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弗里德希·威廉·尼采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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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缺什么——尼采的人生哲学试读：
快乐的知识
客体存在的先驱者
不论我以怎样的眼光看待世人，总会发现那些千差万别的个人都心怀这样一个使命，即做对人类生存发展有益的事。然而，这种使命感仅仅来自于人们身上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冷漠而又不可征服的行为的本能，而不是出自对人类的博爱。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会用一种短浅的目光将周围的人严格地进行区分，考虑他们对自己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是善的，还是恶的。不过，在对整个群体进行一个估计和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他们便会开始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怀疑，最终，他们只好放弃了这种想法。并且，从保存本质的角度来看，最有害的人也许往往也是最有益的人，因为他不仅将自身的本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还用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效应，保存了他人的本能。如果人类失去了本能的欲望，那么大概早已衰亡和毁灭了。
虽然人们将仇恨、奸邪、掠夺、统治欲等看作恶的东西，但是它们都是体现本质的行为，当然，这些行为代价高昂、糜费，甚至还可以说是愚不可及，可在使人类得以保存至今的诸多因素中，它们也是屡试不爽、非常重要的。你是否正处于违背本性的生活当中，我亲爱的朋友，这种生活是“非理性的”、“悲惨的”。几千年来，那些损害人类本性的东西，或许早已消失不见，现在即使上帝恐怕也找不到它们了。请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行事吧，至善或者至恶的欲望，甚至是自我毁灭!无论哪种情况，你都能够在人类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那些赞美你或者讽刺你的人也会被挽留下来!但是，你或许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能够在你像苍蝇或者是青蛙一样可怜时，让你的心绪变好而在你最得意之际却能够嘲笑你的人!就像人们通常会笑真理一样，我们常常也会嘲笑自己。然而，说到笑，就连那些伟大的人物对真理的认识都尚显不足；而天资最为聪颖的人也同样可能缺乏笑的天赋。难道笑是未来的事情吗!倘若在人性之中纳入了“个人与本性相比不算什么，后者才是最重要的!”的箴言，人人都能够做到时刻用欢笑放松心情，缓解压力，那么，这笑笑或许可以与智慧联系起来了，并且也就有了所谓的“快乐的知识”。
不过，在有些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现存的喜剧认识观念尚未被人们普遍“意识到”之时，悲剧时代、道德时代以及宗教时代就悄然而至了。然而对于一些所谓的道德发明者与宗教创立者，以及为道德评价而斗争的人、鼓吹良心谴责、煽动宗教战争的导师层出不穷的情况，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而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们所代表的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所有的英雄都大同小异，其他偶然性的可见的东西仅仅只是一种为英雄所做的铺垫，它们在一场表演中担任的角色，也许是道具、布景，也许是一些小角色——英雄的密友、贴身仆役等等。(诗人就可以说是某些道德观念的贴身仆役。)虽然，这些悲剧人物自己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利益，并将自己当作是上帝的使者，但是，这些行为的实质还是出自本性利益，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生活中，他们对人们的生活信念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群体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活着是值得的”，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叫嚷道，“你们一定要重视，许多事物都隐藏在生活本身、生活的背后以及生活下面!”不论是最高贵者，还是最卑贱者，都同样具有一种会不时地作为理性和激情爆发出来并且会给人制造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的保存本性的欲望，而非要人们将这种欲望忘却掉的做法是极其愚蠢和毫无道理的，虽然这往往是出于一种本能和直觉。我们都应该对生活充满热爱!不仅现在这样，将来也应该这样，因为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才能促进自我及其邻人!伦理学导师为了使这成为今后人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及理性的、最终的信念而勇敢地登上了舞台。他要论述的就是存在之意义。他在自己的观点中杜撰出了第二个存在，同时，他还通过新机械从古老的、一般的日尔曼人身上将旧的普遍存在取走。
在他看来，我们对存在和自身的取笑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同时也不允许取笑他；他认为个人永远只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可以做天底下最厉害的大人物，也有可能沦为一个微不足道、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无论是怎样的人，都是作恶多端的；他还认为人不存在本性。他对于自然规律和条件的肆意曲解是多么愚昧和狂热啊!如果他们强迫人类就范的话，那么一切怀有可怕的伦理学的愚蠢与反自然倾向的伦理学家都足以使人类陷入灭亡的境地。
每一个“英雄”登上历史的舞台，都必将会带来一些新鲜的事物和让人诧异的笑料，同时也会给人们带来心灵的震撼，他们会这样想：“我活着是值得的!”于是，无论是生活还是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突然之间对自身产生了兴趣。毋庸置疑的是，在这场战斗中，笑、理性和自然已经成为了胜利者，而那些主张存在意义说的伟大导师只能落得惨淡收场，并且一场存在悲剧最终演变成为了存在喜剧，借用埃席洛斯的一句话：“无尽的笑之浪潮”——将最终淹没这些伟大的悲剧角色。人性大体上是在“矫正性”的笑声里随着那些阐释存在之意义的导师的不断出现而改变的。现在，人性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增多了一种希望这类导师和存在“意义”的理论出笼的需要。长此以往，人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富于想象的动物，和其他动物比起来，在生存方面还多了一项新的条件，即必须坚信自己能够知道为何而存在。人类如果失去了对生活的周期性的信赖及对理性的信仰，那么就不可能达到像今天这样繁盛的状态。人类曾一度宣称：“那些不可取笑的东西的确是存在的。”博爱主义者再加上一句：“除了笑和欢乐的智慧之外，非理性的悲剧性事物也同样具有保存本性的作用，它也是一种手段，并且具有必要性!”
因此，我的弟兄，你们是否了解我的意思，明白这个盛衰规律吗?我们也将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啊!
思想界的起义
我们欧洲人正处在一片混沌的荒原世界中，这里虽然有些事物还是高高矗立的，但多数都已经是坍塌倒下的，进而腐烂，形貌可怖。这景致就像图画一样，到哪儿去寻找比这还要美的废墟，四处野草杂生的废墟呢?
