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里循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1894，中国纪行试读：
译者序
这本书产生于两个甲子周期即一百二十年前那个爆发甲午海战的年头，是描绘当时中国社会现状和山川风物的一幅独特画卷，是一份难得的人文地理叙事。
作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苏格兰裔澳大利亚人，是外国近代来华的一个重要人物，早年以旅行家和记者著称，随后以政治顾问和藏书家闻名。作为旅行家，他在中学毕业时和大学阶段就徒步穿越澳洲大陆，并深入新几内亚；后来又游历美国、西班牙和摩洛哥；1893年前往远东，经菲律宾到中国，1894年2月从日本回到上海，开始历时百日的上海到仰光之旅，并沿途记事，构成此书；此后，1895年年底从曼谷前往昆明，1897年踏足东三省，1899—1900年周游泰国、英国、澳洲、日本、朝鲜后于义和团起义前夕回到北京，1907年穿越中国到达越南北部，1910年从河南一路西行至俄国境内。自1895年被聘为《泰晤士报》驻远东特约通讯记者，他作为近代中国多事之秋的见证人，亲身经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因其对中国的权威报道，以“北京的莫理循”而闻名西方世界。作为政治顾问，他于1912—1920年受聘于北洋政府，历袁世凯至徐世昌四任总统，在辅佐袁世凯但又反对袁世凯称帝、揭露日本《二十一条》、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参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等重大事件中发挥过作用。作为藏书家，莫理循以二十余年之功收集了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籍、报刊和地图等资料共两万四千余册，曾藏于他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度被袁世凯命名为莫理循大街）的宅邸；这批被称为“莫理循文库”的东方学珍贵文献于1917年被日本三菱财团第三代财阀岩崎久弥收购，运往东京，成为“东洋文库”的基础。
此书可视为这样一位近代外国来华重要人士对光绪甲午年中国社会风俗人情的一番独特考察，其中关于长江木船航运和西南丝绸之路两大主题的细腻描写和记录尤为珍贵精彩。那些生龙活虎的峡江闯滩场景、如梦似幻的驿路客栈风情、弥漫山间的马帮铃声回响，时时在文字里复活。
自上海于1843年、汉口于1861年、宜昌于1877年设立“洋关”（由外国人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中国近代海关）以来，长江航运进入一个特别时期。作者记述道，当时通商已实行多年，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内地，然而从上海沿江溯行，机轮船至宜昌而止；宜昌至重庆段的航运则仍由传统的木船来承担。一时间，激流险滩上千帆竞渡，为适应不同水流的各色船型争奇斗艳，船工凭借出神入化的技巧勇斗凶滩恶浪——这是一幅昙花一现般的壮观画卷，长江上游的航运不久之后也进入轮机时代。然而那幅画卷正好为作者所见。作者不止一次详细描绘惊心动魄的冲滩过程，描写了唱着号子的船工、纤夫，如何利用爪钩、纤藤等工具行船，险情来临时如何齐心协力、临危不惧，一次次化险为夷。作者也注意到长江木船极其繁多的船型，他仔细描写了自己乘坐的“五板”，也描写了沿途遇见的其他大帆船；到了涪州，发现乌江船更加与众不同，于是作者写道：“涪州位于龚滩河〔乌江别称〕汇入长江处……许许多多涪州大帆船停泊在这里，这种船在构造上跟长江的其他所有木船都不同，一是巨大的船尾沿四分之一圆弧扭向右舷，二是由一个大型尾艄来转向，而不是像一般木船那样用平衡舵。”观察可谓细腻准确。另外，沿岸民情，三峡风光，乃至船工性格的细致描绘，还有小舢板在江面上拦截运输船兜售蔬菜、木炭的繁忙景象，以及江边碛坝上淘金者的身影，于今天的我们，遥想追思，恍然如梦。
从重庆开始，作者舍舟步行，直达缅甸，最后再乘轮船进入印度，从这段行程的起始点就可以知道，作者走的就是古老的“蜀身毒道”亦即现在所说的西南丝绸之路。这条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道，穿越万水千山，凿在绝壁之上，忽而跨越蛮荒峻岭，忽而进入平坝、集市、城镇，滇西和东南亚丰富的少数民族风情像珍珠一样被串起来。一路风物如今多已化作烟云，在书中却历历在目。作者记录了中国川、滇两省及缅、印地区沿途的山峦、溪流、村落、通衢与津梁，记录了风格各异的民居，古驿道边的凉亭、茶棚和买卖，也记录了战乱和饥荒带来的困苦，大面积的鸦片种植，以及触目惊心的地方流行病。最有价值的是对古道本身的记录，比如对盐津大关垴古道、大理祥云的梁王山古道、博南要津霁虹桥、翻越高黎贡山的分水岭古道等自然、人文环境的详细描绘，在别处并不多见，其所记载堪为史料。
有价值的史料性记录还不限于早期长江航运、马帮货运、驿站经营等方面，书中还涉及很多关于中国当时的海关、洋务、贸易、苦力行、脚夫、邮政、电报、金融、币制、黄金交易、军火制造、医疗、外交、司法、边防等方面的重要人物和史实，由于多为亲眼所见，均可与其他正规记载相印证。
作者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描写也有不少生动之处，比如写广东商贩，他们携带斗笠，衣服整洁，打着精致的牛皮绑腿，浑身散发着旅行的气息；“他们成群结队上路，呈一列纵队鱼贯而行，他们的扁担，一头是二英尺长的钢制尖矛，有双重用途——没事时是扁担，碰到麻烦就是凶悍的武器”；他们“忍耐，精明，然后发迹”，“靠脚神奇地走遍四方”，“足迹踏遍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帝汶、西里伯斯和菲律宾群岛、缅甸、暹罗、安南和〔越南〕东京、海峡殖民地、马来半岛、交趾支那……”另外关于中国大多数底层人民的节俭和勤劳，关于傣族人的温和善良，从官宦到普通百姓的彬彬有礼，以及船工和脚夫的朴实诚信等等，都有很多生动细腻的叙述。
作者因为优越感和疑忌心理，常常误解中国人的善意，甚至将之视为敌意，好心当成驴肝肺。比如某地官员因为路途安全问题，阻止作者赶路，作者以为是强制留客消费，竟然大发脾气；雇来的管事和脚夫按旅行经验合理安排食宿点时，作者老以为他们要偷懒或吃回扣；但作者在最后成书时，经过对中国人民的更多了解，一般都承认是自己的误解，难得的是，他并不删除或修改当初因误会而写下的记录，这无疑是记者和作家应有的作风。
