的辑录。(19) 斯帕什的《回忆录》，见于汝尔达的辑录。(20) 高隆，司汤达最忠心的朋友，一八五五年全集（并不完全）的编订者，他的司汤达的《行传》是研究司汤达的主要资料之一。(21) 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一四一页（人民出版社）。(22) 布奇与高隆书，见于汝尔达的辑录。(23)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勒法法色尔书。(24) 写在司汤达收藏的写本上，见于《意大利遗事》编订者亨利·马尔蒂诺的引言。(25) 司汤达说：“自从十五世纪以来，可憎的专制政体沉沉压在意大利人民身上，仅仅给他们留下一个品德：力量。这种品质往往具有罪恶的面貌……”（《意大利拾遗》中的《英吉利人在罗马》）(26) 这有趣的故事见于梅里美的《回忆录》。(27)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时代》记者访问托尔斯泰的谈话，见于麦里阿的《司汤达与解释他的人们》。战争场面见于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第二章到第五章，关于滑铁卢大战的尾声。托尔斯泰从这里学到了写《战争与和平》的战争场面。司汤达的战争场面也让巴尔扎克迟迟动笔而终于停止动笔。(1)序(2)
一三五〇年前后，由于佩特拉尔克的提倡，古代写本在意大利(3)风行一时，影响所及，当代写本也有人保存了：这发生在法兰西上(4)流人当中有人把能读能写看成丢脸事情的世纪。意大利图书馆能在一八三九年藏有那样多的珍本书籍，就是这个缘故。请注意，意大利当时极为走运，分裂成了许多小国，各国的领袖又很聪明，威尼斯驻佛罗伦萨的大使取笑佛罗伦萨政府的设施，也正如同美第奇一姓驻威(5)尼斯的大使讥笑执政官的措置一样。(6)
拿破仑的胜利给了意大利人一个几年寿命的祖国，他们兴奋了(7)一阵子，接着两院在法兰西就马马虎虎成立了，于是从这时候起，出了一件怪事，特别是自从全意大利不分昼夜研究梯也尔先生的《法(8)(9)兰西大革命史》以来，意大利那些合法的君主，认为翻阅档案对他们非常有害，就不允许翻阅了。请你们注意，一五〇〇年的政治理论是完全可笑的；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发明由应该缴纳捐税的人们的代表投票赞成通过捐税，尤其是，这些君主认为一切良好政策，都应该(10)从神明的柏拉图的作品中找到，可是这些作品当时译得相当的坏。不过，这时代的人们自然还有当时不拿孟地永奖金作为目标的学院人(11)(12)物的作家们，他们又都充满了非常力量；在新近以压制共和国而闻名的霸主的监视之下，他们知道什么是小城市生活。
所以，人们今天能在意大利得到保护，钻进档案，必须找寻的不是一些寻常的理论，而完全是若干有米开朗琪罗的诗句意味的崇高诗(13)句，和若干特别照亮人心深处的事实。因为最古怪和最无耻的政府有这一点好处：提供了若干关于人心的知识。这你在年轻的美洲找不到，因为激情在那边差不多全部集中到金元崇拜上了。(14)
我要是能被意大利政府看成一位有文化而无伤于人的学者，寻找的只是一些希腊写本，许我翻阅档案，我最感兴趣的怕就是主教们收藏的法庭档案了。他们的权势只有在我们今天，面对拿破仑这颗星(15)宿，才黯淡下来。(16)(17)
我承认我对新荷兰和锡兰岛居民的思想和行动方式一点不感(18)兴趣。旅行家富兰克林说起，在里卡拉斯人那边，丈夫和兄弟把太(19)太和姐妹借给外乡人看成体面事。我在居维耶先生家里见到过富兰克林队长。读他的真实故事，我可以得到一刻钟的娱乐，但是不久我就想着别的事了。这些里卡拉斯人和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仇敌不相同。也就是为了这同样的理由，荷马和拉辛的英雄、阿喀琉斯们和阿伽门(20)农们，对我就开始属于呵欠类了。的确许多我的同代法兰西人以为自己喜爱这些英雄，因为他们以仰慕这些英雄引以为荣。至于我，我开始抛弃所有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虚荣心上的成见。
我爱描绘人心的作品，不过是我相识的人，不是里卡拉斯人。(21)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虚荣心，炫耀的欲望像费内斯特男爵讲的，在法兰西给人们的行动，特别是行动的动机盖上了一层厚幕。虚荣心在意大利性质就不同了：我说这话，我有荣幸对读者负责的。它在行动上软弱多了。总之，意大利人想到邻居，只为了恨他或者疑心他。仅有的例外是每年举行三四次庆典，也就是在这时候，不妨这样说吧，每一个参与庆典的人才坚决强迫他的邻座的人赞成。心怀致命的不安，人就不会在刹那之间、在生命的每一刻钟发现、辨别一些转眼消失的差异的。人就看不见那些处处带着永远受到痛苦的虚荣心的焦忧急虑(22)的不安的瘦脸，那些维马奈（一八三三年埃罗省的议员）式的面孔的。
