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英雄记.王者的征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南门太守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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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英雄记.王者的征途试读：

一场赤壁之战，使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遭受重创。

赤壁之战后，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年初由荆州返回北方，与半年前南下时顺风顺水、一路所向披靡相比，曹操的返程显得很压抑。他甚至没有在襄阳停留，直接由南阳郡境撤到了许县。

曹操也没有在许县停留，当时合肥城外仍处于胶着状态，曹操决定亲自去解围，会一会孙权。

这一年三月，曹操率主力向扬州刺史部转进，这时接到了合肥前线的战报，说孙权已经撤军了。既然战事不那么着急，曹操决定在老家谯县一带对部队进行休整。

曹操很认真地在谯县一带练起了兵。谯县位于涡河边上，这条河通船运，而且可以直通淮河。曹操这次练兵，重点操练了水军，他在此设立了临时造船基地，加紧打造战船，当然涡河比不得淮河，更比不得长江，曹操这时候可以造出来的，也只能是排水量较小的战船（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

曹操认为，水军是自己的一个弱项，是赤壁之战导致全败的主因，要战胜孙权，重新夺回荆州，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军。

这一年秋天，曹操在谯县练兵也有三四个月了，从四面征调以及新打造的各式战船也有了相当数量，曹操决定率领包括水军在内的主力前往合肥前线，让水军在实战环境下接受考验。

他们走的路线是：由涡水进入淮水，再由淮水进入淝水，直达合肥城外。

曹操一到合肥，就发布了一道军令：“近来大军多次出征，遇到疾病蔓延，让许多官兵死在了外面，造成夫妻不能团聚，百姓流离失所，有仁爱之心的人难道愿意这样吗（而仁者岂乐之哉）？这实在是不得已呀！死者家里凡是没有产业来养活自己的，政府不得停发其口粮（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地方行政长官要经常抚恤慰问，以了我的心愿（以称吾意）。”

曹操亲自坐镇合肥，在这里调整充实了扬州刺史部以及各郡县的官吏（置扬州郡县长吏），并大兴水利工程，推行屯田建设。

曹操在此前后逗留了好几个月，亲自主持重修了芍陂等水利工程。芍陂又叫安丰塘、期思陂，最早由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宰相孙叔敖主持修筑，是一个人工水库，被誉为“世界塘中之冠”，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芍陂的位置在今天安徽省寿县南，处于淮河众多支流的包围之中，周围又是广阔的良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曹操重修芍陂，发挥它的灌溉、航运作用，配合周边地区的屯田，使这里成为重要的粮食基地，这对进一步巩固合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扬州刺史温恢、州政府别驾蒋济、绥集都尉仓慈等人的领导下，曹操在扬州的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合肥作为战略要地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今后这里将成为曹魏和孙吴争夺的焦点，双方多次在此展开攻防战。

这一年年底，曹操重返谯县。

可是，他一走这里又出事了。

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刘备之间的对抗暂成均势，曹仁从江陵撤退，孙权则被击退于合肥。中线的襄阳、东线的合肥成为曹军的前沿基地，形成了两大战场，这种对峙格局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曹操对合肥很重视，除了任命温恢、蒋济、仓慈等人管理经济、政务、屯田事务外，还从其他战场上抽调了乐进、张辽、李典等率部移防过来，巩固东线战场。

但是，各部还没有完成布防，内部却出现了叛乱。

叛乱发生在属于“曹统区”的九江郡六县和潜县，这里是现在的皖西地区，位于大别山区的北部，自古以来这里民风强悍，加上地处山区，适合打游击，在古代这一代经常是强人出没的地方。

早在官渡之战前后，这一带就有许多变民，规模比较大的有陈兰、梅乾、雷绪几股。当时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无力东顾，派刘馥担任扬州刺史维持局面。刘馥很有本事，他虽然是光杆司令一个，但很快打开了局面，使“曹统区”的面积一点点扩大，又重修了合肥城，给曹操现在与孙权对抗创造了条件。

刘馥开拓扬州有一项重要措施是招安变民，梅乾、陈兰、雷绪都先后被刘馥招安了，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前后一直到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这些人倒也挺老实，一直没有闹出过什么事。

