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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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科研与爱情的故事试读：
前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这个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兴旺，一批批优秀人物前赴后继，不懈努力，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些卓越人物中有腹藏治国良策的政治家，有胸怀万卷兵书的军事家，有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有吟诗作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有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们身上，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同样也会继续激励我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奋斗！
从古到今，正是这些伟大的人物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的进步。阅读他们的成长故事，有益于我们熟悉历史，认识社会，懂得道理，明白人生。
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汲取激励人心，催人上进的力量。他们成功的人生之路，能够激发我们更高的人生追求。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吸取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教训，能够使我们事半功倍。在成长之路上，天赋固然重要，但人生的磨炼、社会的感染、环境的熏陶，自身的努力等，都影响着人生智力的发展和才能的表现。人与人的天生智力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随着后天的学习与培养，不同的人就表现出不同的才智，只有把这种才智积极地运用于实践和创造活动中，才能发挥神奇的作用，才能创造出真正的社会财富。
本套书精选荟萃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最具有影响力的名人，编辑成了这套《中国名人成才故事》，这些故事既有趣味性，又蕴含深刻的道理，能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是青少年课外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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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童年
如果你走进了自己喜欢的、自己有能力的、刚刚开始发展以后会有很大发展的领域，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大。
出生于教师家庭
杨振宁出世时，杨家是个大家庭。杨振宁的曾祖父杨家驹曾在安徽省西南部的太湖县任都司，1877年，他任职到期，打道回府，在返回原籍凤阳府途中，路经合肥，在那里小憩了几日，他发现合肥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1922年农历10月1日，安徽省合肥县，即今合肥市城西大街四古巷的杨家宅院里气氛显得同往常不一样，秋风中透着紧张与不安。原来，今天是杨家长孙媳妇分娩之日。
随着一声婴儿的哭声，打破了静溢的宅院，杨家正屋内，一个小生命降生了。“是个男孩！”杨家宅院处处传送着这个喜讯。
顿时，全家上下喜气洋洋的气氛替代了刚才的紧张不安。
当天降生的男孩子即是杨家宅院的长房长孙，这意味着杨家香火不断，后继有人了！
按着杨家各房既定的家谱，“家、邦、克、振”排列，刚出生的孩子该为“振”字辈。
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当时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正在长江边上小城怀宁，即今安庆的省立安庆中学教书，杨武之为纪念自己在长江边上这个小城的一段教书生活，就为儿子取名为振宁，“宁”字指怀宁。这就是日后获诺贝尔物理奖的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杨振宁。
杨振宁的曾祖父杨家驹曾任安徽省太湖县的都司，他和夫人周氏共有五子二女。长子杨邦盛，即杨振宁的祖父。杨振宁在杨家驹的重孙辈中为老大。
杨家驹官俸微薄，家境贫寒，连正常的生活都很难维持，但无论生活怎样艰苦，他仍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让下代人读书应试。
杨振宁的祖父杨邦盛，18岁时该参加秀才考试了，但按照当时的规定，祖籍不在本地的考生必须由两名有身份的人做保人才能报考，而请保人需要一笔不小的礼钱。
杨家拿不出这礼钱，杨家狗急得坐卧不安。看到父亲为难的样子，杨邦盛毅然辞别亲人，带上干粮步行一百多公里回到原籍凤阳参加考试，最后在凤阳应考中秀才。
杨振宁的祖上，说得上是官宦人家，在合肥市西大街四占巷建有一所大宅即今合肥市安庆路315号，家中雇有长工、丫头，但到了杨振宁祖父杨邦盛那一代，家道已开始中落。
杨邦盛中了秀才之后，清朝末年，李鸿章当了宰相，挚带不少合肥人到京津做官。杨邦盛当时就在合肥人、天津巡抚段芝贵的帐下当一名幕僚，负责起草文书之类的工作。做官的人长年在外，每年只在过年才能回家一次。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1896年生于安徽合肥。幼年时，杨武之的父亲杨邦盛一直飘泊不定。
母亲王氏患肺病又常年卧床不起。在这样的环境下，杨武之少年时就努力读书，照顾重病的母亲，爱护和帮助唯一的弟弟杨克歧。
母亲省下买药治病的铜板，让杨武之和弟弟买早点吃后去读书，但杨武之把本可以买两个小烧饼的铜板全部给了弟弟，以便弟弟可以买一个大烧饼充饥。
冬天合肥的儿童都穿两件棉袍，大棉袍较长穿在外面，小棉袍较短，穿在里面。可弟弟的棉袍子是别人施舍的，穿在里面的小棉袍比大棉袍长，惹得家境好的同学嘲笑和欺侮，为此，杨武之曾和这些同学打了架，教训他们不可依仗有钱就欺侮人。
1905年，杨武之的母亲病危时，以仅有的一些铜板买了一副中药，煎成汤药之后不幸药罐落地，当时，母亲就对杨武之惶恐地说这表示她的日子已经到头了。果真，不久她就辞别人间，时年仅36岁。
1908年，杨武之的父亲去奉天谋职，不幸在沈阳旅店染鼠疫去世，终年46岁。
这样，12岁时，杨武之便先后失去了双亲，与弟弟杨克歧在二叔父杨邦瑞、婶母范氏的看护下，相依为命。
杨邦瑞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杨武之，今后他是无依无靠，应好自为之。少年时杨武之牢记叔父的话，自强自立，勤奋好学。
少年时代的杨武之，在私塾学习，成绩已经很突出，有时全班学生因回答不上老帅的问题被罚站墙角，到最后就只剩他一人还留在座位上。
1915年夏天，杨武之告别家人，从家乡合肥出发，辗转北上，到了北平。当时，北平已经拥有好几家全国著名的大学，如京师大学堂、清华学堂，但杨武之却选择了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因为高等师范学堂不但不收学费，还有免费食宿及助学金提供。
杨武之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为期一年，后入数理部本科。规定修业三年，于1918年毕业。
这一学历，在当时的师范教育中属于最高的层次，各地争相聘用。最后，杨武之决心回到母校安徽省立二中担任教员兼舍监即训育主任。
年少气盛的杨武之，在学校里施行严格的纪律，对一批纨绔子弟严加管束。
