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永敏
出版社：辽宁科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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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愈明伤寒论溯源详解试读：
前言
高愈明，名学良，字骏轩，以号行世。民国盖平县（今属大石桥市）人，世居城北博洛铺尹家屯。生于1861年，卒于1938年，享年77岁。其祖籍也居故地，业儒兼习医，家学渊博。高愈明自幼聪颖，性慧敏，笃学上进，多才多艺，“不学而能每制一物，往往出人意料。”少年时即专攻医学，从《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论》诸书悟入。终日不言语，默默研读，勤勉深造，至废寝忘食，时人称之谓“书愚”。数年后，学有所成，自设“卫生堂”（又称卫生大药房），多悬壶设肆于镇中，每每往来城乡间，问病求医者踵趾相接。晚年医术高深，名声大噪，又在营口市先后开办“咸春堂”，和“宏春堂”，正式挂牌坐堂行医。一生救治病人，数以千百计，《盖平县志》称之为“活人无算”。省城奉天（今沈阳），上至大帅府张作霖，省长、道尹、银行行长、总办、经理、厅长、社会名流，下达平民百姓遇有疑难重症，亦多有慕名请治，医名蜚声辽东，驰誉东三省。高氏不仅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济世救贫，治病活人为他终生信仰。时被东三省妇孺所称道，敬为医家“仲圣”，成为民国时期东北地区一代名医。
高愈明临证之余，每忧医学流传失实，为害匪浅。而尊重人道之心愈笃，常言“医病只医个人，不如医医，其功倍之。”将多年行医所积蓄，及自家千亩良田变卖筹资，于1914年报准立案，正式创办医学讲习所，成为东北地区早期兴办的中医学校。广招生徒，面向东三省，传授医理，分门别类，研究先人著述外，多附讲义。而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书，尤皆详为注释，抉择不遗余蕴，以开后学之法门。前后共办5期，每期30人，6年后停办。辽宁省近、现代许多名老中医出自门下，原辽宁中医学院教授徐向春、王焕章、王品山，营口市已故名医徐冠一、魏祉州、李秉元、原玉田、盖州市聂伯第、尹莘萃等人，颇受衣钵。据不完全统计，其弟子多达百余人，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中医事业发展、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愈明在长期的医疗、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学术见解均反映在他一生的著述中。经笔者多年考证，高氏曾撰有《伤寒论溯源详解》、《脉理溯源》、《温疹溯源答问》、《卫生大药房医理改良革弊》、《卫生大药房温病疫病温疹革弊问答》、《六淫溯源》、《毒疫答问》、《秋疫答问》、《咳症论》、《头疼分类》、《时灾预言》、《灵兰真传》、《妇科维新》、《鼠疫答问》、《神农本草经大观注解》、《本草增注》、《大学圣经详解》等书。可谓东北地区著书最多的医家。为了继承发扬高氏学术经验，应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之约，现将高氏《伤寒论溯源详解》进行点校、整理。《伤寒论溯源详解》一书，此次整理校勘，选用1916年盖平汤印字馆铅印本为底本，是最早的原刊本。全书4册，分8卷。该书体例以成无己注本及《伤寒论》全书经文为主，深入浅出地诠释经文。尤能结合天人造化、阴阳五行、气化等学说，细心体玩，独辟蹊径，精益求精，注意吸收新知，以原经文中增注小字，逐字、逐句、逐节、逐段详细解释。对清末风行一时的陈修园《伤寒论浅注》、唐容川《伤寒论浅注补正》进行驳斥。认为许多“注家擅改‘圣经’，不自咎其学之浅，竟归咎于叔和编次之非。故从成本（成无己）再注之，欲使学者，各有取法焉。”书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对《伤寒论》直中解、经脉解、用药君臣佐使、大小、缓急、奇偶、复方、药性专一、治病不必专用古方、用药宜遵古法，辨药引子、辨引经药、辨古今药方轻重说等，均独标新论，一改前人之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结合临床实践，对每一方进行了辨议。每解一方，详尽药性，书语平易，义则精微，辨证之精、施治之效，出人意料。总之该书具有承上启下作用，是一部学习《伤寒论》入门书，同时也是近代伤寒学派教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原书竖排改为横排版，进行了必要标点，补遗、注释。个别明显错误字句，径直改之。每段落前加主治证、药味组成、用法，以示明目。书首目录题目与书中题目字句有不相同的，但内容一致的予以保留，错误予以改之。原书行文中，“证”与“症”字、“利”与“痢”字、“辨”与“辩”，混用处较多，前两者，高氏已在书中有过明确释义，后者古文常为通用，故不做改动，保持原貌，读者依据文义细心领悟。原书中繁体字、异体字，一律改为正规简化字。
由于水平所限，学疏才浅，舛讹之处在所难免，望专家学者不吝指教。书成即将付梓时，我特要提出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寿亚荷编审，对该书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以及对“近代辽宁名医遗珍丛书”的卓识和问世，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于永敏识笔沈阳馨村堂壬辰年初春序
