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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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评价变迁试读：
内容简介
从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到平型关蜚声中外；从隐匿行踪出国治病，到统帅百万雄师的无敌统帅；从显赫一时的“副统帅”，到声名狼藉的“林贼”，林彪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如何评价林彪，如何评价这位共和国元帅，成了过去四十年中不变的话题。抛开文革后期的狂热与误导，近些年来，对林彪的评价趋于理性。当人们重新审视林彪这一生的时候，不禁为他身上被贴满的标签而感慨，更好奇，关于林彪的种种评价，究竟是如何做出的？为何他曾经近乎于神？又为何迅速陨落？从关于林彪评判的变迁之中，我们能读出什么？关于林彪的评判之词众多，抛却某些狂热和特定条件下作出的不得已举动，其精彩让人眼花缭乱。为何会有这种情况？这些评价究竟哪些是可信的？只有当我们将这些只言片语重新还原，放回到原本的历史背景下，才能作出相对公允的判断。但是，仅就本书而言，我们的材料依然显得单薄，过于只言片语。相信，随着官方对林彪评价的逐渐改变，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展现在我们面前，帮助我们更好的评价这位共和国元帅。
第一章 元帅林彪
林彪元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重要人物。对于他，不同的人有截然不同各种说法。有人称赞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家——斯大林说他是无敌将军，蒋介石说他是魔鬼军人，有人骂他是野心家，拙劣的政治家，有人称赞他是坚定的革命家——蒋介石说他是共产中国的右臂，有人则说他是一个叛国者。总之，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如此截然不同的众多评价，除了蒋介石毛泽东以外，林彪算得上是第三个人！一、出生和少年
1907年12月7日，林彪出生在湖北省黄岗中部的回龙山中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该村庄只有三十多户人，全部都是林姓，也全部都是一个家族的亲友。林彪的父亲林明卿就是该家族的族长，此时已经三十岁了。这个岁数还能得到儿子在当地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周围的乡亲们知道林明卿喜得贵子以后都纷纷来祝贺，林父自己也高兴的合不拢嘴。
林家在当地是非常不错的人家，按照现在的标准就是地主。家里有良田四十亩，林地三百亩，还有一家小型织布场。林明卿给按照家族的族谱，将林彪取了一个比较文弱的名字——林育蓉。林彪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上面还有二个哥哥。
林彪少年时代身体很弱，经常生病。虽然家中衣食丰足，但小时候的林彪仍然身体瘦弱，疾病连连，有一段时间很让家中长辈担心他是否能够长大。
虽然身体很弱，但是林彪从小就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潜质。9岁的时候父亲林明卿送他去上了家乡的私塾，这个私塾的老师是当地著名人物李卓侯先生（是中国地质学学者李四光的父亲）。李不同于一般得老派知识分子，他年轻时候参加过同盟会，与孙文、黄兴等人也曾熟识，是一个有新思想的博学之士。
作为林彪得启蒙老师，李卓侯得新思想和正义感对林彪一生有着重要得印象。而且李对学生管教非常严格，经常给学生打手心作为学习不力的惩罚，从小给林彪灌输了严格的纪律思想。不过小时候的林彪非常聪明，记忆力也特别好，理解能力也特别强，背书学字效率高错误少，是几十个同学中挨打最少的一个。
小林彪又很调皮，平时虽然一向沉默寡言，不太和人说话。但是一到和小伙伴玩游戏的时候就玩的很疯，什么扔石头，摔跤，爬树，林彪每样都玩的很好。玩到后来，他甚至带领一群小伙伴把庙里的菩萨杂碎了，庙里和尚气愤之下告状到林家，父亲林明卿将林彪捆起来狠狠的打了一顿。
1920年，林彪已经13岁了，完成了启蒙教育可以继续进入更高得学校学习了。
此时林彪的二个堂兄，之后也是中共得著名人物林育南和林育英在家乡开办了一所新式得学校——浚新小学。在二人的影响下，林彪进入这所新式小学学习，一年以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昌共进中学。父亲林明卿和母亲陈氏虽然舍不得儿子，但是毕竟时代变了，不能一味把儿子留在身边。同时还有堂兄林育南的一再劝告，二老还是同意了让林彪去外地求学。
当时的共进中学是一个新式的学校，林彪在学习的期间经常接触他的二个已经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林育南是著名的中共工运领袖，曾经领导过汉铁路工人罢工，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上海工人大罢工，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等中共历史上几乎全部重大工人运动，1931年，林育南在上海被捕，他忍受住可怕的严刑拷打，没有说出一个字，同年在上海被当局枪决，年仅33岁。另一个堂兄林育英曾经在九一八以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被日本人逮捕。在狱中也受到无法形容的残忍折磨，其始终没有说过一个字，竟然使得日本人认为其发疯了。后被同志营救出狱，但是身体已经严重受损。在之后担任129师政委期间突发重病不起，于1942年在延安逝世，年仅45岁，林去世以后当时中国全部领导包括朱毛等全部为其抬棺送行）和他们的朋友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等人，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左派书籍。这些的政治思想开始进入少年林彪的头脑，对其一生有了重大的影响。
林彪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并且在1925年3月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1925年夏，他被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全国学联七大代表，赴上海出席了学联七大会议。
1925年7月，林彪在共进中学毕业。在堂兄林育南的建议下，林彪决心报考黄埔军校，进入军界。但是父亲林明卿出于中国传统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加上家中也不缺钱，根本不愿意让儿子去参军冒险，而希望林彪回家作个老师为生之后娶妻生子就行了。林父为此还亲自去武昌劝告儿子林彪。18岁的林彪此时已经有了自己思想，他拒绝了父亲的忠告。林父见不能说服儿子，只好叹气一声随儿子去了。
不支持归不支持，林父回去以后还是让林彪大哥林庆佛送给林彪一大笔钱，作为林彪考试的路费、生活费。林彪在南昌起义以后就和家庭失去了联系，直到9年以后1936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候才和家庭有了联系。
1925年10月林彪考入黄埔陆军学校第四期，报名的时候由于嫌自己的名字太女性化，他在报名表的姓名一栏上填写了林彪二个字，彪在林彪家乡也是小老虎的意思。1926年1月，林彪正式进黄埔军校学习，很快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底，林彪升入第四期学生队步兵科第二团二营第三连，并任该连党支部书记。二、戎马生涯的开始
1926年10月，林彪随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当时林彪作为新学员任见习排长。五个月后，1927年3月，林彪在讨伐军阀孙传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中表现不错，升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开始血腥清算自己党内的共产党员，屠杀随即开始。8月1日中共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参与者有当时大名鼎鼎的朱德，贺龙，周恩来，刘伯承，叶挺，张国焘等人。这些人在那时候就已经是中国军界政界的著名人物。
而20岁的林彪此时的资历还很浅，他作为一个下级军官参与了这次中共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军事行动。
南昌起兵以后，国民政府方面很快作出反应，随即调集重兵对南昌的起义军队进行围剿。起义军队很快撤出南昌，主力随即南下准备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
但是随后的8，9月间和国民政府主力在江西和福建接连遭遇交火，其中在在揭阳县白石和普宁县流沙与国民党东路军激战中，起义军由于寡不敌众，主力被敌重创，无法实现到达广东的目的。
到10月由于粮饷断绝，四处遭受打击，前途有不明确，起义军残部大部分溃散，根据粟裕将军回忆，当时有很多不坚定士兵军官纷纷逃亡，甚至还有一排一连集体逃走的情况。鉴于此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也分散突围转移，剩下10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其中起义军第25师同由潮、汕突围的第3师一部于饶平会合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剩下的起义军约800人，在1928年1月参加了湘南起义，这也是林彪军事上辉煌的开始。三、先败后胜，莱阳三战出名
朱德率部在湖南南部举行起义，接连攻克资兴、永兴、莱阳等县城，参战部队和各县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林彪此时还是一个连长。
当时革命情势非常严峻，除了国民政府军队四面逼近准备围剿红军以外，湖南各地民团和地主私人武装也把红军看作肉中刺（湖南地区民风凶悍，各地大都有民团武装，虽然装备一般但是战斗力非常不弱），他们派部队四处骚扰，偷袭红军辎重后勤部队。
2月29日，林彪受命率领自己的连押送大批辎重前往莱阳。结果部队在夜间行到莱阳东南小水铺时候，突然遭遇莱阳县民团谭孜生部数百士兵突袭。当时夜黑不见五指，还下着小雨，山路又十分崎岖。林彪一个连被优势敌人切成几段，无法有效抵抗。搞不清楚敌情的林彪只好下令部队立即收缩，迅速撤出战场。双方激战半小时，林彪终于撤离出战场，但是辎重物资全部被民团抢劫一空，部下还伤亡了二十多人。
回到莱阳以后，朱德得知林彪押送辎重全部丢失十分恼火，把林彪找去狠狠训斥了一通，质问他在黄埔到底学到了什么。本来就不善言辞的林彪此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羞愧的低头接受批评。朱德训斥了一通以后，觉得年轻的林彪虽然有失误，但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他，又劝解了一番，让他戴罪立功。
林彪思考了一通以后，认为民团虽然能打硬仗，但是缺乏严密组织和优秀的指挥官并不难对付。对付这样的敌人不易硬攻而且应该智取。他很快作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就是化妆为国民党慰劳团来智取该部。林彪和部下几十人化妆为国民党十九路军一部，以慰劳名义去民团谭孜生部。当时民团首领谭孜生已经得知国军要到他的地盘对其慰劳，所以面对骑着高头大马，黄埔学生气十足的林彪和清一色国军制服三十多人的护兵没有丝毫疑心。谭下令摆宴招待，林彪在宴席中突然下令部下开枪，将谭孜生当场击毙，上百名喝得半醉的团兵也在慌乱中成为林彪的俘虏，还夺回了全部的辎重。
一个漂亮的小型智取战，通过这战，朱德开始注意这个沉默的年轻人。
几天后，国军正规军开赴莱阳附近并且开始发动进攻，双方兵力火力都很悬殊。国军将领李宜煊带领一个师（缺一个团）很快就攻打下了红军驻守的莱阳城。红军失利以后当晚发动夜袭，试图夺回莱阳。但是国军将领李宜煊并非庸将，他判断红军有可能夜袭，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红军刚刚一开始进攻就发动反冲锋，红军之前并没有防御作战的准备，一时间措手不及大败，伤亡惨重，红军指挥官只得终止进攻向后方撤退。当时红军高级将领都认为莱阳已经无法收复，向朱德请示是否立即立即将主力转移出莱阳地区。
此时的林彪率领一个连在熬山庙一带搞土地运动，国军在进攻莱阳的同时派一个团的兵力进攻熬山庙一带。林彪仔细观察熬山庙附近地形以后，决定不撤退而是在山路上伏击国军部队。但是林彪只有一个连，虽然还有数量不少的手持大刀长矛的农民赤卫军，但是如何伏击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一个团敌军？
林彪再三思考以后，认为国军数量虽多，但是不占地利人和，后卫部队警惕性也不高。所以林彪决心打蛇先打蛇尾，放过先头的二个营打后卫的那个营。
战前林彪详细的部属了每挺机枪的位置和手持冷兵器的赤卫军战士的部属，以便火力发挥最大的威力。
战斗爆发时，国军后卫营果然不如前面二个营一样有很高的警惕性。他们散散漫漫，大摇大摆的走进伏击圈，突然遭遇林彪部队打击后，霎时间就全军溃散。国军营长首先被击毙，整个营几乎没有作出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就被全歼。全歼这个营以后，林彪判断前方敌军也已经陷入混乱，所以身先士卒的率部向前追击。此时林彪部下士气高涨，凶猛的追击过去。而前方的国军二个营听到密集的枪声和震天的喊杀声音已经胆寒，正在犹豫是否回头的时候突然遭遇红军的追击，顿时大乱。在林彪部队如猛虎般的追击下仓惶丢下全部辎重撤出战场。一路上逃在后面的国军士兵不是投降就是被击毙，最前面的国军不顾后方部队死活，一路丢盔弃甲的逃入莱阳城。四、林彪用一个连的正规军就打垮了敌军一个团
此时林彪率部追击莱阳附近，正好遇到了败退的朱德部。他冷静判断形式以后，提出现在应该立即反攻莱阳。其他红军高级将领认为红军刚被国军击败，士气和人员损失严重，无法继续进攻。林彪却向朱德表示，国军数量虽然有一个师，但是连夜兼程赶到莱阳并不占地利。一部又刚被红军击败逃入莱阳，更是不知道红军虚实。同时他们几小时前刚刚击败红军攻城部队并且迫使其向后退却，他们绝对不会刚刚失败的红军会继续攻城的。
朱德认为林彪的判断很合理，他问林彪需要多少部队打败国军守军一个师，林彪思索一下表示只需要一个连，这一言既出，满座皆惊。但是朱德元帅慧眼识人，同意了林彪的提议。
林彪随即作出布置，因为毕竟国军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只能将其击破无力将其全歼的。林彪首先让三千多拿大刀长矛的农民赤卫队从三面作出围攻莱阳状，但是为了防止守军狗急跳墙的死守仍然留出一面让国军逃走。同时林彪命令一部分赤卫队员化妆成农民潜入城内准备四处放火，自己则率领二个连夜发动突袭。林彪二个连偷偷潜入西门附近，开战以后一举冲进莱阳城。同时城中赤卫军配合林彪四处放火，城中很快一片火海。三千多赤卫军战时一面四处呐喊敲鼓，一面作出攻城的样子。此时城中国军大部分已经熟睡，根本没有任何准备，突然遭遇城里城外袭击早就乱成一锅粥。守将李宜煊得知三面隐约有数千红军部队攻城，他判断是红军增援主力来了，由于他判断红军已经攻入城内，所以紧急率部从没有赤卫军围攻的一面溃败出莱阳城。这仗红军虽然只消灭一百余人，抓获俘虏八十余名，缴获枪枝五百余支，但是自身几乎没有损失，而且让李宜煊一个师几乎没有还击就败退出莱阳。
在林彪建议下，红军又率部追击，击溃莱阳附近驻守坚固炮楼的守备队五百多人，一举收复了莱阳全境。
一个连全歼敌军一个营，一个连击溃敌军一个团，二个连击退敌军一个师，朱德凭借多年军旅生涯的丰富经历，很快判断年轻的林彪是个少有的军事人才。
1928年3月12日，朱德提拔林彪为二营营长，此时林彪刚刚21岁，个子不高，身体也单薄像个孩子，二营的大部分战士岁数也都比他要大，很多士兵背地里称他为娃娃营长。
几天后，败退莱阳李宜煊命令副师长李力率领两个团继续进攻耒阳，林彪使用部下一个营配合几千赤卫军战士又在熬山庙伏击了李力当先一个团，一个小时内将其一千多人全歼，余下那个团也吓得逃了回去。
自此朱德对林彪的军事才能已经非常信任，开始准备给他重要的责任。
1928年4月24日，朱德的湘南起义军在井冈山附近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军在宁冈砻市会师，林彪也随部进驻了井冈山，并且参与了毛泽东指挥的在永新、七溪岭等战斗，其出色的战术指挥能力深受毛泽东的赏识。
此时正是中共革命低潮时期，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大多被政府镇压后失败，不坚定的党员合士兵纷纷叛党出逃。井冈山地区极为偏僻和荒凉，无法保证一支军队的长期发展。此时的各级军官普遍有一种对前途失望的情绪，年轻的林彪也提出了《红旗能够打多久》的问题。但是失望归失望，林彪仍然出色的完成上级的一系列军事任务。
1928年8月，红军红二十九团在郴州城遭遇敌人突袭导致该城失手。负责警卫的二营严重失职，该营长袁崇全害怕遭到红军军法的处分，率残叛逃。当时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亲自去说服其归队，却被袁开枪杀害。此时的林彪果断率手下一营士兵包围叛乱的二营，该营士兵在林彪的威慑下纷纷缴械投降，袁崇全本人只得畏罪潜逃。事后，毛泽东对林彪的果断行动很是欣赏，在其建议下，林彪顶上了应用牺牲的英雄团长王尔琢的团长位子，21岁成为一团之长。
1929年，红四军主力转移到赣南，闽西一带，重新整编为三个纵队。林彪从团长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军纵队大约相当于师），时年22岁。五、反围剿立功
1930年6月，国内军阀混战连连，红军借机飞速发展，兵力和根据地都飞速壮大。红军很快成立红一军团，下辖两个军，林彪升任红四军军长，时年23岁。
至此，林彪开始指挥师军一级的军事作战，并且逐渐体现出其领导大兵团的卓越才能。
在之后的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作战手段极为灵活，利用地形天时，避实就虚，顾摆疑阵，声东击西，指南打北。毛泽东对林彪的战法评价到：“林彪善用疑兵，声东击西，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总之林彪使用各种战术上的手段，以最少的兵力得到最大的战果。
前四次围剿中，林彪的红一军团的战果辉煌，但是损失却是最小。林彪用兵如神，百战百胜，几乎没有败绩，是确保中央苏区的大功臣。他的此时军事思想也是解放军著名的林彪六原则的雏形（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之后逐渐成为解放军中的战术基础。
1930年10月参加第一次反围剿，林彪率部活捉国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并将其斩首示众。
1931年2月参加第二次反围剿，大败国军主力精锐第四十七师。
1932年2月，红四军改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时年仅25岁。
同年的第四次反“围剿”中，林彪任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指挥，在黄坡一役，全歼国军主力第五十二师。六、长征飞将军
1933年，蒋介石决心在和日本决战之前必须消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消除内部的隐患。蒋介石很快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此次围剿不同于之前的四次。蒋介石采用希特勒最好将军德国国防军之父冯，赛克特将军的建议，使用了碉堡战术。蒋介石采用保甲制度把农民赶入战略村，从而断绝人民和红军的联系。并且大量修筑公路，封锁了红军向苏区外活动的空间。
另外，还有三千个大小碉堡组成的几道漫长封锁线，封锁了苏区通往外界陆路水路的全部交通，使得红军失去了军民物资和实施运动战的空间。同时国军主力随着碉堡的修筑一步步稳步前进，逐步迫近红军的战略要地，迫使红军和他们进行消耗的阵地战。硬碰硬的较量中，国军可以通过后勤获得源源不断的补给，二缺乏武器弹药和兵源补给的红军显然不是对手。
1934年在几次战略会战的失败以后，当时的红军被迫决定撤退出中央苏区。
此时蒋介石并没有想把红军在江西消灭掉，他有自己的一石三鸟之计，也就是借助红军打击西南西北实际独立的各个军阀，消耗双方的实力。自己的中央军随后进入这些地区，从而让中央收复这些地区，把中国大西南做为持久抗战的战略基地，这也是德国顾问很早之前就建议的持久抗战策略。
蒋在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以后，命令桂军在湘江一带对红军进行迎头阻击，同时由其他部队从四面对红军进行合围。这个战略是迫使红军避开桂军正面拦截从桂军兵力较弱的龙虎关突破进入广西。自己的中央军就可以以追击为名进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地盘，将其收复归中央管辖，即使不能成功至少也可以削弱其对广西的控制能力。
但是号称小诸葛的白崇喜并非庸才，他很快明白蒋介石的计策。他并没有给红军以迎头拦截，而且下令部队撤退，放过红军先头部队，等到红军先头部队读过湘江以后，才配合湘军和中央对其侧部和尾部发动攻击。这样红军就不可能进入广西境内，同时也打击了红军能够予以交差。
林彪的率领一军团于11月27日夜火速读过湘江，并没有发现桂军的部队，他们很快控制了湘江一侧的渡河点，林彪观察地形以后决定以觉山铺一带山冈作为阻击主阵地。并在渡河点由工兵架设浮桥，让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
之后，林彪指挥的一军团从11月27日到12月5日中央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的全过程中，在湘江和强悍的敌人血战数天之久，战斗极为惨烈，是红军历史上少有的决定全军生死存亡之战。
30日，湘军著名战将刘建绪将军率领湘军主力全线进攻觉山铺一线，试图彻底切断红军的过渡河点。中国近代史向来有无湘不军之说，湘军战斗力绝对是中国各省中排行前三的。湘军以11个团全面进攻林彪的6个团，进攻势头极为凶狠。湘军士兵踩着自己战友的尸体一波波的密集冲锋，红军战士也毫不示弱，一次次反冲击。双方狠打猛拼，一天内红军的部分阵地就被湘军攻陷，湘军夜晚竟然不作修整，连夜继续进攻。激战中红军第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被生俘，他开枪自尽。四团团长杨成武也身负重伤，可见战斗之激烈。
11月30日深夜，林彪彻夜未眠，他给中革军委拍发了一封火急电报：朱（德）主席：“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这种命令式的口吻，可见林彪对于情势的严峻判断。林彪在天亮前给各部队下达命令，决不准敌人突破阵地！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12月1日，湘军集中主力对觉山铺一线发动全面猛攻，其中一部甚至攻到林彪一军团指挥部附近，林彪的政委聂荣臻甚至看到了湘军士兵端着刺刀。危急下，林彪亲自拔出手枪指挥警卫部队激战，最终将其击退。
1日中午，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绝大部分已经读过了湘江。
湘江会战，红军8万6千人，伤亡约3万1千人，被俘6千人（桂军还用一部分民团化妆成红军凑数字，拍摄了记录片《八千俘虏》），还有一定数量的士兵失踪或者开了小差，余下战斗人员不到3万人。
这个战役，林彪一军团损失也不轻，但是功劳也是显著的。如果林彪不能顶住湘军的攻击，丢失了渡河点，那么等待红军的就是全军覆没的凄惨命运。
湘江会战是林彪历史上指挥的少数败仗或者说损失惨重的的战斗之一。但是客观来说，林彪指挥一军团为了确保整体战略，也只有死守一条路，其灵活的战术也无法可用，伤亡惨重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林彪率领一军团充当了红军先锋主力，一路上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
毛泽东已经在遵义会议后掌握红军指挥权，他利用频繁的军事调动迷惑了蒋介石，不知道红军下一步的举动。但是这段期间，林彪率部全是连日连夜的急行军，而且很多是反复的在同一条道路上来回行走，干部战士疲惫不堪，几乎无法有效作战。林彪根据一般军事常识认为这是军事盲动，迷惑敌人也不需要如此多的反复行军。林彪认为这样红军会被自己拖跨，于是写信给中革军委，希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把指挥权交给彭德怀。毛泽东接到信以后用一种大家没想到的方式作为回答：“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之后，林彪又受接到决定红军生死的飞夺泸定桥的任务。
当时林彪一军团已经迅速攻下了大渡河渡口的安顺场，但是只找到了四艘船。如果把红军全部运过河至少需要10天以上，而追击的十万中央军离他们只有几天的路程。
当时红军数量只有二万多人，而且失去了全部的火炮和重武器，土城一战连战斗力很弱的一万多川军也无法将其击退，此时根本不是追击的十万中央军的对手。这样下去，真的会重复石达开的旧路，在大渡河全军覆没。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下令立即攻取泸定桥。
林彪在5月27日得到毛泽东夺取泸定桥的命令。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人物，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近150公里的路程，而且之间道路崎岖，到处是悬崖峭壁，有些地区甚至根本没有道路。此时川军驻守泸定桥的有一个营，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部队准备赶往泸定桥增援。
林彪指挥部下杨成武团除了武器和少量食物以外扔掉了全部物品，一路打退了敌军小股部队的无数零星狙击，在三天内在峭壁上连夜强行军150公里，甩掉了对岸一同行军的敌军增援部队赶到泸定桥下。随后又组织了二十二勇士一举攻下了天险泸定桥，期间川军失去了信心，放弃泸定桥后逃走。
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红军最终发生分。张国焘四方面军和毛泽东的一方面军分道扬镳，一方面军北上，四方面军南下。林彪此时接到命令必须立即攻占红军北上的重要据点腊子口。腊子口是地道的一夫当关之地，他的山口窄的出奇，最窄处仅有3到4米，二侧山崖相距很近，而且高达300到400米，几乎垂直无法攀登。国军在关键地段修建了碉堡，并且驻扎了四五百人，一般来说这样的地域是无法被攻克的。
林彪命令红军几次正面进攻不克，其实也无法攻克。正面即使是和平年代，最优秀登山运动员也很难攀登上去，况且还有国军机枪不断的扫射，林彪一时间也非常头痛。但是此时增援腊子口的援军也不远了，如果攻占不了腊子口，就意味着张国焘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央红军必须重新走过草地和四方面汇合，并且承认自己的错误，将部队指挥权全部交给张国焘。
此时红军改变了进攻策略，他们找了几十名少数民族战士，他们大多是山区民族。这些人携带这手榴弹和匕首，沿着几乎九十度的绝壁爬了上去。在牺牲了不少人和多次失败以后，这些山羚羊一样的民族战士终于爬到了一个高于国军碉堡的制高点，他们向碉堡投掷手榴弹，国军碉堡里的士兵很快慌乱的放弃阵地逃跑了。攻占了腊子口，林彪又一次让红军绝处逢生，并且完成了万里长征的最后一个障碍。
红军胜利会师陕北，林彪被任命为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其又指挥了反东北围剿的直罗镇战役。林彪在红军到了陕自尚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诱敌深入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其中敌109师师长牛元峰开枪自杀身亡，另一个师长何立中身负重伤后死亡，帮助红军在陕北站住了脚，同时也让张学良认清楚了红军的战斗力。从而促进了张学良和中共达成互不进攻的默契，并且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
1936年6月，红军大学成立，林彪被任为校长。
1937年1月，红军大学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六、抗日名将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
现在各方面资料已经解密，当时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认为目前八路军实力薄弱，无法和日军正面对抗。八路军应该发动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尽量先保存和扩充自己的实力。类似资料有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拙作《平型关战斗真相》。但是林彪师长看法和中央相左。首先他认为八路军应该以进攻作战为主，而不是和国军一样的防御作战。在进攻中大量袭击日军战斗力较弱的辎重和后卫部队，从而最好的配合友军作战，同时也能够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和获得更多的缴获物资。
其次他认为应该以运动战而不是小规模的游击战为主，因为游击战是无法对战争起到什么影响，也无法形成有战斗力的部队，后期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战力的虚弱就很好的体现了这点。游击队和野战部队的差距还是狠打的。而且分散的游击战和脆弱的根据地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
他很快发动并且创造了平型关战斗的大捷。9月25日，指挥115师主力三个团在平型关伏击了日本军队板垣征四郎师团敌辎重部队和汽车部队，并击退了日军增援的三个中队部队。歼敌800多人，其中埋伏圈中的日军几乎被全歼，大大鼓舞了抗战的民心士气。蒋介石表示：“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平型关一战，林彪成为和彭德怀并列的抗战名将。
同年11月，林彪又指挥343旅在广阳设伏，歼灭日军辎重部队和战斗人员近千人，自身损失不到500人。
1938年3月1日，林彪率部转移。根据当时八路军老将军回忆，当时林彪穿着灰布面料、丝棉里子的普通八路军干部大衣（并非是日本军大衣），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卫队10多人，途经阎锡山第十九战区防区边缘。一行人被一个晋军新兵发现，由于没有经验，新兵突然发现林彪一行人以后，慌乱之下并没有注意他们的制服上的青天白日徽章，而误认为是日军军官，随即开枪射击，子弹射入林彪的胸部，穿透了右肺，并且伤到了脊椎神经。这也导致了林彪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折磨。
受伤以后，林彪还是非常宽宏大量的，并没有追究误伤他的新兵的责任，只是自我解嘲的说说：自己打了十多年仗，没想到阴沟里面翻船了。
林彪受伤以后，国军各将领也纷纷去前往慰问。其中也包括林彪后来在东北的对手卫立煌将军，据称当时卫立煌问病床上的林彪个人最需要什么？林彪重伤之下仍然考虑着部队，回到需要弹药。卫立煌回到西安以后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
林彪随后被送至延安由八路军最好的医生细心治疗，虽然外伤很快好转，但是林彪脊椎神经受损严重，八路军医生无法治愈，年底在妻子张梅的陪护下，林彪又被送往苏联治疗。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林彪已经和当时细心在病床前陪护他的米脂姑娘张梅结婚了。但是婚后二人性格严重的不和，林彪爱静爱思考，喜欢坐在家里看书和想问题，根本不爱和人交流和各种社交运动。张梅性格则非常外向活波，喜欢热闹和聚会，林彪对此很不满意，希望她能够在家里陪着自己。二人为此经常吵架，并且终于在1942年在苏联离婚，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
之后林彪又和曾经当过播音员的叶群结婚，并且生下了儿子林立果（小名老虎）和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后来叶群陪伴林彪走完了一生，最终一起死在蒙古。
到了苏联以后，由于伤势过重，苏联医生对林彪的神经问题也没有有效的办法。治疗了很久也只是一定程度的减轻症状，这让林彪深感失望。
在苏联治疗期间，林彪除了参与一些共产国际的重要会议以外，还参加了苏联的高级军事会议。
期间林彪作出和绝大多数苏联高级将领不同的判断，他指出苏联将军们的防御战略的错误。并且判断出希特勒出兵方向和规模，并且详细阐述了自己认为苏联战争的全部作战体系和计划，这些之后都被事实应验。斯大林对这个中国高级将领十分欣赏，亲自赠送手枪给他，但是因为各种现实的因素，斯大林并没有按照林彪的建议调整重新部属。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争果然和林彪预测德一样。苏联的错误防御战略导致初期损失数百万军队和大片富饶的国土。
此时斯大林又请林彪参加了保卫莫斯科的高级军事会议，林彪提出不应该进行单纯的防御，在重点包围莫斯科的同时，应该保留相当数量的后备部队准备全面的反击。斯大林对这种提议非常赞成，称赞林彪为无敌将军，同时希望林彪留在苏联继续为其出谋划策。传说斯大林为了留下林彪，提出愿意提供给中共几个师的装备作为弥补，但是此时毛泽东已经抢先一部命令林彪回国。
1942年，林彪回到中国，毛泽东亲自去机场迎接。之后任抗林彪为日军政大学校长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里面还有一个笑话，又一次林彪被邀请在延安党校讲马列主义，很多人去参加并且准备做记录。但是林彪上台以后只说了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说完就走下讲台，听众全部目瞪口呆。
之后林彪又参加了重要的重庆谈判和延安整风运动。在重庆期间，林彪虽然在谈判中毫不示弱，但是仍然尊称蒋介石为校长，这是和大多数中共黄埔出身将领所不同的。