学校规定，夜晚22时，关闭校门，使一批在外寻欢作乐而迟归的学生不允许进去。
由此，一些不思上进的学生，对舍监杨武之大为不满，以至寻衅闹事，准备动武报复。
一天晚上，有些学生借口在外看戏半夜才回来，高声叫门，亲自保管钥匙的杨武之拒不开门。这样就激怒了这些人。他们越墙而人，手持铁叉、木棒到处搜寻杨武之，意欲行凶。
幸好校中职工将他藏在床后，用蚊帐遮住，后又伺机将他送出校门，在他姑父刘芷生家避难。这些闹事学生在校内没有搜到他，竟将他的卧室捣毁，蚊帐烧掉。次日这些闹事学生仍然继续闹事、叫嚣，并扬言要将杨武之打死。
闹事之后，因学生家长袒护闹事学生，此事不了了之。杨武之遂愤而辞职，转往安庆中学教书。
这一事件对他刺激颇深，觉得一介书生，难以和腐败的政府及土豪劣绅相周旋。
杨武之因此萌生“科学救国”的意念，希望以出国留学，振兴中华科学，发扬中华文明来改变中国的黑暗现实。在安庆教书期间，积极准备参加留学考试。
杨武之由父母作主，在幼年时即和同乡罗竹全之女罗孟华订亲，并于1919年完婚。罗孟华的文化不高，一直操持家务。他们夫妇之间感情甚笃，忠贞不渝。1922年，长子杨振宁出生。杨武之的备考也到了紧张阶段。
1923年春，杨武之顺利地通过安徽省的公费出国留学考试。随即离别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只身赴美国留学。
杨武之先到美国西部的斯坦福大学读了三个学期的大学课程，取得学士学位。然后于1924年秋天转往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
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已臻美国第一流水平，杨武之师从名家迪克森，研究代数学和数论。1926年以《双线性型的不变量》一文获得硕士学位。
两年之后，又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使杨武之成为中国因数论研究而成为博士的第一人。
当时，补助出国留学有两种官费，一种是全国性的，由教育部出题，全国各省的大学毕业生都可申请报考，录取后补助金额较大，足够在国外的开支。
另一种是省官费，由省教育厅考选，补助金额较少，不足部分要靠留学生自己筹措。杨武之考取的是后者。
杨武之家虽是大家庭，但母亲和父亲分别在1905年和1908年相继去世，全家生活主要依靠叔叔杨邦瑞在钱庄当职员的收入度日，而叔叔也于1919年冬去世，生活重担于是落在他弟弟的肩上。
杨武之不愿加重弟弟的负担，为了能完成学业，他不得不边打工边学习来维持生计，他与许多留学生一样，曾在餐厅洗碗刷盘，在农场为农场主摘葡萄、采草莓等。
正像杨振宁所说的那样：父亲为人纯真谦虚，力争上游，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的好印象。
同时，杨武之为人正值、诚实、忠厚无私，有着磁铁般吸引人的性格。他终身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为中国和世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陈省身和华罗庚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而且，华罗庚的优异天才，是杨武之首先发现而举荐给熊庆来的。
后来，华罗庚曾说：“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乃杨师也。”
杨武之教授是不畏权贵的人。他一生“刚正不阿以处世，谦虚坦诚以待人”。1939年，表弟刘秉钧流寓昆明，与驻扎昆明的空军军官蒋坚忍为邻。两人偶然以小事发生争执，即遭蒋百般威胁。
蒋身为军官，盛气凌人。杨武之听说后，赶到蒋家，“面斥其非”，蒋为折服。这在当时军人不可一世的昆明，敢这样做，是需要胆量，更是让人敬佩的。
杨武之不但是一位毕生把精神都投入到研究当中。他是教授数学的好师长，更是一位为人正直、知识渊博的言传身教的好父亲。
与母亲相依为命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段棋瑞就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购置军火、编练军队，积极扩充皖系势力，遂与直系曹辊、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发生冲突。
1920年，发生了直皖战争；1922年，又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孙传芳又把皖系军阀卢永祥驱逐出了上海；1925年，孙传芳又起兵驱逐了苏皖等地的奉系军阀势力；1926年，盘踞长江中下游的吴佩孚、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到处流窜滋扰。
战争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灾祸，让杨振宁母子也饱尝了其间的苦难。
1922年，杨振宁出生后，由于长得圆头圆脑，一对黑漆漆的大眼睛滴溜溜转，模样十分精灵，所以很得父母的疼爱。母亲罗孟华经常抱着小杨振宁，边深情的看着心爱的儿子，边轻轻的哼着儿歌。
杨武之曾说：“夫妇应始终如一，胡适之从来不嫌弃他的小脚太太，我很赞成他。”
杨武之和罗孟华婚后第二年，罗孟华诞下一位男婴，取名振强，小名强生。强生体质较弱，出生后不久就患了百日咳，而且咳得很厉害，以致小肠脱落，得了疝气病。杨武之爱子心切，请了一位西医到来看病。
西医说要全身麻醉，用手将肠托回。但不料用药过猛，可怜才三个月的小强生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此事令杨武之、罗孟华夫妇十分伤心。
1922年，罗孟华生下了杨振宁，夫妻俩自然是特别的兴奋和喜悦。但在孩子还没满周岁时，杨武之就远渡重洋，到美国去求学了。
罗孟华十分敬重她的丈夫，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在丈夫远离她去异乡他国求学的漫长岁月里，她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在儿子杨振宁身上。在她看来，丈夫、儿子就是她的生命，她的一切。
当时由于父亲在遥远的异国求学，杨振宁便是母亲唯一的欢乐和安慰。由于当时正值袁世凯之后的直、奉、皖系各派军阀长期混战，继而又是北伐战争，中华大地到处硝烟弥漫，合肥也在所难免。
20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一位年轻的母亲独自一人带着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开始了长达六年的艰难岁月，再加上还得逃避战火，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每当苦难向罗孟华袭来，她便情不自禁地思念远在海外的杨武之，希望丈夫能给她帮助和力量。但她是一位明智而坚强的女性，她从来都认为，丈夫、儿子就是她的希望，她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从丈夫和儿子出发的，她把丈夫和孩子的前程放在第一位，默默地忍受着孤独和苦难。
杨振宁回忆说道：
我头六年在合肥的生活，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一有军阀打来的消息，常常惊惶地“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去躲避。
跑到乡下去，那是因为乡下地阔人疏，便于躲藏。跑到医院去，是因为当时的医院大多是外国教会办的，躲在里面比较安全。
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岁那年的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即在原合肥西大街，现合肥市安庆路315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了一个子弹洞。
在艰难的生活中，让罗孟华唯一感到欢乐和可以安慰的，也正是她的儿子杨振宁。罗孟华只要看到小振宁那双充满稚气的大眼睛，一切忧愁烦恼也就顿时消失了，信心和力量便从心底升起。她决计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知识、有礼貌的读书人。
