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之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廷一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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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之殇试读：

谨以此书献给世界“地球日”

不管你是总统还是百姓，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

太阳是大家的，

月亮是共有的，

不要贪婪地索取，

不要奢侈地享受，

用刀枪去撕裂土地，

用马蹄去践踏丰收，

莫让地球变暖，

莫让地球失衡！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作者手记

序一　来自土地的抗争与沉吟

对于中国这个农业生产占重要地位，且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土地是国人生存生产的命脉，须臾不可离开。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所发生的战争和王朝的更替，许多是以争夺和重新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即使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次改革开放进程，最初也是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冲破阻力进行土地承包活动开启的。所以，土地的地位和价值，在中国，更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可忽略的问题。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和土地的实际效用上看，陈廷一的报告文学《国土之殇》在现实和未来的中国社会生活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关注与表现价值。陈廷一对于土地的关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他的文学写作同土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此前，他的《皇天厚土》、《国土九章》、《地球遗书》土地三部曲，就是这方面创作内容的主要代表。这一次，他又根据现实的社会生活表现，将笔墨集中到保护基本耕地面积这个重要话题上，为人们鲜活全面深入地报告了保护与破坏之间的矛盾和尖锐的斗争情形，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报告文学的表达不像诗歌、小说那样可以没有时间背景的要求。报告文学的表达需要作家联系现实生活进程及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演进，及时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意见。所以，报告文学作家在选择表达题材对象的时候，就要意识到自己表达的社会现实性。此书所表达的内容对象，就是一个现实的重要话题，是一个涉及各个部门、领域的权力和利益的问题。因此，这样的表达在它提出的时候，就注定是一个很现实和很重要的话题。

人类要生存，第一要务就是要吃饭。土地是能够提供食物的唯一来源。所以，土地既是人们栖息的摇篮，也是人们存活的必需。在中国这个人均可耕地比例较少，人口每年大约以1500万增长的国度，土地的价值和重要性就可想而知。正是鉴于这样的严峻现实，这些年来，围绕着中国人的粮食保障问题，总是出现和流行着各种不同的言论及预测。而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科学家莱斯特·R.布朗1994年发出的“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看法。如今，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人的吃饭并没有出现问题。但是，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样的奇迹，却很令人吃惊和感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粮食安全能得到保障，这其中必有原因。

陈廷一的《国土之殇》，是回答这些疑惑的很好答案，是通过报告文学追述我国土地问题原委的生动表达。事实上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确实是个大事情。从陈廷一的报告中我们才知道，中国的土地保护问题一度是多么的严峻。“六五”计划期间，土地减少700万亩、“七五”期间又减少400万亩、“八五”期间又减少600万亩。这样惊人的土地锐减速度如果得不到遏制，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正是基于这样的严峻局面，自上个世纪中期，国家从上到下开展了土地保卫战。江泽民同志在一个关于土地保护的会议上说，“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国家及时出台了“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由此，一场以保护土地为目标的战斗在各地迅速持续展开。在国土资源部的统一部署安排下，百万“土地人”开始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场合掀起了保护土地、维护土地功能的行动。《国土之殇》告诉我们，1985年，四川省土地厅最初提出“基本农田保护区”，为全国提供了经验；1989年国家土地局在湖北荆州召开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试点经验推广会议；1995年中国土地报社组织“中国耕地万里行”大型采风报道活动；在1987年、1991年、1995年三个时间段内采用卫星监测土地使用情况，对于改变土地的荒废、占用、破坏情形有所纠正，但是土地滥用情况依然严重，以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同志一致同意，“用世界上最严厉的措施来保护耕地”。1998年3月，周永康同志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提出要积极改变土地的严重“失血”局面，消除“耕地减少不可逆转”的观念和论调，要在体制和管理方式上提出新办法，首先要做到“土地开发，占补平衡”。果然，在这样严格的管理下，经过1999年、2000年、2001年三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土地占补平衡的目标。这期间激烈的斗争情形陈廷一都给予生动的描绘，使人阅之感慨万千。

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和各种与土地有关的活动中（如房地产业、各种开发区建设等），由于各种复杂权力、利益的驱使，有关土地保护与肆意占用的斗争并没有停歇，有些时候甚至更加激烈。到2006年时因房地产开发过热及其他因素，土地面积又锐减1亿亩，几近冲破粮食生产所需土地面积的底线。情况相当严重。此后有关土地管理的“国八条”、“国六条”等严厉措施出台。本书所描述的政府与某些房地产商人的较量、基层土地管理者为保护土地付出的心血，有的甚至遭到残忍杀害的情形，令人震惊。像王怀忠等各种“土地硕鼠”的疯狂贪婪与丑陋，浙江余杭区出巨资回购土地，北京坚决炸毁怀柔非法占用耕地建起的46栋别墅，都一再说明：这样的斗争还会继续，还会在更加复杂尖锐的层面上进行。广大国土人的“守土”责任将更加艰巨。陈廷一的报告文学《国土之殇》是来自土地保卫战总部和前线的战斗报告，包含了指挥部的运筹帷幄，也包含了前线在战火硝烟中拼杀的战士的身影，视域开阔，虚实有度，将战斗的进程和结果表达得十分精简和激情。将土地和读者、土地人和读者的距离拉近。

读陈廷一的报告文学，总使人有一种担忧。好在现在，在国土管理者的努力下，“红线”是守住了。可有关“生死”的利剑似乎总悬在我们的头上。我宁愿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看成一种警示，借以时时提醒我们不要麻痹。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

序二　关于土地的全民话题

土地如此贴近我们，近得密不可分。这是读完报告文学《国土之殇》后，任谁都会生发的由衷感慨。这种深切的感受，正是对这篇报告文学的力度与深度的肯定，也正是这部作品的社会效应。

我们应当解读的是，作者这个关于土地的严肃题材如何会引起这样的阅读反响。

我认为，其重要原因，在于作者确定了一个高起点——将土地的有关内容置于全民话题的平台上来展示，从而具有了高屋建瓴的气势。

说到全民话题，并非仅止于涉及面之广，只有笔到之处，或犀利如刀，或轰响如雷，或柔韧如水，才能得到读者的共鸣，达到全民话题的标高。

以下两个方面，或可解读作者将土地叙写成全民话题的视角与手段：

第一，在制高点上，写土地变迁的现实，凸显了话题的紧迫性和激烈性。

在简要的关于历史的铺叙后，作者直笔“划定饭碗田”的土地保卫战，这是全文的主旨。被略写的“六五”、“七五”乃至“八五”计划的土地骤减，同样惊人心魄，它衬托出土地保卫战的紧迫性。于是一场场战役部署都环环紧扣，不容略笔，但它们又多有雷同，若详写每一个环节，就会陷入重复而冗长的误区，于是作者机敏地抓住了每个环节的制高点，有区别地展现了它们的特别之处。

比如，由福建走马埭万亩农田的保护，引申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的界定；荆州的土地争夺，定义于“一场非凡的反圈地运动”；历时两年四个月的“中国土地万里行”采风活动及其总结的经验，被誉为“中国土地管理宣传史上值得一书”的事情；说到四进中南海的有关中国土地的卫星照片，则以“读出了中国耕地问题的大势”来评价。面对耕地流失的严峻形势，中南海传来的声音是：“用世界上最严厉的措施来保护耕地……”尤以叙述北京怀柔炸毁46座违法占地的别墅后，“中国政府不以牺牲耕地换发展”的决心，更是一个治国思路的制高点。

纵观以上，这一个个制高点，抓住了所写题材的核心，写出了土地保卫战中每个环节的特点，令人读来感慨连连。

第二，以大量事实嵌于其中，将土地问题的复杂叙述得生动而平易，使读者从阅读中产生了近距离的参与感，从而提高了这部作品的社会反响度。

在作者是否心中有读者这个关系上，存在着一个阅读伦理的问题，报告文学以其不可规避的社会性，拒绝了作者自说自话的“私人化”创作状态。当土地问题被推上全民话题的平台时，陈廷一就表明了自己的作品与读者的互动互融关系。

选择大量生动的事实，交叉于有关土地问题的报告之中，正是要将这个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化解开来，变得具体而生动，以利于读者理解和思考，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写作态度。

关于土地故事的选择，现实存在会从数量上为作者提供优势。但故事的加入，往往使报告文学作家走入虚构的误区，文字恣肆，失控于笔下，故事在炫技中失去了真实性。《国土之殇》的作者避开了这个误区，选择紧紧围绕主旨的事例，用平实的描述，谨慎地保护着故事的原生态，让故事自身的真实性，从描述中洋溢出来，而使读者认可故事的可信性。

比如，村支书刘湘玉夫妇，为保护耕地被残忍地杀害，这本是一个情节起落很大的案件，但作者摒弃了猎奇，只集中揭示英雄人物“土地是村民命根子”的磊落胸怀，从平实的描写中，显出人物性格深处的亮点来。

在写力度很大的土地反腐败问题中，作者数量可观地一连选择了四个典型的腐败分子，他们的职位依次从科长到省部级官员。作者以较为准确的文字，着重于他们犯罪过程的描述，揭露“硕鼠”们吞噬土地的贪婪，用于鞭挞败类，警示世人。

在“为保护耕地，中国斥亿元巨资买市场‘规范’”的惊人标题下，故事从全国整顿土地市场开始铺叙，从中推出杭州余杭区斥亿元巨资收回85宗违规使用的土地，舍去了其中枝蔓，直叙余杭区政府“痛下决心，痛下盘本”的自纠行为。故事的落点在治理土地市场这个“重中之重”的问题上，完全略去曲折的细节。

美国科学家布朗的“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论调令人激愤。作者为他的出场铺叙了百年的历史渊源后，即在全篇文章中不断批驳他的谬论，与他对峙而立。布朗的事例虽无生动可言，但作者用它收拢了全文复杂的叙写，紧凑了结构。特别是布朗在文中关键时刻的多次出现，使文章的节奏加重加快，增加了文章的激辩色彩。

显然，对于不同性质的事实，从不同角度插入达到不同的效果，这无疑是提高文字整体感染力的有效手段。

土地问题是个沉重而庞大的题材，思考的深度、写作的力度都要见功夫。田珍颖，原《十月》文艺副主编、著名作家、评论家

序三　哭泣的地球

这是一本有关土地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文集。

这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在聆听地球呻吟，抚摸地球流血的伤口时，向全社会发出的一连串挽救地球护卫生存家园的急切呼喊。

地球，这颗宇宙间蔚蓝色的星球，以博大的胸怀，孕育了人类，养育着人类，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人类。地球是人类伟大的母亲，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家园。然而，人类带给地球的却是肆意的索取和深深的伤害。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更是有增无减。

地球在呻吟，地球在流血，地球在忍无可忍中愤怒了，开始了对人类过分行为的回击和报复。洪涝增多了、干旱加剧了、沙化严重了、气温升高了、部分物种灭绝了、不知名的疾病流行、资源大量枯竭，如此等等。人类给地球造成了伤害，地球也毫不留情地向人类开始了叫板挑战。

在地球上，没有比人类更伟大、更智慧的生命体了。然而，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则是十分渺小而脆弱的。而至少在当今科技条件下，人定胜天只不过是一种豪言壮语。尊重自然，永远是人类应当遵守的法则。否则，人类将咽下自己酿成的苦酒。

为了警示世人，正视危机、检点行为、防患未然、不自毁家园、不自食苦果，廷一同志奔走于沙漠戈壁、秃岭荒原、走访专家学者，采写了一篇篇有关耕地、淡水、森林、草原、气候、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的纪实报告，以生动的笔触和焦虑的心情，向人们揭示了我国资源、生态和环境方面存在的触目惊心的问题，冷静深沉地分析种种原由，慷慨激昂地呼唤人们居安思危，万众一心，迅速行动，护卫地球家园。

廷一同志的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我都读过，其中不少我是第一读者。原由是这些作品都首发在《国土资源》杂志上，而我则是当时《国土资源》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警示世人，护卫人类生存的家园，也一直是《国土资源》关注的重大主题之一。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往往所见略同，心有共鸣。正是这一缘故，廷一同志一再让我们在这本书出版之时写几句话。廷一同志是文学界的知名作家，让我担此重任，实感惶恐。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写下这寥寥数语。文字虽然粗陋，但发自肺腑。

