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之内――民族的形成与变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永久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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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内――民族的形成与变迁试读：

编委会名单

顾问

饶宗颐

叶嘉莹

主编

陈洪（南开大学教授）

徐兴无（南京大学教授）

编委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司冰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白长虹（南开大学教授）孙中堂（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

闫广芬（天津大学教授）张伯伟（南京大学教授）

张峰屹（南开大学教授）李建珊（南开大学教授）

李翔海（北京大学教授）杨英杰（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陈引驰（复旦大学教授）陈致（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陈洪（南开大学教授）周德丰（南开大学教授）

杭间（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侯杰（南开大学教授）

俞士玲（南京大学教授）赵益（南京大学教授）

徐兴无（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南京大学教授）

陶慕宁（南开大学教授）高永久（兰州大学教授）

黄德宽（安徽大学教授）程章灿（南京大学教授）

解玉峰（南京大学教授）

总序

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两个字是挂在嘴边上的词语，可是真要让我们说清楚文化是什么，可能就会含糊其词、吞吞吐吐了。这不怪我们，据说学术界也有160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定义多，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混乱，而是文化的内涵太丰富，一言难尽。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中给出了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其实，所谓“文化”，是相对于所谓“自然”而言的，在中国古代的观念里，自然属于“天”，文化属于“人”，只要是人类的活动及其成果，都可以归结为文化。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这种自然欲望的驱动下，人类的活动与创造不外乎两类：生产与生殖；目标只有两个：生存与发展。但是人的生殖与生产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物种延续与食物摄取，人类生产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再靠天吃饭，人不仅传递、交换基因和大自然赋予的本能，还传承、交流文化知识、智慧、情感与信仰，于是人种的繁殖与延续也成了文化的延续。

所以，文化根源于人类的创造能力，文化使人类摆脱了自然，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让自己如鱼得水一样地生活于其中，每一个生长在人群中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并且凭借我们的文化与自然界进行交换，利用自然、改变自然。

由于文化存在于永不停息的人类活动之中，所以人类的文化是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特质、不同的形式。因为有这些差异，有的文化衰落了甚至消失了，有的文化自我更新了，人们甚至认为：“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词。本世纪初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文化报告》中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文化再也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个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固定的集装箱。文化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媒体和国际因特网在全球进行交流的跨越分界的创造。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

知道文化是什么之后，还要了解一下文化观，也就是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与态度。文化观首先要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的看法异彩纷呈，但自古以来，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文化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创造的。

有的认为是神赐予的，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神的后裔普罗米修斯不仅造了人，而且教会人类认识天文地理、制造舟车、掌握文字，还给人类盗来了文明的火种。代表希伯来文化的《旧约》中，上帝用了一个星期创造世界，在第六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并教会人们获得食物的方法，赋予人类管理世界的文化使命。

有的认为是圣人创造的，这方面，中国古代文化堪称代表：火是燧人氏发现的，八卦是伏羲画的，舟车是黄帝造的，文字是仓颉造的……不过圣人创造文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受到天地万物和自我身体的启示，中国古老的《易经》里说古代圣人造物的方法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经》最早给出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定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指文采、纹理，引申为文饰与秩序。因为有刚、柔两种力量的交会作用，宇宙摆脱了混沌无序，于是有了天文。天文焕发出的光明被人类效法取用，于是摆脱了野蛮，有了人文。圣人通过观察天文，预知自然的变化；通过观察人文，教化人类社会。《易经》还告诉我们：“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宇宙自然中存在、运行着“道”，其中包含着阴阳两种动力，它们就像男人和女人生育子女一样不断化生着万事万物，赋予事物种种本性，只有圣人、君子们才能受到“道”的启发，从中见仁见智，这种觉悟和意识相当于我们现代文化学理论中所谓的“文化自觉”。

为什么圣人能够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不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身在道中却不知道。所以《易经》感慨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什么是“君子之道鲜”？“鲜”就是少，指的是文化不昌明，因此必须等待圣人来启蒙教化百姓。中国文化中的文化使命是由圣贤来承担的，所以孟子说，上天生育人民，让其中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无论文化是神灵赐予的还是圣人创造的，都是崇高神圣的，因此每个文化共同体的人们都会认同、赞美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看待自然、社会和自我，调节个人心灵与环境的关系，养成和谐的行为方式。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喜欢谈论文化的时代。平民百姓关注茶文化、酒文化、美食文化、养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平凡的日常生活寻找一些价值与意义。社会、国家关注政治文化、道德文化、风俗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倡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说明我们希望为国家和民族寻求精神力量与发展方向。神和圣人统治、教化天下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只有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都有了“文化自觉”，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整个社会和国家才能拥有“文化自信”。

