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古道尔,菲利普·伯曼,祁阿红[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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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理由：古道尔的精神之旅(大学译丛)试读：
前言
许多年前，也就是1974年春，我游览了巴黎圣母院。当时游人不多，大教堂里肃穆恬静。硕大的圆花窗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我默默看在眼里，心中暗暗称奇。突然，教堂里响起风琴声：是教堂一隅在举行婚礼，演奏的乐曲是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乐曲开头的主题曲，我一直比较喜欢。这美妙乐曲在教堂巨大的空间里回荡，仿佛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仿佛进入并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
一时之下，我突然感受到一种永恒。它也许是我体验最深的如痴如醉状态，一种对神秘世界的陶醉。高高耸立的大教堂；教堂建设者们的集体灵感和信念；巴赫的出现；他那把真理变成音乐的大脑；能理解那无法解释的进化进程的大脑——当时的我就能理解——这一切都起始于原始尘埃的偶然旋转，这叫我怎么能相信呢？既然我不能相信这是偶然的结果，那我就得承认反偶然。我必须承认宇宙中存在一种引导力量——换句话说，我必须相信有上帝。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所受到的教育是，要进行逻辑的、经验的思维，而不是直觉的、精神的思维。就我所知，我60年代初在剑桥上大学的时候，在动物学系工作和学习的大多数师生都是不可知论者，甚至是无神论者。那些信上帝的人都秘而不宣，不让同伴们知道。
所幸的是，我上剑桥大学时已27岁，信仰已经形成，所以没受当时各种思想的影响。我信仰基督教，相信神的力量，我将其称之为上帝。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各种信仰的接触，我逐渐认识到上帝只有一个，不过人们使用的名称不同罢了：真主、道、造物主等等。在我看，上帝是我们借以“生存、活动和修身养性的伟大精神”。在人生道路上，我的信仰动摇过，对上帝的存在怀疑、甚至否认过。对如何摆脱人类给自己和地球上其他生物所造成的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我也曾绝望过。人类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破坏性？为什么那么自私和贪婪？为什么有时候还那么邪恶？每到这时候，我就觉得地球上出现生命并无重要意义可言。如果没有什么意义，那岂不正如纽约一个愤世嫉俗的光头仔说的，人类只是一个“进化的东西”呢？
不过，我产生怀疑的时候相对较少，情况也各不相同——比如：我第二个丈夫死于癌症的时候；在布隆迪那样的小国爆发种族仇恨的时候（我听说发生了残酷的折磨和大规模屠杀，这就使我想起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中令人发指的种种罪行）；我们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进行研究工作的4名学生被绑票并遭勒索赎金的时候。每到这种时候，我就问自己：面对如此可怕的苦难、如此深重的仇恨、如此巨大的破坏，我怎么能相信什么命运天定呢？可是我终究摆脱了这些怀疑，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我对未来还是乐观的。然而，如今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上帝、对人类命运所抱的信念和希望。
1986年以来，我几乎一直在四处奔波。我这样做是为简·古道尔研究所的环境和教育项目募集资金，并与尽可能多的人共享我感悟到的一个重要信息。这个信息涉及到人类的本性以及人类与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其他动物的关系。这是希望的信息——对地球上未来生命的希望。这些奔波令人精疲力竭。比如我最近在北美为时7个星期的旅行就很典型。我总共到了27座城市，上下32次飞机（而且在飞机上还要处理大量积压的文字工作），做了71场学术报告，直接听众达32 500人。此外，我还接受了170次媒体采访，参加了许多业务会议、午宴、晚宴——甚至还有早餐宴。我其他所有外出讲学的日程安排也几乎都这么密集。
在我的行程中，有一件事成了我与他人愉快交往的障碍。这个令人尴尬、莫名其妙的障碍，在医学上称之为“面容失认症”，用普通语言来解释，就是识别面孔的能力较差。我一度认为这是思想懒惰造成的，于是就尽量去记我见过的那些人的面孔，为的是下次再见到他们的时候能把他们认出来。那些具有明显外形特征的人，比如面部骨骼与众不同、长着鹰钩鼻子、相貌特别俊或者特别丑的，都不难辨认。不幸的是，对其他面孔，我就认不出来了。我知道，有时候如果我没有立即认出某个人，他就会感到恼火，我自己感到恼火自不消说。由于感到很尴尬，我就只好暗暗恨自己。
最近我跟一个朋友交谈时偶然发现，他也有跟我一样的问题。我简直不敢相信。后来我发现我妹妹朱迪也有过类似的尴尬。也许其他人也有过。我给著名神经科大夫奥利弗·萨克斯博士写信，问他是否听说过这种与众不同的情况。他岂止听说过——他本人也是如此！他的情况比我还厉害。他给我寄来一篇克里斯廷·坦普尔的文章，标题是“发展式记忆损伤：面孔和图案”。
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必感到内疚，但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我总不能见到一个人就跟他解释说，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我也许压根儿就认不出他了！也许我应当这么做？这是很没面子的事，因为多数人会以为我这是故意替自己找借口，显然是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所以他们感情上受了伤害。我只好尽力而为——通常是假装个个都认识！虽然这样也有很尴尬的时候，但总比那样好。
人们（无论我认识与否！）总是问我的精力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总是说我显得非常平静。他们想知道的是：我怎么能这么平静？我沉思吗？我信教吗？我祈祷吗？他们问得最多的还是：面对环境遭到如此的破坏，人类遭受如此的苦难，面对人口太多，消费过头，污染、毁林、沙漠化、贫穷、饥荒、残酷、仇恨、贪婪、暴力、战争，我怎么还这么乐观？她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他们似乎在怀疑。她的内心深处究竟是怎么想的？她对人生有什么看法？她的乐观、她的希望里有什么秘密？