吾乡高骏轩先生，具颖悟才，精岐黄术，岁活人以千百计。近因时局变更，而尊重人道之心愈笃，当自言曰：“医病只医个人，不如医医其功倍之。”遂请私立医学讲习所，招集生徒多人，分门授课，研究古书而外，类多附以讲义。而于《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本草经》等书，尤皆详为注释，抉择不遗余蕴，以开后学之法门，其用心亦深且远也。乙卯秋，延余应助教一职。余素不知医，然经先生之提示，耳濡目染，亦觉稍启愚蒙。每于功课余暇，辄取先生所著之书，浏览披阅，如《脉理溯源》、《妇科维新》、《鼠疫问答》、《温病革弊》、《温病说略》各种，无不确有心得，为当时名医所称赞，然此不过为救一时计耳。惟《伤寒论溯源详解》一书，语尚平易，为浅人所能解，但其义精微。每析一理，必探气化升降之源，每解一方，必详君、臣、佐、使之用，不抄袭旧说，为阐发经旨，较之前贤诸注家，意旨迥不相侔，诚可谓独树一帜矣。余以是书之成，如得付梓行世，自必风靡一时，昌明医学，羽翼《圣经》，其裨益于天下后世，岂浅鲜哉！是为序。丁巳冬奉天盖邑海珊刘逢泮序于私立医学讲习所
自序
医理根柢《内经》，至汉张仲景著《伤寒论》，以六经立法，专明汤剂，后世因之始有方药，是《伤寒论》为方书之鼻祖，仲景为医中之圣人也。前贤有言，不识伤寒，无以云医，以故注者三十余家，虽皆各有发明，而诋此驳彼，任意删改者，往往于仲圣之心传，竟未能窥其底蕴。至陈修园之《浅注》，唐容川之《补正》，为今时所盛行，亦不过袭取诸贤之精华，参以己见，编次成帙，以启后人，然犹有遗憾焉。余不敏，殚心医术数十年矣。参经旨，合易理，深知不洞悉方书，无以承医圣之统，不神明气化，无以开后学之门。故于《伤寒论》一书，穷搜冥索，溯源详注，不剿说，不雷同，匪惟于医理求其贯通。即证之儒、释、道三家之言，亦无不期其符合。至于随证知病，随病用药，随药处方，更必溯源以推其极。每脉必详其部位，每药必悉其性能，每方必讲明其君、臣、佐、使，务使学者遇病知源，用药不乱，又乌有寒热补泄之偏哉！是书本为初学而注，其中之辩驳诘责处，非敢故薄前贤，亦聊以阐发原文之精义而已，高明者谅之。奉天盖平高愈明骏轩叙于私立医学讲习所中华民国五年岁次丙辰秋九月
仲景原序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猝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呼！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腑腧，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侯曾无髣髴；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凡例
一、《伤寒论》自仲圣著成后，鲜有能解其精义者，惟晋代王叔和欲补其详，前增辨脉、平脉序例篇，后增可与不可与篇，皆发明论中之意义。但仲景原文，自辨太阳病脉证起，至劳复止，陈氏《浅注》将所增者削之。欲存其真，余亦从之，以溯其源，而详解其理也。
二、《浅注》云：成无己注后，诸家皆有异议，若陶节庵、张景岳、程山龄辈无论矣。而方仲行、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年庭、柯韵伯，皆有学问、有见识之人。而敢擅改圣经，皆由前人谓《伤寒论》非仲景原文，先入为主，遂于深奥不能解之处，不自咎其学问之浅，竟归咎于叔和编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换后，以成一篇畅达文字，如诗家之集李、集杜，虽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诗也。余愿学者，从仲景原文，细心体认，方知诸家之互相诋驳者，终无一当也。余以是言诚有卓见，但其注释，尚多牵强缺误之处，故从成本而再注之。欲使学者，各有取法焉。
三、《浅注》云：此书原文，衬以小注，只求经旨明畅，绝不敢骛及高远，致读者有涉海问津之叹，惟是汉文，语短味长，往往于一二虚字中，寓其实理，且于无字中，运其全神。余衬以小注，采各家之精华，约之于一言一字，读者最宜于此处着眼，是言诚是也。余以其法甚便于初学，故不避依样葫芦之诮，详为解之。
四、《伤寒论》本发明《内经》之理，非发明《内经》标本之义也。如张隐庵、张令韶等，误以标本注之。后世注家，皆以为是，《浅注》又尊二张及各家之言，所以愈注愈非。即唐容川之《补正》，亦多不经之谈。余略标本，而但以气化注之，虽与前贤不同，亦但求畅明经旨而后已。
五、《内经》言：三焦本有实物，即以下焦为大肠外之胞油，中焦为小肠外之胞油，上焦为胃上之油网，特未明言耳。奈何后人不知，遂致多误。惟唐容川于三焦物理，发明透辟。但于《浅注》、《补正》中，一下笔即牵扯油膜，此亦唐氏矫枉过正之处。读者当知周身肥膜，不过以三焦掌判之，断不可动引三焦，以淆乱各经也。譬之五脏六腑皆有精，而藏精者肾也。故可以肾病涉及各经乎！由是推之，即唐氏之《补正》，亦不无误谬。余非好辩，余之所短，尤望后人规我也，识者谅之。
详解要义
天人造化说
大造生化，一阴一阳，人秉大造之理而生，亦不外此阴阳。然阴阳无形，征兆难窥，自来知德探阴阳之秘，综三才之理，绘成一图，而天人一气之奥妙，己寓其间。医者能循此理而求之，自可识伤寒之妙也。
附图并说于后
中间白圈为中气，阴生中气之上，阳生中气之下。阴将生谓之少阴，少阴西降，至北而化极阴。阳将生谓之少阳，少阳东升，至南而化极阳。虽曰：阳升阴降，特就其初气言之，其实阴东升以化阳，阳西降以化阴也。此阴阳反兆之理，当细究之。
中西阴阳合一说
阴阳者二气之环抱，即西学所言之阴电阳电也。阴阳互根，相引相吸，凝聚而不散，又即坎离交媾之义。天无此气则崩，人无此气则亡，由是而知万物之生活不息，二电之能也。动静无常，二电之机也。至于人之病者，亦必其二电之反常。凡学医者，必先知其常，而后可知其变也。
阴阳反兆生化无穷说
阴阳之为道，如环无端，不可须臾难也。分言之，阳上阴下。合言之，阴制阳附，阳制阴行，在上之阳，反变而下降，在下之阴，反变而上升，循环不已，生化乃成。否则阴陷阳越而分崩矣。读《伤寒论》者，若不以此理推之，则不得其详也。
先天后天说
先天者，阴阳未分，混然一太极之理也。久之渐有浮沉，而轻清在上者为阳，重浊于下者为阴。先天八卦，以其阴阳将分而言之。乾南坤北，阳在阳位，阴在阴位，大造或几乎息！待推其至极，阳从西降，蛰于西北，阴从东升，反于西南，盖以阳性实而易飞，故坤阴不止于东南，而止于西南矣。于是阴阳旋转，变为后天八卦，方合生化之理。其在于人，阳气自西蛰于右肾，阴气自东升于肺中，故秦越人以右肾为命门，有由来矣。乃后人误解，竟谓此阳自下而升，非自上而下者，驳辨不已，无所归宗。不知二肾原皆属水，左为稚阳初生之地，右为老阳蛰入之所，气化流行，始不误入歧途，读《伤寒》者，可以推仲圣之心矣。