教会就像一座破败的城池。我们亲眼看见了基督教的根基已经动摇了，上帝的形象也在人们的心中轰然倒塌，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理想的信奉正日薄西山、气若游丝。是的，像基督教这样一座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构筑精心的大厦，这最后的罗马建筑，百年垒之，非一朝能毁去得。然而，地震的震撼、各种思想的啃啮、挖掘、凿击、湿润必然让它的坍塌加速。最令人惊异的还是，曾经竭尽全力维护和支撑这座大厦的人恰恰成了竭尽全力地摧毁它的人，这就是德国人啊!看来，德国人似乎对教会的本质没有搞清楚，难道是他们智商不够高吗吗?或者是信仰太脆弱?南欧人的自由和自由思想是教会大厦的奠基，还有南欧人对大自然、人和灵魂的怀疑，就是说，是与北欧人迥异的人生体验和认识。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从整体来看，就是“单纯”对“复杂”的义愤，说得严谨一点，这改革不过是一场误解而已，是值得原谅、粗鄙却又诚实的误解——人们并不理解一个有着诸多成绩的教会的特征，仅仅是只看见了它腐朽的那一面；每一种胜利的、自信的强权所许可的怀疑被人们误解了，误解了它的宽容雅量……今天，人们总是很友善，不会和马丁·路德在一些诸如强权的主要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灾难性的短视、肤浅和轻率做斤斤计较，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他来自民众，因为民众和统治阶级离得太远，缺乏夺取政权的本能欲望的。
于是，马丁·路德的工作就是重建罗马教会的愿望仅仅变成了一项破坏性的工作，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也是丝毫未有察觉的。他怀着老实人的满腔仇恨，用力撕着那只老蜘蛛费尽心思、花了很长时间编织的网。他将教会的神圣典籍发给每个人，这些书落入了那些语言学家的手里，而他们是要消灭一切建立在书本之上的信仰。他破坏“教会”的概念，以抛弃神灵抚慰这一信念的方式，他很清楚，只要那些创立教会的所谓神谕或神灵启示思想，继续在教会中存在并在大厦的建设中起到作用，那么“教会”就能维持其力量。马丁·路德还把和女人性交的权利交还给牧师。民众，尤其是民间女性对牧师所持的崇敬态度大多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性上面特殊的人在别的方面也特殊，于是，民众对在人群里存在超人、神奇和拯救人的上帝深信不疑，而且这信念觅得了最高雅和最难于应付的律师的辩护。马丁·路德在给牧师送去女人之后，又剥夺牧师聆听教徒忏悔的权利，在心理学方面看这是正确的，但也同时就取消了牧师本身，因为牧师存在的最大作用就是作神的耳朵，那耳朵是一口沉默不语的井，一座帮教徒隐瞒忏悔秘密的坟墓。路德提出的“人人都是自己的牧师”的口号，这具有着农民的狡黠的格言的后面隐藏的是他对“上等人”和他们的统治的一种铭肌铭骨的仇恨。他粉碎了一个自己知道无法实现的理想，同时憎恶它蜕变的形式，并和它作最坚决的斗争。实际情况是，这个永不可能成为僧侣的人对教会统治是持排拒态度的，他在教会组织的内部做事情，做的恰恰是他在国家组织中万死不辞地通过斗争而实现的“农民起义”。
对于路德宗教改革所带来的的影响，今天大体上是可以做出判断和评价的；可是，又有谁能幼稚地据此而对他做一个简单的评价呢?对于这一切，他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不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不容怀疑的是，欧洲的尤其是北欧的粗浅鄙陋的思想以及这思想的“善意化”——假使人们还乐意听这样一个道德字眼的话——因为路德的宗教改革而前进了一大步。同时，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思想界的动荡，对独立的渴求和对自由权的信仰，使思想“和自然统一”。当人们承认宗教改革毕竟为我们现在所尊崇的“现代的科学”作了准备并对其做了推进这一价值的时候，也应补充说明一点，即宗教改革和现代学者的态度是起到了负面作用的，对于宗教他们缺乏崇敬、廉耻和深度，对于整个知识界却是天真烂漫的忠诚和老实，简单地说来，思想界的平民主义也是他们影响的恶果。平民主义是近来两个世纪的特点，直到现在，悲观主义也没能使我们逃离平民主义的桎梏。“现代的理念”也是这次北欧的农民起义的重要内容，这次起义反抗冷漠、暧昧、怀疑的南欧思想——将自己那硕大无朋的纪念碑建造在基督教会内的南欧思想。最后，我们还不应忘记，比之“国家的政权”，教会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统治机构，他保障统治阶级和上层建筑，它信任思想的力量，认为没必要动用暴力手段。因而，教会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都要比国家政权显得高尚。
大家认为替道德辩护的最危险、最狡诈的律师在什么地方呢?这儿有一位缺乏教育的人，这个人才华有限，体会不到思考的乐趣，但他毕竟受过一定的教育，所以他是知道这种乐趣的；他百无聊赖、疲惫懒散、妄自菲薄，由于继承了一点财产，所以骗到的最后一个自我安慰是“劳动的赐予”，在所谓的“每天的工作”中忘却了自我。他对自己的存在是感到羞耻的，或许也隐瞒一些小的陋习。他只得读一些他理解不了的书，参加一些他无法领悟的思想界的交流，以此来博得虚荣，放纵自己。他全身中毒，因为对他来说，思想、教育、财富、寂寞统统都是毒剂，以至于他定然会滋生习惯性的复仇心态和意志……
大家请猜想一下，他必须得拥有什么东西才能使自己有着超过精英们的虚无的优越感呢?才能为自己、至少是为自己的想象产生了报复之后的欢愉呢?他需要拥有是道德，除此无他——我敢打赌!他需要道德的词汇，需要像咚咚作响的鼓声奢侈地谈论正义，需要智慧、神圣和美德，需要奉行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把人们没有的东西隐藏得多么巧妙啊!……)，需要高明的伪装的是缄默、友善、温柔敦厚，这些都是人们称为理想主义者的伪装，不可救药的妄自菲薄者及其虚荣心便在这伪装下大行其道。
但愿人们能朝着正确的方向理解我的话吧：从这类思想的对立面中产生了一批怪人，他们被民众认为是圣者、智者并大加推崇；滋生了那些嘈杂不已地在创造历史的道德猛兽，圣奥古斯汀即是属于这一类。对思想有恐惧的心理，对思想报复——啊，这些作为驱动力的恶习就往往成了道德的发端甚至道德本身!即使那种在地球上某些地方曾经出现过的要求，即哲学家对智慧的要求(最蠢笨、最骄矜的一种要求)难道至今在印度和希腊不也主要是一种掩饰吗?有的时候，这要求许多谎言要假借着教育而神圣化，好像是为了要精心地照顾虑到年轻人似的，年轻人必须通过崇拜某些人物(通过被误导)才能约束自己并得以保护……
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哲学家的掩饰是为了自我救赎，把自己从疲惫、年迈、冷漠无情中拉出来，这是一种垂死的情感，也是动物濒临死亡时的本能智慧——它们会孑然独处，无声无息，甘守寂寞、爬进洞穴，变得智慧起来……什么?难道智慧就是哲学家对思想的一种掩饰吗?
