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求是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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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城记：钟求是自选集试读：
两个人的电影
不过我马上会收回心，将目光投放到银幕上，因为我知道，我也不是一个人在看电影。1
我是个平淡的人，周围的人都这么认为。记得儿子刚上高中时在作文里说过这样的话：跟许多过气的人一样，爸爸对日子没有狼子野心，每天所干的都是对昨天的重复，他身上几乎没有故事。时间过得快，现在离儿子说这句话已经有不少年头了。我知道，儿子可能忘了自己的话，但他对我的看法没啥改变。
如今，儿子已到了拎着野心到处晃荡的年龄，而我不仅过气，还一天天往老里走了。有时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这大半辈子的确过得粗糙，既没有攒下可以说得出口的产业，也没能把自己的身份弄得有派头一些。我的所有经历往履历表上一放，只能变成简单的两行，一行是小学教师，一行是报亭店主。小学教师是五十岁以前干的事，到了五十岁，我已拿不出精力去对付一教室的孩子，就提前退了休。我找了份不费心思的活，卖起了报纸和杂志。我整天安静地坐在一间小屋子里，看着周围摆着的报纸杂志被别人一份一份取走。我觉得，过去教书也好，眼下守着报亭也好，都算是跟书本文字打着交道。因为这个，我好歹给自己捡回一点安慰。
不过，再没出息的人也是攒着年头的，有了年头就有了历史。用书上的一句话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收藏着一部自己的历史。有时我坐在报亭里，看着某个路人平静地买走一份报纸或者一份杂志，正常得什么事也没有。可我偏偏想，别看这个人一声不吭，也许心里装着许多事呢，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现在我攒了一大把的年龄，不需要一声不吭了，我愿意把有些话说出来。这些话不是说给儿子或者别的什么人，而是掏给自己听的。我挺乐意对自己说：老昆生呀，你知道你并不像儿子说的那样，身上找不到一点故事的。我还乐意对自己说：老昆生呀，你的事一截一截地接起来，得往前伸出去很远呢。
我的意思是，我的事不大，可也够自己跟自己说上一阵子的。
我想了想，得从三十六年前说起。三十六年前，我揣着二十二岁的年龄，生活在一个叫昆城的镇子里。镇子不小也不大，往街上一走，很难遇到什么稀奇事，容易遇到的倒是一些不认识的熟脸。那时候我在镇子上的一所小学做代课老师，教孩子们认字。每天上午，我得在上课铃声响起之前赶到学校；到了下午，我的脚步会闲下来，松着身子慢慢回家。
我家住在镇子西门外的一个院子里。院子上了点年纪，搁着一堆还算干净的木瓦房，住了十多户人家。因为近着郊区，住在院子里的人物就比较杂，拎开我不算，有做工的，有干农活的，还有当兵的，拿当时好听的话说，工农兵全齐了。
当兵的是大奎。大奎曾是院子里令人头痛的小子，喜欢到处串门蹭东西吃，还喜欢梗着脖子骂人。他初中毕业晃了两年，因为捏着贫农的成分，被送到了部队上。以后遇着过年什么的，都会有人上门跟大奎他爸妈握手，再把“光荣之家”的红纸贴在木门上方。这样过了好几年，突然传来消息说，大奎踩到大运了，提干当了排长。排长显然是个了不起的角色，《奇袭白虎团》里的严伟才是排长，《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也是排长，他们背着驳壳枪，脑袋里尽是智慧。大奎的智慧全扒拉出来，可能还不够他们的零头，但拿别的一比，大奎却多了一样东西，那便是女人。杨子荣、严伟才到电影结束还没娶上媳妇，大奎在一年半前便拿着假条回家迎了亲。
大奎结婚那天是个星期日，院子里摆满了宴桌，大人小孩发出的各种声音停不下来。中午时分，一群姑娘伴着新娘过来了，院子门口响起鞭炮，又燃起一堆稻草。按着习俗，新娘从稻火上跨过，算是踏进了红火的日子。然后新娘往空中撒了两把糖果、花生，那些糖果、花生落下来，引得孩子们在地上扑来扑去，闹成一团。在新娘就要走进新房时，她的衣角被一个小孩紧紧攥住了。那小孩挺小，没抢到地上的吃物比较苦恼。新娘回过脸轻轻笑一下，再次往空中扬了一把，又弯了身子把两颗糖果塞到那小孩手里。
我得承认，新娘的回脸一笑让我心里多跳了几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若梅。很多年过去，每回我去想若梅时，第一个抢着跳出的总是这个镜头。那天她穿着粉红色的袄衣，脸上也是粉红色的。就在这粉红色中，她咧嘴轻轻乐了一下。
结过婚，大奎在家没待几天，又回了部队。新娘新郎有啥话没说够，只能在信纸上说了。接下来的日子，若梅除了学着如何跟公公婆婆相处外，常做的一件要紧事便是琢磨写信。看得出来，若梅是个念过几年书还喜欢讲究的人，她很想把信写好，或者说，她很想把日常话变成好听的词句放到信纸上。这样一来，隔上几天若梅就会走到我跟前，拿一些疑难的词来问我。
若梅看中我，不是因为我有啥学问。我的学问全掏出来赶在一起，也就是一小堆。我跟别人不同的是，我有一张纸物，就是镇图书馆的借书证。过个十天半月，我会从图书馆借回两本书来看。我说的书是小说，《金光大道》《大刀记》《矿山风云》什么的。那会儿我家人丁多，屋子不够用，我的睡床被升到了楼阁上。楼阁虽有一扇小窗户，但不是宽敞地方，待久了会觉得憋，所以只要不是大冷天，得了空我喜欢拎一把竹椅坐到院子的砖墙旁看书。我看书的样子不光进入邻居们的眼睛，有时也会进入他们的嘴里。邻居们说，你瞧瞧，外头那么乱，咱这院子还是好的。邻居们又说，毕竟是当老师的，总还知道读书的好处。
现在，新邻居若梅用着了我。好些次我刚在竹椅上捧起书，她就轻着脚步走过来，把脑子里恍惚的词拣出来问我怎么写，譬如说“尴尬”啦、春意盎然的“盎”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茬”啦。我也没有谦虚，合上书本，把封面当作黑板，用手指在上面画来画去。开始时若梅还有些不好意思，问了几回，慢慢就随便了。随便了以后，她问的词似乎浪漫起来，譬如“邂逅”“憧憬”什么的，有时还会要去一句毛主席的语录。
说实在的，我喜欢若梅的出现，喜欢她站在我的跟前看我写字。当我手指准备在书本上走动时，若梅的脑袋会近过来，脸上写着认真。待我一撇一捺写明白了，她就发出“噢”的一声，然后给我一个表扬的目光。有时我写完一个词，顺便送出一句解释，那解释要是幼稚或者有趣，若梅会开心地“咯咯”笑起来。在笑声中，我能闻到她身上跑出来的淡淡香气。这香气不仅让我鼻子受用，也让我心里 快活。