二气分五行说
大造生化，先有无形之气，而后生有形之质。乃一团戊已之灵，包括四气，土质先成于中而为地。南热化火，北寒化水。水火者，二气之特化。金木者，二气之间化。二者皆土中所生之物，以木气温散，配之于东；以金气冷固，配之于西。木、火、土、金、水为五质。五质之神为五气。五气无形，而五质有形。有形者既不能生化，无形者又难以示人，圣人故以五行名之。前人多昧此义，遂致医理蒙混，难望岐黄之门墙也。
五行生克解
五行生克，在气而不在质。如水气上升，以生东方木。木气上行，以生南方火。火气下蛰，以生中央土。土气上腾，以生西方金。金气下降，以生北方水。反之水之气过沉，渗之以土气。土之气过郁，疏之以木气。木之气过散，敛之以金气。金之气过敛，发之以火气。火之气过炎，伏之以水气。五行非生不长，非克不化，一时不能无生，即一时不能无克，抵制平均，各气不见，见则为灾，《内经》云：“亢则害，承乃制”，此之谓也。
五脏生克解
人之五脏禀五行之气而生。其生克正自相同，如肾水左升以生肝木，肝木上行以生心火，心火下蛰以生脾土，脾土上升以生肺金，肺金下降以生肾水，反之肾水必克心火，心火必克肺金，肺金必克肝木，肝木必克脾土，脾土必克肾水，亦气化自然之理也。
天地交泰水火既济解
大造之理，孤阳不升，孤阴不长。凡言其本性者，乃指孤阴孤阳而言也。若以气化言之，阴阳反兆，水火易性，始有生生不息之功能。盖天之阳蛰于地，地之阴升于天，谓之地天泰。否则天不降而阳越，地不升而阴陷，谓之天地否。水火亦然，水旺于下，必得下蛰之火以化之，变为温暖而上升。火旺于上，必得上升之水以济之，变为清凉而下降，谓之水火既济。否则水不升而上热，火不降而下寒，谓之水火未济。易理若是，医理亦若是也。彼以右肾之阳为自下而升者，岂能解仲圣之论乎！
汽水循环解
天地之间，不过气水之循环而已。水升化气，气降化水，其在于人，亦若是也。水得温暖，化气而上升。气得清凉，化水而下降。故气属阳，必以阴液为体。水属阴，必以阳光为用。体用兼备，始能宁静而不散，否则为火为燥，而虚散矣。《内经》云：“壮火食气，少火生气”，即此理也。
十二经气图
横看为表里之升降 整看为合化之升降手太阳小肠丙火升
足太阳膀胱壬水降
手少阴心君丁火降
足少阴肾癸水升
手阳明大肠庚金升
足阳明胃戊土降
手太阴肺辛金降
足太阴脾己土升
手少阳三焦相火升
足少阳胆甲木降
手厥阴心包相火降
足厥阴肝乙木升
大造之理，天有三阴三阳，地亦有三阴三阳，必以高下相召，合为一气，始能旋转于无穷。其在于人，上有三阴三阳，下亦有三阴三阳。上以手名之，下以足名之。经气本有十二，各有升降之性，必以手足合化，并为一气，乃见生机之不息。仲圣《伤寒论》即本此理以著，彼以六气标本而注之，岂能误乎！
气血营卫反变解
人之气血，生于谷食之精，清者为营，浊者为卫。气属阳，当在上，反化于坎府，得水光而色白。血属阴，当在下，反化于离宫，得火光而色赤。气血行于周身者，血为营，而气为卫。营司令于肝，卫司令于肺，营行卫中，卫护营外。卫为阳，因含肺肾之阴，变为清凉而常固。营为阴，因含心肝之阳，变为温暖而运行。于是卫外化阴，常敛于营中。营中化阳，时达于卫外。阳者固不得过开，阴者亦不得过固。故卫气见寒则闭，闭则营郁而无汗。见热则开，开则营泄而汗出。若伤寒者，寒伤卫分之阳，而卫阴过固，必致营气内郁也。中风者，风伤卫分之阴，而卫阳过开，必致营气外散也。注家不识营卫，各有阴阳之理，但以卫属阳，营属阴解之，岂能识仲圣之《伤寒论》乎！
经脉解
经为经常之域，脉为血行之路。经有各经之气化，即有各经之界限。脉则一条共贯，回环不已，走于何经，即为何经之脉。《灵枢经》经脉不分者，以其同出于肺，经气至而血无不至矣，非真不分也。譬之一国之中，各县有各县之境界，各省有各省之边疆，非惟风俗之各异，即气候物产亦正自不同。此经之所以不易也。若脉之行于经内，犹水之行于地中也。支派流入某地，即为某地之江河，不过以其地而命名耳。彼以经脉为一物者，得勿失仲圣之旨乎！
直中解
伤寒中风之理，可以有形、无形括之。风有形而寒无形。有形者，实能深着，故曰中。无形者，不能深着，故曰伤。气动为风，是为有形。以瓶盛水，及吸出其气，见寒则冻，是为无形。《灵枢·经脉篇》，每经皆云：是动则主某病，可知经气病者，皆因其气自动之也。论意中风者，风邪虽能深着，亦因外邪引动经气自病者为多，而直受风邪者甚少。伤寒者，太阳之阳，被寒所伤。而太阳之阴，性动过固耳。后贤误解，以为实有寒邪之物，故有直中之说。名义一错，而词义俱晦，所以伤寒不得复明于今世也。究之伤寒中风，不过有传经之理，而亦不能皆由传经而来。论中凡云伤寒中风者，多言传经之病。云某经病者，多言经气之自动也。如二人同居一室，天气寒冷，阳气微者，周身经气皆冷。若太阴之气偏盛者，因其性动，势必腹痛泄泻，而厥阴少阴亦然。若天气炎热，以致三阳性动者，则为三阳之病。从无所谓邪气深中者，后贤误解，妄添直中之名。修园又谓：三阳经亦有直中者，岂能非背理，贻误后学者。
君臣佐使说
治病如治国，处方如用人，自岐黄有君、臣、佐、使之说，仲圣遵之而著《伤寒论》，为医方之鼻祖。后世注家多不详究其理，遂使医者徒知其名，而终无实用。盖《经》云：应军者为臣，应臣者为佐，应佐者为使。病既有一经之气动，药就有一性质专能，选其专主者，即为君矣。一气既变，必有分歧之理，选其不达君性，而调和其气化者，则为臣。或修君之长，去君之短，扶君之弱，制君之强，皆为应君者，至佐之应臣，亦若是也。若此经既病，而旁及于他经者，或症现远路，或病入歧途，必选其不达佐性者，远引旁达而为使矣。虽然，亦有不必次第应之者，有一君二臣者，有二君二臣者；有一君一臣，一佐一使者；有一君二臣，二佐二使者；且有君臣而无佐使者，亦有有君无臣而有佐使者，种种变易，要皆视其病势之轻重缓急，为权衡耳。先圣立法，必洞悉病情，考察物理，而后确当精详，丝毫不溢。学者如深究之，则随证处方，自无浮滥之患矣。
七方说
即大小缓急偶复方也大小
病有轻重，方有大小，若素日无病无虚，偶着外邪之暴烈，必须投以重大之剂，急除其邪，邪除则安。又新虚及回阳者，亦必投以大剂，始可挽回。如风寒、温病、热病、疫病及一切毒邪，皆若是也。若病稍有怫郁于表，或窒塞于里者，宜小剂解除之，多则恐伤其正也。若胃不甚实，当行攻下，或药力峻猛，不宜多用，均以小剂为宜。推之久病久虚者，气化皆损，恐大剂壅滞，反致病变，亦必以小剂而渐顺其情也。常见今人治久虚者，熟地用至八两之多，治外邪之药，反用至四五分之少，不知外邪非胜病而无功，久虚必渐复而后愈。熟地虽为补品，其汁不能遽为人身之血，必待机关复后，而始渐渐生新也。