但是作为一个“旅行观光”的外国人，对中国文明的很多特点和内涵不甚了解乃至曲解自然是难免的，这导致书中一些草草观察和随口评论有不实之处。比如昆明的票号老板给作者递雪茄，仅仅是递的方式在风俗上有所不同，作者明明受到客气的款待还说别人有小气的嫌疑。又比如，作者认为中国人在向亲友通报长辈去世的消息时会面带笑容，与看见外国人时发笑一样，是为了哄骗自己，掩饰悲惨，其实，前者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老人自然去世是一种“喜事”，后者只是看到新奇事物的一种自然反应。再比如，每次提到外国教堂在中国的某地处于较高地势上，几乎必要加一句说这无疑败坏了中国人的风水，字句之间甚至流露出得意；每次提到宝塔之类，也都不忘嘲弄一下与风水的关系，这无疑是单方面夸大了一种复杂文化习俗中的迷信成分。
作者克制不住的是强烈的英国殖民主义意识。比如将傣族人、景颇族人与中国人并列，称那些民族的村落、集镇为只是受中国保护的自立小侯国；作者行至边境，时值中英双方正在会勘滇缅边界，关于定界、划界问题，作者站在英国殖民者一边，发了不少谬论；而对自己侦查中国滇西的道路、矿藏、军备等等并向英国提供有关开辟“贸易路线”建议的目的也丝毫不加掩饰。
书中大量篇幅议及传教和鸦片问题。关于前者，莫理循对遇见的大多数传教士的人品偏于褒扬，但对他们收纳教民的成功率表示轻蔑。关于鸦片问题，他以亲眼见到内地自种罂粟为由，宣称这与中国人的禁烟呼吁自相矛盾，对国内外一些反对鸦片贸易人士的作为和言论大肆讥讽，为英国的鸦片贸易作强词夺理的辩护。作者在这个问题上逻辑十分混乱，比如在中国有人吸食鸦片本是受害之果，却将之偷换为需求之因，大加渲染；对英国蓄意进行鸦片贸易以及大多数人奋起抵制的事实避而不谈，对洋药（印度鸦片）在土药冲击下销量受限则显得愤愤不平。
善说反话是莫理循的行文特色之一。比如他每每提到如何受到人群的盛大欢迎，其实是反感被围观；他说某某如何颂扬某某的美德，其实是指某某在谴责某某；他说示众的首级挂得低是为了顾及家属的感情，以便他们辨认，其实是指残酷地让家属看清死者；他看见溪水流经坟地再引入城中作为生活用水，就讽刺说“居民们于是乎享受着饮用祖先尸骨稀释液的恩典”……对这类表述，翻译时都保留原来的语气和辞令，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产生翻译此书的兴趣，还有一点私人原因。译者一方面工作上涉及西学东渐研究已有多年，另一方面老家在云南大理，这样一来，对书中各方面内容难免有特别的熟悉感和亲切感。比如书中写到的驿站小镇沙桥，正是我们往返于昆明和大理之间吃中饭的地方；下关那两个“可供一个英国骑兵团驻扎”的大马店，其中之一是“华兴祥”，三进大院，在我们小时候已被改成“长途台”（长途电话营业厅）；苍山上一条条溪流穿过桥洞、跨过坝子奔向洱海，这就是我们生长于其中的环境本身；那“真正的雪糕”，即苍山顶上掘来的雪，紧压成碗状，浇上糖稀，也是小时候吃过的；还有大理古城的杜文秀大元帅府、石头小巷里那两个教堂，以及云南提督杨玉科宅，至今也差不多还是莫理循见过的样子。大理的魅力之一是今天的古城与一百二十年前依稀仿佛，容颜虽改而脉络骨架依旧，以至于在书中读到相关段落时，每每忘了那是在写久远的时空。但有些描写也让译者深觉意外。当时作者翻过梁王山，走在凤仪到下关的驿路上，但见人潮滚滚，“有些明明白白是欧洲人，有些清清楚楚是印度人，还有云南土著、西藏人、广东商贩和四川苦力……”想不到自己的家乡在那时就国际化程度那么高，“国际通道”名不虚传！
由于此书具有人文历史地理价值，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历史概念和专门术语等均有实指，不可随便“意译”、“音译”；其中大量引用的中国古诗文和格言谚语的英译，必须回到中文原文；引用的西文文献有些在文中夹注出处，但很多没有，亦宜在翻译时尽量查出标明。为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全书加注四百九十余条，许多带有研究考订性质。某些地名，小及村庄，究为何地，有时须要核算作者行程、查阅地方史志并顾及方言发音，几方面结合，才能确定。比如Tsurai，经阅读《马嘉理案史料》，才确定是“扎赖”。人名、机构名、官职名方面如“Mr.Tsai, the Mixed Court Magistrate”，译成“混合法庭的法官蔡先生”固无不可，但若以史料对待，须根据历史资料确认为“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谳员（会审官）蔡汇沧”。
近代来华外国人及其在华机构和出版物等，当时大多皆有中文名，在中文语境中早已约定俗成使用中文名而不采音译，但由于作者写的是旅途速记，有时只出现一个姓，比如Smith、Hobson、 Baber、Lay、Huc等，这就需要查阅可能人物的著作内容和生平行状，方能确定其中文名（如明恩溥、好博逊、贝德禄、李太郭、古伯察等）。
又比如长江木船航运的船只类型、属具、行业术语，以及早期轮船船名等，亦须查阅专门资料。其他各类中外历史性概念，有些是通过查阅海关、招商局、轮船公司、机器局的旧行政档案，以及清人笔记、《德宗实录》、各种地方志和教会资料、某些英文书刊等等，经综合处理才予以确定。为了注明原书未注的引文出处，查阅的西方汉学家著作和对中国古籍的英文翻译，数量逾百种。
这些工作，只为使一本有史料价值的散文叙事在经过翻译后具有学术上的可靠性。然而由于译者学识有限，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只待方家指正。比如原书提及的近代来华外国人中，译者未查出中文名（或不确定是否有中文名）的有：在汉口的阿古斯蒂诺斯（Agustinos），在万县的霍柏·吉尔（Hope Gill），在重庆的洛雷恩（Lorain），在宜宾的莫多（Moutot）和伯劳德（Béraud），在昭通的特伦伯兹（Tremberth），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前职员伯尔（Boll），在昆明和大理的格雷厄姆（Graham），澳大利亚来华女传教士芮德（Reed），以及在大理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