这其中刘馥个人的威信作用不可低估，可是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刘馥去世，紧接着曹军与孙权打了好几个月的仗，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一定负担，曹操虽然紧接着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民心不稳已成现实。

叛乱影响到刚有点规模的合肥基地的安全，看到这种情况，已经身在谯县的曹操立即调兵遣将，镇压叛乱。

这时大的叛乱仍然是陈兰等三股，他们活动的主要地区是九江郡的六县、潜县，具体人数不详，但从接下来曹操的军事部署里可以看到，这次叛乱的规模相当大。

曹操下令成立临时“剿匪司令部”，由夏侯渊代理总指挥（行领军），下辖于禁、臧霸、张辽、乐进等部，归张辽指挥的，还有张郃、牛盖等部，曹军的精锐和顶尖将领一多半参加了此次行动。

如此兴师动众，一来说明陈兰等人来势很猛，力量小了不解决问题；二来说明曹操对合肥基地的重视，赤壁之战后曹操不能再输了，即使是变民，他也不敢大意。

夏侯渊没有直接参与赤壁之战，他的任务是负责后勤保障。但是在两年前，即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济南国、乐安国发生了黄巾余部徐和、司马俱等人的叛乱，刘氏宗族里的济南王刘赟甚至被杀，身为典军校尉的夏侯渊负责镇压民变，斩杀了徐和，收复诸县，积累了丰富的平乱经验，所以这一次把他调了过来。

夏侯渊除担任总指挥外，还直接负责对付雷绪这一股。梅成这一股，由于禁和臧霸对付，张辽率领张郃和牛盖所部对付陈兰。

曹操后院起火，刚从合肥退兵的孙权也没闲着，他跟陈兰暗中建立联系，派韩当率部支援陈兰。臧霸接到命令，率所部开到皖县一带阻挡韩当，使吴兵不得通过。

双方先后战于逢龙、夹石，曹军均获胜，臧霸接到情报，说孙权派了数万人乘船进入舒县支援陈兰，于是移师舒县堵截，孙权的军队闻风撤退。

臧霸不干，下令连夜追击，一夜狂追了100多里，于天亮时分终于将敌人追上，双方展开一场激战，曹军大胜。

陈兰没等来外援，在张辽、张郃等人的进攻下渐渐招架不住。正在这时，他却意外地等来了其他援兵。

其实这也算不上援兵，而是梅成那一股。

梅成开始向于禁投降，于禁没有察觉有异，就接受了。

谁知不久，梅成重新与陈兰勾结，他们联兵一处逃入潜山。

潜山山脉里有一个天柱山，山高道狭，陈兰凭险据守。

张辽想发起进攻，手下将校劝道：“咱们兵少，道路又险恶，难以深入。”

张辽不同意，他认为：“现在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啊（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

张辽下令强攻，一举斩杀了陈兰和梅成。

此次皖西作战张辽立功最大，事后曹操论功行赏，张辽增食邑200户，加上此前的1000户，达到1200户，并且获得了持节的殊荣。

曹操在给张辽的颁奖令中说：“登天山，履峻险，斩杀陈兰、梅成，这都是荡寇将军立下的功劳啊！”

这两股民变被彻底镇压后，夏侯渊对付的雷绪那一股也进展顺利，将雷绪击破。此战接近了尾声，此时并州一带又发生了民变，变民首领商曜等人攻占了太原城，曹操下令改任夏侯渊为“西部剿匪总指挥”（征西护军），到并州平乱。从济南国到皖西再到并州，夏侯渊成了“剿匪专业户”。

乐进也增加了500户食邑，达到1200户，于禁增加了200户，达到1200户。

民变平息后，曹操下令乐进、张辽留在合肥，加上接到命令刚刚到达的李典所部，由他们三人共同守卫合肥，其他各部人马撤离。

在这次民变中，有人举报说蒋济与叛军勾结，参与叛乱活动。有关部门报告到曹操那里，曹操压根不信。

曹操当着于禁等人的面说：“蒋济怎么会干这种事（济宁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说明我不会识人。这肯定是假的。”

