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套装共3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日）冈田武彦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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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套装共3册)试读：

前言

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明朝皇帝·明穆宗朱载垕

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岱

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

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清代著名文人、学者·王士祯

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近现代著名学者·梁启超

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泯合朱子偏于外、陆子偏于内的片面性，解决宋儒遗留下来的问题。——国学大师·钱穆

王阳明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儒学特有的人文精神。——当代著名学者·杜维明

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日本天皇的老师、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高濑武次郎中文版序一阳明精神的虔诚践行者钱明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

我的恩师冈田武彦先生，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日本当代著名阳明学家。以他为首的九州学术圈，在为学方法、致思理路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有别于东京、京都等地学术圈的学派雏形，我将其称为“九州学派”。冈田先生是自幕末维新时期由楠本端山、楠本硕水兄弟开始，到端山之孙楠本正继承续的九州地区新儒教运动的主要推手，也是九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但他谦虚地将此学术思潮用其恩师楠本正继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楠门学”。后来冈田先生的学生又在“楠门学”之后加上了“冈田学”，想用“楠门学”和“冈田学”来概括和统称九州学派。

以楠本正继为代表的“楠门学”的基本特征，九州大学出身的难波征男、柴田笃、荒木龙太郎等先生已有详述。而以冈田先生为代表的“冈田学”的基本特征，以笔者之见，则是在虔诚践行阳明精神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儒学尤其是阳明学中的“体认”精神加以充实和完善，并结合日本传统的神道教而使“体认”精神进一步体系化和理论化，进而创设了以“体认之学”为核心的“东洋之道”的致思趣向和为学宗旨。

我与冈田先生相识，实亦缘自阳明学。记得二十六年前的早春，一封并不太起眼的国际信函引起了当时兼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秘书的我的注意：以九州大学学者为主的日本学术代表团来浙江进行王阳明遗迹探访活动，希望浙江省社科院给予协助。那时我刚开始研习阳明学，在我渴望拜读的有限的日文资料中，就有冈田先生等九州大学学者们写就的有关阳明学方面的力作。所以见信后，我喜出望外。几个月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时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长的王凤贤先生去杭州笕桥机场迎接冈田先生一行。当时冈田先生虽年已古稀，但神采奕奕，精神矍铄，给人留下了和蔼可亲、慈祥宽厚的第一印象。

日本学术代表团在杭州停留期间，我院提出进行两国中青年学者交流的建议与设想，冈田先生欣然同意，并表示将尽快制订出具体的交流计划。在绍兴停留期间，当日本学术代表团一行探寻到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的阳明墓时，冈田先生的心情很是沉重，流露出欲资助修复阳明墓的意向。后来，不到一年时间，这两件事都有了着落。翌年4月，我与吴光先生便应冈田先生之邀访问了九州及日本其他地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对我之后的学术发展和人生旅途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1989年3月，由冈田先生发起，在日本全国筹集三百万日元资助的绍兴县王阳明墓修复工程顺利竣工。同年4月，冈田先生亲率三十三人的“王阳明遗迹探访团”再次来华访问。在考察完贵州的王阳明遗迹后，他们又专程赶往绍兴出席“王阳明墓修复揭碑仪式”，并参加了浙江省社科院和余姚县政府共同举办的“首届国际阳明学学术研讨会”。在总共十五天的日子里，我随同冈田先生探访遗迹、参拜陵墓、讲学研讨，并以酒会友，虽言语不通，但先生的人格力量和渊博学识令我受益匪浅。

1992年4月9日至5月19日，由日本斯人会与浙江省社科院组织的“王阳明遗迹中日联合学术考察团”，对广西、广东、江西三省的王阳明遗迹以及宋明思想文化遗址做了实地考察。尽管当时这些地区的各方面条件还比较落后，但冈田先生不顾八十四岁高龄，与两国团员一起跋山涉水，同甘共苦，以践行和传布阳明精神及其“体认之学”的理念。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1992年4月30日上午，晴朗了半个多月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沉的，冈田先生一行伫立在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的章江岸边，面朝南，口吟诗，洒酒问苍天，吊慰阳明灵。看到冈田先生泪流满面的样子，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事后，大余县政府提出要在青龙镇修建阳明纪念碑亭，冈田先生非常赞同。回国后他立即发出倡议，得到两百八十人和一些民间团体的慷慨资助，由浙江省社科院协力修建阳明纪念碑亭一事于是很快得到落实，最终有了1994年4月28日至5月8日的“第五回王阳明遗迹考察”暨“王阳明先生落星之处”纪念碑亭的落成仪式。

后来，当冈田先生得知浙江省余姚市的王阳明故居瑞云楼修复工程在资金上尚有较多困难，再次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在日本募集资金的重任，并于1996年10月31日至11月5日，亲自携捐款，率二十一人的代表团赴余姚出席瑞云楼的修复落成典礼。参加完典礼，冈田先生又与京都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理事长矢崎胜彦一起赶赴贵州修文县，出席由矢崎胜彦捐赠的王阳明铜像落成式和由蒋庆先生开办的阳明精舍奠基式。

从1986年至1996年，在冈田先生的亲自指导和感召下，中日两国学者和民间人士共组织了六次规模较大的王阳明遗迹考察。在这持续十年，横跨八个省（自治区）八十余个市县，行程两万余里，有一百多人次参加的“思想考古”活动中，冈田先生自始至终都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以自己的执着和义无反顾的精神感染着中日两国的学者，并以对中国文化的真挚情感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向被考察地区的人们传播阳明学的真谛。他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不仅吸引着他周围的日本人，而且影响了跟随他一路走来的中国人。冈田武彦先生不顾八十四岁高龄，带领中日两国学者跋山涉水，考察阳明遗迹，其对王阳明的崇拜之情可见一斑。此为“王阳明遗迹中日联合学术考察团”在江西大余县梅岭的合影。

十余年时间，六次考察，三次募捐，无数次地来华讲学和访问，倾注了冈田先生晚年的巨大精力和财力，也牵动了无数日本学者和友人的心。这份情谊，使每个与冈田先生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中国学人和朋友都无不为之动容，特别是作为六次考察的直接参与者、三次捐款的中方联络人、数次讲学访问的陪伴者之一的我，作为受冈田先生教诲和关爱最多的大陆弟子，对冈田先生的远大情怀和高尚人格有更真切、更深刻的感受与体会。