又过些日子，若梅向我提出借本书看。若梅是另一个镇子上的人，嫁过来后暂时没地方上班，平常除了做家务、织毛衣，就是半个月写一封信，一个月去邮局领一笔大奎寄回来的汇款。这样一算，她空余的时间还是不少的。我反正每回借两本书，一本看着另一本就闲着。我把闲着的那本匀给若梅，不过定了归还的时间。两天后，若梅按时把书还给我，说看了一小半，不好看。那是一本《向阳院的故事》，的确不好看。
我对自己有些不满意。那时候我的楼阁上除了一张床，还有一只小木箱。木箱里躲着几本私家书，一般不肯也不能出去见人的。我想了一想，又想了一想，决定这回破个例。第二天，我拿出一本《林海雪原》借给了若梅。我想大奎是部队里的人，《林海雪原》讲的是部队里的事，若梅应该不会说不好看的。只是这本书比较宝贝，离开了自己，我心里不太踏实。
几天后的傍晚，我坐在竹椅上一边翻书，一边在心里猜想若梅会不会过来还书。这时若梅的家突然热闹了起来，那门里先出来一团声音，再出来一团人——原来是大奎他爸和大奎他妈一边叫骂着一边扭打在了一起。大奎他爸虽出身贫农，个子却比较小，平常受大奎他妈管理。有时大奎他爸喝了点酒，就不服管理。不服管理便容易拌嘴，拌嘴多了，免不了也会打个架摔点东西。若梅有一次跟我提起过公公婆婆，意思是他们人还不错，就是力气太多了没地方用。
现在大奎他爸又把多出的力气用来捶打大奎他妈的身体，大奎他妈也不甘示弱，拿两只手揪住大奎他爸的头发。若梅站在旁边使劲拉扯，哪里拉扯得动。吵闹声引来了好几位邻居，我也赶紧凑上去，大家用一用劲，分开了两人。不想大奎他爸一见这么多邻居，觉得不应该马上歇下来，又往前蹿了几次，同时把拳头胡乱送出去。当时我正站在大奎他妈跟前，突然脸上一热，已挨了一拳。我用手摸一摸鼻子，摸到一巴掌的血。我这个人有点怕血，见手掌全湿了，身子一矮，软到了地上。周围的邻居一下子愣住，大奎他爸大奎他妈也傻了。若梅先反应过来，急忙蹲下身抱住我的脑袋，用手一下一下拍打我的额头。接着有人取了水来，用嘴吸一口喷到我脸上。我流的只是鼻血，被水一惊，很快止住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楼阁的小床上，鼻子里塞着一块棉花，脑子里却使劲去回想若梅抱住我脑袋的情景。要知道，她是把我的脑袋抱在她胸前呀，就是说，我的脑袋是靠在她身体最突出最柔软的地方呀。此时我觉得，自己全身最幸运的地方便是后脑勺了。我闭上眼睛，在回想中一点点还原后脑勺和那胸部接触的感觉，那感觉慢慢由虚到实，变成了电影里的近镜头。在近镜头里，后脑勺贴着的是一件碎花衬衣，衬衣里边是一件背心，背心里边是雪白的乳房。这么想着，我身子抖一下，鼻息变粗了。又因为一只鼻子堵着棉花，我不得不张开了嘴巴。
我的脑子停不下来，东拐西弯又想到了《林海雪原》。《林海雪原》里人物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少剑波、杨子荣和白茹三个人。如果把这三个人搁在眼下日子里做个落实，不用说，若梅最靠着白茹；大奎跟杨子荣不像，可因为都是排长，可以沾点边；至于少剑波嘛是团参谋长，自己够不着，可我现在愿意把他安在自己身上。一想到若梅是白茹，自己是少剑波，我的鼻息又粗了。
那个晚上，我伴着楼阁里那只昏黄的电灯，乱乱地想了很多。
第二天起床，我突然有点害怕见到若梅了。我担心对着若梅时，自己说话做不到镇定。说话一不镇定，心里藏着的不好念头便容易被瞧出来。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再拎着竹椅到院子里看书。进出院子遇着若梅时，也只是潦草地打个招呼。我为自己的匆忙样子找了个借口——马上期末考试了，当老师的当然不能闲着。
又过几日，期末考试结束，学校放了假。刚放假的日子，最躲不过的是热天气。每天吃过晚饭，最有耐性的人在屋子里也待不住，于是院子里乘凉的木凳竹椅多了起来，大家一边晃着蒲扇一边闲话。有人还搬出竹床，躺在上面跷着腿听收音机。收音机的主人喜欢听样板戏，尤其喜欢听李铁梅，所以调出的唱词经常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什么的。我对样板戏沾不住兴趣，但我愿意坐在那儿摆出爱听的样子，其实是让耳朵替眼睛打掩护。就是说，我耳朵听的是铁梅，眼睛瞧的是若梅。这时的若梅一般坐在自己家门口，因为没有灯光，她的脸面并不清晰，但我能觉出她的动作和她的神情。她的动作是不停地织着毛衣，她的神情则闲闲的，像是安静中又有些懒散。
当然，日子不会老这么淡着，有时会插进来一点事。一天晚上，我照常来到院子里坐下，眼睛里却少了好几个人，若梅也迟迟不肯出现。拐着弯一打听，原来邻近的一个村子今晚放电影，若梅伴着两个邻居女人一块去看了。那时候近郊一些村子的晒谷场时常放露天电影，但放来放去都是那几部打仗的老片子，算不上稀奇。我心里奇怪一下，问什么电影，有人说是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卖花姑娘》我听说过，知道是哭哭啼啼的电影，挺适合女人看的，怪不得若梅肯去钻黑夜凑这份热闹。我坐在那儿想稳住自己，没有稳住。我起身回屋拿上手电筒，出了院子往放电影的村子奔去。村子不算远，也不怕找不着，因为路上遇到不少赶电影的男女，他们中的一些人肩上还扛着凳子。到了那村子的晒谷场，电影还没放，一只灯泡亮着，满满一场子人一边喧闹着一边听一个人大声说话。那个人在说明为啥放这场电影，还讲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的。我提一口气，使劲往人堆里挤，同时让眼睛跑来跑去想捉住若梅的脸。但场子里的脸太多了，若梅的脸搁在里头，就像一本书塞到图书室的哪个书架上，一时不容易找到。这时那讲话的人把话刹住，电影开始了。
我站在人群中静了心看银幕上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声很好听，可卖花姑娘花妮太苦了，她妈妈生着病在地主家做工，妹妹被地主家的药汤烫瞎了，哥哥也让警察抓去蹲了牢狱。当妹妹抚着烫伤的眼睛大哭时，我的身边响起一些抽泣声。接着哥哥被警察带走，花妮和妹妹跑过去扑到哥哥身上，我周围的哭泣声更多了。正伤心着，我脸上凉了一下，用手一摸，摸到一滴水。我以为自己也哭了，刚悄悄擦去，脸上又凉了几下，这才知道是下雨了。雨滴先是疏的，一粒一粒散着下。人群里一阵晃动，但还能扎住。再过一会儿，雨忽地变猛了，带着唰唰的声响，下得又密又冲。
其实那只是夏天的浪雨，下一阵便会收住。往日一般在傍晚时下，这天拖后了。再说大热天里浇浇雨水也没啥关系，起码还能赚个凉快。但人呀养着一习惯，遇上雨就想躲。有人发一声喊，场子便炸了营，所有的人都跑动起来，都不想让雨打着。可晒谷场周边是空旷的稻田，哪有躲雨的地方。场面一下子大乱，有人往回去的路上奔，有人跑向远处的一棵树，还有人在田埂上乱窜。
