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晓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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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能源政策试读：
导论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纵观社会发展史，人类文明的渐次进步和逐步提升都与能源的改进和更替相伴而行。能源是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由落后向进步、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在工业文明社会，能源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动或制约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能源，一切现代物质文明也将随之消失。因此，在资源能源约束型时代，能否通过资源配置，舒缓和稀释能源风险、规避和降低能源危机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民族生存的重大问题。一
资源匮乏、国土狭小、人口众多的日本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创造了诸多奇迹。其中，最受世人关注的是日本通过国家权力的有形之手和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在渐次突破能源环境双约束的同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弱化、降低和规避能源风险以及打造能源安全战略平台的过程中，不仅很好地治理和保护了本国的自然环境，还成功地开启了“能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协调发展之门。
与此对照，反观正处于发展崛起中的中国，在经济、能源和环境等领域却面临诸多困境。而且，这些困境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呈叠加态势，亟须解决。
困境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导致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能源问题在中国正集[1]中凸显，能源环境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国30年来年均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全国性的城镇化发展、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以及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型产业的运营，造成了能源代谢在时间、空[2]间上的停滞，这种停滞又给“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强大的生态胁迫效应。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恶化问题就其结果而言，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虽然近似，但工业化发生的时间和背景却大相径庭，其环境治理的难度远超出了发达国家，中国环境恶化程度相当严重，一些地方甚至呈积重难返之势。
困境二，中国能源风险已然增大。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结构不合理、节能技术低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等原因，导致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大大高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能源风险随之骤增。近年来，中国能源供应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脆弱性。能源供求特点呈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态势，对外依存度逐渐增大，中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已迫在眉睫。
中国主要能源已出现探明的储量增长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远远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能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和新增部分[3]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单纯依靠增加能源供应，难以满足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能否确保稳定、充足的能源供给，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瓶颈。
困境三，能源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从“流量约束”迅速转向“存量约束”的同时，偏偏恰逢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不止。在21[4]世纪，国际石油价格总趋势呈现不断上涨的特点。按照2004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每桶上涨1美元，中国全年需为进口石油多支付10亿多美元。
因此，在确保中国发展所需能源的同时，如何减轻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何规避原油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诸如此类问题，都值得我们忧虑和深思。
困境四，自跨入能源消耗大国俱乐部后，中国为确保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供应而展开的对外能源政策，日益招致国际舆论的非议，被认为是“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境外寻能源无原则”，出现了把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和能源供需矛盾归罪于中国能源消耗过大的论调。显然，此论调的实质是对中国的海外能源合作故意进行舆论误导和事实歪曲。这不仅给中国的境外能源投资之路蒙上了阴霾，也折射出我国能源外交尚不完善，亟须考量和反思。
因此，中国亟须调整并制定能源政策及其战略，从而加强和提升能源利用率，减少和弱化能源环境污染，规避和缓解能源风险，淡化和消除海外“中国能源威胁论”。
困境五，中国能源管理体制弊端过多，能源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对滞后。中国能源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是缺乏集中、统一、协调、高级别的能源管理机构。能源勘探、开发、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缺乏集中统一的协调和管理体制，管理分散，职能划分不清，特别是缺少长远战略和规划管理。由于缺乏统一和协调部门，能源产业内部存在垄断与竞争并存的格局，内部设置壁垒，彼此进入困难，利益分配不公，产业结构调整和跨行业兼并重组困难重重，[5]国际竞争力难以提高。另外，中国的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应急能力有待加强。在中国的能源市场体系中，能源价格机制未能完全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能源资源勘探开发秩序有待进一步规范，能源监管体制尚待健全。
