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春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蕾切尔·卡逊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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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试读：

1958年1月，奥尔加·哈金丝给我写了一封信，提到她的生活中许多东西已经失去了生机，这蓦然把我的思绪拽回到我曾关注过很长时间的问题。当时，我就觉得必须要写这样一本书。

此后，我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和帮助，限于篇幅，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那些无私地与我分享他们多年经验和研究成果的人，其中有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部门工作，有的任职于大学和研究机构，还有其他领域的人士。对于他们慷慨付出宝贵时间所提出的诸多真知灼见，我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那些拿出时间阅读部分书稿并在专业领域提出建议和批评的人。虽然我对本书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承担最终责任，但是如果没有以下诸位专家的无私帮助，我不可能完成此书，他们是：梅奥医院的医学博士巴塞勒谬（L. G. Bartholomew），德克萨斯大学的约翰·比塞尔（John J. Biesele），西安大略大学的布朗（A. W. A. Brown），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市的医学博士莫顿·比斯金德（Morton S. Biskind），荷兰植物保护局的布雷约（C.J. Briejer），罗伯与贝西·维尔德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克来伦斯·克莱尔（Goerge Crile， Jr.），康涅狄格州诺福克市的弗兰克·艾格勒（Frank Egler），梅奥医院的医学博士马尔科姆·哈格雷夫斯（Malcolm M. Hargraves），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医学博士休伯（W. C.Hueper），加拿大渔业研究委员会的克斯维尔（C. J. Kerswill），自然保护协会的奥洛斯·穆里（Olaus Murie），加拿大农业部的皮科特（A. D. Pickett），塔夫托卫生工程中心的克莱伦斯·塔泽维尔（Clarence Tarzwell），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J.Wallace）。

任何一本包含大量事实的著作都离不开图书管理员的娴熟技巧和热情帮助。我衷心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管理员，尤其是内政部图书馆的艾达·约翰斯顿（Ida K. Johnston）和国家卫生研究所图书馆的希尔玛·罗宾逊（Thelma Robinson）。

本书的编辑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s），多年来一直给予我鼓励和支持，并欣然同意一再推迟出版计划。对此，以及对他出色的编辑工作，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在繁杂的资料收集过程中，桃乐茜·艾尔格（Dorothy Algire）、杰尼·戴维斯（Jeanne Davis）和贝蒂·达夫（Bette Duff）都竭尽所能做出了他们杰出的贡献。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如果不是我的管家艾达·斯波（Ida Sprow）的悉心照料，我也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最后，我还必须感谢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正是他们使本书体现出了价值。是他们率先站了出来，对那些不计后果、不负责任地毒害人类与各种生物的行为说“不”。现在这些人仍在战斗着，他们的义举将获得胜利，并会给人类带来理智和更为科学的认知，让我们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蕾切尔·卡逊名师导学

一、阅读要点

1. 作品情节

本书用大量的事实和详实的数据，以发生在美国的实际事件为案例，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空，全方位地揭示了以DDT为代表的化学农药对于水源、土壤、动植物，甚至人类自身的严重危害。

2.主要人物形象

蕾切尔·卡逊

本书的作者，一个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海洋生物学家；一个关注环境、关注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一个坚持真理，对事业执着追求的、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学者。

杀虫剂的制造者

一群唯利是图、贪婪自私、不讲道义，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民众健康，破坏环境，通过各种手段阻挠和推迟保护环境相关政策出台的无良奸商。

3.主题思想《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层面，而上升到了对于人类未来的思考。对于化学农药的危害，本书采用一种文艺的形式展现了作者关爱自然、反思人类行为、关注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拳拳之心。它使人们首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环境污染巨大的潜在危害。

二、知识要点

1.用详实的数据证明观点

在本书中，作者在描写化学药剂对人和环境的危害时，引用了大量详实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说到DDT在人体内的残留：“没有直接接触的人平均残留量为百万分之5.3到7.4，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为百万分之17.1。”

2.用案例来证实事件的真实性

在论证农药给环境带来的严重危害时，作者例举生活中的例子来证实：在揭示安德萘的毒性时，提到一个一岁大的美国小男孩随父母移居委内瑞拉。因在新家里发现了蟑螂后使用了含有安德萘的喷剂，导致成为植物人。在佛罗里达州，两个小孩因为用了一只装过硫磷杀虫剂的空袋子来修补秋千，结果因硫磷中毒而死亡。

三、成长要点

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采用大量的事例和数据，说明了DDT对环境的破坏，那些从环境污染中的获利者对她进行各种谩骂、攻击，她的科学声誉也受到影响，反对者资助各种宣传，企图否定她的研究。但她无所畏惧，坚持对陈腐观念提出挑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她对真理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值得我们效仿和学习。第一章明天的寓言

从前，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城镇里，一切生物的生长与其环境都很谐和。城镇周围有许多充满了生机的农场，田野里长满谷物，山坡上遍地果园。春天，繁花像朵朵白云点缀在绿油油的大地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摇曳闪烁，发出火焰般的暖色。狐狸在山丘中叫着，鹿儿静静穿过原野，在秋晨的薄雾中若隐若现。

沿途的月桂树、荚蒾、桤木以及巨大的蕨类和野花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让人目悦神怡。即使在冬季，道路两旁也是美不胜收。数不清的鸟儿赶来啄食浆果和雪地里探出头的干草穗头上。事实上，这里正是因为鸟类丰富、数量繁多而远近闻名，每当潮水般的候鸟飞落到这里，人们便长途跋涉，前来观赏。清爽明净的小溪从山间流出，形成了有绿阴掩映、鳟鱼戏水的池塘，供人们垂钓、捕鱼。所以，直到很多年前首批居民来到这里筑房打井、修建粮仓。

突然之间，整个地区出现了许多怪异的现象，一切都在改变着。邪恶的咒语降临这个城镇：神秘的疾病席卷了这里，牛羊成群病倒、死掉。死神的阴影无处不在。农夫们诉说着家人的疾病，城里的医生对患者新生的疾病感到困惑和无奈。人们会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亡，不仅是成人，甚至连孩子也会在玩耍时突然患病，在几个小时内死去。

一种神秘的寂静弥漫在空气中。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很多人都在迷惑、不安地问。常有鸟群飞来啄食的后院里已变得冷清。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几只奄奄一息的鸟儿，它们索索地抖着，已经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无声的春天。这里的清晨，曾经飘荡着知更鸟、猫鹊、鸽子、樫鸟、鹪鹩以及很多其他鸟儿的啭鸣，现在却都没有了一丝声响。周围的田野、树林和沼泽都湮没在一片沉寂之中。