殷切地希望廷一同志的辛勤奔走和这些充满焦虑之情的呼喊能在全社会引起更大的共鸣和响应。我为之叩拜，为之祈祷。马本理，原《国土资源》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上篇

德国哲学家康德言：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心灵震憾和敬畏，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道德定律。

北京沙化黄牌

引子

世界亮给北京的黄牌

1977年，这是中国“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

就在这一年秋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防止城市沙漠化国际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被毫不留情地列入“世界沙漠边缘城市”名单，这是世界亮给中国的第一张黄牌。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在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多年来，外国人就是通过北京看中国及中国人的。

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从几代王朝到抗战胜利后的北平，从皇家园林到帝王陵寝，从坛庙寺院到王府宅第，从闻名于世的四合院到耸立的“水泥森林”，到立体交叉桥，到五星级饭店，到一圈又一圈的环城公路……站在北京，可以傲视万里长城的雄姿，可以鸟瞰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可以走走贯穿北京东西的十里长街，可以从南到北地看看世上罕见的故宫博物院，可以站在高高的红墙下体味一下历史和现实的交融，可以走街串巷地去听听蕴涵着地域文化的京腔……

从北京人揭开北京历史的序幕至今，70万年已经过去，而从琉璃河商周古城拉开北京几千年的建城史，从金、元，历经明、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800年的建都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北京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各国首都中极为著名的一个。然而，今日人类的一些文明成果却是通过昔日对环境的掠夺和牺牲换来的。当人们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时，蓦然回首，却发现我们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绿色。

走近元大都城墙，它会告诉你北京的昨天：林木苍黝，动物嬉戏，鸟语花香，好大的一片原始森林。70万年前的北京人和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就是在这一带的大森林里生息、繁衍。5世纪时，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以“林障遂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的优美文字描绘过北京的森林景观。到了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燕山地区依然是“延袤数千余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人马不通”。但是自明朝起，为修建规模宏大的园林和陵寝，大量的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燕山地区出现了“千里古松尽失矣”的凄凉景象，清代时甚至连明陵禁地之内的树林也被砍伐了，“自大红门以内（指明十三陵地区），苍松翠柏无虑数十万株，今翦伐尽矣”，剩下的只是一片穷山秃岭，昔日的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原本所剩无几的林木又进一步遭到了破坏，以致到了新中国成立时，北京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3%，在门头沟、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边远山区面积仅有32万亩，在高、中山地依稀看到少量的山杨、桦木、椴树、橡栎和落叶松，低山地尚有小面积的油松、侧柏、栎类、鹅耳枥等。果园260公顷，城里的绿地只有700公顷。而63%的山地又都是山高、坡陡、土薄、石头多的石质山，生态恶化，荒沙严重。生活在北京地区的老百姓曾形象地描绘出风沙弥漫的景象：“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身泥”、“每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每天每人二两土，上午不够下午补”。一到春季，城里的北京人上街，先要戴上口罩，而姑娘们则在脸上围上纱巾，而且围上两层，把脸包得严严的，以防风沙的袭入。遇到大风，黄沙飞扬，天昏地暗，汽车大白天在公路上行驶也要打开车灯；骑自行车者就更不消说了。甚至有海外来信诉说大陆的尘土飘落到日本国的岛上……

待这风沙刮到1977年，世界便第一次给北京亮出了黄牌。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远在内罗毕的这张黄牌，没有使更多的中国人有机会看到，并体味到其中的滋味。

时隔两年，中国最大的通讯社新华社播发了题为《风沙紧逼北京城》的文章，披露了内罗毕国际会议把北京列入受沙漠威胁城市的信息。这一震憾人心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在首都引起大哗，并很快传遍全国。

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北京居民，尽管时常要戴上口罩、围上纱巾，但他们却不知自己已身处黄沙的重重包围之中。

风沙的确已经紧逼北京城。沙尘暴作为一个崭新的名词也在北京城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所理解。

北京处于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下风口。另外，河北境内的狼山风口和古北口风口，沿着永定河和潮白河一路而过，形成了3个巨大的风廊，从东、西、北三面紧紧锁住了北京城。加上北京境内的潮白河、永定河、温榆河等主要河流在历史上的多次漫道决堤而形成的洪水的冲刷，使处于平原地区的北京形成大面积的荒滩沙丘，不能耕种的风沙区已超过240万亩，有上千个流动沙丘，一刮风就整个儿地移动。每到干旱的春季，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沙尘便通过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峡谷和干涸的永定河、潮白河的河床迅猛地向北京城围攻，形成了康庄、南口、永定河、潮白河和大沙河五大风沙危害区，危及9个县的54个乡，沙土覆盖面积高达16万公顷土地。位于延庆境内的康庄风沙危害区的最大风速达24米/秒。

每到大风季节，风沙弥漫，20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大风卷着狂沙，把顺义县北河村里唯一的一座庙埋了，把全村人仅有的3口水井给填了，老百姓的房门也被风沙给封住了。春季种庄稼，没有几次下种是不行的，一场大风就可以连种子带肥料裹挟而走。刚出苗的庄稼，一场风过去可以连根拔去。当地农民叫苦不迭，“有风地搬家，无风一片沙”。北河村种地，3里外的吴庄收成，便是当时的写照。同样的景象也出现在北京10个郊区县中的9个。

这就是北京城的近郊。

这就是三面被风沙围困的北京城。

在北京市人代会上，一位领导曾忧虑地说：“如果我们不能治理北京的风沙，那么我们将面临着迁都的危险！”

锁住风沙、封住风沙区已成为北京迫在眉睫的任务，可谓生死悠关。

1978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义务植树，锁住风沙，绿化首都”的口号。他不但是义务植树的倡导者，而且是身体力行者，曾9次参加北京的义务植树活动，带动和激发了北京市民乃至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在邓小平积极倡导下，北京市成立首都绿化委员会。单昭祥，这位从沂蒙山走出来的，20岁时曾任某县公安局长、30岁曾任朝阳区区委书记的山东大汉，成了首都绿化的带头人。从60岁当任，一干就是20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北京人敬重他，从不称他的部级干部官衔，而亲切地称他“单老”。“治沙老人”、“绿化老人”就是北京市政府对他的最高奖赏。“北京的树都认识他！”这是他的司机刘长泉对他的评价。

应该说最了解他的是司机。他的司机告诉我们，单老一年365天没有休息日，他的汽车一年行驶的路程绕地球3圈还要多。北京的每个山头他都去过，北京的每棵树都有他注视的目光。

这里特别提一笔对北京“五大沙盆”的治理，这里更多地融入了单老的心血。

一个是最北端的康庄大沙盆，沙化面积17万亩，这个数字在北京的五大沙盆中仅列第四位。第二个是南口大沙盆，面积13.4万亩，涉及4个乡。第三个是永定河大沙盆，沙化面积高达117.28万亩，位居五大“沙盆”之首，涉及12个乡，受害面积占总面积的46.9%。第四个是大沙河沙盆，面积38.08万亩，其中涉及密云的6个乡和怀柔的4个乡。第五个是潮白大沙盆，沙化面积为55.56万亩，涉及到通州的6个乡和顺义的7个乡。

当时，地处北京南郊的大兴区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区，永定河风沙在大兴区内有78.8万亩沙荒地，这个数字占永定河沙化面积的67.1%，占整个风沙面积的31.5%。

整个北京的风沙危害区，准确说是241.3万亩，涉及到9个县区的54个乡。

如今20年过去了，在规划的240万亩风沙危害区内，已有林地56万亩，建成大片林地16.4万亩，果园20万亩，林木覆盖率由10年前的12.6%上升到23.3%。

流动的沙丘被固定。

风起沙扬的现象基本得到控制。

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大兴区也在沙荒地上营造片林达8万亩，其中千亩以上的就有12处，今日再去大兴，已是林茂粮丰，处处显示出一派“万亩粮田铺林网，百年沙丘披绿装。瓜果飘香蜜意浓，绿树碧海荫牛羊”的繁荣景象。

北京市在治理风沙危害区的同时，在规划市区外缘，营造了一条长达80公里、宽50米到100米的防护林带，再加上西山林场、永定河原有的林木，已形成一条环抱京都的绿化带。

森林走进了大平原，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事，而今已成为现实。早期建成的位于潮白河畔的共青林场，更是林木葱郁、环境宜人；团中央和林场共同建立的“青少年绿色度假村”已发挥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中央、市属义务植树单位和当地农民的精诚合作下，北京市郊已成功地营造了14处森林公园，它们已成为北京城的重要景观。

农田林网在延伸。田成方，树成行，中间还有绿化网。树随村庄走，村周树木栽。白天看不到太阳，晚上看不到村庄。

这便是治理风沙危害区的20年。

这便是首都绿化美化的20年。

这不仅被北京人认可，就连老外也竖起拇指。

然而我们的治沙老人单昭祥并不这样看，他说北京地域内是好了，但是北京头上还有一个沙盆要端，那就是河北省宣化县的黄羊滩。有人说黄羊滩在宣化，北京人何必去管。他提示北京人说，北京人要有大绿化观，大生态观，大治沙观，大植树造林观，才能真正摘掉沙漠边缘城市的帽子，现在还不是北京城笑的时候。

黄羊滩的倾诉

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即使遇上初春或深秋的黄沙天，也不知这天气与沙漠的牵连，狂风裹挟沙尘打下，女人无奈地蒙上纱巾，男人恨恨地骂上几句，却无人深究风中沙子的来历。

笔者曾就北京环境问题作过一项调查，共发出问卷2000份，收回1481份，调查显示，89%的北京人只列举了北京空气质量差，悬沉物超量，风沙大，春秋尤烈等现象，对其原因却不甚了解。

北京人只知道每天刮风吃沙，却不知道沙从何来，可谓悲哉！

据资料统计，每年从河北省宣化县黄羊滩境内刮走的表层沙尘2.57万吨，形成的风沙直逼北京，每年大约有六七十万吨泥沙注入官厅水库，造成严重淤积。因此，有人形象地说北京头上顶着“两个盆”，一个是“水盆”，即指官厅水库，另一个是“沙盆”，这就是黄羊滩。

黄羊滩位于宣化县东南部，系永定河上游一级支流洋河流域内一特大沙滩，总面积14.6万亩。这里地处干旱与半干旱区过渡地带，气候条件恶劣，年均降水量350毫米，而年蒸发量为2000毫米。境内南北侵蚀沟发育强烈，共20余条，穿至滩内并为8道大沟。沙沟两岸逐渐堆成长短不等、高低起伏的新月形、椭圆形或孤立的沙丘脉。丘顶随风移动，自西北推向东南，堆积成波浪状的18道黄沙梁。人们称它是“沙龙”。

单昭祥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正赶上沙龙作恶。褐色的沙尘暴顷刻间吞噬掉整个天空，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朦朦的昏黄。旋风把沙尘抛到天上，像千万条黄龙在天上翻滚。黄风过去，红风又来，满天像烧着的大火。一股黑风盖到头顶上，迅速向四面扩展，天又黑了下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治沙老人告诉我们，“北京的沙子90%都是从黄羊滩进口的。黄羊滩位于北京西北部，属张家口的宣化县管辖，距离北京市区160公里，风沙刮起来，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北京”。

黄羊滩的沙尘暴长驱直入，应该说北京人并不陌生。仅在2000年一年，北京沙尘暴就达3次之多。最大的一次当属3月15日，白日黑天，沙吞朝阳，黄沙滚滚，十米不见路面。据统计，黄羊滩每年要向北京输送2000万吨沙子。若不是近20年来北京抓了周边的植树造林，恐怕还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不仅如此，黄羊滩的沙丘还以每年200米的速度向北京推进。并以加速度蔓延。

莫让北京变沙丘，这不是耸人听闻。北京人不能再麻木了，麻木不应属于这个城市。

2008年是奥林匹克中国年。中国要举办一届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中国人向来是一诺千金，当然这个承诺也不例外。黄沙是绿色的天敌，北京人该关注这个和北京近在咫尺的黄羊滩了！

秋风拂金，笔者驱车来到黄羊滩。满目黄沙，沙丘一个连一个，仿佛东海上的波浪，高低有致，流动有声。若遇风暴，满天沙尘，沙暴让沙丘搬家。随手抓起一把，沙粒从指缝中流下。这种在天空中处于悬浮状态的是最细的一种沙尘，它们在风的吹动下能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中国的黄土高原就是由这些粉尘经过几百万年堆积而成的。

