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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30 04: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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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保罗·多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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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幸福

设计幸福试读:

推荐序

在有关幸福(我更愿意用“主观幸福感”这个名词)的研究中,有两个中心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在两种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之间,存在一个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老区别:一种指的是充满快乐、满足与其他积极情绪的生活;另一种指的是圆满、有意义的生活。选择任何一种生活都可能产生一定的问题。如果你倾向于追求快乐胜于创造有意义的生活,你会被冠以“享乐主义者”的称号,这可不是什么赞美之词。可是,如果你宣布快乐毫无价值,只有美德和生活的意义才真正重要,那么人们会认为你过于苛责。如果你既不想当享乐主义者,也不想被别人认为过于严肃苛责,你该如何定义幸福呢?第二个议题是,如何衡量幸福。我们是否应该去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无论他们感受到的主要是幸福还是痛苦?又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请人们放下手头的事情,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然后告诉我们,他们对现状是否感到满意?这两个议题之间似乎存在关联。通过对生活满意度的调查来研究人们是否能发现生活的意义,通过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观察来找寻幸福的情绪,这些方法看起来再自然不过了。很多年以来,我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保罗·多兰对此提出了异议。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评价相比,他对人们的生活体验更感兴趣。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有意义”和“无意义”看作体验,而非评价。在他看来,日常活动带给人的主观意义各不相同,比如,志愿者的工作可以带给人们更多的使命感,而在看电视时频繁地换台则缺乏这种感受。对于多兰来说,创造意义与追求快乐都是幸福的基本成分。这个观点非常大胆,具有开创性。“幸福由什么构成”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只是列举有关幸福的事实,更要正确地使用这个词语:当人们说自己感到幸福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能令人完全满意,这是因为当人们在使用这个词语时,他们的心里所想并不相同。我认为,在诸多关于幸福的并不完美的定义中,多兰提出的“快乐—意义”概念颇具竞争力。它很好地描述了我对我的孙子、孙女们所过生活的期望:做既快乐又有意义的事情,过既丰富又充实的生活。保罗·多兰是一位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成为国际知名的幸福问题研究专家。他的乐观体现在本书的每一页内容中,特别是,他为你们——他的读者们,抱持乐观态度。他相信,你们可以有意识地选择创造何种环境,选择生活中值得你关注的事物,让你的生活更加快乐,更有意义。关于如何做出选择,如何坚持自己的选择,他也提出了许多明智的建议。他说,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了。丹尼尔·卡尼曼

致读者

首先,我要谢谢你购买这本书。它让我感到幸福,我希望它也能让你变得更幸福。无论是出于职业需要,还是个人原因,我痴迷于研究幸福以及人类行为的问题,而且有许多机会又增强了我对这些研究的迷恋程度。在写作本书之前,我曾经受邀为现在正在英国广泛使用的幸福调查问卷设计问题,也曾给英国政府提供建议,帮其寻找到改善人们行为的更好方法。如今,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邀请,为慈善机构、跨国公司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出谋划策,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我对于幸福研究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产生的。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我进行了一项学术研究,探讨如何衡量和评价人们在卫生保健方面的投入产出比。由于我对健康经济领域做出的贡献,这一研究于2002年获得了菲利普·利华休姆奖。这意味着,我需要从我在谢菲尔德大学的教学工作中腾出部分时间,参加一些学术会议。2003年3月,我参加了在米兰召开的关于幸福经济学的会议,这次会议成为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机遇。在开完会去吃晚饭的途中,我认识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他说他的名字叫丹尼尔·卡尼曼。我知道他是谁,你们中的许多人也知道他。卡尼曼是一位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的心理学家,在获奖之后,他写作了《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一书,这是一本研究人类行为和教人们如何做决策的绝佳书。在听我介绍了我的研究后,卡尼曼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说:“你为什么不到普林斯顿(他在那里工作)来?咱们俩可以一起做研究。”我几乎立即就回答道:“好啊。”卡尼曼不仅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也是我心目中的学术英雄。实际上,那一次的会议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我还遇到了理查德·莱亚德,他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幸福学研究学者之一,也是《幸福的社会》(Happiness: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一书的作者。在我2010年考虑是否要到伦敦经济学院工作时,莱亚德起到了关键作用。自从认识了卡尼曼和莱亚德之后,我就一直在进行有关幸福及其来源的研究。有时候,我需要分析既有的数据,有时候,又需要搜集新的数据。这些源自实验室和真实世界的数据,很自然地将我引入了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中。你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做之事,而你之所以会做某些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期望它们会给你带来幸福。所以,你的幸福感就是对你所做之事的反馈。可见,幸福研究具有很强的循环性。作为同时研究幸福和人类行为问题的少数几位研究者之一,我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的联系,并将这两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下列问题的研究:你正在努力获得的东西是什么(更多的幸福),以及你应该如何(通过改变行为)获得它。我上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是经济学,但现在,我是一名行为科学教授,这使得我拥有了更多和心理学家相似的背景知识。我的研究,还有我的这本书,希望能将这两个研究领域最好的成果结合在一起:既能从经济学方面对成本和收益进行严谨、明确的思考,也能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承认外界环境和条件对我们行为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我的研究还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父亲一直从事体力工作,大多是低技术性或半熟练工种,我的母亲则做一些文秘工作贴补家用。我从小住的是社会保障房,上的是普通的公立学校。我们家的经济不宽裕,但也不是特别紧张。我们很少去度假,但是,我的父母总是努力让我们吃得饱,穿得暖。我现在的许多朋友都没有上过大学,但也有一些从小家境优越的朋友。因此,我的个人经历不同于许多研究人类幸福与行为问题的专家。通晓学术研究的背景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是,对拥有不同背景的人们及其心理和行为有一定的了解,也十分重要。我敢肯定,你一定非常清楚,调整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值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此,我不会许诺说本书将会改变你的生活。但是,我希望能为你提供一些关于如何改善你行为的建议。行为科学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告诉你这件事的人。你是否更愿意相信某些人,而非另外一些人。在理想状态下,好的传播者需要具备三个特征:他们值得信任,他们是专家,他们和你相似。基于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和我的家庭背景,我觉得我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所以,你更有理由认真地对待下文要讲的内容。[1] 《思考,快与慢》由中信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编者注