农场上的母鸡在孵蛋，却没有小鸡破壳而出。农夫们都在抱怨他们无法养猪了——新生的猪崽太小，而小猪也活不过天。苹果树花儿开了，但是花丛中却不见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所以，苹果花无法授粉，也就不会有果实。小路旁边的景色曾经那么招人喜爱，如今立在那儿的只有焦黄、打蔫的植物了，就像经历了一场大火。这些地方失去了生机，一片死寂。甚至小溪也无法幸免。钓鱼的人再也不来了，因为所有的鱼都死了。

在屋檐下的水槽里和房顶的瓦片之间，还隐约地能看出敷着一层白色的粉粒。几个星期之前，这种白色粉粒像雪花一样落在房顶、草坪、田野和小溪里。这个世界在变得伤痕累累，可这施害的不是魔法，也不是什么天敌，而是人类自己。

这个城镇是作者假设的，但是可以轻易找到千百个这样的环境正在遭到破坏的城市。我知道，并没有哪个城镇遭受过我所描述的所有灾难。但在某些地方，上面列举的一些灾祸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大量的不幸事件。人们没有意识到，一个面目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人们应该知道，我想象出的这一悲剧有可能变成赤裸裸的现实。那么，是什么让无数个城镇中春天的声音沉寂下来的呢？本书将尝试着予以解答。第二章忍耐的义务

在地球上生命的进化过程中，生物和环境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动植物的自然形态和生活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的。就地球存在的整个时间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微不足道的。直到出现了一个新物种——人类，尤其是到了20世纪，生命才获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这种能力不仅增长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而且有了本质上的变化。相比起来，最令人担忧的是人类对环境的侵袭。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都受到了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所引起的一连串的负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这些负面效应不但出现在孕育生命的外部世界，而且进入生物的内部组织。在影响环境的普遍污染源中，化学药品危害很大，甚至可以与辐射不相上下，只是我们知之甚少。在核爆炸中所释放的锶90，会随着雨水或以飞尘的形式降落到地面，进入土壤，然后被草、谷物和小麦吸收。最终，在人的骨骼中安营扎寨，直至其死亡。同样，喷洒在农田、森林和花园的农药，长期存在于土壤里，然后进入生物体内，引起动植物的中毒和死亡，并在食物链中不断迁移；或者在地下水中潜伏游荡，等它们再度出现时，会通过空气和阳光的作用，结合成新的化合物。这种新物质会毁坏植被，导致动物患病，并且在不知不觉中给那些曾经长期饮用井水的人造成伤害。正如阿尔伯特·施韦泽所说：“人们甚至还不认识自己创造出的魔鬼。”

地球上物种的进化和演变经历了亿万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其逐渐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并与之和谐相处。自然环境中包含着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极大地影响着生物的形态，并指引着生物进化的方向。某些岩石会放出有害的辐射；就连给予生命能量的阳光，也包含着伤害生命的短波辐射。生物的进化与自然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最基本的要素，但在当今的世界里找不出充裕的时间。各种变化和新情况，都紧随着人类无暇他顾的步伐疾步向前，而不是跟着大自然的脚步从容行进。

远在地球生命出现之前，辐射就早已存在了，它遍布于放射性岩石、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之中。当今的辐射是基于原子试验的人工研究。生命在做出调整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化学物质再也不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和由河流带到大海里的钙、硅、铜以及其他无机物了。它们是实验室里创造的别出心裁的人工合成品，而这些物质在自然界中是无法产生的。

适应这些化合物所需的时间要以自然历史的维度进行衡量，它耗费的不是一代人的时间，而是几代人的生命。即使发生奇迹，适应变得可行，结果也是徒劳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就像源源不断的溪流从我们的实验室里喷涌而出。单就美国而言，每年大约就有500种新的化学物质进入施用领域。这么大的数量令人震惊，但其危害却不是显而易见的——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去适应这500种新的化学物质，这远远超出了生物体所承受的极限。

这些化学物质大多用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征服过程中。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创造了两百多种基本的化学药品，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被俗称为“害虫”的其他生物。这些化学药品的商标种类高达上千种。这些喷剂、药粉和气雾剂被广泛用于各个农场、森林、果园和家庭。这些化学药品威力巨大，昆虫无论“好坏”，一律格杀勿论。人们原本的目的可能仅仅是杀死几种杂草和害虫，就是它们让鸟儿的歌声沉寂，让河里的鱼儿悄无声息，给树叶蒙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中——又有谁会相信在地球上投下化学烟幕弹，不会给所有的生命造成危害呢？它们不应该被叫作“杀虫剂”，理应被称为“杀生剂”。使用化学药品的整个过程就像一个无尽的螺旋上升的气团。自从DDT允许使用以来，随着更多有毒物质不断出现，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开始了。因为昆虫成功地证明了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正确性，它们通过进化产生了抗药性。因此，人们会发明一种毒性更强的药品，昆虫再适应，然后又生产一种毒性更大的毒药。其原因后面有所解释，在喷洒药物之后，害虫常常会卷土重来或者死而复生，数目甚至比以前更多。这样下去，化学战争不可能取胜，而所有的生命都在残酷而猛烈的炮火下遭殃。

人类除了有可能被核战争所毁灭之外，如今还面临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对整个环境的污染。有些物质的破坏力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它们在动植物的组织里积累，甚至渗入生殖细胞中，损坏或者改变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人类未来工程师的人，期望有一天可以改变甚至设计我们的遗传细胞。但是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今天就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因为很多化学药品跟辐射一样，能够轻易地导致基因突变。表面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诸如选择一种杀虫剂可能决定人类的未来，这样一想，不免觉得有讽刺意味。

冒这么大的风险，为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为我们权衡利弊的低下判断力感到惊奇。智力发达的人类怎么会为了控制几种不需要的生物，宁可污染整个环境，并给自身带来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呢？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做过的！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问题就已经开始了行动。

我们听说杀虫剂的广泛使用是维持农场产量所需的，然而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虽然采取了措施减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并且付钱给农民，不让他们耕作。我们生产的过剩粮食还是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美国仅在1962年一年之内用于存贮粮食方面的税收就超过10亿美元！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生产，另一个部门却如同它在1958年所做的那样唱起了反调，“一般情况下，在土地银行的规定下，耕地面积减少，为了在现有土地上获得最大产量，人们会使用更多的化学农药。”这样做的话，能解决问题吗？

