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通史第六卷：重新崛起时代(1945－2010)(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友法 黄正柏 邓红英 岳伟 孙文沛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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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史第六卷：重新崛起时代(1945－2010)试读：

前言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编撰和出版进入了全新阶段。2002年，丁建弘撰写的《德国通史》出版。这是我国德国通史类著作中的一部高水平之作。全书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为主线，叙述了从史前古代日耳曼人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或许限于篇幅之故，该著作叙述内容依然集中于政治史，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着墨不多。2005年吴友法、邢来顺所著《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出版。该著作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德意志国家的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它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德国的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历史，古代中世纪部分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郑寅达推出了最新力作《德国史》。全书论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该书对以往那种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有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时段性把握比较到位。从叙述取向看，大政治史仍然占据主要容量，但各章中已经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上述德国通史类著述，在向我国民众介绍、传播德国历史知识和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都为篇幅较小的单卷本，且多数突出“厚今薄古”，涉及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内容简略，无法较充分地展示悠悠千载的德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业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对于德国历史的最新国际编撰取向关注度不够，叙述视角主要囿于政治史和民族国家史，对于地区史和全球史视阈下德国历史发展的释读和回应不足。然而，诚如相关德国学者所言，毕竟“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的、不总明显的界限”，因此，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各民族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德国本身也已经没有“再像19和20世纪经常那样打上”“民族骄傲的烙印”。这些新变化，显然无法单纯地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应该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

鉴于以上状况，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全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这部新的多卷本通史应该紧跟世界史学术前沿，吸纳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欧洲文明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审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探讨这种独特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原因和外激性因素，关注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在塑造德意志文明过程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从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叙述内容上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通史”模式，尽可能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时间布局相对均衡地覆盖从古代直至21世纪初，进而能更全面深入地再现德意志历史进程。此外，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的撰写应该体现“经世”功能，从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去考察德意志文明在欧洲和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探究德意志民族活力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审视这一民族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供鉴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教建设。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就是基于这些考虑之上。二

综观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发展，既整合于大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节奏之中，也有其独特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时常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节拍。因此，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将立足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关注主线，释读始于古代原始日耳曼语族部落、止于21世纪初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历史，时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德国；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的大政治史外，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力求较充分和全面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国历史发展的多彩性和独特性。

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叙述从远古到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主要涉及辉煌的封建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欧洲历史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已经初露端倪，可谓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发端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为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由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人皇帝”，德国统治者也成了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起初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使王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领地主教得以利用选举权而进一步扩大权势；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罗马人皇帝”的头衔都表明了德国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国内事务，领地封建主于是趁机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由此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结果，到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当英、法等国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时，德国却仍然蹒跚于教俗领地诸侯割据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是德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涉及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近代早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独特道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三大明显特征：其一，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政治割据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这种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权与领地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进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诸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领，他们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邦国的国家化因此得到发展，独立性继续加强。“三十年战争”既是德国宗教信仰冲突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德国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二，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威斯特法伦和约》不仅确立了领地诸侯对皇权的最终胜利，同时也使法国、瑞典等国大规模介入德国事务。德国问题全面国际化。从此，若无外国的干涉，“就不能再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其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普通人起义”（农民战争）的失败，则不仅使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而且使德国农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深刻影响到德国日后的历史发展。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一时期属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中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进一步凸显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与此同时，它无论在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还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方面，都呈现独特的历史形态的演进。在政治上，由于皇权衰微，一些强大的领地邦君成为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统治者。因此，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却变成了邦君专制，到18世纪中期以后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开明专制，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面，德国既合拍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个性化的启蒙运动特点。它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南北两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元素，以适应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为对于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和对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回应，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张扬情感和个性、强调回归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方面，德国也没有遵循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国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通过解放农民和全面实施营业自由原则等，废除封建因素，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国，渐进式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德国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近代独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1815年到1918年的约一个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国家的愿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工业革命，德国采用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由于独特历史原因和现实动因，德国成为世界上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先河者。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也呈现极其活跃的状态。德国不仅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多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将德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国如过山车般经历了从“最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第三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属于德国现代史范畴，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适应、冲突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阶段。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这种危机和畸变的产物。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产物。因此，德国民众在感情上不太认同这一共和国。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迎合并仿照西方国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方面“青胜于蓝”，超过西方国家，也使习惯于传统德意志“秩序”的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在适应西方政治体制和坚持德意志独特历史传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就成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一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是“不受爱戴的”、“带有即兴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国”。结果，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却在固守德意志传统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心态之下，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夹击之中，仅存在14年就归于失败。