热身准备

在阅读本书之前,请你先看看下列表格中的20项内容,这些都可能会让你感觉更幸福。在这个列表中,哪4项会让你感到最幸福?请在这4项“最令我幸福”的一栏里各填写一个“×”。之后,请在“实现的难度”一栏里填上0~10数字中的一个,0表示“很容易实现”,10表示“很难实现”。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你可能需要牢牢记住你的选择。

引言 幸福的源泉

一直以来,我只有在面对家人和最要好的朋友时,才会坦承这个事实:我说话口吃。这很可能是我的幸福风景画上最大的一块污渍了。虽然我试图隐藏这个缺点的努力在大多数时候还算成功,但它却如影随形,一直伴随着我,也影响着我。

在我大约7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去拜访一位语言治疗师,他告诉我,长大后就会好的。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口吃情况变得尤其严重,我甚至不能完整地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讨厌接打电话。任何一个需要开口讲话的场合,哪怕是在一般人看来再正常再自然不过的场合,都会让我无比焦虑,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口吃之所以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能牢牢地吸引口吃者的注意力,尤其是在每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口吃的频率和程度会随时变化,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消耗如此多的(我所谓的)“注意力能量”。比如,如果我每次说到第6个词就会口吃,那么,在没有说到第6个词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去特别留意它,别人也会很快习惯你的讲话方式。只有不确定性才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我们会注意到那些偶然出现的声音(如汽车喇叭声),而较少关注那些可预测的声音(如钟表的嘀嗒声)。

另外,对于口吃问题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是因为其发生的原因还没有被研究清楚。我们通常会更多地关注那些解释不了的现象。比如,你的腿有点儿疼,如果你不知道它为什么疼,你就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而如果你知道腿疼是因为你几天前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你就不会那么关心这个问题了。

即使对于那些口吃问题不太严重的人来说,每当他们考虑自己何时会结巴的时候,他们也会非常焦虑。我的结巴问题通常表现为“发音障碍”,即一种不由自主的停顿,其间,我发不出任何声音,而且在当时的我看来,这种停顿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毋庸赘言,我十分惧怕口吃。更糟糕的是,口吃者认为,当周围的人正在认真地倾听他们讲话时,如果他们口吃,人们就会笑话他们。当时唯一能够安慰我的,就是,长大之后我就不会口吃了。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一次讨论课上做报告的惨败经历,让我终于认识到,口吃问题不会自动消失。身为一名口吃者,我那时已经非常擅长避免当众发言,所以,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当众做报告。当然,许多人都惧怕当众发言,但是,对口吃者来说,这种恐惧感放大了许多倍。一年之后,22岁的我来到纽约继续我的硕士学业,我去拜访了另一位语言治疗师,她比我妈妈带我去拜访的那一位更见多识广。她教会了我控制自己的语速,包括轻声地、缓慢地开始说每一个句子,并想象自己说的每一个词语都被无缝地衔接在一起。我说话仍不流畅,但是,这种方法确确实实增强了我的信心,让我开始敢于当众发言。从此,我越来越多地参与一些需要当众发言的活动,目的是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后来,我还找了一份当讲师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喜欢上了当众发言,担心也越来越少。在许多次公开发言之前,我都曾心怀恐惧,可是,我现在真的想不出有哪一次发言比我所预料的更糟糕。在过去的20年里,我逐渐养成了与口吃“斗争”的习惯,这让我非常自豪,我也一直在积极地参与一些更具挑战性、更有意义的活动,比如公开演讲。

不过,对于某些场合,我继续采取“逃跑”的态度,比如,我会推掉电视和广播访谈节目的邀约,也不参加任何直播节目。我的口吃问题依然影响着我的心情,因此,如果是在一些我认为讲话流利度非常关键的重要场合,那么,无论是在我讲话之时还是在讲话之前,我都会忧心忡忡。大约6年前,我决定到克罗地亚参加一个探讨口吃问题的大会。在乘飞机回家的途中,我遇到了来自伦敦迈克尔·帕林中心的几位语言治疗师。尽管这个中心的治疗师主要专注于解决儿童的口吃问题,但他们还是非常热情地同意为我做治疗。

这次治疗经历与以往大不相同,针对的是我在讲话过程中对于口吃问题的关注,而非我的讲话方式。我学会了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当时的体验上,这有助于减轻我当众讲话时的恐惧,也不会过分担心之前的讲话有多么糟糕。我也开始关注自己内心对这些讲话场合的感受,这些感受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很好的,并将这些体验用作我对未来讲话的心理准备。关注我们的行为会如何影响自己的感受,这对于我们了解什么会带给自己幸福而什么不会非常关键。

我还意识到,我对于自己讲话流畅度不足的关注程度,与他人的关注程度完全不同。实际上,在我后来公开坦承自己的口吃问题后,我发现,只有寥寥几个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大多人都以为那不过是我个人的说话特点。我的一些学生阅读过本书的草稿,当他们发现我这个在各种公开场合进行过演讲的人,居然也对公开发言有过如此多的担心时,他们都感到非常吃惊。这给我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即使是那些知道我有口吃问题的人,也并不在乎这一点,更不会因此笑话我。我的看法才是我克服口吃问题的关键所在,它终于不再困扰我了。

一旦我不再过于关注自己的讲话方式,我也就不再为口吃问题烦恼了。由此可见,改变行为模式、增加幸福感不仅与关注积极因素有关,也与忽视消极因素有关。现在,无论你如何衡量,我的幸福感都几乎不会受到口吃问题的影响。总之,重新分配注意力这一点,不仅解释了现在我的口吃问题为什么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不再那么在乎口吃问题。当然,口吃问题的减轻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是,我不再那么关注它了。结果就是,我变得更幸福了。

