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燕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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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何其相似试读：
都是正经事
社会不安定因素
对任何社会的执政者们来说，从古至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一个功能，就是维护社会稳定，换句话说，就是维护政权安全。由于封建社会一直是“中央集权制”，政府能力无限又只能自行监督，所以当一个政权作为不良的时候，只能是靠暴力革命来更换。因此，我们的历史上“农民起义”特别多。
我们的历史喜欢用“农民起义”来概括这些暴力革命，其实我看了看，干这事的并不都是农民，而且即便是农民，起义之后也都被当官的摘了桃，趁乱搞掉原领导，自己上位了。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刘邦、李渊、曹操……唉，数不胜数。农民们，基本上都是人家偷完驴，自己去拔橛，然后傻乎乎地就被人办了。当然，其中有不少人并不值得同情，比如杀人如麻的黄巢。
这些倒霉的“农民”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走上这条道路的呢？我不完全地统计了一下，发现有这么几类。
第一类是下岗失业的，比如李自成。他走上工作岗位后，先后干过佣工、铁匠和驿卒，虽说工作并不很好收入也不算高，毕竟一直有差事做。后来经济越来越萧条、就业越来越难、物价越来越高，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还“被裁辍业”，没法糊口了，只好走上起义这条路。所以，下岗职工，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
第二类是求学无门的，比如黄巢。黄巢他们家历代做私盐买卖，属于体制外的富人，衣食肯定是不愁的，社会不稳定对他影响也不很大。按理这样的中产阶级是最稳定的一群人，但架不住他志向远大，一定要为建设国家贡献力量。他自幼爱读书，偶尔还写诗，是个文学青年。为了有更大的发展，他年年都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不知道是他学艺不精还是当时教育太腐败而他又没有后台，他考了很多年都没有考中。这接连不断的受挫终于让他仇恨社会，于是他加入了一支反政府力量并很快成为后起之秀。社会给他的这种挫折究竟有多大，从后来他的举动就知道：他起义所过之处，凡抓住的秀才——学业上的成功人士，他都给杀了。心灵扭曲啊！可见拦着别人积极上进的道路，也是会导致社会不安定的。
第三类是宗教人士，嗯……或者用邪教分子，比如张角和洪秀全。他们俩都是一开始先受到某种宗教的鼓舞，然后很理想主义地要把“福音”传递给全社会的兄弟姐妹，然后受挫，然后走极端，然后就反政府了。他们本来也是出于很善良很理想主义的目的的，但他们建立理想社会的想法和政府维护意识形态统一的想法背道而驰，所以，也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四类是没享受到社会保障的人，比如明末的女英雄唐赛儿。她本来是个本分民女，全家靠种地为生。有一年发生旱灾，当地颗粒无收，唐赛儿的丈夫和一群同乡去官府申请低保，结果没申请到还被官府给打死了，于是把未亡人唐赛儿逼上了梁山。看来社保不完善，也会产生社会不安定。
第五类是完不成政府摊派的低级公务员，比如陈胜、吴广。他们在秦朝末年有一次与另外九百人一道，被征发往渔阳戍边，陈胜为屯长。遇上大雨阻路，行将误期，按照当时的国家法律将获死罪，没办法只好反了。所以法律和规定要考虑到不可抗力，且保留申诉渠道，否则一定会逼出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六类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这方面的例子就太多也太简单啦，就不说了。
第七类是贫富差距太大导致心理极度失衡的下层人民，比如北宋末年的王小波、李顺，就手持均富卡，振臂一呼，一大帮不平衡的人就响应了。
上面说的这些“农民”，其实都没有真正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他们只起到了打破旧社会以及宣泄底层人民不满的目的。在他们的同时代，真正起了作用的都是掌握军权的大亨们。所以，社会最不安定因素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得到了一个，就想得到更多，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如此。既要防底层人民掀起乱局，又要防高层人士利用乱局，政府的担子，还真重呢。
给侵略者开门
南北朝时的南梁武帝统治时期，有四十多年境内升平，经济发展，相比较起北边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北魏，人民真应该是扬眉吐气、民族自豪。但建国四十八年之后，北方一支敌寇侯景部先降后叛，悍然入侵，却有人民争先恐后地当了梁奸，给他们开了城门。
发生这事的是侯景军进攻的第一站：谯州。
谯州的州长叫萧泰，属于皇家子弟，就是血缘远了点。不过再远的皇亲也是皇亲，毕竟人家在圈子内，上升途径比一般人还是多出许多。萧泰早年做中书舍人，觉得太清贫，思前想后做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投资：拿出全部家产四处打点行贿，跑官要官，终于要到了谯州州长这个名实皆至的美差。
萧州长到任后，立即开展了投资回笼行动。他利用州长职权，到处征调民夫从事政府劳役，无论身份职业等级一律在列，其中不少人用于给他抬轿子、打扇子、撑伞。如果有人拒绝，或表现出对此感到受羞辱，就用大棒专政他。但如果肯出钱并且出得起钱行贿，就可以免除劳役。
这其实也不算什么，要知道，梁国有众多皇子皇孙皇侄皇甥，比萧泰狠得多了去了。至少萧泰没有杀人，而有的皇亲为了贪图百姓一点财产，把人虐死根本都不当回事。
萧州长的治理“很有成效”，没过多久就弄得民怨沸腾，人心思变。但南梁和谐社会那么久了，执政经验很丰富，不和谐因素都很容易被分化瓦解，消灭于萌芽之中，闹不起太大的群体事件来。
直到侯景大军到来的这天，民意终于得到了接受考验的机会。说是大军，其实侯景部不过战马数百匹、士卒八千人而已。比起南梁自己的帝国卫队实在算不了什么，在大部分人看来，这都将是螳臂当车。况且侯景先叛东魏，再叛西魏，现在又叛南梁，名声已经烂到极点，绝不是一支解放军，而是当之无愧的乱军、侵略军。是非对错的选择，几乎是无须斟酌的。
但侯景军刚到，助防董绍先就第一时间开城迎降了，而城中百姓也完全没有抵抗。侯景顺利进入州政府，生擒了州长萧泰——不是百姓不爱国啊，实在是两相比较之下，侵略军虽差，但政府更差，大家宁可投降，也没人愿意保卫而已。
谯州的例子在以下的道路中继续上演，下一站，侯景进攻厉阳，厉阳郡长庄铁未经一战，也献城投降，并愿亲自为侯景带路。
侯景最后是给灭了，不过这个和谐了近五十年的梁国，经此一事也很快就倒了。外部侵略固然伤害重大，但内部的千疮百孔，才是大厦倒塌的根源。
内奸代代都有，但像谯州这样一城都愿做梁奸的还不多见，恐怕不能把整城人都谴责为没骨气。实在是上边太烂，人民只好用脚投票了。
群体事件中的所谓真相
大清末年，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骤然跌落到唯洋人命是从的屈辱，仇洋之心日益汹涌。而洋人又不断深入内地经商传教，其观念与行为大异于天朝体统，更激起民众的反感与恐惧。在这种情势下，种种怪异的认识与传言，就茂盛地滋长起来，因为暗暗贴了人们内心的期待，人们就巴不得它是真的了。
1870年的夏天，天津的人们就在这样的心态下，传播起了一个消息。
这一年夏，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传教士建立的望海楼教堂及其附属机构育婴堂里，三十多名儿童染病而亡。尸体被埋在教堂墓地，因为埋得浅，部分尸体被觅食的野狗刨了出来。
瘟疫死几十个孩子，在那个人命轻贱的时代不是什么大事。但死孩子的地方是洋人的地方，这就使得这事件有了不寻常的色彩。一则传闻开始在天津城以及周边地区扩散，而且越传越凶，越传越恐怖：天津地区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会挖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传播者引用教堂墓地的情形作证据，称那些就是被剖肝挖心然后弃尸的幼童。
没人追究这个消息的真实度和其中的逻辑是否合理，积聚数十年的误解和仇恨，在人们心中发酵出一种叫做“盼望”的东西，盼望它出事，盼望这事是真的。今天没有这个导火索，明天或后天，总之早晚也会找到别的，来印证心里那句“我早就知道……”。
6月18日，人们如愿以偿地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并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他“果然”承认与教堂有瓜葛，是教堂里的人委托他诱拐儿童的。一时间民情激愤，文化人们纷纷罢课集会，要求官府处理，反洋教情绪高涨。
6月21日，天津知县刘杰带着武兰珍来教堂指认嫌犯，武没能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投掷石块瓦片，并与教堂内的人口角，冲突一触即发。
如何处置这种混乱的群体事件场面，政府官员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在刘杰与县衙人员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与大清有关部门交涉未果，怒气冲冲带人赶来。他显然对于人民战争的能量缺乏估计，在现场，暴怒的他试图单挑群体。他拔出枪来射杀县令刘杰，没能打中刘杰，但打死了刘杰的仆人。
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屠杀。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这并没有平复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
天津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被普遍认为是“民众自发的抵抗外侮的正义行动”，因为出事的虽然仅是天津，但仇外的心情是全国性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空穴来风，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事情，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因此，举国上下都叫嚷着反对任何退让和安抚。但外国炮舰立即开到了天津，七个国家的公使向朝廷提出了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这个诉求也不能不严肃回应。因此，如何处置这个群体事件，成了考验领导人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试题。
朝廷派了熟悉夷务、声誉良好的曾国藩来处理此事。他决定查清事实，“依法治国”。他调查了一百多名上告“洋人杀小孩”的百姓，发现均无实据，又访问了育婴堂一百五十多名儿童，也得知无诱拐和伤害一事。据此，他要求朝廷发布一项声明，否认谣言，恢复修女们的名誉。同时，他定性此事件为“暴乱”，决定对涉及者施以重罚——天津知府和知县被撤职流放，十五名主要煽动者被处死，流放二十一人。
决定一出，国内大哗。“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曾国藩六十年积聚的声名就此毁于一旦。
汹汹舆论之下，朝廷调开了曾国藩，派李鸿章接替处理。李略去事件中谁对谁错不提，只就后果讨论处理方法。经过一番谈判，降低了处死的人数，增加了赔款，其余与曾的决定并无大差别。此时该事件舆论已趋平静，法国也忙于他事无暇专注，于是也就这样过去了。
但此事对曾国藩的影响没有结束，受到这样的打击，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后，他就因病辞世了。
曾最大的错误是想查明真相，以为真相清楚了道理就明了了。殊不知在群情汹汹的情况下，所谓“真相”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人们只愿意接受他们想要的真相，来佐证他们想说明的道理。而当“真相”非他们所愿时，他们就会认为调查真相的人有问题——在造假。人们常常喊着“我们要真相”，事实上，他们真正想说的，其实是“我们要立场”而已。
鸦片战争前传：英国商人的悲剧生涯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不需要外贸的，一切货品自给自足，域外新奇物品有藩国进贡。只为了对崇尚中国货品的洋商体现一点恩赐，朝廷在广州开设了一个港口，接待来做生意的洋商，这也是很长时间里整个中国唯一对外通商的地方。
这恩赐享受得并不容易。官府规定，每年有固定的交易季节，这个交易季节始于秋初西南季风停息时，终于冬季的东北季风刮起时，大约从10月到次年1月，持续三四个月。商季开始时，前来的船舶先得到澳门雇一名航路引水员、一名通事和一名买办，然后驶向虎门办理丈量及缴费手续，在那里办完一应手续后，才获准在黄埔下碇。在黄埔，货物转给一个行商(专门负责与洋商做买卖的中国商人)，这个行商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确定货物的价格，洋商只能通过这位指定好的行商采办货物，所有的采销合同都是在一年前订好的。
