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浦洛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试读：

苏格兰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常常夸耀哪些书籍肯定了他们对塑造人类历史做出的贡献，乌克兰人也许同样有理由为自己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而自豪。1991年12月，乌克兰公民纷纷涌向投票站，选择了独立。那时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也确实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乌克兰公投之后一个星期，强大的苏联就解体了，美国总统乔治·H. W.布什随之宣布西方在漫长而艰难的冷战中取得了最后胜利。

乌克兰下一次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是2004年。这一年，身着橙色衣衫、情绪高昂的群众挤满了基辅的广场与街道，要求举行[1]公平的选举。他们最终达到了目的。由于这次“橙色革命”，从塞尔维亚到黎巴嫩，从格鲁吉亚到吉尔吉斯斯坦，诸多国家发生的撼动威权统治的革命都被称为“颜色革命”。颜色革命并未改变后苏联时代的世界，但它们留下了遗产，也留下了终将改变的希望。接下来，乌克兰人又在2013年的11月到12月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们再次走上基辅的大街，支持国家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此时正值欧盟各成员国对联盟的热情降至低点，乌克兰人却不顾零摄氏度以下的气温，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在街上游行、坚守，令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公民们感到震惊和鼓舞。

2014年年初，乌克兰国内形势出现了意外而悲剧性的转折。抗议者与政府部队之间发生了暴力对抗，将先前抗议中那种热烈得近乎街头狂欢的气氛一扫而空。2014年2月，就在电视台摄像机镜头的全程记录下，防暴警察和当局的狙击手向抗议者开枪，导致数十名亲欧盟抗议者死伤。这样的画面震惊了世界。同样令人目瞪口呆的还有2014年3月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企图，以及同年春末莫斯科在乌[2]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策动的混合战。这一年7月，亲俄的分离主义者更是将这场俄乌冲突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国际冲突。乌克兰局势的发展对欧洲和国际事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致政客们开始谈论“为欧洲的未来而战”和回到冷战的话题，而在1991年，这里正是冷战宣告落幕之地。

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是什么？历史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到底应该属于谁？为何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会造成巨大的国际震动？近年来，这些问题被一再提出，理应得到全面的解答。要理解当今乌克兰局势及其对世界的冲击背后的各种趋势，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考察。粗略地说，这就是这本书的主要任务。我写作这本书，正是希望历史能为我们提供对当下的洞见，进而影响未来。无论是预测当今乌克兰危机的结局及其长远影响，还是预测作为一个国家的乌克兰的将来，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将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在历史中漫游仍有助于我们从每日新闻的密集轰炸中找到意义所在，并能让我们在面对事件时深思熟虑，从而改变事件的后果。[3]

本书在“长时段”尺度上呈现乌克兰历史，内容起自希罗多德[4]时代，终于苏联的解体和当下的俄乌冲突。乌克兰和法国国土面积差不多大小，现拥有接近4 600万人口，其历史上的过客更是数以亿计。如何才能将它超过千年的历史浓缩到短短数百页的篇幅之内？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所取舍，这也是历史学家的一贯做法。然而历史学家们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现代乌克兰史学的奠基者米哈伊洛[5]·赫鲁舍夫斯基是本书中将会出现的一个人物。哈佛大学的乌克兰历史教席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赫鲁舍夫斯基将他的研究主题视为一个起自渺茫远古并历经繁荣、衰落和复兴的民族的历史，其复兴的顶点则是乌克兰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的创生。

乌克兰历史在赫鲁舍夫斯基的手中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然而他的许多批评者和继承者对他的方法提出了疑问。赫鲁舍夫斯基的学生们侧重乌克兰国家的历史；苏联历史学家将乌克兰历史描述为一部阶级斗争史；一些西方作者强调乌克兰的多族群特征；而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则转向了跨民族研究。这些后起写作潮流对乌克兰和其他民族历史的处理方式对我的历史叙事有所影响。晚近史学中的文化转向以及身份认同史研究也为我提供了养分。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当代主义的，对此我并不避讳，但我也力争不用现代的身份认同、归属、观念、动机和情感等概念来曲解过去的历史。

本书书名中的“欧洲之门”当然是一个隐喻，但这样的命名并非无关紧要，也不应被视为一种营销的手段。欧洲在乌克兰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乌克兰在欧洲历史上同样如此。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的西缘，许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在某些时代，战争和冲突会导致“门户”的关闭，此时乌克兰就是阻挡东来或西来侵略者的一道屏障。而在乌克兰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门户是开放的，此时的乌克兰就成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促进着民族、商品和思想的交流。在漫长的岁月中，乌克兰也充当了各大帝国——从罗马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哈布斯堡王朝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谈判地点（以及战场）。在18世纪，乌克兰被圣彼得堡、维也纳、华沙和伊斯坦布尔轮流统治。到了19世纪，乌克兰的统治者就只剩下了前两个。20世纪上半叶，莫斯科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上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每个帝国都对乌克兰的土地和财富提出要求，在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群特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同时也帮助塑造了乌克兰独特的边境身份和民族气质。

民族概念是本书的重要分析范畴和叙事要素，却并非全部。它与变动不居的欧洲概念一起界定了这一叙事的性质。本书讲述的乌克兰历史的地理边界是由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民族志学者和地图绘制者确定的，常与当今乌克兰国家的边界重合，但并非一直如此。[6]从中世纪基辅人国家（在史学界被称为“基辅罗斯”）直到现代民族主义兴起，各种观念和身份概念将这些土地联系在一起。本书追随这些观念和概念的发展脉络，解释现代乌克兰国家及其政治民族的起源。在这一过程中，本书将乌克兰族视为乌克兰人口构成中最大的民族，也将之视为现代乌克兰民族和国家创生的主要驱动力，但也没有忽视乌克兰的少数族群，尤其是波兰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并认为多族群、多文化的现代乌克兰民族尚在形成之中。乌克兰文化向来都与其他文化共享生存空间，在其早期更是在“他者”的夹缝中生存。乌克兰社会拥有跨越内部及外部边界并获取这些边界所创造的身份的能力，这种能力构成了本书所呈现的乌克兰历史的主要特征。