适用于解决我的口吃问题的方法,也同样有助于提升你的幸福感。你的幸福取决于你如何分配自己的注意力——你所关注的事情会驱动你的行为,决定你的幸福,注意力就是将你的生活点滴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

我身为经济学者所受的训练,是促使我开始专门研究注意力分配问题的催化剂。我们随处可见稀缺现象,所以,重新分配资源对于造就理想的结果非常关键。你的注意力有时会放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其他的时候你则会分心考虑其他问题,比如晚饭吃什么,或者干脆走神儿了。根据定义,投放在某个刺激物上的注意力就相当于从另一个刺激物上收回的注意力。比如,当你给一个朋友发短信时,你就会忽视坐在你身边的另一个朋友。在英文中,我们使用“付出注意力”(pay attention)这个表达方式绝非偶然。

注意力资源不足意味着你必须考虑应该关注什么,以及如何关注。如果你不像自己预期的那么幸福,那么你一定是将注意力用错了地方。如果你能够以最佳方式分配你的注意力,你就会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你关注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说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与丹尼尔·卡尼曼一起共事的时候,开始对注意力问题产生兴趣的。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阐明注意力的分配如何成为一个生产过程,并将刺激物转化为幸福感。

在此之前,大多数试图解释幸福根源的观点,都将收入等外在因素与幸福这一最终结果直接关联在一起,这是错误的。我的方法是将外在因素设定为争抢你注意力的刺激物,它们对你的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你对它们的关注程度。因此,收入对你的幸福感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你所拥有的金钱数量,而且取决于你对金钱数量的关注程度。外在因素,如金钱、婚姻、性、口吃或者其他事物,对你的幸福程度的影响既可以非常大,也可以非常小,这同样取决于你对它们的关注程度。

有些因素,如噪声,会比其他因素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是,对于噪声将如何影响你的感受,你可以进行控制。如果我说,这一点可以令人振奋,我希望你能同意我的观点。

另一个更令人心生谦卑之感的观点是,我们的许多行为其实是由下意识的思维方式驱动的。实际上,行为科学过去20来年来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简单却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是否会购买那块巧克力,更多地取决于它当时是否被放在超市货架显眼的位置,而不是你想吃巧克力这一有意识的决定。在日常生活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我不清楚自己上车后具体是什么时候扣上安全带的,你知道吗?你下班或放学回家后,是不是想都没想就径直地走向冰箱?

我们的行为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一项针对加利福尼亚州300名青少年所做的调查表明,如果在离学校不到200米的地方有一家快餐店,这个学校学生的肥胖率就会增加5%。同样,一项关于怀孕女性的调查表明,如果在离家不到800米的地方有一家快餐店,她们在孕[1]期体重增加40磅以上的概率就会增加1.6%。体重增加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我们再来谈谈作弊吧。虽然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做出不诚实的行为,当然,其程度不至于破坏我们在自己心目中的正面形象。让一群参加考试的学生自己阅卷并报告分数,与那些由老师阅卷的学生相比,前者会报告他们多做对了大约4道题(一共50道题)。这个数目并不大,否则就真的是作弊了。我们作弊的倾向,类似于我们贪吃的倾向,二者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都关系不大,而与我们是否有机会做此事关系很大。

你可能很容易就会想到,我的口吃问题在某些场合会严重一些,通常是压力重重的场合;而在身边没有人的时候,我是不可能结巴的。我的说话方式及其对我行为的影响,既会受到我本人的影响,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何时会口吃、口吃会以什么方式出现以及我会作何反应,这些对我本人来讲都是不确定的。因此,任何试图探索人类行为和幸福源泉的努力,都必须适当地解释外在环境和内在认知的影响,既要借助心理学,也要考虑“语境学”(contextology)。

本书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详细探讨幸福是什么,并证明幸福感是由我们所关注的事物决定的。在探讨幸福的根源之前,我们先要对幸福进行定义,然后论证,幸福的秘诀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快乐和创造意义。在第二部分,我将利用行为科学的最新发现,为你和你关心的人提供一些如何获得幸福的建议。关键在于,要顺从你的本性来组织你的生活,这样一来,你不用费时费力地思考就能获得更大的幸福。

[1] 1磅≈0.454千克。——编者注第一部分生产幸福

许多有关幸福的书都为我们提供了如何获得更多幸福的方法,但这些书却并没有给幸福下一个定义。追求幸福,首先需要我们对正在追求的幸福进行概念上的界定。所以,在本书第1章,我将幸福定义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体验到的快乐与创造的意义”。

在第2章,我将介绍依据此定义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这项研究不仅提示了人们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幸福,也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让我们感到快乐的活动(如看电视),与给我们带来意义感的活动(如工作)是不同的。在第3章,我将阐述能真正帮助我们理解幸福源泉的最好方式,也许还是唯一的方式。收入和口吃等因素是不会直接影响幸福感的,但是,人们对于它们的关注程度却会影响幸福感。我将引入有关幸福生产过程的理念,它融合了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我希望它可以改变人们对于幸福以及如何获得更多幸福的看法。在第4章,我将探讨三个主要的注意力障碍,它们会妨碍我们做出让自己更幸福的决策。第1章 幸福是什么?