来中国贸易的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包括船钞、各种规礼银、货物的关税。船钞和关税是有固定计算方法的，很低，但无法预计的是规礼银。规礼银包括开仓费、验仓费、银两称量和成色的差额费，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勒索。这些钱都落入了各涉及官吏、杂役的腰包，而报价也都由这些人随意确定。此外，还有给买办、通事等人的各种各样的小费。一路办下来，一艘大船逗留在广州三个月的花费要达到4500两银子。
官府还对洋商在中国的行为做了一系列规定，其中包括：妇人不得进入商馆；无买办直接监视时，不准洋商与其他商民交通；洋商只能与行商接触，不许直接与官府交涉；外国人不准用轿，不准用插旗三板船，只准用无篷小船；通商期过后不准居留广州等共十几条。最奇怪的是，外国人还不许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汉语。
在这样的管理下，对洋商的克扣与勒索就成了不需要遮掩的秘密。
在对如此严苛的管制与商业环境的腐败感到无法忍受的时候，洋商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英商曾考虑北上“告状”，也就是与更高的政府机构沟通让他们知道广州的情况，以解决问题。英国马上对他们的需求做出了反应。英国政府于1789年、1793年、1816年各派了一个使团前往北京，第一个使团遇上风暴和瘟疫半途就夭折了，第二第三个使团都到达了北京并先后面见了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但都被当成了来进贡的番邦招待，而当他们不肯承认是来进贡时就被轰走了。
后来，再后来……就发生了鸦片战争。
顺便说一句，鸦片战争之前一千年，同样在广州这个地方，曾有个外国商船的黑奴，因为不堪官吏勒索，一怒之下杀掉了广州都督。那个都督叫路元叡，那件事载入了史册。
奉旨贪污
五代时候的闽国是个小国，靠着地处偏远，加上开国者的开明，才算保了很多年的兴盛和平安。虽外敌不强，内耗却很厉害，宫廷斗争和内战不断，短短时间内皇帝换了很多任，而且每一个都祸害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闽康宗王继鹏刚上任的时候，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基础建设——兴建紫薇宫，用水晶做装饰品，又在螺峰上盖白龙寺，其他多项宫廷建筑也都同时开工建设。开销巨大，中央财政很快就捉襟见肘。怎样才能开源呢？王继鹏有他自己的办法。
一天，他召来主管中央财政的吏部侍郎、判三司蔡守蒙，问：“听说高官们用人的时候都收受贿赂，有没有这回事？”
蔡守蒙以为是兴师问罪，连忙回答：“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谣言，不值得相信。”
王继鹏说：“你不要瞒我啦，我早就知道很久了。”然后秘密地、赤裸裸地告诉他，“这是个好办法啊，从今以后，我把人事大权统统交给你。那些贤明干练的人，当然可以让他们做官；但那些匪徒恶棍，要是他肯掏出钱来，也不要排斥，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告诉我……”
蔡守蒙大为恐惧——第一次听到一个长官公开地提倡索贿，怎么一点不含蓄呢？不会是在试探我吧？
他打算表态拒绝，却引来王继鹏勃然大怒。看长官是来真的，蔡守蒙只好答应下来。
长官的意图被举一反三地贯彻下去。从此，凡任命官职时，只看贿赂多少，不看有否才干。王继鹏又把空白人事任命状交给一些亲信，拿到黑市上去卖，钱给够，就把对方的名字填到任命状上，对方即成政府官员。花大价钱当上官，上任后如何回收成本，可想而知。
广受贿赂的同时，也加重了税收，水果蔬菜鸡鸭鱼肉，统统收税，搞得民怨沸腾。
两年后，闽国发生宫廷政变，卫戍区司令连重遇起义，杀死王继鹏，拥立了他的叔父王延羲登基称帝。
在起义的当天，变军在宫内抓捕旧君亲信，除了王继鹏曾宠幸的道士等人外，还抓了蔡守蒙。两年来，公开的卖官鬻爵给国家和百姓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大家对此都十分愤怒。起义官兵当众指控了蔡守蒙的罪行，将他就地正法。
明明是奉旨贪污，最后却只好代主受罪，尽职尽责也有风险啊。
投名状
古时候黑社会纳小弟，一般都需要个投名状，就是让你去干一件违法犯罪的事情，表明彻底与官家、与良民划清界限，以防备你日后忽然因良心发现或害怕而临时退出，坏了黑社会的事。
黑社会是种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规则和规律是相似的。对于某些规模更大的组织来说，道理也是一样。
五代时候，在今天的广东广西那一片，有个小国叫南汉，是从唐末驻扎在那里的一个节度使称王发展起来的。占地不大，人口也不多，全国估算下来也就百万人左右。虽然国小，但统治并不简陋，人家还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呢。
南汉发展出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无后者最忠诚”论。这个理论最早是由第三代领导人刘晟提出的。当时他刚刚即位，他的几个兄弟有和他争位之意。他用了很多阴谋诡计，终于将这几个夺权者一一扑杀。从此之后就生出感慨，觉得身边人没有可信的，只有宦官才死心塌地。这个理论到了他的儿子刘鋹即位后被整理丰富，发扬光大，并演变成制度写入国章。他认为，有家室的人私心杂念过重，不可能对朝廷全心全意。只有宦官，因为没有后代、没有牵挂，才最为忠心。所以，他作出了决定：文人士大夫只有阉割，才可重用。也就是说，想当公务员，先要自宫。自宫成为进入官僚系统的投名状。
制度的导向性是极强的，为什么说“好的制度让坏人无法作恶，坏的制度让好人变成坏人”呢？其原因就是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完全左右社会价值判断，从而左右人的选择。刘核心的这个制度一出，效果奇佳，十几年下来，国境内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纷纷自宫以求上进，宦官人数达到史无前例的两万人。算起来，五十个人里就有一个阉人，这是多么惊人的规模啊！
无后者是不是最忠诚，到刘鋹执政的后期有所验证。南汉建国六十多年，大宋举兵南侵，兵临城下。当时刘氏宗族已被屠戮殆尽，旧臣宿将非诛即逃，只剩一班太监。宋兵距宫城只有三十里路，刘鋹才得消息，急取船舶十余艘，上载金宝妃嫔，欲浮海逃生。没想到宦官乐范盗了船先行一步。穷途末路的刘鋹只得投降，他的“无后者最忠诚”理论，也就被证明失败了。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宦官不一定忠诚，但净身的投名状还是很有创造力的。这是一条不可逆的路，上了就只有一条道走到黑，就算不忠诚于皇上，也终身都逃不掉为组织的一员，可以有效地防备有成员哪天不想伺候了，会突然宣布撤出这种举动出现。
肥水不流外人田
做人就是混圈子，混好了圈子，资源自动就来了，机会自动就来了。这个道理从远古时候就被检验过了——有《史记》为证。
话说黄帝的孙子叫颛顼，继承了帝位。他死后，黄帝的曾孙高辛继位，是为帝喾。帝喾驾崩后，由其子挚代立。帝挚继位后，管理不好国家，就让位于其弟放勋，这就是尧帝。
尧帝执政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够贤明，打算从普通民众中选一个人来做接班人。他找到了一个叫姚重华的，这个人后来成了舜帝。
看看这个号称普通民众的接班人姚重华，他是什么人呢？重华的父亲叫瞽叟，瞽叟的父亲叫桥牛，桥牛的父亲叫句望，句望的父亲叫敬康，敬康的父亲叫穷蝉，穷蝉的父亲叫颛顼。
所以，绕了一圈，还是自家人。
舜当了很多年的皇上后，觉得自己的儿子也不够好，也效仿尧帝，从普通民众中选拔接班人。他选了姒文命，也就是治水的那个禹。从禹开始，进入了夏朝，历时约五百年。
这个普通民众禹是谁呢？禹的父亲叫做鲧，鲧的父亲叫颛顼，颛顼的祖父是黄帝。
靠，又绕回来了。
再看，五百多年后，因为夏桀帝非常暴虐，子天乙讨伐了他，灭了夏朝，建立了商朝，成为汤帝。这个商汤是什么人呢？《史记》上说，商汤的先祖姓子名契，子契的母亲叫简狄，是帝喾的第二个妃子，因为乱吃鸟蛋食物中毒，竟然导致怀孕，生了子契。子契长大后，跟着夏禹治水，很有功劳，被封在商地。
都过了五百年了，还是一拨人，王侯将相，能是没种的么？
变态的事情还没完。又过了大约五百年，因为商纣王暴虐，周武王姬发把他征讨了，建立了周朝。这个姬发是什么人呢？
周朝姬家的始祖后稷名弃，母亲叫姜嫄，姜嫄是帝喾的正妃，在郊游的时候乱踩别人脚印导致怀孕(这理由编得好离谱)生下了他，想扔掉没扔成于是捡回来养大。因为热爱植物学，长大后跟着尧混，被尧任命为农业部长，工作干得颇有成效，于是被封为侯，赐姓姬。
唉，这圈子人把持国家重要领导岗位实在是有些令人发指了。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这样竟然还没完。
周朝历时八百多年才正式被秦灭掉，赫赫有名的秦始皇统一全中国。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秦竟然也是同一圈子里的人。秦的祖先也是颛顼的后裔。颛顼的孙女叫女修，织布时误吞了黑色大鸟的蛋，生了个孩子叫大业——搞不明白，这圈子里的男人们把持领导岗位，女人们则尽搞些莫名怀孕的事——大业生了个儿子叫大费，大费也跟禹一起混过，和他一起治水，因劳苦功高被奖励了很多宝贝，并赐姓嬴。也就是说，秦朝的祖先和夏朝的祖先曾经是同事。
这并没有完，大费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子又有子，子又有孙，玄孙名叫费昌，费昌曾经给商汤当过司机也就是赶马车的。大费另一个子的玄孙给商朝的另一个皇帝当过司机，还娶了黄帝的女儿。
至于秦之前，周起以后的各个诸侯国，就更是圈子成员了，彼此间要么有亲戚关系，要么有亲家关系，总之剪不断理还乱。虽然彼此间也是争来斗去，但毕竟没把资源放给圈外人。
直到秦朝结束，这个有规模有实力的圈子才终于退出主流，让位给了新的圈子。在这之前，你要不是圈子里的人，根本就别想有机会。而圈子里的人，想不上位都不容易。什么“搏出位”，在这样一个有关系走遍天下无关系寸步难行的社会，没人带，搏死也难啊。
“集体”不可靠
勒庞的《乌合之众》描述了他对于“群体”的恐惧，当人聚集成“群体”时，会产生摧毁性的力量，狂暴得无可抵挡，还特有理想，绝不计较私利。这种特征让勒庞在皮袍下瑟瑟发抖，不知道怎么才能和“群体”对抗。
他思索的这个问题在中国早就被解决了，并且有实战经验，并被记载在《战国策》里。秦昭王的时候，因为秦国越来越强大，经常侵略周边国家，天下英雄都聚集到赵国准备集合成“群体”进行一项有理想的事业——合纵抗秦。眼看着“群体”的强大力量就要显现出来了，秦昭王尽管没写过《乌合之众》，但也像勒庞一样瑟瑟发抖。这时范雎——一个比勒庞更伟大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跳了出来，跟秦王说：“大王不必担心，我能让‘群体’立刻土崩瓦解。”
他先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解释：“请大王看看大王的狗，现在睡着的都好好睡着，站着的都好好站着，走着的都好好走着，停着的都好好停着，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争斗。可是只要在它们之间丢下一块骨头，所有的狗都会立刻跑过来，龇牙咧嘴露出一副凶残相，互相争夺，乱咬乱叫。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所有的狗都起了争夺的意念。”
根据这个模型，秦昭王采取了措施，让范雎用车载着美女乐队，带着五千两金子，到赵国的武安大摆宴席，然后把金子送给英雄们。第一批金子送完，又追加了五千两，第二个五千两还没送完，“群体”就瓦解了，英雄们像狗一样互相争夺起来，有理想的事业没开始就结束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范雎对抗“群体”的办法——让他们恢复成个体。而做到这一点，只要一个“利”字就够了。
理论指导实践啊，光凭经验是不行的。社会活动家苏秦就不明白这一点，钻研不够深入，结果酿成了悲剧。
苏秦是个有理想的人，尽管历史上对他评价不高，但我仍要说，他是个有理想的人，因为他竟然相信，人们是可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
在深入研究过国际形势之后，苏秦为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制定了合纵抗秦的战略，这是那个时候唯一可以保存六国避免被强秦吞并的办法。他还成功地说服了六个国君采纳他的主张，走出了成立六国合作组织的第一步。个体集合成群体，力量是会呈几何倍数增长的，这一点，他很了解。但他不知道的是，一个“利”字轻轻扫一下，集体竟然可以那么轻易地恢复成个体。
六国合作组织生效十五年后，秦国私下与齐、魏结盟，相约攻打赵国。因为有过一些新仇旧恨，并有眼前利益的吸引，两国轻易地答应了，从此合纵联盟解散；燕国国君去世，丧事期间国力减弱，相邻的齐国就趁机出兵夺了燕国十座城，共同体受到更大的重击。苏秦跑东跑西地拆补，费尽口舌，理想主义的理由在争取实利的现实面前毫无说服力，只能用更精密的利益计算来对付各国的利益计算，而这种做法虽然取得暂时的成功，却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感受到面对更聪明的人的恐慌，他们开始排斥他。
