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增藩,刘月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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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教育家——谢希德试读：
本书提要
谢希德是共和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第三任校长，亦是当时国内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本书通过谢希德在求学道路上渴求知识，掌握实验技能的描述，揭示教育家成长内外因所发挥的作用。全书概括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叙述教育家的情怀、教育家的成就，并附有其生平简表、著述目录。谢希德之子曹惟正先生百忙中提供新整理的珍贵照片、图片，为本书添色不少。本书具有可读性以及研究功能，对关心谢老一生的读者、高等教育工作者、学生，以及大学校长们，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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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增藩（1943年— ），研究员。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就职于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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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19年— ），博士，1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
一、求学生涯
谢希德出身书香门第。幼时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她的人生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决定因素。从谢希德求学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谢希德有着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并重视技能学习，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一）出身书香门第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是我国东南的重要门户。1921年3月19日，谢希德就出生在这座文化古城的蚶江镇赤湖乡。她的祖辈从事农商，时常往来于福建和台湾之间贩货，家境尚好。然而，祖父30岁不到即英年早逝，此后家里的生计全部依靠祖母操持，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是一位毕生奉献于教育事业的老学者，亦是在物理学界有所贡献的科学家。谢玉铭生于1895年，4岁时父亲早逝，但是有一个十分能干、非常疼爱他的母亲，从而弥补了过早失去父爱的不幸。母子二人，克勤克俭，相依为命。小学毕业后，他进入福建泉州私立培元中学。
在谢玉铭念中学二年级时，培元中学校长的一位朋友表示愿意帮助一个学生进大学深造。经过综合筛选，他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但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学过平面几何。当时，学校并不开设这门课程，谢玉铭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勤奋，突击自学而顺利考进北平协和大学。谢玉铭由协和大学（后来几所教会大学合并为一所，取名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培元中学任教，与正在培英中学念书的郭瑜瑾小姐结婚。1921年，燕京大学聘请他回校教物理课程。于是他一边教书，一边进修高等物理，对当时学校采用英文版教材应付自如。正是由于平时的刻苦学习和严格要求，谢玉铭具备了进一步深造的基础。1923年，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踏上赴美留学的征途。与此同时，郭瑜瑾也到厦门大学念书。在美国的第一年，谢玉铭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学，并提早一年时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此后，谢玉铭转学芝加哥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正是他多年的孜孜不倦，最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开始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他这些勤奋刻苦、锲而不舍、自学成才的优良品质，给谢希德幼小的心灵以深刻的影响。
（二）坎坷求学路
或是遗传，或是幼承家学，谢希德从小就表现出卓尔不凡的天赋。
刚到北平的第一个秋天，由于不会说“国语”，谢希德先上幼稚园，但那时已能阅读和做简单的算术。当她学会“国语”后，第二学期就跑到在同一个院中的燕京大学附小一年级去上课了。同年4月，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学生对附属小学的一些学生进行智商测验，老师告诉谢希德的父亲，由于智商较高，她被获准在秋天跳级升入三年级。
1925年3月，郭瑜瑾不幸患了伤寒病，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和误诊，郭瑜瑾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小希德因此过早地失去了母爱。谢希德7岁那年夏天，父亲与张舜英女士结婚。继母对她十分疼爱，给她幼小的心灵以极大抚慰。那时，性格文静的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待在父亲那藏书丰富的书房。在那里，除了陈列着父亲许许多多物理学的书，还藏有一些文学书籍，虽然年幼的她起初看不懂，但是那些书给了她丰富多彩的世界和许多有用的知识。
自然，对不喜欢外出玩耍，也不喜欢体育活动的谢希德来说，书籍是她唯一的亲密伙伴，读书也逐渐成为她生活中的第一需要。在那么多书中，有些只了解书名或凭借一些插图猜测大意，她就觉得十分有趣。后来识字多了，她便开始读《儒林外史》、《水浒传》等名著。特别是《水浒传》，她爱不释手，起码念过七八遍。书中一百〇八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向她展开了一个宽阔的视野，锻炼了她的形象思维能力。虽然《儒林外史》中的一些内容过于深奥，她无法理解官场的黑暗。但是，谢希德对文学书籍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至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阅读文学作品成了丰富她业余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她从小勤奋好学，又有比较优越的学习环境，从而为她日后的成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谢希德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算术、音乐及其他课程成绩总是名列班级前茅，可是她体质很弱，在班上最瘦最矮，而且每学期几乎都因病假被扣分，她的学习总成绩不能每学期都保持第一。父母亲很着急，曾带她到协和医院做详细的全身体格检查，可并没有查出患有什么疾病。