我写此书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的回答也许对人们有所助益。这就需要我对生活中许多不堪回首、想来痛心的往事进行大量触及心灵、重新认识的反思。但我还是尽量实事求是地去写，否则还有什么必要动笔呢？作为读者，如果你走在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上的时候，发现我的思想和信念的某些方面对你还有所帮助，那我的一番劳动就没有白费。第一章童年生活18个月时，与朱比利合影。个故事所讲述的是一段旅途，是在这个世界上度过65个寒暑的旅途：我的人生旅途。传统的讲故事总是要有个开头。可这是，哪儿是我的开头呢？是不是可爱而丑陋的我降生在伦敦一家医院的那一时刻？是不是我呱呱落地发出第一声啼哭的那一时刻？——那是我被迫从子宫里来到这个世界时，因痛苦和尊严所发出的呐喊。抑或还要更早一些，从一个游动小精虫（数百万个精虫之一）钻进小小的卵子开始的那一时刻？——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一个受精卵在那黑暗潮湿的秘密地方逐渐奇迹般地变成了婴儿。其实这些都不是开头，因为我父母遗传给我的基因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创造出来了。我所继承的许多特征，都是我小时候生活在我周围的人和我周围发生的事所铸就的：我父母的个性特征和地位，我所出生的国家，我所成长的年代。所以，是不是应当从我的父母的那个时代，从20世纪30年代影响了欧洲的历史和社会、造就了希特勒、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那些事件讲起呢？抑或我们应当从类人猿所生出的第一个真正的人讲起？或者从第一个热血哺乳动物讲起？也许我们应当再倒回许多许多年，从那个我们现在还一无所知的混沌时期讲起——因为由于神的意志或者宇宙事件的作用，那个时期地球上第一次出现了生命？我的故事可以从那里开始，循着生命形成的奇妙轨迹娓娓道来：从变形虫讲到猿，再讲到能够沉思上帝是否存在的大脑，从而极力理解地球上和其他星球上的生命存在的意义。
不过，我可不想这样深入地讨论进化问题，我只是从自己的角度略为谈一谈。从我踏上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平原，手上拿着古生物骨骼化石的时候起，讲到我凝视大猩猩的眼睛，看见一个有思维、有推断能力的生灵在朝我看的时候为止。你也许不相信进化论，那也没关系。人类如何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的问题固然重要，但人类应当如何才能走出由自己造成的乱糟糟局面的问题则重要得多。大脑固然能沉思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但它能不能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生命形式进行表述呢？我们人类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人类的最终命运又是什么？而我只要从1934年4月3日我呱呱坠地，呼吸第一口空气的时候说起就行了。
我一生中所遇到的许多人，所涉及到的许多事，都曾对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使我战胜困难，使我充满喜悦，使我深陷悲痛，教我笑面人生，特别是笑面自己——换句话说，我的生活经历以及与我共享过这些经历的人们都是我的老师。有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一块身不由己的漂浮物，忽而陷于一潭平静的死水，我的存在无人知晓，也无人注意；忽而被冲进无情的大海，任凭风吹浪打；而有时又像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强大潜流裹挟着带向无底的深渊。可是，回顾我的一生，回顾一生中的起伏沉浮、酸甜苦辣，我觉得自己是在按某种既定的大计划在行动——当然，许多时候我无疑又走在既定的路线之外。不过，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地迷失过方向。在我看来，这块小小的漂浮物是被一股看不见的、无形的风轻轻地推上或者猛烈地冲上了一条非常特别的航道。这个小小的漂浮物，在当时是我，在现在依然也还是我。
毫无疑问，我所受到的教育、我所出生的家庭、我孩提时期所接触的周围世界，造就了我现在这样一个人。我和妹妹朱迪（比我小4岁）都是在渗透着基督教伦理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家里的人从来没有向我们灌输过宗教，也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去教堂，我们也从来不在餐前祈祷（在学校的时候例外）。不过，家里人希望我们晚上跪在床前的地板上做祷告。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价值观的教育，懂得诸如勇敢、诚实、仁爱、忍耐的重要性。
跟伴随着电视和电脑游戏时代之前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很喜欢户外活动，喜欢在花园里一些隐秘的地方玩，学习有关大自然的知识。我对生物的喜爱受到大人的鼓励。我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那种奇妙、敬畏的感觉，并逐渐达到精神上的悟性。我们的家境并不富裕，而且金钱也并不那么重要。我们买不起汽车，甚至自行车也买不起，更没有钱到国外去豪华度假——但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家里充满了爱，充满了笑声和欢乐。我的童年生活的确非常美好：因为每一个便士都是算着花的，像买一块冰淇淋、坐一次火车、看一场电影这样的额外消费都是一次享受，都使我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我想，要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童年，都能有这样一个家，那该多好！整个世界将会迥然不同！
在回顾这65年的人生时，我发现一切都是那样的明明白白。我母亲万妮不仅不干涉我对大自然和动物的喜爱，而且还鼓励我。更重要的是，她还教导我要相信自己。现在看来，这就很自然地导致我1957年神话般地应邀前往非洲，在那里遇到路易斯·利基博士，并经他指点踏上去贡贝研究大猩猩的旅程。我确实非常幸运——尽管我母亲总是说，幸运只是部分原因。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历来相信成功来自决心和奋斗，“受制于人的问题……根源不在我们的星象上，而在我们自身”。我当然相信这一点。尽管我一生勤奋工作——因为，只要有可能，谁愿意“受制于人”呢？——但我必须承认，“星象”似乎也起了作用。毕竟，（就我所知）我并没有为诞生在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作出过任何努力。再就是，我刚满1周岁的时候，父亲（莫蒂默·“莫特”·古道尔）买给我的礼物朱比利。朱比利是一个很大的绒布大猩猩玩具娃娃，是为了庆祝在伦敦动物园诞生的第一个大猩猩朱比利而设计的。我母亲的朋友们见到这个玩具都很担心，怕我被吓着，会做恶梦。可是朱比利立即成了我最珍爱的玩具，我孩提时期的所有历险都有它的伴随。直到如今，老朱比利依然和我在一起。由于我的爱抚，它身上的绒毛已经所剩无几。它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英格兰，在我小时候的卧室里度过的。