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志传统和富国强兵的旗帜，夺取政权，德国历史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第三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它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表现为政治上领袖原则之下的党国一体，经济上全面干预和控制之下的“统制经济”或叫“总体战争经济”，以及文化上纳粹“世界观”严厉控制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同时也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它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体现。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充军备，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图谋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德国和世界带入战争灾难之中。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再次战败，德国法西斯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三个阶段。它们属于当代德国的历史范畴，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塑时期，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德国在1949年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两个德国的人民忍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

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没有照搬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成功地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联邦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政治方面，在吸收外来民主并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出于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面突出“争论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另一方面强调“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机制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以确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实行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一方面确立“市场”核心地位，将经济活力置于市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特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健全劳动制度，形成同舟共济的劳资关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由此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对接。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eller Pluralismus），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既是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独裁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德国文化联邦主义传统的承继。莱茵模式使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局面。

1990年，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分裂长达40余年的德国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统一。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以上各个时段的德国历史发展，一方面共振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更大程度上散发的是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取向。每个时期的德国历史之间有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悠悠千载的德意志文明，铺垫出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本书是多位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积淀、研究重点和文风的差异，加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长，人名、地名众多，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显然无法做到全书在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书必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国通史丛书”总主编钱乘旦教授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谢忱，也感谢各卷编辑付出的辛劳。邢来顺2017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前言

一部波澜起伏、曲折惊险、执着前行的德国历史，在经历了德国法西斯垮台后，遭受了又一次凌辱，又一次在泥沼中艰难地爬行。然而，这一次是真正的置死地而后生，又凤凰涅槃般地崛起，在曲折艰难的分裂与统一之后，经过风风雨雨洗礼后的德国，终于与欧洲融为一体，成为爱好和平、受世人关注的欧盟与世界的重要一员，再次雄踞欧洲，创造德国历史上又一次灿烂的辉煌。一

二战结束后，德国经济彻底崩溃，德国人民生活十分艰难。法西斯政权垮台后，德国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人民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

四大盟国在占领德国后，就着手考虑德国的政治体制。

在缺乏民主基础的德国，外来力量的冲击是民主政治得以确立、缓慢演进，并最终完全建立的重要推手。在德国历史上，拿破仑入侵的铁蹄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民主主义，从而使德意志民族真正觉醒和民主意识启萌。在一战行将结束之际，为避免陷入全面崩溃，德国请求美国出面“媾和”，其条件是德国必须结束“君主专制”统治，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德国被迫进行宪政改革，实行民主化。在魏玛民主建立过程中，威尔逊和美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共和国的“助产士”。二战后，德国又一次在盟国帮助下，建立了东、西方类型的民主制。这一过程是通过处置德国、对德国实行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民主化的“四化”改造运动实现的。

四大盟国意识到，德意志民族要新生，民主政治得以在德国建立和健全发展，社会得到全面进步，就必须铲除纳粹主义。在处置战败的德国问题上，四大盟国吸取了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制裁不成功的教训，重在从政治、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民主化改造，铲除德国的军国主义、纳粹主义，进而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

首先，四大盟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将“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普鲁士彻底分割，使其从德国地图上消失。其次，对纳粹主要战犯和骨干进行审判，予以严惩，达到教育德国人民的目的。非纳粹化的目的是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影响，彻底铲除纳粹残余势力。各占领区废除一切法西斯的法律和决议，查禁和摧毁所有纳粹党团组织，严禁法西斯组织重新活动，清洗盘踞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重要岗位上的纳粹分子，为德国的民主改造奠定基础。