正是这种意大利的虚荣心，那样不同于我们的虚荣心，那样比我们的虚荣心还要软弱，才使我们誊写出下面絮絮叨叨的话来。和我同代法兰西人那些话一比，我的喜好似乎就很古怪了，因为他们是习惯(23)于到维尔曼、德拉维涅……先生们的作品里寻找文学的快感和人心的描绘的。我的一八三三年的同代人看到这里的天真或者有力的特征，用长舌妇的风格阐述出来，我相信不会受到怎么感动的。至于我，这些文件和这些刑罚说到的故事，提供我一些关于人心的颠扑不破的真实材料，赶上夜晚乘驿车，我倒喜欢在这上面反复思考的。我未尝不更喜欢寻找爱情、婚姻、诈骗遗产的巧妙阴谋（例如一八二六年前后某公爵的阴谋）的故事，但是司法的铁掌既然没有打进这类故事来，即使我找到这类故事，我也不会觉得他们是值得信任的。不过有些可爱的人，目前已经用心在帮我搜寻了。
必须有一个民族具有实际感受的力量（例如在那不勒斯），或者具有深谋远虑的激情的力量（例如在罗马），才会在这上头把虚荣心和矫情赶掉。除去意大利（或许还有在十九世纪矫情之前的西班牙），我不知道能否找到一个比里卡拉斯人更有兴趣的相当有文化的时代，而且相当没有虚荣心的时代，可以让人看到几乎是赤裸裸的人心。我拿得稳的是：英吉利、德意志和法兰西，在今天染上了太多的形形色色的矫情与虚荣心，长久以来，就没有能力提供强烈的亮光，照到人心深处。(24)
大家在这里看到的，将是用英吉利方法照大自然摄取来的景(25)色，而不是什么组合风景。真理应当代替其他一切优点，不过，如今是真理不足以满足的年代，大家觉得它不够泼辣。我劝有才情的人每星期只读一个故事。
我爱这些故事的风格，这是人民的风格，充满了同义迭用辞，不对我们指出一件事物是丑恶的，决不放过这件丑恶的事物。可是这样一来，叙述者尽管不存心，却描绘了他的世纪和流行的思想式样。
这些故事大多数是在它们说起的可怜人死后不几天写出来的。
我拿铅笔做了一些修改，少叫风格隐晦一点，读第三次时，免得我太不耐烦。
隐晦是意大利语言最大的缺点。事实是：这里有八种或十种意大(26)利语言，谁也消灭不了谁。在法兰西，巴黎的语言消灭了蒙田的语(27)(28)言。人在罗马讲：Vi vedro domani al giorno，佛罗伦萨那边就听不懂。我宁可读一篇用英文写的故事，也不愿读一篇用意大利文写的故事，英文写的故事对我要清楚多了。(29)
比较上最泼辣的故事是第十六页马西米的故事。(30)
对热那亚之围我没有丝毫兴趣，我把它放进来，只是为了抄出一份借给我的全部写本的副本，我害怕有一天责备自己忽略了这点的(31)。这些故事有三分之一是一六〇〇年的坏东西，不值得誊出来，不过，依我看来，它们没有一八三三年的坏东西那样讨厌。特别是见解不同。例如，一位罗马的爵爷（桑塔克洛切）揣度老母亲有了情人，因为他看见她的腰身粗了；他以为这有伤他的体面，就刺死这害水臌(32)病的可怜老妇人。儿子不承认母亲有情人，西班牙孤芳自赏的傲情移到意大利来了。
在最乏味的故事里，也可以看到这些风俗的某一种反映。
就是一八三三年，我发现在法兰西，特别是在英吉利，害命还是为了谋财。前天处决的两个可怜人，是二十三岁和二十七岁，一个叫维瓦尔迪，杀死他太太，因为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第二个拿枪打死一个极端保王党的医生、或许还是出卖家乡的同乡；大家看不见有银(33)钱关系的痕迹。
建立在银钱上的罪行，平淡乏味，大家将在这里很少看到。(1) 这篇序是编订者根据司汤达的手稿拼成的。作者在三个时期，分写在他私人收藏的三份意大利的写本上面。编订者虽说如今用序这个字把三篇残稿归在一起，放在《意大利遗事》正文之前；可作者本意，却是为介绍写本本身而写的。不过，作为序看，编订者未尝没有道理，因为它相当说明了司汤达的作品的精神和特征，对读者是有帮助的。(2) 这个断片没有写明日期，在一七九号写本的开端。（编订者）(3) 佩特拉尔克（一三〇四——一三七四），意大利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先驱者之一，第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曾经尽他的经济能力，收购古代写本，或者誊抄一份副本。(4) 这里所谓“上流人”指封建贵族而言。