11岁那年，谢希德像其他学生一样，不必经过考试，就从附小直升入燕京大学附中。学校离家很近，她总是提前到学校去，一有空就看书学习。附中大部分学生是燕京大学教职员的子弟，燕京大学化学系曹敬盘老师的第四个儿子叫曹天钦，与她正好同班念书。放学后，他们可以同行回家，相互交流。那时，比她大一岁的天钦，对文静、瘦小的谢希德总是给予关照。他们俩的学习成绩都不错，不过彼此间暗地里进行友好的竞争，谁也不甘落后。
谢希德进入初中以后，由于燕京大学附中没办高中，为了避免报考高中的激烈竞争，她在征得继母和祖母的同意后，决定读完初中一年级后转学贝满女中。该校当时已有近七十年历史，在北平颇有点名气，是一所既有住宿条件，又可走读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的初中部，设在灯市口大街公理会教堂的大院西面，东面则是育英中学的初中，两校都有围墙。“敬业乐群”是贝满女中的校训，这四个烁烁金字掷地有声，在所有贝满女中学生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也在她们的品格中得到或多或少的体现。敬业乐群是知识界可贵的品质，让它根深蒂固和发扬光大，却是一项艰辛、庞大的系统工程。当时的贝满女中如此教育学生，其精神与影响可见一斑。谢希德凭着扎实的基础和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了贝满女中的一名学生。全家照（前右一）
谢希德这样回忆贝满女中给予她的影响：谢希德（中）与同学在贝满中学“短短的4年中，伴随着紧张学习的，是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歌咏队和年级之间的各种球赛、讲演比赛、话剧表演赛，等等，陶冶着青年的身心。我对于母校贝满给予我的教育，永远铭记在心……”
在思考中学习、在总结中进步是谢希德成才的关键。虽然人生没有终南捷径，但不可否认的是好的方法总能事半功倍。诸如人们要跨越深沟险壑，使天堑变通途，总得想办法架设桥梁。同样，掌握好读书的方法便是学习中达到彼岸的“桥梁”。中学时代，谢希德已能很好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每到假期，她总是将下学期的课预先学完。在正式上课时，她和同学们一起做数学题，不少同学都遇到困难，无从下手，她却能不慌不忙地正确解题。同学们对她的聪明既羡慕又嫉妒。一次，有一位女同学解不出题，急得差点哭出来。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求教，谢希德马上给她做了详细的解答，并且以一道数学题为例，一步步地演算，同时提醒她应注意的问题，有条有理地把问题解释清楚。那位女同学非常感激，认为她的指导不仅帮她解决了一道题，而且还让她学会了解题的方法。进入高中阶段，有一次谢希德染上麻疹，足足两个多星期不能到学校上课。有些同学不免心里嘀咕：这下子她的学习成绩可要下降了吧！不料，当她再到学校上课时，非但所有功课没有落下，而且地理课还超前学习了许多。同学们知道后，都向她投来佩服的目光。
在学习上，谢希德不少科目是很拿手的，除数学和物理之外，英文底子好，词汇丰富，这对她后来的发展很有帮助。当然，她的优异成绩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固然有着天赋聪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在于她善于学习，肯动脑子。她为了探索好的学习方法，掌握学习本领，投入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时间。这就好像一艘好船、一副好桨，但还要有好的舵手。只有勤劳的性格、娴熟的技巧，赋予一双手以巨大的力量，才能操纵驶向自己所向往的彼岸。因此，谢希德一直把学会思索当作座右铭，指导自己继续学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打破了谢玉铭一家宁静的生活。谢希德于1937年秋转入武汉圣希理达女中就读高中三年级。后武汉危急，她和继母、弟弟们移居长沙，和在湖南大学执教的父亲相聚，并于1938年春转入长沙的福湘女中。
福湘女中是当时一所相当著名的教会学校，谢希德虽然在战乱中转学到该校就读，但学习依然是那么认真、刻苦。除了体育课外，每一门课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最后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高涨的爱国革命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着她，并对她日后克服千辛万苦回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战乱中的大学生活
历史的车轮驶到1938年夏，日军炮火日益逼近武汉、长沙，当时全国大学统一招生仍打算在内地许多城市举行，长沙便是其中之一，考试地点就在湖南大学。
谢希德和其他同学一样，专心致志地准备迎考。她对数学、物理和医学都感兴趣，但最后选择了学数学。当时，许多学校忙于搬迁，一切都在动荡之中。她还清楚记得，考试的日期是九月一日至三日，比正常的入学考试要晚得多。白天考试是紧张的；傍晚则和同学们散步于岳麓山下，边走边唱歌，珍惜临别学校的最后欢聚时光。不幸的是，她的右腿股关节在晚间已开始隐隐作痛。经医生治疗，才逐渐好转。谢希德在湖南湘雅医院
拆去石膏之后不久，谢希德进行病腿的锻炼，直至恢复行走。她咬紧牙关，学习坐起来，然后下地，再依仗双拐行走，继而丢掉拐杖。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然而她成功了。1942年夏天，大学入学考试迫在眉睫，当时离贵阳最近的大学是在湄潭县的浙江大学。于是，她选择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浙江大学物理系。坚实的基础，顽强的拼搏精神，她又一次以优异的成绩被大学录取了。但是，父亲不同意她一个人在浙江大学念书，坚持要她到厦门大学就读。于是，上大学的机会再次被迫放弃，全家从贵州搬到福建省长汀县。虽然一路艰辛，但全家不再分居两地，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到长汀，父亲即要求谢希德作好高考的准备，报考厦门大学。虽然那时正式的入学考试时间早已过了，然而战乱时期情况特殊，从赣、浙和闽南等地赶来的其他学生，都希望学校举行入学补考。谢希德和一些学生先被允许跟班上课，一个月后他们通过了为迟到者举行的入学考试，转为正式学生。所谓“好事多磨”，谢希德一生参加了3次大学招生统考，3次都被录取了，但直到第3次才算真正成为大学生。
战火纷飞，经济萧条，坐落在闽西山城长汀的厦门大学，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是校歌《南方之强》那优美的歌词、激昂的旋律，却激励着全校师生员工奋发向上。每当校歌响起，它就像一根拐杖支撑着蹒跚的旅行者，在荆棘和荒凉中艰难跋涉。不过，条件再艰苦，环境再恶劣，也阻挡不了学生的求知欲望，那轰轰的枪炮声似乎成为他们学习的号角。他们十分珍惜时间，效率比平常高多了。无论上课或节假日，无论在图书馆或室外，他们毫不懈怠，不是温习功课便是阅读课外参考书。谢希德也每天早上五时半起床，上午上课，下午忙着做实验，几乎没什么休息的机会。也许，这种勤勉的风气，是造成厦门大学声誉大振的主要原因。“止于至善”是厦门大学的校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学，二是生活。厦门大学治学风气之“朴实”在建校初期已初奠基础，校内朴实勤学，校歌激励着年轻人的求知欲望。内迁长汀之后，萨本栋校长极力提倡“朴实”的学风，反复告诫师生“不要大吹大擂”, “应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在生活上，他们在深山沟里勤学苦练，给山区带来了青春的活力和不同凡响的黎明的气息。尤其是抗战形势的艰危，山区条件之粗陋，学生家境的贫寒，使同学们受到了真正的锻炼。