从杨振宁开始懂事的那一刻起，罗孟华就开始教儿子要立德、立功、立言，并尽可能地教他各种知识。
在杨振宁4岁时，罗孟华又开始用方块字教他认字了，而且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杨振宁心不在焉，把字写得歪歪扭扭，而已错了几个，母亲很生气罚他重写，直到满意为止。
由于杨振宁天资聪颖。母亲严格要求，在一年多时间里，杨振宁已经能够认识三千多个汉字了。
杨振宁后来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书中深情地写道：
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三千多字。现在，我所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在杨振宁5岁那年，杨家请来了一位老先生，教杨家的孩子们“读书”。从此，小振宁开始了读书生涯。
老先生教的是《龙文鞭影》。这是中国旧时的启蒙读本，文体均为四言韵文，读来朗朗上口，其中有不少自然知识和历史典故。“龙文”是一良马，见到“鞭影”即奋蹄疾驰，不须驱策。
教书先生在台上认真地教，孩子们在下面朗朗地念，小振宁已从母亲那里学会了三千多字，再加上他聪慧好学，所以很快就把《龙文鞭影》背得滚瓜烂熟了。
正因为母亲在小振宁孩提时代就把智慧的种子播撒在小振宁的心里，使他永生不忘。
儿时的杨振宁，虽然父亲不在身边，但由于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爱护与关怀，生活还是过得挺快乐的。
一直以来，杨振宁和母亲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是母亲晚年时候，杨振宁多次将母亲接到自己的身边照顾陪伴。
这一切，也让晚年的母亲由衷地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
1987年，杨老太太仙逝，享年91岁。她带着满足和欣慰悄然地走了。杨振宁在谈到母亲时说：
她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从个人出发的，她的一生是从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孩子出发的，而这个观点是绝对的……
从来不怀疑把丈夫与孩子的福利放在第一位，对于她，这是绝对第一件事。我想，人的思想如果把一些事情变成绝对化以后，就会变成一种力量，从我母亲身上，我看出了一些礼教的优点。
这个优点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事，用在一个家庭或一个人身上是好的；但是，用在整个社会就不一定是好的。不过，它是有优点的，它的优点就是因为它有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是因为它有个信念，这个信念是绝对的，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说这是愚忠，或许也不是错误的。
不过，愚忠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用在合适的地方，就可以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我想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
在杨振宁60岁寿辰时出版的《杨振宁选集》一书的扉页上，他工整地写上了“献给母亲”四个大字。
杨振宁一直都对母亲充满着浓浓的爱意。
就在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那五年时间里，杨振宁的母亲带着杨振宁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
也正是由于这一段艰难的岁月，使得杨振宁在他幼小的心灵就深深地爱着母亲，在他心目中，母亲是最伟大的。
杨振宁从小就深爱着母亲，在母亲晚年时更是尽心照顾，我们也应该孝顺父母、热爱父母，随时向父母献上自己的爱心。
在杨振宁看来，没有母亲的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杨振宁。
也正因为如此，杨振宁一直把母亲对他的爱铭记在心，而他对母亲那份爱更是深情而执著。
1928年夏天，罗孟华收到杨克歧从上海捎来的信，信中说，哥哥即将从美国归来，请嫂嫂和侄儿到上海候接。
罗孟华无比高兴，分别多年的丈夫终于要回来了。父亲究竟是什么模样，杨振宁毫无印象，但他从母亲那里已隐隐明白了，父亲是他们最亲近的人，他和母亲一样希望能早日见到亲爱的爸爸。母子俩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经过几天旅途颠簸，杨振宁与母亲终于到达了上海，一家三口在上海团聚了。
杨振宁瞪着明亮的大眼睛看着父亲才知道，原来，眼前这位高高的瘦瘦的先生就是母亲天天念叨的爸爸。
杨武之见到这虎头虎脑、健壮漂亮的儿子，高兴得合不上嘴，把儿子一把搂在怀里，抱上了膝头。
杨振宁不好意思的挣脱了父亲的手，跑到了妈妈的跟前。“你读过书吗？”杨武之亲切的问着杨振宁。
杨振宁没有回答，只是胆怯的点点头。
因为，这是杨振宁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爸爸，他还不习惯爸爸和他这么亲热，更不敢和这个“陌生人”说话。“那你背一段给我听听。”爸爸笑了，紧接着这样说。
杨振宁迟疑地望了望妈妈，看见妈妈点头会意地笑了，这是暗示他可以背一段给爸爸听。
杨振宁两只小手一背，从头到尾熟练地给爸爸背了一遍《龙文鞭影》，声音洪亮，抑扬顿挫！
杨武之又惊又喜！因为他知道，《龙文鞭影》的难度，就是初中学生也未必读得通，何况是背得滚瓜烂熟！
父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高兴地再次把儿子抱起来，然后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支在当时来说非常贵重的自来水笔，送给儿子，作为奖赏。
杨振宁头一次看到自来水笔，觉得很是新奇。
看到这一切，站在一旁的妈妈也感到无限的欣慰。
从《百家姓》到《龙文鞭影》，她这位启蒙老师，在这五年里，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对这一幕父子重逢，在若干年后，杨振宁回忆说：“我当时的感觉，只是见到了一个陌生人。”
杨武之的归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温馨和幸福，他们的生活又开始了新的一页。
随父亲来到厦门
当年，自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的已是罕有，尤其是数学博士，更如凤毛麟角。
杨武之还未归国，消息传出，多所大学已争相延聘。结果，由于厦门大学聘书来得最早，杨武之决定应聘到厦门大学算学系任教。
中国的大学当时多称数学为算学，直到1939年由教育部通令一律称为数学系。
同年8月，杨武之携同妻子、儿子，由上海乘坐荷兰轮船去厦大上任。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定期客轮航班。
厦门是一座美丽的岛屿。在厦门的日子里，杨武之经常在假日带杨振宁攀上鼓浪屿的日光岩游玩，并且在山上拍了不少的照片。
1929年，杨振宁在厦门的鼓浪屿的日光岩上拍了一张照片。三十多年后的1960年，杨武之夫妇自上海赴日内瓦与杨振宁见面，家人翻出了一些旧的照片请杨武之带走，包括那张照片。
但是，杨武之说：“不好，不好，这张不要带，那天不知道什么事情，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
照片上的杨振宁，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对久居合肥的杨振宁来说，厦门的一切真是新鲜极了。
合肥老家是一幢黑漆漆的旧式平房，而厦大宿舍则是建筑在海边上的白色小洋房，设备齐全，有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还有一个宽敞的凉台，站在凉台上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看到缓缓驶来由远而近的大轮船。