外部和内部的政治过程可以为历史叙述提供一个很方便的框架，然而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发现地理、生态和文化是更为持久的元素，因此就长期而言有更大的影响。从“长时段”文化趋势的角度来看，当代乌克兰是两条移动中的边界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条边界由欧亚大草原和东欧稀树草原的分界线确定，另一条则由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分界线确定。第一条边界还是定居人口与游牧人口之间的分界线，并最终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分隔开来。第二条则要回溯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对罗马帝国的分裂，是存续至今的欧洲东部和西部政治文化差异的标志。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系列独特的文化特征在这两条边界的移动中产生，并成为当代乌克兰身份的基础。

不讲述乌克兰各地区的故事，就无法讲述整个乌克兰的历史。边界移动造成的文化与社会空间从来不是同质化的。作为国家与帝国的疆界在由乌克兰族群边界所确定的土地上移动。各不相同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移动中被创造出来，成为乌克兰各地区的基础。这些地区包[7]括被匈牙利人统治过的外喀尔巴阡、历史上曾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8][9][10]亚、曾被波兰占领的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第聂伯河的哥萨克

[11][12]左岸及下游、斯洛博达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帝国开拓的殖民地[13]——黑海沿岸地区和顿涅茨盆地。与之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我不会尝试将乌克兰各个地区——如曾经的俄罗斯统治区和奥地利统治区——的历史在不同的章节各自讲述，而是会将它们视为一体，为它们在特定时期的变化提供一个比较视角。

最后，我要就术语的使用说上几句。现代乌克兰人的先辈曾在数十个前现代的或现代的公国、王国和帝国治下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中他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和身份。他们用以界定自己这片土地的两个关键词是“罗斯”和“乌克兰”。（“罗斯”的西里尔字母拼写是Русь，其中最后一个符号是软音符号，表示对其之前的辅音进行腭音化。）在9世纪至10世纪间，基辅罗斯人将维京王公和战士们招揽来，并将他们斯拉夫化。“罗斯”一词即由维京人传播到这片地区，并被基辅罗斯人吸收。今天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使用的“罗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化的“Rus’”和希腊化[14]的“Rossiia”等不同形式。到了18世纪，莫斯科沙皇国采用了后者，将其作为国家和帝国的官方名称。

根据他们所处的地区和时代的不同，乌克兰人有过各种不同的称呼。他们在波兰被称为卢森人（Rusyns），在哈布斯堡王朝被称为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在俄罗斯帝国则被称为小俄罗斯人（Little Russians）。到了19世纪，乌克兰民族的缔造者们决定放弃“罗斯”这个名字，以终结这种混乱，并将他们与其他东斯拉夫世界居民，尤其是俄罗斯人，区别开来。在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他们都选择采用“乌克兰”和“乌克兰人”这两个词来定义他们的土地和族群。[15]“乌克兰”一词起源于中世纪，在近现代被用来表示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哥萨克国。在这些19世纪社会活动家的集体心理中，大部分哥萨克人都起源于本地，是最纯粹的乌克兰人。为了将“罗斯的”过去与“乌克兰的”将来连接起来，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把自己的十卷本巨著命名为“乌克兰-罗斯史”（History of Ukraine-Rus’）。事实上，今天任何讲述乌克兰历史的作者都必须使用两个或更多的名词来定义现代乌克兰人的祖先。

在本书中，我在涉及中世纪时期时，大部分时候会使用“罗斯人”一词（但并非全部如此）；在涉及近现代时，我会使用“罗塞尼亚人”；在涉及现代时，我则会使用“乌克兰人”。从1991年独立乌克兰国家的建立开始，这个国家的公民，不管其族群背景，都被称为“乌克兰人”。这一用法反映了当下历史学界的惯例。虽然这会造成一些麻烦，但我希望它还不至于让人误解。[16]“来吧，你会看见。”现代乌克兰史学奠基之一《罗斯史》的佚名作者在其作品前言的结尾写道。我无法想出比这句话更好的邀请来作为本书前言的结语。[1] Orange Revolution，指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引发的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橙色革命”从2004年11月持续到2005年1月，以反对派的胜利告终。（本书中的脚注若非特别注明，均为中译者注。）[2] Donbas，亦作Donbass，即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盆地，包括顿涅茨克州中部、北部和卢甘斯克州南部。[3] longue durée，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历史研究层次。布罗代尔认为对长时段历史的研究对历史学家更为重要。[4] Herodotus，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作家，著有《历史》一书。他打破了荷马史诗的传统，采用系统性和批判性的方法来搜集历史材料，并用史学叙事的方法来组织它们，被誉为“历史之父”。[5] Mykhailo Hrushevsky（1866—1934），乌克兰政治家、历史学家。他是20世纪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复兴中的重要人物，曾在1917年至1918年间任乌克兰革命议会“中央拉达”主席。[6] Kyivan Rus’，由维京人奥列赫建立、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存在于882年至1240年间，以基辅为首都，正式名称为罗斯，被认为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三个东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前身。后文中有时使用“基辅”来代指基辅罗斯。[7] Transcarpathia，乌克兰最西部的一个州，曾属奥匈帝国，1945年被纳入苏联，苏联解体后归属乌克兰。[8] Galicia，历史地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属于奥匈帝国，今分属乌克兰和波兰。[9] Podolia，历史地名，今主要位于乌克兰中西部与西南部，还包括摩尔多瓦北部的部分地区。[10] Volhynia，历史地名，今分属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11] Cossack Left Bank，历史地名，位于乌克兰北部的第聂伯河东岸，在17世纪至18世纪间曾为沙皇俄国境内的哥萨克国。[12] Sloboda Ukraine，历史地名，今分属俄罗斯和乌克兰。“斯洛博达”（俄语слободá）一词意为“自治地区”。[13] Donets basin，亦作顿涅茨盆地，即顿巴斯。[14] Muscovy，即The Grand Duchy of Moscow，多译作莫斯科公国或莫斯科大公国。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1547年后自称沙皇，并将国号改为俄罗斯沙皇国（Tsardomof Russia，亦译作沙俄、莫斯科沙皇国），直至1721年彼得一世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但本书作者仍将这段时期的俄罗斯称之为Muscovy。考虑到与原文的一致性，本书中凡出现于1547年至1721年之间的Muscovy一词均译作“莫斯科沙皇国”。[15] Dnieper Ukraine，历史地名，范围包括第聂伯河中游地区。[16] History of the Rus’，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一部由佚名作者创作的历史，以俄语出版于1846年，主要讲述从古代到1769年间罗塞尼亚人及其国家小俄罗斯的历史。第一卷黑海边境第1章世界的边缘

