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永灵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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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大国崛起试读：
自序
大国好还是小国好通常是一个在哲学上可以讨论而在现实中却往往无法选择的问题。古往今来，推崇和向往小国的不乏其人。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就是“小国寡民”的提倡者。他在《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中这样写道：“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连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也指出：“尽管道德和文化水平不同，小国一般都比大国容易谋生和安居乐业。”的确，从理论上说，小国是幸福的，因为国家小，统治者就很难有太大的野心，因此不会将资源浪费在追求荣誉上，而对荣誉的追求，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造就了累累白骨，使无数的财富和文明成果化为灰烬。
但是，国家定位又总是无法选择的。且不说作为其基础的国土规模、人口数量、资源多寡及地理位置是与生俱来或难以更改的，就生长于竞争激烈、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体系的每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没有大国的身份（特指具备客观条件的国家），似乎很难有国家的繁荣与生存。托克维尔在指出小国幸福的同时，更强调了大国的好处和必要性。他认为，“大国的存在为国家繁荣提供了一个新的因素，即力量”。因此，“小国之所以往往贫困，绝不是因为它小，而是因为它弱。大国之所以繁荣，绝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强”。而且，“在大国，由于领土辽阔，所以即使战祸连绵，也能使人民群众少受灾难”。从另一方面看，黑格尔所说的个人寻求承认的欲望也体现在国家身上。作为国际体系的一员，国家就像个人在社会中所做的那样，渴望荣耀与成功，希望能名垂青史。寻求承认的斗争既是个人行为，也是国家行为。
所以，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就是，几乎稍有条件的国家都会奔着大国地位而去，大国的兴衰与沉浮成为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而与之相伴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似乎也就成为大国崛起的不二法门。
当然，大国的崛起并非易事，有成功的，就必然有失意和失败的。从中世纪晚期开始，波兰就是欧洲的大国，但至18世纪末终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殆尽；中世纪欧洲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进入近代之后也沦为一盘散沙；至于说曾经辉煌的大帝国——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在19世纪更是遭受了彻底失败和被掠夺、被瓜分的命运。而对那些成功者来说，其秘诀不外乎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三项条件，换句话说，就是由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所谓天时就是机遇，即正确的时间。机遇是转瞬即逝的或时过境迁的，每个大国在崛起时几乎都抓住了某种机遇，如大航海时代的贸易与殖民机遇、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发展机遇以及被迫开国后的改革机遇等；所谓地利就是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即正确的地点。保罗·肯尼迪在论述近代早期影响一国国运或者说国际竞争能力的因素时特别强调了两点：财政与地缘政治。他非常推崇所谓的侧翼大国，如英国、俄国、美国、日本等。这些国家进可攻、退可守，既可以避免对国际事务不必要的卷入，又能使国家战略选择相对简单化。所谓人和就是要有英明的领导人或统治精英群体，即有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纵观各个崛起的大国，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无一不涌现出一个或若干杰出人物，由他们引领国家走向正确方向，如英国的资产阶级新贵族，沙皇俄国的彼得大帝，法国的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德国的俾斯麦，等等。
不可否认，以上种种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又是通过战场的较量，以血与火的形式将一国推向大国宝座的，大国的崛起与战争之间就这样建立起某种似乎是不解的渊源与必然的联系。至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很自然要转向中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当下的中国，大国崛起都已经是事实而非未来愿景——如果GDP和军费开支都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家还不算大国，那还有谁能算是大国呢？但是，中国的崛起如果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譬如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说中国梦，现实与理想之间显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毕竟，中国此时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人均GDP和科研创新能力在世界排名靠后；中国也缺乏拿得出手的软实力。
回顾过去，如果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大国崛起的1.0版本，那么下一步就是向2.0版本迈进。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用著名学者许纪霖的话说，就是“富强的崛起”与“文明的崛起”的区别，前者指的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即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后者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曾经向人类贡献了影响至今的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显然，中国的崛起决不能止步于“富强”，而必须要走向“文明”。
那么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毫无疑问，它既不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也不是对西方文明的简单模仿和追随。中国需要的是在普世文明之内走自己的道路，通过在融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
这样的崛起对中国来说任重而道远。
然而，问题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个似乎更大的悬念摆在中国面前：以和平方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的中国，还依然能够不通过战争达到“文明的崛起”吗？中国能否终结大国崛起必须以战争来完成的魔咒？
这又一个巨大的考验。
希望《战争与大国崛起》一书能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有益思考与启发。2014年12月22日，武汉第一章大国、崛起与战争
什么是大国？历史上有哪些国家可以称之为大国？近代以来战争的形态经历了怎样的演进？大国崛起的内涵是什么？大国崛起为什么要以战争的方式完成？