就是这般黄沙，掩埋了西部曾经辉煌的文明，带来西部的落后与贫穷！

就是这般黄沙，造成沙进人退，使曾住在那里的人们一步步地向东迁移！

就是这般黄沙，大步直逼国都，向北京敲响警钟！

站在3000多年前的尼雅废墟上，也许能更容易找到一点历史的感觉。

位于丝绸之路古道南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尼雅河下游的尼雅废墟是2000多年前古代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国所在地。这个唐玄奘曾经路过的，在丝绸之路上与楼兰同样重要、同样繁华富丽的古城到三国时期便悄然无声了。

这里成了神秘的古废墟。

这里的繁荣与毁灭连同它的绝无仅有的名字——精绝——都在这大漠废墟中长眠了。

这是世界旧大陆的悲剧。

关于黄羊滩的起源，沙漠化成因研究专家景爱先生告诉我们，干旱气候确是沙漠化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没有人类在草原上超载放牧，使牧草的生机无法恢复；如果没有人类开荒种地；如果没有人类砍伐森林，使它失去对流沙的阻挡能力；如果水源没有被人类不合理地拦河筑坝，使下游地区失去河流的润泽；如果不是人为的因素使潜藏在薄薄地表土层下的古沙复活，沙漠扩张的程度和速度决不会像今天这样迅猛异常。

长期以来，对于沙漠化成因的研究，主要来自于自然科学界。沙子，风沙的移动，沙漠的扩张，从表面现象看，似乎都是干旱气候及季节作用的产物，是纯自然现象。尽管自然科学家认识到人类活动对沙漠化的影响，而始终将自然因素列为沙漠化重要原因的景爱先生，由于特殊的认识视角，使他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沙漠化问题，使他对沙漠变迁的过程有了整体和纵深的把握、宏观至微观的剖析，最终得出了一系列令国内外瞩目，超越前人的重大研究成果：他对于河北木兰围场沙漠化成因的分析，无可置疑地向世人证明，沙漠化不仅仅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也会发生于半湿润地区；他还发现，我国北方沙漠化最严重的时期，不在辽代或者清代，而是在建国后的20世纪50—70年代。这无疑是惊人的发现！

当笔者穿行在辽阔的黄羊滩大沙盆的时候，站在黄羊滩的南缘，这里能望到北京古长城的身影，笔者在想，仅仅是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吗？世界旧大陆的悲剧就不再发生了吗？

事实上，历史上的中国人因贫困而蒙昧，因蒙昧而急功近利地掠夺资源，破坏生态，就如中国的先哲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常养万物”。

用现代的话说，道就是事物的法则、规律，自然界有其自身的“道”，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所应该做的，不是用强力去征服自然，而是应该遵循自然规律，遵“道”而行，人类与自然界才能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发展；背“道”而驰，自然界会用它自己的方式毫不留情地对人类施以惩戒。面对沙进人退的局面，人类是不是应该作出更深刻的反省呢？

车在黄羊滩行驶，一位祖辈曾是黄羊滩牧羊人的向导向笔者讲述了黄羊滩动人的传说。

据宣化县志记载，200年以前，这里有同北京相似的历史，如同北朝民歌所描述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这里是天然的大牧场。就连皇帝也来这里观光旅游。

解放初期这里还是林木茂密，草原青青，沙丘星罗棋布，只是林中的点缀。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再经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里的树更少，草更稀。加上我们只掠夺不保护，沙化面积急速扩展，乃如蚂蚁溃堤，草原森林就这样毁于一旦。教训可谓十分深刻，道理就这么简单！沙化就像放虎归山，兽性一发不可收拾。

历史惩罚人类已不是一次，从埃及的金字塔到英国的巨石阵，从中国的尼雅到丝绸之路的楼兰古城。科学再一次地告诉我们，沙漠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几千万年就已完成了它的铺张，所以当人类出现时它已非常傲岸。但那时的沙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它仿佛对人类说，我们相依相存吧。那时的人类对它是敬畏的，不愿轻易触怒它，因为它是“天赐”的。“腾格里”是蒙语，意即“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后来人类狂妄了，得意忘形了，在这个桀傲不驯的大物面前不小心翼翼了，于是这个大物发怒了。笔者不是在这里讲童话，因为依然是科学告诉我们，地球原本留给我们的原始沙漠是很少的，现在地球87%的沙漠是人类后来的活动造成的。面对着黄沙的飞扬喧嚣，下一站它要吞噬什么地方？北京人该清醒了！

在黄羊滩的北端，这里是张北的风口，以风大著称。这里曾是黄羊滩的发源地。现在这里流沙纵横，平均每10个小时出现一次沙暴，沙暴一来，地毁羊跑。

笔者来到这里，恰巧遇到沙暴。面对沙暴的风狂，笔者感受到心灵的一种悲怆和震撼。回眸南望依然岿然不动的千年古长城，凝聚成一个没有答案的深思。

但是黄沙已越过长城的古垛口，散落北京人家的餐桌上。笔者就想，我们的“自下而上教义”应该添加一些内容，我们的教师应该领孩子们来黄羊滩看看。告诉他们我们的自下而上环境的危机与艰难，不能再砍树、铲草皮、挖树根了！告诉他们沙暴曾经淹没了楼兰、尼雅、黄羊滩……可沙暴仅仅淹没了楼兰、尼雅、黄羊滩吗？

倘若现代文明建立在沙漠之上，风一刮就会吹散。

只有建立在绿色之上的文明才是永久的文明。

让黄羊滩绿起来，让北京亮起来

站在新世纪驿站，警示可谓一个一个接踵而至：从雅典的悲哀到东京的绿色饥饿，从鹿特丹的绿色还魂术到墨西哥“松树王国”的消失。我们应该吸取这一个个深刻教训，这一个个前车之鉴。应该正视1977年世界亮给北京的那张黄牌。

是啊，北京不能不把“黄牌”当成自励的“财富”，倘若不注意周边沙化的治理和绿色的培育与保护，终有一天，北京也会被世人言中，“边缘”将会去除，一座真正的沙漠化城市突兀在眼前！想想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就北京建设方针提出四项对北京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示，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规定了首都建设的两个特点：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神经中枢，不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北京是中国的窗口，全世界可以通过北京看中国。

在这四项指示中，第一条标准，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应该做到这一点，从实践上讲，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基本上达到过。要达到第二项指标，客观条件也是具备的，北京有山有水，气候适宜，文物古迹颇丰。第三项，北京的历史文化基础原本就很深厚，现在又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比较集中的地方。

可以说中央的四项指示中，每一项都与北京的防沙和绿化美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北京市园林和林业部门也迅速作出反应，很快制定出《贯彻中央书记处四项指示十年规划（1980—1990）》。一年后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便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同年，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北京市绿化管理暂行办法》，使北京的绿化美化工作从根本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北京的绿化美化工作稳步进入健康发展阶段。

在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为建设和恢复北京的自然生态环境成立了“两市三地”领导小组，归属国务院总理领导。两市即北京与天津；三地即张家口、承德、唐山。胡耀邦同志的防沙观是：北京人讲防沙不能讲分内分外、域内域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更加重视北京的生态环境建设，1998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召开专门会议，并到张家口视察沙化区域，研究治沙方案。在中央主要领导的带动下，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贾庆林、刘淇也到张家口沙化区视察，指点沙化治理。

三北防护林带被称为中国的“绿色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如今静静地横亘在中国的大地上，也默默地耸立在中国人的灵魂之中。倘若说，长城作为一种失去了旧日价值的伟大存在，具有许许多多的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其中一个重要象征就是，中国古人为了求得自下而上的权利，曾经让一种信念与意志顽强地延续了2000年之久。而今，一条绿色的万里长城正以不亚于古人修筑万里长城的坚韧与顽强，在中国大地上崛起。这条自1978年动工兴建的绿色长城，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总长约七千多公里，南北向的最窄处也宽达四百多公里。这条比万里长城更为宏伟浩大的“绿色万里长城”，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生态工程。可以与举世闻名的阿尔及利亚7国跨国工程绿色坝相媲美。

虽然有了三北防护林，但我们治沙的路还很长很长。北京绿了，域外呢？

在三北，近一个世纪以来，沙漠化进程逐年加剧，沙漠化土地现已扩大了5万平方公里。包括和北京近在咫尺的黄羊滩，其次是内蒙古的多伦。

沙漠的大肆进逼已夺去了大片农田和牧场，草原也失去了昔日的风采。“风吹草低见牛羊”已成了“风吹草低见兔子”。而黄羊滩已没有了黄羊……

国务院开发办主管农林生态工作的王志宝副主任呼吁，以环京津地区为重点的防沙治沙工作要进一步扩大治理范围，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防沙治沙工作体系。自1999年以来，我国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和草原恢复建设四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已收到明显效益。但近几年沙尘暴天气在我国愈演愈烈的现实给防沙治沙工作提出更加紧迫的治理要求，应该采取综合措施，多种手段并用，各种保护工程结合，将重点治理范围从环京津地区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王志宝指出，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要重点解决边治理边破坏的问题。因此，今后的工作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立法、普法和执法力度，另一方面要采取推进生态移民，解决农村能源，开展封山放牧等综合性措施，彻底杜绝边治理边破坏问题，动员全社会保证已完成的生态建设工程全面发挥其效用。

最先关注黄羊滩的，应该说是单老。出于一种责任感，单老曾七次光顾黄羊滩。

而最先把“银子”撒向黄羊滩的是中信集团公司总裁王军。如今，黄羊滩的14万亩沙丘已有1万亩披上了绿装，这是可喜可贺的。

说起来这里还有一段插曲、一段故事。

一天，单老办公室来了一位陌生人。他就是王军。王军开门见山：“单老，庆林书记一见我，就让我为北京做点公益事情，而具体做什么庆林书记没说，我也只能是瞎琢磨，是不是北京的环境和生态？如果是这样，今天我找你，就是想在北京地区找100亩地，好供我们集团植树绿化！”

单老说：“这事儿找我就对了。但是，现在北京地区不比10年前，100亩沙滩好找，1000亩沙滩也好找。现在要找，只能在域外。”“域外什么地方？”“宣化县的黄羊滩，我昨天刚从那儿回来，那里有14万亩沙丘，而且距北京仅仅160公里。北京现在吃的沙子就是那里进口的。”“黄羊滩是北京市下步治沙重点吗？”“是。”“如果没错，那就请您先算算，治理一万亩沙滩要多少钱？”“好，我们尽快作出方案。”

王军又道：“明天我们先到现场考察一下吧？”“那好。”

两双大手相握，一项协议基本达成。

第二天，王军总裁在单老陪同下来到黄羊滩。站在风吹沙动的黄羊滩上，王军总裁感慨万千：“为了让北京人不再吃沙子，我们要治理它5万亩。”

后来，当中信集团公司通过黄羊滩治沙方案时，正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视察张家口治沙工程，电视播了这条新闻，但没有提到黄羊滩，王军看后感到纳闷，便把电话打到单老家里，再次询问黄羊滩是不是北京市的治沙重点。单老回答：“我也纳闷，刚才我与张家口张保义市长通了电话，他说他拿着地图给朱总理亲口讲了。但后来由于时间仓促，原定到黄羊滩视察的计划临时改变了。”

后来，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市长刘淇视察北京的防沙治沙工程时，新闻播发时又没有提到黄羊滩，正下决心的王军急得再次拿起电话询问单老。单老再次做了解释：“车已经拐了进去，因路不好走就取消了黄羊滩的行程。”末了，单老道：“我可以用我60年的党性原则和人格担保，黄羊滩绝对是我们北京市的治沙重点。”就这样，中信集团公司终于下决心投资500万元，用5年时间治理黄羊滩的5万亩沙丘。

2000年10月5日，单老应邀参加了团中央组织的火炬接力赛，并有幸上台讲话，他心里始终惦记着黄羊滩，讲着讲着就跑了题，讲起了黄羊滩对北京的威胁和治理。

面对着记者们的闪光灯和摄像机，他庄严地说：“我给在场记者们鞠个躬。请你们给个版面，宣传宣传黄羊滩，北京现在的风沙大多数来自那里，那是北京市治沙的重点。中信集团已给我们带了个好头，但我们还有9万亩没治理呢，大家都要关心这个事情。人心齐，泰山移！”