知识和逻辑的起源
在漫长的岁月中，悟性除了给人带来错误之外，别无其他。当然，这些错误中也有被证明是有益的、对保存人的本性有帮助的。当遇到这些错误或者承袭错误的人，人们便心怀更大的幸福感为自己和后代努力奋斗着。这些错误的信念被一代代沿袭下来，最终演变成为人性的基本组成要素。例如存在以下一些错误信条：世界上有恒久不变的和相同的事物存在；还存在着物体、实体和肉体；一个事物看起来本身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我们的意志永远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那些对我有益的东西，其本身就是有益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只是怀疑和否定这些信条的人在很晚以后才出现，真理也才露出头来，也不过仅仅是一种无力的认知形式而已。似乎人们不希望与真理生活在一起，我们的肌体组织就是为了与真理形成对立而设置的，肌体的一些高级功能、感知以及每种情感都与那些自古就被接受了的基本的错误合作，甚至那些信条在知识领域竟然演变成了人们判断“真”与“假”的标准了，一直到纯粹逻辑的最冷僻的范围，大概都是如此。这意味着知识的力量与真实的程度无关，而与知识的古老和被人接受的程度，以及它作为生存条件的特性密切相关。
在所有生活同知识发生矛盾的地方，严肃的斗争决然不会出现，一切的否认和怀疑都被视为是愚蠢的。尽管如此，像古希腊的埃里亚学派那些不同凡响的哲学家，就曾提出了与那些错误相对立的观点，并一直恪守至今。在他们看来，这些相对立的观点是可以长久存在的。他们眼中的哲人是坚定、冷静、客观、视野开阔的，既是个人又是全体，具备一种处理反向知识的特殊能力；他们相信，哲人的知识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哲人为了保持这一切，必须要对自己的现状产生某种错觉，同时还必须坚定地虚构出自己的冷静客观和恒久不变，对于认知者的本性给以深刻的误解，对认知中本能欲望的力量予以强烈的否定，将理性看作是完全自由的、自发的活动，在反对普遍事物的斗争中，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准则，或者这种准则的实现也会在要求获得安宁、占有和统治的时刻，他们在面对所有这些时，都要用手捂住双眼，视而不见。诚然，诚实与怀疑的高度发展，最终难以造就出这样的奇才；他们的生活与判断完全依赖于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和一切能够感知的基本错误。只要是出现两种对立原则，则都能够适用于生活的地方。于是就会产生诚实与怀疑，因为这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能容忍那些根本性的错误，从而也就会出现争辩，争辩某种功利的大小。
诚实和怀疑常常也会在那些地方出现：在那里，对于生存而言，新的定则虽然无益，但至少也是无害的，它是一种智性的游戏本能的体现，如同一切游戏一样，它们是无害的，同时又能给人带来快乐。在人的脑海中，慢慢充盈着这种评判与信念，于是，在混乱的思绪中便逐渐产生出了一种极度亢奋的情绪、斗争与对权力的渴望。在为“真理”战的过程当中，包括功利和欲望在内，几乎每一种本能都各有偏袒；智斗变成了工作、刺激、职业、义务与荣耀，知识与求真最终作为一种需要，被归到其他需要之中，于是，不仅是信念，还包括审察、否认、怀疑和矛盾，这一切都成为了一种力量，一切“邪恶的”本能统统从属于知识，它们都是为知识服务的，而且获得许可、尊崇和有益的荣光，最终便成了“善”的眼睛，永远清白无辜。
于是，知识变成了生命本身的一部分，又进一步变成一种逐渐增强的力量，最终，知识同那些永恒的根本性错误相互纠结，相互冲突，二者都是生命，也都是力量，二者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这样，此时的思想家变成了这样的人：在求真的本能被证明是一种保存生命的力量之后，他内心求真的本能便同那些保存生命的错误展开了第一次的战斗。其他的一切痛这个战斗相比都无关紧要的。此时，提出了关于生存条件的最后一个问题，也进行了第一次的尝试，并通过试验验证了这个问题。真理容忍那些被接受的错误的程度有多大呢?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试验。
逻辑如何于大脑中产生呢?一定是从非逻辑中产生的，而这个非逻辑领域一定是非常宽广的。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过去的很多人所作的推论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例如，谁如果不是经常依据谋生之道和敌视他的人去发现“同类”，谁如果对事物归纳概括得太过迟缓和谨慎，那么，谁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就比能从一切相似中立即找到同类的那一个人小很多。
但是，将相似与相同同等对待，这种倾向虽然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却是非逻辑的倾向，因为相同的东西本来是不存在的，然而这种倾向却奠定了逻辑的基础，正因如此，事物的变化必然遭受长期的忽视，以便产生一种对于逻辑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概念，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能够与这概念相符。
与那些在“变化流动”中观察一切的人相比，观察不甚仔细的人更占优势。因为在推论中过分谨慎，或者怀疑成癖，对生命本身就会构成极大的危害。倘若不努力培养出相反的癖好，任何人就都不能自保。这里所说的相反的癖好是指：宁愿肯定而不作出任何判断；宁愿出错、虚构而不愿等待；宁愿认同而不作出否定；宁愿评估判断而不要合乎道理。
现在，我们脑海里的逻辑思维和推论的过程同自身非逻辑、非正当的本能欲望的过程和斗争是相一致的，我们一般只是经历斗争的结果而已。现在，这个古老的机制正在我们的内心发动起来，如此迅疾和隐秘。
我们称作“诠释”的实则为“描述”，而从这描述中，有可以看出我们比古老文明阶段的认识和科学都要出色。我们擅长描述，但说到诠释，我们做得也并不比前人多多少。
我们发现许多连续发生的事物，然而在古老的文明时代，单纯的人们与那些探索者所看到的仅仅只有两点——“因”与“果”。我们无法超越变化有圆满这一概念，也无法深入其的背后进行探究。在每件事的一系列“原因”呈现于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开始做出推断：这个是最先发生的，而另一个是紧接着发生的，可是最终却无所领悟。例如，每一次的化学变化过程和继续运动都称得上是奇迹，可没有人对引起继续运动的撞击做过任何“诠释”。我们又如何来诠释呢!我们仅仅使用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和使用线、面、体、原子和可分割的时空；当我们最先将所有的一切都转变为概念——我们的概念时，又将如何来诠释呢?
将科学看作事物的人性化其实就够了；我们对事物及其先后顺序的描述，从而能够对自己进行更仔细的描述。因与果，估计不会再有这二元论了。我们面前有的实际上只是一种连续，但我们却将有些东西与这种连续孤立起来，就像是一种运动，我们感觉它是孤立存在的，而这种感觉还不是通过观察得出，而是通过推断。
我们的许多错误都是由许多的“果”所导致的，我们只是会感觉到很突然，而无数的过程却在这个突然的瞬间与我们擦身而过了。
将因果看作连续，而不要按照我们的本性将它们看作随意肢解的片断；将所发生的事情看作一种“流”。如果一种智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便可以将因果概念抛弃，否定一切条件。
即使不存在新的追求知识的热情，科学依然会得到促进而发展壮大。现在，无论相信科学还是迷信科学，都很少表现出对科学的热情。对于科学而言，也没有被当作求知的热情，而只是现状和“风俗”。人们往往只会对知识感到好奇，对这一“风俗”已经习惯，这样就足够了。有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名誉和荣耀，而有的多人是因为不知怎样打发多余的闲暇而去读书，去收集、整理、观察，从而向别人转述。事实上，这些人的“科学欲”仅仅显现他们的百无聊赖。
有一次，罗马教皇里奥十世居然对科学唱起了赞歌，说科学是我们生活中最美的、最值得骄傲的、幸与不幸中的高尚事务。最后，他说：“如果不存在科学，那么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就失去支撑；即使在如今科学尚存，我们的行动还大有改进的余地的情况下，人们依然时常会对事物有没把握的感觉!”然而，这个平庸却多疑的教皇，将对科学至关重要的评价隐瞒起来，这种做法同教会中所有对科学的赞颂如出一辙。从他的话里，人们听出他讲科学置于艺术之上了。这对于他这个艺术爱好者来说，岂不是非常怪异的事情!原来，他这次对艺术高于科学的论调闭口不谈，仅仅是出于客气与礼貌而已。在他看来，尚未被挑明的东西才算得上“被揭示的真理”、“灵魂的永恒福祉”，也才称得上是生活的饰物与骄傲、支撑与稳定呢!“科学并非不是常重要，只是二等事务，不是绝对的必需品，更不是追寻的目标。”这原本就是基督教对科学的评价，它深深地留在了里奥十世的心里!