后来经过查实，确实是诬告。

曹操看来对20多岁的蒋济特别欣赏，后来干脆改任他为丞相府人事处副处长（丞相西曹属）、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曹操曾对经营好淮南一度失去了信心，甚至想把淮南民众迁到北方去，以避开战乱，曹操就此征求蒋济的意见。

蒋济表示反对，曹操对蒋济说：“当年我与袁绍在官渡相持，整体迁移过燕县、白马县的民众，似乎并非不可行。”

蒋济这个年轻人很熟悉当地的情况，他回答：“那个时候我弱敌强，不迁走必然被敌人占去。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势力足够强大，民众不会有其他想法。同时，老百姓都有怀土情结，不愿意迁徙，如果硬力推行，大家必然心中不安。”

曹操经过考虑，最后没有采纳蒋济的建议，下令从江淮之间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

此令一下，果然引起民众的恐慌，有10多万人跑到孙吴控制区，曹操赶紧下令停止了移民活动，再次见到蒋济时，曹操曾向蒋济当面做过自我检讨。◎颁布《求才令》

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年底到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三月，曹操一直在谯县。

跟随在曹操身边的还有曹丕，23年前曹丕就出生在这里，但他很小便离开了故乡，对谯县的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

曹丕在一篇文章里记录了这次重回谯县的经历，他写道：“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各地城池损毁严重（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谯县城内只有从太仆的宅子还完好。南征荆州，回来时到达乡里就住在这里。于是在庭院中种了几棵甘蔗（乃种诸蔗于中庭），经过夏天到达秋天，甘蔗开始茂盛，之后衰败，从中我悟出了兴废的无常，慨然而叹，于是写了这篇赋。”

经过连年战乱，故乡谯县也是满目疮痍，城池荒废了，曹丕住在从太仆的旧宅中，从是姓，太仆是官职，相当于交通部部长。从姓很少见，史书里记录了一个叫从钱的人，有人怀疑就是曹丕所说的从部长。

看来曹丕心情还不错，除了感叹人生无常之外，还有闲情逸致在庭院里种几株甘蔗。“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也在军中，作为诗人的他常与曹丕等人宴饮赋诗，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

过彼丰沛郡，与君共翱翔。

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

众宾会广坐，明镫熺炎光。

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

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

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

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

诗中的“丰沛都”即谯县，诗中描写的季节是冬天，与此次驻军谯县时间吻合。虽然是寒冬季节，但一点都不影响轻歌曼舞，以至于长夜忘归。

刘桢字公干，比曹丕大一岁，此时24岁，曹丕、曹植都跟他关系很好，在“建安七子”中他的成就属于比较高的，后世把他与曹丕并列称为“曹刘”。他的母亲出身于名门，从小对他教育严格，以至于刘桢小的时候就被称为神童。刘桢被曹操征辟，此时在丞相府担任副处长（丞相掾属）。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三月，曹操返回邺县。

刚一回来，曹操就遇到了件比较烦恼的事，这就是田畴让封事件。

在北征乌桓之战中田畴立下大功，由于他率部投奔曹操，并给曹军指路，曹军才取得北征乌桓的胜利。当时曹操就曾上表为田畴请封，拟封他为亭侯，食邑500户。

但是田畴拒绝受封，他认为当初只是为了避难，所以率众逃入山中隐居，立志不问仕禄（志义不立），如果因此而得利，将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反复推让。曹操也理解田畴的志向，不再勉强。

后来，田畴把自己的家属以及宗族300多人都迁到了邺县居住，曹操赐给田畴车马谷帛，田畴都分给宗族、朋友。

赤壁之战后曹操又想起了田畴，有点后悔前面答应田畴让封的事（太祖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曹操认为：“这虽然成就了一个人的志向，但是于国法而言是不合适的（此为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