1945年4月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七、内战头号功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对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苏联军队几十万大军已经大举进攻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主力早就在之前开赴了中国南方和太平洋战场，留下的只是一副由日本预备役人员和侨民组成的空架子。苏联进入东北以后，无力抵抗的关东军就随即投降。苏联接受关东军投降以后，除了在东北大肆掠夺各种物资送回苏联国内以外，还用武力阻止国军进入东北。与此同时，在苏联的示意下，中共从华北和华东紧急抽调十余万军队和地方干部抢先进入东北。
10月，中共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被任命总司令。
此时东北八路军虽然得到了苏联转交的大部分八十万日本关东军的装备和改编了相当一部分伪满洲国军（总数有四十万）。虽然装备有极大改善，但是毕竟部队老兵少，新兵多。初到东北一没有根据地二没有时间启发群众，在和国军的对抗中很快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在如此逆境下，林彪接连做了二个和中央相反的决定，有效保住的东北共军的主力。
1945年11月，毛泽东命令林彪在锦州和国军决战，一举将其歼灭，从而让共军独占东北。
林彪则认为，这种做法危险太大，不能以整个东北八路军来冒险，随即作出放弃锦州的决定。
1946年林彪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国军在四平决战。参与此次作战的国军一部分与之前林彪交手的国军不同，他是国军全美式装备的国民政府远征军，包括全歼缅北日军王牌师团的国军新一军和新六军。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士气高涨，士兵大多经历过血腥的抗战，战斗力极强。同时这些部队按照美国纪律，很重视和民众搞好关系，买东西付钱，也不强拉民夫。至于国军将领如卫立煌，陈诚，杜聿明，廖耀湘，陈明仁都是著名的战将。
当时东北共军大多数打了折扣的日式武装，而新六军这些军队曾经全歼过日军一流甲种师团，双方战斗力上有狠打差距。
威远堡一战，新六军一个团依靠火炮优势竟然击溃了共军三纵主力。
威远堡失守，四平就十分危险了。此时毛泽东发电报要求林彪死守四平，他给林彪发了一封电报：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
此时国军数量已经达到十个师，并且逐步攻陷共军四平外围重要据点，同时开始迂回四平后方，试图截断四平守军退路将其全歼。此时林彪当机立断，回电到：请主席冷静思考！
随即率部撤离四平。
期间，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携带大批文件叛变投敌，国军借此得知林彪的撤退计划，随即猛追狠打。林彪在此危急时刻，仍然能够有效控制形式，民主联军随败不乱。主力全部退过松花江以北，保存了大部分有生力量。此战林彪损失了近万人，丢失了相当的辎重。
自古很多名将能胜不能败，如果自身实力占优势能打胜仗并不特别稀奇，但是在处于全面劣势的时候能够在失败以后迅速反败为胜，这在历史上非常少有的也是非常难得的。
由于部队没有溃散，退过江以后民主联军迅速恢复实力，在四平失利的一个月后就打赢了拉法和新城两胜仗，歼灭国军二个团。
因为林彪其出色表现，1946年6月，他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成为东北的中共最高领袖。
林彪开始执行中央命令放弃大中城市，在东北农村继续发展，建立根据地和发展武装力量，同时开始了大练兵。
很快稳定局势以后，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开始进行一系列成功战役，其中的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战役扼制住了东北国军的战略进攻势头，并且歼灭国军4万多人，开始扭转战局。
1947年林彪开始发动夏季，秋季攻势，歼灭国军相当的有生力量30万人，收复70多座东北城市，彻底转守为攻。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较充分地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他的六大战术原则也已经非常成熟。其中“一点两面”就是在进攻敌人时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之后迅速扩大战果，正面进攻与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即每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三至四人，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队形疏散可减少伤亡，容易聚拢便于形成战斗力；“三猛”即猛打、猛冲、猛追。其他的就不多说了，现在解放军中，这些思想也是必修的内容。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7年冬季和1948年初，恢复元气的东北野战军开始进行战略反击，国军此时已经不是对手，被迫退守到锦州，长春，沈阳等东北大中城市，各据点互相孤立而且陆上补给线也大部被切断，士气低落。
此时林彪已经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面积和86%的人口，部队也由1945年10月的13万人扩大到1948年的12个步兵纵队48师，总兵力80多万人（后发展到105万人）。重型中型火炮1000多门，另外还有轻型火炮9900多门，还有坦克装甲车200多辆。而且在林彪的严格训练下，基层军官和士兵都有相当的战术素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连当时的对手杜聿明也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此时东北国军不过60万，经济上也被林彪超越，失败看来在所难免了。
此时蒋介石已经准备放弃东北的长春，沈阳，把主力全部转移到辽西锦州一带，一旦战局不利，就撤入关内战场，保护有生力量。不过放弃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代价都非常的高，蒋介石并没有作出及时的撤退部属。
林彪在拖住长春国军主力同时，突然进攻锦州10月14日攻陷入关战略要地锦州，之后立即回头于10月21日攻陷长春，二战结束以后，东北的战斗胜负已经很明显了。之后林彪识破廖耀湘的退守营口战略，迫使廖耀湘停止逃回营口，返回沈阳。由于撤退仓促，廖耀湘兵团在撤退中发生溃散，战斗力大减。在后来大围歼战斗中，林彪使用全方面多层次的战术，两昼夜就歼灭廖耀湘兵团5个军共10万人。
林彪在52天的辽沈战役内全歼东北国军46万主力，包括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二个，占领了东北全境。更重要的是，由于林彪出色的指挥，东北野战军仅仅伤亡6万多人。
辽沈战争初期，林彪曾经和毛泽东发生过很大的分歧。当时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认为应该首先打下锦州，切断东北国军的路上退路，把六十万国军封锁在东北歼灭，不让起进入关内战场。林彪对这个战略表示认同，但是他反对首先进攻锦州，而是希望首先进攻长春，他认为只要包围长春，国军就无法从水路撤离出东北，一样可以起到之前的战略目的。事实上，正是由于长春围困战直到1948年5月才结束，在这期间，蒋介石和国军智将卫立煌等人都没有能够下决心放弃长春撤出东北，成功的拖住的六十万国军主力，并且最终将其歼灭。如果过早攻陷锦州，东北国军很可能很快放弃现有城市，全部撤退回华北华南。
1948年11月，林彪率领东北军主力入关，在64天内又以出色战略手段，歼灭和改编国军52万人，占领华北全境，自身仅仅伤亡不到4万人。其中29个小时内，攻陷号称至少可固守半年的天津，全歼天津国军守军13万人。
相比起来，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伤亡高达近14万，歼灭改编国军55万人，无法和林彪指挥的二个战役相比。
此时的林彪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指挥方式，在几大战役期间，林彪大多数时间并不与人讨论商量。而是自己一个人长时间的思考，包括整个战略和很多较小的细节。林彪决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次作战都能够详细策划，甚至精确到一个营的兵力使用，来保证极高的胜率。这一点很多高层指挥官也有一些异议，很多时候他们似乎仅仅是记录员和传令员，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了。好在林彪的能力确实高人一等，胜利的将军是没有人质疑的，这种观点也很快烟消云散了。
1949年3月11日，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
1949年春，林彪指挥四野继续向南进军。1949年5月至1950年8月，林彪率部先后进行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很快就攻占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五省。
内战期间，林彪率部从中国最北端的东北打到最南端的海南岛，攻占了大半个中国，打赢了三大战役的二大战役，几乎一个人决定了中共战略决战的胜利。前后歼灭国军总数超过150万人，赫赫战功无需多言。八、建国后的黑白林彪
建国以后，林彪神经系统疾病开始爆发出来，具体表现为怕光，怕水，怕风，有一段时间连走路都非常困难。
朝鲜战场开始前，中央曾经想让林彪挂帅作为志愿军总司令，但是林彪因为各种原因反对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他以生病为由拒绝总司令的任命，在1950年9月去苏联治疗，次年10月才回到国内。
虽然反对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在得知苏联违反战前约定不出动空军保护志愿军以后，林彪在一次苏联高级军官的宴会上，拒绝和他的老朋友斯大林碰杯。
1951年11月林彪任军委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
1955年4月补任弼时与高岗之缺，与邓小平一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9月，他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朱德、彭德怀之后，在十大元帅中排列第三。
这段时间林彪身体情况逐步恶化，很少参与公务活动。大多数时间独来独往，生病以后长期就长期卧床。根据林彪司机的回忆，林彪在1953年前后已经不能行走，出门全部靠担架，一天二十几个小时全部躺在床上，一切都由护士和内亲人员帮助完成。房子周围也拉上厚厚的窗帘，从而防风和放光，自己野瘦得皮包骨，全天忍受巨大的痛苦，连说话的劲也没有。
之后，林彪身体稍有好转，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随着大跃进的开始，党内开始出现各种政治事件。
此时的林彪对待政治事件多采用一种明哲保身和趋炎附势的态度，他一般会倒向占优势的一方，不管其做的是否对错。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大跃进错误的直言不讳遭遇的毛泽东的激烈反对，此时林彪站在毛泽东一方，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不过其实林彪对“大跃进”并不以为然。他曾经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之后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等职务。
1962年获得了了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保证了中印边界三十年的平静。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也有一定的功劳。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刘少奇等人的三面红旗的问题时，林彪又站在毛泽东一方，批驳刘少奇的观点。不过林彪背地里却和家人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是没道理。”
文革爆发，林彪仍然站在毛泽东一方，赞成和推动了文革很多事件的进展，参与迫害了一些老干部和老战友。
作为回报，他在1966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的名字被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统帅。但是据说林彪这个决定并不参成，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毛的批示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这段时间，林彪通过一系列推动了文革和主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过私下里又是另外一回事，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毛家湾里面却从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居然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必然是可怕的罪行。
这段时间内，随着年纪的增大，林彪的身体情况又再次恶化。有一段时间长时间卧床不起，需要内亲人员全天的照顾。九、魂断蒙古
1970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毛泽东疑林有取代他的野心。
1971年9月13日，著名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据当时的经历者回忆，叶群和林立果以有人要来逮捕你为名，架走了神志不清的林彪上了飞机。汽车开除别墅的时候，曾经有卫兵对该车轮胎开枪，但是没有击中。而这架英制“三叉戟”飞机于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飞机坠毁后，苏联克格勃人员随即赶往现场，拿走了林彪的头颅和部分组织以确定其身份，尸体则火化后将骨灰送还给中国外交人员。
现在林彪的头骨还保存在克格勃的秘密档案仓库面，同时保存的还有坠机相关的一系列机密材料。苏联方面表示在目前中国现在情况下，这些资料不会被解密。
得知林彪的死讯后，台湾的蒋介石对儿子蒋经国说：毛泽东断了一条手臂！
蒋纬国则在报告上写道：共产巨人已经断了一条手臂了，让我们等着看他如何失去他的另一条手臂。
1973年，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98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通知，林成为反革命集团首犯。
第二章 领袖弟子
一、陈毅对林彪的评价林彪此时根本不理睬，带着几个人从主席和我之间一下子就走了。我说：“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他不听，跑到安全地方休息去了。这件事只有我和毛主席知道，毛主席完全可以回忆得起。
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了有关人员的采访，并披露了林彪历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他说：我完全赞成周总理提出的建议，要录音。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一次，记录的同志把记录稿拿给我看了，记录大体上不错，但还是再讲一次更准确。有些时间、地点，记得不那么清楚，人名也记得不清楚了。因为我这个四川腔，他们听也还是有点麻烦。我希望把记录保存着，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作参考……
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1927年南昌起义后，8月10日左右，周总理要我到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讲：“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2000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我说：“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
当时七十三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到团部那天，黄浩声和余增生都在，看到我来了就打招呼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急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黄浩声听后就大发脾气：“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他回答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拐款逃跑。”
黄浩声在训他时，余增生对我说：“你这个指导员刚到，这件事情你的意见怎样处理？”我说：“他已经把钱都丢掉了，现在要准备打仗，只好由公家给他补发算了。不然，他这个连长到哪儿去搞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啊！”黄浩声听了我的话后就说：“那好，叫辎重队补发他120块毫洋。”
这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林彪，是七连连长。我就批评说，你既然当连长，以后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伙食钱，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对我的批评感到反感，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不久，我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他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又批评过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对我这个团指导员是很讨厌的。当然，对林彪这个人，我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南昌暴动的部队在三河坝失败后，途经丰顺、饶平、平和、象洞、武平、安远、寻乌、信丰一线向大庾方向走。当时，队伍里湖南人最多，闹起来要回湖南，所以在路上要慢慢整理部队。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就来找我。他们要求要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都阵亡了，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后来，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我现在说林彪曾经是个逃兵，这并不是因为林彪死无对证就乱讲他，这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我们到了信丰、安远之间，当时是赣南特委来人接头。我们就问附近敌情。他们说附近没有什么敌人，就是刘士毅一个旅驻在赣州，这是个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又讲，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茅坪搞了一个红色区域，在红色区域周围有一两百里路，敌人侦探进不去，进去就杀掉了。你们是不是可以到那里去？我说那好，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你们给我们带路。那个时候，我们就靠沿途地方个别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在大革命时参加过农民协会的人帮忙，他们给我们带路送信、打探敌情，一直把我们带到大庾县城。带到大庾后，我们才把队伍整顿好，这时要跑的人也跑得差不多了，不愿意跑的都留下了，大概还有800多人，拥戴朱老总统率这个队伍。我向大家介绍说：“朱军长是老党员，1922年就入党了。你看师长跑了，党代表走了，团长走了，参谋长也走了，朱军长他还不走，我们应该拥护他！”
小标题：林彪擅自把后卫队伍撤掉，敌人一下打到军部。朱德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挣着抢钱，他才跑脱。
井冈山时期有三次反“围剿”。第一次反“围剿”在龙源口，一仗把敌军收拾了；第二次反“围剿”在湘南一出击，把张轸的部队打退了；第三次反“围剿”时，朱培德和鲁涤平组织了包括广东军队在内号称三省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作出重要决定：现在我们是在湘江（赣江）之间，中间有个井冈山，机动地区太小了。湘江、赣江都不能徒涉。井冈山到赣江有一二百里路，顶宽也只有四百里路。井冈山到湘江，最宽也只有四五百里，最窄的两百里，有千把里路长，北到长江，不好逾越。南到五岭山脉，跨广东、湖南，比较利于机动。毛主席说，赣江以东这个地区最好，是赣水的上游、闽江的上游、韩江的上游、安徽麦弋江的上游，还有信江的上游，上游都是水，能徒涉。这个地区共有100多个县，有很大的山，很多人口，而且可以直接威胁南昌，我们可放弃井冈山，向赣江以东进军。大家同意了主席这个主张。
1929年，过了除夕（元旦），部队就出发了，当时是漫天大雪，队伍经过整训，气势很壮。毛主席说：这次我们出发，要等敌人包围了井冈山，一下子冲出去，给敌人一个冷不防。我们沿这个山隐蔽着出去，如我们到大庾，敌人才发现我们，起码要三天才能到达。我们在大庾城还可以搞点群众工作。然后，我们向东，敌人可能估计我们从大庾回井冈山。结果我们向东，出其不意。我们的计划是很周密的，安全占领了大庾。我们要二十八团派一个营去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门外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止南雄方向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我们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估计敌人不能来，那晓得到下午4点多，新城方面打起来了，而且枪声越来越近。
毛主席对我说，我们到外面看看去。毛主席在山上看到二十八团队伍退下来就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毛主席说完话就和我坐在田埂上说：“无论如何这一仗要打好，打不好，一退下去我们就很不好办了！”正说着，林彪退下来了，毛主席说：“你的部队为什么不抵抗，想跑到哪儿去？”林说：“还有什么好抵抗的？”我就站起来说：“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啊！”林彪此时根本不理睬，带着几个人从主席和我之间一下子就走了。我说：“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他不听，跑到安全地方休息去了。这件事只有我和毛主席知道，毛主席完全可以回忆得起。毛主席就问：“你有什么办法？”我就去抓到一个排长说：“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小堡守住，掩护大队撤退。毛委员还在这里，你退下来，枪毙你！”这样才把敌人阻击住了。
毛主席看到天已黄昏，敌人也未
追击，便随队到杨梅与全军会合。当时，毛主席说：“林彪怎么会这样子？”我还替林彪打圆场，说：“这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总想三天以后敌人才能赶来，那晓得我们到的当天他们就赶来了，一定是我们从井冈山下来，路上土豪劣绅去报告的。”毛主席说：“这次从井冈山撤出还是太仓促了，我们应该在井冈山以一个营分散打游击。这样下到赣南一带没有依靠，很不好办。如果这一仗打好，当然就可以在信丰、南康一带开展大局面。”这件事证明了林彪当时就对党内的领导同志根本不负保护责任，临阵退却，只顾自己。
晚上到了杨梅，已快深夜12点了，要马上行动，不能在这里休息，可能明天拂晓前发生战斗，要很快脱离这个地点，可是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很重。晚上，我把这件事报告毛主席，主席要我到团部跟林彪讲，何挺颖刚从三十一团调到二十八团没有多久就负伤，无论如何要用担架把他抬着走，这对两个团的团结有很大的关系。我对林彪说：“你要对何挺颖负责任，这是毛委员的指示。”他口头说是，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办，结果就把何挺颖丢在路上了，何挺颖从此没有下落了。
后来，到龙南我问林彪：“何党代表怎么不在了？”林回答说丢了。我再问，你怎么把党代表给丢了？他说：“哪个管得了那么多。”还对我发了脾气。我气愤地说：“你是团长，对团党代表都不帮助，还有什么阶级友爱？”这是林彪本质上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表现。实践证明，他在危险的时候不是很勇敢的，在困难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掩护别人，帮助别人。
以后，队伍沿龙南、全南、定南、安远、寻乌、武平一线到了瑞金，在大柏地打了一仗，把敌人击退，队伍才稳定下来。这段时间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当时没有开小差的，士气也很好，一天走100多里，晚上12点出发，一直要走到第二天黄昏，要摆脱敌人，只能靠脚板子，没有办法。我们到龙南、全南，就靠从赣州、吉安跑下来的个别共产党员带路。当时，毛主席和我在前委。毛主席要我同地方党联络，找向导。我就专门搞这个事。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寻乌的古柏同志给我带路。他同我们讲：罗浮嶂是个很好守的地形，只要断了路，敌人就冲不上去。而且山上有几百家人口，有几个大土豪，部队休整一两天没有问题。我们到了罗浮嶂脚下的圳下过夜，准备明天一早上罗浮嶂，让三十一团先占领罗浮嶂，二十八团做后卫掩护军部。那晓得到了拂晓，林彪把后卫队伍撤掉了，敌人一下子打到军部。那一次的战斗非常危险，朱军长把虎皮大衣和身上几十元大洋到处丢，敌人争着抢钱，他才跑脱。他和毛主席两个人是一起在炮火中跑脱的。朱老总的老婆伍若兰就是这次被敌人活捉去的，后来在赣州牺牲了。林彪做后卫的任务是掩护军部，但是他不负责任。他打仗有一个特点，就是先跑到安全地方再说。以后，我责问林彪：“为什么不掩护军部？”林彪说：“我得到军部的命令是先占领罗浮嶂，没有掩护军部和前委的任务。”我说：“你把队伍开走应通知一下军部，应留下一营掩护或你自己担任掩护。你把军部丢了，敌人冲到司令部来了。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43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怎样才能胜利，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我至今未忘。主席的安全对我们太重要了，林彪只顾自己，不顾毛主席的安全，此时已是早见端倪的。
朱老总那个时候比较乐观，他在讲话中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现在等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今后的革命中就会起很大的作用。他还说，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我就当过军阀。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我在云南当军阀，在四川要争地盘就打仗。现在新军阀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一个班就可以占一个县，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占几十个县。因此，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决定不走的。他的讲话，士兵都喜欢听，这对起义失败后稳定军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朱老总在带领这个部队到井冈山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任何时候，这一点上我都是要给予证明的，没有他，这个队伍可能就溃散了。
我那时候在部队里边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因为我8月中旬才去，10月初部队就垮了。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不听他们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开始有点发言权了。
以后到湘南暴动时，队伍就扩大了。像耒阳、永兴、资兴、宜章、郴县五县大暴动，打了两个胜仗，把许克祥一个师打垮了，又在郴州消灭了唐生智部队的两个营。湖南这个地方好招兵，街上插个旗子写上“招兵”，就有人来参军。
当打下宜章时，我们改编了队伍，挂起红旗，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我为师党代表，王尔琢为师参谋长，把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营，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朱德的教导团和从潮汕逃出的叶挺、贺龙部编为第三营。以周子昆为第一营营长，袁崇全为二营长，肖劲光为三营长。林彪任一营二连连长。因为林彪开过小差，不重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构，平时搞私人小圈子——因此，在湘南暴动提营长时没有林彪；成立工农革命军，师党委也没有提他。他当时是很不高兴的，总说他当连长太久了。湘南暴动时，毛泽东派了一个特务连来郴州联络，连长就是徐彦刚。这时，我们与秋收起义的队伍又联系上了。湘南暴动后，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时，林彪就提升营长了。二、林彪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是个很矛盾的人，在军事才能上，他表现十分出色，但思想上却常常摇摆不定：当过逃兵，怀疑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骄傲自满……
林彪，原名林育容，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广东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是个很矛盾的人，在军事才能上，他表现十分出色，但思想上却常常摇摆不定：当过逃兵，怀疑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骄傲自满……
林彪是一个懂打仗的人。林彪从黄埔军校一毕业，就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即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排长等职，参加过第二次北伐攻打吴佩孚的直系军阀的战斗，并取得实战经验。1927年8月，随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升任为73团2营7连连长。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已初露锋芒：1928年3月，当湘南遭敌人重兵围攻，朱德率部向井冈山转移时，林彪率本连在耒阳县敖山庙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以一个连的兵力成功地阻击了敌军两个连的进攻，共歼敌500余人。
1928年在井冈山著名的三打永新战役中林彪都参加了，而且战绩不错。尤其是在七溪岭战斗中，时任28团1营营长的林彪建议并亲自率领“敢死”队员向敌阵发起集群冲锋，为该仗取得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在龙源口战役中，林彪身先士卒，带领所部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英勇杀敌，以劣势兵力取得了缴枪七八百枝，歼敌一个团，溃敌三个团，毙敌数百人的辉煌战绩。