会场报以一阵热烈掌声。

2001年金秋十月，我们与单老及王总再次来到了黄羊滩。第一年试植的千亩树苗已在松散的沙丘上扎了根，长出了枝叶，沙丘固定了，风也显得小了，王总的脸上绽出了喜悦的神情。

单老道：“人人是环境，个个是形象。谢谢中信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环境、生态涉及每一个居住在北京的人。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了不吃沙子，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来关心黄羊滩。”

2008年的北京迎来一届成功的奥运，五大洲的宾朋看到了一个绿色的北京！

中国耕地警戒线

引子

中国耕地减少大趋势

倘若说土地的大分母——人口炸弹的引信尚未拆下，而老百姓的命根子——耕地锐减的地雷又已埋下。

说起这方面的情况，与人口相比，更不容乐观。在上中学时，老师不无激动地在讲坛上这样讲解：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处亚洲东部，幅员辽阔，南北相距5500公里，跨45个纬度，东西相距5200公里，越60个经度，陆疆长为20000公里，海岸线达18000公里，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在这辽阔的领土上，有广阔的肥田沃土，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生长着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遥远的古代起，我们的祖先就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繁衍，在这里劳动、斗争，创造着祖国灿烂、辉煌的历史。

为此我们曾骄傲过、自豪过。骄傲我们的祖国，山河壮丽，风采熠熠。自豪我们的民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于是，我们无忧无虑，在祖先留给我们的天地里尽情地享乐。

历史在迷茫的日子，翻过一页页。

时间在迷茫的日子，走过一站站。

当我们站在世纪的门坎，重新审视世界、审视自己的自豪和骄傲，抑或优势时，我们便窘迫地发现我们国家已拥有13亿人口，正向14亿迈进。

我们曾为之骄傲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人口的大分母一除，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看看这组数字，我们成了真正的“贫下中农”。

世界人均陆地面积为44.5亩，中国人均12.4亩，少32.1亩。

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中国人均1.51亩，少3.29亩。

世界人均草地面积为10.4亩，中国人均5.2亩，少5.2亩。

全世界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中国的人均耕地占有量仅高于孟加拉国和日本，为倒数第三位。

土地，国之命脉，民之命根。

土地，这一永恒的主题，为人们世世代代所咏颂。富饶的土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她衍生了繁荣的农业文明，滋润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养育了勤劳善良的炎黄子孙。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土地和土地管理问题。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为强化土地管理而制定了许多制度和办法，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阶级利益的局限性，所有封建统治者都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土地公有制，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成立了统管全国土地和城乡地政的土地管理机构，并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使我国的土地工作逐步走上了依法、统一、全面、科学管理的轨道。

虽然有了政策和法规，土地的状况仍不容乐观。

就土地与人口而言，两者皆像是两个不听话不走正路的孩子，令父母头痛的是，他们总是沿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走向极端。即：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

我国人均耕地的变化，分成几个阶段，其数据如下：

公元前2200年，人均耕地70亩。

公元700年，人均耕地42亩。

公元1949年，人均耕地3亩。

公元1989年，人均耕地1.5亩。

1957年至1986年的29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2.4亿亩，而同期的中国人口平均每年以1400万的速度增长，净增人口4亿多。这一加一减之下，人均耕地到1986年时已经从1952年的2.98亩下降到1.5亩。

1979年至1989年，中国累计减少耕地面积5500万亩，相当于丢了一个山西省；与此同时，人口却增加了1.38亿，相当于江苏省人口的两倍。

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愈来愈突出。

中国耕地减少的速度也十分惊人。

1985年，减少2300万亩。

1986年，减少1600万亩。

1987年开始执行土地法，当年减少1200万亩。

1988年以后，中国的耕地状况继续恶化，尤其是在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中，非法批地、越权批地时有发生，国人称之为“圈地运动”。

1989年，减少耕地625.9万亩。

1990年，减少耕地519.5万亩。

1991年，减少耕地672.5万亩。

1992年，减少耕地1060.8万亩。

1993年，减少耕地937.8万亩。

1994年，减少耕地1177.8万亩。

1995年，减少耕地1197万亩。

1996年，减少耕地1230万亩。

面对着耕地锐减的大趋势，应该说，1997年，是中国政府的理智年、大力度改革年。

1999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土地管理、耕地保护被写入刑法法典，从此，中国在保护耕地上悬起了刑法之剑。

4月1日，首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冻结审批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一年。

冻结，意味着警钟猛击，意味着大声疾呼，意味着唤起国人的警觉，我国的耕地锐减，已到了非采取紧急措施刹车不可的时候了。

中国不但要对中国负责，同时还要对世界负责。

一场成功的变革源自成熟的时机。

1997—2000年的4年间耕地资源的变化情况，有一个显著特点，建设占用耕地虽然得到初步控制，但占用优质耕地仍然较多。同期补充耕地数量加大，但质量不高。耕地从数量上占补平衡有余，但粮食生产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形象地说，1949年以来中国减少的耕地总面积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或两个半日本。

照此下去，50年后，中国人均耕地仅有0.7亩，而联合国公布的人均耕地的极限为0.7965亩。届时，西方预言家的预言将变成现实。

照此下去，100年后，我们的子孙将无地可种、无饭可吃！

一位老人曾言之谆谆：“21世纪，中国经济要出问题，可能就出在农业上。”

大声地就中国土地面对的严峻形势，发出中华大地200年后不耕不种的警告的，是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刘巽浩先生，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耕地每年平均净减少700万亩。1952年到1986年人均耕地减少了一半。1983年后全国平均每年减少耕地1135万亩，以人均1.4亩计算，等于增加了800万人口。而近两年，实际每年人口净增长大约1000万，也就是说减少的耕地数量等于将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所以说控制耕地减少和控制人口增长具有同等意义。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丰则天下安！

古人云：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历史发展的要素，是不可代替的宝贵资源，是一切生产和生存的源泉。“有土地不愁衣食，有粮食不愁生活。”

人只有依附着土地，依附着庄稼，依附着粮食，才能去创造价值。土地不存，国将安附？

按刘巽浩先生所说的速度推算：

5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0.7亩，与眼下日本的人均数相等。日本的粮食有2/3是靠进口的。50年以后，农业大国的中国也要如日本、韩国一样靠进口粮食来维持生计。

这种前景难道还不可怕吗？

更可怕的是200年以后，我们将没有耕地，不耕不种，不稼不穑，密密麻麻的人口拥挤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或者等着救济，或者等着饿死。

谁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为此，我们必须改变耕地减少的状况，并切实控制人口增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特别是占用耕地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忽视粮食生产，忽视耕地保护的思想抬头，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忧虑。2000年底，温家宝要求国土资源部从战略高度，抓好耕地保护，提高大家对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认识。21世纪我国耕地保护目标和对策的总体思路是继续坚持全面落实严而又严的耕地保护总要求不放松。保护目标：2010年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9.2亿亩，基本农田面积不少于16.28亿亩。2030年耕地保有量不少于18.7亿亩。在确保上述耕地保有量的基础上，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高耕地质量，提高耕地粮食生产能力，适应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机制体系、资金保障体系和技术保障体系。

联合国在耕地问题上亮出一盏红灯

人类面临着粮食危机，全球面临着挑战。

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全球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停滞状况。人口的过快增长以及对自然的过度掠取，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不断恶化，耕地减少，地力下降，土地沙漠化，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加剧等等问题，这是近年来世界粮食增长的速度放慢、甚至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的主要原因。粮食危机后面，隐藏着人口危机、耕地危机。

当历史进入21世纪，人类似乎正在变得无所不能。科技的进步和智慧的力量，使人类能上九天揽月，又能日行万里，远古的神话变成一个又一个现实。

但是，人类还有很多事不能，首先是不能不吃饭。这件事，以前不能，将来还是不能。

21世纪一年一年地过去，整个世界感到年甚一年的危机。危机感来自于世界粮食供求的严峻形势。这是一种决不弱于战争的危机。

粮食的危机，已引起了各国的重视，联合国2000年秋季在罗马召开世界首脑级会议，专门讨论解决由于人口增长、产量下降、储备减少、价格上涨等引发的“粮食危机”问题。这是继1974年以来讨论粮食危机的第二次联合国权威会议。

早些时候，联合国就亮出“红灯”，划出一道警戒线：人均0.7965亩耕地，意图在于遏制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锐减，进而解决粮食的危机。确切地说，粮食的危机实际是耕地的危机。

为什么要确立这个警戒线呢？

道理十分简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不能再生，而人类发展和建设却日新月异。

确立最低人均耕地警戒线是要警告人们，使人类的发展和有限的地球资源协调起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人具有超前意识。

一个血管里没有忧思的民族，决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为了不使文明的太阳陨落，人类的发展要有节奏，必须警钟常鸣。因为发展是为了更好地生存，而不是毁灭。

联合国的文献指出，如果一个人一昼夜享有2300千卡热量的食物消费，可达到食物自保，也就是基本上可以维持生命。科学家按这一标准把食物换算成粮食，大约需要的耕地也不一样，如果按全世界平均亩产320公斤的话，人均耕地的最低警戒线应为0.7965亩，这是一条科学的警戒线。

还应该特别指出，人均0.7965亩耕地的警戒线，并不包括工业用粮占地、牲畜饲料占地和建设用地的耕地数。如果中国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中国人均耕地必须要达到1.58亩。现在中国只占世界7%的耕地却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1994年我国粮价陡涨，粮食成了国人、世人议论的热点、焦点。正是这个时候，美国世界观察所新任所长布朗先生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长文，他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需要进口3.78亿吨粮食，而世界的所有粮食出口国加在一起也提供不了这么多的粮食。布朗先生的预言未免有些霸气十足。如同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的指责和“中国政治威胁论”一样，如出一辙。

应该说这是一个国际笑话。

1995年3月，日本专家白石和良先生著文评述了布朗的错误。他指出：“布朗是过分强调特定的条件，使用了特定的参数，因而产生了不符合实际的预测。”

同时白石先生还指出：正是中国自己看到了拥有众多的人口，看到了只能自己养活自己，所以将农业摆在国民经济重中之重的基础地位，实行了许多相应的农业政策。当然，作为一个学者，布朗指出了中国未来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出现粮食危机，值得警惕，我们也要注意防止这些特定的状况发生。

几千年来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饥荒阴影，使人们警觉“饥饿”这一比任何东西都强大的势力，深感作者的“醒世呼唤”并非危言耸听。

粮食危机威胁着我们不断膨大的肚皮，“饥饿”的难题等待着21世纪中国的答案。“杞人忧天”固不必要，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却历来是中国有识之士的传统。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在每一次危机面前都能最终走出一条自我拯救的道路。让警世钟敲起来，抓住最后的希望与机会，用实际行动来浇灌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

中国人以庄严的承诺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将抢走别国的饭碗”的“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

谢谢布朗先生的提醒，不错，本世纪的中国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是：

人口猛增：粮食问题矛盾尖锐。

1991年，世界银行在其《世界发展报告》中预测，2000年时，中国人口为12.94亿，2030年时，增至16亿，21世纪中叶，增至18.9亿时，中国人口才会出现零增长。由于人口猛增，吃饭问题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

1985年到1994年这1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从4050亿公斤上升到4450亿公斤，年均递增40亿公斤。然而我国粮食产业出现徘徊的现象，单产提高有限，5年间有3年减产，1994年的粮食总量比1990年还低164万吨，1990—1993年实际年均递增34亿公斤。但人均占有量却从1984年的398公斤降到了目前的380公斤。就我们自己看，这实在是不小的数字。但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就少得可怜了。

到本世纪30年代，按照国际上公认的粮食过关线人均500公斤计算，16亿人年粮食需求量将达8000亿公斤。而创下我国粮食总产量最高记录的1993年，粮食总量仅为4564亿公斤，仅能满足16亿人7个月的需求。这就意味着16亿人将有5个月没有饭吃，其形势何其严重！

耕地锐减：“生命线”危机四伏。“民以食为天，粮以土为本”。要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没有足够的耕地是不可能的。有资料显示，1959年后的30多年，我国的耕地减少速度直线上升，年均减少800万亩。