科学在古代很难获得尊崇与褒奖，即便那些热心追去科学的学者人也会将对于道德的追求放在首位；将知识当作是道德可以利用的最佳工具加以赞美，这已经算是对知识的最高评价了。知识不愿只当工具，在历史上这还是很少见的。
“认识”的起源
我在民间听到这样一种街谈巷议，民众中有人说“他认识我”，于是我就再思考这个问题：民众究竟是如何理解“认识”的呢?当民众需要“认识”时，他们究竟是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的只不过是将某些陌生的东西还原为某些熟悉的东西而已。
那我们的哲学家们对于“认识”的理解是否会更深刻一点呢?熟悉的意思就是我们对某种东西已经习惯，再不会对它感到惊奇，就像我们的平常生活，当我们身处它的自身规律之中，我们就对每件事情都非常内行。什么?我们寻求知识的需要和追求熟悉事物的需要不就是同一需要吗?不就是那种在一切怪异、不寻常、值得疑问的事情中发现使我们不再为之焦虑不安的东西的某种意愿吗?难道不是恐惧的直觉促使我们去认识吗?难道重新获得安全感不正是认知者的快乐吗?……哲学家们将世界还原成“认识”，然后就说世界“已经是被认识了”。噢，难道这不是因为他对这“理念”太了解、太司空见惯吗?难道不是因为他对这“理念”很少感到不安和恐惧吗?噢，这便是求知者的不思进取呀!看看他们的原则和对世界之谜所作的解答吧!每次似乎他们都能透过事物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只可惜那些都是我们屡见不鲜的，比如我们的基础知识，或者我们的逻辑、愿望、贪欲等等，他们是如此高兴!因为“不陌生的事物就是已经被认识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相同的，胆小的那些人认为，熟悉的肯定要比陌生的要好认识，那么如何着手认识呢？从“心灵的内部世界”和“意识中的事实”出发，因为它们是我们熟悉的呀!真是荒谬之至!熟悉的就是习以为常的，而习以为常的却是最难被“认识”的。把习以为常的当作对象，当作陌生的、遥远的、“我们自身之外”之物来认识，真是相当不容易啊……
相比较心理学和意识要素的评论(所谓的非自然科学)而言，自然科学为什么可靠呢？就是它把陌生之物当作研究对象，并且研究对象本身就是矛盾和荒唐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从不是熟悉的事物……
时下几乎所有的欧洲人的职业都是生活的关怀硬塞和强派的，尽管在过渡时期，很多事物已经不再搞强派了。虽然有少数人有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仍然有大多数人的职业是被别人强加在身上的。
但结果却让人有点出乎意外的：绝大部分的欧洲人在年华老去时对自己在人生舞台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很困惑，他们感觉角色和自己根本不相符，成了自己“技艺纯熟的表演”的牺牲品；当初左右他们择业的偶然因素、不稳定的情绪和独断专行，他们已然统统不记得了。他们原本可以尝试扮演别的角色，可现在已是来不及了!如果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则可看出，其实他们的个性是从角色中即人为的特性中转化过来的。在某些时期，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是要从事这个职业直到终老，却不愿意承认这其中其实是有着很多的偶然因素。就是这样的信念使得阶级、职业、世袭的行业特权建立以中世纪为特点的社会高塔，塔的牢固经久耐用颇为值得称道。(经久耐用性在世上具有头等价值哩!)
但是，也有和这不一样的时代，就是真正的民主时代，人们逐渐地忘记上面的信念，而另一种大胆的信念、相反的观点在前台浮出水面，比如一开始在培里克利斯时代，雅典人的信念相当令人神往，又比如当代美国人的信念现在越来越让欧洲人崇尚和效仿了。在这样一些时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好的，没有什么做不好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做着各种尝试、即兴表演、全新的试验，而且带着非常好的情绪。自然的东西都停止了，变成人为的……
希腊人具备了这种艺术家的角色信念，然后就像人们后来了解的那样，他们一步一步地经历了奇异的、并不是每个方面都值得效法的变化：他们真的成了演员；来迷惑和征服普通民众，甚至最后成了“征服世界者”。然而我忧虑的是，而今人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的是：假如人们心血来潮紧跟在希腊人的后面，那么我们现代人就全部走在一起了。如一个人，他感到已经是在演戏并且能知道演到什么程度，那他就已经是个演员了……
于是，在比较稳固、有许多限制的时代无法产生的新群体涌现了 (在那些时代，这些人要么被置于“底层”，要么被紧缚双手或被怀疑为厚颜无耻)，因为这个而屡次出现最有趣、也是最愚蠢的历史时代，那些奇形怪状的“演员”们主宰了这些时代；与此同时，这就让另一类人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尤其是“建筑巨匠”更是如此。现今，建设力量业已瘫痪，作远景计划的勇气屡次遭受挫折，组织方面的人才极度缺乏。又有谁会大着胆子做几千年才会实现的事?个体要对未来作远景规划，并为此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他的价值和意义只是作为一座宏伟建筑物上的一块砖——这样的基本信念已经是绝少了!他为什么首先必须笃定地成为一块砖，而不做“演员”呢?
简单说来，从现在开始，社会不但是不会被建设、而且也不可能再被建设了，因为建筑材料过于稀缺，我们已不再是社会的材料了。这就是现今的现实!然而，社会主义者们，这些目光最短浅或许最老实但同时也最麻木的人却相信、希冀和梦想着相反的现实，并积案盈箱地撰文大肆宣传，我觉得这也无关紧要。他们用触目皆是的“自由的社会”这样的词语来描写未来。自由的社会吗?噢，这样的社会美是美啊，可诸位仁兄知晓吗，这样的社会用什么来建设呢?用“材质是木的铁”来建设吗?用著名的“材质是木的铁”甚至还不是“材质是木的铁”吗?……
偏见的“科学”
依据划分等级的原则，中等智力的学者根本不可能看见原本重要的问题和疑问，因为他们的眼力和勇气都达到不了那样的水平，更加主要的原因是，不管他们作研究背后的动机和计划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愿望和探索也都是不求甚解，小富即安。
比如说，促使学究气十足的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热衷于虚构编造他那自以为是的“利己主义和利人主义”调和的动机是那么得让人讨厌。假如人类抱着斯宾塞的观点，并且是更改不了的观点，那我们肯定会感到，这样的人类何止是让人鄙薄，简直是该被灭绝的了!斯宾塞所认定的最高愿望对别人则是一种讨厌的可能性。这原本就是他预见不了的问号啊!……
现在有很多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所坚持并所确信的那种看法也是这样的，他们对这种看法感到非常满意，就是坚信在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方面具有相同标准的世界，相信依靠我们那微乎其微的理性便可应付得了的“拥有真理的世界”。什么?难道我们真要把存在降低成账房先生那极为简单的算术练习和数学家的主观臆断吗?难道不应该首先剥掉存在那模模糊糊的特性吗?先生们，这正是良好愿望即对在你们视野之外的的一切东西表示崇敬的良好愿望所追求的呀!