历史也许永远不会重演，但却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战后日本在发展经济、能源供应、环境保护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和约束条件与当前我国亟须解决的困境有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中国所面临的化石能源消耗大、污染程度严重、人民币升值压力大、贸易摩擦多、产业结构调整难等问题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都曾经历过，而且，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走过类似于中国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作为后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源政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独特性，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的中国而言，日本的经验与教训具有更为直接而有益的借鉴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日本业已实践且臻于成熟的能源政策及其管理体系进行综合性、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为构筑我国能源安全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寻求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另外，通过考察、研究和解读与日本能源消费、能源储备、能源供应、能源环境、新能源以及能源外交等方面的措施、政策和法规，不仅可以明晰针对各个经济发展阶段所出现的能源问题，以及日本所制定并实施的能源政策的价值取向及其运行机理，也能在未来中日能源合作与博弈中，做到知己知彼。二
从多视角、宽领域、全方位、深层次地考察、解读并剖析战后日本能源政策的运行机理及其价值取向的前提，是必须要深刻理解并把握能源概念以及能源、经济和环境的三者互动关系。《新华词典》中对“能源”一词的释义是“社会生产、生活等各[6]方面所需要的能量的来源”。1986年，在法国戛纳召开的第12届世界能源大会上正式发布了“能源术语”定义，即“能源是指使一系统[7]能够产生外部活动的能力”。其实能源对各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而言，是一个比上述注释更为深刻而复杂的概念，它涉及经济、环境、社会、军事、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层面。因此，本文所言及的能源不仅包括物理能，而是指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涉及层面更广泛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燃料和动力来源的物质运动形式。换言之，本文对日本能源政策的研究重点是对煤炭、石油、电力、新能源等的研究。
能源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过程中，其种类在逐渐增多。能源按照产生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一次能源又称初级能源，是自然界现成存在，可以直接获取成为可用能源而不改变其基本形态的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水力、风力、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核燃料等都属于一次能源。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是千百万年前埋在地下的动植物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又称为化石能源，它们是当今世界中一次能源的三大支柱，构成了全球能源家族结构的基本框架。二次能源又叫次级能源，是指由一次能源经过加工转换，形成另一种形态的能源。电能、汽油、煤油、[8]柴油、沼气、酒精、火药等，均属二次能源。
新能源是指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发现的能源资源或利用先进技术新开发的能源产品。太阳能、海洋能、地热能、风能、生物能、核聚变材料等在现阶段均属于新能源。根据消费后是否造成环境污染，又可将能源区分为污染型能源和清洁能源。如煤、石油等属于污染型[9]能源。水力能、风能、氢能、太阳能等属于清洁能源。
与能源生产、消费等相关常用的概念有很多，主要包括能源生产总量、能源消费总量、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电力生产弹性系数、终端能源消费量、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能源损失量、能源加工转换率等[10]。
能源与经济的关系，是能源政策研究需要解决的重大命题。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的无限性是一对基本矛盾，而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基础正是基于这种矛盾，该矛盾引起的选择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1992年第12版）中认为：“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点是经济学独特的贡献。”英国经济学家哈维在《现代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分配其有限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科学。”可见，经济学的起源、发展与资源的稀缺、配置是不可分的。
在传统的工业文明社会，经济增长必然带来能源消耗，一般认为，能源和经济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经济的增长导致对能源的依赖性将增强，而能源需求的增加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二者形成相互促进、互为影响的关系。换言之，能源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也是其约束因素。具体而言，能源资源的分配、配置、效率、价格变动等要素会对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本市场、劳动力供给以及真实工资产生影响。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反映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应能源消费需要增长多少个百分点的指标。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1，则本年单位不变价GDP能耗比上年降低；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则本年单位不变价GDP能耗比上年上升；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等于1，则本年单位不变价GDP能耗与上年持平。因此，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意味着经济增长利用能源效率越低，反之则越高。