1992年前后，不少地方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占用了大片良田。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圈占了2400万亩耕地，相当于一个中等省区的耕地面积。据有关部门统计，仅1992年举办开发区就占用耕地2200多万亩，其中不少是圈而不用、开而不发。

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如不遏制乱占耕地的势头，到2050年我国将减少耕地4.5亿亩，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6亩。严重的问题还有很多：从西北到东北，一条万里风沙危害线横亘11个省区，威胁1/3的国土。

轻农意识使粮食问题雪上加霜。

与耕地、人口同等严重的轻农问题，导致我国农业基础脆弱。

一些农村特别是重要产粮区，片面宣传“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更由于受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的影响，不少耕地处于弃耕或半弃耕状态，种粮食成了一些农民的“第二职业”。

据报载，某产粮大省所辖100多个县市中，80%以上的县市弃耕面积超过耕地总面积的6%。四川某县搞的抽样调查表明，在全县60余万亩可耕地中，至少有2万亩被闲置，这就意味着，该县粮食比10年前至少要减少600万公斤左右。

就现状而言，一方面让土地闲置，而另一方面大量进口粮食，这不能不说明一个严重的问题——轻农意识作祟。

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能够比本世纪中国能否养活为数众多的人民更为重要的了。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诸多方面的考验。只有回答好这个问题，中国才能在21世纪站稳脚根。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对于未来只能选择一次。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始自我们共同的今天。

保护耕地就是捍卫我们的生命线

全球关注中国。

近年来，不少专家对中国粮食问题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

布朗的结论虽是过于武断，他的提问也过于悲观，但他提醒我们一点：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一定要实现粮食自给，决不能依靠别国来满足自己的粮食需求。依靠进口，无异是把嘴巴搭在别人的锅沿上。

从1987年起，中国开始大量进口粮食，1990年净进口粮食达789万吨。从生产上而言，如按现有粮食增产速度，本世纪中期仍欠2000亿公斤以上，比现在世界粮食贸易总量还要多。

从世界范围看，饥饿仍然在威胁着人类。世界粮食市场不容乐观。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粮食产量增长出现停滞，世界粮食贸易量也呈下降趋势，从1987年的2.7亿吨，下降到1993年的1.55亿吨。发展中国家粮食形势更为严峻，世界150个发展中国家，粮食能自给的国家仅有5个，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人数将由目前5.12亿增长到6.28亿。

国际粮情形势已经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21世纪，世界粮食市场没有那么多的粮食满足16亿人口的中国的粮食需求。而港口、运输等条件的制约，巨大的外汇支出，也说明依赖“洋粮”过活是靠不起，也靠不住的。

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粮食形势的描述，也弥漫着浓浓的悲观色彩。至少有两个国际权威组织的报告紧急呼吁：全球粮食产量将至极限，耕地锐减、人口爆炸必然造成粮荒。

有意思的是，这两份报告一份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一份来自美国。而紧迫地面对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耕地问题的亚洲和非洲，却只是这两份报告的读者。

上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说：保护农业、耕地已迫在眉睫。如果今后20年内不采取有力措施，那么全世界将会丧失1.4亿公顷农田。目前人为破坏丧失的耕地已达9亿公顷。

粮农组织的领导人说：30年后世界人口将会增加26亿，即总人口达76亿之多，而世界的农业耕地面积正以每年80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即每年失去一个爱尔兰的面积。这意味着全球必将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有一些人将食不果腹。

在这份报告中，中国名列亚洲耕地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首。

我国耕地人均仅1.5亩，相当于世界人均数的1/3、印度的2/5。在世界5000万人口以上的26个国家中，我国的人均耕地数量仅高于日本和孟加拉国，居第24位。在南方少数地区，人均耕地已经只有0.7亩甚至0.5亩，远远低于人均0.7965亩的警戒线。

对此，我国一些有识之士曾对2000年和2030年我国粮食需求作出预测，大体以人口达到16亿作为计算基础，对粮食需求提出两类方案，一类是低方案，人均400公斤；另一类是高方案，人均450公斤。低方案的总需求量为6.4亿吨，高方案为7.2亿吨。如果到那时粮食播种面积大体保持现有的16.5亿亩的水平，这就要求亩产量分别达到400公斤（1995年为280公斤）或450公斤。基本接近或超过人均需求量，实现供求平衡。我国专家研究，我国粮食产量潜力最大值可达8亿吨以上。我们与布朗的分岐，主要不在需求的预测上，而在对供给能力的估量上，他认为2030年的我国粮食产量要低于现有产量的200%，而供求缺口超过世界粮食贸易总量，从而得出错误结论。

布朗是错了。不过他提醒了中国对耕地保护的高度重视。

拨开世界粮食危机的阴云，中国将拥有未来蓝天与阳光构成的春天。然而，中国在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和目前农业的薄弱状态下，我们不能失去应有的警觉。跨世纪，飘来“粮荒”的阴云，这不是凭空而来的危言耸听。21世纪，我们不能靠人家的“粮仓”吃饭，只能靠中国的耕地、中国的农民，养活我们中国人自己。

危机可以排除，但危机并没有解除。宣言后面还需要行动，需要千万国土卫士的奉献！

中国已作出了承诺，回答世界的只有行动——保护耕地，保护我们的生命线。作家徐刚说过：“一个在血管中不注有忧患意识的民族决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

中国人决不会拿自己的民族命运当儿戏！

波尼亚托夫斯基在《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中说：“生命的唯一答案，就是生存下去。所谓生存，就是思考和行动。”

中国需要的，正是“思考”和“行动。”

在这个事关现代化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不容有丝毫的含糊。

在国土资源部这个最高土地管理司令部里，李元副部长告诉笔者：

面对着新世纪的挑战，我们要像当年打“三大战役”一样来对待这个问题。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耕地动态平衡，保证现有耕地总量不再减少，并且努力增加，这是一个崭新的目标，是不可回避的唯一选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21世纪初，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是人口不断增长的时期，也是保护耕地的关键时期。耕地保护工作必须要抓得紧而又紧，做得实而又实，决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从严管理土地资源的政策，就一定会实现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人类环境的警钟

引子

有感于皇天不再偏爱人类

20世纪90年代，人们期盼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给人类带来祥和、安宁和幸福。当1990年新春钟声敲响的时候，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传来不幸消息。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袭击了该州的每一个村落，积雪封门，3100余间房屋被摧毁，大量人员和牲畜死亡或失踪。据有关地区汇报，那里降的不仅仅是雪，还有冰雹，小的如豆，大的如斗。冰雹发生在夜间零点，不少郊区的蔬菜大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接踵而来的是，美国部分州区又发生了“黑色风暴”事件，黄沙蔽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在这场风暴中，不少人丧生于沙丘，不少人失去了家园。

无独有偶，中国西部张掖地区也发生了较美国更大的“黑色风暴”。黄沙在龙卷风的裹胁下，沙尘翻滚，5米外看不到人。沙走村平，贯通东西的铁路大动脉——陇海线百余公里被黄沙覆盖，通信中断，列车难行，死伤者不计其数。

天公又像一个恶作剧的“孩子”，似乎总与人类过不去。

接着是1991年的夏天，天像开了口子一般，中国江淮大地洪水漫天，至少有一亿多人被分割围困。洪峰过后，有5113人死亡，还有49973人受伤。另外1400万人从洪水中脱身，不过已经无家可归，他们的家不是倾覆就是泡在水里，总计有896万间房屋被毁，还有至少2100万公顷的庄稼颗粒无收。

洪峰过后，排涝系统工程不畅，大水仍然滞留在18个省，一片汪洋。“大难临头”，一个叫王自成的中尉感叹，“天敌也能共生共处”。他看到水面漂过来的草堆上盘踞着黑色的蛇和灰色的鼠，立刻就感到皮肤紧张，爆出一层鸡皮疙瘩。中国拥有的老鼠数量至少是人口的三倍。没有洪水的时候，老鼠横行天下。它们在过去一年吃掉三十亿公斤粮食，给三百万亩森林和三亿亩草原造成灾难，咬伤至少十万人，在东海上能让海军的舰载导弹发射失灵，在大瑶山让列车改道颠覆，在句容县咬死了三个婴儿，在新沂县又咬死了三个婴儿。但现在洪水一来，它们什么也咬不着了，只有和人一同逃命，与蛇共穴。一位从台湾来的记者看到了这场面，惊讶地问：“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水啊？”

雨停了，阴云渐薄，人们的心里却更加阴沉，因为疾病开始蔓延，有痢疾，有疟疾，很多人的脚烂了。在凤台县还发现了霍乱。

事隔两年之后，中国南部以多雨著称的“两广”地区出现奇异的旱灾，到了夏秋之交，又出现了异常的洪涝。暴雨倾盆，连降47天，数万亩良田被冲，颗粒无收。笔者在广西采访时当地领导告诉笔者：那一年，“两广”地区中心工作是北粮南调，救灾救急。成批成队的调粮队伍出发了，粮食也调来了。可是北方的高粱、玉米、薯干之类不适于南方人的口味，“两广”人饱尝了无粮的痛苦。

也是这一年夏天，堪称为避暑胜地的中国东北三省又出现奇热的温室效应。气温高达41度，创下了哈尔滨有史以来气温最高记录。人们不用说干活，坐着都出汗。夜里难入眠，不少人挤到松花江边纳凉，怨声载道。

接着又传来：印度的天字号水灾，街头可以撑船；科威特的特大旱灾，地裂三尺；日本的地震；朝鲜的粮荒；海峡两岸的台风登陆；云南又降了酸雨。“雨露滋润禾苗壮”变成了“酸雨滋润禾苗枯”。

美国公共利益研究集团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过去的十年地球变暖导致的异常气候和天气灾害，在全球夺走了33万多人的生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252亿美元。地球变暖可能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威胁。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是近千年来最热的十年。过去的十年中全球发生的重大灾害比上世纪50年代多4倍，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也多9倍。于是人们开始清醒：各庙的神仙搬家了，皇天不再偏爱人类一族。

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家乡的村庄虽不大，却是一片仙境般的净土。

欢乐的小河绕村流过，河塘铺满了碧绿的荷叶。绿色的河塘，绿色的河水，每到夏季，亭亭玉立的莲花盛开，红的白的，充满诗意。伙伴们下塘采莲，金鲤跳水，涟漪串串。

最近，我又携妻带子回乡，给我留下了最大的遗憾——美化村庄的小河干涸了，河塘中的藕莲不见了。我带着孩子沿河道绕村走一圈，回忆儿时的绿色记忆，似乎也在寻找昔日的欢乐。

如今的村庄已比以前扩大了五倍，干涸的小河外皆是密密匝匝的人家。草房变成了瓦房，有的甚至盖起了小楼。小河圈着的村寨变成了空心村。

门楼都十分气派，可是村庄却失去了绿意。

我为村庄失去小河而感到惋惜，为村庄失去绿意而感到伤心。浮躁的心情得不到寄托，就像鸟儿找不到自己的巢窝，于是我怀着几分懊丧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沉思。

记得启蒙老师讲，人类的天性之一是具有一种求索意识，即一种对精神、对知识、对真理、对宇宙的无止境的探求，其中也包括对自身的认识。进入新世纪的人类越来越面临着新的困惑：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每年千余种生物从地球消失灭绝）和能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能源的浪费和枯竭。

据1998年世界能源委员会发表的数字，按1998年消费量，全球能源已探明的储量中，石油仅能满足人类约50年的需求；天然气仅能满足人类约70年的需求；煤炭仅能满足人类约200年的需求；天然铀仅能满足人类约60年的需求。按此计算，在未来的一二百年内，全球的能源资源将消耗殆尽。所谓资源共享已是一句空话。而自诩为地球的骄子——人类，你该怎样面对残酷的现实呢？

有感于中华母亲河源头出现的断流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

当火车驶过黄河大桥，以重重的车身压在铁路桥上方的时候，车轮与铁轨发出一阵空旷悦耳的撞击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面对着亿年黄河，面对着浑浊、奔腾不羁的巨浪，面对着诗人的千古绝唱，我似乎若有所悟：黄河源，中华民族的根；大河东去，流的是一脉民族的血！应该说这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时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皮肤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的确，天地间还没有其他一种自然力量，曾像黄河这样对塑造中华文明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