某一个批评家曾经说：“英吉利贵族还是一身粗鄙的乡下气，法兰西贵族还认为能读能写算不了一个有活动能力的人的什么本事，就在这时候，意大利贵族却已经倾全力来吸收各种学问了。”(5) 执政官的字义是“公爵”，最初是世袭性质，后来贵族专政，改由议会推选，负“十人委员会”的行政责任。威尼斯当时是寡头政治的共和国，虽然行政领袖一直保持着执政官称号。(6) 一七九六年，法兰西共和国派遣拿破仑进军意大利，把奥地利的军队从意大利北部赶走，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京城是米兰，拿破仑做皇帝之后，又改成王国，拿破仑帝国崩溃，它也就结束了。在这十几年里面，民族革命和祖国统一的意识开始在意大利撒下了种子。(7) 拿破仑帝国崩溃之后，路易十八回到巴黎做国王，很快就“马马虎虎”成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等于贵族院；众议员的选举人和候选人都要缴纳一定的金额，所以众议院等于富人院。(8) 梯也尔（一七九七——一八七七），法兰西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晚年成了摧毁巴黎公社的主脑人。一八二七年，他写了一部并不正确的《法兰西大革命史》，一八三〇年后，混入政界，当了部长、总理。(9) 这些“合法的君主”不许人民翻阅档案，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知道他们只是篡夺、盗窃各共和国的霸主的后裔。(10) “神明的柏拉图”这个称呼是从佩特拉尔克用起来的。一四七七年，佛罗伦萨的费齐诺译出柏拉图的全部作品。(11) “学院”指以编撰字典为主要职责的法兰西学院（一六三四年成立）而言。司汤达一八二四年与友人书：“这著名的学院，在路易十四的手心就是一种反对新自由的武器。”孟地永（一七三三——一八二〇），法兰西一个有钱的阔人，在遗嘱中指定用他遗产一部分的利息由学院办理三种奖金，其中之一是“道德奖金”。(12) 司汤达在他的《罗马、那不勒斯与佛罗伦萨》里写道：“我爱力量；在我所爱的力量里面，一只蚂蚁能像一只象表现的一样多。”(13) 米开朗琪罗不仅是尽人皆知的世界最大的艺术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真挚的抒情诗人。他曾经为追求理想感到无限的痛苦。(14) 意大利的统治者（奥地利帝国政府和罗马教皇政府）始终厌恶司汤达，把他看成“一个不信教、闹革命的人，仇视正统与任何正规政府”。意大利拒绝他在帝国政府势力范围以内做领事，法兰西政府不得不改派他到教皇治下去做一个冷清的港口的领事，教皇因为没有武力做拒绝的后盾，只得默认了，但是，“继续加以有礼貌的监视”（《教皇公安机关的报告书》）。(15) 一八〇一年，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订约，同意在法兰西恢复天主教，但是要求全部主教由他任命，不得由教皇指派。一八〇四年，教皇来到巴黎，为他加冕做皇帝。但是，一言不合，拿破仑就占领罗马，把教皇移到法兰西囚禁起来。(16) 这第二个断片有日期地点：罗马，卡法里耶里府，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写在一七一号写本的上端。司汤达在这里还添了一个小注：“给少数幸福的人……”（编订者）(17) 新荷兰就是澳大利亚洲。(18) 富兰克林（一七八六——一八四七），英吉利的一个探险家，主要探险地区在加拿大西北一带。他写过两本关于他探险的故事的书。(19) 居维耶（一七六九——一八三二），法兰西著名生物学者，古生物学与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20) 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古代希腊传说中的英雄，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就是演唱他们远征的事迹的。拉辛（一六三九——一六九九）的悲剧没有例外地全拿外国古代英雄做主人公。司汤达对古典主义下了一个讽刺的定义：“提供给人民一种尽可能使他们的祖先得到最大快感的文学。”他赞美古代希腊悲剧家，因为他们帮同代人民得到最大的快感。但是今天模仿他们，“以为这些模仿出来的作品不会叫十九世纪的法兰西人打呵欠，就属于古典主义了。”（《拉辛与莎士比亚》）(21) 费内斯特是《费内斯特男爵奇遇记》（一六一七年）里面的主人公。作者是法兰西讽刺诗人欧比涅（一五五二——一六三〇）。