本书翻译所据版本为An Australian In China，Horace Cox，1895（初版）。作者音译或意译的中国地名、人名、事物事件名等，加注时原文括在后面，如龚照瑗（Kung Chao-yuan）、佛图关（FuTo-Kuan）等。著名地名、人名一般不注，如汉口、大理、李鸿章、张之洞等；县级地名酌情加注，如长寿县、大关县等；县级以下地名原则上一律加注。外国地名、人名加注与否原则上与此同例。个别地方正文中夹有译者添加的补充文字，用方括号〔〕标示，以别于作者原文的圆括号（）。原文中有三种情况用斜体表示：中文音译的字词、法文等语句、表示着重的字句，译文中用楷体表示前两者，用粗体表示着重。
另外，本书的插图，除了原书插图以及译者自摄外，其他为编辑选用自同时代人拍摄的相近场景的照片，主要来源为（1）盖洛（William Edgar Geil，1865—1925）《扬子江上的扬基佬》（A Yankee on the Yangtze），摄于1903年；（2）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1881—1972）《走遍中国》（Across China on Foot），摄于1909—1910年之间；（3）伯德（Isabella Bird，即毕晓普夫人，1831—1904）《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摄于1898年。还有一部分照片来自张伯林（Thomas Chrowde Chamberlin）和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摄于1899—1909年间，或摄于晚清时期但未知摄影者。这些均做了图注说明。2014年冬于杭州第一章引言：汉口城和传教士概况
1894年2月的头一个星期，我从日本返回上海。我打算溯长江而上，直达重庆，然后打扮成一个中国人，安闲地穿越中国西部、中国的众掸邦和克钦山区，前往缅甸边界地带。几年前，这被视为畏途，接下来要讲述的是，如今实施这样一趟旅行是何等轻松愉快。
当然，这趟旅行谈不上什么考察，行程很简单，先是乘船溯长江一千五百英里，接着步行另一个一千五百英里，沿着中国内陆的官道进入缅甸，虽然路途漫长，但是悠闲从容。完成这趟旅行的人不会说中文，没有同伴或翻译，没带武器，但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中国人的善意。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像我那样步行去缅甸，条件是他愿意花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训练适当的耐力（毕竟要徒步长途跨过一个多山的国度）和相当的克制力。
我和我的其他同胞们一样，怀着对中国人的强烈的种族厌恶来到中国，但是那种感觉现在早已被真切的同情和感激之情所取代。我总是愉快地回忆起这次旅行，其间我横穿中国数省，范围广于欧洲诸国，沿途体验到始终如一的友善、殷勤和最迷人的礼貌。在我看来，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他们的“加惠远人”之道。
我于2月11日星期天乘坐怡和公司的德和号轮船离开上海。一位好心的朋友，一名跑过世界各大码头的商船船长，虽然已过半夜，还是来同我道别。我们在码头上握手，然而是最后一次握手。当时怡和公司已经许诺一有空缺就给他职位。在我离开之后身处中国西部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倒霉的高升号上的官员，这艘非武装的运输船被日本炮舰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击毁，他是遇害者之一，我相信，他是在水中挣扎时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的。
我穿上温暖的中国冬装，在帽子内侧系上一条辫子，像一个中国人一样旅行，没有比这更舒坦的了。我有单独的一间小客舱，当然也有专用的卧具。每天给中国管事一墨西哥元，“洋食品”就会从酒吧送到房间。想以这种方式旅行的人，只要收拾起傲慢，背上拖一条辫子，就只需花销穿洋装的欧洲人的四分之一旅费。
但是我发现，我的旅行在无意中有假冒名头之嫌。当精明的大副来向我收取所欠的赊账时，我认为太少了。我表达了我的诧异，并告诉他，我认为应该收七元钱。“的确如此，”他回答说，“可对传教士我们只收五元，在他们告诉我之前，我就知道你是传教士。”他的敏锐，与中国商船新济号上接待我的买办何等不同。那次是从上海到天津，也是中国人装扮。对话简短而生硬。买办以探究的目光看着我。“你是做什么事的？”他问道，意思是“你的职业是什么”。我谦恭地回答：“我做的是耶稣基督的事。”即我是一名传教士。他立即以轻蔑的口气说：“少来！”
我们沿途停靠码头并于14日到达汉口。中国人说，汉口是八个省的贸易中心，也是大地的中心。它的确是长江流域核心的集散地，也是中国中部地区的都会。其主要出口产品茶叶的交易量急剧下降，尤其是1886年以来。印度的鸦片运到这里为止，不能再前往上游；输入汉口的总量如今不过区区每年七百三十八担（四十四吨）。汉口位于长江的左岸，汉江水域把它和汉阳隔开，长江水域又把它和武昌隔开；这三块区域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大都市，其居民数超过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总人口数。
武昌是湖南和湖北两省的首府；张之洞总督居住的官衙就在此地，他就在一幢与俯瞰位置上的美国传教站一样漂亮的建筑里发布不正义的法令。张之洞在中国所有总督中是最排外的，然而大清帝国没有哪个总督像他一样雇用那么多的外国人。他虽然声称“四海之内皆兄弟”，但他管辖的两个省却对外国人实行封锁，传教士被迫滞留于汉口，待在租界的庇护所里。由于在中国的总督中他有着不寻常的公益精神，他把为官所得大把地投入到他的辖区资源的现代发展之上。他在武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纱厂，规模有三万五千锭，占地六英亩，有电灯照明，还有一个三英亩半的蓄水池。他还建了一个大型的造币厂。在汉阳，他创办了一个壮观的铁厂和占地数英亩的一组热风炉，配置有各种最新式的机器。他拥有铁矿和煤矿，有十七英里长的铁轨从矿区通向江边，还专门建造了几艘内河蒸汽机轮船，以及江岸上专用的吊机。他花钱如流水，可能会成为唯一离任时两袖清风的中国大员。