曹操于是旧事重提，再次要给田畴封爵，为此颁布了命令：“蓚县县令田畴，至节高尚，家乡遭遇变乱，隐身于深山，研习处世之道，百姓从之，最终发展成一个都邑。袁绍强盛时，请他出来被他拒绝，他慷慨守志，以待明主。等到我奉诏征定河北，田畴欣然受命，陈述攻破胡虏的计策，率令所部山民开山引路，提供后勤保障，出其不意斩杀蹋顿于白狼山，直捣柳城，田畴立下了大功。大军回师，根据他的功绩，表封他为亭侯，食邑500户，但田畴恳切推辞，前后多次。如今3年过去了，每次赏赐都推辞，此事固然成就了一个人的高洁，却与国家法度不符。应该按照前面所封，不要再推辞下去了（宜从表封，无久留吾过）。”

命令下达，田畴继续上疏陈述心志，表示拒绝，甚至以死自誓。

曹操也任性起来，不许田畴辞让，甚至想强迫田畴来接受封赏，但是尝试了四次都没有成功（至于数四，终不受）。

如此一来，事情就变质了。

面对荣誉推辞是一种美德，但推辞到了这种程度，似乎就变成了一种固执，或者心里另有什么想法。有关部门认为田畴的做法很有问题，属于以自己的小名节来对抗公理（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建议免除田畴的一切职务，追究刑事责任（宜免官加刑）。

曹操对这件事很重视，但如何处理迟迟不能决定，就把它交给曹丕让他与大臣们讨论。

曹丕认为田畴的举动跟当初子文辞禄、申胥逃赏相同，应该予以鼓励而不是强夺他的志愿，曹丕的观点得到了尚书令荀彧、司隶校尉钟繇的支持。

子文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臣，他曾担任令尹，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坚持不接受俸禄；申胥即申包胥，他也是楚国的大臣，曾经立下大功，楚王要奖赏他，他就逃跑不接受。

事已至此，也就拉倒了。

可一向开明的曹操偏偏在这件事上就是转不过弯，仍然要给田畴封侯（太祖犹欲侯之）。

曹操心里其实已经有些不快了，这不仅是面子问题，而是担心田畴的举动将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预料。田畴一向跟夏侯惇关系不错，曹操就让夏侯惇去做田畴的工作，并且叮嘱夏侯悙说：“你去以情晓喻他，但你别说这是我教你的（无告吾意也）。”

夏侯惇觉得这件事不太好办，所以找个借口索性住在田畴家里，想跟他来个长谈，你不答应我就不走。

田畴知道夏侯惇的来意，任凭你怎么说，就是一言不发。

夏侯惇没招，临走时拍着田畴的背说：“老兄，主公情谊殷切，能不能给点面子呀（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田畴仍然不松口：“为何说得这么过分呢！我田畴只是个负义逃窜的人罢了，幸蒙主公恩典才得以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难道是通过出卖卢龙塞来交换赏禄吗？即使国家照顾我，我也于心中有愧（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将军你是一向了解我的（将军雅知畴者），居然也这样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求自刎于将军面前吧！”

田畴一边说，一边涕泣横流。

夏侯惇看确实毫无余地，据实报告了曹操。

曹操慨叹无语，此事只好作罢。

不久后，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征调田畴担任朝廷参事室参事（议郎），5年后田畴去世，死时46岁。

田畴或许确实是个不慕功名利禄的人，所以一再让封。田畴举动的背后，没有对曹操或者朝廷的不满，相反田畴一再恳切表示，自己对现状已经很满足，对曹操充满了感激之情。

对于田畴的忠诚曹操未必会多想，但是这件事让他有了另外的想法。

他想到的是，田畴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名士，如果有才能的人都效仿他，干脆连出来做事也不屑于做，那问题可就大了。

曹操一向认为，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当前诸雄对峙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人才流动的方向就是霸业的走向。

为了消除田畴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天专门发布了一道《求才令》：“自古以来受命于天之王或者中兴之君，何尝不想得到贤才君子来一块治理天下呢？那时他们得到这些贤才都不用走出闾巷，这难道是有幸相遇吗（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这是上面的人不去主动征求他们呀。如今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求贤若渴之时（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做赵氏和魏氏的家臣适合，但当不了滕国、薛国的大夫。’如果一定是高洁之士才能用，那么齐桓公如何能成霸业呢？现在天下真的没有穿着粗布衣服、怀有大才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或者没有像陈平那样私通嫂子、接受贿赂而无人推荐的人？你们要替我发现那些出身卑微的贤才，只要有才能就加以引荐，以便给予任用。”

