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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书录 王青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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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说试读：

　　　　李吉林　鞠　勤　刘明远（以姓氏笔画为序）：委　　　员

　　　　丁　帆　丁柏铨　马景仑　王铁军　许　结

　　　　师书恩　朱永新　华国栋　汪介之　陈书禄

　　　　陈敬朴　吴仁林　吴顺唐　何永康　李庆明

　　　　李复兴　李敏敏　单　墫　金成梁　周明儒

　　　　周建忠　郁炳隆　林德宏　赵炳生　俞　瑾

　　　　姚文放　姚烺强　胡治华　郭亨杰　殷剑兴

　　　　唐忠明　唐厚元　葛　军　辜伟节　彭坤明

　　　　詹佑邦　缪建东　缪铨生　谭锡林　樊和平目录

绪论 第一节　“文化”界说与“中国”的含义第二节　中国历史沿革与中国文化的分期第三节　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第一章　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背景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

第二章　儒家文化 第一节　孔子及其思想第二节　孟子及其思想第三节　荀子及其思想第四节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第五节　宋明理学第六节　儒学地位的下降

第三章　道家文化 第一节　老子及其思想第二节　庄子及其思想第三节　黄老之学第四节　魏晋玄学

第四章　道教文化 第一节　东汉时期道教的创立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时的神仙道教第三节　隋唐五代的道教活动第四节　宋元及以后的道教活动第五节　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第五章　佛教文化 第一节　东汉至西晋时期佛教的初传与发展第二节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的兴盛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第四节　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创造和繁荣第五节　佛教与中国文化

第六章　教育与科举文化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学校第二节　科举考试

第七章　官制文化 第一节　中央官制第二节　地方官制

第八章　经济文化 第一节　土地制度第二节　赋役制度第三节　货币制度第四节　度量衡制度

第九章　科技文化 第一节　农学第二节　手工业第三节　天文历法第四节　中国医药学

第十章　语言文化 第一节　汉字第二节　汉语

第十一章　文学 第一节　古典诗词第二节　古代散文与辞赋第三节　古代戏曲第四节　古典小说

第十二章　艺术文化（上） 第一节　建筑艺术文化第二节　园林文化第三节　工艺文化

第十三章　艺术文化（下） 第一节　书画艺术文化第二节　音乐舞蹈艺术文化

第十四章　服饰和饮食文化 第一节　服饰文化第二节　饮食文化

第十五章　礼俗文化 第一节　古代称谓第二节　古代礼仪第三节　婚姻礼俗第四节　节日习俗

第十六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一节　爱众为公第二节　自强不息第三节　厚德载物第四节　求是务实

后记(1)绪论彬彬哉我文明！(2)五千余岁历史古，光焰相续何绳绳。

在灿烂的世界古老文化中，如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等，有的早已灭绝，有的遭到破坏或摧残，有的出现大断层而失去光泽，唯有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一直生气勃勃，并且代有高峰，蔚为壮观。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一直站在世界文化的前列，是世界上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文化。现在，中国文化不仅积淀着深厚的底蕴，而且焕发出新的生机，以更加坚实的步伐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第一节　“文化”界说与“中国”的含义

本书名为《中国文化概说》，意在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致风貌，探讨中国文化演变的基本规律，使人们更具体、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是怎样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文化特征。因此，首先应该对“文化”的概念作简要的界定，对“中国”的含义作简要的说明。“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西晋束皙《补亡诗·由仪》中写道：“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敷文化以柔远，泽普汜而无私。”其中的“文化”均指封建王朝的“文治教化”，意为用诗书礼乐等教化世人，是与“武功”相对而言的概念。大体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与没有教化的“野蛮”等形成反照。