对各种各样的动物，我都非常喜欢。可是我出生在伦敦的中心区，能见到的动物只有小狗、小猫、麻雀和鸽子，再有就是一些昆虫——在我们住处有小猫戏耍的小花园里。后来我们搬到市郊的一幢房子，当工程师的父亲每天来回乘车上下班。即使如此，我接触到的大自然不过是人行道、房子和精细管理的花园而已。
我母亲今年已经94岁高龄。她总是喜欢讲述我小时候如何迷恋动物、关心动物的故事。她最喜欢提的一件事就是：我1岁半的时候，从我们家的花园里捡了一把蚯蚓，把它们带到床上跟我一起睡觉。“简，”她看着那些蠕动的蚯蚓说，“如果你把它们放在这里，它们就会死掉的。它们离不开泥土。”
于是，我赶紧把蚯蚓弄到一起，迈开踉跄不稳的步子把它们放回花园里。
此后不久，我们就到一个朋友家去呆了一段时间。这家人住在康沃尔郡，他家的房子离乱石嶙峋的荒凉海滩不远。我们到海滩上去玩的时候，我被潮水在沙滩上留下的小水汪和那里面的大量小生命迷住了。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放进小篮子里带回去的海贝全都是活的。妈妈走到我的卧室，发现鲜黄色的海蜗牛爬得地板上、墙上、大衣柜后面到处都是。她解释说，这些蜗牛离开大海是会死的。听她这么一说，我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当时全家人都立即放下手中的事情，一起帮我找蜗牛，为的是赶快把它们送回大海。
还有一件事她也说过许多许多次，因为它表明才4岁的我就已具有一个真正博物学家的气质。万妮带我去我奶奶纳特家的农场住了些(1)日子（我发不好“granny”的音，就喊她“丹妮”）。我有一项任务，就是去收母鸡下的蛋。渐渐地，我变得越来越好奇：母鸡身上什么地方有这么大的洞能把鸡蛋生下来？看来谁也没有把这个说清楚，我当时肯定是想自己去找答案，于是跟在一只母鸡后面朝小木头鸡舍里钻——当然，我这一钻，把它吓得咯咯直叫，赶紧躲开了。当时我的小脑瓜肯定是这样想的：我必须比它先到。于是我就钻进另一只鸡舍里等着，希望有一只鸡进去下蛋。我呆在里面，不声不响地躲在角上的稻草里等着。终于有一只母鸡进来了。它在我前面的稻草上扒了扒，然后就卧在这个临时营造起来的窝里。我当时肯定一动也没有动，否则它是会被惊动的。接着我看见那母鸡半蹲半立，从它两腿之间的羽毛里慢慢出现一个圆圆的白色物体。突然啪哒一声，鸡蛋掉在稻草上。那鸡得意地发出咯咯声，抖抖羽毛，用喙把蛋扒了扒，随即离开了。整个过程我记得如此清楚，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激动不已，随后便钻出鸡舍，跑回家里。天已快黑了——我在那个令人憋气的小鸡舍里呆了将近4个钟头，而且根本没想到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也不知道大家都在找我。他们甚至向警方报告说我失踪了。尽管我母亲非常焦急，仍然在到处寻找，可是当她看见女儿兴奋不已地朝大房子跑去的时候，她没有进行任何责备。她看见了我闪闪发亮的眼睛，坐下来听我讲述母鸡下蛋的故事，讲述我看见鸡蛋终于掉在地上后的奇妙感受。
当然，我很幸运，能有一位通情达理的母亲，因为她培养和鼓励我对生物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更为重要的是她的思想：她的孩子始终应该孜孜以求，努力奋斗。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生长在一个管束严格得几乎不近情理、从而扼杀孩子进取心的家庭，那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假如我生长在一个没有规矩、没有管束的家庭，处于过分放纵的气氛之中，那又将如何？母亲很清楚管束孩子的重要性，可是对不允许做的事情，她总要解释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她力求做到公平合理，而且一贯如此。
我5岁那年，妹妹朱迪才1岁。父亲希望我们长大后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于是就带着全家去了法国。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我们才到没几个月，希特勒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径后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决定搬回英国去住。由于我们在伦敦附近的住房已经卖掉，所以我们就搬到纳特奶奶的农场去住。我父亲就是在农场上的老宅里长大的。那老宅坐落在肯特郡的乡间，是一幢灰色石建筑，四周田野上放牧着牛羊。我特别喜欢在那儿度过的那段时光。老宅的地基附近原本是座城堡的遗址，是亨利八世金屋藏娇的地方，现在只是一片杂乱的灰色石块，成了蜘蛛和蝙蝠出没的场所。老宅里面总是隐隐约约有一股油灯味，由于没有电，那些油灯每天晚上都点。即使是现在，已经60多年过去了，这油灯味总是使我回想起那些奇妙的日子。但是，那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战争的恐惧日益逼近，母亲知道一旦仗打起来，父亲就会去当兵，于是带着我和妹妹朱迪到伯恩茅斯，住在外婆家。那幢叫白桦山庄的房子建于1872年，是维多利亚式的红砖建筑。
1939年9月3日，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向德国宣战。我当时才5岁半，可是时至今日，我对那件事还记忆犹新。我们一家人聚集在客厅里，气氛非常紧张，大家都在收听无线电广播的新闻。宣战的消息发布之后，客厅里鸦雀无声。当然，我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那一片沉寂，那大难临头的感觉使人毛骨悚然。即使是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每当我听见BBC广播开始之前大笨钟的报时信号，我都不免有些心惊肉跳。
果然不出所料，父亲立刻参了军。于是离英吉利海峡只有几分钟路的白桦山庄就成了我的家。我后来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英格兰南方海岸边度过的。只要回到英格兰，我仍然把这幢特别可爱的房子当成我的家，当成我的落脚点。此时此刻，我正在这里写这本书。