非纳粹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化的教育过程。东、西方各占领区在非纳粹化的同时，就开始重建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在西占区，一方面美英法利用教育宣传机构，在西德进行西方民主的灌输；另一方面，按照西方民主原则恢复和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美英法认为，民主政治只有通过西德人民的接受才能在德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要使德国人接受西方民主政治，就必须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西德人民顺利渡过了战后初期的困难，从客观上也为西德人民接受西方民主树立了信心，为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最后，在西方大国扶持下建立了具有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苏占区，苏联没有提“非纳粹化”这一概念，而是称“肃清法西斯残余”。根据波茨坦会议决定，苏占区采取了一系列肃清法西斯残余势力、铲除军国主义的措施。在肃清法西斯残余的同时，苏占区开始实行民主化措施，按照苏联体制，重建东部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盟国的“四化改造”，与一战后战胜国只是从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掠夺和剥削，而不是重在从政治思想上对德国进行改造有着天壤之别。四大盟国对德国的改造，在德国历史进程中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西部为联邦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东部为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创造了条件。盟国对德国实行的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革命，从结果看，可以说在西部德国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在东部德国直接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二

美苏“冷战”使德国在1949年被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国家。由于东西方的对抗，使美苏都不得不扶持各自的伙伴发展经济，使两国在成立后又一次获得了经济复兴的机会。两个德国人民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奋发图强，在很短时间内，使自己的国家在一片废墟的土地上迅速崛起，各自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联邦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经济上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创造了“巨大经济奇迹”，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仍是西方世界“经济巨人”，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西欧名列前茅。民主德国在比联邦德国更困难的条件下，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也跻入世界十大工业强国之列，虽然和联邦德国有一定差距，但在东欧国家中却名列榜首。德意志民族在二战失败后的废墟上又一次实现了新的崛起。

联邦德国在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得以稳定发展，主要是建立了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是在吸取第二帝国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第三帝国纳粹极权主义体制失败的教训和吸收外来民主的基础上，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基本上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政治体制上，鉴于魏玛共和国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议会制度的失败，联邦德国实行了新型的政党结构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消除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障碍，通过设置选举门槛，逐步建立和保持稳定的两党制，在两党制结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德国议会民主制度。联邦德国在较长时期内形成了以“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为主、自由民主党为辅的三党制政治结构。另外，吸收魏玛体制教训，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简称《基本法》）规定对总统权力加以限制，总统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性代表，不再拥有行政权，废除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总统拥有的“紧急权力”。总理由总统根据议院中力量对比，提名最强大的党的领袖为总理候选人，再经联邦议院选举后组织政府。政府一旦组成，就获得了比《魏玛宪法》时更大的独立性。这既不像美国国会独立于政府首脑，从整体上形成对总统的抗衡力量，也不像英国下院完全受政府支配和控制，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争吵的场所，而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体。政党政治结构比较民主和稳定。

经济体制上，吸取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模式的利弊，制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一体制在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强调社会秩序，政府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由，要进行适当的调节；同时要保护市场经济，维持一种民主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要与自由得以均衡，防止垄断，保证个人创造精神，从而保证竞争得以实现，使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核心是经济自由、社会民主、公正安全。艾哈德将这一理论归结为“自由+秩序”，认为这一理论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经济人道主义”，否认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实，社会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主张发展国家垄断主义，只是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联邦德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秩序”和“稳定”，这也是鉴于德国在动荡多变的历史中遭受磨难而得出的宝贵经验。虽然联邦德国成立后政府也几经更迭，也出现过几次经济危机，但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改变。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联邦德国也出现过多元主义，代表各个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压力集团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人们对各个压力集团活动有所不安，但联邦德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使利益多元主义也呈现稳定的状态。虽然也几度有“新纳粹”出现，为希特勒法西斯招魂，但反纳粹的正能量总是占主流，也掀不起大浪。民主制的实行和多元主义的出现，并没有削弱德国传统中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而是国家权力和民主制度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事实证明，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成功的。从政治与经济关系角度看，联邦德国基本上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同步协调发展，保持了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对此，人们称联邦德国的发展模式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或曰莱茵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一个真正完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者说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当然，再好的体制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遇到新的问题，也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和完善。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联邦体制也遇到了困境，主要是在以市场经济原则的指导下，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策不能满足联邦德国现实的需要。在社会民主党上台后，1967年制定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尤其是在70年初的经济危机中，勃兰特和施密特政府根据危机出现的新情况，对社会市场经济某些方面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如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增强了国家干预职能。“稳定法”在维护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弥补了它在发展变化的形势中出现的缺点和不足，从而更加完善和发展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使联邦德国顺利渡过了经济萧条时期。