他终于死在表忠心给那些怀疑者看的过程中。在过了几年狼狈不堪的生活之后，现实无情地嘲笑了他，让他知道他的理想看似坚固宏大，却不堪一击，在各国自己的小算盘啪啪的响声中，“成为集体”像个笑话一样荒谬。
他死后，他的两个弟弟——苏代和苏厉成名、发财，且得到善终。和苏秦不同的是，他们完全了解各人、各国各顾其利的现实；他们没有理想，从不打算让大家共同奔小康；他们没有原则，谁招标就为谁做方案，于是赚了大把钞票。就这样，大家还都觉得他们是厚道人，他们获得了比苏秦好得多的名声。
所以“群体”这种东西，真的没有多么厉害，各怀鬼胎的个体像一个个互有排异反应的细胞一样，稍微催化一下就能开始作用，只要你选对催化剂。
争权也是被逼的
人要想进步，就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经历很严峻的考验，劳筋骨饿体肤还常常有性命之虞——这么危险，我不干行不行？对有的人来说，还就是不行。
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姬重耳就这么不幸。他本来是老国君的次子，按照“传嫡长子”的规矩，王位没他什么事，他可以以王子名义过一辈子不劳而获的日子。但没想到就那么寸，命运就把他逼上争权夺利的道路。
重耳爸爸攻打蛮夷的时候，娶了美女姐妹俩。这姐俩先后生了儿子，很得重耳爸爸喜爱，重耳爸爸就想废掉太子改立这两个儿子之一。在美女姐妹的谋划下，重耳爸爸要治太子的罪，太子就自杀了。美女姐妹斩草还打算除根，其他王子只好四散奔逃。重耳逃走之前，险些被派来杀他的杀手砍中。
过了好些年，重耳爸爸死了，美女的儿子继位。此时重耳已经四十七岁，在那个平均寿命普遍偏低的年代，四十七岁已经算是人生的晚年。没过几个月，晋国发生政变，重臣里克先后杀掉了涉嫌“不正当竞争”的美女姐妹的两个儿子，打算按照长子死了传次子的顺序把重耳迎回国内当王。四十七岁的重耳拒绝了，在这个年纪，他已经不想再参加权力争斗，打算安安静静地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于是，他的弟弟，比他有追求的姬夷吾回到国内，继位为君。他一回去，就杀掉了里克，以免其威胁自己的王位。
里克虽然死了，重耳还在，虽说重耳没有争位的打算，但夷吾毕竟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不能确定这说法的真实性，就总是食不安寝不眠。到第七年，终于还是下定决心，派杀手去杀重耳。此时已五十四岁的重耳为了性命只好再次奔逃，临走前，这位随遇而安的有情意的老头跟老伴说：“等我二十五年，我要是还不回来你就改嫁。”老伴笑答：“咱都多大岁数了？等你二十五年，我坟上的柏树都成材了。”
重耳逃奔到了当时的教父齐桓公姜小白处。姜小白一向很讲义气，对重耳不错，不仅把女儿嫁给了他，还送了他很多礼物。重耳在这里住下，过得很好，说：“人生一世，能享安乐就够了，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啊？！我打算住在这儿住到死。”
人家就这个人生目标，有什么不对啊？何况人家已经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了。可是，周围的人不放过他，他们不能看着他没追求不管。从他的齐国夫人到他的属下，都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非要鼓起他的自尊心自信心不可。在思想工作做不通的情况下，他们干脆把他灌醉装上车，拉出了齐国。
复国队伍一路走过去，大国小国大王小臣都很看好他，纷纷送他礼物好好接待他。这期间他弟弟去世，弟弟的儿子姬圉从当时住的秦国抛下妻子跑回国去继位。等重耳到达秦国的时候，同样看好他的秦国国君一下送了他五个老婆，其中就包括姬圉的前妻——他的前侄媳妇。
在秦国军队的保护下，在属下和妻子的不断逼迫鼓励下，老年的姬重耳强打精神做格瓦拉状，一路杀回国内，终于在他六十二岁高龄的时候，荣登大宝。然后把他所有的老婆都接了回来。
重耳当上国君，第一件事是奖励追随者，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其实哪有我的一半，都是你们逼的而已。
追求到了这一步，左右的雄心仍未到顶。在他们的推动下，几年后，姬重耳终被推上诸侯霸主的地位。得亏他活得长，要不然，还没法满足追随者的需要了呢。
国家级认证机构
强人有强人的活法，弱者有弱者的道路，那些不好说强还是弱的，也有他们自己的歪门邪道，反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资源吃资源嘛，实在什么都没得吃了，还可以吃历史。
曾经大名鼎鼎的周朝后来衰弱的时候，就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由姜子牙带领的以周武王为核心的革命队伍建立的周朝，曾经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但从喜欢褒姒的那个周幽王开始，中央政府日渐衰落，当年分封的诸侯们慢慢强大起来。这些诸侯经济基础雄厚了就谋求上层建筑，于是彼此间勾心斗角乃至你争我夺越来越频繁，一个接一个成为实际上的老大。强的称霸天下，弱的只好靠拍马屁过日子。失去权力又没有经济支柱的周室此时没人进贡了，靠什么养活自己呢？还好有个周惠王心思活络，有市场经济头脑，于是他对朝廷进行了一番改制，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卖认证。
那时候正好是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姜小白强大的时候，周惠王为他盖下了第一个“我认可”的章。惠王十年，周赐齐桓公为“侯伯”，也就是诸侯之长。其实不管他给不给认证，霸主都是霸主了，但毕竟经过多年周室教导的老百姓，还是认中央政府这块牌子。有个认证，多少增加点合法性。这也是周氏牙防组能有机会存在的原因。
惠王死后，他的儿子发出了第二个认证。那时国内有人篡位，襄王只好外逃，靠着晋文公护送讨回了公道。为了表达谢意，襄王封已成为又一霸的晋文公为“侯伯”。这封的和被封的关系相当微妙，按说封的人应是上级，却被被封的下级两次召到外面“会谈”，这丢脸的事情，后来在历史中以“天王外出巡狩”扯了过去。
又过了些年，轮到春秋时期第三个霸主出现了，秦国打败了前霸主晋国成为新的赢家。此时的周显王再次适时出现，给出了第三个认证，这次不叫“侯伯”了，认证名直接改为“霸主”，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嗯，确切地说，适应新的客户要求。为了做到尽量让客户满意，周室还先后三次赐祭肉给秦国，为其×周年庆典仪式增光添彩。
再往后来，霸主越来越强势，已经不需要周氏牙防组的认证。此时的周室王朝资源也没得吃历史也没得吃，仅剩的一点荣耀也因为乱发认证失去了权威性，就只好靠骗吃骗喝过日子了。一次楚国包围了韩国，韩国向周借粮，周王向一个叫苏代的江湖骗子求救，苏骗子跑去见韩国的相国，说：“楚国包围韩国五个月了，一直没攻下，自己都累了，估计都有撤兵的念头。现在你们一借粮食，让楚国知道，不就看出你们也疲惫了么？你不如把一个城送给周，显出你们还很强，就能把楚国吓走了。”结果果然骗来了一个城。又一次秦国攻魏，周又借助另一个江湖骗子马犯的力量，在秦魏两国之间周旋，最后竟然骗得魏国给周修筑城墙。就靠着这些手段，周氏牙防组又维持了七十多年，最后被新的先进文化代表秦国认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不干也不行
姜太公当齐国国王的时候，封地里有两个名人：狂裔、华士。两人不愿意做天子之臣，不愿意结交诸侯，只愿过“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不事仕而事力”的生活。姜子牙听说他们很有才，就征召他们来做官，召了三次他们都没去，由此可见他们不是当年的姜子牙那种故作姿态引起注意好钓凯子的人，他们是真的自由主义者。但这种姿态把姜子牙给惹怒了。他把两人给杀了，然后诏告天下：“他们不给天子当臣不结交诸侯，我就没法用他们；自己种田吃饭掘井饮水不求人，我就没法用赏罚来管理他们。又没法威逼又没法利诱，这种人留着不是祸害么？”
到了东汉刘秀打定天下的时候，他召一个著名的学问家周党来做官，三请五请的，周党才不情不愿地破衣拉撒地来了，并且当面拒绝了刘秀，说自己不喜欢做官，就喜欢在家研究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当时，大官范升立刻跳出来弹劾他“大不敬”，要求处置他。还好刘秀有气度，赐给周党一些帛，放他回家去了。
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司马昭杀了著名隐士嵇康，理由是“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于今，有败于俗”。
也就是说，你不让我用你，就不能留你。
到了明朝，这种思想就更变态了。朱元璋颁布的《大诰》里边专有一项“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犯此罪的人可以抄斩。
由此可见古时候有才的人可真是不幸啊，连说“不”的权利也没有。人各有志，并非谁谁都想指点江山，没准有的人就喜欢写写色情小文章，有的人就喜欢搞搞小发明。学习本来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做的事情，到这份儿上，可就乐趣皆无——要你给我干，你就得干；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万一干不好，一不留神就被砍头抄家，真是危险大大。这么看来，还是无知更自由了。
这种状况，颇似地主恶霸娶民女——我看上你了，你就得跟我上家去，不从是不行的，否则连抢人带抄家；我腻了你了，说甩就甩，管你是怀了骨肉，还是年老色衰。你伺候得好，有你荣华富贵穿金戴银；侍候不好，伸手就打张口便骂，急了弄死你，你不敢说个“不”字。
可是，真要是猴急猴急地扑上去，也不行。按照地主恶霸们的想法，那样上赶着来的既没起子又没色相，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必须得半遮半掩才有搞头。
这种单向选择权的恋爱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培养成了盼望当妾的小丫头，半推半就欲拒还迎。要么选择姜子牙那种弄个直钩钓鱼装神秘，要么选择诸葛亮那种让人一顾二顾三顾才出来装矜持，这样才能吊足买家胃口，又满足了他又让他不会轻易玩腻。这种技巧可是相当难拿，一不小心过梭了，就该像上述几个自由主义者一样，被买家给干掉了。
高官厚禄都是浮云
汉文帝曾经有个同性恋伙伴，叫邓通，宠爱得不行。从一个划船师傅提拔为太中大夫，天天带在身边，丞相奏事都不回避。还赏赐给他上亿资产，并给了一座铜山，允许他铸钱，使其一度成为汉朝首富。人对钱的欲望真是无止境的，邓通后来越有钱就越爱钱，原本铸造的半两钱，偷斤短两变成了四铢，严重破坏了汉王朝的金融秩序。
一朝天子一朝臣，同性恋伙伴当然也不会传世，文帝喜欢邓通，继任者景帝却因文帝曾用邓通来和他比孝顺令他难堪，而对邓恨之入骨。到汉文帝死后，汉景帝登基，发布新政策，禁止私人铸钱。马上有人告发了邓通，于是汉景帝抄了邓通的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邓通在衣食无着的境况下饿死街头。
汉武帝也有个同性恋伙伴，叫李延年，是个创作型歌手，武帝一度宠爱非常，任命他为“协律都尉”，年薪2000石，与武帝同吃同睡同劳动，妹妹也嫁给武帝做了妃子。武帝不像文帝那么深情专一，没过多久，他对李延年就失去兴趣了，找了个“秽乱宫廷”的理由，把李家灭族了。
汉高祖刘邦有个发小，叫卢绾，和刘邦同年同月同日生，一起读书求学长大，两个人好得同穿一条裤子。刘邦当官以后，卢绾始终追随左右，可以自由出入内室，得到的赏赐超过任何旁人。等汉朝成立刘邦做了主席，卢绾又被封王，是七个王里唯一一个功劳不够但也封王的。
随着刘邦当皇帝的时间越来越长，心态渐渐发生变化，对卢绾没那么亲近了，渐渐开始怀疑他，最后终于听信他人的说法，认定卢绾叛变，逼得卢绾只好率众投奔匈奴，一年后死在匈奴境内。
这几个例子说明什么呢？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一个人的财富地位，都是浮云。首富又怎样？换个一把手就全拿走；高官又怎样？不喜欢你了你命都没有；好友又怎样？威胁稳定了就地位不保。李延年守法，但随便就能找个“秽乱宫廷”的罪名；邓通犯法，但宠幸还在时这算得了什么？
那时候中国是中心，除了“蛮夷”，没地方可去，所以这些人只能在这一个地方拿命来做这种危险的赌博，赢的时候什么都有，一旦输了尸骨无存。卢绾算是开了个外逃的先例，但匈奴那里又冷又野蛮，毕竟不是一个好地方。
会武功者不安全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一向惨烈，不仅失败意味着必死，连没成功当上一把手，日后都危机四伏，怪不得人人都要争当一把手，争当核心。
真不是权力欲大贪心不足，而是当你有了一定的实力一定的号召力时，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不利于权力集中到核心上去。这样，一把手还能容你？想保安全得善终，除非自废全部武功，并且摆明永远不会再参与到权力争夺中去，他才可能放下心来。就像范蠡，勾践要杀他还不容易么？只不过看他已经真的彻底退出权力斗争圈了，才放过他而已。
