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罗妮卡决定去死(2017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巴西）保罗·柯艾略

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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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罗妮卡决定去死(2017版)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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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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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维罗妮卡决定自杀。这一刻终于到了。她仔细地打扫了修女院的出租屋，关上暖气，刷了牙，躺在床上。

她从床头柜上拿起四盒安眠药，没有把药片碾碎掺进水里，而是一粒接一粒地吞服，这样，意图与行动之间会出现一段长长的距离，在这条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她可以随时反悔。然而每吞下一粒药，她便愈加坚定。五分钟之后，药盒全空了。

她不知道失去意识需要多长时间，因此把一本法国杂志《男人》放在床上。这本当月的杂志刚刚送抵她工作的图书馆。对信息科学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不过在翻阅杂志时，偶然发现了一篇与某种光盘游戏（CD-ROMS，人们都这么叫）有关的文章。这个游戏是一位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发明的，在联合酒店咖啡厅召开的一次报告会上，她恰好认识了他。两人交换过只言片语，他的出版商曾邀请她共进晚餐。不过人实在太多，根本无法就任何事情展开深入的探讨。

她认识这个作家。这件事让维罗妮卡觉得他成为了她世界的一部分，而阅读这篇讲述他工作的文章可以帮助她打发时间。维罗妮卡一边等待着死亡，一边读起这篇信息科学方面的文章，对这一领域她其实丝毫不感兴趣——这与她一生的所作所为也颇为相符，她寻找的都是易如反掌或者唾手可得的东西。就像这本杂志。

出乎意料的是，文章的第一行竟把她从天生的消极中解脱出来（安眠药还未在她的胃里溶化，但维罗妮卡是个天性消极的人），而且，那文字竟然让她平生第一次认为朋友中流行已久的一句话是正确的：“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这行字会出现在她开始死亡的这一刻呢？如果这一切不是巧合，而是隐匿信息的真实存在，那么隐匿在她眼前的信息又是什么呢？

在那个电脑游戏的图片下方，记者用这样一个问句作为文章的开头：“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

没有人知道斯洛文尼亚在哪儿，她想，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可是即便如此，斯洛文尼亚依然存在。它在外，它在内，它在她周围的群山之中，它在她眼前的广场上：斯洛文尼亚是她的祖国。

她把杂志抛到一边。对于完全无视斯洛文尼亚存在的那些人，她已毫无心情愤懑，祖国的荣誉已与她无关。此刻她只为自己骄傲，她终于有能力有勇气放弃生命，这是多么开心的事！而且一切如她所愿：她服下了药片，可以不落痕迹地死去。

维罗妮卡花了差不多六个月才搞到这些药。她本以为永远不可能搞到药，因此甚至考虑过割腕自杀，尽管她知道房间里会到处是血，修女们会手足无措，惊慌不安。自杀时第一个要考虑的是自己，然后才是旁人。她本不欲让自己的死给别人添麻烦，但如果割脉是唯一的可能，那她也没有法子。不过，修女们可就得清扫房间，然后再把这桩往事彻底忘掉，不然这房间就没法再租出去了。不管怎样，尽管世界已经处于二十世纪的末尾，却仍有很多人对神鬼之说深信不疑。

当然了，她也可以从卢布尔雅那为数不多的几座高楼上纵身跳下，不过，这会给她的父母带来多少意外的苦楚？女儿的死已经让他们深受打击，又要被人逼着去辨认一具损毁变形的尸体。不，这种死法会给两个一心为她着想的人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简直比流血致死更拙劣一千倍。

女儿的死，他们会慢慢习惯的。但是他们大概忘不了一个摔得稀巴烂的头颅。

开枪、跳楼、自缢，这都不符合她那女人的天性。女人自杀总是选择更罗曼蒂克的死法——就像割脉，或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在这方面，被冷落的王妃或好莱坞女星是极好的榜样。

维罗妮卡知道，生活无非是个等待最佳时机的问题。的确如此：她成天抱怨睡不着觉，两个朋友动了恻隐之心，每人给她弄了两盒药，这药效力强劲，当地夜总会的乐手喜欢服用。维罗妮卡把药在床头柜上放了整整一个星期，她爱上了这渐趋渐进的死亡，并毫无伤感地与这种叫作“生命”的东西作别。

现在，她兴高采烈，因为生命走向了终点；她失魂落魄，因为不知道怎样打发这所剩无几的时间。

她又读起那篇可笑的文章：一篇关于电脑的文章怎么会拿这么愚蠢的句子开头呢？“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

她实在找不到其他有趣的事，因而决定把这篇文章读完。她发现那个游戏原来是在斯洛文尼亚生产的，因为这儿劳动力更廉价。除了当地居民，好像没人知道这个奇怪的国家在哪里。就在几个月前发布这款产品时，法国的生产商还在弗莱德的一个古堡里举行了一场宴会，邀请了全世界的记者。

维罗妮卡记起来，自己听说过那场宴会，那可是城里的大事。古堡被修缮一新，布置得更符合游戏中设置的中世纪场景，而且参加宴会的记者有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而斯洛文尼亚人却连一张请柬都没有收到，所以本地媒体闹翻了天。《男人》的撰稿人是第一次来斯洛文尼亚，想必不是他自己掏钱，那段时间，怕是他只顾着逢迎其他记者，说一些自以为有趣的话，在城堡里白吃白喝。他计划写文章时用一个笑话开头，以博自己国家的酸腐文人一笑。而当地风俗如何不堪、斯洛文尼亚妇女的服饰如何难看的不实传闻，想必已然被他在编辑部中大肆宣扬了一番。

那是他的问题。维罗妮卡快死了，她担心的是别的，比如人死之后是否还有生命存在，她的尸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等等。但即便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她的决定实在是太重大了，那篇文章依然让她觉得不快。

她从修女院的窗户看着卢布尔雅那的小广场。如果他们连斯洛文尼亚都不知道，那卢布尔雅那就更是神秘之境了，她想，就像亚特兰

(传说中具有高度文明的岛屿，一万八千年前沉入大西洋底。)(传说蒂斯、利莫里亚中沉入印度洋的一块大陆。)，以及其他负载了人类奇思妙想的业已消失的大陆一样。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没有人写文章时先问珠穆朗玛峰在哪里，哪怕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然而在欧洲，一个重要刊物的记者却毫无羞耻地这样发问，因为他清楚大部分读者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哪里。而它的首都，卢布尔雅那，就更不为人所知了。

就这样，维罗妮卡找到了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十分钟过去了，她的身体机能仍未出现异常。她此生的最后一个行动是给那家杂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斯洛文尼亚是从过去的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五个共和国之一。