总督的私人秘书是一个聪慧的中国人，名叫辜鸿铭，他那篇最初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的文章《为吾国吾民争辩书》，常被引用来攻击传教方式。作为能力非凡的语言学家，曾在《新闻报》上发表过以英文韵律翻译海涅诗歌的辜鸿铭，天生对英语资源有罕见的驾驭能力。他是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奇怪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他大有机会在英国最为虔诚和热心的教会接受教育，受到联合长老会、自由教会、圣公会、苏格兰教会的熏陶，不用说还有来自不同程度怀疑正统教义的庞杂的非正统教派的影响，然而他公开敌视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长江流域更反对基督教输入。这种紧张局势反而使很多有头脑的传教士预见中国的这一地区更有终极皈依的希望。他们说，对于传教事业的胜利，反对比冷漠更有助益。
逗留中国期间，在从北京到广州的许多城市里，我遇见过各个阶层的大量传教士，他们都一致对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业绩表示满意。简要地说，他们的收获体现在一个总数上，每个传教士每年完成两个以上华人〔皈依〕的份额。但是，如果把那些有薪水的已授职或尚未授职的当地助手也算进传教士之列，那就会发现，这样的团体，每个人工每年使0.9个华人皈依。但是传教士们反对用这样的统计数据来评判他们的工作。在大清帝国工作的新教传教士共有一千五百一十一名，根据《教务杂志》上记载的往年统计数据来估计他们的成绩，我们发现，他们在去年（1893）共招纳了三千一百二十七名中国信徒（未必全是真基督徒），但是花费达三十五万英镑，相当于伦敦十所大医院的总收入。
汉口有成堆的传教士，“他们不幸地分属那么多的教派，即使外国人也对他们的数量感到迷惑，更不用说他们委派的那些异教徒”（麦华陀）。
以应得的舒适居住在外国人定居点及其周边的，有伦敦传道会、圣书会、本地圣书会、英国圣经会、苏格兰圣经会、美国圣经会的成员，有贵格会传教士、浸信会教友、卫理公会教徒和独立教会那些私募的传教士，也有圣公会、美国公理会和美国高派教会的成员，还有一个与伦敦传道会有关联的医疗传教会，还有由一位主教率领的兴旺的法国传教会（即“巴黎外方传教会”〔法语〕）、主要由意大利人组成的方济会传教会，以及奥古斯丁修会的西班牙传教会。
中国内地会在汉口设有中心分站，而此地也是北美挪威传教会、丹麦传教会和一支成员也主要来自丹麦的独立传教会的总部。在一个混杂着这么多教会、这么多各持己见的不同教派的地方，我料想，各教会之间彼此对他人的工作有些诟病，多少将其传教手段视为投机取巧，对其皈依者的真实性有所疑虑，都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吃教者”，即为了混口饭吃而入教的假基督徒们，正是这些人，从各种不同观点获利，也正是这些随时丢弃主的恩典的人，通过在各教会之间从奥古斯丁会到贵格会轮番皈依而发迹。
凡支持传教事业的人，来到汉口或其他口岸，都会高兴地发现，自己关于在中国口岸的传教士如何艰难困苦的预想完全错了。他们生活得舒适、愉快，和在任何国家一样。在汉口，传教士的营地都属于最舒适的住宅，而尽可能让传教士生活舒适是合情合理的，正是他们为中国奉献自己的一切，并准备忍受任何可能的艰难，把启示带给这片黑暗大陆。
我拜访了阿古斯蒂诺斯神父的西班牙传教会总部，和两名神父一起抽了一支烟，分享对巴利亚多利德和巴塞罗那的回忆。看到传教站房屋的肮脏狼藉，我可以充分设想，西班牙人几乎很少改变他们的方式方法，去适应中国人的古老文明。
汉口有一个大规模的租界，美丽的江岸上一排高大建筑。夏季和冬季，江水一起一落，水位相差近六十英尺。在夏天，江水拍打堤岸，也会漫进租界；到了冬天，水面的宽度逐步缩小，但即使退缩到河床底部，仍有半英里宽。我们漂亮的领事馆就在堤岸的一端，另一端是醒目的工部局大楼，由一位理当使用手铐比使用铅笔更熟练的前警长设计。汉口，江岸租界。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摄于清末。作者的中国护照。
我们在汉口的权益受到领事霍必澜先生的保护，他是最有才干的领事官之一。我以英国公民的身份，在领事馆进行登记，获得一张以《天津条约》款项为依据的护照，自发照之日起一年内可在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境内通行。
我没有仆人，一名讲英语的西崽听说我需要一个，跑来向我推荐他的“那摩温朋友”，他向我保证，那人说英语“完全相同英国人”，但是那“朋友”一来，我发现他讲英语完全相同于我讲中文。他并不尴尬，而是通过翻译对我说：“我当然不会讲洋话，但这么聪明的洋绅士，只要一个月下来就能讲一口漂亮的中国话。”边说边怒气冲冲地走了。我们没有达成协议。
我从汉口登上长江上唯一的三螺旋桨蒸汽机轮，中国商船快利号，四天后，即2月21日，我到达宜昌，这是江轮所能抵达的最后的内陆口岸。宜昌是一个开放港口，1891年9月2日反洋骚乱发生地，当时暴徒抢掠并焚烧外国侨民住宅，并得到宜昌驻军长官——镇台罗大人的士兵的协助，该镇台“以默许的方式给暴乱开方便之门”。当地生活的乐趣在于期待再次暴乱，这是唯一令人兴奋的事。
宜昌到重庆，距离四百一十二英里，这一段长江的大部分河道是一连串险滩，迄今没有轮船能尝试溯行，尽管有人声称如果有特殊构造并提升马力的轮船，通航的困难未必不能克服。这段江水有多急，可由如下事实知晓一二：大帆船逆行一趟，大部分路段靠一帮纤夫拉着，需要三十到三十五天，而顺流航行一趟通常只需两天半。
我相信步行能为整趟旅行节约数天时间，我决定雇一个苦力跟随我走到重庆。我们本打算星期四下午出发，然而在星期三大约午夜时，我见到了海关的阿德治医生，他轻易地说服我，如果冒点险乘一艘小船（五板），而不是通常的客运木帆船（划子），幸运的话，只需由陆路到达中途的万县的时间，就可以从水路到达重庆。医生是个有着惊人活力的人。他提议为我安排一切，早上六点他就替我雇好了船，选定了一个船老大（老板），挑选了四名年轻的船工，由他们负责用十五天时间把我送达重庆，并向他们讲明关于我的旅行的一切注意事项。当晚出发的准备一切就绪。
上午时分，老板给我带来写好的协议，用中文书写并正式签字，一个中国职员在后面替我译成英语。我将其逐字誊写出来：
杨兴宗（老板）为将M医生运抵重庆特此定约，款项如下：
1.船费议定28000文（2英镑16先令），已含所有费用。