在这个封建中央集权——确切地说是核心集权的制度下，想保有独立的力量，没有可能。所有看不透这一点的都成了刀下鬼，比如韩信。韩信在带兵的才能上远胜刘邦，拥有的实际军事力量也很强大，楚汉相争的时候，他有能力成为第三股力量，但他放弃了，选择向刘邦称臣。他以为自己做出了很大牺牲，可以换来永远的尊敬——这尊敬意味着与皇帝拥有相等的人格和独立性。但一把手的思路不是这样的——一支力量就是对自己的一个牵制，这还怎么保证皇权的唯一强大呢？你不肯放弃力量，那我只好放弃你。于是，先是诬以谋反而抓捕韩信，然后赦免、降职，再逼迫韩信“谋反”，然后将其杀掉。韩信被抓时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成为千古名句，但其实，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是皇权不能被制衡，不能有朝一日被挑战。
所有试图保存力量的，都得到了惨烈的下场。彭越，一个粗人，曾在关键时刻救刘邦于必死之境。谁都知道，他是不可能“谋反”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刘邦与他老婆的认可。但他还是被杀了，不仅杀死，还剁成肉酱，分送给各位诸侯看。其原因，吕雉点得明白——“彭越是壮士，留着是后患，不如杀了。”陈豨，只不过因为学习信陵君，对自己的宾客很仗义，就被人密告给刘邦。刘邦认为他培植自己的力量，于是逼反，然后“平定”。
最倒霉的是樊哙，为刘邦出生入死，像一条狗一样忠心耿耿，还娶了刘邦的小姨子做老婆。就这样，当刘邦听说他可能在自己死后威胁自家地位时，也立刻叫人去抓他，并就地正法。幸好刘邦死得及时，樊哙得以保存一命，要不然，死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和刘邦共同打天下的人里，后来得善终的是张良、萧何、陈平几人。萧何不说了，那是不断补仓买新股表忠心，牺牲自己名誉做无赖状，才得以令刘邦信任而保命的。张良和陈平，都是文人，必须依附军阀才可能有力量，而他们最值得依附的就是刘邦——刘邦清楚这一点，因此能放过他们。
在一个不允许制衡力量存在的体制中，只有两种人——一个主子和所有奴才。脱离这种体制之外也不是不可能，比如你可以选择成为边缘人：乞丐、流浪者、隐士。但这些，都是要以抛弃尊严和体面生活为代价的。韩信他们不信这个邪，他们以为自己有力量、有资格体面地不做奴才。所以他们死了。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这不是流氓的品行问题，是武术的力量。不是刘邦坐天下这样，换成项羽、田荣，恐怕都会这样。
一国两制没搞好
秦朝的时候，大军南征，打下了越南——那时候叫交趾，把它并到了中国版图中。后来国内动乱，南方借机宣布独立，直到汉武帝时，又给重新统一回来。
那时候交趾还是个蛮荒之地，大多数地方都是原始森林，人们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没有“国家”“政府”“税收”这种现代化的概念。鉴于这种情况，伟大领袖汉武帝提出了“武力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一个大汉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封建主义制度；交趾是大汉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原始社会制度和母系氏族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也就是说，允许当地人缺乏教化，不缴赋税，不服劳役。
一国两制的制度实行了好几代，虽然内地战乱不断，特区倒是还算太平。直到光武帝也就是刘秀时，来了个积极分子做太守，名字叫苏定。苏大人一心想超额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高标准严要求交趾人民，提前实现真正统一。他破坏“基本法”，向交趾人收税，不服者就用汉法制裁。终于，当他处死了一个抗法的叫师索的男人时，引起了师索强悍的老婆的不满——由此可见苏定对特区制度是多么的缺乏了解。不尊重基本法是问题之一，他连当地是什么人说了算都不知道。在那个母系社会里，女人才是一家之主，抓个丈夫，不是成心拱火么？
师索的老婆徴侧带领着她的妹妹徴贰举兵起义，受压迫的人民纷纷响应，没多久就占领了六十多个城池，基本上是越南全境了。苏定抵挡不住，连印信等重要物品都丢了，化装离开交趾跑回内地。徴侧称王，越南再次独立，历时三年。越南现在的教科书上自豪地说“接连两年，人民不用缴税”——看看，人家要求的其实仅仅是实行基本法、贯彻一国两制、不缴税而已。好好的政策，都让苏定这个不懂政治、不执行政策的人给搞坏了。
为了平定乱局，汉朝派大将马援带了两万多人迂回走水路入交趾征讨，这场战争打了两年，损失了近半士兵。为了挽回苏定执政造成的恶果，马援努力攻心，打下城池后不烧杀掠夺，反而帮助他们修好被毁的房屋。又对当地土著采取怀柔政策，废除汉法，恢复旧法，挽回人心。这样，两年之后，马援终于彻底击败了徴氏姐妹并将其斩杀，不过也有人说她们是投河自尽的。
无组织动乱
各时代的各级政府都很害怕下面人组织起来，因为松散的个体能力有限，一旦组织起来杀伤力就会大很多，比如黑社会。
不过世事无绝对，无组织也一样可能出事。
三国后期，魏国派邓艾、钟会两员大将出动大军，对以刘禅为核心的蜀国进行灭国性进攻，战争迅速取得胜利。邓艾、钟会分处蜀国两地，掌握重要兵力，进行善后工作。此时，钟会动了叛变的心思——重兵在握、远离中央，前蜀国大将军姜维及其带领的数万大军都成了自己贴心的朋友，又处在蜀国这样一个物产丰富易守难攻的地方，何必臣服于人呢，不如自立了吧。
钟会的反叛工作筹划得很严密，他先是用计拿下了邓艾，接管了邓艾的军队，这下蜀国全境内的军队就都归自己指挥了。然后伪造魏国逝世的太后遗诏，号称太后命令他带兵讨伐魏国现任领导人司马昭。考虑到新加入的士兵们忠诚度还不够高，有人组织领导的话可能会另立中央，于是把所有新收编的军队的军官都软禁起来，让士兵处于松散状态。最后再把城门紧闭，以防特殊时期有人作乱。
一切都布置得非常周到，他下一步的计划是杀掉所有软禁中的非亲信将领，彻底把军队变成自己的亲兵。
在这时候，有人散布了一个谣言。
起因是钟会帐下的督丘建，曾经做过大将胡烈的手下，而胡烈是被软禁的成员之一。丘建看到老领导被关着无吃无喝，心中不忍，就征得钟会的同意，放胡烈的勤务兵去外面找点吃的。胡烈编了个谣言，告诉了勤务兵，勤务兵出去后又告诉了外边的人，外边的人再告诉外边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立刻成了全营皆知的秘密。这个这么容易流传起来的秘密是什么呢？原来是胡烈说，丘建告诉他，钟会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准备了数千根白木棍，待会儿会召唤外面的士兵进帐，每人赏赐一顶军官帽，答应擢升他们为散将。当士兵叩头感谢的时候，就会用白木棍把他们打死，扔到大坑里埋了。
这个谣言很匪夷所思，但里面又有细节、又有出处，显得很有鼻子有眼。再加上外面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正是流传谣言的好土壤，所以这个谣言迅速被传开，并立刻激起了反应。
两天后的正午，胡烈的儿子胡渊——当时在营中当普通士兵，由于有亲兵通信，他是知道内情的人——率领胡烈的部队擂动战鼓闯出营门，打算去救父亲。战鼓一响，谣言四起的兵营纷纷起来响应，他们并不知道胡渊的这支部队是干吗的和干吗去，各自心里有着各自的怒气和打算，但在这鼓声召唤下，团结到了一个目标里来。他们纷纷向钟会司令部所在的城池进发，如同蚂蚁一般，一拥而上，奋力围攻起城墙。
由于的确是没有组织的，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和可分析得出的理由，钟会这边还一无所知。他正在给心腹发放武器，做反叛前的最后准备，忽听外面喧哗声响成一片，好像什么地方失火。等闹清楚状况，派人去杀那些被软禁的将领，已然来不及。将领们冲出软禁地，跑去开了城门，跟外面的人会合。整个城池已是一片混乱，姜维和钟会率兵出击，但无奈在无组织状态下激发起来的士兵太多，受谣言的影响又都满腔仇恨，很快就不敌乱军，先后被杀掉了。
混乱并未因此结束，因为没有组织，也就没有具体的纲领和目标，杀掉钟会和姜维，乱军的愤怒并没被平息。烧杀又持续了两天，直到后来另一名有实力的将领卫瓘出面收拾残局，才终告平定。
无组织的反抗的确不容易形成，但一旦被激起，破坏力可是非同一般呢。而激起这无组织的反抗，竟然只需要一个谣言和一通鼓声。
既得利益者的下场
所谓革命，按照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这个“共同的目的”如果是一个崇高的遥远不可及的理想，还比较容易长久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如果是为了一个现实的目的，这事就特别不靠谱。
三国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时曹操刚刚派人灭掉西北地区马超等人的割据势力，赢得很辛苦，平定后怕大军一撤，那边再起祸患，于是打算把那里的士兵迁移 五千人到内地去。故土难离，何况又是战败者去战胜者的地盘，明摆着是当牛做马，所以战士们都不大情愿。为了保证这件事的顺利进行，曹操特命扶风郡长赵俨率领一千二百名士兵做护军，监督移民队伍。
赵俨部队护送移民队伍到斜谷口，基本出了危险区域，随即返程。还没回到基地，消息传来，说移民部队已然哗变，有八百多为了共同目的走到一起的人相约逃离，躲进了深山原野。
起义者们同仇敌忾，人数又众。赵俨虽有一千二百将士，按说是多于反抗力量，但这些人和反抗组织不是同乡就是亲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同情起义者的境遇，真打起来，倒向谁还说不定。因此，想剿灭对方不太容易。赵俨就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他先给自己人做了思想工作，然后让自己人带着精神传达到起义者当中 ——叛逃是不对的，只要回来，移民的事情好商量。这件事法不责众，只找出领头人物治罪，其余人一概不问。作为保证，赵俨还让各地郡县把抓到的零星逃犯统统释放，让他们成为榜样吸引其他逃亡者。
利益被拆分了，“共同的目标”立刻变得模糊，起义者们——除“领头人物”外相继投降，有的还交出领头人物的下落邀功请赏，一场危机暂告化解。
到此为止，“共同目标”尚未完全消失，五千部众共同的心愿，还是希望留在家园，他们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可以与当权者谈判。而此时，赵俨早已写了密信，让中央派大军前来押解，保障移民顺利进行。没多久，大军抵达，移民队伍继续上路，此时战士们才发现他们被欺骗了。大家群情激奋，这一次，经历过挫折的人民已不再信任当权者，瓦解他们，不再那么容易。
赵俨变了方式，但策略仍一如上次。他宣称“要在五千士兵中，遴选温和敦厚的士兵一千人留在关中，其余人东迁”。随后召见各营军籍官员，审查名册，厘定人选，一千人迅即选出。
五千个本来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人又分化成了拥有两个不同目标的一千和四千，留下的人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心情安定，转而拥护赵俨，被送走的则失去支持，孤掌难鸣，不得不踏上东进之路。一天之内，东迁计划顺利完成。
这一千名既得利益者——以为跳出龙门进入另一阵营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当权者眼中，始终都是与另外四千人同样的地位。四千名同伴刚走，赵俨就恩威并用，软硬兼施，将留下的一千人也强迫东迁。失去营垒的战士们已经没有力量与当权者抗衡，只好从命。用这种方法，赵俨最终迁至内地两万余人。
为什么革命者们都要找一个意识形态来团结部众呢？因为光靠共同利益凝结团体，稳固性太差，人们都是见利忘义的，太容易被分化了。
被回避的历史
司马家族创立的晋朝分为两个阶段——西晋和东晋，类似于宋朝的北宋和南宋。西晋由司马炎创立，到第二个皇帝司马衷就衰落了。因为皇帝智商不高，周围的大臣和皇族们就都蠢蠢欲动，纷纷想趁机把持权力，结果导致内乱频仍，当权者互相攻击。
内乱给了外敌以机会，曾经在西晋留过学的匈奴人刘渊带兵攻入中原，大加劫掠，杀人如麻。而饱经内乱的西晋已经无力抵抗，终于在公元311年和公元316 年，两京先后陷落，皇族几乎被屠杀罄尽，大臣也死了不少。在一次可被载入史册的“苦县屠杀”事件中，十几万晋军和四十八个王爷一起遇难，凶手是刘渊的大将石勒。这些事件，都使刘渊创立的汉赵国和后来石勒创立的后赵国，成为偏安江东的东晋王朝的国敌。
由于匈奴凶悍，西晋败得太惨，此后很多年，东晋都不敢打主意报仇，因此长江两岸一直保持和平状态。而被汉赵(前赵)占领的广大中原地区，却几乎一天也没消停过。先是汉赵的强将石勒与朝廷内斗，一怒之下二分江山自己成立了后赵国；然后是石勒的养子、后赵的强将石虎发动政变屠杀了石勒家族自己当了后赵皇帝；再后来石虎自家互杀，五个儿子先后死于内斗中；最后是石虎的养子汉族人石闵祭起民族主义大旗屠杀胡人，恢复原来姓名冉闵建立冉魏国。这期间，内斗、外斗不断，中原地区多个国家彼此都是仇敌。
石虎的儿子很多，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十来个，其中五个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死去，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冉闵杀了。最后只剩一个叫石琨的，大概是石虎的第七个或者第八个儿子，曾被封为汝阴王。史书上没记载他的年龄，不过根据他哥哥死时的大致年龄推算，冉闵发动政变的时候他也就二十来岁。也就是说，他的上一辈与晋朝人结了世仇的那几年，他还没有出生，或是刚刚出生尚在婴儿状态。
作为皇子，石琨降生后自然会接受教育，那时候的教育，除了文学、武术之外，也就是历史了。不过历史这东西，远的好讲，近的难说。越是敏感的当代史，越成为忌讳。有过亏心事，受害者当然希望铭记，加害者则巴不得世人赶快忘了为好。当年夺取领土的往事，在后赵这边，自然无人特意提起。石琨的教育中，就这样缺了一块。