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这也就是说，“文化”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在近代吸收了西方学术思想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本书所讨论的“文化”，力求古今贯通，中西汇合，侧重于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为物态文化，或称“物质文化”。所谓“物态文化”，是由“物化的知识力量”所构成的，包括人类加工创制的各种器具，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也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例如人们衣、食、住、行所凭借的物质条件，那衣裳、冕帽、鞋、袜等，那柴、米、油、盐、酱、醋、茶等，那都城、宫殿、平房、楼房、窑洞、帐篷、吊脚楼、蒙古包等，那马车、石桥、木船乃至汽车、火车、飞机等，还有那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那庄严肃穆的北京天坛，那巍峨壮丽的曲阜孔庙，那清静幽雅的成都武侯祠，那小巧玲珑的苏州拙政园，那气势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等，都是“物化的知识力量”，都称之为物态文化。当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物态文化风貌也各不相同。比如战国时期西北游牧民族的服装特征为短衣、长裤、革靴，衣服紧窄，与汉族当时的宽衣博带不同。中原地区的赵国武灵王为了组织骑兵，最早推行“胡服”（西北游牧民族的服装），并且学习游牧人的骑射等方式，史称“胡服骑射”。又比如唐代女子服饰的特点是梳螺髻，穿窄袖短襦，半臂，肩上搭有披帛；而宋代女子服饰的特点是梳高髻，戴高冠，穿窄袖对襟背子。明代的官服是戴乌纱帽，穿盘领袍；清代的官服则是戴暖帽或凉帽，穿马褂长袍。显然，物态文化是文化整体（还包括下文所说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等）的物质基础，一定时代的物态文化往往与这个时代其他层面的文化发展相互协调（当然，它们之间有时也不成正比）。例如，唐代国势鼎盛、气度恢宏的文化（所谓“盛唐气象”），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诚如诗人杜甫在《忆昔二首》其二中所描绘的那样：“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第二个层面为制度文化。所谓“制度文化”，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成的各种行为规范、准则以及各种组织形式所构成的。制度文化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等。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制、铨选制、田制、兵制、刑制、爵制、勋制及至姓氏制度等一系列典章制度。又例如，明代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在各州县设立由粮长负责征解税粮的制度，其办法是每州按征收粮食的数额分为若干粮区，各区设粮长。这种制度先在南直隶（今江苏、安徽省）等地推行。其中上元县（治所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平均每区辖20余里。由于辖区较大，粮额便多了，征收税粮任务繁重，粮长以下便采用里长、甲长分层负责制。由里长、甲长催征，粮长收解。另外，苏州府、松江府等地的粮长之下设知数（司计算）1人，斗级20人，粮米运夫约有1000人。粮长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独特的制度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在“鱼米之乡”、税粮重地的江苏一带显得更有特色。当然，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制度文化有着不同形态。例如中国古代的铨选制度，春秋时为世袭制，战国时又以客卿制作为补充，两汉时盛行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隋唐至明清则推行科举制度。从社会制度方面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先后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上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

第三个层面为行为文化。所谓“行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中，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往往是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出现的行为规范。例如我国传统节日习俗中，除夕夜吃“团圆饭”，元宵节赏灯，清明节扫墓，端午节裹粽子和划龙舟，中秋节赏月并吃月饼，重阳节登高、赏菊等。而登高与赏菊，都反映了人们辟邪消灾、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宋代人给菊花起了一个雅致的别号——“延寿客”。每年重阳节，平民百姓都要买两株菊花玩赏；而皇宫与达官显贵之家更是将赏菊当作一件盛事，大张旗鼓地操办。据说宋代宫廷中，每年重阳节分列菊花万株，名花珍品，五彩缤纷，灿烂眩目，并且还要点菊灯，其盛况与元宵节差不多。清代人赏菊的风气比宋代人更盛。据说清代都城北京在重阳节要立“九花山子”。每当重阳节，富贵人家用数百盆菊花架在高楼大厦上，远远望去好似一座座菊花山。因为菊花称为“九花”，所以叫“九花山子”。应该说，行为文化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三纲五常”等伦理纲常严重地束缚并扭曲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但在中国传统的行为方式中还有很多良风美俗，诸如敬父母、尊师长、爱兄弟、重朋友等传统美德和行为规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还应该发扬光大。例如，在交友方面要注意择交，孔子告诫他的弟子们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3)柔，友便佞，损矣。”意思是说：和正直的人、诚实可信的人、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就会得到益处；和逢迎谄媚的人、当面奉承背后毁谤的人、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交朋友，就会受到损害。这“三益”、“三损”的交友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颇有借鉴意义。

第四个层面是心态文化，或称“精神文化”、“社会意识”。所谓“心态文化”，是由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这些都是文化整体中的核心部分，如儒家、道家、墨家等哲学思想，再如《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艺术，又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作为心态文化重要特征之一的思维方式，中西方人也有较大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往往是把世界看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有所谓的“天人合一”说，认为天与地、人与世界是一个整体，二者之间相互协调，和谐一致，因而往往侧重于内向的、亲和的、协调的而又直觉的思维。与此相反，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较多地强调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因而侧重于外向的、个人的、功利的而又是逻辑的理性思维。心态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而且具有较强的时代特点。例如，早期定都南京后来又以此地为南都的明朝，其士人心态与那国势鼎盛、气度恢宏的唐朝士人心态迥然不同。在此，以唐代与明代各一首《早朝》诗作比较，以“窥一斑见全豹”的方法来观照李唐王朝与朱明王朝不同的庙堂文化与士人心态：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阖闾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栽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火城渐簇大明宫，随例高呼岁岁同。