不过，我们越是在摆脱“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蒙昧”时代，就越是要反思我们的“文化自觉”，因为“文化自觉”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喜欢谈论文化，懂点文化，或者有了“文化意识”就能有“文化自觉”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我们常常表现出“文化自大”或者“文化自卑”两种文化意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单一不变的文化之中，从古到今，中国文化不断地与其他文化邂逅、对话、冲突、融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中国文化不仅不再是古代的文化，而且不停地在变革着。此时我们或者会受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或者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左右，产生错误的文化意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流水如此，文化也如此。对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和脉络，我们不仅要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般的亲切体会和细微察觉，还要像孔子那样站在岸上观察，用人类历史长河的时间坐标和全球多元文化的空间坐标定位中国文化，才能获得超越的眼光和客观真实的知识，增强与其他文化交流、借鉴、融合的能力，增强变革、创新自己的文化的能力，这也叫做“文化自主”的能力。中国当代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希望中国文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大有作为。

因为要具备“文化自觉”的意识、树立“文化自信”的心态、增强“文化自主”的能力，所以，我们这些平凡的百姓需要不断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进而了解他人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它博大精深，但也不是不得其门而入。为此，我们这些学人们集合到一起，共同编写了这套有关中国文化的通识丛书，向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特征、物质成就、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主要知识，在介绍的同时，帮助读者选读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资料。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饶宗颐和叶嘉莹两位大师前辈的指导与支持，他们还担任了本丛书的顾问。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人写书也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甚至将书中的内容按照宇宙的秩序罗列，比如中国古代的《周礼》设计国家制度，按照时空秩序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官僚系统；吕不韦编写《吕氏春秋》，按照一年十二月为序，编为《十二纪》;唐代司空图写作《诗品》品评中国的诗歌风格，又称《二十四诗品》，因为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我们这套丛书，虽不能穷尽中国文化的内容，但希望能体现中国文化的趣味，于是借用了“二十四品”的雅号，奉献一组中国文化的小品，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以小知大，由浅入深，如古人所说：“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2015年7月

绪言

从春秋战国以降的相关文献来看，“四海”并不特指某些海洋或水域，而是更多地趋向于“疆域”的概念。《尔雅·释地》中对“四极”“四荒”“四海”等概念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东至泰远，西至邠国，南至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不难看出，至迟到西汉初期，“四海”指的是夷、狄、戎、蛮等民族地区。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看来，“四海之内”就是以华夏为中心，周边围绕的是夷、狄、戎、蛮等民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并不是以地理元素为标识的，而是以民族和文化为界域的。这种“四海之内”既有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又有交流和合共生的主轴，是华夏与周边各民族在动态发展中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各民族共创中华”的生动体现。“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我国目前有五十六个民族，奉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中国当代民族政策的形成，离不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与现实。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更多地呈现多元一体格局。这里的“多元”并不仅仅指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是强调包括华夏族在内，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兄弟民族各自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也各具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这里的“一体”也不是指以汉族为主体，而是指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共同的中华民族利益整体。这种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表现为秦、汉、隋、唐、元、明、清等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的交替出现，还表现为“华夷一体”“胡汉一家”“混同宇内”等民族思想的形成和政策的施行。在当下，这种多元一体又被赋予新的内涵，即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成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更多地呈现各民族共创中华的特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远古时代起，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神州大地上，共同为创建中华文明、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贡献着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第一，中国历史上和目前辽阔的疆域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的。在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的辽阔地域内，中国各族人民的先民共同开发了富饶的疆土。夏、商、周至秦汉时期，在汉族的先民华夏族开发黄河流域的同时，各少数民族先民也开发了周围的广大地区：东胡、肃慎、挹娄、夫余、乌桓等民族在今东北三省的广大地区，俨狁、狄、匈奴、鲜卑等民族在今蒙古草原和华北北部以及西北一些地区，月氏、乌孙、龟兹、于阗、鄯善等民族在今天的新疆地区，戎、羌、氐等族在今西藏、川西和甘青地区，苗、濮、武陵蛮、长沙蛮以及百越等各族在今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黎族和高山族的先民分别在海南岛和台湾，越人的一支在今港、澳地区，等等，各民族祖先在各个地区，以他们的辛勤劳动，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自秦朝开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先河以后，中华各民族的联系不断增强，各民族活动的空间不断拓展，既有汉、明等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强盛王朝，也有如北魏、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强大王朝。因此，如果没有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先民的共同参与和开拓，就不会有今天我国辽阔富饶的疆域。