大乱起时，石琨曾数次率兵与冉魏的大军对阵，但终于失败。眼看着穷途末路，大势已去，石琨决定逃亡。往哪里逃呢？周边前燕是敌人，冉魏更不用说，西凉也曾与自己国家有过多次争端。这几个地方，无一可以投奔。想来想去，也只有长江对岸的东晋，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貌似睦邻友好的关系，相安无事，看来只有投奔此地了。
公元352年，年轻的汝阴王石琨率领家小，从今天的河北出发，历尽艰辛，终于抵达东晋首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本是为避难去的，没想到到了之后却被立即逮捕，未经审讯，即被绑赴街市，全家斩首。
东晋恐怕自己都想不到，仇敌会有一天自投罗网。而石琨估计到死也不知道，他怎么莫名其妙地就成了人家的国家公敌。害死石琨的，就是这被回避的历史啊。
行贿买得“逃难权”
西晋惠帝初年，关中饥馑，瘟疫流行。同时，陕甘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中央派大军讨伐，于是战乱又起，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
处境危险之下，当地六个郡的老百姓开始携妻挈子，向有粮食的地区逃亡。数万家百姓进入汉川，得到当地豪侠的帮助。但汉川并不算富裕，容纳不了这么多的难民。难民于是考虑进入蜀中寻觅生机。
难民们组成请愿团，到了汉中，到当地首长那里请愿，请求允许他们借道入蜀。请愿书通过渠道传递到中央，换来的却是大军阻止。中央政府派钦差大臣李苾来到当地，号称是来安抚难民，实际上也承担着监视控制难民，阻止他们入剑门关的任务。其原因，当然是为“维稳”，避免流民四散造成不安定因素。
无法南下去谋生，本地又活不下去，难民进入两难境地。无奈之下，难民们只好借用最传统的办法——贿赂。他们筹了一笔钱，私下交给李苾，恳求他通融。老办法果然是药到病除，李苾马上上书，说：“汉中饥民数十万口，不是汉中一个郡所能养活。巴蜀仓库有粮，又逢丰收，最好准许他们去谋生。”
一个普通的奏折，说的也都是很正当的道理，但没有贿赂的时候，正当的事竟然就做不成，贿赂，竟是为了推进正事的进行。
难民进入巴蜀，靠帮人种庄稼、当工匠维生。但中央政府很快又后悔了，下令陕甘当地政府召回本地流亡难民。难民们打听了一下内地的消息，互相转告“中原祸乱正烈，不可以回去”，于是求见益州州长罗尚，请求延期返乡。为了延期，难民们又破费一番，给了罗尚一笔贿赂，获得了短暂的拖延。
拖到了七月，期限到了，罗尚要求难民马上动身。这一年雨水很多，稻子的收割推迟，打工的难民们等不到收成，无法筹措路费，而政府并不管这些。难民代表又去找罗尚请求推迟，这一次他们可能是再也拿不出贿赂了，遂未被批准。
难民们不断派代表恳求罗尚，但形势越来越紧张。州境内军警林立，四处都是关卡，当局准备用强制手段驱逐难民。种种手段，终于把难民们赶入绝境，数十万难民集结起来建立城寨，反抗政府，成为一支武装力量，并将罗尚大军数次击败。
罗尚此时终于震惊了。他找到替难民们做代表和使节的阎式咨询如何处理，阎式答复说：“我从前曾向阁下反复讨论：人心都怀念故乡，谁不愿回去？但难民初来时，为了一饱，到处为人出力做工，一个家庭往往分散五地，不容易集合；现在又逢秋天，雨水不停，只盼望等冬季庄稼收割。而这简单的请求，始终不蒙听从。逼迫太厉害，小鹿都会抵抗老虎。如果采纳我的建议，放宽难民治装的期限，最多九月间可以集合完毕，十月即可以上路返乡，何至弄到今天的地步？！”
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逃难不得的难民们与官府已然对立。经过一番围剿与反围剿，处于绝地的难民获胜，逼上梁山的难民们自立政权——这就是五胡十九国时成汉国的由来。
禁书
东晋时，连年征战不停，老百姓苦不堪言。为了备战，东晋大将军桓温征调了两万名老百姓去广陵筑城墙，要求百日内筑完。苦役加上瘟疫，老百姓大量死亡，十个人里就有四个人死去。
有个叫孙盛的小官，对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做了番调查，写了本纪实性作品，叫《魏氏春秋》。书里不仅写了民夫死亡的事情，还记录了导致此苦役的前传，也就是桓温在枋头的一场败绩。
书刚刚写好尚未发行，就被桓温听说了，马上派人去探听书里的具体内容。派去的人探后写了个调查报告：“《魏氏春秋》一书涉及泄露国家机密。里面写了枋头战役的详情，并说恒将军‘进无威风来仪之美，退无鹰鹯搏击之用，徘徊湘洲，将为怪鸟’……”
桓温看后大怒，找来随从，让他去长沙，也就是孙盛所在地逮捕孙盛。随从领命，到了长沙，先发布官方声明，说“孙盛收受他人贿赂，诽谤政府，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随后将其逮捕并立即押送广陵。
在广陵，桓温亲自审理孙盛案，问他：“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在书里这样写我？”孙盛感到很奇怪：“我写报道，难道还要考虑私人关系么？韩信多厉害，都失败过；诸葛亮牛不牛，也曾败于吴。枋头战役部分，我纯粹依据事实报道，没有歪曲，您为什么要发怒呢？”桓温没话可对，又找不到罪名公开治他的罪，只好暂且将他放回家。
明的不行，还有暗的呢。桓温私下找到了孙盛的儿子孙放，威胁他：“枋头虽然的确失利，但哪儿像你爹说的那么不堪？你爹这样做，对国家形象不利。要是这本书发行，你们全家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孙放赶紧叩拜：“您别担心，回家我就让我爸把书改了。”桓温很满意地送走了他。
孙放回家之后，对父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方面请求其不要做东晋的民族罪人，一方面请求其为全家百口考虑，到最后，全家几个儿子一起跪在孙盛面前大哭：“桓温是个奸雄，地球人都知道。可您要是不修改书，全家百口都要遭到他的迫害啊！”但孙盛是个倔老头，始终不为所动，说：“要是修改了这部分，这书就不真实了，后人会骂我做虚假报道。我不能干这种事。”
孙放无奈之下，只好用强，自己把书稿拿出来，进行了修改发行，并呈送桓温看。桓温总算是满意了。
但孙盛也没闲着，他也明白形势迫人，自己扛不过。很早就偷偷留存了一份底稿，委托别人带到了国外发行。
过了一些年，桓温和孙盛都先后去世，皇帝也已经换了两茬，政府对很多事情都重新评价了。新任皇帝司马昌明是个爱书人，有一次发动民间收集各种版本的奇书禁书，有人就把两个版本的《魏氏春秋》送了上来，其中一个是国内版，一个是未删节的国外版。
胡夏国的“灿烂”建国史
五胡十九国的时候，中原大地上出现过很多短命小国，大部分历经两三代领导人就灭亡或者名存实亡了，放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只是过眼云烟而已，但在当事人的角度，情况就不同了——毕竟从芸芸众生成为了一国之主，那成就感，不是一般地。
其中有一个夏国，历史上的学名叫胡夏，开国皇帝叫赫连勃勃，占地“千里”，按照其他国家的评价，是个“巴掌大的小国”。不过这都不妨碍人家对自己的成就有自豪感。
赫连勃勃在任一共十八年，其中带领部众四处流浪打游击六年，正式建都立国十二年。在他死之前，他对自己事业达到的高度很是满意，于是安排御用笔杆做了一篇规模宏大的成就报道，经过审定后，镌刻在了首都统万城内一块石碑上，以宣告国民、永载史册。这篇碑文在他死后第三年，北魏攻陷统万后被外国人读到，然后以“奇文共赏”的方式写进了历史。
这篇宏伟的成就报道都说了什么呢？因为相当相当的长，在此就不一一照录，大概讲述一下：首先，它高度评价了胡夏国的开国领袖、英明君主赫连勃勃，称其为尧舜后裔，中原正统；其次，它回顾了胡夏的艰苦卓绝、辉煌光荣的建国大业，展现了领导人卓越的战争艺术和远大战略；再次，它总结了立国十几年来的建设成就，具体描述了统万城的城市建设和和谐盛世的构筑；最后，它以一首诗结尾，讴歌了圣王伟业。
这么伟大的帝国，实际上是怎样的呢？据史料记载，赫连勃勃生性残暴，草菅人命，杀戮无度。凡造兵器完成后必杀工匠，死者数千；经常自立城头，手执弓箭，见不顺眼者，辄杀之；臣下进谏，视为诽谤，先割舌头而后杀头。他的建国大业虽然的确有他战略不凡的一面，但他拥有的土地都是靠以怨报德、忘恩负义，从恩主那里抢来的。建设这个辉煌的统万城，其过程相当血腥和残忍，《晋书》称“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在那个大分裂时代，征战连年，人民穷困，但北魏攻陷统万时，俘虏的赫连勃勃和第二任领导人赫连昌的妃嫔、公主和宫女有数万人之多，另外还有国有马匹三十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国库中保存的奇珍异宝、旌旗车辇不计其数。以至于当北魏皇帝拓跋焘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不禁感叹：“巴掌大的小国，竟然把人民奴役到这种程度，怎能不亡？！”
看完这腐败展览，又看到石碑上那篇成就报道，拓跋焘极其愤怒，一定要把写这篇不实报道的人揪出来杀了。人是找到了，想杀的时候被手下一个大臣拦住了，大臣说知识分子也不容易，不见得是自己想写，是不敢不写而已。拓跋焘想想也是，就算了。
拦拓跋焘的这个大臣叫崔浩，他的这段理论多年后在自己身上以另外一种方式应验。拓跋焘下旨让崔浩主持编写一组歌颂拓跋家族的碑文，崔浩编写了，但其中有部分内容不符合领导的要求，结果，他被杀了。
想“人定胜天”的工程
公元514年10月，南北朝的南梁启动了一项重大工程——在淮河上筑坝，拦阻河水。为了这个工程，徐州和扬州范围内，每二十户要出五名青壮年参与，共投入工匠及战士二十万人，可谓举全国之力。
这个工程不是形象工程也不是政绩工程，修它是有战略目的的。当时南北大战已持续多年，互有胜负，为此双方都消耗巨大，但谁也占不了绝对上风。为了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南梁采纳了一项意见，即修淮河大坝，以令河水倒灌寿阳，拔除这个重要钉子。
战略定下后，南梁派出水利工程师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日恒)前往勘察。勘察的结果，二人一致认为此计不可行：“淮河含沙量太大，河床飘忽流动，不够坚固，承受不住压力。”
勘察报告交上去，皇上不满意。南梁帝萧衍是个坚信人定胜天的人，“人多，没有什么困难不可以解决”。在政治任务前，老天爷也得让路。于是工程照常开始。
时值冬季，大坝很快筑成。到第二年四月，春季的洪水立即冲毁了大坝。筑坝工程总监康绚从铁矿场运来铁器数千万斤，沉入淮河水底，但水势湍急，大坝还是不能合龙。于是又砍伐木材，在河中先做护栏，再填巨大石块，再在上面加土。沿淮河两岸一百里以内，树木石块无论粗细大小，一扫而光。士卒民工担土扛木，十分辛苦，而炎热又导致瘟疫流行，死者尸体相互枕藉。
到这年冬天，工程仍未结束。赶上一个严冬，气温大幅下降，淮河、泗水全都结冰，雨雪连宵。侥幸躲过瘟疫的民工们，十分之七八都被冻死，也就是说死了十余万人。
到第三年四月，淮河大坝终于筑成，长9里，下宽140丈，上宽45丈，高20丈，大坝两侧种植杨柳，坝上驻屯军营，蓄水区面积广达数百平方里，十分壮观。南梁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剪彩完工。
这简直是给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小知识分子一个响亮的耳光——谁说客观条件不允许？只要意志坚，什么困难能挡得住我们？！
淮河大坝果然起到了预期的战略作用。寿阳城墙受水浸泡，开始崩坏，居民纷纷攀山登冈，躲避日益上涨的水势。水坝积水区水质清澈，被淹没的房舍、坟墓，静静地卧在水底，清晰可见。为了防备水毁，敌国北魏不得不在八公山东南修建新城，以作为紧急避难之用，北魏边防军也进入紧急状态，准备对付大坝。
南梁的论功行赏以及战略成功后的权力争夺还没有结束，这个重要的战略工事先毁的却是自己。完工后这一年的九月十三日，淮河水位暴涨，大坝崩溃，发出雷鸣般的响声，三百里外都听得清楚。洪水瞬间下泻，下游两岸所有村庄十余万人，全被洪水吞噬。
这个用近三十万生命换来的淮河大坝叫浮山堰，如今在江苏泗洪县仍保留一部分遗迹，最宽处仍有四十米左右。可惜，遗迹保留着，教训却丢掉了，在它之后，试图以人胜天而遭失败的例子，仍不胜枚举。
杨氏大跃进
当一个人权力太大，又被人捧得太高的时候，他就容易错误地估计自己和形势，做出一些超英赶美的事来，想实现一些宏伟的理想。有理想是好事，努力去实现理想也没错，不过举全国之力，圆自己不切实际的梦，就有点危险了。
隋炀帝杨广就是这么死的。
杨广继任成为皇帝时，国内国际形势一片大好，经过他爸爸二十多年的经营，曾经残破的江山已经一统，国力渐进小康，周边国家如突厥、吐谷浑、高丽也都和平共处，互惠互利。这种状况让杨广有底气、有信心实现更远大的目标，他决定，要跑步实现霸权主义。
先是大搞基础建设。每月役使二百万人营建洛阳城。征集各地的奇材异石，运送洛阳。农民被迫运输，千里络绎不绝，使许多人活活累死在路上。在洛阳西郊建筑一座西苑，占地二百多亩，苑内有海，海中修造三个仙岛，高一百多尺，岛上建筑亭台楼阁，十分壮观。海的北面有龙鳞渠，渠水曲折流入海中，沿渠修建了十六个别院，建筑非常华丽。整个西苑被点缀得四季如春：秋天，用彩绫剪成花叶，挂满树枝；冬天，凿掉池沼中的冰，用彩绸剪成莲叶荷花布置在上。征调一百多万民工，历时六年，修建了全长四千多里的京杭大运河。河的两旁开辟大道，岸边每隔两个驿站设置一座行宫。自洛阳到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共设置了四十多座行宫。开凿大运河，共用了约一亿五千万个人工，平均当时每户百姓要出近二十个人工，还有许多开挖运河的民工累死在河中。