第一位记录乌克兰的历史学家正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通常，只有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才有资格得到这位“历史之父”的书写。乌克兰是一片由草原、山地和森林组成的地区，位于被古希腊人称为Pontos euxeinos（意为“好客之海”，罗马人用拉丁文写作Pontus euxinus）的黑海之北，正是当时地中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的重要性又与众不同。希罗多德的世界以古希腊各城邦为中心，[1]向南延伸到埃及，向北延伸到克里米亚和黑海大草原。如果说埃及是上古文化和哲学的王国，值得研究和模仿的话，那么今日乌克兰所在的这片土地则是典型的边境地带，是希腊文明与其野蛮对立面的碰撞之地。这里是后来被称为“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圈的第一道边界，是西方借以定义自身和他者的起始界线。

希罗多德在希腊语中被称为Herodotos。他来自位于今日土耳其[2]境内的希腊城市哈利卡纳索斯。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生活、写作和朗诵他的《历史》的年代——他的出生地还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他生命中很长一段时间在雅典度过，曾经在意大利南部居住，也曾在地中海世界和中东世界穿梭往来，到访过的地方包括古代埃及和巴比伦。他是希腊式民主的崇拜者，用希腊语的爱奥尼亚方言写作。然而就他身处的年代而言，他的关注已经包罗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他的《历史》被后人分为九卷，讨论了希波战争的起源问题。希波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99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有很长一段与这段时期重合。战争于公元前449年结束后，他又花了30年时间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他将这一系列冲突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史诗般的斗争——希腊代表自由，而波斯代表奴役。虽然他的写作不免掺入了他自己的政治和思想立场，但他仍然希望从双方的角度来呈现这段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在于“将希腊人和野蛮人双方的伟大成就都记录下来，以保存过去的记忆”。

正是由于对“野蛮人”一方的兴趣，希罗多德把目光投向了黑海大草原。公元前512年，即希波战争开始前13年，波斯帝国最强大的[3][4]统治者大流士大帝为了报复曾经捉弄过他的斯基泰人，入侵了这片地区。斯基泰王统治着黑海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些游牧民族首领的军队十分机动灵活，曾经让大流士从多瑙河追击到顿河，却找不到任何交战的机会。这对这位十多年后将成为希腊世界最大威胁的君主而言，无疑是可耻的失败。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不遗余力讲述了他所知道和听说过的关于斯基泰人的土地、风俗和社会等的一切。他虽然周游列国，却从未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因此似乎不得不依赖别人讲述的故事。然而他对斯基泰人统治下的土地和人民的描述备极详尽，让他不仅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历史学家，也成为第一位关注乌克兰的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公元前45000年左右，捕猎猛犸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成为黑海以北地区最早的人类定居者。对他们的住所遗迹进行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考古证据表明，大约3 000年以后，迁入黑海大草原的人类驯化了马。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库库特尼-特里波[5]里文化的先民们在多瑙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带定居，饲养家畜，耕种农田，修建了大规模的定居点，用黏土制造塑像，并烧制彩陶。

大多数希腊人对黑海以北地区一无所知，直到希罗多德开始在雅典的公共节日上朗诵他的作品段落。在这之前，他们把那片土地想象成蛮族的领地和诸神的游戏场。一些人相信，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的主角阿喀琉斯（Achilles）就长眠在多瑙河或第[6]聂伯河河口的某个岛屿上；而亚马逊人——希腊神话中那些为了让张弓更稳而切掉了右乳的女战士——也生活在那片地区，就在顿河附近。他们还相信那里的克里米亚半岛[Crimea，即希腊人称之为陶里卡（Taurica）的半岛]上生活着凶残的陶里安人（Taurians）；如果有不幸的旅人为躲避黑海的风浪来到群山林立的克里米亚海岸，便会[7][8]遭到陶里安女王伊菲革涅亚的毒手，被她献祭给女神阿耳忒弥斯，因为伊菲革涅亚的父亲阿伽门农（Agamemnon）要将她献祭，是阿耳忒弥斯将她从祭台上救走的。很少有人愿意涉足如“好客之海”周边那样危险的地区。黑海虽名为“好客之海”，航行起来却十分艰难，以常常毫无预兆地出现巨大的风暴而闻名。

希腊人从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口中首次听说黑海以北的土地和人民。辛梅里安人是一个由战士组成的部族，在公元前8世纪[9]被斯基泰人从黑海大草原驱逐，来到安纳托利亚。游牧的辛梅里安人首先迁移到高加索地区，随后又转移到小亚细亚，在这里遭遇了地中海诸文化，接触到他们悠久的定居生活和文化成就。辛梅里安人在地中海地区被视为典型的蛮族，其声名在《圣经》中也有记录。先知耶利米这样描述他们：“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施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訇。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10]你。”辛梅里安人的野蛮战士形象甚至进入了现代流行文化。在1982年的热门电影《野蛮人柯南》（Conan the Barbarian）中，阿诺德·施瓦辛格就曾扮演辛梅里安国王柯南。这是作家罗伯特·E.霍华德[11]于1923年虚构的一个人物。

在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辛梅里安人被迫离开故土之后，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海滨地区就进入了希腊人的视野。希腊殖民地开始[12]在这一地区出现。建立这些殖民地的定居者大部分来自米利都，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之一。米利都人建于黑海南岸的锡诺普（Sinope）以其自身的地位，成了其他一些殖民地的母体。建于黑海[13]北岸的殖民地则有潘提卡彭（Panticapaeum），距离今天的刻赤不[14]远，有位于今天的费奥多西亚的忒奥多西亚（Theodosiia），还有[15][16]位于现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克森尼索斯。这三个殖民地都位于克里米亚。然而最有名的米利都殖民地莫过于位于南布赫（波[17]赫）河河口的奥尔比亚（Olbia）。南布赫河在此地汇入比它更大的第聂伯河（Dnieper）的入海口，然后共同注入黑海。奥尔比亚拥[18]有石砌的城墙，有一座卫城，还有一座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根据考古发现，奥尔比亚在其全盛时期占地超过120英亩（约48.6公顷），约有1万居民。奥尔比亚人实行民主政治，并以契约方式处理与其母城米利都之间的关系。[19]