关于能源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经济增长与能源供应有着固定的联系。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可通过采用节能技术和调整经济结构等手段控制经济对能源的需求，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需要能源供给的同步增长，因此能源供给[11]和经济增长不一定存在相关性。
虽然，存在上述不同观点，但是多数学者比较认可以下基本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能源供给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性关系。在发达国家因为其经济结构基本合理，能源供应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总是呈正相关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的差异是导致上述不同结果的主要因素。
能源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也是一国政府在制定能源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科学不断证明当前全球性的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温室效应、酸雨、臭氧空洞等问题的产生均与化石能源（主要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的开采、生产、消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化石能源消费数量的不断增长，向大气中排放的燃烧产物而使地球的热平衡发生变化，尤其是化石燃料燃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的不断增加，已引发了地球表面的温度不断升高，海平面上升，冰川消融，极地缩小，主要农区转移等恶果。能源消耗对环境污染的影[12]响，主要表现在全球性、区域性、地方性这三个层面上：全球性污染主要是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和大气污染等；区域性污染主要有海洋污染、水能开发和利用中的环境污染等；地方性的环境问题是能源开采加工中的环境问题、农村能源利用中的环境问题。
能源安全是各国制定能源政策的核心目标与验证能源政策成败的标尺。关于能源安全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汉斯·摩根索在其所著的《国家间政治》中对“安全”（Security）一词的解释为：[13]“没有危险、没有忧虑、没有恐惧、没有不确定性的状态。”丹尼尔·耶金认为能源安全是“以合理的价格和不危及国家价值观、国家[14]目标的方式，获得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梅森·威尔里奇（Mason Willrich）提出能源安全分为进口国能源安全和出口国能源安[15]全。进口国能源安全是指确保合理的能源供应，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出口国能源安全则意味着确保出口（即获得国外市场），保障石油收入的金融安全运营。
徐小杰则认为，各国油气安全的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对于进口有巨大依赖的国家（如日本）来说，资源的保证程度、市场的稳定和运输通道的安全非常重要。对于那些对出口具有巨大依赖的资源国（如目前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来说，市场需求和运输问题尤为关键。[16]因此，能源安全是一种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互动关系。罗晓云认为能源安全包括三个层次，即尽量避免能源供应中断、减轻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防止和处理能源意外事故。谢文捷认为能源安全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涉及能源的生产、消费和能源的来源与运输，因而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与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安全紧密相关。同时，能源安全问题又是安全概念，是一个涉及国家和地区及世界范围的政治、军事、外交的安全问题。
基于对上述文献的理解和分析，本书认为能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生享受所需能源供给的稳定、持续的态势。这里的“态”是指状态、状况，是空间概念（横轴），“势”是趋势、走向，是时间概念（纵轴）。“稳定”是指状态、状况和趋势、走向的稳定，“持续”是指稳定的态和势的持续。而且，能源安全的语境是动态化的概念，它强调能源在持续、稳定、经济地满足经济发展和民生享受所需能源的同时，还要确保环境生态处于良好状态或不被破坏。因此，能源安全既包括能源经济安全、能源政治安全，也包括能源环境安全；既包括物理安全也包括心理安全；既包括能源产业安全，也包括能源运输供应安全。
能源问题是与能源安全相对的概念，它是指国家或地区所需能源的稳定、持续的态势受到政治、经济、战争、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威胁和破坏。能源问题（除自然因素外）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因为经济全球化趋势就是各种资源重新分配、交换和全球配置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对能源安全产生影响的同时，反过来能源安全又在具体层面上对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因此，在考察、分析日本能源问题时，只有把其放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能源安全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可见，研究能源问题的核心是要对影响能源安全的相关因素予以筛选、分类，并客观地描述同类因子内部或非同类因子之间的耦合关系，以此为基础，科学制定和实施有的放矢的能源政策。三
日本为谋求能源安全、规避能源风险，在优化配置政府、大学以及民间各自优势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制定了诸多与能源相关的措施、政策和法规，并成功地破解了能源的瓶颈约束，解决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能源问题。对此，世界各国为学习日本制定、实施和贯彻能源政策的经验，对日本的能源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
战后以来，日本在破解能源环境双约束的过程中，对能源问题、能源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
其一，从研究主体上看，主要包括政府研究部门和非政府研究部门两大类。政府研究部门主要分布在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文部科学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原子能委员会、原子能安全委员[17]会）。非政府研究部门主要有与电气燃气相关的电气事业联合会、电源开发株式会社、电力中央研究所、电气安全环境研究所、日本燃气协会、日本简易燃气协会、天然气导入促进中心；与原子能相关的原子能发电技术机构、日本原子能产业会议；与石油相关的石油公团（现已解体）、石油联盟；与能源综合相关的能源综合工学研究所、能源环境教育信息中心；与节能、新能源相关的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新能源财团、节能中心）；与煤炭相关的煤炭利用研究中心、煤炭能源中心；与能源经济相关的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经团联、能源产业研究学会、日本能源学会、产业学会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北海道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立命馆大学、名古屋大学等诸多大学也对能源问题展开了研究。从专家学者角度看，[18]研究日本能源政策的主要代表有：有泽广巳、茅阳一、松井贤[19]一、植草益、田中俊六、十市勉、小山坚、茅原郁生、田中纪夫、富馆孝夫等。这些专家和学者分别就职于上述研究机构或大学。