这道命令很重要，提出了“唯才是举”的著名观点，是曹操人才观的集中体现。为了阐述什么是“唯才是举”，他举了四个古人做例子，他们分别是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

孟公绰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令文中关于孟公绰的那两句话是孔子说的，原意是以孟公绰的才能当个家臣可以，当大夫则能力就不够了。但曹操引这两句话是反着说的，意思是人各有所长，不要求全。

如果只有高洁之士才能重用，那么齐桓公成就不了霸业，这是因为促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是管仲，管仲这个人很有能力，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有缺点，早年与朋友合伙经商时不诚实经常欺骗对方。吕尚就是姜子牙的原形，以平民之身垂钓于渭水，终于被周文王发现，受到重用，辅佐周文王一举灭掉了商王朝建立了周朝。

陈平是刘邦手下的能人，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担任汉朝的丞相，但史书却记载着他陈平接受贿赂、与嫂子私通等劣迹。

曹操用他们的故事想说的是，人不能求全，不能求其出身，也不能苛求道德品质的完美，只要他有才能，就可以加以任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不凡的功业。

曹操要求有关部门发现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这样的人才时，一定要及时举荐，不要让人才埋没和流失了。

曹操的人才观在那个时代是与时俱进的，是进步的。汉代以来，对品评人才最看重的是名节，所谓孝与廉，还有忠与义等，强调的都是思想品质，以至于选拔人才专门有孝廉这样的科目，靠着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孝行或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廉洁，很多人不仅获得了声誉，而且走上了仕途。

先不说这样的选拔是否科学，是否给那些沽名钓誉、善于作秀的人提供了机会，就是真正孝与廉的人，也未必都是人才，仅思想品质好却没有工作能力、干不出业绩的人，古往今来都是白搭。

尤其在诸雄争霸中，庸才不仅干不成事，还会误事，这时最需要的是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能应该成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至于其他方面，能兼有更好，如果不能兼有，则不必求全。

这条命令的发布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曹操又先后两次发布了类似的求才令，使曹魏在人才争夺战中进一步占据了优势地位。◎一篇难得的“自传”

但是，田畴让封事件还是让曹操有所不安。

曹操大概会想到，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对自己有看法，不明着说，而用不合作、不入仕、不受封来表达？

曹操有点心里没底，这件事又发生在赤壁之战失败之后，时机相当微妙。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曹操一直在邺县度过。虽然不打仗了，但他心里一点都不轻松。

他心里在打仗，但不太清楚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

曹操相当苦恼，《求才令》颁布后这种苦恼的心境仍然没有得到排解，这倒不完全由田畴事件所引起，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曹操内心里都存在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此时集中爆发了。

事情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人，如何处理与这个人的关系，如何摆正自己与这个人的位置，下一步如何继续相处，这些都像缠绕不清的枯藤一样，纠结在曹操的内心深处。

有谁会让曹操如此上心和伤神？这个人今年28岁，自身没有任何实力，顶多算一介文士吧，但足以让曹操感到头痛和不安，因为他是当今天子，献帝刘协。

曹操把刘协迎接到许县已有10年了，眼看着刘协由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长到快30岁了。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刘协才是这个帝国发号施令的人，曹操是帝国的丞相，刘协是他的顶头上司。

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先不说刘协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曹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即使刘协敢干、曹操愿意，曹操手下众多文臣武将也不会答应。跟着领导奔事业，领导的事业也就是大家的事业，同在一条船上就是命运共同体。韩馥的悲剧告诉人们，无论领导还是部属，保守和退却都是自杀行为。

但是，如果长期不能还政于天子，总会有人多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有这样想法的人正在一天天增多，有的出于忠君的习惯认识，有的出于因为对曹操的不了解而产生的不理解，有的则别有用心。