并不是说昆虫不是问题或者不需要进行控制。我的意思是，控制必须结合实际，不能基于毫无根据的臆想，也不要使用那些连同我们跟害虫一起毁灭的方法。

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灾难，这也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产物。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昆虫就是地球上的居民了。它们种类繁多，适应力强。人类出现以来，五十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主要以两种方式与人类的利益相冲突：一是争夺食物；二是传播疾病。在人口拥挤的地方，传播疾病的昆虫就会发威。例如在爆发自然灾害、发生战争或是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卫生状况很差，这时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就非常必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化学药品的大量使用仅取得了很有限的胜利，我们本打算用这种方法改善状况，却可能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在原始农业条件下，昆虫不是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是伴随着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而出现的——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种植同一种作物。这样的耕作方法为某种昆虫数量的爆发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耕种方式只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并不符合自然规律。大自然赋予大地多样性，但人们却热衷于简化它。这样，人类亲手毁掉了自然界中业已存在的制约和平衡机制，大自然中的生物之所以维持在一定数量，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大自然对每种生物适宜的栖息地都做了一定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麦田的繁殖速度要比在套种其他作物的农田里快得多，因为这种昆虫不适应其他作物。

其他情况下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上一代或更久以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都种上了榆树。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所创造的美丽风景遭受着被完全毁灭的风险，因为某种由甲虫传播的疾病席卷了所有的榆树。如果栽上多种植物的话，甲虫就不可能泛滥成灾了。

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必须要放在地质学和人类历史的背景中思考：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生物从自己的领地不断蔓延至新的区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其最新著作《入侵生态学》中对世界性的大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的描述。在亿万年前的白垩纪，肆虐的海水切断了很多大陆桥，各种生物被困在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独立自然保护区”内。它们与同类的伙伴被隔绝开来，慢慢进化出了许多新的物种。大约在1500万年以前，当一些大陆被重新连接后，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一运动现在仍在进行，而且得到了人类的大力协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今物种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总是一成不变地追随着植物迁徙。检疫手段虽然很新，但并不是完全有效。仅美国植物引进署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几乎20万种植物。大约180种植物害虫，其中一半左右是意外地从国外带进来的，而大多数是搭植物的便车过来的。

在新的领地，由于它们缺乏天敌，入侵的动植物可能不受限制，因此会泛滥成灾。所以，我们面临最麻烦的昆虫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入侵活动，不管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我们人类造成的，都可能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检疫和化学之战仅仅是花钱买时间玩。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正如埃尔顿博士所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抑制某种动植物的新技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掌握动物种群与环境的关系来“促进生态平衡，抑制昆虫的爆发，并且防止它们的入侵”。

很多必备知识触手可得，但我们不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雇他们来政府部门工作，却把他们的建议当作耳旁风。我们任凭致死的化学药剂像下雨似的任意喷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只要提供机会，凭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很快发现很多其他方法。

我们是否被催眠了，失去了判断好坏的意志和能力，进而不得不接受低劣有害的东西呢？用生态学家保罗·舍帕特的话来说，“我们刚把头探出水面就觉得心满意足，却不知环境的崩溃近在咫尺……为什么我们要对有毒的食物保持缄默，要忍受周围的孤寂，并容忍并与并非真正敌人的‘老相识’开战，还要忍耐快要使人发疯的机器轰鸣？又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上呢？”

然而，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创造一个无菌、无虫害的世界激起了一部分专家和大多数所谓管理机构的极大热情。无论从哪方面看，那些忙着推广农药的人都在滥用权力。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勒·特默说：“负责监管的昆虫学家扮演着起诉人、法官和陪审、估税员、税务员和司法官员等多种角色，从而发号施令。”

我并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化学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竟随意地把毒性很强和对生物影响巨大的化学药剂，交给了那些对此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人们。我们没有经过人们的同意，也没有告知他们其中的危害，就让这么多人接触到这些毒药。《权利法案》中没有规定：公民有权不受致命毒药的威胁，不管来自个人，还是政府官员。这是因为，纵使我们的先辈们智慧过人，具有远见卓识，也无法预料这样的问题。

此外，我还要强调，我们很少或从未调查化学药品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之前，就允许它们投入使用。由于我们不够谨慎，对滋养万物的整个自然世界未能给予足够关切。将来，子孙可能不会原谅我们的所作所为。人们对于威胁的实质认识有限。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个人只看到自己的问题，而意识不到或者不愿意把它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工业主宰一切的时代，为了赚钱不计代价的风气到处盛行。

当人们抓住一些杀虫剂造成破坏的确凿证据而起来抗议时，政府就会给他们喂下镇定药丸儿，成分一半是真相一半是谎言。我们迫切需要尽快结束这份虚假的承诺，不要再为丑恶的事实包裹糖衣。灭虫人员所造成的危害正由公众承担。只有在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之后，人们才能而且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正如吉恩·罗斯坦德所言：“忍耐的义务给予了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第三章死神之药

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每天都不得不接触危险的化学药品，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头一遭。自投入使用以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杀虫剂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大部分主要水系，甚至连看不见的地下水都含药物残留。十几年前使用过的化学药物仍然会残留在土壤中。它们已经侵入了鱼类、鸟类、爬行动物、家畜和野生动物的体内。在科学家进行的动物实验中，没有发现不受其影响的动物。在偏远的山涧湖泊的鱼儿体内、在土壤中蠕动的蚯蚓体内、在鸟蛋里，甚至在人的身体里都发现了化学药物的成分。如今，无论男女老少，大部分人体内有化学残留。它们会出现在母亲的奶水中，而且有可能入侵胎儿的机体组织。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生产具有杀虫特性的人造化工业的突然崛起和迅猛扩张。这种工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研制化学武器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实验室中的一些化学药品可以杀死昆虫。这一发现绝非偶然，因为昆虫曾被普遍用来试验，当了人类的替死鬼。结果，人类源源不断地生产合成杀虫剂。在制造过程中，科学家巧妙地操控分子、代替原子，改变它们的排列，这些是战前简单的杀虫剂所无法比拟的。战前化学品的原料——砷、铜、锰、锌以及其他的化合物，都取自天然的矿物和植物，如干菊花做的驱虫粉，烟草类中的尼古丁硫酸盐，东印度群岛豆科植物中的鱼藤酮，等等。