当你感到幸福时,你的生活将一帆风顺。可是,到底什么是幸福呢?我问的不是“什么因素会影响幸福”,而是幸福是什么。我们对幸福的不同定义会影响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所以,给出幸福的清晰定义,对任何有关幸福的著作来说,都是第一要务,可惜这样的书少之又少。在过去20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在经济学、心理学、哲学与决策学的交叉领域中从事研究工作,因此,我觉得自己有资格给出如下定义:幸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体验到的快乐与创造的意义。这个定义新颖、明确、连贯,在我的研究领域和我的个人生活中,它都得到了人们的共鸣。我希望这个定义也能引起你的共鸣。此外,这个定义表明,幸福是可测量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增加有关幸福的理解非常重要。幸福的衡量

通常,人们不会以这种基于体验的方式来衡量幸福,相反,人们更倾向于以生活是否总体顺利这样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幸福。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小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几周之前,我和一位相识多年的好朋友共进晚餐。她供职于一家著名的媒体,几乎一整个晚上,她都在向我抱怨她的工作有多么痛苦,并相继埋怨了她的老板、同事以及通勤情况。晚餐结束时,她丝毫不带讽刺意味地说了一句:“当然,我非常喜欢在米兰公司工作。”她说的话其实并无自相矛盾之处,因为她体验自己工作的方式与评价工作的方式有所不同。体验与评价之间的区别,类似于给你拍视频与拍照片之间的区别。我的朋友描述的是关于她的日常工作这段视频的痛苦,相比之下,那些照片则令她非常满意。

我们将会看到,这不仅是我们在事关幸福之时通常会有的行为,也是我们通常会犯的错误。许多关于幸福以及我们自己的假设都与如下事实相关:我们通常关注的都是那些我们自认为能让我们更幸福的东西,而不是真正能让我们幸福的东西。我这位朋友的工作体验并不开心,可是,她的这些体验对她行为的影响,比不上她对工作的评价。她喜欢在米兰公司工作,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为。日复一日,她没有获得她本应得到的更大的幸福。

对生活中的某一方面表示满意,诸如工作、健康状况以及人际关系,经常能够预示我们将会采取的行为。就像我的朋友那样,她对自己供职的米兰公司有着比较积极的评价,这意味着她将继续留在那里工作。不过,满意度不能真实全面地描绘出我们的感受。我朋友的工作体验其实是痛苦的,所以,我们在衡量她的幸福感时,应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大多数有关幸福的调查都会问你对生活的某个具体方面是否感到满意,也会问一些笼统、抽象的问题,比如,“总体来说,你对自己的生活有多满意”。当然,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涵盖有关幸福诸多复杂的方面,但是,将多个单独的问题综合在一起,却能帮助我们大致推测出能使大多数人感到幸福或不幸福的东西是什么。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极少考虑自己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也许只有在衡量幸福感时才会真正考虑这个问题。此外,“满意”这个词本身也有问题,它有多种含义,其中一种含义就是“拥有足够的某种东西”,而这与一个人幸福与否无关。因此,调查结果反映更多的是你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脑海中浮现的答案,而非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真正体验。因为在我看来,问卷上的都是一些非常考验认知能力的问题,而你的作答时间却只有短短的5秒钟。

这有助于我们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一些表面看似乎无关的因素却会对你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比如,在问你对生活的满意度之前,先问你的政治主张是什么,结果发现政治主张对你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几乎和失业一样大。此外,问题的排列顺序也会对调查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有关婚姻满意度的问题出现在生活满意度的问题之前,那么,你对生活的满意度与你对婚姻的满意度的相关性就会提高。如果先问及的是你的人际关系情况,那么,在影响你的生活满意度的诸多因素中,人际关系就显得更重要。

在拍照片的时候,你都会提前摆好造型。想想你曾经在照相机前面摆过多少次造型吧,可这些并不能反映你当时的真情实感,摄像机拍摄的影像则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你随着时间推移所感受到的幸福。因此,我们需要舍弃有关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照片,改为关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真实感受。幸福的感受

只有你感到幸福,你的生活才会一帆风顺。每天你都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感受,更不用说一辈子了。心理学家通常将感受分为两类,每类又分别包括两种情感:一类是“积极的情感和消极的情感”,另一类是“激起的情感和未激起的情感”。积极的情感和“消极的情感”这一类感受的含义不言自明,不过,我给“消极的情感”加上引号是因为它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好的结果。你可以将激起的情感和未激起的情感分别理解为唤醒的情感或睡着的情感。因此,快乐是积极的、已激起的情感;满足是积极的、未激起的情感;焦虑是消极的、已激起的情感;悲伤是消极的、未激起的情感。见下表:

我认为,情感的积极与消极之分会影响幸福,激起与未激起之分也会影响幸福。与有关生活满意度的调查数据相反,美国盖洛普公司于2014年对全世界132个国家的成年人进行的幸福度调查显示,有钱人并不总是比贫穷的人更幸福。在美国,年收入75 000美元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那些年收入超过这个数字的美国人,并不能用更多的钱换来更多的幸福。你可能会认为拥有更多的财富会让你感到更幸福,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你的感受才是你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个观点最早由杰里米·边沁提出。边沁是18世纪的哲学家与激进主义者,他反对歧视同性恋,提倡妇女的平等权利。边沁从小就是一位神童,12岁就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但他很快就对当时的法律制度备感失望,并开始致力于倡导法律改革。任何来到伦敦大学学院的访客对边沁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他那经过防腐处理的身躯现在还端坐在学院的入口处。根据他的遗嘱,边沁的遗体被用于一次公开解剖课,躯体骨架和头部被保存在一个木制柜子中,并穿上了他本人的衣服。现在,他的头部其实是蜡质的,因为经过防腐处理,他的头部看起来有点儿奇怪,但头发还是他本人的。

边沁认为,“快乐”(pleasure)是唯一的好东西,而“痛苦”(pain)则是唯一的坏东西。有些学者已经不再使用这两个词,因为会让人联想到身体上的快乐和痛苦,他们更愿意使用“享乐”(enjoyment)和“受苦”(suffering)这两个词。但我认为,快乐和痛苦也可以指代其他一些描述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词汇,如前者可以指代欢乐、兴奋、开心等,后者可以指代愤怒、焦虑、压力和担忧等。在本书中,“快乐”与“痛苦”都将被用作涵盖性术语,是多种情感的代指,因为我们可以同时产生和流露出多种复杂的情感。

你的感受既取决于你所经历的事情,也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几乎总是处于激起的情感状态,大多数时间都很开心,但有时也会焦虑不安,很少感到满足或悲伤。我很喜欢这样的自己,我的妻子莱斯和朋友们也喜欢这样的我(我猜想,如果他们不喜欢这样的我,早就离开我了)。你可能和我类似,也可能和我不同。