他在这部小说里面攻击宫廷生活和罗马教会，嘲笑一个有野心的地主，喜欢“炫耀”，几次进京求官，终无所得。(22) 维马奈（一七七七——一八六八），法兰西南部地中海边埃罗省的议员；他在一八二七年就当了议员。(23) 维尔曼（一七九〇——一八七〇），法兰西一个保守的“正统”批评家。德拉维涅（一七九三——一八三〇），法兰西一个伪古典主义诗人和剧作家，一时曾有“国家”诗人之称。(24) 这一个断片，日期是：一八三三年五月十六日写在一七二号写本的上端。（编订者）(25) “组合风景”指法兰西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画家的作品：没有感情，仅仅依照理智把若干景物平衡对比地安排在画面上。十八世纪末叶，英吉利的风景画家朝前大跨一步，对大自然的美丽有了真实的感情和领会。(26) 中世纪的意大利，几乎每一个大城市有它自己的语言，教会的语言是拉丁语，人民的语言是没有人过问的。但丁第一个注意到社交工具的表现问题。文艺复兴三位伟大的先驱者恰巧都是佛罗伦萨人，都用故乡的方言写诗写散文，但是，一直延到一八二七年，米兰人曼佐尼用佛罗伦萨方言写出他的小说杰作《未婚夫妻》，意大利语言的统一问题才在他的谦虚和实践之下得到了初步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27) 蒙田（一五三三——一五九二），法兰西的著名散文作家，西南部人。当时国王亨利四世也是西南部人，南方语言在诗歌上一向有成就，因而取得了优异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巴黎是政治中心，在诗人马莱尔柏倡导清洗法兰西语言运动之下，巴黎方言接着就占到了优势。十七世纪出来许多大作家，都用巴黎方言做表现工具，正如佛罗伦萨方言变成意大利语言，巴黎方言变成了法兰西语言。(28) 照字面译出：“你·我·将在·明天·清早见。”(29) 依照司汤达的写本，故事是：马西米侯爵续娶一个身份不明的年轻女人，他有五个儿子，除去小儿子，另外四个在他新婚的第二天清早把继母杀死，侯爵本人没有几天也就气死了。依照另外一个传说，是六个儿子中间五个，不是五个中间四个。(30) 一八〇〇年，法兰西留在意大利北部的军队，在奥地利大军压境之下，坚守热那亚，最后在六月四日，签订和约。(31) 原文是空白。(32) 凶案发生在一六〇一年。原来故事是：保罗·桑塔克洛切要求寡母把财产交他管理，没有得到允许，他就写信给长兄，诬赖母亲不守妇道，而且有孕。得到长兄回信，说是应当按照贵人的荣誉处理，他就刺死母亲，逃到外乡去了。(33) 自“热那亚之围”起，讲起的故事，都没有翻译过来，或者没有收入本书，可能是由于“没有丝毫兴趣”。(1)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一(2)
险剧经常让我们看到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强盗，还有许多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也拿他们作为谈话资料，结果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对他们持有的不正确的见解。说起这些强盗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他们是继承中世纪意大利各共和国的残暴政权的反对党。新僭主通常就是灭亡了的共和国的最富裕的市民，为了笼络小民起见，他给城市点缀上一些辉煌的教堂和美丽的图画。例如腊万纳的波伦提尼、法恩擦的曼夫赖狄、伊莫拉的芮阿理欧、维罗纳的卡奈、博洛尼的奔提渥里欧、米兰的维斯困提，还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可以说是其中最不好战和(3)最伪善的了。这些小僭主，惴惴不安，布置下了不计其数的毒杀、暗杀事件，而这些小国的史家却没有一个敢记述下来，因为这些严肃的史家都接受了他们的俸禄。想想每一个僭主不但直接认识每一个共和党人，而且还知道这些共和党人都痛恨自己（例如托斯卡纳的大公(4)爵考麦，就认识斯特洛奇），再想想这些僭主有好几个就不得善终，你就会明白，使十六世纪意大利人有大量才情和勇敢，使他们的艺术家有无比天才的仇恨是多么深、疑心是多么重。你也就看得出来这些强烈的激情多么妨害那种相当可笑的偏见的形成。在塞维涅夫人(5)时代，人们把这种偏见叫作荣誉，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人生下(6)来就是子民，所以应该牺牲性命，为主效忠；还有就是：讨贵妇人们的欢心。在十六世纪，一个男人只能依靠战场上或者决斗里的骁勇骠悍，才会在法国得到别人的仰慕，才会表现他的活动和他的真正才能；因为妇女喜爱骁勇骠悍，特别是那种不顾一切的冲劲儿，她们就变成了评定男人优劣的最高裁判。这样一来，向妇女献媚的精神就出现了。为了我们人人服从的虚荣心——这位残酷的僭主的利益，这(7)种精神准备一个又一个地消灭了所有的激情、甚至于爱情。国王们保护虚荣心，而且理由十足，结局就成了滥发绶章。