林彪是一个挺幼稚的人。林彪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军事上是位好手，军事职位上升快，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赣南时，林彪从上山时的连长升为一纵司令员。此时，他才刚满22岁。然而与他军事指挥成长不相称的是，林彪无论在政治素养、举止行为方面都显得很幼稚、很欠缺：一是右倾悲观思想严重。当时的井冈山，因为战争频繁、生活艰苦、敌兵压境的原因，在党内军内，一度出现右倾悲观主义的思潮，一些人还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作为高级指挥员的林彪不仅个人不警惕，反而多次流露悲观失望的情绪，特别是1929年5月18日，红四军在瑞金城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林彪在会上公然提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去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而应该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实质上，他是反对建立红色政权，反对搞根据地建设，主张东突西窜，走州过府式的流寇主义。1929年冬，林彪再次上书给毛泽东，重提他的这些右倾悲观论调。二是个人主义和不重视政治工作的作风突出。1927年10月下旬，林彪曾伙同几个动摇分子私自脱离部队，往广东梅关方向逃跑。因敌人在关口把守严密，他又返回部队，然后才跟着上井冈山。1928年7月，红军大队冒进湘南攻打郴州失利后，身为营长的林彪公开违反“打土豪要缴公”的红军纪律，私藏物品不交公。
林彪是一个很矜持的人。在井冈山，林彪只是片面强调军事长官的职权，对政治工作和政治干部不予重视，喜欢独行专断。他多次说：“营长就是管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三个排长。”他从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不和下级交谈。肖克将军回忆说：“林彪这个人，为人阴沉，过分自尊。”
林彪是一个小心眼的人。1929年初，在江西赣南的大庾战斗中，28团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因何挺颖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政治都很强的干部，他的才华不亚于林彪，林彪早有忌妒之心，在转移时，他对何挺颖既不派担架，也不派人照顾，造成何从马背上摔下来后被马踩死的悲剧。此后，在寻乌战斗中，他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力，提前撤掉警戒部队，造成红四军军部遭到敌人的突袭，毛泽潭身负重伤，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俘，毛泽东、朱德等军部领导险遭不测，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
林彪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表现出的缺点，在他的一生中都没能克服。从而使他的一生都充满矛盾。三、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处理与林彪分歧时展现极大耐心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
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四、林彪抓住战机指挥遵义战役挽救红军
长征中最大的战役——遵义战役
1935年2月21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
2月24日，林彪率一军团攻占桐梓。第二天三军团向桐梓开进中，前卫十三团抓获几名黔军俘虏，得知娄山关仅有黔军柏辉章部三个团，杜肇华部一个旅在娄山关以南近三公里处的黑神庙，团长彭雪枫立即向彭德怀报告。
25日14时，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提出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20时，林彪也致电军委，建议以主力在娄山关南消灭黔敌。
两大主力军团领导人不谋而合，中革军委决心即定。
25日23时，朱德致电彭，林：一，三军团应于26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全军统归彭德怀指挥。
2月26日，一，三军团占领娄山关。
残敌纷纷向遵义溃逃。遵义守敌极度慌乱。
红军乘胜向遵义进击，于28日晨再占遵义。原定的遵义战役，还只是指向较弱的黔敌。这场预期不大的战斗，由于红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林彪战机把握及时，使战斗迅速从围歼黔敌两个旅发展为追歼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的大规模战斗；由此揭开了红军长征中一次最大的战役：遵义战役。
红军突然东向夺占娄山关，蒋介石受到极大震动。他判断这极可能是红军的战略行动，欲图继续东驱，向红二，六军团靠拢；于是急令相距最近的第一纵队吴奇伟之九十三，五十九两师火速增援遵义。
晚了一步，吴奇伟部进抵遵义城南部地区时，红军已重占遵义。
在离遵义不远的忠庄铺，吴奇伟碰到逃出遵义的王家烈。王身边只剩下一个手枪排。吴奇伟召开军事会议，众人认为国军装备远优于红军，红军主力到遵义只是过路，只要发动攻击，红军就会撤离，因此一致主张打。
战斗开始，吴部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看到右翼地形对自己不利，向吴建议占领前面不远的老鸦山和红花岗。
一场激烈的战斗围绕红花岗右侧主峰老鸦山展开。蒋介石下了死令，为打好这一仗吴奇伟也玩了命。防守老鸦山主峰的是三军团十团。十团是三军团主力部队，在敌优势兵力，火力，不计伤亡的轮番攻击下，该团损失严重。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韩汉英部于15时许攻占主峰。
老鸦山主峰丢失，不仅居高临下威胁十一团红花岗阵地，而且直接威胁遵义城的安全，三军团在连续作战，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已无法调集反击力量。
遵义城出现丢失危险。战局千钧一发。
占领老鸦山主峰之敌在莫明其妙之间转入防御。
原来林彪率一军团已经从水师坝地区向敌人侧后出击，尖刀一般直插忠庄铺敌军指挥部。
这是遵义战役的关键一刀，一刀就是敌人心脏。吴奇伟把全部力量都投上去了，纵队指挥部周围没有剩下多少部队。林彪这一着整得他实在是苦，只有丢下部队，带着身边少数人员狼狈逃窜。
占居主峰之敌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发现其指挥部突然溜走，料想不妙，于是不敢大动，只得坚守。
说是坚守，心劲早已不坚。黄昏时便被三军团打得翻滚下去。
在红军的猛打猛扫下，失去了指挥官的吴部沿着来路向乌江狼奔豕突。
吴奇伟最先逃到江边，立即与南岸联系，要欧震率九十师速来支援。九十师本属吴部建制，此番被薛岳留在贵阳，得到前线吃紧的消息，才刚刚赶上来。
吴奇伟要欧震带部队过江。欧震认为北岸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背水为阵太危险，一口回绝。他认为九十师只能在南岸占领阵地，掩护收容败兵。
吴奇伟见北岸局面无法收拾，南岸老部下又不听话，万念俱灰，倒地大哭说，我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
参谋长吴德泽赶忙招呼来几个卫士，连拖带拉地把吴奇伟扶过江南岸。吴过江后，见北岸红军追兵甚急，直逼江岸。不待其余部队过江，便下令斩断了浮桥保险索。
1000多名官兵被甩在北岸，做了红军的俘虏。《彭德怀自述》中说：“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
两个主力军团之所以能够自动配合，首先是中革军委的放权。
一渡赤水前土城战役失败后，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领导人对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极为重视。包括确定红军转移方向等战略问题，也多次征求林，彭等前线指挥员意见。彭，林皆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了攻击娄山关黔敌的建议，中革军委立即采纳，并许以临机处置之权，使部队迅速捕捉战机，终于打了一场红军脱离根据地被围追阻截一万余里以来最大的胜仗。
两个主力军团能够自动配合，还出自彭德怀的敢于战斗。
彭德怀在三军团连续作战，损失较大的情况下，面对吴奇伟中央军的增援敢于坚决顶住不退，为一军团侧翼迂回包抄赢得了时间，彭德怀横刀立马之大勇，令人赞叹。
两个主力军团的自动配合，同样也包括林彪的善战。
林彪作战，极善于捕捉战机。三军团与敌反复争夺老鸦山，打得不可开交时，林彪在遵义城东山包上一言不发地用望远镜观战。一军团隐蔽集结在这一带丘陵地区待命出击，敌人全然不晓。
待吴奇伟全部力量重心都压向老鸦山前三军团阵地，山谷突然响起一片号声，一军团之一师，二师像两只猛虎，迎着公路排山倒海般冲杀下去。
战局转折十分突然，已经得手的吴奇伟部又突然失手，公路上运动的敌人突然掉头往回跑，敌军整个阵线发生动摇。
林彪眼看面前形势，从参谋的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一张纸，又把这张纸对折撕成两半，分别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追击方向，并在上端写了一个很大的“追”字，分头传达部队，红军排山倒海的追击开始了。
林彪命令：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部队回问：追多深？答：可以追出100里。
被打垮的吴奇伟部并非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而是当年的北伐劲旅“铁军”第四军残留下来的部队。吴奇伟与林彪当年同为铁军第十二师的人。吴为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林为十二师独立团见习排长，一个粤军前辈，一个黄埔后劲，皆在河南临颍战场对张作霖的奉军奋勇作战。
林彪给他老部队的礼物是侧面迂回，正面猛追。五十九，九十三这两个师参加第五次围剿以来从未败过。这回被一军团追得全军溃乱，建制崩溃，丧魂落魄，即便逃过江的部队，重武器和伙夫担子行军锅灶也一律丢光。
吴奇伟带过乌江两个师，带回来一个团，在江边大哭了一场。
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对他红军时期的左膀右臂评论道：“林彪打仗刁，狠；彭德怀打仗勇，韧。”
人皆有特点，但红军将领中，唯彭德怀，林彪在一起时，特点反差最大，二人原有的特点皆被对方特点衬托得更为鲜明。二人皆率领红军主力军团，把握特点，便相得益彰。
遵义战役是在敌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打的。二渡赤水后，红军后尾有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的紧急压迫，前方有黔军王家烈部和中央军薛岳部的迎头堵击，机动回旋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再加上红军有土城新败，川滇边境又无法立足，颇有几分“走投无路”的感觉。红军五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城，尤其是消灭中央军吴奇伟部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击溃黔军8个团，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枝弹药，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
中将刘忠的回忆林彪挽救了红军。《彭德怀自述》中，黄克诚的回忆。五、林彪成为朱毛之争最大获利者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井冈山时期，工农红军除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之外，面临的另一个艰巨任务就是如何把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锻炼成为党直接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分两步走，首先用铁的纪律进行约束，然后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两步走的重大步骤中，林彪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毛泽东八年后对一位外国记者讲述道：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有了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红军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毛泽东讲到这里，特地停顿下来，加以说明，“最后两条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注意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
毛泽东用人选将的重要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放手，纵横自由。他欣赏林彪，放手使用林彪，林彪也能充分施展手脚，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流成绩。
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为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深受毛泽东器重。
这年，林彪才二十二岁。
1929年春，在红四军高级干部中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军、异常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由于主要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展开，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人们都讳莫如深，党史上也语焉不详。
争论最早溯源于中央的二月来信。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讲时，对农村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十分悲观，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及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主力分解为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红四军分编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用他们武装斗争的经验来指导全国革命。中央甚至还设想出发布假消息，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接到中央指示信后，朱德主张按中央命令办事，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说服大家横下一条心，坚定地实现赤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他在给中央复信中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不宜分散的理由，并坦率地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部队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部队，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说服中央收回成命，但红四军中开始产生分歧。一部分本来就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干部借题发挥，认为毛泽东不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要求毛泽东只管党务，不要管军事。这种分歧还因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而进一步复杂化。
在朱毛会师以后，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领导之下，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行军途中，敌人围追堵截，山道崎岖险峻，形势复杂多变，为应付突发事变，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将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到了1929年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和党务、政务、军务、群众工作的展开，前委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军委工作，遂决定军委恢复办公，并由新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军委书记，并接替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刘安恭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虽然具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后来又在战争中英勇牺牲，但他在红四军中却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他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
朱毛对刘安恭的做法表示了不同的态度。朱德表示赞同，他认为军委与前委分清彼此的职权范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分权问题，而是从根本危及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的重大原则问题。朱毛两人的对立态度导致争论进一步升级，使红四军高层领导分歧公开化。
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主张废止军委机构，由前委代行军委职权。他还将火力对准了亲自提拔过他的朱德。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讨论分歧意见。刘安恭与林彪成为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他们还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攻击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很明显，刘安恭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
林彪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动荡的环境之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林彪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还是这些事，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红四军移师福建上杭白沙，准备在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
白沙会议召开前三小时，林彪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另外，林彪还用了“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语言，矛头直指朱德。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公开了林彪的信，一下子将林彪推向了风口浪尖，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林彪也不含糊，索性尖锐到底。他站起来发言，毫不隐讳地声明，自己这封信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
刘安恭与林彪再次发生激烈争论。刘安恭发言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针对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指责，林彪激愤地说：“关于军委的问题，我信上说得十分明确，理由不再重复。有一点需要指出，朱德一贯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喜欢用政客手段和封建手法拉拢部下，形成团伙。这次他支持成立军委就是想借此脱离前委羁绊。”
刘安恭和林彪的发言再一次令争论升级，并将红四军两位创始人逼到不得不表态的悬崖边。
宽厚待人的朱德想用他的恭谦和包容缓解会场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他耐心地解释道：“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搞所谓的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
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让步。他没有像朱德那样去缓和气氛，而是采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他将一份书面意见放在会议桌上，简短地说：“从机构设置上看，军委不仅与前委重复，而且是同前委分权，更为重要的是动摇了党管理一切的最高原则。现在，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部分负责干部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地争论，决议后不仅反对，还要将责任归咎于个人，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愿在不生不死的前委工作。我提出辞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出乎全体与会人员的意料。他在红四军和根据地的威望是无人可与比拟的。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军委与刘安恭的做法很不满意。在投票表决中，前委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决定撤销军委。这样一来，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一职自然不复存在，他改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
白沙会议虽然撤销了军委，但争论范围还在继续延伸。刘安恭散布了许多挑拔离间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硬说红四军中有拥护中央派和反对中央派。少数人还有意将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战士中去。这种言论极大地紊乱了指战员的思想。毛泽东再次萌生离开前委的想法。
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白沙会议刚结束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为了搞清问题，红四军前委要求朱毛两人提出书面意见，详细陈述自己的观点。6月14日，毛泽东写了《复林彪同志信》；15日，朱德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
毛泽东的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说明了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红四军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在信中，他阐述了反对军委与前委并立的四点理由：一是分权，不能集中领导；二是重复，毫无必要叠床架屋；三是危及党领导一切的最高原则；四是动摇了前委在组织领导上的威信。毛泽东希望党组织批准自己到莫斯科学习的请求。
朱德则认为，在红四军中，确实出现了党的组织替代群众组织、忽视基层工作的缺点，形成了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中旬，《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林彪致毛泽东的长信》、《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并刊印出来，让各种意见公开亮相，于是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化。在四军中和根据地内，人人都可以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前委与军委关系这一范畴。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建议，通过采取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目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居然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林彪等人表示不能认同这样的结果。
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他神情凝重，几乎是一句一顿地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实际斗争中的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他一手拉扯大的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对于红四军七大，中央后来做了严肃地批评。主要是四点：第一，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前委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分歧。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只是在组织上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受到影响。中央要求前委采取补救措施挽回上面的负面影响。
三个月后，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城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会议。毛泽东这时对于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颇有意见，拒绝与会。他在回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议了。”回信送到上杭后，前委觉得毛泽东态度成问题，又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毛泽东只得坐着担架赶到上杭，等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他病得实在厉害，让他继续养病。
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出一个结论。举个例子，为了确定红军法规中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整整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八大在熙熙攘攘中吵了三天，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这次会议用事实证明，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实行极端民主制后，即使是像红四军这样的雄师劲旅也会变成一支没有统一意志和铁的纪律的“乌合之众”。
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陈毅奉命赴沪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陈毅起草了《九月来信》，要求派人请毛泽东重新主持红四军工作。在嗣后召开的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对毛泽东的离职也深感不便。“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朱德与同志们一起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请他病愈后即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战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当时担任第四纵队参谋主任的罗瑞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听到了四军党内的一些争论，也听到了对当时中央那封来信的讨论，有所谓“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当时自己不理解，觉得党内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斗争。足见我当时的幼稚和无知。
关于部队的行动问题，一些人当时不听主席的意见，坚持主张分兵去闽西，结果二、三纵队出闽中，一、四纵队留闽西。听说当时主席有病，留闽西永定养病，并指挥一、四纵队在闽西做巩固和扩大赤区，进行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林彪，二纵司令员是刘安恭，三纵司令员是伍中豪。
去闽中的二、三纵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折回闽西……在上杭，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红军党内广大干部和党员要求主席回来，在大会上有很强烈的反映。以后，主席回来了，听说是坐担架回来的。主席回来后发了一封告党员干部的信，批评了某些犯错误的人及其错误主张。
但是部队的行动问题，仍然不听主席的意见，仍然按着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又把红军的三个纵队拉去打广东的梅县。二纵队在广东边境打虎头沙时，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这是一次血的教训。
在汀州，我被调到纵队司令部任宣传科长。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纵队党代表以上干部调查会。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手写口问，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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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世纪风采》2008年第11期作者：九生原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鲜为人知的故事。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曾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该文下面的注释写道：“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那么，这个注释所讲述的，到底是怎样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林彪给毛泽东写信，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大革命失败后，红四军内部争论十分激烈，思想十分混乱。1929年6月8日，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林彪专门给毛泽东写信说：“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于林彪的这番诚恳劝告，毛泽东心里十分感激。因为从派别来看，林彪并不属于毛泽东这边的，而是从南昌起义队伍中来的。林彪如此拥护毛泽东，而当时一些曾跟随毛泽东的人却反对他，这是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产生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封信，系统地对红四军内的争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你的信给我以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然而，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在敌人的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合计损失一千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自作主张地打了一仗，尽管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因此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