总之,可以根据占据主导性的情感来对每一个人进行归类。我们中那些快乐的人往往有更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用边沁的话来说就是,他们通常会感到快乐,而不太容易感受到痛苦。由此可见,你越多地感受到快乐,这些情感就越强烈,你也会越幸福。可是,除了快乐和痛苦这两类,其他情感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幸福的快乐—意义感原则

是的,还有一类情感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意义感和空虚感。我用这两个词汇来涵盖一系列积极或消极的情感,前者如满足感、价值感,后者如无聊、徒劳等感觉。这些情感可能会影响你的幸福感,因此必须做出适当的解释。想想工作或学习,这些活动有时候会让你感觉非常有意义,有时候又让你觉得毫无意义。与快乐和痛苦一样,这类情感对你也非常重要。感受和情感

意义感也是一种情感,可以与其他更常见的情感,如欢乐、焦虑和愤怒等,相提并论。不过,我对情感的解读更为宽泛:情感并不是指眼含热泪、多愁善感的情绪,它涵盖了各种快乐和痛苦,以及对某种体验的意义感。描述意义感的词汇与描述快乐的词汇不同,意义感的结构更加简单,因为其大多都是未激起的情感,可谓非好(有意义)即坏(无意义)。

写作本书就是做有意义之事的绝佳例证。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强烈的意义感,这让我像和朋友在一起喝啤酒时那样快乐。另一个例子是帮助朋友搬家。一整天都搬着箱子和家具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汗流浃背,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你却会感到非常有意义。再比如说看一部令人感动的纪实电影,虽说它不一定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乐趣,但你一直在全情投入、聚精会神地观看。我敢肯定,你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

有些时候,你的感受正好相反——你觉得空虚、无聊、毫无意义。那项你坚信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任务,既令你痛苦,也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你昨天晚上看的那部浪漫爱情喜剧,虽然情节很搞笑,但你却觉得很无聊。我敢打赌,你无须伤脑筋,就能想出许多这样的例子。

不曾有人以这种方式来探讨幸福的问题,这一点让我感到很奇怪。许多学术文献都曾谈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快乐体验,却没有以这种基于体验的方式讨论过意义感。到目前为止,如果说有过这方面的研究,那也只是笼统地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诸如我们的生活是否有目标和意义等。

与那些有关生活满意度的问题一样,此类问题通常将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对其总体意义感进行评价,而不是考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意义感的体验,后者对你的幸福而言至关重要。举例来说,新生儿的爸爸比那些没有孩子的男人觉得生活更有意义,但对于新生儿的妈妈而言,这种对比的效果就并不明显。这个调查结果非常有趣,不过,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对它做出解释:调查对象的不同反应取决于主要情感。与新生儿的妈妈相比,新生儿的爸爸可能更关注自己有孩子这个事实,而新生儿的妈妈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家务活。更加准确和有效的衡量方式应该考虑到,新生儿的爸爸和新生儿的妈妈是否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体验到不同的意义感。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感觉很好。这种良好的感觉中有一大部分并非来自我对所写文字的情感反应,而是我所写下的字句以及我试图传达的观点产生了一种意义感。我敢肯定,在日常生活中,你也会有类似的感受。你也许会花一些时间来打理自己的花园,除了照料玫瑰带给你的情感反应(快乐)外,做这件事还会让你感到有意义,这是两种不同的感受。你可能正在从事一份让你觉得有成就感的工作,它也许不如你的上一份工作有意思,但它却让你感到更幸福。

因此,与建构生活的总体意义感相比,我对体验每时每刻的意义感更感兴趣。你做的所有事情、你的所有感受,其中都存在快乐(或者痛苦)和意义感(或者无意义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你从某个经历中获得的幸福感。

我的幸福感中包括快乐和意义感,这一点也体现在你们的幸福感里。但是,几乎没有几个学者研究过人们是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的,以及政府可以基于什么数据来制订公共服务预算计划,所以,在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支持下,我和罗伯·梅特卡夫共同设计了一个在线调查,以填补这一空白。由于调查对象的回答会深受调查问题措辞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对调查结果持保留态度。但是,即使在调查对象知道自己所提供的信息将被用于帮助政府做出公共决策的情况下,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生活中的幸福”这个问题时,其中赞同应该侧重于衡量“日常生活中的快乐与悲伤”的人数,与赞同应该侧重于衡量“所做事情之意义大小”的人数也依然相差无几。也就是说,快乐与意义感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描述意义感的方法有点儿偏向评价性了)。

为了获得真正的幸福,你既要感到快乐,又要有意义感。你体验到的快乐和意义感可能和我的大相径庭,但你可以和我一样开心或者悲伤。在不同的时间,你对这两者的需求程度也可能不同,但是,你只有同时拥有这两者才会获得幸福。我称其为“快乐—意义感原则”。

快乐—意义感原则既可以解释人类寻求快乐和意义感,避免痛苦与空虚感的动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通常比较消极的情感有时候会因为有用而变得积极。比如,愤怒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糟糕的局面,开创良好的局面;也可以通过引发积极的反应,促使我们解决冲突,而非逃避问题;愤怒还具有摒弃以自我为中心,鼓励合作性行为的作用。因此,你不会一直想体验积极的情感。生活可能会很残酷,人也可能会很残酷,有时候你需要愤怒。但是,我们有时也会产生不必要的愤怒,比如,当我们被一些小烦恼所困扰时。

快乐—意义感原则也能帮助我们回答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初启发我思考意义感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生孩子?我是指真正地选择生孩子,而非出于繁殖后代的生理需求。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中,有一大部分人认为孩子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感。那么,调查数据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孩子对我们幸福感的影响最多只是中性的。

对于许多有孩子的人来说,如果当初不生孩子,他们的幸福感现在也许会减少许多;而对于许多没生孩子的人来说,如果当初生了孩子,说不定他们现在会更幸福,这很可能是真实的情况。为了弄清楚孩子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如果某个人当初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现在会是什么状态,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在判断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时,我们需要十分谨慎,这是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是自愿选择进入现在的状态中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生孩子并不会增加幸福感,应该也没有人会感到吃惊。有时候单纯的性爱就会孕育一个生命,十月怀胎后,一个长得很像你的婴儿出生了,从此,你在情感上就与他(或她)有了扯不断的关系,但这也只意味着你不大可能会抛弃他(或她)。至于这个婴儿对你的幸福感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一点儿也不重要。