这封信将成为她的遗书。而真实死因，她却绝对不会给出答案。

人们发现她时会断定，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一份杂志不知道她的祖国在哪里。想到报纸上会争论不休，想到人们会支持或反对她为了捍卫国家荣誉而去自杀的行为，她便不禁偷笑。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她自己也觉得惊讶，几分钟前她的想法还正好相反，觉得世界和其他地理问题与她没有半点关系。

她写好了信。此刻她神清气爽，简直想改变自杀的想法了，不过她已经服了药，想回头也晚了。

从前，她也曾有过这般神清气爽的时刻，之所以自杀，不是因为悲伤、苦楚，或深陷沮丧而无法自拔。多少个午后，她曾快乐地漫步在卢布尔雅那的街上，或是从修女院的窗口望着雪花飘扬在小广场上，诗人的雕像正矗立在那里。一次，一个陌生男人在广场中心送了她一束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她都快乐得仿佛在云端徜徉。

她相信自己是个平凡的人。自杀的决定源自两个简单的理由，她相信如果她肯在遗书中详细说明，很多人会同意她的做法。

第一条理由：生命里的一切均一成不变，一旦青春消逝，一切都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衰老将留下无法逆转的印记，疾病来了，朋友们远去了。终于，活着不会为生命增光添彩，而刚好相反，受苦的可能却大大增加。

第二条理由更为哲学：维罗妮卡读报纸也看电视，她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一切都错乱了，而她却无法重整局势，这使她觉得自己很无能。

不久之后，她会经历人生的最后一种体验，这一次应该与过去不同：这是死亡的体验。她写好了那封信，就把那个问题丢在一旁，将心神集中在对于正在活着——或正在死亡——的人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问题上。

她想象着死亡是什么滋味，但却没有答案。

其实她并不用挂在心上，不出几分钟她就会知道了。

可到底需要几分钟呢？

她不清楚。不过她很高兴，因为她将知晓一个所有人都问过的问题的答案：“上帝是否存在？”

与很多人不同，这个问题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内心纠葛。旧日的共产主义体制下，官方教育声称生命将以死亡告终，对于这个观点她早已安之若素。但她的父母和祖父母一辈却常去教堂，祈祷、朝圣，虔诚地相信上帝正倾听着他们的话语。

二十四岁，在经历了可能经历的一切之后——看来可不是乏善可陈！——维罗妮卡几乎可以确信，死亡将终结一切。因此她选择了自杀，这是最后的自由，这是永远的忘却。

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着一个疑问：上帝是否存在？几千年的文明将自杀变成了一种禁忌，一种针对所有宗教规范的抗争：人斗争是为了存活，而不是为了屈服。人类需要繁衍。社会需要劳动力。就算爱情已经不复存在，夫妇二人依然需要一个理由生活在一起。一个国家需要士兵、政要和艺术家。

如果上帝存在——说真的，我并不相信——他会明白，人类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正是他创造了这片混沌，充斥着贫困、不义、贪念与孤独。他的本意很好，但是结果却不怎么样。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对于想早点离开这个世界的生灵，他应该宽容一点，甚至应该乞求我们的原谅，因为他竟逼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人间。

让禁忌和迷信见鬼去吧！她那位笃信宗教的母亲说：“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上帝没有不知道的事。”那么，在他把她安放于人间的一刻，他就应该知道，有一天她会自杀而死，因此他不会对她的行为感到震惊。

维罗妮卡开始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这感觉越来越强烈。

不过几分钟，她的注意力便无法集中在窗外的广场上了。她知道现在是冬天，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她知道其他的人依然活着。此刻一个小伙子经过她的窗前，看见了她，却一点都没意识到她正准备死去。一个玻利维亚乐队（玻利维亚在哪里？为什么杂志不问这个问题？）正在弗兰策·普列舍仁的雕像前演奏。这位伟大的斯洛文尼亚诗人，深深地镌刻在人民的心底。

她还能不能听完这首从广场上传来的曲子呢？这将是她一生的美好记忆：日近黄昏，乐声悠扬，倾诉着世界另一端的梦想，房间温暖而舒适；那个相貌英俊、生气勃勃的小伙子路过这里，停下脚步，面对面地看着她。她知道药效正在发作，他会成为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

他对她微笑。她也报以微笑——反正她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向她挥挥手，而她却假装看着其他东西。真是的，这小伙子有些贪心了。他不知所措，只好继续走自己的路，并永远地忘记窗子里的这张脸。

然而维罗妮卡很开心，因为人们再一次渴望着她。她自杀，不是因为失恋，不是因为缺少家庭温暖，不是因为经济问题，也不是因为罹患不治之症。

就在卢布尔雅那的这个美丽的傍晚，玻利维亚乐手正在广场上演奏，一个青年在她窗前走过，而维罗妮卡决定去死。令她开心的是她的眼睛尚能看，耳朵尚能听。更让她开心的是她不需要看着同样的事情发生三十、四十乃至五十年，那样，人生不但了无新意，更会变成一场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悲剧。

此刻她的胃开始翻江倒海，她感到很难受。真好笑！我原以为过量的安眠药会让我迅速入眠的。然而耳边只听到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她想吐。

如果吐了，我就死不了了。

她决心忘记绞痛，全神贯注地等着夜幕迅速降临。她挂念着玻利维亚人，和那些关上店门准备回家的人。然而耳中的噪音越来越尖厉，服下安眠药后维罗妮卡第一次感到了恐惧，一种对未知的极大的恐惧。

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随即她便失去了知觉。2

睁开眼睛时，维罗妮卡并没有想“这应该是天堂吧”。天堂里绝对不会用荧光灯照明，而且这疼痛，这瞬间的疼痛绝对是属于人间的。啊！这人间的疼痛啊！它独一无二，绝不可能与其他东西混淆。

她想动一动，但痛楚加剧了。她眼前出现了很多小小的闪光点，维罗妮卡明白，这些光点不是天堂的星星，而是由极度的痛楚造成的。“你醒了，”她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你现在双脚踏进了地狱。欢迎你！”

不，不可能。那个声音在骗她。这不是地狱，因为她感到很冷，而且发现自己的嘴和鼻子都插着管子，其中一根一直插到喉咙下面，让她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她想动手拔掉管子，但是胳膊被绑住了。“我开玩笑呢，这不是地狱。”那声音继续说，“那个地方我可没去过。这儿还比不上那儿呢！这里是维雷特。”

尽管维罗妮卡痛楚难当，喘不上气，但她一下子就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想自杀，有人来救了她。也许是修女，也许是不期而至的女友，也许是什么人想起来把她落下的东西还给她，而她自己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事实就是，她活了下来，现在人在维雷特。

维雷特颇有名望，是一座令人生畏的疯人收容所，从一九九一年，即国家独立的那一年便开始存在了。那个年代，人们觉得南斯拉夫的分裂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事实上，斯洛文尼亚不过遭遇了十一天的战争），一群欧洲企业家获得允许，在一所因维护费用高昂而废弃的军营旧址上建立一家精神病院。