正是基于优良的教学风气，厦门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谢希德所在的大班，普通物理学课程原有百来人，包括其他系的学生；但到了三年级，她同系同班就只剩下六人了。这六位学生，除其中一位不知去向外，其余五位后来都评上了教授或研究员的高级职称，其中两位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谢希德本人在校就学期间，一直是陈嘉庚奖学金的获得者。
战乱四年间，谢希德的大学生活很不安宁，即使在山区长汀也是如此。除了日军飞机不断空袭，造成师生惶恐不安之外，各地传来的战乱新闻也时常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有时为了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她偶尔也与同学到郊外游览，留下了青春的倩影。1945年寒假，谢希德迫于局势的变化，随继母、祖母和小弟弟，乘船到上杭。在那里生活不多久，由于日军未发动进一步的攻势，全家人得以回到长汀，谢希德才继续进课堂学习。年轻时的曹天钦与谢希德
学习上如此，而她和曹天钦的感情，也在战火中经受着考验。考上大学到长汀以后，他们的通信又变得很困难，粤汉路被切断，一时之间音讯全无。“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记得有一封信，竟在途中走了近一年，无疑更增添他们的相思之情。1946年，谢希德从厦门大学毕业前夕，曹天钦准备到英国去，他决定在出国前去长汀看望谢希德。这个想法与谢希德父母不谋而合，而谢希德此时也在考虑要是能在长汀与青梅竹马的曹天钦订下婚约，也不失是人生美事佳缘。其实，他们这门婚事，已经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了解和联系，也是经过考验而定下来的，可以说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自从谢希德转学贝满女中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同班同学了。1938年，曹天钦由育英中学保送入燕京大学专修化学。大学一年级至三年级，由于成绩优良，他一直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减轻了家庭的一些负担。
相见的机会终于来了。1946年春，曹天钦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金去英国留学，乃由重庆到上海，候机去英国。由于当时无定期航班，水路交通也不正常，他决定乘候机之便，到长汀探望希德。这件事传到她父母耳中后，他们认为，天钦这一走，可能要分别数年，最好先订婚。因此，谢希德匆忙决定在天钦到长汀的短暂停留中，在家里邀请一些要好的同学和父亲的同事，宣布订婚。
谢希德仍然留在长汀继续她的学业。长汀地处闽西根据地，而且离赣南老区很近。她并不知道在长汀有一些她所熟悉的同学，当时已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斗争还是很激烈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结束后。谢希德他们仍留在长汀继续学习。（四）远渡重洋
1946年，谢希德大学毕业了，即将开始人生新的征程。夏天，她做了一些准备，经江西南昌、九江等地，来到南京参加出国留学考试。那时，曹天钦由于候机去英国，正巧也来到南京，暂时在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这样，一对相爱多年的恋人终于在南京又重逢了，但一个是前途未知，一个是行期未定，他俩的心情也都夹杂着焦急、忧虑的情绪。
靠父亲在物理学界的一些朋友的关系，经过多方联系，谢希德终于觅得上海沪江大学数理系助教的职位。这年秋天，她离开南京，到沪江大学数理系任助教，跟随讲师许瓘工作。当时，她的工作非常紧张，既要批改大学一年级微积分课程作业，还要带本系及外系的学生进行普通物理实验，其中有物理系二年级的电学实验、三年级的光学实验等，几乎没有什么空闲。不过，她对忙碌的生活并不害怕，对新的教学任务带来的挑战也感到兴奋不已，但是国家的命运却令她忧心忡忡。事实上，国共和谈已经决裂，内战的炮火即将燃烧，经受八年抗战之苦的老百姓将再次面临枪林弹雨、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国内局势紧张、通货膨胀日剧的局面下，谢希德的家庭经济情况已经比较拮据。由于在厦门大学的收入难以维持全家的生活，她的父亲谢玉铭便决定应友人之约，只身到菲律宾谋职。原打算安顿好之后，他便回来接一家人同往，但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结果这一别，从此天涯相隔，全家再也未能团聚。到了菲律宾以后，谢玉铭先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两年后又应聘到马尼拉的东方大学任教。谢希德的继母则携祖母和三个弟弟，随着厦门大学搬迁队伍，从长汀山区历尽坎坷迁回厦门，并在鼓浪屿找到住处。鼓浪屿是厦门岛边上的一个小岛，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曾在那里留下许多佳话，因此是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从长汀到鼓浪屿，交通十分不便，因而搬迁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厦门大学教工们的尽力帮助下，一家子总算在这个海岛上顺利安了家。1947年夏天，谢希德的两个弟弟到上海考大学，大弟考取了厦门大学航空工程系，二弟则进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深造。
离开家庭独立工作后，谢希德在沪江大学与几位新来的教工，一起共事了一年左右。凑巧，父亲谢玉铭的学生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当时正在美国，谢希德便写信请求他们协助，争取赴美攻读研究生的奖学金。在张文裕夫妇的积极努力下，美国七所著名的女子学院之一—史密斯学院（铁匠学院，Northampton）接受了她，并应允给予免收学费和担任助教的待遇。
消息传来，谢希德在兴奋之余，对美国国内的状况作了进一步的理性分析。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决定给予退伍军人以优先获得奖学金到各大学求学的机会。谢希德考虑到女退役军人毕竟为数较少，能进女子学院深造可以减少与男退伍军人的竞争，这对自己获得奖学金资助比较有利，便决定选择史密斯女子学院。这样，史密斯女子学院既可免交学费，又能提供助教职位维持生活，赴美国以后的基本问题都解决了。不过，赴美的路费和到达后一段时间内的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当时仍然无法落实。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于是，谢希德只得向远在马尼拉工作的父亲求助。同时，由于她一年前在南京的考试中，已争取到自费出国学习的资格，因此可以官价而非黑市价买外汇，实际上只用很少的家庭资助便得以成行。谢玉铭在国外收入比国内优越，表示愿意尽快支付这笔费用，于是她也终于得偿所愿。
1947年8月10日，谢希德远渡重洋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大弟、二弟特地赶来送行。她和许多怀着不同心情的男女青年一起，踏上美国一艘由战时运送军队的船只改装的客轮—梅格斯（Meigs）将军号。乘客除中国学生外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欧洲到上海避难的犹太人，他们将前往北美或经北美转至其他地方。“同是天涯沦落人”，看着他们一家扶老携幼，在迷茫中探索未知的处境，再联想到祖国和自己的命运，她心里有一种格外说不出的滋味。