2.如果十二天内到达重庆，M医生付给船老大32500文；十三天到达则付31000文，十五天到达付28000文。
3.如果一切顺利，且船老大尽责，令人满意，即使十五天到达重庆，M医生亦应付给船老大30000文。
4.启航前共预付给船老大14000文，余款在到达重庆时付清。（签名）杨兴宗定于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七日
用英语写下这份协议的那个华人，英语口语也比很多英国人强。第二章从汉口到万县，略述中国妇女和长江险滩
上午拿到协议，然后忙了一下午，晚八点从海关的浮桥登船。这种船叫作五板（五块木板），长二十八英尺，吃水八英寸。它的风帆就像蝴蝶张翼，由竹制的一排横条支撑；船尾则形如“飞燕敛翅”。在船中部用草席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是我的小窝，其余草席白天放在船顶，晚上前后铺开，前面供我的三个人睡，后面给另外两个人。看起来是一件脆弱的小工艺品面临着险恶的凶滩，但是它掌控在长江上所能找到的一队最为年轻机敏的中国船工手中。当我们在爆竹的烟雾中划入水流时，天已经漆黑了。从快利号下面经过的时候，那上面的人们祝我一路平安〔法语〕，有人把左轮手枪的子弹射向夜空以祭祀河神。
我们沿着江岸从无数大帆船的船尾下划过，掠过城墙，渡到对岸，系紧缆绳，等待次日天明开始我们的旅行。城市的灯火映在江面，四野一片寂静，我的伙计们精神饱满，毫无疑问他们将尽心竭力履行契约。
天刚破晓我们就再次启航，很快就进入第一个大峡谷，江水从群山间夺路而出。
空气清新，阳光和煦，江流平缓，壁立江际的伟岸群山深深倒映其中，还有一叶轻舟和一队模范船工，伴随着这一切，我悠闲地裹着中国铺盖，看着一群群帆船缓缓顺江飘过，最大的帆船“在四周恢宏的风景里也小如舢板”，还有那些渔船，悄然宁静，又不时发出转舵和撒网的轻柔声息，在岸边沉寂的水面上默默作业，一切都让人心情舒畅。长江上的五板船。毕晓普夫人（Isabella Bird）摄于1898年。
平善坝设有大清海关的一个检查站，主管是一个海员，但原本是个农民，曾在南澳大利亚养美冠鹦鹉，也曾把第一群小公牛赶到布朗山矿区。他的住所是系在岸上的浮船房屋，非常舒适。他娶了一个中国姑娘，按照与中国风俗迥异的英国方式结婚，他是极少数这样做的在华英国人之一。他的妻子是个顶尖美女，来自多产佳丽的南京，她用音乐般令人乐意倾听的嗓音，动人地讲着英语。我承认，对传教士关于“中国妇女的微笑有难以形容的魔力”的记述，我是赞同者的一员。我在中国见过一些在任何欧洲都市都堪称美丽的姑娘。日本女人的魅惑力已经是很多撰稿人的主题，但是，作为日本和中国都到过的不偏心的旁观者，我得说，中国女人在任何外貌特征上都优于她们的日本姐妹，我从未做出过比这更坚决的决断。她们比日本人优秀得多；她们更有才智，或者说，更有发展才智的潜力；她们不可比拟地更加纯真和含蓄。与那些被说成是日本美人的黑牙外露、身材不佳、饶舌浪笑的小不点相比，中国女人更优雅、更甜美、更值得信赖。到中国来的旅行者，早已注意到一种鲜明对比，一边是中国各城市（尤其是中国西部城市）的那种几乎完全摆脱不道德的自由空气，一边是吉原游女的搔首弄姿和放荡猥亵，“那些成群结队、穿梭不息、忙乱不止的妇女，她们的美德是勤劳，她们的勤劳是恶习”。
中国妇女的小脚，尽管中国人自己很欣赏，还将其诗意地称作“三寸金莲”，但是在我们眼里，是一种让人难受的畸形——然而就算有这样的畸形，中国妇女的步态仍然优雅，胜过日本妇女用弯曲的短腿迈出的摇摇晃晃、缺乏风度的步伐，还有她们的木屐在人行道上刮出的声响，让人的牙齿像刀锉一样难受。中国人说：“女孩像花朵，像杨柳。非常重要的是，她们的脚要被裹得很小，这样才能轻踩碎步，摇曳生姿，以此向众人显示她们属于体面阶层。”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妇女不缠足，除此之外，所有规矩女孩都有小脚。一般来说，大脚女人要么是荡妇，要么是侍女。还有，基督徒女孩当然是不允许缠足的。
离开平善坝，乘着有力的强风，我们缓缓逆流而上。看水流一侧，可以意识到每小时八海里或稍多一点的航速，但是如果看江岸一侧（为尽可能避开急流而近岸行驶），就觉得前路漫漫无期。中国西部的一个露台上。
两排竹棚里堆满了各种不同粗细的大卷竹索，老板靠岸到里面去买拖绳，随身带着一千文（约两先令），回来时带着一卷一百码长的绳子和找回的六百文。他买来的绳子是竹篾编成的，有中指那么粗，跟鲸须一样结实。
乡野更加开阔，到处是种植蔬果的梯田。行程的进展十分令人满意。当夜幕降临，我们靠岸停泊，我蜷缩在小窝里让自己舒服一些。空间局促，我仅有伸伸腿的余地。我的小舱有五英尺六英寸见方，四英尺高，后面敞开，但前面有两道小门，可容我从桅杆一侧挤过去。甲板上铺着棕垫，上面是一张中国式厚棉被（铺盖），再上面是一条吉朗制造的苏格兰彩格呢。枕头是中国式的，是床上最硬的部分；我的旅行箱放在身边充当书桌；一支蜡少灯芯多的中国式蜡烛插在萝卜上给我提供照明。
就这样，第一天的行程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远远就听见声音，那是长江上最凶恶的险滩，名叫新滩，奔流的咆哮声彻夜在耳际轰鸣。
次日一大早，我们离开新滩镇，来到对面河岸下的险滩附近。景象令人激动。旋转的急流，声如雷鸣，泡沫喷涌。在上面一点，一列横跨江流的岩石像一道江堰一样排开，在它后面拦截出平静的深潭。岸边铺满了鹅卵石。岸上的几群纤夫蹲在岩石上，看洋鬼子和他的小船。还有一些中国人，站在大鹅卵石使溪流分岔的地方巧妙地捕鱼，用兜形的网把鱼从水中舀起来。
我们在一个避风塘系缆休息，三个小伙子跳上岸抓紧缆绳，另一人手持钩头篙站在船头，老板掌着舵，我被困在棚子下面的小坑里派不上用场。当我们冲进大浪时，伙计们开始拉扯。船颤抖着，水涌进船头，好像要把我们卷走，三名伙计明显人手不足。小船在急流中晃荡。缆绳卡在岩石上，被缠住了，甲板上的伙计们发出激烈的尖叫，然而拉纤的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纤夫们还是猛力拉扯，最后一个人总算看见绳子被缠住，就跑回去要把它解开，可是来不及了，因为船已经径直冲向急流。船老大疯狂地比划着示意放手，我们立刻被整体抛进了奔流之中。船身忽然间倾斜到船舷边沿以下，但是头桨手双脚站稳，仿佛布隆丁一样，放下钩头篙，跳起来解开桅杆索。一个大浪淹没了船头，也吞没了我的小窝。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惊慌失措。我开始脱下被打湿的衣裤，但是还没脱到一半，状况安定下来。两名伙计奇迹般的使小船避开岩石，只要有片刻犹豫，我们就会被撞成碎片，或葬身于岩石下漩涡形成的翻滚波谷。通过另一番铤而走险的努力，我们的船脱离险境，滑向平缓的水域。我的伙计们尽情地欢笑起来。事情是怎么搞定的，我不知道，但我由衷地钦佩使事情得以搞定的那种冷静和敏捷。长江新滩。毕晓普夫人摄于1898年。长江三峡上的激流险滩。摄于19世纪末。