对于世界的解释你们以为只有一种是正确的，你们也是以这种解释为标准来指导科学研究的，但这解释不过是依靠计数、计算、称重、观察和触摸啊，这种方式就是不被认为是思想病态和愚笨，那也是太笨拙和天真了。那么，与此相反的方法能不能行得通呢?首先需要理解存在的最表层和最外面的东西，即它的表象、皮肤、能被感知的肌体，或者仅仅领会理解这些东西?这样看来，大家所理解的所谓“科学地”解释世界简直是愚不可及，荒谬绝伦。我们讲这些话给那些机械论者听，这些人现在非常愿意与哲人为伍，而且错误地认为机械论是关于一切规律的学问，一切存在都是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的。然而，有着机械本质的世界也必然是有着荒谬本质的世界!
假设人们对于音乐价值的估价，是根据从它那儿算出的数字是多少，有多少能用公式来套，那么，对音乐进行这样“科学”的评价是何等荒诞不经啊!那样做到底领悟、理解和认识了音乐的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有的人写文章，不单单是希望别人看懂，并且也是希望别人看不懂。当某人感到某本书不好理解，那么，这绝对不是对这本书的指摘和埋怨，这也许恰恰正是作者的意图哩，他就是不想让“某人”读懂。
任何高尚的思想或旨趣要推销和介绍自己，必定是要选择知音。既然是有选择，当然也就会用屏障来摒弃拒绝“他人”了。大凡写作风格的所有准则都是在这儿发源的：站得非常得远，保持一定距离，不准“进入”，也就是不让别人懂得；但是另一方面又觅寻知音，让那些与我们听觉相像的人仔细地听他的心曲。
我的朋友们，在这里我私下谈论自己的状况的原因，是我不想让自己的愚昧无知和活跃的性情使你们对我的了解有所妨碍。我不希望我的活跃妨碍了大家，即便是它能迫使我快速地应付某事。我在对深奥的问题的处理时，就像在洗冷水澡时一样，飞快地进入，然后又飞快地出来。有的人说，在水里不能浸得太深，其实这是怕水的迷信的缘故，是没有亲身体验的理论。噢!冰凉的水让你的动作迅速!但顺便问一句：对事物只作浮光掠影式的接触和闪电般的观察，是不是就肯定不能理解和认识它呢?是不是一定要像母鸡孵蛋一样整天对这事物追根溯源不可呢?是不是一定要和牛顿在谈论自己时所说的那样，做一个危险的人工孵化器呢?但至少还有着很多特别让人犯难、感到棘手的真理，它们都是刹那间被人领悟到的，这实在是令人惊喜……
我风格的简明还有另外一个价值。我必须把一些让我很是费心思考过的问题中的许多东西说得简明些，让人听起来是言简意赅、要言不烦。我作为非道德者必须言语谨慎，不能玷污了别人的清白无辜，我说的是两性之中的笨伯和老处女，他们从人生中获得的除了清白无辜便一无所得。还有就是，我的文章还应该勉励和提升他们，激发他们去追求美德的兴趣。我不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比看到欢呼雀跃的老笨伯、被美德的甜蜜感弄得激情难以抑止的老处女更让我开心的了。“我看见了这个东西”，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委实有点违背了简明的初衷。糟糕的是，我对自己都没有办法再掩饰我的愚昧了，有时，我真为此感到羞惭，当然有时也为这羞惭而羞惭。
或许，今天我们哲学家在面对知识时没有一个不是非常尴尬的：科学在不断地发展，侪辈中学富五车者甚至也发觉自己所知未足多；既然这样，那么假如是另外一种情形——如果是我们所知过多，又将如何呢?或许是更要糟糕呢!我们的要务一直是这样：切勿搞错自己的角色，尽管我们也必须博闻强识，但和学者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有着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成长，就是连消化也不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得更多，有的时候又需要得更少。一位天才营养的需要，这是没有一定的准则的，假如他的兴趣是独立、改变、冒险、来去匆匆——这些只有那些动作迅速敏捷者才能胜任——那么，他还是宁愿生活得自由些，食谱狭窄一些为好，以便摒弃羁勒和阻碍。一个优秀的舞蹈家在营养中索取的不是脂肪，而是最大的柔韧性和力量。我不知道，哲学家的思想所亟盼的东西与优秀舞蹈家的有什么不同。对于哲学家来说，舞蹈就是他们思想的典范、技艺，也是它唯一的虔敬，“对上帝的膜拜”……
理智的良知
我经常重复着同样的经验，而且还要作出一番努力去抵制它，事实尽管如此，但我却真的不愿相信：大多数的人均缺乏理智的良知。
我常常能够感觉到，如若用这样的良知来衡量，那么一个人身处人满为患的大都市就像是在荒漠中一样。每个人都以奇异的眼光看着你，并且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一切，他会觉得这个好、那个坏；而当你说这种衡量标准并不准确时，没有人会觉得羞愧，同时也不会有人表示愤怒，他们只会对你的怀疑付之一笑。
其实，大多数人事先并不知道赞成这个或反对那个的最有把握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只是一味地相信，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当然也不会去花费心思去研究这个理由，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鄙俗和不齿，即使是最有天赋的男人和最高贵的妇人也常在“大多数人”之列。
但是，对我来说，善良、机智和天才又算得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信仰和评价中坚持马虎的态度，如果“对每件事都应有确切的把握”对他来说既不是内心最深切的要求和最诚挚的愿望，也不是用以区分人的高低的尺度，那么，这至少暴露出某些虔诚的人们对理性的憎恶和良知的泯灭!可是，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已经身陷这种重复一致的论调、莫名其妙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的存在里面，而不去追问，更没有追问的欲望和兴趣，甚至他们还往往通过嘲笑发问者的呆滞来表达自己的憎恶之情。这便是我所认为的鄙俗和不齿，也是我要在每个人身上首先寻找的一种情境。
某种愚昧的思想一再说服我，让我接受只要是人都有这种情感的观念。我想这恐怕就是我的不当之处了。
一切高尚、慷慨的情感对卑贱的人来说都显得毫无意义，因而也是不可信的。当他们听到有关这种情感的讨论时，只会眨眨眼睛，似乎想说：“也许这些东西是有一些好处的，可无论如何我是看不到的，谁能够透过墙看到那边的东西呢?”他们对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高尚的人，就好像高尚的人正在隐秘的小道里找寻什么好处似的。一旦他们确信高尚的人并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就会立刻换上一副得意的表情，蔑视和嘲笑高尚的人的快乐，把他们当傻瓜来看。“一个人怎么能在处境不利时还高兴得起来呢!怎么会眼睁睁地甘于身处不利境地呢!那一定是受了所谓的高贵的人的影响，失去了理性，出现了一种病态反应。”他们这样想着，随即又投去轻蔑的一瞥。他们是多么鄙视那些疯癫的人从坚定的思想中滋生的欢乐啊!