正是在冈田先生所发起的“阳明之旅”的推动下，当时中国各地的文化复兴事业得到了莫大鼓舞和启示。以余姚市为例，在短短十余年间就完成了以下事项：1993年，原新建中学更名为“阳明中学”；2002年，原管家弄居委会、山后新村居委会、候青门居委会合并，被命名为“阳明社区”；2006年1月，原余姚西北街道更名为“阳明街道”；2006年，余姚市政府出资八千万元，搬迁了寿山堂内的居民，修复了“王阳明故居”，故居被列入全国文保单位，于2007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2010年，余姚市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了“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并于2011年10月举办了首届“国际阳明学研讨会”，此后每年举办一次，形成惯例。在此以前，王阳明的讲学场所——龙泉山“中天阁”也按王阳明讲学时的原貌修复开放；一条横贯阳明故居门前的东西长街被命名为“阳明东路”和“阳明西路”；其他用王阳明命名的各类场所，更是数不胜数。所有这一切，我想冈田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现在呈现在中文世界读者面前的这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可以说是冈田先生晚年花费心血最多的著作，也是他组织和领导王阳明遗迹考察、践行阳明精神的心血结晶。在冈田先生呕心沥血地埋首撰写此书期间，我正好在九州大学做访问研究，基本上每周都要去先生府上拜访，聆听先生的教诲，偶尔先生也会向我询问有关阳明遗迹、世家、交游等方面的情况，所以说我对此书的整个撰写过程还是比较清楚的。然而遗憾的是，当此书于2002年12月开始出版时，冈田先生已重病在身，几乎无力对书稿进行仔细校对，而我又身在中国，帮不上先生任何忙。等到2005年10月此书最后一卷出版时，冈田先生已仙逝，没有看到这部倾注了其晚年大部分心力的大作的全部出版。因此，此书中出现个别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也是我这位学生的“失职”。对此，在全书的翻译过程中，我对书中的错误大多做了直接改正而未出校记。

冈田先生曾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前言中谈道：阳明学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炼之学。而“冈田学”的实质，概而言之，也就是“体认之学”和“培根之学”。冈田先生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践行阳明精神，其目的就是想尝试和再现这种“体认之学”和“事上磨炼之学”。从冈田先生极力倡导的“体认之学”和“事上磨炼之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先生的为学、为人之风范，而且“可以看出宋明理学的现代日本式的开展”。而在冈田先生的所有学术著作中，我以为最能代表其“体认之学”的就是这部《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冈田武彦全集》的编辑者特地把《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作为《冈田武彦全集》之开篇，其深意似乎就在于此。

有鉴于此，我认为要解读冈田先生的思想体系及其传承道统的心路历程，仅仅凭借理论思考和学问辨析是远远不够的，而应主要依靠其所倡导的“体认”的方法和路径，去亲身实践和体悟其中的真谛。这是因为冈田先生所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思想见解，不仅是其理论思辨的产物，也是他从自身数十年的人生磨炼和社会体验中逐渐领悟到的生命之道。这也许就是冈田先生常说的治学过程与体道历程的统一吧！而正是本着这种理念，冈田先生对我的教诲基本上采用了身体力行、寓智于情、行胜于言式的体验教学法，即使是在日常讲学中，先生也并不停留在知识层面上，而是更多地教我如何做人，怎样与古代圣哲进行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在“体认”中领悟先哲的情思和感怀。通过近二十年的交往，我从冈田先生身上不仅感受到一位思想大师的睿智和胸怀，更体察到这位几乎与20世纪同步的日本儒者的高风亮节。

因此，我坚信《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文版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国人对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了解和认知，也有助于国人对日本当代儒学家冈田武彦的了解和认知。这也是我向中文世界的读者推荐此书的初衷。2014年11月谨序于杭州心闲斋阳明精舍山门之名为冈田武彦先生所题，其笔法铁画银钩、古雅苍劲。中文版序二他山之石，攻吾之玉蒋庆 阳明精舍山长

阳明先生，中土之圣哲也。五百年来，中土之圣哲未有居于阳明先生之上者也。冈田武彦先生，东瀛之阳明学者也。百年以降，东亚之阳明学者未有居于冈田武彦先生之上者也。故处今之世，欲学圣贤，孔孟而外，当首推阳明；而欲借他山之石，攻吾之玉，阳明学失于吾国而求诸异邦，舍冈田武彦先生又何者适哉！

吾国自蕺山而后，阳明学断于中土，存乎东瀛。三百年来，东瀛阳明学代有传人，蒸为习尚；名儒迭兴，蔚为大观。至冈田先生出，其传不知几何矣！冈田先生早岁从楠木先生游，始悟东方之学非概念之学，遂信奉儒家心性体认之学。中岁后悟心性体认之学正宗在阳明学，遂倾毕生精力究心阳明学，终为阳明学之一代儒宗。依冈田先生，阳明学之根本特质为“体认培根”，阳明学即是“体认培根之学”。故吾人循此以往，可得阳明学之真精神，可窥儒家心性学之真面目。

忆昔阳明铜像落成龙场，冈田先生至龙场主持典礼，余始与先生有道缘而相交焉。虽言语不通，然先生道容行谊，令余深为感动。先生信道之笃，卫道之坚，当世少有能及者。时先生年近九十，远赴龙场祭奠阳明先生。岁已入冬，先生衣单，余主祭，以天寒先生年迈请不脱外衣不行跪拜礼，先生不许，坚依礼数以终。后余问道请益，如沐春风。及别，依依不舍，感泣无语，是道心之相通，同契之交感，无间于年齿语言者也。尔后，定忘年之交，受醍醐之赐，先生常致函教诲，并惠寄平生著述。至余建龙场阳明精舍，请先生题写山门，先生欣然命笔。如今阳明精舍山门之名为先生所题，铁画银钩，古雅苍劲，日日面对朝晖夕月、山雾松云。嗟呼！今先生往矣，余每过斯门如见先生其人，得悟先生之灵常存于龙场古驿，而为阳明子五百年前龙场悟道之大事因缘乎！