然而不久之后，战争便开始了：先是克罗地亚，后是波黑。企业家们忧心忡忡：投资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有的连名字都不大清楚，这样很难和投资人坐下详谈，求得原谅，请他们再耐心一点。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在精神病院采用了一个不值得称道的政策。对于这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共产主义的年轻国家来说，维雷特便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最不好的一点：只要有钱，就可以弄到床位。

很多人因遗产争议（或因其他不合宜的行为），希望摆脱某个家庭成员。只要他们付上一笔钱，便会搞到一份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父母关进医院。还有一些人或是欠了钱，或是犯了事儿，可能会坐很长时间的牢，也会在疯人院待上一阵儿，等出来的时候，就不用还钱或坐牢了。

维雷特，没人逃得出去。这里有司法机关和其他医院送来的真正的疯子，也有被人诬陷或装疯卖傻的人。结果是乱成一团，报纸上时不时地爆出丑闻，说医生虐待病人，滥用职权，尽管根本没人获得允许进入疯人院，亲眼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政府调查过这些指控，但没有真凭实据，而且股东威胁说，会让其他人知道外国人在当地投资有多么艰难。因此疯人院一如既往，甚至越来越壮大。“几个月前，我姨妈自杀了，”那个女人接着说，“整整八年，她不想离开房间一步，胡吃海塞、发胖、抽烟、服安眠药，大部分时间在睡大觉。她有两个女儿，丈夫很爱她。”

维罗妮卡想把头转到声音发出的方向，但却没法做到。“只有一次，我见识了她的反抗，那是在她丈夫找了一个情人的时候。她大闹了一场，消瘦了好几斤，家里的碗都被她砸得稀烂。她连着几星期大喊大叫，邻居们都没法睡觉。你可能会觉得这很荒唐，但我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她在为一些东西斗争，她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能够对抗所有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事和我有什么相干？维罗妮卡苦于有口难言，只能心底暗想，我又不是她姨妈，我又没有丈夫！“她丈夫最终甩了那个情人。”女人接着说，“我姨妈慢慢地回归到了惯性的消极中。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已经戒了烟。而就在同一个礼拜，由于没烟可抽，她加大了安眠药的用量，然后通知大家，她要自杀了。“没人相信她的话。一天早上，她在电话录音里给我留了一个口信，向我告别，然后开煤气自杀了。这个留言我听了不止一次：我从没听过她这样讲话，语气如此冷静，如此认命。她说自己谈不上很幸福，也谈不上不幸福，正因如此，她再也没法忍受这种生活了。”

维罗妮卡同情这个讲故事的女人，看上去她很想理解姨妈的死因。在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的世界里，该怎么评价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没人能作出评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受的什么苦，或是自己的生活多么没有意义。维罗妮卡想辩解几句，但是插管堵住了她的嘴，让她有点气闷。女人赶过来帮忙。

她看到女人躬下了身子。她的身体绑缚在床上，还插了管子，防止她把自己毁掉。这背离了她的意愿和自由意志。她的头从一侧摇向另一侧，眼睛里写满哀求，希望别人帮她把插管拔掉，让她安安静静地去死。“你太激动了。”那女人说，“我不知道你究竟是后悔了，还是依然想死。我不关心这个。我只关心一点：我得尽到责任，当病人焦躁不安时，按照规章要求，我得给他打一针镇静剂。”

维罗妮卡停止了反抗，但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便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她没有做梦，唯一记得的是刚刚看见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一种全然冷漠的神情，这属于一些因为不得不做而去做事的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规章要求这样或那样做。

三个月之后，保罗·柯艾略知道了维罗妮卡的故事，那时他正在巴黎的一家阿尔及利亚餐厅与一位斯洛文尼亚女友共进晚餐。她也叫维罗妮卡，是维雷特负责人的女儿。

后来，他想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为了不让读者搞混，他曾考虑过把女友的名字维罗妮卡改成别的。他曾想把这名字改成布拉斯卡、埃德维娜、玛丽耶茨基亚，或者随便一个斯洛文尼亚名字，但最后还是决定保留真实的名字。当提到作为他女友的维罗妮卡时，会称她为女友维罗妮卡。而提到另外一个维罗妮卡时，名字前则不需要添加任何修饰语，因为她是主人公，若是总读到“疯子维罗妮卡”或者“想自杀的维罗妮卡”，读者不烦才怪。其实，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女友维罗妮卡，在故事中只占很小的篇幅——也就在此章中出现而已。

女友维罗妮卡对她父亲的行为深感恐惧，这基于两层考虑：首先，他领导着一家希望获得世人尊重的机构；另外，他正在撰写的论文需要通过一家正规学术团体的审查。“你知道‘庇护’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吗？”她这样问，“从中世纪来的，来源于人们可以在教堂这个神圣的处所避难的权利。庇护的权利，任何一位文明人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我的父亲，疯人庇护所的院长，怎么会这样对待病患？”

保罗·柯艾略想了解全部细节，他对维罗妮卡的故事如此着迷，因为他有着极好的理由。

理由正是：他也住过疯人庇护所，或收容所——这个名字更为世人熟知。而且不仅住了一次，而是分别于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住了三次。他住的是埃依拉斯医生卫生院，位于里约热内卢。

至于他住院的原因，直到今天连他自己都百思不得其解。或许他时而胆小如鼠，时而胆大包天的异常举止让父母伤透了脑筋；或许因为他想成为“艺术家”，而家里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种游离于社会边缘，并在贫贱中死去的最好方法。

每当他思及于此——这里得说一句，他极少想这件事——总觉得那个没检查出任何确实的症状便同意他入院的医生是个真正的疯子。（每个家庭都是如此，人们总是倾向将责任推给外人，而且信誓旦旦地认为，当父母作出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保罗知道维罗妮卡留下一封奇怪的信时，他笑了。在那封写给媒体的信中，她抗议一家著名的法国杂志竟然不知道斯洛文尼亚的位置。“谁也不会因此自杀。”“所以，那封信没产生任何效果。”女友维罗妮卡强笑着说，“就在昨天，我入住酒店的时候，还有人以为斯洛文尼亚是德国的一个城市。”

这毫不稀奇，他想，就像很多外国人认为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巴西的首都一样。

很多外国人愉快地跟他打招呼，向他讲述首都（其实那是邻国的）如何美丽。除了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之外，保罗·柯艾略和维罗妮卡还有一点相同，尽管上文已经提过，但此处不妨再说一次：他们都住过精神病院。“你就不应该从那儿出来。”有一次，他的第一任妻子曾这样评论。

但是他出来了。最后一次从埃依拉斯医生卫生院出来时，他决心再也不回去了。他许下了两个誓言：第一，他会就这个题材写一本书；第二，父母离世之前，他不会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因为他不想伤害他们，很多年里二老都为自己曾做过的事自责不已。