2014年10月，当中国人从“黄金周”假期休假回来后，突然发现自己即将成为全球GDP第一国家的公民。10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2014年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该报告显示，2014年美国GDP将是17.416万亿美元，中国GDP将达17.63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自从1872年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至今，首次在购买力水平衡量的GDP上落后于另一国家。
无独有偶，世界银行也进行了类似统计，显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14年10月10日超过美国。
对于中国经济规模此次“第一”，各界人士几乎均表示“要淡定”。大部分普通民众也认为，这个“第一”与实际感受“有出入”。
而媒体给出的标题则是：中国经济又“被第一”了。
对购买力平价这一衡量经济规模的标准存在质疑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即便中国名义GDP超过美国，也不能说明什么——中国GDP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这在学界不是秘密。
首先，英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人均收入也达到世界前沿水平。而在人均GDP方面，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可能是50年或70年。2013年世界各国GDP的排名，虽然中国位居第二，但按人均算，中国GDP远远排在了第九十九位；而以人均收入而论，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6629美元，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被甩在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国家之后。中国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看着这样的清单，我们又如何能领受GDP“世界第一”这份“殊荣”呢？
其次，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经济总量往往并不能发挥太大作用。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最终依靠的是自身创新能力，这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直到1895年，中国经济总量才被美国超越，但这并不妨碍西方列强在战场上一次次打败中国。保罗·肯尼迪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所以，他并未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看作是大国。当前，中国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是仍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如果继续依赖这样的增长模式，不但国际竞争力难以提高，而且也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总之，先进的生产力比GDP更重要。
另外，从老百姓的角度看，GDP指标并不能体现诸如生活环境、社会安定、生活服务条件等与自身生活质量切实相关的因素。
对于今天中国的实力与处境，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王辑思教授有如下定位：“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大国。我们是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却在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我们的影响正在迅速传遍全球，却还没有在亚洲获得主导地位；我们拥有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还不具备足以影响外部世界的价值体系；我们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却又受到西方的制约，需要努力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
这说明，建设一个强大而美好的国家，中国任重而道远，我们仍要虚其心，淡其名，顺时应势，自强不息。
进入21世纪，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爆炸式增长，有关大国崛起的话题开始在国内媒体和学术界走红。不仅保罗·肯尼迪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再度出版并畅销，中央电视台还制作了既叫好又叫座的《大国崛起》系列专题片。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人们按照当下的需要去重构历史。对大国崛起的研究反映了今天中国的现实和需求。
大国崛起总是与战争相伴，以致造成一种思维定式，即战争是大国崛起的助产士、催生婆，大国崛起必须以战争的方式才能完成。在历史地考察大国崛起与战争的关联之前，我们需要对本书所涉及的三个关键词做一个严格界定——什么是大国？什么是崛起？什么是战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厘清历史上大国崛起与战争的关系，以及战争在21世纪大国崛起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一、什么是大国？谁是大国？
从中文的字面意思来看，大国显然包括了两层含义——规模的大与实力的强。据此标准，近代以来可归入大国之列的国家屈指可数，即便英、法、德这样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强国，若去掉殖民地，也达不到大国的标准——从国土和人口的规模上看，它们只能算是中等强国。显然，大国之大，更多是指强的意思，英文的“great powers”更贴切。过去我国称西方大国为“列强”，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准的翻译。
今天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于16世纪大西洋沿岸的西部欧洲。以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为契机，西欧人凭借其在技术，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通过海洋这个四通八达的载体，获得了以往一向为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所独有的机动性和军事优势。结果，世界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新的权势格局里，欧洲成为核心，成为非欧世界的入侵者、统治者。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在18世纪末传到美洲，在20世纪又扩散至全世界。所谓大国，实际上指的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佼佼者。
那么，大国或者说强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大国必须是能够自保的国家，在竞争激烈、弱肉强食的近代国际体系中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并确保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当今世界，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与秩序还有待实现，但小国、弱国的基本生存是有保证的，国际法、同盟关系、地区组织、联合国都构成了对潜在侵略者的强大威慑与制约。因此，从二战结束至今，鲜有哪个国家丧失了主权。
但是，在近代的欧洲乃至世界，一国使用武力吞并另一国或强迫其割让领土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做法。也正是凭借此种方式，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才能建立起比本土大若干倍的海外帝国，沙皇俄国、美国才能扩张至今天的洲际规模。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国家暂时消失了，如波兰、印度、朝鲜，一些国家则永久性地成为一个更大国家的一部分，如17、18世纪的德意志诸邦国，在19世纪由普鲁士统一成德意志第二帝国，更多的国家被迫出让领土以满足大国的贪婪，如中国、墨西哥等。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国就没有在战争中失败过。事实上，在近代欧洲，大国间的战争极为常见，胜败也乃国之常事。但总的来看，每一场战场结束后大国基本都可以全身而退，如在经历了近1/4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之后，作为战争的挑起者法国居然又回到了战争爆发前的疆界之内。彼时，大国间的权势调整常常以牺牲弱小国家为代价完成，波兰就是在此种名义下通过三次被瓜分而最终消亡。