后来，联邦德国又染上了高福利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的“德国病”，这是联邦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又一新问题，又需要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从科尔政府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德国统一后，他出台了诸如税收、社会福利和就业等方面的改革政策，施罗德时代的包括税收、劳动力市场、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改革，以及默克尔政府的财税改革，都是对社会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自我完善。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医治“德国病”和解决失业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成效。尽管西方国家及一些德国人认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气数已尽，其高福利制度保护了“懒惰”，制约了德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德国应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英国的“传统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其实，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适应德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而产生的，它为德国经济发展创造过奇迹，为繁荣德国资本主义和提高国民生活起过重要作用，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现在，德国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这种模式依然适合德国国情，德国进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修正，而不能说是这种模式的失败。

民主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借助于苏联的帮助，是因为实行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了以统一社会党为主的中央集权体制，采用人民议会民主制，奉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民主德国也进行了多次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社会也在平稳中发展。然而，在德国统一之前民主德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不彻底，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仍然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三

除了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外，联邦德国虽然是依附于西方世界，维护西方价值观，但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在外交上也是独树一帜，基本上开展的是自主性的、全方位外交。在这一方针下，根据实际情况确立和不断调整对外政策。

联邦德国成立后，面临主要问题是复兴西德经济、取得独立的国家主权。德国经济复兴了，法国及德国其他邻居会担心德国成为“第四帝国”，又面临安全危险。如何解决这一“德国问题”，联邦德国认为只有通过西欧联合来实现。推进西欧联合，实现欧洲永久和平，这是联邦德国成立后的重要外交构想。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德法和解”，“德法和解思想”是首任联邦总理阿登纳最先提出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法国对德国复兴的担忧，只有通过西欧联合，在煤钢生产等领域建立一种超国家的一体化机制，对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行为加以限制，才能实现欧洲的长久和平和相互合作。一体化是其德法和解、合作的最好途径。所以，在实现德法和解过程中，才有了《舒曼计划》的出台，有了煤钢联营条约，后来才有了1957年的《罗马条约》，才有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ische Wirtschaftsgeimeinschaft，EWG），才有了早期西欧一体化。没有阿登纳的“德法和解”外交思想，就没有欧洲早期一体化。

推行欧洲一体化健康发展，是德国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出于对第三帝国给法国及欧洲带来伤害的愧疚，联邦德国在战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扮演了一个顺从和迁就法国的小伙伴角色，并尽力避免欧共体内的摩擦。在对法国及对欧洲政策问题上，德国宁愿保持低调，尽力避免在欧共体内追求本国的最大利益。为欧洲一体化顺利发展，德国作出了很多让步。后来的施密特、科尔，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美苏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操纵下，不得不长期推行拒不在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哈尔斯坦主义”，在“德国统一问题”和“柏林问题”上处于严重对峙局面，与东欧关系也很紧张，外交空间十分狭窄。在此情况下，联邦德国不顾被绑在西方战车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总理勃兰特坚决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了东西德的紧张关系，在缓和美苏对峙引起的剑拔弩张的东西方关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新东方政策”的实施，两个德国的人民不断寻找缓和的途径，终于没有在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上导致兵戎相见。“新东方政策”也使民主德国放弃了对联邦德国的强硬态度，两个德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逐步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也都分别与东欧、西欧国家改善了关系，从而缓和了欧洲紧张局势。