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本人受到的处分，使林彪一直郁郁寡欢。12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书记的职位上，林彪这才精神振作起来。1930年元旦，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林彪在信中流露出悲观情绪，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缺乏信心，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并建议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力。
那么，林彪这时为什么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持悲观态度呢？其实，大革命失败后一系列的挫折，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暴动，使得党内和红军内始终笼罩着一种悲观情绪。自从跟随朱德上井冈山不久，林彪的悲观情绪就开始流露出来，且越来越严重。林彪经常说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之类的牢骚话。与林彪同时战斗在井冈山的肖克后来回忆说：“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林彪这种言行的影响很恶劣，但毛泽东当时并未在意。在毛泽东眼中，林彪还是个“娃娃”，他曾对何长工说：“林彪的说法是小孩子之见。”
早在上一年的5月18日，在瑞金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计划时，林彪就在会上发表悲观言论，主张红军在粤赣边界区域流动游击。林彪的发言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红军攻占福建上杭县城后，林彪居然几次向前委写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去苏联学习。当时红四军高层因为建军问题争论不休，林彪的言行仍没有引起毛泽东的足够关注。一直到古田会议结束，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才得以休止，毛泽东才有时间和精力，来针对红四军内部弥漫的悲观情绪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而林彪的元旦来信，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六、林彪21岁成为井冈山第四号人物始末
陈赓对着林彪大声喊道：“林连长，七连是怎么回事啊？”林彪答道：“我连伤亡太大，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快撤吧？”陈赓厉声命令道：“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否则我枪毙你！”林彪一看，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操起枪，率领七连士兵投入了战斗。
王尔琢牺牲后，经毛泽东、朱德再三思考，决定由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接任团长职务，这也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这样，年仅21岁的林彪成为了红四军中仅次于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的第四号人物。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同年9月，林彪邀请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重上井冈山，因为井冈山是他“崛起”的地方，是他的福地。
林彪与粟裕同岁，都是公认的军事天才、最能指挥打仗的人。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天心圩整编时，林彪是连长，粟裕是连指导员，两人虽然不在一个连，但基本是平级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后来同时上的井冈山。粟裕在红军时期一直默默无闻，而林彪在井冈山仅仅用了两年，就由连长、营长、团长升至师长，22岁升任军长，成为毛泽东、朱德麾下的著名战将，成为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的“战神”。到1955年授军衔时，48岁的林彪在十大元帅中位列第三，仅次于朱德、彭德怀，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元帅。林彪是如何在井冈山崛起的呢？让我们慢慢解开这一历史谜团吧！
陈毅曾救过他一命
1907年12月7日，林彪出生在湖北省黄岗回龙山镇林家大庄。父亲林明卿给儿子取名“育蓉”，也许是这个名字的女性色彩太浓，林彪每天都病怏怏的，柔弱得像个女孩子。林明卿见状又给儿子取了个学名叫“林彪”。
常言说得好：“名师出高徒。”林彪的私塾老师李卓侯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中国地质学之父”李四光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还曾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多次聚首，思想开放、知识渊博，可谓是“林氏三兄弟”的启蒙恩师。“林氏三兄弟”指的是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和林育蓉（林彪），他们并非亲兄弟，而是同一个高祖。林育南、林育英两人都比林彪大十多岁。1923年，16岁的林彪在林育南、林育英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又在林育南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2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第62号通告，要求各地选派党、团员前往广州投考第四期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第四期预招新生3000人，分配到湖北省155个名额，就这样，18岁的林彪考进了黄埔军校。1926年10月4日，林彪黄埔军校毕业，由中共武汉军委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连任见习排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就是在北伐战争中被称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1927年初，叶挺独立团升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在与奉系军阀的一次战斗中，林彪凭机智、果断立下了战功，被提升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随后，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起义。林彪所在的第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1日下午，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从马回岭乘火车开进南昌，并在南昌重新整编，由周士弟担任师长，林彪仍任七连连长。
8月3日，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开始南下。8月10日左右，南昌起义的负责人周恩来找到陈毅，要陈毅到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团政治首长还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临行时，周恩来对他的这位旅法勤工俭学时的好友说：“七十三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在北伐战争中有‘铁军’之称。现在有2000多人，你要好好地去工作，不要嫌官小。”陈毅连忙回答说：“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都干，只要搞武装我就干。”
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时候，正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沿途骄阳似火，途中给养、饮水严重不足，刚一出南昌，蔡廷锴的第十师就中途离开革命队伍，接着也有不少士兵偷偷离开部队。
七十三团的团长叫黄浩声，共产党员，是叶挺的老部下。团参谋长叫余增生，是陈毅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好朋友。陈毅到团部报到的那天，当黄浩声、余增生正在与陈毅打招呼时，一个面色惶恐的青年人急急忙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
当时，起义部队刚从南昌撤出，战斗频繁，给养十分困难，120毫洋，那是一连人一个月的伙食费。黄浩声听后大发脾气：“林彪，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我要枪毙你！”
这个年轻人正是七连连长林彪。他慌忙回答道：“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拐款逃跑。”
这时，余增生征求陈毅的意见，陈毅就说服团长黄浩声补发了林彪连的伙食费。
当时，陈毅还不认识林彪，于是，就走到林彪的面前问：“你是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林彪两脚跟一碰，高声回答：“七连连长，林彪。”
陈毅和蔼地说：“林彪同志，你既然当连长，以后伙食钱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
林彪十分感激地回答：“感谢团里的决定，以后，我保证自己背伙食钱！”
不久，陈毅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林彪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批评了林彪。因此，从那时起，林彪对陈毅这个团指导员就显得很是讨厌，这也是陈毅对林彪的初步印象。这件事，还有下面林彪做逃兵的事，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陈毅在病中接受有关人员的采访时首次披露的。披露前，陈毅着重强调说：“我完全赞成周总理提出的建议，要录音，因为我是四川人，讲话是四川腔，你们听时还是有点麻烦。我希望把记录保存着，作为一种档案，将来写军史、党史可以作参考。”
他险些成了逃兵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随部队南下广东，他所在的第二十五师归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留守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第九军及第二十五师与敌军激战数昼夜，被迫撤退，由陈赓率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担任阻击掩护任务，敌4个团的兵力黑压压地朝阵地围上来，双方交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许多还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在肉搏时，竟彼此喊着对方的姓名叫骂。突然，敌人对着陈赓、林彪大喊：“陈赓、林彪，你们不要造反了，蒋校长可以原谅你们的！”
过了一会，陈赓扫视了一下战场，发现林彪率领的七连正在徐徐后移，而七连的位置正处于阵地中央，如果再后退，后果不堪设想。陈赓对着林彪大声喊道：“林连长，七连是怎么回事啊？”林彪答道：“我连伤亡太大，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快撤吧？”陈赓厉声命令道：“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否则我枪毙你！”林彪一看，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操起枪，率领七连士兵投入了战斗。
部队受挫后，朱德率部沿闽粤边境南下，当部队到达饶平时，得知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潮汕失利，就会合从潮汕突围出来的少数队伍退出广东，转战闽赣边境。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越来越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经不起考验的人，有不辞而别的，有叛变的，也有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公开离队的，队伍里的人愈来愈少，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了。据粟裕大将后来回忆，林彪就是一个“想跑而没有跑成的逃兵”。
事情是这样的。当部队到大庾（现大余）县城时，队伍里人数最多的湖南人闹着要回湖南，林彪约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一起找到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另寻出路，还劝陈毅和他们一起走。他们对陈毅说：“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陈毅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不能走。”有几个要走的听了陈毅的话后还是留下了，后来他们都阵亡了，林彪与少数几个动摇分子离开了部队，朝梅关方向走去。但在山林中，他们遭到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林彪也与那几个一起离队的人失去了联系，一人踽踽前行。路上，一位好心的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路隘、关口被地主“挨户团”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操着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林彪只得返回部队。回到部队后，林彪向陈毅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陈毅就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七连抓好吧。”
最早发现他军事才能的“伯乐”是朱德
1927年10月底，国民党内部粤、桂两系之间爆发战争，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才得以在赣南的大余、崇义一带休整。所有的部队被整编为一个纵队，由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整编后的部队分散在崇义上堡一带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不久，部队收到中共广东省委要求南下参加广州起义的命令，当部队抵达离韶关30里的犁铺头时，得知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他们只得就地驻扎下来。
为了保存实力，朱德利用和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关系，使部队暂时挂上十六军第一零四团的番号。范石生是朱德云南讲武学堂的同班同学，他让朱德化名为王楷，凭此，范石生给予了部队部分给养。不久，蒋介石发觉驻守在犁铺头的队伍竟然是南昌起义的余部，就严令范石生“就地解决”，朱德只得率部迅速撤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东乳源县北部与湖南宜章县边境。
1928年1月12日，朱德带领伪装成国民党军的起义部队，开进宜章县城，宜章县长不知真假，还在县咨议局为他们举行接风宴会，酒过数巡，王尔琢指挥一个排按照预定计划，逮捕了反动官吏及地主豪绅20多人。接着，王尔琢又率队包围养正书院，解除了县团防局的武装，收缴了近400支枪，并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犯人。第二天，全纵队正式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师共1200余人，由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因为智取宜章的时间是在旧历年前十天，所以又被称为“年关暴动”。
2月29日，林彪带领一个连护卫着后勤辎重从永兴赶往耒阳，走至耒阳东南小水铺时，已是深夜，大地一片漆黑，山路崎岖不平，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突然间，数百名国民党民团团丁从暗处杀出，紧急时刻，林彪命令部队收缩，拼死抵抗，好不容易才将敌人击退。林彪清点一下部队人数，发现伤亡30余人，押运的军用物资被抢劫一空。林彪领着剩余的战士沮丧地来到耒阳城，知道情况后，朱德大为震怒，平时就不善言辞的林彪更是羞愧得一言不发。林彪决心复仇，朱德批准了他的计划。
3月3日晨，林彪一行化装成“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向小水铺开来。驻扎在小水铺的民团头头谭孜生，刚刚抢得林彪押运的辎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来的这群人是林彪部队化装的，立即设宴款待。宴会上，林彪举杯为号，大厅里的20余名“国军”军官一起举起枪向谭孜生开火。这次行动，林彪不仅夺回了被抢的全部辎重，还俘虏了数百名团丁。
接下来林彪做的几件事，让朱德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3月初，国民党桂系第十九军李宜煊师将起义军逐出耒阳城。参谋长王尔琢指挥起义军主力从耒阳城西门发起反攻，以收复耒阳城，激战一个多小时，毫无进展。李宜煊从枪声中听出起义军只有少量轻机关枪，根本没有重武器，于是下令打开西门，向我军主动发起冲锋，王尔琢见势不妙，命令起义军撤出阵地。当朱德等人准备放弃耒阳城时，连长林彪站了出来。他对众人分析说：“现在耒阳城内，敌人多半是在领功请赏，戒备必定松懈，我军应该趁敌不备，连夜大举反攻。”按照林彪的设想，朱德所部最终收复了耒阳，消灭敌军百余人，抓获俘虏80余名，缴获枪枝500余支。
随后，林彪又找到朱德，提出应一鼓作气，兵分三路，把耒阳境内敌军全部歼灭。朱德看着这个20岁的“娃娃”连长，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出3个连分3路直捣新市街的耒阳县常备队和驻在大陂市的耒阳挨户团总局。耒阳战役后，林彪威镇三湘。朱德发现林彪是个做大事的材料，1928年3月，提拔他为二营营长。如果在军事指挥上把林彪比作“千里马”的话，那么，朱德就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倒下了，他升起来了
1928年3月底，蒋介石从湘粤桂调集7个师的兵力，从南、北、西三路夹攻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的湘南工农革命军。紧急时刻，朱德接到中央发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根据中央指示，朱德决定撤出湘南，与湘南各县的农军一起向井冈山转移。
1962年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说：“1928年4月28日，我们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这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后来，何长工、肖克等老同志的回忆也都认为会师的时间是4月28日。1928年5月4日，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第十、十一、十二师。21岁的林彪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何长工任该营党代表。
井冈山会师后，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了。后来，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多次“进剿”井冈山，少的时候有八九个团，最多的时候达18个团。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
1928年6月，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发动5个团的兵力“围剿”井冈山，第二十八团奉命前往老七溪岭袭击敌人。由于敌人在老七溪岭有3个团的兵力，地形又对红军不利，这次战斗任务极其艰巨。为此，团长王尔琢召集全团连以上干部开会研究作战方案。会上，几种意见争论不休，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突然站起来说：“不要争了，我建议从全团连排干部中，挑选一部分骨干组成十几个冲锋队，每24人为一个冲锋队，轮流向敌人猛冲猛打。这样，敌人必败无疑。”王尔琢觉得林彪这个意见很好，就采纳了。林彪提出的这一方案果然十分奏效，敌人被打得连气都喘不过来，林彪见敌人已开始溃败，就马上提出组织兵力追歼逃敌。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在作战总结会上，对林彪在这次战斗中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28年6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经、杨开明带着省委的指示来到边界，要红军离开井冈山，“立即向湘南发展”，强迫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为此，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在永新城内召开联席会进行讨论。毛泽东、朱德等人在会上陈述红四军不能轻易离开宁冈、冒进湘南的理由，与杜修经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红军远离根据地十分危险，决定仍坚持发展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原定方针。从安福连夜赶回永新参加会议的王尔琢，也反对冒进湘南，并与杜修经据理力争。
恰在这时，湘赣国民党军队联合进攻永新，朱德、王尔琢根据军委决定，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出击湘东，红军首先攻克湖南的茶陵，后又进占酃县。可是，当部队准备回师宁冈的时候，由宜章农民军编成的第二十九团部分官兵因思念家乡，想取道郴县返回湘南。杜修经坚持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发展的指令，利用第二十九团宜章籍士兵欲回家乡的情绪，引导部队冒进湘南。
朱德、王尔琢得知信息后，觉得二十九团单独深入湘南，处境将十分危险，遂决定率二十八团前去追赶。7月23日，二十九团抵达郴州，在攻城战斗中先胜后败，幸亏二十八团及时赶到，才免于全团覆灭。但在撤出战斗时，二十九团部分官兵仍然不听指挥，并私自散去，“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王尔琢与朱德商量后，就将二十九团剩余的人员编入二十八团，然后率队从资兴、桂东回师井冈山。8月23日，在桂东与从湘赣边界赶来接应的毛泽东带领的三十一团三营会合，并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重返井冈山。
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是袁崇全，党代表是杜松柏。在部队向井冈山进发途中，由袁崇全率部打前卫。8月25日，当部队到达崇义新地圩时，袁崇全突然改变行军路线，串通营党代表杜松柏，伙同副营长，胁迫该营及一个机枪连、迫击炮连共6个连向敌刘士毅部投降。袁崇全的行踪引起了四连连长粟裕、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六连党代表赵尔陆等人的怀疑，他们识破了袁崇全的阴谋，率领4个连设法摆脱了袁崇全，但第五连和迫击炮连还是被袁带走了。
林彪率部疾追，很快便追赶上了二营，并包围了二营驻扎的思顺圩，袁崇全命令反包围，双方一场血战在即。在这紧要关头，团长王尔琢带领军部警卫排赶到，王尔琢边走边喊：“我是团长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一听到王尔琢的声音，部队没做任何抵抗就回到了王尔琢身边。
王尔琢向战士们问明情况后，布置警卫排从两侧包围上去，防止袁崇全等人逃走，当时袁崇全等人正在庙里打麻将，王尔琢念及是同乡又是黄埔军校同学，就不顾危险，对着庙里喊道：“袁崇全，你们快出来，我接你们回去！”听到喊话后，袁崇全首先冲出来，他手持双枪，二话没说，对准王尔琢一连打了几枪，王尔琢当场牺牲。
第二十八团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后补充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的精干力量，全团1900多人，是红四军中有名的“钢铁团”，1个团可以与国民党军1个师相抗衡。王尔琢牺牲后，经毛泽东、朱德再三思考，决定由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接任团长职务，这也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这样，年仅21岁的林彪成为了红四军中仅次于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的第四号人物。
再接下来，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彭德怀的红五军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从此，林彪与彭德怀成了毛泽东、朱德军事上的左膀右臂。
第三章 淡出视线
一、林彪：28岁当上红军大学校长1936年，毛泽东会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亲自任政治委员。又任命林彪为校长，当时林彪只有28岁。
红军到了陕北后，林彪等人很热心地向毛泽东提议办个培养红军干部的大学，并举出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的先例。毛泽东对黄埔军校印象极深，他早就说过老蒋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是啊，红军干嘛不也办一个自己的黄埔军校，培养今后抗日的革命干部呢，毛泽东打定主意要办个学校了。
1936年，毛泽东会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毛泽东亲自任政治委员。又任命林彪为校长，当时林彪只有28岁。林彪那时年轻，干劲大，中央确定校址在陕北保安。林彪亲自带领学员挖窑洞，布置一切。那也真叫艰苦，校舍是窑洞，卧室也是窑洞，睡的是石炕，黑板是石壁，桌子和凳子也是石头砌成的。就像生活在石器时代似的。物质条件差点还罢了，连教员也缺，林彪后来回忆说：“在保安的时候，我们的教员只有3个，也没有专门的职员，那时我是校长，同时也是学生。”但林彪也有自己的办法。他设法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博古等等一些中央的大人物请来给学员们义务授课。毛泽东等人基本上也是有请必到，没让林彪为难。后来。林彪甚至把爱德加·斯诺也请去给学员们讲了课。
毛泽东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还规定了“抗大”的作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三句话八个字，经林彪一提倡，一总结就成了后来著名的“三八作风”。
林彪的办学也有一套，他根据当时时间紧张、环境艰苦等实际情况，提出在学习内容上要“少而精”，要学员在较短的时间内明白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然后融会贯通。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上要艰苦奋斗，抗大学生自己挖窑洞，背粮运柴、养鸡，自己动手做衣服。另外，林彪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要学员熟记军事条令，而且要把军事动作练熟。
后来，抗大果然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得力的人才。林彪当抗大校长的实际时间不长，从1936年7月“抗大”开办到1937年8月，这段时间是林彪主持抗大工作。后来，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以及去苏联养病，就没再主持“抗大”工作了。抗日战争结束后，林彪率部挺进东北，“抗大”总校也随他迁到东北。二、红军到达陕北后又一次与毛泽东出现矛盾
毛泽东与林彪第四次分歧。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三、参战老兵忆平型关之战：打日军辎重队伤亡相当
一时间，八路军和平型关这两个名字迅速传遍中国各地。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盼到胜利的消息了，关于这场战斗的歼敌人数与战果，一直众说纷纭。日军方面也没有给出明确的伤亡人数，但从参加此次战斗的日军编制上来分析，被围辎重队连同解围部队伤亡总数大致应在500至1000人左右。即便以这个数据为准，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和日军的顽强程度，在平型关这样师级规模的交战中，敌我伤亡比例接近1:1仍然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战果。事实上，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中日两军历次交手，中国军队的伤亡大多远高于日军。
亲历者
强勇——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团部司号员
杨永松——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陈绍清——时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工兵连战士
王用中——时为第十四军战地工作队战士
张涣——时为七十二师军医处战士
编导手记
小时候看关于打仗的电影，印象中“好人”们似乎总是守在阵地上舒舒服服地打机枪，与此同时，“坏人”们却总是在开阔的地上抱头鼠窜，纷纷倒下。于是在平日游戏中，总是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抢当“好人”。看着被迫当“坏人”的伙伴们，在自己用嘴模拟的机枪声中纷纷倒下，那种感觉甚是痛快。稍微长大点才知道，原来这种打法叫做“伏击战”。一时间很是困惑，为什么“坏人”总是被“好人”打伏击？
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伏击战”通常是以弱胜强时的最佳战术。守在阵地上打机枪的“好人”未必舒舒服服；同样，被伏击的“坏人”也未必抱头鼠窜。
平型关大捷，一个中学历史考试经常喜欢考核的名词，用家喻户晓来形容恐怕并不为过。有些东西听的次数多了，难免会有些许逆反。我们这一集所有亲历者的记忆，都是从一场大雨开始的。黑夜、暴雨、山洪，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去哪儿，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唯一清楚的就是天亮后要去打仗，打鬼子。鬼子是什么？是日本兵。日本兵是什么样的？还是没人知道。
6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似乎不再有老兵们当年的疑问。关于平型关大捷，课本上一二三四说得很清楚。但在课堂上等着下课的学生们，你们真的了解这场战斗吗？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的准确地点，其实并不在平型关？可否有人知道，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的关系？可否有人知道，为了这场被誉为“抗战第一胜”的伏击战，我们的战士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几位老战士的叙述，既清晰又模糊。