漂洋过海赴异乡，在梅格斯将军号船上，谢希德与这些犹太人相处达半个月之久。通过交往，她了解到希特勒法西斯猖狂的年代，中国是世界上少数肯接纳犹太人的国家之一。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到上海后，比较集中住在霞飞路（现今的淮海中路）附近；珍珠港事件后他们又被赶到虹口区；战争结束后他们“认祖归宗”，再度漂泊到北美、南美、澳大利亚，去过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面对备遭政治迫害和战争苦难的犹太人，谢希德感同身受。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中的不少子女后代，怀着对当时避难中国的深切感激之情，重回上海寻找生活的见证和历史的记忆。也许，岁月纵然沧海桑田，也磨不灭人们美好的记忆，追寻往昔总充满着依依眷恋之情。
船开航没多久，即到了日本最大海港、第三大城市横滨。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近日本，大家一想起日军侵略中国，带来了难以估计的灾难和损失，胸中怒火油然而生。不过，由于那时日本仍在美军的军管之下，并不许旅客们上岸，谢希德及同行者只好在船上遥望这座大都市。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一片凄凉，大家在极度仇恨之中似乎又有一点点怜悯。
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每天看着太阳从东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谢希德想象着到美国后可能发生的一切，茫然之感油然而生。最后，经过了十六天的海上漂泊，谢希德终于来到了美国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开始了她异国的艰难求学之路。（五）攻读硕士学位
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位于麻省的一座在当时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小城市北汉普顿（Northampton），该院以培养本科生为主，部分系科兼收少量研究生。1947年至1949年的两年中，谢希德就是在这个宁静城市的学院里度过的。
两年间，谢希德除了担任普通物理实验的教学外，就是攻读研究生课程，为撰写论文做实验，每天“三点一线”—宿舍、物理楼、用餐的地方。然而，在和家人的联系中，从国内寄到美国的信函，所贴的邮票面值越来越大。到了用金圆券的时候，一封信的邮资额就高得吓人了。原来，当她在异国刻苦求学、不断充电的时候，祖国大地内战正酣，她离开上海前的通货膨胀也急剧恶化了。
美国学校的宿舍，一般在假期都要关门。由于大部分本国学生都回家了，工作人员也要休息，这就给外国留学生带来许多不便，甚至无“家”可归了。不过幸运的是，谢希德等和更早一年去的中国研究生，找到一户美国人家。主妇很欢迎她们去同住，且不收住宿费，唯一的要求是让中国学生为她做些杂事。后来了解到，这位主妇是南方人，嫁到北方后早年丧夫，唯一的爱女也自杀身亡，除了丈夫的遗产外，平时以教附近儿童钢琴维持生活。由于史密斯学院当时学生不多，又加上有这个机会，使得谢希德说英文的机会大增。这个短暂的居住期间，她不但提高了自己的英语水平，而且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些学校之外的美国社会。谢希德在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
谢希德在史密斯学院的导师Gladys Anslow教授，是一位未婚的物理学家，兼任研究生院院长。当时的美国，女子就业远不如现在普遍，经济往往不能独立，多要依附丈夫生活，因而女性教授中多为未婚者。Anslow教授的父亲是从英国到美国的移民，她是第二代，因而还保留不少英国人所特有的性格，如比较拘谨，不像一般美国人那么感情外露。Anslow教授和张文裕先生相识，谢希德能够到史密斯学院留学，就是他们的关系促成的。
两年间，谢希德和导师及房东太太，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即使后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每逢圣诞节回到北汉普顿，她总要找大家热闹一番。房东太太和中国留学生建立了相当深的感情，她的家成了好几批中国留学生的家。1978年，她逝世前留下遗嘱，把房子送给留居美国、又经常去照顾她的一对华裔夫妇。谢希德和这对华裔夫妇，后来也一直保持联系。
在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留学两年之中，由于学习非常刻苦，又有导师的精心指导，谢希德的进步很快。1949年夏，论文《关于碳氢化合物吸收光谱中氢键信息的分析》通过专家答辩，她终于获得了硕士学位。谢希德在美国与中国同学聚会
由于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的物理系不培养博士生，谢希德从1948年秋开始不得不考虑“今后去向”问题—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将去何处？导师Anslow教授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谢希德在她的影响下自然愿意申请去耶鲁大学，而且通过导师的努力要获得奖学金并不难。但是，谢希德内心更向往到麻省理工学院，即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该学院由技术的马萨诸塞州学会（MIT）创建于1861年，是一所享有世界盛誉的大学，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河流域的坎布里奇市，与该州首府波斯顿遥遥相对，校园延伸达一英里。
麻省理工学院的前身，是从工科起家的一所理工科大学。20世纪30年代后，该校校长康普敦（K.T.Compton）意识到，数、理、化等基础科学在工科院校中，若仅处于从属工科课程的地位，则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一般的技师和艺匠。这些人不可能适应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也不能在新兴的技术领域内有所突破和建树，因此他主张理科应提高到与工科并重的地位。从1930年起，学院开始加强理科建设，注重理工结合。康普敦首先把物理系从只为工科学生教授基础课改变成培养研究生及在科学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系科，使之更好地体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因此，他聘请专家，建立了独立的理学院，加强理科本身的科研工作，并把“通过实验进行学习”作为学校的教育信条。而且规定，不会做科研的人不能在MIT做教授，从而大大提高了MIT的水平。谢希德与曹天钦在剑桥
理想是人类腾飞的翅膀，向往便能产生前进的动力，谢希德在了解麻省理工学院以后准备知难而进。然而过去的一个错误印象—麻省理工学院不收女生，或多或少对她有所影响。不过，后来她又了解到，该学院从一创办就是男女兼收，只不过初创时为理工科大学，女生比例较少而已。情况弄清楚后，她终于重新提出到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的申请。不久，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了谢希德的请求，并且全部免去她的学费，但其他方面的资助就难以办到了。不过，她也早预料到这一点，在申请去麻省理工学院的同时，又申请到了史密斯学院为校友们提供的奖学金。如此一来，事情进展虽一波三折，但还是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最终，谢希德放弃了去耶鲁大学深造的机会，做好了到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新挑战的准备。（六）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麻省理工学院位于麻州的坎布里奇市，隔着查尔斯河就是美国东部名城波斯顿，附近都是英国早期移民到美洲时居住的地方，因此有“新英格兰”之称。