我就是在这时候担心起若梅的。我怕她迷路怕她跌跤怕她一不留神跑进稻田，我冲到场子中间，用电筒的光柱朝四周溃散的人群划了几下，然后大喊一声“若梅”，觉得不够，又连着喊了两声“若梅若梅”。但混乱中我的声音没有劲道，飘出去几米便被雨水打趴在地上了。我没了办法，只好傻乎乎地站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
那天晚上湿着身子回到家，我冲个澡就上了楼阁。睡过一夜我弹开眼睛，竟觉得昨晚的情形有些虚。站在雨中大声喊叫一个女人的名字，这对我来说真的有点不真实。这种不真实又让我相信，至少若梅不会知道这事儿。
这样忐忑着到了下午，我挑着两只木桶去院子后面的水井，却见若梅蹲在井台上洗衣裳。我没吱声，把水打满了准备把扁担放在肩上。若梅叫住我，让我帮她打桶水，我只好把木桶里的水倒进若梅的木盆里。若梅翘起头看着我说：“昨晚去看电影啦？”我点点头。若梅说：“我也去看了，看不到一半天就下雨了。”我又点点头。若梅说：“你说卖花姑娘后来会怎么样？老那么苦着？”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若梅见我不怎么接话，就收回脑袋开始搓衣裳，搓了几下突然说：“昨天下雨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慌一下，脸上的肉一阵挪动。若梅顾自说：“也许不是喊我，我听错了。雨那么大，谁这么傻站在那儿练嗓子呀。”若梅还说了几句什么，我乱乱的没听进去。好在这时又来了一位挑水的人，把若梅的话止住。
接下来的两天，我使劲让自己的心静着，但静着的时候，我仍有一个预感，好像要出点什么事。这天傍晚，我喝过一碗稀粥，便坐到院子砖墙旁看书。这时若梅从屋里出来，一步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样东西，是《林海雪原》。我收了书，没有吱声。若梅也不说话，却指了指书。我翻开《林海雪原》，见里面夹着一张字条。我大了眼睛，看上面的一行字：我想去一个远的地方看电影，你肯陪姐去吗？
我身子一热，觉得脸上渗出了一层汗。我合上书本，在封面画了两个字：哪里？若梅弯下身子，用手指写道：温州城。我又写：啥时？她写：明天。我刚要点头，她在我耳朵边悄声说了一句：“我打听过了，那里的电影院在放《卖花姑娘》。”2
很多个年头过去，我仍要说一句话，若梅那天向我掏出的是个勇敢的主意。那时候一个女人出远门去看一场电影本来就不平常，而让一个不是丈夫的小伙子陪着去显然是件危险的事。
当天夜里，我躺在楼阁上又睡不好觉了。我远远近近地想，想明白了一点，若梅去看电影不光是为了看电影，她还乐意跟我待一块说说话。从这一点想开来，我又肯定了两点：一是我平日里藏着的心思若梅早就瞧出来了；二是她跟家里的那位排长找不着话。这后一点我心里早有些明白。大奎如果脱掉军装，其实是个粗心又粗俗的人，身上没有太多若梅喜欢的东西。结婚一年半中，大奎回来探亲过一次，若梅似乎也没显出特别的高兴。对平常的通信，若梅的兴致也渐渐地淡下去。有一次她跟我说，自己花心思写了很长的文字，大奎寄回来的却是没香没味的几句话。我心想这不是大奎不肯说好话，而是肚子里缺着墨水，但这层意思我没说出来。
那晚在楼阁上我还一遍遍翻开《林海雪原》，看那张只有一行字的字条。我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又一个字一个字看回来。后来我注意到“姐”字。那年若梅二十四岁，大我两岁，不过平时她在我跟前从不自称姐的。我想，她在字条上用了这个字，是想事先定下姐弟的关系，这样能让两个人心里都轻松些。
依着约定，第二天我起个早一个人先出院子，直奔北门轮船码头。那时候昆城通向外界有汽车和轮船，坐轮船比坐汽车省钱，但花时间。从镇子到温州城，得先坐两个小时的河船，下船后乘江轮渡过一条江，再换一条河船坐三个小时，也就是说，从早饭的时间出发，到城里得是下午了。
我上了船等着，不一会儿船舱里的人多起来。人一多，声音也跟着多了。大家好像都在动嘴巴，一些人讲着话，一些人吃着东西，一些人吐着烟圈，还有一个小孩在哇哇大哭。嘈杂声中，我看到若梅走进来坐在船舱的那一头。今天她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碎花裙子，显得挺素净。我知道我不能走过去跟她坐在一起。一堆人装在船舱里，免不了有眼熟的脸，我们不能不小心些。
船开动了，船舱里慢慢静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盲人词师敲一通琴鼓，拉开嗓子唱起鼓词。他在唱一个明朝故事，故事里有男女情爱。唱到调皮处，词师的声音里透出一些快乐。我远远望一眼若梅，发现她正扭头看着窗外，样子挺安定。我转过身，也开始靠在船窗边看河岸。河岸上有树，有刚插上禾苗的稻田，还有挑着担子或拎着篮子的人。他们的身子慢慢向后退去，越退越远，越退越小。我心里有了逃奔成功似的轻快。
那一刻我哪里知道，自己的轻快是不可靠的。我离镇子越来越远，可离灾难却越来越近了。
到达温州城已是下午两点多，这是个阳光挺猛的时辰，街上的人却不少，自行车的铃声和三轮车的喇叭声响成一片。我和若梅一路上一同上船又下船，下船又上船，不敢挨在一起。现在往陌生又热闹的地方一钻，才凑在了一块。我们先进一间饮食店吃阳春面，吃完了顺便向服务员问电影院。服务员说前边就有一家，叫五马电影院。走过去一瞧，那电影院挺气派，一块很大的宣传画躺在墙上，正是《卖花姑娘》。不好的是买票的队伍特别长，像草绳一样扭摆出去。我们站在队伍里一点点往前挪，挪了大半个小时才挨近售票窗口。买了票一看，两张中竟搭着一张站票，时间是晚上六时整。
此时离晚上看电影还差着一截时间。说实话，我对温州城一点不熟，小时候跟大人来过一次，早忘没了。现在既然拿着时间，就想到街上逛逛，只是太阳烤人，又怕被什么熟人撞见，一时有些茫然。若梅以前也只来过一次，不过挨得近，对城里还存着记忆。她使劲想一想，想到了一个去处，说：“咱们去中山公园吧。”
我们拦下一辆三轮车，说好价钱坐了上去。三轮车的座位比较窄，两只身子放进去便贴在了一起。先前吃面条、走路、排队买票，似乎都在忙碌之中，不觉得有什么。现在静着身子靠在一块，我手脚便有些硬，心里压不住地多跳了许多下。好在三轮车夫比较有趣，嘴里吹着口哨，又不时按下怪叫似的喇叭，分走了我和若梅的注 意力。