在意大利，一个男人可以靠各种才能成名：舞剑、发现古代写本，(8)都能使他出人头地。看一下彼特拉克、他那时代的偶像，你就明白了；一个十六世纪的妇女，爱一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不但不下于一位武功彪炳的名人，而且还会远过于他。我们在这期间看见的是激情，不是向妇女献媚的习惯。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这种情形正好说明为什么在意大利诞生了许许多多的拉斐尔、乔尔乔涅、(9)提香、柯勒乔，而法国却产生了所有那些十六世纪的勇敢的统领，(10)他们今天尽管默默无闻，当年却也杀死过成批的敌人。
我请求大家原谅这些率直的真情实话。总之，由于中世纪意大利这些小僭主的残暴而又必需的报仇行径，人心反而向着强盗。强盗偷马、偷麦子、偷钱，一句话，偷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大家是恨他们的；然而事实上，人心却向着他们。年轻的男孩子，鲁莽灭裂，惹下什么乱子，一辈子有这么一回，不得不“落草”（andar alla machia），就是说，逃进树林子，受强盗庇护，村里的姑娘们看上眼的是他，并不是别人。
今天，我们人人肯定还是害怕遇见强盗的；可是他们受了刑罚，人人又都可怜他们了。原因是意大利人民，非常机灵狡诈，顶爱嘲弄别人，一面取笑所有经过检查后发表的著作，一面经常在读那些热情地演述最知名的强盗的生平的小诗。他们在这些故事里看到的轰轰烈烈的事迹，深深打动一直活在下层社会里的艺术神经，何况官方对某些人的颂词，他们早就听腻了，所以这一类颂词，只要没有官方气味，马上就中他们的意。我们应当知道，下等人在意大利受到的某些痛苦，旅客即使在当地住上十年，也永远不会感到的。例如十五年前，在政(11)府都想不出办法来清剿盗匪之前，他们吊民伐罪，惩治小城市的统(12)治者，并不少见。这些统治者是一些月薪不过二十艾居的专横官僚，自然对当地最有声望的家族唯命是听，而这些望族就靠这种极简单的方法，压制它的仇人。强盗惩治这些暴戾的小统治者，不见得就常常成功，不过，至少，强盗小看他们，敢于向他们挑衅，在这些有才情的人民看来，就不简单了。他们的种种苦难，一首十四行的讽刺诗就使他们得到了安慰，但他们永远也忘不掉一次羞辱。这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区别。
在十六世纪，一个可怜的居民变成了大户人家的死对头，镇长判他死刑，人们就时常看见强盗攻打监狱，企图把受害者救出去。另一方面，有势力的家族也不太信任政府派去守卫监狱的八个或者十个(13)兵，而是出钱招募一队所谓“布辣维”的临时兵，驻在监狱周围，负责把可怜人押解到法场；他的死是行贿的结果。这个有势力的家族如果自己有一个年轻人的话，就由他充当这些临时编凑的兵的头目。
这种风俗习惯使道德败坏，我同意；今天情形却不同了，我们有决斗，有苦闷，而法官也不出卖良心；不过十六世纪这些习俗，对制造名副其实的好汉，倒也万分相宜。
将近一五五〇年的时候，这种情形培养出来一些极其伟大的性格，可是今天还被各学院陈陈相因的著述所誉扬的许多史家，却在设法隐瞒这种情形。他们在世的期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费拉拉(14)的艾斯太家族、那不勒斯的各任总督等等，以力之所能及的种种荣誉来酬谢他们的审慎的谎话。一个叫作吉阿闹奈的可怜的史家，打算掀开黑幕的一角；然而由于他敢说出来的，只是真情实况的极小的一部分，用的还是表示怀疑和暧昧的形式，读起来很不痛快，可是仍然(15)免不了在一七五八年三月七日，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死在监狱里。
所以你想知道意大利历史，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不读那些被人同声赞美的作家的著作；你所见到的谎话的标价，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标得更高的；谎话的卖价在过去，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要得更多(16)的；买价在过去，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出得更多的。
