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1950-1975)(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树标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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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1950-1975)试读：

前言

20世纪80年代末，拙著《蒋介石传（1887—1949）》在大陆第一本作为历史书出版，当时发行30多万册，这在史学界算是同类图书的发行盛世。进入21世纪，顺着我所学习与服务了50多年的浙江大学被批准设立“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这是大陆第一个公开打出“蒋介石研究”牌子的研究机构，拙著经过修正，并由杨菁教授加盟、增添了十几万字，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至今也已重印六次发行几万册。但很遗憾，那一著作只写到蒋介石在大陆的活动，在书的末尾，写了一千多字的“尾声”，把蒋介石在台湾的活动说了几句。

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已草拟了“蒋介石在台湾”（当时起了一个书名为《晚年忧思录》）的书稿，有30多万字，只是当时对岛内的东西南北均不熟悉，只知道那是一个“人间地狱”。岛内也说大陆是“人间地狱”，其实两岸都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只是“人间”。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岛内也对大陆开放了，我们得以在1995年第一次作为“文教交流”赴台活动；接着又一次一次地有机会赴台，来来去去，结交了相当一批的岛内朋友，交谈了还算是深入的许多见解，也读了岛内大量的图书资料及档案，还实地参观了岛内许多史迹，尤其是同岛内高校的同仁，有亲似兄弟的情谊。应该说，我们对蒋介石在台湾的活动有了更为客观的了解和认识，于是决定将压在手中的稿子拿出来重新修饰一番，作为《蒋介石传（1950—1975）》，供浙江大学出版社选用。

我们的宗旨是尽可能做到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一些。我们用了不少时间，尽力拜读了许多人的成果，也收集了能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自然，把蒋介石在台湾的活动写清楚也要有个过程，无论如何，一本人物传记总是带着时代的印记。不过，书稿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是前进了一步的。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认识，在现在的书稿中有较长的一段叙述：“二·二八”事件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制约，真相难明……将此事件的“台独”思潮与活动给忽视了。此后，此事件就成为岛内“台民与外省人”、“族群”乃至“蓝绿”的争斗工具，也成为解决两岸问题一项思想负担，成为台湾情结的一个砝码……“台独”分子都将“二·二八”事件采取政治操作，指鹿为马，用简化、呆板的推论，为诸多去蒋化、仇恨、挑拨族群作为理论基础……

再如对“遗嘱”一事，也专门写了据另外史料得来的一大段文字（作者在美国夏威夷一次学术会议上同秦孝公交谈过此事），说明蒋介石的“政治遗嘱”是秦孝仪补写的，经宋美龄修改的，根本没有什么“政治遗嘱”。

总而言之，书稿将尽力避免戴上有色眼镜曲解历史。有人说得好：“所谓历史，更多的是历史学话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阐释者，从权力者到学者文人，也都各自带着不同的身份、利益、自己特有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来审视过去。”的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解了这一句话，便能理解我们这部书稿作为人物传记的波诡云谲，理解它为何已经从一个单一的历史寓言，变成包含了不同的话语冲突的场域。常听说“要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这是不可能的，能接近这个“面貌”就不错了。现将这部《蒋介石传（1950—1975）》拿出来，敬请读者赐教。作者己丑年六月于杭州西溪

败退台湾

一　派陈仪接收台湾与“二·二八”事件

陈仪赴台接收

蒋介石派陈仪赴台与后来派陈诚赴台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去收复失地，后者则是准备败退台湾。

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就定下“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民政府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任命陈仪为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负责办理。陈仪的年龄比蒋介石大（188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资格也比蒋介石老，早年（1902）留学日本，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时，陈仪加入光复会，并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尊簋、蔡锷等结识。辛亥革命期间，浙江第二任都督蒋尊簋邀请陈仪为助手，委以都督府军政司司长，负责后勤后备等事宜。此后陈仪几度仕途变迁，直至1943年调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与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调动频繁，陈仪安然处之，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稍懈。1944年二战临近尾声，中国战场转入反攻，国民政府开始准备回南京和接收台湾，内定陈仪负责收复台湾的工作，口令他兼任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筹划接管台湾工作。有关接管人员的准备，陈仪主张“必须专业化”，在无人无钱的情况下，他在中央训练团设置了一个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限招收各机关在职人员，经考试合格录取120人，依其专业分为六个组，进行四个月的训练，训练期满回原机关听候召唤。陈仪自兼班主任亲自给学员讲课与交流，极为重视。1945年8月第二期尚未开始，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陈仪在赴台前，向蒋介石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为了保证台湾不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中、交、农”（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暂不插足台湾，仍运用原来的台湾银行管理金融；第二，接收事宜，概归长官公署统一办理；第三，无须在台湾驻扎重兵。这些建议均得到蒋介石的核许，尤其是对中央银行的挡驾，特由蒋介石面嘱宋子文，才勉强办到。

1945年9月中旬，国民政府空军司令张廷孟先行飞抵台北。按照国民政府发布的“布告”，即“本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已答复中美英苏四国接受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三国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依照规定，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本府即派行政及军事各官吏前来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务须安居乐业，各守秩序，不得惊扰滋事。所有在台日本海陆空军及警察，皆应静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规，残害民众生命财产，并负责维持治安。其行政司法官吏，交通、金融、产业、教育各机关，在本府未派员接收以前，亦应照常奉公，不得破坏毁损，舞弊营私，如敢故违，定予惩办”，开启接收事项。张廷孟飞抵台北后，主张进行调查当地实际情况。陈仪随即设置台湾省前进指挥所，命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任主任，率领40余人与美方博格上校及其所属40余人先行飞往台湾，对于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做实地调查，并通知各有关单位造报人员及财产清册准备交接。10月15日，国民政府直属各机关驻台人员，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警报总司令部人员，由上海乘美国登陆艇横渡台湾海峡，于17日晚上辗转到达台北。第70军也同日到达，士兵多着草鞋，军容欠佳，这与台湾人民想象中取得抗战胜利的军队不同。第70军到达台北后，即分扎台湾各地，由于陈仪的严加督饬，军队风纪尚属良好，军民亦甚相安。陈仪尚未到达台湾，在未举行受降仪式以前，只是由原来的各单位造送应交给接收单位的公文档案、财产目录、职工名册等项。其他各城市如基隆、台中、嘉义、台南、高雄、新竹、宜兰、台东、花莲港及澎湖列岛等地都是如此办理的。台湾的工矿企业遍布全境，机关、学校林立，所有这些单位均由日籍人员把持，工矿企业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的技术人员中，日籍人员更占多数，当时中方没有如此多的技术人员，接替就成为一个困难问题。为了不使生产停滞，陈仪不得不采取暂缓遣送日籍技术人员回国的措施。1904年，陈仪（前右）摄于日本东京。（其中，后右为鲁迅、后左为许寿裳、前左为邵文镕。）蒋介石与陈仪是同乡，都曾留学日本，故蒋对陈特别器重。1945年，蒋指派陈前往台湾接受日本投降。图为陈仪（站在队伍最前排）准备前往会场接受投降的画面，其中次排穿黑色军服的是日本军司令安藤利吉。

10月24日，陈仪乘飞机抵达台北，先期到台人员到松山机场欢迎，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亦到机场迎接。陈仪下机后至休息室小憩片刻，随后在休息室发表就任施政方针讲话。他说：“十年前的今天，我作为福建省主席到过台湾，那次是参观台湾‘始政纪念日’四十周年的博览会。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台湾，但这次不同了，真是不同了。因为今天台湾又回归祖国了。”“本人此次非为做官而来，而是为台湾的服务而来。一方面为人民谋福利，一方面为国家求建设。”“本人做事及勖勉部属，素来奉行六大信条：一、不撒谎。二、不偷懒。三、不揩油。四、激发荣誉心。五、爱国心。六、责任心。今后仍当依此信念，努力建设新台湾，希望同胞协助！”

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公会堂（同年，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将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上午九时，中方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台湾知名人士和各县市的代表按时齐集，美方的陆海空军军官以及美国经济考察团的人员也参加了受降典礼。典礼在大厅内举行，大厅正中设有大长桌，上面摆着有关受降文件。中国方面参加典礼人员的座位在大厅的东面，美方参加典礼人员的座位在大厅的西面。典礼开始时，陈仪身着军服，站在长桌后方的正中。片刻，安藤利吉率同他的幕僚长缓步走进大厅，行至陈仪桌前弯身半鞠躬。行礼完毕后，安藤利吉作立正姿势，挺胸垂手，面向陈仪。陈仪开始宣读受降书，念毕，安藤利吉提起毛笔俯身签字后仍站在原处。陈仪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这一极富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向全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随即，司仪员宣告礼成，令安藤利吉退出。当时传说，日本军人曾有“焦土”阴谋，安藤利吉闻讯即召之而告诫曰：“接受投降的是我们陆大前辈陈仪长官，你们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日本军人对辈分极为重视，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大约三个月后，安藤利吉作为战犯解到东京受审。1945年10月25日，陈仪签发《受降令》给日本军司令安藤利吉。

接着一大堆事情，待陈仪一一加以处理。当时有人把接收时的台湾比作一艘百孔千疮的破舰，对此陈仪说：“难为我们把舵的人，我们不能让这条船沉下去。”他还说：“台湾人民忍受了50年含垢受辱的生活，才光复，我们忍心破坏台湾吗？”

陈仪从入台接收到

“二·二八”事件

第一桩事，在台湾实行经济、金融、贸易等政策，做了许多急办的经济事情。一是，当时台湾收复后，虽然物价上涨，但整体上却比大陆稳定，原因是台湾当时有一套互为配合的经济政策，公署掌握有生产、贸易、金融、运输等实际力量。举凡工资、利率的限制，汇率的调整，进出口贸易的管制，都能相互配合。陈仪一接手，马上采取急需办理的措施，即解除日军武装，遣送日侨日俘，在三个月内，除少数日侨外，均遣送完毕；统一接收和处理日产，陈仪是鉴于大陆接收日产的混乱，特规定由公署统一接收，中央各部、院、会派赴台湾接收人员不得单独进行接收，有些日本在台湾留下来的建设项目，不能半途而废，如高雄港在当时已做了四分之三，需要继续建设；原殖民地的金融机构继续营业，台湾银行发行的台湾银行券，继续流通。

二是，陈仪又马上实行事业公营与公地放租两项政策，并实施经济统制，以免大陆经济危机对台湾的影响。关于“事业公营”，陈仪认为：“台湾70%的生产企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50年的遗产，是台湾人民的血汗建成的，今天接收回来，应是人民所有，成为人民的企业，不能落在少数人的手中。”当时接收的775个日籍资本控制的企业，出售376个，改组为公营的399个。这些公营企业又分为“国营”、“国省合营”、“省营”和“县市营”四种。按照产业划分，有关石油、铝、钢铁等22个企业划归“国营”，有关电力、配料、造船、机械、糖业、水银等43个企业划归“国省合营”，有关矿山、农林、航运、保险、金融以及土木建筑等306个企业划归“省营”，9个企业划归“县市营”。此外，还有19个企业由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直接经营。陈仪发展公营企业还有一个目的，是以其所得的利润，供作财政开支，替代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关于“公地放租”，是陈仪主张面对接收日人公私土地17.5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3%），除政府机关实验示范外，其余的实行公地放租，直接租给农民，分三个阶段进行。先是，以本省公有耕地，放租现耕农民，辅导组设合作农场，由分耕分营，逐步进展到合耕合营，以改善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为目标；进而，以公有耕地设立的合作农场为中心，辅导邻近农民，将私有土地普遍组织合作农场，着眼扩大合作范围，利用高技术，以改善经营制度，并健全加工运销组织；再进而，完成全省普遍合作农场的组织，从集体生产、共同消费着眼，发挥高度合作精神，充分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建立共有共享的农村社会。

三是，在货币流通上，原拟行使中央银行在上海印制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后考虑到实际情况，为了避免当时大陆法币恶性膨胀影响台湾经济，决定不使用原拟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而继续使用“台湾银行券”，订定“台湾银行券”与法币的相互汇率，管制台湾与大陆自由通汇，“四行”不在台湾设分行，到1946年5月台湾银行接收组接收了台湾银行，9月发行台币，仍保持人民手里的一点币值。

四是，实行专卖与统制贸易。这项制度在清朝刘铭传手里创立，日本统治时期加以扩充，陈仪接收后报请中央继续试行：对进出口物资有所限制，不必要的物资不让进口，出口产品也不能让私商个人随便运出，以便使台湾有限的出口产品换成迫切需要的进口物资，如以糖、煤换取肥料、布匹等，以此来掌握物资、平抑物价、协助生产、充裕财政；接收日本“重要物资营团”，改组为贸易局。这样就使台湾的全省财政收入确保了四分之一。陈仪在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措施，遭到省内外许多人的反对：有的反对他公地放租，说日本在台湾占有的大片土地，都是从台湾人民手中掠夺过去的，光复后应归还的土地都在政府手里，这种官僚资本要反对；有的反对专卖贸易政策，说这是与民争利；有的省外资本家反对台湾经济、金融特殊化，说是对他们在台湾活动形成障碍；也有的说公署集中立法、行政、司法，是搞独裁统治，等等。陈仪因此说：“似此阻碍，乃意料中事……如可立足五年，余相信一切事实，均可胜于雄辩矣。”他举王安石变法为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神宗向文彦博说，你们士大夫都说王安石变法不好，但是百姓都说好。文彦博答道，陛下为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为百姓治天下，神宗即默然无语。”

第二桩事，促进台湾的国语教育。陈仪有一番十分精辟的话：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主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工具——语言文字——须先改造。各省所出书籍报纸，因为国文程度的关系，多不适用。台湾的书报，在二三年内，必须另外编印专适用于台湾人的。第一要编的是中小学文史教本（国定本、审定本，全不适用）；第二要编的是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本，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月刊；第三，为宣传三民主义与政令，须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第四编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这是就台湾的应急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觉到中国现在的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者中学教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不但费钱，而且不便。我常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读。其实这工作，并不怎样困难，假如约集通英、德、法、日各种文字的同仁二十位，每人日译二千字，一日可共译四万字，一月可译百余万字，一年可译千余万字，五年可译五千余万字，我的所谓名著五百部的志愿，就可达到。其实这一笔费用，转诸军事费、一般行政费，真是九牛一毛，可是对于促进学术，帮助很大。在中国，却是一种伟大的工作，可与《大藏经》媲美了。为了右面的五种工作，我设想设一编译馆。台湾总督府规模宏大，惜大半被毁于空袭，为留纪念计，拟以三年功夫，把它修复起来，作为台湾省文化馆，其中包括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而编译馆亦在其内，含为五馆。该馆直隶长官。教育处旧有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可并入。编制预算，俟兄到后再定。这样的工作，为台湾，为全国，都有意义，望兄化五年功夫来完成。

这一番越读越有意义的话出自陈仪在1946年5月6日写给许寿裳的信，当时是邀请这位教育家来台主持其事。许在6月18日就离京赴沪，25日自沪飞台，27日就起草编译馆组织大纲。7月8日，编译馆筹备处在台北南海街原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挂牌办公，10日长官公署派令（署人字第4623号）任命许寿裳为编译馆馆长，许马上召开新闻记者会，讲述《编译馆的旨趣和工作》，发表《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台湾省编译事业的拓荒工作》等文，以扩大影响。后因陈仪离职而中断了编译馆的计划，许寿裳也离岗先去台湾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惨死于台北寓所。而陈仪此举意义极大，它是对日本“皇民化”的一项清除工作的开始，是对日后中华文化在岛内的传播与发扬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的拓展。陈仪还对原台湾大学加以充实，设置了师范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等。他常说：“台湾的某些基础比内地好，要建设台湾，忽视扶植和本省的力量是不成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加倍努力。”

第三桩事，在用人上，陈仪有一些合理的做法。接收后的一大块事是需要有人办理的。陈仪对原来认识的一些居住在大陆的台湾人，都一一加以重用，如黄朝琴、游弥坚、李万居、宋斐如、谢东闵、刘启光、苏绍文、林忠等。陈仪到台后，立即通知各处处长迅速物色本省人担任副处长及各层的副职，使他们熟悉政务。台训班的台籍学员也被派往其他省任更高的职务。还有，省训团大量招训本省青年，轮训当地现职公务人员，同时成立了各级民意机构，使本省中上层人士对台湾省政务得以抒发意见。对“异党活动分子”，陈仪是主张放宽政治尺度，决不随便捕人，尤其对本省籍人士更应该开明一些。如果是社会知名人士，告知陈仪的，得以幸免。对青年人，陈仪更是真心诚意的爱护，如当时南京军委会以蒋介石的名义发下极密的快邮代电，说澎湖县教育科长是共产党员，应予法办，陈仪设法要下属一面调动此人工作，一面代陈仪拟一复电说“澎湖教育科长查非其人”。更长远一些，陈仪嘱下草拟《三年自治计划》，打算在1950年实行县、市长和省长民选。计划草成后，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时，本省参议员林献堂、黄国书等闻讯，认为三年时间太长，希望立即实行。陈仪坦率地对他们说，想把台湾的事办好，我内心的着急决不在大家之下，从过去看现在，三年的准备时间，我们即使通力合作，积极努力，也是够紧的了，等到将来回忆今日，决不会嫌太长的。

陈仪对台湾所做的事情，如李敖于40多年后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评议说：“陈仪有恩于台湾。”

蒋介石有感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恢复与发展，在1946年10月“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带着宋美龄，第一次登岛看台湾。他是万万想不到三年后就败退台湾了，此时他的新内战刚刚开局，陈诚还夸海口说“三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共。1946年10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说：今天欣逢台湾光复一周年，中正特来参加这一次庆祝大会，与我相别五十年的台省同胞，同聚一堂，共同庆祝光复，使我五十年的宿志得如愿以偿，实在是我平生感到最愉快光荣的一天。我们台湾省自甲午年四月十七日由昏庸的清廷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后，沦于敌手竟达五十一年之久，在这惨痛的五十一年之中，台湾全省同胞，固然身受日人的压迫，备尝政治上经济上各种虐待不平等的痛苦；我们全国同胞更是时刻关怀这座横遭劫夺的宝岛，以及岛上强被割离的同胞们。我们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即以光复台湾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国父在台湾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当时发布宣言，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此后我们全国革命党员以及中正本人，无时无刻不本着国父的遗教，努力奋斗，决心湔雪国耻，全力光复台湾。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举国一致，发动神圣壮烈的对日抗战，于是光复台湾更成为我们革命同志积极争取的目标，所以我在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一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曾经明白地宣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乃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究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绝对不让我们的台湾永久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中。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之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的阴谋，以解放台湾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总理生前所常对我个人以及一般同志所训示的。总理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使台湾的同胞在政治经济上能够恢复平等自由，使台湾同胞能恢复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防，奠定东亚和平的基础。”我们以全国人民的决心和毅力，忍受着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牺牲，对暴日进行坚韧英勇的抗战；到了民国三十二年，我亲赴开罗与英美领袖举行三国会议，决定日本“历由中国所夺取之土地，如台湾、澎湖群岛及东北四省等归还中国”。至是我们失了五十年的台湾已经确定了为我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了。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事总崩溃，宣告无条件地向我们联合国投降，我国即按预定计划进行接收失土的工作，并得我们盟友美国热心的协助，使一切复员工作都能顺利的完成，而沦陷五十一年的台湾省也就正式归还我国的版图了。1946年10月25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参加『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大会。陈仪（右）随侍一旁。蒋介石向台北市民讲话。

蒋介石又回顾了“自从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反抗满清，恢复台湾以后，连续的就有唐景松、刘永福、丘逢甲等领导台民抗暴日，都是惊天地而动鬼神的光荣悲壮的史实。而在日人占领时期，本省同胞的抗日运动亦复相继不息，如林大北事件、简大狮事件，都是爱国的革命精神的表现”。对台湾光复后的一年，蒋介石表示：“我依据各方的报告，深知沦陷期间本省同胞所受长期的痛苦，更知作战时期本省同胞亦遭受了不少损失破坏；而光复以后，又因战时破坏的缘故，在复兴建设的工作上，又遇着不少的困难与阻碍”，“凡是合理而有利于台湾复兴建设的事情，中央政府不断的在督促指示长官公署，积极推进”，“我今天可以向全省同胞宣布，中央的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中央对于台湾建设的重视，也胜于其他省份”。10月27日，蒋介石在观看了台湾接收后各方面恢复的情况后又发表了简短的《巡视台湾发表观感》，认为“此次来台，得见全省复员工作已完成百分之八十，尤其交通与水电事业皆已恢复到战前标准，因此一般经济事业都能迅速恢复，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至以为慰……台湾的教育已经普及，社会组织亦颇健全，今后的工作，应提高人民的文化与生活水准，尤其要发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使全省同胞人人知道团结与合作的重要，并具有自尊自重的品德，来共同努力建设台湾为中国的模范省”。此后每年，蒋介石都发表“光复台湾”周年纪念，直1974年发表《台湾省光复二十九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在这一叠“台湾光复”周年纪念书告中，蒋介石的基本调子依然不变：第一，他回顾清廷甲午割让给日本，国土沦丧，台湾同胞受难；第二，国父倡导国民革命，“恢复台湾，振兴中华”；第三，“经十四年的持久抗战，牺牲奋斗，百折不挠，才赢得胜利”，台湾同胞重归祖国的怀抱；第四，随着岁月变迁，蒋介石将“光复”同1949年以后败退台湾要“光复大陆”挂起钩来。从1946年的第一次“光复”书告，到1974年的第二十九次“光复”书告，蒋介石始终将台湾作为一个“省”来纪念。“二·二八”事件

遗憾的是，台湾“光复”后的各项事业正在展开时，却被不久后所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引入了另外一番议论——“台湾人却恩将仇报，中了蒋介石的宣传，把陈仪丑化”。

所谓“二·二八”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1947年2月28日在台北街头发生的一起纯属“民运”的事件。“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台北专卖局缉私人员协同警察干涉违反专卖制度的小贩后，双方发生争执，缉私人员欲把这些人带回局里，而围观看热闹的人都抱不平，群起攻击，缉私人员竟然开枪射杀一人，并乘人群混乱的刹那逃逸。当时有人呼喊围攻专卖局，一呼百应，人群如潮水一般奔赴专卖局，途中焚毁机关汽车一辆。后又奔赴行政长官公署要求面见陈仪。在台北，陈仪为表示他的文治作风，从长官公署的门前直到他的三楼办公室均不设置武装警卫，只设便衣卫士。民众欲夺门而入，公署便衣卫士阻止无效，遂开枪并闭门，结果又死一人。“二·二八”事件从肇始发展成起义，直接原因是国民党武装的暴行，根本因素是蒋介石的遥控，而陈仪一直是力主政治解决的。事发后的3月4日，陈仪接见人民请愿团体，听取了请愿代表提出的恤死扶伤、依法惩凶、取消专卖制度、给台湾人民重要职务的要求。当时，他就与高等法院院长杨鹏说：“本省人提出了许多要求，我认为可行的，已电告蒋先生。”并与杨鹏讨论了提前实施省、县、市长民选的法律根据等问题。次日，陈仪即发表广播讲话，答应向南京政府建议，把台湾现行的行政长官制改为省长制，县、市长均由民选产生。3月6日，当高雄要塞司令彭孟辑出兵镇压民变之后，陈仪又明确指示台湾问题应由政治途径解决，“着自电到之日起，全部撤兵回营，听候善后解决”。尽管如此，陈仪的实际处境还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起义民众因陈仪无力满足要求，声势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台湾的军、警、特根本不听他的。宪兵团团长张慕陶以为，事态已演变到“叛国夺权阶段”，陈仪“犹粉饰太平”，公开表示不满。早在赴台任职时，陈仪就认为台湾不需要驻扎重兵，要求将驻台第70军撤回大陆。台湾光复周年纪念时，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台北，蒋介石问陈仪是否要派军队增防，陈仪回答：“台湾治安以现有军警已足够维持，不必再派军队了。”“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初，陈仪电请蒋介石，只是要求派整编第21师一个加强团回台归建，维持社会秩序。当时，警报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芳面见陈仪急切要求动武，陈仪鉴于事态严重，不能自专，发电向南京蒋介石请示。及至南京发来密电，陈仪阅后久久不说一句话，只指示秘书将电文送交柯远芳。就是这份令谕，才导致了军队对台湾人民的血腥镇压。3月16日，蒋介石指责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唯虚骄粉饰是尚，逼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谓太息痛恨也”。可是，当白崇禧率部赴台镇压时，蒋介石又假意面嘱曰：“公洽人是极好的，办事认真，忠诚勤劳，此次事变，或许是出于操之过急。”当白崇禧将话转告陈仪时，陈仪苦笑一声，顿有一种被人玩于股掌之间的耻辱感。

关于“二·二八”事件，留下一大批档案资料，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就有一个专题，即“台湾光复情况与二·二八事件”，其中“二·二八”事件有近250页的27份档案资料。陈仪对“二·二八”事件有四次广播词（3月1日、3月2日、3月6日和3月10日）、两次“告民众书”（3月10日、3月26日）和一次“告驻台官员书”（3月16日）。在一次广播中，陈仪说道：台北市在前天晚上二十七号夜里，因查缉私烟误伤了人命。这件事我已经处置了，缉私烟误伤人命的人，已交法院严格讯办，处以适当的罪刑。一个被打伤的女人，伤势并不重，但我已经为她诊疗，并给以安慰的钱。一个因伤死亡的人，我已经很厚的抚恤他了。这件事的处理，我想你们应可满意的。昨天发生暴动的情形，人员有被打死的，房屋和物件有被烧毁的，损失很大。这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政府为保护人民，维护秩序，不得不施行戒严。今天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国大代表、参政员等，请求我解除戒严。你们要晓得，戒严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有了暴动的原因，才有戒严的结果，如果暴动不再发生，戒严自无必要。参议员们的要求非常恳切，我已答应他们，自今晚十二时起，解除戒严。不过解除戒严以后，必须维持地方秩序，社会安宁。集会游行，暂时停止。罢工、罢课、罢市、殴人及其他妨碍公安的举动，不准发生。至于昨天参加暴动而逮捕的人，我晓得其中亦有胁从的，随声附和的。参议员们请求释放，我亦答应他们，但这批人里面，难免其中没有很坏的人，释放时，邻里长须负责具保。还有一件事情，即是参议员们愿派代表与政府合组委员会，来处理这次暴动的事情，我也答应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可告诉委员会转达给我。我知道大多数的台湾同胞，是守法而安分的，希望你们今后要信任政府，与政府合作，自动自发的维持治安，严守秩序，恢复二十七日以前的情形。这是属于本省同胞的名誉，希望你们特别注意，切实实行。

接着陈仪的广播与书告，均为事态进一步发展而所作的解释与许诺。3月10日，蒋介石在中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了“报告词”。“报告词”中说：此次台湾不幸事件之起因，各报都已刊载，不为详述。缘自去年收复台湾以后，中央以台湾地方秩序良好，故未多派正规军队驻扎，地方治安，悉由宪警维持。一年来台湾农工商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与拥护中央精诚之表示，其爱国自爱之精神，实不亚于任何省份之同胞。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之台人，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借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动，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中央以宪政即将实施，而且台湾行政本应早复常规，故凡宪法规定地方政府应有之权限，中央尽可授予地方提前实施。陈长官秉承中央指示，已公开宣布定期改设省政府，取消长官公署，并允于一定期限内，实施县长民选，全台同胞，对此皆表示欢迎，极愿接受。故此次不幸事件，本已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该省所谓“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突提出无理要求，取缔台湾警备司令部，缴卸武器，由该会保管，并要求台湾陆海空皆由台湾人充任。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之范围，中央自不能承认。而且昨日又有袭击机关等不法行动，相继发生，故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据报所派部队，昨日又在基隆安全登陆，秩序亦佳，深信不久当可恢复常态。同时并将派遣大员赴台，协助陈长官处理事件。本人并已严电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亲爱团结，互助合作。务希台省同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勿为奸党所利用，勿为日人所窃笑，冥行盲动，害国自害。切望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的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全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始能无负于全国同胞五十年来为光复台湾而忍痛牺牲，艰苦奋斗。

3月17至28日，白崇禧对台湾省“二·二八”惨案广播词及训词有七份（3月17日对全省广播词、20日对台北市各机关人员训词、22日在台中对全省同胞广播词、26日对本省高山同胞广播词、27日对台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训词、同一天对全国广播词、28日对台湾省参议员等训词）。白崇禧此次是奉蒋介石令率部队赴台处理的，白在广播词中一开头就说“本席奉蒋主席的命令，宣慰台湾，除对此次遇难同胞，代表宣慰外，并对‘二·二八’事件权宜处理”。3月24日，陈仪又专门给张群、陈布雷一份电文，说及“此事‘元首’蒸（十）日在纪念周中，已有定评。其原因，实有台人受日本奴化太深，思想中毒，平时御用绅士未受惩治，报纸恶性诋毁未予严格取缔。弟失之甚宽，致启狡谋”。陈仪还详尽地叙述了此次事件的情况。就是那个许多文字提及的“一个被打伤的女人”即林江迈也有一份“口供”材料。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揭露陈仪行为的，如说陈仪是“台湾的土皇帝”，“把台湾搞得乱七八糟”，“是军阀余孽，孙传芳的走狗，国民革命的敌人，法西斯的迷信者，典型的亲日派，无耻的官僚”；更有甚者，在1947年4月1日打着“台湾旅宁沪七团体”的名义，“控诉陈仪在二二八后不顾中央威信大举屠杀五万以上无辜民众”。

关于“二·二八”事件，时至今日，仍是一个尚未了结的历史“案”。已经到21世纪的头十年了，2010年2月28日，台湾的马英九还是在上午去台南“二·二八”纪念公园主持纪念仪式，向当年受难者及其家属表示道歉，他是代表国民党，也代表台湾当局去“道歉”的。马英九称台湾是民主社会，只要民意代表及媒体持续监督政府，相信“二·二八”事件一定不会再发生。他希望“二·二八”事件成为推动台湾进步的力量。而绿营还步步紧逼。蔡英文（民进党的头头）针对台高中拟增“中国史”一事，表示：“二·二八”事件至今仍留下两道伤口，一是当时统治者对人民的迫害；二是没有看到统治者的反省，甚至还意图隐瞒、扭曲这段历史。蔡英文还说，二次政党轮替后，看不到国民党的反省，甚至加强其威权性，还想加重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史比重，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正重复“二·二八”当时的失败统治。

怎么来评论“二·二八”事件呢？“二·二八”事件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制约，真相难明。很显然，蒋介石在讲话中就涉及什么“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借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乱，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同样的，中共将此次事件定为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的事件，并列于“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样一来，就将此事件中的“台独”思潮与活动给忽视了。此后，此事件就成为岛内“台民与外省人”、“族群”乃至“蓝绿”的争斗工具，也成为解决两岸问题的一项思想负担，成为台湾情结的一个砝码。当年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及“此实不测之变，虽以军队调离台湾为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侠（即陈仪）疏忽无智所致也”，“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动地区已经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正忙着部署陕北、山东等地战事，并未太过关注台湾，而是与胡宗南联系密切，且认为“剿讨延安时机已熟，不能再缓”。直至事件发生一周后才发觉问题严重，尤其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见蒋，“谈其驻台领事急电，要求其派机接其眷属离台”，蒋介石在3月6日日记中自承“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并批评陈仪“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3月7日，蒋介石续批陈仪，“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至事态燎原乃始求援，可叹！”同时作出派兵平乱的决定，日记写道：“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次日，他召见了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指示对台湾注意的各点及方针。3月9日，二十一师基隆上岸，蒋介石多次亲笔手谕，“不可报复”，“从宽处理”，在日记上记载台民“畏威而不怀德”，善后工作“惟有怀柔以稳”。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第三度批评陈仪“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同时他在弭平“二·二八”事件后总结，“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从蒋介石日记可以明了，“二·二八”事件是历史大环境造成，事件起因复杂，开端是因取缔私烟的手法不当，其后更涉及本省及外省群众文化冲突，语言隔阂、民变反抗，致使国民党采取强势镇压手段，不讨论日本统治50年对台湾的影响、中国大陆发展的状况及陈仪的政策。而“台独”分子却将“二·二八”事件采取政治操作、指鹿为马，用简化、呆板的推论，为诸多去蒋化、仇恨、挑拨族群作为理论基础。关于陈仪的责任，李敖在《将军坟》一文中说了一番很中肯的话：“陈仪有恩于台湾，但台湾人却恩将仇报，中了蒋介石的宣传，把陈仪丑化，这是不对的。”关于“二·二八”死亡人数，说是有数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一个“民运”事件，竟然被杀害的有数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事件中少有的。把死亡数字说得越大，就会闹得越凶，相当一段时间，民进党把它作为一个铁证，来痛斥国民党，把账挂到蒋介石的头上，甚至挂到“大陆”、“外省人”的头上，以此来结下这个“省籍”的案，来增添“台独”的砝码。（笔者最近有幸几次访谈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大学教授胡佛，他还提供了书面的文字，我们觉得是可信的。）胡佛教授认为：“‘二·二八’发生后，蒋介石曾派当时国防部长白崇禧和闽浙台监察委员（后曾任考试院长）杨亮功来台进行调查，事后皆有书面报告，对‘二·二八’死亡人数有清楚记载。白崇禧来台安抚民众情绪，从南到北拜访许多绅士，查问整个‘二·二八’的情形，包括死亡数字。”胡佛指出：“白在报告里头有提到这数字的问题，每个地区死多少、外省人死多少、台湾人死多少，都有统计，并报到中央，所以官方有数字。根据白崇禧的报告，‘二·二八’死亡总计一千八百六十人，包含军警与台籍人士。还有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是杨亮功的报告，他与何汉文联名提交的《调查‘二·二八’事件报告》与《台湾善后办法建议案》中提到：军警死伤比台湾人严重，外省人死五十七人、伤一千三百六十四人、失踪十人；本省人暴徒被击毙四十三人、俘获八十五人、自新者三千零二十三人。”胡佛还指出：“杨是正直的读书人，其对‘二·二八’及死伤情形的报告应可信。”胡佛综合白、杨等第一手报告发现，台湾一般说“二·二八”死伤好几万，“绝对没那么多，这是完全夸大！”陈仪被执行枪决前。