第二，中华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物质财富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上，各民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许多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首先培育了众多的优良牲畜品种，对畜牧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蒙古马和宁夏滩羊以及东北的紫貂、驯鹿，至今犹闻名于世。有些少数民族很早就掌握了许多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如某些品种的高粱、芝麻、蚕豆、扁豆、黄瓜、茄子、菠菜、胡萝卜、葡萄、石榴、核桃、西瓜等粮食、蔬菜、瓜果以及棉花的种植栽培技术。宋末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黄道婆就是从黎族人那里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并将这些技术传入内地，促进了江南纺织业的发展。另外，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与内地的关系来看，各民族先民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先行开发，加强了边疆地区对内地的经济吸引力，深化了内地对边疆地区政治上的向心力，间接地促进了中华的大一统。

第三，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医药、建筑、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中华各族历史上，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其中许多都是出身于少数民族。

第四，中华民族的独立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奋起反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华民族的团结奋进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鸦片战争后，沙俄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英军和法军分别侵略中国西藏和西南地区，上述地区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保家卫国。如达斡尔、鄂伦春、赫哲、鄂温克和西北、西南地区的各民族人民积极组织抗战，英勇抗击侵略者，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做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朝鲜族先后有十几万人参加了抗日战斗，蒙古族人民与兄弟民族共同建立了伊克昭盟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冀中回族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曾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在反帝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中，中国各民族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精神家园。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各项成就举世瞩目。当前，中国各民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乘风破浪，勇往前行。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民族振兴是中国梦的主题，也是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最强音。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全社会共同的理想和心理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湖天涯尽友邻。中国各民族人民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营造出了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团结友爱、互助和谐的社会氛围。我们应当继续倡导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的精神，努力践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统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美好理想而不懈奋斗。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正是本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初衷，高永久、王力、杨林坤、刘铁程、孔瑞等在该书的编著过程中着力体现文化共生与理解的精神，为世界民族文化拼盘贡献一道中国特色的精致民族文化小品。

先秦时期的中国古代民族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根据历史传说和考古发掘，居于黄河流域的炎黄部落集团，不断向东扩张，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实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部落大联盟，随后又南下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演变，最终确立了华夏族在中国早期民族融合潮流中的核心地位。“华夷”“夷夏”等观念逐渐萌发，“中国”一词也在西周初年登上了历史舞台。先秦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变迁、分布格局和相互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各民族活动的基本框架和基础，凸显出文化轴心时代的特征。中原王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成为我国先秦以后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王朝民族政策的主要渊源和制度依据，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推行的民族政策的主要范畴。因此，对先秦时期古代民族的考察与研究就成为了解中国古代各民族丰富历史的开门石。

三皇五帝的远古洪荒时代

从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和成果来看，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是唯一的。早在距今5000-4000年前，各古代文明已如漫天星斗，广泛分布于神州大地。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六个文化区域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以山东、苏北及其接邻地带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环太湖——钱塘江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地区。这六大文化区系之间的关系，呈现明显的“汇聚——辐射”的特征。大概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华文明的走向以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为主；而到了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华文明的走向则表现出从中原地区向四周强烈辐射的显著特点。从此以后，“汇聚——辐射”就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常态。

上述六个文明源头区，其灿烂文化的背后都打上了古代民族活动的烙印。比如，华夏族创立了中原文明，东夷族创立了海岱文明，苗族创立了江汉文明，吴越族创立了江浙文明。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各部落、氏族林立，互不统属。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各族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同时，各部落之间的纷争也渐次出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些实力强大的部族和部族领袖脱颖而出。图11 四坝文化·嵌绿松石彩陶罐，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

根据口耳相传的历史，三皇五帝是中华远古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他们率领民众开创了中华上古文明。三皇，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五帝，指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

燧人氏，又称“燧皇”，或简称燧人，名允婼，三皇之首。《尚书大传》记载：“遂人为遂皇，伏羲为羲皇，神农为农皇也。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燧人氏在今河南商丘一带“钻燧取火，教人熟食”，是华夏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燧人氏的神话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从利用自然火进化到人工取火的进程。

伏羲氏，又写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太昊，又称青帝。相传伏羲氏生于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市），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伏羲氏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据说伏羲氏人首蛇身，与女娲兄妹相婚，生儿育女。传说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占卜八卦。他结绳为网，用以捕鸟打猎，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他还发明了瑟，创作了曲子。

神农氏，世称“农皇”。据司马贞《三皇本纪》载：“神农氏，姜姓以火德王。母曰女登，女娲氏之女，忎（rén）神龙而生，长于姜水，号历山，又曰烈山氏。”相传神农氏生于姜水（今陕西宝鸡境内），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以木制耒发明农具，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被后世尊为中国农业之神。另据《孟子·梁惠王上》载：“神农，有娲氏之女安登，为少典妃，忎神龙而生帝。承庖羲之本，以火德王。”因此，神农氏又被称为“炎帝”。