大家都知道，卑贱的人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利益，他们一心都只想着怎样得到更多的实惠和好处，并且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并且非常强烈了，甚至已经超越了本能的限制，他的智慧与情感就是绝不让本能误导自己去无利可图的事情。高尚的人和卑贱的人比起来似乎更不理智，由于高尚、慷慨和自我牺牲的人往往会屈从于本能，当他处于巅峰状态时，便会失去理智。一只动物，会不顾自己的安危冒死保护自己的幼仔，或者在发情期追随异性而毫不顾及危险与死亡将至。它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它将所有的喜悦全部贯注在幼仔和异性身上，同时又担心这种喜悦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可能，于是理性被暂时中止了，它的身心已经完全被喜悦和担心控制了，这时的它一定会比平时愚蠢许多，就像那些高尚和慷慨的人一样。
如果高尚的人的这种喜悦或者痛苦的情感趋于强烈，那么理智在它们面前，往往不是保持缄默，就是屈就为它们服务。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激情”，情感一旦爆发，心就跑到脑子里去了。(当然，有时也会出现所谓的“激情倒错”激情的反面情况。比方说一次，有个人把手放在丰塔纳的心口上，丰塔纳问他：“您感觉到什么了吗?我最宝贵的还是我的大脑啊。”)这种激情是非理性的。在卑贱的人看来，高尚的人所谓的激情是向着客体而发的，而客体的价值是虚无飘渺的。他们总是受食欲的支配，因此感到十分恼怒，可是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可以理解那促使人变为暴君的饥饿的刺激，但却不能理解为何有人能够为了追求知识领域的某种激情而置自己的健康与名誉于不顾呢?
高等一点的人致力于尝试一些特殊的事物以及一般受人冷落、似乎并不美好的事物。他们的价值标准和一般人不同。不过在大多数时候，他们又认为自己的价值标准与常人无异，还将他们的价值和非价值当成普遍适用的价值和非价值，这样，他们的内心便在理解困难与不切实际中挣扎。他们深信自己具有潜藏在所有人心中的激情，并且对此极为热衷，还大加辩护。
如果这些特殊的人并不了解自身的特殊性，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去了解卑贱的人，并且正确地评估世情常规呢!这也是他们认为世人愚昧、不当和空想的地方，他们对世界的混乱状态惊讶不已，为何世间有“亟待做”的事情呢?——这恰恰就是高尚的人的不当之处。
平庸之中藏有真理
平庸藏真理，即使平庸的头脑也有最熟知的真理。因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些真理太平庸了。这种人仅仅对占有刺激和诱惑力的真理的平庸精神感兴趣。就像现在，人们会遇到这样一个给人带来不快的论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平庸的英国人便更加尊重这种精神了——在这里，我所指的是达尔文、穆勒和斯宾塞——它突兀而起于欧洲审美的中间地带，并且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实，谁愿意对其中的功利性产生怀疑呢？这种精神早晚会成为人们的主宰。人们认为这些高贵而会飞的精神是那么地伶俐，然后为此搜集大量卑微的事实，急于得出一个结论，但是这大概没有一点意义——他们，作为一种例外，刚开始就认为这种“规则”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最终，与其说这些人的学识渊博，倒不如说是他们做得多。也就是说，是某些新意，阐明了一些新的价值!
知与能之间形成的那道沟壑或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为，能者，是伟大风范的创造者。与之相对的必然是无知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达尔文式的科学发现而论，人们可以将一定程度的褊狭、贫瘠和辛勤，处理得很好。最终，人们却不能忘记，他们凭借其深刻的平庸已经使欧洲精神出现了总体上的萧条。因为人们将它称之为“现代观念”，或者是“18世纪观念”，或“法兰西观念”的东西，使德意志精神“深沉”的厌恶掀起了浪潮，这些都源于英国。毫无疑问，法国人在这里仅仅充当了这些观念的猢狲或演员，同时一些人也扮演了英国的优秀士兵。同理，遗憾的是，法国人也充当了他们第一批以及最彻底的牺牲品，因为最后，由于“现代观念”的盎格鲁的可恶味道，使法兰西的灵魂变得非常稀薄，致使今天，在非信仰的影响下几乎又回想起了它的16、17世纪，以及它往日深沉的激情力量和高贵的发明。可是，人们必须闭紧嘴巴恪守住历史的公正原则，并且对眼前片刻的假象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欧洲的贵族们，他们还是情感的贵族、审美的贵族、风俗的贵族。总而言之，所有崇高意义上的词汇，虽然都是法兰西的作品和发明，并且代表了欧洲现代观念的卑鄙和庶民主义，却也都归属为英国的。
法国，即使到了现在，也仍然是最精神性和最雅致的欧洲文化的驻足的地方，以及具有审美性的高等学府。可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懂得如何寻找这个“具有审美性的法兰西”。一切属于这个国度的人，都具有良好的隐蔽性——无论是活着的，还是仅仅是一个特殊的小数目人群。这里面甚至还包括无法靠大腿的力量站立的人，一部分宿命论者、奄奄一息的人、病人，以及一部分娇里娇气、矫揉造作的人。这样的人具有一种将自身隐藏的虚荣感。对广大人民来说，某些事情则是卑鄙的。因为，这种人从不理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发出的愚蠢怒骂和震耳欲聋的胡说，甚至对此不闻不问。
事实上在今天，站在前台的这个愚化了、粗俗化了的法兰西——新近，它在安葬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时候，举办了一场真正的非审美、自我欣赏的豪饮之宴。对于他们而言，或许还有一些相类似的东西，即一种抗拒精神、日尔曼化的善良意志——更显得它的无能!或许，叔本华现在已经莅临了这个具有精神性的法国，这样一来，他也成了法兰西悲观主义的一员。在这里，叔本华比在德意志那里更享受到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更加亲切。对于亨利希·海涅就更不用说了。他早已将巴黎的更为雅致、更为苛求的抒情诗与人们的血肉相联。或者，我们也不必再说黑格尔了。今天他以泰纳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可以称作是第一位活着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发出了一种几乎暴虐的影响力。但是，当我们说到里查·瓦格纳，法国的音乐往往按照现代灵魂的实际需要来塑谴自身，而它越是这样，就越体现了“瓦格纳化”。对于这一点，人们可以预告——它真的已经干得够意思了!但是，今天的法国人，凭借自豪的情感所提供出来的当作他们的遗产和财产的东西，当作一种欧洲古老文化优势的、仍然存在的、类似纪念碑式的东西，仅仅是三分老铜板。虽然其中体现着一切自愿及非自愿的审美的日尔曼化和庸众化。因为，技艺高超的激情能力——一种为“形式”做出牺牲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形式才创作出了那句“为艺术而艺术”的话。这种东西在法国，三百年来都仍然在耳边回响，而且常常老调重弹。幸好“少数的敬畏之情，使这一类文学成为可能”。