龙的崇拜，之所以会起源于黄河流域，正是这条大河流域民族对它的生命的敬畏。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暴戾而任性的大河之一。

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分；也有人说，中华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然而，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着。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象一样复杂。一方面，中国人要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捧上权力的峰巅；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着实地戏弄这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的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正像修建金字塔使埃及人创立了国家一样，同龙王和黄河的搏斗，也使中国凝聚起来。我们的文明史就从大禹开始。几千年来，对水的渴求，对水的依赖，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生存伟力。这种神秘的命运至今还徘徊在干旱的北中国。南水北调就是新时代一个民族的生存决策。

2004年4月14日，新华社传来电讯：自2003年12月以来，鄂陵湖出水口出现历史上首次断流，黄河源头地区的生态全面告急。

气象专家分析认为，全球变暖、生态恶化是造成黄河出水口断流的主要原因。

青海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时兴合对多年气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后认为，1995年以来，玛多县连续9年夏季降水明显不足，气温偏高，出现了跨季节的干旱时段，导致地表水亏缺，是出现断流的基本原因之一。

玛多县气象、水利及畜牧等部门分析认为，造成黄河源头干流出现长时间断流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黄河源头地区出现连年干旱，区域内补充黄河水的众多河流得不到天然降水补给；二是草原退化、沙化严重，水源涵养能力明显下降，导致许多大小泉眼干枯；三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引起分布在黄河源头地区的众多湖泊大幅度萎缩甚至干涸，一些外流湖因此变成了内陆湖。

玛多县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县，这里原本拥有丰富的沼泽湿地，历史上素有“千湖之县”的美誉。如今，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仅剩261个。现在，流经这里的黄河源头干流出现连续跨年度断流现象，表明河源地区的高海拔草地生态系统早已失衡，而且生态环境仍在进一步恶化，大规模综合治理已迫在眉睫。

黄河源头断流，它将预示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8年前，我作为记者采访过黄河下游的滨州，曾写过《黄河断流，苦了滨州》一文，曾讲起一位盼水妈的故事，引起轰动。没有到过黄河边的人当成新闻传说。然则今天的新闻，不是下游的新闻而是源头的新闻，这可就不是一般的新闻了。在我耳中，它是一种警示，值得反思。

据史书记载，黄河在1855年到1972年的117年间，除去1960年因修三门峡水利工程发生过一次人为的断流外，还没有发生过断流。

但20世纪90年代，黄河的断流便成了家常便饭。从1991年到1998年，黄河下游年年断流。按人们的话说，断流是正常的，不断流才是不正常的。1997年，黄河断流河段长达700多公里，全年累计断流13次，最下游山东段断流226天，断流首次在汛期出现，首次出现跨年度断流，这些都创下了历史之最。

正如专家所说，黄河断流是生态失衡，人祸造成。人类创造了文明，文明又将毁灭人类。黄河源头的干涸，这不能不向中华民族敲起了黄钟大吕般的警钟。同时也是对地球人的报警。

中华民族不能没有母亲河，保卫黄河就是保卫我们民族的生命线。这个在抗战时期发出的战斗口号，今天又在163名两院院士的联名签署的呼吁书上重新提出。值得指出的是，上次保卫黄河是与异族的争斗，今天保卫黄河却是战胜自我的斗争。应该说这是生命的底线，这是最后的决战，每个人应该发出最后的吼声！

联合国敲响了警钟

据《新闻晨报》报道，在2004年5月16日召开的上海国际科普论坛会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教授呼吁：当前我国环境问题面临着复杂和严峻局面，对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人民健康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联合国公布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约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我国。

看到这一消息，笔者实实在在地大吃一惊！应该说这是联合国亮起的一盏红灯！

报道中没有提到这些城市的名字，使我感到怏怏不快。我认为只有正视才能解决问题，只有激励才能痛下决心。

1977年，这是中国“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

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的防止城市沙漠化国际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被毫不留情地冠上“世界沙漠边缘城市”称号。同时冠名的还有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世界沙漠边缘城市”——应该说这是世界亮给中国的第一张黄牌警告。

由于北京正视了现实，北京的绿化才驶进了快车道。北京接连端掉了头上的“五大沙盆”，在规划的240万亩风沙危害区内，已有林地56万亩，建成大片林地16.4万亩，果园20万亩，林木覆盖率已达到23.3%。

流动的沙丘被固定，固定的沙丘被改色。

风起沙扬的现象基本得到控制。这些成绩的取得，连走在街头的北京市民也伸拇指称赞。应该说这是可喜的。

然则这次联合国亮起的警示灯，更说明我们在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建设问题的严重性。

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快。应该说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我们不能再重复了。城市发展要规避很多的误区。按照曲格平教授的说法，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曲教授的话是对的，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模式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行其道？

在笔者看来，政府职能的错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守夜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政府的职能主要有4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包括保护环境）、批评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但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拉动GDP增长却成了“压倒一切”的工作重心。这样，政府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势必会陷入两难境地——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就会影响GDP的增长速度；要保持GDP的高速增长，就往往要以资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度污染为代价。在“以GDP考核政绩”的指挥棒下，“不顾一切把GDP搞上去”就成了一些地方的“合理”选择。

市民对城市管理的低参与度是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致力于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相对欠缺，很多城市的主管部门在决定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工作时，还没有做到尽可能广泛地征询市民的意见。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市民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声音常常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表达。

联合国公布的结论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所幸的是，“唯GDP论”的种种弊端已经为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市民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敏感度也大大提高，参与意识也已渐渐“苏醒”，这让我们看到了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希望。

有感于世纪初的中国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20世纪末，21世纪初，政府通过各种政令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征地，这就是中国正在上演的“圈地运动”。圈而不用，使大片的良田沃土逐渐荒芜。

既然圈之，便有圈之的理由。

一年不用，两年不用，三年还不用……同时还有不用的“理由”。

翻翻世界近代史，也许能给我们些许启迪。我们不能步西方“羊吃人”跑马圈地运动的后尘！

始于14世纪末的英国“羊吃人”跑马圈地运动，犹如昨天，历历在目……

英国苏塞克斯郡威斯顿林区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佃户罗伯特·贝勒特的一家人。他们整年整年地把汗水洒在贵族地主的土地上，可又换来什么呢？贝勒特望着孩子们饥饿的眼神，不由地燃起一腔怒火：这苦难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啊！谁料到，更悲惨的命运却在等待着贝勒特一家人……

一个阴沉沉的日子，贝勒特还没下地，突然“砰”的一声，贝勒特家的大门被蛮横地撞开了。门外，站着七八条汉子，手持武器，杀气腾腾。地主约翰·帕尔默一脚跨进屋里，就向贝勒特强索“土地证”。这不是硬要把贝勒特一家逼到绝路上去吗？贝勒特握紧了拳头，说啥也不交出地契。帕尔默一使眼色，那帮恶棍一拥而上，扑向贝勒特，抢走了地契。

正当这些家伙转身离去的时候，贝勒特的小儿子一把抱住帕尔默的腿，就是不放他走。这个狠毒的家伙竟然拔出匕首，向贝勒特的小儿子猛戳几刀。顿时，孩子倒在血泊之中，这帮杀人凶手却扬长而去。贝勒特两眼噙着仇恨的泪水，抱起了死去的孩子。鲜红的血在贝勒特脚下的土地上淌着，淌着……

没过几天，在这块浸透鲜血的土地周围筑起了篱笆，成千成百只绵羊在里面奔跑着、践踏着。

昔日的耕地就是这样变成了牧场。

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土地，是资产阶级血腥发家的基础。这种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在封建制度解体时期的西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过。不过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英国历史上，剥夺农民土地的方式，就是这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英国著名的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其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写：“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马克思分析这个过程时指出：“很大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过来。”就是在这样的暴力剥夺中，一块又一块的耕地，沦为一片一片的资本主义牧场。

仅在16世纪内，圈地面积就占了英国全部土地的一半以上。经过这样的洗劫，英国农村一片荒凉，原来有七八户或十来户的小村庄，如今只剩下一个破羊圈和两三个牧羊人；过去是百来户的大村庄，现在也仅有几户人家了。

千村霹雳，万户萧疏，就是当时“羊吃人”圈地的悲惨写照。

圈地运动给农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血腥立法更激起了农民的满腔仇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一滴滴血泪化作反抗的烈火，燃遍全国。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圈地运动一度沉寂下去，不过历史曾留下惨重的教训。

应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追求发展的速度，曾有过“先上车后买票”和圈而不用的教训；曾有一个时期土地制度的立法迟于改革开放的形势；也曾有一段时间内土地买卖的失控。好在土地管理法的及时出台终止了这种失控的局面。

在改革开放的凯歌声中我们走入了新世纪。今天的中国面临着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一些精明的土地投机商们，再次把眼球投向了不能再生的资源——土地。尽管有土地法的规范，尽管有国务院用地审批的规定，可是一些地方官员仍是我行我素，在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政绩观”驱动下，在土地投机商的银弹引诱下，置国家的长远利益于不顾，敢于以身试法，于是新一轮圈地运动开始了……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风，大有不可遏止之势。国土资源部公开处理的10起较为严重的非法土地占用案，也许只是同类案件的冰山一角。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国家信访办。

这是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崔先生，42岁，一位地地道道土里刨食的庄稼汉子，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语速不快、憨厚老实。他向笔者哭诉着他家失地的痛苦。

那是一片位于307国道一侧的503亩沃土，一马平川，清一色的黄良土，有名的吨良田，是他们村2000人的命根子，也是20世纪90年代划定的百年不变“基本农田”。那里有村民崔先生的5亩承包地，因土质好，他在这片沃土上建起温室，全部种下了品种优良的“乒乓球”葡萄。朴实的崔先生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却不甘贫穷。他很有市场意识，加上他的勤劳肯干、刻苦钻研，他的葡萄园每亩收入高达6万元。他的事迹曾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1996年还曾引来农业部部长亲临他的葡萄园参观指导。

本来葡萄长势良好，丰收在望。崔先生心里乐开了花。然而，他的致富梦想却化为乌有。一天，该村的村长为了圈地竟派人掐断了崔先生等几户村民蔬菜大棚旁的电线。这时正值大地复苏、万物生长的季节，温室大棚里的葡萄更是长势正旺，硕果累累。电源一断等于断掉了农田的水源，等于断了葡萄园一年的收入啊！

原来，村长已把这块503亩地卖给了城里来的一家“倒地”公司，手续没办便急不可耐地开始圈地。一次村委会上，村长交待说这503亩土地每亩交易价是5万元。可后来，不知何故秘密交易价竟改为每亩3.8万元。村民是敢怒不敢言。这些微妙交易崔先生并不气愤。可气的是丰收在望的葡萄园却成了这桩黑色交易的无偿牺牲品。在没有赔偿损失的大前提下，一株株手指头粗壮的葡萄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死的死，蔫的蔫。失去葡萄园和土地的崔先生痛心疾首地哭了。他告到了市电力局，局里派了人来接通电线线路，但被村长拦下了，村长说：“线不能接，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万般无奈之际，他走上了上访的路。

然而，心虚的一村之长，因为这500多亩良田国家没批他就圈上了，他清楚圈地就是犯罪的行为。就在村民崔先生上访之际，他一边指使亲戚栽树，用他的话来讲，这是调整农业结构，不种粮而改作种树，记者来了也好挡。他又一边指使跟踪上访的崔先生，怕他把问题捅大。因此，崔先生几次进京，几次被“请”了回去。但他并不灰心，他坚信党的政策，他坚信触犯法律的人必将受到国法的严惩。

古人云，但存方寸土，留给子孙耕。站在地球村的高度，再看眼下的圈地运动，为了一己、一村、一镇的眼前利益，为了追求铜臭的效益，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实际上钱算个啥？说白了还不是人造的纸。只有资源最重要，它是祖宗留给人类的饭碗，人类要持续发展，不能只顾我们一代人啊！

再说土地资源的特性是不能再生。“五行”之中尊土为首。随着人口的增加，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联合国粮农委员会早已向我们亮起了红灯。耕地减少340余万亩，这就意味着又有百万计农民兄弟失去了土地，成了种田无地、打工无门的失业农民。