之所以说清晰，是因为老人对于战斗细节的准确记忆。
之所以说模糊，是因为老人对于战略细节的朦胧印象。
历史，也许本就如此。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换装命令。所谓的“换装”主要就是把红军本来的红五星帽子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子。时任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的杨永松回忆：“大家当红军当了这么多年，很多同志都不愿意换，但是要参加抗战，所以忍痛把帽子摘下来，放到包袱里面，作为永久的纪念。”对于换装，还有一些战士想不通，司号员强勇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一换衣服，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非常不愿意换。”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总指挥朱德与各师师长带头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第2天，戴上新帽徽的强勇跟随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启程开赴前线。
短裤衩军队的伏击战
1937年8月底的一天，黄河风陵渡口迎来了一批穿着短裤衩的中国军队。据杨永松回忆，当时因为天气太热，领导允许战士们把长裤脱了，穿着短裤衩行军。
穿着裤衩的部队经过风陵渡口过了黄河，然后到达火车站，乘火车开赴前线。当时一一五师乘坐的那列火车之前是用来运送马的车皮，车上又脏又臭，也没有来得及打扫就开走了。
这支穿着短裤坐火车行军的部队正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队伍中有不少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虽然绝大部分官兵从未见过日本人，但大伙儿的士气仍然很高涨。
当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红军获得了休整的机会，战士们又进行了差不多半年的教育和训练，伙食也比过去好了，基本能吃上大米、白面。所以战士们无论是思想上、体力上都没有问题，士气很高。
1937年9月初，日军开始向山西雁北地区进攻，接连攻陷广灵、灵丘、浑源等地。日军统帅部命令板垣征四郎指挥第五师团主力进攻长城防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所部退守平型关一线，平型关战役由此打响。
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咽喉要道。在它的东北面，左侧有东跑池、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点。位于平型关以北的老爷庙、小寨村一带是日军军需品运输的主要通道，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决定利用有利地形在平型关以北寻找战机伏击日军，从而减轻正面友军的压力。
此时，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已有两个多月，淞沪战场上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登陆，战局逐渐恶化，全国各条战线上，中国军队难求一胜。
9月中旬，一一五师抵达山西灵丘、河北涞源一线，天气变得越来越坏，路也越来越难走。那一年，雨下得很大。由于地基软，路上有的地方陷下去，有的被垫高，还有的地方山上塌方把路给填住了。9月24日深夜，一一五师主力开始向平型关东北方向秘密转进。25日凌晨，雨还在下，司号员强勇正和战友们冒着大雨，踩着湿滑的山路强行军，但他们却只能以随身带着的土豆充饥。雨夜中的山路湿滑难走，突然间，大雨引发了山洪，几名战士失足摔倒，转眼间就被洪水卷走，消失在黑暗之中。大雨如注，河沟里的水哗哗地流。“那时我怎么办呢？我们团里面有马，我就拽着马尾巴过河。”这个细节，强勇记得非常清楚。四、成名后阎锡山亲自拉拢受伤换来一百万子弹
第二天，卫立煌抵达西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当时的国民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认为数目太大，怕蒋介石不批准，提出应仔细考虑。卫立煌闻悉后，亲自打电话与卢佐洽商获得批准。
1937年10月26日，正太铁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的抗战形势急转直下。至此，在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宣告消失，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阶段宣告开始。党中央决定划华北为四大战略区，即以一二〇师开辟晋西北，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一一五师分兵开辟晋西和晋东北地区。
按照中央指示，一一五师从驰援娘子关时即开始分兵，主力由林彪带领由晋东南转往晋西吕梁山，余部由聂荣臻率领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分兵”的工作很简单，主要是确定谁跟主力转移新区，谁留下来。作为一师之长，林彪不愿主持“分家”。分多了怕人家（聂荣臻）有意见，分少了自己又吃亏，他采取回避的方法，推荐政治部主任罗荣恒来主持这项工作。对此，聂荣臻也表示同意。他对罗荣桓说道：“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
罗荣桓确实做到了公平如秤。他亲自挑选一批人留下来。人数虽不多，但很得力，聂荣臻很满意。
斗换星移，春秋更序。一晃到了1938年的3月。这时，林彪已率部到达吕梁山和太岳山脉，经过一年的努力，开辟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当时，在一一五师的侧翼，是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国共双方协同抵御着日军疯狂的“扫荡”。
晋南山区的春天，早晚多雾，云烟氤氲，漫山遍野，五步之外，不辨东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吕梁春多雾，
闻声不辨物。
只听耳边响，
不见眼前过。
3月2日清晨，突然降了一场大雾。迷雾把大地笼罩着，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林彪不听警卫员的劝说，独自一人到住地村外去遛马。
林彪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一遛，竟身中冷枪，负了重伤，留下终生遗憾。
林彪戎马一生几十年，虽然经历过无数次危险，但受伤却只有这一次。这次负伤严重损坏了林彪的身体健康，对他那雄心勃勃的政治生涯不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发了“洋财”，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丰神健骨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林彪有了这匹马，便慢慢养成了遛马的习惯。
这天，林彪一出村，便策马奔驰。“千里雪”飞踏腾空，闯村过店，清脆的马蹄声沿山区小道一路响起，不知不觉的，林彪已进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
阎锡山的部队紧邻一一五师。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边缘布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防区外的蹄声和马嘶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中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正朝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日军军官无疑，下令开枪。
枪声过后，林彪和马仆倒在地上。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时，他已由于失血过多，昏死过去。
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一一五师师部，进行急救。阎锡山听到消息，大为惊讶，亲自带着医官前来为林彪会诊。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医疗条件太差，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弄不好会造成重大医疗事故，更何况林彪是大名鼎鼎的传奇式人物，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
几天以后，林彪才清醒过来。望着病床前一双双忧虑、诚挚的眼睛，他露出一丝苦笑，说：“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这句湖北土话的确代表了林彪当时的心情。
伤，虽然细想起来十分窝囊，但林彪这次却表现出了一个儒将所显露出来的宽宏大量和坦荡之心。他没有同意阎锡山提出的枪毙肇事者的意见，宽恕了那个闯祸的班长和士兵，这使那位班长和他的士兵感动得涕泪交加。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后打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来为林彪治疗。
傅连，福建长汀人，原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27年在长汀任福音院院长时曾尽力抢救过八一起义部队的伤病员，1933年参加红军后，历任中央红军医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傅连医术高明，为人厚道，深得中央领导同志的器重。同样，派傅连来晋西，也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
在傅连的精心治疗下，林彪的伤情得到控制，伤口也渐渐愈合了。但是，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伤口发炎，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在床上滚来滚去。
1938年春，鉴于林彪身体日益虚弱，伤口恶化，八路军总部决定派人护送林彪到延安休养。
早春三月，桃苞绽放，柳枝爬绿。青青的嫩草，婀娜娇柔；玲珑的翠鸟，啼啾悦耳。延安城外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又响起了粗犷激越的信天游。
带伤的勇士比健还的英雄更惹人爱怜，这是古今通例。毛泽东为载誉归来的林彪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劝慰他宽心养病。二十里堡，昔日一座偏僻宁静的小山村，由于林彪的到来而喧闹非凡。每天都有抗日团体或军政要人前来探望致意。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次是卫立煌探病。
1938年4月，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顺道访问延安，专程前往二十里堡慰问林彪。行至半途，他突然下车，对部下说，“快搜搜荷包，看有没有钱？我今天忘记准备犒金了。”原来国民党军队素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师长受伤，礼金通常要高至数千元。众随从把口袋搜遍，也只六百元钱。“这怎么行？太少了，太少了，”卫立煌急得直搓手，“事后再送，行不行？这失不失礼？”
卫立煌的秘书说，“好像没有事后再送钱的规矩，这显得诚意不够，不如看望林彪时探询他需要什么。”“好主意。”卫立煌上车，赶到二十里堡，热情地与林彪交谈，问他是否能帮上忙。“帮忙？”林彪摇摇头，表示感谢。“譬如药品，食物，衣服……”，卫立煌专拣边区紧缺的物资说。“我本身没有什么需要，一切都很齐备。”“那部队有什么困难呢？”卫立煌不送点东西不甘心。“部队缺弹药。”林彪直盯着卫立煌。“一言为定，我就送弹药。”
第二天，卫立煌抵达西安，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当时的国民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认为数目太大，怕蒋介石不批准，提出应仔细考虑。卫立煌闻悉后，亲自打电话与卢佐洽商获得批准。后来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后勤司令杲海澜也因数目庞大，不敢执行。卫立煌又打招呼，说，“我是前敌总指挥，对于抗日有功的军队，都要一视同仁。照单拨出，出了问题，我卫立煌负责。”
三十天后，当十余辆军车把子弹、罐头送到二十里堡时，林彪苍白的脸上露出激动的红晕，他连连说，“礼重了，礼重了。”五、林彪“平型关战斗”大胜确实“违背毛主席教导”
林彪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规模很大的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大陆的出版物都称这场伏击战为“平型关战斗”，甚至称之为“平型关战役”。人们普遍只知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而不知阎锡山指挥的“平型关战役”。窃以为，为避免与阎锡山指挥的“平型关战役”相混淆，也为了叙述历史时的方便，应将林彪指挥的这场战斗称为“乔沟伏击战”。“平型关战役”与党史、军史上所说的“平型关战斗”不是一回事。中共党史、军史上所说的“平型关战斗”，由林彪指挥八路军115师完成，是整个“平型关战役”中的一个插曲。
抗日的“国军”终于成了“我军”
1937年7月，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方面则在蒋介石领导下开始全面抗战。战争初期，日军攻势凌厉，集中优势兵力占领中国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1937年9月，平绥线上的日军攻占了大同，随即剑指太原。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奉命在平型关阻击日军。阎锡山派出了8个军近10万人拦截日寇。阻击战打得十分惨烈，国军成连成营成团地牺牲，伤亡重大。在整个战役中，国军多有可歌可泣、感天动地之表现。但终因武器装备差得太远，血战近20天后，平型关失守——这才是“平型关战役”。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了阎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书，其中有记述平型关战役的《平型关往事》一文。阎明采访了杨得志、杨勇、徐海东等多名乔沟伏击战指挥员的后代，有些地方还是很可信的。文中这样叙述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平型关阻击战：“面对日军对山西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层层阻击……9月12日广灵前哨战揭开了平型关战役的序幕。当天上午，日军向山西门户、河北蔚县暖泉镇进攻。晋绥军担任警戒的一个连拼死抵抗，全部阵亡。第33军军长孙楚令第73师师长刘奉滨星夜驰援。9月13日在蔚县东石门一线，近千名日军借炮火掩护向我军发起猛攻。营长张见勇率部猛烈还击，并奋不顾身冲出战壕与敌拼杀，阵地失而复得4次，张营长和一名连长阵亡。在紧急关头，团长吕超然亲率预备队1个连进行反击，不幸头部中弹牺牲。阵地上官兵见团长阵亡，怒不可遏，勇猛拼杀，毙敌百余名。由于敌人火力过猛，该团有千余名官兵阵亡。此时师长刘奉滨正在前线督战，为夺回阵地，他亲率4个步兵连组成的奋勇队，抡着大刀片冲向敌人。他们前赴后继，纵横砍杀，刘师长受伤4处仍不下火线。奋勇队死伤过半，4名连长有3名阵亡，有的士兵被敌人扑倒后，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在火烧岭阵地，中国守军歼敌200余人后转入团城口防御……在灵丘北山防御中，我守军以阵亡营长一名、连长2名、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毙敌400余人。”“9月21日，日军向平型关晋绥军独8旅发起进攻，我守军居高临下给予迎头痛击。敌人用成排大炮向我轰击，又出动飞机百架，每30架一组轮番轰炸，并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守军用一个营兵力组成刺杀队出击迎敌，在山坡上展开了白刃战。阵地经反复争夺，敌遗尸累累。守军伤亡巨大，三个团损失了一个团。623团1营500多人，只剩下148人，其中第1连、第2连全部阵亡。”“平型关战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央军、晋绥军为阻击日军南下太原，在平型关、团城口、茹越口等长城线上顽强抗敌，付出惨重代价。先后有上万名将士捐躯尘土沙场（其中旅长1名、团长2名、代理团长2名，营长数十名），他们和八路军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次战役虽然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太原，但也给其以沉重打击，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军调整新部署，延缓了西犯进度。”
阎明的父亲也曾是林彪的部属。有趣的是，阎明称呼阎锡山第二战区部队时，时而用“国民党部队”，时而用“中国守军”，时而又用“中央军”、“晋绥军”，但也常常用“我军”。大陆的出版物，用“我军”称呼抗战时期与日军拼杀的国民党部队，是一种“突破”，更是一种回归。这是“常识”的回归，也是“良知”的回归。对于中华民族的后代来说，当年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军”，不是“我军”是什么呢？难道是“敌军”不成？
1937年2月至8月，国共两党经过5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将中共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与国民党的军队并肩抗战。红军从赣、闽、鄂、豫、皖等地“长征”到西北，旗帜上写的是“北上抗日”。翻阅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可知在改编后，毛泽东立即为八路军确立“抗日原则”。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以及八路军各师首长，强调“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9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再次强调：“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使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在整个抗日大局中，八路军并不起决定作用，因而决不能与日军正面作战，决不能与日军硬拼，这是其一。其二，八路军虽然名义上已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分，但在实际上应坚持“独立自主”，决不能真的听命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听命于委员长蒋介石。换言之，对日军何时“抗”、何处“抗”、如何“抗”，都要完全由自己做主。毛泽东发出这些电报时，“红军”已成为“八路军”，“红军”这名目已不存在。但毛仍用“红军”称呼自己的部队，这也颇耐人寻味。
林彪“惨胜”的两重意义
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打响第一枪，到被改编为“八路军”，中共的部队未与日军正面接触过。红军成为八路军后，很快就遇上了平型关战役。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八路军配合阎锡山作战。但是，在整个战役中，选择什么时机、什么地点介入，以及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则完全“独立自主”。林彪的115师奉八路军总部之命，从侧翼接近日军，寻找战机。阎明所著的《往事不忍成历史》中《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乔沟伏击战”有较详细叙述。林彪率115师越过五台山，穿过国军和日军的中间地带，悄悄到达平型关附近。据阎明书中说，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至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林彪于是决定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与日军一战。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安排部队埋伏，等候日军到来。林彪命三个团在两侧埋伏，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弋，牵制日军。这次伏击，115师算是全师出动。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之一部分，进入乔沟伏击圈，115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进入沟中的日军被全部歼灭。
这场乔沟伏击战，有几个问题现在已很清楚。一是进入乔沟的日军，是一支后勤部队，担负为作战日军补给物资的任务。这一点，从大陆各种有关出版物中对于此次战果的介绍亦可看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中说此次“大捷”，“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说“缴获了大批枪弹、大炮、车辆和军用物品”。阎明的《往事不忍成历史》则说“缴获辎重无数”。平型关战役是山地战，日军作战部队长途远征，当然应该尽可能轻装上阵，不可能带着大量物品。汽车更不是作战武器。而这一队日军，有一百余辆汽车，有大量军用物品，有“无数辎重”，无疑基本上是一支后勤部队。第二个问题，是这队日军到底有多少人。大陆较严肃的出版物都说一千余人，台湾的出版物则或说七百余人。我想应在700至1000之间。第三个问题，是八路军方面出动了多少人，伤亡有多大。林彪以三个团伏击，以一个团牵制。我不清楚当时115师每团实际人数是多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有1000人左右吧。这也就意味着，林彪以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打了这次伏击战。大陆的“事件人物录”、“大事年表”这类严肃的出版物，也只介绍这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不介绍115师的伤亡情况。在诸种此类出版物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在介绍了115师此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和巨大意义后，以这样的话结束：“但是，在抗战期间，我八路军在很弱小的情况之下，不宜于过多地开展平型关战役这样的战斗。”既取得了辉煌战果，又有着重大意义，却“不宜过多地开展”，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于115师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阎明的《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于115师的伤亡也有说明：“板垣的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三个营的战士们前赴后继向敌人猛冲，自己也付出重大牺牲，仅5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30人了。”“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三营九连，冲上公路全连只剩下10多人了。”仅这两个连，就牺牲了两百多人。总伤亡是多少呢？是“千余人”。林彪是赫赫有名的战将。115师是富于战斗经验的中共精锐。所以，在八路军方面，可谓是精兵良将。在人数上又数倍于日军，且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形，发动的又是突然袭击。日军在人数上远少于伏击者，只是一支担负后勤补给的非战斗部队，在地形上则处于绝对劣势，遭遇的是猝不及防的打击。这样的一场伏击战，林彪居然打了一整天，说明日军在峡谷里抵抗了一整天。如果以伤亡论胜负，双方实际上几乎打了个平手。如果说林彪最终胜利了，也只能说是惨胜。
但以少胜多是“胜”，惨胜也是“胜”。而“胜”在抗战初期，对中国方面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事啊！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日军似乎真的不可战胜。而八路军居然首战告捷，居然将近千人一队的日军全部歼灭，确乎有鼓舞人心之作用。经过宣传，115师的这次伏击战，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它至少让国人知道，“皇军”是可以战胜的。这是乔沟伏击战对全国抗战的意义。
但这场伏击战对中共方面，却另有意义。这是中共军队首次与日军交锋。而“惨胜”的结果，让毛泽东等人充分了解了日军的战斗力。如果说在与日军正式交锋前，毛泽东进行“山地游击战”的决心就很坚定，那么，经过这次伏击后，不与日军正面交战的决心就更是不可动摇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林彪指挥的这场伏击战对于奠定中共此后八年的抗战方针，起了现身说法的作用。毛泽东也可以此为例，说服那些不同意他抗战方略的同志。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9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9月25日正是115师与日军血战的一天。对于这场与日军的首次交战，毛泽东毫无疑问是高度关注的，战斗的进展随时会通过电报而知悉。他在林彪正与日军拼杀时就给北方局发这样的电报，很可能战斗开始未久，他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可以说，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如果事先知道伤亡千余人，是不会打这场伏击战的。要打，也是另一种打法。毛泽东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就致电北方局，是迫不及待地告知北方局：这样的打法，以后不可再有。
关于“百团大战”
阎明所写的《平型关往事》，最后写了“胜利与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中共高层意识到，这样的硬仗，以后不能再打：“平型关战斗后，我军前线指挥员与中央军委、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趋于统一。即：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与日军交锋前，对于毛泽东“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共高层或有不同意见。首次交锋后，那些原本不同意毛泽东观点者，终于同意了。是日军一支非战斗部队的战斗力，让他们信服了毛泽东。
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对日作战，还有1940年下半年主要由彭德怀策划指挥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受到毛泽东的否定，甚至成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其实“百团大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战役”。彭德怀的目的是毁坏公路和铁路，以此阻碍日军的扫荡。参加者除正规军外，还有大量非正规军和普通农民，铁锹、锄头等也是重要武器。毛泽东对此次行动不满，也并非因为这是一场“硬仗”，而是因为此次行动暴露了中共的军事实力。后来，当人们说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时，“百团大战”总是一个证据。
而在1971年林彪出事后，“平型关战斗”也曾成为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证。阎明在《往事不忍成历史》中，披露了一些令人感叹不已的事情。据阎明说，林彪出事后，平型关纪念馆关闭，从各处弄来的“文物”被撤走，纪念馆玻璃被砸，门窗被卸，“纪念馆内供暖设施也被搬进县委招待所”。而“追查建馆责任，谁也不认账”。“偌大的纪念馆一片狼藉。最后只剩下门厅里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塑像无法搬走，任凭他老人家孤独无奈地坐在那里，迎着塞外吹来的凄风苦雨，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阎明书中还披露了一件有趣的事。1974年5月，山西某报社写了一篇题为《功罪千秋的平型关大战》的批林文章。文章基本观点是否定“平型关战斗”，将“平型关战斗”与“百团大战”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文章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发表前，清样送到了当年与林彪一起指挥乔沟伏击的聂荣臻元帅办公室征求意见。聂荣臻致信姚文元，不同意发表此文。这篇文章，将一场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作为林彪的罪状，当然荒谬。但说林彪此次行动“违背毛主席教导”，却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毛泽东的确在此之前就“教导”过自己的部队：必须坚持“山地游击战”，不要与日军正面硬拼。
林彪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规模很大的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大陆的出版物都称这场伏击战为“平型关战斗”，甚至称之为“平型关战役”。人们普遍只知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而不知阎锡山指挥的“平型关战役”。窃以为，为避免与阎锡山指挥的“平型关战役”相混淆，也为了叙述历史时的方便，应将林彪指挥的这场战斗称为“乔沟伏击战”。六、林彪回国后为何转任抗大校长和中央党校副校长？
除了让林彪继续担任抗大校长外，毛泽东还让林彪去他刚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当副校长。有2500人的中央党校可以说是当时王明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一些人言必称苏联，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整风前几乎不去中央党校作报告，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同样有苏联背景，且被斯大林称为“天才战将”并获斯大林赠枪赠笔，这一点是留苏派的其他人无法比的。毛泽东把林派到中央党校，就是要借他去加强那里的整风运动。
林彪和毛泽东谈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个月的“统战”经历，更谈了他在苏联的感受和对新中国的展望，以至于到了1958年，意气风发的毛泽东还记得：“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5月末，左权牺牲，彭德怀于6月2日、15日和7月8日3次致电毛泽东，建议最好由林彪出任八路军参谋长，7月15日毛泽东回电：“林病仍重……”
毛泽东对于林彪下一步工作的安排有自己的打算。
除了让林彪继续担任抗大校长外，毛泽东还让林彪去他刚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当副校长。有2500人的中央党校可以说是当时王明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一些人言必称苏联，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在整风前几乎不去中央党校作报告，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同样有苏联背景，且被斯大林称为“天才战将”并获斯大林赠枪赠笔，这一点是留苏派的其他人无法比的。毛泽东把林派到中央党校，就是要借他去加强那里的整风运动。