为表明德国爱好和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诚意，联邦德国自成立以来，不断正视自己的历史，勇于承担在二战中的战争罪行。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以示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忏悔，令全世界为之动容。联邦德国不仅在道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而且还承担了不少经济赔偿责任。两个德国统一及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善于捕捉机遇的科尔，及时抓住这一变化的世界局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断拓展新德国的外交空间，主动要求承担更多的维护和平的国际任务，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使德国军队走出国境，显示其政治大国地位。同时，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德国推行温和的外交政策，主动与俄国及东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对亚洲，德国推行“新亚洲政策”，将亚洲作为其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加强与亚洲的经济合作，同时十分重视扩大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增强德国在拉美的地位。这些努力，使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和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与美国关系方面，也逐渐改变以往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国外交，努力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如1991年12月不顾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反对，单独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科尔“自主性”外交也处处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如德国不与欧洲盟国协商，曾几次单独提高利率，迫使其盟友不得不跟着提高利率或者不敢降低利率。德国促成欧洲政治联合的实现，以及为扩大其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主欧洲联盟向中、东欧敞开大门。凡此种种，充分显示德国已成为欧洲联盟中的主角。四

由于“新东方政策”的实施，两个德国的关系从互相对立、彼此不接触的状态中逐渐实现了正常化。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签定后，两国关系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有了新的突破。德国分裂基于美苏“冷战”。只要美苏“冷战”对峙的格局存在，只要“柏林墙”依然存在，德国统一就不可能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思想抛出后，东、西方关系进一步缓和，东欧出现政治剧变，雅尔塔格局开始动摇。1989年下半年，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开放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以便使两国人民自由往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及时抓住这一机会，提出了德国统一的主张，并经过不懈的努力，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和苏联的支持，同时，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改革的道路上不断出现失误，最终被联邦德国统一了过去。在两个德国从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业已存在的民族情感及两国人民早就有要求统一愿望的坚实基础上，在欧洲一体化进行的过程中，于1990年10月3日迅速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宣告了二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雅尔塔格局”的结束。

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统一后，由于要在东德移入联邦政治经济体制，政治经济转轨在一段时期内遇到一些困难，如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新纳粹沉渣泛起、振兴东部经济要投入大量财力，以及高福利导致高债务，使德国经济出现下滑。东德居民在统一后生活不及西德，导致成为二等公民的失落感，东、西德统一后在政治经济生活上完全融合，也需要时日，不能一蹴而就。在科尔、施罗德、默克尔等几届政府的领导下，大力振兴东部经济，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不断推进东部德国的经济改造，尽可能努力实现与西部德国的同步发展，改善东部德国人民的生活。这些努力出现成效，1998年德国统一以来经济出现增长，经过2000年以来的长期低迷后，又在2006年出现了转机。默克尔执政时期的德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德国统一后，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德国已成为了事实上的移民国家。针对新出现的情况，政府逐渐推行以“和而不同，和谐为本”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在德国建构文化多样性、和谐的社会。

德国统一后，又促进了欧洲的大统一。在联邦德国为谋求两德统一之际，又产生了类似于二战后的“德国问题”。为消除法国等周边国家对两德统一后安全的担忧，联邦德国再三强调，两德统一要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实现。为实现诺言，德国统一后，科尔总理对外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欧洲的联合和统一。在德国的主动努力下，并根据德国和法国的建议，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于1991年12月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简称“欧洲联盟”或“欧盟”）正式诞生。她的成立标志着欧洲联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德国一直以“东西欧的桥梁自居”，主张北约与欧盟“同步进行”东扩，实行新的东方政策。为此，先后通过与东欧国家签订双边条约，解决诸如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消除这些国家对德国统一之后的疑惧心理，实现了和解。德国这些外交努力，使其统一后“新东方政策”赢得了东欧各国对德国的友好和信任，欧盟先后实现了几次东扩，使欧洲实现了大统一。欧洲今天的大统一，无不是因为解决“德国问题”和德国为之努力的结果。但是，正如历史是螺旋式曲折发展的，由于统一欧洲的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差异，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内部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出现挫折，也是不可避免的。英国公投脱欧，为欧盟分裂倾向撕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德国历届政府和有识之士坚持不懈地维护欧洲的团结和联合，相信这也是以后德国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努力方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欧洲历史不至于走回头路，陷入动则兵戎相见、冤冤相报的历史漩涡。五