黄帝，为华夏族始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相传他是少典与附宝之子，以姬为姓，有土德之瑞，被人们尊称为黄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当时，神农氏已经衰落，部落之间互相侵伐，残害百姓，而神农氏不能平息动乱。于是，轩辕黄帝兴兵征伐不顺服者，各部落相继前来归顺。而蚩尤最为暴虐，黄帝与蚩尤爆发了激烈的战争。那一时期，炎帝部落也不断侵扰其他部落，于是黄帝修理内政，训练士兵，发展生产，抚育民众，联合其他部落的力量，共同出击，终于在阪泉之野战胜炎帝部落，取而代之成为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

颛顼，姬姓，史称高阳，也称帝颛顼、颛顼帝或玄帝颛顼，是华夏族杰出的先祖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帝也。”颛顼帝兴兵讨伐共工氏，统一了华夏，制历法，设九州，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了华夏族的根基。

帝颛顼死后，侄子高辛即位，是为帝喾，时年三十岁。因他出生并兴起于高辛，史称高辛氏。帝喾即帝位后，仁威兼施，明察秋毫，顺从民意，天下民众莫不信服。后帝喾订立节气，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迁都亳，避免了部落受洪水侵袭，并彻底消除了共工余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有两个儿子——挚和放勋。帝喾死后，以其年龄最大的儿子挚继承帝位，为帝挚。当时，尧好学而能干，受命辅佐帝挚。帝挚才干平庸，未能妥善管理国家，而尧仁慈爱民，明于察人，治理有方，盛德闻名天下。于是各部族首领纷纷背离帝挚，而归附于尧。尧帝性格仁慈，勤于政事，生活俭朴，关心百姓，轻徭薄赋，大力提倡道德与和顺，被后世儒家奉为圣明君主的典范。

舜帝，姓姚，名重华，出生地在姚墟或诸冯。治都蒲阪（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舜受尧帝的禅让而称帝，国号为“有虞”。《史记·五帝本纪》讲“天下明德皆自舜帝始”。舜曾先后以农耕、渔业、陶工、商贸为生，“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历山、雷泽、寿丘大概在今天山东一带，舜的活动范围间接表明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不断扩展。

尧、舜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唐尧虞舜，这一时期，华夏族与周边各族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和融合，《尚书·尧典》中记载，尧帝时，“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大戴礼记·五帝纪》进一步解释说：“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样，就形成了以华夏族居中，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居于四方的民族分布格局。

尧舜时期，华夏族对南方的统一活动持续了多年。《韩非子·五蠹》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看来，舜帝并没有贸然发动对有苗的战争，而是勤修德政，施惠于民，巩固基础，最终对有苗用武，统一了南方。

洪水横流中诞生的夏人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夏朝的核心区域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山西南部到河南西部一带。禹开创了夏朝，而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史记》中曾说到：“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由此看来，禹是轩辕黄帝的后裔。

鲧是尧舜时期的部落首领，当时洪水泛滥，为了抵抗洪水，不少部落形成了部落联盟，鲧被四岳推选领导大家治水，但历时九年而最终失败。于是尧帝重新选拔人才，得到了舜。舜登基，摄行天子之政，巡狩四方，以鲧治水无状，将鲧诛杀于东方黄海海滨的羽山。那么，鲧为什么会治水失败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鲧在领导治水时，不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势力，有许多部落不服从他的领导；另一方面是鲧治水的方法可能存在问题，围堵设障的方式没有取得成效。

鲧的儿子禹吸取了教训，通过疏导的方法治水，团结各部落的族人，终于取得了成功。《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其刻苦精神和坚韧毅力得到后世传颂。大禹因治水有功，在各部落之中逐渐树立起了较高威望。另外，禹亦倡导农业，强调“躬耕而有天下”。禹因部族实力强盛，被舜帝派去征讨三苗。禹屡次击败三苗，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墨子·非攻》中说禹攻克三苗后，“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这表明禹在治水与讨伐三苗胜利后，夏部族已成为部族联盟首领。当舜帝驾崩以后，天下民心皆归于禹，于是禹遂即天子位，国号曰“夏后”。禹在涂山召集部落会盟，据《左传》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见当时禹和夏族的号召力非常巨大。

禹死后，益与禹的儿子启围绕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益得到了东夷联盟的支持，而启则以夏部族为后盾，经过几年的斗争后，启确立了他在部族联盟中的首领地位，把“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开创了夏朝。

夏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太康只顾游玩，不理政事，在位期间，夏部族权威削弱，东夷族太昊与少昊部落趁机西进。东夷族有位善射的首领羿，羿率众迁至夏后氏的属地穷石，与当地的夏人通婚，形成了有穷氏。羿在夏民的拥护下夺得了夏政，太康只得投奔斟鄩氏。

羿夺得权位后并没有称王，而是把太康之弟中康立为王，但实际政事全由羿来治理。中康死后，其子相继位，随后投奔与夏同姓的斟鄩、斟灌二氏。从此，羿独承王位。羿好射猎，不善治理，得权后逐渐荒废了国事。