在2月20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林彪返延身体好了许多，唯尚须休养，他在兰州、西安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诸人曾有深谈。据林说，国民党统战工作很可开展，要我告你注意。”在重庆的周恩来经过调查，于3月21日致电林彪，称赞林在“新疆、兰州、西安进行的统战活动影响极好”，毛和周都有让林彪再做统战工作的意思。
6月16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电：“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相互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的策略就是错误的……请认真对待这一情况，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共产党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必须同蒋介石一起澄清解决……”毛泽东6月25日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8月14日，蒋介石在解决新疆问题之际，在重庆召见周恩来，表示想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毛泽东最好不要去。周建议：一、毛称病，由林彪代毛去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一起去西安，周再回延安偕林彪或朱德去西安见蒋。
8月17日，毛泽东回复周恩来：拟派林彪去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
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知周恩来：林有3个有利条件，第一他是蒋黄埔军校的学生，第二他是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官，第三他才从苏联回来，有国际、苏联背景，所以决定由林代毛去见蒋。
此后，周恩来向政治局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再定毛是否出来。”
在接到蒋的电约后，林彪9月14日一早从延安出发，但因汽车故障和路面坍塌，17日才到西安，此时蒋已返回重庆。胡宗南告诉林彪：校长行前留话让你到重庆面谈。林彪将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指示林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洽，关系疏通后再去重庆。毛同时告周：“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
在重庆的统战与谈判
林彪从西安出发，尝够了“蜀道难”的滋味，于10月7日晚到达重庆。随后，林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的身份拜访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
10月13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拜见蒋介石，
林彪开门见山：“接校长电报后，毛先生即约我数次谈话。他强调要我转达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之期望等问题。先说抗战建国，此次中国抗战的胜利毫无疑问，德日的力量已尽量使用，现在是战争的转折关头……将来英美对于日本必从太平洋以海空军合力反攻，我与苏联可协同从陆上进去。”“抗战目的在建国。我曾经旅居苏俄，那里民族复杂，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字均不一致，天寒地冻，农作物种类稀少，人口不到我国一半，他们却在一次世界大战20年后完成建国大业，现今能抵抗世界最强大之德国，其经验可供我们效法……国内统一与团结是建国成功的基础。毛先生一再强调：今后我们两党应彼此接近，打成一片，以求实现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我们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将来也必拥护。”林对蒋提出期望：“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中国不可内战。”
林彪见蒋面露不悦之色，干脆硬到底
……“万一内战不可避免，中国地域辽阔，我回旋余地绰绰有余。而且我国经济条件与欧美大不相同，我可到处种棉织布，生产稻麦，即使到山地，也有苞谷可吃。所以国内党派问题，不是用兵可解决的。总之，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及军事各方面而论，中共希望中国从此能团结统一，而不发生内战，特为校长呈明。”（吴子勇《阋墙御寇》）
这次会见后，蒋介石指定张治中同林彪谈，随后他们就在张的家中谈，谈了很多次。起初，林彪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政治进攻，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把共产党军队编成两个集团军并发饷发弹等。但张治中说：“现在谈这么细尚早，你先去同各个方面多谈谈，然后我们再谈。”
林彪随后拜访了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陈诚、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李宗仁、白祟禧、邵力子等国民党高官，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合作的诚意，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他还看望了很多黄埔时期的同学，国民党军统局局长、黄埔六期的戴笠还设宴招待了他。
林彪也找过军令次长刘斐谈话。刘斐同张治中一样，只愿意谈原则问题，不愿意谈具体问题，并推说：“你提出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谈，不过委员长命张部长负责谈判的事情，你还是找他先谈。”
此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呼声甚高。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召开，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犯法令……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同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林彪：你第一次同蒋介石见面时是否提到我想见他？如果没提，下次见蒋时，请他提出会面的时间、地点。毛泽东并让林同张治中会谈时，请张帮助制止李宗仁部对李先念部的进攻。毛泽东还亲笔致信蒋介石：“前承宠召，适染微疾，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
林彪于12月16日再次同蒋介石见面。林除了转达毛的会面请求外，还表示拥护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接着要求蒋“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压迫，发还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等。蒋介石则表示，“三停、三发、两编”都是小问题，要先解决各个政治团体集中起来的大问题。林则坚持：小问题不解决，大问题更难解决。蒋保证他绝对不会让中共吃亏，并承认中共是爱国的，是有思想、有头脑、有主张的。当林直接提出恢复新四军番号并释放叶挺时，蒋十分不悦：“承认新四军就等于不承认政府。”但对林却说：“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说。你也不必太匆忙，出来一次不易，可以在重庆多住一段嘛。”随后，二人就闲聊起重庆的名胜、掌故来了。
林、蒋会谈后，林彪电告毛泽东：“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但不许再提新四军事。”
12月24日，林彪奉毛泽东之命，在同张治中会谈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了共产党的4点建议，即：（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办报；（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4个军12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这4点建议后来被称为“林案”，以后的国共谈判均以林案为基础。
对于“林案”，张治中“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具有合作抗日的诚意”，认为国民党可以接受。但是，在蒋介石主持讨论的一次会议上，到会的人“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4军12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混。蒋始终既不表反对，也不说赞同……”张治中告诉林彪：我已尽力了，以后你还是找何应钦吧。（《张治中回忆录》）“林案”被国民党方面彻底否定
进入1943年后，毛泽东想的仍是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他1月25日致信彭德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9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
国共双方都明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问题的枢纽在欧洲、在太平洋。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大转折：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军歼敌150万；2月7日，瓜岛战役结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全面进攻。
蒋介石已看出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让他坐立不安的是共产党势力在不断壮大。蒋介石3月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28日，周恩来、林彪获知视察印度远征军的何应钦已回到重庆，便去会见，询问他对中共3个月前所提4项条件的态度，何应钦当面否决了“林案”。随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同林彪谈，而且不让林彪回延安。
随着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借机发动“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国民参政会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
蒋介石、何应钦等的表现给林彪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林彪在解放战争初期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有清醒的认识。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中共中央估计东北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有利谈判，毛泽东要求林彪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1月15日，林彪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说：“中国已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立……”林彪则始终坚持：“蒋介石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所谓的和平，实际上是消灭我们的一种手段。你看吧，这仗非打不可！”
叶群在延安被抓事件
1942年4月，林彪、贺龙同叶群、薛明相识，经朱、毛撮合，林、叶2人于7月1日结婚，一个月后贺、薛也成婚。
1943年春，当林彪还远在重庆时，延安的审干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其间发生了薛明抓叶群的一幕。叶群、薛明从一二九运动时期就在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天津、南京、南昌、武汉、西安一直到延安，她们算是老相识和老朋友了。但薛明认为叶群有段“历史”不清楚（叶19岁到延安），希望她主动向组织说清楚，叶不肯。薛明就让其警卫强行把叶群“架”到组织部门，叶群寻死觅活……权延赤的《龙困》一书中说：“当年延安发生的那一场‘剧’，以林彪赶回延安拉下了大幕。林彪将马鞭子摔在办公桌上，高声叫骂：‘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老婆……’于是……赶紧放人，给叶群作出了政治历史清白的结论。”
事实上，叶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了行动自由，根据林彪井冈山时的战友曾志的回忆：“在党校一部，我与叶群两人同住一间平房……林彪已去了四川。她（叶群）在另一支部接受审查……她又哭又闹，回到房间也是哭哭啼啼。生活上也弄得乱七八糟……学校的厕所很远，她……就在房间往洗脸盆里大小便。晚上或清晨有时也用菜碗接尿，然后顺手从门缝往外泼，弄得屋里屋外臭气烘烘……林彪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人呢？”“对叶群的审查不久也告一段落了，她得到了比我更多的自由，星期天可以回家了。”（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林彪当时并不在前线，而是在大后方重庆，根本没有可能“赶回延安”并且要求放人。
国共谈判搁置，林、周回延安
1943年6月4日，周恩来向张治中提出，因国共谈判暂搁，林彪决定回延安，自己也拟同返。7日，蒋介石同林、周会面，表示允许他们回延安，“至于谈判嘛，以后再说”。
此期间，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你等应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
6月25日，周、林向蒋介石辞行，指出胡部的“异动”。蒋敷衍了事：“让我查查，如是事实，我不允许。”周、林根据蒋在会谈时的表现，断定蒋进攻延安的决策已下，致电毛泽东早做准备。林、周在向何应钦、陈诚等辞行时表明中共“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
6月27日晚，张治中设家宴单为林彪饯行，并把蒋的一封亲笔信交给林，请林直接交给毛泽东，信中说“如能驾渝惠晤，尤为欣慰”。根据张在回忆录中所写：“蒋约我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他当时就亲笔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我……是不是由于1943年5月第三国际宣告解散，曾引起反动派招降共产党的幻想，他也存在此幻想呢……但是，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先生来重庆伏下一笔。”
6月28日，周、林等一行百余人离开重庆。时正为胡宗南部奉蒋命欲部署进攻延安，中共公开发电揭露制止国民党方面阴谋。
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若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险境地，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作战任务。”同日，毛泽东电告重庆的董必武，让他通过美、英在国际上揭露蒋的阴谋。5日，主张抗日的胡宗南向蒋发电，表示“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定会受到盟国责难，而且日军可能乘机渡河”。
7日，朱德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和胡宗南的电报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美、苏、英等国大使纷纷警告国民党政府，不要内战，否则停止援助。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公开表示，如果发生内战，他就把美国给的飞机全部带走。但是蒋介石8日致电胡宗南：按兵不动。
周、林在返延途中，接毛泽东电：就近同胡宗南交涉，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一切可以和平解决。9日，周、林到达西安，在西安停留的5天里，他们对胡宗南、邓宝珊和熊斌及其部属开展统战活动，明确表示只要一开内战，就不可能抗日，国民党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周、林指出：赞成“打延安”的人，不一定都是打定了投降主意的人，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要抗日的。可你们忘了10年内战的经验吗？你们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无不如此。
10日，朱德再电胡宗南：“若被攻击，势必自卫。”胡电复朱德：敝部换防，请勿误会。12日，胡宗南围攻边区的部队奉命撤回。
16日，周、林一行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热烈欢迎。
21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此次反共高潮……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于是不能不否认，尽量敷衍周、林，并稍示和缓……”
30日，毛通知彭德怀：“一）周、林返延，七大准备开会……（四）蒋、胡进攻边区计划……被迫暂时停止，争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军事防御准备绝不松懈。”
的确，从那时到抗日战争胜利，国共关系没发生较大的问题。七、身为毛泽东弟子的林彪在苏联担负特殊使命
转往苏联治疗中依然坚持工作，事实上养伤是次要，考虑到当时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毛泽东派林彪在苏联养伤，并在共产国际工作就大有深意，事实上，这种工作并非林彪被雪藏的证明，恰恰相反，这种事情，只有最嫡系的心腹才能领会并操持，也只有毛泽东林彪这种近乎师生关系的两人，才心领神会。
1938年冬，林彪到苏联治伤，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林彪在苏联期间除了治伤之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就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危机，林彪两次提出书面意见，并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面谈，对共产国际的有关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林彪的意见，现在看来，有一些是正确的，也有不少是错误的。他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内在因素。
第一次接触：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六届六中全会情况
林彪到苏联后，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2月14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并转交了全会的文件。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行了15个月以后召开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中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的前一天，即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曾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报告了会议的主要情况。但会议形成的各种文件由于交通的原因，尚未送到共产国际。同时，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据王明称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对此不能不慎重，需要派人向共产国际解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而林彪恰在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到苏联治伤，便承担了这项任务。
在这次和季米特洛夫的会见中，林彪汇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此外，林彪还汇报了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后方部队以及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人员数量、经费情况，并谈了面临的经费、武器、干部缺少等方面的困难。
就在林彪到达苏联之际，国共关系出现了恶化。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1938年冬开始，国民党在陕甘宁、华北、山东、华中等地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后方机关，残害共产党员、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1939年5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乌鲁木齐的电台转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通报了国民党的反共动向。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曼伊尔斯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告知：“5月底将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六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内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动和变化而出现的当前的政治形势。”并说：“在随后的电报里我们将开始向你们定期通报国共关系、军事形势、八路军和新四军状况、中共在全国的活动问题。”电报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指示。
共产国际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林彪名列其中
5月20日晚上，任弼时、林彪到季米特洛夫处谈中国问题。这说明，林彪开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这次会见，议定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底会议的建议。5月21日，季米特洛夫根据同任弼时、林彪议定的建议内容给中共中央回电，认为：“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因此，党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的投降派。”具体策略为：“党应该更加紧密地联系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他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季米特洛夫还特意强调：“动员群众，加强国共合作是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争的最好方式。在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露反共运动的叛卖性质的同时，党不应给人提供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而要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民族战线。”
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古利亚耶夫报请曼努伊尔斯基批准，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领导，成员有13人，林彪名列其中。
6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小组的工作计划。7月5日，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该小组改为中国问题小组。
莫尔德维诺夫在7月8日的小组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共的报刊总是过分强调国共两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同等地位、国共两党领袖即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同等地位，过多地描写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和边区的扩大；在处于国民党政府影响之下的那些地区的群众工作，总是带有争夺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权，而不是扩大和巩固已存在的由国民党领导的组织、工会、“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说的停止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莫尔德维诺夫认为这意味着在全会之前，中共进行过这种工作。并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中共就是重犯了1925年至1927年的错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了地下支部，最后导致了“三二〇事变”。
莫尔德维诺夫提出，如果蒋介石今后继续抗日，并且没有与敌进行勾结的条件，中共就应该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在这场战争中坚决支持到底。共产党在政府中和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加强，不仅不能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而相反，会削弱抗战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地主和将军们，都是准备参加和将参加抗战到底的。但如果他们面临选择，是要共产党人还是要日本人，那么，很多人将会动摇。很多人会选择日本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共产党人都只能是少数。这就是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应该是不使人提出这些问题。
对于顽固派提出的取消陕甘宁边区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认为，边区的存在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它不会加强中国共产党，而会分散中共的主要力量。边区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但现在起着相反的作用，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削弱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就应该取消它，或者根据这样的原则改组它。日本随时都可以占领这个地区。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统一战线问题认识错误林彪表示反对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明显是错误的，是十足的右倾观点。虽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但其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高级顾问，是会影响一些人的，说明在共产国际内确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存在不正确的认识。
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蒋介石会继续同日本作战，但取决于外国的援助和同日本作战的情况，如果遭到挫折或失败，或者其周围的人或英国压迫他投降，他就会动摇。我们应该集中火力反对投降派和媾和运动，清除各种失败主义情绪，反对投降派，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并逐步把他们从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任弼时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出现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统一战线联合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和敌对的阶级。国共合作不可能没有磨擦。因为这两个政党之间打了十年的仗。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就其利益而言，是矛盾的。发展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
针对顽固派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问题，任弼时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取消边区，国民党还会向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还会要求取消八路军和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就无处安身，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表明，中共中央位于作战地区就不能对全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取消边区就意味着国民党军队开进这个地区，改组边区政府，把分得的土地还给地主，共产党逐渐丧失所有过去的成果。中共中央决不能迁往重庆，因为那里不能保证自由。同时，中共在那里没有地方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特别是党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干部。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作了较长发言，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在战争中得到巩固。越是顽强地继续抗战，统一战线就会越巩固。在两年的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增强了。以前许多中国人惧怕日本人，而现在这种恐惧感大大减少了。关于国共磨擦问题，林彪赞成任弼时的意见，认为国共磨擦和冲突是不能彻底根除的，中国共产党有实力，它才有资格与国民党谈统一战线问题。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和冲突，但不能靠一味的让步来调节冲突，而不得不以磨擦反磨擦。否则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要求我们取消边区，然后取消八路军，再后取消共产党。有时，以磨擦反磨擦会取得积极的效果。