壬辰冬，余赴京与会，邓东文君携冈田先生所著《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译稿索序。是稿始于西元1977年，终于西元2002年，逾时二十五年，乃冈田先生费时费力最多之著述。王阳明是“行动圣哲”，阳明学是“行动儒学”，阳明学之精神贯穿于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之行事中，故欲深窥阳明学，必先详知阳明子之生平事迹也。因余与冈田先生有龙场之道交，又欲使国人依严肃之阳明传记见阳明学之真精神，故不辞邓君之雅意，谨为之序云。孔元二千五百六十三年冬盘山叟蒋庆拜序于深圳莲花山畔之繙经斋中文版序三用一生演绎阳明心学吕峥 《明朝一哥王阳明》作者

余生也晚，无缘面谒泰山，聆听冈田先生之教。早年读先生所著《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只觉力透纸背，酣畅淋漓，深感古人“《汉书》可以下酒”之说不谬。

先生乃一代儒宗，认为阳明心学之精髓在体认，当于经验与磨炼中领悟，并以数十年身体力行践履这一同生命融为一体的“信仰哲学”，令我等后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每个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师乃至教皇来得救——王阳明对儒学的贡献，与此类似。儒家的最高价值是让自己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人人皆可成圣，意即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神圣的意义。而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体制，无人能替你看顾你的内心。此心光明了，世界便一同光明起来。因此，即便说“一生的结果皆出于心”亦不为过。

直面当下，物质文明的繁荣并没有赋予人生更具价值的意义；相反，欲望日渐膨胀，幸福感每况愈下。多少人迷失在成功学编织的所谓的“梦想”之中不能自拔，蹉跎了青春，荒芜了精神，在循环的自我否定中走向消沉，走向封闭。放眼望去，许多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攫取财富，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迷惘纠结，日甚一日地充满挫折与焦虑，没有安全感和存在感。事实上，一个人成功与否，人们多以权力大小和财富多寡来衡量，但幸福与否，无法用外部指标来判定，只能借由内心去感受。毕竟，若仅剩物质，你会害怕；若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物，你就不必害怕。因此，最好的救赎之道便是把习惯向外追逐的目光收回来，关注放逐已久的心灵。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不是“谁去教化谁”，而是“人要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从这个角度看，阳明心学就是让人敞开来检视自己、认识生命，从虚假信息和不良情绪搭建的自我意识中跳出来，站在心体的层面审视、监督意识，用正确务实的观念指导行动，用对人心深刻的体察来打破他人的心墙，树立起“终日有为而心常无为”的生活态度，达到“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的境界，使人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都能心安自得，始终保持内心的强大。

同时，是非不用根据学者所讲的概念来区分，只需通过自己的内心来辨别。一个真实的自我可以让人有效地应对真实的世界，从而完整地把握世界。而当人厘清了生命的意义，把全部的意念都放在实践生命意义的斗志里，那种酣畅纯粹的美，就是心学。以冈田先生为例，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定期在福冈、东京等地开设讲座，赢得了公众的爱戴和敬重。著作等身的他还多次来华考察，行程两万余里；为赞助修复阳明故居和阳明墓，他在日本发起广泛的募捐活动，用坚持不懈的努力诠释了知行合一的真谛。因此，即使先生的亲戚中出了不少企业家，即使先生的收入比兄弟们的收入低得多，但“冈田武彦”这四个字在冈田家族里的分量无人能及。

先生四十五岁那年顿悟“体认为本”，明白了言语很多时候是假的，实际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人，不应当活在概念里。就像歌德曾让他的弟子去参加贵族的聚会，年轻的弟子说：“我不愿意去，我不喜欢他们。”歌德批评道：“你要想成为一个写作者，就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这样才可以去研究和了解他们的一切特点，而且不要向他们寻求同情与共鸣，这样才可以和任何人打交道。”

命运通过失败的经历指出应该走的路。对真理的探寻，注定道阻且长，注定需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摧毁、不断重建。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激发理性，在持续的“格物”与“诚意”中构建起思维图谱，日臻明觉良知之化境。

正如凡·高所说：“没有什么事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用一生演绎和再现阳明心学的冈田先生，为我们树立起了一座山高水长的丰碑。2014年10月拜序于成都前言冈田武彦

1977年，福冈市的《Topics九州》杂志社向我约稿，委托我撰写有关王阳明生平的连载。王阳明是明朝大儒，在所有儒学大家中最推崇“真切体认”之学，加上我当时也想向读者介绍一下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和哲学思想，所以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但很不幸的是，两年后这家杂志停刊了，我的连载也被迫停止。

其实在很早之前，我就打算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向日本读者介绍王阳明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作为一名儒学家，王阳明经历了别人未曾经历的困难——其一生简直可以用波澜壮阔一词来形容，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才总结出真切体认的哲学思想。

我希望读者能够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精神的一部分。如果每个人身上都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阳明思想的精髓，并以此约束自己的品行，那我将不胜荣幸。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在《Topics九州》杂志停刊后，我没有停笔，而是继续撰写王阳明传记。

早在三十岁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体认之学”的重要性。当时我读了一些阳明学的著作和《明儒学案》，发现明末诸儒都是通过真切体认之学悟得深刻的哲学思想的。他们挺身赴国难的事迹以及严格约束自身行为的态度，都让我深受感动，甚至使我一度落泪。

我们这些研究东方哲学思想的人，如果不去了解先哲们的人生经历，不去体验他们的经验，那么我们就无法深刻理解东方哲学思想区别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特点，所做的学问也就无法变成“活学”。大约十年之后，这一研究方法更是在我心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但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发现普通的学术论文很难将先哲们的思想充分表述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原本打算总体介绍朱子的生涯和哲学思想，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专心致力于研究明末阳明学者和朱子学者等。五十岁时，我因为劳累过度不幸得病，恰在此时，恩师楠本正继先生仙逝，我心中不胜悲痛。五十六岁时，大病终愈的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任教。

在美授业期间，我了解到欧美学者与日本学者在东方哲学思想研究方法上的异同，也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实乃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归国后不久，学生运动爆发，我的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从九州大学退休之后，我随即来到一所私立大学任教。在此期间，我经常出席海外的学术会议，繁忙至极。在诸事烦扰之下，终日萦绕心头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工作也变得难以进行。