当我10年前第一次考虑是否要生孩子的时候,我已然明白了有关幸福的道理,所以,我理智的决定应该是不要孩子,对吗?也许是这样吧。可是,我当时参考的数据大多是基于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基于对快乐的体验。这些数据让我深切地感到,如果成为一名家长,我做的一些事情将会非常有意义,比如帮助我的孩子穿鞋,教他们阅读等。我并不期望做这些事情会让我感到快乐,它们当然不如和我的朋友晚上一起出去玩快乐,不过我确实觉得,能给我的孩子讲故事,未来再听他们给我读书,将会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孩子会给我快乐的生活增加更多的意义感,因而会使我更幸福;或者,至少通过平衡我生活中快乐和意义感之间的关系,使我感受到一种不同的幸福。就是带着这些考虑,我决定生孩子。我和莱斯现在有一个6岁的女儿波比和一个5岁的儿子斯坦利,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少量的快乐、大量的痛苦,以及超大量的意义感。我必须说,由于他们平衡了我生活中快乐与意义感的关系,我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幸福。他们或许还增加了我的幸福感,因为这种全然不同的幸福也许更适合年岁渐长的我。在下一章中,我将介绍我其他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与孩子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对快乐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它却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时间利用方式。

我并不是建议你考虑生一个孩子,你所做的许多事情不一定都与孩子有关,但它们也会让你感到有意义。我的意思是,幸福的生活包含快乐和意义感等积极情感,而痛苦的生活则包含痛苦与空虚感等消极情感。

为幸福下定义这件事非常复杂,但是,快乐—意义感原则可以将诸多情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帮助我们拨开其他各种定义的迷雾。于是,偶尔生一次气,长时间地工作,生几个孩子,就不再是疯狂的事情了。但是,如果你牺牲了许多快乐,仅仅是为了多获得一点儿意义感,或者说,如果你生活中快乐和意义感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了,那么上述几件事情对你来说也许依然是疯狂的行为。快乐与意义感的平衡关系

到目前为止,你可能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快乐与意义感的平衡问题。现在,在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之前,请你想想你通常看的电视节目(如果你不看电视,那就想想自己喜欢读的书)。那些你常看的电视节目,你会将它们描述成令你感到快乐的,还是有意义的,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为了让你看清自己位于快乐与意义感“指示器”的哪个位置,请看下图。

通过思考上述问题,你已经进行了热身,现在,来考虑一下你个人的总体情况吧。你认为自己更像一台“快乐机器”还是一个“意义感引擎”呢?也就是说,你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是快乐多于意义感,还是意义感多于快乐,或者,你是一位“平衡人士”,能够体验到大致相等的快乐和意义感?你现在处在指示器的什么位置上,你希望自己处于这个位置吗?

你的幸福如何在快乐和意义感之间摇摆,这需要你自己来决定,就像你自己决定要看什么电视节目一样。能驱动你的小船的力量,不一定能驱动我的小船。我们的喜好也不同,看《X档案》可能会让你感到很快乐,但我却喜欢看真人秀《X音素》。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东西可能会对不同人的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可是,这在许多“一刀切”的幸福学书籍中却并未提及。因此,你需要弄清楚哪些东西对你自己的幸福感有影响。

但是,无论你的回答是什么,真正重要的都是你的感受(即情感)及其频率和强度。如果你在快乐与意义感之间建立了适合你自己的平衡关系,你就会感受到最大化的幸福。这两者的比例并非总是相等的,你的平衡关系很可能与我的平衡关系不同。另外,在每天的不同时段,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快乐和意义感的比例也不同。

有了这些,我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如果你在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大于意义感,那么你就应该多花点儿时间去做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同样,如果你体验到的意义感大于快乐,你就应该多花点儿时间去做更有乐趣的事情。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基于所有经济学家都非常熟悉的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只不过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幸福)。

为了说明这个法则,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两种商品——啤酒和比萨饼,而且你都喜欢。第一杯啤酒喝起来会让你觉得很痛快,第一块比萨饼也非常好吃。喝第二杯啤酒时,你的感觉也不错,但不如喝第一杯时那么好了,第二块比萨饼吃起来也很好吃,不过也没有第一块那么好吃了。在你喝了4杯啤酒后,你很可能更愿意将第5杯啤酒换成第一块比萨饼。而如果你已经吃了4块比萨饼,你也很可能更愿意将第5块比萨饼换成第一杯啤酒。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商品、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快乐与意义感。由于缺乏这两者之间平衡关系的精确数据,请看下面的例子,它和我的朋友米格和丽莎有关。米格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住在伊比沙岛。他总是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少地工作,他喜欢参加聚会和开怀大笑。我生活中最美好的一些时光就是在伊比沙岛度过的,这大多要归功于米格。他称呼我为“幸福教授”,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丽莎热衷于用行为科学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她对待工作极其认真。她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很少笑,即使是在特别愉悦的场合,她也只是面带微笑。米格拥有的快乐体验很多,而丽莎则拥有很多的意义感。

如果米格能找到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替换他所做的某些有趣之事)去做,他会更幸福;丽莎如果能多体验一些快乐(替代她花在做有意义之事上的一些时间),她也会更幸福。米格和丽莎都曾向我坦承,如果他们在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与意义感的比例能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就会更幸福。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知道是一回事,行动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会在本书的后文中告诉你如何实现这种变化。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人们是如何衡量快乐与意义感的,我与塔里·沙洛特、伊沃·乌拉夫一起进行了一项小研究。实验对象是20个学生,我们请他们给一些日常活动(比如帮朋友遛狗,为了工作或学习而阅读,看电视,听音乐等)评分,评分标准是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时所感受到的快乐与意义感。然后,我们给他们列出了80个与快乐和意义感有关的活动项目,并询问他们,如果在接下来的某一天里,他们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做哪些事情。结果显示,实验对象对快乐和意义感的评分,可以被用来预测他们接下来将会选择做什么事情来打发自己的时间。但是,实验对象更倾向于选择做快乐的事情。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空闲时间更可能被人们用于玩乐而非增加意义感。我们的一项后续研究将针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并考察人们在感受到快乐和意义感时大脑的活动情况。快乐与意义感的持续时间