少康长大后，先后任有仍氏牧正和有虞氏庖正。有虞氏首领虞思膝下无子，仅有二女。他将二女许配少康，赐给他田一成、众一旅，并把纶邑交由少康管理。少康以纶邑为根据地，组织余下的夏族民众，设官分职，准备恢复夏室。这时，躲避在有鬲氏的夏室遗臣靡得获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便亲自带领斟灌、斟鄩氏被伐灭时逃散的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寒浞。至此，控制中原近百年的东夷族有穷氏覆灭，结束了四十载的无王时期。夏由此复国，后世称“少康中兴”。通过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华夏族统一中原方国部落，特别是东夷族的历程。图12 商·青铜人首，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76页。

夏部族与周边民族保持了密切的民族关系。根据《尚书·夏书》《史记·夏本纪》《竹书纪年》等史料的记载，夏部族的东方有堣夷、莱夷、淮夷、风夷、黄夷、于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方夷；夏部族的西方有昆仑、析支、渠搜；夏部族的北方有皮服鸟夷；夏部族的南方有卉服岛夷、有苗、和夷、裸国；等等。这些周边部族，有的承认夏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并向中原的夏朝进贡方物；也有的与中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松散关系，夏朝对其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并不过多干预。

吞鸟卵而孕育的商

商的源头可能在华夏以外的东部偏北地区，经历了由河北沿太行山东麓到山东西部与河南东部的迁徙发展历程。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过渡。传说商族是高辛氏帝喾的后裔，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用颂歌来赞美商的先祖契。《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契因治水有功而被禹封于商地，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族。成汤灭夏后，以“商”作为国号，因其后裔盘庚将统治中心迁至殷（今河南安阳），故后世又以“殷”称之，或者“殷商”并称。

在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的统治时期，政局动荡，国政混乱，民心尽失。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逐渐强盛起来，在首领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说苑·权谋篇》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

商汤灭夏以后，最先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后来在盘庚时迁都至殷。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纷争不止，致使外患不断。盘庚迁都至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同时社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感受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选贤任能，修明政事，使商朝再度兴盛起来。军事上，他出兵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促进了与周边部族的交流。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东南方的诸侯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派部下向东征讨莱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其连年的征战，极大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国内兵力空虚，使其对西北的控制下降，给了周以可乘之机。

总体来看，商朝的四夷观念已经较之夏朝有了较大扩展。商朝的北方和西北方，主要活跃着土方、鬼方、邛方、御方、狄等部族，文献中还记有薰育、严允、犬戎、畎夷等部落名称，他们大多以游牧为生。商朝与这些北方民族经常发生战争，主要因为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迁，经常骚扰商朝边境，从事抢掠活动。商朝的西方主要有西戎、氐羌、昆夷等民族，其中，羌族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一带，以畜牧经济为主，与商朝关系密切。商朝的东方夷族主要有尸方、儿方、人方等，他们也与商朝曾经发生矛盾和战争。商朝的南方民族主要有荆、庸、濮、蜀、髳、微、越等，其文化已经受到了商朝的影响。图13 商代形势资料来源：http://pro-classic.com/ethnicgv/cmaps/1986/mil02.htm.

周代的“夷夏有别”

相传周人的先祖是黄帝后裔帝喾与元妃姜嫄的儿子弃，即后稷，尧舜时期为掌管农业之官。商朝初年，后稷的后代公刘率族人从邰（今陕西武功西）迁到豳（今陕西旬邑西南），由游牧部族渐变为以农耕为主的城邑。自公刘起，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和戎族侵袭逼迫，不得不远徙。他们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就此产生“周”的称呼。

至公元前11世纪初期，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周文王姬昌与周武王姬发通过讨伐商纣王，灭亡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早在夏商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之东南西北的五方格局。这里的“中国”指王畿所在地，即夏王和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夏、商、西周对王畿与四方诸侯之外的各族，或以其具体国名、部名称之，或泛称之为夷、蛮。东方民族可称戎、蛮，北方各族也可称夷、蛮，西方民族可称为夷，南方民族也可称为夷。不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夏的所指基本维持不变。夏是大国、中土的意思，华则带有服饰“冠带之国”和蓄发右衽等含义，而当指代人们共同体时，华与夏没有区别，合一并称。原本夷戎与诸夏的限域与尊卑观念差异并不明显，但是随着华夏族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其与各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华夏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周朝便开始强调华夷有别，夷夏大防。

武王伐纣，代商而立，册封天下诸侯，听从天子号令者皆为华，四周诸族皆为蛮夷。后来西周东迁，王室渐衰，万世一系的周王朝开始没落。为了图谋霸业，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名，号令诸侯。当时的尊王攘夷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诉求，它所强调的是在统一的周王室的诸侯联盟下，讨伐和对抗那些不听从周王室调遣的部落和国家。这句口号的目的一方面是为齐国在军事上称霸寻找借口，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树立光辉的道德形象。