从私立大学离任之后，我虽然想尽快完成《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著述，但周边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写作进度缓慢。在此期间，我联系浙江省社科院，和研究阳明思想的中国学者一起，多次踏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四川和福建等与王阳明有关的遗迹，这些行动对我进一步研究阳明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八十三岁时，我对王阳明遗迹进行了第四次踏访调查。在1992年4月至5月的四十多天的时间里，我踏访了很多过去未曾涉足的遗迹与遗址。1529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今江西省大余县青龙镇）章江的扁舟之中。当我站在章江岸边，遥想王阳明当时的心境时曾一度哽咽，那种感动令我终生难忘。

从中国回来后，我继续《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的创作，但受身边诸事的干扰，写作进展依然缓慢。后来我患上眼疾，读书执笔日趋不便，借助放大镜才坚持写完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此后便难以为继了。“致良知”说代表了王阳明晚年最成熟的思想，而我却不能执笔撰写这一章节，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在著述《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一书的过程中，太宰府市的森山文彦一直帮我打字，为该书的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将原先拟好的提纲交给他，请求他代笔。他非常了解我的心情，所以就爽快地答应了。

本书以《王文成公全书》为基本资料，同时也参考了东正堂的手抄本《阳明先生全书论考》等相关资料。在此必须向读者阐明，文中部分内容还引用了墨憨斋的传记小说《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可能有读者会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是传记小说，其中肯定会有虚构的成分，为什么还要引用呢？这是因为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读者可以更容易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

阳明思想中最出彩的“体认”，其实是一种情感。西方哲学重理性，东方哲学重情感。如果我们把哲学思想比喻成一棵大树，那么阳明的东方哲学就可以被看作是对根的培养，而西方哲学则是对枝枝叶叶的探求。学问有本末之分，阳明哲学乃“培根之学”，西方哲学乃“枝叶探求之学”，何为本，何为末，各位读者要切记。

但是，综观现代哲学界，“培根之学”一直被人忽视。我之所以要著述《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一书，坚持向大家阐述阳明的“培根之学”，其中也包含了反省的意图。日本哲学重视感性和实践性，并且比较含蓄，所以很多日本人对日本哲学并不十分了解。因为扎根于日本民族性的日本哲学思想和阳明学存在很多共通点，所以比起朱子学，日本人更喜欢阳明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是《冈田武彦全集》的前三卷，此次《冈田武彦全集》能顺遂圆满付梓出版，承蒙日本心身修学协会会长村山实先生的不懈努力，以及明德出版社社长小林日出夫先生的大胆决断。在此，对两位先生以及热切期望《冈田武彦全集》出版的诸位，表示深切的谢意。2002年10月吉日于福冈序章圣哲王阳明文武双全的圣人

英明豪迈、文武双全，左手执卷讲学授业，右手抚剑叱咤三军，旷世罕见的大圣人、大豪杰、大儒学家王阳明最终没能逃过疾病的魔爪，迎来了和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永别的那一刻。

明嘉靖六年（1527）五月，五十六岁的王阳明受朝廷委任，不得不拖着病躯前往酷暑难耐、恶疫肆虐的南方戡乱。平定盘踞各地的贼寇之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加强治安，施以教化。但是，终日的劳累诱发了他的肺病顽疾。次年十一月，完成使命的王阳明在回乡途中病情加重，且又出现了痢疾腹泻之症。当王阳明乘坐扁舟抵达江西南安（今江西大余县）境内时，他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

当时，王阳明的弟子周积正在南安为官，听闻恩师抵达南安，急忙前去迎候。周积来到船舱，见恩师卧病在床剧咳不止，急忙上前请安。王阳明勉强坐起来，问他：“近来进学如何？”“有所长进。如今政局大体平稳，恩师道体如何？”周积答道。

王阳明回答说：“病势危急，所未死者，元气而已。”明嘉靖七年（1528），完成平乱使命的王阳明在回乡途中病情加重，最终病逝于江西。此为江西省大余县阳明纪念碑亭（落星亭）。

两三天后，王阳明自觉生命之灯将尽，便让家童叫周积到船舱来。周积躬身侍立在恩师枕边，神情悲怆，静静地看着恩师消瘦的脸庞。王阳明徐徐睁开眼睛，把头转向周积一侧，对他说：“吾去矣！”

周积抑制不住悲痛，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

孟子逝后，儒教心学丧失殆尽，王阳明重整心学，并将其发扬光大，开创新学风。其学为万世之师表，其德受万代之敬仰。在这静肃的一瞬间，圣哲的魂魄已脱离身躯，向着幽冥飞去。“恩师，有何遗言？”周积压抑着呜咽，问道。

王阳明张开嘴唇，微笑着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静静地闭上眼睛，撒手人寰。

王阳明遗言中的“此心”，指的就是良知。王阳明晚年所作的诗歌《中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中有如下词句：“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光明”指的就是良知的光辉。王阳明在晚年才开始提倡“致良知”说，此学说可以说是他历经千难万险之后才悟出的智慧结晶。

在王阳明看来，无论圣人还是凡夫，无论贤士还是愚人，无论学者还是白丁，只要是人，心中皆有良知，这是永远不灭的光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只要在万事万物上都“致良知”，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要听从良知的命令，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轻松克服，并且不会误入歧途。

王阳明的“良知”说振奋了弱者的心灵，给那些深陷权势和名利的旋涡而不能自拔，遭受现世重压而不能逃脱的世俗中人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强而有力的快乐生存之路。“良知”说不仅鼓舞了知识分子，也鼓舞了不通文墨的平民百姓，于是迅速在都市和乡村中传播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行动哲学阳明学

在日本，阳明学被认为是行动哲学，这也许是因为一提起阳明学，人们就会想到熊泽蕃山和山田方谷等人。熊泽蕃山是备前国之臣，具有经世之才，在处理藩政方面成绩卓著。山田方谷是备中国之臣，幕府末期著名的阳明学者，具有经国之略，在藩政改革方面也是功绩卓著。日本民众对阳明学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如果一种学说无法经世致用，无须诉诸具体实践，那么这种学说就不能被称为阳明学。

阳明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学问。只强调博闻强识，不修德行，或者对经世致用漠不关心，这些都违背了阳明学的主旨。儒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并且注重实践，不只是阳明学，朱子学也是如此。对朱子学者来说，一旦有了合适的职业和地位，他们都会谋求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把注重实践说成是阳明学的独有特点，似有以偏概全之嫌，是不恰当的。