到了中山公园，我们走一圈，看到一些树木、游船和长椅。长椅都不空着，有的坐着人，有的躺着呼呼酣睡的汉子。当然，空气中还少不了蝉叫声和卖冰棍的吆喝声。吆喝声提醒了我们的口渴，我们买了冰棍，一边吃着一边去爬公园里的小山。小山真是小，沿着石阶走上去，冰棍还没吃尽，已到了山脖子。正要歇一下脚，忽然听到一声招呼，扭头去看，见树荫里坐着一位戴墨镜的盲人，模样跟轮船上的盲人词师差不多。我们走近了一瞧，盲人并非盲人，墨镜里面有一双打量别人的眼睛，原来是算命先生。那年头到处踢开迷信，街面上已见不着算命先生，想不到这里倒躲着一位。算命先生说：“你们两位，嘿嘿，撞见我是缘分也是福分。”未等我们开口，算命先生又说：“你们两位很快会遇着一件难事，若信，坐下来听，若不信，请随便。”不用说，这是算命先生并不高明的开场白，若梅拽一下我的衣角，我们俩撤回石阶继续往上爬。爬了一截，便瞧见山顶的一个亭子。
我们在亭子里坐下。从这里望下去，能看见城里一片接着一片的房子，一眼都到不了边。西落的阳光变得有些黄，铺在所有的房子上面。我心里豪迈起来，很想做点儿什么，譬如将若梅的手抓在自己手里。正走着神，听见若梅讲了句什么。我没听明白，拿追问的眼睛看若梅。若梅说：“我是觉得，那算命先生说的其实没错，咱们接下来马上会遇着一件困难的事。”我说：“什么困难的事？”若梅说：“睡觉的地方。咱们不一定能找到睡觉的地方。”我赶紧从豪迈中出来，慌一慌脸说：“咱们住旅馆，开……开两间房。”若梅忸怩一下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咱们没有介绍信，只怕不让住呢。”若梅这么一提，我才记起衣兜里确实少了介绍信，事先没有想到哩。即使想到了，因学校放了假，一时也开不出来。我想一想说：“咱们就说介绍信丢了。丢钱是常事，介绍信为什么就不能丢？”若梅说：“如果我是服务员，我才不信呢。”我说：“那咱们多给点钱，钱是纸，介绍信也是纸，没准能顶上的。”若梅说：“这话只有不出门的人才说得出来，幼稚呢。”我说：“我就不信，人家卖花姑娘那么苦都能挺过去，咱们有钱还找不到办法。”这话把若梅说乐了。她点点头说：“大不了睡澡堂，我知道澡堂不用介绍信的。”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了公园去看电影。那电影厅挺好，不仅干净，屋顶还挂下来许多吊扇，吹得满场子都是风。不好的是我们，只有一张票有座位。我让若梅坐了座位，自己站在旁边的走道上。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自己用不着沮丧的，因为卖出去的站票真是不少，站着的人差不多把两旁走道占满了。
灯光暗下来，电影开始了。随着银幕上苦难的展开，周围响起一些抽泣声，有人还用手帕使劲擤鼻子。看来这部电影在哪儿都是招人泪水的，只不过不包括眼下的我。我看过电影的前半部分，注意力就有些散。我的目光时不时从银幕上挪开，跑到若梅的座位上。淡光中若梅的脸一会儿暗一会儿亮，亮着时能依稀看见她专注盯着前方的样子。有那么一刻，我脑子里长出一个想法——走过去将她旁边的人一把拎开，让自己坐进去，然后悄悄捏住她的手直到把电影看完。这想法让我高兴又不高兴。我不高兴是因为这想法虽像电影里的镜头，却只能在脑子里放映。
电影快过去一半，我松闲的脑子才慢慢收拢，银幕上开始出现我还未看过的情节。就在这时，座位上站起一只身子走出来，近了一看是若梅。我以为她上厕所，刚要让身，却被她拽一下衣服，说：“你去坐。”我悟过来，摇摇头表示不用。若梅说：“你得去坐。”我还想摇头，旁边有人不满地嘟囔了一句。我只好横着身子走过一排大腿，坐到若梅刚才的座位上。
坐下后我马上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情形。我怎么能自己坐着而让若梅站着。即使若梅为了我愿意站着，那我也应该走过去待在她的身边。两个人站在一起看电影，比一个人坐着一个人站着要好许多。这么想着，我真的让自己离开座位，重新走过一排大腿来到若梅跟前。若梅在暗色中奇怪地瞧着我。我没吭声，迈一步站在她的身后。若梅明白了，也不吭声。过一会儿，她一只手往后伸过来，攥住了我的手。
这是我和若梅第一次拉手。先前我好些次在脑子里握过她的手，但只有现在这一次才是真的。我还知道，她的手一旦到了我手里，我会久久不放的。
那天晚上，我和若梅握着手看完了电影。
电影散场后，我们赶紧去找旅馆，还准备了要两个房间的话。我们先走进一家有点派头的国营旅馆，那服务员一听没有介绍信，脸立即懒了，像一块用了很久的手帕。第二家旅馆显得老旧，服务员的态度倒不错，笑眯眯地跟我们聊了几句，又笑眯眯地拒绝了我们。到了第三家旅馆，我们抢先说介绍信丢了，那服务员便怀疑着脸，问没有介绍信有结婚证吗？介绍信丢了结婚证也丢了吗？两句问话便让我们紧着身子逃出了门。
接着我们去找澡堂。澡堂也是要介绍信的，只是似乎可以商量。商量了一会儿，服务员勉强同意了，让我们每人领一张草席去睡觉的地方。所谓睡觉的地方便是歇了夜的洗澡堂子，一片水泥地上铺着两长溜草席，草席上坐着或躺着一批赤裸上身的男人。见我们进来，许多目光扑过来，落在若梅身上。一个穿着裤衩的矮胖男子大约刚方便回来，一边提着裤子一边扭过头瞪着若梅看。若梅愣了几秒钟，给我一个眼色，我们转身走了出去。
我们到了街上，茫然着不知该往哪儿走。若梅突然说：“要不咱们去中山公园吧，那儿的长椅可以睡人。”我愣一下，马上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至少比睡澡堂子好。我说：“其实公园小山上的亭子也挺好，能睡觉还能看城里的灯光。”若梅就笑了：“你这时候还想着掏些诗意。”我说：“掏什么诗意呀，我琢磨着公园晚上到点儿肯定清人，待在山上就能躲过去了。”又说：“只是山上那么黑，怕你害怕呢。”若梅说：“不怕，在澡堂一堆男人中躺着才慌心哩。”
定了主意，我们急忙往公园方向走。到了公园门口买票，售票窗口里的女人提示说，再过半个多小时就关门了。她的话让我们加快了动作。我们走进公园按白天的记忆靠近小山，找着石阶往上爬。夜色暗淡着，但石阶仍是清晰的，爬了一刻钟便抵达山顶的亭子。
这时看看亭子还真是不错，围成一圈的木椅是有靠背的，躺下会觉着踏实。山上蚊子自然不少，但被风一吹，在我们身上应该停不住的。我们松了心，站在那儿看城里的夜色。白天一片片的房子现在变成了散乱的点点灯光，灯光里躲着看不见的内容，造出混沌的安静。这种安静到了天上，就显了干净，一眼望去，都是水洗过似的星星，还有半只月亮。我心里软软的，又跳跳的，像有什么东西要溢出胸口。轻轻看若梅，在暗色中没一点声响。我走到她身后，双臂一绕箍住了她。
若梅静着，一动不动。这不动不是空白，而是一种准备，准备着拒绝或者接受。我鼻子不够用了，从嘴里跑出一股股热气，喷到她的脖子上。若梅猛地一转身，双手扒住我的肩膀，用嘴堵了我的嘴。我的身体抖一下稳住。我的舌头一阵没头没脑地忙碌，忙碌中只觉得嘴里的热气出不去了，灌回到了身体内。我的双手开始迷了路似的到处乱窜，从她的后背到她的腰部再到她的胸前。她的胸前虽然柔软，但隔着一层衬衫，这让我双手傻傻的不知所措。很快我的双手醒悟了，解开一颗纽扣，再解开一颗纽扣，怯怯地按住她的双乳。若梅轻哼一声，身子硬住，硬了几秒钟，身子软了，后退一步跌坐在木椅上。我被她的身体一带，双手脱离乳房，跪在了地上。