然后大搞金钱外交。他利诱西域使者和商人入朝，沿途郡县奉命耗费巨资迎送。为了向东突厥炫耀国力，命令巧匠建造活动宫殿，称观风行殿，上面可容几百人，可随时装拆，下有轮子转动，然后数次乘坐此殿出行，路上护驾兵马旌旗绵延上千里。一次外交大爬梯，邀请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齐集洛阳。从正月十五夜间开始，置设盛大的百戏场，为西域人演奏百戏，戏场大至周围五千步，奏乐人多至一万八千人，几十里外都听得到乐声，灯光通明如同白昼，直演奏到正月底结束。西域人到洛阳东市做交易，杨广命令本市商人盛饰市容，广积珍货，商人都服装华美，连地摊上的卖菜人也得用龙须席铺地。西域人经过酒食店门前时，店主都得邀请他们入座吃饱喝足，不收分文，还说隋朝富饶，酒食不要钱。市内树木也都用帛缠饰，以示富足。西域人问道：“你们隋朝也有赤身露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帛给他们做衣服穿，却白白用来缠树？”市人无言以对。
再然后是军备竞赛，并四面出击，意图武力称霸。605年，派远征军进攻越南；同年，进攻契丹和铁勒；607年，进攻吐古浑；612年、613年、615年，三次进攻高丽。所有的进攻都只出于一个理由——对方不服他，他要打服人家。在高丽，杨广三次亲征，耗尽国力，遭遇三次失败。第一次征讨，他征调大批工匠在山东东莱海口大规模造船。工匠被迫在水中不分昼夜地劳作，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亡的有十分之三四。他还征调江淮以南的民工和船只，把粮食运到涿郡，奔走在路上的民工和兵士，经常有几十万人，很多人倒毙路旁。准备就绪后，隋军一百多万人分海、陆两路进攻高丽，大败，只有两千七百人逃回。
穷兵黩武造成田地大片抛荒，饥馑遍地，没等他的霸权主义理想实现，国内已经动乱纷起。最后，他终于被叛军杀掉。
顺便说一句，杨广同学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还很有才，他后来出版了《杨广文选》。
革命小将造反事件
隋炀帝杨广执政期间，对国民横征暴敛，百姓民不聊生；对干部猜忌暴虐，杀了很多高官。就连帮他设计执行阴谋、害死亲爹获得政权的大臣杨素，他也暗下杀心。好在杨素死得早，在官位上去世。他死后，杨广对身边人说：“他要是不死，早晚得是全族屠灭。”这话后来传到了杨素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耳中。
作为高干子弟的杨玄感在官场中有很深厚的关系网，为人又仗义，四海之内不少人归附于他。他眼看政府日渐混乱，“一把手”杨广对手下又这么猜忌，再听到这话，对这一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和弟兄们暗中策划，趁随杨广第二次征讨高丽时，带兵回撤，宣布叛变，另立中央。他扯起大旗振臂一呼，对百姓说：“皇帝无道，不管百姓死活，天下骚扰，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辽东。现在我同你们起兵救百姓，你们是否同意？”“我家富贵已到顶端，对荣华富贵已再无所求，现在冒着全族屠灭的危险，就是为了解救百姓。”听众欢喜踊跃，从者如流，每天投军的百姓，以千为单位。
不仅百姓，许多一起长大的高干子弟也对他这一造反行动欢呼雀跃，大将韩擒虎的儿子韩世萼、观王杨雄的儿子杨恭道、光禄大夫虞世基的儿子虞柔、大将来护儿的儿子来渊、御史大夫裴蕴的儿子裴爽、大理卿郑善果的儿子郑俨等四十名高干子弟都来投效，在造反派中分别任职。杨玄感的智囊，则是名门望族之后李密。
虽然造反派装备不良，一开头都是手持单刀柳木盾，又没盔又没甲，但士气高涨。杨玄感身先士卒，勇不可当，反抗军不断传出捷报。但造反派毕竟是乌合之众，又都是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当头儿，比不上受过专业训练、有专业装备的正规部队。杨广带兵从高丽返回，政府军投入战斗后，强弱立刻显现出来。再加上富贵出身、没经过真正世面的杨玄感刚愎自用，后来轻信小人计谋，不听李密的劝告，一再出现决策失误，终于与隋军主力遭遇，在精锐部队的打击下，造反派很快被击溃。
杨玄感自觉难免一死，让弟弟杨积善杀死自己，杨积善此后自杀未遂被俘，后被砍头。隋军在洛阳将杨玄感的尸体剁成肉酱，屠杀杨玄感党羽和追随其起义的百姓三万人，杨玄感包围东都时曾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凡在当时拿过粮食的百姓，此时也都被诛杀，东都城内外血流成河。有革命性，却无革命的力量与谋略，一次革命小将的造反，就这样被平定了。
唐太宗的“新闻审查”
要说古代没有新闻媒体那是不对的，其实一直就有，到皇帝时代结束才消失，转变为真正的现代媒体。这种新闻媒体和现代新闻媒体一样记录和报道新闻事实，以传播为目的。区别仅在于：它的主要被报道人只有一个，就是当时的皇帝；它的读者不在当世，而在后世。
这种新闻媒体，就是记载皇帝私生活的《起居注》和记载皇帝和大臣之间公事的《实录》。这个媒体的记者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职称，唐朝那会儿叫起居郎和起居舍人。按照规矩，这两个职务的人是不能结交大臣的，好保证其中立性——看看，古时候的人就对新闻的客观中立有这么高的要求了。
N久以前的祖先设立这种制度，是为了制约当皇帝的孤家寡人们，好让他们为了保留一个好名声，不至于做太难看的事情，否则可就遗臭万年了——这一点，现在的术语叫舆论监督。
不过，诸位恐怕能看出个破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媒体的从业人员，是皇帝的家奴啊；这个媒体的管理权，也在皇帝手上。这万一皇帝想审稿、想发宣传要求，谁拦得住？有了这个，还怎么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啊？保证不了真实性，那报道还有什么意义啊？后世看过去，嚯，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皇帝个个都是尧舜禹？名声想坏都坏不了，这还怎么制约皇帝啊？——这种担心，现在的术语叫新闻预审制度。
N久以前的祖先也是懂得新闻规律的，于是他们做出了规定：皇帝不许看自己的《起居注》和《实录》，也就是取消新闻预审制。看不了，当然也就想不到干涉和修改了。
这个规矩被执行了很多朝代很多年，不知道多少被报道人愤恨自己的负面报道但又无计可施。而且，报道产生影响已经是后世的时候了，他还不能去找编辑记者算账。
到了太平盛世的贞观时期，伟大领袖李世民，作为一个前朝实录读者，同时也是被报道人，对于无法阅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无法让报道尽可能地有利于自己，感到心烦意乱、抓耳挠腮。尤其是，由于自己刚刚做了一些难言之隐的事，生怕传到后世读者的耳朵中。舆论监督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李皇帝太爱惜自己的名誉了，他下定决心，不惜做出歪曲报道、违反新闻真实原则的事情。他做了一件破坏新闻自由的大事：
从他这时起，外人修史改为宰相修史。宰相是皇帝秘书，秘书处理的文案，自然皇帝有浏览和提出意见的权利。这样，从制度上保证了皇帝可以事先观看新闻报道，也由此，奠定了新闻预审制的基础。史书上说他看完后要求“削其浮，直书其事”——这一点其实很可疑，经过新闻预审之后的新闻，其中任何有利于新闻审查者的记录都是不可信的，谁能保证它是记者编辑原本的记述，还是新闻预审官要求写进去的呢？
由这两本报道册产生的记载唐朝历史的几本书里，关于李世民当皇帝的重要过程“玄武门”之变的报道，有了不少出入——他杀兄弟逼老爹夺取政权的基本事实虽然没有变，但多了不少他不得已才做此事的理由，而前后又有不相符或逻辑上不能解释的地方。这些报道，给后世留下了疑云，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成了至今仍在研究的一个谜。
既是读者又是被报道人还是宣传部的李元首对新闻报道的干涉，给后世的新闻管理开了个不好的头儿，从此，很多朝代的历史——特别是关于丑事的历史，都有所修改，好让被报道人显得光荣正确一些。历史，因此出现了很多需要研究的谜团。
外国人刺杀高官事件
大唐时的中国是一个国际化大国，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这片土地。婆罗门、波斯、大食、昆仑、锡兰、突厥、阿曼、日本……他们对于当时大唐的向往，就像今天很多人对美国的向往一样，嗯，可能还要强些。
因此，在那时候出现外国人刺杀中国人，而且是高官的事件，就是很惊人的事情了。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一个黑人刺杀了美国一个州长，会怎么样？新闻媒体一定蜂拥而至，FBI、CIA、当地警方、白宫……统统介入调查，大家都想搞清楚：这是一起什么样的事件，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武则天时期，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件。广州军区总司令路元叡被一个黑人给杀了。而且，精确地说，是一场屠杀。那个昆仑黑人——应该不是纯粹的黑人，就是比较黑而已——身藏短剑，直蹬台阶，几步跨上高台，杀掉了路元叡以及身边侍卫十几人，然后扬长而去。由于气焰太嚣张了，一路没有人敢靠近，直令他徒步走到码头，上了一艘船，然后开船跑掉。等大批军警携武器赶来，已经追赶不及了。
这位黑人大侠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不知道他本国史有没有写。
这个刺杀事件果然惊动朝野。要知道，在那个国际化程度很高，边贸发达的时期，广州作为一个重要口岸，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况且作为一个海关署长，在那里当差利润很肥，不是一般人能充任的。据记载，“(广州)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
导致这起刺杀事件的直接原因很快就搞清楚了：当时那艘带着黑人的商船抵达口岸，唐朝官吏照例勒索，没有止境。这艘商船估计是初次抵达本地，对有唐朝特色的市场经济还不太了解，就跑去告官，告到路元叡那里。没想到路元叡没有按他们的期望查办贪污受贿的官吏，反而让人取枷锁，要抓捕拷打不懂事的外商。外商中这名侠客一怒，心想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于是就发生了上述一幕。
由此向下一挖掘，又找到一些背后的原因：广州作为一个新兴不久的边境城市，那里的很多官吏和居民都是违法犯罪后被流放到此的京官及其家属，他们失去了在京师时的优越生活，就以掠夺商贾的手段来充分补偿他们在流放生活中遭受的苦难。于是导致了敲诈勒索和横征暴敛，由于当时唐朝的地位，外商们多半都忍气吞声。发生这起案子后，广州的状况终于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他们派来了一个相对品行优良的官员来接替路元叡，使这里的秩序有了一段时间的清明。
不知道是受路元叡被刺案的启示，还是后来当地吏治又有了恶化激起“外变”，半个多世纪后类似的事件又出了一起——一帮大食人和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然后抢劫店邸，焚烧住房，又从海上离去。这次灾难使广州作为一个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外国商船转而驶往河内停泊。看来勒索也要讲可持续发展，要不然谁都得不到好了。
你说是恶搞，我看是毒草
具有游戏精神的文人喜欢用文字做游戏，这在今天被称为“恶搞”，并成为风靡全国的时尚。上帝保佑，现在领导们都开放了，要是赶上个保守的、一心一意让大家成为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种事就不仅不会风行，还会很危险。
大文豪王勃就险些因此送命。那时他在王爷李贤的府中当修撰，以文字受王爷的器重。当时贵族中流行斗鸡，大家都玩得很投入。王勃一时高兴，就恶搞了一篇《檄周王鸡》，也就是一篇要讨伐周王李显的鸡的文告。谁都知道这纯粹是闹着玩，但就有人从里边看出了春秋大义——皇帝李治，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是挑拨诸王爷的矛盾，破坏班子团结，大怒，于是把王勃赶出了王府。
还是这个有游戏精神的李显，还是这个严肃正派的李治，若干年后又发生了一起喜欢游戏与讨厌游戏的争斗。李显后来成了太子——接班人，他身上的担子于是变得更重，改造自己以成为道德楷模的责任就更大。但游戏精神这事，那是一种价值观，不是普通的生活习惯问题，说改就能改的。他还是喜欢那类恶搞的文风。他的太子冼马刘讷言，跟王勃有类似的才能，私下里喜欢写一些讽刺幽默小故事，编辑成了一本《俳谐集》，赠李贤小友阅。后来李显因为得罪了自己的亲娘武则天，被废，亲爹李治派人搜查太子的家里，察看是什么败坏了太子的道德，结果查到了这本《俳谐集》。他就又大怒，说：“用《六经》来教导人，还怕教导不好，刘讷言竟然拿这种不入流的邪说惑乱太子的思想，太反动了！”于是，一下子把刘讷言流放到海南岛的最南边去了。
天下总是有这种又正派又纯洁，满嘴满心都是春秋大义沾不得一点香花毒草的人，他们能从“蛊惑仔”里看出诬蔑民族艺术家李白(其实，要是李白跟他们同时代估计早被他们扣上大帽子踏上一万只脚了)；能从“水浒是一群变态杀人魔”的玩笑中看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诋毁……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不是一般的紧。这些人，一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反抗旧制度的理由