缓急
病有久暂，方有缓急。若久病内伤七情，气化皆变，虽有海上仙方，亦不能立刻复原。若用急治之方，不但不愈，势必有害，故必以和平之方，缓缓治之，则得矣。若外邪暴烈，宜急除之。如桂枝汤一剂分三服，三服尽不愈者，再煎一剂，一日一夜，可服四剂，务以外邪除尽为度。如胃家实，当急下之，以利为度，亦宜急治而不容缓者也。又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之说。如病之本，未必立致人死，而所现之症，危险已极，必以性急之品，治其标而救其生也。若病缓必用缓方治之，以求其病本也。今人用药，无论何病，只一日一剂，误人多矣。
奇偶
前贤制方，每以药品单数者为奇，双数者为偶，非也。夫数不离理，造化之原理，虽以一、三、五、七、九为奇，二、四、六、八、十为偶，而其中之精义，后世鲜有知者。盖天地之理，本之于数，数以五行而分造化。五为中土之数，万物生焉，故数不得五而不成。一为水之生数，得五而成六。二为火之生数，得五而成七。三为木之生数，得五而成八。四为金之生数，得五而成九。五为土之生数，得五而成十。此天地自然之数，以表示相生而相成也。又有参伍错综，隐寓生克制化之机者。如五前为造化之进气，遇克愈化而愈进。五后为造化之退气，遇克愈却而愈退。五前阳配阴则相克，阴配阳则相生，五后则反之。故先天未动之时，水火同宫，一与二配，水火相克则升动，六与七配，水火相克则退归。二与三配，木火相生则相长。七与八配，木火相生则成立。三于四配，金木相克则相通。八与九配，金木相克则回转。四于五配，金土相生则荣实。九与十配，金土相生则收藏。十为数之总，故收藏中宫而不动也。惟其中之五与六配，则水土相克而相蒸，此即三通八立，九转七归之理，而造化之功备矣。推之太极两仪，阳一点而阴两点，其不云一二单变，而云其偶者，亦以阴能包阳，阳无阴则不守，故一阳为奇，二阴为偶也。《内经》之意义本此，若徒以单双言之，则为虚文。必以配合言之，乃为至理。可知药方之奇偶，亦在乎阴阳之配合，而不再味数制单变也。如麻黄发汗，巴豆利人，方知效否，岂能拘味数制虚文，而不再实有之能力乎！
古人云：汗不以奇，下不以偶，又别有深意焉。证之仲圣《伤寒论》，大承气汤为下法之主方，其药四味，正是偶数，若以数目定奇偶，岂非谬乎？盖奇偶之义，如用阳刚之药，而以阴柔之品，制之者是为偶。用阴柔之药而以阳刚之品，制之者亦为偶。如麻黄汤恐其过升，则用杏仁以降肺气，桂枝汤恐其过散，则用芍药以敛肝气，此为偶也。否则阳越阴伤，尚有不亡阳者乎！故云：汗不以奇，如用下药，势必当下则直下之。惟恐其伤中，只有少少与之之法，得利止后服，不可于泄中兼补。何则？如使胃气更实，则下药必无功矣。故云：下不以偶，奈何后世伪论。凡虚人用下药，必先以参固其元气，是说更误。不知虚人不当下之时，则万不可下。如可下之时，亦不可稍兼其补也。余之浅见，未知是否，愿以质之高明者。
复方
复方者，谓病出两本，各本之病，则有各方之主治也。若二证并见，则用二方合治之。如一方用二君，各有臣、佐、使者，亦为复方。与今人用药杂复者，相去远甚，学者能究七方之理，则仲圣之心传，必自得之。
制方药性专一说
大造生物，各具一性以为用，药类亦然。以此一性，为专主某一经之病也。其余兼治二三证者，亦不过远引旁达之意，非既入此经，而又入彼经，更有许多之主治也。后人不知格物，药力难明，谓一药能入诸经，主治多病，遂致方药滥施，而无所标准。考之《伤寒》、《金匮》之中，每论一病，随方用药，总不出其一主治者，故方药整饬而不杂，分量轻重而适宜，或以二三味为一方者，或以四五味为一方者，类皆简而不繁，洞中肯綮。虽其中有味数较多者，亦以变病多歧，义取复方耳。学者如能玩索有得，则遇病制方，无不效矣。
治病不必专用古方说
医者按理制方，随证用药，方能不触不背，应用适宜。否则虽遵古方，亦成杀人之毒药也。夫仲圣立法处方，只可以之为标准，不可视之为定局，何则？天下之病，变幻多端，非惟先圣言之不尽，即今人亦有未曾经见者，胶柱鼓瑟，岂能奏效？而且药品愈出愈奇，愈制愈精，物能亦容有未尽者乎！《神农本草经》不过三百余种，即后世增其未备，亦不能搜括无遗。且同类一性之中，更有加乎其上者，由此推之，虽仲圣复生，而《伤寒》、《金匮》诸方，亦有未始不可以变通，或谓《伤寒论》外之方非方，《神农本草经》外之药非药，岂非泥于古而不化者哉！况自中外交通以来，见有太西之方，或仲圣所未道，太西之药，或神农所未言，而其中之灵效非常者颇多，讵可谓之非方非药乎！夫工以进化而日巧，理以发明而益精，吾辈后学，生今反古固不可，泥古病今尤不可也。神明变化，妙用无穷，庶能裨益于斯世耳。
用药宜遵古法说
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兵之除寇，药之除邪，其理有同然者。故医家用药，太过则正气必伤，不及则疾病不去，必权其轻重适宜，始克有济。如伤寒初病新邪，或表邪当发汗者，正气未伤，急宜除其邪气，勿使留连而伤其正。盖人身自有发扬之气，新陈代谢，无时或息。若表束寒邪，而发扬之气内郁，郁则即化为邪气，攻鼓而发热，如应用麻黄桂枝等品者，是助其发扬之气，以开其外闭也。但药力太过，仍恐汗多而伤正气，故必制大剂，分三服，相继服之。如日夜不愈者，再如法煎服之，不使药力间断，以至邪退、汗出、郁火外疏为度。若今之病者，一日只服一剂，外闭未开，不但不愈，而反助起郁火，病必加重，次日又服一剂，药力已经间断，何能奏效？而且医者或因不效而更改前方，病家或因不效而再延他医，乱投药饵，其有不死者鲜矣。凡我后学，如遇是证，务须遵守古法，已尽其能，则庶乎其不差矣。
辨药引子说
吾甚恫夫怪谈奇论，袭谬崇讹，积习成风者，莫过于医生用药，毫无法理也。其尤甚者，又莫过于引子一说。盖某药治某病，自有天然之良能，不待引者，方治其病也。而近世庸医，多有用灯芯草一捻，或三寸，以为引者，其重不过毫厘，于病何益。又无论何病，用生姜三片，红枣三枚，亦乎为引子，不知古人用药，并无引子之说。如桂枝汤，用生姜、大枣为使，以调营卫，其功与桂枝同，乃为方中之正品，非可谓引子也。故桂枝三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而分两亦同。
按：桂、姜各三两，均折今之七钱零，枣选其大者十二枚，去核，亦有七钱零，以君、臣、佐、使之功力相应，用之方有效验。否则畸重，不惟无益，而又害之。凡学者，如遇当用姜、枣之药，宜与方中品味较比，不必拘定三片三枚之数也。