在诸多能源研究机构和大学中，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Japan）最值得关注。该机构研究本部成立于1966年6月9日，于1999年7月1日被改组为计量分析部，其石油信息中心成立于1981年8月10日，能源计量分析中心成立于1984年10月1日，亚太能源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7月1日，中东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4月1日。该研究所截至目前年拨款资金为23亿日元，共有专职人员177人（其中研究本部为140人、石油信息中心15人、[20]亚太能源研究中心22人）。毋庸赘言，该机构的研究成果主要被用来给日本政府、财团、企业等提供政策咨询，可以说该机构充当了日本政府制定能源政策的智库作用。
其二，从研究特点上看，主要表现为官民结合。在日本对能源及[21][22]其相关政策的研究中，无论采取政府研究、政府委托研究还是[23]大学研究都能体现出官民一体、产研结合的特点。该特点可从日本能源学会、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上得到很好佐证。
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前身是综合能源设计院，它成立于1980年10月，是一家致力于推动技术开发的半官方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从事推进各种能源研究与开发、提高产业技术水平、重建日本煤炭工业和工业酒精生产等领域的研究。该机构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绩并成为日本国内重要的能源研究基地，究其原因在于它是能够协调各种基金组织、个人、公共和私营部门技术力量的机构[24]，能够把政府、产业界、学界三方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使之发挥出各自的优势。
在日本，与能源有关的学会主要有日本能源学会、能源·资源学会、应用物理学会、日本公共政策学会、资源·原料学会、石油学会、日本电气学会、日本原子力学会、日本环境教育学会、日本太阳能学会、计划·行政学学会、日本建筑学会、日本交通学会、电气化学学会、日本地热学会、环境经济学会、日本危机研究学会、日本危[25]机管理研究学会等。学会成员基本由政界、产业界和学界构成。
以日本能源学会为例，从学会宗旨、成员构成两方面可以体现出日本能源政策研究官民一体、产研结合的特点。日本能源学会的宗旨[26]就是在产、官、学的合作框架下，积极加强对能源及其政策研究。在1370名（2002年8月的数据）正式成员中产业界占51%、学界占31%、官界占12%、其他占6%。从图导-1中的数据及其比例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产业界在能源学会中的比例最高，折射出日本对能源的研究与产业的结合是相当紧密的。二是日本的能源学会已超出纯粹学术范畴，成为了半官方半民间组织。学会的会长、副会长，也主要来[27]自官界、产业界和学界。该学会除正式会员外，还有公司的支持[28]和赞助会员，截止到2002年8月，支持和赞助会员达到了235家。图导-1 日本能源学会正式成员中产、官、学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能源学会编发的《日本能源学会概要》制作而成。
其三，从研究成果看，主要有基础资料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其中，基础资料成果主要是政府机构每年编纂的能源白皮书、年鉴、能源数据集以及各种科研组织机构制定的内部能源资料集等。日本的《能源白皮书》是从2004年开始由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编纂的，每年一集，到2010年共出版7册。《能源白皮书》中主要涉及“能源领域的课题及其对应”、“国内外能源的发展动向”和“本年度[29]在能源领域发生的重要事件”三方面的内容。《资源能源年鉴》最早是1976年由日本资源能源厅编纂出版的，之后大约每2年编修一次。该书编纂的目的是为了能顺利推行、实施日本制定的综合能源政策，[30]并希望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和理解。此外，还有能源数据集《综合能源统计》、《能源》和《EDMC/能源·经济统计要览》。《综合能源统计》又可以称作“日本能源供需数据平衡表或日本能源平衡表”[31]，《综合能源统计》最初是从1953年开始对日本各种一次性能源进行的数据统计，之后做过多次修改和补正，每年出版一次。该丛书中的能源统计主要涉及能源生产、能源供应、能源转换、各部门的能源消费等方面的数据，从这些数据中不仅可以非常直观地明确日本能源供需实况，而且它还是测算、判断和评价日本所制定、实施的能源政策效果的依据，同时还能增加理解能源供需的基础，并能判断能源形[32]势。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能源经济学、能源环境学以及能源政治学（国际政治理论）等领域的研究。在能源经济、环境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能源经济》（武井满男，共立出版社株式会社，1981年10月）、《资源·能源的经济分析》（小野里庄次，白桃书房，1983年2月）、《最新能源经济入门》（富馆孝夫和木船久雄，东洋经济新报社，1994年7月）、《能源、环境：经济系统论》（山地宪治，岩波书[33]店，2006年9月）、《能源经济和生态学》（室田武，晃洋书房，[34]2006年5月）、《能源经济论》（福田研二，多贺出版社，2007年12月）等。
与能源政治相关的代表作有《能源的政治经济学——美国·资本·[35]宗教》（大桥忠言，钻石社，1988年7月）、《开发和石油的政治经济学——沙特阿拉伯和国际石油市场》（研崎徹也，学文社，1989年1月）、《能源·管理的行政学》（大山耕铺，庆应义塾大学，2002年[36]7月）、《21世纪的能源地政学》（十市勉，产经新闻社出版，2007年12月）等。
作为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新能源、节能减排、石油、煤炭、电力等方面。其代表作有《节能总览》、《节能便览》、《节能系统概论》、《通商产业政策史》1～17卷、《战后日本产业史》、《新能源便览》、《石油产业》、《石油流通系统》、《煤炭》、《东京电力》等。
综上所述，日本在能源及其相关政策方面，有着多视角、多领域的深入研究。从研究深度看，日本不仅从宏观角度研究日本的能源政策及其战略，也对微观层面的石油、煤炭、电力等能源产业进行了研究。但是，结合能源的“三级递进式”特性，从动态的角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运用历史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外交学等相关理论，对战后以来的日本能源政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尚显不足。