还有，在厦门可以吃到香蕉、菠萝，喝到牛奶，这都是6岁的振宁从未尝过的美味。
厦门大学就置身于这美丽的风景之中。
厦门大学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是一所综合性的文理科大学。在杨武之到来前的1926至1927年间，鲁迅先生曾在此执教。
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陈嘉庚先生在厦门大学的创建上花了很大功夫。校舍建得十分巍峨，教职工宿舍也建得很现代化。
再加上离校园不远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山和隔海相望、风光秀丽的鼓浪屿，这一切都给杨振宁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
在厦门，杨振宁开始步入小学，进入了他少年时代正规的学生生活。
由于当时厦门大学属初创不久，教职工年轻人居多，教职工的孩子也就比较少，孩子们都集中在一个小学里读书，而且只有一位姓汪的老师混班教课。
尽管如此，江老师不负教职员工们的厚望，教得非常认真。
在这里，杨振宁又跨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杨振宁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国文，数学和国文像两块巨大的磁铁强烈地吸引着他，这两门功课他念得都很不错。
读《龙文鞭影》时打下的功底，使杨振宁的国文课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杨振宁的爸爸是一位大学数学教授，同样，杨振宁也具有数学天赋，他的笔算和口算都是同学们中的校校者。
唯一使杨振宁感到遗憾的是他的动手能力显得力不从心，手工做得不太好。
有一次手工课上，杨振宁兴致勃勃地捏制了一只“鸡”。他拿回家里给爸爸妈妈看，夫妇看了，笑着说，“很好！很好！是一段藕吧！”
这足见杨振宁手工做的“不太成功”。
杨振宁在周末和课余的时间经常跟父母去海滨散步。
每逢潮水退去，住处附近的海滩上就会留下大大小小、样子不同、色彩各异的贝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杨振宁对这些贝壳喜爱极了，经常弯腰赤脚在沙上找寻、捡拾。贝壳有的很大，杨振宁却偏爱那些个子小小、但长得特别精致漂亮的小蚌和小螺。
这些从厦门海边拾得的小贝壳，杨振宁一直都收藏在身边，后来随父亲到清华大学任教，他把这些珍藏拿给小朋友看。
在北方长大的孩子大多未见过这些蚌螺，也觉得十分有趣。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后，杨振宁已经70岁了，当年和他一同在清华园长大的数学家熊庆来的儿子、艺术家熊秉明，写了一幅书法立轴送给杨振宁，上面写道：
我们7岁时，你从厦门来到清华园，给我看海边拾来的蚌和螺。今年我们70岁，你在另外的海滩拾得更奇异的蚌和螺。童话与预言，真实与象征，物理学和美。
敏锐的杨武之这就开始觉察到儿子不同寻常的观察力，开始以文学和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小振宁。
杨武之从小就喜爱京剧，在厦大期间，在家也经常吊吊嗓子。杨振宁闲时也喜欢引吭高歌，高兴时就唱得更是来劲。家中的弟妹从小就被迫当他的忠实听众。
早在厦大的时期，杨武之就教小振宁下围棋，一开始让16子，后来慢慢减少。直到60年代，父子两个在日内瓦团聚闲暇对弈，杨武之让七子，杨振宁还是输掉。
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O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
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我英文字母。当然也教我一些算术和鸡兔问笼一类的问题。
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夏商周等。
父亲少年时喜欢唱戏。那一年在厦门，他还有时唱“我好比笼中乌，有翅难展……”。不过他没有教我唱京戏，只教我唱一些歌曲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九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七子。
据杨振宁的二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现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杨振平回忆说，少年的杨振宁不仅聪明好学，而且他的父亲也认为振宁有异常天赋。
杨振宁生来是个“左撇子”。母亲费了一番精力把大哥吃饭、写字改成右手，可是他打乒乓球、弹弹子、扔瓦片，仍旧自然地用左手。因为人的左脑控制右手，而右脑控制左手。杨振平常常在想他的后来的异乎寻常的成就也许和两边脑子同时运用有关系。
杨武之常常跟杨振宁讲历史、科学，并且提到诺贝尔奖金。童年时的振宁曾说他将来要得到此奖。父亲当时觉得这是孩子的无知妄语。岂知20年之后，从前儿时戏言竟成事实。
杨武之早在1934和1935年就曾经在杨振宁的相片背面写了“宁儿似有异禀”。
念书对杨振宁来说是很不费劲儿的。他7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对念书觉得是苦事，他则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感。所以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在运动方面他会溜冰、打冰球、打墙球和骑自行车。
※杨振宁的好奇心，在后来的科学发现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也应该培养好奇心和观察事物的能力，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有所发现。
在清华园的日子
1929年的夏大，杨武之接到清华大学的邀请，聘他为算学系教授。以清华理科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的学术地位，杨武之自是欣然接受。于是全家离开厦门北上，先到了上海。
在上海，当时已经怀胎十月的罗孟华产下了一个女婴，但不幸婴儿出生不久即告夭折。
由于开学在即，杨武之决定先行北上，留下杨振宁母子在沪，拜托当时刚自欧洲回国、也准备北上到清华任教的老同学周培源代为照顾。到9月底，杨振宁母子乘火车自沪北上，周培源沿途照料，顺利平安抵达。
到了北平后，杨武之全家住进了清华园西院19号一幢四合院房子。西院在20世纪30年代扩建，门牌改为11号。
杨武之在清华大学一共任教了八年，那是他一生个人事业、家庭的高峰。
清华大学是一座美丽的校园。
清华大学，地处北京西北郊繁盛的园林区，是在几处清代皇家园林的遗址上发展而成的。
在这个学术性强，重视知识、重视研究的世外桃源里，杨振宁度过了他最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这段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温馨的回忆。
在1985年出版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中，杨振宁写道：
我们在清华园中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的那一年。清华园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的、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
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在当时，清华园内有所教职工子弟学校，叫成志学校，自1929年起，杨振宁在这里读了四年书。