现在，我的脑袋停在她的前面，离她的胸部很近。她分开的衬衫回去一些，只露出半只圆溜溜的乳房。半只圆溜溜的乳房颤颤地起伏着，像是要从衣服里挣出来。我双手一捋，让她的衬衫从肩膀两旁滑下，两只乳房跑了出来。我的嘴巴愣了愣，像是在两只乳房之间犹豫一下，然后扑住了左边的那只。若梅身子向前一弓，双手抱紧了我的脑袋。很快我感觉到了她身子的扭动，她的手将我的嘴巴向右边的乳房推去，在那儿停留片刻，又缓缓向下推去。我的嘴巴经过她扁平的肚子，到达了腹部。虽说隔着裙子，但我能闻到湿润的青草气味。我被那特别的气味差不多弄晕了，就闭上了眼睛。眼睛一闭上，若梅的喘息声明显响了，急急乱乱的，还带点颤动。
突然，若梅惊叫一声，喘息声停住。
我奇怪一下，睁开眼睛往上看。我瞧见若梅双臂使劲护住胸部，几团光柱同时在她的脸上晃动。我的眼睛一下子变大，猛地掉过身子，见亭子外站着三四个人，他们的手里都拿着手电筒。3
人是有命的，以前不信，现在我信。
许多年以后，我仍会记起公园小山上那位算命先生说的话。他挺直接，说我们很快会遇着一件难事。当时我和若梅都以为难事的“难”是指“困难”，不久才明白说的是“灾难”。那是个看上去有些窘迫的男人，眼睛躲在墨镜后面，不像是一位智者。但事后想想，他说得挺有准头。
遇着灾难的日子从此成了我一生中最特别的日子。把那个日子放在日历上，是1975年7月30日。
7月30日后的一些天，我们被许多人问来问去。先是堵住我们的公园查夜队，他们胳膊上箍着写有“纠察”的红袖套。他们问了一些话后，把我和若梅分别留在两间小屋子里。这样我们总算有了免费休息的地方，只是那一夜我们不敢好好合眼，连瞌睡都打得零零碎碎的。第二天，他们将我们俩转交了民兵指挥部。那些民兵胳膊上有红袖套，身上又背着手枪或者步枪。背着枪的人总是神气些，不光问我的话，还动不动朝我拍桌子。又过两天，镇子上来了一辆吉普车和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他们跟我说一会儿话后，就让我和若梅一块坐车回去。我们来时坐轮船，回去搭车子还不花钱，这是事先没想到的。
回到昆城后，我和若梅便分开了。我直接进了拘留所，在一间黑乎乎的房子待了不少天，其间好几次被叫出去问话，时不时地还能领到耳光。挨耳光不算什么，我只是担心若梅，怕她也被打了脸。不过还好，不久我知道若梅早回去了，在家待着。她是军属，在这件事里是受害人。不久我又知道大奎回来了。他让公安的人捎话给我，说我不是个东西，还说恨我。
天气转凉的时候，事情落了实，我拿到破坏军婚罪，得了三年徒刑。同时得到的是一次免费理发的机会，我的脑袋变成了发亮的 光头。
很快，我被绑了胳膊去参加公判大会，地点就在人民广场。人民广场是昆城的热闹地方，平常镇上的人傍晚吃过饭到街上溜达，最容易去的便是人民广场，在那儿可以看篮球比赛可以散步扯闲话，如果遇上打架斗狠的，也能顺便瞧上一眼。当然，那地方因为能装很多人，比较适合开庆祝大会或者公判大会。我好几次参加过那样的大会，站在人堆里伸着脖子看主席台上的风景。
现在，轮到我站到台上被别人看风景了。不用猜也知道，观看我的少说也会有几千双眼睛。想到这一点我心里特别紧张，止也止不住。出发的那天早上，我吃下半份饭，却觉得肚子干燥、嗓子发紧，只好不停地讨水喝，惹得押送我的公安挺不高兴。公安说：“人家马上吃枪子了都不知道怕，你捞了三年就吓成这样。”
我这才知道自己是陪衬，给枪毙的人凑一份热闹。到了人民广场往台上一站，我收起慌乱，慢慢稳住了神。我想反正跟我一样绑着胳膊挂着牌子的人有一长溜，我站在旁边也就是一配角。再说台下虽然有那么多的脑袋和眼睛，只要我不抬头看他们，他们就捉不住我的脸。人呀就是这样，不堪的事未来之前，容易魂不守舍，真扎进糟糕的场面，心里反而会放实，因为这时知道眼前已是最差，再坏不到哪儿去了。当然，我这么说不是指自己做到了平静——惊慌虽丢开了，换上的是伤心。我站在那儿，低头瞧着胸前牌子上自己的名字和罪名，心里是一阵阵的难过。我知道，台下黑压压的看客中，一准有我的同学同事，还可能有我的学生。他们此刻站在人群里，最兴奋的事就是一边指着远处挂下脑袋的我，一边惊喜地向旁边的同伴说，瞧见了吧，那个人我认识。
在我这么乱着脑子的时候，尿意出现了。我开始还有点傻，心想自己不紧张了怎么还来尿意，再一想才明白早上喝多了水。我心里马上有了着急，因为此时大会才起个头呢。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劝自己去想别的事情。一想别的事情我就想到了若梅，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但我知道她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为她得应付邻居们的目光，更要应付大奎的恼怒甚至拳头。当然我还想到了父母，他们不光伤了心丢了脸，心里一定还揣着不明白。他们不明白儿子当着小学老师，又天天坐在那儿看书读字，怎么会做下这么出格的事。这么想了一圈，我的思维又不得不回到自己身体上，因为这时腹部的压迫感明显加剧了。
主席台上的麦克风还在发出严正高昂的声音。声音数落着我们这一拨人的罪行，说完一个接着说下一个。我们的罪行实在是太多了，多得像膀胱里的尿水。我抬了抬头，想对旁边的公安说点什么。但显然我太愚蠢了，公安立即将我的脑袋压了下去。
我的额头慢慢渗出一层细汗，接着我的嘴巴慢慢往旁边扭动。我知道，我这是在跟自己的膀胱做斗争。斗争了一会儿，又斗争了一会儿，麦克风里的声音终于告一段落，随后响起的是占领整个广场的集体口号声。口号声中，我身子一松，一股温热的水流从裆部出发，淌过大腿和小腿，去了地上。
我的倒霉才刚刚开始。几天后，我被一辆囚车送到二百公里以外的一座监狱。住进号子的第一天，我便掉了一颗牙齿。收拾我的是一个鼻子很大、满脸胡子的男人。他见我一进来就默坐在墙角，有点不高兴。他和几个随伴凑到我跟前，踢踢脚让我起来。我那会儿刚坐了长途车，身子和心情都挺累，不愿意搭理人。大胡子男人就笑了，一把将我拎起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已被升到空中转一圈，然后像一只破袋子飞到了地上。我甩一下脑袋醒醒神，发现地上多了一颗带血的牙齿。我想这颗牙齿是我的，就伸手去抓，还没抓到，已被大胡子男人捡在手里。他捏着牙齿细看一下，又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然 后一甩手扔到屋子铁栏外的走道上。接下来的时间，我傻乎乎地坐 在那儿盯着走道上的牙齿，盯了很久。我没想起去叫看守帮我捡回那颗牙齿。