日本人认为阳明学是行动哲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信奉阳明学的学者往往会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大盐中斋、吉田松阴、东泽泻、西乡南洲、三岛由纪夫等人都修习阳明学，最终都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大盐中斋在浪华发动叛乱；长门的吉田松阴密谋讨伐幕府，结果被捕入狱，被处以斩刑；周防的东泽泻在庆应年间发动勤王运动，最终被流放异域；西乡南洲挑起西南之役；作家三岛由纪夫受忧国之情驱使，煽动自卫队队员发动兵变，失败之后剖腹自杀，他的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但如果认为只有阳明学者才会做出如此壮烈的举动，那么得出这个结论就有些过于草率了。其实不只是阳明学者，朱子学者中有些人也做出过同样壮烈的举动，例如江户的大桥讷庵。大桥讷庵是幕府末期的朱子学者，他和平户藩的儒学家楠本端山（恩师楠本正继先生的祖父）一起师从佐藤一斋，并称为幕府末期的两大朱子学家。讷庵比端山年长几岁，在讷庵的指导之下，端山才最终把朱子学看作正学，并成长为一代大儒。二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儒学大师，其学问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胜过他们的恩师佐藤一斋先生。

楠本端山在平户藩为官，为藩内的政治、教育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明治维新前后，他整顿藩政，保得一方安宁。而大桥讷庵却积极参加勤王讨幕运动，秘密储藏武器，鼓吹“攘夷论”，密谋暗杀阁老，最终被捕入狱。对于讷庵的行为，不只是同门，当时的很多阳明学者对他也提出了批评。

阳明学被认为是行动哲学，其实还与王阳明独创的“知行合一”说有关。“知行合一”说的中心是“行”，而不是“知”，这是一种实践主义的思想。所谓的“行”，并不是与“知”对应的“行”，也不是局限于具体的实践行动。王阳明曾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可以看出，“行”包含的范围很广，心中萌发意念也可以看作是“行”。

阳明学是一门重德行、以“良知”说为根本的学说。很多阳明学者对于自己的“一念之动”和行为都会进行深刻的反思，例如三原的吉村秋阳、多度津的林良斋和但马的池田草庵等。吉村秋阳和大桥讷庵、楠本端山一样，都是佐藤一斋的弟子，他曾说过，人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这样才不会与外界形成对立。林良斋是大盐中斋的弟子，他和池田草庵都是阳明学者，同时也是至交。他们二人提倡“慎独说”，强调独自一人时更要注意自己的“一时之念”，不要做出有违道德的事情来。

在阳明学者中，做事低调、治学严谨的学者很多。他们的学问都做得很精深，德行也很高尚。可世人往往只看见我们前文所述的那些行为壮烈的人士，并且认为那就是阳明学的精髓。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需要我们做出反思。日本人与阳明学

江户初期，阳明学传到日本。当时日本的大儒在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之后，对那些著作进行了详细的阅读。贝原益轩是福冈的一位大儒学家，因博学广识而闻名于世，在他的读书目录《玩古目录》中有《王文成公全书》。可以推测，他当时应该也读过王阳明的著作。

最早在日本介绍阳明学的是中江藤树。他先是在伊予国的大洲为官，后来辞官回家侍奉双亲，被尊称为“近江圣人”。中江藤树曾经创建藤树书院，并模仿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制定出《学舍坐右戒》，招收弟子，讲学授业。藤树最初修习的是程朱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王阳明的高徒、王学左派（良知现成派）巨匠王龙溪的著作，读后激动万分，对阳明学的崇拜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将治学方向转向阳明学。日本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画像。中江藤树最初修习的是程朱学，后来接触到王学左派王畿的著作后，便迷上了阳明学。

为什么王学左派的“良知”说会如此打动中江藤树呢？王学左派主张，无论我们多么卑微，都和圣人一样具有完满的良知，无须做学问，也无须痴迷于烦琐的修行，只要达到顿悟，就可以变成圣人。在当时的思想界，王学左派的主张可谓惊世骇俗，人们不再需要日积月累的学习，也不再需要对内心和品行进行苦修，一样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

王学左派的“良知”说很快就俘获了大众的内心，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王学左派强调绝对的自我，提倡为民办事和男女平等，肯定人的欲望，所以信奉民主主义的欧洲学者大都喜欢研究这方面的思想。无论是谁，当有人对他说“你和圣人一样，都具有出色的良知。你本来就是圣人，只是还没意识到而已，只要意识到了，你就能变成圣人”时，这个人肯定会产生强大的自信。因此，中江藤树会对阳明学产生兴趣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王学左派的思想是对王阳明“良知”说的刨根问底，它最大的功绩在于阐明了王阳明潜藏于内心，而没有直接言明的思想，但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弊端。此派学者不赞同用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提倡人性解放与自由，呼吁依照情感和本能去做事，结果乱了世间纲纪。他们大都率性而为，一旦对社会和政治不满，便会毫无忌惮地发怒。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家伙”，狂言酒色才气不碍菩提路，并把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看作是顺应良知的行为。日本社会从战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风潮和明末的风潮极其相似。

如上所述，中江藤树因为王学左派的“良知”说而对阳明学产生了兴趣，但是藤树没有沿袭王学左派的行为。其实不只是中江藤树，所有日本的阳明学者都是如此，日本人对阳明学的吸收是积极和稳健的。

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推崇“同心同德”，这和《论语》中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有些相似，所以日本人很容易就能接受推崇“仁爱精神”的儒学。日本是单一民族、单一语言，人与人的心灵自然相通，也不存在严重的对立。由于这一民族性，日本人一直以来都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总而言之，日本人天生就具有“自他一体”的世界观，再加上没有遭遇过外族入侵，所以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民族性。

日本人“自他一体”的世界观，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日本列岛地理气候多样，漫长的海岸线呈锯齿状，四季的变换营造出绚丽的色彩，生长于斯的日本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情感也变得丰富。具有此种民族性的日本人，当然会乐于接受以仁爱为本的儒家思想。

对日本人来说，很少有人会站在事物的对立面去思考问题，也很少有人会运用逻辑思维去探求事物的本源。经常听到有人说日本人不喜欢“发言”，不喜欢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日本人在探究事物时，是整体性地去理解事物，而不是站在事物的对立面去研究。以上所提的“整体性理解”，指的是将事物和自己的内心合为一体之后再去理解，而不是把事物对象化，然后通过思辨的态度去理解。其实，这就是日本人的感性理解方式。