1949年秋，谢希德到麻省理工学院，先住在女生宿舍中。那是一座小楼，能容纳二十余位学生，但并不是所有的女生都住在那里的，有的在外面自己租房子住。由于1949年新中国已经建立，中美外交关系中断，没有新的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原来去的研究生也陆续离去，因此中国学生在该校学生中的比例大为减少。谢希德—一位瘦小文静、机灵好学的中国姑娘，夹在一大堆不同肤色、不同眼睛、不同头发的学生中，开始为取得“博士”学位而努力奋斗。
美国的大学，对攻读博士研究生要求都不一样。麻省理工学院没有什么资格考试，只要求通过基础考试，再选择两个物理分支内容的口试，最后加上一个论文答辩。不过这个学校对课程的要求是严格的，对物理学的研究，除去要修满物理学的学分外，还要修非物理学课程的一定学分。谢希德选择了数学，有幸上林家翘教授偏微分方程和Struik教授微分几何的课。这样一来，课外作业很多，生活显得特别紧张，她经常到深夜才能入眠。同时为了维持生活，第一学期内通过了基础课的考试后，她即为气体放电实验室做一些理论计算工作，以求得到一些收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日子里
麻省理工学院强调利用实验室、工厂和计算机资源进行教学，让本科生从事研究活动，是第一所制定“大学生研究计划”的大学。发明偏振片照相机的埃德温·H·兰德认为，学生不应被看作是不成熟的孩子，应被教授们当作年轻的同事，并应及时给他们以从事独立的、有激励性的科研的机会。在学院，谢希德师从P. M. Morse（莫尔斯）和W. P. Allis（阿里斯）教授做理论工作，同时又为气体放电实验室做理论计算。她的书桌安放在实验室，与室主任S. C. Brown教授和他的秘书同一个房间。气体放电实验室所在的第二十号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辐射实验室。美国参战初期，那里集中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从事微波与雷达的研究。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项目开始后，不少科学家纷纷离开这个实验室前往芝加哥。战争结束后，这座战时的临时房屋，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新兴学科实验室，每个房间都塞满了设备，非常拥挤。但就在这里，培养了许多出色的科学家，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1979年、1981年，谢希德重访该校时发现，实验室已改为办公室。由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贡献，房子至今仍被保留下来，只是内部重新装修过。90年代后期，据说该房子已被炸掉，重建新的建筑。
在麻省理工学院，谢希德度过了不到3年的时间。当时课内外学术活动相当丰富，又能在莫尔斯和阿里斯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使她感到庆幸。莫尔斯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运筹学领域的开拓者，在基础理论方面也很有修养。他著述丰富，与费士巴哈合写的上下两卷本《数学物理方法》巨著，至今还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最全面的书。在这段时间里，谢希德集中精力从事高压状态氢的阻光性的理论研究，于1951年秋拿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证书，标志着她在世界物理学界正式取得一席之地。
谢希德的博士论文《在高度压缩中的电子波函数》（Wave functions of electron in a highly compressed gas）于1951年提交麻省理工学院申报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9月左右麻省理工学院予以发表。该论文的一部分《高压缩氢气的阻光性》计算了高压缩氢气的阻光性，既考虑了电子自由—自由态的跃迁，又考虑了束缚—自由态的跃迁。假定电子是在球对称的平均势场中运动。在非常浓密的情况下，所有氢原子由于压力而电离失去它们的电子，这个问题用浸在高简并的Fermi-Dirac电子气中的离子组成的媒质来求解。波函数由简单的自洽场计算来确定。在密度达到只存在一个束缚能级的情况，采用固体理论中所用的方法求得由于近邻原子存在该能级的展宽，由自洽场计算求出波函数，再用它来确定阻光性。
谢希德在文末特地写了一段话，“感谢P.M.Morse教授和W.P.Allis教授建议研究这个课题以及可贵的指导和鼓励。还应感谢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和气体电子学研究组，使我有可能进行这项工作。”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为了探索恒星物质的光谱，在90年代关于阻光性的分析仍然是高压凝聚态物质判别相变的手段。
在异国求学攻博的同时，异国多姿多彩的生活像一些美丽的丝线，把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课余时间，编织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图画。波斯顿是一座文化城，有著名的交响乐团，每年都有几次重要的演出。出于对音乐的喜爱，她几乎每场必到。不过由于经济原因，买不起好位子的音乐票，于是她每年都订购优待学生的廉价票。此外，举世闻名的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有些歌剧每年演出后便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波斯顿是必经之地。通过买优待学生的票子，谢希德有幸观看到世界著名的歌剧《卡门》（Carmen）和《阿义达》（Aida），还有英国著名芭蕾舞团演出的《睡美人》。谢希德博士证书
美国的棒球队球赛历史悠久、精彩纷呈，不少城市都有自己的职业棒球队。波斯顿一个著名的棒球队叫“红短袜队”，居民只要对棒球有兴趣的，无不为该球队助威。受同学们的影响，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期间，略有空闲也很喜欢观看棒球赛，成了“红短袜队”的球迷。可惜这个队总是辜负了广大球迷的厚望，多年来一直与冠军无缘。
毕业后，谢希德参加了美国固体物理学家斯莱特（J. C. Slater）主持的固体和分子理论研究组工作，从事微波谐振腔中半导体性质的理论研究。这段科研经历为她回国之后从事半导体物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1年3月，她和曾在这个研究组工作过的同学，为庆贺这个组成立四十年，缅怀斯莱特的功绩，在美国辛辛那提市相聚。
正是谢希德的刻苦钻研，回国后事业才得以不断发展、成绩显著。她的代表作之一，与陈孝琛合写的《空间群不可约表示对称幂及反对称幂的简约》一文，发表在《物理学报》（1965年）。该文将作者们对空间群不可约表示直接乘积的简约所发展的方法，推广到空间群不可约表示对称幂及反对称幂的简约，列出对六角密积与纤维锌矿结构对称化平方的计算结果；利用这些结果，对组态不稳定性作了初步讨论。谢希德在婚礼上（从左起）张友端、曹天钦、谢希德、陈瑞铭