事后，陈仪引咎辞职，由魏道明接任台湾省主席，各厅厅长则由台湾人接任。陈仪免职后闲居上海，读到地下刊物《文萃》上登载的《台湾真相》一文，无限感慨地对友人说：“共产党有是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涂抹。”到了1948年3月，蒋介石面对时局，再三斟酌，还是用“家长制”的办法，起用“党国元老”，让老资格去看家为好，起用陈仪为浙江省主席。尽管陈仪再三恳辞，蒋介石执意，宋美龄、陈立夫一旁好言好语相劝，宋美龄说：“万望公洽先生看在老朋友分上，助一臂之力，共渡难关。”最后陈仪受命于再度主浙。后来陈仪起用原来的学生汤恩伯，最终被汤出卖而被蒋介石杀害，那是后来的事，这里就不赘述，不过陈仪被害后，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为解脱‘二·二八’事件的罪责，树立民主形象，借陈仪之头以泄民愤。”

二　调陈诚赴台准备后事

陈诚赴台准备后事

在“二·二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已经在大陆发动了新的大规模的全面内战。这场内战打到第三个年头，前景却日见暗淡。1948年12月的一天，蒋介石忽然想起抗战在重庆时曾遇一异人，告诉自己要“胜不离川，败不离湾”。这个湾，应该就是台湾，而今大陆上国民党军队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地区，长江防线又危在旦夕，大陆几成不能久留之地，莫非是天意让他去台湾？想到这儿，蒋介石苦笑了一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前途渺茫，因此早已做好脱身准备。第一招是以退为进，暂时引退，把烂摊子交给李宗仁去收拾；第二招则是准备经营[1]台湾，作不测之备。

不久，蒋介石公布《元旦文告》，内言“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明白说出了想引退让李宗仁接班的意思。同时他召见李宗仁说：“就目前局势来看，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李宗仁照例又劝说一番，蒋介石点头说：“德邻，你不用说了，我走开以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不易接手。我的想法是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德邻，你看如何？”

李宗仁也明白此举意味着什么，陈诚是蒋介石嫡系的嫡系，任命他为台湾省主席，说明蒋介石已在悄悄准备后路了。李宗仁不由暗暗摇头，不过满朝都是蒋介石的亲信，自己也不能有所作为，让陈诚去台湾正可以减少一个不肯听命于自己的刺头，未尝不可，一念至此，于是回答说：“我同意总统的任命。”

蒋介石微微一笑，谈话即告结束。待李宗仁走后，蒋介石又叫陈诚进休息室谈话。身材矮小的陈诚一进门就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他是浙江青田人，一直追随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任校长办公厅中尉官佐，成为蒋的心腹。他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本人，时任参谋总长。蒋介石对陈诚总是十分随和，停了一会，说：“近来时局不稳，我想让你到台湾去接替魏道明，台湾是个好地方，你要用心经营啊！”陈诚一听，并不吃惊，他明白蒋介石的苦心，此时蒋介石把台湾交给他去经营，乃是作不测之备，于是表态：“校长，我将全力以赴。”蒋介石又说：“辞修，这段时间，舆论对你很不利，你暂且辞去参谋总长职务，以养病为由先去台湾，过段时间就会有任命下达。”陈诚点头不已，自从他以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而丢失东北后，南京、上海一带的东北籍官员就有“杀陈诚谢天下”的舆论。蒋介石既已说得这么明白，他也就不再说什么，告退回去准备。不久，陈诚即以养病为由到了台湾。

12月24日，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手拿一份白崇禧发的通电给蒋介石，上面写道：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休整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也无救于各个之崩溃……

蒋介石看到此，明白李（宗仁）白（崇禧）这是要“逼宫”了。正在这时，张群又匆匆进来说：“程潜刚才发来通电，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和谈。”蒋介石沉思了一会，回头对吴忠信说：“立即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刚进入1949年又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让他总揽台湾的军政大权，并迁置一批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和行政单位，为退台作事前准备。这时，前主席魏道明一点准备都没有，而陈诚却已接令从草山迁入了台北，5日开始就职视事，行动异常迅速。1月11日，蒋介石电示陈诚“治台方针”六条，即：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揽人心，安定地方。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操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切速效，亦不为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五、每日特别注重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六、勤求已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2]勉之。

1月18日，蒋介石正式下野，回奉化溪口遥控，并下令修建定海机场，准备万不得已从定海飞台。陈诚与蒋介石

1949年刚刚开始，蒋介石完全进入“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大陆期间最后一部日记中“元旦”这一天这样记述：今天是中华民国诞生三十八周年纪念日，又是元旦，我们住在首都南京，此龙盘虎踞之地，已临着兵火的边缘。早起，晨光曦微，空庭犹寂，仅市区远处传来爆竹声。我之第一件事，是向父亲恭贺新年。十时，侍父至紫金山谒总理陵，复至基督凯歌堂默祷。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上年十一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战失败，黄伯韬将军……殉国，我军全部撤离徐州。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长及各政务委员，又因币制改革而总辞，全国阢陧不安。共军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之攻势。一般丧失斗志的将领及寡廉无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往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共党“和谈”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共党的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既已趋于崩溃，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父亲对其引退后可能发生之情势，曾作如下之分析与判断：（一）共军南下，渡江进攻京沪。（二）共军陈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组织联合政府，受共党操纵，并派兵进驻南京。（三）暂停军事攻势，而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然后各个宰割，不战而占据全国。（四）李当政后，撤换各地方军政要员，或由共党加以收买，使彼等屈服投降。（五）对父亲个人极端污蔑、诋毁、诽谤、侮辱，使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革命领导中心。（六）李为共军所逼，放弃南京，以迁都广州为名，割据两广，系图自保。（七）美国对华政策，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八）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使我南方各省军政在威胁之下，完全崩溃，无法抵抗。父亲又对其个人之进退出处，作如下之分析：（一）进之原因：甲、勉强支持危局，维系统一局势。乙、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丙、静观共党内部之变化。（二）退之原因：甲、党政军积重难，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父亲作此对局势与其进退之分析，一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进固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退亦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其奋斗方法虽不同，而奋斗之目标则一。故此时考虑引退，并非欲在恶劣环境之下脱卸革命的仔肩，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是要“另起炉灶，重建革命基础”也。父亲虽在原则上决定引退，但仍须考虑引退之技术、方式，以及时间等问题。盖引退必须出之主动，且不过于突然，否则将打击士气，震撼人心，更不利于国家及军事矣。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正式下野。

撤运国库黄金和故宫国宝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退台的一项重大计划上同蒋经国密谋，撤运国库黄金和故宫国宝。

在撤运国库黄金上，说法不一。从当时财政部长徐堪给蒋介石的统计清单中显示，从1948年12月4日至1949年8月底，“国府”从大陆和美国运送了2949970两纯金到台湾。并先后拨付总计1026000两纯金给台湾银行，主要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也一并拨付了125000两黄金给东南军队长官公署，共拨付给台湾1151000两黄金。可以肯定的是，这笔资金促使了台湾金融、财政从战火废墟及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获得复兴与崛起。另外一种说法，从吴富庆（1949年间任“国府”军费总监、联勤总司令部预算财务署中将署长）之子吴兴镛在《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1949》中指出，“国府”从大陆托运到台湾的黄金总数量是350万两。而金银钞票总数是多少？按吴兴镛在书中的统计数字，则极为庞大：如以纯黄金计，运台约有400万两。另有约各相当200万两金子的纯银及美元（当时的美元汇率为35元/1两黄金），加起来就接近800万两黄金。而这笔黄金，相当于当时中国15年开采黄金的数量总额。除上述徐堪、吴兴镛的说法外，还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1948年蒋介石将国库黄金260万两从上海偷偷转移到台北，这是第一批运走的资产。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政府的战备军费的支援，蒋介石决定把国库中剩余的黄金——“国币”金元券的准备金主要部分悉数抽走；第二种说法出自海关总税务司李度之口，说1948年末“国府”用海关缉私舰装运80多吨黄金与120多吨白银到台湾；第三种是吴嵩庆的机要秘书詹特芳透露的，说运往台湾的金钞数目为美元8000万元、黄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总而言之，数字很难确定。

按1990年1月8日《人民日报》一个历史资料报道称：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先后三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两、银元1520万元。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及数为：金钞共值3亿5000万美元，库存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在5亿美元上下。中央银行1949年12月的报告数为：库存黄金为395万两，白银1136万两，银元398万多元。

在运往台湾的国宝中，比较确切的也有这样三批：第一批为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212箱，中央图书馆60箱，中央研究院120箱，外交部60箱，共计700多箱；第二批为故宫博物院1680箱，中央博物院460箱，中央图书馆462箱，北平图书馆18箱，中央研究院856箱，共计3500多箱；第三批为故宫博物院972箱，中央博物院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共计1200多箱。综上，蒋介石从大陆运往台湾的文物（包括图书）总计为5496箱。其中有一大批无价之宝。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就是那个时候从大陆运过去的。如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之一，现一分为二，较小的一段得名《剩山图》，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一长段为《无用师卷》，则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再说到蒋介石撤台的问题，其实美国并不希望蒋介石退到台湾去，他们看中了台湾的战略位置，更愿意把台湾扶持成一种既非共产党、也非蒋介石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能有效地使台湾真正成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时美国有一个“NSC37-5”号文件的对台方案，该文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扼要综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有关司局、陆海空三军、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意见。第二部分是结论，包括七点意见：（1）国务院应加强其与台湾的联系，应尽快拟订派员赴台的具体计划；（2）美国该官员抵台后，应按照“NSC37-2”号文件精神与台湾长官联系；（3）在获取台湾长官对美国的“保证”后，美国代表可向台湾方面表露“美国政府准备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台湾发展“自立自给”的经济；（4）在获取台湾方面上述保证后，美国可着手安排美驻华经济合作管理组派员赴台，进行勘察；（5）美驻华经济合作管理组随后向国务卿提供关于对台援助的总体计划；（6）在开始阶段，应“千方百计尽量少暴露美国官方在台活动”，同时“不遗余力地阻止大陆难民进入台湾”；（7）原拟议中的美国小规模舰队现将“不予驻[3]扎”台湾港口，以配合美国上述政治和经济措施的执行。于是，美[4]国试图策动陈诚“自立”。2月14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莫成德秘密由南京飞往台北，前去游说陈诚。

陈诚见了莫成德后，得知了美国的主要意图及其条件：（1）台湾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分离，在经贸上与共产党分离，美国每年提供2500万美元援助。（2）美国为造成既成事实，联合印度、澳大利亚等出兵占领台湾，实行国际托管。（3）蒋介石来台以政治避难身份相待。（4）亲美派孙立人将军应参加政府。对于这些条件，最令陈诚感兴趣的是美国的经济援助，于是他隐晦地接受了美国的条件。但他知道，一旦蒋介石来台，他不可能拒绝，毕竟他追随蒋介石20年，于情于理都无法满足美国的条件。

美国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层，于是又做孙立人的工作。孙立人曾留学美国，回国抗战立战功，升任师长、军长，赴台后任编练司令员新兵训练。美国通过代总统李宗仁，想由李宗仁任命孙立人为台湾省政府主席，换掉陈诚。但李宗仁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根本没有人事权。此事一拖再拖，结果反而让陈诚和蒋介石得到了信息，于是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孙立人，态度亲切得让孙立人受宠若惊。孙立人自以为出任台湾有望，哪料此后全无下文。

不过，蒋介石从此对陈诚和孙立人生了忌心，因此在上海失守后，不敢直飞台湾，而是带了蒋经国由上海到定海。当蒋介石离开他的老家浙江，也就是离开大陆时的心境，《魂断武岭》一书里有这样一段描述：蒋介石这才无精打采地乘上了竹筏。他站在竹筏上不住地叹息。竹筏已经离开海滨好远了，他还是站在原地，频频回头怅望这家乡的土地、山峦、港湾、农舍……这时，正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分，如火如血的晚霞泼在象山港上，港湾闪着黄澄澄的波光，蒋介石的一条孤筏就笼罩在这片黄晕里，慢慢向“太康”号军舰靠近。蒋介石住在“太康”号兵舰的舰长室舱内，从圆形的舷窗中望着象山港两岸的群山，笼罩在一片灰濛濛的烟雾之中，不由地心中感到茫茫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在此前，蒋介石在引退奉化溪口时有一次退台前的满腔悲凉的所谓“巡视”。1949年1月28日是我国的传统春节，蒋介石特地从宁波邀请戏班到溪口蒋氏家祠演戏，他举杯宴请乡亲好友。春节过后，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和孙儿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晚上，在其表弟王振南的小洋房里住了一夜，给村里每户人家分了一份在宁波大有南货店做的“对开馒头”。这次蒋介石还与他的舅父相叙。告别葛竹，蒋经国还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后来在清明节那天，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前去祭扫蒋母墓。蒋介石在墓前躬身下拜，老泪横流。节后几天，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到三岭村祭拜祖宗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又进祠堂拜了神位。此后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到宁波南郊的柳草庵，祭扫了柳草庵边的蒋姓祖坟；还到宁波东乡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摩诃太公”蒋宗霸的坟。蒋介石如此一一拜别蒋氏祖坟，他内心是预料此后就没机会了。直到1949年4月25日上午，蒋氏父子乘剡溪渡船到达溪南，在新砌的石口上岸缓缓步行，遥望对岸祖居，难舍难割。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天的活动与感受：1947年4月，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与蒋经国全家在浙江奉化溪口留影。昨日妻儿走了，傍晚到丰镐房家中探望，冷落非常，触景伤怀。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必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下午三时拜别祖堂，离开故里，乘车至方门附近海边，再步行至象山口岸登舰，何时重返家园，[5]殊难逆料矣。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不久。

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在舟山（定海）致电陈诚，说他即将飞台。但陈诚在24小时内未有复电，蒋介石想起陈诚曾与美国人接触，不由狐疑不定。虽然他对陈诚的忠心很清楚，但此多事之秋，任何人都不一定靠得住。蒋介石只好改从高雄登陆，（今天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内还设有蒋介石当年住过的一间“纪念室”，还专门陈列着当年蒋介石在南京坐过的小汽车。）因为当时高雄并不是陈诚的势力范围。一上陆，蒋介石对前来迎接的孙立人、彭孟缉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连忙回答：“有我们保护，绝对安全。”

6月24日，蒋介石在离台北以北13公里的草山定居，并将其改名为“阳明山”，将其别墅命名为“士林”。此后，蒋介石一面遥控大陆上的垂死扎挣，一面在台湾开张有关市面。

三　内外再挣扎一番

急访菲律宾、韩国

为了拉拢一些东南亚反共国家，组成“反共同盟”，蒋介石急急忙忙访问了菲律宾和韩国。

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带了王世杰、黄少谷，张其昀、沈昌焕等，从台北到菲律宾碧瑶，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会谈，讨论组织“远东反共同盟”及一旦台湾失守在菲律宾成立流亡政府等问题。

11日，会谈结束后发表了蒋介石与季里诺的联合声明。声明中，蒋介石说：在过去二日中，余等曾就有关中、菲合作问题及有关远东国家之问题，详细讨论，彼此意见十分融洽，此余两人所深引为欣快者也。在上项讨论之中，余等均认为中、菲两国之关系应予以加强，并应由两国政府立即采取切实步骤，以加强中、菲经济互助与文化合作。余等对于远东国家为保障其社会安定与国家安全所亟需之相互配合的发展，亦曾详细讨论。余等鉴于已往远东国家之彼此联系合作未臻密切，又鉴于远东国家之自由与独立，现正遭受共产势力严重威胁。余等认为远东国家应即成立联盟，加强其合作与互助，以反抗并消除此种威胁。余等并认为凡准备参加远东联盟之国家，应即遣派有全权之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以制订本联盟之具体组织。余等并盼望其他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对于本联盟之最高目的，将来亦皆[6]能起而响应。

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已宣布“下野”，名义上李宗仁是总统，所以蒋介石与季里诺表态此声明时，蒋介石又加了一个所谓“附带声明”，说：他这次赴菲律宾访问“系以私人资格应菲总统之邀请与之会晤，但将以国民党总裁之资格尽力促请中国政府采取步骤，支持上述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协议”。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于碧瑶会谈。

下一站蒋介石要访问韩国，于是在菲律宾碧瑶，又给韩国总统李承晚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了他在菲律宾的活动情况并征求李承晚的意见。连日中正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晤商，彼此均认为远东国家应成立一种联盟，以增进远东国家之合作，抵抗共产势力之威胁，并认为远东国家准备参加此联盟者，其政府应于最短期内派遣全权之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以制订此联盟之具体组织，此项联盟将来或可逐渐使其他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加入，但在目前，即令仅有菲、韩及中国等三五国家亦尽可先行组成。以上意见，中正及菲律宾总统均盼阁下惠予赞同，又此事中正认为以由菲律宾总统发起[7]为宜，尊意如何？统盼电复。

8月6日，蒋介石赴韩国访问。从6日下午开始至8日上午，蒋介石同李承晚与韩国军政要员进行会谈，涉及“联盟”事宜，并于8日在韩国镇海发表联合声明。

蒋介石在声明中说：吾人在韩国镇海会谈计两日，就亚洲各国或太平洋各国组织联盟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兹特宣布吾人会谈之结果，已获得如次之协：吾人均承认与人类自由及国独立不相容之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欲制止此共同威胁，吾人固须各自尽力，而同时必须联合奋斗。吾人之安全，祗有团结始能确保，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为迫切。吾人坚决相信，如果亚洲沉沦，则世界决不能自由，而且整个人类，决不能听其一半获得自由，而一半则为奴隶。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须步骤，以促上述联盟之实现。

末了，蒋介石与李承晚在联合声明中提出建议：“为此吾人现在敦促季里诺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8]各项具体办法。”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蒋介石在“碧瑶会谈”和“镇海会谈”中所鼓噪的“远东反共同盟”尚未展开阵脚，便偃旗息鼓了。

西南挣扎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时在溪口幕后指挥最后挣扎的三盘棋：一是在京、沪、杭再拼一番，结局是惨败；二是退守西南；三是在沿海再挣扎一下。最后实在不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即彻底退到台湾。金门一仗，蒋介石总以为他是有力量作最后挣扎的。他幻想在成都平原坚守六个月，就可赢得美国出兵支援，也就会致使苏联出兵支持中共，从而诱出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不但否定胡宗南提出的建议，即迅速撤往西昌再转滇越边境，而下令要打一个“川西会战”。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湾飞往重庆，企图变幻想为现实。事先，11日这一天，蒋介石找了国民党“四元老”之一吴稚晖，谈及他赴四川的打算。吴对此“甚表赞成”，并对蒋说：“万不可使李宗仁脱卸其政治上应负之责任。”蒋经国对此评论说：“老成谋国，令人折服。”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接到阎锡山（当时任行政院院长）来函说：“渝东、黔东军事虽有布置，尚无把握，非钧座莅渝，难期挽救。”阎锡山又电告说：“今日政务委员会决议，一致请钧座早日莅渝。”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李德邻由滇直回桂林而不返重庆，在此贵阳危急，川东陷落，重庆垂危之际，政府岂能无主。党国存亡系此俄顷，不问李之心理如何，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意，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至于生死存亡，尚复容计乎？乃决心飞渝，尚期李能彻悟回头也。”蒋介石飞重庆的前一天（13日），陈立夫（当时的立法院副院长）联合了70名“立法委员”（均系国民党员），从重庆给在台的蒋介石电陈，要蒋不要等李宗仁返渝，看样子李是不返渝了，名义是什么“拟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这个时候的战局，按蒋经国的说法是“川、黔战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这一天夜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德邻飞桂后，闪避不回重庆行都，整个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不管李之心理如何，余不能不先飞渝，主持残局，明知其挽救无望，但尽我革命职责，求其心之所安也。”

蒋介石是14日上午11时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下午4时15分到达重庆。当时重庆的景象，依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中所说，“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

蒋介石是怎样在西南再挣扎一番的呢？

第一，他一到重庆，还是设法想把李宗仁叫到西南。他一面打电报给李宗仁：“迭承吾兄电嘱来渝，共扶危局，昨闻贵阳危急，川东告紧，故特于本日来渝，望兄即行返渝，共商一切。”另一面打电报给白崇禧：“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飞渝，甚望德邻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催命驾。”结果是李宗仁根本不理蒋介石。到了20日，蒋介石召集党政干会商，再电告白崇禧陪李宗仁来渝，结果是白崇禧来了，下午见到蒋介石时说李宗仁已于今天上午飞往香港。李是以“赴美治疗胃疾”为由，由桂林去香港的。蒋介石很生气，大骂李“置党国存在于不顾”，“实卑劣无耻极矣”。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中说：“李宗仁在发表之宣言与私函中，对其职权并无交代，仅藉‘胃病复发’为由，仍以‘国家元首’名义‘出国就医’，此次陷国家行政于紊乱状态，其个人之信誉与人格，亦扫地以尽，是诚何心？”到了第二天（21日），蒋介石仍不死心，再找白崇禧，说自己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为恐李宗仁在海外丢丑，要李宗仁马上回渝，待当面商定对内对外大计后，再可出国。同时，蒋介石又把话拖一个尾巴，即现在由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权，以符宪法规定。为表明“诚心”，蒋介石又派居觉生、朱骝先、洪兰友等人为代表，带上他写给李宗仁亲笔信，去香港劝李宗仁返渝，结果李宗仁还是“未应允”。

蒋介石为什么非要请李宗仁回渝呢？究其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李宗仁患病这是事实，他的高级幕僚们也“完全同意”李宗仁的打算：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9]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定赴美就医。

作为蒋介石，一是要找一只替罪羊，把最后的惨败局面往李的头上推，当然全推是不可能的，这是明摆着的，蒋是“祸首”；二是怕李宗仁“变心”，因为李的“三剑客”之一黄绍“早于八月十三日通电投共”；三是还想通过李去争取“美援”。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到：“李宗仁作为遏制远东共产主义的有效工具，对世界和平事业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建议美国政府“继续给予经济援[10]助”。

第二，他一到重庆，马上设法稳定云南的局势。14日当天，蒋介石重新将云南问题提出讨论，因卢汉已提出三次辞呈，准备摆脱云南省主席职务。蒋经国说：卢汉“自动休假半月，个中真相如何？可以暂且不问，但其消极态度，不免可疑可虑”。蒋介石“决定仍以全力协助，使之安心，俾免再生波折”。18日，蒋介石召见王方舟、张岳军、顾墨三商讨云南问题。这天夜里，阎锡山对蒋说及卢汉“态度突变，至为焦虑”，认为“此固在意料之中，但彼之反复无常，对之不能不有坚决之方针也”。20日，蒋介石派张岳军赴滇，“处理滇卢事”。卢汉反蒋是由来已久，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11月3日（1949）我率随员数人，专机飞往昆明，卢汉率云南绥靖公署及省政府各级官员和各界民众团体在机场迎接，随即与卢汉同车赴五华山绥靖公署。一住数日，每晚与卢汉谈至深宵。卢氏对我近日来所受蒋先生的折磨十分了解，深表同情。他对蒋先生以往所加予他的种种阴谋迫害，说来尤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蒋先生调虎离山，要他率滇军精锐两军在安南接收，以便杜聿明在昆明解决龙云。迨杜氏政变失败，卢汉始奉命回滇任云南省主席。在他任内，中央驻大军于滇，中央官员嚣张万分，使他穷于应付……后来卢汉又郑重地向我建议说：‘总统，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割掉他，以泄心头之[11]愤。’”蒋介石离重庆到了成都后，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中写道：12月7日，“滇卢之靠共态度亦渐显露，既不愿大本营常驻昆明，亦不肯接受滇黔剿共总司令名义，其用心与刘、邓如出一辙”。蒋介石对策是：如果他“一旦离蓉，彼等或可联合发表宣言，共同降共。故仍继续留蓉，必使胡宗南部队部署完妥后再定行止”。同时，蒋介石同张岳军、阎锡山商量，派张岳军“飞滇晤卢，予以安抚”。结果，到了8日晚上，张岳军由昆明返回成都向蒋介石报告卢汉的动向：“彼正在戒烟，态度反常，只想要钱，公义私情皆所不顾。”蒋介石还是不死心，虽然“心知（卢汉）有异”，乃召见由云南来成都的余程万、李弥、龙泽汇各军长，“训示其必须保卫云南，不能作撤退迁西之想；并切嘱卢汉坚定执行原定部置，军事中央可设法负担”。局面已无法挽救，9日张岳军再同余程万、李弥、龙泽汇一道赴昆明做卢汉的工作，结果是：“下午二时后，忽得‘飞机在昆明被扣’之消息，乃知变生肘腋”，蒋介石“最初尚可与张岳军先生通话，知其尚未与卢汉晤面，及至夜间，渝昆电讯已不复能通矣”。到了10日，“晨，渝昆电讯复电，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

第三，他一到重庆，就部署在西南作最后的挣扎。蒋经国在其《危急存亡之秋》中对此有如下记录：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抵达重庆。“国军已自贵阳撤退，秀山失守，共军已迫彭水也”，“父亲独自研究战局，拟调胡宗南部增援重庆。彭水已于夜间失守。第二军部队在芙蓉江东岸地亦被共军包围”。

同月18日，蒋介石找张岳军、顾墨三商讨“滇事与渝东作战部署”。蒋经国说他“自十五日奉命，赴前线视察战地实况于当日下午四时，在重庆海棠溪过渡，车至綦江，天色昏黑，即在驻军军部过夜。翌晨三时卅分起身，四时出发，经过南川，越过长江水坝、白马大山，于傍晚始达江口。在沿途所见自前方败退的部队，情况非常混乱，伤心之至！在江口遇见宋希濂和陈克非两人，曾将父亲希望他们固守乌江的来意相告。昨夜住宿南川。今晨五时起床，六时动身，九时到达綦江。在该地遇见罗广文军长，详谈二小时之久。下午四时返抵重庆，向父复命”。

同月25日，蒋介石在24日“曾电罗广文：‘望严责所部有进无退，死中求生。’不料该部已完全放弃南川，不留一兵一卒，致共军长驱直入，进迫綦江”。

同时，贵阳失守。

同月28日，“自前日午夜共军攻占綦江，罗广文只身脱逃来渝后，重庆外围危急。父亲今日对放弃重庆问题研讨甚久。如果撤退太早，则共军必可于半月内到达成都，而我之唯一主力陕南胡宗南部，本已撤至汉中以南，将无法转移于成都以西地区。如此，西南大陆将整个为共军所控制。故决定缓撤重庆守军，并在沿江设防，以确保成都。不料共军业已攻抵南温泉，重庆危在旦夕矣。午后随父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言之痛心！”

同月29日，“我政府行政院迁至成都办公”，“万县有两艘军舰叛变，向长江下游下驶。重庆近郊，我军已与共军激战。正午黄桷桠方面亦已发生战斗，重庆市内，秩序异常混乱。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一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共军在江津上游二十里之处渡江矣。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共军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在此兵荒马乱之时，父亲指挥若定，其安详镇静有如此者”。

同月30日，“凌晨六时，随父由白市驿机场起飞，七时到达新津，换机转飞成都，入驻中央军官学校。当父亲自白市驿起飞时，据报：‘在江口过江之共军，已迫近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之前方二十华里。’白市驿机场旋即自动炸毁，免为共军利用。时尚有驱逐机四架及高级教练机六架，以气候恶劣，不能飞行，亦一并炸毁，殊可痛惜。广西之南宁亦于今日失守。”

12月1日，“重庆本日失守，对我保卫西南，确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不过，父亲个人确已做到了‘为革命而尽其在我’的责任。父亲下午约见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向传义、王方舟等谈话。胡宗南长官亦自绵阳来见，详商军事部署，以汽油缺乏，运兵滞缓为难。父亲仍望其速派有力部队进驻遂宁并防守内江。此时璧山已陷，铜梁县县长闻风弃职潜逃，仅剩电话局局员对外答话；永川县长与驻军亦同伙投共。内江以东汽车停开，道路阻塞，等待过渡者形成长阵，达十余公里，拥挤不堪。此地约有六百辆汽车，等于无用，甚至将以资共，殊为可虑。地方政府无能，成都社会风气比重庆更为复杂。街头巷尾构筑无用之木栅，真是自欺欺人。”

同月4日，“下午，城内秩序渐恶，到处汽车拥挤，冷枪时发，成乐公路之夹江、峨眉附近，盗贼如毛，四出行劫，南路亦复如此。致使胡宗南部队作战调动，均发生极大困难。”

同月5日，“据报富顺为共军所陷，旋查知共军并未进城，只在泸州途中用电话恐吓富顺县长，而县长及军政人员即惊慌失措，闻风逃避，县城无人防守，遂致陷落。父亲与胡宗南长官研究作战方略，决集中二十六军于自流井与内江之线，以遏止共军向乐山方面进窜，并拟定川中此后全般部署与战斗序列。然自流井已于夜间失陷，决战方案遂失作用。内江已陷，遂宁情况不明，仅银山铺方面尚有我部队布防。”

同月7日，“父亲今日约刘文辉、邓锡侯来见，彼等避不应召，反来函称：‘王方舟主席与其为难。’其实彼等已受共方威胁，决心投共，故已无所顾忌矣。”“正午会报，提议设成都防卫司令部，以示作战决心”，“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其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此时胡宗南部队已翻越秦岭，跋涉长途，转到成都平原。以六百公里与敌对峙之正面转进，至一千余公里长距离之目的地，而竟能于半个月时间内，迅速完成，且主力毫无损失，亦战败中之奇迹也”。

同月8日，“行政院”“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并在西昌为设置总指挥部，继续与共军作战”。

同月10日，“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故屡次准备起行而又屡次中止。今日以昆明又告陷共军手中，乃询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

虽然蒋经国在文中有吹捧蒋介石之言，但总体上还是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当时蒋介石在西南挣扎及最后失败的景况。

在成都期间，蒋介石还在12月4日接见了美联社记者，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将永为独立自由而战》的谈话，表示：“吾人虽遭受许多挫折；但并不灰心，圣经有云：我已宣誓‘虽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同时，他非常恼火，这次离开西南回到台湾只过了几天就自责：“这次重庆一般高级将领精神的崩溃，道德的坠落，实在使得我灰心失望。可以说我们革命军初期同生共死共患难的精神，到今天已经扫地净尽了！”

蒋介石回到台湾后，就他这次在西南的最后挣扎，于12月12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一个题为《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的报告。

一开头，蒋介石就说了他为什么要赴西南：我是在上月十四号由台北飞往重庆的。十三号晚上我就接到了一个报告，知道“匪”已经占领贵阳郊外的图云关，贵阳市的国军已经撤退，贵阳的失陷，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这时四川彭水旧城亦已撤守，川东门户洞开，重庆又受震动……川黔滇三省，可以说是一个单位，三省之中任何一省的军事政治如发生变化，则其他二省亦必受到连带的影响。尤其是贵阳市为重庆昆明交通的枢纽，贵阳一失……川滇两省人民，在心理上也要感受共匪的威胁。而且川滇环境特殊，政治军事情形复杂，为此大敌压境之际，内部难免不发生意外的变化，使大局限于无可挽救的地步。因此，我觉得在危急的关头，我个人应该去到西南和当地一般忠贞不二、反共到底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以期竭我心力而图补救……我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之下，去到西南，原是抱着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理。

接着，蒋介石吹嘘了他这次赴西南的成绩：在我留驻西南的二十六天之中，由于我苦心的调度，军政干部昼夜不断的努力，完成了一件极端艰巨而且极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掩护胡主任宗南四十万大军的转移……胡主任现在负西南整个军政的责任，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率领我们革命军最后一部分菁华的部队，在这一个地区上建立起坚强不拔的基础，作为我们大陆反攻的根据地。

再接着，蒋介石就所谓“西南前线一般将领的心理精神”作了分析。他认为：“一般守土有责的高级将领，拥有比敌人优势的实力，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么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生命。”蒋介石特别点了宋希濂、罗广文的名，说“这一次西南军事的失败，宋希濂应该负最大的责任”。[12]

末了，蒋介石还就西南的“战术”作了评述。

四　在台复职

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

这似乎是蒋介石的一贯手段，也显示了蒋的确是“治心即治兵之本”、“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思想，他一到台湾就开办了一所“革命实践研究院”，类似于黄埔训练、庐山训练、南京训练。这个时候搞这所研究院是为了总结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同时旨在为残兵败将“打气”。

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总理纪念周时发表了题为《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的长篇讲话。一开口，蒋介石不得不说：“我们在军事屡败之际，到台北来举行总理纪念周，实在觉得惭愧万分！”接着蒋介石不厌其烦地用所谓“民国纪元以前本党同志在总理领导之下，为颠覆满清而奋斗，其间经过十次的失败，才能获后的成功”，以这“十次”的介绍作铺垫，把话最终转到正题上，说：“如果我们一般干部同志真正能笃信主义，实践革命，真能协同一致，坚持到底，那我可以断言：不出三年，共匪一定不打自倒。”于是他对高级将领提出了一个要求：“在目前这个阶段，问题的中心尤其在于军事。军事不能支持，则其他政治经济的改进，都无法实现；反之，如果军事能够稳定发展，则其他一切政治经济的措施，都可以按日计程的推动。因此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今后所负的责任，特别的重大。”“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13]年，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1949年10月16日，『革命实践研究院』正式开学。