新型合成杀虫剂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对生物影响巨大。它们的威力不仅在于毒性大，而且可以破坏人体最关键的生理过程，引起病变并经常导致死亡。如我们所知，它们摧毁了保护人类免受伤害的酶，妨碍人类获取能量的氧化过程，破坏各器官的本来功能，还可能引起细胞发生慢性的不可逆的变化，导致恶性肿瘤的出现。然而，每年还会有新的、更多的致命化学药物问世，也出现了新的用途，所以全世界都在与这些药物亲密接触。1947年，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为1.24259亿磅，到了1960年，这一数字飙升到6.37666亿磅，增长了5倍多。这些产品批发总价超过2.5亿美元。但是，从化学工业的计划和远景看来，这仅仅是开始。

因此，杀虫剂使用应该引起我们每个人的重视。如果我们与它们密不可分，我们的饮用水以及食物中甚至骨髓里都有，那么，我们最好了解一下它们的特性和药力。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杀虫剂从无机化合物转向奇妙的碳分子世界，仍然有少数物质得以保留。其中主要物质之一就是砷，它仍是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主要成分。砷的毒性很强，广泛分布于各种金属矿石中，少量存在于火山、海洋和温泉中。它与人类关系复杂，渊源颇深。因为很多砷化物是无味的，所以从波吉亚家族起，人类就选择用它来杀人。大约早在两个世纪之前，一位英国医师就发现，烟囱灰中含有的砷与一些芳香烃一样可以致癌。长期以来，砷引起的人类慢性中毒的现象是有案可查的。日常环境中的砷污染也会导致马、牛、羊、猪、鹿、鱼、蜜蜂等动物患病或死亡。即便如此，砷雾剂和药粉仍在广泛地使用。长期使用砷粉剂的农民患上了慢性砷中毒，牲畜也因含砷的喷剂和除草剂而中毒。喷洒在蓝莓地里的砷药粉飘落在附近的农田里，污染了溪流，最终使蜜蜂和奶牛中毒，并导致人类得病。“我们国家对砷污染不管不顾的做法，简直到了极端的地步……”美国环境致癌权威机构——国家癌症研究院的W.C.休伯说，“任何人只要见过工人使用喷粉机和喷雾器的工作状态，就一定会被他们处理这些有毒物质的随意态度所震惊。”

现代杀虫剂更加致命性，大部分药剂可以划归为两个化学品门类：一类是以DDT为代表的“氯化烃”；另一类是包含各种有机磷的杀虫剂，以较为常见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为代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如前文所提到的，它们都是以碳原子为基础的，这是生物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因而称为“有机物”。要了解它们，我们必须明白它们是什么以及是如何制成的。尽管与构成生物的化学物质相似，它们还是被改造成为死神的先锋官。

碳原子可以任意地与链、环或其他结构中的碳原子互相结合，并无限地继续下去，也可以与其他物质的原子相结合。事实上，从细菌到巨大的蓝鲸，自然界中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多样性正是源于碳的这种特性。复杂的蛋白质分子就是以碳原子为基本成分的，如脂肪、碳水化合物、酶、维生素等。很多非生物也是如此，因为碳并不代表生命。一些化合物只是碳氢的简单组合。其中最简单的是甲烷，又称沼气，它是自然界中水下有机物经细菌分解产生的。甲烷与一定比例的空气混合，就会变成煤矿中可怕的“瓦斯”。它的结构极其简单，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

化学家们发现，可以去掉一个或者全部的氢原子，用其他原子替换。例如，用一个氯原子代替一个氢原子，可以制成氯化甲烷；

用三个氯原子替换三个氢原子，可以制成麻醉氯仿；

把所有的氢原子都替换成氯原子，就会生成最常见的清洁剂——四氯化碳。

简单说来，这些围绕甲烷分子的基本变化说明了氯化烃的构成。但是，这种简单的说明与烃的真正复杂性，或者与有机化学家创造各种材料的丰富手段相去甚远。除了单一碳原子的甲烷外，他们还能够改变许多碳原子组成的碳水化合物分子。这些碳原子呈环状或链状，还有侧链和分支。连接它们的化学键不仅仅是氢原子和氯原子，还有各种化学群。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足以完全改变物质的特性。例如，不但附着的元素很关键，就连附着的位置都至关重要。如此精巧的操控催生了一系列杀伤力巨大的毒药。

一位德国化学家在1847年首次合成了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但是直到1939年，人们才发现它具有杀虫的特性。随即，DDT被誉为害虫的终结者，可以一夜之间铲除害虫，帮农民打赢“战争”。瑞士人保罗·穆勒因为发现了DDT的杀虫功效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现在，DDT被广为使用。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种常见的无害产品。这一印象可能源于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和囚犯在身上涂洒DDT来对付虱子。这么多人都在亲密接触DDT，而没有产生直接的危害，所以，人们普遍相信这种化学品肯定是安全的。这样的误解倒也可以理解，与其他氯化物不同，干粉DDT不容易透过皮肤而被吸收。但其溶于油的话，DDT一定有毒，人们通常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吞食了DDT，它会通过食道被慢慢吸收；还可能通过肺吸收。它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存留在富含脂肪的器官（因为DDT本身溶于油脂），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相当大一部分DDT会滞留在肝、肾以及包裹着肠膜的脂肪里。

可以想象，DDT在体内的存量从最小的摄入量（残留于大多数食物中），直至达到很高水平。脂肪就像仓库一样，起着生物放大器的作用。因此食物中千万分之1的微小摄入量，会在体内积累到百万分之10到15，既增加100多倍。这些数字在化学家或药物学家的眼里稀松平常，但我们大部分人对此知之甚多。百万分之1，听起来很小，也确实很小。但是，这些化学药物药效惊人，极小的量足可以引起巨大变化。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化学药物百万分之3的量就可以抑制心肌中一种重要酶的作用；百万分之5就会引起肝细胞的坏死或衰变。而百万分之2.5的狄氏剂和氯丹效果是一样的。这并不令人诧异，在正常人体中化学物质的细微差别就能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例如，万分之2克的碘就足以决定人的健康与疾病。由于少量的杀虫剂是逐渐积累的，而且排泄过程十分缓慢，所以肝脏以及其他器官的慢性中毒和退化病变是真实存在的。