同其他希腊城市和恩波里亚（市集）的繁荣一样，奥尔比亚的繁荣有赖于与黑海大草原当地居民的良好关系。从这座城市初建，直到其整个鼎盛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当地的居民恰好[20]都是斯基泰人——一个起源于伊朗人的部落混合体。奥尔比亚的希腊人不仅与他们的邻居一起生活，来往贸易，还相互通婚。大量拥有希腊和“蛮族”双重血统的混血人口随之出现。他们同时沿袭希腊的和当地的风俗。奥尔比亚的商人和海员们把谷物、干鱼和奴隶运往米利都和其他希腊地区，并带回酒、橄榄油和包括织物与金属制品在内的手工制品，在当地市场出售。从对斯基泰首领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可以发现，当地也有用黄金制成的奢侈品。这些坟墓遍布乌克兰南部草原，如今大部分都风化成小丘，在乌克兰语中被称为“库尔巴尼”（kurbany）。

在斯基泰金器文物中，有一件三层胸饰令人尤为惊叹。这件金器于1971年出土于乌克兰南部，如今藏于基辅乌克兰历史珍宝博物馆。这件胸饰的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曾为某位斯基泰王所佩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斯基泰人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视角。它的中央部分刻画了两个下跪的蓄须斯基泰男子，手中捧着一件羊皮外套。考虑到整件胸饰由黄金制成，这个场景让人联想到阿耳戈英雄[21]（Argonauts）夺取金羊毛的故事，而金羊毛乃权威和君主身份的象征。在中央场景的右边和左边是一些家畜的图案，有马、母牛、绵羊和山羊。金饰上还有斯基泰奴隶的形象，其中一人为一头母牛挤奶，另一人则为一头母羊挤奶。这件胸饰清楚地显示，斯基泰社会的主体由草原战士构成，男性在其中占统治地位，其经济则有赖于畜牧业。

如果说这些人物和家畜的形象让我们得以一窥斯基泰世界的内部，胸饰上的野生动物形象则更多地表现了希腊人对他们眼中的世界边缘的想象，而非黑海大草原上真实情况的反映。狮子和豹子追逐野猪和鹿，长着翅膀的狮鹫（希腊神话中最强大的怪兽，鹰首狮身）猎杀马匹，而后者是斯基泰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动物。这件胸饰不仅是希腊文化传播的最好证明，也是黑海大草原上希腊世界和斯基泰世界相互影响的最好证明。

各种文化的交织让希罗多德得以搜集考古挖掘无法得到的有关斯基泰人的信息。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就是一例。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写道：“根据斯基泰人自己的讲述，他们是所有民族中最年轻的。”据称塔尔吉陶斯（Targitaus）有三个儿子，斯基泰人就是他的[22]后裔。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起源神话进行了复述：“在他们统治这片土地的时候，天空中落下了四样器具：一把犁、一副轭、一把战斧，还有一只酒杯，全都是黄金制成。”两个哥哥伸手去拿这天降的宝物时，宝物就开始燃烧，只有最年轻的弟弟拿到了宝物，成为它们的主人。两个哥哥立刻尊弟弟为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一个斯基泰部落由此兴起。他们保有从天而降的神器，并统治着黑海大草原，被称为“斯基泰王族”。斯基泰人显然自视为黑海大草原上的原生种族，否则不会声称他们的始祖塔尔吉陶斯是主神宙斯和包律司忒涅斯河河神之女的血脉——包律司忒涅斯河即今天我们所知的第聂伯河，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河流。这个神话还表明，尽管斯基泰人的统治阶层是游牧者，但他们同时也自视为农耕种族，因为天降的神器中不仅有轭，还有犁，都是明显的农耕文化符号。

事实上，在希罗多德的描述中，斯基泰人也分为牧人和农夫两个群体。在黑海北岸，这两个群体各自从事与环境相符的产业。如果我们在第聂伯河上向南航行，我们在右岸会看到希腊殖民地奥尔比亚。希罗多德关于这一地区的主要知识都从奥尔比亚的公民和旅人那里得来。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可知，奥尔比亚北面的邻居是卡里皮达伊（Callipedae）部落，他们可能是希腊人和当地斯基泰人通婚的后[23]裔。再往北，在德涅斯特河两岸和斯基泰王族控制的草原北面，是阿拉佐尼安人（Alazonians），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与斯基泰人有相似的风俗，却播种和食用谷物、洋葱、大蒜、扁豆和小米”。在阿拉佐尼安人以北，生活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人们被希罗多德称为耕田的斯基泰人（Scythian plowmen），他们生产谷物用来出售。而居住在第聂伯河左岸的人们则被他称为农业斯基泰人（Scythian agriculturalists），或包律司忒尼人（Borysthenites）。希罗多德认为，这些部落与居住在南方黑海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有很大的不同。

希罗多德发现，第聂伯河两岸是全世界最丰饶的土地之一：就我看来，作为斯基泰诸河中的第二大河，包律司忒涅

斯河不仅在此地诸河流中最有价值、最为富饶，在全世界也

是如此，仅次于那独一无二的尼罗河。它带来了最丰美的草

地以及无论数量和品质都远超其他河流的鱼群，还有最甘美

的饮水——它的河水清澈晶亮，而此地其他河流的水却甚

是污浊。包律司忒涅斯河两岸种植的作物别处无可比拟，而

在这里还没有开垦的地方，则生长着全世界最好的青草。

这的确是恰切的描述。第聂伯河盆地的黑土至今仍被视为全球最肥沃的土地之一，为乌克兰赢得了“欧洲面包篮”的称号。

农耕族群定居的第聂伯河中游地区还不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尽头。此地往北仍有人类的踪迹。希腊殖民者或各行各业的斯基泰人即使对这些人有所了解，也所知甚少。这些人的居住地区才是最远的边境。在第聂伯河右岸，这些人被称为涅乌里人（Neuri），在其左岸更往东和往北的地方，则被直接称为“食人族”。希罗多德对这些人没[24]有太多了解，然而涅乌里人所居住的普里皮亚季沼泽位于今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恰与古斯拉夫人的一个可能起源地重合。在此地尚能发现乌克兰方言中最古老的一些变种。