富贵是人所追求的，但富贵也还有等级档次之分，光有钱不行，新富新贵比起世代富贵来，总是要少那么一点自信心，世代富贵也往往用这一点来标榜自己最为尊贵，而大家也都认这个。为了能多快好省地进入世代尊贵的行列，新富新贵们往往以攀高枝这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唐朝初年，这种门第观念一度相当严重。崤山以东的世代官宦人家自以为有很高门第与社会地位，跟别人缔结婚姻的时候，总是挑挑拣拣，对门第低的要收很高的“入门费”。社会风气如此，大家也都愿打愿挨，再加上很多高官新贵也加以袒护，于是风气越发强盛。世族中一门之内的不同支派的后裔，地位都相差很多。
当时有个叫李义府的高官，靠个人奋斗爬上宰相高位，属于新贵阶层。但自己不认命，还是希望从祖宗八辈里找出显赫过的痕迹来抬高身价。那时赵郡李姓最为高贵，曾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魏国姓。李义府既然姓李，就自称自己来自赵郡，假装是名门之后。
这种事情比较好拆穿，但人家是高官，巴结还巴结不过来。有些李姓名门就自觉自愿地攀上新贵李大人，称与他是叔侄关系。给事中李崇德，作为真正的赵郡李姓传人，就心领神会地把李义府加进李氏家谱，大家各得所愿，其乐融融。
没想到过了几年，李义府被贬，到地方当了个小官。李崇德，太识时务了一点，马上把李义府从家谱中删除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义府过了几年又杀回来了，仍回京城任宰相。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敢瞧不起他、剥夺他贵族身份的李崇德逮捕下狱，逼迫他自杀。
尽管如此，李义府不是真贵族，这一点大家还是明白了。李就想出另外一种方法，他为自己的女儿向名门大姓们提亲，指望通过这种方式加速贵族化，没想到连谈了几家，都被拒绝了——可见门第风气有多严重，连宰相之女都不买账。
愤怒的李义府由对名门世族的恨，经过思考发酵，升华为对门第制度门第观念的恨，走出了反抗旧制度旧观念的第一步，成为反对血统论的急先锋。随后，借着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敦促皇帝李治改革，根除社会流弊。
不久后，皇帝下诏，规定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等名门大姓之间不得通婚，这些大族嫁女聘儿媳，也不准收对方的钱。此举一出，算是出了李义府一口恶气。
不过，民间流弊毕竟无法迅速根除，公告之后很多年，世族们仍旧秘密结亲，或是让自己女儿终身不嫁，以保留“高贵血统”。
不久前，看到冯小刚给某搜索引擎网站拍的广告“跪族”，范伟扮演的暴发户为了获得别人尊敬，不惜代价与宋朝大奸臣秦桧攀上关系——看来，过了一千多年，这流弊也还保留呢。
要维护朝廷光荣正确的形象
李世民时期，有个叫刘洎的大臣，曾经很受重用，后来进入决策圈，成为常委之一。他一定是欠了人很多的钱，因为一直有人盯着他找他的纰漏。
李世民带兵亲征高句丽的时候，国内事务由接班人——太子李治管理，刘洎被安排做他的助手，摄理财政部、组织部、教育部等多个核心部门的业务。李世民临走前，向刘洎托付大事：“国家安危就在你一身，相信你明白我的心意。”
这几乎是托孤了，因为亲征毕竟存在风险。刘洎也明白其中深意，很受感动，慷慨激昂地表示：“陛下放心，这边如果有高级干部违法犯罪，我一定杀了他！”这话太高调了，以至于李世民对此话印象深刻。
不久后，李世民班师回朝，路上就患了病，据说是生疮化脓，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刘洎跟着太子赶去探班，出来后刘洎对同事们——其他高级政客表示：“皇上病情沉重，令人忧虑。”当即就有人把这话告诉了李世民，并加以润色：“刘洎说您病重，他的机会来了……他他他，他要把我们都杀了啊！”
这些说法太让李世民耳熟了，他几乎立刻就相信了。为了保证不错抓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他又问了另一个大臣马周，问此事是否属实。不知道马周是不是刘洎的债权人之一，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飞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李世民立刻表示“好，我明白了”。病好后他很快下诏宣称：“刘洎暗中窥探我的病情，打算趁我万一……图谋不轨，且要屠灭政府高官。”然后，逼刘洎自杀了。
这事，英明伟大的李世民很快就琢磨过来自己搞错了，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时光荏苒，很快，李世民就过世了，第三代领导人上岗。六年后，刘洎的儿子上访上到了领导核心李治这里。要不要平反呢？李治征求大家的意见，大部分人都认为刘洎的确冤枉。正在翻案有望的时刻，一个叫乐彦玮的人站出来反对，他说：“刘洎是帝国高官，今天如果给他昭雪，岂不是表示前核心用刑失当？”
这振聋发聩的意见一下子震醒了核心李治——这可不是一个人冤枉不冤枉的问题啊，这是关系到朝廷形象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啊！
于是，此事再也不提了。
让英雄消失在历史中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打过的唯一一次败仗是在高句丽，一个叫安市的小地方。当时他带十万精兵亲征，以摧枯拉朽的局势连克几个阵地，俘虏高句丽军十几万人，高句丽主力基本全被摧毁。只要拿下安市，就可以直下平壤。但没想到竟被拦在了那里。
唐军每日猛烈进攻安市，连续月余，唐军在城墙边兴筑土山进逼城池，安市守军也增加城墙高度抗拒。远征军士卒轮流出阵，每天六七次会战，冲锋战车发射出的石炮击碎城楼，城中守军立即筑起木栅塞住缺口。土山不断增高，六十天日夜不停，山顶距安市城墙数丈，向下眺望城中一览无余。眼看破城在望，忽然土山崩塌，压到城墙上，城墙跟着崩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唐军没能抢到机会，高句丽守军却反应迅速，从缺口杀出，夺取土山，挖掘壕沟，反过来抵抗唐军。李世民下令夺取土山，但连续三日不能攻取。
此时冬季已至，唐军没有御寒装备，粮食也快吃完。李世民只好下令班师。撤兵的时候，安市城防司令登上城墙送别，李世民对他的英勇和胆识由衷赞赏，特别赠送他一百匹绸缎作为礼物。相信李如果有机会攻破城俘虏该城防司令的话，一定会对其特别优待并且重用的。
这位堪称高句丽民族英雄的城防司令叫什么名字呢？我国史书中没载。让人惊讶的是，高句丽的历史竟然也没载。很多年后，韩国人还是凭借中国民间小说，才终于挖掘出这个很中国风的名字——杨万春。
是他的功勋不够卓著、行为不够伟大么？显然不是，因为到现在，他已经是韩国民族英雄之一，写入朝韩历史课本，并出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战舰。这证明，他的成就是被认可的。
没有载入历史的原因，是历史记录的掌握者有意抹掉了他。这个掌握者是当时发动政变杀掉旧王另立新王，独揽高句丽军政大权的渊盖苏文。渊盖苏文政变时，满朝文武都赶快投效，只有杨万春拒不承认。渊盖苏文带兵攻击，却不能攻克，只好任他驻防安市，成为治下的一块飞地。
安市战役后杨万春发生过什么，现在已经无从知道了。他默默地消失在浩瀚的历史当中，就像没存在过一样。自己人下手比敌人狠多了，敌人只是和你较量力量与智力，发现势均力敌或是你优于他时会赞赏，自己人却无视你，让你蒸发——不仅在历史上，也会在现实中。
爱国表演
有句老话叫“态度决定一切”，这话肯定特深入人心，因为在咱们这个地方，每到关键时刻，都要求人赶紧表态，看你站哪一边，看你心诚不诚。这事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站在我这一边，就必然属于敌人那一边，就是下一步被我们消灭的对象。所以，表态，站队，是一定要重视的。
表态这事古往今来，已经被开创出很多种方法，创造出很多种形式。其中不少方法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体力行，被证明是居家旅行杀敌防身之必备良方。
首选的一种方法就是划清界限——我跟他势不两立，那必然跟你是一拨的。我对他越狠，就表明对你越亲。
唐朝武则天的时候，有七个朝廷重臣被罗织罪名，按罪当斩，武则天决定饶他们一命，免去死罪，流放边疆。罪臣当中有个叫崔宣礼的，他有个外甥叫霍献可，也在朝中当差。那时候流行观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外甥这种没出五服的亲戚也容易被捎带上。关键时刻，他做出了一次精彩的划清界限的表演。他在朝堂之上对武则天说：“陛下如果不斩崔宣礼，我就死在陛下面前。”然后以头碰柱，弄得满头是血。武赞赏了他这种忠心耿耿的表现，不过没答应他的要求——这倒无所谓，他的目的反正也并不真在于此，只要表演有效就行。为了延长演出的效果，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用颜色鲜艳的缎带包扎伤口，并且把缎带露在帽子外面，以提醒大家他是一个忠君爱国的人。
唐德宗时有个叫李晟的将领，的确很忠君爱国，救国于将亡之时，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中流砥柱。但中流砥柱是后来验证的，在被确认为中流砥柱之前，还是要先表态，才能保住安全，获得信任。人民群众没那么多时间去了解人，他们要短平快地知道你的态度。
当时李晟的家人在沦陷区，生死未知，占领军朱泚为了拉拢人心，就派出李家亲近送家信给李晟，表示“大帅家里平安无事”。报个平安很正常，但在人民群众看来性质就不一样了，这可属于通敌行为。为了表明心迹，划清界限，李英勇地把这个亲近给杀了，并同时大义凛然地说：“你竟敢给逆贼做间谍！”这种用别人的命来证明自己的行为很令大家激动，纷纷表示相信李大帅果然是个爱国者。于是李大帅安全了。
划清界限的原则是对敌人尽量地狠，但有时候演得太卖力，也容易做过头。还是唐朝的时候，有个叫高真行的，他真的很行。他的儿子高政曾在太子宫当典膳丞，后来太子因为谋反被废，高政也被牵连。皇帝李治把高政交给老爹高真行，让他看着办。高真行一看领导要看表现，就狠狠地表现了一下。高政一进家门，高真行首先用佩刀刺中他的喉管，高真行的老哥、户部侍郎高审行，又把佩刀刺入高政的腹部，高政的侄儿高璇再用佩刀砍下他的人头，然后一家几口把尸首扔到街上，以此表示与邪恶势力决裂。
这事搞得太吓人，影响很是不好，把领导也给吓到了。李治后来就把高真行兄弟俩都给贬到地方上去做官了。可见表态也要适度。
与划清界限这种拍别人的大腿表达自己的激动的方式比起来，有些方式不那么惨烈，但效果也不差。
宋朝时有个人叫蹇材望，是湖州守臣，在州里任副职。那时候国难当头，大家都很悲愤，尤其看重态度。蹇材望就做了一副道具，在一面锡牌上刻上“大宋忠臣蹇材望”字样，又把两块银子凿了孔，拿根绳子系到牌子上，并附上一个详细的说明：“凡是找到我尸首的，请代为埋葬并树碑祭祀，碑上题‘大宋忠臣蹇材望’。这两块银子是埋葬、立碑的费用。”然后把牌子和银子挂在身上，当众表示要以身殉国，声称只等元军兵临城下就投水自杀。这番表演他演了很多场，最后全城的人都敬佩他是个爱国志士，同仇敌忾要一起为国捐躯。
不过后来蒙古兵真的破城而入，国家沦陷，人们发现他早就提前出城投降了，此后成为元政府下本州同知。当然，这是后话啦。
也怪不得这些表演者哈——要不是观众需要，他们演它干吗？！
洗脑
唐德宗李适出动十六道兵马讨伐只有三个州大小的淮西自治区，历时将近两年，大败而回；唐宪宗李纯举全国之力，花了四年时间，才终于将其剿灭。之所以这么难，各军队不团结合作固然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淮西军队精锐，民众强悍，个个都勇猛肯卖命。
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淮西节度史对人民太好，以至于人民都拼死效力？答案是：否！李适讨伐淮西自治区的时候，自治区节度史是吴少诚，李纯讨伐时，节度史是吴少诚的儿子吴元济，从吴少诚再往上是吴的恩师李希烈，曾经真正搞过独立，自称楚帝，后来被歼灭。这几位基本都以大肆搜刮和虐待民众闻名，为了政治目的屠城、阻断漕运，什么都干，根本不把百姓死活放在眼里。站在圈外看其作为，实在不能相信还有人会为他们卖命。
但就是有。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说人家洗脑工作做得好。
史书记载，吴家父子统治期间，虽说对人民很是虐待，但还是有选择的，“老年人凋零，年轻人茁壮”，从李希烈开始地方割据四十几年，老年人被虐待光了，年轻人都不太清楚地区的历史，不再记得还有中央政府，只知道效忠自治区。
为了避免民众间互相讨论传播不利于自治区集权制的信息，吴家父子执政几十年来，严格禁止集会活动，两个人以上在路上交谈也属于非法。夜间执行宵禁，天一黑家家熄灯，不准露出火光。搞宴会聚会须经批准，否则一律处死。
他们还很注重宣传，中央第一次讨伐失败后，吴少诚在败军韩全义大营搜出许多中央官员写给韩全义的信件，吴把它们捆成一沓，拿到全体官兵大会上给大家看，并说：“大家看，这都是中央要员写给韩全义的信，信里说的是攻陷蔡州(淮西自治区首府)的那一天，他们要从咱们各将士的妻女中挑选美女，当他们的婢女或者小妾。你们能忍受么？！”这种威胁吓坏了淮西将士们，他们愤怒了，狂暴了，举起武器，誓死要与中央军队抗争到底，捍卫吴家政权。
不过始终没人真的去看一眼那些信的内容。那些其实都是些寒暄问候信。
第二次讨伐中，在同仇敌忾的淮西志士们奋勇抗敌的时候，吴元济一家N口——包括妻子小妾们——一直在深宅大院里赌博，后来在酣睡中被人攻进内城抓捕。中央军占领淮西后，取消了宵禁和不准聚会的规定，淮西人民才终于感受到人生的乐趣，才知道之前的生活原来不是正常的生活。
没赶对时候