成志小学是专为清华教职员子弟而设的，校舍在清华园东边，是一幢三层高的红砖建筑物，即今日清华大学工会所在地。
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相当动荡不安的，但是，修筑在高院深墙之内的清华大学，名副其实是一座“象牙之塔”，社会上的问题、矛盾和痛苦并没有太多反映到校园里面来。
杨振宁每天早上起来，吃过早点，就高兴地离开家门，沿着小路往南走，爬过一个小山丘，再沿着围墙往东走，20分钟便抵学校。
不过，每天上学的路上，杨振宁总会不时被一些“大事”所吸引而停下了脚步，例如蚂蚁搬家、蝴蝶孵化之类，这样，20分钟的时间就要大大超过了。
在成志学校，杨振宁结识了一大批小朋友，大家一起上学，一起游玩。
今日清华校园内的医学院、近春楼、伟伦中心、游泳池、静斋、等建筑物，当时都还不存在，整个园区，就是一大片荒地，上面只有树丛、土山、荷塘、农田和几户人家，这里就是杨振宁和小朋友们的乐园，日子过得愉快极了。
念书对振宁是很不费劲儿的，他7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觉得读书是苦事，他则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察感。
杨振宁在成志学校的成绩非常好。数学尤为突出，教授们都常提起杨振宁的早慧，“杨武之之子”成了清华园家喻户晓的名字，甚至在与清华大学相邻的燕京大学即现为北京大学校址，有的教授也常以“杨武之之子”的聪颖和智慧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复旦大学的校长、已故的中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先生当时任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教授，曾经常提及“杨武之之子”，因为谢玉铭和杨武之是芝加哥大学的同学，虽然不在同一个系，但两人交情很深，经常来往。谢希德后来回忆道：
我和振宁虽然岁数相近，但不上同一个小学和中学，因此我和他在北平并没有见过面。但听父亲说振宁曾随其父到我家，振宁的聪明好学给父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的弟弟们小时由于贪玩，学习不够认真时，父亲常以“杨武之之子”的好学精神为典范来教导他们……我深深为父亲看出振宁幼年时的非凡天才而感到骄傲……
由于杨振宁感觉学习非常轻松，所以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在清华园内生活得如鱼得水。他喜欢滑冰、打冰球、打墙球和骑自行车，而且常玩一些有刺激和冒险的游戏。
当时，和杨振宁最要好的小朋友是数学教授熊庆来的次子熊秉明，两人童年，十分投契。但当时大人们已经看出两个孩子在天赋、才能和性格上的差异，预言日后秉明长大了会是艺术家，振宁则会当科学家，后来果然言中。
其余小学同学还有郑士成、张实、王碧仙即王希谈、梅祖彬、梅祖彤、俞欣、俞成等。
杨振宁从小性格就不畏缩，而且特别喜欢求知、也善于表达，从父亲或其它地方知道了一些什么新事物，或者自己想出了一些什么新点子，总爱在下课途中讲给小朋友们知道。
※喜求知、不畏缩、爱思考的品质是一个追求成功者必备的品质，只有拥有这些良好的品格，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有所作为。
那时，校园内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就是杨振宁一个人在那里指手画脚、高谈阔论，周围一帮小朋友在静静地听着，很被吸引的样子。
有时放了学，人还未到家，在屋内的杨武之已远远听见儿子那高亢的嗓门在大声说着什么。
杨振宁经常和一群年纪相当的教职员工子弟骑车在清华园到处跑，有时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冲下来在一座没有栏杆而只有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驰而过，十分过瘾。
多年以后，上了年纪的他回忆起来，其实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回忆说：
当时，清华大学有成排的大金鱼缸。每当这些给搬走了去清理的时候，年轻的孩子们就趁机来练车。在每两行缸之间有一条砖砌的沟，约有两寸深、六七寸宽。这些小孩子就沿沟行车，大哥花样更多，常把4岁的我载在他和把手之间的小座位上行驶。
一次不巧，运气颇坏，哥哥的车速太快，失去了控制，摔了一大跤，我的左额撞上了沟边，开了一个大口子。大哥赶紧带我先去医院把血止住。
然后带我回家给我吃金钱素，哄我不要告诉爸爸妈妈。六十多年前的事，我的印象已开始模糊，只记得金钱素是在不寻常的时候才吃的。可是父母盘问后，大哥挨了一顿骂。
除了骑车之外，杨振宁和同伴们一起经常在草坪上做游戏，在槐树上荡秋千，在院子里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观察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学习生活。
杨振宁在家里最受弟妹欢迎的节目之一，就是说外国的故事。在晚上睡觉前，杨振宁总会把自己看过的如《爱丽丝梦游奇境》《金银岛》《三剑客》等之类的故事说给弟妹们听，书中精彩的情节自然很吸引人。但令弟妹们最为不满的，是每一个故事都是有头无尾，因为杨振看书很快，一本书还未看完，就已经开始看另外一本书了。
这段宁静快乐的时光给杨振宁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作为一个旧中国封建家庭出身、又留学外国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杨武之的道德行为是高尚、可贵的。而读书不多的母亲罗孟华，刻苦耐劳，相夫教子，品格同样也是高尚的。
从父母身上，杨振宁不仅得到了生活上的照顾，知识上的启迪，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在行为品德上都得到了最好的教育与熏陶。
当时清华大学的数学系，除了系主任熊庆来之外，还有教授杨武之、郑桐苏、孙光远，助教陈省身、唐培经等人。杨武之工于代数，孙光远长于几何。
杨武之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待人处世通情达理，所以深得同事们的爱戴。
华罗庚是新中国著名的数学家，然而他的“伯乐”杨武之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华罗庚是一位数学大师，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在多元复变数函数论方面的卓越贡献，更是影响到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1930年，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这篇论文很快被专攻代数的杨武之发现了。
杨武之一打听，华罗庚竟是助教唐培经的同乡，是一个自学成才、又是身患伤寒后留下跛足的残疾青年。
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杨武之，立即把这篇论文推荐给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并让唐培经向熊庆来诉说了华罗庚的坎坷经历。
爱惜人才的熊庆来和杨武之商定，要唐培经乘假期之便，回到老家去看望华罗庚，如他愿意，就请他到清华来当助理员。
1931年秋，华罗庚来到了清华。他边干助理员的工作，同时听数学系研究生班的课。当时杨武之教授开的课是《群论》，与华罗庚一起听杨武之教授课的还有陈省身、柯召等人。
华罗庚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学生，杨武之十分器重他。课余时，华罗庚常常登门请教杨武之教授，杨武之总是十分认真地向他进行讲解。从此，华罗庚开始走上了研究数论的道路。
1934年，杨武之利用休假再次出国，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学一年。华罗庚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给杨武之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写道：