残雪在帘如落月，轻烟半树信柔风。

金支缥缈春阴外，碧落参差夜气中。

却忆庚寅元日事，廿年天语不曾通。

　　——钟惺《辛亥元日早朝》这两首诗在写“早朝”中展示了不同的庙堂气象和不同的士人心态：盛唐王维的诗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等大唐鼎盛的气象中，展示了士人雍容的心态和博大的胸襟；而晚明钟惺的诗则是在残雪落月、夜气阴郁之中流露出文人的忧愤：“却忆庚寅元日事，廿年天语不曾通。”据谈迁《国榷》卷七十五记载，庚寅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明神宗朱翊钧召见辅臣，声称“朕疾锢矣”，从此不召见辅臣、不批发奏章便成了惯例。钟惺《早朝》诗写于辛亥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廿年天语不曾通”为实录。显然，造成钟惺忧愤的根源在于万历皇帝荒淫怠政，导致了朝政荒废，党争激烈，吏治败坏，民不聊生。换言之，以王维、钟惺的诗为例，将两种庙堂气象、两种士人心态作对比，更加映衬出晚明乃至有明一代士人充满着忧患感、危机感的心态。

综上所述，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各个层面各有侧重，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推动，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结构。

以上为“文化”的界定，再说“中国”的含义。图0-1　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的何尊“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1963年，在陕西宝鸡市贾村出土的“何尊”，其铭文中写道：“武王既克太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古时“中国”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指京师为中国。《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汉代毛亨传：“中国，京师也。”又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南朝宋裴骃《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在这里，“国”是都邑的同义词，中国就是天子所居的城，与四方诸侯对举。二是指华夏(4)族地区为中国，因为华夏族在“四夷”之中。例如《诗经·小雅·六月序》中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如《礼记·中庸》中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此处“中国”也是指华夏族地区。

与“中国”含义相同的有“中华”。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与亮友善。”南朝宋裴松之注：“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此处“中华”与中国、中原等同义。又如《魏书·宕昌羌传》中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其初，“中华”仅指黄河中下游，后来，随着各朝疆土不断扩大，凡所统辖，皆称“中华”。而且，“中华”一词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或种族的意义，人们还发掘出“中华”的文化内涵，如《唐律释文》（王元亮重编）卷三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又如章太炎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

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

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

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

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5)

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

与“中国”相同含义的还有“华夏”。华夏，古代汉族的自称，(6)(7)亦作“诸夏”。“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华夏族的始祖是古代传说中的黄帝。上古时期约在姬水一带形成了较为先进的黄帝族，黄帝族与住在姜水一带的姜姓炎帝族世代互通婚姻。后来黄帝族后裔中的一支进入今山西南部，创造了夏文化，就称夏族。夏族进入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再传就是生息在陕西境内的姬姓周族。黄帝族经过夏、周两代与戎、狄、蛮、夷（所谓“四夷”）等其他各族的冲突、交往与融合，文化礼俗等方面的差别日趋减少，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中国称“华夏”，带有礼仪文化的色彩。如《左传·定公十年》中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解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但是中国古代所有的朝代都不以中国为名，又都以中国通称。至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他们均称明、清两朝为“中华帝国”，简称是“中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疆界划分和两国人民归属的称谓，对其中一方使用的是“中国”与“中国人”来称呼。这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首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专指我国全部领土。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首次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第二节　中国历史沿革与中国文化的分期

我们要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不仅要知道“中国”二字的含义，而且要了解中国历史的沿革。