如果希罗多德和他的资料来源可信，那么斯基泰王国应该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集团，集团内部各族群在社会形态和劳动分工上的位置由地理和生态决定。希腊人和希腊化斯基泰人占据了海滨地区，成为地中海希腊世界与内陆地区的贸易和文化桥梁。主要的贸易商品——谷物、干鱼，还有奴隶——来自稀树草原或林草混交带。这些商品，尤其是谷物和奴隶，要抵达黑海港口，必须取道斯基泰王族所在的草原地区。斯基泰王族控制着贸易，将大部分收入收归己有，并将他们的部分黄金宝藏留在了这一地区的许多小丘里。希罗多德描述的海岸、草原和森林地带之间的区分将是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乌克兰历史中的主要区分方法之一。《历史》所刻画的层次丰富的斯基泰世界在公元前3世纪终结。当罗马人在公元前1世纪夺取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并将之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时，他们需要面对的草原之主已经不再是斯基泰人。[25]

新的一群游牧者——萨尔马提亚人——来自东方。他们击败了控制着农耕地区与希腊殖民地之间商路的斯基泰牧人，并将他们赶走，取代了其位置。新来者同斯基泰人一样，也是伊朗人。希罗多德认为萨尔马提亚人居住在顿河以东，并记述了一个传说：萨尔马提亚人是逃脱希腊囚笼的斯基泰人和亚马逊女战士的后裔。类似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也由不同的部落组成，并统治着许多族群，比如洛克索

[26][27][28]拉人、阿兰人和雅济格人。萨尔马提亚人统治黑海大草原长达500年之久，直至公元4世纪。在其鼎盛时期，萨尔马提亚人控制着东至伏尔加河、西至多瑙河的全部地区，并渗入了中欧，直至维斯

[29]瓦河。

较之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的强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远远少于对斯基泰人的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希腊殖民地与乌克兰内陆之间的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交流）在斯基泰人统治时期繁盛一时，在萨尔马提亚人到来之后却几乎完全中断。这片土地曾经的主人斯基泰人被萨尔玛提亚人驱赶到克里米亚，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王国——小斯基泰（Scythia Minor），控制着克里米亚半岛、半岛以北紧邻的草原，以及各希腊殖民地。萨尔马提亚人拥有黑海大草原剩下的全部土地，却与希腊殖民地隔绝开来。斯基泰人则失去了对整个草原和内陆地区的掌握。大草原新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损害了当地的贸易，并逐渐威胁到各希腊殖民地的安全。（斯基泰人和其他游牧者一样，无论贸易状况好坏，都会向殖民者索取金钱或财物。）此外，另一个因素同样有力地削弱了当地贸易——地中海市场有了新的农产品供应者。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和罗马帝国的兴起，从埃及和中东通往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岸的商路得到了保护，谷物随之源源而来。

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的势力延伸到了黑海北岸，为此时处于罗马监护下的希腊殖民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让从前的贸易得以复活。然而这次复兴在最乐观者的眼中也是一场苦战。奥维德（普布利[30]乌斯·奥维修斯·纳索）在公元8年被奥古斯都大帝放逐到黑海岸边[31]的托米斯（今属罗马尼亚），10年后在那里去世。他为我们留下一份记录，形象地描述了公元初年左右一个希腊沿海殖民地日常面临的重重危险：数不清的部落环布四周，以残酷的战争相威胁，认为不靠掠夺的生存是一种耻辱。城外没有一寸地方安全：山丘的防护全靠薄弱的围墙，以及巧妙的选址……要塞给我们提供的保护极为有限：甚至连城内与希腊人混处的野蛮人也令人心生恐惧，因为这些野蛮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毫无分隔，还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房舍。

这种与“野蛮”邻居之间的敌意和安全感的缺失所造成的状态，让本地一度繁荣的殖民地的情况变得越发糟糕。希腊演说家和哲学家[32]狄奥·赫里索斯托姆自称曾在公元1世纪末期拜访过奥尔比亚（在他的年代，这座城市被外人称作包律司忒涅斯），并留下了一份关于这个衰落中的殖民地的生动记录：包律司忒涅斯城的规模与其古代的声名并不相称。这是

因为它曾多次遭遇战争，并多次陷落。长久以来这座城市都

身处蛮族的围困之中，而且这些蛮族差不多还是最爱打仗的

族群，因此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正其如此，此地希腊人的

财富事实上已经萎缩到极低的水平，以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不

再结合成城市，而其他人也仅仅能勉强结成群落生存。加入

他们群落中的大多数也都是蛮族。

以上就是罗马人来到这里一百多年之后这些希腊殖民地的状况。这片地区再也没能恢复其在希罗多德时代的繁荣、贸易以及与内陆地区的联系。殖民者要么与当地部族处于战争状态，要么就是处于对战争的担忧之中，因此对他们的邻居也知之甚少。“远方是博斯普鲁斯[33]、顿河，还有斯基泰泽地，”从流放地托米斯向东方和北方远望的奥维德写道，“只是几乎无人踏足的土地上的几个名字。比那里更远的，只有人类无法居住的严寒。啊，我与世界尽头已近在咫尺。”[34]

与奥维德同时代的斯特拉波著有受人称道的《地理志》，比那位鼎鼎大名的罗马流放者对黑海大草原有更多的了解，让我们得以知道萨尔马提亚人各部落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各地区的名称。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雅济格人和洛克索拉人是“住在大车上的人”，也就是游牧部落。不过，关于第聂伯河地区林草混交带的定居民族的状况，这位闻名的地理学家没有提供一点信息，更不用说更北方森林地带的情况。然而，与奥维德不同，斯特拉波并没有在这里的居民中生活，他的信息提供者也不如希罗多德的——他们对“北方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对这种“关于接下来更北方一些的居民的状况”的普遍无知，[35]斯特拉波表达了不满：“我既不了解巴斯塔尔人，也不了解萨乌洛[36][37]马特人，简而言之，对居住在本都以北的所有居民都毫无认识。我既不知道他们到大西洋的距离，也不知道他们的国土是否濒临着它。”