按照这一标准，自近代以来，历经多次战争而毫发未损，甚至领土面积还在扩大的国家并不多，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无可争议地属于这一行列。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或者一直占据一流强国的位置，或者成功地跻身其中，对内完成了政治经济的整合，对外扩充了权势，实现了民族国家或大帝国的成长。
其次，所谓大国，必须在某一方面有重要创新以至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支撑其大国地位。
大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必须要有内在的、使其可以强大的创新，也就是说，其大国地位需要有赖以存在的机制，而不是单凭某些偶然因素。这方面，西班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6世纪，西班牙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国，但其大国地位的获得与其说是靠能力，不如说是运气使然。它主要得益于两个偶然事件：
一是发现美洲。1492年，哥伦布代表西班牙王室发现了美洲。之后，整个中、南美洲渐次落入西班牙手中，成为其殖民地。但是，西班牙发现美洲与葡萄牙发现新航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后者是一个多世纪不懈努力的结果，前者则纯属偶然。事实上，葡萄牙王室之所以拒绝了哥伦布的游说，恰恰是因为它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并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地理知识。那个时代，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问题在于地球到底有多大以及大陆与海洋的关系。根据哥伦布推断，分割欧洲和日本的海洋宽不到3000英里，通往亚洲最便捷的路线是横渡大西洋。而葡萄牙人确信，地球比哥伦布认为的要大得多，海洋也更宽，前往东方的最近之路是绕过非洲而不是横越大西洋。事实证明，葡萄牙人是对的。哥伦布则歪打正着，发现了一个此前不为欧洲大陆所知的新世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哥伦布至死都认为自己到达的地方是印度。
二是王朝联姻。1516年，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勃艮第大公查理继承了其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1519年，查理一世又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大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治者，查理一世因此改为皇帝查理五世。1526年，查理五世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冠。至此，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联合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家，其领土计有：西班牙及其广大的美洲殖民地、在欧洲的属地西西里、那不勒斯、撒丁岛和巴利阿里克群岛，奥地利，尼德兰和勃艮第，匈牙利，波希米亚。欧洲自700年前查理曼大帝时代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庞大的家族王朝，这是一个比大英帝国还早上300年的“日不落”帝国。1555年，查理五世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让给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1564年在位）；1556年，将西班牙王位传给儿子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虽然失去了东部领地（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西班牙仍然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国家。1580年葡萄牙国王死后无嗣，腓力二世又成为葡萄牙及其广大殖民地的主人。
查理曼大帝（742～814）
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扑克牌里的红桃K。他建立了囊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800年，由罗马教皇加冕“罗马人的皇帝”。查理曼死后，帝国陷于内战。843年，根据《凡尔登和约》，帝国分裂为三部分，大体奠定了近代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三国的雏形。
得益于上述两个因素，西班牙在16世纪显赫一时。但由于缺乏创新，没有内在的机制支撑其权势，西班牙在17世纪之后一蹶不振，从此绝缘于大国之列，沦落为欧洲国家体系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非但如此，其庞大的领地日后又成为强邻觊觎、瓜分的对象。
反观其他大国，几乎都有自己的创新或独到之处，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和强大海权、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美国的宪法、德国的参谋本部、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正因为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创新，上述国家才足以积累起强大的综合国力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亦使其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拥有大国地位。
以英国为例。一个小小的欧洲岛国，为何能变成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霸主？其所凭借的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而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制度文明。英国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英国率先建立了现代意义的议会民主制度；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领先世界所有国家；英国是第一个全球金融资本的中心；英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另外，英国在欧洲列强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一向居于主动地位，它的外交文化也具有创新性。正是这些创新将英国送上了霸权巅峰，使其能独领风骚200多年。
再次，大国一经崛起，就必须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即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大国不能是昙花一现式的，大国一旦成为大国，几乎注定了将长期保持这一身份。