第二天大胡子又给我一个见面礼。他问我喜欢“看镜子”还是“开飞机”，两样选一样。我下意识地觉得“开飞机”太危险，便选了“看镜子”。很快我知道所谓“看镜子”便是把鼻子放在便桶上方一尺的地方，往里看五分钟。我走到那只内容丰富的便桶跟前，改变了主意。我说我要开飞机。大胡子吼了一嗓子，说现在不行了。我只好咬了牙低下头去。我先瞧见一颗圆溜溜的脑袋，然后鼻子里塞满了怪异的气味。我赶紧闭上眼睛同时停住呼吸。但眼睛可以不打开鼻子怎么守得住呀，不一会儿我的肚子便闹腾起来，一股东西爬上来被压下去，压下去又爬上来。当漫长的五分钟到达终点时，我晃着身子离开便桶，一头栽倒在地铺上。
第三天大胡子还要玩花样，他说自己是个感情细腻的人，心里喜欢被别人弄出点感动。他这样说的时候，屋子里的其他人不停地点头。大胡子说：“你给我唱个歌吧，革命歌曲也行。”他扬一扬手说：“唱得歪腻，我会送你巴掌；唱得好，你就是咱这儿的人了。”他这样说的时候，屋子里的其他人又不停地点头。我有点明白了，号子里的人平常活得太没味了，一有新人进来，自然要寻个新鲜，瞧个热闹。问题是我不会唱歌，我的嗓子要是搁到歌曲里，马上像患了小儿麻痹症，一脚高一脚低地走路。但不做点事显然是不行的，我缩缩脸说：“我不会唱歌，要不……要不我讲个故事吧？”大胡子眯一下眼说：“你他妈还讨价还价——行吧，反正用的都是嘴巴！”
我先想几分钟，然后讲了一个故事。因为心里放着紧张，讲得有点干巴，不过故事是从一本小说中取过来的，带着一些离奇，又夹着一点男女情爱，听着还算有趣。大胡子听完了，“咕咕咕”笑起来，说：“还行，有点意思，给你的巴掌省下了吧。”又说：“想不到你小子肚子里还存着干货！”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白天去干活，就是在工场里踩鞋帮。晚上在屋子里待着，遇到大胡子心里想“弄出点感动”时，我就得讲一个故事。很快我发现，大胡子们虽是从社会上混过来的，但脑子里的文化知识比小学生只少不多。我给他们讲故事，就像是在教室里给学生们说课外趣事。慢慢地他们对我佩服起来，因为我每次说的故事都不一样，从东北剿匪到武松、鲁智深，从赤脚医生到朝鲜战斗，有时候还能讲到苏联去。大胡子为了奖励我，偶尔会拿出一点东西让我分享，譬如一片肉干一杯白酒什么的。我嚼着肉干呷着白酒，心里既难过又纳闷。我难过的是自己以前看的小说居然在这儿派上用场，还换来一杯白酒；我纳闷的是大胡子怎么能存着白酒，这显然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后来我才知道，白酒是大胡子的一位朋友来探视时借助罐头送进来的——他在水果罐头铁盒上打了小孔，用针筒抽出汤汁再注入白酒。
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心情一平静，号子里的日子也不算太难挨，只是有些单调。单调中我除了讲讲故事，也拿许多时间用来回想。我想家里的事想学校里的事，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若梅。我一遍遍在脑子里寻找有关若梅的点点滴滴，包括她的笑，她说话的语气，她看别人和被别人看的神情。有时想久了，她的脸会模糊起来，好像要从我的脑子里逃开。这时我就赶紧晃晃头，把她重新找回来。
又过一段时间，我改了主意，决定不再去想若梅。我觉得再记着若梅显得太傻了。既然事情已走到这一步，最静心的办法是把她忘掉。我试着把若梅赶到脑子的某个角落，然后安上门贴了封条。好些次若梅悄悄地打开门要出来，都被我挡了回去。
不过我也知道，自己再有决心仍管不到睡眠的。睡眠里会跑出梦，梦里的若梅轻易就能溜出来站在我跟前。我们面对着面，有时不说话，有时说一些话。说的话应该是伤心的，或者疼人的，待醒来却记不得一句，只觉得心里攒了一堆难过。
在这种对若梅时近时远、时远时近的纠缠中，日子一天天过去。其实我明白，无论近着若梅还是远着若梅，都只是让脑子受些累。到了脑子外，到了生活里，我和她不可以再接上一丁点关系了。
日子到了服刑最后一个年头的初秋，眼瞅着离出狱不远了。一天我正在工场里干活，突然被告知有人来探视。在此之前，我被人看过两回。一回是父亲，送来一些过冬的衣服，还送来一脸的失望和沉默。另一回是一位中学同学，他在运输公司开卡车，跑长途时顺便拐个弯跟我见面，半小时里说了一堆天南地北的碎事。我想这第三回该是母亲或者哥姐了。
我被狱管带到探监室。进了门，见桌子上放着两摞东西，后面的一张脸被挡住一半，只露出一双眼睛。我愣一下，边看着那双眼睛边慢慢走到桌前坐下。不用说，这双眼睛是属于若梅的——仿佛在突然之间，我和若梅面对面待在了一起，像梦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不同的是梦中没有其他东西，现在桌子上却搁着一摞书一摞吃食，无意中砌起了一条通道。透过通道，我们相互瞧着对方。
如果说若梅脸上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明显添了一些清瘦，也添了一些憔悴。她盯着我，嘴巴动了动没说出话。我想打声招呼，嘴巴动了动，也没发出声音。慢慢地，她眼睛里有了泪水，只是忍着不肯掉下来。过了半晌，她说：“昆生，我对不住你！”她一开口，泪水也跟着掉了下来。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没有准备的见面。若梅的泪水让我不知说啥好。也许我该掏出一两句安慰的话，也许我该问些她的近况，可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就这么不吭声地隔桌而坐，一边是无声泪水，一边是不知所措。差不多过去五六分钟，若梅才歇了泪，开始跟我搭话。她说：“大前年那天，是7月30日对吗？”我点点头，说：“对。”若梅说：“今年的这天，我又去了。”我说：“去……去干什么？”若梅说：“在中山公园的小山上坐一会儿，现在我知道了，那小山叫积谷山。”我说：“噢。”若梅说：“我又去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电影院叫五马电影院。”我又说：“噢。”若梅说：“那电影挺好，可我没看进去，想着你待在这地方，我坐在电影院里，我心里很难受。”我说：“你这么做……会让大奎不高兴的。”若梅说：“我不会让他知道了，再也不会。”我说：“大奎对你还好吗？”若梅说：“嗯。”我说：“嗯是啥意思？”若梅说：“就是还好，我对他也没啥不好。”我沉默一下，说：“这就好，我想过了，以后出去我不联系你了，这样对你对我都不再伤着。”若梅说：“我知道。”我说：“你心里别放着对不住啥的，你并不欠我什么，往后你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若梅说：“我知道。”我说：“咱们没有缘分……”若梅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想了想，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若梅眼睛一红，泪水又淌了下来。