住在白桦山庄的大家庭中，我的外婆（我仍然发不好“granny”的音，还是喊她“丹妮”）是当然的一家之长。她体魄健壮、意志坚强，是个严于律己、具有维多利亚女王风范的人。她把我们管得服服帖帖，可是她的心却能包容这个世界上所有饥饿的儿童。她丈夫是威尔士人，曾经当过基督教公理会的牧师，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生前也是个满腹经纶的学者，拿到过加的夫、牛津和耶鲁三所大学的学位。外婆比他多活了30多年，一直珍藏着他的信件，把它们用红缎带捆在一起，睡觉之前经常把那些信拿出来看一看。她告诉我们，她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未曾入睡之前，总要想想一生中得到的好处。此外，她从来不生着闷气去睡觉。那么多人住在一起，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的——有些小矛盾应当在睡觉前解决掉。她有一句口头禅：“别记隔夜仇。”时至今日，每当我跟某个朋友拌嘴的时候，耳边就会响起她的声音：“如果没等你跟人家言归于好或者向人家表示歉意，他（她）就死了，那你就该抱憾终生了！”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沃尔特·(2)德拉·梅尔的话是那样的语重心长：“每时每刻都想一想周围美好的事情。”
我们住在白桦山庄的时候，我母亲的两个妹妹奥尔雯（这个名字立即被我缩减成奥莉）和奥德丽（她希望别人喊她的威尔士名字格温尼思）也住在那里。埃里克舅舅是她们的哥哥，是伦敦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周末的时候多半都回到白桦山庄家里来过。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我们又收住了两个单身女子。她们也像成百上千的其他人一样，由于欧洲不断扩大的战乱和破坏而变得无家可归。各家各户都接到通知，要他们腾出地方收容这些不幸的人们。所以，当时的白桦山庄就成了人丁兴旺、人来人往很频繁的地方，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得学着相互和谐共处。那里充满了温馨的气氛（即便现在也依然如此）。白桦山庄是个独具一格的地方，尽管住了不少人，但却相安无事。最理想的还是那个大园子，或者叫做后院，里面有许多树木，一片绿色的草坪，再有就是灌木丛里有许多秘密的地点，不用说，那是月光下仙女和精灵们居住和跳舞的地方。我观察着筑巢的小鸟、把卵囊背着走的蜘蛛、在树木间追逐嬉戏的松鼠，我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日俱增。
我记忆中的童年总和“拉斯蒂”分不开。“拉斯蒂”是一条很讨人喜欢、肚皮带白色的大黑狗。它总是陪伴着我，使我对动物的天性大大了解。在不同的时期，我养过不同的宠物，其中包括好几只猫、两只小白鼠、一只金黄色的仓鼠、各种各样的乌龟、一只甲鱼和一只叫彼得的金丝鸟。这只鸟在一只笼子里过夜，白天则可以在房间里自由地飞来飞去。有一段时间，我和朱迪都养了一些“赛跑”的蜗牛，我们还把号码写在它们的壳上。我们把蜗牛养在一只没有底板的旧木箱里，箱子上面盖一块玻璃。我们把箱子在草坪上移动，蜗牛就可以吃到蒲公英的叶子。
在园子里有一处茂密的灌木丛，灌木丛后面有一小块空地。我和朱迪把那儿当成我们俱乐部的聚会“营地”。我们这个俱乐部只有四个成员，除了我和朱迪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萨莉和苏西·卡里。她们每个暑假都来。在营地上，我们放了一只旧箱子，里面有四只大杯子和一把小勺，还有些可可和茶。我们用四块石头支起一只白铁罐，然后生起火来烧水。有时候我们还到那里去开“夜宵”。在战争时期，几乎所有东西都是配给供应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最多也就吃一些从餐桌上省下来的饼干或者面包。我们所喜爱的是悄悄从房子里溜出来，看到月光笼罩下幽暗神秘的草坪和树木时那股兴奋情绪。我们所体会到的乐趣不在于能聚在一起吃一点什么东西，而在于能有一种敢于打破常规以取得某种成就的感觉。时至今日，我对吃依然没有什么讲究。
像大多数生长在幸福家庭的孩子一样，我从来没有对家里人的宗教信仰问题提出过疑问。有上帝吗？那当然。在我看来，上帝就像吹动我家后院树木的风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上帝以某种方式关怀着这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令人着迷的动物，大多数人都是那样的友好善良。在我心目中，这是个迷人的世界，是个充满欢乐和神秘的世界，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丹妮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做礼拜，每次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要陪她去做礼拜。奥德丽做礼拜是一次不落，奥莉是唱诗班的成员。她们从来不强迫我们小孩子跟她们一起去教堂，我们也不去上星期日学校。不过，丹妮不想让我们的信仰局限在世上万物有灵的看法上。她对圣父、圣子和圣灵笃信不疑。她想让朱迪和我分享她的信仰所带来的安逸。于是，她就尽量想用基督教教义中的道德和智慧影响我们的人生。她要我们遵循的规则是“十戒”中比较简单的内容。她有时还引用《圣经》中的一段话。有一段是她最喜欢的，也成了我最喜欢的一段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句话帮助我渡过了一生中某些最困难的时期。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当找到一种力量来渡过某种不幸、磨难、或者不顺心的时候。反正我每次都能这样做。
我小的时候并不热衷于上学。我对大自然，对动物，对遥远的人迹罕至的神奇世界充满了幻想。我们家里摆了许多书架，连地板上都摆着书。每到阴冷潮湿的天气，我就蜷缩在火炉旁边的椅子上，沉浸在书本中那些神奇的世界里。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多利特尔博士(3)的故事》、《丛林故事》，还有那妙不可言的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人猿泰山》系列故事”。我还非常喜欢《柳树林里的风》。找到蜷缩在森林女妖潘的偶蹄夹缝中的失踪水獭之后，拉蒂和莫尔所共有的美好神奇的体会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还有一本书也使我着了迷：(4)《在北风的背后》——这本书中的故事充满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规范，对今天的孩子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个穷人家的小男孩，名字叫小钻石，他们全家的生计都依靠一匹叫大钻石的拉车的马来维持。小男孩在马棚上面搭起的小阁楼里睡觉。一股刺骨的北风吹进小钻石的阁楼，接着这股风化作一个美女，时而小得像只风铃，时而大得像棵榆树。后来她带着他去看外面的世界，带到风的背后一个平静而又安全的地方，她在美丽的长发里为他建造了一个舒适的窝，好让他在里面安稳地睡觉。《在北风的背后》是那样地充满魔力，充满着神奇的魅力。它以故事的形式向我讲述了人间的苦难，以某种方式使得我对因战争而带来的真实的苦难有了思想准备。当时的欧洲大陆上，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而且不用多久，平静的伯恩茅斯也将感受到这场战事。