我们把船里的水舀出去，松开了一根次等缆绳（这一根从船头拉出去使船尾处于控制之下，其余缆绳则紧缚在桅杆上），然后搭载了一名有执照的引水员。花了几文钱雇来的几名临时纤夫，奋力拉扯着两根纤绳，船头下面水流翻腾，水花四溅，小船被整个拖着逆流而行，穿过横列在江面上的明礁。我们在米仓峡的入口处进入了平缓的水域。两道巨大的峭壁，几近垂直，像直布罗陀岩山的地中海峡口一样光秃崎岖，似乎岩石一块接一块跨过江水合拢在一起。“这些荒芜的绝壁，一棵树都没有，寸草不生，那与其说是看见不如说是听见的江流，似乎想逃脱岩石的黑暗禁闭，然而却被徒劳的努力折磨着。”在峡谷里，江流受到阻滞，船只可以毫不困难地在两岸之间往来。在锁闭于巨大峭岩的阴暗水域里滑动，是一种怪异的感觉。在一个朝向峡谷西面的沙嘴上，我们登岸整理物品。我站在那里看着大帆船一艘接一艘消失在下游的江际，看见的是谢立山描写过的真情实景，由于顺江而下的大帆船总是卸下风帆，看上去就像“运载着人类把他们送往永恒之国”。
一个巨大的高坡以险峻的面目出现在前方，让人不由得睁大眼睛去看。但即使在山顶和峭壁的峰脊上，仍星星点点散布着田舍，每一块可利用的土地都被开垦耕种。山峰如此险峻，可以想象，一场春雨就足以把贫瘠的土壤冲走，只有一只大胆的山羊在那里悠闲地徜徉。我那老板，大家称他英杰，他指着巨大的岩石说：“宾苏乔。”至于这几个词指的是地名，还是向我传达他对这一奇观的观感，还是在安排应付我们头顶上的什么危险状况，我不得而知。
老板懂得十二个英文单词，而我知道十二个中文词语，这就是我们共同的词汇范围，必须用各种手势和动作进行扩充。我知道的中文有：饭、麦饼、茶、鸡蛋、筷子、鸦片、床、快了、多少、炭、白菜、海关。老板会用英语（或洋泾浜英语）说：吃，顶好，不好，上岸，坐，快了，明天，火柴，灯，好的，一个，该死。最后这个著名的外来词，他受了误导，以为是“很好”的同义词。我听到这些词汇被误用已不是第一次。记得我曾在《悉尼通报》上读到，一名中国厨子在悉尼求职，向女主人详细陈述他的不容置疑的资质，以令人难忘的宣告总结道：“我的基督徒，夫人；我的吃牛肉，我的〔英语〕说得很好〔该死〕。”
我们后面有一个小村庄。村民们溜达出来看外国人，小孩躲在他们后面叫着“洋鬼子”（外国妖魔）。沙滩下面，有一艘大帆船的残余船体，是因为运私盐而被没收，已经被锯成两半。盐是政府的专卖品，一旦发现走私的船只，就当场查没。
位于左岸的归州，是我们经过的第一个有城墙的城镇。在这里穿过险滩时，我们遇上了极大的困难，反复渡了好几次。我脱光衣服，摇摇晃晃坐在船上，船毁人亡似乎不可避免，我不想如老鼠般被淹死。小伙子们的沉着勇敢前所未见，他们的判断之精准非同寻常。在向岸边蠕动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有危险，船随时会被撞翻。既要操纵着船使其从可以通过的准确位置穿行，又要随时在急流中控制平衡，还要调整风帆并适当利用风向，我的伙计们各持船桨没命地短促急划，并用脚踩踏节奏，小船冲进急流。在江心，我们冲向一块岩石，虽然躲过去了，但当我看见下面足以把我们陷没的急流时，我的心脏提到了喉咙口，而小船神奇地晃荡了半圈，滑向岩石的背风面。一个小伙子带着艏缆跳了出去，其余的人用短桨和钩头篙操纵着使船转向岩石的上端，然后稳住船身准备冲过去，继而再次划向旋转的急流，神差鬼使般靠向岸边。老板站在船尾，一面操纵着帆脚索和舵柄，同时拿着备用竹篙，一面激动地跺脚、大叫。下面咆哮的奔流迎面而来，我们被迅速甩到船尾，再次面临毁灭的威胁，一切看似都要完了，而就在那一瞬间我们进入回流并再次处于良好的避风处。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我的伙计们以惊人的技巧处理一切，时机准确，手法无误，拿捏精准。
到了泄滩（据说这是冬季长江上最凶恶的险滩，如同新滩在夏季），三个小伙子先上岸，把我们拉向礁岸，他们显然力量不够。当我们漂浮在急流之上的时候，另外的纤夫从岩石后面出现，开出帮忙的价格。他们向我们讨价占有优势。这就是中国人熟知的一种情况，叫作“猪仔打死才讲价”。不过，当我们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他们立即就抓紧缆绳，把我们拉了过去。与在其他长江险滩上一样，这里部署着一艘官方救生船，它有宽阔的横梁，涂成红色。水手们的工资是八十文（两便士）一天，救一条命奖赏一千文，捞一具尸体奖赏八百文。
巫峡，即“峡”，从官渡口延伸到巫山县，长二十英里，是长江上最长的峡谷。
冲出这个峡谷之后，出现在眼前的是有城墙的巫山县城。它的守护塔有七级，层层上翘的檐顶像官帽的帽檐，位于县城的下游，这样可以阻止财富和繁华被流经县城的水流带走。
过了此地，出现一个不长但是陡峭的险滩。迎着强风升起所有的帆，我们进入急流，看看风和急流谁更强。但是，当我们漂浮在急流上叫喊着、吹着口哨呼唤风的时候，风却减弱了一阵子。压力消失，船旋进了岩石之间。但是水不深，眨眼间两个小伙子跳进水里，把持住船沿。连撑带拉，我们跨过险滩进入平缓水域。没有丝毫混乱，没有一下错误的操作。听我的小伙子们叽叽喳喳的闲聊，你会想象到嘈杂、不幸和狂乱；而看他们的行动，你才明白，那样的沉着冷静和艺高胆大是前所未见的。我的伙计们都很年轻。才二十岁的船老大是健美体格的模范；论其相貌，当他屈尊选择一位中国少女做他孩子的母亲时，定将打动她的芳心。
一艘艘帆船缓缓逆水而行。这段纤道在左岸，高出目前的水位六十英尺。赤脚的纤夫常常百人一帮，“像一群穷追猛赶的猎犬”在岩石上攀行，每人肩上套着两根纤绳，所有人齐声唱号子，他们拉着的大帆船通常在他们后面四分之一英里。面对险滩时，他们像奴隶般尽力拉纤，绳子在巨大张力下咯吱作响，但是被紧紧抓住。在船上，鼓声阵阵，爆竹腾空，十几个人用包铁皮的长竹篙使船避开岩石，步步为营，穿过障碍物。与这种艰难而迟缓的航行形成对照的是，顺江而下的大帆船非常迅疾。这种船的桅杆昂然挺立，巨大的前艄挺出如前倾的船首斜桅，竹席搭成的拱形顶棚从后舱板延伸到船体中央，纤藤一卷卷挂在雨篷下，约二十多名船夫各就各位，唱号子打着节拍，快乐地工作，看上去就像一艘时髦的鲸背船在顺流奔驰。
夔州府，距宜昌一百四十六英里，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之一。它前面是风箱峡，群山在此被劈为两半，江水从中穿过，这是长江著名峡谷的最后一个。