近年来，受国际能源格局演变、原油价格不断飙升、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凸显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日本能源政策的研究迅速兴起，不仅出现了各种媒体对该问题进行大量的宣传、报道和介绍，而且专家学者也开始关注日本的能源状况，并发表了多篇专业性的期刊论文。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检索和整理，可发现中国国内对日本能源研究具有研究滞后但发展迅速的特点。相关论文发表的时间绝大多数是在2003年之后，这也折射出我国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这一基本事实。但是，论文数量逐年递增，发展速度相当迅速。国内有关日本能源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日本的能源战略、能源外交、石油煤炭、节能以及中日能源竞争与合作这五个方面进行的。每个方面的论文篇数及其所占比例参见图导-2、图导-3。图导-2 国内与日本能源有关的重要论文篇数及类别图导-3 各项论文所占比例
注：检索时间范围1993～2010年；检索时间：2010年10月6日；检索的关键词：日本、能源、能源政策。资料来源：上图图导-2、图导-3是根据作者用近7年时间收集的主要相关资料以及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结果进行编辑、整理、加工后制作而成。[37]
关于日本能源战略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能源安全为视角，从日本能源储备、石油进口多元化、国际能源合作以及国际能源开发等方面进行宏观性研究的。其实，日本的能源战略中不仅包括安全战略，也包括能源环保战略，但是从环境治理角度考察、研究日本能源政策的文章尚不多见。[38]
关于日本节能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学术性论文和宣传性报道。这两个层面的文章虽然在深度、广度和角度上不尽相同，但是最终目的都是旨在让我国借鉴和参考日本在节能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上述成果阐述了日本节能政策的主要内容，但是对日本贯彻节能政策的政策手段以及支撑节能政策运行的法律法规的研究尚显薄弱。[39]
关于中日能源竞争与合作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中日在石油进口源、海外能源开发、输油管道以及东海油气田划界等方面的竞争博弈展开探讨研究的。上述成果虽然对中日在能源领域博弈的原因、现状和趋势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分析，但多属个案分析，把该问题放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进行探究的论文尚不多见。[40]
有关日本能源外交的研究成果，主要揭示了日本开展能源外交的策略手段、拓展区域以及国际能源协调的动机和效果。多数文章指出，正是因为日本具有独特的能源外交（即多边能源外交与国家能源战略相依而行、能源外交与政治外交一脉相承、能源外交与金钱外交相互交融、能源外交与官民一致），才使日本能稳定地获取支撑经济发展的能源。其实，这只是日本能源外交中的一条明线，而日本与能源外交对象国的文化诠释、文化理解、文化互动则构成了日本能源外交路径上的暗线。
综上所述，我国的先哲研究从静态层面部分、简要地回答了日本能源政策“有什么”和“是什么”的问题，为我国吸收和借鉴日本在能源政策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作出了开拓性和基础性的贡献。但是，日本能源政策是战后60多年以来在不同时期为解决能源问题所叠加增修能源政策而积淀的产物，它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由于期刊论文具有零散性与有限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对战后日本能源政策进行系统、完整而翔实的研究，更不可能从动态层面解读日本解决战后各个时期出现的能源问题、渐次地打造日本能源安全平台的历史过程，进而也就无法回答日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是如何能够破解能源和环境的双重瓶颈约束这一重要问题的。四
能源政策的提出是在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并对能源及环境承载能力产生巨大压力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果不能及时预见和理性处理各种能源风险、淡化和规避能源危机，则迟早会出现能源供应不安全的问题，从而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的能源政策体系是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形成是战后以来日本渐次制定和不断增修各种能源政策措施的产物。能源政策按照不同标准可划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类型：一是按能源类别的不同可分为煤炭政策、石油政策、电力政策、原子能政策、天然气政策、新能源政策等；二是按政策的性质可分为节能政策、石油替代政策、能源储备政策、进口多元化政策、能源教育政策等；三是按照政策的约束程度可分为能源展望、能源报告、能源政令和能源法规等。上述诸种能源政策的叠加便构成了当前的日本能源政策体系，而这种叠加并非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地完成的，而是根据日本国内外能源环境的变化经历了数次废止、增修和调整的结果。
换言之，能源政策是动态语境下的概念，即，日本为应对、解决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诸多能源问题，能源政策的制定主体、政策目标以及政策手段都要相应地作出调整。因此，本文提出了“变化—应对”的分析框架，用以研究和分析战后日本在经济发展中能源政策的制定、贯彻、效果以及趋势走向。“变化—应对”框架就是指能源及其环境条件每发生一次改变或预期将发生变化，都将会引发能源局势与原来条件下的能源政策之间的摩擦、矛盾甚至是冲突。对此，为解决能源政策因不适应能源环境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就必须要制定相应的能源政策策略予以应对。“变化—应对”论中的“变化”是指经济、政治、军事、环境、社会等诸多影响能源（开发、生产、运输、消费、投资、贸易、期货等）因素的变化。影响能源的条件因素之所以交错众多、几乎涵盖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是因为能源本身的特性所致。能源的特性主[41]要表现在自然性→经济性→政治性·军事性·污染性三级递进层面上[42]。自然性是能源的本质属性，经济性则是能源在自然性基础上的衍生属性，而政治性·军事性·污染性又是能源经济性的派生性。
能源是在上亿年的时间中逐渐形成的自然产物，因此能源的天然属性首先是自然性。能源作为一种商品，其经济价值主要表现为能源不但是工业化国家推动其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还是衡量国力强弱、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标尺，其经济价值的重要性被誉为国民经济的基[43]础或国民经济的命脉。然而，目前人类社会广泛利用的诸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却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分布又极其不均衡。由稀缺性引起的资源配置问题以及能源资源相对于人类需要在数量上的不足问题，成为人类社会与资源关系的核心问题。
正因如此，能源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特殊商品，在当代社会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故此，诸多国家为获得廉价、稳定而丰富的能源，在国际社会中谋求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又在能源经济性的基础上，人为地给能源嵌入了军事性、政治性的特点。军事性主要是指能源及其相关的生产、运输线、设施等既是军事打击目标，又是大国间互为争夺甚至引发军事冲突的原因，同时也是打赢战争的重要战略物资。美国向伊拉克开战的实质就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它既不是为了民主，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