我们听到德国飞机嗡嗡声和炸弹爆炸声的时候逐渐多起来。不过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因为炸弹落得离我们比较远，除了窗户被震得哗哗响，有些窗玻璃被震裂外，我们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我至今还记得空袭警报的呜呜声。拉警报往往是半夜，因为那是轰炸机出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从被窝里爬起来，挤进小小的防空掩体。那个掩体就建在大房子的一间小屋子（以前曾经给女用人住过）里，至今我们还称之为“防空掩体”。那其实是个低矮的笼子，上面有钢板做顶，长6英尺，宽5英尺，高只有4英尺。当时有成千上万只这样的笼子被发放给有潜在危险地区的居民。在听到令人欣慰的“解除空袭”的信号之前，我们就得呆在那个笼子里——有时候要挤6个大人，再加上我们两个小孩。
打仗、失败和胜利消息对7岁的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从报纸和电台的报道中，我知道欧洲犹太人遭到令人发指的迫害，知道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残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惨无人道已不是捕风捉影，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虽然我自己的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爱和安全感，但是我也逐渐地意识到，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一个充满痛苦、死亡和残酷的世界。尽管我们非常幸运，离可怕的大规模轰炸还比较远，然而战争的迹象在我们的身边已是随处可见了。我们的父亲应征入伍，到了遥远的新加坡丛林之中。半夜里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埃里克舅舅和奥莉姨妈就出去执行反空袭任务。奥德丽顶替男子干起了农活。每天晚上都要实行灯火管制。白桦山庄外面的道路上是配备有坦克车的美国军人。其中有个美国人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后来他随部队开赴前线，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军人一样战死在疆场。
有一次，我们真算是死里逃生。那是战争进行到第四年的夏季，当时我和朱迪、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萨莉和苏西正在几英里之外的海滩度假。在那儿，我们可以到沙滩上去玩（英国正准备对付德国人可能的入侵，大部分海滩都是连绵数百英里的铁丝网）。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沙滩上玩耍，我们两家孩子的母亲都坐在沙滩上。突然，我母亲万妮决定从另外一条路返回小客栈。那要绕很长一段路，我们因此就可能赶不上吃午饭了。可是我母亲万妮决心已下。我们出发10分钟后，走在一片小沙丘上，这时我隐隐约约听见头顶上方的嗡嗡声，在高空有飞机正朝南方的海面飞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一抬头，看见飞机上扔下两个黑色的东西：它们在蔚蓝蔚蓝的天空映衬下，起初看上去顶多有一支香烟大小。如果德国轰炸机未能在指定目标上空投下炸弹，它们就经常把炸弹扔在海岸边上。因为这样一来，如果返航途中遇上我们的飞机，它们就比较安全。我记得两位母亲要我们赶快卧倒，然后用她们的身体掩护着我们。直到现在，我还能回想起炸弹落地后产生的可怕的爆炸。其中一枚炸弹把小道上炸出一个大坑——要不是我母亲万妮的预感，我们原先就正好在那个地方。
1945年5月7日欧洲的战争结束时，关于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可怕谣传得到了证实。报纸上登载出第一批照片。当时11岁的我接受事物很快，想象力也很丰富。尽管家里人不想让我接触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照片，他们却从来没有说不让我看报纸，也没有阻止过我。这些照片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些面部几乎毫无表情，眼窝深陷，骨瘦如柴的形象永远也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我极力去领会这些幸存者以及成千上万的死者在肉体和精神上所受到的巨大痛苦。我记得有一张照片让我不寒而栗，那上面一具具死尸堆得像座山。我根本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性当中的所有罪恶面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仁慈、礼貌、博爱这些我心目中的道德观念，早被那些人抛到了九霄云外。我记得当时我还不大相信这种事情是真的——人怎么会对其他人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呢？它使我回想起从书上看到(5)的有关西班牙宗教法庭和中世纪的所有酷刑。它还使我想起黑奴受到残酷虐待的悲惨遭遇（有一次我看到过一张画，上面是一排排被锁链锁在大帆船上的非洲黑人，一个凶残的监工似的家伙扬起手中的鞭子站在那里）。我第一次开始怀疑上帝的本质。如果上帝真的像大人跟我说的那么仁爱，那么万能，他为什么要让这么多无辜的人受苦受难、横遭惨死呢？纳粹的大屠杀把善与恶这样一个千百年来的老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了我的面前。在1945年，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抽象的神学问题。随着令人发指的铁证不断增加，这已经成了我们必须正视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发现世界上的事情已不像原先那样分明，生活中充满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东西。那场大屠杀震撼了我的心灵。我发现自己必须了解纳粹和死亡集中营，于是购买了许多有关这一内容的书。为什么有的人那样心狠手辣？在那样残酷的折磨之下，有的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又是怎么能活下来的？我一生中似乎经常这样问自己。
(1) 作者小时候发不好英语中granny（奶奶、外婆）一词的音，发成了danny，原书中作者提到“奶奶”、“外婆”的地方使用的都是Danny，故有此译。——译者
(2) 沃尔特·德拉·梅尔（Walter de la Mare，1873—1956），英国诗人和小说家，主要作品有诗集《聆听者》、《儿童故事集》，小说《归来》等。——译者