经过一番张罗，“革命实践研究院”在台北阳明山上开张。蒋介石亲自兼这个院的院长。很显然，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等于是跟党平行，也是党内的教育机构”（《蒋经国口述自传》中说）。1949年10月16日正式开学，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革命·实践·研究三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革命失败的原因》的长篇演讲。在这个讲话中，蒋介石说了这么一些话：本人这次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召集大家到本院来学习研究，唯一的意义就是要从我院长本人起，到每个学员止，大家都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过去的罪过，了解我们过去失败的原因，求得一个具体的结论。然后研究如何战胜我们的敌人。今天我们革命事业，遭受如此严重的挫折，原因当然很多，不是今天一两点钟之内所能列举的。如果我们对自己宽恕一些的话，那只可以说我们自北伐以来……我们没有一个休养整顿从事建设的机会，以致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不能树立健全的基础。上面说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不能想象！至于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我们战略的错误。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

接着，蒋介石又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成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实践”、什么叫“研究”，并对其作了不厌其繁的解释。

在解释“革命”时，蒋介石说他的军队之所以处处失败是由于犯了“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依赖主义”三种“心理”的错误，所以“自从去年徐蚌会战以来……国军处处失败”。

在解释“实践”时，蒋介石说“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的致命伤就是因为一般干部同志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

在解释“研究”时，蒋介石指责他的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为中外所讽刺，为社会所鄙弃”，不得不称赞共产党的干部“没有其他的长处……但是他们特别提倡研究好学的习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遭遇一种新的情况，他们就一定要反复的检讨，深切的学习，[14]务求其彻底的了解”。

在开学典礼上，蒋介石还亲自宣读了《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要旨》。

在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之前，蒋介石的确是窜来窜去，十分忙乱。7月16日，他飞到广州，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保卫广州应注意的三件事”：一是“关于广州的政治，我以为莫急于禁赌、禁烟和禁走私”；二是“关于军事问题：我赞成政府决心保卫广州，并以广州为据点，以保卫大广东”；三是“今天社会堕落，人心动荡，士气消沉，当前的急务，实无过于转移风气，振作人心”。李宗仁回忆说：“身居幕后的蒋先生都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邨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做‘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作主席，我作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介石为加强他对党政军[15]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8月7日，他又在韩国出现，发表讲话。9月13日，他一下子又飞到了成都，在四川省的所谓“绅耆及各界人士”茶话会上发表讲话。

接着，10月22日，蒋介石又出现在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的讲话。这一天没有讲完，在24日又继续讲这个问题。

一张嘴，蒋介石就说：“今天我要和各位继续讨论国军失败和共匪胜利的原因。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大家必须了解什么是军队战胜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个基本要素对于我们军队的成败利钝，何以能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把这个基本要素归结为：“自从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政府具有如此悠久的革命历史，拥有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为什么到今天竟失败到如此地步呢……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军队尤其是高级将领已经失却了主义的信仰，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评论，说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师法苏俄，以‘党’统‘军’，以‘党员’为‘军队’的骨干，以‘党代表’为‘军队’的核心”。接着，他又把话题转过去，指责他的部队与“军民情感的隔膜，可以说恶劣[16]到了极点”。

在第二次的讲话中，蒋介石又分析了所谓“我们一般军队的缺点和失败的原因”。他说：“我们这次这样严重的失败，军事本身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非单纯军事的原因则更多，而且占着重要的成分。”这种“非单纯军事的原因”，蒋介石借用了“外国人批评我们军官的缺点”，概括有三条：一是“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学识，因为司令部和部队的事务，就要消耗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二是“我们的部队长官，对自己的部队与官兵之间，处处发生上级官长与下级官长脱节，下级官长又与士兵脱节，官兵则与人民脱节的现象”；三是“美国人对我军队批评最重要一句话，就是‘中国士兵在他官长面前是没有人格的’，就是不当作士兵是一个人”。蒋介石又“反过来”说：中共领导的部队“实在没有好的武器，亦没有特别好的学问，但他们怎样可以打胜我们？他们就是靠他严格的组织、训练、管理与有计划的宣传，和彻底的研究学习，而且处处研究，事事学习。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可以用坏的武器打败我们好的武器，并以少数的部队，打败[17]我们大部队”。

10月30日，蒋介石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敌我双方优劣之检讨及‘战争艺术化’的意义》的讲话。这是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金门受挫，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三个团近万人，虽然蒋介石也不惜代价守金门，伤亡近万人，但按蒋介石的说法“这是我们剿匪以来最彻底的一次胜利”。

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呢？

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厦门，接着要解放金门。当时解放厦门并准备解放金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司令认为：“金门岛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2万名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一个主力军加第29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是绰绰有余了。再说原作战部署本来就是由第28军攻金门的嘛，没有必要再改变部署。我还是那句话：此[18]役必胜！”蒋介石在大小金门的守军是1.7万人和3000人。24日战斗一打响，蒋介石不仅派海军（“太平”号舰及“楚观”、“联铮”、“淮安”等舰和“203”号扫雷艇，“15”、“16”号炮艇）封锁大小金门的海面，而且增派胡琏兵团（第12兵团）的第18军第118师、第19军第14师、第18师52团和第11师的一个团。仗打得十分激烈。到了26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登岛部队已弹尽粮绝。27日上午金门战斗基本结束。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提出（11月8日）：“以三个团去打敌人三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关于“金门战役”作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人民解放战争的一次战役，随着历史的推延，许多比较可靠的资料已都公布了，有文章、评议，乃至照片等。当时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只能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行事，其命令在军政系统不具有“合法性”，无法公开下达，而所有党政军人员，谁能调动谁，那就看人脉了。1949年9月，舟山、漳州、厦门、广州同时告急，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命令胡琏调防广州，而在台湾的东南军政公署长官陈诚也派副长官罗卓英携蒋之命，要求胡琏增援舟山和金门，保卫金门。胡琏很有些为难。此时国民政府已迁至广州，从“合法性”来说，华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命令自然不能违抗。但从感情和道义上讲，一生以“誓死追随民族领袖总统蒋公”为目标的胡琏又不能不听台湾的命令。于是胡琏先派第18军开赴厦门。后经陈诚运作，1949年9月15日国防部才正式下令第12兵团归东南公署节制，胡琏才安排部队悉数乘船出海，本人则去台北复命。

解放军进攻前夕，金门地区防务部署状况大致为：第12兵团第18军指挥第11师和第45师守金门东，第25军指挥第40师和第201师（缺603团）守金门西，第5军（缺第166师）指挥第200师及随后增援的53团，驻小金门及大二担岛，而后赶到的第19军主力进驻金门城，另一部分进驻琼林附近。为增加防卫力量，9月12日，装甲兵司令部派战车一营第一和第三两连进驻金门。该战车营官兵除军官和车长是老兵，其余士兵皆未完成初级训练，抵金门后，临时日夜进行车辆保养和战车兵科学习。第12兵团及原司令官黄维，皆在解放军的渡海战役中覆没，只有副司令胡琏化装成士兵突围，收容残部共6000余人撤到江南。1949年5月，胡琏奉命重组第12兵团，并进行了数月修整。因此，金门地区国民党部队除胡琏部较为强壮外，其余部队编装残缺，人员不足。李良荣的第22兵团是1949年7月以福建龙溪第一编练司令部改编而来，8月份开赴金厦，原拟编入该兵团的第25军在福清覆没，改为用空军警备旅改编的第45师及台湾开来的青年军第201师作补充，所辖的第9军编为第166师，从厦门后撤至金门，仅剩1100多人，原在小金门的该兵团第5军所属的第200师和第45师加起来共1900多人。随后三师合编为第200师，也就3000多人，因有大量干部和勤务兵，战斗力还不及一个团，青年军第201师约有5000人，因此第22兵团上下加起来就万余人。“第18军若不先到金门，第19军亦不续到，则金门存亡，实难逆料。金门若失，则此万人亦不得撤回台湾了！该岛作战，殊难安全脱离，成则全胜，败则全败。”这是胡琏事后的感慨。将战车3团一营送上金门对后来的战斗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当时该营配备兵力420人，M5A1坦克22辆，汽车22辆。这支装甲部队的布置如下：战车一营一连（缺第三排）配属给第18军第118师352团，于金门东的沙美附近，为机动部队；第三连（缺第三排）配属给第118师353团，在金门西顶堡附近保持机动；两个连的第三排驻于金门西村附近，由营长陈振威直接指挥。别看只是一个营，它可是国军中的“嫡系贵族”部队，上岛的第一和第三两个连是从战车1团改编过来的，蒋纬国是前任团长。出发到金门前，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本想换上更老成持稳的王守成当营长，但战车3团团长张广勋坚决反对。他认为两连官兵被蒋纬国宠坏了，调皮捣蛋得很，必须要性格刚烈的陈振威才镇得住。临行前，徐庭瑶、蒋纬国召见陈振威，嘱其上岛后对坦克部队要坚持“分区控制、统一指挥、集中使用”三原则。

战斗的开始很凑巧。10月24日，驻金门的战车一营三连在垄口海滩一带演习。坦克发生故障滞留在海滩修复，正巧25日凌晨发生战斗，三辆坦克排成横队，三炮六机枪向正前方海滩扫射，青年军第201师602团三营参战，金门战役打响，其余驻金门国民党军增援部队闻讯随即加入战斗。解放军最先登陆的244团在重火力压制下，伤亡惨重。解放军251团在古宁头登陆，253团在湖尾登陆。遗憾的是，解放军三个团登陆，却没有一名师级指挥官随同，缺乏统一指挥。据叶飞回忆，登陆部队没按事先交代，先巩固滩头，而只是留下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随后就向纵深处猛插。更没有想到，由于不明水情，正欲回航运送第二梯队的船只，却遭遇退潮全部搁浅，随后被国民党部队炮火击毁。后援部队只能望洋兴叹，登岛部队遂陷入绝地。为解登岛解放军之困，我第10兵团下令紧急调动船只，但老百姓手上的船只已经寥寥无几。加上时间紧迫，只征到运送两个营的船只。双方激战至26日早上，下午又送解放军四个连在湖尾乡登陆，一下船又遭包围。27日，我第10兵团与岛上部队彻底失去联系，到了28日，岛上枪声已经稀疏，战斗基本结束。解放军224团、253团一度占领双乳山、观音山、湖尾高地，但却被击退，251团突围进至古宁头一带，踞守林厝工事，与国民党部队第14师和第118师对峙。反攻古宁头的国民党部队第14师师长李光前冲锋时战死，为此役国民党部队最高军官，后被追赠为少将，金门西浦头林村村民还为之建了一座庙，称为“金门守护神”。解放军最后登陆支援的四个连，其中有两个连突破包围，到古宁头与踞守的解放军会合。26日深夜，解放军后援不继，已渐不支，战役接近尾声。27日拂晓，国民党部队第118师和第14师清扫战场时，突然发现古宁头西北角断崖下还隐藏着千名解放军，立即展开进攻。战至10时，解放军伤亡400余人，弹尽粮绝，剩余部队被俘捕，至此金门战役结束。

另外，在《叶飞传》中对金门战役也有详细的叙述。按计划，厦门战斗一结束就要进行金门战斗。但由于征集船只和船工都很困难，发起攻击的日期一拖再拖。当时不独是船，其他准备也不尽充分。解放军第10兵团情报部门对国民党胡琏兵团是撤往台湾还是增援金门判断不定，叶飞认为在胡兵团仍在海上徘徊时发起登陆进攻是一个战机，乃电令第28军攻取金门。

在解放军第10兵团的战史上有这样的记述：此战也改变了金门命运，全台因此振奋，各种慰问犒劳纷至沓来，金门具有了更重要战略意义，成为拱卫台湾的军事重镇，自此与军队和军事结下不解之缘，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态。其后，胡琏就任福建省主席、金门防[19]卫司令、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主政金门。

1949年10月30日，蒋介石是既十分得意又十分节制地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长篇讲话。对金门的“胜利”，蒋介石充分肯定了这是“最彻底的一次胜利”，并提出“关于金门战事的经过，各位负责主官必须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一个具体的报告，而且要召集有关部门，对于这一次胜利加以彻底的检讨”。接着，在对战争的科学化与艺术化作了一些阐述后，蒋又把话题转到了中共的两大长处：“第一个长处就是‘情报’……实在是有其独到之处”；“第二个长处是‘军队政治工作’……之所以有今日的发展和胜利，他主要的是要归功于他们的军队政治工作。”他又指责：“现在我们一般高级将领的缺点，真是不胜枚举，我所知：第一是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磨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第二是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人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泄沓。第三是消极被动，推诿责任。凡事都要上级来推动，而不能认清职责，自主自动。第四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第五是含糊笼统，不求正确，尤其是对于时间、地点和数字，始终没有正确的观念。第六是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第七是迟疑犹豫，徘徊却顾。第八是主观自大，故步自封。以上这些毛[20]病，不过是就我观察所得，列举出来的，遗漏之处，当然更多。”

11月7日，蒋介石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陆海空军联合演习要旨》，而实际上是借题说明所谓“革命建国的基本精神”，又借赞赏日本占领台湾几十年中的“许多建设”（特别是日月潭水利工程和阿里山入山铁道这两个工程），提出“这种孜孜不辍，[21]践履笃实的精神，也才是真正的建国精神”。

第三次复职

对前后三次复职，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日有一个说法：本人受总理的付托，领导革命以来，到现在为止，曾经三次下野，三次复职。第一次下野是民国十六年八月，当时党中一部分同志与汪精卫、鲍罗廷勾结起来，在武汉另组政府，形成本党内部分裂，以为我不下野，他们就不愿北伐。我为求党的团结，不忍北伐大业中坠，乃毅然下野。但是下野以后，不但是北伐无形停顿，而且不到三个月，政府机构无人管理，官兵薪饷没有着落，“共匪”在南昌、广州等地不断的暴动叛乱，国内呈现了一片混乱的现象……到了当年年底，中央常会决议，要我回京继续负责。于是我在十七年一月四日宣布复职，而以完成北伐统一全国为唯一使命。我第二次下野，是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因为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本党同志认为我应该负沈阳失陷的责任；而且以为我不下野，则日本侵略将无止境，只要我能下野，他们就可以和日本觅取妥协的途径，国家的生存就有了保障。于是我接受党内同志的要求，再度下野。但是当我下野以后，日本的侵略有加无已，而政府内部之混乱，军队士气之低落，社会人心之不安，比我第一次下野的时候，更为恶化。于是中央决议要我回南京，而孙科院长亦亲到杭州，一定要我一同回南京……我当时鉴于内忧外患，如此紧迫，党国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只得顺从中央决议与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再度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去年一月，本人第三次下野。当年下野的情形以及一年以来的惨痛经[22]验……今天不必细说。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

对于这次复职，蒋介石远在重庆、成都时就有不少动作：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一方面对李宗仁“擅离职守”表示“中央”的“意旨”；另一方面一致主张要蒋介石“复位”。会上对“复位”的时间有不同的意见。蒋介石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对外关系，尤其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之代表地位问题，极关重要。如果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不‘复行视事’，则各国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为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则不得不考虑对于北平‘匪伪政权’之承认。此外，对内尚有维系人民之作用。此时举国上下，人心动摇，如云南之卢汉等，已明言，李既出国，而蒋总统又不肯‘复位’，则国家无人领导，尚何希望之有。因此，不能不作‘复行视事’之准备。惟对时期问题尚须加以研究。”很明显，蒋介石是正式发出了再上台的信号。

12月2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党政会报，又研讨了“复行视事”的问题。蒋介石认为：“今日国家危急，已至千钧一发之时，何忍见危不救，避嫌卸责，只有光明正大，决心‘复行视事’为不二之道，至于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蒋又同阎锡山、张岳军商量，决定待法定手续完成后，再作“复行视事”的准备。为了这个“法定手续”，4日，在成都的国民大会代表演了一幕谒见蒋介石，请求“复位”的戏；接着，旅台的立、监委员和国大代表亦演了一幕来电请求蒋“复行总统职权，以挽危局”的戏；5日，民、青两党代表联名电请蒋“复位”。

蒋介石离开西南回到台湾后，第三次复职正式进入议程与行动。

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一片败象，处在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政治上充满隐忧显患。1945年10月台湾从日本的手中回到了祖国怀抱，这是值得庆贺的大事，但由于国民政府台湾行政公署在处理同岛内人民关系上的失误，导致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给岛内人民与国民党统治之间长久地留下了“敌视与猜忌”的历史阴影。蒋介石败退台湾，一开始就注意了同岛内关系的处理，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权力争斗的恶习仍沿袭至台，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沿海岛屿与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军事部署对岛内的威胁，使“省籍矛盾”的沉疴和内部失败主义的心理，成为蒋介石两大政治难题。

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45年台湾光复前，日本在台湾的经营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至严重破坏。战后，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物资基础亦所剩无几。以台湾光复前后的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为例：日本统治时期一般机械最高产量为8200吨，钢材1.8万吨，水泥30.3万吨，肥料3.4万吨，纸2.6万吨，棉纱539吨，煤285.4万吨，电1195百万度，糖137.4万吨，米140.2万吨。1946年降为一般机械980吨，钢材3000吨，水泥9.7万吨，肥料5000吨，纸3000吨，棉纱410吨，煤104.9万吨，电472百万度，糖8.6万吨，米89.4万吨。1949年，一般机械只有3666吨，钢材1.1万吨，水泥29.1万吨，肥料4.6万吨，纸1万吨，棉纱1805吨，煤161.4万吨，电854百万度，糖64.7万吨，米121.5万吨。生产状况如此恶化，得不到迅速恢复，而进口又受到外汇短缺的限制，致使人民生活贫困不堪，随着国民党的溃败，大量人口涌向台湾岛，导致人口激增。1946年，台湾人口为610万，1948年增至680万，1950年激增到790万，1952年高达810万。六年间，台湾增加了200万人口，尚不包括败退台湾的60万军队和未报户口的人数。这对于生产破坏、物资奇缺、人民生活十分贫苦的台湾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虽然国民党退台时带去了一些资产，包括黄金、白银、美钞计5亿美元上下，以及生产设备和少量物资，但远不足以负担由大陆退台的200多万军民的生活需要。其直接后果，必然导致物价飞涨。从1946年至1949年，台湾的趸售物价上涨了1000倍。1949年至1952年，趸售物价又上涨了8.3倍。生产萎缩、物价上涨所造成的恶果，是台湾当局的财政预算赤字和外汇高额负债。1949年后，台湾当局为恢复经济和重整军备的支出十分浩繁，使财政预算连年有巨额赤字，加上恶性通货膨胀，遂使1950年至1952年的赤字高达5.36亿元新台币。由于退台初银行的债信未立，无法发行公债，除了抛售一点有限的黄金以外，只有向台湾银行透支，而台湾银行则以增发新台币来应付。1949年6月新台币发行时，最高限额应为2亿元，但到1952年度的发行额高达7.55亿元，远远超过其限额，助长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形成了恶性循环。退台初，台湾的国际收支皆由台湾银行处理。1950年，台湾银行的外汇存底完全枯竭，被迫向“民航空运公司”借款50万美元应急。1951年初，台湾银行外汇负债达1050万美元，其银行信用卡已被外国银行拒收。台湾经济实已达到山穷水尽的境地。

军事上残兵败将弱不可恃。陆续由大陆败退至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外缘诸岛的国民党军队残部约为60万人，其中30万有作战经历。军队严重缺少弹药、粮食、衣物与机动性。很多建制单位徒有虚名，或官多兵少或有官无兵。官兵成分复杂，有职业军人，也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和学生。“野战师团”零零星星，临时由地方保安团队和流亡学生拼凑。国民党陆军力量薄弱、分散，战斗力极低，虚张声势有余，实战“难挡强敌”。其对外鼓噪的“海上长城”，实际上是一套空话。桂永清为司令的国民党海军只有3.5万人左右，舰艇约50艘。但是，实际上能发挥攻击能力的战舰，不过半数而已，况且炮弹缺乏，维修不济，难以掌握海峡的制海权。周至柔指挥的空军共有官兵8.5万人，各种类型的飞机400架，缺乏维修零件，真正能战斗的只有半数，油料储存量仅够两个月之用。如果国共“双方胶着，长期消耗，连这最后的本钱，也将输光”。

外交上孤立无援。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只有韩国去台北设立使馆。与国民党政府原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均认为，国民党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作为国民党的最大靠山和“盟友”的美国，最初在台湾也仅设立一个总领事馆，而且美国政府此时一再下令撤退在台侨民。国民党政府的全面溃败，使美国决议不再给其以任何援助。1950年1月，美国国务院曾向所有驻外使馆发出一份机密备忘录，训令所有馆员，台湾失守是迟早的事情，要求他们将这种损失减轻到最低程度。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在此间发表的一份文告中声明：“此时此刻，美国无意取得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的特权；也无意动用军队干预，美国不会介入中国的国内冲突。同样地，美国政府不会提供台湾军事援助或顾问。”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在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此后的数月之内，美国及联合国在报刊或讲坛上，不断辩论承认大陆人民民主政权问题，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可见，在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美国与国民党的关系处于低潮，美国决策者认为不值得以武力“防卫”台湾，台湾前途必须“自求多福”。

总之，蒋介石退台初期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台湾岛内一片混乱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陷于风雨飘摇的黯淡境地。

据美国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在从大陆退台后的日记，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北的途中，心情沉重，以至“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当天的日记记载：“十八时半抵台北，与辞修同车到草卢寓（即阳明山招待所）。空气清淡，环境清静，与成都灰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也。”然而西南战况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噩梦连连。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自省说：“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他痛苦的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可谓道尽了饱尝众叛亲离的苦痛。同一天，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继续援华法案”，台湾危局总算保住了。蒋介石偕家人到日月潭度假，心有所感地在日记中写道：“在[23]此重大失败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1950年2月28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出席阳明山茶话会。

蒋介石在5月初到台湾后，于8月20日在台北成立了“总裁办公室”，下设九个组和一个“设计委员会”，当年的“侍从室”死灰复燃。到了12月，西南诸省相继解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均迁台。

1950年1月，李宗仁在美国施割十二指肠手术后，身体大致复原。他于此间接获国民党已败退台湾的报告，害怕一俟返台会变成“张学良第二”，没有“贸然回台”。国民党退台后时局维艰，危机四伏，内外困挫，需要“总统”出来“统揽权事”，“主持政务”，而李宗仁在美国并未宣布取消“代总统”资格，蒋介石又不能“贸然”径自复行“总统”职务，于是在2月21日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的名义，电催李宗仁三日内返台，否则便放弃“代总统”职位，如不照办，则由蒋介石复行“总统”职务。李宗仁三日内并未返台。2月23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决议让蒋介石早日“复职视事”。次日，国民党“立法院”383名立法委员联名要求蒋介石复职。

2月28日，蒋介石在台北草山（阳明山）邀集国民党中常委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非常委员会”委员举行茶话会，表示他将于近日内复行“总统”职务，宣称：“我出来继续视事，究竟是救国还是误国，尚未可知。我这次重负国家的政治责任，是否能够救国，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所能解答的。”他在讲话中推卸内战失败的责任，称“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他最后声言：“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自保。”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职视事”，并发表《复行视事文告》。在这份“文告”中，蒋介石是颠倒黑白，攻击新中国的建立，说什么“亚洲之形势为之激变，世界之危机日益迫切”；接着，蒋介石是自我吹嘘一番，表示“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受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最后，蒋介石还是鼓吹“扫除‘共匪’，光复大陆，重建我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

第二天（2日），蒋介石特地举行茶话会，款待“国大代表”、“立、监委员”、台湾省“参议员”及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中央委员，再次宣布他“鉴于国内外情势不容再事蹉跎，当此国家民族亡绝续之交，实无推诿职责之可能，故决定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并提出了类似“施政纲领”的四条意见。即第一，“我们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第二，“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一面要联合世界上民主国家共同反共，一致奋斗”；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第四，“在政治上，我们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为推行四条“施政纲领”，蒋介石极力排斥非蒋势力，培植亲蒋班底，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在“党务系统”方面，拟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整顿国民党中央至地方各级组织，建立起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党治”权力结构。在“政府系统”方面，保持虚伪的而实际不复存在的全国政权，重建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套重叠的行政权力机构，如“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司法院”、“考试院”以及“台湾省政府”等。在“军事系统”方面，仿效美军建制重建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军事机器和指挥机关。“行政院”为国民党在台湾的最高行政机关，掌握施政大权，蒋介石必然排斥异己，安插亲信而代之。蒋介石复“总统”职务后，立即于3月6日操纵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排斥掉“行政院长”阎锡山，批准其“辞职”、“退休”，并决定由陈诚取而代之。3月7日，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并改组了“行政院”，张厉生为“副院长”，黄少谷任“秘书长”，俞大为任“国防部长”，余井塘任“内政部长”，朱家骅任“财政部长”，叶公超任“外交部长”，郑遵儒任“经济部长”，贺衷寒任“交通部长”，林彬任“司法部长”，程天放任“教育部长”，吴国桢、蔡培火、田炯锦、董文琦、王师增、杨毓滋任“政务委员”。接着，蒋介石又任命“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接替顾祝同出任“参谋总长”，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蒋介石还任命在大陆时期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人物”如张群等为“总统府资政”或“国军顾问”，帮助出谋划策，“并备咨询”。从而在台湾建立起以蒋氏家族为核心、大陆同去的亲信官僚为主体、联合台湾部分地方政治势力代表人物参政的庞大专制机器。对于“副总统”李宗仁，则加以“贪权误国”的罪名进行弹劾，并于1954年予以罢免。

稳住阵脚

一　改造中国国民党

为什么要“改造”？

蒋介石自第三次下野后，醒悟到：“本党非彻底改造，断不能从事复兴革命工作。”在此之前，张治中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份题为《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当时张治中已从南京回到兰州，退居在兴隆山上，他特派人坐飞机将此“建议”送到南京给蒋介石。张治中在“建议”中说及国民党“犯两种最严重之错误”：一是“本党不革命”；二是“本党不实行三民主义”。当时蒋介石接到这份建议后，读了一遍，还给张治中回电，说什么“建议已阅过，待详细研究后再答复”。

蒋介石下野到了老家溪口后对国民党政改方案“特加研讨”，认为：“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同时他还认为：“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并应“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1949年2月17日，阎锡山专程到溪口，蒋介石特地将他接上妙高台过夜，谈及党、政、军的改造意见。3月10日，蒋介石送吴礼卿赴杭州返回溪口，同袁守谦谈及党务改造案，蒋认为要分“（一）整理，（二）改造，（三）新生三个阶段”。蒋经国解释说：“此盖谓整理现状，改造过渡，筹备新生也。”

不管张治中的“建议”有无作用，当时面临的客观现实，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中国国民党的“改造”问题。

这一年7月18日，蒋介石“提交党的改造案于中央常务委员会，业经颁发各级党部，所望各级同志，热烈讨论，尽量贡献意见，由党部汇集整理，提交中央常会，周详研讨，对会案作最后决定，付诸实

[1]施”。其中过程，当时的《中央日报》有如下报道：中央社广州十四日电：蒋总裁于十四日上午十时二十分，由台南乘“中美号”专机飞抵广州。王士杰、黄少谷、俞济时、沈昌焕诸氏附来。中央社广州十七日专电：改革党务刻为非常委员会之重要课题，而总裁此次来穗，尝携有在台湾草拟之改革内部草案，并召集高级干部商讨后，将其交由非常委员，再加详细讨论，俟修正后，即付诸实施。其内容包括整肃游离分子，加强组织等。中央社广州十八日电：抗战结束后，蒋总裁鉴于党的组织涣散，意见分歧，屡有改造之意图，惟以国政百般待理，未能注其全力于此重大之决策。去秋之党团合并与党员登记，均未能达到预期之目的。今年一月蒋总统引退在野，经长期之考虑，决心对党作彻底之改造。此次莅穗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案交中央委员，先后约集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及在穗之中央执行委员与中央党部会负责同志，迭次举行谈话会，坦率真诚，交换意见，有数次谈话会直至午夜始行散会，其讨论之热烈可以想见。十八日午后四时中常会开会，蒋总裁交议案始正式列为主要议程。

又说：“记者获悉此一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之方案之若干细节，尚需继续研讨，仍未到公开发表之阶段，兹先披露本次会议接受总裁交议案之决议，已是表达蒋总裁暨中央对于党纪改造具有坚强之决心，与国父民国三年及民国十三年两次历史性之改革相辉映。”

又说：“半年来局势之险恶，人心之沉闷，非言语所能声述。而蒋总裁重莅国民革命策源地之广州，发表访菲经过，促成远东国家反苏联盟之组织，成立非常委员会以加强党对政治领导，并提出党的改造案，以奠定革命复兴之基础，此三件大事，使国家前途显露光明无比之希望。”

接着，《中央日报》又发布了中常会接受蒋介石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案》所作的决议。《中央日报》是如此报道的：中常会接受蒋总裁建议案之决议文如下：总裁秉承总理之遗志，适应当今革命之需要，体察全党同志之要求，勉示决心，改造本党，特提出改造纲要，对党纪组织形态，领导方式，党纪作风，加以严正之改造，确立基本之方针。更觅定实施程序，以为改造之步骤，楬橥现阶段政治主张，以表达奋斗之目标，期使本党同志改正过去错误，创造新的生命，奋发革命之精神，建立坚强之组织，以为改革政治、整饬军事之枢纽，及救国家争自由之动力……爰特定如下：（一）关于本党改造纲要之各节，除必须经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始可实施外，应予通过，并责成本党改造准备委员会详细研议，拟定各项具体办法，切实实施。在实施时如发现与本案楬橥之原则有不相允洽或阻碍难行之处，得由该会提请本会予以修正或补充。（二）关于本党改造纲要实施程序及本党改造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予以通过，付诸实施。对于本党改造筹备委员会，应负责遴选，俾该会迅即成立，本于改造扼要之新精神新作风，负起责任，推进改革之工作。蒋介石下野后在奉化的住所。

1949年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了长篇《为本党改造告全国同志书》。在这份“书告”中，归纳起来，蒋讲了六个问题：一是本党的改造，为全党同志一致的要求，和救亡图存唯一的途径；二是本党革命的进展，无不与帝国主义者相冲突；三是必须从痛苦经验中寻求革命的教训；四是国民革命三个阶段的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本质；五是参加国民革命的史实，可看出今日的失败，乃是革命进展必经阶段，不足以动摇我们必成的信心；六是党的改造，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过去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在积极方面，要确定党的社会基础和政[2]策路线。“书告”一开头，蒋介石就把“本党的改造，已成为全党同志一致的要求，和救亡图存唯一途径”一段话亮出来。接着，蒋介石就说：“中正今日再就本党改造的意义和今后革命的方针，为我全党同志重申之。”

首先，蒋介石编出一套所谓“国民革命三个时期”：“自壬辰至辛亥凡二十年，可说是国民革命的第一期，革命的对象是满清，革命的本质是民权革命。而民权革命的成就乃在于推翻君主专制，创建中华民国，颁行临时宪法，成立议会政治的规模。自辛亥革命至抗战胜利凡三十四年，是国民革命第二期，革命的对象是军阀，与军阀所依靠生存的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中，民元至民十三年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本党的革命奋斗是为了‘保障民国，打倒军阀’；民十三以后为一阶段，北洋军阀已肃清，本党遂直接与帝国主义正面冲突，最后更发动对日抗战。所以第二期国民革命在本质上是民族革命，而其任务乃在于撤销不平等条约，打倒侵略强权，为国家取得独立自由地位。自抗战胜利以来，国民革命进入第三期，革命的对象是共产国际第五纵队之‘中共匪党’，革命的本质是社会斗争，而兼民族与民权主义[3]的革命。”又编出了所谓“辛亥以来，挫折更接踵而来”，一连例数了所谓“九次失败”，把他这次在大陆上的失败说作是“今日本党的失败，自民国以来第十次了”，接着蒋介石又把话拉到了“改造本党上”：“我们用不着悲观失望，更不应该丧气灰心。我们国民革命实在是在我们有否健全的组织和明确的政策，能否以革命的精神和严正的纪律改造本党。”

其次，蒋介石就所谓“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讲了改造国民党的问题。他说：“我们这次着手的改造，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我们要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彻底铲除……而在积极方面，我们首先要确定党的社会基础和政策路线，并以此为根据，以决定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蒋介石认为这“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是“党的根本问题”，还特地编造所谓“必须从以下三点理解国民革命现阶段的要求，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反共战争乃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反共战争乃是反极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反共战争乃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的社会战争；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我们悠久的历史，崇高的伦理和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的文化战争”。

再次，蒋介石大谈了“失败”的好处，“失败”与“改造”的关系，因为失败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蒋介石说：“本党民三和民十三两度改造，都是在革命失败之后艰难痛苦耻辱重重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革命没有失败，党的改造也不会成功。要知道失败是严厉的淘汰，失败是坚强的锻炼，失败之中才有觉悟，失败之中才有奋发。只有在失败之后，党才能清除无耻的败类，团结忠贞的干部；也只有在失败之后，党才能检讨过去的错误，采取正确的路线。”蒋介石在这里一口气讲了八个“失败”，真可谓是“失败”连篇。

末了，蒋介石又把话拉到“我们这次党的改造，必须重申此旨”，这个“旨”是什么呢？蒋说：“组织必须严密，行动必须机警，而纪律更须谨严。”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静下心来痛切反省国民党由大陆败退台湾的教训。他认为导致其大陆统治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本身的失败，是其“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为此，他决意“痛改前非”，重新改造国民党，并积极筹划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促使蒋介石发轫改造国民党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主要有：