关于人的体内会存留多少DDT，科学界还没有统一认识。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主任、药物学家阿诺德·莱曼博士说，因为DDT的吸收不存在下限，也没有上限，所以，不管多少都会吸收。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维兰德·海耶斯却认为，每个人的体内都会有一个平衡点，超过这个限度，DDT就会排泄出来。实际上，谁的观点正确并不重要。我们已经对DDT在人体内的残留进行了充分调查，并且了解到人体内的药物残留具有潜在危害性。各项研究表明，没有直接接触的人（不可避免的饮食除外）平均药物残留量为百万分之5.3到7.4；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为百万分之17.1；杀虫剂工厂里工人的数值居然高达百万分之648！可见残留药物的变化幅度很大。更重要的是，即使最小的数值也已经超过了肝脏、其他器官和组织的承受能力。

DDT以及同类化学药品的最危险的一个特征是，它们可以通过食物链从一个有机体内转移到另一个机体内。例如，在苜蓿地喷洒了DDT，然后把苜蓿喂给母鸡，母鸡下的蛋也会含有DDT。或者，用含有百万分之7到8的DDT的干草喂养奶牛，牛奶就会含有大约百万分之3的DDT在牛奶制成的黄油中，其浓度会骤升至百万分之65。通过这样的传导过程，本来很小量的DDT，最后会达到很高的浓度。虽然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禁止州际贸易中的牛奶有农药残留，但是如今，农民很难找到未受污染的饲料来喂养奶牛了。

毒素还可以由母亲传给子女。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已经从人奶取样中检测出了农药成分。这意味着婴儿在母乳喂养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吸收、积蓄化学毒素。然而，这绝不是小孩子第一次接触有毒化学品，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在胚胎时期就已经开始“吸毒”了。动物实验表明，氯化氢农药可以毫不费力地穿过胎盘壁垒，而胎盘正是胚胎与母体之间阻挡有害物质的保护层。虽然，婴儿通过这种方式吸收的有毒物质比较少，却不容忽视，因为孩子比大人更容易中毒。这就意味着，普通人从一出生就吸收有毒物质，并在以后的生命里不断累积。

所有的事实——即使人体内积累的毒素很少，但是加上之后的蓄积，正常饮食中化学残留也会对肝脏造成各种损伤，它促使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早在1950年就宣布，“DDT潜在的危害极有可能被低估了”。医学史上类似的情况从无先例，没人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怎样……

另一种氯化烃——氯丹，不仅具有DDT所有令人讨厌的性质，还拥有一些独有的特性。其残留物会在土壤、食物或施用过氯丹的物体表面长期滞留。它无孔不入，可以通过皮肤渗入，还会以喷雾或粉末的形式被吸入。如果吞食了氯丹残留物，理所当然地会被消化道吸收。与其他氯化烃一样，氯丹也会在体内慢慢累积。动物实验表明，一次进食包含的百万分之2.5的氯丹，最终在动物脂肪中会增加到百万分之75。像莱曼博士这样经验丰富的药物学家曾在1950年称，“氯丹是毒性最强的杀虫剂之一，任何接触的人都可能中毒。”对于这个警告，谁也不当回事，郊区的居民依然我行我素，随意使用氯丹配制杀虫剂，并慷慨地喷洒在自家的草坪上。他们没有立即患病不惧有任何说服力，因为毒素可以在他们体内潜伏很久，直到几个月或几年后才突然发病。但那个时候病因已经不可能查清了。更可怕的是，死神也可能突然降临。一位受害者不小心把一种25%的工业溶液洒到皮肤上，40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迹象，还没来得及抢救就死了。即使提前警告能够使中毒事件得到及时处理，但指望这个来解决问题并不靠谱。

氯丹的成分之一—— 七氯，在市场上作为一种单独的制剂出售。它极易被脂肪吸收贮存。如果饮食中包含百万分之1的七氯，体内就会积聚起大量毒素。此外，它还可以神奇地变换成另一种不同性质的物质——环氧七环。这样的变化在土壤中及动植物组织中都会发生。鸟类药物实验表明，这种转变产生的环氧化物比原来七氯的毒性更强，而七氯的毒性已经是氯丹的4倍了。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便发现了一类特殊的烃类——氯化萘。在工作中直接接触的人会得肝炎，这也是一种罕见的、难以治愈的致命疾病。它能导致从事电气工业的工人患病，甚至死亡。最近，人们认为它导致了农户的牛群患上了奇怪的致命疾病。鉴于这些先例，不难理解，毒性最强的三种杀虫剂是与这类烃相关的狄氏剂、艾氏剂和安德萘。

狄氏剂是以一位德国化学家狄尔斯的名字命名的。吞食狄氏剂的话，它的毒性是DDT的5倍，但是狄氏剂溶液通过皮肤吸收后，其毒性相当于DDT的40倍。狄氏剂臭名昭著，因为它使人快速发病，并攻击受害者的神经系统，使患者出现抽搐等症状。中毒的人恢复过程十分缓慢，足以证明其危害持续的时间很长。像其他氯化烃一样，这些损害也包括对肝脏的严重损伤。尽管它的使用会大规模地毁灭野生动物，但是由于药效持久、杀虫功效显著，狄氏剂成为应用最广的杀虫剂之一。鹌鹑和野鸡的实验证明，狄氏剂的毒性大约是DDT的四五十倍。

狄氏剂是如何在体内贮存、分布和排泄的，我们不甚了解。因为化学家们创造杀虫剂的才能远在我们的认识之上，而这些化学药品对生物体的影响，我们还没怎么搞清楚。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药物残留会长期存留于人体，像休眠的火山一样，当人产生生理压力消耗大量脂肪时，它们就会突然爆发。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大都来自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艰苦抗疟运动。在疟疾防治中，自从狄氏剂取代DDT后（因为蚊子已经对DDT产生了抗药性），喷药人员开始出现中毒现象。病症发作非常剧烈，一半甚至全部的中毒者（因工作情况，病症各异）发生了痉挛，一些人会死去。一些人在接触完药物四个月之后才出现抽搐现象。

艾氏剂是蒙着一层面纱的物质，略显神秘。因为它虽然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但其变化又与狄氏剂紧密相关。如果一片萝卜地使用了艾氏剂，这里的萝卜会有狄氏剂残留。这种变化能在机体组织里发生，也能在土壤里发生。这种神奇的变化已经导致了许多错误的报告。因为化学家要检测的目标是艾氏剂，所以他认为残留已经消失了。实际上，残留物已经变成了狄氏剂，因而需要其他的检测方法。