[44]油”。
能源的政治性是指在国家、国家间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博弈的斗争中，为达到某一目的，成为对另一方施加压力、封锁制裁甚至发动战争的政治工具和外交杠杆。而污染性则是人类在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享受便利、舒适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毫无节制、肆无忌惮地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所致的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能源的自然性、经济性和政治性·军事性·污染性，在人类认识能源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具有“三级递进式”的特点，但是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能源的属性已在空间上呈叠加并存之势。而且，目前能源市场还呈现出了全球化、市场化、投机化、工具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折射出了当经济、政治、军事、环境、社会、生活方式等条件发生变化时必将波及和影响到能源及其相关的政策和战略。“变化—应对”框架中的“应对”是指为了弱化、减少和规避因能源环境变化而出现的各种能源问题、满足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从制度层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措施总和）。回顾日本应对能源问题的历史可发现：在战后初期，日本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应对以煤炭为中心的能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应对石油需求激增的问题；在石油危机期，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应对、弱化、规避和预防危机带来的风险和影响；在国际能源形势稳定期，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进一步加强能源保护的基础上，应对能源消费污染的问题；自2002年以来在国际能源形势的动荡期间，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应对新的能源风险问题。
综上所述，既然影响能源的因素在不断发生变化，那么因其变化所出现的能源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随之改变，由此可见，为解决能源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是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过程。因此，在过程中也包含了许多阶段性的过程，即整个历史进程的“变化—应对”是由多个阶段性的“变化—应对”组成的。
显然，这里所言及的“变化—应对”理论框架内涵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阶段性的“变化—应对”；二是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变化—应对”。阶段性的“变化—应对”是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应对不同的能源问题，而采取相关的措施。每个阶段性的“变化—应对”都是构成整个“变化—应对”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变量。
对日本而言，战后以来其所解决的能源问题实质上就是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问题。该问题在阶段性上分别表现为战后初期的能源供给危机问题；高速经济增长中的石油需求激增问题；石油危机问题；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中的协调关系问题；国际能源形势动荡问题。对此，日本在每一阶段分别制定了重点不同的能源政策，即：以煤炭为中心的增产政策、以石油为中心的综合能源政策、以解决危机为中心的能源管理政策、以“3E协调”为中心的多目标能源政策、以应对国际能源形势动荡的“新国家能源安全战略”。
可见，各阶段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形成了相对有机统一的“变化—应对”整体框架。每个阶段的政策环境、政策内容、政策目标、政策手段虽然不尽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阶段所采取的政策是对上一阶段政策的全部否定或是完全替代，除特殊情况外，下一个阶段总是对上一个阶段的能源政策进行调整、继承和增修。因此，战后日本能源政策既是一个修旧立新的新陈代谢过程，同时也是对战后初期至今的诸多能源政策叠加的集合体。正是这种递进式集合，才使日本在“变化—应对”的框架下成功地构建了战后能源政策体[45]系，并试图突破能源环境的“双约束”。
本书的研究路径就是以时间为纵轴、以问题为横轴，在“变化—应对”的理论框架下考察研究战后以来日本为应对不同阶段的能源问题所制定的相关能源政策。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旨在解读、诠释日本为突破能源瓶颈约束、谋求能源安全、降低能源环境污染，是如何进行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的，又是如何倚重选择和运用国家权力和市场机制这两种政策手段并付诸实施的。为此，作者在考察、论述、分析、探究战后日本能源政策时，是带着以下问题意识进行的。一是日本是如何通过国家权力建立集中统一的能源管理体制（管理机构、监管机构等）；二是为确保能源安全，政府和市场应各自发挥何种作用；三是在能源领域导入竞争机制后，日本是如何构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四是探究和挖掘日本在制定能源政策中构建和强化官民一体的机制设计，有效整合产、官、学三大资源并发挥其各自优势的政策安排。五
本书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不拘泥于对日本能源现实状况的分析，力求从能源政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探索事物的规律。既重视能源数据，以大量图表阐明日本能源的各种状况及其特点，又较多地运用政治学理论，如现实主义特别是地缘政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等，努力对日本构筑能源安全平台作出较为透彻的分析和解读。对日本能源政策的研究，笔者不敢侈谈创新，只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新的尝试和探讨。
第一，鉴于目前我国尚无研究战后日本能源政策的专著，本书拟以时间为纵轴、以问题为横轴，以能源与经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视角，在熟知并掌握日本能源史料的基础上，借鉴并灵活运用历史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外交学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等相关理论，从多层次、多角度动态地考察并揭示战后60多年来日本是如何在内政和外交上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来规避和解决各时期出现的能源问题的。