大约在百余万年以前，中国先民就已在东亚大陆栖息繁衍。已知中国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发现于云南元谋，距今约170万年。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早期最重要的人类化石，是北京猿人。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70万~23万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遗产遍及中国，其中以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和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为代表。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7000年，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发达期。1928年在山东历城县（今章丘市）龙山镇发现的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处于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的转型期。至于有巢氏巢居，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结网，神农氏遍尝百草，黄帝与蚩尤之战，以及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历史传说，都隐约地反映了中国先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生活、生产和斗争的经历。其中黄帝是中国历史传说时期最早的宗祖神，华夏族形成后被公认为全族的始祖，华夏儿女均称黄帝后裔。又因黄帝族与姜姓炎帝族世代互通婚姻，华夏儿女又称炎黄子孙。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夏（约公元前21世纪～约公元前16世纪），由黄帝族的后裔夏部族建立。夏部族的活动范围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与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这一区域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水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水、汝水上游地区。取代夏朝的是商朝（约公元前16世纪～约公元前1066年），商朝是契的后裔商部落建立的，建都亳（今山东曹县南），曾多次迁徙，至盘庚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此商又称殷，或并称殷商。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也就是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但其势力所及之处，已是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连河北北部。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国，史称西周。周武王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市斗门镇），以镐京为中心分封诸侯，据说周初所封有71国，有的诸侯国已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如太伯、仲雍的后人封于吴（今江苏苏州）等。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自镐京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城东），是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期。春秋时期，在140多个诸侯国中涌现出一批强国，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此时的12个主要诸侯国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其中齐、晋、楚、秦、宋，史称“五霸”（五霸之说各家有异）。春秋末崛起的强国有吴（国都吴，今江苏苏州市）、越（国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战国时期，诸侯兼并，形成了势力最强盛的秦、魏、韩、赵、楚、燕、齐7个诸侯国，即有名的“战国七雄”。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将传说中的上古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划分为九州：冀州、兖（yǎn）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它们的大致位置如图0-2所示。但《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中的“九州”说各有不同。图0-2　上古时期“九州”位置示意图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国大业，建立了以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疆域东、南至海，西至今甘肃、四川，西南至今云南、广西，北至阴山，东北迄至辽东。秦始皇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36郡，以后又陆续增至40余郡。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的以长安为首都的西汉王朝，大致继承了秦朝的规模。西汉除分封诸侯王之外，从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又将全国分为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13刺史部，又名十三州。东汉至南北朝，中国处于统一、分裂的交替和民族融合时期，行政区划大体为州制。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全国，推行州县两级行政区划制度。隋朝虽然至二世（隋炀帝杨广）而亡（亡于公元618年），但继之者唐朝却迎来了经济文化繁荣和域外交往扩大的新局面。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都城，在前期国势强盛时，其疆域东、南部到海，北界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西北曾到达里海，东北曾到达日本海。唐太宗贞观年间，全国分为10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唐玄宗开元年间再变为15道，山南道分置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关内道长安附近增置京畿道，河南道洛阳附近增置都畿道，江南道分置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北宋定都开封，疆域东、南到海，北以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界，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流域与西夏、吐蕃接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吐蕃、大理接界，以广西与越南接界。北宋初年，将唐代15道改为15路，后来又分为18路、21路、23路、24路等。靖康（公元1126年—1127年）之变后，宋政权南迁，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与金南北对峙。元朝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空前发展、壮大的时期。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以大都（今北京市）为都城，不仅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的局面，而且实现了包括辽东、漠北、西域、吐蕃、云南等地区的大统一，幅员之广越过汉、唐。元代设一个中书省，为朝廷直辖区，又称都省、腹里，包括今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山东以及河南、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在各地设11行中书省：岭北、辽阳、陕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广、云南、四川、甘肃、征东。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统一王朝，建都应天府（今南京），后迁都顺天府（今北京）。明朝疆域最广时，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兀的河（今乌第河）流域，西北到新疆哈密，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东南到海及海外诸岛。明代分为两京和13布政使司。两京是京师（北直隶）和南京（南直隶）；13布政使司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公元1644年明朝覆亡，清军入关，迁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清朝疆域西到今巴尔喀什湖、楚河及塔拉斯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北到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东北到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东到海，包括台湾及附属岛屿，南到海南诸岛，西到广西、云南、西藏，包括拉达克。清初将长城以南的明朝故地分为18省，就是除明代13省外，北直隶改为直隶省，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后又分为江苏、安徽两省），陕西分为陕西、甘肃省，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共18省。清末，将原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改为省，俗称东三省。原福建省台湾道升为台湾省，原伊犁将军辖区改为新疆省。现在，全国划分为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个特别行政区。首都北京市。

从以上中国历史沿革中，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不仅是黄河流域，而且还有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乃至辽河流域、金沙江流域等。上文已经说到，中国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发现于云南元谋，即“元谋人”。“元谋人”是于1965年在元谋县境内的那蚌村发现的，今元谋县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中部偏北，邻近四川省，属金沙江及其支流龙川江流域。又比如，1993年3月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市郊江宁县汤山镇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就是距今约50万年，与“北京猿人”相似的古人类遗迹。因此说，中华文化的策源地是多元的。在不同地域，均有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崧泽—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中原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等，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各具鲜明特点的地域文化，有秦文化、晋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等。先民又不断开疆拓土，实行民族融合，形成了华夷统一、广土众民的中国，为今日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疆域、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奠定了基础，为中国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使中国文化形成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征。

与中国历史沿革息息相关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演变的历史。大体说来，中国传统文化演变的历史可以分为八个时期。（1）原始期

原始社会的文化为原始期。早期中国文化的起点，可以上溯到170万年以前，其标志之一是“元谋人”。这个时期主要有旧石器时代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2）萌芽期

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为萌芽期。先是夏代神学迷信盛行，后是商代尊天事鬼，继之以西周强调天命与德，敬天、孝祖、保民，大多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3）雏形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为雏形期。这时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创立了儒、墨、道、法、阴阳、纵横、名、农、杂各家学派，成为中国文化的多种源头。其中以儒、墨两家为显学，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4）定型期