一九九三年，他母亲去世了。而他的父亲，一九九七年时满了八十四岁，尽管从不吸烟却得了肺气肿，尽管因为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忍受他怪癖的女佣而不得不吃冷冻食品，却依然活得好好的，而且身体硬朗，头脑清楚。

这样，听完了维罗妮卡的故事之后，他找到了写这个题材而又不食言的方法。虽然他从来没想过自杀，却谙熟疯人院，比如说治疗手段，医患关系，以及住在那样一个地方的苦与乐。

好吧，我们让保罗·柯艾略和女友维罗妮卡从这本书里彻底退场，然后继续讲述这个故事。

维罗妮卡不知自己睡了多久。她记得曾经醒过一次，鼻子和嘴里插着呼吸机的管子，然后听到一个声音说：“你想让我给你手淫吗？”

现在，她睁大了眼睛，环视着左右。她无法断定那是真事还是幻觉。除了这点记忆，她想不起来别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管子已经拔掉了，但身上还挂着点滴，心脏和头颅依然连着线，胳膊被紧紧绑在床上。她一丝不挂，只有一张床单裹着身子。她很冷，但决定不去声张。小小的房间挂着绿色的窗帘，装满了重症临护设备，有一张床，她就躺在上面，还有一把椅子，一个护士正坐在上面看书，以此消磨时光。

这回这个女人有着黑色的眼睛，栗色的头发。不过，维罗妮卡依然怀疑她就是几个小时——或几天前——与她交谈的那个女人。“你能把我的胳膊松开吗？”

护士抬眼看了一下，干巴巴地回答了一声“不行”，又低下头看起书来。

我还活着，维罗妮卡想。一切又要重新开始。我会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直到医生认为我完全康复。之后他们让我出院。我会再次看到卢布尔雅那的大街小巷，它的圆形广场，桥梁与行走在路上上班下班的人。

人们总是倾向于帮助别人，觉得这样的自己比真实的更好，所以他们会给我一个工作，让我重新回图书馆上班。时光流转，我会重新光顾过去常去的酒吧和夜总会，会和朋友讨论这世间的问题与不公，会去电影院，会在湖畔散步。

因为选择服药自杀，所以我的身体没有损毁。我依然年轻、漂亮、聪明过人，因此对我而言，找个恋人将不会有——过去也没有——任何困难。我会和他们在家里做爱，或者在森林里野合，我会有快感，但高潮过后，空虚会重新占据心灵。等我们无话可谈之时，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明白，到说抱歉的时候了，彼此会说一声“现在太晚了”或“明天我要早起”，然后两人匆匆离去，甚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我回到修女院的出租屋，尝试着读本书，或打开电视机看些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然后上好闹钟，以备第二天能准时醒来，前一天我也是在那一刻醒来的。在图书馆，我机械地做着交代给我的工作。我会在剧院对面的花园里吃三明治，总是坐同一张长椅，就像我身边的人，他们也选择坐在同一张长椅吃午后点心。他们目光空洞，却假装关注极为重大的事情。

然后我回到工作地点，听听人们的评论，谁和谁一起交往，谁正在遭受什么罪，谁如何为了丈夫而痛哭流涕。我会产生这样的优越感：我条件优越，漂亮可人，又有工作，能找到我爱的男人。黄昏时分我来到酒吧，一切重新来过。

因为我的自杀行为，我的母亲必定焦急万分。但她会从恐惧中恢复，然后不断追问我该怎样度过余下的生命，因为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其实生活并非像我想象那般复杂。“比如我，我和你父亲结婚很多年。我一直想给你最好的教育，尽可能给你做个好榜样。”

一天，我厌倦了这千篇一律的说辞，为了让她高兴，我强迫自己爱上一个男人，与他结了婚。我与他终将找到一种共同梦想未来的方式：住进乡村别墅，一起生儿育女，为我们子女的未来操劳。第一年，我们常常做爱；第二年，爱做得少了一些；从第三年开始，我们可能半个月才想一次性爱，而把想法化作行动，通常一个月却只有一次。更糟糕的是，我们不再交谈。我强迫自己接受这个现实，自问是不是有什么做错的地方。我无法吸引他，他不再注意我，成天谈论自己的朋友，仿佛他们才是全部的世界。

就在婚姻奄奄一息之际，我怀孕了。我们会有一个孩子，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会彼此靠近，然而不久之后，一切又会回到老样子。

然后我会开始发胖，就像昨天（或者是前几天，我记不清了）那位护士的姨妈一样。我开始节食，但每一天、每一个星期都会遭遇全面挫败，无论我如何节制，体重还是不断攀升。这时，我会服用一些仿佛具有魔力的药片，这样才不至于沉陷于抑郁之中。一些匆匆而逝的爱的夜晚过后，我会有几个孩子。我会告诉所有的人，孩子是我生活的理由，而实际上，是他们要求我为生活找个理由。

人们总认为我们是一对幸福的伴侣，但没有人知道那幸福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孤独、苦楚与弃绝。

直到有一天，当我的丈夫找到第一位情人时，我也许会像那位护士的姨妈一样，大吵大闹一番，或者我会重新考虑自杀的可能。不过那时，我老了，胆子变小了，而且还有两三个孩子，在放弃一切之前，我得养育他们，把他们安顿在这世间。我不能自杀，我会闹，会威胁带着孩子离家出走。就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会退缩，会对我说他依然爱我，并保证不会再犯。他从来想不到这一点：如果我决定一走了之，唯一的可能是回到我父母的家中，然后在那里度过余生，我将不得不终日忍受母亲的絮絮叨叨，因为我失去了幸福的唯一机会，他虽然有些小毛病，但还是个好丈夫，况且我的孩子，也会因为父母离异而倍感痛苦。

两三年以后，他的生命里会出现另外一个女人。我总会发现的，或是我自己看到，或是其他人告诉我，但是这次我会装聋作哑。在与上一个情人的斗争中我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现在一点儿都不剩了，所以还是接受生活本身的模样，而不是我想象的模样。我母亲说的是对的。

他依然对我很好，我依然在图书馆工作，依然在剧院前的花园里吃三明治，读那些永远读不完的书，看些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

只是当我吃三明治时，我会有些负疚，因为我在发胖；而我也不会再去酒吧了，因为我有丈夫，他正在等我回家照顾孩子。

从此，我将只有把孩子们养大这一个盼头，整日想着自杀，却不敢实施。在一个美丽的日子，我会得出一个结论，生活就是如此，既不会前进，也不会改变。我认命了。

维罗妮卡结束了内心独白，然后向自己发誓：绝对不会活着走出维雷特。在她还有勇气与健康去死的时候，最好现在便结束一切。

她睡着了，然后醒来几次。她发现身边仪器的数目在减少，身体的温度在升高，护士的面孔不停地变化，不过她身边总是有人照顾。绿窗帘挡不住人的哭声、呻吟声，以及冷静而专业的轻声低语。有时远方的仪器会忽然鸣响，她会听到走廊里匆匆的脚步声。这时，那些声音会一改平日的专业与冷静，变得紧张，并快速地下达命令。