第二，本书通过考察、分析战后日本业已实践并臻于成熟的能源政策及其管理体系，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日本国内能源虽然极其匮乏，但能源问题的约束却被成功地舒缓与释放，并最终使之未成为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另外，本书通过对日本能源政策的实证分析，还发现日本能源的对外高依存度，并未给日本带来长期的、事实上的高风险，亦未给日本带来比其他国家更为巨大而严重的影响[46]。
本书的上述结论不仅从事实上驳斥了“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则风险度高”的一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一国的能源禀赋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直接等同”、“能源约束是可以通过政策进行解决的”的观点。
第三，本书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日本能源政策的“钟摆效应”。即，战后日本为应对不同阶段的能源问题所制定和实施的能源政策，总是在国家管制和市场机制间倚重选择、左右摆动。该观点的启示意义是：一国的能源体制及其政策不能墨守成规，必须与时俱进、适时调整、不断创新，既不能持续停留在国家垄断经营上，亦不能追求完全自由放任式的市场配置，因时因地寻求国家权力和市场机制二者的有机结合点和平衡点甚为关键。
战后初期日本对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的生产、流通、价格、分配、消费等环节进行了类似战时统制经济的管制；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放松了对能源产业的高度管制，并制定了原油进口自由化、煤炭合理化等政策谋求扩大能源供应量，用以满足经济高速发展所需；两次能源危机期，日本重新通过倚重行政手段加强了对能源流通、价格、分配以及消费的管制，抑制能源需求、降低能源消费量；在能源形势稳定期，日本再次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制缓和政策，逐渐放松对国内能源市场的国家管制，通过倚重市场化手段以提高能源消费效率，谋求资源有效配置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为了应对不同时期的能源问题，其能源政策的设计思想也趋向多元化，既考虑对能源市场的培育，又考虑对能源市场的驾驭，同时又兼顾对能源污染的控制，其解决方式则兼用市场机制和国家管制的同时，又有所倚重。
第四，本书尝试运用公共政策学、经济学、外交学等理论，通过对日本在两次石油危机时期的能源政策史料的解读，提出并阐释了日本把石油危机转化为经济发展契机、把能源危机应急管理融入到国家常态管理的制度安排；解释了日本构筑能源安全平台的政策设计；诠释了日本舒缓与释放能源危机的具体方略。
可以说，日本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的历练，在能源危机管理的组织机构、政策法规、社会参与等方面，精心地进行了规划和筹备，建立和完善了政府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和机构，制定并健全了能源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体系，构建和启动了能源危机管理的社会参与机制等。
因为是第一次以史论方式系统考察和研究战后日本60多年以来的能源政策，加之能源具有经济性、政治性、军事性和污染性等特点，使能源问题成为了一个复杂、特殊和敏感问题，它既包含政治和经济问题，也涉及历史问题和环境问题。因此，尽管笔者作了诸多努力，然而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对日本能源政策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补充和匡正。注解：[1] 目前全世界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共60多个，占世界人口不足20%，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约用时300年。其中在后100年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先后走过一段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为代价来推动工业化的道路。[2] “压缩型工业化国家”是指想通过几十年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用上百年实现的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3] 1993年是中国从石油纯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的分水岭，1996年是中国从原油纯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的分水岭，石油的进口量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最快。2002年我国进口石油已增至1亿吨，占我国石油消费总量的30%。到2004年，我国的原油进口量达到1.1亿吨，接近需求总量的50%。参见周大地等《2003年中国能源问题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第11页。[4] 2003年国际原油价格每桶平均为27美元，2004年约为40美元，2005年约为55美元，2006年约为60美元左右。2007年11月21日NYMEX（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达到99.29美元/桶，2008年原油价格一度达到了147美元。参见国际石油网站：http：//www.in-en.com/oil/。[5] 董秀成：《能源管理体制呼唤集中统一》，2007年2月27日第5版《人民日报·海外版》。[6] 新华词典编纂组：《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第650页。[7] 世界能源会议（伦敦）编《能源术语词汇编》，能源出版社，1989，第2版，第1页。[8] 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1312.htm。[9] 参见：（1）中国生物能源网，http：//www.bioenergy.cn；（2）国际石油网：http：//www.in-en.com/oil；（3）历史与社会学科专业网站：http：//www.lsysh.com。[10] 能源生产总量指一定时期内全国一次能源生产量的总和，是观察全国能源生产水平、规模、构成和发展速度的总量指标；能源消费总量，指一定时期内全国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是观察能源消费水平、构成和增长速度的总量指标；能源生产弹性系数是研究能源生产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指标；电力生产弹性系数是研究电力生产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指标；终端能源消费量指一定时期内全国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在扣除了用于加工转换二次能源消费量和损失量以后的数量；能源加工转换损失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全国投入加工转换的各种能源数量之和与产出各种能源产品之和的差额，是观察能源在加工转换过程中损失量变化的指标；能源损失量是指一定时期内能源在输送、分配、储存过程中发生的损失和由客观原因造成的各种损失量，不包括各种气体能源放空、放散量。