在九世纪大乱之后，人们在意大利写的最早的历史已经提到强盗(17)了，而且说起他们来，像是古已有之。（参看穆拉陶理的辑录。）中世纪各共和国一被推翻（对艺术说来，是有利的，可是对公众的福利、正义和良好的政府说来，却是不幸的），最刚强的共和党人，比大多数同胞更爱自由，就逃进了树林子。人民受尽巴里奥尼、马拉太斯塔(18)、美第奇等等家族的欺凌，自然而然，就敬爱他们的仇敌了。继第一批篡夺者之后而掌握政权的那些小僭主，都像佛罗伦萨第一位大公爵考麦那样残酷（他派人暗杀逃到威尼斯、甚至于逃到巴黎的共和党
(19)人），给这些强盗添了好些新伙伴。远的不说，单只我们女主人公活着的那些年月，将近一五五〇年，孟太·马里阿诺公爵、阿耳奉扫·(20)皮考劳米尼和马尔考·夏拉，就在阿耳巴诺附近，成功地指挥着几支武装队伍，向当时极其勇敢的教皇的兵士挑衅。人民到今天还在仰慕这些著名的首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波河和腊万纳沼泽地，一直扩展到当年覆盖维苏威火山的树林。夏拉的大本营就在法焦拉森林，离罗马二十二公里有余，在去那不勒斯的大路上，由于他们的战绩，(21)这座森林出了大名。在教皇格莱格瓦十三在位期间，夏拉有时候啸聚到好几千人马。在今天这一代人的眼里，这位有名的强盗的详细历史是难以置信的，原因是大家从来不想了解他的行动的动机。也只是在一五九二年，他才被打败。他一看大势已去，就和威尼斯共和国进行谈判，带着他的最忠心或者最有罪（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的人马，向它投效。威尼斯和夏拉虽然有约在前，可是迫于罗马(22)的要求，派人把他暗杀了，让他的勇敢的人马到干地亚岛去防御土耳其人。但是威尼斯消息灵通，知道危险的鼠疫正在干地亚流行，所以夏拉带到共和国效命的五百人马，不几天工夫，就剩下六十七名了。
这座法焦拉森林，是马尔考·夏拉作战的最后舞台。参天的大树盖着一座旧火山。每一个旅客将告诉你，这里是那引人入胜的罗马郊野的最壮丽的景色，沉郁的风貌像是为了悲剧才有的。黑黝黝的绿冕戴在阿耳巴诺山的峰顶。
远在有史以前，还在罗马创建许多世纪之前的一个时期，有一次火山爆发，在延伸在海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辽阔平原的中心，涌起了这座壮丽的大山。卡维峰是它的最高点，周围就是法焦拉森林的沉郁的树荫，人无论站在什么地点，特拉契纳和奥斯西亚，罗马和提沃利，都望得见卡维峰；如今布满了府第的阿耳巴诺大山，正好在朝南的方向，成为那旅客赞不绝口的罗马天边的终点。峰顶原先有一所打击者(23)朱庇特庙，拉丁各部族来到这里一同献祭，以一种宗教联盟的方式(24)加强联系，现在改成了黑衣修士的修道院。旅客走在壮丽的栗子树的阴影底下，不几小时，就来到那些说明朱庇特庙遗址的大石块前头；这些沉郁的树荫，在这地方虽说可爱，但是旅客走在底下，望着森林的深处，甚至于在今天，心神依然不宁：他怕遇见强盗啊！他上到峰顶，在庙的遗址里，点起火来烧饭。他站在这控制罗马四郊的顶点，望见西边的海，虽说有十几公里远，可他觉得好像只隔两步；他辨识得出顶小的船只，他用最小的望远镜，数得出驶往那不勒斯的轮船的乘客。任何方向都是一片壮丽的平原，东边的终点是横在帕莱斯特里纳上空的亚平宁山，北边的终点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别的大建(25)筑物。卡维峰不算怎么高，人用不着历史解说，就能把这卓绝境地的任何细枝末节辨别出来，可是在平原或者在山坡望见的每一丛树(26)林、每一堵断墙，都又让人想起提图·李维说起的一场以爱国精神和骁勇剽悍著称的惊人战役。
我们今天还可以沿着早年罗马君王走过的凯旋路，来到打击者朱庇特庙遗留下来的大石块前头；黑衣修士的花园的墙就是拿它们垒起来的。路面铺着修得很整齐的石头；我们在法焦拉森林中间，还看得见这样一长段一长段的路。
熄灭了的火山口，现在盛满一汪清水，变成周围有十一二公里大小的秀丽的阿耳巴诺湖，深深嵌在火山喷出来的岩石里面。湖边是罗马的老城阿耳柏，从最早的国王们那时起，就根据罗马政策把它拆除
(27)了。不过它的遗址还在。若干世纪以后，离阿耳柏一公里远近，现代的城阿耳巴诺在面向海的山坡上兴建起来。可是一道石头帷幕，隔开了湖和城，谁也望不见谁。从平原望过去，在强盗疼爱和经常被人赞扬的森林的又浓又黑的绿颜色上面，城的白颜色建筑显得更白，同时森林从四面八方兜过来，王冕似的盖着火山。