一次，当她醒来时，一个护士问她：“你不想知道自己的情况吗？”“我心里清楚。”维罗妮卡回答说，“不是你看到的我的身体情况，而是我内心发生了什么。”

护士还想再说几句，但是维罗妮卡装作睡着了。3

当她睁开眼睛时，第一次发现自己换了个地方，现在她似乎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胳膊上依然吊着点滴，而其他的针和线已经被拔除了。

一位医生站在她床前。他很高，穿着一件传统的白色长袍，这与他那刻意染成黑色的头发和髭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身边站着一位实习医生，手中拿着一个硬皮本子，正在作记录。“我在这里待了多久了？”她问道。她发现自己说话有些困难，没法把话说清楚。“在病房待了两个星期，之前还在急救室待了五天。”老医生回答道，“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你还在这里。”

年轻一点儿的医生面露惊异之色，仿佛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一般。维罗妮卡马上发现了他的异常，本能地想：难道我待的时间不只这么长吗？我现在还没脱离危险吗？随后，她开始注意起两位医生的一言一行。她知道提问是没用的，他们不可能实话实说，不过如果她足够机灵，至少可以了解到现在的情况。“告诉我你的姓名、住址、婚姻状况和出生日期。”老医生接着说。

维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姓名、婚姻状况和出生日期，但是她发现自己的记忆出现了空白：她竟然记不得住址了。

老医生拿灯照着她的眼睛，检查了很久，一言不发。年轻医生也照做了一遍。两人交换了眼神，但从眼神里什么都看不出来。“你曾经和夜班护士讲，我们看不到你的内心？”年轻医生问道。

维罗妮卡记不得了。她想不起来自己是谁，又在这里做什么。“你总是靠安眠药入睡，这会损害你的记忆力。请尽力回答我们问的所有问题。”

医生们开始问一些荒谬至极的问题：卢布尔雅那最重要的媒体有哪些？广场上的那个雕像是哪个诗人？（啊！那是她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他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每个斯洛文尼亚人的内心深处。）她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她同事叫什么名字？图书馆哪本书最受读者欢迎？

一开始维罗妮卡不想回答，她的记忆依然是一团乱麻。但是随着提问的深入，她慢慢地记起了忘掉的东西。终于，她想起自己身在精神病院，而疯子是没有义务前后一致的。但是为了自己着想，只有把医生留在身边，她才能发现更多和病情有关的东西，于是她开始努力思考。慢慢地，她想起了更多的名字，更多的事，不但记忆恢复了，而且连个性、欲望与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回来了。自杀的这个想法，那天早上本来被镇静剂深深掩埋了，现在又蠢蠢欲动，呼之欲出。“好了。”问话结束时，老医生说。“我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年轻医生垂下眼帘。她感到一切都很虚无缥缈，仿佛一旦这个问题得到答复，她的生命就将写下新的一章，再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你但说无妨。”老医生指示，“很多病人已经听到了风声，她迟早会知道，在这个地方什么秘密都守不住。”“好吧。这命啊，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年轻医生叹了一口气，权衡着话语的轻重，“你要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你滥用麻醉剂，造成了深度昏迷，心脏受到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心室有一处坏死……”“说得简单点。”老医生说，“直接说她关心的事。”“你的心脏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很快就会停止跳动。”“这是什么意思？”她害怕地问。“心脏停跳只意味着一件事，就是肉体的死亡。我不知道你信仰什么宗教，但是——”“多长时间之后，我的心脏会停跳？”维罗妮卡打断了他。“五天，最多一星期。”

维罗妮卡发现，在专业行为的表象与忧虑关心的神情背后，这小伙子竟因自己的话感到莫大的快乐，仿佛她罪无可恕，是其他人的负面教材一般。

维罗妮卡知道，她的一生里，很多她认识的人都热衷于谈论其他人的不幸，仿佛他们十分情愿伸手相助，实际上他人的不幸让他们很开心，因为这样他们便能自认为幸福，相信生活对他们更加慷慨大度。她厌恶这种人，决定不给这个小伙子机会，不让他利用自己的病情掩盖他的失意。

她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然后笑了。“那么，我还真没做错。”“不。”这便是回答。他道出这个悲哀的消息，本来感受到的无穷快乐此刻却消失无踪了。

然而到了晚上，她却开始害怕。

服药速死是一回事，躺着等死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经历了一切可能的生活之后，她还要等上五天，甚至一个星期。

她的一生都在等待：等待父亲下班回家，等待恋人未到的情书，等待年末的考试，等待火车、汽车、电话、假期、假期的结束。现在她必须等待死亡，日子一到，死神便会到来。

这事只能发生在我身上。一般来说，人们死去的那天恰恰是他觉得不会死的那天。

她得离开这里，搞到新的药片。如果不成功，唯一的出路便是从卢布尔雅那的一座高楼上纵身跳下。她会这样做，虽然她不想为父母增添额外的痛苦，可现在没有其他法子。

她环顾左右。所有的床上都有人。人们在睡觉，有人鼾声如雷。窗上安装了护栏，病房的尽头一盏小灯发出光亮，周围映着奇怪的投影，房间仿佛处于长期的监视之下。一个女人正在灯下读书。

这些护士成天看书，想必很有文化。

维罗妮卡的床距离门口最远，在她和护士之间有差不多二十张床。她艰难地起身，如果医生说得没错，她差不多有三个星期没下过床了。护士抬起头，看到这姑娘扶着点滴瓶，向她走来。“我想上厕所。”她轻声说，担心会把旁人吵醒。

女人漫不经心地指了指一扇门。维罗妮卡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希望查遍所有的角落，找到出口、缺口或其他离开这里的方法。要尽快。我得趁他们以为我还虚弱，没什么力气的时候逃出去。

她仔细地观察周围。卫生间很小，没有门。如果她想从这里逃走，得先抓住这个护士，制服她，逼她交出钥匙才行——不过，她的身体太过虚弱，做不成这事。“这是监狱吗？”她问护士，现在她丢下了书，转而监视起维罗妮卡的一举一动。“不是。是疯人院。”“我不是疯子。”

女人笑了。“这儿的人都这么说。”“好吧，那我就疯了吧。疯子是什么呢？”

女人对维罗妮卡说她不应该站太长时间，命令她回到自己的床位。“疯子是什么呢？”维罗妮卡依然坚持。“等明天你问医生吧。回去睡觉，不然，我就要给你打一针镇静剂，我可不愿这样做。”