辨引经药说
圣人立言以载道，道之行与不行，端赖后贤之注述。如误解之，不但道理不明，且必引人入于邪径矣。自《伤寒论》著成而后，后世注家鲜有能发明其理者。非误添蛇足，即横生枝节，增出许多伪文，至引经之药一说，习惯成风。千古疑城，莫此难破。余以是说大背医理，不得不为后学辨之。盖天下之物，其性能治病者为药，病有经气之不同，药有禀赋各异。入此经者，即治此经之病，入彼经者，即治彼经之病。各具其性，本乎自然，岂待引乎？假使此药无治此经之性，引之又何益乎！世以葛根为阳明引经之药，柴胡为少阳引经之药，诚属臆造。设邪气不在阳明、少阳者，误用葛根、柴胡，而反引邪气入于阳明、少阳也，将何以处之？且引经二字，极不分明，有谓是引经气者，有谓是引药气者，有谓是引邪气者，孰是孰非，姑置不论，但葛根、柴胡，既能治阳明、少阳之经病，必能复阳明、少阳之良能，以制其动气，而除其外邪也。若二者先在阳明、少阳，邪气亦当远避之，亦何得引而近之乎？巧立名词，大背经旨，贻误后学非浅，可不辨之。
辨古今药方轻重说
近世医家，多以古今铢、升、斤、两不同，有谓古人用药重者，有谓今人用药轻者，纷纷辩论，莫衷一是。余常详悉察之，而知古人按病处方，每方用药只三四味，即能切中窍要。故觉其重，如《论》中大青龙汤，麻黄用六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用半斤。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厚朴用半斤。小柴胡汤，柴胡用半斤。至炙甘草汤之生地，竹叶石膏汤之石膏，皆用一斤。盖非是不足以起沉疴而见神效也。今人遇病滥投药饵，每方或十余味，或数十味，或一钱八分，或三分、五分，实则无关痛痒，故觉其轻。总之以单味言之，则古人用药重，今人用药轻。以一剂言之，则古人用药轻，今人用药重。轻重之差异，实以味数之多寡而定，何昧昧也？若今之悬壶家，避重趋轻者，认证既未真切，处方势必凌乱，而又恐品味过多，必至伤人。于是轻其分量，以藏其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倘运至时来，病者即不服此药而亦自愈，盖彼欲侥幸以图功也，亦鸟足道哉。究之见得到，认得真，必重用大剂，而始见奇能。如昧于理，惑于病，虽轻用小汤，亦不能免致害。岂非自误以误人乎！吾愿学者，不违经旨，务去恶习，日求进于上工也可。卷一辨太阳病脉证上
何以谓之太阳？以其至大且老，由内散外而命名也。然阳老为退气，虽名为太阳，实不如二阳之热盛也。盖手太阳丙火之气，足太阳壬水之气，水气寒而火气热，寒主闭而热主开，二太阳合化，居表头层，火不得过热过开，水不得过寒过闭，开阖适宜，始为无病之象。若伤寒者，寒伤丙火之气，乃太阳之阳也。阳伤寒旺则表闭，闭则营郁，发热而无汗。中风者，风泄寒水之气，乃太阳之阴也。阴泄阳动则表开，开则营泄，发热而汗出。故凡太阳之病，皆有丙火壬水分化之故也。有火飞于上，而水火俱陷于下者。有水停于上，而火焰于下者。有水火俱停于上者，有水火俱停于下者，有但火无水者，有但水无火者，种种变证，非止一端。况十二经以太阳为之总领，在外能牵合各经气之病，在内能牵合各脏腑之病，是又不可以本经而赅括之也。学者能以此理推之，自可灼见仲圣之心也。太阳主乎至表，无论风、寒、暑、湿、燥、火、温病、疫病、内证，凡此经之为病者，脉皆主浮，欲验病之所因，必察兼见之脉，而各分一症。若以伤寒中风言之，太阳之脉连风府，上头项，挟脊，抵腰，至足，循身之背，故其为伤寒中风之病，头项强痛，足太阳司寒水之气，手太阳司丙火之气，手足合化，外不见寒，内不见热，若二经失常，寒水之气，独在表外现露，无论何病，而必恶寒。
此节为太阳性动之提纲，从此中再分各证也。《浅注》谓太阳有经之为病，有气之为病。引《经》云：太阳之脉连风府，上头项，挟脊，抵腰，至足，循身之背为经。引《经》云：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为气，此说未合。不知《灵枢经》云：经脉二字，各有分属，非一物也。盖经常所属之地，其气即经中围护之卫气也。脉即经中运行之营血也，营行卫中，气包血外，有此营血，即由此卫气。且云太阳之脉，连风府，上头项者，正指其脉言之，非但云经也。《内经》云：太阳之上，寒气治之，是言天道于无形者。若以人身有形者论之，为另有一气，不在经中，未知置此气于何地也。推之脉由背后，自上下行。由一本愈分愈细，散布于周身头层，其经气亦由浓而渐薄，行于周身头层也。若谓气非经，误也，以脉为经，更误也。陈氏不明经脉之理，以致注释横生枝节。
太阳诸病之中，选出中风一证，风性主开。若中于风者，卫气失敛，营阳外散，而发热，毛孔开泄，而汗出，毛孔一开，难禁风之内入，而恶风。太阳之脉主浮，今浮中兼缓，因卫气失敛，营阳无收。其势松缓，故以脉缓者，名为中风。
此节为中风之提纲。
按：缓脉之理，各有不同，以缓为本者，乃和缓也。若脉缓而主湿气者，乃缓慢迟缓也。主中风者，其象松缓缓散，以应风之性散也。《浅注》以怠缓解之，盖怠缓即迟缓也，《经》云：风之性急，善行而数变，岂有怠缓之理。即以今人感受风邪者验之，其脉无不洪数而兼散。若云：怠缓，中风实无比脉，诬蔑仲圣之论甚矣。辨唐容川《浅注补正》 一
唐氏《补正》曰：“风为阳邪，非也。”此说支离，证之仲圣有云，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充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补正》云：风为阳邪也。序例云：桂枝下咽，阳甚则毙。序例乃指营阳而言，非指卫阳也。仲圣有云：其人发烦目暝，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正是营阳郁甚，血热妄行之谓也。盖营阳为进气，卫阳为退气，所以进气太旺，不可以桂枝助之也。使果风为阳邪，何得复用桂枝汤，以助其阳哉？以此说推之，是不知伤寒中风之理，盖伤寒表闭，营阳实郁，故用麻黄开闭，以散其郁。中风者，表开营阳虚散，故用桂枝补之，若以中风为阳甚，岂非谬乎。盖风在六气，属厥阴经，吾于厥阴已详之。厥阴虽以风木主令，但应乎春气，正是阳邪也。风之与寒，不得以阴阳二字截分之也。六气者，阴阳二气之变化也。春为风木之气，夏为君火之气。夏至后为相火之气，长夏为湿土之气。秋为燥金之气，冬为寒水之气，春夏之气为阳，秋冬之气为阴。若风寒不得以阴阳分之，则冬春亦不得以阴阳分之也。