日本人非常感性，并将这一特性贯穿到思想和文化领域。虽然感性的理解方式存在各种缺点，例如容易造成理性的欠缺，陷入对事物的感性认知等，但同时它也有自身的长处，那就是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以及赋予事物生命性等。

一旦理解方式整体化，被理解的事物自然就有了生命性，理解起来也会变得简单。我们在认知一个事物时，没有必要去摆弄那些烦琐的思辨和理论，也没有必要在抽象的世界里左顾右盼。对事物进行感性认识和整体把握，未必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阳明学就蕴含着我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一思想，所以日本人才愿意去接受它。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它的“求道”方式是整体性的，简单易操作。王阳明提倡的“良知”说是一个严格的生命体，它包含敏锐的道德感知，也包含道德批判；既有道德的好恶之情，也有道德的法则。根据阳明学的理论，只要顺应良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极其简单。越是简单的东西，其效果越具有真实性。日本人被阳明学的“良知”说所吸引也是必然的了。对阳明学的误解

1972年6月，“纪念王阳明诞辰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我受邀参加，并做了《幕府末期的阳明学和明末儒学的关系》的演讲。研讨会一共举行了六天，参会人员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阳明学专家。有一天，小组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文化与阳明学”，因为只有我来自日本，所以我就责无旁贷地成为小组讨论的主角。

我率先介绍了日本的民族性容易吸收阳明学的原因，之后是两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发言。其中一位学者坚持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并举了大盐中斋之乱和三岛由纪夫的例子佐证自己的观点。

其实这种观点早就存在，中斋之乱后，日本学术界就出现了此种论调。当时京都有一位儒生名叫春日潜庵，他打算从朱子学转向阳明学，有朋友告诫他，阳明学是不稳之学，劝他不要信奉。

年轻的美国学者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可能还与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三岛由纪夫的自杀事件有关。于是我反驳他说：“三岛虽然自称信奉阳明学，其实他并没有悟得阳明学的真谛。大盐中斋虽然在阳明学方面负有盛名，但仅凭他一人的举动，就定义阳明学为‘谋叛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明朝发生有覆国之忧的大叛乱时，亲率大军前往征剿的正是王阳明。如果因为大盐中斋发动叛乱就认为阳明学是‘谋叛哲学’，那么基督教教徒还发动了岛原之乱，为什么不说基督教也是‘谋叛宗教’呢？”

时至今日，对阳明学产生像这样的误解在日本国内依然还有很多。第一章阳明降世中国的文艺复兴

王阳明是“明代第一理学大师”，也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功臣。阳明学是中国最早提出尊重“人的个性”的学说，欧美学者对阳明学的关注也先于程朱理学。

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被认为是始于宋代，严格来说，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始于王阳明。王阳明创立“良知”说，认为自我和圣人一样，生而伟大，存而无异，这种强调自我的主张正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标志。

当今世界，科学、文艺、思想飞速发展，日新月异，若追溯其源头，皆可以说是始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

王阳明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他生活的15世纪下半叶恰好是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一词源于法文“Renaissance”，是“再生”“复活”之意。文艺复兴运动最早兴起于意大利，后波及欧洲各地。它主张复古和人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一切文化思想，是思想意识的一次大革新。

由于人性的解放，这一时期的民众不再拘泥于既成概念，而是充满了怀疑精神。在14世纪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民众突破陈规陋习、随心所欲生活的例子。这一时期的民众不再受限于传统教会和国家的权威，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信念和欲望自由自在地生活，对基督教修士恪守清规戒律的伪君子行为表示强烈反感。

阳明学在明末臻于成熟，西方的文艺复兴也恰好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二者都高呼人性解放，反对旧道德对人性的束缚，强调男女平等，呼吁言论自由。阳明学对那些虚伪的儒学家充满憎恶，推崇率性而为、随心而动。虽然这种人性解放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但在这里先暂且不论。毋庸置疑，阳明学开启了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之路。

兴盛的地中海贸易造就了繁荣的商业都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明朝中后期，中国文艺复兴的出现也与中国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商业都市的繁荣有密切的关系。余姚四贤人

明成化八年（1472）九月三十日，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今余姚市）。余姚位于杭州湾南岸，风光秀丽，南有四明山和天台山，西南有会稽山，姚江穿县而过，因此阳明学又被称为“余姚之学”“姚江之学”。

绍兴府古属吴越之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观光览胜之佳所，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的一处文化中心。受当地风土的影响，余姚的文化艺术向来兴盛，仰慕道家仙士的玄虚静退之风盛行，才子名士辈出。余姚有一座龙泉山，王阳明之父龙山公曾经在那里读书，王阳明晚年也曾在山腰处的中天阁传经授业，教诲弟子，兴盛时期门人弟子一度多达三百多人。

王阳明是余姚四贤人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东汉的严子陵、明末清初的朱舜水和黄宗羲。

严子陵，名光，字子陵，年轻时便负有盛名，曾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一起在太学学习。刘秀登基后，他便改名易姓，隐身不见。

光武帝深知他的才能，想起用他，派人四处寻找，最终将其寻得。使者三次登门恳请，他才肯出山。严子陵抵达京都洛阳后，光武帝马上来到他寄宿的馆舍拜访，是夜二人同榻而眠。相传严子陵熟睡后把脚压在了光武帝的肚子上，这本是犯上之罪，可是光武帝替他辩解说：“朕与故人子陵共卧耳。”以此训诫那些企图责难严子陵的臣下。

光武帝授予严子陵谏议大夫一职，严子陵不肯接受，仍然回到富春山去过田园耕种生活，直到八十岁而终。严子陵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的敬重，龙泉山上现在还留有碑文，记曰“汉高士严子陵”。

王阳明，幼名云，后改名守仁，字伯安，是阳明学的开山之祖。他曾在会稽山阳明洞建造草堂，世称“阳明先生”或“阳明翁”。因对国家有大功，生前被封为新建伯，死后追封为新建侯，所以他又被世人称为“新建伯”“新建侯”或“王新建”，亦称“明翁”。

王阳明是南京吏部尚书王华（龙山公）的长子，少时沉迷于“五溺”，即任侠、骑射、辞章、神仙和佛氏。三十一岁之后，终于悟出老庄和佛教之不足，转而笃信儒教。

他二十八岁中进士，三十五岁时因替大臣戴铣求情而入狱。当时戴铣因弹劾宦官刘瑾不成，反而被打入死牢。后来，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就是在那里，他悟出了“心即理”的思想，并提出“知行合一”说。