日复一日、每时每刻,你都能体验到快乐、意义感、痛苦和空虚感等各种情感。当你体验到积极情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幸福,你所体验到的积极情感的持续时间越长,你获得的幸福感也就越多。因此,幸福感归根结底与快乐和意义感的持续时间相关。

时间是真正的稀缺资源。你可以通过乞讨、借贷甚至偷盗的方式获得钱财,但是,流逝的时间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找不回来了。每一天开始的时候,你的时间银行里都存有1 440分钟;每一天结束的时候,这个账户的余额又会归零,没有借贷也没有盈余。说得坦率一点儿,你每一分钟都在走近死亡。但是,从时间使用方面来研究幸福问题的学者凤毛麟角。时间的稀缺性意味着,任何对幸福的科学定义,都必须考虑到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意义感的强烈程度及持续时间。

因此,我们都应该努力学习如何利用时间,以便让自己获得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强烈的快乐和意义感。正如你不能找回已逝去的时间,你也无法挽回已经失去的幸福。继续做一份无聊的工作,或者延续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都会延长你的痛苦,即使是将来的幸福也不可能补偿你现在的不幸。

我认为,更多的睡眠并不一定意味着浪费时间。而我的一位同事认为,如果幸福感与时间长短有关,那么你清醒的时间越长,你的幸福指数就越高,这是因为你拥有了更多享受幸福的时间。但与此同时,你感到疲惫和痛苦的时间也更多了。幸福感不仅与时间的长短有关(虽然时间的长短很重要),也与时间的质量有关。我本人的睡眠不太好,如果我能多睡一个小时,在我清醒的那些时间里,我可能就会感觉更幸福。

你感觉良好的时间越长,你就会越幸福。严格说来应该是,你认为自己拥有的美好时光越多,你就会越幸福。因此我们对时间长度的感知支配着我们的体验。你肯定有过这样的感觉,在做某些事情时,时间仿佛过得特别快。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一个男人与一个漂亮女人坐在一起一个小时,感觉好像只有一分钟;可如果你让他在热炉子上坐一分钟,感觉可能比一个小时还漫长。这就是相对论!”如果你感到痛苦,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空虚无聊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长得仿佛没有尽头。根据各种活动所花费的实际时间来衡量幸福感,得出的结果不过是你真实体验的一个近似值。

在做关乎未来的决策时,我们通常更关心现在而非未来,更关心明天而非后天,在我们眼里,一年的时间与一年零一天的时间几乎没有差别。所以,我们总是更看重现在,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很容易那么冲动和不耐烦。

我最近的一项研究是和戴维·布莱德福特、马蒂奥·贾里奇一起进行的,这项研究证实,我们曲解时间的方式和我们曲解噪声、热和光的方式如出一辙。如果我把电视机的音量从50分贝调高到100分贝,你不会认为音量是之前的两倍。同理,如果你正在为某件事感到困惑,而我同意将给你考虑此事的时间从一个星期增加到两个星期,你也不会觉得时间是之前的两倍。下面我们一起做做这个时间曲解练习吧。想象一周后的某一天。下方横线的最左端表示“很短”,最右端表示“很长”。从今天到一周后的某一天,你觉得这段时间是长还是短?请在横线上,标示出你的答案。接下来,想象4周后的某一天。从今天到4周后的某一天,你觉得这段时间是长还是短?请在横线上,标示出你的答案。

如果你和我们研究的实验对象一样,那么你所给出的上述问题的两个答案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你认为从今天起到一周后的某一天或到4周后的某一天,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后者的时间长度是前者的三倍。

毫无疑问,你的性格有多么冲动以及你如何感知时间,都会极大地影响你的行为。不过,无论你的喜好是什么,你体验到的总是当下的快乐与意义感等情感。而对你幸福感至关重要的正是这些情感的持续时间和累积,这才是应该用以评价你行为的标准。

我建议,有时候,你应该学会牺牲一点儿现在的幸福时光,以换取未来更多的幸福。比如,不幸福的婚姻可以成为双方离婚的动力,尤其当婚姻中的一方明显不如另一方幸福的时候,即使在结婚后的第一年也是如此。有一个好消息是,英国已有研究证实,结束不幸福的婚姻可以提高双方和成年孩子(18~30岁)的幸福感。如果你减少了吸烟的数量,在短期内,你可能会觉得幸福感有所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当你收获了健康和戒烟后的其他好处时,你将会感到更幸福。

可见,短期的不幸福有可能是有益的,前提是你会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有所收获,在评价你的幸福时,这一时间维度非常重要。在我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由于我家的房子正在重新装修,我和家人不得不租住在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而且这种生活持续了8周时间。我们认为,至少未来8年我们可以住在重新装修过的房子里这一事实,足以弥补这8周的窘迫感。我们做出这个判断的唯一出发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去体验更多的幸福。

当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谈到延迟满足这一话题时,他们其实指的是牺牲目前的快乐去换取未来的快乐。当我们将幸福定义为对快乐和意义感的体验时,牺牲幸福去追求成就的状况就大大地减少了。所以,你所做的那些乐趣较少的事情至少应该是有意义的。职业运动员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他们会放弃生活中的许多乐趣,为的就是一大早能够按时参加那些艰苦的训练。这可以被视为延迟满足的行为,但我认为,这些运动员可以从训练中获得意义感的体验。他们既会感到肌肉酸痛,也能感受到训练的意义。我的研究和经历告诉我,生活不是用牺牲今天的幸福去换取未来的幸福(反过来也成立),而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在快乐与意义感之间做出平衡和取舍。幸福的时间维度