维罗妮卡只好照办。在回床的路上，她听到一张床上有人低语：“你不知道什么是疯子？”

最初那一瞬间，她并不想回应。她不想交朋友，不想发展人际关系，也不想与人结盟发动疯人院暴动。她只有一个执著的念头：死亡。如果没法从这里逃走，她也会想方设法尽早结果了自己。

但是，这女人又重复了一次她向护士提出的问题。“你不知道什么是疯子？”“你是谁？”“我叫泽蒂卡。你先回床。一会儿等护士以为你睡下了，你再爬过来。”

维罗妮卡回到自己的地盘，等待护士再一次全神投入书本中。疯子是什么？她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词用得实在太滥了，比如人们说一些运动员是疯子，因为他们成天想着破纪录。人们还说艺术家是疯子，因为他们的生活极不安稳，难以预料，与“正常人”截然不同。还有，就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维罗妮卡还看到过很多人在冬日里穿着单薄的衣衫，推着装满破衣烂衫的超市推车，宣称世界末日就要到来。

她不困。医生说她睡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星期，对于一个不习惯生活的大起大落并有着严格作息的人来说，这实在太多了。疯子是什么？也许最好问问他们中的一个。

她蹲下，拔下胳膊上的针，向泽蒂卡的方向爬去。她的胃开始翻江倒海，但她努力不去在意。她不知道这恶心是心脏衰竭导致的，还是费力爬行的后果。“我不知道疯子是什么？”维罗妮卡轻声说，“但我知道我不是。我只是自杀未遂而已。”“疯子就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比如精神分裂、心理变态或躁狂症患者。或者说，与其他人不同的人。”“比如你？”“不过，”泽蒂卡接着说，装作没有听到维罗妮卡的评论，“你大概听说过爱因斯坦的故事，他竟然说既不存在时间，也不存在空间，只存在着二者的结合。或者哥伦布的事迹，他坚持认为海洋的那一边不是深渊，而是另外一块大陆。或者埃德蒙·希拉里，他坚信人类能够登临珠穆朗玛峰峰顶。或者披头士，他们的音乐与众不同，穿着也与他们的时代格格不入。所有这些人——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这疯女人讲的话很有道理，维罗妮卡想到。她回忆起母亲给她讲的圣徒故事，圣徒们坚称自己同耶稣或者圣母交谈过。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吗？“我曾看到过一个女人，她目光黯然地走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身上只穿了一件红色的露胸礼服，而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我以为她喝醉了，所以上前帮助她，而她却拒绝了我递过去的外套。”“也许在她的世界里，那时正是夏天，而她觉得有个人正等着她，因此身体充满了热量。纵然那个人只存在于她的幻想中，她依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或不活，是不是？”

维罗妮卡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过这疯女人的话很有道理，谁知道她是不是就是自己在卢布尔雅那大街上见过的半裸女人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泽蒂卡说，“从前，有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就在井里下了魔药。那井是王国所有居民的水源。谁要是喝了这水，就会变成疯子。“第二天一早，喝过这井里的水，所有的居民都变成了疯子，唯独国王没有，因为另有一口井专供他和王室饮用。他忧心忡忡，想控制住居民的行为，因此下达了一系列公共安全与卫生方面的指令。不过，警察和检察官也饮了魔水，觉得国王的命令荒谬不堪，决定无论如何也不照此办理。“全国的居民都得知了指令的内容，他们坚信国王疯了，才写下这些无聊的文字。他们狂呼大喊地来到城堡，要求国王退位。“国王绝望了，准备放弃王位，但王后阻止了他。她说：‘我们现在就去那口井，也喝那儿的水，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一样了。’“国王和王后去了，饮下了魔水，马上开始胡说八道。这时，他的臣民后悔了：既然国王如此睿智，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治理国家呢？“国家一派祥和，尽管国民的言行与邻国大不一样。而国王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维罗妮卡笑了。“你不像疯子。”她说。“可我就是，尽管在好转之中。我的病情很简单，只要往身体里补充一种化学物质就可以了。只是，我希望这种物质只解决我的慢性抑郁问题。我想继续做个疯子，按照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其他人希望的方式生活。你知道外面，也就是维雷特围墙的另一边是什么吗？”“喝了同一口井的水的人。”“一点不错。”泽蒂卡说，“他们觉得自己是正常人，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要装作也喝了那魔水。”“好吧，我喝过了，可是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我从来没有抑郁的感觉，不会觉得大喜，也不会觉得大悲。我的问题和所有的人都一样。”

泽蒂卡沉默了一阵。“人们告诉我，你要死了。”

维罗妮卡犹豫了一下：这个陌生女人能相信吗？但是她不得不赌一把。“我也就能活五六天了。我正在寻思是不是有早点死的方法。如果你，或者这里其他什么人搞得到安眠药，我保证我的心脏绝对挺不过这次。等着死亡的来临，这让我备受煎熬。请你理解我，帮帮我。”

还没等泽蒂卡回答，护士便出现了，手里拿着针管。“我可以一个人打针，”她说，“不过，我也可以叫外面的守卫帮我，这取决于你是不是配合。”“不要无谓地浪费精力。”泽蒂卡对维罗妮卡说，“要是你还想得到求我的东西，那就省省力气吧。”

维罗妮卡站起来回到床上，让护士履行了职责。

这是她在疯人院正常生活的第一天。她走出病房，来到大饭厅，与其他男人和女人一起吃早餐。电影里面的疯人总是哭哭啼啼，吵吵嚷嚷，疯疯癫癫，而她却发现这里正好和电影里的情况相反，一种压抑的沉默仿佛笼罩了一切，似乎没有人愿意把内心世界与他人分享。

吃罢早餐（还算不错，不能因为维雷特声名狼藉，就抱怨这里伙食不好），大家都出去晒太阳。实际上太阳根本没出来，气温大约零度以下，花园里覆盖着厚厚一层白雪。“我来这儿，可不是想保全性命。我就是想死。”维罗妮卡对一位护工说。“就算这样，你也得出去晒晒太阳。”“你们疯了吗？根本没有太阳！”“但是有光，可以帮助你们平静内心。不幸的是，我们这儿冬天太长。不然的话，会少去很多麻烦。”

争论无济于事。维罗妮卡走出去，散了会儿步。她若无其事地环视左右，想找到一条逃跑的路。围墙很高，这是从前兵营的设计要求，但岗楼却荒弃了。花园四周全是建筑物，表面看来是军事设施，如今却成为了男女病房、行政办公室与员工的房间。一番快速侦查过后，她发现唯一设岗的地方是正门，人们进出的时候要拿出证件，供两个守卫检查。