会完面回到工场，我心里空得要命。晚上归了屋子，我打开若梅送来的东西，书好像被狱管检查走几本，吃食倒留全了，有虾干糕点什么的。我问大胡子还有没有白酒。大胡子说干什么。我拿出些吃食，说跟你换点酒喝。大胡子不明白地看看我，找出酒给我倒了小半碗。我吸一吸气，几口把酒倒进嘴里。我酒量浅，还容易上脸，一喝完酒，我的脸热热的，脑子也跟着烫烫的。我把自己扔在了床铺上。4
我从没有把自己的老事说给儿子。以前没有，是因为儿子还当着学生，怕他心里搁上一块石头，觉得家里凭空多出一个蹲过号子的爸爸。后来没有，是我不愿意拿过去的陈痛换取儿子的一乐，然后说，呀，原来老爸也是个有点故事的人。
说白了，我不相信儿子能弄懂我的老事儿。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甲乙丙丁。当眼下的年轻人把红薯看作甜口小吃、把饥饿视为减肥手段时，我便明白，自己的往事若端到他们跟前，只怕会变成一盘可笑的点心。
这种感觉也能用到眼下的昆城。昆城在温州的南边，我现在住的地方在温州的北部。早年往昆城去，得赶一天的路。如今有了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就够了。有时坐在车上抽空想一件事，还没想透，车子已经到站了。可下了车往镇子上一站，街道是新的，楼房是新的，路人也是新的，忆想中的河水、石桥和青砖路道再也回不来了。这时我知道，眼下的昆城不是我的昆城了。我的昆城只能像一张老照片，存在记忆的相册里了。
当初我离开昆城的时候，便不打算回去了。这就是说，我从牢狱里服完刑出来，没有再回老家镇子。我很清楚，我回去了得一天到晚在院子里待着，这对我一家子和若梅一家人都是难堪。我应付不了那样的日子。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的意思。父母在回信中说了些担心的话，但没有反对我的想法，还夹寄了三十斤粮票和二十元钱。我拿着这些钱和粮票开始了漂流。那时整个社会刚刚松动，很少有赚钱的岗位等着你，尤其像我这种从号子出来的人。我只能东窜西走打些临时的短工，譬如在一个码头挑过担子，在一个街口卖过水果，还在一家糖厂满头大汗搬过甘蔗。后来有一天，我在小旅馆里听别人扯闲话，一位戴眼镜的瘦男人说，现在读书的人多了，各个学校都使着劲扩大自己，缺教师哩。我听了心里一动，脑子里马上跑出一个念头。我问戴眼镜的瘦男人从哪里来。他说了一个地名；第二天我收拾行李，就奔那地名而去。那地名就是我现在待着的县级市，以前叫 县城。
我果真在县城郊区的一所公社小学找到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有了工作，日子稳住了，心也安定了。我开始把心思放到教室里。我的学生大都是农村孩子，知道的事情不多。我每次用一半的时间说课本，另一半时间用来讲故事。这时我的嘴巴也算攒了些功夫，能把一个故事说得起起伏伏，让学生们一会儿睁圆眼睛一会儿咯咯直笑。不久，别的班级也都知道新来了一位会讲故事的语文老师。有的学生放学后还凑到我跟前，从书包里摸出一个鸡蛋或者一只水果，想换取我嘴里的一段故事。有时我出了校门到附近转悠，那些在河边洗衣裳的学生家长会远远瞧着我说：“那个上课爱说闲事的老师来了。”
又过些日子，天气热了，学校考完试放了假。我无处可去，便在学校待着。因住的小屋子太热，我到教室把书桌拼起来，做成一张很大的睡床。每天午后，我躺在大床上边摇蒲扇边翻闲书，翻着翻着便睡着了。这样的觉容易睡久，仿佛悠悠去了一趟远的地方。醒转后便有些发呆，发呆中听着满耳的蝉叫，觉得隐约有什么东西在招手。我知道，自己在惦记一个日子。
7月30日这天，我起了个早，先徒步走到县城车站，再买票坐上一辆肥胖的旧客车，抵达江边码头后又转乘一艘木轮。这样倒腾几次，到温州城已是中午。我简单用点饭，随后上了一趟厕所。在厕所里照一下镜子，照出自己的白布衬衫旧得有些发黄。我找到商业小街，在几家店铺走进走出，最后换上了一件的确良衬衫。这让我看上去稍稍精神一些。
我来到中山公园，顺着小山石阶往上爬。四年前的记忆伴着一级级台阶伸进我的脑子。快到山顶时，我停住脚步往旁边看了看。我没看见戴墨镜的算命先生，他原来坐着的地方现在探出了两根竹枝。我又往上望一眼，看见了那座亭子的顶尖。我吸几口气，把呼吸调匀了，然后向前蹿了几步。亭子在我眼里猛地露了全身，里边空无 一人。
我松了身子走进亭子，背靠柱子抱了双膝坐着。从这里看下去，城里街道没啥大变化，只不过觉着多了一些热闹。但城里热闹不热闹跟我没有关系。我闭上眼睛，蝉叫声明显起来。我脑子里跑出去年若梅探监时的情景。她说她一个人在山上坐了很久，又一个人去看了电影。她还说这座小山叫积谷山。
我不知道若梅今年会不会来。也许会来，因为去年来了，今年干吗不来呢？也许不会来，去年已来一趟，算是把伤心的往事凭吊一次，事情便了结了。这了结的意思，那次在监狱我也告诉过她。我对她说，以后出去我不会联系你了。是的，我是这样说的。
但不联系不等于不惦记。即使见不着若梅的面，我也愿意在这儿待上一会儿，然后一个人去看一场电影。若梅去年做过的，今年由我来做一遍吧。
我脑子慢慢静下来，脑子一静，午睡的困意倒上来了。我的脑袋晃了两下，靠住柱子睡着了。睡眠中我没闲着，顺便做了个有关积谷山山名的梦。梦中我躺在一堆稻谷上，谷堆越攒越大，越抬越高，我躺在谷堆上，就像是躺在一座小山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我弹开眼睛，看见亭子里多了一个人。我有些不相信，因为眼里的人是若梅。我使劲甩一下脑袋，想把自己甩醒——可跟前的若梅没有消失。
若梅见我醒了，坐着的身子往我近了近，说：“你睡得真香。”我让自己笑一笑，说：“你来多久了？”若梅说：“不大一会儿。”又说：“上午起身挺早，车子抛在路上了，修了很久。”我说：“噢。”若梅说：“本来没记着来的，突然想到你没准要来，我也就来了。”又说：“所以上了山一眼瞧见你，我不奇怪。”我看若梅一眼又收回来，说：“我来，也是因为猜着你要来。”若梅说：“你猜了吗？”我说：“猜了。”若梅说：“可你方才弹眼看到我，好像挺吃惊的。”我说：“我又猜了猜，觉得你不会来的。”若梅轻笑一下，说：“你的话等于没说呢。”
那天的见面就这样平常地开了头。随后时间里，我们说一些话沉默一会儿，沉默一会儿又说一些话。在若梅口中，我知道她已在一家纺织厂上班，今天是请了假来的。又因为肚子几年没有动静，她刚刚领养了一个孩子，是个不满周岁的小男孩。若梅说，这也是为了她自己的肚子，一个孩子能招来另一个孩子，她不信自己不会生。若梅又告诉我，大奎在部队待不住了，准备转业回家，因为老这么分开也不是个办法。