周朝的“华夷之防”绝非僵化地按血统或出身来区分，而是强调是否接受华夏的制度、风俗和文化。凡是认同华夏文明的就是夏，相反，即使同为姬姓、同为黄帝后人，但靠畜牧为生的部落则被视为姬姓之戎，同样性质的姜姓之戎也被看作异类。华夏族的衣服为右衽，留满头发，结扎带冠、饰笄，即所谓“冠带之国”和“冕服采章”。相对华夏，四夷则衣服左衽、被发或断发，二者文化符号的差异非常明显：南方的荆蛮和吴越人皆断发、剪发、祝发，无冠；西方的戎人为被发。可见，华夏之防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礼制层面。

在西周时期各少数民族中，对周朝威胁最大的主要有两个少数民族：一个是位于现在淮河、徐泗一带和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东夷。东夷虽然与华夏族关系密切，但是直到春秋时期，他们在习俗礼仪上还存在以人祭鬼的现象。另一个就是犬戎，位于周朝的西境和西北方。犬戎曾经为周所败，并随同武王伐纣，但是到周穆王时期，双方矛盾再次激化。从此，西周政权陷入同时与东夷、犬戎长时期两线作战的窘境，消耗了周朝大量的财力物力。

从春秋到战国，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民族大变动、大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民族之间的斗争也促进了民族间的接触，矛盾逐渐化解而走向融合。夏、商、周、楚、越诸族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在交流中融合。这种融合，还扩展到其他部分——蛮、夷、戎、狄。边疆各民族，特别是西北、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进入中原。泰山东南的东夷，长江下游的吴、越，四川地区的巴、蜀，也逐渐融合于华夏。属于犬戎的秦，先是在西部战胜诸戎，继而打败韩、赵、魏三国，再向西、南、北扩充，兼并了周围的一些少数民族，一跃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来看，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民族交往与融合的核心区域是在黄河流域，东西南北不同族属的人们通过几次大的民族迁徙，交错杂居，频繁往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逐渐交融在一起。虽然这期间也经常发生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但是这并不足以改变民族融合一统的历史大趋势。

原典选读【原典】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选自《礼记·王制》）【释读】

由中原居民与四方各民族共同构成的五方之民，各有不同的生活习性，不可转变。处在中原以东地区的民族称为夷，他们剪短头发披散着，身上刺着花纹，其中有不吃熟食的人。处在中原以南地区的民族称为蛮，他们在额头上刺着花纹，两足相向，其中也有不吃熟食的人。居住在中原以西的民族叫做戎，他们剪短头发披散着，穿兽皮制作的衣服，以畜牧为生业，不从事农业生产。处在中原以北的民族叫做狄，以禽兽的羽毛为衣，居住在洞穴里，也是以畜牧为生业，不从事农业生产。中原、夷人、蛮人、戎人、狄人这五方之民尽管生活习性不同，但各自都有自己认为安适的住所、自己认为好吃的口味、自己认为合适的衣服、自己认为便利的工具、自己认为完备的器物。五方的人民，虽然言语不通，嗜好不同，但当他们要表达各自的意思，沟通各自的想法时，有一类懂得双方语言帮助沟通的人。他们在东方叫寄，在南方叫象，在西方叫狄鞮（dídī），在北方叫译。

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先河。从此以后的两千余年间，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主干。在古代中国的辽阔疆域内，生活着众多的民族，他们在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社会制度、语言文字、思想宗教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各民族在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利益分歧和矛盾冲突。如何保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秦汉时期统治者经过政治实践，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

毋庸置疑，秦汉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是与秦汉疆域的扩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描述道：“秦又北逐匈奴，南开桂林、象郡，规模稍扩矣。”秦朝在地方行政管理上推行郡县制。这一制度后来不仅被汉朝统治者继承，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西汉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实行边郡制。汉朝把边疆地区新设的郡称为“边郡”或“初郡”，“边郡”与中原地区的郡县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在边郡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赋予各民族首领政治空间，确保他们在本民族地区的势力范围，只要求他们每年按时赴中央朝贡，以表示对中央政府政治上的臣服。但又要体现出中央政府权力的政治存在，即边郡比照内地郡县官制，守、令、长等官吏一律由中央直接任免。