纵观欧洲近代史，英国、法国、普鲁士（德）、俄国等国自崛起之后，就一直保持着大国的地位，哪怕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重大挫折，其大国地位也未丧失，或很快恢复。如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和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日本。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世界大国俱乐部成员的扩充是非常缓慢的。18世纪形成的英、法、普、俄、奥五大国格局，到了20世纪初，也只是增加了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到了21世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依然只有美、俄、中、英、法、日、德7个国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这背后的玄机恰恰是，成为大国需要一定的先天条件，比如国土面积、人口数量、民族特性、资源禀赋、地理环境，等等。具备了一定的先天条件，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具备了抵御挫折和在灾难之后复兴的能力。以德国为例，其前身普鲁士崛起于七年战争，但是在拿破仑战争中遭受重创；19世纪中叶之后，普鲁士通过3场战争最终于1871年统一德国；到20世纪初，德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国，位列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沉重地打击了德国，但20世纪30年代，德国再度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便在分裂的情形下，联邦德国也是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在德国一次次失败又快速复兴的背后，其决定性因素是德意志民族严谨、务实、勤劳、执着的个性以及相对较大的人口和国土规模。
与此相反的是，个别国家在突然崛起之后又快速消失。如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之后成为北欧霸主，但在18世纪初的北方战争中输给俄国后就永久地失去了大国地位，在18～19世纪的欧洲政治中，瑞典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再如葡萄牙，在15～16世纪凭借新航路的发现而成为强国，但16世纪80年代却被西班牙合并，后来虽重获独立但再未拥有大国身份。究其原因，无论是瑞典还是葡萄牙，人口太少（不足200万），国家抗风险和打击的能力极弱，一个失误即可造成致命的后果。
按照以上标准，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国际体系中真正具备大国资格只有8个国家，按出现的先后顺序为：法国、英国、俄国、普鲁士、德国、日本、美国、苏联，其中普鲁士为德国前身，苏联为俄国的继承国家。唯一例外的是荷兰。这个国家虽然在18世纪之后沦为二流国家，并几次在战争中被他国占领，但是，其在17世纪却是真正意义的世界性大国，拥有最大规模的商业船队和最强大的海军，同时，它又在诸多方面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的基础。以荷兰区区规模而言，这些实在是一个巨大而了不起的成就。基于此，本书也将荷兰列入大国行列予以考察。二、战争形态的演进
近代早期，欧洲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它指的是在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欧洲战争在规模、费用以及组织上的剧烈膨胀。这场革命涉及很多方面，包括步兵的兴起、职业化的常备军的出现、火器的广泛使用以及用于抵御新式炮兵进攻的防御工事的迅速发展，等等。
与此同时，欧洲也开始了宗教改革（与宗教改革力量相对应的就是反宗教改革力量）。宗教和政治问题互为表里、紧密交织，几乎所有国家的战略思维当中都蕴含一种“天定命运”成分，几乎每个民族都自视为新的“上帝选民”。其中，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尤为狂热。关于信仰的力量，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福音书》上说，它有移山填海的力量，一点也不假。使一个人具有信仰，就是让他强大了十倍。
宗教改革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此举标志着宗教改革的开始。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张包括：反对教皇对各国教会的控制；反对教会拥有地产；认为《圣经》为信仰的最高准则，不承认教会享有解释教义的绝对权威；强调教徒个人直接与上帝沟通，不需要由神父作中介；等等。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脱离天主教的新教各宗派。
军事革命所带来的新的战争技术与宗教激情结合在一起，诞生了近代早期的总体战。无论是荷兰争取独立的八十年战争，还是发生在德意志土地上的全欧洲规模的三十年战争，总体战的性质都非常突出。八十年战争既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天主教的西班牙想消灭新教的荷兰，又是一场独立战争——荷兰要脱离西班牙人的统治。对荷兰和西班牙而言，信仰都是不能妥协的；荷兰人不能放弃独立的目标，西班牙亦不愿失去自己最富饶的领地，并担心荷兰独立将在其他地方产生示范效应。双方目标的不可妥协性决定了这场战争必将历经多年，直到有一方获胜或双方都精疲力竭、打不下去为止。三十年战争也是因宗教而起，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西班牙、奥地利）想以天主教一统德意志；同时，嫉妒、恐惧哈布斯堡家族权势的国家，如法国、丹麦、瑞典、英国也趁机加入战争，支持德意志新教国家，以打击哈布斯堡家族。宗教的特性使这场战争难以妥协，不断有新的大国加入则注定了战争的漫长，因为一个国家失败了，又会有另一个国家顶上。
与工业化时代的总体战相比，早期总体战虽然技术手段较为落后，但宗教的激情显然更胜于日后的政治激情，因此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三十年战争使德意志几乎成为废墟，有的地方人口减少达一半以上，曾经富饶、繁华的城市生灵涂炭，饿殍遍野。到17世纪中期时，许多观察家害怕战争已将欧洲带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德国牧师保罗·格哈特在一首赞美诗中写道：
哦，快啊！醒来吧，从这严酷的世界中醒来吧，在恐惧猝不及防地突降以前，睁开你的双眼吧！
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的战争进入了有限战争阶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拿破仑战争是个例外）。
在这一有限战争形态下，参战国家都不追求压倒性的政治目标，如消灭一个重要国家或颠覆他国政权，其战争目的是有限的、局部的，比如为了平衡某一国家过分的权势、得到某一块领土或贸易权利，甚至就是一个承诺——1866年的普奥战争的目的就是使奥地利承认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权利。
不仅目标有限，战争的规模、波及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在18世纪，一场战役投入的兵力几乎没有超过10万人的，能够集中四五万人已经属于很大规模了；三十年战争那种就地取材的补给方式已非常罕见，军队通常都是自带粮草。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曾说：“当我的将士们打仗的时候，我的臣民可以不知道。”在一定意义上，18世纪的战争就是王朝战争，是几个有着复杂姻亲和血缘关系的王族内部的家务事。那个时候的战争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了克劳塞维茨的论断——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不是为了消灭对手。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形态依旧表现为有限战争。虽然此时已全无18世纪的政治氛围——王朝战争正在让位于民族战争，但战争目标并没有改变其有限的性质，战争仍然是政治的工具而不是政治本身。所以，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尽管普鲁士大胜但却没有进军维也纳，战败的奥地利除了承认普鲁士有权统一德国外什么都没有失去。
欧洲为什么能够在200年的时间里（除却拿破仑战争）保持着有限战争的状态？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宗教激情的消失。三十年战争的结果证明，天主教消灭不了新教，新、旧教彼此之间只有共处一条出路。根据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尔文教派取得了与路德教派同等的地位，并且规定，1624年元旦日为一切宗教纠纷总解决之期。之后，民族国家的君主们不再像当年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样，担负着沉重的宗教使命，他们将王朝利益进而也就是国家利益置于头等重要位置。如果说宗教的激情令人疯狂，那么利益的计算则使人清醒。当战争无关信仰而成为一桩有关成本和收益的买卖时，其必然是理性的行为，你死我活让位于适可而止。战争中的双方在彼此的眼中，不再是必须置于死地的魔鬼，而是随时可以放下恩怨的伙伴。