关于详细的能源及其相关概念请参阅：（1）徐寿波：《能源经济》，人民出版社，1994；（2）林伯强：《现代能源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3）阿兰·V.尼斯：《自然资源与能源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11] 详见：（1）Akarca A.T. Long T.V. 1980，“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A re-examination”，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5（2），pp.326-331；（2）林伯强：《电力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管理世界》2003年第11期；（3）韩智勇、魏一鸣、焦建玲、范英、张九天：《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分析》，《系统工程》2004年第12期；（4）吴巧生、成金华、王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变动——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4期。[12] 赵媛：《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5页。[13]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Springfield：G.&C.Merriam Company，1981.[14] Paul B.Stares，“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in Paul B.Stares （ed.），Rethinking Energy Security in East Asia （Tokyo：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2000），p.22.[15] Mason Willrich，1975：Energy and World Politics，New York：the Free Press，pp.68-70.[16] 徐小杰：《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167页。[17] 非政府研究部门中包括了半官方性质的研究机构。[18] 有泽广巳（1896～1988），日本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经济政策学家。1973年任日本核能发电委员会委员和原子能产业会议会长。他还担任综合能源调查会、产业构造审议会、产煤地域振兴审议会、综合政策研究会、日本原子力产业会议、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和电源开发株式会社顾问等职务。[19] 十市勉出生于1945年，东京大学理学系地球物理学博士。现就职于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首席研究员，其研究方向为能源、地球环境问题及其相关政策等。[20] 上述数据来源于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的资料简介及其主页网站。[21] 政府研究主要是在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内所设置的各种能源调查会、各种能源审议会、各种能源部会中进行的研究。[22] 政府委托研究主要是指政府依靠产业界以及民间研究机构的优势，为政府进行特定的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石油、煤炭、天然气、电力以及各种新能源的开发、生产、利用，还有相关能源政策制定等。[23] 日本的大学内一般都有与能源相关方面的课程设置。诸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北海道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立命馆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静冈大学、东北大学等综合性的大学内都设置了能源相关专业。具体可参见：（1）日本的大学一览（2008年3月），http：//www.bl.mmtr.or.jp/idu230/；（2）各大学的招生手册简介（国会图书馆、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等有各个大学编发的简介）。[24] 茅阳一等：《能源百科事典》，丸善株式会社，2001，第338页。[25] 日本学术会议：《社会·产业·能源研究联络委员会报告》，附表，2000年6月26日。[26] 参见日本能源学会于2003年编发的《日本能源学会概要》，第1页。[27] 人员构成及身份为：会长柏木孝夫（东京农工大学），副会长有请川孝治（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木村宽（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原口芳德（东京电力株式会社）、真下清（日本大学）、村木茂（东京瓦斯株式会社）、横山伸也（东京大学），专务理事板桥重幸（日本能源学会）。此外，还有39名理事。详见：（1）日本能源学会网站，http：//www.jie.or.jp；（2）日本能源学会2004年编发的《日本能源学会概要》。[28] 组织机构有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三井矿山株式会社、三井造船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菱化学株式会社等，详见财团法人日本能源学会官方网站：http：//www.jie.or.jp/。[29] “能源课题”主要是能源安全问题、能源与经济发展问题以及能源与环境保护问题；“国内外发展动向”主要是从世界能源消费和供给、日本能源消费和供给、日本能源外交和能源国际合作的角度，说明在世界能源格局中日本的能源情况。有关能源白皮书的具体内容可参看经济产业省编的《能源白皮书》，行政出版社，2004～2008。[30] 《资源能源年鉴》是以能源形式、政策和制度为主要内容进行归纳和论述的。具体内容参见资源能源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发的《资源能源年鉴》，通产资料出版会，1976～2008。[31] 资源能源厅长官官房综合政策课：《综合能源统计2004年版》，通商产业研究社，2004，第5页。[32] 参见《能源》（资源能源厅编发各年度版）和《EDMC/能源·经济统计要览》（财团法人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计量分析部编各年度版）。[33] 该书作者把能源问题与经济学、环境史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了综合论述。[34] 该书以能源为视角考察和分析了物价、工资、失业以及人口的出生率等经济问题和现象。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说明了能源和环境、经济的密切关系，并首次提出了能够体现经济、环境和能源的“统合经济学”这一概念。[35] 该书从宗教学、石油资本以及美国因素等角度，阐释了中东局势动荡的原因。详见大桥忠言《能源的政治经济学——美国·资本·宗教》，钻石社，1988年7月。[36] 该书从地缘政治角度对世界能源形势和日本的能源战略进行了翔实分析和考察。并指出，当前诸如石油、天然气、铀等“普通商品”在国家参与下转变成为了“政治化商品”。详见十市勉《21世纪的能源地政学》，产经新闻社，2007。[37] 主要有：刘宏杰：《美、日能源安全战略及对我国的借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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