囤中无粮，心中就慌。土地是国民的命根子，是社会安定的因子。

翻开这一卷卷扑朔迷离的土地案宗，不难看出民告官的案件逐年在增加，信访处的同志惊骇：“违法用地的主体在发生悄然变化。”过去是个体，现在是集体。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以权代法，违法行为猛增。应该刹住这股圈地歪风。在与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张新宝局长的交谈中，我看到了希望，同时也感觉到执法任务的艰巨。看来人类要超越自我十分困难。面对着自然对人类的警告，为了子孙后代，人类必须迈过超越自我的坎！

重新构建人类内心的敬畏和信仰

当我们跨进21世纪的时候，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摆在地球村村民的面前：全球变暖，生态恶化，资源危机，臭氧层减小，物种在加速灭绝，传染性病毒变异，人类面临着种种劫难。君不见黄河源头的断流，给中华民族的生存笼罩上阴影；君不见后工业文明制造的酸雨，却是大地万种微生物的天然杀手。人类在向现代化社会的推进中，充分享受着现代文明，出行的便利，通信的畅快，同时也给自己掘好了坟墓。不是吗？从大自然的轰鸣“雷声”，到各国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从来自全球的各种特大灾难现实，到纽约联合国大楼频频传递的红灯警告，此时，人类已经行至到一个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人类将面临着抉择。

重新认识地球、宇宙，重新构建人类内心的敬畏和信仰，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应该说人类认知宇宙自然有局限有偏差。

整个20世纪的物理学实质上是构建在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基础上，正如有识者指出，“相对论指出了人被时空界定的上限，量子论提出了人的生命及一切物质结构不可知的下限”。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以科学良知提出了测不准原理，然而，这恰与他对因果关系的哲学探求相矛盾，他在科学上的伟大与其精神冲突的强度是同步共存的。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同样怀着对宇宙最终规律的不可遏制的求索冲动，以后半生致力于统一场理论的研究。然而，他在晚年也发现，由于认识的局限，终极性的问题本质上或许只能归于审美理想和信仰的范畴。

其次，人类征服自然的努力也遭到自然的屡屡报复。人类由此发现，除了认知的局限外，还有自然和环境的局限。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其有关环境保护的报告中曾提到这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主义观点，即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宇宙的病态，现代人是一种“宇宙之癌”。人如癌细胞一样，繁殖极快，夺取了一切生存空间，扼杀了其他的细胞（物种），从而破坏了宇宙的和谐。对人类而言，这样的结论真是莫大的悲哀和不幸。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即“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许，人不应自诩为“万物之灵”，而应对自然万物抱有较为谦虚的态度，甚至可以保留一些远古时人对自然的敬畏。回归自然，“天人合一”——这是宇宙大法，宇宙之理。

说起天人合一，不能不谈到老子。在世界百位名人排座次的时候，中国宇宙哲学家老子，名列榜首。严格意义上说这是西方人的观点。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老子崇拜，西方人要强于东方，外国人要强于中国。为什么呢？同样在全球工业化的进程中，西方人也遇到了中国一样的问题——全球变暖，生存环境恶化，人类面临着发展的抉择。他们也在寻找理论的支撑。他们睁大眼睛找来找去，引经据典，后在世界的东方发现了亮光的闪烁——这就是老子的《道德经》，这是一部让人难解的玄书。它能化解现代人的困惑，规范人类的行动。因此西方人的“老子热”要早于中国半个世纪。

实事求是地说，这部中国人的玄书不是中国人读不懂，而是“人定胜天”的观念让它束之高阁、尘封起来，抑或是在“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大背景下大相径庭。于是人们在批判着“无为而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高歌中战天斗地，直到人类受到了天道的惩罚而觉醒。

这个“道”就是老子所讲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宇宙之大本、之源头，那么它又是怎样形成宇宙、天地、万物和国家的呢？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做了说明。

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里的“一”就是一个宇宙整体；“二”就是天与地；“三”就是天地所生之物。以此推理，物生物也，万物皆出。但“人”是万物之灵。故“道”的重要目的，还是在于生人。有了“人”便要讲“德”。

老子《道德经》的第二个主要内容，就是讲“德”。做人要讲德，治国也要讲德。《道德经》讲到“德”的地方也有四十四处之多。那么“德”究意是什么？也就是说“德”的定义为何？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特，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谁才能有这样的“玄德”呢？那只有“道”、天地与阴阳，只有它们才能如此无私无我地生长与泛爱万物。人类呢？那只有父母之于子女，才可勉强与之相比。其次就是圣人，为什么圣人也有如此之伟大呢？因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善者吾善之，上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这就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以全人类为一家，视人之饥为己饥，视人之溺为己溺，视人之父母为己之父母，视人之子女为己之子女；微圣人，其孰能之！

由于“德”如此天真纯朴，故能“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这样，有“德”之人岂不是无往而不利吗！“德”既能发生如上之无限作用，当然它就可以感动人以德为本，主动去与天沟通以建立天与人的关系了，老子说：“治人事天，莫如啬（谨慎）。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则可以有国，有国之母（以德为本），可以长久。”

这样，不但将“德”作为“治人事天”的标准，而且也就成为“天人合一”的关键了。同时也说明了必须有安邦、治国和平定天下之美者，才能称之为玄德。

有德有道，国泰民安。

人类，学习老子《道德经》，摆正天、地、人的位置，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将是新世纪的热门话题。因此，人类必须更自觉地忏悔以重建我们内心的敬畏和信仰。

大地沉疴

引子

沙进人退，中国正面临着从西到东的大迁移

让我们走进历史吧！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旬邑县，近年来考古学家与地质学家们陆续发现并出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古象化石等各类古化石，从而惊喜地揭示了黄土高坡的远古之谜——1亿年前这里是烟波浩渺的茫茫泽国；300万年前，这里到处是茂密的森林及气候湿润的大草原。

在今天黄土高坡的干裂与当初的湿润之间，似乎除了时间以外一切都被风化了，只剩下沙丘的废墟，显示出不堪的丑陋和粗鄙。

300万年前的森林和草原离我们太远了，也许我们在1600多年前的尼雅废墟上，可以更容易找到一点历史的感觉。

沙漠是什么？

对于生活在沙漠以外的居民，对于没有进行过沙漠探险的普通人，沙漠只是一种陌生而遥远的存在，在摄影师的镜头里，无尽绵延的沙丘唤起的是诗一般的意境，而那个奇异的东方女子三毛，更是用文学家的笔触，将世界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描绘得出神入化，如泣如诉。

沙漠是什么？

一个戴着近视镜的中年人指着窗外漫天混沌对笔者说：“这种在天空中处于悬浮状态的是颗粒最细的一种沙尘，它们在风的吹动下能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中国的黄土高原就是由这些粉尘经过几百万年堆积而成的。那种打到你脸上的，是粒径较大的一种，被风吹起会移到几米之外，沙漠中沙丘的移动就是这样进行的……”

这位娓娓讲述沙漠变迁故事的人，就是如今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的学者、考古学分支之一——“沙漠考古”创始人，现任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的景爱先生。

如今，沙漠化已被联合国列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环境问题之一。

中国的沙漠化问题十分严重，沙漠、沙漠化土地已约占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还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我们必须为自己盲目无知的行为反思！”

为了证明人类活动对沙漠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景爱和他的伙伴已经将他们的双脚踏向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在茫茫沙海中，他们搜寻人类活动的遗迹残骸，通过对湮埋在黄沙下的黑土层的考古分析，找到人类历史各个时期活动的踪迹，通过对人类各个历史时期活动的考察，与沙漠变迁相对照，并通过文献考古资料的佐证，得出人类活动对沙漠变迁影响的结论。

提到“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景爱说：“迄今为止，进去科学考察的人总数只有百人左右，能活着回来算是我的运气。”当代著名科学家彭加木，探险家余纯顺就是在沙漠中遇难的。被它吞噬湮埋的，又岂止是几个人的生命？很多喧嚣和辉煌不都在沙鸣声中沉寂破碎了？等待人们凭吊的只是沙粒中的瓦砾、白骨和风中干裂枯死的胡杨红柳。

沙暴对人类的袭击，已不是一次两次了。

1993年5月5日下午，一场逢甲子一遇的罕见的沙暴自西向东席卷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部分地区，受灾最甚的是金昌市、武威市、古浪县。沙暴所过之处便是一片漆黑，黑风以每秒25米的速度呼啸而过，空中尘埃滚滚，惊雷轰响，在天地混沌之中只有风声雷声雨声飞沙走石声以及近处传来的哭喊声……

在这场黑色沙暴中，武威、古浪两地共死亡43人，其中小学生33人，年龄最小的6岁。仅仅3个小时沙暴的肆虐，死亡与悲惨便笼罩在陇西土地上。死亡者、失踪者绝大部分是少年儿童，他们的抗灾能力最弱。总共死亡67人、重伤100人，损失羊32000只、家禽10万只，倒塌房屋4320间，受灾耕地面积96.6万亩，被刮断的电线杆750多根……

使陇西人丧魂落魄的夺命沙暴是怎么形成的？也就是说当天上无法预见的黑风滚滚而过时，戈壁与腾格里沙漠的躁动又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揭竿而起？

生态学专家指出：自从1928年陇西地区出现过一次沙暴，多年来，这一带的人类活动严重破坏了植被和地表结构，生态环境继续在严重恶化中。

这是苍天在20世纪的第二次警告。

沙暴或者叫黑风暴的含意包括：它是一种由于强风将地面沙尘卷起，使天空能见度达到零的极恶劣天气现象。

无独有偶。

1981年5月10日，京通铁路敖汉旗段竟在一夜大风之后，被黄沙阻隔了数十段，造成全线停车72小时之久。这就是曾震惊全国的“沙阻事件”。

绿色文明的毁灭，大体上经历两个过程，先是人类的掠夺性破坏，再是沙漠的吞噬。

人被沙漠赶走。

在这被沙漠追赶的过程中，人格日益矮化，环境日益恶劣，绝望是沙漠中最可怕的遗传基因。

新疆人已经退到了天山脚下。

天山的雪线也在后退之中。

沙漠驱赶人类已几百公里之遥，最后我们跑到哪里去呢？

从“风吹草低见牛羊”到“风吹草低见兔子”

沙漠化意味着贫困和落后。

如果把沙化比喻为大地的癌，那么草原的沙化则意味着草原得了癌。

中学时的地理教科书上描述了中国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情景。前者给我留下地狱般的阴森，后者给我留下想象中的美好。特别是北齐民歌描绘的，又使之增添了一层诗意的光环。每当我吟诵“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心头总涌起一种勃发的冲动。

然而，当我真正伫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时候，我却失望了。映入眼中的是半沙化的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已不复存在，用“风吹草低见兔子”形容倒更贴切。有的地方甚至连兔子也难以掩身了。空气中飘散着沙粒，刺人眼睛，倒人胃口。就连羊儿的叫声也失去了先前的魅力。强烈的反差，心灵的潮涌一落千丈，使我写下了《草原，你别哭泣》的散文。

据当地老乡介绍，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古自治区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水美草丰”的美丽草原。然而几十年后，这里88个农牧业旗县中有72个已是沙漠、半沙漠地区，形成沙化贫困的局面。

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会刮沙尘暴，恐怕没人会信。

1995年4月至6月间，海拉尔市附近连续刮了3次沙尘暴，以至引起诸多国内外生态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如果把风沙比做草原眼泪的话，美丽的内蒙古草原已经在“哭泣”。

1988年至1995年，呼伦贝尔累计新增耕地500多万亩，约占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其中违法开荒200多万亩，绝大多数是挤占草场和林业用地。

仅1995年一年违法开荒就达120多万亩，相当于全区一年开垦宜农荒地的总和。鄂温克旗内生长樟子松的沙质土地被垦4万多亩；莫力达瓦旗次生林减少400多万亩，一些河流干涸。现在，全盟已出现4条流动沙化带和若干斑点状的流动沙地，草场退化、沙化面积已达3100多万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20%以上。

一面是绿草茵茵的天然草原，一面是剖肠解肚的开垦耕地。难怪有专家说，一位领导坐飞机赴东部灾区视察时，看到绿色的草原上机耕人忙，出现了极不协调的一片片黑色……

尽管呼盟盟委、行署及所属各旗市政府很重视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但必须承认，缺少科学合理并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的土地利用和一些单位及个人的随意性开荒，造成了农牧林用地的严重失衡。