我们已经离开湖北地界。夔州是旅行者进入四川遇见的第一个府城，因此老板要我把护照给他，由他带上岸去让地方官签准。他走后，两名海关人员来我的船上检查违禁物品，等到他回来，他不得不掏钱应付海关检查站的勒索。我们用钩头篙钩着绕过许许多多四川大帆船时，又被一艘厘金船堵住了，老板又给了当班的官员更多的钱。继续前行的时候，我们第三次面对厘金哨卡，而老板也第三次被敲诈。此后我们获准继续航行。在这一天余下的时光里，老板每逢碰上我的目光，就竖起三个手指，愤愤不平地摇着头说“夔州海关不好”，然后咒骂一番，这是毫无疑问的。风箱峡下的夔州城。张伯林（Thomas Chrowder Chamberlin ）摄于1909年。
我的小船是长江上最小的。在航行中它各方面都能胜任，只是不像那些更大的帆船，有长型渡船或交通船相伴，可以把纤夫和纤绳送上岸。那些船可以从双脚吊杆上升起大面积的风帆，速度非常快，但是我们的小船可划、可撑、可拉，照样乘风破浪。
接着经过了安坪，一个美丽的乡间小镇，满目是红色的山丘和富饶的绿色草场，还有竹林和柏树林，还有屋檐低垂的小农舍和树木茂密的幽谷里如画的殿宇。
在碛坝子有一个辉煌的堤坝的遗迹，由整齐的大石块筑成，架在高耸的天然岩石上面，石头上深深刻着文字，但是光荣已经远去，曾经是大市镇的地方如今只有几间零落的茅屋。
江水在这里处于最低水位，在各处沙滩和砾石滩上，有成群瘦弱的淘金者在用摇篮漂沙金。但是，从他们周围设施的破旧简陋来判断，一点不用担心他们的收获会扰乱世界黄金产量的平衡。长江岸边。张伯林摄于1909年。第三章万县城，以及从万县到重庆之旅
3月1日拂晓，我们来到万县的一座多层宝塔旁边，宝塔挺立高处，下临城镇的入口，给县城带来好运。这里是一片美丽的乡土，巧克力色的土壤一派丰饶，山坡上星星点点的农舍分布在竹林和松林中，在变化多端的青翠农田之间，镶嵌着一片片怒放的金色油菜花。水流较急，但是水不深，船被拖着走，不时搁浅在鹅卵石上，最终绕过尖岬，万县出现在面前。此城是宜昌和重庆的中间点。干练的老板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准备陪我上岸，他对自己如此迅速地把我送达的技艺感到兴高采烈。他说：“舢板那摩温！了不得！”然后举起双手，折转七个指头，表示我们用了七天到达这里。然后他又指着我们经过的那些船只，用手指数着十五，我明白他指的是，如果我乘坐的是其他船而不是他的，就得花十五天而非七天。
各式各样的木船，黑压压一片，头朝外停泊在岸边。其中许多是大型运输船，船体跟阿伯丁快速帆船相仿。它们大多挂着外国旗，这样可以免除中国厘金局反复无常的课税，而只要缴纳百分之五的综合税，即按货物计算的从价税，由大清海关在宜昌或重庆两地征收。我们借助钩头篙和船桨，缓缓穿过一艘又一艘大木船的平衡舵的舵叶，最终来到上岸点。码头的岩石上有一堆妇女在洗涤，用木砧敲打着垫在石头上的硬邦邦的衣服。当我这个着装怪异的洋鬼子穿过她们中间跨上岸时，她们都停下了手中活计。万县对着洋装的洋人并不友好。我不知道这一点，上岸时是欧洲人打扮。我从未受到过在这个县城得到的那样自发的欢迎，我也绝不想再接受一次。我在一条小河的口子上登岸，小河把城墙围着的城镇隔在东边，西边是城墙外一片更大的居民区。老板和我走在一起。我们从万县妇女中间经过。在船舶周围闲逛的一些男孩和一些衣衫褴褛的人看见我，朝我跑来，并“洋鬼子，洋鬼子”地叫喊着。
在一排货摊后面，一个说书人周围聚集着一群人，他瞬间被晾在一边，人群跟着我走上斜坡，大喊大叫，亲密程度对于一个敏感的陌生人来说，真是无礼之极。我那壮实的小伙子希望我把那张与舰艇旗帜一般大的护照亮一下，但我不是愚蠢到会这样做的傻瓜，因为护照还有好几个月要用。面对嘲弄的嘈杂人群，我不得不泰然而行，仿佛我对这种示威感到享受。有一次我停下来对人群讲话，由于我不懂中文，我用英语温和但轻蔑地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让我认识到他们母亲的道德水准，他们的放肆让我冥思他们在阴曹地府受煎熬的情景；然后，借助中国式诅咒，我大胆地表达了一个希望，他们的灵魂再次返回世间时，将寄居在猪的体内，因为，在我看来，那是唯一适合它们待的地方。
但是我的话不起作用。我面带微笑，心中暴怒，带着游行队伍沿河走上一座石桥，大部分人在这里离开了我，仅仅是挪了一下位置，在对岸更加狂热地聚集起来。我在挤挤攘攘的人群中站了一会儿，看看河面上的精巧质朴的石桥，它由大石块跨河而筑，我还看见远处有一座高拱的桥，它以恢宏的单孔搭在两岸，它离水面如此之高，当夏季的雨水使这条小河涨成宽阔的航道时，大帆船可以从下面经过。
然后我们登上陡峭的河岸，进入县城，穿过肮脏狭窄的巷子到了大街上，人群还跟着我，商店里的人倾巢而出跑到街上看我。我们经过清真寺、罗马天主教教会和城隍庙，来到一幢中式房子面前，我窜进院子，但是房门紧闭，于是从另一道门进去，发现我到了中国内地会传教站的驻所，在台阶上迎接我的人，像天朝人一样梳着辫子，他是霍柏·吉尔先生。然后我得知，是我的穿着引起了那场向我致敬的示威。一小时后，当我出来再次上街时，人群还守着看我，但看到我穿得跟他们自己一样，却感到失望。刚刚我已经恢复了中国打扮。“瞧，”人们说，“瞧这个洋人，他刚才穿的是洋装，现在却穿中国衣服，还有辫子。瞧他的辫子，是假的。”我脱下帽子搔搔头。“瞧，”他们又嚷嚷起来，“瞧他的辫子，是粘在帽子里边的。”然而他们不再跟我了。
中国内地会在万县有三名传教士，其中一个来自悉尼。传教工作已经开展了六年，不同的调查者对它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相当成功，有的认为完全失败。文中所述万县桥。毕晓普夫人摄于1898年。
霍柏·吉尔，传教站老资格的成员，这个最热心的好人，为他那令人灰心的任务诚挚而投入地不停工作着，受到一片赞扬。作为一名千禧年前论者，他不停歇地在全城到处布道，他的布道热情洋溢，不分对象。他的方法被中国人用家喻户晓的谚语挖苦为“瞎眼鸡叼虫子”般的无效努力。差不多所有的万县人都听过他那或多或少解释得不清楚的讲道，但是如果他们拒绝救赎，责任在他们自己。