跟狄氏剂一样，艾氏剂也有剧毒，会引起肾脏和肝脏的退化病变。一片阿司匹林大小的剂量，足以杀死四百多只鹌鹑。很多人类中毒的案例已经出现，其中大多数与工业接触有关。

与很多同类杀虫剂一样，艾氏剂给未来投下了一层可怕的阴影——不孕症。野鸡吃下很小剂量艾氏剂不会死去，产蛋量却大大减少，而且孵出的小鸡不久便会死去。这种影响不局限于禽类。接触艾氏剂的母鼠，怀孕次数也会减少，而且幼鼠多病短命。经过艾氏剂治疗的母狗，产下的小狗三天就死了。这些动物的后代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受难，原因就是父母体内的毒素。没人知道，同样的悲剧是否会发生在人类身上。但是，这种化学药物已经通过飞机洒向了郊区和农田。

安德萘是所有氯化烃中毒性最强的。虽然化学性质与狄氏剂关系紧密，但分子结构的细微变化使它的毒性是狄氏剂的5倍。此类杀虫剂的始祖——DDT的毒性与安德萘相比可以算得上是无毒无害了。安德萘对哺乳动物的毒性是DDT的15倍，对鱼类是30倍，对于一些鸟类则高达300倍。在投入使用的10年中，安德萘毒死了不计其数的鱼类。漫步在果园的牛也会身中剧毒。井水也被污染。至少有一个州的卫生部门发出警告：盲目使用安德萘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健康。

在一起最悲惨的中毒事件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疏忽，因为人们已经采取了足够的预防措施。一个一岁的美国小男孩跟着父母搬到了委内瑞拉。他们在新家里发现有蟑螂，所以，几天后他们使用了含有安德萘的喷剂。大约在早上9点，在开始喷药之前，孩子和小狗都被带到了屋外。喷药过后，父母又清洗了一遍地板。下午的时候，孩子和小狗才被带回到屋里。大约一小时后，小狗开始呕吐、抽搐，最后死去。当天晚上10点左右，孩子也开始呕吐、抽搐，失去知觉。与安德萘致命的接触，使这个本来健康的正常孩子变成了植物人——看不见、听不到、肌肉频繁痉挛，完全与世界隔绝开来。在纽约一家医院里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这个孩子中毒状况也没能改善，或带来一丝改善的希望。主治医师说：“出现有效恢复的机会非常渺茫……”

第二大类杀虫剂——烷基或有机磷酸盐，可跻身于毒性最强的化学品之列。与其应用伴随的是急性中毒。喷药作业或者碰巧接触到漂浮的飞沫、喷洒过药剂的蔬菜和丢弃的药剂容器都有危险。在佛罗里达州，两个小孩找到一只空袋子，用它来修补秋千。不久，他们便死去了，另外三个小玩伴也病倒了。原来，这只袋子曾用来装一种叫作对硫磷的杀虫剂，这是一种有机磷酸盐。经检验证实，两个孩子死于对硫磷中毒。还有一次，威斯康星州的一对小表兄弟在同一晚上死去。其中一个孩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玩耍时，农药飘进了，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在附近的田地里给土豆喷洒对硫磷。另一个小孩跟着自己的父亲跑进谷仓玩耍，并用手抓了一下喷雾器的喷嘴。

这些杀虫剂的出现多少都具有讽刺意味。虽然一些化学品——有机磷酸脂，人类早已熟知，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由德国化学家格哈德·施瑞德发现其杀虫功效。德国政府立刻意识到，这些化学品可以作为新的强大武器在战争中对付敌人，于是，宣布研究工作为重要机密。一些化学物质被制成了神经毒气，另一些结构相似的则被制成了杀虫剂。

有机磷杀虫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作用于生物体。它们可以破坏在人体中起重要作用的酶。不论受害者是昆虫还是温血动物，它们要攻击的目标是神经系统。正常情况下，神经脉冲借助一种叫作乙酰胆碱的“化学传导器”在神经间传递。这种物质完成必要的任务后就会消失。实际上，它的存在非常短暂，以至于医学研究人员需要经过特殊处理才可能在其遭受破坏之前完成取样。这种短暂的化学传导正是身体所必需的。一次神经脉冲通过后，如果不及时消除乙酰胆碱，脉冲就会继续在神经间飞速穿梭。因为这种物质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强，所以整个身体会变得不协调——颤抖、抽搐，紧接着死亡。

我们的身体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有一种叫胆碱酯酶的保护性酶，在不需要传导物质的时候就把乙酰碱消除。我们的身体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一种精确的平衡，因而不会因积累很多乙酰胆碱而产生危险。但是一接触到有机磷杀虫剂，保护性酶就会被破坏。酶的减少导致乙酰胆碱逐渐积蓄。从作用上看，有机磷化合物与一种毒蘑菇里发现的生物碱——毒蝇碱很相似。重复接触会降低胆碱酯酶的含量，直至急性中毒的边缘，再增加一点儿有机磷化合物的话就可能中毒，所以，对喷药人员和经常与之接触的人定期进行血液检查是必要的。对硫磷是一种使用最为广泛的有机磷酸酯之一，也是毒性最强、最危险的。蜜蜂在接触它之后，会变得“焦躁而好斗”，并做出近似疯狂地骚动，半个小时内就会死亡。一位化学家想用最直接的方式搞清楚人类急性中毒的剂量。他吞下了很少的对硫磷，大约0.00424盎司，结果马上就瘫痪了，甚至来不及够到早已备好、放在手边的解毒剂，就这样死去了。

据说在芬兰，对硫磷是最受欢迎的自杀工具。近年来，加利福尼亚每年大约有200例意外中毒事件。世界各地，对硫磷引起的中毒死亡事件也令人震惊。1958年，印度发生100起，叙利亚出现67例。在日本，平均每年有336人因其中毒而死。如今，美国的农田和果园每年要消耗约700万磅对硫磷。有使用手动喷雾器的，有的使用电动鼓风机和喷粉器，还有使用飞机作业的。一位医学界的权威说，加利福尼亚农场的喷洒量，“就可以毁灭全球人类5到10次”。