(3)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1875—1950），美国小说家，所写泰山故事塑造了一个传奇英雄形象，在连环画、电影、电视中广泛流传，曾被译成50多种语言，最著名的是《人猿泰山》。——译者
(4) 此书是一部著名童话小说，为苏格兰儿童文学与科幻小说家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1824—1905）所著。——译者
(5) 西班牙宗教法庭（Spanish Inquisition），1480—1834年的天主教法庭，以用残暴手段迫害异端著称。——译者第二章初涉世事埃里克舅舅、奥德丽、丹妮、简、奥莉和朱迪12岁那年，父母离了婚。万妮带着我和朱迪依然住在白桦山庄。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我只见过父亲几面，而且他每次我回来休假只有一两天时间，所以对我的生活似乎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不过，那时候我在白桦山庄已经生活了7年。
我在学校里学习非常用功，因为我很爱学习——至少对像英国语言、英国文学、历史、《圣经》和生物学这样的课程非常感兴趣。放学回家后，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在白桦山庄的上千本藏书中，有许多哲学书籍是我外公的收藏。我被这些老古董迷住了。其中有不少书是用古色古香的哥特字体印刷的。我不但喜欢看书，而且喜欢写小故事。此外我还写了许多诗歌，主要是关于大自然和生活的无限乐趣。我特别喜欢周末和假期，因为这时候我可以带“拉斯蒂”出去，到海边耸立的峭壁上去漫游，去看那长满青松的沙石斜坡。每到暮春，斜坡上荆豆花怒放，呈现一派鲜黄色，而到了夏季，那里则开满了紫红和深红色的杜鹃花。那里有许多松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和昆虫。那里是自由的天地！
有些记忆是我终身难忘的。比如，早春的时候，我在海边峭壁上的石楠树丛中观察到黄鼠狼捕捉老鼠的过程。夏日的夜晚，我目睹了一只刺猬哼哼地叫着，呼哧呼哧的嗅着，向它那个浑身长刺的对象发出求偶信息。在秋季一个神奇的下午，我看见一只松鼠把采集到的山毛榉果实埋藏起来。它冬眠中定期醒来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果实充饥。至少这是它的意图。可是，它的上方栖息着一只松鸦，每次松鼠把果实仔细藏好之后，那鸟就飞下来把果实偷走。这样反反复复达七次，而且有两次那只松鼠眼睁睁地看着东西被偷。可是它还是以同样的热情不停地重复这劳而无功的动作。有一年的1月份，我还看见雪地上有一只赤狐寻觅到兔子的踪迹，追上去，可是又没有追到的情景。
虽然我很喜欢独自跟“拉斯蒂”在一起，但我并不是个不合群的人。有时候我也跟几个女孩子一起出去玩——当时男女合校的学校很少，我上的就是一所女子学校。我们具体玩过什么游戏，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不过那些游戏都跟峭壁和沙滩有关。我们都喜欢相互挑战，去做出一些带危险性的举动，比如攀登陡峭斜坡上方的沙石坡地。有一次险些酿成悲剧。有个女孩突然开始下滑，沙石从峭壁上滚滚地落下。她吓得怔住了。虽然下滑已停止，她却僵着不动，我们好说歹说，她才挪动开来。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得到了教训，以后就不那么冒失了。当然，这些都为后来在贡贝的工作练就了本领，不过在当时我还不知道罢了。
大多数的星期六，我都到当地一所骑术学校去。它的主人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叫塞莉娜·布什，人们俗称她布谢尔。万妮没那么多钱让我每星期都能有马骑，所以我就帮助擦洗马鞍和笼头，清扫马粪，在农场上干点活。我干活很卖力，热情很高，所以经常能得到免费骑马的奖励。布谢尔家的马大多数是体型矮小、吃苦耐劳的新福里斯特马，是从附近森林里的野生马群中作为不合格的马被挑出来的。我骑马的本领就是骑在它们身上学会的。有一天我得到允许，骑上了一匹表演的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时候我还参加当地运动会的骑马越障比赛。接着我又得到一次去参加狩猎的机会。猎狐狸。太有趣了！这意味着我可以像猎手一样穿上“粉红色”（其实就是红色）上衣。这意味着要纵马跃过高高的篱笆和栅栏，还有狩猎的号角声。更重要的是，布谢尔显然认为我的骑术足以对付这样的挑战。我决心不辜负她的期望。
我开始时还没有考虑到狐狸。经过3个小时的纵马驰骋，我看见了一只浑身湿透、精疲力竭的狐狸，接着那些猎犬一拥而上将它捉住，把它撕得粉碎。顷刻间，我的激动情绪荡然无存。我怎么能参加这样一种残酷、可怕的活动呢？这么多的成年人，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骑车的骑车，带着一群汪汪直叫的狗去追逐一只可怜的小狐狸。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眠，心里一直想着小时候在峭壁上看见的那只狐狸，还有狩猎中看见的那只狐狸——那只可怜的受害者。当然峭壁上的那只狐狸也在狩猎，但它那是在猎食，不是在消遣。
那次狩猎使我思绪万千。我是个喜爱动物的人，可是当时竟然想参加那样的活动，现在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假如我根本没看见那只可怜的狐狸，下一次是不是还会去呢？假如我们一直住在乡下，自己家里就有马，从小家里人就要我去打猎呢？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会不会认为这种事未必不能干？我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猎狐，看着它们遭受劫难而无动于衷，因为“恻隐之心皆被残暴所窒息”？难道这件事就是这样发生的吗？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因为我们想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想得到他们的认可？当然，始终存在着一些意志坚强的人，他们敢于坚持信念，敢于反对被群体接受的行为准则。不过，不适当或不道德的行为往往会因局外人的影响而改变，因为这些人的背景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幸的是，我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检验。与我们家交往的朋友多半是土地所有者，不是狩猎群体中的人。我脱离这种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非议。可是我很喜欢骑马。多年之后，我在肯尼亚又参加了一次狩猎活动，这使我愧疚不已。