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乃杨师也。
1936年，熊庆来受聘回故乡云南任云南大学校长，清华大学聘请杨武之为数学系代理主任，后又正式聘为系主任。杨武之任代理系主任后，同意郑桐苏教授的建议，破格聘任华罗庚为助教。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内，是颇具争论的。
但是，在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支持下，清华大学数学系终于破格聘任华罗庚为助教。1936年夏，又在叶企孙和杨武之的支持帮助厂，华罗庚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1938年，华罗庚从英国回到昆明西南联大，那时杨武之任系主任，在他的提议下，华罗庚被正式聘任为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
在清华园时，杨家的三个孩子相继出生，他们是杨振宁的二弟振平、三弟振汉、小妹振玉。
弟妹相继出生，杨振宁在家中有时就要扮演小保姆的角色，帮着妈妈照顾弟妹。他很有办法，能把不懂事的弟妹们管得服服贴贴。
杨振宁自制了一张写上各人名字的图表，贴在家中，弟妹们哪个全天没有吵闹打架的、或帮妈妈做事的，就记一个红点，相反就记黑点。
一个星期下来都是红点的，就由他带到城里去玩一次。这个办法果然很奏效。
1933年初秋，杨振宁进入位于北平西单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学习。这是一所英国人开办的教会中学，教学质量很高。
在这里，杨振宁接受了正规的中学基础教育。杨振宁聪明好学，读书对他来说，是件毫不费力的事。他的数、理、化成绩很好，国语和英语也学得很好，经常受到学校的表扬。
可是不久，这种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日寇侵华的炮声打破了。
艰苦岁月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生最需要的是学习，人生最愉快的是工作，人生最重要的是友谊。
颠沛流离的生活
崇德中学位于西城区西绒线胡同33号，举世闻名的人民大会堂西侧一千米。是一家教会中学，由圣公会开办，解放后改为三十一中，那时有学生三百多人。
崇德中学始建于1911年，是北京市建校最早的完全中学之一。这是一所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中学。
杨振宁在校内寄宿，每个星期的星期日乘坐清华校车到西单，下车走到学校。到星期六13时左右，又到东单乘清华校车回家。这样往返四年，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
初到崇德中学，杨振宁对这里一切都有点不习惯。因为清华园内的孩子都是教员子弟，家里都管的比较严格，不会说脏话、粗话。可是到了崇德中学，有些同学一开口就是粗话或是带脏字，让杨振宁很不习惯。
那时杨振宁才11岁，比同班同学小一两岁，未开始发育，人长得瘦瘦小小。
当时崇德中学非常重视英语的教学，杨振宁在这里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他的国文和理科成绩也很优异。学校图书馆里的书籍，对杨振宁有比较大的影响。
当时，图书馆有一本杂志《中学生》，每月厚厚一本，每期大约有一百多页。从文学、历史、社会到自然科学，都有一些文章，杨振宁每期必看。
上面最吸引杨振宁的，是由一位名叫刘尊宇的作者写的数学文章，文章写得深人浅出，非常有趣味。此外，还有不少翻译的西方科普小说，如《昆虫的故事》《神秘的宇宙》等，都令振宁觉得十分有趣，得益很大，包括了解到如排列等数学概念。
在《中学生》上面，杨振宁还开始接触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发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当时还仅是一个初中生的杨振宁来说，不可能懂得这些深奥的内容，但是已经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若干年后他终于走上了以物理为终生事业的道路，这一个阶段的接触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其中有一篇介绍排列与组合的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7月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时，他提起了这篇文章，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排列与组合的概念。
至于文学方面，振宁在高小时期已经看了大量的章回演义小说。如《水讲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以至《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等。
到了初中，又看了一些大部头作品，包括《红楼梦》。但当时他一点也不喜欢这本书，觉得书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婆婆妈妈的，有什么好看？直到很多年之后，他在美国再读《红楼梦》，才懂得这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另外，杨振宁对图书馆的一些科普书也很感兴趣。这些科普书都是国外一些物理学家写的，国内有人将它们翻译成中文。
杨振宁把这些科普书的中译本从图书馆借出来，认真地阅读。尽管有些内容他不能完全理解，但给了他很多的“营养”，对他很有帮助。
杨振宁对书中所描述的科学上新的进展、许多奇妙的几乎不可置信的知识，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对他以后学物理都有一定的帮助。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杨振宁对校内情况已开始适应，各科成绩都不差，初一上学期在全班30人中考了个第六，班上那些闹事的同学也对他开始改变态度。这样，前后整整半年，杨振宁初到崇德时的那种压迫感才告完全消失。
那时，崇德中学的课程是相当繁重的，初一就有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体育和手工等科目。到了初二，数学科在代数之外又加上了几何。
读书对于振宁来讲是毫不费劲的，他聪敏、好学，兴趣广泛，不仅数、理、化课程成绩优异，国语和英语也都读得很出色。
1934年，杨振宁的好朋友熊秉明自法国回来了，这不由令杨振宁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清华大学有教师每隔四年可以休假一年到外国进修的规定，熊庆来教授在1932年休假，携带家眷去了法国，直到1934年才返回清华。
返国后的熊秉明，进了燕京大学附中，离西院不远，一对好朋友仍可以经常在一起。
有一次，两人想到要办一份杂志，杂志取名为《赤子之心》，是熊秉明手写的，找了一些同学投稿。但出了三期之后，无以为继。若干年后，两人都想找这本《赤子之心》，但都找不到了。
这一年，杨振宁升上初二。这时，他在班中成了重要人物，因为他的数学科成绩十分突出，可以帮同学做习题。而且，晚上在大量的自修时间里，他还常常替高年级的学生做代数、几何习题。这一来，他在同学中的地位也就大大地提高了。
杨振宁在崇德中学读书期间，父亲曾于1934年秋休假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学一年。这段时间，杨振宁便每周替母亲写信寄往柏林，报告家中的一切情形。
在信中有时还与父亲讨论代数或几何题目可以有多种解法的心得和体会。这样，杨武之在异国他乡也能知晓妻子和孩子们的境况，更为杨振宁的聪明智慧，以及数学方面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感到欣慰高兴。