在一种情况下，我们也许会幸免于难，因为对硫磷及其同类化学物质分解的速度较快。因此，与氯化烃相比，它在庄稼上的残留时间比较短。然而，即使是较短的时间也足以造成伤害，引发严重后果，甚至死亡。在加利福尼亚里弗赛德市，30个采橘人中，有11人中毒严重，除一人外，全部被送往医院救治。他们的症状就是典型的对硫磷中毒。大约两个半星期之前，这片果园喷洒过农药。在16至19天之后，药物残留仍然能给他们带来干呕、视力下降、半昏迷等痛苦。这并不是残留时间最长的纪录。一个月前喷过农药的果园里也发生过同样的悲剧。还有，使用标准剂量6个月后，橘子皮中仍然会有残留。

田地、果园、葡萄园里喷洒的有机磷农药对工人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所以一些州设立了实验室，帮助医生们进行诊断和治疗。如果医生在救助中毒患者的时候不戴橡胶手套，也会面临一定风险。给患者洗衣服的女工也可能因吸收足量的对硫磷而中毒。

马拉硫磷是另一种有机磷脂，差不多与DDT一样广为人知。广泛应用于园林防治、家庭灭害和消灭蚊虫，以及对昆虫铺天盖地的全方位攻击等行动中，例如：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在将近100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马拉硫磷，以消灭一种地中海果蝇。人们认为它是同类化学品中毒性最小的，而且很多人觉得它没有什么危害，可以放心使用。广告也鼓励这种随意的态度。马拉硫磷的“安全性”依据根本不靠谱，不过这一点是在其投入使用几年后才发现的，很多情况也是如此。马拉硫磷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哺乳动物的肝脏强大的保护功能，能够消除其危害。解毒是由肝脏中一种酶完成的。但是，如果这种酶遭到破坏，或作用过程受到干扰，接触马拉硫磷的人就不得不吸收全部的毒素了。

不幸的是，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几年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个科学小组发现，马拉硫磷和其他有机磷酸酯同时使用会产生巨大的毒性，是两种物质毒性相加的50倍。换言之，两种物质致死量各取1%，结合后可以产生致命的毒性。

这一发现促使人们研究其他组合。现在人们知道，很多有机磷酸酯组合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混合以后毒性会增强。一种化合物破坏了另一种化合物解毒的酶之后，混合物的毒性大增。这两种化合物不一定要同时出现。如果一个人这一周喷洒了这种杀虫剂，下周再使用另一种的话，便会有中毒的危险。施用过农药的农产品被人们食用后，也会有危险。普通的一碗沙拉里很可能含有不同有机磷酸酯农药的结合，法定允许的农药残留也可能会发生反应。

虽然我们对各种化学品相互作用的危险不甚了解，但是科学实验室令人担忧的发现却屡见不鲜。其中一项发现认为，使一种有机磷酸酯毒性增强的不一定是杀虫剂。例如，一种增塑剂在增强马拉硫磷毒性方面，可能要优于杀虫剂。这是因为，它能够抑制肝脏中可以“拔掉杀虫剂毒牙”的酶。

那么，人类生产的其他化学品又是怎样的呢？尤其是药物，是什么情况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有机磷酸酯如对硫磷和马拉硫磷，会使一些能引起肌肉松弛的药剂毒性更强，其他几种有机磷酸酯则会明显延长巴比妥盐酸的休眠作用时间。

在古希腊神话中，女巫美狄亚因自己的丈夫伊阿宋移情别恋而勃然大怒，因此，她送给了伊阿宋的新欢一条施了魔法的长袍。新娘子穿上长袍后随即暴毙。如今，这种间接死亡找到了它的对应物——“内吸杀虫剂”。这些化学药物具有特殊性质，它们可以把植物或动物变成有毒的美狄亚长袍。这样做的目的是杀死前来侵犯的昆虫，尤其是吸食植物汁液和动物血液的昆虫。

内吸杀虫剂的奇异令世界不可思议，超出了格林兄弟的想象，可能接近于查尔斯·亚当斯的漫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魔幻的森林变成了有毒的树木，昆虫咀嚼树叶或吸食植物汁液后必死无疑。跳蚤因为吸食狗的血液而死，因为狗的血液里有毒；昆虫因为接触植物散发的蒸汽而死亡；蜜蜂会带着有毒的花蜜回巢，因而酿出的蜂蜜含有剧毒。

应用昆虫学领域的人员在自然界获得启示：他们发现在含有硒酸钠的麦田里，小麦对于蚜虫和红蜘蛛的攻击免疫。由此，激发了昆虫学家研发内吸杀虫剂的想法。硒是一种自然生成的元素，只有少量存在于岩石和土壤里，是第一种内吸杀虫剂。所谓内吸杀虫剂就是指渗透进植物或动物体内各个组织并使之毒化的农药。一些氯化烃类化学药剂以及有机磷类化学品具备这种属性，它们都是人工合成的。一些自然生成的物质也具备这种属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大部分内吸杀虫剂使用的是有机磷类，因为药物残留相对较轻。

内吸杀虫剂还会以迂回的方式发生作用。通过浸泡或与碳混合的包衣剂，它们的药力会延伸到下一代植物体内，长出的幼苗会毒死蚜虫和其他吮吸类昆虫。类似豌豆、蚕豆、甜菜等蔬菜就是这样进行保护的。带有内吸式包衣剂的棉花籽在加利福尼亚已经种植了一段时间。1959年，加州圣华金河谷的25个农场工人在种植棉花时，突然发病，因为他们触摸过包衣种子的袋子。

在英格兰，有人想知道蜜蜂在经内吸杀虫剂处理过的植物上采蜜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人们在喷洒过八甲磷药物的地区进行了调查。虽然农药是在开花之前喷洒的，生产的花蜜仍然有毒。果然，不出所料，蜜蜂酿的蜂蜜也被八甲磷污染了。

动物内吸剂主要用来控制牛蛆——牲畜身上的一种有害的寄生虫。为了在动物血液和组织中发挥作用而不产生致命的毒性，必须加倍小心使用。这种平衡极其微妙，而政府机构的兽医已经发现，反复地小剂量用药会逐渐耗尽动物体内的保护性胆碱酯酶。因此，如果不进行事前警告，极小的过量使用动物内吸杀虫剂也可能导致中毒。

很多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和与我们生活更密切的领域正逐步放开对药物的使用。如今，你可以给你的狗喂一片药，据说，这种药可以使狗的血液有毒，进而消除虱子的困扰。因此，发生在牛群中的危害可能会发生在狗身上。就目前看来，还没有人建议研制人类内吸杀虫药物来对付蚊子。也许，这就是下一步将要发生的……