其次是王朝间的共同利益和君权神授的观念。君权神授的观念在基督教的欧洲深入人心，在18世纪，推翻一个合法君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且，欧洲的王室之间有着复杂的联姻关系，彼此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没有理由置其他王室于死地，相反，他们在面对威胁旧秩序的革命力量时又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所以，当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后，整个欧洲王室从中看到的是自己的危险，故联合起来对法国进行干涉。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后，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国组成神圣同盟携手镇压，以维护王朝的共同利益。
再次，后勤条件的限制也使得战争难以突破有限战争的框架。铁路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真正在战争中发挥作用是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没有铁路，只靠畜力和步行来动员军队和进行保障，战争规模必然有限，而且一进入冬季就需要休战过冬。
最后，封建王朝既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也无全民皆兵的意愿。任何时代，军队都是一件昂贵的必需品，但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显然有更充足的税收支持一支较大规模的军队，而在近代欧洲，君主收入有限，除了英国，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缺钱的窘境，战争基本可以简化为钱的问题——有钱就可以征募到兵源和作战物资，就能将战争打下去，而一旦没钱，就只有求和一条出路。所以，17～18世纪的君主们在打仗时都非常谨慎，极力避免人员伤亡。有人在1677年曾经这样写道：
我们在战争时像狐狸而不像狮子，有20次围攻还不能做一次决战。
20多年之后，又有人写道：
现在的情形常常是这样的，双方各以5万人的大军，彼此互相对峙着，一无所获，然后各自宿营过冬。
另外，封建王朝对于武装大众也持警惕的态度，因为这将导致社会秩序的颠覆。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预示着总体战时代的到来。1792年9月20日，毫无作战经验、临时拼凑起来的法军凭借“保卫共和国”的高昂热情，在瓦尔密战役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训练有素的普鲁士职业军队，世人由此见证了革命的激情所带来的巨大力量。诗人歌德对此评价说：
此时此刻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你们都可以说是亲自看着它诞生。
1793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为了确定“所有法国人均应入伍以保卫国家”的原则，通过了一个法律，其内容是：
青年人应该战争；已婚的男人应该铸造兵器和运输补给；妇女应该制造帐篷和被服并在医院中服务；儿童们应将旧布制成绷带；老人们应抬到公共场所，以鼓励战斗人员的勇气，并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对共和国的拥护。
公共建筑物应该改成营舍，公共广场应该改成兵工厂。一切具有适当口径的火器均应移交给部队，在国内的警察应使用短枪和刀剑。一切配鞍的马匹都应集中以供骑兵使用；一切挽马凡不作耕种之用者，都应用来拉曳炮车和补给车辆。
这就是总体战诞生的信号。此后，法国军队的构成和规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794年夏天，贵族们在部队军官中所占的比例由革命前的大约85%下降到低于3%；按照花名册，革命军登记有100万人，其中75万人是武装队伍。革命政府还发起了一场政治教育运动，向军队散发了上百万份官方布告、激进报纸，甚至爱国歌单，以引导年轻人的思想。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民族主义激励下的法国公民军队打败了欧洲各国职业军人，显示了民族主义和征兵制相结合的巨大威力。换言之，总体战的法国战胜了仍然处在有限战争状态下的欧洲其他封建王朝。法国军队开创的以普遍征兵制、就地补给制和多兵种合成编制为核心的现代军事体制随着拿破仑战争传遍了欧洲，彻底改变了人类战争的形态，使得席卷全民的残酷的世界大战成为可能。
拿破仑战争毕竟发生在前工业化时代，战争在经济动员方面尚不具备工业化时代的总体战性质。所以，拿破仑战争只能算是总体战的雏形。
美国南北战争是工业化时代第一场货真价实的总体战，预示了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南方和北方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都将经济力量和人力的动员与政治意图结合起来，军事技术的进步则使战争更残酷、更血腥。北方之所以胜出，在于其比南方拥有更大的工业基础、更多的人口。但美国南北战争因其内战性质而未能得到外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首次真正利用了工业化成果的国家间战争，当时的人们往往将其当做是下一场战争的模板，并据此得出结论——工业化时代的战争是短促的。其实，这场战争短促的特点主要不是源于其工业化的成果，而是其目标的有限性——俾斯麦对战争实施了高度的政治掌控。
事实上，技术和工业革命对战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19世纪晚期政治家与军人们的想象力。武器的进步迅速提高了战场上的杀伤力，同时蒸汽机使国家能在越来越远的距离上分散、供应军队，毫无疑问，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将因此而大大增加。至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化加速发展；同时，法国、奥匈帝国，甚至沙皇俄国，也加入到了西方世界经济力量扩张的浪潮。西方的经济力量和工业化进程不仅为20世纪灾难性的总体战提供了资源，也使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取代王朝政治的民族主义思潮更驱使着从政治家到将军、从资产阶级到普罗大众都变得鲁莽狂热、渴望战争，将其视为一种可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总体战时代的正式来临。一战之所以被称为总体战，首先是因为它的手段和规模。工业化带来了很多新的杀人武器，铁路使更多的军队在短时间内投入战斗，军队的后勤需求更加复杂和庞大。所以，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越来越依赖它的工业实力和技术水平，最终决定胜负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的经济和人力资源，即综合国力。换句话说，总体战更像是一场全能竞赛，18世纪有钱就能打仗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总体战对国家工业能力的依赖恰好说明了工业时代战争与农业时代战争的区别，前者需要的是钢铁、石油、粮食，即供养一支庞大军队并使后方百姓不致饿死的能力，拥有这些资源，就能够将战争进行到底，就能够赢得胜利。
其次是它的战争目标，它所进行的战争动员。在这场战争当中，关于开战的理由，开始出现了日后司空见惯的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的现象。德国人说，为了保卫祖国，反对沙皇制度，捍卫文化发展和民族发展的自由，在被迫的情况下，我们用纯洁的良心和纯洁的手，拿起宝剑。俄国声称，自己被迫作战纯系抗议斯拉夫兄弟的尊严受到奥匈帝国的侮辱。法国总统说，法国再一次为人类的自由、理性和正义而斗争。英国强调，德国破坏了庄严的国际条约，英国是为了捍卫比利时的中立，反对强大民族欺凌弱小民族。这些美丽的辞藻反映出，随着大众政治的兴起，民众由政治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旁观者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决定者，战争不再与人民无关，当权者既需要给人民一个冠冕堂皇的战争理由，标明战争的正义性质，同时它也需要把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既然战争双方有好与坏、善与恶的分别，那么战争的目标就必然是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是“完胜”，而不会是适可而止或妥协让步，曾经支配了欧洲政治的均势原则没有了市场；对于战败的对手必须严惩，因为它们是邪恶的化身，当年维也纳和会战胜国与战败国欢聚一堂的和谐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总体战时代，战争有利于拥有更强大工业基础的一方，因而超级大国对中等强国有明显的优势；如果一方打总体战，另一方打局部战争，那么获胜的更可能是总体战的一方，哪怕其实力弱于局部战争的一方，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西方殖民者都以失败告终。