我上学的那些年里，有很多时间是在园子里度过的。我经常把家庭作业拿到我们那间小小的夏季木屋里去做，甚至拿到我心爱的山毛榉树上去做。我非常喜欢那棵树——我恳请外婆在立遗嘱的时候，专门签一份文件，把那棵树留给我。在那棵离地面很高的树上，每当大风把四周的树叶吹得飒飒作响，人随着树一起晃动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与那棵树的生命融合起来。在树上听见的鸟鸣声也不一样——清晰得多，也响亮得多。有时候我把脸贴在树干上，似乎可以感受到树液——山毛榉树的血液——在那粗糙的树皮下流淌。我经常在那棵树上看书，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世界，一个被树叶包围的世界。我想我在那个离地面大约30英尺的地方读完了所有“《人猿泰山》系列故事”的小说。我特别喜欢那个丛林大王，非常羡慕他的朋友简。正是由于对人猿泰山丛林生活的美好向往，我才下决心到非洲去，去和野生动物生活在一起，去写关于它们的书。
有时候我到那棵树上去，只是为了找个清静的环境，好认真思考问题。可怕的战争岁月、希特勒的大屠杀、投放原子弹，都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由于这些罪恶，我无法相信有什么十全十美、无所不能的上帝存在，于是我把宗教信仰赶出了自己的头脑。我发现大自然给我心灵的营养比星期天去教堂（我去得越来越少了）所得到的要多。可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里士满希尔教区的公理会教堂来了个新牧师——神学博士特雷弗·戴维斯。他才智过人，他的布道令人信服，发人深省。他总是用最简明的语言来表述。他的威尔士口音中带有音乐般的韵律，我连听几个小时也不烦。我深深地爱上了他。我15岁，这在当时依然是孩子的年龄。尽管我与心目中的恋人有过各种浪漫的神游，但却没有身体的接触。这虽然是柏拉图式的爱，但却不乏爱的激情。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生活中的这一新阶段。突然之间，我不需要任何人来鼓励我去教堂了——不过我不大喜欢那些宗教仪式。为了度过两个星期天之间那苍白的6天，我晚上总要找借口漫步到牧师住宅区去，从他那亮着灯的书房窗户边走过，如果运气好，还能看见他的头顶，他一定是在写布道词——至少那是我想象他正在干的事情。
特雷弗拿了好几个神学学位，所以我决定了解一点自己心上人所感兴趣的东西。我再次把外公的一些书翻出来，开始吃力地研读柏拉图、苏格拉底和其他哲学家的著作。当然，重要的是，要让特雷弗知道我正在干什么。于是，我就常常去敲牧师住宅的门，去征求他的建议，跟他借一两本书来看看。只要他认为适合我看的书，我就迫不及待地接过来，欣喜若狂地把它拿回去看。其中有一本是关于先验论的哲学著作。书中说道，在你的思想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椅子、桌子、树木、其他人：没有办法能够证明有物质实体的存在；因此我们应当认为它们不存在。这种说法在16岁的我看来非常荒唐，于是，我立即就这个主题写了一首幽默小诗，在还书时候，把这首诗抄了一份夹在书里给了他。使我感到非常失望的是，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打开书看一看。
荒唐的回味（休谟哲学读后感）
如果你拿起一只橘子
把它抓在手里，
其实它并不在你手里——
这是我的哲理。
先验论者能向你证明，
你虽明知它的存在，
但那只是一种感觉
在你意识中的存在。
视觉触觉味觉听觉
他统统都称为感觉。
这些感觉虽然你有，
可是水果它却没有。“吃掉它。”他对你说。“这又是你的感觉。”（他说它并不存在，
吃下它岂非是徒劳！）
你认为那是无稽之谈，
于是你坚持己见，
告诉他物质的存在
实在是毋庸置疑。“它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
所以你无法知道。
如果真理永远无法证实，
为何还认定它的存在？”
作出如此答复之后，
也许他还会宣称
你也只不过是他的感觉，
所以你不可能存在。“我和你一样存在。”你大声说——
他必须正视这一事实。
可是他坚持认为他自己的存在
也不是那么实实在在。
所以你说的任何存在
先验论者都认为不存在，
因此我只好就此搁笔，
因为我不可能存在。
谁也看不到这些诗句，
因为谁也不可能存在。
我在白桦山庄这一段生活中平添了许多乐趣。大家肆无忌惮地取笑我——我们经常相互瞎闹着取笑。我很喜欢这种取笑，而且是个活跃分子。每次做完礼拜，只要特雷弗握过我的手，我就不想洗手了。(1)有一次，他的布道讲了“第二里”，其后的一个多星期，我把每件事情都做了两遍。我取煤的时候，不是拎一桶，而是拎两桶。沏茶要沏两壶。跟每个人说“晚安”要说两遍。甚至洗澡也要先洗一遍，接着再洗一遍。这一来弄得家里人挺恼火——尤其是埃里克舅舅，因为他总是一本正经，从不介入我们的瞎闹。
毫无疑问，特雷弗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听他布道的时候，觉得他把基督教讲活了，我再次让上帝和宗教思想渗透到我的生活之中。我感到自己跟主耶稣非常贴近，而且经常向他祈祷。我觉得(2)我想做的事情，他不仅知道，而且特别关心。拿撒勒人耶稣、上帝的羔羊、世界的福祉、好牧人、弥赛亚（救世主）。还有上帝的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一遍遍地亲口说过，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认为，即便是在当时，我对这句话的意思也隐隐约约知道一些。他教导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扉去接受圣灵的力量。他告诉我们，对那些念念不忘物质财富的人，对那些想得到世上的权力和财富的人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而我对这些东西素无所求。所以在充满激情的青少年时期，我就让圣灵悄悄地进入了我的心灵：在教堂里聆听特雷弗讲经布道，看着他身后主耶稣怀抱羔羊的美丽油画的时候；坐在高高的山毛榉树上，耳听被风吹得飒飒响的树叶，离鸟儿很近的时候；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那张我心爱的图画的时候——画上画的是善良的牧羊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一个陡峭的悬崖上伸手去救一只身陷绝境的羊。是的，我相信耶稣。而且我也相信奇迹，因为我认为人类的大脑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我深信，如果耶稣在世时我认识他，我的病就会痊愈（如果我生了病的话），因为我从内心里相信他具有治愈我的疾病的力量。能够产生奇迹的，正是这种绝对的、毋庸置疑的信念。不过，我在当时还无法对这一信念加以验证，因为我没有病，没有真正地病倒。