另外，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汉朝统治者大都采取和亲政策与开边互市，既维持了双方的和缓关系，又确保民族互通有无，促使了汉族文化的传播，推动了匈奴等边疆游牧民族文明的进步，由此也加快了匈奴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这在稳定社会，促进统一国家形成，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从华夏族到汉族的形成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其中流行最广泛的是汉民族秦汉时期形成说。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演进史》中谈到：“我以为《中庸》里边‘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十二个字，是最表现得出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最早提出了汉民族秦汉形成说。随后，范文澜先生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根据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重新进行了诠释。他认为，“书同文”就是“共同语言”，“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就是“共同的地域”，“车同轨”就是“共同经济生活”，“行同伦”就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因此，秦汉时期，汉民族的“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标志着汉民族的最终形成。

汉民族的形成首先离不开先秦时期华夏族与“诸夏”奠定的民族基础。先秦时期的夏、华、华夏、诸夏，虽然称谓有别，但都是指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冠带之国”群体，他们衣服右衽，留满头发，结扎带冠、饰笄，与周边四夷各族在文化习俗方面具有鲜明的区别。春秋战国时期，因政治的分裂，出现了周人、晋人、卫人、齐人、燕人、鲁人、宋人、楚人、秦人、韩人、魏人、赵人等等，但由于他们是同一个华夏族分裂而成，故而称为“诸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对汉民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秦始皇在位期间曾经四处巡行，西至陇西，北至北地，东北至碣石，东至芝罘、成山、邹峄、琅琊，南至会稽、衡岳，所到之处，皆刻石纪功。他巡行的地方，多是少数民族与华夏族交界的地区，民族冲突与斗争依然是比较严峻的，因此，他以巡行的方式彰显中央政府对各民族地区的重视，同时亦表明华夏族的势力范围。秦始皇还推行“徙民实边”的政策，把中原地区的大量豪民望族迁徙到临洮、蜀郡、临邛、雅州、楼烦、陇西、桂林、象郡、南海、上谷等边疆民族地区，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提升了华夏文化的辐射力。

长城的修建和边疆地区的开拓，为汉民族的形成创造了活动空间。秦的“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等一系列经营国防的措施，无疑在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特别是与北方匈奴族之间筑起了一道藩篱。据史载：“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样，汉民族便在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里初步确定了一个活动区域。不过，此时这个民族疆域范围还不十分稳定。秦末，匈奴族乘农民起义之机，大举南侵，占领了河套以南。于是汉一建立，就面临着与匈奴的疆域之争。汉民族为了巩固其疆域，不断加强对边防，尤其是长城这道藩篱的经营。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朝修筑了一条自敦煌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长城，屹立在汉民族的北方疆界上。伴随着长城的修筑，汉民族戍边和屯田也大规模开展起来。长期大规模的向长城沿线移民屯田，使长城沿线以内的地方渐渐产生了许多汉民族的居民点，从而改变了长城纯粹是战争防御线的局面，变成名符其实的南北民族的区域分界线。正如《史记·匈奴传》载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书所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汉朝的统一与强盛为汉民族最终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刘邦被封为汉王，从此便有了“汉”这个称谓，刘邦的军队又称为“汉军”“汉兵”。西汉建立以后，“汉”这个名称得到更加广泛地应用。汉武帝时期，还出现了“汉人”“汉民”之称。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华夏族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都广泛运用“汉”“汉人”“汉民”“汉兵”“汉吏”的称呼。到东汉时期，“汉人”和“汉民”之称的使用更加频繁。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两汉时期的“汉人”“汉民”等称谓，其所指已经远远超出先秦时期华夏族的范畴，说明从华夏族到汉族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新的飞跃。这种发展，不仅表现为居住区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还表现在内在联系的加强和民族特征的固化。

号称“天之骄子”的匈奴

匈奴最初居于阿尔泰山脉东南、大兴安岭以西、蒙古草原以南、青藏高原东北、华北平原西北的广大地区，是“披发左衽”的北方民族。《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这种观点认为，匈奴人的先祖是夏朝的遗民，在向西迁移的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他二十六国的诸多人群。

罗马历史学家留下的记载，匈奴人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厚眉，杏眼，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颏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一只耳环。头戴皮帽，一条短毛皮围在肩上。身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都垂在身前，袖子在手腕处收紧。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鞋是皮制的。弓箭袋系在腰带上，垂在左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着右边。

在匈奴建国以前，东北亚草原被许多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割据，这些部落“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当时分布在草原东南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是东胡部落联盟；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和以南色楞格河流域的，是丁零部落联盟；分布在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所谓“河南”（鄂尔多斯草原）一带的，是匈奴部落联盟。此外还有一些部落集团分散在草原各地。匈奴国就是以匈奴部落联盟为基础，征服了上述诸部落联盟、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国而建立起来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收河套，屯兵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南）。蒙恬从榆中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连接秦、赵、燕三国旧长城5000余里，据阳山（阴山之北）逶迤而北，并修筑北起九原、南至云阳的直道，构建起北方防御线。蒙恬守北防十余年，匈奴慑其威猛，不敢再犯。