做事要想有好的结果，除了自身努力之外，赶上一个好时机也非常重要，要不怎么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呢。要是时候不对就糟了，可能会导致非常吓人的后果。
唐朝的割据军阀李师道管辖的平卢自治区又闹独立又搞暗杀，被中央军剿灭之后，皇帝唐宪宗下决心要好好整顿一下他管辖的这片地方。为怕残余反动势力暗中聚集卷土重来，特意把原辖区一分为三，交给三个人分头治理，其中沂州等几个地区给了一个叫王遂的人。王遂以前是个管钱粮配送的官员，没有地方管理经验，第一次尝试，就碰上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地方，坏分子混杂在人民群众之中，处处都是不安定因素。重任在肩的王遂很是紧张，看谁都像坏人，于是用严厉的手段治理，大搞刑讯逼供，使用的棍棒都比国家规定的粗很多，还动不动就骂手下是“反叛蛮虏”，从肉体上到精神上给各级工作人员造成极大的伤害。
为加强安保工作，他驱使官兵参与自己官邸的修建工作，正值酷夏，工作强度却很大，大家苦不堪言。一个叫做王弁的普通士兵实在受不了这个苦，生出了反抗压迫的心，于是暗中联合了四个工友，趁王遂有一天开宴会防备薄弱的时候，杀死守卫活捉王遂，当众公布了王遂的种种违法行为，宣判他的死刑，然后将其斩首。
起义成功，王弁马上主持工作，维护当地社会稳定，然后按照以前各自治区发生类似事件时的先例，上疏解释事件经过，并要求中央下文件确认自己的地位。
王弁以为自己依法抗暴，并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会得到中央的理解与支持。但中央并不这么想，中央首先想到的是阴谋论——卢龙自治区刚刚回到中央怀抱，独立势力并未完全剿灭，还有不少残余势力躲藏在民间，伺机反攻倒算。王弁事件，充分说明中央的担忧是有充分理由的，反动势力的气焰还是很嚣张的，竟敢诛杀中央派去的官员并通报中央，这完全是一种示威。
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在各自的立场下开始对接。中央很快发布人事命令，命王弁任开州州长——中央的想法是稳住对手然后调虎离山，王弁认为的是中央认可他的行为但用低一点的官职对他的暴力方式作出小小的惩罚。他喜滋滋地上路了，带着一百多名随从。一路上，每到一个地方，当地政府就裁减他若干人，而他的卫士看情形不对，也开始纷纷逃亡，只有他还蒙在鼓里。还没走到开州，他就被抓住，戴上手铐脚镣送往首都长安，一到长安就给腰斩了。可怜他至死也没明白自己做的虽然并未超出以前很多自治区的同类事件，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他在不正确的时候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事情并没有完，中央对这件事情的估计，要严重得多，采取的行动也彻底得多。不久后，新任自治区长官曹华上任，一到沂州就接见各级军官，态度诚恳，亲切安抚，表示中央已经了解事情的始末，不会追究大家的责任，让大家放心。三天后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所有军士，在帐幕下埋伏了一千多携带武器的士兵。在酒足饭饱的时候，他向大家宣布：“中央决定分期分批慰劳各位将士，请恽州的士兵先行退出等待第二批慰劳，沂州的留下接受第一批。”恽州士兵刚离开，大门立刻被关闭，曹华脸色一变，说：“中央派王大帅统兵，你们竟然把他杀掉，反了你们了！”话音未落，伏兵四起，刀光闪处，一千二百人纷纷倒下，无一人逃生，大门屏风间红色的雾冉冉上升，有一丈多高，经久不散。
一千二百条命为五个人的行为负责——这不是法律问题，据说这叫政治。
中央算老几
唐朝自打安史之乱之后，地方豪强也就是节度使即军分区总司令的势力就日渐兴盛，经过唐德宗李适的一番折腾，基本上把这些节度使都培养成了割据军阀，一个一个军分区都如国中国一样，人民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节度使再传上几代，就基本把中央什么样都忘得差不多了。
这个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唐文宗李昂的时候，有一年卢龙地区发生突发事件——副兵马使杨志诚率领部众趁节度使李载义在后院举行酒会的时候哗变，李载义见势不好，携家小逃奔相邻的义武地区。杨随后杀掉州长，全面主持工作。
虽然卢龙接近独立状态已有多年了，但名义上还是大唐治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央就面临着一个处理的问题。处置杨志诚肯定是没戏的——甭说处置，就是接近人家都难，那就跟进外国国境抓人家元首一样——但不处置又会被人看出中央没有威信，多少总得有点表示吧，何况那边还有个李载义等待安置呢。
经过一番秘密商讨，方案出台了：中央调李载义前往京师任职太保，同时兼同平章事，也就是享受宰相待遇；原卢龙地区副兵马使提拔为卢龙留后，也就是预备节度使，过了不久，又任命为节度使。这样一来，中央依旧保持了先知先觉的形象。
但这事并没算完。在当时，所有有势力的军分区司令员，都会在中央兼职，这一方面是中央安抚军阀们的方式，也是军阀们的面子问题。卢龙地区是重镇，当然也不能免，想当初李载义就是兼着同平章事的。任命杨志诚当节度使的时候，给他兼了一个校检工部尚书，也就是享受工程部部长待遇的职务，但这个职务和其他强势地区的节度使是有一定区别的，杨志诚当然不干。卢龙地区驻京办的代表，于是多次向中央反映并施压，要求授予杨志诚更高官职。
几经盘算，中央终于拿出了又一个方案：授予杨志诚校检吏部尚书的官衔，也就是享受组织部部长的待遇。中央这个决定可算是煞费苦心：吏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同属正三品，但吏部尚书是六部之首，这个正三品含金量比一般的要高很多，可以算得上是二品，也就是享受副宰相的待遇。这样呢，既满足了杨志诚的升官欲望，也不至于让其他享受宰相待遇的节度使感到和他平起平坐太掉价。
可惜的是，杨志诚是个军阀啊，从基层混上来的军棍而已，哪懂得官场的这么些弯弯绕，中央的一番苦心，人家并不领情。卢龙驻京办的代表因为久混京城，对这个倒是了解，于是先行提醒宰相：“钦差宦官前往卢龙，恐怕再也出不来……”但没有人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不久后，朝廷派官告使，也就是钦差宦官前去传达人事命令。杨志诚得知任命，果然大发雷霆，将官告使和其他来自中央的干各种事情的钦差一并扣住，不许回返。然后派牙将前往京师，辞让官职。到了京师，牙将王文颖向中央表达了杨志诚辞职的意思，中央不准，将授予他为校检吏部尚书的诏书以及不准辞职的诏书等一沓文件塞到他手里，但王文颖一概不接，转身扬长而去。令中央丢了大脸。
不过中央这块心病后来终于被去掉了。两年后，卢龙再次爆发兵变，杨志诚被赶走，一个新的军阀上台。逃跑的杨志诚后来竟然落到了李载义的手里，被李亲手殴打，差点打死。后中央将其流放，在流放路上派人把他杀了。
也怪不得杨对中央不恭，那时候中央衰弱，各军阀早对中央没什么尊敬之心，顶多保持面子上的礼节，杨只是面子上没做好的那一个罢了。也曾有过因为缺乏了解，还对中央的权威抱有一定幻想的人。有个叫刘从谏的军阀，是昭义地区节度使，一度对节度使这项有前途的事业产生了厌倦心理，跑到中央朝见，心里存着上调中央的念想。没想到在京师待了几个月，幻想就破灭了，他发现中央政府一团混乱，政出多门，他本想托人找关系进中央的，没想到他的意思还没表达，托他找关系搭桥的就挤破门了。一番观察，让他对中央彻底失望并且轻视，从此踏上了地方割据的道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拍不出《阿凡达》这类电影，因为我们天朝是最有想象力的国度，任何奇迹都可以制造得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对这一实力的描述。
翻开史书，史迹斑斑，随处可见对我们超群想象力的记录。比如前秦的时候。公元382年，前秦闹了蝗灾，虽经中央政府发动青州、冀州、并州等多地人力扑杀，从夏到秋从秋到冬，蝗灾却始终没有减弱。这一灾情记进了国史，并有高级官员因此获罪。
同样在这一年的国史里，还专文记载了前秦国喜获大丰收，上等田平均每亩收割七十石，下等田每亩收割三十石。为什么在蝗灾剧烈的这一年竟会有大丰收呢？中央档案是这样解释的：蝗虫特别有觉悟，始终局限在幽州，不肯出境。而且，这些有觉悟的蝗虫严格限制自己的饮食，不吃麻科和豆类，以至于高产的田一亩可以收到一百石之多。
多么有想象力的统计局，多么有想象力的故事。而且许多事实证明，这份想象力我们始终就没有丢。
再比如唐朝时候，公元777年秋，中原地区连降大雨，水灾泛滥，庄稼和盐业都受到很大影响。盐户酝酿集体呼吁减税，京兆尹黎幹也上报说庄稼受灾。
此时，户部侍郎兼判度史韩滉却报告说，秋季落雨虽多，对盐池却并无损害，而且由于特殊的天气，还造就了一种显示灵瑞的天然盐产生。同时，渭南县长刘藻也奏报，说大雨虽多，但很神奇的是，渭南县境内连一颗青苗都没有受伤。
这么神奇的事情，不能不怀疑一下，验证一下。皇帝李豫派出调查组分赴两地，调查两个奇迹的真实性。不久调查结果就出来了，赴渭南调查组组长赵计回来汇报说：情况确实如此，渭南很好很强大；赴河中盐池调查组组长蒋镇回来汇报说：却有“瑞盐”出现，韩滉所说全部属实。
由于渭南离京畿实在太近了，下雨不伤青苗这种事也太离谱，李豫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又派出了第二支调查组。这一次，调查组组长朱敖回来奏报：大雨造成灾害，受灾地区高达三千余顷。于是，渭南县长刘藻被免职了。
但韩滉没事，虽然“瑞盐”事件在民间成为尽人皆知的丑闻，但他超群的想象力出离了领导层的知识储备，所以没有人有过怀疑。这种所谓“瑞盐”被交国史馆官员收录，该盐池也被御赐名称“宝应灵应池”。
有过这样的成就，也就不奇怪会有“亩产万斤”那样的行为艺术了。中国最有想象力的人群，不在电影圈，而在官场。
能量很大的秘书
公元806年，也就是唐宪宗那时候，有一天，朝廷逮捕了一名办公厅秘书，当场在其办公地点查获贪污受贿的赃款数千万钱。逮捕的过程场面相当的大——派出了神策军一支部队，在秘密的情况下，在办公时间里，先是将整个中书省也就是宰相办公处四门紧闭，团团围住，然后部分军士直扑其办公室将其控制，另一部分人同时入后堂搜查，这样完成了整个抓捕。
一个小小的秘书，怎么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呢？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
这个人叫滑涣，的确是个小秘书，无根无基，家世不显赫能力不超群，只是抱住了一条合适的粗腿。
唐朝时，在元首皇帝之下，实行国务院多总理共同办公制度。各总理分管一摊，但总有重叠，所以必须得有个联席会议制度，好让大家共商国事。这个联席会议就是政事堂会议，开会的地点在政事堂。为了记录和整理会议纪要，特设了五个部门的办公厅，叫做“五房”。在这五房工作的办事员称为堂后官，也就是办公厅秘书。
最初的时候，国家主席也就是皇帝他老人家，是要参与政事堂会议的，宰相们有什么请示建议，当场就汇报并拍板了。但到了唐德宗李适的时候，他太忙，就不亲自出席会议了，让宰相们自己开，有事通过两个“知枢密”，等于是主席办公室秘书代为上传下达，这两个知枢密都是宦官担任的，他们与主席同吃同睡同劳动，都是主席的贴心人。
在滑涣担任办公厅秘书的时候，两个知枢密分别是刘光琦和梁守谦，其中刘光琦和主席尤其贴心，所以权柄很大。虽然只是负责上传下达的，但事情总是分怎么传和怎么达，加点减点，或是敲个边鼓，就可能影响主席的决定，久而久之，连几个宰相也要照顾他的看法，他成了政治局编外常委。
滑涣就是很审时度势地抱住了这条粗腿，同时也成为刘光琦在常委会上的代言人。
由于刘常委是缺席常委，但又要参与意见，滑涣的角色就相当重要。宰相们商讨完了国事，如果希望征得刘常委的支持，就要把滑涣找来，把机要大事向他汇报，然后等待他下一次带着刘常委的意见回来。要是刘常委对宰相们的看法有不同意见，宰相们还得把滑涣找来，晓之以情动之以“利”，把滑涣说服，再让他去说服刘常委。这样，这些国家大事才能得以顺利解决，否则，就别想通过。
刘常委是主席的代言人，所以尊重他，就等于尊重主席，不尊重他，就等于不尊重主席；滑涣又是刘常委的代言人，所以尊重他，就等于尊重刘常委，间接等于尊重主席，不尊重他，就等于不尊重刘常委，就间接等于不尊重主席……这个道理有点绕，但宰相们基本都掌握得很好，除了有个叫郑馀庆的。这个郑宰相掌握得不好，还以为自己是总理滑涣只是个小秘书，就没尊重滑涣，当庭呵斥了他。按照关系链，呵斥滑涣，就等于呵斥了刘光琦，间接等于呵斥了皇帝，于是郑馀庆很快就被免职，调到太子宫去当老师了。
有了郑馀庆的教训，大家对皇帝关系链掌握得更好了，纷纷明白了滑涣的重要性。上至宰相，下到一般官员，只要是希望能上达天听的，都知道走滑涣这条路子，于是送礼的拉关系的络绎不绝，终于积累到他被抓时的财富。而他的弟弟也做到了刺史的高官。
皇帝的代言人的代言人，怎么会被扳倒呢？主要是扳倒他的人采用了比较有效的办法。这个人是个中书舍人，叫李吉甫，他了解代言人的代言人这层关系链，也知道刘光琦的实力，所以采用了避实就虚的办法，不提刘光琦，只说滑涣，而且主要说他收受贿赂。刚上任的皇帝李纯新官上任，搞搞新意思，这种贪赃枉法的事情正好可以拿来开刀，于是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不过，代言人的代言人毕竟还是代言人，那是脸的脸，不能随便打。滑涣虽然被拿下，数千万赃款虽然都查实，按说依据法律死刑都判好几次了，但滑秘书并未下狱，而是被贬为雷州司户，也就是雷州市公安局户籍处处长。到这个事情过去，才秘密赐死，维护了他所代表的脸的脸面。
至于刘光琦有没有再物色一个滑涣的接班人，史书上没写，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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