听着若梅的话，我没有不高兴。若梅有了工作有了孩子，接着又有大奎待在身边，日子便像日子了，我该替她松口气才是。只是提到大奎时，若梅的语气变得小心翼翼，这让我又记起了自己，记起了刚过去没多久的灰色日子。沉默中我好几回要叹口气，想一想，忍住了。
那天晚上，我和若梅去看了电影。仍是那家五马电影院，只不过这次买到了两张坐票。我坐在若梅旁边，心里准备起些感慨什么的。但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我内心比想象的要平静，暗色中拿余光瞧若梅，她的脸上也放着安静。又过一会儿，我的心思被引到了银幕上。那天放的是《小花》，故事好看，歌也好听，里边几个演员长得挺养眼。
看完电影我们去找住处。这回我早开好学校的一张介绍信，问若梅，也准备了一张。我们走进一家不大的旧式旅馆，站到服务员跟前。服务员将介绍信瞧一遍，抬起头看看我们说：“一起还是……”若梅轻着声音说：“不一起。”我点点头说：“分开的。”服务员便取出两把钥匙，引着我们往楼上走。屋子是木质的，踩在楼梯上咚咚响。到了二楼，服务员指着一间屋子说：“这是女的。”又指着隔壁屋子说：“这是男的。”
我进了门，见屋子里摆着两张床，一个胖黑男人已坐在一张床上。我把背包搁在空着的床上，出去冲洗了身子，回来跟胖黑男人刚搭几句话，听到隔壁敲了一下壁板。我知道是若梅的招呼，便伸手在壁板上回应一声，然后走出房间。若梅已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两把讨来的纸扇。我瞧一眼她身后的房间，也是两张床，一张床似乎空着，她的睡床挨着我房间的木壁。若梅分一把扇子给我，两人一起往楼下走。
楼下有个小天井，几个住客坐在那儿乘凉闲扯，我们在旁边找了小板凳坐下。我们的样子像是听别人说话，其实只是两个人的默默相对。我从若梅的脸上读出了茫然和淡静，若梅一定也从我脸上看到了寂寞和淡静。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重逢的夜晚，我们两个人心里都装了淡静。淡静中我们慢慢摇着扇子，有时也看看天空，天空上有一些星子。
坐了一个多小时，住客们收起闲话散开。我和若梅也起身回了房间。
我的房间暗着灯，胖黑男人已睡下。我轻着手脚躺到床上，让自己闭上眼睛。眼睛闭上了，睡意却一点也找不着。我把这一天想一遍，心里有些高兴又有些不安。我高兴的是终于跟若梅见上面又一起看电影，不安的是两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平静，似乎缺了点什么。
我翻一下身子，靠在内侧的壁板上。我突然想到，我的床旁边正是若梅的床，两张床只有一板之隔。此时若梅的身子若也靠在壁板上，我们两个人的距离是一厘米。一厘米在很多时候是不起眼的数字，现在却把我们实实在在分开了。我和若梅，怕是再也迈不过这一厘米了。如此一想，我心里淌出了难过。
正这么伤着神，我依稀听到什么轻细的声音。声音好像出自隔壁。我把耳朵贴在壁板上，声音清晰了，是若梅的抽泣声。我愣了愣，赶紧敲一下壁板。壁板那边的声音停一下，马上变大了——抽泣声升级为放声大哭。
我把耳朵久久放在壁板上。那一刻我有些明白，原来今天缺的就是一场哭。
1979年的这次见面为我和若梅以后的关系定了调子：每年聚一次面，一起看一场电影，不做越界的事。
此后的一年中，我不跟若梅发生联系，既不打听，也不写信。有时忍不住记起若梅，我也会及时劝住自己，不让脑子跑出去太远。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学生身上，除了说故事，还开始讲作文，教他们如何把有趣的事情搬到纸上。不上课的时候，我在学校后面土坡上开出一块小园子，种上白菜和韭菜。傍晚吃过饭，我会沿着学校旁边的小河散步，有时也跟遇着的村民打声招呼。日子这样一天天过着，我心里虽然有些萧条，但是比较安稳。同时我又知道，日子过去一天，便是往那个日子近着一天。
下一个7月30日，我和若梅在温州城又见了面。这一次若梅的身条有变化，肚子凸出来一块。若梅有点得意地对我说：“你瞧见了吧，用孩子引出孩子这一招挺管用吧。”我不吱声，心想这是大奎花了力气的。若梅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轻声说，大奎转业回来了，在打私办做事。她说：“不管咋样，你不能恨他。”她用手摸一摸肚子，追了一句：“昆生你不恨他行吗？”我笑一下，然后告诉若梅，这几年不论在监狱内还是在监狱外，我脑子想的事不少，但就是没想到去记恨大奎。我这么说不是装谎，说到底，大奎在我入狱的事上也没做错什么。
那个晚上我们又坐进电影院，看的是一部男女恋爱的片子。看的中途，若梅凑过脑袋悄悄跟我说话。她说了好几句，因为被电影里的声音盖着，我听清楚了两句。一句是：“昆生你也该找一位了。”另一句是：“昆生你知道吗？你成了家我心里才会安生些。”暗黑中我扭头看看她的脸，看到一脸的认真。
若梅在电影院里的认真神情是我对那次见面的一个重要记忆。
接下来一年里，我的日子照进一点阳光。先是遇到一个新的政策，也因为我上课讨到一些称赞，我的身份从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又过一个学期，县城里的一个小学看中我，将我调了过去。我似乎摔了个跟头，现在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
那段时间给我说媒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的眼光不敢太高，因为我在号子里待过，心里毕竟虚着。但我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又有若梅做比衬，底线就不愿掉下去。我看过两张照片，一张太胖，一张颧骨太高，反正都顺不了眼。遇到第三张时，我动了点心，原因是照片上的人有两三分像若梅。我跟她见了面，知道她的名字叫小秋。此后我与小秋开始一周碰面一次的交往。那些日子因刚换了学校，我上课挺用心，平常便容易忘了小秋，到周末才会记起她，赶去与她聊几句话加上吃一顿饭。那时吃饭并不真下馆子，只是去点心店吃碗面条或者粉干。有一回吃粉干，小秋坐在我对面，也许是因为太烫，她把筷子举得很高，然后张大嘴巴去接粉干。她脖子伸得那么长，下嘴唇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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