自从南征张绣前曹操到过许县最后一次拜见天子，曹操再也没有见过天子的面，他以天子的名义发布命令时，都交给荀彧办了，而最近，曹操交给荀彧办的具体事项也越来越少，更多地由御史中丞郗虑出面办理，御史中丞被称为“副丞相”，既是曹操的助手，又是朝官的领袖之一，名义上更是荀彧的上级，由他出面办理朝廷事务，也没什么不妥。

曹操把丞相府放在邺县，并安排梁习、董昭等人调集北方各州郡的人力、物力对邺县进行大规模改建，摆出了一副长期扎根在此的架势。但是，大家仍然会认为，丞相应该跟天子在一块，曹操如果另起炉灶明显缺乏先例，即使情况特殊，也必须给出一个说法来。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冬天，天子下诏增加曹操的食邑。

曹操目前的封爵是武平侯，武平是豫州刺史部陈国所属的一个县，这个县侯是15年前献帝刚到许县时下诏封赏的，当时的食邑是1万户。

15年来，在曹操主持下不少人先后封侯，有的一再增加食邑，而曹操的武平侯却一直没有变过。在目前的爵位分封制度里，除刘姓以外的人到了县侯一级也就没有了，如果再增加的话，就只能增加食邑数，按说以曹操的资历和实力，增加食邑是正常的。

不知是出于荀彧的想法还是郗虑等人的主意，或者是献帝本人的意思，献帝下诏在曹操原有武平县1万户食邑的基础上再增加阳夏县、柘县和苦县3个县各1万户作为曹操的食邑，使曹操总食邑数达到4万户。

这3个县都属于豫州刺史部的陈国，与武平县相邻，地理位置大体在如今的豫东地区，介于太康、柘城、鹿邑等几个县之间，其中苦县是老子李耳的故乡，与曹操的老家谯县相距仅几十里。

食邑1万户即所谓的万户侯，几乎是人臣享有此项特权的极致，4万户的食邑规模在本朝历史上属于空前的。

面对这项荣誉，曹操却不打算接受。

15年来，他从未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曹操非常看中实际，对于这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反倒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进行攻击的事，他当然不会做。

曹操让手下的秘书们拟了一份上表进行推辞。

这一点都不难，田畴为这些事刚刚上过好几道表，有陈琳等大笔杆子在，这份例行公事的上表一定会一挥而就。

但是，上表写出来后曹操看了并不满意，他不想总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他想换个写法。