他三十九岁出任庐陵知县，历任南赣汀漳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在此期间，他先平定了南方叛乱，四十八岁时又平定了宁王宸濠之乱，立下大功。但由于武宗身边的佞臣挑唆，王阳明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遭到毁谤和诬陷。四十九岁时他创立“致良知”说，最终成为一代大儒。黄宗羲画像。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也是绍兴余姚人，可见余姚人杰地灵。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是一位定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和诗人。明朝灭亡后，他遍访日本、交趾（现在的越南），致力于复兴明朝，最终于日本万治二年（1659）定居日本。九州柳川藩的儒生安东省庵在长崎拜舜水为师，并且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资助老师的生活。宽文五年（1665），朱舜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以“宾师”身份招入江户（今东京），对水户光国及其所属的水户学派影响颇深。朱舜水精通程朱理学，对阳明学也有所涉猎，并且熟知古文，对日本汉学影响颇深。终年八十三岁，逝于日本。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山人。其父黄尊素是明末清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黄宗羲幼时就与东林党人的子弟交往甚密，师从父亲好友刘念台（刘宗周）。明亡后，黄宗羲组织家乡青壮年抵抗清军，最终失败。据说当时为了求得援军，黄宗羲曾经远渡日本。

反清复明的希望破灭后，黄宗羲撰写了《明夷待访录》。在该书中，黄宗羲详细描述了自己理想中的王朝，批判君主专制制度，阐明民主主义的立场。黄宗羲终身不仕清朝，其子黄百家、弟子万斯同后参与编纂《明史》。

黄宗羲继承先师刘念台之学风，在思想上较之念台更倾向阳明学，但他对阳明学末流沉迷禅学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黄宗羲排斥空谈阔论，主张研读经史，强调学术思想要真诚，因此又被称为“清代史学之祖”。黄宗羲一生著作颇丰，比较有名的有从史学角度研究宋明理学思想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

黄宗羲之师刘念台是新阳明学者，他吸收了大量的程朱理学的思想，不太认同王阳明以良知为学问之宗旨的思想，觉得诚意才是为学之宗旨，体现出对“良知”说中本体生命性的重视。“守仁”之名由来

明成化七年（1471），二十六岁的龙山公迎娶郑氏。翌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诞生。

圣贤伟人的诞生一般都会伴有一段奇异的传说。昔时，尧的母亲怀胎十四个月才分娩，相传郑氏也是怀胎十四个月才生下王阳明。

一天夜里，王阳明的祖母岑氏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天上阳光明艳，祥云缭绕，诸多神仙身着绯红色的衣服击鼓吹箫，乐声悠扬，其中一位仙人怀抱一婴儿，脚踩瑞云，自空中徐徐而降，径直朝着王家宅邸走来，将婴儿送入岑氏怀中。

仙人说：“此子授汝。”

岑氏说：“吾已有子。儿媳终日孝敬公婆，请将此子授伊。”

仙人回答：“可矣！”

仙人说完之后，岑氏忽闻婴儿啼哭之声，不禁惊醒。此时，院内仿佛还有仙乐回荡。岑氏将这一奇事告知竹轩公（王阳明的祖父王伦），竹轩公也颇感奇怪，于是给新生婴儿取名为“云”，这就是后来的王阳明。余姚王阳明故居瑞云楼。“瑞云”一词源于王阳明奇异的出生传说。

伴随着新生儿的诞生，岑氏的美梦也在街坊邻居中传开了，大家都觉得十分新奇，于是就将王阳明出生的那座房子命名为“瑞云楼”。瑞云楼的遗址现在还在，但屋子已易主，建筑物也已变为清代样式。王阳明的高徒钱绪山曾著《瑞云楼记》，其中就详细记述了王阳明的出生传说。

一直到五岁，王云都还不会说话，王家人很是担心。有一天，王云和其他小孩一起在门外嬉戏玩耍，恰巧一位神僧路过，他盯着王云端详了一会儿后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

此话正好被竹轩公听见，竹轩公心中一惊，顿时醒悟：取名为“云”，一语道破天机，泄露了王云的出生秘密，所以王云才迟迟不会说话。于是竹轩公将其名字改为“守仁”，王云便立刻会说话了。

有一次，竹轩公听到小守仁正在咏诵自己曾经读过的书，十分惊讶，问道：“何以能诵？”

小守仁答曰：“闻祖读时已默记矣。”（《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王阳明的弟子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的记载与上述内容有所不同。

一日，过路的僧人摸着王云的头顶，说道：“有此宁馨儿，却叫坏了。”

龙山公听闻之后顿时醒悟，于是将其名改为“守仁”，之后王云很快就显露出其非凡的才能。

按照人之常情，孩子出生之后，身边的亲人总是会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并会给他取一个相称的名字，希望孩子长大之后真正能够人如其名。

爱菊好酒的陶渊明便是如此，他为长子取名“俨”。“俨”有恭谨之意，陶渊明之所以为长子取此名，是希望长子能够像古时的圣人那样温恭有礼。

孔子之孙孔伋（即子思）曾著有《中庸》。陶渊明希望儿子成为像子思一样的人，所以又为儿子取字“求思”。陶渊明有《命子》诗，诗云：

卜云嘉日，占亦良时。

名汝曰俨，字汝求思。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厉夜生子，遽而求火。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

既见其生，实欲其可。

人亦有言，斯情无假。

竹轩公为王阳明取名“守仁”，正是希望他日后能成为一名仁德兼备的圣贤。而王阳明不辱其名，终成一代圣贤。

朱熹，字元晦，宋朝大儒，也是宋学的集大成者，因创立朱子学而闻名于世。“元晦”二字是其恩师刘屏山给他取的。

朱熹之父朱韦斋（朱松）与刘屏山是至交，在朱熹十四岁时因病去世，临终之前曾留有遗言，让朱熹师从自己的四位好友刘彦修、刘白水（刘勉之）、胡宪（籍溪）和刘屏山。四人都把朱熹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看待，其中一位还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朱熹。四人悉心教导朱熹，希望他日后能成大器。朱熹自题画像。一代大儒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