到目前为止，本章一直在讨论人类跟昆虫做斗争中使用的致命化学物质。那么，我们与野草的战争又是怎样的呢？人们想快速而简便地除掉不需要的植物，催生了一批叫作除莠剂的化学品，或者称作除草剂。关于这些药剂是如何使用以及如何误用的，将在第六章进行讲述。现在我们关心的是，除草剂是否有毒，它的兴起是否加剧了环境污染。

除草剂只对植物有毒，对动物没有危害的传说广为流传，但是不幸的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除草剂中的化学成分，对动植物都会产生影响。它们对生物体的作用大小不一：有的是一般毒药；有的是新陈代谢的强力刺激物，会使动物体温升高而死亡；有的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跟其他化学品共同作用，引发恶性肿瘤；有的会导致基因变异，进而破坏遗传物质。所以，除草剂和杀虫剂一样，包含一些非常危险的物质。如果错误地认为它们是“安全的”而滥用，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新的化学药物一个劲儿地从实验室里不断冒出，砷化合物还是在杀虫剂和除草剂中广泛使用。它们通常以亚砷酸钠的形式出现。历史上砷化物的使用也不让人放心。用作路旁除草剂时，它们毒死了很多奶牛，还杀死了难以计数的野生动物。

英国大约在1951年开始在马铃薯地里使用含砷农药，因为先前用于烧掉马铃薯的硫酸出现了短缺。英国农业部认为，有必要对进入喷过含砷农药的田地加以警示，但是牲畜看不懂这样的警示（我们必须知道，野生动物和鸟类也看不懂）。关于牲畜因含砷农药中毒的报道不绝于耳。直到一个农夫的妻子因喝了砷污染的水中毒死亡后，英国一些大型化学公司于1959年停止生产含砷农药，并召回了经销商手中的存货。不久后，英国农业部宣布，由于对人类和牲畜造成严重威胁，决定限制亚砷酸盐的使用。1961年，澳大利亚政府也出台了类似的禁令。然而，美国却没有相同的规定来限制这些毒药的使用。

有的“二硝基”化合物也被用作除草剂。在美国，它们被列入同类药物中最危险的名单。二硝基酚是一种强力新陈代谢刺激物。因此，人们曾经把它当作减肥药来使用，但是瘦身剂量与中毒或致死剂量差别太小。所以，在停药之前，一些病人死去了，还有很多人的身体遭受了永久性伤害。一种相关的化学物质——五氯苯酚，有时称作“五氯酚”，既用作除草剂，又用作杀虫剂，常喷洒于铁路沿线和荒地里。五氯酚毒性很强，从细菌到人类都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跟二硝基一样，它会干扰人体的能量来源，而且通常是致命的，受到影响的生物几乎是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最近，加利福尼亚卫生署报告的一起死亡案例证明了它的可怕毒性。一名油罐车司机正在用柴油和五氯苯酚配制棉花脱叶剂。在他从大桶里抽出这种浓缩化学品时，塞子意外地掉进了桶里，他赤手把塞子捞了出来。虽然他立即洗了手，但还是急性中毒，第二天就死了。

诸如亚砷酸钠或苯酚类除草剂造成的后果大都显而易见，而另外一些除草剂的影响却隐伏难觅。例如，现在流行的红莓除草剂——氨基三唑（俗称除草强），被认为毒性相对较轻。但是，从长远看来，它有引发甲状腺恶性肿瘤的可能，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影响更大。在各种除草剂中，有一些属于“突变剂”，也就是说能够改变遗传物质——基因。我们会因辐射导致基因变化而深感震惊。那么，对于无处不在的化学农药造成的同样后果，我们又怎能漠不关心呢？第四章陆地之水

在所有的自然资源中，水已经变成了最宝贵的资源。地球表面的大部分被海水覆盖着，然而身处海洋包围的我们仍然觉得缺水。这种奇怪的悖论是因为海水中含有大量的盐，地球上的大部分水源不适合农业、工业或人类使用。因此，地球上大部分人口不是正面临着，就是将要面对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在这个时代，人类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先祖，看不到生存的基本需要，水资源以及其他资源已经变成了人类冷漠态度的牺牲品。

我们只能把杀虫剂对水资源的污染作为人类对环境污染的一个部分来理解。水资源污染的来源有很多种：核反应堆、实验室以及医院排放的放射性废弃物；核爆炸的放射性尘埃；城镇家庭垃圾；工厂排出的化学废料，等等。现在，又增添了一种新的沉降物——施用在农田、花园、森林以及原野的化学喷剂。许多化学药剂产生的危害超越了辐射效果。而且，这些化学药剂本身就存在危险的、不为人知的反应和转化以及危害效应的叠加。

自从化学家开始研制自然界从未出现的化学物质，水质净化的问题就逐渐复杂起来，用户面临的危险也逐渐增加。如我们所知，合成化学物的大量生产始于20世纪40年代。如今生产规模声势浩大，每天都会有，大量的化学污染物倾入国内的河流。这些化学物与生活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混合进入同一水域后，净化厂平时用的普通方法已经无法检测出它们的行踪。许多化学物非常稳定，普通的处理方法无法使其分解，甚至常常无法识别它们。大量污染物在河流中结合、淤积，以至于卫生工程师也只能绝望地称之为“黏性物质”。麻省理工学院的罗尔夫·伊莱亚森教授在一次国会委员会上表示，预测这些化学物质的合成效应或识别混合而成的有机物是不可能的。伊莱亚森教授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以及对人类有什么影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用于控制昆虫、啮齿动物或者杂草的各种化学品正不断地加剧有机污染物的生成。其中，有一些故意用于水体，以消除植物、昆虫幼虫或不想要的鱼类。有的是在森林中喷洒的农药。为了对付一种害虫，他们会在一个州两三百万英亩的森林中喷洒农药，这样的农药会直接汇入溪流，或穿过树冠落在林中的土地上。紧接着，农药会随着渗出的水分一起，开始了前往大海的漫漫旅程。喷洒于农田的用来对付昆虫和啮齿动物的数百万磅农药，会借助雨水离开地面，被冲进河水中，最终奔向大海，最终可能会大量残留于水中。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河流甚至自来水中，这些化学物质随处可见。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果园中取得的饮用水样在鱼身上做实验后发现，所含的杀虫剂足以在4个小时内将用于实验的鱼全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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