即以风寒之性言之，风主动，而寒主静，岂可不以动为阳，以静为阴乎？惟寒则伤卫，气闭束，故脉紧。伤寒之表气闭束，脉故浮，然必以阳气攻鼓，方显其紧，否则紧必入里，而变沉矣。风则伤营，营血受伤，则血脉弱，而其动缓。仲圣以寒而曰伤，风而曰中，实有水炭质不同者也。盖伤寒者，无邪深入，只是太阳之阳，被寒所伤，病在卫阳渐少，卫阴随之性动，而过固，营气内郁而实也。中风者，风邪深入卫内，二气勾合，病在卫阳渐多，阳多阴开，营气外散，因其散而致虚也。若以风邪为伤营，大背仲圣之论义。夫天之风邪，人之卫气，本同类相感。血为实质，断离容受，且卫在营外，岂能越过卫分，而止伤营血，即使果能独伤，而血中加一风邪，其脉亦当动数，若谓血弱动缓，恐非确当，且周身一脉贯通，血被风伤则诸经之血皆伤，岂止在太阳一经乎，读者勿守成无己，风伤卫之说。营卫者，乃总指气血言之，云太阳伤寒中风者，乃但指太阳无形之气化，无论伤寒中风，皆是太阳气化变动，无关乎营血。不过伤寒太阳过开，闭则营郁而无汗，中风太阳过开，开则营泄而汗出，此理显然易知，何辩驳者，嘈离而不己者。又勿以风专为阳邪，而致与桂枝汤，自相矛盾也。由此言推之，唐氏之《补正》亦有未尽善者。
太阳病，再言伤寒一证，寒主闭塞，伤于寒者，毛孔过敛，营阳不得外散，郁而久闭成热，未久不能成热，故曰：或已发热，或未发热，然热与不热，不可作伤寒之据。中风之发热，乃阳气外散之热伤，伤寒亦发热，乃阳气内郁之热，如伤寒者以太阳之阳，被寒所伤，寒水之气无制，而太阳之阴性动矣，故必恶寒，寒气外束，经气不得流动，则体痛，手太阳丙火主升，足太阳壬水主降，二经合化升降得宜，外不见寒，内不见热。今二经分化，足太阳在外化寒而过闭，诸阳内郁势必上攻，胃气不得清降亦能上卫，再加肝阳过闭于中，所以欲吐不吐，而呕逆。寒气外闭，营阳不疏，故脉阴尺阳寸俱见浮紧者，外闭不开，内热攻鼓之象，名之曰伤寒。
此节为伤寒之提纲。
按：卫属阳而内含之阴水，时时化寒，不但外固，亦必偕行营中也。营属阴，而内含之阳气，时时化热，不但内发，亦常疏于卫外也。如外不过固，内不过发，是为营卫和谐。否则过闭则营郁，过开则营散，此伤寒中风之理也。西学云：人之炭气，时时由皮肤新陈代谢。凡衣服之温，即体温之外泄也。如有不泄，则必病。可知过泄而亦病，读此论者，能以此理会通之，则庶乎其不差矣。
又按：《浅注》言脉紧者，以太阳本寒，而加以外寒，两寒之气，凝聚于中故也。是不明紧脉之理，皆以为寒也。盖紧脉者，表寒外束，内热攻鼓，方作紧象，若寒邪凝聚于中，而无热者，其脉非迟即沉，彼以紧全属寒气，谬之甚矣。
伤寒中风风温，皆有传经之理，但传者不一，有表里相传者，有层次相传者，有七日太阳之经行尽，再传阳明者，今以层次相传者言之。一日，太阳受之，太阳与少阴相表里，脉若但浮，安静而不数急者，为止在太阳，而不传于少阴也；颇欲吐者，即少阴欲吐不吐之见证，若兼见足少阴之燥，或手少阴之烦，诊其脉数急而不安静者，为表里之传也。
此节明言传经之理。柯韵伯注《伤寒来苏集》谓：“无传经之理，不通论义甚焉”。
人之六经有层次之分，周身头层之气为太阳，次则阳明，再次则少阳，四层为太阴，次则少阴，再次则厥阴。伤寒二日，层次相传者，当见阳明之证。三日，当见少阳之证。如二日阳明之身热，自汗不恶寒，反恶热之外证，不见者，三日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之外，证不见者，为太阳自行本经，而不传于阳明、少阳也。伤寒如是，中风可知也，二经如是，他经亦可知也。
此节言传经之理，不可拘定日期，亦不可拘定必传也。然始终只病一经，而不传者最多。但传与不传，只凭见证，自无误矣。
以上将风寒二证，大概辨明。又有太阳之温病与伤寒、中风之证形同，恐鱼目混珠，不可不辨。盖致温病之由亦非一端，《经》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是水为阳气之源，若水亏精泄，阳气无根，至来春，温气升动之时，相火土配。如无所感触，则日日外散，尚见头晕、口苦、咽干、耳聋、项肿诸症，至善尽则愈。若一经外感，太阳病，开则相火爆发，闭则相火实郁，而温病作矣。《经》又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是因冬令，日日冲寒冒冷，阳气不得疏泄。即西学云：炭气必新陈代谢，如久郁不泄，至来春阳其升动之时，其人必觉火邪外散。如无所感触，散尽亦愈，如有所感触，太阳过闭，则炭气更郁，开则炭气暴动，而温病来矣。何以谓之温病？以其感春气之温，而成此病也。又有感春之温风者，名之曰风温。若冬行春令，人感之亦为风温，致病之由不同，治法自必稍异，切不可用《论》中之方。如太阳病，发热之初，而见阴亏火燥之渴，如再不恶寒者，即为冬不藏精，与冬伤于寒之温病。形如中风，莫所能辨，必用桂枝汤，以发其汗。若发汗已，其身凉爽者，为中风也。若身反灼热者，名曰风温。若察风温为病之别，因其阳散过重，脉阴尺阳寸俱浮，因毛孔开泄遂自汗出。因阳气上飘，下虚上实，摇动欲倒，而身重，精昏神暗，昏昧不醒，而多眠睡。火气上冲，肺阴干枯，鼻为肺窍，故鼻息必鼾。火邪上炼，舌必干硬，而语言难出。虽现此等之火证，亦不可用本《论》之下法。若被其误下者，伤其下部之津液，则小便枯涩不利，伤其肾阴，阳更无藏，神无精培，目珠失于圆转，则直视，肾无约束之力，则小便不觉，而失溲；若被《论》中汗法、灸法、烧针，一切之火者，有微甚之不同，犯之微轻者，胃气被攻，现于皮肤，必发黄色，如犯之太剧，则火动神摇。如惊痫，火动风生，时作瘈疭，即抽搐也。其皮不止发黄，若火熏之，其状黄中兼黑，枯槁之色也。温病风温，误治竟能如是，真可畏也。故特提出分析论之，万不可用《论》中之法。如用一法，为一逆，逆之未甚，尚可多引日期，其死犹迟，如再逆之，非为治病时直催促其命期。《论》中之法，非温病所宜，恐后学不知，故辨之。若遇温病必另立方法，庶乎其不差矣。
此节特提出温病于《论》外，诸家多以为温病之提纲，谬矣。辨唐容川《浅注补正》二