如果说有限战争可以成为灵活有效的政治工具的话，那么总体战未免伤筋动骨、难有真正的赢家，即便是战争的胜利者亦如此。三、何为崛起？
所谓崛起，首先是“起”，即兴起、强盛之意，指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状态；其次是崛，强调发展的快速性、突然性，将二者合起来，指的是一个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国力的发展与强盛。
虽然“崛起”一词强调了发展的快速、突然性质，但这通常是表面现象。如同任何事态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一样，国家的强大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必然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卓绝的历程，其间充斥着内乱、内战、改革、创新，甚至失败和倒退，等等。总之，一个大国的崛起绝对不像其结果看起来的那样简单和轻松，没有多年的积累和历练，是不可能一鸣惊人的。国家的所谓崛起，其实是其内部力量充分整合、积累后的外在表现，而不是简单的一场战争就足以造就的。正如《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所说：
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成了大国的崛起。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几个大国崛起的历程。
法国的崛起是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实现的。17世纪中叶，在西班牙这个巨人衰落后，欧洲国家突然发现，一个规模虽然比不上西班牙、但国土更紧凑、民族成分更单一的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第一强国。而在此之前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深陷宗教冲突和王权与贵族的内战，在一个时期里甚至处于分裂状态，首都巴黎被分裂的贵族势力占据着。法国的崛起，其实是在克服了这种分裂、对抗因素之后才实现的。
英国崛起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18世纪初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但在这之前，英国已经有了超过两个世纪的积累。先是两代亨利国王消灭了贵族割据势力、实现了宗教独立，接着伊丽莎白女王奠定了英国海权的基础，将英国发展成一个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大国。17世纪，英国又以内战和不流血革命的方式，解决了政治体制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有了英国在18世纪初的崛起。
德国在崛起之前也是经历了关税同盟、修建铁路网、军事改革等不可或缺的国力积累。如果从拿破仑战争后期算起（参谋本部成立于1809年），至1871年第二帝国宣告成立，德国崛起的过程也超过一个甲子的时间。
美国就更为典型。长期以来，流传着“战争造就了美国”这一观点。事实并非如此。独立之后，美国先是以制定1787年宪法为手段，解决了独立之初政治体制松散、无力的弊端；之后开始对外扩张，到19世纪中叶，除了阿拉斯加尚未购买，美国的领土已经达到了今天的规模；1861～1865年的内战解决了阻碍国家发展的南北分裂问题。此后，美国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期，在一战之前，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约占世界工业产值的30%。当然，一战和二战不可避免地给美国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它不仅因为远离欧洲主战场而几乎没受到什么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借战争之机，大力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且，战争加速了欧洲列强的衰落，使美国在战后的地位更加突出。
为什么一个大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积累、整合、发展之后，反而会予人以崛起的感觉？即令外界感觉到其国力爆炸式地增长，世界或地区权势格局突然间改变。个中原因在于，外界对一个国家实力变化的感知总是滞后于现实，也即在一个国家实力已有较大提升的情况下，外界往往低估其实力；反之，若一个大国衰落了，外界也往往倾向于高估其实力。尤其是在交通、通讯、统计以及媒体技术尚不十分发达的时代，真实了解一个国家的情况并不容易。所以，往往是因为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才让外界如梦方醒，意识到一个新的大国已然诞生。
以日本的崛起为例。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标志着日本崛起为大国，成为非西方世界首个跻身于列强行列的国家，而且是在被迫开国、签署了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事实上，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开始了快速发展。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一直雄踞东亚权势之首的中华帝国，获得巨额赔偿和领土割让。此事虽令外界有所震动，但毕竟中国的实力已今非昔比，日本的胜利亦不完全出人意料。真正让全世界震动的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开战前，没有一个国家预测日本会获胜，当时的沙皇俄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陆军，日本只不过是一个亚洲的黄种人国家。而事实则是，沙皇俄国内部早就腐朽不堪，日本经过30多年的埋头苦干，也已不是当年的日本了。但要想在战前对两国实力做准确估量则很难做到，正因为如此，战争的结果才会令世界震惊。
此外，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在实力积累阶段，虽然国力已有大幅增长，但仍处于硬实力发展时期，尚未拥有威信、威望、感召力、吸引力等软实力，所以，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等尚不能与其真实国力相匹配。只有这一实力的增长被外界承认之后，该国才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世界秩序的安排，等等，其崛起也才能算最终完成。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早在一战之前，美国就已经贵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其外在影响力尚未得到世界认可，在政治谋略和外交技巧方面也显得极为稚嫩、青涩。当时的世界政治仍被英国、法国等欧洲大国把持着。一战爆发后，随着欧洲西线战场陷入僵局，美国被推到了决定欧洲命运的位置。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政治理念如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等在《凡尔赛和约》中得到体现，这些是对欧洲几百年来外交实践和政治思维方式的颠覆。二战结束后，美国更是一手主导了联合国的创立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成为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回顾历史，大国崛起的“东风”通常就是战争，不管其参加战争是主动还是被动，战争都是成就大国身份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步骤。那么，大国的崛起为什么要通过战争方式完成？