秦汉时期的文化为定型期。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国家制度一直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汉代不仅沿袭秦朝(8)各种制度，还确定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这时的文化带有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序化的特征。（5）多元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为多元期。这个时期大多处于分裂局面，中央集权不复存在。在这动乱的时世中，礼法相对松弛，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等相互颉颃与冲突，胡、汉文化并存与碰撞，其中有交融，也有变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6）鼎盛期

隋唐时期的文化为鼎盛期。尤其是唐代前期，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最文明的国家之一。统治者以高度的自尊与自信，在文化上采取开放与兼容的态度，因而道教风行，佛教兴旺，儒学昌明，基督教之一的景教也在贞观年间传入中国，胡汉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达到高峰。（7）强化期

宋明时期的文化为强化期。北宋为了加强皇权，以枢密使掌军政，三司使掌财政，而宰相只管民事。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废丞相，设内阁，使政、军、法三权集中于皇帝一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而宋明理学的勃兴，使这个时期的文化带有不同于以往的哲理性与思辨性，以及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自觉性等特点。（8）转型期

从明末清初到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化为转型期，表现为封建文化由烂熟而衰落，启蒙思想在曲折中推进。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包括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等层面，又经历了原始期、萌芽期、雏形期、定型期、多元期、鼎盛期、强化期、转型期等阶段，内容丰富，气势恢宏，蕴涵深刻，形式多样，其中有许许多多值得继承的宝贵遗产和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第三节　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我们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关头。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学习中国文化，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质，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给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学习中国文化，更可以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从而增强凝聚力，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

许多事实说明，人的文化素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因而青年学生学习中国优秀文化，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是一项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工程。而且，中国优秀文化底蕴深厚，格调高雅，哲理深邃，意境高远，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我们青年学生理应自觉地学习中国优秀文化，使自己成为既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现代科技知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接班人和建设者，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文化是开放、兼容的文化，具有与世界文化相互交流的优良传统。我们学习中国文化，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解放思想，以吞纳百川的气概，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博采各国文化之长，保持旺盛的活力，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人类文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学习中国文化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一是辨别良莠，弘扬精华，除弃糟粕。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区分精华与糟粕呢？这要看其中是否具有科学性、民主性、进步性的因素。悠久的文化历史与多元的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因而，对于中国文化，主张全盘继承、全盘复古或主张割断历史、彻底否定都是错误的。我们要以是否有科学性、民主性、进步性为标准，去芜存菁，取精用宏，并且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中国优秀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其二是古今贯通，中西汇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事实表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不会妨碍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可以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我们要努力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点，并且由这些“契合点”升华成文化发展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渊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对此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抱残守缺，而是要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大力培育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而我们要不断实践，不断提高，不断充实、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并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善于会通，勇于创新，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思考与练习1．“文化”一词在古代是什么意思？现代社会如何定义“文化”这一概念？2．“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是什么？3．中国传统文化演变的历史可分为哪几个时期？4．应该怎样学习中国文化？延伸阅读与参考书目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963年。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 此章与第一章参考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册，1989年；第二、三册，1991年），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宗桂著《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张海鹏等主编《中国传统文化论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丁守和主编《中华文化大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等。(2) 梁启超《爱国歌四章》其三，《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下），《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彬彬：既有文采又有内容，这里有优秀而丰富多彩的意思。绳绳：连绵不断。(3) 《论语·季氏篇》。(4)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统称四夷，这是古代统治者对华夏族以外各族的蔑称。(5) 《中华民国解》，《章太炎全集》（四）《太炎文录初稿·别录》卷一。(6) 《说文解字·华部》。(7) 《说文解字·攵部》。(8)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第一章　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色。探究中国文化的特征，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借用《周易·系辞上》中的话来说，就是“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而且，不仅要考察其自然环境，还要考察其社会环境，从特定的背景上探究中国文化的特征。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背景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龙江心，南到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南北相距约5500公里；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东西相距约5200公里。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6．4％，还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以东太平洋海区等五大海区，海域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显然，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特点鲜明的自然地理环境。