第一，派系倾轧，组织瓦解。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在大陆长时期的角逐中，自然形成了代表军方正统势力的黄埔系，以及桂系、晋系、冯系和诸多地方军事势力，代表党务势力的CC系，代表行政官僚的政学系和代表财团势力的孔宋系。他们虽然最终皆以蒋介石为主导核心，但各据凭借，互相倾轧，使国民党内权力争斗的矛盾甚为突出，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党内统一。蒋介石认为，他之所以在1949年1月作出“下野的决定”，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内在的矛盾关系为多”，“内部的分崩离析，和派系倾轧的结果”。他认为，在国民党军事失败之时，“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此端如果在台湾延续下去，“则党必归于毁灭，永无复兴的希望”。故此，蒋介石决意借国民党的改造，“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削弱非蒋嫡系的势力。

第二，思想混乱，“信仰”动摇。大陆时期，国民党内一些人士不同程度地受到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国民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甚至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中共在大陆上的发展，是由于他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实行“宪政”以后，党内一般党员增长了“革命党销”的意识，“不仅公然发表言论，并且普遍见诸行动”。随着国民党的惨败，党内失败主义和坚持依赖心理愈演愈烈，使国民党在“思想上意志上，陷入了滞迟以至于麻木”，根本失去了“信仰”。蒋介石认为，“戡乱失败最后的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为扭转危局，必须“清理党内思想”，“恢复三民主义的信仰”，加强党内的思想控制。

第三，官僚腐败，“纲纪废弛”。官僚主义构成国民党政治上的最大弊害，尤以敷衍塞责、贪污腐化、假公济私为甚。“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败坏法纪，只知个人私利”、“升官发财”。组织机构庞大复杂，分歧矛盾，与“政令”、“法令”抵触，权责不明，人浮于事，用人“偏重感情与关系”，“论派系不论政策”，“赏罚不明，是非不清，以至组织涣散，纲纪荡然，道德沦胥，民心丧尽，党除为从政党员分谤外，不能有任何作用”。退台后，时易境迁，蒋介石冀图“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对原有党员腐化贪污的事实，毁法乱纪自私自利者，加以严厉整肃”，“铲除官僚主义作风”，“使社会对党的观念完全转变”。

此外，国民党退台后的“忧患意识”也是促使蒋介石实施国民党改造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失去大陆、败退台湾岛，业已到了最后的地步。国民党确保台湾、应变求存，都有赖于此次改造。国民党的惨败使党内充满了“忧患意识”，自然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凝聚力，要求实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更是从国民党的存亡出发，认为大陆时期的原班人马已众叛亲离，不堪任用，退台人员成分不纯，一时难辨忠逆，不能信任；随迁分子中虽有不少忠蒋反共者，但其斗志衰退，不堪一击。为收拢和控制已经溃散的党政残部，在台湾确立蒋氏权力核心的统治，必需重整国民党，彻底改造国民党。当时一批所谓老党员上书蒋介石表忠心，并把宋美龄推入“改造委员会”。信中说：总裁钧鉴：本党自此毅然实行改造，以达成救国必先救党之至意，凡属忠诚同志莫不热忱拥护。属等从事党务参加革命工作均有二十年左右之历史，除愿以至诚听候指示为党国之新生作更进一步之努力外，同时深觉宋美龄同志对于党贡献至巨，成绩卓著，恳乞遴选为改造委员会以加强改造本党之力量，俾能及早完成戡乱建国之计划。

“改造”的过程

先作一个简要的回顾：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回到奉化溪口后，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埋头整理党务”，打算“从头做起”，开始筹划国民党的改造，以求重建组织恢复“元气”。他多次与蒋经国、黄少谷、郑彦棻、张其昀等人交换意见，形成改造的雏议。5月，蒋介石指定专人研究改造方案。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第204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本党改造案》，确定对国民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党的作风”实行改造。该案下发各级党部，开展讨论，提出意见。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为改造方案的实施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0月，复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具体研究党务改造措施。由于战局瞬变，改造方案未能付诸实施。

蒋介石自成都返台后，应该说他在大陆上的老本是输光了，相对而言他是死心了，需要真正地另起炉灶。这个时候，蒋介石愈觉得党务改造刻不容缓，原来拟定的改造方案也需要重新修改，于是召集黄少谷、谷正纲、郑彦棻等人专门研究。鉴于当时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们对改造的歧见，意见不统一，蒋介石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代替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执行改造任务。

1950年，蒋介石亲自策划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重新修正改造方案。此后几个月内，“研究小组”先后举行了32次会议，详加研讨并整理改造方案、措施及程序。由于此时对国民党应否更改“革命民主党”本质问题颇有争议，以及“中央改造委员会”人选决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的安排问题不易立即解决，使改造工作迟迟未能付诸实施。

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个有利于台湾的变化，即1950年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原先美国总统杜鲁门于这一年初发表的“美国已决心从此不再干涉中国内政，不再介入台湾问题”的声明已说过不算数了，6月27日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作出了派遣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决定。杜鲁门换了一个腔调说明：“在朝鲜为了防止边境袭击及维持国内治安而武装的政府部队，遭到北朝鲜进犯军的攻击。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进犯军停战，并撤退到三八线。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地反而加紧进攻。安理会要求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给予联合国一切援助以执行此决议。”接着马上把话题转到中国台湾问题上去：“它违抗了联合国安理会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在这些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于是杜鲁门就暴露了侵略者的真面目：“因此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4]考虑。”杜鲁门发表声明的当天，美国政府通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给台湾的备忘录说：“北朝鲜军队对大韩民国的攻击产生了美国深为关切的太平洋安全问题。美国政府愿就美国第七舰队所负关于台湾的任务告知在台湾的中国政府，特请中国政府充分合作，并下达适当命令，使中国政府军队停止对中国大陆或中国水域或公海的船只实施攻击。”

由于这个时候的美蒋关系并不融洽，杜鲁门的声明与顾维钧的转达使蒋介石左右为难。一方面出于“稳住阵脚”的需要，自然渴望得到美国第七舰队给予的“保护伞”，特别在台时，蒋介石很怕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后，要“解放台湾”。蒋介石的情报部门告诉蒋：1950年5、6月份，“中共极可能于此期间对台湾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又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使蒋介石又难以接受杜鲁门的这个声明，不过杜勒斯当时给顾维钧有个解释：假如美国已经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第七舰队就“师出无名”，正因为“台湾地位未定”，美国才能派舰队协助台湾“防守”。蒋介石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还是觉得第一个方面可取，于是在6月28日“总统府”召开的军政会上，认为由于美国政策对“日益危险的台湾安全颇有裨益”，遂决定“原则接受”。叶公超（时任“外交部长”）在28日代表蒋介石对外宣布：“对于本月27日美国政府关于台湾防卫之建议，在原则上予以接受。”并已命其海空军“暂行停止攻击行动”。由于蒋介石同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使美国这顶“保护伞”起了一个稳定台湾局势惶惶不可终日的作用，给了蒋介石一个实施对国民党改造的时机。

7月12日，退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24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国民党“改造计划”。7月22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主持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本党改造案》（修正案）。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的长篇讲话。一开场他就解释说：“去年七月，中正适应当前革命的需要，顺应全党同志的要求，拟定本党改造案，提交中央常会，中央常会认为除本党改造纲要所定各级中必须全国代表大会始能决定的事项外，均可付诸实施，并将全案颁发各地党部，领导一般党员郑重研究，将意见汇集整理，呈送中央。但是此后，西北、华南和西南各省相继失陷，整个中国大陆关入铁幕，客观形势急遽变迁，不仅本党改造工作未能进行，就是业经中央常会通过了的改造案也不能不重新检讨。因此今年一月中正又约集中央同志若干人，就原案和各级党部及各地同志提出的意见，综合研究，另订方案，作为审定全案的参考。现在全案已经中正审定就绪，除了必须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宪章始可实行的事项暂予保留外，今日特将本党改造纲要修正案，与本党改造之必要措施及其程序，[5]提交本会，希望即付讨论，予以通过，公开实施。”接着，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讲了五个方面的话：一是说什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间，每当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的关头，必致力于党的改造”；二是“今后必须彻底改造本党，重整革命组织，恢复革命精神”；三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以重新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四是“本党这次改造，在消极方面，对原有党员之腐化贪污，反动投机，毁法乱纪，自私自利者，要严厉整肃，以恢复本党革命的精神。在积极方面，对海内外仁人志士，爱国青年，要精诚号召，亲密合作，以扩大革命的阵容”；五是“希望本党同志，不计个人恩怨，更不论个人职位，竭尽本身的智能，同心协力，推进改革工[6]作，以健全党的组织，促进党的新生”。蒋介石亲定的《本党改造案》。

在讲话中，蒋介石还就“关于党的改造程序”作了三点说明：“第一，自三十六年以后，大家都期待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本党新生命的诞生，是国民革命新时代的开始。七全大会有改造党的权力，但是今日召开七全大会为客观情势所不许。我们今日只能进行七全大会召开以前的准备工作，而不能先行召开七全大会，再开始改造本党。第二，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任期届满，于今已超过三年。而四中全会不能达成改造本党的任务，是我们深感痛心的一件事。今年一月至三月，中央若干同志夜以继日起草改造方案的时候，关于改造程序，力主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另行指派中央改造委员，我这次审定改造程序，采纳了这一建议。六届中委今日人数在五百以上，其中为党工作劳绩卓著者固不乏人，但是四年来党的信誉之失坠，两年来党的失败之惨痛，中正与六届中央诸同志不能不共负其完全的责任。详审本党当前环境，默察革命客观情势，深觉六届中委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今日党的改造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性的效能，亦即本党今后将无以负荷革命的责任。第三，党的改造是党中的同志一致的要求。中央执监委员二百余人联名提出改造本党的要求，并责望于中正，中央常会更推居正、于右任、邹鲁三委员向中正说明党的改造为当今根本之图。当此国家存亡革命绝续之交，中正惟有师法民三和民十三两次改造的精神，负起党章所赋予的重任，指派中央改造委员十五人至二十五人，协助中正进行本党的改造工作。同时中正对于党中有功绩德望的同志，聘为中央评议委员，督导改造，监察腐恶，使改造工作得奏实效。改造委员人数较少，事权集中，可责以实际之成效。评议委员延集本党耆宿，荟萃各种意见，将获致集思广益之功。其中央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及有关章则，中正当督率中央改造委员会定订实[7]施。”

这个《本党改造案》，除包括蒋介石的长篇讲话外，还包括了《本党改造纲要》和《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对国民党改造的原因、目的、决心和必要性等方面都作了阐明，对国民党改造的具体原则，以及在组织、干部、作风、纪律和党务关系等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亦做了明确规定。同时，在这个中央常委临时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主持国民党改造，并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负责监督改造。会议决定，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会”、“中央监委会”停止行使职权，授权蒋介石遴选的15人到25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职权。7月26日，蒋介石召集“中央执行、监察委员”150余人举行会议，宣布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宇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肖自诚、沈昌焕、郭澄、连振东等16人为“中央改造委员”，他们中大多数均在党务、政务方面“有相当长的历练”，而且曾任要职，原任“中央执行、监察委员”的占3/5，40多岁的占3/4，平均年龄为47岁，均有军校、大学以上学历，绝大多数与蒋介石有师生、部属关系，能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另聘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健、丁惟汾、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等29人为“中央评议委员”。至此，国民党“改造”的理论、政策和组织的准备已经就绪。

1950年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就职宣誓典礼。居正、于右任、邹鲁、王宠惠、阎锡山、黄少谷、张群、何应钦等“党国元老”和“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各部“部长”等党政要员百余人出席。在蒋介石主持下，16名“中央改造委员”宣誓就职，表示：“遵从总裁领导”，“竭智尽忠”，完成改造任务。如果背誓则“受党纪之严厉制裁”。蒋介石致训词，要求“中央改造委员”下“本党改组决心”，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责任”，“从头做起”。嗣后，当即由蒋介石主持举行“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央改造委员会大纲》，确定“中央改造委员会”职权和组织系统。“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七个组、四个委员会，其负责人均由蒋介石选定。张其昀、周宏涛分任正副秘书长，陈雪屏、谷正纲、郑彦棻、曾虚白、袁宇谦、唐纵、郭澄分任第一至第七组主任，李文范、陶希圣、蒋经国、俞鸿钧分任“纪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干部训练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正式展开。

8月14日，蒋介石为了推动和深化“党务改造”，在中央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的讲话。蒋介石一开始就说：“本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已于上星期成立，党的改造工作正在进行。这个改造工作，必须我们全党同志共同担负起来，方能达成改造目的。”接着又吹嘘：“这次本党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五百多位同志牺牲他们中委的地位，把改造本党的责任付托中正，这不仅是民国以来革命历史上的大事件，并且表现我们中国国民党党员对于革命的党德实已达到顶点。我个人感觉改造前途无限的光明，更感觉自己责任的重大。惟有竭智尽忠，督率改造委员会同志，同心一德，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以报答总理在天之灵，并不负全体中央委员及全党同志[8]付托之重。”再吹嘘一番国民党的所谓“过去我们的缺点”：“第一就是党的工作只在党部里面做，而不能向民众中间发展。党的工作离开了民众，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党的组织离开了民众中间的工作，就只有躯壳没有灵魂。党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中了官僚主义的流毒，就只有失败的一条路了。本党过去的第二个缺点，就是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的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基于此，蒋介石又提出了：“我们这次改造本党，在一方面要痛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从今以后，党不止要活跃于民众的中间，并且要成为民众自己的组织，党要集中民众的意见以为主张，综合民众的要求以为政策，循政党政治的轨道，贯彻实施。在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派系观念和阶级成见，消除干净，从今以后，要以思想结合同志，以原则解决一切问题，才能使本党集中意志，齐一步调，作民众的前锋，完成反共抗俄救国家[9]争自由的使命。”

这次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是痛下决心，而且算是动真格的了，其实施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展开。

第一步，接管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制定和颁发改造的具体政策和规程。8月7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管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秘书处接管“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非常委员会”的秘书处和“抚恤委员会”。又分设各组接管各部、委。同年，“中央改造委员会”确定了《当前紧急工作要领》，决定制定并颁发有关改造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和工作规程。

9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发布了由蒋介石核定的《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我们的决心和信念”，蒋介石认为这是“我们提出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的基础。决心是什么呢？一个是决心革新党的组织，“即所谓整肃党的纪律，改变党的作风，先把本党改造为实施三民主义的一个坚强的战斗体”。另一个是叫嚷着“决心把三民主义的光明来消灭共产主义的黑暗。用本党报国的精诚来暴露‘匪徒’出卖民族的阴谋”。同时提出了：“我们一切要从台湾做起，我们不只要保卫台湾，还要建设台湾成为三民主义的示范区。”二、“恢复我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蒋介石把这一条作为“我们第一个政治主张”，从表面文章上看是“领土主权”，似乎是针对外国侵略者，而内容都是从原来的反动立场出发，继续叫嚷“反共抗俄”。三、“实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措施”，蒋介石把这一条作为“我们第二个政治主张”，先是老一套地恶毒攻击了中共在大陆的解放事业，接着说了一番：“我们主张配合着国家的建设计划，使一般民众不受垄断投机的操纵，各行各业都得有均衡合理发展的机会。国营事业应加整顿，民营事业应加扶植，以求生产的加速增进，对外贸易的尽量发展。我们更主张厉行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以平均社会的财富。”特别对所谓“劳动问题”、“土地问题”又提出一些主张。四、“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体”，蒋介石把这一条作为“我们第三个政治主张”，同样地，先是老一套地恶毒攻击一番中共在大陆的“人民民主专政”，接着说了一番：“我们确信三民主义的政治体制，实在是合乎人类理性，合乎时代需要的民主制度。”五、“对于反攻收复时期的主张”。六、“全国军民团结[10]起来”。这六方面纯是反共的陈词滥调，虚张声势，最后又回到党的改造上来，说什么“我全党同志在这改造时期，尤需知耻反省，发愤自强，站在革命的岗位，担当民众的前锋，要做到凡是我爱国同胞反共抗俄斗争的场所，就是本党组织活动发展的园地。党要对民众负责任，就需要对党负责任的党员，实行主义和政策”。9月10日，“中央改造委员会”制定了《原有党员整肃办法》、《征求新党员办法》、《整顿党的作风方案》、《党员编组及工作计划》、《各省市及海外党务改造程序》、《省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县（市）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等，规定了一系列有关国民党各级组织整肃扩展及其程序等政策措施，作为各级组织党务“改造”的依据。

第二步，直接督导和控制各级党部“改造委员会”进行改造。首先，“中央改造委员会”制定各处组委的《组织规程》，精减人事，强化核心，并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区党部，16名“中央改造委员”均编入小组。同时，制定《国民党直属机关区党部设置办法》，把“中央改造委员会”、“总统府”、“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和“革命实践研究院”等，分别编入第一至第九区党部，负责实施中央各部门党的改造。其次，逐级委派“改造员”，组织各级党部改造的领导机构。“中央改造委员会”直接委派台湾省党部“改造委员”，省“改造委员会”又指派县（市）党部“改造委员”。至1951年3月，国民党各级党部“改造委员会”全部成立，组织实施各级组织的全面改造。再次，“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湾大学等六所高校设置“知识青年党部改造委员会”，并组建航业、铁路、公路、工矿职业党部“改造委员会”，还派郑彦棻赴南美、东南亚等地督导海外党部的改造。各级党部“改造委员会”按照组织规程，分别于1951年9月前完成了“举办讲习”、“扩大宣传”、“发动党员归队”、“厉行党员整肃”等项工作。

第三步，发展组织，正式组建党部。在整肃的基础上，吸收新党员，加强党员训练，正式成立台湾省、县（市）、区各级党部。至1952年4月，国民党在台湾普遍建立起包括省党部在内的各级党部，标志着国民党改造实施阶段的结束。

整个实施阶段的国民党“改造”，涉及思想组织、制度、纪律、作风等各个方面，其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确立国民党的“本质属性”。蒋介石认为，自“行宪”以来，国民党固有属性已发生蜕变，“本党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尚不及一个普通政党”。原因在于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放弃了国民党的“传统精神”。故此，国民党“改造”首先解决的问题是，重新确立国民党所谓“革命民主政党的性质”。它的含义有三方面：其一，意在经过改造“形成一个革命民主政党”，在“大敌当前”、“国本动摇”之时，能以其组织和精神维护“民主宪政”的基础。其二，清除党内“革命党销”的意识，加强“革命民主政党”的组织权能，实践“五权宪法精神”。其三，依靠“革命民主政党”，继续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实质是强化国民党的思想和组织功能，把台湾政治纳入国民党专制轨道。

第二，重建国民党组织。大陆时期，国民党的组织混乱庞杂。退台初期，组织系统涣散瓦解，党部多、党员少。改造中，国民党吸取过去的教训，尤其注意组织的整顿与重建。重新修订组织章程。较过去有重大变化的是，在组织基础方面，确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群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他爱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在组织原则方面，规定采取“民主集权制”，由选举产生干部，“以讨论决定政策”，“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决定一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组织系统方面，设立中央、省、县（市）、区委员会和小组各级组织，“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县以下组织不公开；在党的作风方面，规定“破除派系成见，戒绝相互倾轧之恶习”，以“彻底改革过去之错误作风”。国民党以限期登记方式迫使原有党员“归队”，规定从1951年3月14日到23日，以20天期限重新登记党员，使因战乱和退台而脱离组织的党员，一律加入组织。凡在限期内未参加党员归队者，一律撤销党籍。克服过去“组织路线偏差”，在民间“吸收新党员”，改变国民党的组织成分和社会基础。据“中央改造委员会”1952年8月的统计，国民党的构成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29.77%，25岁以下青年占35.29%，台籍党员人数明显增加。国民党以小组为基本单位对党员实行编组，将“党员纳入组织”，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方能有效。同时，实施党员“教育训练”，国民党“高中级干部”由“革命实践研究院”训练；“基层干部”则举行“巡回训练”；党员由小组“教育训练”，使其能“负荷击溃共产党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双重使命”。

第三，整饬“党纪党德”。规定原有党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彻底整肃：“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劣迹显著者”；“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整肃采取检举、审议、核定、制裁的程序进行。党员整肃由小组进行，“查明事实，与被检举人谈话，可提出申辩”，并将检举书、答辩书与调查报告，逐级呈转“中央改造委员会”核定；干部的检肃由其任职之“改造委员会”或区党部及小组办理，“即由下而上，复可由上而下进行整肃”，借以重整“风纪”，淘汰“腐恶”分子，清除异己势力，调整国民党“阵容”。仅以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例，第六届全部中央执行、监察委员589人中，除六人死亡和296人迁台“归队”外，其余均被开除党籍。“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一年所制裁的“党员违纪案”计126人，其中有116人被开除党籍。

第四，制定“党务制度”。结合改造，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政治、思想和组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干部制度”。规定国民党各级干部要改正“侧重个人领导的旧作风”，实行“原则领导、一元领导和民主领导的新作风”，“领袖采行干部的集体决议”，“干部贯彻领袖的意志”，“以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据此，订立了一系列有关“干部分子”甄选考训的政策措施。根本用意在于，一切“干部分子”皆由国民党组织选拔，保证为国民党尽忠效命。另一个是“党政关系制度”。1951年2月28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大纲》。规定改变过去“党直接领导政府”的方式，实行“依主义制定政策”。透过“民意机关及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及政令”。“党对于政府及民意机关中服务之党员，应从政策上领导，而不得对其法定职权予以干涉”。但又规定，在“中央民意机构”中建立党团或党部，在政府机构中建立政治综合小组。凡是“自行决定之政策，必先通过党团组织”，“政府决策有关问题，均须提政治小组讨论”，“以增进党政联系并谋贯彻本党有关政治决策诸问题”。实际上是以国民党政治控制政府系统的民意机构，实现“以党治国”。

第五，推行“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以国民党的“党务改造”，带动经济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调节国民党的工作，扩大“党员实践运动”，去调整和稳定经济，安定社会，强化反共思想教育，实施“地方自治”，以实现所谓“总动员目标”。

在这期间，蒋介石就国民党的改造问题作了多次讲话。1951年2月1日，他在全体“改造委员”及各组会正副主管会上作了题为《高级干部同志应有的责任》的讲话。蒋介石说：“本党改造委员会自去年八月五日成立以来，至今已快满五个月；在这五个月间，由于各位委员及本会工作同志的热心努力，党的改造工作，在各方面都有适当的进步，使本党呈现一种新的气象和新的精神，这是很可以自慰的。”接着，蒋介石把话转到另外一个角度，认为“因为党员对本党改造期望过于殷切，即使大家已经尽到了个人的心力，而在一般党员的立场看来，仍然觉得不够，因此对本会的工作不免有所批评”。蒋介石借所谓“觉得不够”、“有所批评”，提出国民党存在的问题：“（一）精神方面——同志间在心理上、精神上，似未能彻底自我改造，以致门户派系之间的言词与措施仍未完全消失……（二）认识方面——过去党员入党之后，不予组训，任其游离涣散，乃本党失败之一大原因。此次改造，虽已认识基层组织之重要，力求改进；但仍有不少同志，对党的组织、法规、环境、作风及其责任等，还是不甚明了的样子。至于积极奋斗，深入民间，加强基层，为党和党员服务；进而领导民众，贯彻本党主义的程度，更是相差甚远。（三）组织方面——（甲）‘中央改造委员会’所订各项规章法案，较过去已有改进，但仍有若干须待进一步之补充……（乙）在台无职中委……应准其先行编入中央党部直属区党部；其分散在其他各县市省者，则纳入各县市党部区域小组。（四）作风方面——若干同志认为中央党部仍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旧习，作风未改，态度消极。甚至谓党部自改造以来，仅忙于‘造屋’‘聚餐’，别无成就……现一般同志均希望党部改造以后，一切有规律，有朝气；更希望同志之间，比政府更能合作，更能[11]刻苦，更有表现。”

2月8日，他在“改造委员会”第28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本年度党的重心工作》的讲话。蒋介石是在听取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处和第一至第六组的报告《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后作了这个讲话的。一开头，他指出：“从前党的工作，有两个重大的缺点：一是支离破碎，没有整个统盘的计划；一是割据分立，不相联系，而且互争权利，不负责任。”接着，蒋介石提出了十项所谓“反攻大陆时最重要的党务工作，亦是实行主义的基本要务”：一、召开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二、训练三千名中级干部分子；三、确定中心理论（这个“中心理论”，蒋介石说“系指国民革命第三期反共抗俄的中心理论”），推进文化运动；四、实施干部政策；五、选定各省党务负责干部，积极发展大陆党务，推进地下工作；六、充实台湾省各级党部及其基层组织，使其标准化；七、编印本党简史、三民主义简编及党员须知；八、发展青年和妇女运动，并发动青年反共先锋队及妇女爱国会等组织；九、“中央改造委员会”对“匪党”之“办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立”、“中共整风运动”等应即行切实研究；十、民生主义具体化之研究。末了，蒋介石说：“今天我们必须以思想为结合，以工作为训练，以成绩为黜陟，淘汰腐化自私的分子，选训积极有为的干部。尤应提倡学术研究和工作检讨，讲求办事方法。过去本党党务工作上只有战略，而无斗争的战术，只有理论而无实施的办法，以致成为空洞而无实体的东西。换言之，是一个只有躯壳而无灵魂的尸体，当然是要招致今日的惨败。”

2月12日，蒋介石又在台湾省22县市党部及工矿党部等“改造委员”宣誓就职典礼上作了题为《改造地方党务须知》的讲话，主要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台湾处于当前的世纪与地位，不但要做反共抗俄复兴民族的根据地，而且要建设成为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二、整个中华民国或台湾一省的前途，都有赖于本党这次改造的成功，尤赖于台湾省各级党部基层的改造的成功。三、只要大家把总理全部遗教发扬光大，使全国同胞拥护本党的措施，贯彻本党的政策，全体一致，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完成建国的事业。四、三项要领：第一要服务，第二要学习，第三要团结。五、本党经过这次改造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希望各同志共同一致，努力奋斗。”[12]其中，蒋介石对“三项要领”展开了叙述。末了，蒋说：“本党经过这次改造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4月16日，他又在特种党部“改造委员会”上作了题为《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说明国民革命军的成败与军队党部废存的关系》的讲话。蒋介石在这个讲话中，也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取消军队和学校党部，无异于自动解除思想武装，大家应不为这类反动荒谬言论所动。二、此次革命受挫，主要由于一般干部精神上受‘共匪’和反动派的威胁，丧失其对革命的自信心。三、‘党、主义、革命历史、青天白日旗’为革命党员和革命军人的精神和生命之所寄托。四、党员守则、新生活运动纲要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等革命文献，都是反共的，仍为反共抗俄时代国民的生活行动准则。五、我们为谁而战？[13]救民；为何而战？救国。”

在“改造”中动了亲信与要员

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在“改造”中确实动了一些人。但国民党积重难返，“改造”的阻力很大，致使许多人对蒋氏失去了信心。据统计，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一周年所制裁的国民党员违纪案件共达126宗，有116人被开除党籍。其中声势较大的是对毛邦初案和刘航琛案的审查处理。

毛邦初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侄子。尽管蒋与毛离婚，同宋美龄结合，但蒋对毛邦初、毛民初、毛瀛初三兄弟仍一如从前，极力栽培。在毛氏三兄弟中，毛邦初最得蒋介石器重，北伐战争时期，曾被蒋送到苏联学习飞行，返国后追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官职步步高升。从1943年起任国民党“空军驻美购料处”主任，住在美国，从事采购工作。1946年晋级为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曾多次汇巨款给毛，授权其在美国购置空军装备及补给品。毛利用职权私挪公款。蒋介石下台后，一面令俞鸿钧将黄金、白银、美元运往台湾，一面汇款1000万美元给毛邦初。后蒋又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电毛邦初，将1000万美元提出，以他私人名义分存华盛顿、纽约及瑞士银行，以免为李宗仁政府冻结。此事表明当时蒋对毛还是十分信任的。

1950年11月，美国参议员诺兰夫妇抵台访问时，诺兰除了向蒋介石吹嘘许多“将在美国国会支持中华民国”的话，还希望将台湾空军购买器材的差使由他代办。诺兰还称：美国若干航空制造公司，在国会中均颇具影响力，如由他采办空军器材，他还可以让这些参议员加入支持台湾当局等语。

蒋介石认为诺兰的要求对台湾当局有益无损，便答应了。其后，蒋介石指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通知毛邦初，将采购器材的工作移交给诺兰办理。毛接此命令后，以为蒋介石对他不信任了，此时诺兰又去催毛移交购买器材款项。此种情形之下，毛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仅不和台湾当局驻美“大使”会面，还将此事告知在美做寓公的前“代总统”李宗仁。毛说此款项系李“代总统”任内汇出，蒋无权支配这些外汇，请李采取适当措施。毛还说他手中保存有蒋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文电（蒋介石退台后，采纳“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建议，到美国游说，收买院外援蒋集团，对民主党政府施加压力，以修改对华政策。此项“游说活动”的文电均通过毛邦初主持的“驻美空军购料处”专用电台，故毛掌握台湾当局在美进行“游说活动”的大量材料）。李宗仁听后说：“此款既在代总统任内非法提取，本人应有审查大权。”李特嘱毛邦初：“不得移交，并责其保全档案，藉资审察。”毛邦初

与毛抗命向李陈述事情真伪同时，美国有人调查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援”进行“游说”活动。蒋介石闻之此事后，以为是毛邦初提供有关“游说”材料，加之毛与李搞在一起，愤怒异常，于1951年8月21日宣布毛邦初停职查办，并令其迅速返台，听候查办。

毛邦初被撤职后，拒不返台，而且勒款不交，蒋介石指令“司法行政院”政务次长查良前往美国向法院起诉。当查抵美后，毛又携巨款潜逃墨西哥。蒋又令查前往墨西哥打官司。墨西哥当局以毛邦初伪造入境证非法入境将其拘留，准备提起公诉。但奇怪的是，最后却不了了之，竟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再如刘航琛案也是如此。刘是四川人，出身于酒商之家，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成为四川军阀刘湘的食客。为了取悦刘湘，掌管财务的刘航琛，按月拨款10万元存入刘湘账上，为其任意挥霍提供方便。刘湘非常赏识刘航琛的聚敛有方，但又认为他有野心而存戒意。后刘又投靠宋子文，在宋的支持下，刘于1935年当上了四川省财政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到上海，又拜在李宗仁的门下。当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刘四处奔走，为李宗仁拉票，耗费颇巨。蒋介石下台，李宗仁登场，使刘航琛也荣登经济部长的宝座。刘任职期间，发现该部所属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存有钨、锑、锡外销矿产品，总数约值美元五六千万元，遂企图将全部矿产品收买过来，予以吞并。刘的企图被该所员工识破，成立了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以进行抵制。刘航琛为此控告到香港法院，经法院判决，该矿产品暂时被冻结，以后由香港当局将矿产品移交给新中国。

此间，刘航琛的老巢川康、川盐两银行由于投资多、亏空大，资金难以周转，刘曾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200万，汇渝解救，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国民党撤退南京前夕，刘航琛逃往广州，后又至重庆；新中国成立后携眷逃避香港，以后又跑到台湾。蒋介石在台重登大宝后，因刘是李宗仁的人，在李赴美“就医”时，还曾拨款给他，所以对刘非常不信任，遂即在陈诚“组阁”时将其踢出政治核心圈。此刻又逢国民党整肃，蒋介石正好想找个大点的“老虎”开刀，便指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孙玉琳等五人，以刘航琛“逾权违法，浪费国币，废弛公务”等罪状提出弹劾，并经台湾“监察院”审查成立通过。1950年7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以刘航琛“对于主管或监察事务，直接或间接图利，有触犯惩治贪污条例罪嫌”，依特种刑事诉讼条例及刑事诉讼法提起公诉。11月3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刘航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刘航琛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请求复判。后经何应钦、张群等元老说情，刘才被取保释放。

此外，蒋介石也借“改造”之名，在国民党上层重新进行了权力分配，在“清除派系观念”的口号下，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踢出了权力中心。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名单。人们意外发现从事20余年国民党党务的党魁、蒋介石最得力的助手、CC系首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竟未在名单中出现，他们的“党治”大权被悄无声息地解除了。陈果夫陈立夫

谁都知晓，蒋介石是靠了陈氏兄弟的叔父陈其美在政治上发迹的。因此，蒋介石为报知遇之恩，对陈氏兄弟格外照顾，陈氏兄弟对蒋从内心表示感激，百分之百地忠诚于他。

陈氏兄弟与蒋介石是同乡。哥哥陈果夫生于1892年10月，弟弟陈立夫生于1900年。陈果夫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过“二次革命”，也曾在上海与蒋介石、张静江等在证券交易所充当经纪人。黄埔军校建立时，陈受蒋介石之邀，负责在上海地区招收学员。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同年6月，蒋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调陈任组织部秘书。1927年4月，陈参与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计划。此间，陈立夫从美国学成归国，立即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生涯。1928年，蒋委陈立夫以“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同年，陈氏兄弟组织“中央俱乐部”，简称CC，后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著名的CC派。“中央俱乐部”设有专门的特务机构，称调查统计局，因该组织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统”，它与国民党内另一特务派系“军统”并驾齐驱，渗透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形成一个自上而下、无孔不入的特务网。

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陈氏兄弟凭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势力，成功地把国民党改建成为“蒋家党”，并帮助蒋介石从改组派、再造派、复兴派和西山会议派手中夺回了对国民党的控制权。蒋介石为了酬谢陈氏兄弟，让陈果夫当了“中央组织部长”，后出任江苏省主席、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厅主任、“中央财政委员会”主席、银行行长等职；让陈立夫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一跃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执委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学校”代教育长、教育部长等职。应当说，在巩固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过程中，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并为之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应当承认，蒋氏对陈氏兄弟也的确给予了相当的厚爱。这不光是因为陈氏兄弟符合蒋介石提拔“人才”三点不成文的规定，同对还有一层叔侄关系。