某件事是否值得做,这取决于你对快乐和意义感的体验。其中既包括你对某件事可能带来的美好或糟糕情感的预期,也包括你对过去的美好或糟糕经历的回忆。一切都发生在此时此地,你的预期和回忆都是你当下感受的一部分。关注快乐和意义感的持续时间,这让我们可以通过考虑某个决策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来判断此决策是否理性。

这对许多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对需要判断花一整个周末看完一整部电视剧光盘是否值得的某个人来说,这非常有用;对那些需要判断是否应该建议人们购买肯德基全家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也代表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需要考虑它们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而不是依靠其他标准(无论是道德标准还是别的标准)。

请你回忆一下自己熬夜的经历吧。当你第二天早晨起床备感疲乏时,你就会后悔自己熬夜了。从对幸福感的体验这一角度来说,早晨起床时的痛苦已经远超熬夜的乐趣。有时候,这样说是对的,但有时候,这样说却是错误的。因为也许熬夜的乐趣完全能够补偿早晨起床时的疲惫感,更重要的是,你对那个夜晚的美好回忆也许还会成为未来快乐的来源。在考虑如何才能更幸福的问题时,请记住,过去的回忆对你当前的幸福体验至关重要,幸福感也部分源于你对过去美好体验的回忆。

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你视为你现在(以及未来)是否幸福的最佳评委。从这个视角来看,在你每次决定熬夜之前,肯定充分考虑了熬夜可能带来的后果,并认为熬夜会让你感觉更快乐。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道理,因此,他们只关注你的行为。如果你吃了大量的蛋糕,并且发胖了,这就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的感觉一定比不吃或者被阻止吃蛋糕更好。但是,如果认为你能明确个人喜好,那就太天真了。这是因为我们往往是在事后才产生了喜好或感到后悔不已。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说过这样的话,“我真希望自己当时没有那样做”。

与这些经济学家持完全相反观点的是一些公共政策专家,他们认为事后的后悔情绪才最值得被关注。这个观点也过于天真,原因在于,你在体验到某个行为的恶果之后,你可能会后悔,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下一次不会这样做。吃蛋糕毕竟是快乐的,即使跳伞会有生命危险,它也依然是有意义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后悔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后悔没有做某件事,而不是做了某件事,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可能会改变我们生活的重大机遇之时。有证据表明,后悔情绪只在形成回忆的那个时间段,才比较容易产生。研究人员调查了某大学在校大学生在刚刚过去的寒假中所留下的遗憾事,也让从这所学校毕业多年的人回忆了他们在40年前的寒假中所留下的遗憾事。结果发现,前者后悔的是学习不够努力(有意义的行为),而让后者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参加的聚会太少(快乐的行为)。所以,我们最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快乐与意义感之间的平衡上,而非眼前或过去的遗憾上。快乐与意义感的平衡还可能产生另一个积极的结果,即你的遗憾会减少。

所以,无论是熬夜、吃蛋糕、跳伞,还是做其他或好或坏的事情,都不应该以对事情的喜好或事后的遗憾来评判它们对你幸福感的影响,而应该直接关注当下你对幸福感的体验,以及你一生的体验。你一生体验到的总体幸福感,对你才是真正重要的。

从根本上讲,你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实证调查的方式考察其结果。你对幸福感的体验,为你最终评判某个独立行为是否是好的决策提供了标准。在实践中,我们很难了解不同的决策将会产生什么结果,但这并不能否定如下事实:从原则上讲,以人的一生为时间维度来考察幸福感的做法是正确的。你从某些经历中获得的快乐和意义感是多是少,这取决于你从其他经历中所体验到的快乐与意义感是多少。再次说明,你不可能同时获得做每一件事的快乐,因为你在选择做某件事时就意味着你失去了做另外一件事的快乐。

有哲人曾说,只有到临死前回顾一生的成功与失败之时,我们才能真正地评判自己的人生。伯特兰·罗素说:“我觉得,只有到濒死之时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可是,没有哪一个时刻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特殊时刻就应该拥有特权,包括濒死时刻。我敢肯定,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太关心临死时刻的人生评价,因为人生的价值来自我们一生中所体验到的快乐和意义感,而非来自某个人在某个时刻对自己的评价。

你不一定完全同意我对幸福的定义。我在本书后面章节里讲到的内容也适用于其他的幸福定义,比如那些基于整体生活满意度的定义。但我对幸福的定义确实会影响某些具体的观点,比如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我对幸福的定义也会影响我对幸福实证证据的讨论。下一章,本书将主要讨论关于幸福的数据。第2章 你有多幸福?

基于我在前言中提到的原因,我很想知道你在某一个时刻所关注的东西,并将其与你是否觉得幸福相联系。我们一般不会问“你现在正在关注什么”这样的问题,大多数关于幸福的调查都会问“你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依据这些调查数据,我们推测你的幸福感来源于你正在从事的活动(比如工作或者看电视),而实际上,当你在“听”老板讲话或“看”《X音素》的时候,脑子里很可能在想其他事情。但是,总体来说,建立在大量调查样本的基础上,基于他们正在从事的活动对幸福感进行衡量,可能是我们在了解人们的关注对象时最可信赖的数据。

关于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解读,我也要说明几句。在过去20年里,我们对于幸福与其他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有了很大进展,但我们依然不太清楚这些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幸福感。有两大障碍阻止我们将结论从相关关系发展成因果关系:选择效应与反向因果关系。以做志愿者的影响为例,那些选择做志愿者的人有可能是从中获益的人,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做志愿者产生的幸福效应普及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另外,那些觉得自己很幸福的人也是最有可能去做志愿者的人,所以,在做志愿者与获得幸福的相关关系里,就有一部分构成了反向因果关系。在幸福研究领域,通过鸡蛋的情况来推断小鸡的情况,这可是一个大挑战。

综上所述,对任何活动所能产生的幸福感进行评估,最终必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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