首先，战争是检验、验证一国实力最具权威性的手段。如前所述，在交通、通信、媒体及统计学尚不发达的近代，一国国力的增加、积累在平时很难被感知，因此也难以得到他国承认。一国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不仅使其有了以强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而且也使其实力得到他国认可，从而转化为构成大国地位不可或缺的威信、威望，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软实力。反之，一个国家的衰落也是通过战争被感知的。如日俄战争之于日、俄两国，一兴、一衰，当沙皇俄国的衰落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时，更加速了其最终的灭亡。所以，一个国家只有赢得了战争，才能赢得他国对自己大国身份的认同，其漫长的强大历程才能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其次，一个大国在成为大国之后，通常都会产生新的利益诉求，如建立有利于己的国际规则和利益分配格局，获得更多的领土或贸易机会，控制战略要道以拥有对他国的战略优势，等等。这些要求势必会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主导性大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如普鲁士要统一德国，而法国极力阻挠；日本独占朝鲜的想法与俄国产生矛盾。在近现代，这些矛盾有的可以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但更多的则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况且在那个时代，战争是一国合法的政策工具。
再次，大国通过战争最终实现崛起也与时代背景有直接关系。在20世纪之前，国家发动战争不存在任何伦理的禁忌、法律的制约，国家领土的扩大、贸易权利的获取都可以通过战争方式实现。因此，在近现代的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战争是一个非常正常而且频繁的现象，和平反倒更像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而且，在有限战争的时代里，因战争规模、目标受到严格限制，战争也的确能够为相关国家带来收益。如英国通过18世纪的几次战争一步步夺取了法国在北美和中美洲的殖民地；沙皇俄国通过战争将其版图扩大至洲际规模，并赢得了黑海、波罗的海出海口；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得到了台湾、朝鲜和在南满的有关权利。
进入总体战时代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除了美国、日本这两个在战争后期加入、而且本土远离主战场的国家，其他欧洲国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成为这场战争的输家，战争直接导致欧洲丧失了在世界政治、经济、安全中的主导地位。正如丘吉尔所说，战争带给他们的是“胜利与悲剧”。导致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总体战的成本过于高昂，加之在联盟战争的背景下，战争持续的时间又被延长，因而难以有真正的赢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战乱不断，但战争似乎已失去了与大国崛起的关联性。一方面，大国之间鲜有战争发生，核威慑、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使大国间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无法成为灵活有效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利用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和经济的全球化实现了和平崛起，如联邦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在60年代、中国在9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
由此可见，大国以战争方式崛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性，而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未来的大国崛起之路有望摆脱战争模式。第二章八十年战争与荷兰的崛起
八十年战争是荷兰与其统治者西班牙打的一场独立战争，也是借这场战争，荷兰完成了崛起。一个仅有不到200万人口的新生国家，成为17世纪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世界头号海洋强国、贸易大国，马克思称其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
2014年6月14日，巴西世界杯，卫冕冠亚军西班牙与荷兰在B组小组赛上遭遇。当荷兰最终以5∶1的悬殊比分狂虐西班牙后，他们报的不仅是2010年世界杯决赛0∶1输给西班牙的一箭之仇，还有400多年前的恩恩怨怨。就在场内身着橙色球衣的荷兰运动员和观众高唱国歌《威廉颂》时，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首反西班牙的歌曲。这首全球最古老的国歌，以荷兰国父奥兰治的威廉第一人称方式撰写，诉说了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统治者、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辛历程。《威廉颂》歌词共有十五节，采用离合诗的形式，各节首字母组合成一个名字WILLEM VAN NASSOV（荷兰语，拿骚的威廉）。曲调来自当时的一支法国军乐。在一般的场合下只唱第一节，如果还需要唱一节，一般是第六节。歌词第一节和第六节内容如下：
第一节
我，拿骚的威廉
流着日耳曼血液。
忠于祖国；
坚守这信念，直到死亡。
我，奥兰治亲王
自由又无畏；
西班牙的国王，
我一向尊重。
第六节
我所皈依者
就是上帝呀，我的主。
您是我所依靠，
我从来不想背弃您。
请赐勇气于我——
您永远的仆人。
赐予我消灭那让我痛心的
暴君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因为歌词太长，很多荷兰人不能完整地唱完整首歌曲。在荷兰国内，运动员因不懂国歌而常引来媒体批评，因此，不少运动员会在比赛前专门学习歌词。
荷兰法理上的独立地位是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获得的，但它从1590年代开始就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7世纪上半叶是荷兰权势和影响无与伦比的时期。它执欧洲（当然也是世界）经济牛耳，拥有第一流海军，其陆军在莫里斯亲王（1585～1625年担任荷兰执政）统率下曾是欧洲军队建设的样板。它还频频插手北欧、波罗的海国家事务，维持那里对己有利的均势。荷兰也是17世纪欧洲外交折冲樽俎的进行地、许多国家竞相追求的盟友及联盟的核心。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沃勒斯坦、提出国际政治长周期解释的莫德尔斯基都把荷兰看成是当时世界体系内的主导性国家。一、低地——欧洲的富饶之地
荷兰在17世纪上半叶的崛起并非横空出世、毫无征兆，其基础在于低地自中世纪以来的繁荣与发达。
荷兰的全称是尼德兰联合省（因为荷兰省在其中实力最强，故称荷兰），由尼德兰北方七省组成。尼德兰即低地之意，指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地势低洼的地区，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北部一些地方，在中世纪时，它们是一系列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
15世纪初，低地成为勃艮第大公的领地，1477年，由于王朝联姻又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1516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死后，他的外孙查理一世即位。此前，查理已经于1506年从他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勃艮第女公爵玛丽之子）方面继承了尼德兰，这时又以西班牙国王的身份领有这片土地。从此，尼德兰就成为西班牙的属地。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即某一国家或领地由于婚姻和继承的原因变更统治家族，而被统治者往往也能够与其新的统治者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哈布斯堡家族徽章