斯特拉波的信息提供者来自这片地区的一个殖民地。如果说希罗多德曾多次提到第聂伯河的话，斯特拉波却似乎对顿河更加熟悉。他[38]的信息源更可能来自位于顿河河口、属于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希腊[39]殖民地塔纳伊斯。博斯普鲁斯王国是随着罗马人到来而复兴的希腊殖民地联盟中的最强大者。对斯特拉波而言，顿河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欧罗巴最东部的边界。（“欧罗巴”这个词被爱琴海本土的希腊人用以描述希腊在外部世界的整个存在范围。）顿河以西是欧罗巴，从顿河以东开始则是亚细亚。

因此，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的开端，当罗马人来到黑海沿岸殖民地时，乌克兰大地再次变成那个将被称为西方文明的世界的边缘。希腊化世界的北部边界如今成为欧洲的东部界线。乌克兰在接下来近2 000年的时间里都处于这个边缘地位，直到18世纪俄罗斯帝国兴起——俄国将重新绘制欧洲地图，把它的东部边界一直推进到乌拉尔山。

在罗马人统治的年代，黑海大草原被分成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这件事并没有太多意义。斯特拉波曾提到散布在顿河左岸和右岸的萨尔马提亚人，而他的后继者之一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更提到过两个萨尔马提亚，一个位于欧洲，另一个位于亚洲。在接下来的15个世纪里，这种划分将在欧洲地理学家的著作中频繁出现。比这种想象性的欧洲东部边界更重要的，是黑海北岸地中海殖民地与黑海大草原游牧部落之间那个真正文明化的边界。与那些用高墙坚垒包围起来的希腊殖民地不同，这个边界从来不用石块将自己限定于一地，而是为殖民者和当地居民创造了一片宽广的交流地带。语言、宗教和文化在这里得以交融，产生新的文化和社会现实。

那条位于草原游牧部落与林草混交带定居者之间的边界至关重要。希罗多德对之有所了解，斯特拉波却不曾留意。我们很难断言它是完全消失了，还是仅仅不为地中海的作者们所知。地理和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然而人口构成很可能已与从前不同。我们将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期希腊学者的作品中再次见到关于这一边界地带的描述。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它并非一成不变。[1] Pontic steppes，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干草原，属于欧亚大草原的西部，也称钦察草原。Pontic一词来自希腊语Πόντος（拉丁字母转写为pontos），意为海。[2] Halicarnassus，古希腊城市，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的博德鲁姆。[3] Darius the Great，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大流士一世（？—前485）。[4] Scythians，希腊古典时期活动于欧洲东北部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古波斯人称之为塞克人。[5] Cucuteni-Trypilian culture，公元前6000至前3500年左右活动在东欧地区的新石器—铜石时期古文化。[6] Amazons，亦译作阿玛宗人，意为“无乳”。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全部由尚武善战的女战士构成的民族。[7] Iphigenia，希腊神话人物，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女。在神话中，她在被阿伽门农献祭时，被女神阿耳忒弥斯转送到陶里斯，成为当地的神庙祭司。[8] Artemis，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与狩猎女神。[9] Anatolia，即小亚细亚半岛。[10] 《耶利米书》6：23，译文据和合本。[11] Robert Ervin Howard（1906—1936），美国恐怖小说、冒险小说和奇幻小说作家。[12] Miletus，位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的古希腊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强大的海上力量，并建立了许多殖民地。米利都拥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世称“米利都学派”。[13] Kerch，克里米亚城市，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侧，是刻赤海峡中最重要的港口。[14] Feodosiia，克里米亚东部城市，旧称卡法（Caffa）。[15] Sevastopol，克里米亚半岛西南部的海港。[16] Chersonesus，位于克里米亚西南部，最早是希腊殖民地，公元前2世纪晚期属于希腊殖民地联盟博斯普鲁斯王国，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属于拜占庭帝国。[17] Southern Buh（或Boh），乌克兰河流，一般按俄语发音译作南布格河，发源于乌克兰西部波多里亚高地，注入黑海，全长806千米。[18] Apollo Delphinios，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既是太阳神，也是德尔斐（Delphi）的守护神，故被称为德尔斐的阿波罗。[19] Emporia，希腊语emporion和拉丁语emporium的复数形式，意为“市集”。[20] Iranians，指印欧语系中说伊朗语支语言的种族。他们曾遍布亚欧大陆各地，非指今天的伊朗人。后同。[21] 阿尔戈英雄，指希腊神话中追随伊阿宋，乘坐快船“阿耳戈号”前往科尔喀斯（今格鲁吉亚境内）寻找金羊毛的英雄们。[22] 这里的“他们”指塔尔吉陶斯的儿子们，即里波克塞斯（Lipoxais）、阿尔波克塞斯（Arpoxais）和克拉克塞斯（Colaxais）。[23] Dniester，欧洲东部的一条河流，起源于喀尔巴阡山脉，注入黑海，全长1 362千米。[24] Prypiat，今乌克兰基辅州城市，位于乌克兰北部近白俄罗斯边界，因处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疏散区而被废弃。[25] Sarmatians，起源于中亚的一个伊朗人部落联盟，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间达到鼎盛。[26] Roxolani，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支，公元前2世纪左右居住在黑海东岸草原地区。[27] Alani，即Alans，伊朗人游牧部族之一（Alan为“雅利安”的一种伊朗方言发音）。公元1世纪波斯和罗马的资料记载了阿兰人在黑海大草原上的活动。[28] Iazyges，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支，公元前200年左右从中亚地区迁入黑海大草原。[29] Vistula，欧洲中部河流，位于今波兰境内，在格但斯克湾注入波罗的海，全长1 047千米。[30] Ovid（公元前43—约公元18），本名普布利乌斯·奥维修斯·纳索（Publius Ovidius Naso），古罗马著名诗人，代表作有《变形记》《爱的艺术》等。[31] Tomis，即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Constanța）。[32] Dio Chrysostom（约公元40—约115），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演说家、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33] Bosphorus，此处指黑海东北部的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Cimmerian Bosphorus），即连接黑海与亚速海的刻赤海峡两岸，而非今天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一词来自古希腊语中的Βόσπορος（Bosporos）一词，意为“运牛的通道”。[34] Strabo（公元前64 / 63—公元23），古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著有《地理志》17卷。[35] Bastarnae，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左右居住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第聂伯河之间的一个部族。[36] Sauromatae，即萨尔马提亚人。[37] Pontus，本都王国，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的一个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希腊化国家，势力曾遍及黑海沿岸。[38] Bosporan Kingdom，又称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王国，位于刻赤海峡两岸，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4世纪，在公元前16年成为罗马的附庸国。[39] Tanais，位于顿河三角洲的一座古希腊城市，建于公元前3世纪晚期，在公元5世纪被遗弃。第2章斯拉夫人的到来