讲到这里时，莫尔德维诺夫插话，要求林彪举例说明。林彪以山东国共军队磨擦为例，说：“一开始我们避免发生冲突，但他们却更加猛烈地进攻我们。后来我们决定消灭他们，结果由三个团组成的这支队伍变成了三个连。此后他们老实了。后来日本人进攻他们，他们没有退路，我们就接收了他们，并让他们驻扎在一个最可靠的地区，这样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好了。”林彪表示，他也赞同任弼时关于陕甘宁边区命运的意见，认为取消边区弊大于利：第一，取消边区并不能根除磨擦；第二，也不能增强团结。尽管可能由于边区的存在而产生磨擦，但同时它也在推动国民党去抗日。若是取消边区确实能巩固统一战线，那当然可以取消它。但恐怕未必如此，如果不能达到两党更密切合作的目的，那么，顽固派就会更加趾高气扬。
莫尔德维诺夫担心地问：“如果边区被日本人占领，那么，我们的机关、学校去哪里？”“如果延安城丢失，那会怎么样呢？”
林彪回答：“这一点早在去年（日本人进攻边区的时候）我们就预见到了。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地方，储备了粮食，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党政机关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离这些马氏将军的驻地更远些。”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支持了任弼时的意见，形成了与会的中国同志与小组领导人莫尔德维诺夫在如何制止国共磨擦、巩固扩大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截然不同的意见。莫尔德维诺夫于8月19日写给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的报告中，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不得不承认“陈林（即任弼时——笔者注）、林彪和毛泽民同志在发言中所引用的理由最有分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地区对中共中央和分布在这个地区的那些学校的合法存在是必要的。同志们认为，[中共]中央驻扎在重庆是不安全的。驻扎在八路军或一般的日军后方，通讯联系就会遇到困难，中央的活动也会受限制。”任弼时、林彪以及其他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如何看待国共磨擦和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
皖南事变后，林彪与共产国际交流提出3点建议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发去电报，报告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同时还报告：“蒋介石派出20多个师，对我军在江苏、山东、安徽和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进攻。他们准备在全国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表示：“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
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立即同苏联领导人紧急磋商解决国共合作危机的办法，并征求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的意见。由于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将任弼时调回延安，林彪是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干部，并在1939年7月参加中国问题小组，讨论过当时的国共关系问题，于是季米特洛夫将有关情况通报给林彪。
2月5日，林彪致信季米特洛夫，谈了他对皖南事变后中国时局的看法。
林彪信中认为，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理由是：中国十年内战时，共产党的力量比蒋介石小得多，但国民党未能消灭共产党和粉碎它的武装力量。现在国民党要对共产党发动内战，这意味着蒋介石必须动员比十年内战时期多得多的力量。这个他做不到。在国际上，美英希望借中国人之手继续对日作战，从而遏制日本人向南推进。因此，他们不希望中国向日本投降，不要求国共分裂，而是争取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和消耗他们的武装力量。
林彪认为，但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其一，国民党采取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经常这样做，对皖南新四军的袭击就有可能意味着采取试图实行分批歼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策略。其二，发生美日战争，日本为了战胜美国，可能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而蒋介石从对日战争中腾出手来，会把其力量用到对付共产党人上。
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袭击对象，林彪的分析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是国民党在1927年执政后的基地。无论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还是外国帝国主义者，都怕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大。新四军皖南部队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它一方面面对日本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它离开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同时不排除这种可能：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是发生这次武装袭击的原因。
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在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林彪认为是因为中共想利用有利局势在1941年初召开七大，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进攻，共产党就没有能力组织反击和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因为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参加党的代表大会都不在。
对于中共在皖南事变后应采取的策略，林彪提出三点建议：1.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必须广泛地向人民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在挑动内战。要证明，内战是向日本投降的桥梁。向日本投降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灭亡，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人民变成殖民主义的奴隶。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并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唤起千百万群众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反对内战，反对策划旨在阻止人民进行抗战的挑衅性武装行动。2.在军事方面实行防御，但不放弃局部进攻，以向群众表明，我们在尽力避免内战。同时在确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不放弃武装反击，教训不自量力的内战挑拨者。实行这些举措都要从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3.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谈判，争取实现中国共产党的12条要求。如果在谈判中国民党要求新四军撤出长江以南地区，在换取另一个更为有利的地区情况下，可以同意。
林彪认为，在一些中共组织的共产党人当中和中共一些领导人那里，有过“左”的错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如1937年底，当国民党部队从华北撤退时，八路军的某些负责人就曾倾向于解除国民党撤退部队的武装。这被预先制止了。当国民党军队处境危险时，我们的部队不是始终向它们提供援助，而主要是关心自己影响的扩大和部队人数的增加。
季米特洛夫对林彪的意见非常重视，并将林彪的信转给斯大林
林彪强调指出：在我们的同志当中，有人一直不想作出任何让步。他们很难作出妥协。
林彪还说，中共着力于敌后分散的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他曾不止一次地请求中央允许组织对日本人的有力打击，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只好自己主动在平型关进行作战。尽管平型关战斗中部队有很多牺牲，但这次胜利决定性地改变了当时在华北形成的危机局面，结果中国人民颂扬我们军队并坚信自己的力量。林彪自豪地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至今一直利用这次战斗作为宣传鼓动的资本。在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只举出这次大的战斗，而进行这种战斗的机会在过去和现在还很多。而这种战斗，无论对于赢得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还是赢得八路军作为中国抗日军队之一的声誉，都是有必要进行的。
对于上述批评，林彪声明是个人意见，建议共产国际在“评价与袭击新四军有关的事件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林彪这封信，判断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内战，提出应采取的三个策略，以及对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围攻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一些共产党人和一些中共领导人坚持不进行正规战，而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自己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策略方针，犯了“左”倾错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对共产国际正确判断国共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反映了林彪与中共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的分歧。
季米特洛夫对林彪的意见非常重视，于2月7日将林彪的信转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苏联领导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提交“军法审判”。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2月11日，林彪在看到中共中央在皖事变后致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致信季米特洛夫，改变了上一封信中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的判断，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阶段中国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像他上一封信中曾提到的，国民党有可能违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同共产党决裂，进行内战。鉴于此，他提出党的政策、军事战略和战术、同政治党派的关系就必然要作根本的改变。但在新的内战时期，党不应回到以前的内战中，即在苏维埃运动时期所实行的政策上，而要实行新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必须同出卖群众利益的中国大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依然进行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使中小资产阶级联合在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周围。要同国民党内外的所有进步团体和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争取蒋介石政府内部的分裂，以便利用靠近共产党的政府人士实现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这意味着党不应提出“打倒中国国民政府！”的口号，而要争取改组政府，从中驱逐卖国分子。政府应保留同样的名称“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方面，要保留八路军、新四军的“国民革命军”名称，在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而斗争的政治原则基础上同中国所有武装力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同它们一起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直至彻底消灭和瓦解蒋介石的军队。
林彪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应该在消灭蒋介石政权后调往中国西北，在华北只留下小部分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场应该是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湖北和河北地区。为此必须占领青海、甘肃和宁夏等省份，在那里建立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后方，以便今后进行国内战争。在内战初期，必须避免同蒋介石军队进行阵地战，而要集中一切力量从上述后方地区清除当地地主的反动力量，对地方政权进行革命改组，争取广大民众阶层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斗争。
林彪这里提出占领甘肃、青海、宁夏的战略出发点，仍然是这里同苏联比较近，容易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
在这封信中，林彪还对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九条是正确的，只是不应提出惩办何应钦，而应要求惩办其他低级别的人。最后三条要求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例如提出废除一党专政的要求就没有分寸。这一点在文章中可以写，个人发言可以说，但不应在谈判具体问题时作为要求提出，因为这会为攻击我们提供口实。不要大叫废止一党专政，而要实际争取。八路军、边区的存在和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表明，废止一党专政的过程正在进行。
林彪不同意中共中央只有一个前景即内战的观点，而是认为有两个前景。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党不能再作出让步了，而只能要求蒋介石作出让步。林彪主张可以进一步互相作出让步。在换得另一个地区的条件下，新四军可以放弃安徽南部地区，放弃“新四军”番号，将它纳入八路军。与此同时，党应该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争取继续实行统一战线，反对分裂和投降。
林彪同意中共中央面临内战前有一个过渡阶段的判断，建议为了恢复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应该经过这个过渡阶段并全力争取对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不放弃对内战的准备。
由于一些问题在信件中无法详说，林彪表示如果季米特洛夫认为需要，可以单独报告这方面情况。
与前一封信比较，林彪对中国局势的判断，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提出的策略是十分脱离实际的。首先，他提出的联合其他武装反蒋是不可行的。蒋介石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时，在国民党内遭到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那时，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共同反蒋是正确的。而在蒋介石抗日后，同其他派别的矛盾缓和，国民党内较全国抗战爆发前团结。只要蒋介石没有明确投降日本，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反蒋是很少有可能的。其次，他主张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调往西北。如果这样的话，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因为到那里肯定要和马家军发生激烈战斗，从而使马家军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未和地方实力派结成统战关系，反而多树敌人。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如果脱离抗日前沿阵地，在全国舆论上也会处于不利地位。第三，林彪不赞成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不明白中共中央政治反攻的意图。中共中央当然明白，仅仅靠国共谈判，国民党当然是不会废止一党专政的，但这是向国民党进行政治反攻的一个拳头武器。因为这有利于揭露国民党坚持独裁的真实面目，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第四，林彪认为可以放弃新四军的番号也是不对的，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会得寸进尺。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是正确的，是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举措。
当然，林彪这封信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认为有两个前景的判断和提出争取和平解决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从总体上讲，林彪缺乏一个政治家应具有的战略远见。
应林彪信中的要求，4月3日、7日、26日，季米特洛夫同林彪详细交谈了中国问题，具体内容是什么，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文件记载，但季米特洛夫事后在日记中记道：“他陈述了自己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批评性意见。”可见，林彪同季米特洛夫交谈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问题，而且表达的是不同意见。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7月21日，德国约有200架飞机对莫斯科进行了空袭。就在这一天，季米特洛夫与即将回国的林彪和军事小组进行了座谈。至此，林彪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画上了句号。
由上，笔者认为，林彪在苏联期间参与共产国际的一些活动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比较尊重的，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导时，尽量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然后才作出指示。尽管如此，这种指导方式仍然要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在中国政治局势发展比较迅速时，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请示，而共产国际再开会研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磋商，听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或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当共产国际发出指示电到中国时，往往已经时过境迁，且中共中央已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措施。第二，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能力和水平不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很大的差别。如1938年3月开始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在国内长期参加实际斗争，并是中央领导层的成员，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比较了解，具有很强的政治能力和远见卓识，因而能向共产国际传达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准确信息，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林彪则不同。林彪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但缺乏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远见。在任弼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尚能在其领导下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离后，林彪给共产国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正确的成分就较少，并且表达了自己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不一致意见，对共产国际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和指示起到了负面影响。第三，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制定出正确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针的能力，如果再有一个国际指导中心，况且这个国际指导中心远离中国，在沟通双方正确信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紧迫而重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束缚。
共产国际自身也发现了在当时作为国际指导中心而存在的局限性，1941年5月12日，即在同林彪交谈中国问题后不久，季米特洛夫即和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士开始酝酿终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问题。
由于此后不久发生了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的战争，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暂时搁置。1943年5月15日，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苏联领导人充分酝酿和十分慎重的考虑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不复存在。八、林彪的回国为何受到重视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
2月13日林彪到达延安时，毛泽东破例亲自下山迎接。根据师哲的回忆：“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毛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后心头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林彪，是在193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带着毛泽东委托他交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六中全会材料去苏联养病的，在那里有3年时间。
1941年10月，林彪离开莫斯科，由季米特洛夫安排人护送回国。但林彪一行到达乌兰巴托时遇到麻烦，由于日军的封锁，他们进退不得，几经交涉，只允许林彪一人乘飞机返国。刘亚楼、李天佑、杨至成、钟赤兵、贺诚等人则被困在外蒙古自谋出路：做买卖、行医、放牧、加入苏军……当林彪独自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时，1942年的元旦就要来临。
蒋介石通过林彪向共产党“示好”
林彪虽然离开中国3年，但对国内形势和国共关系并不陌生：在苏期间，林彪作过有关中国战争形势的报告；接待过周恩来、任弼时；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季米特洛夫日记1933—1949》一书中记载了林彪同季米特洛夫的交往，仅在1941年就有：“2月7日：把林彪有关中国事务尤其是国共之间关系的汇报寄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4月3日：同林彪同志谈中国共产党问题。”“4月7日：同林彪详细交谈中国问题，他讲了他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批评性意见。”“4月26日：林彪谈苏日条约对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等等。
当年的林彪颇受重视，早在1935年12月19日，毛泽东、张闻天曾联电彭德怀：“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是有着中国及国际荣誉的。”苏静将军（电影《大决战》总顾问）90年代曾这样说林彪：“这个人打仗一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他能把千军万马摆得井井有条，用得得心应手，所以说林彪是中国近代的诸葛亮也！那个年代，很多军界人士都还是很佩服他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4年多来一直没同日本“宣战绝交”的蒋介石政府于12月9日对日正式宣战，随后蒋介石出任同盟国军的中国战区统帅。
国共合作因“皖南事变”几近破裂。日军乘华中地区国共两军刀兵相见，于1942年1月底同时发动豫南战役（攻击汤恩伯部）及苏中“扫荡”（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为变华北为“大东亚圣战兵站基地”，日本华北派遣军主力先后北向合击共产党晋察冀军区，南下针对国民党发动中条山战役，随后对共产党冀鲁豫边区实行“铁壁合围”。“皖南事变”亲痛仇快，两败俱伤，让日本人钻了空子，所以蒋介石想同共产党“重新修好”，在等待机会。这时新疆军阀盛世才电告：林彪到了迪化。蒋介石为之心动：林彪是我黄埔生，指挥过平型关大捷，虽是中共将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在抗战周年纪念日时曾领衔延安抗大发电“慰问坚苦卓绝的抗战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国共闹摩擦时他在苏联，而苏联是支持我领导抗战的。于是，蒋“通令迪化、兰州、西安，林彪所到之处，党政军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
因而，林彪在迪化、兰州时受到国民党要员的轮番会见，甘肃省主席谷正伦也亲自出面宴请。这大出林彪的意外，但他心里明白这是蒋介石的意思。
1942年1月16日，林彪到达西安又受到热情接待。当晚他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此时共产党敌后根据地面临空前困难，毛泽东也迫切希望国共改善关系，告诉林：“你要大谈国共合作和共同建国的必要性。蒋是向我们抛绣球，你要相机行事。”
林彪很快进入“亲善大使”的角色。抗日名将的形象加上“斯大林十分欣赏林彪，欲以3个师与中共交换林彪”的传说，使得林彪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单是欢迎酒席就排到10天之后。
指挥3个集团军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也亲自宴请林彪。胡宗南与林彪有过一番交谈。胡宗南说：“师弟少年得志，在我们黄埔系中算是青出于蓝呢！”林彪答：“校长讲：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我这么多年不过混了一个师长，怎好和师兄相比？”胡宗南颇为自得：“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已经形成，师弟对时局有何高见？”林彪道：“中国必胜。必胜的前提是国共亲密合作，并肩抗战，抗战建国。只要抗战胜利，不再内战，采用各国新技术，建立非帝国主义、非社会主义之三民主义之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中国可成为世界一等强国。如不采取国共合作方式，后果不堪设想，中条山等处失利盖因兄弟阋墙之必然。如不根除摩擦，势必重现内战之惨剧。”胡宗南问：“万一真的再次内战，你方能支撑多久？”林彪断言：“如果内战，必是持久战。日本和中国相比，较之国共力量之比，其胜算应更多些，结果怎么样？中国独立抗击4年，日本仍没解决中国问题。由此可见，速决的可能不存在。1927年国共反目为仇，那时中共无一兵一卒、无统一之领袖、无任何作战经验，而尚能演成10年之大内战而不决。今日我拥有雄师50万，有大浪淘沙淘出之能干党首，有20年经验教训可参详，有百员能征惯战之将领，如内战重开，其战祸之烈可想而知。试看今日之世界，错综复杂，家事可演成国事，国事也就是世界事，中共必可获取外国军火援助，鹿死谁手未可料也。因此只有和。中共从未有怀疑过三民主义，很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的统一。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及希望也正在这里。”胡宗南表示：“我将尽我所能，调整我防区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柳建伟《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
毛泽东希望林彪最好能和蒋介石面谈，他认为林彪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背景，而苏联是援蒋抗日的，蒋必然重视；如果林先回延安，毛泽东担心蒋会认为林彪的建议是延安的想法，从而被蒋看轻，所以他不仅给林彪打电报，还托人捎信，使林彪安心住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此期间，胡宗南除了送医上门为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诊病外，还亲自到办事处向林彪赠送了几十包的军事书籍，让林当成礼物送给部下。
延安热烈欢迎林彪归来
其时，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八路军129师首任师政委）在延安久病告危，林彪听说后，于2月12日急匆匆赶回延安。
2月13日林彪到达延安时，毛泽东破例亲自下山迎接。根据师哲的回忆：“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毛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我听后心头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恩来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而且主要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毛主席握着林彪的手回到窑洞里，并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岭，靠近他。”