其一，地域辽阔，但四周都有天然阻隔。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的国家。西部为帕米尔高原，是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等交汇而成的大山结。这一带气候寒冷，冰川发达，雪海浩瀚，风沙猛烈。唐代诗人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1)(2)征》诗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种景象：“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3)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虽然在西汉时已奠定了经过戈壁沙漠的“丝绸之路”，将中国古代丝绸等运到中亚、西亚、欧洲，传到古代罗马帝国，轰动西方，但山路崎岖，山岭阻隔，加之高寒干旱，仍然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地理极限。西南耸立着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祁连山及横断山脉环绕，往往高峰林立，壁立千仞，地高天寒，空气稀薄。其中如横断山脉，岭谷并列、山高谷深，对东西交通往来阻碍很大，所谓“对山喊得应，走路要一天”。正因为它“横断”东西交通，故名“横断山脉”。喜马拉雅，藏语意为“冰雪之乡”。主脉大喜马拉雅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山势巍峨峭拔，雪峰绵迭，有10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分布于此。主峰珠穆朗玛峰，突出于群山之上，海拔8848．13米，是世界上第一高峰。正是喜马拉雅山构成青藏高原的边缘，是世界上最高大雄伟的山脉，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分界。北方为广漠无限的草原与沙漠，长城内外是历史上中原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斗争与融合的场地，其外缘以萨彦岭、贝加尔湖、大兴安岭一线为限，再往北因为严寒冻原，便人迹罕至。东部是浩瀚的太平洋，从黑龙江东部沿海至东南沿海有延绵18000公里的海岸。虽然在秦始皇时有徐福乘楼船入海，在唐代有鉴真东渡日本，在明代还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却没有导致中华民族向海洋大发展。

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中说：中国的版图“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显然，古人认为中国四面环海，将中国称为“海内”，外国叫“海外”。中国先哲们强调(4)(5)“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四海之内若一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的。先秦时代的《诗经·小雅·北山》中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也说：“普天率土，欢欣鼓舞。”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然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主要为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与西方开放型的海洋多元文化有明显的区别。

其二，地势由西向东略成三级阶梯，南北跨温、热两大气候带。中国主要的山脉有阿尔泰山、天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阴山、秦岭、南岭、大兴安岭、长白山、太行山、武夷山、台湾山脉和横断山脉等，大体呈东西和东北—西南走向。由以上山脉的分布构成中国地形的基本骨架，地势由西向东可以分为三级阶梯。昆仑山、祁连山以南，岷山、邛崃山、横断山脉以西的青藏高原属于第一级阶梯。享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上横亘着一系列巨大的山脉，山岭间镶嵌着辽阔的高原与盆地。中国主要大江大河就是从这一级阶梯倾斜面上发源，分别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奔流而下。青藏高原外缘至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和雪峰山一线之间，属于第二级阶梯。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以及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等间相分布，地势下降到海拔2000米~1000米。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的大部分则下降到500米以下。东部沿海低山、丘陵和大平原位于第三级阶梯。略有起伏的东北平原、辽阔坦荡的华北平原、湖泊众多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平均海拔在500米以下，近海平原海拔在50米以下。大平原集中连片，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区。

中国大地东西跨60个经度以上，南北跨约50个纬度，气候类型复杂多样，主要跨温、热两大气候带。以一些名山或大山为天然分界，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从南向北递变的趋势，形成了全国气候复杂多样的特点。例如，冬季的松花江两岸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银装素裹，到处呈现一派“林海雪原”的北国风光；而云南南部、台湾与海南岛等地，却是山清水秀，郁郁葱葱，椰林挺立，显示出生气勃勃的南国景象。中国年降水量分布总趋势是：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愈向内陆递减愈明显。400毫米等雨量线，从大兴安岭西坡向西南方向延伸至雅鲁藏布江谷地。以这条线为界，将中国分为两部分：该线东南明显受到夏季风影响，属于湿润地区；该线西北少受或不受夏季风影响，属于干旱地区。东南部的湿润、半湿润地区和西北部的半干旱、干旱地区各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东南部地区雨量充沛，雨热同期，极有利于植物生长。全国90％以上的耕地与森林分布在东南部地区。西北部大部分是草原与荒漠，又降水不足，成为天然的牧业地区。

总之，由于地势由西向东落差，江河由西向东流向，气温由南向北下降，雨量由东向西递减，便将中国分为东、西两大部，东部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中国古代有农耕与游牧两大“产食经济”，而东部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农业被誉为文明之母，农业发明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是由人类的“采食经济”向“产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中国有悠久的农业文明。黄河流域已知的最早的农业文化是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河南裴李岗文化和河北磁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其中出土的石器多为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的工具，已进入了锄耕农业阶段。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国农业文化的摇篮。与高温多雨、河湖密布的自然条件相适应，这里较早发展了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距今将近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其遗址发现了稻壳堆，是目前所知的亚洲最古老的稻作遗存。图1-1　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骨耜及其复原图

中国古代的有关传说，也留下了原始农业的影迹。传说中的神农氏在尝百草过程中发明了谷物的种植，“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6)之利，以教天下”，开始了“采食经济”向“产食经济”的转变。传说中周族的始祖后稷，名弃，长于种植，后人尊为农神。《诗经·大雅·生民》中歌颂了他对中国农业的伟大贡献，其中五、六章写道：