曹操本人就是优秀的文学家，他的文章和诗歌水平都很高，在曹操本人亲自主持下，或者干脆就是由他亲自动的笔，写下了一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我开始被举为孝廉，那时候还年轻，自认为不是隐居深山获得名望的人（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只是担心被天下人当成无能之辈，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郡太守，建立政绩，获得声誉，让天下知名人士都知道我（使世士明知之）。所以我在济南除残去秽，整顿官场。不过，也因此得罪了宦官，又被当地强豪所恨，我害怕给家族招来祸患，于是称病辞官。“辞官之后我年纪还不大，环顾一同被举为孝廉的人中，有人已经年满五十了，还不觉得自己老，我自己心里暗想，再过上20年，等天下清平了，我才跟他们年龄相仿（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所以我回到故乡，在谯县以东50里的地方筑精舍，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在低洼之地，用泥土封住四面的墙以自闭（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断绝与外界的来往。但是，这也不能如愿。“后应征为都尉，又升为典军校尉，想为国家在讨伐黄巾军的过程中立功，最大的理想是封侯、被拜为征西将军，死后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也就是这样的志向了。然而遇到了董卓之乱，各地都大举义兵，当时我可以招募到更多人马，不过我常常提醒自己，不愿意多招（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必然骄纵，与强敌相争容易招来灾难。所以，汴水之战我有数千人，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不过3000人，这是因为我本身的志向有限呀（此其本志有限也）。“后来当了兖州牧，破降黄巾30多万。袁术在九江郡僭号，他手下人都称臣，城门改名为建号门，袁术穿的衣服都按天子形制，两个老婆争当皇后（两妇预争为皇后）。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有人劝袁术即帝位，并公告天下。袁术回答‘曹公还在，不敢这样呀’。后来我讨伐他，俘虏了他4个部将和不少人马，让袁术走投无路，最后病死。到了袁绍盘踞河北，兵势强盛，我自己考虑敌不过他，但为国家考虑，决心以义灭身，留取后世的英名。所幸打败了袁绍，诛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刘表，自认为是宗室，包藏奸心，摇摆不定（乍前乍却），占有荆州坐视天下，我又消灭了他，天下于是基本平定。作为宰相，人臣所能达到的对我来说已经到顶了，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的理想！“今天我说这些，好像很自大，实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罢了。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霸呢（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能有的人看到我的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事，恐怕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猜测，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日，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啊。“《论语》说‘周文王虽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说是最崇高的了’，因为他能以强大的诸侯来侍奉弱小的天子啊。从前燕国的乐毅投奔赵国，赵王想与他图谋攻打燕国。乐毅跪在地上哭泣，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就像侍奉大王您，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别国，直到死了为止，也不会忍心谋害赵国的普通百姓，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长期受到秦国的信用，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30多万，按势力足够可以背叛朝廷，但是我自知就是死也要恪守君臣之义，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而忘记先王的恩德’。我每次阅读有关这两个人的书，没有不感动得悲伤流泪的。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都是担任皇帝的亲信和重臣，可以说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我不仅是对诸位来诉说这些，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让她们都深知我的心意（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我告诉她们说‘待到我死去之后，你们都应当改嫁，希望要传述我的心愿，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之所以这样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有《金縢》之书可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恐怕别人不相信的缘故。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从确保朝廷和自己的绝对安全着想（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每当我读到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没有不是放下书本而感叹，以此用来反省自己的。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想要办到的事，做起来无不如意，心里有所考虑的事，实行时无不成功。就这样扫平了天下，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这可说是上天在扶助汉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然而我的封地占有4个县，享受3万户的赋税，我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它呢！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这3个县的2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廷，只享受武平县的1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这篇文章很长，上面基本上全文引录了，这是因为它太重要了，也写得太好了。

这篇文章，相当于曹操写的“自传”。曹操从回顾自己的奋斗历史开始写起，边叙边议，有点像口述自传，把参加工作、当太守、参军、起兵反董卓、消灭袁绍等群雄这些事一一道来，像一份品述自传，他回顾历史不虚饰，也不回避内心每一个真实想法，所以读来真诚可信。

这篇文章虽是由让封引起的，但曹操最想表达的是自己对权力的看法，他说自己并不是贪慕权贵，而是情不由己。

曹操发布这篇命令，借让封三县之名表明自己的志向，回击那些谤议。单从文章本身来说，也是相当的精彩，体现出曹操的一贯文风。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登临许昌城外的汉魏故城遗址，在毓秀台上与罗章龙联句“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

鲁迅评价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认为可惜曹操的文章流传下来的很少，曹操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便写出来。◎铜雀台竣工了

曹操颁布《求贤令》和《让县自明本志令》前后，即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冬天，位于邺县城内的铜雀台竣工了。

这是一座史无前例的巨大建筑，仅台基就高达10丈，台上又建了5层高的楼，最高一层距地面居然多达27丈。

汉代1尺约合今23.5厘米，折算下来有63米高，相当于现在20层的大楼。如今在一般城市里20来层的大楼早已不算什么了，但在1800年前，3层以上的建筑都很少见到，20层绝对是让人震撼和恐怖的高度。

在楼顶上还有一只铜雀，有1.5丈高，展翅若飞，神态逼真，这也就是铜雀台得名的来历。

铜雀台不仅高，而且体量硕大，因为它既不是一个细高的大烟筒，也不是一个岗楼，而是人工堆起的一座小山，上面能建100多间殿宇，台上建筑物即使按5层高度来算，每层也要建有20多间，怎么说也得有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铜雀台建在邺县的西南角，台基本身成为城墙的一部分。铜雀台竣工后，邺县的百姓们吃惊地发现，在他们头顶上高悬起一座巍然的庞大建筑，上面建有宫殿，影影绰绰有人在上面走动，一到晚上灯火闪闪，遇到台上举行饮宴活动或者歌舞演出，悠扬的乐声就会缥缈而至，眼中的一切恍若天宫。