唐氏《补正》曰：后世温热各书，皆谓仲景只论伤寒，不论温热，不知仲景开章，先以风、寒、温三者为提纲。冬日之邪不过一风一寒耳，仲圣著论，以伤寒为主，以风陪衬之，故有中风之提纲，况冬日之风，又非风邪之通病也。若以此节为温病之提纲，则大误矣。而以下分经用药，只言某经某证，当用某药，而并不辨为风、为寒、为温。此真强词夺理，观太阳篇言：中风者十余节，其余或言太阳病，误吐、误下，或以太阳病之见证，而辨其为某经者，并无一字提及温热之病者，何得平列为三大纲领。且温病不但与伤寒中风大异，即与热病，亦有不同，故提出于论外，以待后之学者，另立方法。观唐氏之言，既不明温病之理，而热病更无论矣。盖仲景已将三者为提纲，而三者变见诸证，诬蔑仲圣多矣。不知何节是辨温病，误甚，但归某经见某证，即用某药。太阳篇，只有白虎汤，为清热滋阴之药剂，后人以为治温病之主方，非也。如葛根黄芩黄连汤，只为下后热陷而设，更非温病之方。又如栀子豉汤，亦只为少阴火郁而设也。其余再无凉爽之方，若以此等方，为温病之主治，岂非牵强乎！虽三者来历不同，而归经则一。谁谓仲景六篇，无温热证哉？风寒归经，与温热经病，自然大异，观此归经则一一语，不但不明伤寒中风，更不明温热之病矣。至于疫瘴，从口鼻入，治法自有小异，然其见各经之证，仍当按经治之。人身六经之气，即天之六气也，如某经感某气，是二气之性合，引动某经之为病，固可按经治之。若疫瘴为恶邪，乃损害经气者也。治法只宜按邪而解之，其经气自复，彼以相合而致病，此以相害而致病，若同按经气治之，岂非谬乎？观近代《瘟疫论》, 《瘟疫论》专就南方湿气立言，纯用辛温之品治之，杀人无算，不堪言状，何尝出仲景范围哉。吾见《瘟疫论》，毒如蝎蛇，而竟谓不出仲景范围，岂不诬蔑仲圣之言乎！甚矣。六经立法，诚万病之隐括也。为十二经气化万病之隐括，独疫疠不在内也。今人读仲景此段，多视为借宾定主之文。谓仲景此段抛去温病，以后方乃单论伤寒，不知仲景此段，与上文伤寒、中风为三大纲领，读者当会其意也。吾不但读《伤寒论》，而且注之，会其意亦以抛去温病为是，谓为三大纲者，误矣。吾乡孝廉，林华亭曰：瘟疫自吴又可后，叠出专书，谓与伤寒不同。以伤寒从皮毛入，谓另立专书似亦，但伤寒之理，并非寒邪深入，乃寒气犯动身中之气化，而为病也。若云：从皮毛入者，是又不明伤寒之理矣，唐氏引之，非误而，何温疫从口鼻而入。瘟疫从口鼻而入，似乎近理，以其有实在之邪，故不从六经治法。今必将温疫一门，纳入《伤寒论》中，与今日各书不合，不如删去此条，以免滋议。余以其说近理，便拟删削，嗣经邓云航，阅至此条，大声疾呼曰：吾素疑仲景《伤寒论》，已将温疫赅括。屡将瘟疫二字连呼，可知不明瘟病、疫病，各自不同也。此处提出温病，与风寒鼎峙而三，细玩文法，并非阅文，实则三大纲也。其后乃立麻黄汤，为治寒专方。桂枝汤为治风专方。麻杏石膏汤，为治风温之专方。中风之风者，则发热汗出，既不可用麻黄，如风温必更甚于中风之风，而独可用麻黄乎？杀人多矣。而且麻黄汤、桂枝汤或以原方用者，至数十余节，何独麻黄杏仁石膏汤，用者只是二节，盖仲圣云，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石膏汤。又云：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论》中用者，只是汗下后二节，如谓专方，而不专用者，何也。且至身无大热，与风温阴阳俱浮，身反灼热者，有水炭质不同，其言尤属支离。其余变见诸证，不分来路，只论见证，凭证用药，直切了当，而风、寒、温无不赅举矣。按证用药，固不待言，特以风寒温括之，何不思之甚也。其后数言，或穿凿，或杜撰均属不经。如云某汤，即某汤之意。或某丸散，即某汤之意，无理极矣。更不必辨第，恐以伪乱真，贻误后学，草菅人命，关系非轻，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容川知之，当亦谅我。阴阳之理，有总言之者，有分言之者。分言之者，各处有各处之阴阳。总言之者，总阴阳大象而言之也。大象不过水火。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手太阳丙火，足太阳壬水，一水一火合化，统名之而为太阳。今言太阳不必言他经之阴阳，但言太阳之阴阳而已。病有发热恶寒者，乃手太阳性情发动，故言发于太阳之阳火也；无热恶寒者，乃足太阳性情发动，故言发于太阳之阴水也。洪范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六为水之成数，七为火之成数，水火性情，动罢本数，无所再动。故发于阳者，七日数尽而自愈，发于阴者，六日尽数而自愈，恐人不明，复指水火之数二高之，以阳数七为尽，以阴数六为尽，故尽其数必自愈也。
此节特申明太阳为水火合化，而其所发之病，自有水火之不同也。
按：阴阳皆不得有数，惟于水火则有数，此以水火之数，定太阳之阴阳也。诸家多以发于阳者，为中风；发于阴者，为伤寒。又有谓发于阳者，是发于卫；发于阴者，是发于营。不知风寒为外邪，不得有数。营卫是总言经中气血，更不得有数。一切妄诸，皆不可从。即如《浅注》所云：太阳底面，即是少阴。治太阳之病，即宜豫顾少阴，二经标本，寒热不同。医者必先了然于心，然后丝丝入扣。《内经》云：“太阳之上，寒气主之。以寒为本，以热为标也。”又云：“少阴之上，君火主之，以寒为标也。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太阳之标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少阴之标阴也。”此注确非正解，盖伤寒中风之理，始发皆在太阳头层，若谓发于底面少阴，即属臆见。且此论并不关系标本之说。陈氏强以标本解之，岂非蛇足，贻误后学，诚非浅鲜，可不辨之。
上文言行经，而行经若何？太阳病，头痛等症至七日自愈，或已上自愈者，以病发于太阳之阴，寒水性动之故，以行其本经六日数尽故自愈也；若经尽不愈，欲作再传他经者，足者传足，必传与足阳明，当针足阳明离兑、承泣二穴，使经不传则愈。《论》中所言者，皆以足经而推手经，谓七日以上者，乃蕴意发于阳者，愈七数之理，独提出针足之故，何也？恐人误针手经也。观者以足劲可推手经。若发于阳者，愈在七日，七日不愈，如再传他经者，必针手阳明商阳、迎香二穴则愈。
此节言经气直传者，必待太阳行尽，方传阳明也。
按：阴阳生化，六七日水火之数已成，造化亦尽，故《易》云：七日来复，医者当知来复之理。并非按定某一日，为之生，某一日，为之成。乃日日有生，日日有成。一时不能无成，乃无时不亏，无时不复之理。故无论何时中风伤寒，皆以一日为始，皆以七日为终。如风寒从经穴而入者，必顺经直行，按度数发动，其力量日展一日，不出本经，此为行经。至七日展尽生成之力，而自罢。于是正复邪退，汗出则愈。如不愈，则阳明之性，相继而动，此为直行之传经。直行者，必至八日而传阳明。若不以经穴而传，一日，周身太阳之气全动，力量全展，其传者，必在二日。此为传经，六经皆有行有传，举太阳为例。