阿耳巴诺今天有五六千居民，一五〇四年，还不到三千，在头等贵族中间，当时正兴旺的是有势力的家族堪皮赖阿里，我们下文就要演述这一家人的苦难。
这个故事是我从两部很厚的写本译出来的，一部是罗马写本，一部是佛罗伦萨写本。它们的风格接近我们的古老传统的风格。我不怕失败，斗胆把这种风格移植过来了。现下十分优雅和匀整的风格，在我看来，和以上所述、特别是和两位作者的议论，太不协调。他们是在将近一五九八年的时候写的。我恳请读者宽容他们，并宽容我。二
佛罗伦萨写本的作者说：“我写了许多悲惨的故事，临了要写的这个故事，是其中最使我痛苦的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卡司特卢的拜访(28)修道院的那位有名的院长海兰·德·堪皮赖阿里。她的讼案和她的死亡曾经轰动了罗马和意大利的上等社会。将近一五五五年的时候，强盗已经盘踞在罗马附近，官吏早就把自己卖给了那些有势力的家族。一五七二年，也就是发生讼案这一年，格莱格瓦十三（布恩困帕尼）(29)登上了圣·彼得的宝座。这位圣明的教皇有使徒的全部美德，不过他在民政方面的一些缺点，也受到了指责：他不懂得如何遴选正直的法官，不懂得如何消灭盗匪；罪行使他痛苦，他不知道如何加以惩处。使用死刑，他觉得自己就要负担可怕的责任。这种看法的结果，就是通往罗马的各条大路，布满了不计其数的强盗。希望路上不出事故，就非结交他们不可。在阿耳巴诺那个地方，法焦拉森林横跨在去那不勒斯的大路上；许久以来，它就成了和教廷作对的一家政府的大本营；有好几次，罗马被迫和森林内的一位大王马尔考·夏拉进行谈判，就像两个国家之间的谈判似的。这些强盗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周围的农民爱他们。“阿耳巴诺这座秀丽的城，离强盗的大本营很近，一五四二年，海兰·德·堪皮赖阿里在这里出生。她的父亲据说是当地最富的贵族，凭着这种资格，把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广大土地的维克杜瓦·卡拉法(30)娶到了手。我可以举出几个还活着的老人，他们对维克杜瓦·卡拉法和她的女儿都很了解。维克杜瓦为人审慎又极有才情；但是尽管才分高，她也没有能避免她的家族毁灭。说起来也真奇怪！虽然这些可怕的灾难将要成为我的故事中的悲惨情节，可是在我看来，也不能就特别归罪于我将介绍给读者们的任何一位当事者：我看见几个不幸的人，但是说实话，我不能肯定谁是罪人。对年轻的海兰说来，她的异常的美丽和十分温柔的灵魂是两个大祸根，同时也是我们谅解她的情人虞耳·柏栾奇佛尔太的理由，正如卡司特卢的主教齐塔狄尼大人，毫无才情，反而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谅解。他的教会职位扶摇直上，固然是由于他为人正直，可主要的还是由于他罕见的高贵仪容和端整的面貌。我读到关于他的材料，说凡是看见他的人就不可能不爱他。“卡维峰的修道院有一位得道的修士，常常有人在他的修行小间里看到他在离地几尺高的地方悬空而立，像圣·保罗那样，不靠别的(31)东西，单凭神力，保持这种奇特的位置。我没有意思恭维任何人，他对堪皮赖阿里贵人的预言，我也决不隐瞒。他的预言是：他的家族要在他这一代灭绝，他仅有的两个孩子都要死于非命。正是由于这种预言的缘故，他在家乡不能解决婚事，就到那不勒斯碰运气去了。侥天之幸，他在那边发了大财，娶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如果厄运有可能扭转的话，她能带他扭转厄运的，只是没有这种可能罢了。这位堪皮赖阿里贵人，据说人很正直，也能慷慨布施，不过他毫无才情，只好逐渐退出罗马社会，末了几乎整年都在他的阿耳巴诺府第度过。他的田地在城市和大海之间那片肥沃的平原上，他就专心务农了。他听太太的劝告，让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儿子法毕欧是一个对自己的门第感到十分骄傲的年轻人。女儿海兰是美的奇迹，在法尔奈斯的收(32)藏里面就有一幅她的画像，今天还可以看见。自从我开始写她的故事以来，我就到法尔奈斯府，观看上天赋予这个女人的外形。她的厄运轰动当时，甚至于今天还有人记得。她的头是长椭圆形，前额很高，头发是深金黄色的。她的神情可以说是快活的；她有一双含蓄的大眼睛，两道栗色的长眉各自构成一条精绘的弧线。嘴唇很薄，你会说：嘴的轮廓是著名的画家柯勒乔勾出来的。在法尔奈斯画库，环绕着她的画像中间，她显出一位王后的神情。快活的神情和端庄聚在一起，并不多见。“卡司特卢城如今已经拆毁；当年罗马多数王公，都把女儿送到这里的女修道院读书。海兰作为住读生，在修道院整整待了八年，才回家乡。她走以前，给教堂的大坛奉献了一只华丽的圣爵。她一回到阿耳巴诺，父亲就用一笔相当高的年俸，从罗马请来著名的诗人切吉诺教家馆，他这时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教海兰记诵神明的维吉尔的最美的诗句，还有他的著名的不及门弟子彼特拉克、阿利奥斯托和但丁(33)的最美的诗句。”