在霍乱流行期间，这个勇敢的人也绝不离开岗位，他从不拒绝人们叫他去处理病人和垂死之人，他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人。然而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中国人认为，他干这些事，不是出于对同类无私的爱（而这就是他无可怀疑的动机），而是为自己在坟墓那头的冥界积累功德。这名传教士表达了多数人的观点：“感激之情是心灵或头脑的状态，但似乎无法存在于华人的体内。”但也有其他传教士告诉我，在感激方面，没有人拥有华人的那种鲜明感觉，也没有人能比他们更诚挚地表白出来。“如果我们的说话被比作青蛙咕咕叫，我们不在意，我们只是要坦率地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这是一名心怀感激的中国病人向来到中国的第一个医疗传教士致辞时说过的话。明恩溥说，华人会自己告诉你，“事情并不是那样的，因为不表达不等于没有感受到感激之情。如果哑巴吞下了牙齿，他说不出什么，但他心知肚明”。
自从1887年建站以来，万县内地会不屈不挠地开展工作。虽然不幸地还没有皈依者，但是有了三名有希望的“问道者”，谁的皈依速度更快，谁就更有可能在日后受到雇用。他们对这种方式有争议，他们引用梅思恩牧师在1890年传教士上海大会上就引用过的话说：“如果洋先生关心我们的肉体，我们就会如他所愿去寻求灵魂的救赎。”雇用皈依者的问题，是在华传教士面临的首要问题。狄考文牧师说：“人们一旦加入某个宗教，就依赖它生活……这一源自佛教的观念在中国普遍流行。如果某个华人转变成基督徒，他就指望靠基督教生活。”
我见到了三名问道者之一，在掌握教义知识方面，他被认为是三个人中最长进的。我不愿意作不厚道的描写，但我不得不说，这个人是一个贫穷、可怜、衣衫褴褛的苦力，他在绕着传教站墙角的一个破烂货摊上卖一种最普通的带沙砾的烧饼，不会读也不会写，属于智力迟钝的非常低下的阶层。这个可怜虫是一个三岁小女孩的父亲，他那唯一的孩子又聋又哑。于是有人担心，只是出于对小东西的宠爱，才诱使他给予传教士希望，使得传教士在他身上看到艰苦努力的第一个成果，即成为他们教育下在教区内首个得救之人。这个人还怀有一种含糊的指望，如果洋先生认为他已经充分皈依，他们也许愿意恢复可怜的小女儿的语言能力和听力。这样的收获实在是有限。
在中式晚餐之后，教会成员和我到郊外散步。在大路上，我们遇见一群乞丐，每个人都拿着一碗垃圾饭菜和一根长棍子，几块破布系在腰间，这是我见过的最穷的穷人。他们都是这个县城的乞丐，刚刚从“万县栖流所”领到免费午餐。此地有三家安抚贫困的施舍机构，完全由慈善组织赞助，据说年平均进账有四万两。万县是个富裕的城市，有不少大商铺和大盐行。拥有土地的士绅和大帆船的船主们都在这里有家宅。私立慈善团体中市民的捐款对于中国城市来说数目也是异常巨大。此地最有公益精神的市民是陈，中国的商界巨子之一，他的交易严格限定在本国货范围内。凭借父亲遗留的一百两银子起家，陈现在的业务遍布全国，据说各种交易带来的年平均净收入达二十五万两。他的正直有口皆碑，他的善行使地方受益不浅。通过开凿夔州府附近风箱峡的峭壁，一条纤道从坚固的岩石上开辟出来，这就是由他出资的，据说耗银达十万两。这些善举不仅为陈积累了天堂的功德，也使他在现世得到报偿。他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考上了翰林级别，这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学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这种考试的成功，须托庇于文昌帝君。这位道教的文学之神，“世世代代把他的神奇影响降下人间”。如果这位神看见并嘉许某位父亲做的好事，就会把成功给予他的儿子。而当儿子荣归故里，他就会带着朝廷赏赐的荣耀受到满城的欢迎，被簇拥入城。他的功名成就，对于生养他的城市来说，是一种凯旋。
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出到城外，沿着石板路和蜿蜒通向山坡的石阶走去，小路穿过层层梯田，上面种满各种谷物和茂密的罂粟。世界上最富饶美丽的乡土景色展现出来。下到山谷里就看见当地最富有的乡绅之一卞家的宅第。往远处可以看见一条大道的开端，那是一条八英尺宽的铺设良好的堤道，延伸数百英里通向省会成都，在大清帝国的同类工程中居于最精良之列。各个山头上都有堡垒。最显眼的一个在五英里开外的天生城山上俯瞰着县城。四川乡间盛开的罂粟花地。毕晓普夫人摄于1898年。
好博逊说，它建于太平军暴乱期间；而传教士说它在前朝就已经存在，这些不一致的陈述与这个矛盾之国的特性吻合。但是，这个堡垒的年龄不论是三十年还是二百五十年，到现在已是徒有虚名，目前它的驻扎者是和平的农民。
我们遇见的华人都礼貌地问“饭吃过没有”或“要去哪里”，我们则准确作答。但是当我们同样礼貌地问行人要去哪里，他们都朝天边努努下巴说：“很远。”
我们参观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富翁的宅院，那是他不久前连同三千英亩农田一起刚刚继承的遗产，我们被告知，这些土地给他带来每年七万两银子的收入。主人不在家，他为了对付科考，在城里的私塾念书，管家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参观富丽堂皇的客厅、闪亮的镀金匾牌、几重大院和花园假山。这座华丽的宅第是坚固的木石建筑，配有精雕细刻的隔扇门窗。
回到传教站已经有点晚了，我登上小五板船时天都黑了。小伙子们没有偷懒，他们买来了质量上乘的新鲜补给，并把小船布置得更加舒适。三个好心的传教士前来祝我一路平安。勇敢的人们！他们理应得到更慷慨的好运，比他们迄今为止的命运更好。我们穿过江水，在县城上方停锚，准备明天一大早出发。
离开万县的这一天，我们在整个旅行中第一次需要来自其他大帆船的帮助，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援手。当时我们的纤绳已经整根磨破了，而且又遇到麻烦，正准备穿过岩石之间的急流，一艘大帆船由人力拉着从我们旁边经过，他们看见了我们的困境，就钩住我们的船，带着我们脱出险境。当晚我们停泊在石宝寨下面，这也许是长江上最壮观的地标。这是一块孤立的岩石，从两百英尺高处上升到三百英尺，底部有六十英尺宽，垂直地插在一个更早生成的峭壁上。一座九级塔楼面朝东南镶嵌在岩石中，山顶上还有一个寺庙。
令人惊异的是，我的伙计们在船上活得很自在。他们每天饱食三顿，总是米饭加充足的蔬菜，经常还有一小份猪肉。烧饭都是在途中进行，为此备有两个土陶的火炉，两口锅，一个水罐。长江上沿途都有充足而便宜的白菜、萝卜。货物满到围栏的小舢板，中途截住各种船只，一捆新鲜蔬菜叫价相当于八分之三便士的铜钱。另有一些小船在叫卖砍成小段、扎成小捆的柴火，还有木炭条。煤到处都很丰富，还有用煤渣和泥土混合制成的出色的煤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