所有一切仿佛飞回了她的脑子。为了尽快恢复记忆力，她开始回想起每一件细微琐事，比如房间的钥匙放在哪儿，刚刚买的唱片，图书馆里借的最后一本书。“我是泽蒂卡。”一个女人向她走来，对她说。

前一天晚上谈话的时候，她一直蹲在床边，所以没看清泽蒂卡的脸。她大约三十五岁，看上去完全正常。“我希望那一针没有造成太大的问题。时间一长身体就适应了，镇静剂也就失效了。”“我还好。”“昨天晚上我们聊过，还记得你向我要什么吗？”“我记得一清二楚。”

泽蒂卡挽起她的胳膊，与她一起散步。院子里有很多树木，叶子掉光了。高墙外面，群山在云端若隐若现。“天很冷，但还是个美丽的早晨。”泽蒂卡说，“灰蒙蒙的天空，有点阴郁，不过很奇怪，在这样的天气我却从来不抑郁。每当这样的天气一来，我就觉得是大自然在赞同我，它把我的心思展露无遗。可是有太阳的时候，小孩子开始在街上玩耍，因为天气好，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而我却难过极了。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却仿佛无法参与其中，这很不公平。”

维罗妮卡轻轻地抽出胳膊。她不喜欢身体接触。“你的话没说完。你刚刚提起我向你要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团体。参加的有男有女，都是些可以出院回家的人，但是他们自己不情愿。这样做的理由有很多：维雷特当然不是什么五星级酒店，可也不像旁人讲的那样糟糕。在这里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为所欲为，不必担心听到别人的批评，反正他们生活在疯人院里。政府派人检查的时候，他们得装疯卖傻，因为有些人住院是政府付钱。医生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似乎老板下了命令，他们便默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正床位比病人还多。”“他们能搞到安眠药吗？”“试着和他们接触一下。这个团体叫博爱会。”

泽蒂卡指了指一位银发女人，她正在兴高采烈地和一群年轻点儿的女人聊天。“她叫玛丽，是博爱会的成员。问问她吧。”

维罗妮卡正想向玛丽走去，泽蒂卡拦住了她。“现在不要。她正开心着呢。她可不会为了向一个陌生人示好而中断自己的乐子。如果她对你印象不好，你就再没有机会接近她了。疯子总是相信第一印象。”

泽蒂卡说“疯子”这个词的时候特别加重了语气，维罗妮卡不由得笑了。不过很快她便感到不安，这里的一切都太正常了，好得过分了。这么多年，从工作地点到酒吧，从酒吧到恋人的床，从恋人的床到自己的房间，从自己的房间到父母的家，就是她的全部生活。而如今，她却有了一种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体验：精神病院、疯狂、疯人院。在这里，人们承认自己是疯子，丝毫不觉得羞愧。在这里，没人会中断自己的乐子，只为了向其他人表示好感。

她开始怀疑泽蒂卡讲的话是不是真的。或者，装作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只是疯子的一种策略。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此刻的经历如此有趣，如此与众不同，是她想都想不到的：难道你会想到有人竟然装成疯子，只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吗？

就在此刻，维罗妮卡感到心脏一阵剧痛。医生的话闪进她的脑海里。她害怕了。“我想一个人走走。”她对泽蒂卡说。归根到底，她也是个疯子，无需去取悦别人。

女人走远了。维罗妮卡眺望着高墙外的远山。活下去吧，这种稀薄的愿望似乎马上就要破土而出，但维罗妮卡斩钉截铁地赶跑了它。

我需要马上弄到药。

她思考着自己的处境。情况很不理想。尽管只要她愿意，无论什么疯癫行径都可以去做，但她却不知道到底该做些什么。

毕竟，她一点都不疯。

他们在花园里待了一阵儿，然后到饭厅吃午饭。再后来，护士们领着这群男男女女来到一间巨大的活动室，分成很多不同的区域，有许多桌子、椅子、沙发，还有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以及宽大的窗子，从那里望得见灰灰的天，低低的云。活动室向着花园，因此所有窗子都没有安装护栏。天很冷，门关严了，但只要转动一下把手就可以出去，再一次漫步于树林之间。

大部分人挤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一些人空洞地看着远方，还有一些人低声自言自语——人的一生中，又有谁没有这样做过呢？维罗妮卡发现，在大厅的一角，玛丽，这里最年长的女士，正与一群长者聚在一起。几个病人经过他们身边，维罗妮卡也想加入其中。她想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

她尽力隐藏自己的意图。但是等她靠近了，那群人却住了嘴，大家全不说话了，都在看着她。“你想干什么？”一位老先生问，他看上去像博爱会的首领（如果那个团体真的存在，而且泽蒂卡也如表面看上去那样真的没发疯的话）。“没什么，我只是经过。”

大家面面相觑，傻呵呵地晃着脑袋。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她只是经过！”另外一个人高声重复了一遍。没过多久，所有的人都开始高喊同一个句子。

维罗妮卡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慌张地僵立在那里。一位身强力壮、凶神恶煞的护工赶了过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什么，”团体里的一个人说，“她只是经过。她立定在那里了，但是会走开的！”

所有的人都开始哈哈大笑。维罗妮卡的脸上浮起一抹嘲讽的表情，微笑着转身离去，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她径直走到花园，连厚衣服都没穿。一位护工想劝她回来，但是另外一个护工马上出现了，对他耳语了一番，两个人便放过了她，把她一个人留在寒冷的外面。没有必要去关心一个判了死刑的人的健康。

她困惑，她紧张，她生自己的气。她从来没有让自己被激怒过。很早以前，她就知道当新情况出现时，她应该保持冷漠与淡定。然而，那些疯子却让她觉得耻辱与害怕。她暴跳如雷，恨不得杀了他们，用她从来说不出口的话伤害他们。

也许是药物或昏迷时的治疗把她变成了一个如此脆弱、无法自控的女人。少年时代，她曾经遭遇过更困难的局面，然而这是她第一次无法忍住泪水。她必须做回自己，懂得嘲讽地回击，假装这些冒犯伤害不到自己分毫，因为她高高在上。那群人中哪一位有这般勇气，敢于期盼死亡？那群人终日躲在维雷特的高墙里，又有谁能教导她如何生活？她再也不会寻求这些人的帮助，尽管不得不等上五六日才能去死。

一天已经过去了。只剩下四五天了。

她走了一小会儿，任零度以下的寒气侵入身躯，迅速奔流的血液冷却了下来，过快的心跳也慢了一些。

很好。我在这里，我的日子屈指可数，那群人我从来没见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见，而我却在意他们的评论。我很痛苦，我气急了，我想反击，我要自卫。那我还浪费什么时间？

然而事实上，她正在浪费那所剩无几的生命，只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争得一席之地，在这里，人们必须反抗，否则只能任人宰割。