［原文］［译文］

诞后稷之穑，后稷种庄稼，

有相之道，有他的好方法，

茀厥丰草，先把乱草除，

种之黄茂，后把好种下。

实方实苞，苗儿齐整又旺盛，

实种实褎，长高又长大。

实发实秀，慢慢发育出穗子，

实坚实好，结结实实谁不夸。

实颖实栗，无数的谷穗沉沉挂。

即有邰家室，后稷到邰地成了家。

诞降嘉种，天降好种真出奇：

维秬维秠，两种黑黍叫作秬和秠，

维糜维芑，又有赤苗的糜和白苗的芑。

恒之秬秠，黑黍遍地长，

是获是亩，收割按亩来算计；

恒之糜芑，糜和芑也是种满地，

是任是负，抱起背起送家里；

以归肇祀，回家开始把神祭。　　　（采余冠英译诗）《礼记·祭法》中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中国古代的帝王、诸侯均祭土神与谷神（社与稷），并以“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足以说明“国以农为本”。

夏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生产工具以木石工具为主，兼有一部分骨器与蚌器。历史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以导为主，依据地势高低排除积水和疏浚滞淤，使原来的沼泽改变为良田，不仅减少了洪水泛滥的灾害，而且又引水灌溉农田，使夏代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代经济也是以农业为主，其主要农作物有禾、黍、稻、麦等。甲骨文中有不少与农业有关的词句，如“受年”、“受黍年”、“受稻年”等。甲骨文中的“年”为“稔熟”，即“五谷成熟”的意思。周人从始祖后稷起便非常重视农业，如《诗经·周颂·噫嘻》中描绘了周成王时期集体农耕的景象：

［原文］［译文］

噫嘻成王！啊，多好呀，成王！

既昭假尔，曾召集你们来把话讲。

率时农夫，率领这些农夫们，

播厥百谷，播种百谷莫遗忘。

骏发尔私，快点儿带着你的农具，

终三十里，面对这三十里广阔的地方，

亦服尔耕，大伙儿都来耕地呀，

十千维耦，万人出动，配呀配成双。　　（采金启华译诗）《诗经·豳风·七月》叙述周代农夫全年的劳动，其中写道：“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意思是说：九月垫好打谷场，十月谷上仓。早谷晚谷黄米高粱，芝麻豆麦满满装。可见周代农作物的多样性。《周礼·大宰》中有“九谷”之说，注家认为“九谷”指黍、稷、稻、麻、大豆、小豆、麦、粱、苽，可知古代主要的农作物在周代差不多已出现。

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农业的成型期。这其中得益于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在今四川灌县修都江堰，解除了岷江的水害，并使成都大平原获得灌溉与航运之利，成为著名的“天府之国”。都江堰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战国末年，秦用韩国水工郑国，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即有名的郑国渠，因而关中成为沃野，带来了粮食丰收。西汉时，普遍使用铁农具、牛耕，农业技术也有进步，使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据西汉末年统计，当时全国有民户1220多万，人口5950万，多为自耕农；全国垦田数达到827万顷。尤其是被视为封建社会“盛世”的“文景之治”，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初年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以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东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以南、五岭以北广大地区与巴蜀，逐渐发展为比较重要的农耕区。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开始赶上那一再遭到破坏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改变了“楚越之(7)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状况。

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农艺的成熟期。这其中也得益于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隋朝在全国统一的条件下，有可能较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尤其是开凿大运河。这条大运河自涿郡（今北京）至余杭（今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贯通南北数千里的水运大动脉。唐代统治者也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设施。例如武德年间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开渠，自龙门（今山西、陕西间黄河之龙门）引黄河水灌田，受益地达6000多顷。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行一系列开明政策，唐代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杜甫在《忆昔》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8)(9)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10)(11)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那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其关键是“男耕女桑”的小农经济高度发展。自唐代“安史之乱”后，尤其北宋与南宋之际，农耕与蚕桑的重心明显南移，南方经济发展很快，人口与垦田面积大为增加，水区多有圩田，山区多有梯田，出现了麦稻两熟和双季稻，大大提高了亩产量。

明、清时代是精耕细作农艺的持续发展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应付因人口的激增而出现人口多与耕地少的矛盾，致力增加复种指数与扩大耕地，土地利用率达到传统农业的最高水平。明初，通过大量垦荒，耕地明显增加，粮食总产量也逐年提高，某些地区已有相当数量的储备。《明史·食货志》中说：“永乐年间，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但是，明清之际由于长期战乱而经济残破，土地荒废。因而，清朝统治者奖励垦荒，全国耕地面积逐步增加，由顺治年间的5亿多亩至乾隆年间达7亿多亩，农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大致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将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农耕与游(12)牧两大区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展示了一幅苍茫辽阔的游牧区域的图景。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早期以畜牧为主，往往随牲畜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定，食肉饮乳，所谓“一件皮袄，一杆猎枪，一顶帐篷走四方”。中国古代的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有对垒、冲突，也有交融、互补，曾几次建立混合游牧区与农耕区的帝国。例如鲜卑族拓跋珪所建的北魏（公元386年—534年），历12帝、2王，共149年。13世纪，原为游牧民族的蒙古通过不断的征服战争，统治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至1368年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政权。1644年，耕、牧、渔、猎并用的东北女真人的后裔满族，入主中原，确定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融合。尽管如此，中国古代仍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西部游牧区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3／5以上，人口却不足1／10，其中还有小块绿洲与河谷小平原的农业区；东部农耕面积虽然不足2／5，人口却占绝大多数。虽然明清以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直至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借用《汉书·食货志》中的一段话来概括其特征：《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