16岁的我对耶稣产生了强烈的爱。我相信他就在身边，而且耶(3)稣蒙难十字架和他在客西马尼园遭受精神折磨的情景经常萦绕在我脑际。记得有一次适逢耶稣蒙难纪念日，我漫步在伯恩茅斯市中心，看见有人在打网球。我感到不可思议：在耶稣蒙难纪念日，这些人怎么还打网球呢？我当时的思想里没有丝毫的虚伪。我真的很生气，我感到心里很难过，而且我相信耶稣也会难过的。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基督教徒，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我当时心里所想的就是耶稣受到的折磨。我有没有坚强的意志力来忍受耶稣和其他烈士所蒙受的痛苦和折磨？我在战争中将怎样面对折磨？在面对铁钉穿透肌肤、严刑拷打、被送上拉肢架的时候，为保护我所热爱的人，保护我这个群体里的人，我能不能做到宁死也不吐半个字呢？我想我受不了那种折磨，对此我会持续几个钟头感到痛苦。我会不会为我所信仰的事业献出生命呢？当然，我无法知道。埃(4)莉诺·罗斯福夫人说过的一句话很耐人回味：人就像一袋茶叶，只有放进开水泡，才知道茶好不好。
从我当时所写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中，就能看出我心灵上的痛苦。仅以下面几行诗句为例：
撕去眼睑的眼睛充满恐惧，
无助地看着通红的烙铁
慢慢地钻进渗血的肌肤，
条条纤维都在紧张地等待
等待那非常可怕的结局，
随着通红烙铁的深深嵌入
是怒不可遏的咝咝声
和撕肝裂肺的呼号声。
这是我心目中的地狱：
我的灵魂已经收缩，
我已成了一个躯壳，
即便这是命中注定，
也要活到最后时刻。
有时候我也幻想着要成为烈士。关于斯大林，我们听到了许多。我认为自己会去支持前苏联的基督教徒，去组织秘密的宗教团体，去帮助信仰的火焰得以继续燃烧。当然，共产党会因我的信仰而注意到我。我把自己想象成因信仰而经受折磨的英雄，这使得我不再为现实中的我会如何表现而烦恼。这样的遐想部分反映了我对待世上残暴和罪恶、痛苦和磨难、勇气、理想主义、信仰的态度。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认真仔细地研读《圣经》——而且几乎无法相信我所读到的东西。比如说，其中有些部分明显不合逻辑。我的意思是，如果圣母生下耶稣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那又何必用很长篇幅去追溯约瑟是不是他的父亲呢？有什么必要呢？没有任何意思嘛。有些事情虽然无法证实，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比如说上帝吧，我内心深知上帝确实存在，可是其他一些事我就无法相信，比如上帝在七天之中创造了世界，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变化而来。我也无法相信圣餐仪式上的面包和葡萄酒，真的是基督的肉和血。不过我相信，只要一个人相信这是真的，那么在他看来那就是基督的肉和血。难道耶稣当真要人们这样去理解他的话吗？肯定不是——耶稣说的吃面包和喝葡萄酒肯定只是一种象征。所以我逐渐意识到，我所信仰的上帝和耶稣，有超出《圣经》之外的独特的含义；在虔诚的信徒看来，(5)这完全是异端邪说。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托马斯·杰斐逊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圣经》不过是集多人记忆与思想大成之作，其中有些人的知识和智慧要远远胜过另一些人。于是，他就从四部福音当中摘录了他认为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篇章，并用这个大大浓缩的版本来鼓励自己。
虽然我对《圣经》有保留看法，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看，特别是《旧约》中的一些精彩故事。外婆有一个功德箱，打开它的盖子，就可以看见里面一个个小纸卷。只要用一只专门的镊子，取出一个小纸卷，打开后就可以读到《圣经》上的文字。那里面最多不超过30张，不管谁去抽取，都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排解和安慰。其中对你提出挑战和让你采取行动的为数很少。所以我决定自己另外做一只箱子。完成这件事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那就尽可能把它做好。”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不大清楚，不过它部分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我竭尽全力建造自己的圣经箱。为了使我所选择的文字比较全面，我从头到尾通读了《旧约》和《新约》的全部内容，从中摘录了我认为合适的文字。我把它们工工整整地誊写在四分之一英寸宽、三四英寸长的纸上。写好之后，我就把它们紧紧地搓成小卷，然后放进6只火柴盒里，再用浆糊把火柴盒粘在一起，变成一个由6只抽屉组成的小柜模样的东西。每只抽屉上装一只小铜环，一拉就开。每个抽屉里有大约20段文字。最后，我用墨绿色的纸糊在外面，再在顶上贴一个小而精致的耶稣诞生图。
做盒子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那主要是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床上做的，因为我想对家里其他人保密，想给别人一个惊喜。盒子做成的时候，正赶上圣诞节。我把它当作圣诞礼物放进外婆床头的长筒袜。在我和朱迪还没有意识到圣诞老人其实并不存在之前，我们总是动手制作或者攒钱买一些小圣诞礼品，这样家里的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份。那天一大早我们就给每个人端上一杯茶，接着把给他们的礼物很快放在他们的床头。外婆拿到那个圣经盒之后爱不释手，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只要令她感动的事情，她都会流泪。我们一家人都有这种情绪。我们称之为“哭鼻子”——这是约克郡的土话，外婆小时候就这样。
那个小盒子我们至今还保存着，而且经常打开它的小抽屉，从中抽一个小纸卷，读一读上面的内容。我喜欢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抽出来的东西是安慰、鼓励还是规劝。我那天早上抽出的是：“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约伯记》37∶14）我让奥莉抽一个。她抽到的是：“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么，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路加福音》12∶6）万妮抽的是：“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启示录》22∶17）
我认为，我喜欢看《圣经》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许多章节中那诗一般优美的语言——现代的版本中许多优美的语言已经不复存在。我喜欢诗歌，读过许多诗作。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可是我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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