既然蒋介石与陈氏兄弟关系如此密切，蒋介石为什么到台后必欲铲除二陈而后快呢？

其一是因为蒋介石要推卸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就必须寻找替罪羔羊，而陈氏兄弟主管党务，自然党务失败的责任就落到他们的头上。陈氏兄弟在山穷水尽之际，也表现得非常大度。他们摆出一副姿态，交出权杖，替二叔蒋介石承担失败的责任。这一点可以从陈立夫后来一次谈话中得到证实：政府迁台后，在生聚教训中，有一次在日月潭我向总裁建议说：“从本党历史看来，每次挫败后，急应把党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在建议时，我并陈言：“党未办好及一切缺失，最后把责任推给我两兄弟，将来改造后，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参加，庶几总裁可以重振旗鼓。”（对此意见总裁未予[14]置词。）

其二是出于对二陈背叛迹象的惩罚。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氏兄弟眼看日本必败，亟欲把国民党组织大权从戴季陶所支持的朱家骅手中夺回来。1945年春，CC系曾组织各种座谈会，陈氏兄弟指使CC系的中央委员在国民党的会议上慷慨陈词，甚至指责蒋介石不民主，企图向蒋施加压力。蒋是明眼人，立刻感觉到了这股压力，遂于1944年5月让朱家骅交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大权。同年5月26日，蒋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长。陈称：事先未预知此事，甚感惶恐。当时CC系上下兴高采烈，争说“老帅又出马了”。但此刻蒋介石开始对陈氏兄弟的忠诚发生了怀疑。自从重庆还都后，蒋随时都有牺牲陈氏兄弟、扶蒋经国抓党权的打算。

其三，陈诚、蒋经国亟欲驱除陈氏兄弟。国民党退台之初，面对生存危机，蒋介石认为必须倚仗部分忠于他的军队与美国。先于陈氏兄弟来台的军系强人陈诚不仅在军方有号召力，而且与美国关系亦好。陈诚出掌“行政院”之后，“立法院”仍被CC系所控制，陈诚视若芒刺，乃欲从陈氏兄弟手中夺回权力。一次，陈诚特发请帖约CC系大将余井塘、张道藩二人吃饭。余、张知道陈诚此举必有其他用意，遂在饭后问陈诚：“院长有什么事，请指示吧！”陈诚对余、张说：“我请你们传达我的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后再没有说别的话。蒋经国也趁机攻击陈立夫。蒋经国与陈立夫之间本来没什么矛盾，主要是1947年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时，蒋介石派蒋经国出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一职，陈立夫视该校为CC系的干部训练基地，岂容外人染指，遂唆使学生闹学潮，拒蒋经国到任。陈立夫此举为小蒋播下了清扫CC的复仇种子。

陈果夫与陈立夫以反共开始，为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蒋介石为开脱自己，竟将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为了传位给儿子，又将他们一脚踢开，心中不免又气又恼、又怨又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好发泄，只得寻找机会，借题发挥。

病中的陈果夫受此打击，病情愈益加重，遵医生嘱咐不可说话。陈果夫痛苦难言，以此为题，作了一首哑巴歌，歌词曰：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连嘴里[15]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

陈立夫与陈果夫不同，他对蒋家政权既有不满的言语，更有不满的行动，他还年轻，身体也还可以，他似乎要对自己过去的一切，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反省，于是决定离开台湾，离开“政治”，远走重洋。

陈立夫在一切都准备好后，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是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这个协会是陈立夫所能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和会员们见面时，一些CC分子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表示愿意继续跟随他奋斗。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但也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送给他5万美元，说是作为资助费用。这架势，实际上是赶他快点离台。蒋介石这一举动促使陈立夫下定最后决心，尽早离开台湾。

临行前，为了顾及各方面影响，陈立夫还是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正好外出没回，宋美龄在家。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送给他一本《圣经》，关切他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没想到几句关心的活，倒激起了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字字含恨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那耶稣的信任吗？”

一直传言“蒋家天下，陈家党”，意指中国国民党是由陈果夫、陈立夫操办的，“四大家族”里把陈家并为一家。此次在台“改造国民党”，蒋介石要将陈家去掉，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一番追忆：至于改造之事，总裁乃下手令命我召集小组起草方案，并指定十一人小组共同研究改造，经集会讨论多次后，复予以文字整理，然后呈交总裁。定期召开本党改造会议，在此期间，有二次“中央委员”谈话会议中，有几位老同志如陈肇英、李宗黄等表示：“我们的意思是认为本党之改造，至为必须的，最后由干部作建议，请由总裁决定执行，免得总裁为难，而且亦合乎民主。”此话一出，竟使总裁勃然大怒，深恐改造之事，一经讨论，将会节外生枝。当即愤然斥道：“你们如果不要我来改造党，即只有下面几种办法：第一，就让本党无声无臭的如此下去；第二，你们要给我权，大家要相信我，用民主方式改造是不对的，如你们不相信我来改造，我就不管了，由你们去办好了！”此番震怒，大家都很诧异，直令在座者目瞪口呆。复听总裁继续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来改造，你们跟陈立夫去好了！”那次会我有病未出席，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番话，我心中十分纳闷……当听了总裁这番话后，知道另有原因，盖总裁深知我不能得罪，一经得罪就会离去。这一暗示，遂坚定了我退隐的意志，从速离开那时的党政工作，出国赴美……此时世界道德重整会柬邀赴瑞士开会，我遂趁机向总统说：“我受‘总统’熏陶二十五年，但我很惭愧没有什么表现，得感罪戾！我出国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事实上在我出国之后，在养鸡期间，“总统”曾有六次职务托经国同志来信找过我，（一）联合国代表、（二）日本大使、（三）考试院院长、（四）西班牙大使、（五）希腊大使、（六）巡回大使，只是我全没有接收罢了。在出国之前，我并写了两封信：一致与我相熟的同志，劝其继续效忠“蒋总统”；一致比我年长的老同志，表明过去未能做好，引咎[16]辞职出国。

很显然，从此蒋陈分手，陈立夫彻底从“陈家党”中出局了。

中国国民党“七大”的召开

1952年10月10日至20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召开国民党“七大”。出席大会代表175人，连同列席人员近500人。

蒋介石在致开幕词时不无感慨地说：“这次本党是从大陆‘剿匪’失败，撤退台湾，在风雨飘摇、颠沛流离之中、重新改造之后才举行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一定会感到我们当时撤退的情形，如何为‘奸匪’所侮辱，如何为世人所鄙弃，本党所领受的教训和遭受的环境又是如何恶劣，如何耻辱，凡是稍有志节的革命党员决没有不痛悔警觉，发奋自强，立志雪耻，以期补过赎罪来安慰我们总理以及革命先烈在天之灵。”

吐了一番苦水后，蒋介石向大会宣布本次会议的四项议题：（1）“是要大家自三十四年本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检讨七年以来，‘剿匪’挫折、大陆沦陷的耻辱，和血的教训。在痛切反省和悔悟之中，寻求出赎罪补过、救国救民的努力方向。”（2）“是要大家悉心研究我们当前的大敌——朱毛‘奸匪’，以及‘奸匪’所凭借的俄寇共产帝国强弱优劣的内容，更要彻底剖析他们的阴谋诡计，去认清敌人，克服敌人。”（3）“是要审查当前国际反共形势的发展，认清我们自己在民主国家反共阵容中的地位和责任，由于我们国民革命反共抗俄的决策和行动，能够适应世界大势和客观环境，来改善国际局势，去消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4）“是要大家基于以上的检讨、研究和审查的结果正视自身的条件与因素，针对当前的迫切需要，来制定复兴本党和反攻大陆的方案，指出完成国民革命[17]第三任务的指标。”

10月13日，蒋介石代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蒋在报告中从政治、经济、军事、党务、外交、教育全方位检讨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一）三民主义信仰的误解。蒋介石认为大陆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对三民主义认识不准确，许多人视民生主义为共产主义，产生了信仰的混乱。他“痛心的是一般同志，其中有些是有学问的，也肯为三民主义理论努力的同志一到他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面前便迷惘了下来，拿他共产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拿他唯物辩证法当作黑格尔的逻辑来讲，甚至在三民主义的招牌下，来宣传共产主义，把总理所著的孙文学说和建国大纲弃置不谈，更把总理所说的道统论鄙夷不顾。还有些党员要藉总理所讲‘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句话，曲解了三民主义，去靠拢‘共匪’，还把责任推到总理身上”。最终“致令本党思想失去主动，共产主义乘机渗透，党中同志对于三民主义没有信仰，对于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无怪乎要失败了”。1952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二）国际外交上的失败。蒋介石认为“俄皇尼古拉一世，就授予全权给他的西伯利亚总督墨拉维也夫‘向黑龙江下驰’。墨拉维也夫乃率领部队把我黑龙江东岸的地区全部占领，1860年他又进占乌苏里江东岸的地区，建立了海参崴。我们要知道海参崴的俄文译意，就是‘东方的统治’。这一事件激起了西方列强瓜分我国的野心，尤其是挑起了日本北进的企图……帝俄东侵使整个东亚局势起了剧烈的演变。而我们的东北问题从此不止是中国的问题，并且是世界问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又“促使美共和其同路人渗透美国的政治社会和舆论界。他要先在美国的政治上击败中国，才能在中国战场上取得胜利”。“斯大林为了骗取美国的信任，明白宣布取消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更改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在美国政治上遂造成四点严重错误的观感：斯大林放弃了世界革命，赤俄必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民主各国如援助赤俄，并使斯大林信任他们必将对德日轴心作战到底，则赤俄将与德日中途谋求妥协；德国战败之后，如赤俄参加对日作战，可以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尤其是关东军更被宣传为日本军队的菁华，又有东北资源和工业为其独立作战的基础，如没有赤俄参战，则纵令日本本土投降，关东军仍将继续作战；中共不是共产党，乃是

土地改革

蒋的这个检讨，只是在表面上做了些文章，对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并没有作深刻的反省。他不可能也不愿意揭开国民党政府体制上的种种毒疮恶疾。其实，正是他的专制独裁导致了政治腐败和民心的背离。他一切靠个人，而不依靠民众和民主党派对政治进行监督，更不和民主党派联合治国，于是极端的专制形成极端的腐败，政局每况愈下，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关于国民党改造，蒋介石在报告中只作了简短的总结和回顾：“我从下野到复职的这一期间，经过了深长的考虑，最后决定一定要改造本党，认为这是改革政治和改良风气的动力。在实施本党改造方案的时候，我乃不顾一切反对，排除万难，这是毅然决然的，替国民革命打开了一条生路。三十九年八月，‘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到今天已经工作了两年，究竟党的改造是否达到预期的成功，还要看这次大会的结果。但是我可以说一句话，在本党大分化和总崩溃之余，如不剑及履及、眼到手到的结集忠贞同志，重整革命阵容，为准备反共复国建国来努力，哪里会有今天这样荟萃海内外代表，在台湾热烈开会从容商讨的日子！”

蒋介石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五大方针、五种办法与三大要目的改革方案。

五大方针是：（一）“稳定经济”，（二）“整饬军纪”，（三）“安定社会”，（四）“团结内部”，（五）“建立民主制度”。

五种办法是：（一）“保持币信，充实准备”；（二）“贯彻命令，剔除浮滥”；（三）“保密防奸，肃清匪谍”；（四）“打破派系，集中意志”；（五）“养成守法精神，实行地方自治”。

三大要目是：（一）“建立制度。建立制度的着眼点，就是不论是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任何方面，都要有健全的制度，就是一切制度化；使人人的工作顺着一定的轨道，对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事业有所贡献。”（二）“注重组织。注重组织的着眼点，就是每一个人都纳入组织，使其各尽所能，各本所长，各负其应有的责任；消极的抗御‘奸匪’的渗透，积极的树立国家总动员的初基。”（三）“改造风气。改造风气的着眼点，就是祛除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和依赖主义的心理，打破无纪律、无国家、无政府的状态；而当前最为切要的，尤其是挽救奢侈浪费的颓风，养成合作互助的习惯。”

蒋介石在报告的最后认为：“这次大会是本党新生命的开始，反共抗俄革命建国事业复兴的关键。”同时宣称今后国民党努力的方向是：“澄清本党内部的思想”；“建立我们复兴革命的基础”。

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继蒋介石的政治报告之后，作党务报告。报告总结了国民党“六大”以来的工作，着重总结了国民党改造工作，认为经过国民党改造，国民党已有“相当的成绩与进步”，具体为“基层组织的充实”、“干部制度的建树”、“党政关系的确立”、“教育训练的实施”、“文化事业的鼓励”、“小民众运动的展开”、“社会调查的举办”、“设计研究的进行”、“大陆工作的策划”、“海外党务的发展”、“纪律与考核执行”、“财务与党营事业的整顿”。

10月17日，国民党“七大”通过了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修正案》。蒋认为原总章已有许多地方不适应形势需要，故作修正。

具体修改内容主要是：（1）将中国国民党“总章”改为中国国民党“党章”。（2）为加强中央集权，决定删除“各级代表大会或各级委员会为各级党的政策决定机关”。（3）为控制党员，决定入党者须发给党证，每年举行一次党籍总检查。（4）为抓住基层，改造过去以区分部为国民党基层组织状况，决定小组为基层单位。（5）为强化个人统治，突出总裁权力，《修正案》规定“本党以继承总理，领导国民革命大业之蒋先生为总裁，行使第五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6）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会合并为“中央委员会”，以强化权力职能；同时另设“中央评议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总章修正案》的通过，表明蒋介石独裁统治在经历了大陆失败的冲击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会议还通过了蒋介石提交的《反共抗俄基本论》案。会议要求全党“悉心讨研，实践躬行”。

10月18日，大会根据主席团的提议，以起立通过的方式推荐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其后，出席代表与列席人员分别签名向蒋介石致敬，大会主席带头高呼“总裁万岁”的口号，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提名，选举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人为“中央委员”，郑介民、毛人凤等16人为候补“中央委员”。蒋还提名政治上失势的元老于右任、阎锡山、何应钦、张群、邹鲁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

10月23日，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宣誓就职，并举行七届一中全会。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名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吴国桢、黄少谷、陈雪屏、袁守谦、陶希圣、倪文亚十人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还通过蒋介石提名张其昀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周宏涛、谷凤翔为“副秘书长”。至此，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将代行两年零三个月的职权，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完成了国民党的改造与重建。

这次国民党退台后的所谓“党务改造”，对蒋介石来说起了一些什么作用呢？

从当时的政治层面来看，“党务改造”停滞了由大陆延续至台的派系纷争，制约了对国民党生存发展不利的异己势力。很突出的一点是，二陈（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党治”实权被解除，大陆时期行政官僚势力的代表政学系，亦在改造中被瓦解。同样的，蒋介石原来的“老班底”的所谓“党国元老”的实权开始被削弱，许多原来拥兵、拥权自重的“元老”人物，退台后被安排在有职无权的“中央评议委员会”。蒋经国的人马进入“中央”决策层，“中央改造委员会”16人中，有嫡系，有跟随，有信任，在“七大”上多数被提名为“中常委”并独当一面。继续强化国民党在各个方面的统治。1951年1月23日，蒋经国在阳明山的政工会议上的一番话，更表明蒋氏对强化国民党的重要手段。蒋经国明确提出“中国国民党是我们的生命”、“在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以党领军完成革命”，对每个题目都作了具体的解释。总理说：“由思想生出信仰，由信仰生出力量。”如果没有共同思想，就不能产生共同信仰，没有共同信仰，就不能产生团结的力量。党的结合是自愿的，大家结合起来，立定共同的目标，向此目标迈进。所以团结党员的中心力量，是思想和信仰。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反共抗俄，要反共抗俄非有国民党领导不可，大家既然是自愿入党，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党的组织，无条[18]件的为党贡献自己的一切。

不可否认，这次蒋介石在台进行的国民党“改造”，虽然给国民党在台今后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定的“生机”，但却更加强了当时一个阶段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给台湾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二　排斥异己

吴国桢他乡避祸

1949年12月8日，残余的国民党“政府”正式从大陆“迁往”台湾，力图凭借台湾海峡同中国共产党做最后的较量。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已经确定了对台湾的政策。

10月底，美国国务院召开了两天会议，由艾奇逊亲自主持。副国务卿沃博，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顾问凯南，远东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斯、司徒雷登、杰塞普以及政府其他要员出席了全部或部分会议。在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会议形成若干要点。关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政策，会议作出取消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

这是因为美国决策集团已经认识到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防止台湾“失陷”的方针是不能奏效了。国民党失去了整个大陆，台湾进一步落入共产党手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于是他们决定面对现实，准备从中国大陆和台湾脱身。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在美国政府看来，台湾的资源已足能使中国军队获得他们认为是保卫台湾所必须的物品。美国政府拟照现在的法律权力继续进行目前的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计[19]划。”

蒋介石非常清楚，能否保住台湾，美国的支援至关重要。为向美示好，他重用亲美派吴国桢和孙立人，一个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个出任陆军总司令。

吴国桢，湖北建安人，192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192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旋任政府“外交部秘书”、“第一司副司长”，后又投靠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李宗仁。因为他不是蒋的小老乡，吃不惯宁波菜，不久又打宋子文的门路，抗战时出任“外交部”次长，战后出任上海市市长。不料蒋经国到上海打虎，两人因意见不合而翻脸。“国民政府”迁台后，蒋介石派郑介民赴美。美国方面表示应该让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蒋介石权衡再三，决定利用吴国桢来换取美援。

1949年12月14日，蒋派空军专机直飞台南迎接吴国桢到台北，亲自召见，对吴说：“你做一下准备，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马上要发表。”吴国桢心里有数，但出于礼节，还是表示：“陈诚将军不是做得挺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他和陈将军更为默契。”蒋介石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称他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同时督促“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陆空攻击”。他还正式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宣称：“台湾的地位，须等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由对日和约或由联合国决定。”

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遭到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方鹰派人物的反对。所以，8月初，国务院和国防部达成三点妥协：（1）评估台湾国民党军队战斗力；（2）保证台湾国民党军队装备的使用；（3）提供军需及一定数量的援助。8月底，杜鲁门批准了向台湾当局提供[20]1.4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9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向台湾当局提供包括设备、武器、大炮、弹药，总计为975.2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项目。

随着朝鲜战争的升级，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日益密切。1951年2月9日，美国与台湾当局达成了《共同防御援助协议》。根据协议，美国便可向台湾方面提供军援。这一年，美国给予台湾的经济援助价值9803.4万美元。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其他渠道向台湾提供援助，其中包括：对外资金计划、联合农业计划和技术援助计划。

蒋介石一旦不再需要吴、孙的招牌效应，就立即准备将他俩踢下台去。因为从本质上讲，蒋介石根本不喜欢吴国桢和孙立人。

首先是由于国民党改造完成后，党内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纷至沓来的各类改造措施，国民党内一些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持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人（绝大多数是政学系，其中包括吴国桢）颇为不满，认为这样的改造或是抄袭法西斯或是学自共产党。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当局践踏人权和所谓的“防共措施”进行抵制。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决心进行排斥和压制。1950年6月17日，这些人中的陈仪因“通共”而被枪毙。魏道明、熊式辉等躲在海外观望。张群、王宠惠等元老被安排了荣誉职务。接下去自然就要轮到吴国桢了。

其次是由于吴国桢和蒋经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只要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知道吴国桢和蒋经国的矛盾，并非源自台湾而是起自上海。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以督导员身份前往上海“打老虎”。小蒋手持尚方宝剑，想在上海有所作为，手法极为严峻急切。当时上海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是诸如“借人头平物价，以巨商为目标，不在小处着眼，以免徒事纷扰”的报道。但实际上，“打虎”效果很不理想，充其量不过拍死了几只“苍蝇”，而对于诸如扬子公司之类的官僚资本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吴国桢不赞成蒋经国的这种做法，而且他的市长权力被架空，亦使他非常不满。

到台湾后，蒋经国在其父亲的扶持下掌握了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他在政府中的职务虽然不高，但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以法律以外的特权打击异己和政敌。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以“民主的台湾”为己任，最看不惯无法无天的特务统治。而蒋经国也为“打虎”之事迁怒吴国桢，二人的矛盾终于“台湾火柴公司案”上爆发了。

台湾火柴公司原设于上海，上海解放后其董事长吴性裁留在大陆，还拍摄了一部《民国四十年》的影片，对蒋介石多有“氓毁失敬”之处。蒋经国下令调查台湾火柴公司，发现总经理王哲甫的“罪证”，即下令逮捕。吴国桢开始尚浑然不觉，后来通过彭孟缉得知此事，认为王哲甫与吴性裁之事并无牵涉，于是令彭即刻释放王哲甫。彭孟缉拒不执行吴的手令，并立即向蒋经国通报。当天下午，蒋经国和彭孟缉一起去见吴国桢，说：“王哲甫有罪，证据确凿，不能放。”吴国桢据理力争：“两人久不通音讯，且有隔海之遥，此事于法无据。”双方一时僵持不下，吴国桢大怒，问彭孟缉：“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蒋经国拂袖而去。傍晚，蒋介石贴身秘书周宏涛找吴国桢说：“抓王是蒋先生的意思。”吴还是不服：“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此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原则问题。政府既标榜民主，焉能言行不一？”周宏涛说：“若省政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国桢说：“此事我不会退让，我写一私函给蒋先生，请您转交。”当晚，周再次访吴，说：“先生看你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

不久，吴国桢又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发生冲突。1950年1月，蒋介石在草山宾馆召集三军将领开会，并亲自主持会议。吴国桢发言时说：“时下财政困难，军队走私，决不允许。请在座三军首长，予以协助，尤其是海军的桂总司令。”此言一出，众人大为吃惊，都没料到吴国桢竟如此指名道姓地直言不讳。桂永清勃然大怒，厉声喝问：“海军走私没有？你拿出证据来。”吴国桢从容将事先备好的卷宗当众呈给蒋介石。蒋介石怒容满面，盯着桂永清说：“你自己看看。”桂永清当众受辱，绝不肯善罢甘休，请示“行政院”要求接收省林务局管辖的林班，并未等批复下来，下令海军陆战队强行占领。吴国桢作为省政府主席闻讯大怒，直接用军用电话找桂永清，问：“你干吗这么胡闹？”桂永清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已呈报‘行政院’。”吴国桢更怒：“我限你在明天撤离，否则我派保安司令部武装执行。”说完挂断电话。

吴国桢感到阻力太大，心灰意冷。但他对蒋介石还有幻想，因此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21]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视之焦点。”但蒋介石主意已定，自然听不进吴国桢的肺腑之言。吴国桢说：“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党。”此时，他终于认识到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吴国桢的这些言论早有特务报告当局，于是蒋介石决心除去这个不听话的走卒。

1953年4月，吴国桢请求辞职。蒋召见吴，谈及要吴同蒋经国合作。吴对蒋介石表示：“经国兄，我肯定要帮的，但他不应该做特务工作，天下人人怨恨。如做点社会方面的工作，我会尽力协助。”蒋一听不对胃口，就对吴说：“改天再谈。”

5月，吴国桢夫妇获美国方面邀请，准备出国，蒋介石父子决定扣住不放，最后经宋美龄斡旋，终于成行。条件是留下吴国桢的父亲与次子吴修潢作为人质。

吴国桢到美国后，顾及父亲和次子的安全，开始一段时间，他不说一句蒋氏父子的坏话。可是1954年1月，蒋氏父子削除“政学系”张群、王世杰等人时，把吴国桢也牵涉进去，报上还披露了他套取巨额外汇的内幕。1月25日，美华埠《民气日报》发表《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要吴国桢回台交代问题。吴遂将自我辩解之词作一启事寄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但久久不见回音，不禁由愤转恨。于是，他向台发难，接受了MGN台的电视访问，又接受合众社记者专访，攻击台湾政府过于专制，毫无民主可言，认为蒋经国的政治部，完全是苏联“契卡”的翻版。结果，美国舆论大哗，认为美国支持这样的政府是一切民主国家的奇耻大辱，各报争相报道，北美掀起“吴国桢风暴”。

蒋家父子及其干将对此无不“义愤填膺”。“立法院长”张道藩首先跳出来与吴国桢对骂，说吴反动、狂妄，犯有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非法乱纪、营私舞弊等13项罪行。吴国桢马上反击，发表《上蒋总统书》，说蒋经国是“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主要障碍，应送入美国大学读书，大陆不复不必返台。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台湾当局恼羞成怒，认为吴国桢与外国的“粉红色伙伴”合作，以自由破坏自由。3月17日，“国大”建议政府吊销吴国桢护照，勒令其回国依法处办，如有违抗，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发布“总统命令”，说吴国桢“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居心叵测，罪迹显著”，着即撤免其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依法究办。但吴国桢远在美国，蒋介石鞭长莫及，“吴国桢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孙立人“兵变”被囚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就学清华，获美国印第安纳普渡大学工程学士，又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归国后任蒋介石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税务警察总团特种兵团团长，三十八师师长，新一军军长。入缅作战属杜聿明麾下，因在仁安羌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军，救出十倍于己的英国军队而获皇家勋章。他同马歇尔有校友之谊，与史迪威友善。1946年，杜聿明在东北战场上病倒，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推荐孙立人负责东北军事。其时，蒋介石正视史迪威为眼中钉，三次请罗斯福换将。因此史迪威的推荐不仅不被允许，反而引起蒋介石的不快，从此对孙立人有了戒心。孙立人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美国并不希望蒋介石退到台湾去，他们看中了台湾的战略位置，更愿意把台湾扶持成一种既非共产党，也非蒋介石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能有效地使台湾真正成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艾奇逊派遣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默钱特与陈诚等人秘密会晤，以美援为诱饵，企图说服陈诚在台湾进行改革，设法阻止蒋介石在内的大陆国民党人员来台湾。但默钱特很快感到陈诚是蒋介石的忠实门徒，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实现美国的打算。于是建议由司徒雷登向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提出换马的要求。3月11日，艾奇逊犹豫[22]之后还是接受了此建议。美国人比较属意的是在美国留过学的孙立人，孙在甸缅战役中因荣立战功而颇受美国器重。但此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却依然牢牢掌握着人事的变动。李宗仁希望美国方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换人的建议。正当司徒雷登有所犹豫的时候，陈诚以攻为守，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自己可以让位给孙立人。随后，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孙立人，态度亲切得让孙立人受宠若惊。默钱特对此大为失望，只得致函美国国务院，说明陈诚属于国民党“最反动的”和[23]“昏庸的”领导，支持陈对美国无一益处。

退台之初，孙立人与美国官佐来往甚密，后来又与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过从极密。蔡斯是台湾美军军援的负责人，对蒋氏父子也傲气十足，令蒋氏父子十分不快。此外，蔡斯和孙立人对蒋经国搞军中政工制度极为不满。对蔡斯，蒋经国忍气吞声；对孙立人，他则怒不可遏。孙立人的为人，颇有些恃才傲物，一向看不起行伍出身的同僚。尤其当美国恢复对台经援后，他以其与美国的关系更是不知韬光养晦，与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都闹得很僵。他不愿向周至柔敬礼，每逢周氏主持的军事汇报会，他都故意迟到。因为那时蒋介石已在场，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向周至柔敬礼了。这种人际关系，对他极为不利。

1950年12月，孙立人在新年第一次扩大谈心会上，无所顾忌的毛病又犯了。他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都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这些话传到了蒋氏父子耳里，犯了大忌。但孙立人仍不知收敛，竟在私下说在现有领导之下，台湾无法久存，而大陆失败，纯粹是由于蒋介石坚持“政府私人化”的结果。这些话更令蒋介石恼怒不已。蒋介石本来在“吴国桢事件”后对美国常常插手台湾事务已极端不满，非常自然地就联想起赴台之前美国试图策动陈诚和孙立人的往事，于是决定拿孙立人开刀。

孙立人对此亦有预感，开始做一些稳定自己地位的准备工作。1953年11月，他召见在台湾训练新兵时的下属江云锦，让他串联当年受训的同学，在军中结成一股力量。孙立人指示在每个团找出一个职位较高、学识较优、服役年龄较长的同学为负责人，与其他同学联络。江云锦接受指令后，几个月内不仅在每个团内布置了负责人，甚至在一些连里也发展了联络人。1954年，孙立人命令把各部队的负责人串起来，使每个人不仅知道本部队的成员，而且知道他部队是谁负责。但是，江云锦此时感到这不像是一般的联络同学感情，心存疑虑，活动就没有以前积极了。1954年6月，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蒋即调桂永清为参谋总长，把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交给孙，开始了排挤孙的行动。孙立人在卸职前，让江云锦把各部队联系人造具名册。7月，“陆军总司令部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把名册交给孙立人。8月初，孙立人让他的老部下、“陆军学校”少校教官郭廷亮接替畏缩不前的江云锦担任联络人。8月12日，“参谋总长”桂永清暴病去世。按一般推算，“参谋总长”的位子非孙立人莫属，但蒋介石却任命黄埔六期的彭孟缉接任，并将彭的军衔从中将升为上将。孙立人眼见蒋介石对自己越来越不信任，于是加快了抓军队的步伐。

1955年3月，孙立人要江云锦向各联络人传一句话，以试验其精心构筑的组织内部通讯是否畅通。5月15日，郭廷亮到台北晋见孙立人，报告工作进度并建议采取行动。由于孙立人在台湾并没有一呼百应的威望，而且他也只能控制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所以郭廷亮向他建议的行动，不是要举行政变推翻蒋介石，而是要效法张学良进行兵谏。具体计划是要趁蒋介石6月初到台南检阅军队之时，将其控制，并呈上对军队不良现象的意见书及改革方案，迫使蒋介石接受。

但是，郭廷亮等人的行动被情报部门侦破。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孙立人原定于5月28日前往郭廷亮事先构筑好的兵谏指挥所，突然接到“总统府”的命令，要他跟随蒋介石活动。孙立人只得派随从参谋陈良埙开车南下，沿途通知各地人马。但陈良埙出城不远就被保安机关逮捕。6月中旬，孙立人也遭到软禁。国民党在军中进行清洗，逮捕审查少壮派军官300多名。

孙立人被捕后，台湾当局只字不提，外电率先报道了这一信息。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晨报》发表社论：“一个四星将军竟以所宣布的这样琐碎的理由受到惩处，这是荒谬的，如果不是可笑的话。”纽约《每日新闻》甚至发表专论，要求台湾当局允许美国派观察员参与对孙立人的审判，并号召在美掀起“普遍而强烈的怒潮”以挽救孙立人。美国其他一些报纸也长篇累牍载文介绍孙立人和蒋经国的矛盾，“宣称孙立人曾坚决反对台湾目前普遍实行的警察控制，因此直接与总统的儿子蒋经国将军发生冲突”，并断言，“孙立人是被他在军队中的具有反美情绪的长期敌人逼倒的。”五角大楼官员发表意见说：“在如此需要孙立人才干的时候，使孙立人遭到这样的麻烦，是可耻的。”

为了对世人有个交代，蒋介石必须证明此案的性质不是国民党内部的军人“兵谏”，而是与共产党分子有关的“叛乱”。因此，郭廷亮在被捕后，经过了十昼夜的严酷刑讯。“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对他说：“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处理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本案是以你的自首来办理，所以即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部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郭廷亮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下终于“自愿”承认自己是“匪谍”。

1955年8月3日，在孙立人忽然“失踪”的两个月后，报上忽然登出了孙立人的《辞职书》，说国军之中发生了一起不肖事件，因而引咎辞职。至于到底是什么事件，并未明说，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1）总统府参军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调查，报候核办。（2）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24]有关详情彻查具报。

经过50天的调查，调查委员会终于写出1.6万字的报告。10月31日，蒋介石根据报告又发布“总统令”称：以孙立人久经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25]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

该报告公开后，“监察院”又派曹启文、陶百川等五名“监察委员”进行复查。他们曾请孙立人到“监察院”晤谈，并调阅了该案的全部卷宗。但当他们提出要见当事人郭廷亮时被挡驾。全部调查工作于1955年11月中旬完毕。据说该调查报告“与其他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调查报告定稿后，当局竟不让公诸于世，后尘封于“监察院”，列为“极机密文件”。陶百川回忆说：“孙将军告诉我们说……不独他个人无辜，连郭廷亮等也是冤枉的，请求我们救救他[26]们。”五人小组的另一个成员曹启文也曾私下里对海外访客说：“这一切都是陈诚有计划的阴谋，连他们黄埔系的人看了都表示心寒。”

据说除了上述两份调查报告外，当时还有四份调查报告：一份是“参谋总长”彭孟缉主持的调查报告；一份是“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主持的调查报告；一份是“军法局”局长汪道渊审讯300多名军官的笔录；再一份是“国安局长”郑介民召集各情治首脑成立“孙立人专案小组”的会议记录。但这四份记录都被彭孟缉奉蒋介石的手令全部烧毁。

台湾当局遮遮掩掩的举措更加引起外界的议论纷纷，直到现在仍无定论。孙立人在军中进行串联活动是事实。国民党军队内搞联谊组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蒋介石本人就是靠黄埔系起家的；孙立人发动兵谏也是事实，近代历史上少壮派军人出于对政局的不满，往往会诉诸武力。二战前，日本就曾爆发过“二·二六兵变”。这些军人未必是要颠覆政府，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清君侧”，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孙立人估计发难之后美国会乐观其成并以中间人的身份保护他们不受惩罚，万一失败，亦可向美国寻求政治避难。因此，由他“领衔”发动兵谏，完全是情理中的事；但说孙立人案中有“共产党因素”，纯属想当然。蒋介石给孙立人扣上一顶红帽子，主要是为堵住美国人的嘴巴。此后，孙立人一再向台湾当局要求“还我公道，还我清白”，主要也就是要摆脱强加在他身上的“匪嫌”，并区分“兵谏”和“叛乱”的定义。