法国人对欧洲的优势建立的第二条，就是它那悠久的道德文化历史，这种道德文化使人们平均起来，甚至在报纸上随意刊登的微不足道的小说家的作品和有时出现的巴黎野鸡那里，也出现了心理学上所说的刺激性和好奇心。对此，人们在德国是找不到什么概念的，更不用说找出任何事情了。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他们为此已经减少上百年的道德工作。但是，在法国这一点却是省不下来的；所有将德意志人称为“幼稚人”的人，会因为匮乏而为他们准备好一种赞誉。这与德意志在心理学的愉快艺术的对立面没有一点关系，但却与德意志交往的无聊性，有着较亲近的关系。一个对法国式真正好奇的发明天才，已经为这个体弱多病的寒噤大国做出了最成功的表达。亨利·贝尔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令人感到奇怪、奋然先行的人，他选择了拿破仑的速度跑遍了整个欧洲，而且途径欧洲灵魂的许多世纪，成为一个灵魂的探寻者和发现者——这一点需要用男女两性的问题解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便于赶上他，并且事后可以猜出谜中的几个令他感到痛苦、兴奋的谜底。亨利·贝尔是一位奇妙的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者，也是一个满身问号的人，他是法国最后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对第三个优势还有一个要求：在法国人的本质中，曾经出现过十分成功的北南综合，这种做法令他们明白了很多事物，而且做了一件令英国人出乎意料、无法理解的事。
他们禀性的周期性中，不时涌动普罗旺斯和利古里亚的血液，这种禀性使他们远离了北方远古那种令人战栗的朦胧和黑暗的矛盾，以及贫血的侵害——我们称其为德意志的审美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人们以过分张扬的巨大铁血决心，我想说的是，为自己安排的“伟大的政治”——在一种危险的疗法下，我等了很久，可是最终也没有聆听到希望的教诲。即使是现在的法国，也仍然有对那些为数不多的自满自足的人提出的先见之明予以盛情欢迎的，这样的人随处可见，根本不值得为哪个之说产生丝毫的满足感，而且这样的人善于在北国热恋着南国，而在南国又热恋着北国——正是由于这种先天的中央国度、“善良的欧洲人”；正是为了他们，比才这位最后的音乐天才创作了音乐，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美丽诱惑——南国一部分音乐都是属于他的。
哲学与天才
在真理方面，现在的哲学已经发展得五花八门了，不禁令人生疑，所有的果实最终是否都能成熟。科学的范围和层次已变成了巨无霸，从而出现了这种可能，即身为学者的哲学家会变得身心疲惫，或者将自己放置在一个地方，使自己“专门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自己不再登高，不再仰视、环视、俯视；或者，因为他不再拥有最佳的时机和力量，导致他登临太迟；或者，因为他受到伤害、变得粗糙、蜕化变质，甚至他的眼力，他的整个价值都不再有意义。正由于他智力良心的雅致，使他中途退缩；因为他害怕自己不小心成为门外汉的一员，或者误入千条大河和上万个感觉触角之中。对此他太清楚不过了，一个对自己都已经丧失敬畏之情的人，在作为认识者的同时，也不会再发号施令了，并且失去了领导能力：因为他一心想当一位伟大的演员，成为哲学的卡格里奥斯特罗和精神的老鼠夹子，换句话说就是，成为诱惑别人的人。归根结底，这属于审美问题：如果它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提出的问题的话。那么为了再一次成倍加重哲学家的困难，他不会要求自己对科学，而是对生命和生命的价值做出判断，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他不愿意学习、信仰对这种判断具有的权利或义务，而仅仅是从最广泛的——或许是最具干扰性、损坏性的——经验出发，而且必须偶尔停下脚步、深思熟虑、少言寡语，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那种权利和信仰的道路。事实上，众人长期混淆、忽略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不论将他同科学家和理想学者相混淆，还是升华为与宗教的、没有感性的、“超凡脱俗的”上帝的拥护者和醉汉们相等同；如果今天有人甚至听到对他的夸奖，那么这大概就不再是“聪明和超脱”了。明智：在庸人眼中似乎就是果实、手段和艺术品，借助它使自己脱离糟糕的游戏；但是，正经的哲学家——在你们看来就是我的朋友，是吗？——让你们“非哲学”、“非明智地”继续生存吧!“非明智地”感受责任和义务，经过千百次尝试和诱惑生命吧——他自己要坚持不懈地冒险，他要去玩那糟糕的游戏……
同一个天才相比，也就是说同一个既不生、也不育的人相比。生和育这两个词也被纳入其最高级的范围之中。学究，迂腐的科学者，经常到老处女那里捞取一些东西：因为，他们不具备立刻掌握人的上述这两项事务的能力。事实上，人们已经承认了学究和老处女的威严，好像出于一种补偿——人们喜欢在这种场合强调威望——由于这种承认的强制性而拥有了同样烦恼的同位语。我们更需要清楚地关注：科学者是什么？首先，他只是一个并不高贵的人类类型之一，之所以说他不高贵，主要因为他并不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是不自主、不自足的一种；也因为他的勤奋，在序列中富有忍耐性的编排，在能力和需要方面表现出来的平和和有分寸，他具有与他同等的人所必需的本能。譬如，那一小块独立性、绿色的田野，假如没有这么一小块，也就失去了劳作的安宁，失去了那种对荣誉和认可的要求。这里最最主要的就是认可，它是前提。那美妙文字的阳光，他的价值和备用性获得的连续胜利，从而引起了内在的怀疑，所有依附之人以及群畜动物内心的基础，都必须加以克服。这是多么的惬意啊，从而学究们也患上了这种不高贵类型的病症，并且胡作非为：因为，他的心中被无端的妒忌占满了，并且总是用一只猞猁眼来看一些令他无法企及的低劣天性。因为过于悲伤，他倒很像一个只能行走却没有活力的人；但是他恰恰站在伟大涌流之人的前面，无比寒冷和萧瑟——此时，他的眼睛如同一面光滑而勉强的湖面，这里再也不会有激动和同感的波纹。一位学究所能做的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事情，对他来说，完全出自于其类型的平庸的本能。因为，出自平庸的耶稣会教义，它的工作内容就是本能地消灭与众不同的人，并且将那张如满月的弓折断，或者——宁愿如此——试图收弓。松弦，当然也体现了顾盼之情，用留情的手、用过分悲伤的同情做事：这就是耶稣会教义最本质的艺术，也是通晓使人进入同情宗教之门的艺术。
对于“伟大”的诠释