对于儿子的聪慧过人，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明显突出的学习能力，杨武之当然早已察觉、了然于胸。
这时，如果杨武之刻意在数学方面提早把微积分和解析几何教给儿子，杨振宁也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但是，杨武之并没有这样做，他不想拔苗助长。他深深明白，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健全的人格，比当什么天才儿童更重要。
杨武之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全面、稳固的基础和正确的学习态度，打好底子，以后要学什么、专攻什么，也是事半功倍和不会走弯路的。
所以，当所有人都劝他早早让儿子多念一些数学的时候，杨武之却反其道而行，在杨振宁初中一、初中二那两年的暑假，请来了一位家庭教师丁则良先生。丁则良是清华历史系雷海宗教授的得意弟子，他是专门来教杨振宁读《孟子》的。
于是，每天下午丁则良都到杨振宁家里，站在自制的小黑板前面，一手拿着粉笔，一手拿着课本，为杨振宁讲着课。
而坐在眼前不远处的杨振宁也是一手拿着课本，便聚精会神的听着，边拿着笔在本子上记录着。
一直以来，杨武之没有刻意去向儿子灌输一些数学方面的高深知识，而是让儿子学习诗、歌、词、赋，学习历史和古文等，这些在以后很难学到的东西。正如杨振宁后来回忆时所讲：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
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很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
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孟子》是中国科举制度要求考生必背的内容。已过古稀之年的杨振宁回忆道：“《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的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现在回想起来，这对于我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经过两个暑期的学习，杨振宁在初中阶段已可以背诵全部《孟子》，并在中国历史、包括学校课本没有教的上古史方面增加了不少知识。
杨振宁本人后来一再指出，这个阶段的学习确实对他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父亲书架上有很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哈代和E?莱特的《数论》中一些定理以及斯派塞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空间群的图。因为当时杨振宁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懂细节。
为此，杨振宁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也给杨振宁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通过这些方式，杨振宁掌握了数学中一些精神性的东西，正是这些精神性的东西支配他后来科学研究的风格和品味。
杨振宁在物理学方向的成就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如果聆听他的演讲，阅读他的科学随笔，就会发现他在文、史、哲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而这些才华大部是在清华园这个独特的精神环境中耳濡目染所得。
杨振宁与父亲杨武之的亲近，能够学到许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父亲教他唱歌、吟诗作对。其中有一首歌《中国男儿》，杨振宁最喜欢，也是他父亲一生最喜欢的。也是他儿时从父亲那儿学到的，其中唱道：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
要将双手撑天空。
长江黄河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1993年，杨振宁在纪念邓稼先的一篇催人泪下的文章中，介绍过这首歌。杨振宁对祖国的深切关怀、对同胞的骨肉之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父亲在他幼年时的这种刻意培养。
杨振平在一篇回忆他的父亲杨武之和大哥杨振宁的文章中，提到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说：“初中的时候，无聊起来有时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本，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多年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的《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
可见，杨振宁的爱好和兴趣，很大部分都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后，杨振宁经常到清华园去，他所住的招待所离成志学校很近。1999年的一天，杨振宁深情地说：“清华园是我儿时长大的地方。今天早晨起来，我从招待所的窗户看去，就是我念小学的学校。”并且幽默地说：“我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人生走了一个圈。”
如今的清华园已不是儿时的清华园了，但杨振宁依旧是记忆犹新，他曾在《父亲和我》文章中写道：
我读书的小学是成志学校，现在是工会。自1929年起我在这里读了四年书。我每天自西院东北角家门口出发，沿着小路向南走，爬过一个小土山便到达当时清华园围墙，然后沿着围墙北边的小路东行到成志学校。这样走一趟要差不多20分钟，假如路上没有看见蝴蝶或者蚂蚁搬家等重要事情的话。
另外一条我常常骑自行车走的路是自家门口东北行的大路。此路的另一端是当时的校医院旁的桥。每逢开运动会，我就骑自行车沿此路此桥去体育馆，和成志学校的同学们组织啦啦队呐喊助威。
父亲常常和我从自家门口东行，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和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在崇德中学时期，除了读书外，杨振宁也喜欢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体育如球类、溜冰、游泳也都玩得不错。
※劳逸结合的学习方法，把杨振宁造就成了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我们也应该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这样才能促进事业的发展。杨振宁念初中二那年，崇德又来了一位清华子弟，是中文系教授朱自清先生的大儿子朱迈先，那时朱自清的元配已去世，另娶了续弦夫人。朱迈先比同班同学大好几岁，人长得很高大，但非常聪明，写得一手好文章。
不久，朱迈先在同学中找了十来个人，包括杨振宁，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大家经常在一起看书、讨论，看的书有科普读物，慢慢也看一些俄国文学作品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朱迈先的成熟和见识令他在同学中平添了一份吸引力和神秘感。
直到多年以后，杨振宁才了解到，当时，共产党在北平的地下组织几乎在每一所中学、大学都有类似读书会的活动，而且影响很大。
那时的朱迈先，很可能就是一位地下党员。后来，杨振宁果然听说朱迈先离开家里，参加“八路军”去了。