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简而言之“男耕女织”。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击壤歌》中所写的：“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我们也不难理解唐代诗人杜甫在《忆昔》诗中追忆开元经济繁荣时突出“男耕女桑不相失”；我们也不难理解牛郎织女“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天仙配”故事在中国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

世界上传统的经济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农耕经济，二是游牧经济，三是商业经济。中国传统的经济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因而造就了中国农业文化的若干特征：①勤劳务实。农业生产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而养成了勤劳务实的精神。然而，往往带有“吹糠见米”的小农意识，偏重实惠与眼前功利，忽略长远利益。②安土重迁。农耕生活与土地相连，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各安其居而乐(13)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14)附，人情所愿也”，祈求“天长地久，福禄永终”，而缺乏向空间扩展、向外争取的精神。“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等乡土观念得到较多人的认同。③重农抑商。虽然在中国奴隶社会的城邑中就有商品交易，所谓“宫中三市”、“国中列廛”，进入封建社会商业进一步地发展，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作为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周而复始地扼杀了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15)“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以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为典型，也可以泛指理想化的中国原始氏族社会；“大道既隐，天下为家”(16)，这是以西周时代为典型，也可以泛指有阶级与国家组织的夏、商、周以来的中国奴隶与封建社会。也就是说，“天下为家”或曰“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

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宗法制度。宗法的“宗”，是个会意字。《说文解字》中说：“宗，尊祖庙也。”段玉裁注：“当云：尊也，祖庙也。”可见，“宗”本是祖庙、祖、族的意思。所谓“宗法制”，是以一种血缘关系为基础，尊崇共同祖先以维系亲情，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且规定继承秩序以及家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与制度。它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到周代逐渐完备。在周代，宗法与分封制（或称封建制）相辅，宗法制直接导致分封制，(17)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西周分封，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国家的军权与政权。嫡长子的弟兄们受封为诸侯，诸侯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其君位由其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弟兄再分封为卿大夫，又成为小宗。就是说，诸侯从天子那里得到封国，大夫从诸侯那里得到采邑，士从大夫那里(18)得到禄田，形成“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等级制度，诚如《礼记·礼运》中所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这就是所谓的“世卿世禄制”。这种宗法与分封相结合的制度见表1-1所示。(19)表1-1　世卿世禄制关系表

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逐渐被削弱和替代。但是，汉高祖刘邦以为秦祚短促的原因在于无同姓王国屏藩，便建立同姓王国。并且，刘邦与群臣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已建立楚、齐、赵、代、梁、淮阳、淮南、吴、燕九个同姓王国，异姓王国则只留有长沙一个。而且，宗法制度又以新的形态出现。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主要是强宗大族和门阀制度，后期则形成了以修宗谱、建祠堂、置族田、立族长、定族规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秦汉时期一些宗族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力量以及人丁兴旺等方面的优势而成为强宗大族。如汉武帝时，将军灌夫积累的家资数千万金，每天的食客数十百人。为了垄断水利田地，灌夫的宗族宾客都争权夺利，在颍州一带横行霸道。因而，颍州一带流行着一首童谣：“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20)灌氏族（灭族）。”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他们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后，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强宗大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门阀”，是门第阀阅的意思，指世代显贵的家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各州郡的大小“中正”往往掌握在世家大族的手中，造成了“上品无(21)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此时，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如江东吴郡的顾氏、陆氏、朱氏、张氏，北方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颍州荀氏和陈氏、东海王氏、陕西李氏、京兆杜氏等，都成为豪门望族。唐太宗时由中央政府出面重修《氏族志》，论述姓氏源流支系，共列入“氏族”即豪门大姓293姓，1651家，其中又分为三则九等，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五姓七家又是望族中的望族。这种崇尚门阀之风，起于东汉，迄于唐末，诚如明代归有光所说：“然魏晋而降，区区综核百氏，以门第官人。虽卑姓杂谱，犹藏于有司，而谱牒特盛。迄于李唐，犹相崇重。五季衰乱，荡然无复(22)有存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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