阎锡山“种能洞”读书

国民党在建立之初就是一个阶级成分极为复杂、派系林立的政党，任何一派上台都必然和其他势力发生尖锐的矛盾。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明白，他要成为国家的“元首”，他要建立独裁政权，就必须扶植嫡系力量，同时削平一切异己分子。败退台湾之前，他在大陆上成功地把中央和地方的，把比他资格老和同辈的，亲密的或疏远的，凡是有碍于他成为独裁者的异己分子，统统搞下了台。败在他手下的有汪精卫、胡汉民，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有张学良、杨虎城，有陈济棠、龙云、刘湘等。

退居台湾后，蒋介石对这些曾经掌握兵权的“老臣”依然放心不下，因此在进行国民党改造的时候就着力将他们挤出决策圈。改造结束后，蒋介石并没有对他们放松警惕，稍有什么风吹草动，轻则撤职，重则放逐，甚至性命不保。阎锡山就是一例。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军阀。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太原战役的外围战。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终于登机离开太原，逃往南京。

阎锡山到南京时，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南京也非久留之地，于是阎积极安排自己的退路。他将国防部拨给他的军饷（包括粮食和金圆券）换成现洋和黄金，又命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将该公司在太原的资金和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物资一律变为黄金，尽量外运，以备后用。同时，他把亲属作了安排：将他的继母、儿媳送往台湾，在台北建了阎公馆；把他的四儿子阎志敏及四儿媳裴彬送往美国，又叫他的内弟徐士珙和五儿子阎志惠去日本。

阎锡山知道太原即将不保，以后再也不可能拥兵自重了，所以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拉拢各方要人。他曾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面晤，以图博得美国对他的好感及支持。对于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和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则利用矛盾，居中调停，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巩固自己的地位。

阎锡山在南京期间，正值国共“和谈”紧张关头。阎对“和谈”持反对态度，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行政院长何应钦把中国共产党于1月14日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交与会者讨论时，他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迁至广州。不久，行政院长何应钦下台，阎锡山通过各种关系，纵横捭阖，终于当上了行政院长。他就任行政院长后，立即飞往台湾向蒋请示，又飞到桂林对李宗仁敷衍了一番，接着就发表内阁成员名单。新的内阁成员为：副院长朱家骅、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外交部长胡适（因胡适在美国未到任，由次长叶公超代理）、教育部长杭立武、交通部长端木杰、司法部长张知本、经济部长刘航琛、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至于重要的国防部长一职，则由阎锡山自己兼任。

阎锡山在任行政院长职务上没风光几天，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布置在湘粤交界处的国民党军队毫无斗志，一触即溃。陈赓兵团相继攻克韶关、英德，隆隆的炮声已经逼近了广州。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于8月8日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接着又搬到成都，最后退到台湾。

阎内阁逃亡台湾，不仅表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失败，而且也宣告了阎锡山本人政坛生涯的结束。本来阎锡山出任行政院就具有双重性。它是蒋介石集团和李宗仁集团权力斗争的副产品。李宗仁的逼宫是打着与中共和谈的旗帜出现的。北平和谈的破裂，和谈代表的留平不返，大陆战场的全面溃败，使李宗仁在国民党营垒中的处境日益困难。阎锡山既不属于蒋介石嫡系中人，又以一贯反共著称。因此，由他出任行政院，恰好成了蒋、李两大集团之间最理想的缓冲人物。这种缓冲作用，决定了阎内阁仅仅是一个看守内阁，它的任务是完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善后工作。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失败，李宗仁已成了一个光杆“代总统”，拒绝赴台。此时蒋介石重操权柄已成必然，阎锡山的缓冲作用成为多余。蒋介石虽然在公开场合说：“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悯，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上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迁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但他又如何容得一个在历史上三番五次和自己作对的人继续担任行政院长的要职呢？阎锡山

对此，阎本人看得非常清楚，到台不久他就对幕僚贾景德说：“我们准备交代。”贾问：“何故如是之速？”他说：“我的责任已尽，以后应由辞修替总裁分劳。”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准许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之职，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

1950年3月，阎锡山卸任行政院长职务，他虽还担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虚衔，但实际上已经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为了让蒋介石对自己彻底放心，他索性在台北市阳明山之菁山用石块垒了个窑洞，称“种能洞”，过起了隐居生活。隐居菁山的十年里，他刊行问世的著作有《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人应当怎样》、《反共的什么凭什么反共》、《反共复国的前途》、《大同之路》、《孔子是个什么家》、《中国政治与土地问题》等等。偶尔也有一些官方机构邀请他作讲演，这些演讲被集合编成《安和世界言论集》一书。在最后的几年里，阎锡山感到原先所著的《大同之路》只是阐述怎样扭转世界业已存在的社会危机，理论上也没有解决问题，因而又著成《世界大同》作为下篇；此外，业已完成的初稿还有《三百年的中国》，表明他对未来中国在精神物质建设方面的设想和具体计划。

1959年，香港《真报》记者采访阎锡山。当记者和他谈到重返大陆问题时，阎说：“一旦如能配合国际局势，王师跨海北进，直捣黄龙，毫无问题。诸位别看我阎锡山已老态了，真个一旦反攻号响，看吧，我还要请求率领健儿们再打几个胜仗给国人看看，我有信心。生从太原来，我这把老骨头仍将活着回太原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过是阎锡山在向蒋介石表明反共的心迹而已。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心脏病复发，在台湾大学医院就医，因抢救无效而去世。国民党“中央社”特辑阎氏略历，总概其生。一般新闻报道，亦无非为其招魂、表功。5月29日，台湾国民党为阎锡山举行了大殓公祭。蒋介石送了一块“怆怀耆勋”的牌匾，并颁发“褒扬令”。

阎锡山逝世后葬于台北阳明山的菁山山坡，与他在台北的故居相距只有几百米。阎锡山在阳明山住了十年，一心读书写作，不轻易下山。他的生活规律是每天清晨7时起床后就写作，午后休息两小时，再开始见客或读书。此时已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在山中以读书、著作、种树、养花打发余年。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重感冒，还有气喘。阎锡山一生“叱咤沙场与官场”，后代却没有从政。五个子女中三个早夭，两个儿子在美国，只有四子在阎锡山死后一人闻讯急回台北奔丧，此后一直没有赴台扫墓。山西籍的在台老乡偶尔祭拜阎墓，有一位跟随阎锡山的老兵50年来一直整理阎锡山故居并在其灵前上香奉果。

何应钦“四处打杂”

何应钦，贵州兴义泥凼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从总体上看，他算是蒋介石的人，虽然在历史上和蒋也有过节。

不曾想到的是，何应钦在撤退台湾之前又一次忤逆了蒋介石。1949年3月1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提名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并咨请立法院同意。立法院接到李宗仁咨文后，旋即于同日下午3时举行会议审议，出席委员共240人，投票结果，209票同意，30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通过。何应钦见大局已定，于3月15日抵达南京。李宗仁亲往与何商议组阁问题。何对李说：“德邻兄，你要我组阁等于逼我跳火坑”，“现新阁各部会首脑尚未完全决定，组阁相当困难，还希你全力相助”。李接口说：“对于老弟此时此刻的一臂之力，我永生难忘。组阁如遇困难，我定当全力相助。”3月22日，何应钦内阁，终告组成。

何应钦内阁的主要任务是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但由于蒋介石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何应钦被迫命令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迅速返回南京。4月20日，何应钦在立法院召开的会议上，为拒绝接受和平协定进行辩解称：“这个协定根本不是一个和平协定，而是一个‘军管’方案。如果说是降书，比我们当年向日本提出的受降条件苛刻得多。就是傅作义与共党所签订的所谓北平协定比较，已有过之无不及。”何应钦在国共和谈破裂、南京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之际，于5月21日向李宗仁提出辞呈。李宗仁予以挽留，立、监委闻讯群起呼吁请何应钦打消辞意。然何应钦竟以沉痛的语调说：“德公，如果我继续干下[27]去，我只有两条路好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李宗仁见何辞意甚坚，只得于5月30日同意何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此刻的何应钦，心境沮丧，他知道这一段与桂系共渡危局的时光，必定使蒋介石感到极端的不满。

赴台后，何应钦为了避嫌，在蒋介石尚未下手之前就急忙表明自己的心迹。1950年1月6日，美国《新闻观察》记者斯瑞就当前台湾军事、政治形势访问何应钦。不料何应钦答非所问：“我是国民一分子，在国民应尽义务方面，当然不能后人，所以就我内心的衷愿说，从政时冀不负国家公仆，现在只希望无忝为一个自由中国的公民。”

正因为何应钦见机得早，蒋介石倒一下子不便为难他了。不久，蒋氏复职，在他的“内阁”名单中，何应钦被委以“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一职。听起来，这个职务相当重要，需负战略策划与设计之责，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个“咨询”机关，大权还在蒋介石手中，加之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的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于美国，“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便成了闲职，何应钦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的闲人。不得已，只能替蒋介石不时打打“杂工”了。何应钦

一是参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活动。所谓“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全世界的发展所采取的一项措施，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共已成为世界问题，以道德来武装人类，使之不受共产主义思想“污染”是当务之急，故发起该项运动。何应钦认为这一简称MRA的运动所标榜的“四大目标”，即“绝对诚实、绝对纯洁、绝对无私、绝对仁爱”，“与我们中国固有的道德，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也与我们中国孔子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极其相似的，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所企图彻底推翻的东西”。

1956年5月2日，“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创使人卜克曼博士抵台访问，何应钦给予热情接待。同年7月下旬，何应钦率领台湾当局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代表团赴瑞士柯峰。会后，何应钦遍游欧洲大陆。1960年夏，何应钦选派50名青年前往瑞士柯峰接受“道德重整”的训练。尽管何应钦特别热衷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但由于这一运动受“反攻无望论”的影响，60年代中期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二是主导对日“国民外交”。何应钦是留日生，对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离开权力中枢之后，用相当的精力从事对日“外交”。1950年1月4日，何应钦偕夫人王文湘女士赴日医治癌症，并宣称“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在日本，何应钦首先受到日本战友会的欢迎，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战友会副会长冈村宁次致欢迎词称：“何将军在我国被称为对日本了解最深的友人，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蒋介石总统阁下，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发表‘对于日本人，应以德报怨’的著名声明，使日本全国国民感激，而事实上担任接收及遣返200万日本军民的处置者实在是当时任总司令的何应钦将军”。何应钦也发表了《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体安全保障》的演说，公开其访台的目的是为了远东局势，说：“远东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建议日本政府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拼凑“远东公约”，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持久的有限战争，拖垮新中国。

三是参与“国民大会”的领导工作。何应钦在世时，“国民大会”在台湾共召开六次大会，一次临时会议。何应钦每次均应蒋介石之召出席会议并出任主席团主席，为维护蒋家小朝廷利益效尽犬马之劳。1954年2月19日，“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除了投票罢免李宗仁之外，还连署提案支持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条款在未经废止前继续有效》案。1960年2月，“国大”一届三次会议召开时，何应钦会同莫德惠等966人，提案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经此修订，蒋介石再度连任“总统”一职。1966年2月，“国大”一届四次会议召开之际，何应钦与张知本领衔连署提案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主要是无限扩大“总统”权力，以适应反共形势。

四是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工作。那是蒋介石死后的事情。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的新方针。此方针提出后，立即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赞同。但台湾当局从其自身利益与立场出发，攻击中共在玩弄“统战阴谋”，是30年前和谈的“故伎重演”，同时抛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1981年召开的国民党“十二大”还通过《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会后，何应钦为紧跟蒋经国，积极贯彻国民党“十二大”精神，于同年11月21日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同时决定设立专案组，会同有关单位，策划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1982年8月28日，何应钦等人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筹备会议，并向当局办理申请登记手续。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在台正式成立。何应钦致开幕词：“本大同盟的奋斗目标，是要发挥民族主义伦理的力量，争取十亿同胞生活方式的自由；发挥民权主义民主的力量，争取十亿同胞政治上的民主；发挥民主主义科学的力量，争取十亿同胞经济上的平等；以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与繁荣，来统一我们的国家，使共产主义的祸患，永远根绝于中国的土地，全中国同胞后世子孙，永享三民主义的福祉。”

五是弃武从文，做蒋介石的吹鼓手。在每一年中，元旦团拜、黄埔军校校庆日（6月16日）、棉湖战役胜利日（3月13日）、“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九”受降纪念日，何应钦都要发表演讲专论，以称颂蒋介石的功德及自己对“党国”的忠诚。甚至到80年代中期，何应钦在患轻度的脑中风住院期间，遇有重要典礼，仍抱病出席致辞，充当吹鼓手。

1987年10月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98岁。同日，蒋经国发布“总统令”予以褒扬。12月1日，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经国特颁“轸悼耆勋”的挽额。公祭后何应钦被安葬在台北县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从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何应钦的结局比阎锡山是要好多了。但一个曾经叱咤疆场的陆军一级上将沦落到高级“杂工”的下场，其中的“委屈”又岂是外人所能体会得到的。

白崇禧晚景凄凉

白崇禧是桂系的领袖，在派系斗争中，多次起兵反蒋。蒋介石一生三次下野，白则每次都是逼宫的主谋，这就注定他终有一天要被蒋介石排挤收拾。“桂系三杰”中只有平时有小诸葛雅号的白崇禧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周恩来在1965年7月19日接见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先生时说：“白崇禧颇自负，其实政治上并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周恩来这番话的确入木三分。

白崇禧入台，一是受蒋介石欺骗，二是不听老朋友的劝阻，三是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这一幻想直到陈诚“组阁”才破灭。此后他一直处于闲居与被监控之中，从未离台湾半步，其政治生活仅较张学良、孙立人略胜一筹。

初到台湾时，白崇禧住在圆山，后来台湾省“政府”腾出一些房子给从大陆来台的公务人员住，他才搬离圆山。1950年3月，他的家眷陆续从香港来到台北定居，全家20多口，其中有他的大哥、六弟和二姐。他只得又在台南市购置两栋房屋供家人居住。白是军人，多年身居高位，一旦赋闲，只能打猎、种树、浇水、除草，借以打发漫长的时光。

蒋介石复职后，白崇禧被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同时还挂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国大代表”和“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职务。1950年8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白崇禧被排挤出决策圈。国民党改造结束后，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除了白崇禧以外，不是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就是当选为“常务委员”，最不济的也被推举为“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元老们对此颇感不公，遂推于右任和居正前去见蒋介石，请其设法补救。蒋在听取了于、居的意见之后，沉吟了一下，即以决然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此后便无下文了。

白崇禧的厄运不仅仅于此。就在他被除名的当年，他的住宅又被“国安局”查抄，甚至连地板都被挖开检查。白气愤莫名，立即打电话给负责情治部门的蒋经国，蒋经国则称他不知此事，请他去问“总统”。白崇禧不得已，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介石竟然称：“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指白崇禧和薛岳）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

1954年，白崇禧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遭到弹劾。不久，在“国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白崇禧再度遭到弹劾，白本人分析是蒋的亲信何成浚策动的。弹劾案指控白崇禧有三点罪状：（1）贪污“中央银行”黄金7万多两；（2）贪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白银370多万两；（3）拥兵自重，不遵统帅调兵命令，坐视徐州战况恶化。

弹劾案发生后，陈诚劝白崇禧低调处理。但白说：“他已公开提案了，我要公开答复，我要保留到下午发表答复。”等到下午开会时，白崇禧给每位代表发一份他的答复书。白崇禧的答复是：（1）“三十七年夏（1948），汉口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约7万余两，地方上为维持币信，多主留存汉口，适逢国防部何前部长电话转达蒋总统面渝，以中央改革币制使用金圆券，需要黄金以为准备，崇禧力排众议，当即遵令转运中央，有案可查……并非华中扣留黄金。”（2）“三十八年春（1949），本署驻防武汉，适值金圆券急速贬值，中央已汇至汉口之军政各费，汉口中央银行因券料运济不及，库存告罄，不能兑取，华中长官公署为维持辖区秩序，经呈报行政院，并电请汉口中央银行转报该行总行，将库存银元查照应付款项分别缓急酌予搭发。本署经费系按照中委核定预算向联勤总部驻汉收支处具领，并未向该行提支分文……”（3）至于拥兵自重、不遵统帅令问题。白崇禧辩解说华中主力5个军1个整编师均驰援徐蚌，几乎全部牺牲，而另一部分部队需对付刘伯承与孔从周，无法抽调，后来奉命撤退，并非坐观成败。他怒不可遏地呵斥但衡今：“但委员所提的恐怕有许多军事上的机密，或许但委员未全知，不清楚，我有书面说明，我不是辩，用不着辩，不过为了十几万人调到徐州去——5个军1个整编师，大部分牺牲[28]了；将士为国家牺牲的不白之冤，我要为死者雪冤。”白崇禧

就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不仅指使人弹劾白崇禧，而且还要他在罢免李宗仁问题上表态。尽管李宗仁与白崇禧已经分道扬镳，但几十年的交情使白不愿落井下石，最后只好言不由衷地说：“我们由大陆搬迁到台，要团结海内外，互助合作，反共抗俄，这才是正当的途径，不应再有第三势力，再有什么组织。一个组织要有明白的政纲政策，要有基地有地盘，要有力量（财力、人力），第三势力如果只是一些人在海外空洞的叫喊，即使有组织也只有把反共力量分散，对中央有不良的影响。”

蒋介石并未就此罢休，接着他又强迫白崇禧在罢免李宗仁的连署书上签了名。这使白崇禧感到极大的屈辱，故而在会下拆蒋的台。当“副总统”陈诚向他征求是否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兼“行政院长”职时，白崇禧乘机挑拨说：“我赞成你四个字‘养体养望’，副总统是辅助总统的，备而不用，不负实际责任，大地方与总统研究讨论，与各部会首长研究，顺便养体。我们将来目的，不是老死台湾，机会来了，要反攻大陆，副座责任加重，现在把身体弄坏了将来吃不消。其次要养望，副元首希望威望一天天增高，不要损害他。譬如在宪法中行政院长是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如兼行政院长便要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部署很多，你对自己有信心，但谁敢保证底下个个好，出了事，立法院要质询，监察院要弹劾，惩戒委员会要惩戒，这都牵涉到本身，难免有‘用人不当，监督不严’之责，有损威望……你既自承身体不好，我赞成你不兼。”

为了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当一届、三次“国大”在台北召开时，白崇禧决定不再为蒋抬轿子，不投他的票。一、二届大会召开时，白都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此次会议上，白崇禧让两个年轻代表潘宗武、黄新硎出来竞选主席团。大法官苏希洵受了某些人指使来找白说：“听说你不竞选主席团？”白说：“不错，二次会议没人竞选，这次有两个人出来竞选，广西只有这些票，这本是尽义务的，我也竞选，票分散不好。”但苏说：“总统就职当选证书上主席团各主席要签名，签名后送总统，你第一届第二届都签署了，第三届你不竞选你就不能签署，怕人家说你不捧场，人家要怀疑你的立场，你的意思本来是让贤，但人家要怀疑你有不好的意思，何况他二人资望浅，选得出选不出还是问题。”白听了苏的话后，无形中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压力朝他袭来，最后仍没有挣脱蒋的罗网，在蒋介石的“总统”当选证书上签字画押。

白崇禧的反抗使蒋介石更为恼火，他索性将白崇禧“回教协会理事长”的职务也一撸到底。尽管白不做理事长了，但他仍难改其信仰，在幕后支持该项工作，许多回教徒非常感激他，这使落难中的白崇德深感庆幸。

为了从心理上击溃白崇禧，凡是回击李宗仁时，蒋介石都逼白崇禧为其出力。继罢免李宗仁闹剧之后，李宗仁为了回敬蒋介石，遂响应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提和平解决台湾的建议，认为解决台湾之道不过甲、乙两案。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我想蒋先生已逾70高年，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29]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李宗仁建议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台岛炸响，蒋介石的“忠贞之士”立即予以指责，白崇禧也在蒋的压力下对李施以攻击。

法国与新中国建交后，李宗仁于1964年2月12日在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仿效法国调整中美关系。李宗仁这封信无疑是对蒋的沉重打击，蒋遂令白崇禧于同年3月18日致李宗仁电：“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交，为亲痛仇快。最近闻报，法国与中共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中共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中共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肖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白崇禧的老朋友程思远先生对于白的电文发表评论称：“反攻复国的滥调，不值识者一[30]晒，白崇禧发此违衷之言，当为明眼人所共谅。”前国民党政府地政部长吴尚鹰针对此电发表评论说：“李宗仁与白崇禧自统一两广而至北伐抗战，甘苦与共，患难相扶持，数十年如一日。今李德邻身居海外，当能畅所欲言，而白健生困居台北，则无不说话的自由，他实逼处此，不得不尔，言念及此，实可慨叹。”

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的夫人马佩漳因高血压与心脏病复发不治身亡。马氏病逝，给白崇禧极大的打击。按照回教规矩，亡者40天内，家属须每日清晨到墓前诵经祈祷，白氏以69岁高龄，每率儿女前往念经，风雨无阻，从未间断。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去世，离开了这个无奈的世界。

三　控制群众团体

在改造国民党的同时，蒋介石没有忘记对青年学生和广大妇女进行蛊惑、利用和监控，以达到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目的。他责成儿子蒋经国和夫人宋美龄出马，组建两个所谓的“反共救国”组织，一个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一个是“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

再造“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由于国民党“改造纲要”规定党员的最低年龄为18岁，因此国民党只能在大学建立基层组织，对广大的中学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住全部学生，蒋氏父子决心建立一个范围更广泛的青年组织以补党组织之不足。

1951年底，蒋经国掌管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开始筹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具体由胡轨、李焕等人负责。1952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了胡轨等人起草的《筹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原则》，规定：高中以上学生一律参加“救国团”，年龄在16岁以上25岁以下的社会青年，凡合于规定者也必须加入。这样，台湾高中以上学生被全部纳入组织，具体讲是高中学生皆为“救国团员”，大专学生则或加入国民党或加入“救国团”，另有相当一批社会青年也通过这种法西斯方式被强逼入团。

当时有人曾提出在“七大”党章中把党员入党年龄降为16岁，并设置预备党员。但“七大”的提案审查组鉴于已有“救国团”的组织，可作为“本党领导青年并储备青年党员的机构”，故将降低年龄与设置预备党员的提案否决。由此可见，“救国团”在诞生伊始，便是国民党的后备军。

1952年3月29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号召台湾青年群起参加“救国团”。10月31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正式成立，蒋经国任主任，胡轨、邓传楷任副主任。蒋介石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大会上致辞，说什么：“今天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创造成立的日子。在大陆千百万男女青年，正被关入黑暗的铁幕；民族五千年文化历史，遭受空前浩劫的时候；我自由中国的青年子弟们，竟能自动自发地适应革命的要求，响应国家的号召，在此革命复兴的基地，接受统一的领导，纳入坚强的组织，发挥伟大的力量，以参加反共抗俄的战时工作，实在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他还就“救国团”的性质发表了三点看法：“中国反共救国团是一个教育性的组织……中国反共救国团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中国反共救国团是一[31]个战斗性的组织。”“救国团”总团部设一个秘书室和若干个组。秘书室由李焕任主任，拥有实权，代蒋经国处理日常事务。秘书室之下设五个组，分别管理组织、训练、文化、宣传、青年服务、青年活动及其他杂务，担任各组长的曾宪、包遵彭、许素玉等都是从赣南时期或干校时期便追随蒋经国的心腹干部。以后，又陆续扩展成七组、三室、一会。七组是社会青年工作组、学校青年服务组、海外青年服务组、娱乐活动组、青少年问题辅导组、海外工作组、大陆工作组；三室是研究发展室、事业企划管理室、会计室；一会是团务指导委员会。

陆续担任过总团部副主任以上职务的除胡轨、邓传楷外，还有杨尔瑛、谢东闽、吴兆棠、李元、潘振球、宋时选、高铭辉等。其中谢东闽在1978—1984年间即蒋经国的首次“总统”任内担任“副总统”。蒋经国本人担任总团部主任长达20年，直到1972年他就任“行政院长”时，才把这一职务让给李焕。李焕长期担任总团部主任秘书，权势在副主任之上，是“救国团”的实际主持人，被台湾报界称为“救国团”系统的首席代表。

在总团部之下，设立台湾省分团（后改为团委会）及各县市总队（后改为总支部），县市以下地区则设大队（后改为分支部），其组织网遍及台湾各个角落。此外，“救国团”还把触角伸向海外，在华侨青年中成立总支部或分支部。“救国团筹组原则”规定，“救国团”的工作分为“反攻”前、“反攻”时和“光复”后三种。“反攻”前，团员要参加各种训练，主要是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还要从事社会服务，协助文化宣传，开展社会调查，发动劳军、从军运动等；“反攻”时，团员要协助军队担任运输、救护、情报、通讯、组训民众、维护社会秩序等；“光复”后，则要协助“政府”从事教育、地方自治、土地行政及各项“建国复兴”工作。由于国民党的“反攻”和“光复”不过是空中楼阁，所以“救国团”的实际工作仅限于“反攻”前，以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主。

所谓政治训练，就是实施反动思想教育，加强学生“反共抗俄”的决心和意志。其方法多种多样，如限定范围要学生作周记汇报思想动态，或针对某些政治事件对学生作时事测验，或组织青年座谈会、学术演讲会，让学生切磋反动理论，等等。所谓军事训练，就是利用假期对学生进行军事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的纪律观念和适应战时生活的能力。

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和实施“文武合一教育”，各师范院校在1951年即对学生进行军训。1952年，国民党在检讨大陆教育失败的原因时感到放弃学生军训是一大失误，认为通过军训，可以把学校当作军营，把学生当作士兵加以管理与控制。学生在学校完成新兵训练任务，也满足了军事上的要求。8月，国民党又规定台湾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都必须参加为期一年的预备军官训练。8月20日，首批大专院校1105人入营。9月11日，蒋介石亲往训话：“这次大专毕业学生预备军官教育制度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建国过程中最有意义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军制史上划时代的一个新纪元。在‘反共’救国复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正艰难进行的现阶段，我们不顾物质条件的困难，而毅然作此重大的政治措施，其目的和精神之所在，是值得我们每个爱国的青年深切体念和欣幸的一件事。”他又说：“这次学生普遍军训的恢复，和预备军官教育制度的实施，是在针对以往大陆惨痛的教训，求得教育的彻底改造，打破知识离开战斗，士大夫阶层不服兵役，视享受特权逃避责任为荣耀的劣根性，及落伍性，以建立教育与国防合一的永久基础；和恢复我国固有的文武合一的教育制度，以适应当前革命的需要……从军是青年爱国的唯一途径，参加军训更是[32]青年献身革命的具体表现。”因此，谁敢抵制军训就是“不爱国”，就是“反革命”。凡未参加过军训的毕业生，在就业、留学等各方面都将受到阻碍。蒋氏父子

1953年，台湾当局颁布《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和《高级中等学校学生军训办法》，进而规定高中学生也须在校内接受军训。在各级学校中，大专院校设立训育委员会、训导会议和训导处，训导处设训导长或训导主任一名，下辖生活管理组、课外指导组、体育卫生组；中学设立训育指导委员会和训导处，训导处设训导主任一名，下辖训育组、管理组。训导人员均需经过严格甄别，除生活管理组组长及成员由军训教官担任外，其余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对于立国基本之三民主义有坚定信仰，兼有行动表现者”。训导工作由“救国团”统一负责，训导部门负责学生的考核、管理工作，监视学生的思想动向，甚至监视老师。有时教育厅想变更学校人事，也需先向“救国团”打招呼。台湾几所著名中学，如成功中学、建国中学等，其校长都出自“救国团”系统，若是想在此类中学谋一教职，必须要走“团”的路线。“救国团”军训学生的花样很多，每到暑假，即组织高中以上学生到各种“战训队”中学习。“战训队”分骏马队、滑翔队、驾驶队、无线电通讯队、救护队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陆海空三军每个兵种都必须设立若干“战训队”，学生入队后便并入军中，与士兵共同生活，共同操练。对于这种一年一度的军训，蒋军将领们颇有怨言，认为耗费人力物力太多，得不偿失；还认为每年学生到军中“训练”一次，各种军事设施随其参观，各种武器任其使用，军队实在不堪其扰。

除了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之外，“救国团”还到处插手，成立了青年写作协会、幼狮月刊社、幼狮通讯社、幼狮广播电台、幼狮出版公司，甚至办了一些工矿企业。该团还曾举办军中服务、农村服务、社会调查，并发动“建舰复仇运动”、“从军报国运动”等多项反动活动。蒋介石在“救国团”三周年（1955）、五周年（1957）和十一周年（1963）的成立纪念日发表了所谓的“特颁训词”。蒋说：“从前大陆上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们青年本身对主义、对国家、对领袖，失去他坚定的信仰……现在你们的步伐已迈上了正确坦荡的大道……”不过，蒋介石对“救国团”不是每年都发表一个讲话，不像对“救总”、“孔孟学会”，几乎每年一个讲话。

说来可笑，若按国民党的宪政理论细究，风光一时的“救国团”，其存在的合法性尚悬而未决。因为照“救国团筹组原则”规定，该团属于“政府”，国民党仅以党团方式领导其活动。但在“宪政”体制下，要设立一个“政府机构”，必须获“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同意，而不能由某一个党代替“政府”设立。而“救国团”的成立恰恰是只凭一纸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决议，根本未经“行政部门”和“立法院”的审批。

这样，“救国团”虽被国民党指为属于“政府”，但“政府”的各部门都管不着它。因该团系由“国防部总政治部”出面筹建，该团成立后的重点工作又是组织学生参加军训，所以它成立之后一直在“总政治部”的保护之下。但“总政治部”属于军方，而“救国团”主要是在学校活动，军方干预学校事务，这与国民党的“宪政”不符，所以台湾当局始终不敢明文规定“救国团”属“国防部”。1960年7月以后，国民党在“教育部”内设立了军训处，原由“国防部”办理的学生军训工作交由“教育部”军训处管理，“救国团”便更无理由与“国防部”挂到一起。1969年，“救国团”终因扩展青年工作的需要，经“行政院”核定解除原隶属关系之后，向“内政部”申请登记为社会运动机构，惟业务仍由“行政院”督导。1989年，台湾当局颁布《人民团体法》，“救国团”随即研究组织章程，经团务委员会通过后，率先向“内政部”申请登记为社会团体，经“内政部”核准并颁发立案证书与图记，又向台北地方法院办理了社团法人登记，确立其属性及法人地位。很显然，“救国团”的性质起了变化，它的宗旨明文规定：“协助青年增进知能、锻炼体魄、参与社会服务，发扬爱国精神。并在‘我们为青年服务，青年为国家服务’的理念下，策划办理各种有益青年身心及有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活动与服务。”

建立“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

自与蒋介石结合后，宋美龄曾发起组织了多项妇女运动，一方面是为了襄助蒋介石；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她认为：“衡量一国的进步程度，必得注意那一个国家妇女的情况，和妇女在社会生活及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数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而[33]且生活很合理，那个国家才算是进步的国家。”她鼓励妇女同胞：“国家的力量是依着人民的力量而消长的，居人口半数的妇女，有绝对的理由为国家出力。”

抗战结束后，继而内战。进入1948年，战争形势对蒋介石更为不利。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说：“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为了挽救危局，宋美龄于11月底赴美乞援。但这次访美与1942年那次访美恍若天隔，宋美龄在华盛顿连连受挫。她的出现，“使官方左右为难。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对她企求‘在目前的斗争中’给予援助的要求，表示[34]出一些同情”。宋美龄会见杜鲁门，不但毫无结果，而且杜鲁门公然表示不准备再见面了。1949年1月6日，宋美龄满腹心酸地来到纽约，在此之前，她通知有关人员“做回国的准备”。但由于国内政局骤变，宋美龄只得滞留美国，直到1950年1月10日才离美赴台。离美前一天，她还在纽约电台发表向全美广播演说：你们所给的是爱的赠与，你们从未要求任何报酬。你们的名字将永远被珍视为友谊与慈爱的象征。我不能再向美国人民要求什么。我在贵国停留的这几个月中，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作过呼吁。我的国家虽然极需你们的援助，但我从未参加求援的竞争……我们伸着空无一物而愿接受援助的双手直立[35]着，我们谦卑而又疲惫的直立着……不论有无援助，中国决为自由而战……

1月13日，宋美龄回到台湾，立即投入到各项工作中，为焦头烂额的夫君分忧。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复职文告，宣称“扫除‘共匪’”、“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中国”。3月13日，他又发表题为《复职的目的与使命》的讲话，提出把“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就是说：“从现在起，少则三年，多至五年，要达到我们消灭‘共匪’、复兴中华民国的目的。”1950年3月8日，宋美龄发表了《妇女节致词》，响应蒋介石“反攻复国”的号召。她在致词中呼吁“应以美国妇女工作和奋斗的精神为借鉴”，号召台湾妇女“应为前线的伤患兵员服务”，并提出组织一个“中华妇女反共抗俄大会”，公开在妇女界打出反共旗帜。4月3日，宋美龄在“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上发表了《今日中华妇女的重要使命》，再次强调了“反共复国”的主张。