这里原来有一段冗长的议论，讲十六世纪献给这些大诗人的种种荣誉，译者只好割爱了。海兰似乎认识拉丁文。她读的那些诗都谈到爱情，一种我们曾觉得很可笑的爱情。如果我们在一八三九年遇见的(34)话，我说的是那种激情爱。激情爱的比邻是最可怕的灾难，巨大的牺牲是它的营养，离开神秘的气氛就难以生存。
这正是虞耳·柏栾奇佛尔太打动海兰的爱情的所在，她当时才不过十七岁。他是她的一个邻居，家里很穷，住在山上一所破烂屋子里，离城一公里远，周围是阿耳柏的遗址，在环湖一百五十尺高的绿茸茸的悬崖的边沿。这所房子紧挨着法焦拉森林的沉郁而壮丽的树荫，自(35)从兴建帕拉聚奥拉修道院那时候起，就被拆了。这可怜的年轻人，除去他的活泼与爽快的风度和他忍受厄运时并非伪装的无忧无虑之外，一无所有。大家可能帮他说的好话只有这么一句：他的脸不好看，(36)却有感情。不过他在考劳纳爵爷指挥之下，和他的勇士在一起，参加过两三回危险百出的袭击，据说，作战很勇猛。他虽然穷，虽然不漂亮，可是在阿耳巴诺全部姑娘的眼里，他并不因而就没有那颗也许最能讨人喜欢的征服之心。直到海兰离开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为止，虞耳·柏栾奇佛尔太处处受欢迎，在情场上一向很得意。“年轻的女孩子回家没有多久，大诗人切吉诺离开罗马，来到堪皮赖阿里府，教她文学。虞耳认识他，用拉丁文写了一首诗献给他，说他老年有福，能看见那样美的眼睛望着他的眼睛，并且在他屈尊称赞她的思想的时候，还看见那样一颗纯洁的灵魂而感到十分快乐。尽管虞耳小心在意，瞒着这种方兴未艾的激情不叫人知道，可是他在海兰回家以前，曾经对一些姑娘表示过好感，所以她们如今又是妒，又是怨，没有多久，就让他的种种预防都变成了枉费心机。而且我也承认，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和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谈恋爱，进行的方式不会经过周密的考虑的。三个月不到，堪皮赖阿里贵人就注意到虞耳·柏栾奇佛尔太在他的府第（在通往湖泊的大街中心，如今还可以看见）的窗户底下，来往过于频繁。”
在堪皮赖阿里贵人的初步行动里，一清二楚地表现了共和国容忍自由的自然结果的坦率与粗鲁，以及还没有被君主政体的风尚所压制的纵情的习惯。他不乐意年轻的柏栾奇佛尔太时时出现，当天就用这样的话申斥他道：“你连一套正经衣服都没有，怎么敢在我的房子前面这样不断走来走去，朝我女儿的窗户乱丢媚眼？我要是不怕街坊误解我的话，就(37)会给你三块金塞干，到罗马去买一件比较合适的上衣。至少我和我女儿，不会经常看到你这身破衣服而感到厌恶。”
毫无疑问，海兰的父亲是言过其实了，因为年轻的柏栾奇佛尔太穿的衣服不是“破衣服”，而是极平常的料子做的，不过尽管很干净，时常刷，可看上去显然是穿久了。堪皮赖阿里贵人骂虞耳的话，伤透了他的心，他白天不再在他房前露面了。
我们前面说过，古代水道留下的两座圆拱，离阿耳巴诺只有五六百步远，作成柏栾奇佛尔太父亲盖的房子的主墙。他把房子传给儿子。虞耳从高头到底下近代的城市去，非走过堪皮赖阿里府前面不可。海兰不久就注意到这古怪的年轻人不见了。她听女朋友们讲，他已经断绝一切交往，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凝视她，他觉得这样无限幸福。
夏天有一晚间，快半夜的时候，海兰的窗户敞开着，年轻的女孩子吸着海风。城和海虽说隔着十三四公里的平原，海风依然吹到了阿尔巴诺的山坡。黑沉沉的夜晚，四下里静极了，一片落叶落地也可以听见。海兰靠着窗户，也许在想虞耳，忽然隐隐约约望见什么东西，好像一只夜鸟的翅膀，不出声地轻轻掠过她的窗户。她一害怕，走开了。她决想不到会有什么过路人送她这件东西，因为她的窗户在府第的三楼，离地有五十多尺高。这件古怪东西，在悄无声息的静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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