夫人经气之理，以应十二支之阴阳，故人气必合天道。太阳病，是太阳性情犯动，欲解时，是力量展尽，而虚乏，生机来复，重行新令，而病解，故必从巳至未上。巳午为阳气正盛，太阳得令之时，正气来复也。盖辰、戌、丑、未为四大枢机，阳转阴，阴转阳，皆从其枢，故从巳至未，以得真机，则病汗出而愈。
此节申明天人同化，病气之转机，必应天时之理也。
按：经气性动无制，或死或愈，或加重，皆在得气之时，所以然者，经气变动，即是邪气。邪气正旺之时，得气相助，则必加重，至六七日数尽，邪力亦尽。如得真气以助之，则正气复，邪气必退，故汗出而愈。否则脏腑之气不通，正气不复，即死也。
以上系总言中风伤寒。若单论中风，另有一理，表解阴气未复，虽愈而不爽快，不但中风为然，皆一切感冒属于风者，皆然，均系风伤表阴，毛孔不闭，故不言中风，而统言风家表解，而毛孔欲开，卫阴虚少，所闭不能坚固，如有不了了之状者，乃七日表解于巳午，至七日数至十二日，乃又六日，六为水成之数，太阳寒水生成，表得阴气，则能敛固，固则清爽而愈。
此节承上文而言，解后虽不了了，听其自愈，不必治也。
以上将太阳将病，已病，欲解解后，层层铺妥，再统言六经之大象，故不言太阳病，而统言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总括万病，不可指某经之表，故统言热在皮肤，不指某经之表，亦不可指某经之里，故统言寒在至里之骨髓也；如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是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此节统论万病之寒热，而伤寒中风其首著也。
以上太阳病，大意详明，再言救治之法。太阳初病中风，风性主开，丙火性动，而寒水之气莫敌，其脉阳寸浮，而阴尺弱。阴弱者，阴不敌阳，闭不敌开也。阳浮者，其热自然外发。阴弱者，不能敛闭，而汗自然外出。二太阳初病，未至分化，足太阳犹有相争之意。涩涩恶寒，丙火争胜，开散之状，而淅淅恶风，难开难合之状，而翕翕发热，阳邪上壅，而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此病本因风中毛孔，营阳外散，散则虚少，取桂枝为君，生于东南异地，异为风，风者木之气也。桂既感其德化而生，其皮色近稍愈赤，亦应金令之后，愈能疏散也。然惟恐性散过浮，必用芍药以臣之。芍药苗一岁一枯，具有存根下蛰之性，得春气最早，冬季即萌芽于土中，以应水生木之化机，使冬春之气紧相接也。无论赤芍、白芍，其芽皆应少阳初生之红色，可知其专入血分也。其芽一萌，其花蕊即绽，花为草木中阳神之上化者，木气将生，阳即随之。实则阴中胎阳，由坎府而东转也。花开于季春孟夏，过应木生火之象，是又以无形之气化而达于血分也。其株紧聚不散，敛性也。其根入土最深，降性也。至其味苦气酸，苦能泄肝胆之火。酸能收血分之气。上敛肝阳，下接肾阳，无论赤白，功用相同。不过赤者形松，偏入营血。白者体实，偏入肝胆耳。故用之以外敛营阳，内降肝阴也。又必佐之以大枣者，以其黏腻色赤，类似血肉，推其化机，乃感金火二气所生。火性发育，金性敛缩，故其枝一节而一曲。火之形尖，金之形刚，故一曲生一硬刺。火炎上，金随之，故其枝近稍愈曲而愈赤。其叶光明，金之形也。起色淡绿，金木二色合化之象也。其芽不经夏火不发，以其金之长生在巳，性质顽固，必以火革之，乃有变化之能，其味极甘，内含酸苦辛咸四味，以煮枣之水尝之。可验其苦，煮枣晒干，皮起白碱，可验其咸。嚼枣以鼻吸之，可验其辛。食枣过多，其牙觉酸，可验其酸。五味皆全，应乎土德，而包含木火金水也。故必先入脾而肝而心，补血交肺而外合。虽属阳性，而升散之津液，亦金水之阴气也。故以生姜之辛通助卫阳，以生姜之汁液，益卫阴。卫阳通则表邪除，卫阴和则营气治。至其沉重色黄，又能在内散逆以和胃也。又取甘草为佐色，色黄味甘，得土德之纯。水火非土不交，金木非土不和，药力非土不运，所以用之。作为中枢，使内外气化调和，则病愈矣。按仲圣处方，纯以气化之理为标准，后贤不识，遂至论义药性，多有误会。至于芍药之品，后世有谓赤芍破血、白芍补血者，何其谬也。又有以酒炙者，不知酒性升散，去其酸敛苦寒之能，即无用矣。陈修园谓味苦不酸，竟不识一经水湿，其酸气扑鼻，彼贻未尝试验之误耳。
此节特以脉，而辨桂枝之证也。
按：仲圣作法，皆先借宾定主。桂枝汤之证，治发热，汗出，不恶寒。此先以恶寒，仍用桂枝者言之。后节再言桂枝汤之本病，以其风初中时，而太阳之气分争，始有涩涩恶寒者。或冬日之风，有少兼其寒者。虽桂枝之证，初亦恶寒，而中风不以恶寒为据，但以脉阳浮阴弱，发热汗出者为据。太阳病方桂枝汤方
药味组成：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炙 生姜三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按：桂枝去皮，是以鲜者言之。如今之树皮，皆按揭去一层老皮，其气味性能皆在嫩皮之中。恐其皮性外固，所以去之。今将桂枝切碎，无皮，即不必去矣。欲去皮者，须用整桂枝，以轻刀刮去老皮。
用法：上五味，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热，得宜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营卫之理，总言之，卫属阳而营属阴。分言之，各有阴阳，卫气非阴不闭，营血非阳不行。气中之津液，随气游走于周身者，则为卫阴。血中之温气，随血流行于脉中者，是为营阳。于是卫变阴性而常固，营变阳性而常发。卫在营外，以束营阳之散。营在卫中，以发卫阴之敛。此为营卫和谐，不病之体也。若中风者，风为阳邪，其性主开，太阳之阳性动，阴伤不能敛固，则津液外泄，而汗出。营阳飞散，则虚少，而卫阴亦随之亡也。血司令于肝，取桂枝本能增营阳，以开卫阴，开则大汗出，其为发汗之剂明矣。今中风毛孔已开，其汗已出，反用桂枝何也？以其服后使其小汗，药力不泄，则营阳可复，又恐其过散，一剂分三升只服一升，令缓缓图之。然营阳泄，卫中津液亦泄，《经》曰：“谷入于胃，脾输津于肺”，故取稀粥之精液，助脾气，化雾露，升入肺脏。布雾露，行于周身，而化卫阴。其实以助药力。用被温覆令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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