哈布斯堡家族
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统治地域最广的封建家族，其主要分支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从1282年起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世纪初，由于该家族的主教斯特拉斯堡的维尔纳建立哈布斯堡，其家族即以哈布斯堡为名。从1438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基本上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哈布斯堡家族也曾是西班牙、波西米亚、匈牙利、葡萄牙等国的统治家族。
若干世纪以来，低地都是欧洲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富饶程度仅次于南欧的意大利。早在13～15世纪，尼德兰的手工业和商业就已发展起来，特别是呢绒业非常著名。
而面向大海的地理位置也使尼德兰很早就成为一个海洋民族。斯海尔德河、马斯河、莱茵河在这里入海，为尼德兰提供了众多优良的港口。它还是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的交汇处：一条为北南走向，从卑尔根到直布罗陀；另一条为东西走向，从芬兰湾到英国。北海及邻近各海盛产鱼类，是欧洲重要的渔场。国土的狭小和贫瘠迫使低地居民自古以来就向海上发展，在那里寻找生活来源，他们在北海海面学会了捕鱼、近海航行、远程运输和海战。
渔业是尼德兰经济的基础。由于海流的变化，每到夏季，就有大批的鲱鱼洄游到尼德兰北部的沿海区域。14世纪时，尼德兰的人口不到100万，约有20万人从事捕鱼业，小小的鲱鱼为五分之一的人提供了生计。
在被誉为“荷兰金矿”的淹鲱鱼上，尼德兰人取得了非凡的效益，这一效益源于1400年左右发明的一种大帆船。此船的两大优势表现在：船的设计可以使船使用巨大的拖网捕捞鲱鱼；宽大的甲板使鱼可以在船上得到加工处理。这种“航船工厂”的产生使船能够远离尼德兰海岸线，在外逗留6～8周。至15世纪中叶，尼德兰的荷兰、泽兰和弗兰德尔三省的鲱鱼船队几乎垄断了北海的鲱鱼业。在天主教欧洲，鱼是斋月时必不可少的食品，也是在波罗的海市场采购谷物、木材、铁和造船物资的重要交换手段。
渔业还成为带动航运业（主要是大宗物品运输）和其他辅助工业的龙头。尼德兰人设计了一种造价更加低廉的船只。此前，典型的欧洲商船都建造有可以架设火炮的平台，这样做能有效地防止海盗袭击。尼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出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能装置火炮的商船。这样做当然是有代价的，因为每一次航行都变成了一场赌博，但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即造船的成本低，例如同时期的英国，造船成本比尼德兰高50%。船的成本低，货物的运费也随之下降。对于商业中的风险问题，尼德兰人通过股份制来应对，即将每一条船分成若干个股份，投资者往往不是单独购买一条船而是在很多船里都有股份，即便某一条船失事，也不影响总体的盈利。
为了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勇于创新的尼德兰人又在船上加了一种特殊的设计——船肚子很大而甲板很小。这样做是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船所缴纳的税取决于甲板的宽度，甲板越窄，付的钱越少。所以，尼德兰人造的船甲板很小，船肚子很大，利润自然也就越多。
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便宜的运费导致了尼德兰对世界贸易的控制，对贸易的控制又可以获得低廉的造船木材，便宜的木材又使造船费用大为降低，船只的低价位在货运竞争中便占有优势。这一连串的优势合起来，就是尼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的奥秘。
进入16世纪以后，尼德兰的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在尼德兰17省当中，约有300多个城市。北部7省（即后来的荷兰）以荷兰和西兰两省的工商业最为发达。除了航海业、造船业和渔业，这里的毛、麻纺织业也颇负盛名。其中阿姆斯特丹是北方诸省的经济中心，与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及俄罗斯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呢绒业非常发达。南方10省中经济最发达的是弗兰德尔和布拉奔，在纺织、冶金、制糖、印刷等工业中普遍出现手工工场。南方的中心城市安特卫普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和信贷中心之一，欧洲各国在这里设立的商行和代办处约千余家，每日往来的外国商人有5000～6000人，城内国际性交易所大门前悬挂“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的标牌。
对于他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尼德兰人是这样形容的：
他们在各国采蜜，北欧是他们的森林，莱茵河沿岸是他们的葡萄园，德国、西班牙、爱尔兰是他们的羊圈，普鲁士和波兰是他们的谷仓。
然而，在竞争激烈的近代欧洲，只有财富不仅不足以使荷兰完成大国崛起，甚至连自身的独立与安全都无法保障，更加富饶的意大利各城邦的命运（它们在16世纪之后纷纷丧失独立地位，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就是证明。好在，荷兰并没有止步于一个经济上的巨人。事实上，除了在经济领域的诸多创新外，16世纪晚期荷兰的军事改革也一度在欧洲独领风骚。这是他们得以打败西班牙，赢得国家独立，并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二、八十年战争与莫里斯亲王的军事改革
促使荷兰进行军事改革的直接动因是反抗西班牙当局高压统治的需要。原本尼德兰的各个省和城市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和传统权利，但是，在查理五世（1515～1555年统治尼德兰），特别是其子腓力二世的统治下，西班牙的宗教镇压和经济剥削导致尼德兰诸省与其宗主国的矛盾逐渐激化。查理五世（1500～1558）
16世纪是欧洲宗教改革的时代，路德、加尔文等新教教派先后传入尼德兰，其中加尔文教派的影响最为广泛。而查理五世以维护正宗天主教信仰为己任，当然不能容忍尼德兰新教势力的发展。他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1550年，查理五世发布敕令（被称为“血腥敕令”），规定禁止传抄、保藏、散发、买卖路德或加尔文等改革者的文集，凡散布“异端”学说者，男的杀头，女的活埋，就连帮助过新教徒或和他们谈过话的人也要治罪，没收财产。在查理五世统治期间，有5万～10万尼德兰人死于宗教迫害。
另外，从查理五世到其子腓力二世，西班牙一直处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之中，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西班牙要管的事太多了，它的敌人既有东方的异教国家土耳其，又有西欧的近邻法国，既有帝国内部离心离德的意大利城邦，又有在海上不停骚扰它的英格兰，既要维护西班牙的世俗权势，又要镇压欧洲的宗教异端。为了维持帝国庞大的军队和战争开支，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父子必须征到足够多的钱款，尼德兰最富庶，他们在这里的勒索也最疯狂。
起初，尼德兰省议会和三级会议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例如征收新税，需经省议会批准。但查理五世不顾尼德兰的传统权利，破坏游戏规则，肆意加强政治控制和搜刮捐税，以至这里为当时西班牙国王提供了一半税收，被称为“王冠上的珍珠”。
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即位后，更加疯狂地推行专制政策。他任命其同父异母的姐姐玛格丽特公爵（查理五世的私生女）为尼德兰总督。玛格丽特进一步剥夺了尼德兰17省残存的自治权利，向各地加派驻军，利用天主教会大肆镇压尼德兰人民，宗教迫害案件激增，许多加尔文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被处死。腓力二世（1527～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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