这不可能。我从来不这样。我从来不为无谓的事争斗。

寒气逼人的花园里，她停了下来。正因为她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所以生活给她什么，她便接受什么。少年时代，她觉得选择为时过早，而现在已是青年，她又觉得改变为时已晚。

可是她究竟把精力浪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曾尝试让自己的生活一成不变。她曾放弃了很多梦想，只希望父母如孩童时代一般爱她，尽管她知道真正的爱会随着时光变化、发展，并会拥有新的表达方式。一天，维罗妮卡听到母亲哭诉两个人的婚姻已经到头儿了，她找到了父亲，哭着威胁他，终于得到了他不会离家的承诺，却没有考虑父母两人因此要付出的高昂代价。

她想找个工作。一家在她新生的祖国刚刚成立的公司提供给她的机会很有诱惑力，但她却放弃了，因为她要接受公共图书馆的职位，虽说钱不多，但稳定。她每天定点上班，让上司清楚地看到她并不是一个威胁。她心满意足，也不愿努力上进，月末领钱是她全部的愿望。

她在修女院租了个房间，因为修女们要求房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回来，到时间会锁上大门。谁要是被锁在了外面，就只能睡到大街上了。这样，她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借口可以向情人讲，而不会被迫在旅馆或陌生的床上过夜。

她也梦想过婚姻，想象着在卢布尔雅那城外拥有一幢小小的房子，那个男人与她的父亲完全不同，钱挣到足以养家糊口就够了，而他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两个人可以厮守在小房子里，伴着壁炉里的熊熊火光，看着远山上的皑皑白雪。

她教导自己，给男人的欢愉要有一个精确的量，不能多也不能少，只给他需要的那么多。她从不对人发火，因为那意味着反击，意味着与敌人战斗，之后却又不得不去承受无法预料的后果，比如报复。

她得到了生活中希望得到的一切，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她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所有的日子都一模一样。因此她决定去死。

维罗妮卡再一次走进大厅，向围聚在角落里的那群人走去。人们正热烈地交谈，但看到她走来，大家便纷纷缄默不语。

她径直走到年纪最大的男人面前，他好像是这群人的头儿。她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其他人来不及阻拦。“你不还击吗？”她高声问，想让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你什么都不做吗？”“不做。”男人摸了摸自己的脸。一行血从他的鼻子流下来，“反正你也不会骚扰我们多长时间了。”

她离开大厅，向病房走去，脸上带着胜利的表情。她一生中从未做过这样的事，而刚才竟然做了。

与那个被泽蒂卡称为“博爱会”的组织发生争执之后，时间又过去了三天。对那个耳光她感到后悔，不是因为害怕那男人报复，而是这与她平素行事差异太大。不过很快，她便释怀了。生命是值得的，无需忍受无谓的痛苦，反正她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她唯一的出路是远离一切事、一切人，千方百计地保持既往的自我，遵守维雷特的规章制度。她适应了疯人院规定的作息：很早起床，吃早餐，去花园散步，吃午饭，去大厅，再去花园散步，看电视，睡觉。

入睡之前，一位护士会拿着药来。其他所有女病人都吃药，只有她需要打针。她从不抗议，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给她打这么多镇静剂，她根本没有任何睡眠问题。他们解释说，打的那针没有安眠效果，而是治疗心脏的药。

就这样，她遵守着这里的作息，疯人院的日子也开始一成不变起来。当日子一成不变时，时间便过得更快了：再过两三天，她就不需要刷牙，也不需要梳头了。维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心脏正在迅速衰弱：她喘气越发吃力，感到心口疼，吃不下饭，稍微用点力气，就会晕头转向。

与博爱会的那场冲突之后，曾有几次她这样想：“如果我还有选择，如果从前我便明白我的每一天之所以一成不变，是因为那其实正是我的愿望，也许……”

但是她的回答总是一样：“没有也许，因为根本就没有选择。”然后她的内心又回复平静，因为一切业已注定。

这段时间，她发展了与泽蒂卡的关系（不是友情，因为友情需要长时间的相处，而这并不可能）。她们一起玩纸牌，这可以更快地打发掉时间。有时候，她们还一起静静地在花园中散步。

那天早晨，早饭后不久，按照规定所有的人都要出去“晒太阳”。然而，一位护工却要泽蒂卡回到病房，因为那天是“治疗”的日子。

维罗妮卡正和她一起吃早饭，因此听到了护工的话。“怎么治疗？”“是种很老的疗法，六十年代就有了。但是医生觉得会让我好得更快。你想看吗？”“你说过你得的是抑郁症。吃点药，补充缺乏的物质，不就可以了吗？”“你想看吗？”泽蒂卡坚持问。

这会打破常规，维罗妮卡想，会发现新鲜事，在她只需要耐心而什么都不需要学习的时候。但是她的好奇心太强了，因此点了点头。“这又不是表演。”护工抗议说。“她就要死了，却什么都没经历过。让她跟着来吧。”

4

维罗妮卡看着泽蒂卡被绑在床上，嘴角一直挂着微笑。“告诉她会发生什么，”泽蒂卡对护工说，“不然，她会吓坏的。”

他转头，让她看了一下注射器。能被当成医生对待，向实习生讲解正确的程序和适当的治疗方法，这让他看来开心不已。“这只针管里装的是胰岛素，”他的语气庄重而又专业，“供糖尿病病人降低血糖之用。不过，如果剂量比常规用量高，血糖会急剧降低，并导致病人昏迷。”

他慢慢地晃动针管，抽出空气，扎在泽蒂卡右脚的静脉上。“现在马上会发生这种情况。她会进入一种诱导性的昏迷中。如果你看到她的眼光突然黯淡下来，千万不要奇怪，她会处于药物的控制下，不要指望她能认得出你。”“真是骇人听闻，不讲人道！人们抗争是为了从昏迷中苏醒，可不是为了陷入昏迷。”“人们抗争是为了活下去，可不是为了自杀。”护工回答道。不过维罗妮卡对挑衅充耳不闻。“昏迷会让机体暂时休息，器官几乎停止工作，血压也会消失。”他一边说一边将药水打了进去。泽蒂卡的双眼慢慢地失去了神采。“不要紧张，”维罗妮卡对她说，“你完全正常，你曾给我讲了一个国王的故事……”“不要浪费时间了。她现在什么都听不到。”

女人躺在床上，几分钟之前还神清气爽，活蹦乱跳，如今眼神却固定在一点上，嘴角流出泡沫状的液体。“你到底干了什么？”她冲护工喊道。“我只是尽责而已。”

维罗妮卡喊着泽蒂卡的名字，大吵大嚷，威胁着要去找警察，找媒体，找人权组织。“省省力气吧。虽然你待的地方是疯人院，可也得遵守规定。”

她发觉男人的语气很严肃，便害怕了。不过反正她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依旧大喊大叫。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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