二战后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走的是一条符合本国国情和利益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德国在战后崛起，得益于这一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选择。除此之外，依靠教育和科技的力量，也是德国的强国之基。重视教育和科技，是德国重要的历史传统。德国的教育尤其是普及教育的程度居世界各国之首。为适应工业化的需要，德国还十分重视技术教育，大力发展工科大学。另外，德国还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德国教育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大批科学人才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在发展教育的同时，德国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并使之与实际相结合。德国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允许学者们在学术上自由发表意见，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完全独立于政治和宗教之外，不受其干扰，所以德国人才辈出，科研硕果累累。强大的教育和科技，成就了强大的德国！

纵观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她是一部被占领、分裂、崛起、统一的历史；她也既是一部无奈的民族占领屈辱史、被迫的民族分裂伤痛史，也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再新生、再崛起、再统一、再辉煌的历史！本卷主持人 吴友法第一编盟国占领与德国的分裂（1945—1949）第一章盟国对德国的占领与管制

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德国也因此成为危害欧洲乃至全世界安全的最不稳定因素，被世界各国视为破坏和平的“动乱之源”。德国自身也遭受了自“三十年战争”（Dreiigjhriger Krieg，1618—1648）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德国人民为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第三帝国政权被完全摧毁，国民经济陷入崩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德国尽管已经彻底战败并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但仍难逃历史的惩罚。

在正义国家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努力最终打败纳粹德国之后，同盟国领导人决心一劳永逸地消除德国对世界和平的军事威胁，不再重蹈一战后对德国制裁不彻底、放纵德国，使其再度崛起的覆辙。1945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在雅尔塔会议（Jalta-Konferenz）上一致决定，在战后对德国实施全面占领和国际管制。《雅尔塔会议公报》（Jalta-Konferenz Bericht）庄严宣布：“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只有根绝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的生活和在国际交往中占一席之地的希望。”欧洲战事结束后，盟国领导人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重申了雅尔塔会议精神，在《波茨坦协议》（Potsdamer Abkommen）中确立了战后管制德国的政治、经济原则。至此，德国自1871年以来保持的统一状态被终结，完全丧失了国家主权，被美苏英法四大战胜国分区占领。第一节战后初期的德国一、一片废墟，满目疮痍

希特勒曾经威胁说，假如他的军队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将把德国人民同他一起拖进失败的深渊。这是纳粹元首向德国人民唯一不折不扣兑现的诺言。1945年5月，标志着纳粹德国最终覆灭的柏林战役行将结束时，柏林市3/4的住宅已经倒塌，成为一座“死亡的城市”。柏林交响乐团在疏散前最后一场音乐会上演奏了希特勒最喜爱的瓦格纳歌剧《众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其庄严的哀乐宣告了宫殿的毁灭、众神的死亡和世界的末日。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纳粹德国最终崩溃时的情景。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无条件投降，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惨败收场。5月9日，最高统帅部发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项公报，公报将此时描述为“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同盟国军队全面占领德国并接管当地政权。重获自由的德国人不得不面对长期的被占领状态，在一片废墟上艰难起步，开始新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自17世纪“三十年战争”使德国1/3的人口丧生以来，德国遭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城镇破坏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瓦解，从未如此严重过。盟国轰炸机持续数年的高强度轰炸、激烈的城市攻防战，以及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发布“焦土政策”的肆意破坏，几乎使德国所有城镇都成为颓垣残壁的瓦砾场。