2月17日，中共中央为林彪举行盛大欢迎会，毛泽东、朱德均出席，与会者达千余人。彼时，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会战中取得胜利，林彪在会上畅谈苏联已获战争主动权，为处于困境的抗日军民鼓劲打气。
在这次会上，林彪还表态坚决支持整风运动，他援引季米特洛夫的话说：“苏联的党，由于团结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围，而有今天伟大的联共党。中国的党，应该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以便建设起伟大的中国党。”他还表示，“我们在政治思想上，应如毛泽东同志最近所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林彪赶回延安见到林育英，两兄弟在分别3年多后总算见上了面。林育英对林彪说：“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对你寄很大希望。”3月6日林育英病逝。8日延安万余人参加了林育英的葬礼，林彪是林育英3人治丧小组成员，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亲自为林育英抬棺送灵，这也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为党内同志抬棺，毛泽东还为林育英的墓碑题写碑名。
3月22日，中共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毛泽东、朱德出席，热烈欢迎林彪，还有从前方归来的贺龙和李鼎铭。主持欢迎会的谢觉哉请林彪先讲话，林彪认为自己刚刚从苏联回来，“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九、为何让一介战将搞统战？林彪是双方弟子“万一内战不可避免，中国地域辽阔，我回旋余地绰绰有余。而且我国经济条件与欧美大不相同，我可到处种棉织布，生产稻麦，即使到山地，也有苞谷可吃。所以国内党派问题，不是用兵可解决的。总之，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及军事各方面而论，中共希望中国从此能团结统一，而不发生内战，特为校长呈明。”
在重庆的统战与谈判
林彪从西安出发，尝够了“蜀道难”的滋味，于10月7日晚到达重庆。随后，林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的身份拜访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
10月13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拜见蒋介石，
林彪开门见山：“接校长电报后，毛先生即约我数次谈话。他强调要我转达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之期望等问题。先说抗战建国，此次中国抗战的胜利毫无疑问，德日的力量已尽量使用，现在是战争的转折关头……将来英美对于日本必从太平洋以海空军合力反攻，我与苏联可协同从陆上进去。”“抗战目的在建国。我曾经旅居苏俄，那里民族复杂，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字均不一致，天寒地冻，农作物种类稀少，人口不到我国一半，他们却在一次世界大战20年后完成建国大业，现今能抵抗世界最强大之德国，其经验可供我们效法……国内统一与团结是建国成功的基础。毛先生一再强调：今后我们两党应彼此接近，打成一片，以求实现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我们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将来也必拥护。”林对蒋提出期望：“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中国不可内战。”
林彪见蒋面露不悦之色，干脆硬到底“万一内战不可避免，中国地域辽阔，我回旋余地绰绰有余。而且我国经济条件与欧美大不相同，我可到处种棉织布，生产稻麦，即使到山地，也有苞谷可吃。所以国内党派问题，不是用兵可解决的。总之，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及军事各方面而论，中共希望中国从此能团结统一，而不发生内战，特为校长呈明。”（吴子勇《阋墙御寇》）
这次会见后，蒋介石指定张治中同林彪谈，随后他们就在张的家中谈，谈了很多次。起初，林彪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政治进攻，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把共产党军队编成两个集团军并发饷发弹等。但张治中说：“现在谈这么细尚早，你先去同各个方面多谈谈，然后我们再谈。”
林彪随后拜访了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陈诚、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李宗仁、白祟禧、邵力子等国民党高官，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合作的诚意，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他还看望了很多黄埔时期的同学，国民党军统局局长、黄埔六期的戴笠还设宴招待了他。
林彪也找过军令次长刘斐谈话。刘斐同张治中一样，只愿意谈原则问题，不愿意谈具体问题，并推说：“你提出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谈，不过委员长命张部长负责谈判的事情，你还是找他先谈。”
此期间，国共两党合作呼声甚高。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召开，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犯法令……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同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林彪：你第一次同蒋介石见面时是否提到我想见他？如果没提，下次见蒋时，请他提出会面的时间、地点。毛泽东并让林同张治中会谈时，请张帮助制止李宗仁部对李先念部的进攻。毛泽东还亲笔致信蒋介石：“前承宠召，适染微疾，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
林彪于12月16日再次同蒋介石见面。林除了转达毛的会面请求外，还表示拥护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接着要求蒋“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压迫，发还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中共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等。蒋介石则表示，“三停、三发、两编”都是小问题，要先解决各个政治团体集中起来的大问题。林则坚持：小问题不解决，大问题更难解决。蒋保证他绝对不会让中共吃亏，并承认中共是爱国的，是有思想、有头脑、有主张的。当林直接提出恢复新四军番号并释放叶挺时，蒋十分不悦：“承认新四军就等于不承认政府。”但对林却说：“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才这样对你说。你也不必太匆忙，出来一次不易，可以在重庆多住一段嘛。”随后，二人就闲聊起重庆的名胜、掌故来了。
林、蒋会谈后，林彪电告毛泽东：“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但不许再提新四军事。”
12月24日，林彪奉毛泽东之命，在同张治中会谈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了共产党的4点建议，即：（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办报；（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4个军12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这4点建议后来被称为“林案”，以后的国共谈判均以林案为基础。
对于“林案”，张治中“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具有合作抗日的诚意”，认为国民党可以接受。但是，在蒋介石主持讨论的一次会议上，到会的人“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4军12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混。蒋始终既不表反对，也不说赞同……”张治中告诉林彪：我已尽力了，以后你还是找何应钦吧。（《张治中回忆录》）“林案”被国民党方面彻底否定
进入1943年后，毛泽东想的仍是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他1月25日致信彭德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9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
国共双方都明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问题的枢纽在欧洲、在太平洋。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大转折：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军歼敌150万；2月7日，瓜岛战役结束，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全面进攻。
蒋介石已看出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让他坐立不安的是共产党势力在不断壮大。蒋介石3月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28日，周恩来、林彪获知视察印度远征军的何应钦已回到重庆，便去会见，询问他对中共3个月前所提4项条件的态度，何应钦当面否决了“林案”。随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同林彪谈，而且不让林彪回延安。
随着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借机发动“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国民参政会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
蒋介石、何应钦等的表现给林彪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林彪在解放战争初期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有清醒的认识。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中共中央估计东北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有利谈判，毛泽东要求林彪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1月15日，林彪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说：“中国已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同国民党的斗争主要是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我军将进行整编，实行党军分立……”林彪则始终坚持：“蒋介石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所谓的和平，实际上是消灭我们的一种手段。你看吧，这仗非打不可！”
第四章 连吃败仗
一、蒋介石称林彪为“当代韩信”蒋介石沙场论将，他认为林彪是黄埔生中的佼佼者，被他称之为“当代韩信”。早年曾想收归己用，可谁知林彪进入了叶挺独立团，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逐渐崭露头角，不仅成为红军的主要将领，也成为了他日后的一块心病……
1945年5月25日，延安东关机场，一架大肚子草绿色美国运输机已经发动起引擎，前往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
送行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个个手里攥着一把汗，可出不得一点闪失啊，机舱里坐着的全是中共军界重量级人物，如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薄一波、陈毅、林彪、肖劲光……他们身负着重要使命，将在今后与蒋介石争夺江山的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
飞机振翼而上，毛泽东手搭凉篷，久久凝视。无独有偶，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在关心着这架飞机的航向，一日数次打听着情况。
时任行政院军政部长的陈诚立正报告，据可靠消息，那架美国飞机在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所在地晋东南方向的黎城县长凝机场降落后即返回，刘伯承、邓小平留在当地，陈毅赴华中，唯有林彪、肖劲光一行辗转北上，不明去向。“这还要猜吗？林、肖肯定去东北了。”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一语中的。
蒋介石点点头，同意白崇禧的判断，他抽了一口凉气：“从此东北无宁日矣。”
蒋介石的担忧缘于他对林彪的了解。
蒋介石沙场论将，他认为林彪是黄埔生中的佼佼者，最厉害之处是“谋定而后动”，深得兵家之道，早年曾想收归己有，却神差鬼使放了这个人才。
提起黄埔岛，蒋介石就眉飞色舞，那是他一生事业之发祥地。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黄埔军校共毕业二十三期学员，但他最器重的，还是大革命时期的前五期。
在这五期学生中，他对第一期和第四期又最具感情，原因很简单，第一期是他的开山大弟子，那时他一心扑在军校的建设上，与学员朝夕相处，耳提面命，真是亲如父子。用他自己的话说：“第一期学生可说由我亲自指导出来的多，其中虽不能完全照预定计划做到，但只在精神上说，差不多有十分之八，做到原来的希望了。”他报起黄埔一期生来，一个个都如数家珍，那神色得意极了。
至于二期生和三期生，因为他们一入学就赶上了两次东征，蒋介石戎马倥偬，也没有时间过多关心，许多人战死在疆场他还分不清是张三抑或李四，所以那感情自然淡了点。到了第四期，因为东征的胜利，广东形势又趋于稳定，他又能经常光顾黄埔岛了，恰逢第四期学生开始招生，又因为共产党积极参与，选拔了不少优秀青年，所以这一批学员良才美质者甚多，让人看了也开心。如后来大名鼎鼎的张灵甫、胡琏、高魁元、谢晋元，这些国民党军界的佼佼者，都是四期出来的，但蒋介石心中却认为，林彪才是最优秀的。
这不是自己的主观臆断，而是来自实地的考察。记得那是在中山舰事变前夕，那一阶段与汪精卫争权夺势斗争的激烈，让他心里烦躁，于是上黄埔岛散散心，顺便视察岛上情况。恰巧，正逢四期步科的学生上战术课，他也没有惊动别人，悄悄地坐在了后面。
课题以前不久发生的惠州攻坚战为例，说一说这次战斗的取胜要素。这一仗乃蒋介石亲自指挥，他当然最熟悉不过了，于是听得饶有兴趣。
只见学生轮番上台，口说笔划，滔滔不绝，有人认为此战胜利乃在于步炮协作得力，有人认为则是指挥果断，士气高涨，不一而足。蒋介石心里哼了一声，不置可否，惠州之战，乃经典之作，以上所言，虽有几分道理，但不是关键，想当年大战之前，曾让他费尽心机，绞尽了脑汁……
轮到林彪上台了，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言语，就开始在黑板上画起惠州地形图，他画得很仔细，很投入，城郭民居，地势地貌，山川河流，一一标点清楚。就凭这一手，蒋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该生是个有心人，他把这一课给钻研透了，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掌纹。用兵之道，在于谋定而后动。林彪已经凭着其天生的禀赋接触到了战争艺术的精髓。他悄悄地走出教室，吩咐随行的人，下课后，让林彪去校长室见他。
这一次谈话，十多年后蒋介石仍记住每一个细节，这林彪看似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娃，却是城府森严，惜语如金。在以往与人的谈话中，蒋介石一向是多问少答，始终掌握着主动。但与林彪则难进行，对方从不多答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谋熟虑，却是极得体，极中听。
蒋介石心中有一股怪怪的感觉，年轻人本应该血气方刚，朝气蓬勃，很少有像林彪这样少年老成，这样稳重，这样有心机的。凭着直觉，他意识到坐在他面前的乃是难得一见之将才，但却很难驾驭，让人捉摸不透。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汉代名将韩信，此人才华若此，心术若此。当然，这种感觉也是随着以后对林彪的认识逐渐加深的，他在与部下论及林彪时，曾多次以韩信作过比喻。
师生俩一问一答，这时校长办公室秘书陈立夫推门而入，报告说，汪党代表精卫也上黄埔岛了，请蒋校长前往议事。“可恶。”蒋介石嘴里骂了一句，自从廖仲恺死后，汪精卫接任了军校党代表职，又把手插到黄埔岛来了，挤进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这让他很恼火，也很无奈。汪精卫毕竟是广东政府的一把手，他还得忍住气与之虚与委蛇。于是调转身气呼呼而去，却忘了与林彪打声招呼。
被孤零零甩在一旁的林彪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污辱，作为一名普通学员，他当然不知道国民党高层的内幕，不知道蒋汪的面和心不和，只以为蒋介石那一声“可恶”是冲着他来的。林彪一向心高气傲，肚量也小，他把这件事记下了，几十年后都不能忘怀，有一次与自己的老部下黄永胜聊天，提及黄埔那段生活，林彪对蒋介石有如下评价：“蒋介石是个军阀，他在黄埔时高高在上，对许多学员、教官都不尊重，很多人对他有反感。”
林彪的评价是否准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确实是林彪本人的感受。
再说那天蒋介石撇下林彪走后，大概也感到了自己的失态，这是有损于他的形象的，因此也曾想过要弥补一二。但他太忙了，紧接着就是发动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人大打出手，后来又忙于准备北伐战争，出发前，他才抽出时间又去了一趟黄埔岛，那是他的根本重地，必须妥善安排好。
因为刚发生过中山舰事件，黄埔岛的气氛很凝重，蒋介石一整天都忙于训话，又找了一些师生进行个别交流，林彪也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不见，蒋介石发现，林彪更加沉默寡言，眼睛里甚至闪过一丝戒备，他不知道林彪的底细，此人早在进入黄埔前就加入了共产党，两位兄长，林育南、林育英都是中共重要干部，中山舰事件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都在清理门户，林彪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秘密的，所以未曾受到影响。但这还是让林彪受惊不小，因此完全收拾起锋芒，卧薪尝胆，隐晦韬光，喜怒不形于色，浑身长满了心眼，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各样的问题。
蒋介石向林彪许诺，毕业后让他来总司令部工作。
这个许诺太诱人了，当时蒋介石已取代汪精卫成为广东政府第一号人物，乃北伐军主帅，当时黄埔毕业生都以能进入第一军为荣，那是天子门生，地位是特殊的。更不用说在蒋介石身边工作，那就是天子近臣了，不是黄埔生中最优秀者，最受蒋氏青睐者不敢奢想。
如果不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林彪也许会感激涕零，但他是组织里的人，有着组织里的安排，组织里的纪律。他知道上级对他毕业后的去处已经有了意向，将他分配至叶挺的独立团，那是中共所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当然要加强力量的。所以，他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感谢校长的信任和栽培。”
见林彪并不领情，蒋介石感到了失望，也没了兴致，他怏怏道：“好吧，我出征在即，今后再和你联系。”
谁知这一别，师生两人竟成陌路，从此分为两个营垒，成了敌人，成了对手。
林彪进入了叶挺独立团，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逐渐崭露头角，成为红军重要将领，也成为蒋介石的心病。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略施小计，送张辉赞踏上了不归路。接着与陈诚大斗法，全身而退。蒋介石称之为“当代韩信”。
蒋介石出师北伐后，他一路征战，出两湖，战江西，眼看着大雁南飞，已进入1927年的秋季，离开广东已有数月，黄埔四期生也面临毕业。
蒋介石唤来了陈立夫，现在他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兼秘书处处长，询问四期生分配情况，其中专门提到了林彪。
陈立夫这时已经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特工的天分初步有所显示，心思极为精细，他报告说：“立夫明白校长的意思，对那林彪有过调查，据说此人可能是名共党分子，他的一些亲戚可能还是中共重要人物，因此将此人放在校长身边怕是不妥。”“这黄埔岛都成了共产党人大本营了。”蒋介石狠狠道，他挥挥手：“此事到此再不用提了，我不能引狼入室，身边放一个异党分子。”
蒋介石与林彪谈话不久，林彪即向中共黄埔党团书记熊雄作了汇报，熊雄当时就明确作了指示：“你应该争取到蒋介石身边工作，那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陈赓同志离开了总司令部，我们的工作就削弱了许多，现在的机会难得，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开始了向右转，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其少受右派的唆使，维持国共联合的局面，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
然而，蒋介石的失信却将林彪满腔的希冀化作了冰冷的失望，还捎带着一些被人捉弄的怨恨，直到黄埔岛上空空荡荡，他才揣着毕业证书来到武昌，寻到曾在军校任过政治教官的聂荣臻。
政治教官聂荣臻
聂荣臻热情地接待了林彪，他现在是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经他之手，林彪去了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从此人生展开了辉煌，其成长速度之快，让蒋介石也感到吃惊。
后来朱毛会师井冈山，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不幸牺牲，朱毛破格提拔林彪接替王尔琢团长职，成为红军的重要将领。看来林彪确是不凡，已经崭露头角，引起朱毛的重视，怕是今后要成为劲敌喽。
果然，林彪以后在战场上的表现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出江西，闹八闽，战长沙，威名震天下，已经是红四军军长，位列毛泽东麾下三骁将（另两位分别是伍中豪和黄公略）之一。1930年底，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磨磨蹭蹭，不敢进兵，就是慑于红军的威风，气得蒋介石指名道姓让湘军骁将张辉瓒充当先锋。
这张辉瓒曾在日本士官学校镀过金，自以为熟读兵书，就目高于顶，是个愣头青，硬闯进朱毛设下的陷阱，惨败于龙冈，本人被生俘，除逃出旅长薛岳寥寥数人外，全军几至覆没。
蒋介石这一惊非同小可，朱毛有多大胃口，能吃掉一个精锐师。他命令死里逃生的薛岳速来南京，报告战斗经过。
这薛岳可不是无名之辈，当年深受孙中山欣赏，与名将叶挺共同负责孙先生的保卫工作，北伐前就挂上少将肩章了。此人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一个“稳”字，韧劲十足。南昌起义时，他率部在汕头堵截起义军，正面的对手就是天下闻名的叶挺，大战了一天一夜后，居然让叶挺束手无策，知难而退，可见此人确有真材实料，不是浪得虚名。
但是龙冈一战，却让薛岳魂飞魄散，至今提起来还心有余悸：“都说龙冈之败在于张师长中了赤军诱敌深入之计，职以为乃是赤军狡诈，我军前进时经过仔细搜索，发现民居空无一人，屋中灰尘厚积，厕中粪便干涸成结，可见至少有半月无人到此，这才不担心赤军埋伏，放心前进的。”
蒋介石听得很仔细，他在心里判断，朱毛是全军统帅，负责制定总的战略，像这类的细节，大概不会具体过问的。他突然想起了林彪，此人脑袋瓜子从来转个不停，事无巨细，像这样的鬼点子，怕是只有他才能想起来。
蒋介石猜得没错，林彪一向多疑，因此他也考虑到别人的多疑，于是布下了疑兵阵，于战前专门布置战士收集粪便晾干，当时许多人都不解其用，还有过一阵议论和猜测呢，谁知却把张辉瓒糊弄上了不归路。“张师长被困龙冈时，你在哪里？为什么见死不救？”蒋介石眼神里射出了凌厉。
这个罪名薛岳担当不起，他连忙为自己辩解：“张师长被困时，职率五十二旅正在张家车一带，也遭到林彪的部队攻击，这林彪鬼诡异常，对张家车围而不打，只是牵制，我军若出援，则半道截之；若固守，则在龙冈解决后合力攻张家车。是以职欲进不能，欲守不能，最后冒险突围，仅以身免。据说，林彪的这套打法，甚得朱毛之欣赏，以为比原先制定的作战方针要高明。”
听到这里，蒋介石倒抽了一口凉气，林彪用兵之灵活，让人叹为观止，假设他是薛岳，也是没有办法应付的。所以，在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战役前，他特地叮嘱爱将陈诚：“根据以往作战经验，朱毛多是随林彪的部队指挥作战。林这个人爱动脑筋，打仗不拘一格，神出鬼没，辞修（陈诚字）要多加小心。”
陈诚很快就吃足了苦头，林彪在朱毛的指挥下，那仗打得精彩纷呈，瞻之在左，忽焉在右；瞻之在东，忽焉在西。陈诚刚刚在富田揪住红军主力的尾巴，一转眼，林彪却在百里之外的百花洲发难，吃掉了上官云相的两个团；待气喘吁吁赶到百花洲，龙冈守将周浑元又急电求救，说林彪在山下叫阵。这次陈诚长了个心眼，没有轻举妄动，判断着红军的真实作战意图。他还没有理出头绪，蒋介石又来电告之，赤军已北向朝抚州方向进兵，在黄陂一举消灭毛炳文的四个团，眼看着就要冲出包围圈。
陈诚不敢怠慢，星夜直奔黄陂，同时电令右翼部队由北向南与己部会合，实施南北夹攻计划。一路上，陈诚牙齿咬得咯咯响，他想这一次朱毛红军，包括林彪在内，怕是无处藏身了。
待他赶到黄陂，哪有红军身影，一直追到临川，空军侦察机才传来确切消息，红军早转移至兴国的枫边、白石一带。整整半个月啊，陈诚带着部队在崇山峻岭中白白转悠了一大圈，身劳体疲，早丧失了战斗力，这第三次“围剿”也只能是草草收场了。
但是，陈诚没有接受教训，虽然说师劳无功，毕竟没有损兵折将，所以他的口气还挺硬。
1932年底，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战争即将开打，陈诚又忍不住主动请缨，杀向苏区。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没想到蒋介石第一爱将陈诚竟在林彪手下走不了三个回合。于是曾扩情献计诱降林彪，却是碰了个钉子。然而林彪却是心里很受用，以为蒋介石承认了他的价值。
此战，蒋介石志在必得，他兵分三路，陈诚担当中路军总指挥，负责主攻，调集兵马达12个师，16万人，其中包括后来名列国民党“五大主力”的第十八军，它下辖三个基干师，分别为第十一师、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其中又以第十一师为全军之冠。
这支队伍实力不同凡响，兵精马壮，器械精良，那时候机关枪刚进中国，而该部已经普遍配备上了。军中著名战将有霍揆章、肖乾、黄维、夏楚中、李及兰、彭善、陈烈、胡启儒、方天、宋瑞珂、方靖等等，都来自黄埔，他们有的与林彪还是同窗，当年一起滚大通铺的。
出征前，蒋介石专门去了十一师视察了一番，很满意，陈诚治兵一丝不苟，他挑不出毛病。但有一个现象让他奇怪，每位士兵腰上都系着一根绳子，他不解是何用处。
陈诚很得意，“校长还记得学生向你保证过，要将林彪捆着来见您，我是怕战场上抓得赤军俘虏太多，到时候没有东西捆绑。”
这类话蒋介石最爱听了，“好啊，想得周到，祝你旗开得胜！还是那句话，注意林彪，他是战争的具体指挥者，大意不得。”
林彪最近的心情也很不错，红军刚经过整编，他升任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成为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构成了红一方面军的两大主力板块。为了加强这支红军主力的领导力量，中央又调聂荣臻为政委，陈其涵为参谋长，这两人都是从黄埔出来的，聂荣臻与林彪有师生之谊，而未来的共和国上将陈其涵则担任过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后转到地方上工作，蒋介石一直没有忘记他，大革命失败后还从南京专门写信给陈其涵，邀他担任侍从室主任，这可是非同小可的诱惑，但陈其涵却不为所动，冷冷地拒绝了。
红一军团下辖的两个军分别是红四军和红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也大都是黄埔同学，红四军军长王良是黄埔六期生，参加过秋收起义，不久前不幸在漳州战役中牺牲。而该军政委罗瑞卿则是王良的同班同学。
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虽不是黄埔出身，但该军的政委却是正宗地道的黄埔一期生左权。
他们也盼望着和陈诚交手，试一试孰高孰低。
大战当前，林彪却很谨慎，保持着低调。两道浓眉紧锁，满脸阴云密布。凡有人来请战，他都是泼冷水：“去，去，去，别乱弹琴。这十一师不好打，你没有钢嘴铁牙休想啃动它的。”
林彪的老部下黄永胜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当年打陈诚有过回忆，他说：“那时部队求战热情很高，但林总却常说他下不了决心，因为我们过去对付的都是国民党杂牌军，十一师才是蒋介石的精锐中的精锐，是王中王。许多人都不服气，争着要打十一师。后来我们才懂得，林总用的是激将法。”
把部队的火气煽旺了，林彪这才吐口，说是先拿五十二、五十九师祭旗，打赢了才有资格打十一师。此语一出，红一军团上下摩掌擦拳，恨不得立刻开打。
话说两军对垒，各展手段，陈诚也不是浪得虚名，行军布阵极具章法，部队首尾呼应，左右照顾，如排山倒海当头压来，红军竟一时寻不出破敌良策。
林彪的脑袋瓜子像风车一样转个不停，他居然想出了一条妙计，故意让一份文件落入了陈诚之手，内称红军集中力量打南丰，只在黄陂放两个团作监视掩护之用。
此时，因为“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兵权，由刚刚进入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负责指挥红军的战斗。周恩来认为林彪此计可行，“兵不厌诈嘛”。于是调动红军主力全力攻南丰，造成假象。
这一手果然奏效，陈诚急电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让其速奔黄陂，先吃掉红军掩护部队，然后相机解南丰之围，里应外合，形成夹击红军之势。
眼看着敌两个师从阵中杀出，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力立即撤出南丰的战斗，昼伏夜行，潜伏至黄陂一带，就等着收网捕鱼了。
大战在即，林彪表现了他那特有的细心和审慎，静如山岳耸峙，动如雷霆奔涌，这是他的作战风格。他再一次亲自检查后将侦察员放了出去，并一再叮嘱部下胆子要大，动作要猛。这种大局着眼，小事着手的工作作风，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素养。
下面的战斗过程就不必赘述了，先是敌五十二师闯进了林彪设下的口袋阵，因为准备充分，不过三个小时，五十二师几乎是片甲不留。接着，林彪又率其主力，返身扑向已被红五军死死缠住之敌五十九师，合力将其擒下。敌军的两位师长都成了红军的俘虏。
接到五十二、五十九师相继被歼的消息，陈诚抱头痛哭。蒋介石也很不满，“陈辞修太轻敌了，我早提醒过他，林彪很狡猾，不易对付，如今果然付出了代价。”于是口授了一封电报，不免有几分责备的口气，其中有语云：“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一向与陈诚不和的黄埔一期生，军中骁将陈明仁落得看笑话，私下里和人开心地道：“那陈小鬼（这是白崇禧给陈诚起的绰号）的能耐就是如何讨得校长喜欢，眼高手低，轻视天下英雄，林彪这一仗打得好，好歹杀一杀陈小鬼的傲气。”
黯然丧魂之下，陈诚也感到没脸见人，书曰：“诚虽不敏，独生为羞。”为雪耻辱，他下令第十一师在友邻部队策应下，向根据地纵深推进，其整个作战队形宛如一字长蛇，而第十一师则为蛇腰，进至草台冈、东陂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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