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古希腊人与乌克兰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贸易和文化交流决定，然而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除了贸易与战争双管齐下之外别无选择。到了公元4世纪，随着在旧史学中被称为“蛮族入侵”、在现代被称为“迁徙时期”的时代到来，罗马人与草原居民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更近乎战争状态。在这个时代里，来自亚欧大陆和东欧地区的人口和部族大规模流向欧洲中部和西部，最终在5世纪下半叶让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压力下崩溃。虽然受到削弱，但史称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仍在草原游牧部落和随之而来的北方农耕民族的攻击下得以幸存，直到15世纪中叶。

乌克兰在戏剧性的迁徙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场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入侵的一些关键参与者曾在这里生活或从这里经过，其[1]中有哥特人和匈人，后者由他们的君主“匈王”阿提拉率领。迁徙浪潮终结了包括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在内的伊朗游牧部族长久以来对黑海大草原的控制。哥特人拥有日耳曼血统，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匈人发源于蒙古大草原。随着匈人一起来到这片地区的，还有许多中亚部落。到了6世纪中叶，匈人已经被一些说突厥方言的部落取代，消失无踪。

以上提到的迁徙浪潮的参与者都到过乌克兰，一度停留下来统治这里的草原，最终也都离开了。然而另一个被迁徙浪潮的涌动推到前台的族群却拒绝离开。这是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被定义为斯拉夫人的部落集团，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斯拉夫语言的印欧语系根源说明他们在公元前70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从东方进入欧洲，并在东欧定居下来，远远早于希罗多德第一次对这个地区及其居民做出描述的时间。他们把黑海大草原以北的森林地带视为自己的家园，在其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为地中海学者们所知。

斯拉夫人第一次引起广泛注意是在6世纪初。他们出现在已被哥特人和匈人削弱的拜占庭帝国的边界上，随后迁入巴尔干地区。拥有[2]哥特血统的6世纪拜占庭学者约达尼斯将这个时期的斯拉夫人分为两个主要群体。“尽管他们因部落和地域的不同而拥有各种各样的名[3]字，”约达尼斯写道，“但大多数时候他们被称为斯科拉文人和安

[4]特人。”约达尼斯将斯科拉文人的区域定位在多瑙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而将安特人的区域定位于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5]“在本都海的蜿蜒海岸上。”语言学资料显示斯拉夫人的故土位于第聂伯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森林地带和林草混交带，主要是今天乌克兰的沃里尼亚与普里皮亚季沼泽地区。到了约达尼斯写作的年代，斯拉夫人必然已经从他们藏身的森林地带来到了草原上，并给查士丁尼大[6]帝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查士丁尼大帝在527年至565年间统治着拜占庭帝国。他雄心勃勃，曾尝试恢复包括东西两部分在内的整个罗马帝国。在多瑙河地区的边境上，当地部落无休无止地攻击着拜占庭人。查士丁尼大帝决定[7]在这里采取攻势。6世纪拜占庭学者普洛科皮乌斯为查士丁尼大帝的战争留下了详尽的记载。他曾提到皇帝的近臣、军事统帅奇里布迪

[8]乌斯在6世纪30年代早期被派往多瑙河以北作战。奇里布迪乌斯在对安特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让查士丁尼大帝得以将“安提库斯”（意为安特人征服者）加入自己的帝号。然而胜利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三年后，奇里布迪乌斯战死，查士丁尼大帝放弃了越过多瑙河的尝试，重拾多瑙河沿岸边界的防御政策。

查士丁尼大帝恢复了罗马帝国古老的“分而治之”策略。到了6世纪30年代末期，安特人已经在对斯科拉文人作战，其中不无拜占庭人的鼓励和诱导，而拜占庭的将军们也同时从这两个族群中为帝国军队招募兵员。即便如此，来自斯拉夫人的袭扰仍没有停止。在与斯科拉文人作战的同时，安特人还是设法入侵了拜占庭位于巴尔干半岛[9]东部的色雷斯行省。他们在这里展开掠夺，掳走大量奴隶，将他们带回多瑙河左岸。在展示了他们的破坏能力之后，安特人才向帝国输诚。查士丁尼大帝将安特人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把多瑙河以北被废弃的希腊城市图里斯（Turris）划拨给他们作为都城。

与拜占庭帝国的众多其他敌人一样，安特人为了从帝国国库得到定期的报酬，也成了帝国的守护者。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安特人声称他们俘虏了皇帝最优秀的将军奇里布迪乌斯，并打算将他奉为自己的领袖。由于奇里布迪乌斯曾被查士丁尼大帝授予“野战军主帅”（magister militum）——该地区所有帝国军队的指挥官——的称号，安特人的这一举动就会让他们成为帝国的合法公民，而不仅仅是帝国的看门人。这条诡计没有奏效。真正的奇里布迪乌斯当然早就死了。冒充者被抓了起来，送到查士丁尼大帝面前。安特人也只好接受“同[10]盟部族”的地位，成为这个大帝国的盟友而不是公民。

拜占庭帝国的这些新盟友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样的外貌？以何种方式战斗？拥有何种信仰？普洛科皮乌斯曾不止一次提到安特人与斯科拉文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习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那些有关斯拉夫人生活方式的详尽描述适用于这两个群体。根据普洛科皮乌斯的说法，斯拉夫人是一个半游牧族群，住在“简陋而彼此相隔很远的棚屋里”。他们经常改变居住地。斯拉夫战士都是“个头很高、身体粗壮的男子”。关于他们的长相，普洛科皮乌斯有如下描述：“从皮肤和毛发看，他们算不上金发的白人，却也不完全是黝黑的类型，而是每个人的皮肤都略微呈现红色。”斯拉夫人“生活艰苦，从不在意身体的舒适……身上总是覆满污垢。从各个方面来讲，他们都不卑鄙，也不作恶，然而他们仍保留着匈人的所有质朴特征”。