4月17日，“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简称妇联会）宣布正式成立，宋美龄主持成立大会，并致开幕词。蒋介石在会上作了讲演：“今天台湾各地妇女代表，到台北来出席‘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大会，我得到机会参加，觉得很高兴……妇女联合会，今天来做反共抗俄的工作，就是要拯救整个的中国，拯救我们全国的人民，拯救沦陷区的亿万同胞，同时也就是拯救我们自己。”他接着提出了三点要求：“（1）我们一定要大家联合起来，领导全台湾的妇女同胞，在家庭，在社会，领导自己的丈夫兄弟，使每个人都能动员起来，参加反共抗俄的工作，并劝她们努力救国，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确保台湾达成反共抗俄的重要使命。（2）妇女同胞要特别注意的，现在‘匪谍’的潜伏活动与阴谋，他们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蓄意破坏我们的国家，尤其利用妇女，引诱自己的丈夫子弟，以败坏伦理，摧残家庭作为破坏国家的起点。所以今天妇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严密防止‘共匪’的破坏工作，从而拯救我们的国家和自己。（3）希望全国妇女同胞，贡献力量救国，而最要紧的就是节约，生活要特别节俭，以节余的人力物力来推进反共抗俄的工作，也就是贡献力量[36]给我们的国家与全国的同胞。”1950年1月10日，宋美龄离美赴台，时任『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前往送行。“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设主任委员一人，由宋美龄担任，常务委员15人，委员150人。下辖组训、宣传、慰劳、总务四组及秘书室。妇联会以设在台北的总会为最高领导机构，负责决策并推动工作，由主任委员一人总揽全责。总会之下设分会和支会，支、分会由机关和地方单位分别设立。此外，在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工作队。从妇联会正式成立到1950年7月1日止，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成立了分会34个、支会54个、工作队4个，会员人数达18388人。该会除积极组建基层组织外，主要致力于慰劳及宣传工作，当年就取得了相当的“实效”。

慰劳工作方面：妇联会发动捐募50万套衣裤运动，捐到布匹7569匹28码5丈，并设立妇女工厂，发动妇女3628人，每日轮流到会或自领制成短袖衬衣裤67万套，长袖衬衣裤125500套、绑腿20000副、麻鞋5800双。此等制成品或由该会自行送达防地劳军，或送联勤总部统筹分发三军士兵应用；收受各方捐助大批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牛奶、香烟等转赠前线官兵；慰劳空军将士；救济劳军；欢迎舟山撤回国军；参加各种慰劳团，携带大批物品，慰劳驻地三军士兵。

宣传工作方面：妇联会出版了《中华妇女》月刊；举办征文及妇女反共抗俄壁报竞赛；编印成立大会纪念特刊；搜集宣传资料10种；分赠劳军书报9000余册；印发告英勇将士书2万余份；举办妇女讲座；举办广播及巡回讲演；举办妇女时事座谈会；摄制妇女反共抗俄活动新闻片8万公尺；放映反共抗俄电影及幻灯宣传片；成立歌咏队。

宋美龄在妇联会主任委员的位置上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为积极全面开展工作，她每天都到妇联会办公，带头制作慰劳品。妇联会下设有缝衣工厂，每天都有100多位妇女义务为军人缝制军衣，宋美龄也亲自参与缝制军衣的工作。

每到逢年过节，宋美龄就亲自带着妇联会委员深入军营、幼稚园、学校等地进行慰问。

1950年7月29日，宋美龄在酷暑之中，慰问了居住在台北市的金门防卫司令部军眷，并赠送大批饼干、糖果给该部军眷的小孩。据报载，宋美龄表现得非常和蔼可亲，每当她下车抵达一处时，该部军眷及小孩，即一拥上前，献花致敬，热烈鼓掌，以欢迎蒋夫人的到来。宋美龄则对欢迎人群说：“不敢当，谢谢，我今天是特别来慰问你们的！”军眷们听后，均为之深受感动！

1952年2月28日，前往金门劳军。她在战地指挥官胡琏陪同下赴伤患医院及部队驻地巡视慰问，竟长达六小时之久。在金门，宋美龄再次显示了她的演讲口才。她在检阅一支反共劲旅时，作了极为动人的演说：“我知道你们寒冷，知道你们辛苦，我时刻都在纪念你们，‘总统’也很关心你们，所以我一定来看看。”接着，她又以亲切的语气询问士兵是否收到了妇联会制作的棉背心。

在劳军中，宋美龄目睹了伤残荣军的痛苦，号召推行“残而不废运动”，为荣军装配假肢，使许多在战争中负伤致残的士兵生活有了保障。

为了鼓励军人子女勤奋学习，宋美龄还曾在1958年指示妇联会拨出专款20万元设置奖学金，协助当局发挥教育的功能。她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共同研讨举办军人子女奖学金的各项实施办法，决定了此项奖学金的奖励对象和各级学校的分配名额，并作成草案，送呈常会通过实施。

宋美龄不仅亲临主持妇联会，她还让蒋经国夫人蒋方良、蒋纬国夫人石静宜参加妇联会的工作。正如台湾作家江南所说的，“蒋氏一家，实行总动员，力挽狂澜”。

要有效推动组织工作，充裕的经费来源是相当重要的。妇联会是民间团体，所需的经费需要自行解决。1956年5月17日，在妇联会成立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宋美龄还专门谈到了经费问题，说：“我们未来的工作是很艰巨的，尤其在经费方面，因为妇联会没有什么固定经费收入，须要倚靠各分会、支会自己想法子去谋发展，这是很抱歉的事。[37]不过在本会来讲，也可以说没有一定的钱好去拿到的。”宋美龄的话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台湾困窘的政经局面；另一方面也道出了在工作第一的要求下经费来源可以相当弹性的事实。宋美龄虽要求各分、支会自己设法筹措资金，但妇联总会还是会不定期地拨给款项，特别是遭遇重大灾情或军情的情况下，如1959年妇联会即拨给各分会劳军款总计435390元。

从形式上看，妇联总会规划了三个经费来源：会员会费、捐款、[39]政府补助。会费采由各委员自由捐助。而捐款与政府补助部分，[40]来源则比较特殊且充满神秘感。

四　“万年国会”与

地方自治

中华民国建立后，1920年11月9日，孙中山修正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总章》，宣布：“本党为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分二时期进行。（1）军政时期。此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奠定民国基础，同时由政府训政，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2）宪政时期。地方自治完成，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五权[41]宪法。”

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缔造者，他所制定的方略，包括宪政和地方自治的思想，是国民党的理论旗帜，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全体国民党人都必须服膺的意识形态准绳。1928年6月，蒋介石率领北伐军占领京津，不得不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治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训政时期为六年，至1935年结束。1932年4月，孙科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提出“于最近期间，筹备宪政之开始”。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于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接受宪法草案。1936年5月5日，宪法草案颁布。5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又制定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准备进行国大代表选举，因抗战爆发而终止。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国民党方面的参议员突然提出“建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的议案。9月，国民党宣布因交通不便，召开国民大会有困难，召集日期另行决定。此后，再无下文。1946年底，蒋介石选择“国军”占领张家口的日子，召开“制宪国大”，这标志着国民党标榜的“宪政”终于热气腾腾地出笼了。当时全中国人口约4.5亿，解放区有1.2亿人口，且不提国统区人民的态度如何，仅以解放区人民的反对而论，这个“制宪国大”也不能召开。而出席此会的2000多名“制宪代表”，只有800多名经过“民选”，另1200多名均由国民党“遴选”产生。因此，由这样的“国大”所制定的宪法，根本不能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它受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抵制，被称为伪宪法。

“万年国会”

国民党退台后，其生存条件极其险恶。一旦变更政体，上千名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将成为多余的人。“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也会有大批人“下岗”。这些都将激化潜伏着的党内矛盾，为长期动乱埋下种子。而且，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法理依据，在于“国民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按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台湾人民有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义务。如果改变政体，“法统”即告中断，新政府亦即失去“中央政府”的地位，这等于为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人准备了一件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再说美国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民主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果实行军事独裁，势必增加杜鲁门政府对蒋政权的恶感，最终可能导致美国减少甚至停止对台援助。基于上述原因，蒋介石没敢采用“非常时期政府”的统治方式，而是不厌其烦地把大陆上的那一套庞大的“中央民意机构”和政府机构全搬到台湾，宣称“宪法体制决不改变”。

1951年5月，按照伪宪法“立法委员”任期三年、“国大代表”和“监察委员”任期六年的规定，第一届“立法委员”的任期已满，依法应宣布本届“立法院”解散，并于解散前三个月内选出第二届“立法委员”。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办，则第二届“立法委员”只能在台、澎、金、马选出，又怎能代表整个“中华民国”呢？为此，“行政院”伤透了脑筋。幸好《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第1条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蒋介石遂根据“紧急处分权”和“行政院建议”，以“总统”名义核准，由他出面要求“立法院”同意第一届委员继续行使立法权一年。孙中山与蒋介石

为了“宪政”，蒋介石算是做足了戏，给足了面子，但仍逃不出“非法”二字。因为“立法委员”只能对选民负责，任期一到必须下台。蒋介石以非法的“复任总统”身份干涉民意代表的去留，本身即是违“宪”，而“立法委员”们接受“挽留”，自行再干一年就更是荒唐。至于“行政院”通过请“总统”出面挽留，不仅直接违反“五权分立”的原则，而且凌驾于“立法院”之上，成了“自由世界”的笑柄。

1952年和1953年，蒋介石每年都无可奈何地重导这幕闹剧。1954年5月，“国大代表”、“监察委员”的任期已满，如再沿用“咨请挽留”的方式，连蒋介石本人都感到厌倦了。更为麻烦的是，“总统”的任期也已告满，无论是连任还是换马，都必须由“国大代表”选举产生。

国民党御用的法理专家们提出各种方案，却始终无法医治“未经选举而代表民意”的痼疾。最后，不知是谁，对伪宪法有了“创造”性的发现。“宪法”第28条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每六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这“次届”二字，就可以拿来大做文章了。也就是说，如果“次届”召开不了，则本届代表永远在任。这种断章取义、自欺欺人的方案汇报上去，竟获得蒋介石欣然同意。1953年9月23日，蒋介石亲自将此意知会“国大秘书长”洪兰友。10月5日，“司法院长”王宠惠对记者发表讲话，称第一届“国大代表”任期必须至下届代表会开会始告终了，因第二届“国大代表”无法产生，故第一届“国大代表”“自无所谓任期之延长”。于是，第一届“国大代表”成为“终身代表”。“国大代表”的任期问题解决了，“立、监委员”的任期问题也如法炮制，但因为伪宪法中只有“立法委员之任期三年”、“监察委员之任期六年”的规定，而无“任期至下届开会之日止”的条文，所以还多费一番手脚，由“行政院”将此问题提请“司法院”解释。1954年1月29日，台湾当局“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成“释字第三十一号宪法解释案”，宣布“在第二届委员未能依法选出集会与召集以前，自应仍由第一届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继续行使其职权”，经此一番曲解，“立、监委员”也成为终身之职。

光解决“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问题还不够，还要解决“法定多数”的问题，才能真正保住“法统”。按“宪法”的实施程序，“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的法定名额分别为3045、773和223人。这些机构召集会议，出席者必须超过半数，才算合法。如“国民大会”进行“修宪”，则要求更为严格，必须有2/3以上代表出席，有出席代表3/4之决议，方为有效，即起码要有2030人才能讨论修宪问题。“立法院”开会也有诸如此类的规定，必须达到579人才能讨论修宪问题。

1948年，实际选出的“国大代表”为2961人、“立法委员”为760人、“监察委员”为180人，当然够法定多数。但在内战中，这些“民意代表”逃的逃，亡的亡。随国民党逃台的“国大代表”仅1080人、“立法委员”仅300余人、“监察委员”仅104人，这个数字对“监察院”开会影响不大，但对“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的合法性却颇具威胁。1950年9月4日，蒋介石被迫对缓开“国大”临时会议作出解释：“关于这次政府决定停开临时国民代表大会的原因，完全基于客观情势的需要……今天国内外的局势，演变至此，党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此时而言开会，不但非一般民众所希望，而事实上亦无集合[42]法定人数举行会议的可能。”“国大”关门，难免引来议论纷纷：“看样子，老头子又要独裁了。”1950年12月25日，蒋介石邀宴“国大”代表，很是做了一番安抚工作，他说：“至各同仁请求政府调查各地代表人数一节，现在正由内政部及国民大会秘书处继续进行调查，一俟法定人数足额及情势[43]许可时，自当随时召集。”1951年5月，国民党从原“候补立法委员”中递补112人。接着又派出人马，软硬兼施地从港澳、欧美等地拉回一些“忠贞立委”，使“立法委员”达到545人。1953年，国民党又到海外动员了“国大代表”314人赴台，并于11月办理出缺递补手续，规定原“国大代表”中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褫夺公权者和被禁治产者都一律取消资格，由原“国代”候补人递补，这样又补上230人，总算有了1624名代表，但实际能出席者仅1580人左右，勉强超过“国民大会组织法”规定的“总统”当选最低票数即1523人。

1953年12月，国民党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把“非有代表过半数之出席，不得开议”，改为“非有1/3以上人数之出席，不得开议”。1954年2月，“一届二次国大”召开。在这次“国大”上，为了避免造成蒋介石一人“不竞而选”的局面，由民社党提名“总统府资政”徐傅霖“伴选”，以后又有无党派人士莫德惠参选。由于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一共才1578名，其中包括国社党的代表若干名，属国民党籍的“国代”也不是青一色的拥蒋派，所以蒋介石和他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陈诚，在第一轮投票中都未通过半数。一时间，形势非常紧张，大有假戏真做的味道，经过幕后交易，蒋介石总算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

1960年，“国大代表”因自然“老化”而减员95人，通过“1523”这一关已无可能，如“国大”提出修改“宪法”或“临时条款”，则与法定多数相距更远。国民党调动各方谋士，讨论这个“法定多数”的难题。有的主张维持原状，有的主张以能出席者为准，有的主张以第一届大会实际选出者为准，意见分歧，莫衷一是。1960年2月12日，“大法官会议”作出“释字第八十五号宪法解释案”，宣布“宪法所称国民代表大会总额，在当前情形，应以依法选出而能应召集会之国大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法定多数”问题。依照同样法理，“立法院”和“监察院”的总额也以“能应召集会者”为准。这样，制定各类法案所要求的“1/2以上”、“2/3以上”、“3/4以上”的票数限制均获“解决圆满”，国民党所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也自然能在首轮投票即高票当选。

直至今日，台湾的“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仍是1948年选出的“第一届”。如此长寿的“民意机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1957年5月3日，“大法官会议”作出“第七十六号宪法解释案”，确认“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合起来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国会”。这样，在台湾这块面积仅3万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仅1000万的海岛上，拥有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国会”，合计总人数超过2200人，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由此可见，台湾的所谓“中央民意机构”即“国会”，根本未经民选，是不合法的。那些终身制的“中央民意代表”，不过是国民党驯服而长命的投票机器。几十年来，国民党当局想通过什么法案，就可以通过什么法案。但在另一方面，这个“国会”毕竟享有伪宪法所赋予的职权。如“立法院”拥有对“法案”的批准权，对“政府”预算的审议权，以及对“行政院长”的质询权。“监察院”则拥有对各级官吏的监察权。这就使“立委”和“监委”也能象征性地对党政当局进行一些制衡。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人民参政意识的提高，“国会”的制衡作用日益突显，原来被视为“清谈馆”的“国会”，日益成为政客们纵横捭阖的竞技场。地方自治

台湾当局实行所谓“宪政”，除了从大陆搬来残缺不全的“中央民意机构”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孙中山主张的省、县自治方略。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湾建立了独裁专制制度，实行歧视台籍人的政策，台籍人士参政面极其有限，被台湾民众认为是日据时期“总督制”的复活。在岛内外民主潮流影响下，台湾地方势力及代表人物，运用合法手段进行争取民主和地方自治的斗争。台湾省“参议会”的一些“参议员”，多次就地方自治以及省籍关系、专制制度等问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质询。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等团体还派代表去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政权请愿，要求废除行政长官制度、设立行省、反对专制统治。1947年2月28日，台湾发生大规模暴动。起义群众向国民党提出“遵行国父遗教，尽速实行省、县自治”的要求。国民党在镇压起义之后，不得不派白崇禧和蒋经国到台湾进行“安抚”，许诺让台湾提前举行县、市民选。退台前夕，蒋介石清楚地认识到扭转台湾社会政治危机的首要步骤，是缓解退台的国民党与台湾地方势力的矛盾，让台湾地方“士绅阶级”通过“宪政”轨道，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成为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社会基础，以安定台湾社会。此后，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治台”电示中多次明确提出“多方引用”台籍人士和“收揽人心”的方针。

1949年7月20日，陈诚专门召集会议，组建“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确定研究会的任务是：“搜集有关地方自治材料”，“调查有关地方自治实际问题”，“研讨有关地方自治规章办法”。会议还确定了八项实施“地方自治”的具体步骤：（1）调整行政区域；（2）整理自治财政；（3）充实自治教育；（4）厘定自治法规；（5）训练自治人才；（6）改选各级民意机构；（7）选举县市长；（8）选举省长。

8月15日，“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依照“中华民国宪法”，草拟有关“地方自治”的法规草案。研究会于同年12月底以前，先后举行10次会议，拟定《台湾省调整行政区域草案》、《台湾省县市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其中，《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草案》规定了“总则”、“居民及公民”、“自治事项”、“自治组织”、“自治财政”和“附则”等38条，是台湾实行“地方自治”的基本法规。此后，又陆续拟定了《台湾省各县市议会组织规程》等17项法规。这些法规复经“台湾省政府”研究修正和“台湾省参议会”通过，并经“行政院”核备，陆续颁行，从而完成了实施“地方自治”的法规准备。

1950年4月24日，国民党“行政院”正式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由台湾省政府开始组织实施“地方自治”。其内容大致分为四项：（一）调整行政区域，健全地方基层组织。台湾光复初期，仍沿袭日据时代的旧有行政区划。1945年12月，国民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台湾省县政府及省辖市组织规程》，设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台东、花莲、澎湖8个县，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9个省辖市，草山管理局和2个县辖市，66个省辖市区公所，52个区署，300个乡镇。和日本占领时期行政区划不同的是，仅在区域名称上予以更正。1950年8月16日，国民党“行政院”通过《台湾省各县市行政区域调整方案》。该案依据各县市的土地面积、人口、户税及赋税、生产额等，重新做了调整，缩小若干县城，归并一些省辖市，划分为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澎湖16个县，台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5个省辖市，宜兰、新竹、彰化、嘉义、屏东、花莲6个县辖市，阳明山管理局，312个乡镇和42个省辖市区。确定县市为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单位，县市以下的乡镇和县辖市亦为“自治单位”，均为“法人”，一方面依据自治纲要办理自治，另一方面受上级政府指挥监督。“台湾省政府”为县市自治的监督机关，县市政府为乡镇和县辖市自治的监督机关。国民党当局极为重视对基层组织的控制。重新区划后，在乡以下设村，镇和县辖市区以下设里，村和里均非“法人”。村、里之内编制为邻，邻以下为户。村、里均设“办公处”，村、里长受制于乡、镇、县辖市区长，办理交办的各项事宜。这样就建立起以村、里为基础，县市为基本单位的，层层节制、庞大细密的权力网络。借此，国民党得以有效地实行对广大台湾民众的统治。（二）“民选”县市乡镇长和村里长。《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规定：各县市长、乡镇长和县辖市长、村里长均由“民选”产生，任期四年，前三职“连选仅得连任一次”，后职“连选得连任”。台湾当局在调整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后，采取所谓“直接”、“平等”、“秘密”、“普通”原则，进行了“地方自治行政首长”的选举。1950年8月起，一年内分八批办理首届县市长选举。全省21个县市790万人中，选民349.48万人，实际投票人数仅为275.9万人。参加“竞选者”90人，选出16名县长、5名市长。选举中多次投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第一届乡镇长和县辖市长的选举，分别在1950年10月至1952年2月间陆续进行，共选出乡镇长、县辖市长、区长360人。台湾实施“地方自治”以前，台湾当局曾于1946年2月起，举办过两届村、里长的“选举”，但普遍为民众所“忽视”，有些村和里根本无人参加“竞选”。1950年9月至1951年4月举办的各市县第三届村、里长选举中，尽管参加投票人数较前两届有所增加，但并未达到“理想”程度。以台南市为例，全市9.96万选民，参加投票者仅有4.86万人，投票率为47.87%，选出村、里长216人。（三）建立“民意”机构。1951年，台湾当局将原县市参议会易名为县市议会，省参议会改称为临时省议会，并规定乡镇、县辖市民代表会和县市议会为“自治组织”，乡镇、县辖市民代表和县市议员均由“普选产生”，任期四年，有向乡镇、县辖市长和县市长“质询之权”，但同时又规定，这些“民意”代表“议决事项与中央法令省法规抵触者无效”。临时省议会不是“自治组织”，由县市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两年。1950年7月，台湾省各县市选举产生第一届“县市议员”共814人，分别组成各“县市议会”。9月，又进行各县市的第三届乡镇、县辖“市民代表选举”，共选出9778名“代表”。同月，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临时省议会组织规程》和《台湾省临时省议会议员选举罢免规程》，决定“仍采间接选举方式”，于1951年11月由全省各县市议员分别投票选举，选出临时“省议会议员”55人，并于当年12月11日成立第一届“台湾省临时省议会”。至此，国民党当局直接控制下的各级“民意”机构普遍建立起来了。（四）加强“地方自治”组织“建设”。在实施“地方自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各“县市政府”、各乡镇、县辖市公所和各村、里办公处，既是所谓“地方自治组织”，又是国民党赖以统治的各级政权组织。“地方自治”人员亦即地方政权机构的公职人员，“素质不够要求”，“知识与能力两感不足”。据国民党“台湾省民政厅”的统计，全省乡镇、区、县辖市公所职员共1.6万人，“四分之三以上人员，均系小学程度”，“学识过差，办事能力当然低落”，“地方自治”组织的基干多为中年人，生长在日本统治时期，“对于总统的训示、中央的法令，没有机会接受”，如今“要他们担负自治基层的工作，自不能属望过激”。为提高这些人的“素质”，使其成为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社会基层骨干，台湾当局多次举行各级“地方自治”人员的统一训练，以短期讲习等形式，向受训人员灌输国民党法统精神，使之接受国民党的法令法规，掌握所开设的基本训练科目，以便能够履行其担当的职务。旨在通过各级“地方自治”人员“素质”、“能力”的提高，来强化国民党地方各基层政治机构的功能。

在此期间，1950年10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台湾省改造委员会全体委员宣誓就职会上发表讲话，论及了“地方自治”问题。蒋介石认为“我们整个中华民国的生命，就寄托在台湾一省”，又说：“政府正在台湾推行地方自治，办理县市议员及县市长的选举。这件工作，远较三七五减租运动来得复杂，如何努力完成，政府固应负责，台湾省改造委员会更应该尽力协助，积极领导。”“关于选举，我们过去在大陆上办理不得法，所以结果遭致失败……现在我们在台湾办理选举推行自治，在这唯一的民族复兴基地，当然不容许我们再失败了。这次如何来实现党的政策，树立党的威信，使选举如期结束，圆满成功，这是你们各位改造委员无可旁贷的责任。”最后蒋介石表示[44]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1951年9月21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台湾省各县市议员研究会的开学典礼并发表了讲话，蒋介石在一开头就点明这个研究会是“共同来研究台湾省地方自治问题”。在这个讲话中，蒋介石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革命主要目的，一贯的是要恢复台湾，使台湾同胞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和幸福”。二是“台湾光复六年以来，政府在政治、教育、经济各方面之设施，已有绩效；犹望本省同胞共同努力，再求进步”。三是“各县市议员同志要能至公至正，必信必忠，领导群众，发生示范作用，才能巩固民主基础，壮大复兴力量”。四是“务望大家特别认清革命反共的目的，担负党员的责任，发挥民主精[45]神，恢复革命斗志”。

怎么来评论蒋介石退台初期所实施的“地方自治”呢？

第一，其目的是采用政治安抚策略来掩盖其一贯推行的封建独裁专制，以“确保台湾”，实现“反共抗俄总体战略”。蒋介石清楚地知道，地方势力是台湾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具有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倾向，依靠“铁血政策”固然可以维持统治，但倘此长期下去，他在台湾终难持久。所以，施以政治安抚策略，利用“地方自治”和“民选”渠道，赋予地方势力以一定的政治参考权，将其纳入他的政治运作轨道，以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加强国民党“党治”。1952年2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298次会议通过的《反共抗俄总动员纲领》规定，要“充实地方自治”，“健全县市自治组织……调整并充实民政、警卫、经济、教育及其民众组训工作，达成其现代化与军事化之目的，以适应反共抗俄总动员作战之需要”。可见，实施“地方自治”不过是实现蒋介石反动政纲政策的方法和手段，为他在台湾的安身立命和生存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安稳的社会环境。

第二，其实质绝非“为民所治”，而是置于台湾当局的严格控制下，受制于蒋介石的统治。通过“地方自治”而获得某种政治参与权的台湾地方势力及代表人物，并非台湾社会广大平民百姓，也就是说台湾下层民众并没有获得政治权力地位。

首先，国民党制颁的《台湾省议员选举罢免规程》和《台湾省各县市公职人员选举罢免规程》规定，“省议会议员之选举，以内政部长为选举监督”，“县市议员、县市长之选举，以省政府民政厅长为选举监督”，“乡镇县辖市民代表、乡镇县辖市长、村里长之选举，以该管县市长为选举监督”。从选举事务看，“省议员”的选举由“省政府”向各县市派员组成“选举事务所”，承“省政府”之命办理选务；“县市议员”、“县市长”，乡镇县辖市民代表乡镇县辖市长及村里长的选举，也由当局逐级派员成立“选举事务所”分别承“省政府民政厅长”、“各县市长”的命令主办选务。

其次，台湾当局严格限定选民资格。大多数国家对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作年龄上限制。也有些国家规定禁治产者、服刑者、触犯选举法规者不能作为候选人，这些规定称为消极资格限制。另有以性别、种族、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限制甚至剥夺人民选民资格的，被称为积极资格限制。此类限制，直接违反“选举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故逐渐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摈弃。1947年制定的伪宪法，规定公民年满20岁者有选举权，年满23岁者有被选举权，此外亦无其他限制。1950年，台湾首届地方选举，也未加任何限制。但从1953年起，国民党规定县、市长候选人须经县长考试及格或高考及格，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或经县、市长资格检考合格。1967年又规定省议员、“行政院”直辖市议员候选人须具有高中毕业或普考及格的学历，县、市议员候选人须具有初中毕业或丁种特考及格的学历，乡、镇、县辖市民代表候选人须具有“国校”毕业的学历。这些学历和行政资历的积极资格限制，似乎是为了确保地方官吏和议员们的知识水平和议政能力而设立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具备中等以上学历者，多为日占时期的地主、财阀、世家或大陆逃台人员。实行学历限制，使得绝大多数民众丧失了候选机会，县市长、省议员、县市议员等席位事实上成为豪绅大户的专利。

再次，经过如此“民选”产生的台湾地方当局的官员和“民意”代表，也并不是能由广大民众所“监察”或“罢免”，而是掌握在国民党当局这一“自治监督机关”的手中。另外，实施伊始拟定的“自治计划”并没有全部兑现，不仅“民选省长”成为泡影，就连“民选”的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和“民意”机构也弊病百出，“逐渐失去了地方自治执行机关的功能，而完全成为过去的所谓衙门”。“地方自治人员”以竞选为目的而不择手段，选举风气败坏，甚至造成地方派系。“地方自治通则”也未完成“立法”。此后，台湾当局多次修正“地方自治”法规，将“民选”区长、乡镇长和村里长改为“委派”，削弱“县市议会”检查地方“公库”的权力。县市长候选人也改由国民党提名，主要考虑财产、家世等社会阶层化因素，使其标榜的“政治参与平等化”原则成为一句空话，政治参考权利亦只有极少数阶层人才享有。台湾初期的“地方自治”由此成为“人治”或“党治”的别名。

第三，尽管地方自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它仍不失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所实行的最富成效的政治措施之一。它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己挑选基层领导人的机会。县、市长的竞选者若想获胜，就必须提高本人的道德修养，展现本人的工作成绩。国民党地方党部也面临确保本党候选人当选的新问题，日益严峻的危机感迫使他们不得不重视选民的愿望和利益所在，并在制定政策时尽量予以满足。这样，“官”、“民”之间的对立与隔阂，“衙门”为民办事的诚意与效率，较之大陆时期的国统区，都有较大程度的改善。实行地方自治，亦使那些不同政见者有了一个直接向人民倾吐的合法的讲坛，甚至有可能在竞选中获胜而当选县市长、县市议员，乃至省议员或“中央民意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自治就像给矛盾重重的台湾社会装了一个颇有效能的减震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再有，每隔几年就举行一次的各级选举，使民众耳濡目染，培养了政治参与感，增强了政治识别力，对于民主观念的普及、民主力量的形成，乃至政治民主化取向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五　整顿经济

平抑物价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台湾省当地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据此接收了台湾银行，并允许该行发行的“台湾银行券”继续流通。当时台湾金融十分紊乱，币面上流通的货币包括台湾银行券、日本银行券、日本政府发行之硬币及辅助币等。蒋介石鉴于台湾的特殊性，没有在台湾实行法币制度，而是由台湾银行发行新币（即旧台币），作为台湾地区流行的货币。凡是新币的印制、发行、新币与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及期限，均由台湾银行独立办理，中央银行只是在台湾派驻监理人员，对其业务进行监督。

1946年5月20日，台湾银行改组结束，开始发行新货币，并规定9月至11月，台币以等值收兑原有的“台湾银行券”。当时台湾银行继承了旧台湾银行发行的货币量计29亿余元。由于战后重建、军队复员，所需资金颇多，加上财政部规定台币与大陆流通的法币相联系，而法币贬值甚速，故台币的流通量日增。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立法院例会，质询行政院长宋子文为什么把经济搞得这么糟糕，有何解救良策，何时才能好转，行政院长是否意识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宋子文正在为筹不起军饷发愁，被各方挤兑得焦头烂额，听了这一连串质询大为反感，干脆摊牌：诸公既然有这么许多疑窦难解，我也无须绕弯子，简单地说吧，政府早已发生经济危机，糟糕并非今日始，这是人人都看得清楚的，糟糕到什么程度，我这里有统计数字，有兴趣的可以详细查考。至于说何以发生经济危机，这里有个连环套，战争消耗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加深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反过来又影响军事，三者互为因果。恕我直言，政府财政经济危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等严重，政府正堕入比抗日战争消耗更为严重的战争中。军事进展不利，战事何日了结？只要战争继续进行，通货膨胀就不能制止，更严重的困难还在后头。老实说，政府现在平衡收支的唯一办法是靠印钞机加转。诸公问到解救良策，何时好转？本人不才，实在别无良策，更不敢许以转机在于何时。现在物价天天涨，本人天天被人唾骂，已经成了众矢之的，我这个行政院长实在无法当下去了，请另委高明吧。

说罢挟起皮包走路了。

宋子文辞官，蒋介石只得把张群推到台上。张群苦撑了一年也干不下去了，蒋介石又拉来翁文灏做行政院长。翁文灏是学地质出身，对经济并不在行，更何况摆在他面前的是千疮百孔的一副烂摊子：

1947年，纳粮纳税人口减到3亿以下，许多地方成了解放区，人们转给共产党交公粮了，当年粮食总产量为1亿1000万担，其中稻谷5000万担，麦子5000万担。政府养兵500万，每人每天24两（1斤半），年需2700万担。加上中央所属公教人员300万，文化科技工作者200万，省级公教人员200万，省市级以下900万。光是这些人吃饭，把1亿1000万担全拿来也不够。如果再加上地方部队各类武装吃用和各级的额外搜刮摊派，试想农民还有活路吗？

抗战胜利以后，美货倾销，加上官僚资本财团操纵把持，工厂停工，矿业停顿，币场萧条，唯一稳定的关税又抵押给美国，能够纳入国库的钱实在少得可怜。1947年财政收入为13万亿元（包括公债、库券、联合国救济总署物资折合），财政支出为150万亿元，还不包括4亿3000万美元的贸易逆差，130多万亿元的赤字。为了应付庞大开支，印钞机昼夜连轴转，上海五所印币厂满足不了需求，还得掏外汇委托英美印制，航空运来。

1947年初，上海米价为6万元1担，年终为150万元1担，黄金1两从200万元涨到1200万元，美钞从5000元比1上升到16.5万元比1。物价指数与战前相比，上海涨14万倍，天津为14.2万倍。货币100元的价值，1937年可买2头牛，1938年可买1头牛，1941年可买1头猪，1943年可买1只鸡，1945年可买1只鸡蛋，1947年可买1/3盒火柴。小额货币无法流通了，小孩子把它拿来点火，有人用来做贴墙纸，在香港用小面额法币充当冥钞祭鬼神，因为1万元法币兑换港币2.4元，购1万元冥钞要港币4.8元，法币比冥钞便宜一半。

受大陆经济的影响，1947年底，台湾银行货币发行量达到了171[46]亿余元。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实行货币改革，宣布废除法币代之以金圆券，废除银本位代之以金本位，但这不过是将法币划去了几个零，通货继续恶性膨胀。台湾物价上涨率也随之从1947年的77%飙升到1949年的1189%。

为了保住这块最后的栖生之地，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台湾的金融秩序：（一）货币改革。1949年6月5日，“台湾省政府”秉承国民党中央的意思进行第二次货币改革，拨出黄金80万两作为改革币制基金，另拨1000万美元作为进出口贸易运用基金，颁布了“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及“新台币发行办法”。规定：（1）新台币指定由台湾银行发行；（2）发行总额以2亿元为限；（3）新台币与美元之汇率为5:1；（4）新台币与旧台币的兑换率为1:40000，并限于1949年12月31日前兑换；（5）新台币以黄金、白银及外汇为十足准备发行。