元晦的“元”字有天地之德、人之仁德之意，但朱熹对于使用“元”字有一点儿惶恐，所以后来将“元”字省去，自号“晦庵”。

刘屏山为什么要给朱熹取一个“晦”字呢？他在《字朱元晦祝词》中说明了缘由：“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

树木的根扎得越深广，到了春天枝叶就会越繁茂；人越内敛谨慎，他的精神就越清爽，内心也就越强大。朱熹一直谨记恩师的“木晦之教”。

刘屏山是一位倾向于禅学的儒学家，推崇“默坐澄心”，他教导朱熹要深刻探究人的内心世界，并最终助其成为一代哲学大师。

虽然朱熹后来也曾批判过屏山的“默坐悟人”之学，但是到晚年时，他开始追怀往昔，再次推崇“木晦之教”。

王阳明到晚年时思想逐渐成熟，可以说是达到了与“守仁”之名相符的境界。

王阳明四十九岁时提出“致良知”说，并不断完善此说。他主张良知本体是人的真心和对他人的体谅之情，所以只要“致良知”，就能实现天地万物的“一体之仁”。

王阳明秉承天理，提出“致良知”说，并受“一体之仁”思想的驱动，以天下人的苦难为自身的苦难，以天下事为己任。虽然世人笑其疯癫，但他毫不为意，他的这份赤诚足以惊天地、泣鬼神。晚年的王阳明不顾世人的非议，为了拯救百姓而东奔西走，终日劳苦，无片刻休憩，在此方面简直可比肩孔子。阳明的精神，阳明的行为，都无愧于他的“守仁”之名。第二章阳明先祖王家始祖

据俞嶙辑编的《王阳明先生全集》中的《年谱》记载，王阳明的祖先是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可是《王文成公全书》中的《年谱》和王阳明的弟子黄绾所著的《阳明先生行状》中将王阳明的祖先定为西晋的王览。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王家的始祖到底是王览还是王羲之，现在还没有定论。据曾拜谒过王家家庙的东正堂的弟子介绍：“羲之在上，子孙昭穆下列，辟别室单独奉祭阳明。”（东正堂《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

昭穆是指宗庙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的右方，称穆。王羲之这一脉应该不是王览的正系，所以余姚王家没有把王览当作始祖，而是把王羲之当作始祖。王阳明的经历和王祥、王览兄弟有些相似，所以后人在著述过程中才误将王览当成了王家的始祖。王祥的孝行

据《晋书》卷三十三记载，王祥（184—268），字休徴，王览之兄，汉代谏议大夫王吉的后裔，琅玡（今山东临沂）人。王祥至孝，但母亲早丧，继母朱氏不慈，屡进谗言，使王祥失爱于父。继母经常让王祥打扫牛圈，王祥却更加恭敬谨慎。父母有病，他衣不解带，煎汤熬药都先尝过，以验证是否有毒。

有一天继母想吃鲜鱼，当时天寒地冻，王祥脱下衣服正要去破冰捉鱼，就在此时，冰面忽然自动裂开，两条鲤鱼从水中跃出，于是王祥赶紧捉住鲤鱼，将鱼带回家去孝敬继母。继母想吃烤黄雀，神奇的是，有几十只黄雀飞入王祥的幕帐，王祥将它们烤好后孝敬给继母吃。同乡的人都惊叹不已，认为这是孝心感动了上天的结果。王祥家有一棵红柰树，果实快成熟的时候，继母让他去看守，风雨来时，王祥抱树大哭，唯恐果子掉落。即使如此，他也未曾怨恨过继母。他就是这样一位忠厚孝顺之人。

东汉末年，战事频发，为避战乱，王祥搀扶着继母、带着弟弟王览逃难到庐江。隐居三十多年后，继母去世，服丧期满，王祥仍不肯出仕为官，后来在弟弟王览的劝导下，年近六十才应召出仕。曹魏之时，王祥升任太尉；晋武帝继位之后，出任太保。《蒙求》下卷中也有关于王祥的简单记载，名为《王祥守柰》。王祥（左）与王览（右）画像。王阳明的弟子黄绾所著的《阳明先生行状》将王阳明的祖先定为西晋的王览。王祥纯孝，王览友悌，皆是品德高尚之人。护兄的王览

王览，字玄通，和王祥是同父异母兄弟。母亲朱氏对兄长王祥不好。王览五六岁时，每见哥哥被母亲鞭打，都会跑向前哭着抱住哥哥，阻止母亲施暴。少年时，王览经常劝谏母亲，朱氏也因此而有所收敛。朱氏经常无故使唤王祥，王览就跟着一起干活。朱氏还虐使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于是也帮着一起做事。朱氏发现之后，只好作罢。

父亲去世之后，王祥渐渐有了名气。朱氏对此深为嫉恨，想用毒酒害死王祥。王览察觉后，立即起身去争夺哥哥的酒杯。王祥也怀疑酒中有毒，所以执意不给弟弟。朱氏立时夺下酒杯，返回里屋。自此之后，朱氏做给王祥吃的饭菜，王览都要先尝一下。朱氏担心王览被毒死，于是就断了下毒的念头。王览孝友恭恪，声名稍逊于兄长王祥。

后来王览出仕做官，升任光禄大夫。《蒙求》上卷中记载了王览的事迹，名为《王览友悌》。朱熹在《小学·善行》中也记述了王祥、王览两兄弟的故事。明代百姓都熟知王祥、王览的孝行和友悌，王阳明应该也不会例外。始祖的孝道与阳明的解释

王阳明的继母也曾虐待过他。王阳明正是因为对孝道的切身感受，所以才从佛教和老庄思想中解脱出来，转投儒学。因此，从孝悌方面来说，将王览认作王家的始祖，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中国传说时代的帝王舜青年时期曾遭到继母的虐待，但他依然尽孝，他的故事被后世传为佳话。舜的父亲瞽叟和继母不喜欢舜，而喜欢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象数次谋划杀害舜，但每次都失败了。舜发觉之后，并没有记恨象，依然尽心孝顺父母。关于舜的孝悌之行，《尚书·尧典》有如下记载：“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对于以上这段话，朱熹的弟子蔡沈在《书经集传》中如此解释：“舜父号瞽叟。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母，舜后母也。象，舜异母弟名。傲，骄慢也。谐，和也。烝，进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为奸恶也。”

蔡沈将“不格奸”解释为“不至于大为奸恶”，而王阳明则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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