五年的美国求学时间终于结束了，而谢希德也圆满地完成了自己学习、科研任务，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而此时，新中国的发展正需要大量的科学人才，她为了祖国的召唤而蓄势以待……二、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作为知名的教育家，谢希德向来重视教育理论实践，把教育改革和发展当作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早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之前，她就潜心研究高校教育的现状，发表过许多相关论文，在高等学校产生很大的反响。她这些关于教育思想的认识和考虑，对后来领导复旦大学的教育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在近五十年的教育生涯中，谢希德潜心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人才。与此同时，她也从教学实践出发，积极创造和总结出一些高等教育思想，譬如，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各类人员比例适当，层次结构合理；在校风治理方面，注重坚持正面教育，制止不良现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着重培养重点学科带头人，促进青年教师拔尖；在办学方向方面，坚持人才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筹集资金方面，精心组织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在大学国际化方面，主张开展学术交流，让世界了解复旦，等等。（一）培养专业人才，结构层次合理
复旦大学原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才市场急需理工结合的具有科技开发能力的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在担任副校长期间，谢希德撰文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理工农医等多科性的广泛结合、相互渗透趋势。据此，我国一些学科门类较齐全的综合大学，应充分发挥理科优势，把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结合起来，建立新的学科，这对于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极大。谢希德建议利用现有理科的基础，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发展生物工程和某些技术科学，培养更多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广、能向边缘科学进军的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科学技术人才。她的这一观点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开始在复旦进行实践。
谢希德指出，无论是工科院校还是综合大学都应朝理工结合方向发展，但不是以办理科作为工科院校实行理工结合的主要手段。即使办理科班，其发展速度也应与国家需要相适应，更要根据各校的条件来决定。在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中，应当总结工科院校试行理工结合的经验，应该提倡有条件的综合大学发展技术性较强的学科。甚至，高校可以根据前几年已有的经验，引导部分理科毕业生报考工科研究生，再学两三年。
谢希德认为，这样的理工结合，也许能培养出一些人才。工科院校今后也可适当多配备一些理科师资，减少招收理科系学生，抽出部分力量开展一些与工科相结合的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以及在工科专业的教学中，增加一部分理科的内容；同样综合性大学也可根据条件，增加一些工科的内容。谢希德关于打破原有文理结合的办学模式的观点提出较早，并已产生良好的效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在办学时出现了不注重社会需要，人才比例结构不合理的情况。1981年5月14日，谢希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调整高校物理学科的招生人数的建议。她认为，自1978年后，我国许多工科大学纷纷办起了物理专业班，招生人数之多，已引起国内外物理界同行的关注。重点中学凡是名列前茅的学生，很多都报考了重点大学的物理专业。1980年上海市高考录取的前十名学生中，进复旦物理系学习的就有六名之多。然而，如果成绩好的学生都报考物理专业，那么高校农科、医科、工科、文科招生的质量就受到影响，而物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奏效的，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成为出色的物理学家。优秀中学生把眼光只看到物理，很可能会埋没了在其他方面有造就前途的人才，这对整个国家各类人才的培养是不利的。她认为，搞“四化”建设，理、工、农、医、文各类专业人才，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比例结构。
1982年她对《人民日报》记者说，在党的十二大开会期间，她曾与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就上述问题交换了意见。她认为，培养人才要和搞经济一样，搞得活一些。要预见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教育制度也要相应的有所改革。现在大学理科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专业训练和教学计划，都大大落后于现实生活的要求。她语重心长地说：“我曾经讲过现在物理系的学生过多，有人担心这样一讲，好学生都不学物理了。其实不会。因为这不是说不需要培养物理方面的人才，而是说当时学物理的学生过多，和培养其他专业学生不成比例，这样不仅不利于各学科之间的平衡，也不利于各种人才的培养。”
致力于物理学研究和教学的谢希德，在任大学校长期间及之后，还对文科的人才培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提出文科人才培养应重视“复合型”和“交叉型”，要有预见性。她在1992年撰文指出：“文科改革要面向21世纪，应该培养出更多学习经济，法律、政治的人才，将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这些人应德才兼备，有好的马列主义基础，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培养文科人才，不能太专，应多培养一些文理相通、理工相通的‘交叉型’、‘复合型’人才。”她认为，“浦东计划中要建的高校，应是综合性的大学，而不应搞专业性很强的专科院校。”我们要培养的21世纪合格人才，“应该是复合型人才，即应变能力很强的通才，而不是单一型的、专业面很窄的学生。根据浦东开发事业的需要，目前可培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会计等方面的人才，发展多层次的教育”。
在繁忙的校务中针对人才培养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人才的层次结构问题，谢希德展开了认真、系统的研究，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重视人才的层次结构的意见。谢希德认为，一个好的研究室，一定要有合理的人才结构，除了要有好的学术带头人以外，还必须有好的实验员才成；在工厂里，一线的技术员应当多于工程师两三倍；医院里，护士与医生的比例，护士应当更大些。然而，现在大多数单位人才结构出现倒置，中级人才大量缺乏，高级人才不得不去做中级人才的事。要真正爱护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就应当大量培养中级人才，形成多层次合理的人才结构。