我仍然坚信，人们最终都没有将哲学工作者同所有科学研究者和哲学家混淆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人们必须严格地“各得其所”，不要分配不均，一部份人给予的太多，一部份人又得到的太少。希望给现实上一课的哲学家，他自身也要站在所有等级上，甚至是他的仆人、哲学家工作者之上，而且他必须始终站在这个等级上；同时，他必须是批判家、怀疑论者、独断论者、历史学家，并且还要是诗人、收藏家、旅行家、猜谜者、道德家、预言家；同时还要成为观察家和“自由精神”，甚至一切的一切，从而可以围着人的价值和价值感的圆圈大饱眼福，带着各种眼睛和良心登高远望，从低到高，由角落至辽阔细细地观察。
可是，这一切仅仅是对下述的使命的准备：这种使命本身却想着另一样东西——它希望创造价值。哲学工作者以康德和黑格尔的高贵作为样板，必须对伟大事件做出伟大的估价——这被称为是从前的价值设定。创造价值，已经成为占据居统治地位的东西了，而且它还被人们看作是当时的“真理”——被强行套入公式，无论在逻辑、政治、道德，还是在艺术家的领域中都有所体现。这些研究者的责任就是，将此前的所有事件以及被估量的事物弄成一目了然，可以想象、理解、把握的东西。的确，所有长度和“时间”本身都要缩减并且压倒全部既往。这是因为它是一种庞大而神奇微妙的使命，为它奋斗；我敢说，任何一个雅致的傲慢，坚韧的意志，都会心满意足。可是，那些原来的哲学家仍然是发号施令者和立法者。因为他们说：“就应该如此!”，他首先应该确定的是人的行动方向，是吗？为什么要确定这个？就为了人，所有哲学工作者、一切以往的征服者的准备工作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他们能够用创造的手捕捉未来，所有存在的东西，不论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在这里，都成为了他们的手段、工具。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而这种创造就是立法，也就是他们所要的真理的意志——权力意志，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这样的哲学家？过去有过这样的哲学家吗？难道必须有这样的哲学家吗？
依我看，事情的发展趋势正是如此，作为明天和以后所需要的哲学家，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时代，都一定是矛盾着的，而且必定是这种情况。因为，他的敌人大多都是不断变化的。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人的特殊倡导者，都将他们称之为哲学家，可是他们自己却很少能感觉到智慧之友的存在，更多的则是感觉自己是一个不被人喜欢的傻瓜，以及遇到很多危险的问号。
但是，他们所肩负的艰苦、非情愿、无法证明的使命，却使他们在这个恶良时代，在很久之后才发现它的伟大。既然他们通过这种活体解剖的方式，将尖刀逼进了时代美德的胸膛，那么他们就将自己过去的秘密全部透露出来了；为了明白一种崭新人类的伟大，为了走上这条人类伟大的道路。在同一时代道德最受人们尊敬的类型中，他们总要将隐藏着的虚伪、懒散、怠慢，以及任性堕落、谎言，残留下的美德都揭示出来；每次他们都会这样说：“我们一定要深入到它们今天感到宾至如归的地方。”当我们面对一个“现代观念”的世界时，任何人都想把它赶进某个角落，或者是“专门性”的观念里面。
当然，或许会有一位哲学家——如果说某一天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哲学家——被迫将人的“伟大”植入到他的广泛性和众多的全体性之中；因为，也许这位哲学家真的会按照一个人所能拖载和容纳，将他的责任绷紧到某种程度来确定他的价值和社会等级。今天，那种人为的义务时代的审美和读报意志正在削弱，而且是趋于暗淡，因为任何东西都没有意志那样衰弱德合时宜；换句话说也就是，纳入“伟大”概念之列的是哲学家理想中具有的意志的强大、坚硬和进行长久决断的能力；通过一种似乎荒唐、放弃、沮丧、失去自我的颠倒学说和理想那样美妙的权利，我们可以测出了一个颠倒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与16世纪一样，遭受了意志的能量和自私自利的洪水式的苦难。苏格拉底时代，身处疲惫的、嘈杂的、保守的老雅典人群中——他们或许是闲散的——“为了得到幸福”，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为了享受快乐，他们这样做着。就是在这里，他们总是满口眩人耳目的言词，但是他们的生活早已剥夺了他们讲这种话的权利。或许灵魂伟大、苏格拉底式的老医师和庸人的险恶的安全离不开讽刺，无情的老医师狠狠地切入自己的肉，就像切入了富贵的肉、显贵的心一样。只是看了一眼，医师就清楚地说：“不要挡道!在这里——我们都是平等的!”但是今天，情况则完全相反。在欧洲，群畜独受尊重而且分享光荣。“权利平等”或许会成为非权利中的平等。在这里我想说，一切罕见的人、陌生的人、特权的人、更高级的人，以及更高级的灵魂、更全面的义务、更伟大的责任、创造权力的充盈都和统治进行着战斗——今天，“伟大”概念已经有了新的诠释，即高贵的存在、为己而存在、能另外存在、独处和依靠自己的脑与手生活；但是，哲学家却会违背自己理想中的某些东西，如果哲学家提出：“伟大应该指最伟大的那个人，也可以是最孤独的人、最隐匿的人、最会走偏路的人、超越善与恶的人、美德的主人、意志充沛的人，这才算得上是‘伟大’。因为，多倍，可以代表全体；广阔，则表示充沛。”顺便问一声：伟大——在今天可能实现吗？
伟大的健康
我们是新人，寂寂无名之辈，难以被理解的人，属于那还没有被验明正身的未来的早产儿。为了达到新的目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手段，即新的健康，它比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健康更健硕、更有韧性、更加精明、更要大胆、更为快乐。
谁的心灵冀求经历那延续到现在的一切价值，经历一切值得期盼的事情，拿定主意决定乘船周游理想的“地中海”沿岸；谁想在自己的冒险经历中体会一下那些实现理想者的勇气，比如说艺术家、立法者、圣者、学者、智者、虔诚者、预言家、老式的非凡者等等，那么，谁就必须要有伟大的健康。因为这类人回避不了地会一再牺牲健康，所以还必须一再重新获得健康!
我们，追寻理想的阿尔戈船员，在漫漫旅途中也许是勇猛有余，谋略不足，尝尽了沉船的苦难，但是我们现在更健康了；并且是一再地恢复了健康。我们为此获得的报偿是：发现了一望无际的新大陆，理想的彼岸，一个充斥着华美、奇异、可疑、恐惧和不同一般的世界，以致我们没有办法来掌控好自己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噢，能使我们满足的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我们怀着对知识的热情冀盼，并且视野开阔、见识增加了之后，又怎么能够以当代人为满足呢?我们毫无疑问地带着反感、严肃的心态去看待当代人的种种目的和企图，或许还会等闲视之呢。这当然是不够厚道的，但却无法避免的呀!
另一种怪诞、迷惑、危险的理想又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不会劝说任何人去追寻它的，因为我们不会把追求它的权利赋予给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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