据战后估计，德国的实物资本在1938年到1945年间从4150亿帝国马克下降到1900亿帝国马克，与此同时，德国债务却从310亿帝国马克上升到3370亿帝国马克。专家们计算，德国农业和工业建筑物价值损失几乎达到25%，农业动产和住房建筑物损失50%，私人实物财产损失超过60%以上，其他非建筑物工业财产损失75%。德国大城市有2/3的住宅在战争中被炸毁，数百万人在轰炸中失去了他们所有的房屋和财产，只能在防空壕、难民营、碉堡以及地窖中拥挤地生活。昔日繁华热闹的大都市，如今已变成满目疮痍的废墟，只有在碎砖乱瓦中才依稀可见几条弯曲的小路。1945年5月3日进入柏林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描述当时的柏林状况：“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物。纳粹留给柏林人民的遗产仅是一些颓垣残壁。……柏林如今仅仅是一个碎砖破瓦堆积如山的地理位置。”一位美国官员则将柏林形容成“一座燃烧的、冒烟的、爆炸的传播死亡气息的火山”。据计算，如果柏林每天开出10列有50辆车皮的列车来运输瓦砾，要历时16年才能运完。科隆66%的住宅被摧毁，只剩下大教堂仍然矗立着，如此严重的损失使市政厅一度考虑放弃科隆的废墟，在北边莱茵河畔新建一座城市。杜塞尔多夫93%的住宅不能居住，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的18万套住宅中有8万套被毁。远远看去大多数建筑物仍然屹立在那里，但实际上大多只剩下一个外壳。除私人住宅外，大量公共建筑也遭到毁坏，教堂、剧院、学校、艺术馆等都未能幸免于难。统计表明，到1945年，10万人以上的德国城市住宅建筑破坏状况为：柏林：毁坏30%，损坏45%，完整25%；英占区相应为33%，46%和21%；美占区为33%，48%和19%；法占区为44%，45%和11%；苏占区为23%，38%和39%。

由于盟军的昼夜空袭，德国大约30%—40%的工厂遭到破坏无法继续生产。在欧洲最大的工业中心鲁尔区，情况则更加糟糕。这个50英里长、20英里宽的椭圆形区域内，曾经鳞次栉比地坐落着众多煤矿、钢铁厂、发电厂、化工厂等，繁荣的工业生产使该地区终日烟雾弥漫。鲁尔区在战争中受到英美空军的重点轰炸，到战争结束时，空袭中幸存的烟囱寥寥无几，这个最大的工业中心已成为一片废墟。比较偏远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地的工业受破坏程度则较小。1945年7月，美占区军政府对辖区内所有工厂生产情况进行统计，1.2万家工厂中只有大约10%还能继续生产，其余的已经无法开工了。

战争使德国人原本引以为傲的交通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战争后期英美空军意识到破坏交通运输，将给德国工业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于是将轰炸重点转移到德国各种交通设施上来。各种铁路枢纽、铁道、桥梁和高速公路成为盟国空军打击的重点，车辆和船只也不能幸免。战争结束时，原本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几近瘫痪。铁路和水运是德国交通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战前德国货运有70%是通过铁路、20%是通过水运进行的，这两个部门在战争中的损失也最为严重。无数铁路枢纽、隧道、调车场和道岔已不能使用。在英国和美国占领区内，有2341座铁路桥梁被摧毁，占原有桥梁总数的70%。英占区的1.3万公里铁路只剩下1000公里可以行车，而且这1000公里还互不连接。铁路车辆也极度缺乏，货车车厢达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只有约50%的火车头可供使用。铁路运输因此几乎完全瘫痪。在水运方面，英占区和美占区的958座主要河道桥梁中有740座被毁坏，横跨莱茵河、威悉河和美茵河的所有铁路桥梁都被摧毁，导致这三条举足轻重的内河航道完全关闭。莱茵河是德国最重要的河流，被誉为德国人的“母亲河”，其战前承载的航运量比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还要大，重要性不言而喻。横跨莱茵河的所有桥梁都被摧毁，约1700艘船只沉没进一步堵塞了河道，导致全程不能通航。德国靠近北海的港口，如不来梅、威廉港等，也充塞着沉没的船只无法使用。汽车运输方面，不仅道路损毁严重，而且大部分卡车在战时都被用于服务德军，剩下的则在战后被占领军没收了。一度被誉为欧洲最发达的德国交通，完全成了一个烂摊子。