20世纪70年代回国之初，杨振宁曾多方打听朱迈先的下落，但得到的消息却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原来，朱迈先曾当过师政委，某次被国民党抓住，被关禁期间叛降，后来被处决了。这件事发生时，朱自清仍健在。
初中三年时，他曾代表学校参加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全市初中生演讲比赛，题目是《中学生的责任》，稿子是他花了好几个晚上写的，结果得了第二名，拿到一面银盾。
进人高中以后，杨振宁买一些化学实验用的仪器和试剂，在家中做变色实验给他的弟妹们看。他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多次在演讲比赛中获奖，而他的演讲稿是自己准备的。
杨振宁在崇德中学上学时期，北平并不安宁。
1931年，深重的灾难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入侵东北三省，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35年，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天比一天高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同胞们！团结起来，打回东北去，收复我国的失土！”
悲壮的歌声，激烈的口号声在北平的上空回荡。祖国在沦丧！民众在流血！国破家亡的惨状，严酷的社会现实，给少年杨振宁以极大的震动，他开始思考许多问题。
1935年12月9日，北平六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大游行，向当局示威，遭到了大批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
12月10日，崇德中学的学生参加了全市学生的总罢课。12月16日，全市一万多学生和市民再次走上街头，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东三省被占领后，整个华北平原也再难保持宁静。1933年初，日军多次进犯北平古北口，清华园里也不时风声鹤唳。
一天夜里，振宁在睡梦中被母亲唤醒原来杨武之夫妇听到了一阵枪声，声音十分接近，好像有日本军队进了校园，于是连忙把孩子唤醒。杨振宁和弟妹赶紧穿上棉衣，躲到母亲床上，屏息静气，不敢吭声。过了很久，没有动静杨振宁和弟妹才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这事之后，为了安全，杨武之决定把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3岁的杨振平和1岁的杨振汉送回安徽合肥居住，留下振宁和自己在清华。
但过了几个月，看见暂时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杨武之又和振宁去合肥，把妻子和杨振平、杨振汉接回北平，一家人又再生活在一起。
这一次的重访合肥，令振宁感到周围已发生了不少的变化。离开合肥前，杨家虽还算得上是中等人家，但实际上除了一所旧房子外，已没有什么收人，用钱要十分节省一而这几年，杨武之在北平当了大学教授，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人，都比离开合肥前提升了好几倍，在亲友邻里眼中成了上等人，境况已大不一样了。
从1937年6月起，北平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宛平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消息，覆盖了北平报纸的版面，成了北平老百姓家家户户的议论中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的局势更加紧张了起来。
此时，清华大学已经放了暑假，崇德中学与全市的各所中学一样也结束了学业，杨振宁回到了父母身旁。
杨武之于是带领全家人，乘坐火车一路经天津到南京，再换乘轮船到芜湖，又换乘汽车回到了合肥。
杨武之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家中收入比较丰厚，且那时物价也比较平稳，再加上夫人持家勤俭，所以略有积蓄。
在1936年，杨克歧受兄长之托，在合肥北油坊巷内代买了一幢住宅。杨武之带领全家回到故乡时就住在这里。
1937年9月，杨振宁进入合肥大书院的庐州中学，即原安徽省立六中继续高中二年级的学业。
开学不久，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开始对合肥频繁进行轰炸，庐州中学迁到了巢湖西岸的小镇三河镇，杨振宁的家也由合肥迁到了三河镇。未过多久，战争形势又紧急起来，庐州中学不得个停办了。
1992年6月18日，杨振宁曾回到母校访问、题词，并看望了当年的外语教师王道平先生。
后来杨振宁在题词中写道：“1937年秋我曾在当时的庐州中学读过书，半个多世纪以后有机会参观母校，倍感兴奋。合肥一中我知道是很好的学校。敬贺此后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进行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消息传到三河镇，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不久日本飞机又频繁地轰炸合肥，大批灾民流过三河镇，向西而去。尤使罗孟华焦虑不安的是，他的丈夫杨武之已于数月前独身去了长沙，在临时大学任教。
杨武之将一家托付给弟弟杨克歧后，便只身一人来到了湖南长沙。由于华北已是战火连天，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南迁到了长沙，组建成长沙临时大学，设文、理、工、法商四个学院。
当时，校址设在长沙圣经学校，可容学生一千人。办公处设于圣经学校宿舍。设备即利用各校迁湘的原有设备，工学院利用湖南大学工学院的机器设备。图书与北平图书馆合作，双方各出五万元，为购置图书的费用。
当时，大学筹备委员会设有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长兼任，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教育部聘任。常务委员三人至五人，由教育部筹备委员中指定人选。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商决一切行政方针。筹委会设秘书、总务、教务三处，各置主任一人，由教育部就常务委员中指定兼任，并有主席指定常委主持各事项的执行。
当时，由于长沙城内房子不够，于是将文学院设在南岳的圣经学院，工学院土木系设在长沙城内。电机系和机械系因无设备，送到岳麓山湖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航空工程研究班，在南昌航空学校寄读。化学系在重庆大学寄读。
此时，前线军情紧张，后方日夜空袭，临时大学师生艰苦卓绝，仍固守岗位。但随着上海和南京的沦陷，临时大学在长沙仅一学期，于1938年2月决定迁往昆明。
杨武之在长沙时，既忧心国难当头，同胞们还不能团结救亡，又忧心家眷和亲友在合肥，恐遭不测，故日夜思念。
后来，杨武之的学生朱德祥先生回忆说：
老师在长沙，多次同我们讨论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政权侵略成性，中国摆脱帝制不久，国势不强，人民受教育水平低，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要吃大亏。
老师还担心师母带着五个幼小弟妹留在合肥，师母又是缠足，若有闪失，老师必将抱恨终生，老师日夜思念，几星期后，前额头发就一片斑白了。
我们都劝老师请假赶快回合肥，将家眷接来长沙。老师考虑临时大学刚成立，教学研究工作紧张，一直不肯请假，拖到放寒假时才走。
1938年1月，杨武之终于回到了安徽，他是从汉口赶回来的。当时临时大学已决定迁往昆明，杨武之在与三河镇毗邻的桃溪镇会着了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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