由于实际需要的增加，台湾当局又于1950年7月公布了“台湾省政府辅助生产限外临时发行新币办法”，授权台湾银行视生产资金季节性需要，以5000万元为度，临时发行限外新台币，实际上将发行限额提高到了2.5万元。1951年2月，因电力建设需要，又将发行限额提高了9500万元。此外，由于金门及马祖等地区流通的需要，又增加发行了新台币，即所谓省外发行的部分新台币。还根据1950年台湾省政府的“新台币辅币发行办法”，发行了新台币辅币。至1951年12月底，新台币包括限内发行、限外发行、辅币和省外发行等四[47]类，共发行了5亿9454.8万元。这样，台湾市面上的通货膨胀虽未能消除，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物价上涨有所控制。（二）回笼货币。为了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控制物价，台湾当局实行高利率和黄金储蓄政策以吸引游资。宋子文

1950年3月5日，台湾当局命各银行办理优利储蓄存款，规定：（1）该存款每次进存金额不得低于300元；（2）每次存储期间不得少于1个月；（3）利率定为月息7%；（4）各银行收受该项存款后，即转存台湾银行，由台湾银行办理借贷业务。这种存款利率之高是罕见的。当时1年期的定期存款，年息原为20%，而优利存款的利率，以复利折合年息，则达125%。在高利率的作用下，存款量大增。1950年初，各银行之定期存款，仅200万元。优利存款开始后，至8月间已达3500万元。到1952年3月，存款额达26800万元。到1953年7月，[48]则高达63500万元。台湾当局还根据市场状况、物价上涨幅度，及时对优利存款的利率进行有增有减的调整。并拉开1月期、3月期、半年期、1年期的利率差，使长期优利存款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

实施高利率政策，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从1950年3月开始实行到1958年底停止收存优利存款为止，共吸收了多达5亿元的货币，大大减轻了通货对币场的压力，对平抑物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些巨额游资通过银行放款业务，扶持了当时迫切需要发展的经济部门，有助于整个台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多渠道地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弥补财政赤字，建立币值信誉，1949年5月17日，台湾省政府制定了“台湾银行黄金储蓄办法”，从21日起，在台湾银行总行储蓄部及其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各市分部办理。当天，台北市黄金价每两为1750万元，而台湾银行则按每两1200万元收存。即如在台湾银行及其分行存入1200万元台币，可于1个月后领取黄金1两。6月15日，新台币发行后，当局又对黄金储蓄办法作了修正，每两黄金价格订定为新台币280元。1950年6月1日起又规定，黄金储蓄搭配2年偿还的“节约救国储蓄券”，搭配比例，视官定金价与市场金价的差额而逐日浮动。7月16日，黄金储蓄改为搭配15年偿还的“爱国公债”。这种搭配，实际上是黄金官价的变相上涨。10月30日，黄金储蓄停止搭配，但黄金官价则调整为每两新台币410元。这项黄金储蓄政策，回笼了44000万元的货币。但这种收获的代价是昂贵的，因官定金价比市场金价低，较国际黄金价格更低，从而导致大量的黄金外流。仅在1950年，就有价值5080万美元的黄金外流。黄金政策实施期间，共卖出黄金145万两。台湾当局于1950年12月27日终止了这一政策。（三）打击黑市。1949年6月，台湾当局在实行币制改革的同时，实行新的结汇证签发办法，规定新台币5元合美元1元，采用单一汇率制，并公布了“台湾省进出口贸易及汇兑管理办法”，将全部进出口商品分成四类，即准许进口类、暂停进口类、禁止进口类和禁止出口类。同时，规定出口所得外汇应以20%按汇率结售台湾银行，80%发给结汇证明书，准许进口类货物的进口，应凭结汇证向海关报关进口。

当时准许进口类货物范围较大，进口数量也无限制，因此导致外汇供应及调度困难，促使美元黑市猖獗。另一方面，市场商品缺乏，新台币发行额增加，刺激物价上涨，结果出现出口不振、进口旺盛、进口外汇申请者日趋增加的状况。台湾当局多次调整汇率，仍无济于事。于是，1950年1月在“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下设置产业金融小组，负责审定外汇的调度和供给。但物价及美元黑市依然无法控制。到2月底，结汇证市价升到1比7.5元新台币，而黑市价竟达1美[49]元换9.4元新台币。3月，台湾当局正式采用复式汇率制、贸易商申请进口一般物，得以新台币按结汇证价格每1美元合新台币7.5元，向台湾银行申请代购公营事业结汇证。但是对生产所需要的机器原料等重要物资进口，经“产金小组”核准后，仍按1比7.5元官价结汇。出口商则仍将所得外汇之20%以官价结售给台湾银行，其余80%领取结汇证。1950年12月，台湾当局规定自备外汇也须经过签证及审核程序方准进口。但由于通货膨胀无法遏止，致美元黑市继续上涨。台湾[50]银行为控制局面，大量抛售外汇达660万美元。外汇库存日益紧张，对外信用逐步恶化，最后到了台湾银行签发的信用票据被外国拒收的窘境。台湾当局被迫于1951年4月实施“金融紧急新措施”，禁止美元黑市买卖，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措施；同时，议定新的结汇证中心汇率为每1美元比15.9元新台币，买进和卖出价差上下限各5分，并将原结汇证价格每1美元比10.35元新台币，订为官价汇率。规定生产器材、原料、日用必需品及美援进口按官价汇率结汇。一般进口按结汇证价格结汇。民营事业出口所得外汇的20%按官价结汇，80%按结汇证价格结汇，而公营事业出口则全部按官价结汇。

实施新金融措施后，复式汇率与外汇审核制度相互配合，对于平抑美元市价、稳定物价、节省外汇及有效运用外汇，有一定的作用。复式汇率使公、民营企业在进口重要生产器材原料时，可按较低官价汇率申请外汇，而其余一般货物则按较高的结汇证价格结汇，也就是使用汇率手段调节物资进口的数量和构成，对于台湾已有生产的产品，或者可以在台湾发展的产品和奢侈品，使有限的外汇用于原料、机械设备及重要日常必需品的进口。这一措施无疑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四）开源节流。在退台后的最初几年里，台湾当局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赤字困扰之中。1950年度财政收入为新台币168300万元，支出为新台币195400万元，赤字新台币27100万元。1951年度收入为新台币231600万元，支出却达到新台币243000万元，赤字新台币11400万元。所以台湾当局在谋求财政收支平衡上花了不少的精力。

首先是整顿税制。1951年6月7日，蒋介石在台湾省财政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两年来，我们对于财政上的努力，严格地说，只能做到艰苦的维持现状，还不足以真正适应反共抗俄、建设台湾、反攻大陆的要求。换言之，还没有彻底的做到财政动员，还没有做到培养税源的工作。就收入言，原有丰富的税源，往往一方面由于纳税人的规避和逃税，一方面由于稽查人员的未能严密查征，善尽职责，致使收入不能尽作合理经济的使用，这都是我们应注意力谋改进的地方。”在讲话中，蒋介石着重提出要改进租税政策：“租税是人民的义务，对于人民，有切身的厉害关系，倘使租税制度不良，不惟税政难以推行，而且直接影响国民的生计。我以为良好的税制，应注意：（一）税源要确实可靠，（二）负担要公平合理，（三）征收要便利简化，（四）征收费用要越少越好，（五）租税种类的选择，不但要顾到国民经济，还要注意到税源的培养，使财政不虞匮乏。”此外，蒋介石还强调要整顿税务人员：“从事财税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都能影响国计民生，影响社会和政治的风气。因为财税人员最接近人民，财税收入都是人民的血汗，所以最受人民注意。过去政府中间，容易为人民指摘的，总是财政工作人员，一般社会工作人员不问我们操守是否廉洁，办事有无成绩，总以为财务人员都是官僚，都是不大廉洁的。”[51]

会后，台湾当局颁布了《台湾省内中央及地方各项税捐统一稽征条例》，将日本殖民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52种税目大大简化，并统筹办理各种税捐。开征的主要税目有关税、所得税、货物捐、印花税、土地税、营业税，港口捐、房屋税、防卫捐以及诸如筵席捐、娱乐税之类的直接消费税。与此同时，大力整顿税务行政：（1）建立营业税课税制度，实施统一发票办法，每售一物均须有发票，以发票的营业额作为课税依据。（2）调查税源，1951年初进行了工商普查、房屋普查和全面查账，核实税源，明确税基。（3）实行惩处制度。从1951年起，凡偷漏税或欠税滞纳者，均课以罚款。（4）培养税务人才，大量吸收大中专毕业生充任税务部门基层领导，并经常举办财税人员训练班，提高税务稽征人员的素质。

通过这些措施，台湾当局的税收大幅度增长。课税收入由1950年的68912.7万元新台币，增加到1951年的114439.4万元新台币，到[52]1952年更增加到194357.8万元新台币，成为台湾当局弥补财政赤字、回笼货币的一条重要渠道。

其次是发行公债。1949年，台湾当局制定了“爱国公债条例”于1950年开始发行，年息4厘，每6个月还本付息一次，分15年还清，从盐税收入中拨付。从1950年2月开始至11月底，共出售“爱国公债”15370万元。

再次是压缩财政支出。在台湾当局的财政支出中，“国防外交”和日常政务支出占主要地位。1950年度，这类支出高达145000万元新台币，占该年度财政支出总额的74.2%，该年度经济建设及交通支出仅占4.8%。1951年度，“国防外交”及一般政务支出为162300万元，占年度财政支出总额的16.68%。同年度经济建设及交通支出亦仅占5.5%。面对如此惊人的行政费用，台湾当局对行政机构进行了简化，裁汰了冗员，如“行政院”的各“部”、“会”所属机构，前后裁撤了84个单位，裁退人员5000余人。这对减轻财政负担有一定作用。土地改革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日本退伍军人、退职官员等视台湾为“聚财乐园”，多移居台湾，与日本财阀组织公司，承领土地，然后转租给台湾农民耕种，征收高额地租。台湾当地的地主也不甘落后，乘势压榨佃农。

台湾地主的剥削，采用“剥四层皮”的方式。一是高地租，据1949年《台湾省政纪要》所载，台湾地租额一般都在业六佃四的水准，甚至达到业七佃三。二是“铁租”，即不问年成旱涝、收成好坏，佃户必须向地主交纳不少于丰年总收获量60%的地租。三是押租制，即预收1期至2年的全部地租。四是副产物租，即地主在地租之外，还要平白分享甚至全部霸占农民饲养家禽和种植果木的收入。为了维护这种严酷的剥削方式，台湾盛行短期租约和口头租约。租期最长以[53]一年为限，口头契约占租佃总件数的81.4%。因无书面凭据，地主可随时提出解约、撤佃和加租等要求。

此外，转租问题也使租佃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根据日据时代的调查，佃农所交纳的地租占实际收获量的55%，而中间转租人交纳给地主的仅占收获量的30%，即有25%被中间人饱入私囊。

高租率、铁租、押租制、佃权不稳、转租等问题，不断引起租佃纠纷。1940年，因租率而起的纠纷达1271起，占当年业佃纠纷总数[54]的84.6%，因佃权而起的纠纷220起，占业佃纠纷总数的14.6%。台湾光复后，农村和租佃制度大致承继了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遗规，且由于战时工业破坏甚大，农村人口增加迅速，增加地租、增加押租金、撤佃等事时有发生。

在深重的压迫下，台湾各地经常爆发抗租抗息的自发行动。台湾省主席陈诚指出：“租佃双方矛盾无法通融，造成农村内部之不安，极易为外邪所感染……（共产党的）渗透工作即多由此等空隙入手……如不加改善，乱源即由此发生，证诸往事，历历不爽……因此之故，台湾必须实行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

而且，对于国民党来说，台湾地主阶级也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威胁。当时，全台湾省的耕地共有81.6万公顷，地主占据了45.7万公顷，占耕地总数的56%。受地主控制的农业人口，占台湾省人口的一半多。很多地主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已经被殖民政府“皇民化”，他们凭借经济实力，支持或资助“台独”分子及反国民党的台籍政客。

再说，台湾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的关系也远非大陆时期可比。在大陆，地主阶级是国民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许多国民党高级官员本身就拥有大量地产。因此，尽管国民党在1930年就颁布了《土地法》，规定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以后又多次重申，甚至被纳入伪宪法，但凡属触及地主阶级利益的任何改革措施，在蒋管区一律行不通。但在台湾，国民党与地主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瓜葛，无论怎样打击他们，都不会给自身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更不会有亲戚朋友哭诉上门。这样，台湾土改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受命此项工作的是蒋介石的爱将陈诚。陈诚这个人，在国民党要员中较为清廉，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某些主张也是膺服的。1933年，他在江西“剿共”时，曾提出一个“限田”方案，试图由政府规定地主土地的限额，超出限额者由政府向地主赎买，然后以贷款方式卖给农民。他要求江西省政府率先作局部试验，被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断然拒绝。1940年，陈诚在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亲自制定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并于1941年在其辖区内搞“二五减租”，但因职务调动和战局变化，这次努力又未奏功。以后，陈诚对解决土地问题的热心未改，蒋介石起用他，正得其人。

陈诚得命后，根据蒋介石“土地问题之解决，为实现民生主义之急务”的训示，立即在台湾展开土地改革运动，前后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一）“三七五减租”。1949年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上台伊始，即着手准备实施土改。3月1日，陈诚在台湾行政会议揭幕式上宣布要切实执行“三七五减租”。他警告大地主：“仅顾及本身利益而剥削农民，将来会自食其果。”他宣布：“民意机关是否代表民意，县市长是否系革命的县市长，皆以其对‘三七五减租’的态度为一大测验。”

4月14日，陈诚颁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三七五减租”开始执行，从此揭开了台湾土改的序幕。在实施过程中，动用了各级各类人员26641人，县市和乡镇两级成立了租佃委员会。租佃委员会由当局、人民团体的代表、自耕农和地主的代表组成，委员任期三年。其任务是评定耕地全年主要产物的收获总量，调解业佃纠纷，勘查耕地灾歉，评议减免地租标准，完成订立租约，随时实地检查、纠正、处理违法案件。

所谓“三七五减租”其实并不新鲜，它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经常宣传要搞而终于没搞的“二五减租”。“二五减租”即把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额统一按土地全年收获物的50%计算，在此基础上再减去25%，公式为：50%×（1-25%），就得出37.5%。换言之，即地主收取地租，最多不能超过租地全年正产物的37.5%，所以“二五减租”也叫“三七五减租”。

从理论上讲，因每年收获量不一样，所以每年都要以37.5%乘以实际收获量，才能算出应交的租额。由于国民党在大陆并未真正实行“二五减租”，个别地区搞过但时间也不长，因此37.5%的最高租额限制只是一个原则，是否以此确定一个定量地租尚属悬案。陈诚

有鉴于此，陈诚在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时，增加了一个规定，就是在计算某块耕地的全年总产量时，只以1948年的产量为标准，参照全省情形，由县市地方组织的“推行三七五地租委员会”负责评定，然后再据此评定地租。租额一经评定即永不变更，如耕地因遭自然灾害以致歉收时，佃农可依法申请减租；如歉收的收获量不及三成时，应予免租；如果丰产，则仍按1948年产量的37.5%交租。这样，“三七五”地租在表面上是比例地租，实际是定量地租。另一方面，当局对佃农也作了硬性规定，规定耕地租约在租佃期限未满前，如果佃农地租积欠达两年之总额时，地主可以撤佃。

实行“三七五减租”以前，地主的租额占农田总产量的六至七成。实行减租后，正好相反，佃农所得占总产量的62.5%，如果产量增加，所占比例还可能提高。地主对此强烈不满，遂以撤佃要挟佃农，暗中索取超出37.5%的租额，佃农则据理力争。当时，围绕撤佃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事态相当严重”。虽然《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中已有限制地主随意撤佃的条款，但这个文件只是陈诚以省长官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与当时国民党的有关法令是抵触的。因此，当地主强迫撤佃时，农民虽可向法院控诉，“但司法机关以乏适当之现行法律可资依据……每致地主胜诉，达其撤佃之目的”。1950年底，台湾农村出现“退佃风”，撤佃案件仅台南一县就达2000余件。

针对这一问题，台湾当局于1951年6月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对“三七五减租”予以法律保障。该法案规定：废除租地押金制和预收地租制，租约必须以书面签订，租期不得短于六年。如地主要撤佃，必须合于三种情况：（1）撤佃需租佃双方共同申请登记，方为有效；（2）在租期未届满前，除承租人死亡、无人继承，或已迁徙转业，放弃其耕作权，或是积欠地租达两年之总额外，不能撤佃，即合于上述情况，也须待一期作业结束，下期作业开始前为止；（3）租约期满后，出租人如欲收回土地，须不致因此使承佃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据，出租人不能自耕或原收入已够维持一家生活，不能收回土地。凡违反上述规定而强行撤佃者，一律以违法论处。

该法案的主旨，是在于承认地主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利用政权强行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以保障佃农利益。法案颁布后，全省私有耕地全部订立“三七五减租”书面租约，共涉及耕地256557公顷，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31.4%，受益的佃农为296043户，占全省[55]农户的44.5%。这一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佃农们不再过度使用耕地，而是热心于加强田间管理和短期水利建设，收入随之有了较大的改善。台湾农村普遍出现“三七五耕农”、“三七五新娘”、“三七五学生”、“三七五脚踏车”等，说明减租使佃农有能力娶亲嫁女，送子女进学堂，购置生产设备和耐用消费品。（二）公地放领。蒋介石对“三七五减租”表现出来的成效较为满意。1951年农民节，他发表讲话：“近两年来，由于农民同胞和政府的通力合作，以及友邦农复会等各方的赞助，在在（原文如此）都有长足的进步。在建设方面，我们加强了水利修建，使耕地面积增加；在增产方面，我们采取了减低农民生产成本与办理小农贷款，充实生产资金，促进农产副业等措施；在改进农民生活方面，我们更彻底实行了‘三七五’减租，增加了佃农的收益。这些都是世所公认的最显[56]著的事实。”1951年1月31日，他手令陈诚，从速办理土地改革。一周后，蒋介石再次手令陈诚：“二年来台省实行三七五减租，成绩以及其中缺点均应确实研究与充实改正，今年应以改革土地税、依照平均地权之原则，参照本地实际情况拟订法规，限期实施，并以此为[57]省政中心工作之一。”

陈诚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地放领，即把将“国有”及“省有”耕地的所有权转移为农民所有，使他们成为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自耕农。这实际上是“政府”先给地主作个表率，以求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耕者有其田”。

台湾土地占有关系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大批“公地”的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台湾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台湾强抢、强占了大批良田，作为其移民的立足点；日本还垄断台湾的重要工商金融事业，如台湾糖业公司、台湾茶叶公司等，都附带上万公顷土地的大农场。日本投降以后，属于日资的官方和私人产业均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其中“公地”为数可观，约18万公顷，占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81.6万公顷的21.6%。台湾当局能搞公地放领，就是因为有这些土地作基础。

早在1948年4月，国民党即颁布了《台湾省放领公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工作要点》，将所接管的台湾拓植会社社有地（即日本为其移民准备的土地）及台湾糖业公司、台湾茶叶公司的农场划出零星土地作公地放领的试验。这次放领宣传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只放领了3883甲，约为2287公顷，在国民党占有的耕地中也只占1.8%。

1951年6月4日，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由此将公地放领工作全面铺开。所有权转移的对象首先是承租公地的现耕农，依次为雇农、承租耕地不足的佃农、耕地不足之半自耕农、需土地耕作的原土地关系人、转业为农者等。“公地”所有权的转移并非是无偿转移，当局规定地价按照该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2.5倍以实物计算，以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全部地价由受领农户十年内偿付，不负担利息。根据公地放租的规定，公地租率为全年收获总量的25%，故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十年地租，每年交纳的租额正好等于每年应交纳的地价，十年期满，即取得耕地所有权。承领土地按质量分为三等，按承领人的家庭人口和耕作能力酌定承领面积，一般每户最多只能承领上等水田0.5甲，或中等水田1甲，或下等水田2甲；若承领旱田，则每等比水田加倍，即上等旱田1甲、中等2甲、下等4甲。

当年共放领土地28447甲，约27685公顷。1952年继续办理，又放领17872甲，约为17351公顷。再加1948年放领的3883甲，合计共50202甲，约47323公顷，略超过当时国民党所占“公地”总数的1/4。承领农户共96906户，平均每户承领7.4市亩土地，以每户5人计，受益者约为50万。1952年2月4日，蒋介石发表《农民节告全国农民书》：“近二年来，我们在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使农民生活得到了实益，在生产上得到了进步。最近政府又推行公地放领，以扶植自耕农；今后并将实施限田制度，以促成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奠定民生主[58]义的基础。”至此公地放领告一段落。（三）耕者有其田。1952年7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召开第371次会议，确定下一年度的施政中心为实施耕者有其田，并提出三条基本原则：（1）采取温和手段；（2）在不增加农民负担基础上使其获得土地，兼顾地主利益；（3）地主所获地价需由政府引导转向工业。

11月12日，陈诚主持的“行政院”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送交“立法院”审议，遭到“立法院”内保守势力的反对。1953年1月2日，陈诚致函“立法院”，以十分强硬的口气宣称“行政院”提案中的七点原则绝不容改变，“此案势在必行，任何阻碍与困难均在所不计”。陈诚的这种坚定立场得到蒋介石支持。1月20日，“立法院”终于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并规定自1953年5月1日起开始执行。《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按肥沃和贫瘠程度，将台湾土地分为26个等级。规定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中等水田（7—12等级）3甲，即43.5亩，或中等旱田6甲，即87亩。如地主愿保留1—6等级的肥田，则限额酌情下压。凡超过限额的耕地，一律由当局出面征购，然后再转售给农民。地价同公地放领一样，即相当于该地1948年正产物总产量的两倍半。购地农民分10年向当局偿还地价，还清后即为土地的主人。台湾当局也分10年向地主偿付地价，具体方式是采用债券和股票相结合的方法，其中70%为土地债券，由台湾土地银行发放，水田按稻谷、旱田按甘薯计值，年利率4%，分10年20期均等清偿本息。这种实物土地债券的办法使地主在10年期限内每年可向官方领取固定量的农作物（或按照当年价格折算成现金），从而免受物价上涨之苦；同时当局也可尽量减少现金支出，减轻财政负担，最重要的是避免因支付地价发放货币太多，引发通货膨胀。另外30%为股票，台湾当局在征购地主土地的同时颁布了《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将一些原由官办的企业卖给私人，其中包括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工矿股份有限公司和台湾农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直接迫使地主把卖地所得转为工业投入。

到1953年底，台湾当局已征购地主土地143568甲，即139300多公顷，占全部出租耕地的56%；被征购土地的地主计106049户，占地主总户数59.3%；承领农户计194823户，占佃农总户数的64%。对于允许地主保留的土地，台湾当局在原则上是鼓励自耕，如地主仍要出租，则租额永不得超过1948年产量的37.5%，这笔收入再扣除田赋及其他负担，地主收益不大。而且台湾当局还规定，凡地主保留地不作自耕而供出租者，当局支持佃农以贷款方式自行购买，只要佃农在此土地上耕作满八年以上，即可申请当局代为照价收买，地主不得拒卖。由于“三七五减租”是以1948年为起算点，从1948年到1953年已有六年，再加上减租前的租佃时间，很多农民佃耕已满八年，随时可申请当局“代为照价收买”。

总之，台湾当局的政策是“耕者有其田，有其田者耕”，如果占田很多而无力自耕，说明你没必要占这么多田，当局就要迫使你把田让出来，让给有能力耕作的人去占有。为了防止地主隐瞒耕地，台湾“省政府”在“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技术和经费协助下，于1952年1月至1953年4月，预先进行了全省地籍总归户，将同一所有权的土地，归入一户之下，从而使每个地主的土地，不论其在一乡一县或散及全省各地，都有明白记载，消灭了遗漏或隐瞒。

地主们迫于这些规定，乃陆续把保留地自行售出，只留下本户有力量“自营”、“自耕”的部分。至1977年止，地主直接卖给农民的“三七五减租地”共7.3万多公顷，购地农户14.3万多户，当年地主拥有的土地还剩4.9万公顷，只占台湾耕地总面积的5.3%。到1953年底，以“耕者有其田”为基本内容的土地改革，已大体完成。

从1949年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对台湾的农业、工业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土地改革使大量的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1949年台湾总农户中，自耕农占36%、半自耕农占25%、佃农占39%。到1960年，情况大为改观，自耕农占64%，半自耕农占21%，佃农则下降为15%。大量佃农获得土地成为自耕农，意味着台湾农村的传统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的地主佃农关系，被经济业务往来关系所替代，一些较富裕的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担任了乡村政权中的领导职务。1953年，台湾当局在有关统计资料中已不再列“地主”一栏。

土地改革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从“三七五减租”实施以后，地租的减免和地价的跌落，使佃农购买土地的费用大为减少，从而增加了佃农转为自耕农的机会。农民的生产热情高涨，愿意在土地上增加劳动的投入和财力的投资，以便在现有耕地面积下追求产量的最大值。“耕者有其田”的实施又进一步促进了台湾农业的恢复。1952年，台湾农业已恢复到战前最高年产量（1939）的水平。如稻米产量，1938年的最高收获量为140.2万吨，而1951年已达148.5万吨。

土地改革有助于台湾当局乱中求稳。由于农产量增加，特别是粮食的大幅度增产，使突然涌入100多万军政人员造成的供应压力大为减轻，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面临的危机。在此基础上，台湾开始实行“军公教免费供给制”，凡军人、公职人妇、教员及其眷属，按人口实行免费供给柴米油盐。这项建立在盘剥农民基础上的经济措施，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对社会的政治影响远大于经济影响，使当时乱哄哄的局势很快恢复了平静。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台湾的土改对封建主义势力的打击是极其温和的。土地改革后，大量的富农和地主转变成了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资本家。多数中小地主拿到企业股票后，把它看做是种不稳定财产，很快又拿到市面上低价抛售。拥有大量资本的大地主乘机购进廉价股票，加速了股权的集中。如号称台湾“四大豪主”的辜振甫、林犹龙、林伯寿、陈启清，就控制了台湾水泥、纸业、工矿、农林等四大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这些股票总计6.6亿多元新台币，折合美元3500多万元。现在，这些公司均已发展为资本上亿美元的超级产业。

其次，台湾的土改，实际是以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取代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为了确保“耕者有其田”的成果，台湾当局严格执行私人拥有耕地的限额，并多方限制雇人佃耕，这固然防止了土地兼并的现象重演，但随着农民的世代接替和分家增户，土地越割越细碎，单位农户耕地面积越来越少，推广机械化和实施大型水利建设都遇到阻碍，现代化的大农业生产难以出现。

从总体看，蒋介石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是比较成功的。蒋介石在1957年11月11日《对土地改革协会书面致辞》中说：“自四十二年实行耕者有其田以来，农业生产年有增加，农民生活日见改善，惟今后对此项政策之贯彻及对自耕农之扶植应作更进一步之努力。方今国家建设渐由农业经济步入工业经济之阶段，土地政策尤应与此种趋[59]向密切配合。”为了对台湾的土地改革有一个纪念，台湾当局特地建造了一所“土地改革纪念馆”。当1967年3月落成的那一天（11日），蒋介石特发了一份“书面贺词”，说：“为实现国父平均地权之遗教，并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模范省，先后实施‘三七五’减租，及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政策，近年复积极推行都市平均地权，使土地改革卓有成就……今日‘土地改革纪念馆’落成，陈列各项有关资料，使民众了解平均地权之要旨，以加强土地政策之实施，深具意[60]义。”后来，蒋经国主政时对蒋介石的“土地改革”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国近来经济建设之突飞猛进，土地改革之成功，实为其一大助力。”在1982年12月11日的土地改革运动50周年书面讲词中，蒋经国指出，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秉承先总统蒋公指示，不断致力阐扬国父平均地权之遗教及协助宣导政府推行之土地改革，对于土地改革之促进贡献良多，至堪嘉佩”，“我国至土地改革，亦可加速[61]迈入新境”。

扶植工商企业

在币制改革和土地改革的同时，蒋介石开始考虑依靠“美援”，充分利用劳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发展一些投入少、见效快的轻工企业。其目的是扩大就业、节省外汇，解决1000万人口的生活问题。

蒋介石将这个棘手的工作又交给了陈诚。陈诚是军人出身，对经济并不在行，再加上他在“行政院长”的位子上，必须统筹安排全台湾的各种事务，所以将这付担子交给了台湾区生产管理会副主任尹仲容。

尹仲容，湖南邵阳人，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颇有经济头脑。在大陆期间，他曾经创导电政制度、长途电话网、邮电机构合设。最为重要的是，他说服交通部长朱家骅，筹建九省长途电话网。1936年，朱家骅极力推荐尹仲容出任中国建设银行协理。1949年，他升迁为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常务董事，同时兼任淮南矿路公司董事。同年春，追随蒋介石败退台湾，出任台湾区生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尹仲容接手后，采取了官转民营、关税壁垒、进口替代等一系列措施，使二战后残破的台湾工商业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一）官转民营。从1948年起，大陆的民营资本为躲避战乱大量涌入台湾。1948年9月到12月，从大陆流入台湾的资金即达2947亿元旧台币，比1948年台币发行总额还多740亿元，这些资金中民营资本占了一半以上。1952年，台湾总共八家民营纺织厂，其中就有七家是从大陆迁台的。与此同时，无孔不入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也随即进入台湾，连书籍文具和印刷业都被垄断专营。

尹仲容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集中官僚资本的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还在阻碍台湾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挽救台湾经济，必须“开拓自立成长的新局面”。他一再向台湾当局呼吁，要求“政府”勇于为民营开路，切忌去抢夺民营企业的成果。“二·二八”后，国民党慑于民众的压力，宣布“尽量缩小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火柴、樟脑、煤矿等陆续开放民营。1950年，台湾当局正式将“尽量缩小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明确划分了官营与民营企业的不同经营方向。官营企业主要经营能源、交通、军工、大型制造业、金融业等与经济命脉紧密相关的行业；私人资本主要从事与人民生计直接联系的纺织、造纸、水泥、营造业以及各种日常消费品的生产。1953年，国民党颁布《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以水泥、造纸、工矿、农林等四大公司的股票作为偿付地价的债券，这就直接促使地主把卖地收入转向工业，为台籍私人资本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国民党还把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376个日资企业和85个日台合资企业出售给私人，这就进一步扩大了私人资本的规模。

此外，为了给民营企业创造一个较为理想的投资环境，台湾当局想尽办法抑制通货。早在魏道明主台时期，就开始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度。同时，庞大的特务机器四处兜捕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放高利贷、套购外汇的不法分子，以保障市场秩序，刹住物价涨风。1949年5月21日，台湾银行实行“黄金储蓄办法”。1950年3月，台湾银行开办“优利储蓄存款”。1950年6月，台湾银行又以黄金储备搭配“节约救国储蓄券”及“爱国公债”。其目的都在于回笼货币，减轻市场压力，积累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1954年，台湾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了12.7万多家，占台湾工商企业总数的96%，资本额达工商企业总资本额的49.7%。民营企业虽然在贷款、能源、原料等方面仍受制于官营企业，但官营企业的产出如不靠民营企业来消费，也无法实现价值。例如，官营糖厂制糖后剩下的甘蔗渣，是民营造纸业的主要原料。从这个角度讲，民营企业要依赖官营，但官营糖厂如卡住这些甘蔗渣不卖给民营企业，则不仅要减少一大笔收入，还要为自己留下一大堆垃圾，可谓损人而不利己。再以官方垄断的金融业为例，如果官方不向占企业总数96%的民营企业贷款，一则积压资金，二则自断财源，本身也无法发展。因此，官办银行不仅把对民间企业贷款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之一，而且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额逐渐超过官营企业。1953—1959年，民营企业所获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7.4%，官营仅占35.2%。

通过这一系列扶植措施，加上土改和“美援”的刺激，与农业和人民生活有关的轻工、纺织、化肥、农机的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带动了经济的全面恢复。（二）关税壁垒。在大陆时，国统区市场无条件地对外国开放。1928—1930年，南京政府与美、日等国相继签订了《关税协定》，宣称其实现了“关税自主”。实际上，这个协定照搬了1925年由12个西方国家决定的欺凌中国的差等税率。中国海关只能依照各种货物的品类性质，除原定的值百抽五外，再征收不得超过5%—30%的附加税，而这根本无法阻止外国商品的倾销。西方的廉价商品，从军火到灯油，从面粉到丝袜，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纷纷涌入中国，先天不足的中国民族资本无力抗拒，只有走向凋零衰败。

赴台后，台湾当局选择了“官营与民营共举”的发展道路，加之当时外汇奇缺，无法大量进口商品，于是采取关税壁垒，保护本省市场的新方针。

1950年，台湾当局开始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如欲进口商品，需先办理许可证，并预存一笔相当于所需外汇的新台币作保证金。这项严厉的管制政策使进口商望而却步，转而寻找省内能自产的替代品。台湾当局还把进口货物分为准许、管制、暂停和禁止四类。准许类包括必不可少的原料、设备和必不可少的消费品，但有进口数额的限制；凡属奢侈品一律禁止进口。随着工业的发展，原来一些属准许类的货物也转为暂停类或管制类。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尚许酌情进口的棉纱和棉制品、毛纱和毛制品、人造纤维和人造纱、硫酸铵和其他化肥、面粉、谷氨酸单纳、胶合板、皮革和皮革制品、水泥、纸张、橡胶制品、铝锭及其制品、缝纫机、自行车及零件、肥皂和洗涤剂都因为省内民营工业渐可自产，至50年代中期均被列入暂停或管制名单。

为限制进口，台湾当局征收高额关税。1948—1955年，除美援物资和官营企业的进口免税外，所有进口货物的关税率增加一倍以上，从20%升为近45%。

此外台湾当局还采取其他方法，削弱外商竞争力，保护本省市场。如电影业，除对外国电影进口实行配额限制并征收35%的娱乐税外，还规定外国影片不得在一个城市的四家以上影院同时上映。另一方面，省内自产电影，由当局资助辅导金。

为与限制进口的政策配套，国民党在20世纪50年代曾实行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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