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以及对教育学的深入研究，使谢希德能从教育的现状和规律入手，高屋建瓴地提出有创见的观点，并用以指导具体工作。同时，她也不回避教育改革中的遗留问题，当时，根据这一人才结构的理论和实际需要，培养中级人才的中专、大专，应当比大学本科多，但我国却出现了不少大学的倒三角状况。谢希德指出：“有关部门早已提出要扭转这种状况，但在不少地方不仅没有扭转，反而中专改大专，大专改本科的趋势还在发展。我觉得关键是要有一定的待遇政策，鼓励人们各就各位，安心办好中专、大专。譬如大学都有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可目前上海大学专科中却没有重点，中专的重点学校也少得可怜。应该在这些学校中确定一批重点，增加投资或适当引用外资装备这类学校，配备较强的师资力量，鼓励这些学校创名牌。”谢希德还指出：“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理解，以为这类学校要提高水平就是戴高帽子，升为大专、本科就万事大吉。实际上，像一些学校条件不具备，戴帽子后反而降低了水平。不如鼓励他们利用原有基础，集中精力办出高水平的中专和高水平的大专，使他们在社会上照样能获得同样的信誉、地位。对大专教师评职称，要根据他们的特点，不能像本科大学那样以考核理论水平为主，而要以专业技术水平为主要根据，中专教师亦然。报纸上对他们的工作成绩，应多作宣传、表扬，增强他们办好大专、中专的光荣感，为国家多培养合格的中级人才，这也是对大学的一种支持。”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些观点已经时过境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应教育发展的实际了。不过，就当时的水平和需要而言，谢希德这一系列言论实属真知灼见，对教育改革工作具有激浊扬清的指导作用。当然，时代进步了，教育及其改革进步了，我们的理论、认识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行。就我们而言，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绩，应该还原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样才能不失偏颇，这样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些，所以又何必苛求于人呢。（二）抓好校风学风，坚持正面教育
谢希德在任校长期间，非常关注校风和学风的问题，并对大学生如何学习和生活，提出许多有益的教导。
1987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谢希德拆阅了一封复旦几个文科生家长的来信。在信中，他们反映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回想当初，我们经过十二年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地操劳培养，终于把孩子送入江南第一名校—复旦大学深造的情景，我们全家以及亲友们都感到由衷的欣慰、荣幸，并寄予无限的期望……可是暑假期间，我们发现孩子在家里摆开牌桌，竟一个个叼着香烟，一局接一局几个小时地连着打麻将，并有几分钱的输赢，所得充购食物点心。看到这情景，您不难想象，我们是何等伤心和失望！当‘牌友’们受到各家家长批评或训斥后，他们就更换场所，寻找家长出差不在家，或孩子独住一幢的家庭，通宵达旦地玩麻将。表面来看，这似乎是小事，但发展起来，却是青年学生堕落的一大缺口……”
谢希德阅读完此信，心情十分深重，她提笔作了如此批示—希望校刊能把家长的来信登出来，听听家长的呼声。10月8日，校刊登载了家长的来信，还发表了谢希德校长的讲话，“我看了这封信，心里很难过，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及时加以纠正。绝大多数同学是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条件，没有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望。但是，复旦不是一座密封的象牙塔，社会上一些腐朽的风气，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侵袭年轻人。对于发生在校园、宿舍内的赌博活动，教师、辅导员、班主任都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制止，学生中的党团员、干部要及时向学校和系领导反映情况。有关部门在查实之后，要按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若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要交学校公安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扬我校的良好校风和学风。”“学生思想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关心。为唤起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建议校报刊登，请大家都来听听家长的呼声，正视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共同改进工作出力，也希望家长关心自己孩子的思想和学习，不仅主动供给他们上学的费用，还要主动关心和检查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经常与学校保持联系。让我们共同努力，承担起培育下一代、国家未来主人的重任。”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国外一些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技术得以更快的引入，与此同时，一些不良的风气和腐朽思想也不断影响着学生。从厌学发展到赌博、斗殴，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有所增多。谢希德还从学生家长来信中反映的问题得到启示，进一步树立对学生加强思想品德教育的观念。1987年，谢希德指出，校风作为学校的一种教育环境，通过客观现实对学校成员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促使每个人的心态趋于平衡。我们每年都进行评比先进的工作，将大家公认的优秀学生和教职工的高尚品德广为宣传，以他们为核心，去带动一批又一批的人，形成良好的学风和校风。作为一校之长，她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每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返校后，她都要给学生作报告、谈体会，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对于发生在校园、宿舍内的赌博活动，她要求教师、辅导员、班主任都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制止，希望学生中的党团员、干部要及时向学校领导反映情况。有关部门在查实之后，要按校规严肃处理。若违反治安管理条例要交学校公安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扬学校的良好校风和学风。在任校长期间，谢希德签署布告，开除了一批严重违纪的学生，也挽救了一些触犯校规的学生，使校风、学风有所好转。
1987年5月间，谢希德收到本校化学、物理、哲学等系部分学生的来信。学生在信中对当时存在的一些有关校风、学风不正的问题深感不能容忍，希望学校能认真整顿，端正校风校纪，维持正常健康的学习秩序。谢希德对学生们的建议，给予热情肯定和赞赏。