尽管满身都是污垢，斯拉夫人却以其民主制为历史所知。“因为这些民族，”普洛科皮乌斯写道，“这些斯科拉文人和安特人，不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他们长久以来就生活在民主之中，其结果是有关他们利益的任何事情，不论是好是坏，都由民众来决定。”他们在战场上喜欢赤裸上半身，却与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Braveheart）中那些中世纪苏格兰人不同——斯拉夫人对暴露私处的态度更为得体。“当他们身处战场时，”普洛科皮乌斯说，“大多数人会徒步向敌人发起攻击。他们手持小盾牌和投枪，却从来不穿胸甲。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汗衫和斗篷也不穿，只是将裤子提到私处的高度，就投入与敌人的战斗之中。”

其他关于斯拉夫人战斗方式的信息见诸拜占庭的《战略》（Strategikon）一书。这本书著于公元600年左右，常被认为是拜占庭[11]皇帝莫里西乌斯的作品。作者对渡过多瑙河来到巴尔干地区定居的斯拉夫人做出了一些细节描述。他发现这些斯拉夫人对旅人甚为友善，但过于自由散漫，不愿遵守条约，也不愿服从多数的意见。在他们位于多瑙河以北的故乡，斯拉夫人将居处或建在森林中的河岸上，或建在沼泽地带，以免让入侵者轻易找到。他们最喜欢伏击战术，尽量避免在开阔地带作战，对常规军事队列也毫无兴趣。他们以短矛、木弓和短箭作为武器，在部分箭头上涂抹毒药。他们强迫俘虏做他们的奴隶，但会把奴役期控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关于斯拉夫人的宗教，普洛科皮乌斯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斯拉夫人完全不是一神论者。“他们相信一位神祇——闪电的制造者——独为万物之主，并向他献上家畜和其他各种牺牲。”普洛科皮乌斯写道。然而，尽管只崇拜一个主神，斯拉夫人却完全没有放弃古老的自然崇拜习俗，并且同样祭祀其他神明。正如普洛科皮乌斯所述：“他们崇拜……河流、水妖以及其他各种精灵，向它们个个都献上祭品，并将他们的卜筮与这些献祭联系起来。”让这位拜占庭作者震惊的并非斯拉夫人向诸神献祭的习俗，毕竟前基督教时代的罗马人也有类似的传统，而是他们对改宗基督教的排斥，这一点不同于帝国其他那些[12]早已改宗的臣属。“他们对它既不了解，也决不肯承认它对人拥有任何力量。”普洛科皮乌斯对此表示了惊愕，如果不是失望的话，“但当他们面临死亡——比如生病或开始作战时，他们会发誓说，如果自己能够生还，就立刻向神明献上祭品，以抵偿自己的生命。而当他们真的生还时，他们也会信守诺言，献上他们承诺的祭品，并相信这些祭品已经换回了他们的安全。”

普洛科皮乌斯和其他拜占庭作者对斯拉夫人的描述在乌克兰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了一些印证。人们通常把安特人与考古学上的彭基乌卡[13]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个文化遗址以乌克兰的一个城镇的名字命名。彭基乌卡文化的创造者在6世纪、7世纪和8世纪早期生活在乌克兰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林草混交带，并在第聂伯河两岸定居。这片地区包括了约达尼斯所认定的安特人区域。与普洛科皮乌斯所描述的安特人和斯科拉文人一样，彭基乌卡部落成员也栖居在泥地上挖出的简陋住所里。他们同样会经常改变居住地。定居点时而有人居住，时而被遗弃，时而又被重新启用，这表明这些居民过着一种流动的农耕生活。考古发现还揭示了一个普洛科皮乌斯没有告诉我们的事实：彭基乌卡部落拥有设防的城镇，并把它们当作地方统治者的根据地、行政中心和军事力量中心。[14]

到了7世纪初，随着阿瓦尔人的入侵，斯拉夫人在这片地区唱独角戏的时代结束了。阿瓦尔人来自北方的里海草原，是一个说突厥语的部落集团。他们摧毁了安特人的社会结构。

阿瓦尔人在这片地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其中一部分流传到11世纪和12世纪，被当时正在写作一部历史书的基辅基督教修士记录[15]下来。这部记录后来被称为《古编年史》或《古史纪年》，其第一部分掺杂了本地传说和来自拜占庭的资料。根据《古编年史》，阿[16]瓦尔人“对斯拉夫人发动战争，并侵袭杜勒比人，后者也是斯拉夫人”。这里提到的杜勒比人是一个居住在布赫河沿岸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甚至对杜勒比女子施以暴行，”编年史的作者记述道，“一个阿瓦尔人要旅行时，他的车上不套马也不套牛，而是下令给三个、四个或五个女人戴上轭具，强迫她们拉他的车。”这种行径受到了天谴。“阿瓦尔人体格魁梧，性格傲慢，上帝最终消灭了他们，”作者继续讲述，“他们都死了，没有一个阿瓦尔人活下来。直到今天还有一句罗斯谚语：‘他们像阿瓦尔人一样死了个精光。’”

首先从阿瓦尔人手中接过黑海大草原统治地位的是保加尔人[17][18]，之后是哈扎尔人。哈扎尔人终结了迁徙时期，于7世纪末在这里建立起相对的和平。先前阿瓦尔人在乌克兰草原上的臣民对哈扎尔人的记忆要好得多。“随后，当他们居住在山林中时，哈扎尔人来到他们中间，”一名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写道，“要求他们纳贡。”根据这位作者的记述，这些当地人之前臣服于被称为德列夫里安人（林中

[19]人）的斯拉夫部落。他们的贡品是剑，这是一个有反抗意味的举动，也是将来复仇的誓言。不过，除了讲述这个故事，为同意向哈扎尔人纳贡的基辅人辩护之外，这些基辅的编年史作者对入侵者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恨意。

哈扎尔人对林草混交带的控制力相当有限。第聂伯河多多少少把他们的统治区域限制在森林地带。哈扎尔人中拥有突厥血统的精英集团对和平和贸易更感兴趣，对外界的影响持开放态度。他们曾欢迎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