纳粹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给别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使德国蒙受了极为惨重的生命损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的人员伤亡高出几乎两倍，大约有550万人死亡，其中军队死亡人数约376万人，平民死亡人数约165万人。此数字尚不包括失踪和死于战俘营的士兵和平民。大量平民在盟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中丧生。1943年7月对汉堡的轰炸使4万人丧生，1945年2月对德累斯顿的空袭使13.5万人丧生。战前拥有430万人口的柏林，在1945年8月只剩下280万居民。因战争而受伤致残者不计其数，仅西德地区就有200万人残废。1920年出生的德国男子中每100人就有41人死亡或失踪，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德国男子中这一比例均超过30%。1939年德国人口中男性占48.8%，到1946年下降到44%。战争毁灭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留给他们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回忆。二、穷困潦倒，苟且图生

纳粹德国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自二战爆发以来，德国人民所忍受的每况愈下的生活，到战争结束时，变得更加灰暗和令人绝望。在当代德国人的记忆中，习惯将这一时刻称为“崩溃”（Zusammenbruch）或“零点”（Stunde Null）。在新的国家体系建立之前，德国人民必须忍受长时期低水平生活的煎熬。

在战争结束时的一片混乱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当属大量德国东部难民的涌入。在1945年欧洲战事结束的前后几个月，发生了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1200万东部德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成为难民，汇聚成从东向西流动的浪潮。由于德国历史上长期的向东殖民运动，在奥德-尼斯河以东的波莫瑞、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地定居着大量德意志人。在二战期间，随着德国军队向东方的推进，大量德国居民被迁移到东方新占领的土地上，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都居住着这种新移民。随着战局的转折，1944年苏联红军推进到波兰，失去德国军队庇护的德国移民开始被驱逐，可怕的命运逐步降临到德国东部领土全体居民的头上。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战后波兰领土整体向西移动，波兰在东部失去的领土由德国割让其东部领土给予补偿，奥德-尼斯河成为德国与波兰的新边界，德国东部居民成为苏联和英美博弈的牺牲品。庞大混乱的群体性人员流动与其说是迁移，不如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逃亡。在复仇情绪的驱使下，德国居民受到当地政府和苏联红军的暴力驱逐，被迫在短时间内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故土，汇入到向西逃亡的巨大人流中去。也有人害怕受到当地居民的报复，自愿离开。因为逃亡的匆忙和沿途的损失，绝大部分人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带着饥饿和绝望来到了德国本土。能够活着进入德国本土并安顿下来已属侥幸，大约200万人死于逃亡途中。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成群结队的难民和为了逃避轰炸离开城市的上百万疏散者在公路上汇合在一起，犹如一群失魂落魄的乌合之众。东部难民的涌入使德国人口增加了23.6%，有780万难民进入了英国和美国占领区。这些逃到德国西部的难民既无住宅，又无财产，更加重了本地居民的负担。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个年头，不惜一切代价以求生存成为德国人生活中压倒一切的理念。因为缺衣少粮和恶劣的居住环境，寒冷和饥饿不断加剧着人们的痛苦，虚弱的人往往在夜里被冻死在床上。德国人自我嘲讽道，“因饥饿而干瘪的脸成了德国人的标志，四周都看不到一个胖子，我们快要退回到石器时代了”。战胜国并不准备让德国人维持体面的生活，罗斯福在战争期间就说过，“德国人一天喝三次汤就够了”。一向心高气傲自视为优等民族的德国人，如今沦为占领军眼中的“下等人”，毫无尊严和保障可言。一些人不能忍受痛苦，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和价值观的丧失。买不起香烟的人跟在外国军人和外国游客身后捡他们扔掉的烟头，而一些德国姑娘与盟国士兵勾搭，换取巧克力和尼龙袜或者美军的干粮包，以贴补家用。一切政治口号和文化信条此刻都变得空洞无力，麻木的德国人只能祈求熬过战后最艰难的这段岁月，顽强地活下去。

战争期间德国农民大量应征入伍，德国农业靠大量的外国劳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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