知情者都知道，现在的呼伦贝尔草原与20世纪60年代比较，可算是“面目全非”了。

统计资料表明，呼伦贝尔草原平均每年退化140多万亩，专家疾呼：能刹住呼伦贝尔违法开荒风，其他市就有办法了。

沙漠化问题是严峻的，它产生的危害已遍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10亿人面临流离失所以至死亡的危险。中国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比中国现有耕地面积总和还多。

关于中国土地沙漠化最严重的时期，以景爱为代表的专家们焦虑地说：“是现代，尤其是‘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这两个时期。”

如果说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为了生存或军事防御而进行的毁坏自然的活动，给草原带来的是缓慢的、小范围的沙漠化，那么，以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农机设备，有计划、大规模、见缝插针式地对草原进行开垦，给草原带来的将是急速、毁灭性的沙漠化。

最早在沙漠化草原上繁衍的人类，是属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游牧部落。由于他们从事的是放牧活动，吃的是牛羊肉，烧的是牛羊粪，住的是蒙古包，并且人口相对稀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草原所造成的破坏是很微弱的，完全处在草原自然复苏能力范围之内。如果没有农业民族对草原的进驻，没有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草原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是不会改变的。这不是古人的错位，而是今人的错位。

农业民族不会放牧，他们世代以农业为主。要生存，就必须开荒种地，砍伐森林。然而在中国北方地区，薄薄的地表土层下面，却是地质时期形成的厚厚的粉沙，于是开荒种地的结果就是土地的沙漠化。

在化德县德善乡和胜村，笔者见到一位姓宋的老农民，他很遗憾地对笔者说，如果那时不开这么多地，现在光养羊也富了，可现在连肚子也吃不饱。

笔者在村里和村的四周连棵树都见不到。该村前面倒是有一片未开垦的天然草场，但已见不到多少绿色，几条沙带如黄龙般卧在了里面。村民们说，70年代初，这儿的草还能没脚脖子。

从化德县西行到达茂旗，一条东西长380多公里，南北宽100多公里的风蚀沙化带已经形成，涉及8个旗县，这一地段在20世纪初还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好地方。化德县风蚀沙化面积达250多万亩，植被覆盖率由80%降到30%，沙漠化耕地达40多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7%，尽管化德县现在耕地面积比50年代扩大了5倍，但粮食产量却减少了50%多。

开垦荒地种粮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嵯岗牧场过去开垦了35万亩耕地，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固定与半固定沙丘面积已经占到垦区面积的40%。有部分风蚀严重的沙地每年以30～50米的速度推进，形成流动沙丘。相当部分农田实际已不能耕种了。

都说内蒙古大草原，都唱内蒙古大草原，这个大草原现在到底能养多少畜，真正知道的人恐怕不多。

上世纪60年代，全区畜均占有草场近百亩，70年代降为50亩，现在不到30亩，2010年牲畜总量达到7000万头（只），草畜矛盾更加突出。因此，改变养殖结构，大力提倡种草种树，杜绝盲目垦草种粮才是我们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在科尔沁草原，以往的垦荒，大多选择在土地肥沃的河流沿岸，到了上世纪50年代及70年代的大规模垦荒，则深入到土壤层最薄的坨沼地区，正如当地群众描述的“一年种，二年扔，三年变沙坑”。这样的生产活动是不论代价，不计后果的。

以1958—1960年呼伦贝尔草原的垦荒为例，由于国营农场一建立，就拥有以拖拉机牵引的农业机器，人类在对自然的侵犯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仅两三年内，就开垦出占全国垦荒面积8.6%的20万公顷耕地。由于拖拉机的掘土能力强大，对地表土壤层的伤害是以往人力、畜力垦荒无法比拟的。在土壤层薄弱的某些地方，甚至在开垦的初始就已把地底粉沙翻搅到地上，在地表造成风沙活动区。也许，在垦荒的头一两年还丰收可喜，然而，当这样的挖掘年复一年继续下去，后果如何？1960年建立的呼伦贝尔达赉湖北岸农场，1961年的粮食产量每公顷仅为135公斤。海拉尔附近的农场，在1961年几乎颗粒无收。从“大跃进”开始到1963年，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呼伦贝尔草原废弃的耕地达15.1万公顷，占当初垦荒总面积的76%。以森林涂炭、草原消失的代价换来的竟是土地的沙化荒芜。

以额济纳绿洲为例，1949年额济纳旗仍以牧业为主，没有农耕，当地仅有居民两千，牲畜不到3万头，到1986年，居民增加到1.3万多，牲畜16万多头。由于大面积毁坏森林开荒种地，到1989年为止的40年内，额济纳绿洲上的胡杨林由40年代的5万公顷减为2.6万公顷。胡杨林的消亡，使灌木、草丛失去保护大量死亡。额济纳绿洲上曾经生长着200多种植物，至今仅剩30余种，并且多半是劣质、含毒的杂草，牲畜无法食用。

森林的毁灭，草场的消失，土地的沙漠化，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失控。额济纳河水源的减少，与人类的行为有着直接关系。1927年9月的河水消退季节，在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徐旭生的日记中，曾是烟波浩淼、乘船以渡的景观。自50年代以后，由于在额济纳河上游修建了许多水库，致使该河一些支流断流。由于额济纳河下游常年干涸，导致沿岸树木枯萎死亡，整个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马儿庄乡素有“甘草之乡”的美称，是大西北的一颗璀璨明珠。

甘草，号称“黄宝”，有镇咳、去痰、解毒等作用，是很好的中药材。盐池县马儿庄的乡亲们更是自豪地宣称：宁夏最好的甘草在盐池，盐池最好的甘草在马儿庄。

1992年3月，仿佛是一夜之间，一车又一车来自同心、海原等县的农民闯进了马儿庄，他们像“海盗”一样，每天来马儿庄挖“宝”的人达5000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景观壮阔，浩浩荡荡，连续6年不断，最后人数达到数万人。6年来，马儿庄乡被挖走的甘草超过了4000万公斤，78万亩草原有50万亩遭到了破坏，其中15万亩被反复“深翻”，成了发育沙漠的绝好温床。

土地是有限的，草原的复苏能力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内在定律是恒定的，而人类攫取的欲望却是无限的。如果人类不及时解决草原环境潜伏的危机，如果人类不能学会善待自然，像额济纳、呼伦贝尔等沙地中的神奇绿洲，终有一天，也会像古老丝绸之路上曾有过的许多绿洲和璀璨文明一样，难逃被黄沙湮没的厄运。

莫让北京变“楼兰”

草原沙化了。

张北沙化了。

沙化在向长城进军。被长城“保护”的北京还远吗？

沙化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们心灵上的沙化。

联合国的生态学家们预言，50年后，向前推进的沙漠有可能淹没掉三四个非洲国家时，中国的前景一样是不可乐观的，甚而更为可怕。从卫星遥感图上，中国西部风沙线的大举入侵，包括呼伦贝尔的将要沙化，已使北京、天津、沈阳等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处于沙漠的包围中。

当年的辽沈、平津战役使三座城市获得了新生，如果未来的沙化使三座城市沦陷，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三北防护林这道绿色长城。严格地说，三北防护林还是一道尚未完工的、脆弱的防护体系，而从攻防战的常识来说，任何防线都是可以突破的。

即便把当今的三北防护林假定成为自身坚固的即不会被破坏的相对已经完善的一个体系，那么如果没有它覆盖下的辽阔土地上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它又怎么有能力拒千里狂沙呢？

何况，在利益的驱使和长官意志作用下，绿色长城更显得单薄和脆弱。

北京，中国的首都。

每到秋冬，人们就感到沙打脸的滋味儿。

沙打脸，意味着什么？

天津人每天都要清除窗台的沙尘。

关外的沈阳，更让人担忧。

在沈阳市所辖的康平县内，便可眺望从内蒙古科尔沁沙漠刮来的滚滚黄沙，遮天蔽日，已越过沈阳市的边界，以每年30米的速度南下，直扑沈阳城。沈阳离康平举步之遥。“辽沈战役”获得新生的这座新城，离新的“沦陷”不是也不远了吗？

康平县包括林地、水面在内的320万亩地域中，已经沙化半沙化的土地为108万亩。全县与科尔沁沙漠接壤的114公里边界线上，22个风沙口以平均5公里一个的密度分布着，成千上万吨黄沙从这些风口刮进康平县境内，全县的纯沙丘面积已达3万多亩。

在一块失去良好植被、生态破坏严重的土地上，大风移动着沙漠，这移动的过程是占领良田毁坏庄稼的扫荡。康平县的农民经历过河南种地、河北出苗的怪事，那是风把种籽刮跑了。1993年4月，一场8级大风把一座沙丘在24小时之内往南移动了12米！

康平县的另一种景象也是发人深省的！几十米高的大沙丘已被推进到距村民住宅仅20米处，一棵棵高大的杨树和柳树挡不住这沙丘的移动，面临着同样被埋没的危险。

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绿色还缺少纵深、立体的防御能力，面对着一片大漠，单一的防护林几乎是不起作用的。最后遏阻沙漠的行动是必须要在沙漠中营造绿洲。

可以说沙漠是地球表面最不安稳的、生命力又很顽强的“流浪者”。

没有比处于风沙前沿的农民更能体会这风沙的滋味了。人们无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一场大风到来时，随时都有可能弃家出走、望沙而逃。你会看见沙丘在移动中吞没你住了多少年的老房子，屋前的几棵树，屋后的一片菜园，一切都没有了，世界消失得那么快。

在此之前，是长期地咀嚼、吞咽黄沙，“一天吃进二两土，上午不够下午补”。

最后的努力仍然是种树。春耕时节，康平县的农民们纷纷倾家而出刨坑、浇水，农民说：“我们这里没有了树木就啥也没有了，没地种庄稼，农民咋还能有活路？”

这是庄稼汉的朴素的语言，种树是为了人的活路，这是无可奈何的，却是黄土地上的真理。

沈阳，作为辽宁省的省会，与所有中国的大都市一样，繁荣与风险并存。

科尔沁沙漠南下侵吞法库、康平两县，只是近期目标，真正有吸引力的是沈阳，这个世界闻名的大都市。

沙漠化已经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了，差别只是地域的远近、时间的早晚而已。撒哈拉沙漠以每年30～50公里的速度南侵，流沙前沿的总长度达3500公里，同时又以每年1200万亩的速度向地中海扩张。仅仅半个世纪，由撒哈拉沙漠吞并掉的宜农宜牧土地为65万平方公里，不少历史名城也随之葬身沙海。

全世界由于沙漠化而失去的土地，每年达6万平方公里。我国耕地中的沙漠化面积，20世纪50年代初为13.7万平方公里，到70年代时已为17.6万平方公里，此后便以每年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如今沙化土地占中国土地面积的13.5%。

我们谁也不会在乎时间序列中60秒钟的运行，可是天宇、大地在这1分钟里却是变幻无穷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每分钟有4.5亩的耕地沦为沙漠。

专家指出，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是社会现象，具有二重性。“沙漠化二重性命题”的提出，应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对于人类正确地认识沙漠，合理地在沙漠地区从事生产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如果沙漠化纯粹只是自然现象，那么人类的任何举措都是徒劳。然而，如果沙漠化的成因不仅仅归咎于自然，那么人类就有必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这正是专家们的沙漠研究所要证明和提示人类的。

或许仍然有人为沙漠化成因的自然属性辩护，为什么南方不曾出现沙漠化？当专家告诉我们，邻近北京的河北木兰围场，并不属于干旱地区，却在短短100年间由昔日的皇家森林公园变成今日的黄沙遍布；当专家提醒我们，即使在湿润的江南鄱阳湖畔也同样发生着沙漠化的剧变，沙漠化的演变甚至发生在大海之滨，在福建、在海南，我们还能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出？

正如著名沙漠学家、国家环保局沙漠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震达先生为《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著者提出“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是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这一论断对制定防治沙漠化的基本对策，将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现代文明或建立在沙漠之上，风一刮就会吹跑。因此建立现代文明、保护古代文明必须珍惜绿色，保护生态，珍惜生命，提高生存质量，要从脚下做起。人人是形象，个个是环境。这不仅要求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每个有良知的国人都要这样做。

沙进人退大势逼人。

我们不能再麻木不仁了。

皇天后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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