公元前3世纪，匈奴统治结构分为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地区。匈奴国的全盛时期是公元前209年至前128年，即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时期，相当于秦二世元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到伊稚斜单于时期，国力由盛转衰。

西汉经过近7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实力、国力大大增强，对匈奴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发动了三次大战：河南之战（也叫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此时正为伊稚斜单于在位时期。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分东西两路进攻漠北。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右贤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汉军共获俘七万多人，伊稚斜单于及左贤王带少数人逃走。

伊稚斜死后，子乌维立，乌维死，子詹师庐立，詹师庐死，季父呴犁湖立。在这十几年间，匈奴避居漠北休养生息，而汉朝因人力、物资损失很大，以及为了征伐朝鲜、西羌及西南夷，也暂时停止对匈奴用兵。

此后，汉朝在东部联合乌桓，西部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大宛，以和亲、通商的方式联合西域诸国，压缩匈奴的空间。汉昭帝时，匈奴为缓和与汉的敌对关系，把扣留了19年的汉使苏武释放，以示善意，但匈奴骑兵仍然不断在北方边境出现。公元前73年，匈奴转攻西域的乌孙以索要公主，乌孙向汉求救，汉朝组织五路大军十几万与乌孙联兵进攻匈奴。公元前71年，汉朝与乌孙再次联兵20余万合击匈奴，大获全胜，直捣右谷蠡王庭。

同年冬，匈奴出动数万骑兵击乌孙以报怨，适逢天降大雨雪，生还者不足十分之一。是时丁零北攻，乌桓入东，乌孙击西，匈奴元气大伤，被迫向西迁徙以依靠西域，西域再次成为双方的争夺重点。双方反复激烈争夺车师之际，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因掌管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屠耆堂争夺权位发生冲突。日逐王降汉，匈奴被迫放弃了西域。汉朝由此完全控制了西域，匈奴实力大减，己无力侵扰汉境。

到东汉初年，匈奴大量人口进入塞内。公元46年前后，匈奴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畜饥疫，死亡大半，而统治阶层因争权夺利发生分裂。48年，匈奴八部族人共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匈奴分裂为两部。后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臣，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而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

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窦固等四路大军出击北匈奴，占据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公元89年，东汉政府派窦宪等联合南匈奴，共同出击北匈奴，俘杀一万三千余人，北匈奴先后有二十余万归附，余下的北匈奴被迫西迁到康居之地，此后逐渐融合在人类东西方交往的历史长河之中。

西域各族与汉、匈奴的关系

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是指除了狭义西域，还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的广大区域。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由来已久。根据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大墓发掘的成果，至迟到战国中后期，西域与中原地区、草原地区都已经有了频繁的往来关系。

匈奴自强大以后，对西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先后征服西域各族。匈奴冒顿单于时期，击败月氏，迫使其西迁西域。《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文帝时期，匈奴再击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为匈奴”。匈奴以月氏王头颅为饮器，激起了月氏族的怨恨。匈奴在西域的不断扩张对中原汉王朝也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就准备联合月氏和乌孙，共同征伐匈奴。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访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张骞这次出使前后历时13年，虽然未实现最初的出使目的，但是却沟通了中原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和交往，带回关于西域各族的相关知识和信息。两汉时期，人们通常称西域为“西域三十六国”，即乌孙、龟兹、焉耆、于田、若羌、楼兰、且末、小宛、戎卢、弥、渠勒、皮山、西夜、蒲犁、依耐、莎车、疏勒、尉头、温宿、尉犁、姑墨、卑陆、乌贪訾、卑陆后国、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劫国、狐胡、山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尉都国、车师后城国。实际当时还有大宛、安息、大月氏、康居、浩罕、坎巨提、乌弋山离等十几个属于西域的国家。张骞返回汉朝后，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和体会，着重向汉武帝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与匈奴的矛盾冲突，并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与汉朝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向汉武帝建议，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不仅到了乌孙，还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从此以后，汉朝与西域的往来关系越来越密切。图2-1 “汉归义羌长”青铜印，新疆沙雅于什格提出土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83页。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朝求和亲，欲与汉朝结为兄弟之国。汉武帝答应了乌孙王的请求，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封为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汉武帝为细君公主准备了丰厚的物品和数百侍从作为陪嫁，通过和亲与乌孙建立了联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西汉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和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县西南）设立使者校尉主管屯田事务。

细君公主去世后，汉朝又将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多年，“三为国母”，所生子女，有的继承乌孙王位，有的在西域掌军政要权。解忧的侍者冯嫽深知诗文事理，作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她们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朝同乌孙的关系。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匈奴在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宣告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管辖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标志着西域各族臣属汉朝的开始。西域都护的设立，不仅有效推行了屯田，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架起了中西方交往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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