她认为，学生的想法与校领导的想法是一致的，高等学校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学校的风气如何将直接影响所培养人才的素质。学生只有扎实地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才能为党和国家健康工作，而不至于流落社会，贻害人民。紧接着，学校对十八名因打架斗殴、偷窃书刊、赌博等违反校纪的学生杀一儆百，坚决予以行政处分，并将其主要错误及处理结果张榜公布。学校许多师生看到处理决定后连声叫好，一些往日对校规校纪熟视无睹的学生也为之震惊，从此引以为戒。学校在整顿校风校纪的同时，也设法改进各类课程设置，积极开展课余学术交流活动，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一种活跃而浓厚的学术气氛，生气勃勃而又严谨的学风校风。谢希德在整顿校风校纪中，将“管”与“导”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在健全学校必要的管理制度的同时，对广大学生坚持正面引导。学校先后开展“新校歌歌词征集”和“首届戏剧节”等活动，结合爱学校、创立良好学风的主题思想，充分发挥师生们的创造才能。正气压住了邪气，紧接着开展了校纪校风的整顿教育，在青年学生中有较大的反响，学校的风气也随之大有好转。对于学生，怎样才称得上热爱呢？历经几十年的教师生涯，谢希德十分清楚，既要关心爱护学生，又要对他们严格要求，决不能做“好好先生”。有的教师对学生的问题，不敢抵制，也不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样做只能是害他，而不是爱他。
1998年8月，因乳腺癌复发住进华东医院，但是谢希德仍与复旦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每星期三下午，她的同事都会准时到医院探望，讨论科研工作和进展的情况。有一次，与老师同来的还有位学生，谢希德一下子认出来，两年前他曾在一次仪式上发言。闲聊中得知他正在申请出国留学，便表示愿意为他写推荐信，而他却反应迟钝，似乎有什么心事。过了一星期，那位同学又与导师一起看望谢希德，他在很近的位置上坐下。没谈多久，就提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不好意思请老师写推荐信，也挺担心谢先生会不会为他办这件事。问起是什么原因造成成绩不佳，他倒挺坦率地说：“因为在电脑上花的时间太多了。”谢希德很严肃地对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出国读物理？如果你选择了在物理上深造，其唯一纯粹的原因应该是物理本身，而不是其他。既然你的计算机和英语都不错，如果在国内科技界发展更有前途。最后又说，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我不能给你写推荐信，你回去再考虑一下吧！当时他的导师也吓得够呛，连着帮他说好话。虽然他心里知道，这推荐信算是没戏了。但事后还是对人说：“我体会到了谢先生为人、为学者的严谨、负责，她绝不做所谓的好好先生。她用自己的言行教育我，什么是一个物理学者最应有的品格。”
谢希德后来了解到，事隔一载余，他还是免不了受世俗所累，远渡重洋成为“留美学生”。据说，他在美国学物理远比在复旦用功，始终不能忘记当年谢希德拒绝写推荐信的一幕。年初他曾经想写一封信，诉说近况，附上上个学期全A的成绩单，并对谢先生当时没有随便给他写那封推荐信表示感谢。因为没有这一课，他可能早已放任自流，对物理学科得过且过了。但最后他没有写这封信，因为一切都太早，他知道谢先生要看到的不是承诺，而是结果。（三）重视师资建设，形成学科核心队伍
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谢希德深知抓好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学科带头人的重大意义，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提高学校师资水平。
其间，谢希德经常与师资办公室的同志商议，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师资培养具体措施和做法。首先，学校注重培养学科骨干，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励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她认为，学科带头人应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影响、指挥、团结一班人协同工作，不断做出成绩。评一批重点学科，选一批学科带头人，让他们在教学科研中真正起到中坚作用，已势在必行。在她的关心和安排下，学校师资办公室通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制订出《如何发挥学科带头人作用的几点意见》，规定给予学科带头人优先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享受学术休假；对工作有突出贡献的给予越级晋升和增加工资等待遇。从1978年至1981年四年间，学校有六十六位教师连续两次晋升职称。1985年，为奖励先进，谢希德又给全校十名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晋升两级工资。这些做法，促进了一批学科带头人的成长，为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积淀了大量优秀人才。同事、秘书为谢希德（中）教授祝寿
其次，学校大力起用年轻冒尖人才，加快师资队伍的培养速度。谢希德认为80年代的年轻教师正是90年代学校的骨干，因此及时发现、重点培养优秀人才是一种加速人才梯队建设的有效方法。她会同师资办的同志，组织班子，调查研究，排出了思想品德好，学术水平较高，治学严谨，成绩突出的优秀教师名单。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再逐个分析、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培养方法。其中，有的分配在教研室任职，有的破格提升讲师，有的送往国外进修，还对工作中有突出成绩的七名40岁以下的教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样，通过各种渠道，广大青年教师针对自己的特点，似乎走了一条终南捷径成才，并迅速成为复旦的脊梁。于此，她实在功不可没。高等院校肩负着繁重的培育人才的重任，这个义不容辞的任务自然落到博学多才，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批骨干教师身上。显而易见，要办第一流的大学，就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
谢希德认为，学科带头人是师资队伍的核心，抓师资建设，就要抓学科带头人的培养，抓教师梯队建设。“学科带头人应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影响、带动一批人，指挥、团结一班人协同工作，不断做出成绩。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还会派生出许多新的学科，其带头人也会不断成长。”她采取评一批重点学科，选一批学科带头人的方法，使一些骨干教师在科研、教学中真正起到中坚作用。
再次，要真正搞好师资队伍建设，必须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特别重视国内外学术、人才的交流作用。谢希德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极为迅速，各个领域新的研究成果、新理论、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层出不穷。在这知识不断更新的年代，我们只有积极贯彻开放的政策，加速国际的科学信息交流，才能使教学、科研工作及时地跟上国内外较新的科研成果与较高的学术水平。”我国在海外的学生很多，如何鼓励他们回国服务，增加凝聚力，是很值得重视的。
在谢希德的关心和积极联系下，从1978年至1985年短短的七八年间，复旦就有六百多人次到国外进行学术活动，其中一百人已出国两次。这些教师出国学习归来后，更新了教学内容，改进了教学方法，促进了科学研究，还对建设国家急需的缺门学科产生了积极作用。1985年10月21日，高等学校师资管理国际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我国五十多位专家、教授、校（院）长、省市高教局局长以及九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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