如果站在台上往下看，那视觉效果就更有冲击力，全城尽收眼底自不必说，西边的太行山，脚下的漳河水，以及附近数十里内的村庄、道路全部尽收眼底。

这的确是一个天才的创意，是建筑史上的大手笔，公孙瓒的易京和董卓的郿坞都堪称史无前例的巨制，但在铜雀台面前，无疑都相形见绌了。

这座高台是铜雀园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后在它前后还各建了一座姊妹台，称为金虎台和冰井台，合称“铜雀三台”。

铜雀园相当于曹操的后花园，它向东连着新修建完工的大批官署和府宅，是曹操及其重要文臣武将们在邺县城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三台建成后，巩固了邺城作为曹操大本营的地位。

冀州刺史部魏郡的治所邺县，历史上习惯于称为邺城，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遍的县城，曾经先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也算是“六朝古都”了，而这一切，都是肇始于曹操大规模修建邺城。

邺城的具体位置在如今河北省临漳县的三台村，村子在县城西南方向，距县城约30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向西越过目前的京珠高速公路和京九铁路，再往前就是太行山，东面是华北平原，它的附近有漳河、滏阳河，是齐鲁地区进入西北，以及由中原地区进入幽燕的必经之地，被称为河北的咽喉。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时候，就建议在此地筑城以卫国土，以后魏国的西门豹、史起先后在此筑城、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经济，使邺城很早便成为军事重镇。

到了东汉末年，韩馥统治冀州时期曾把州治定在邺城，袁绍夺取了冀州，仍然把邺城作为其基地，袁绍在邺城曾考虑过以此作为都城，把天子迁到这里来，所以开始修建宫殿等建筑（袁绍据邺，始营宫室）。

袁绍修了哪些宫殿，是否已初具规模，已不可考了，但这给曹操进一步营建邺县办了好事。

曹操攻占邺城后即征调并州、冀州等地的建筑材料运到邺城，对邺城进行了整体重建。重建规模很大，不仅先后修建了规模空前的“铜雀三台”，而且重新修筑了城墙，规划了城内的街道，修建了一批办公区和高档居住区，对一般百姓居住的里坊也进行了规整。

全城建有七座城门，南面有永阳门、广阳门、凤阳门三门，东面只有一座建春门，北面有广德门和厩门两门，西面有金明门一座城门。

东西城门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这条街将全城一分为二，北面是官署和贵族居住区，曹操建魏国后在此修建了宫殿，在宫殿区附近的是各种办事机构，再往两边是包括铜雀园在内的花园，以及名字叫戚里的贵族居住区。

里就是街坊，是居住小区，在东西大道的南面，规划了四个很大的居住小区，分别叫思忠里、永平里、吉阳里和长寿里，这是一般百姓居住的地方。

邺城的规划历来受到推崇，作为这个规划的主要决策者，曹操虽然不是建筑设计师，但他在城市规划方面是一个有心人，他注意吸收长安、洛阳等大都市规划方面的长处，同时对它们的缺陷进行了改造，首次在城市规划中提出了中轴线的概念，以中轴线为界，更加合理地划分功能区域分布，让宫殿官署更为集中，普通百姓的居住区面积更大，突出了整齐、实用的特点，这些都对以后各代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花钱费事搞了一座超级建筑，又大兴土木重建邺城，曹操绝对不是在搞形象工程，也不是钱多了花不完闹着玩，而是有深谋远虑的。

从政治上讲，作为帝国目前的丞相，曹操不打算回许县办公了，他想把根扎在邺县，不说与献帝分庭抗礼，起码在事实上也要另起炉灶。所以，他不惜血本大力修建邺城。

至于修建铜雀台，出发点跟公孙瓒修易京、董卓修郿坞倒也差不多，主要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公孙瓒的易京曾将强大的袁绍集团拒于门外长达数年之久，曹操北征乌桓路过易水河畔时，一定会去参观一下那些杰出的建筑，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台”这种建筑形式在秦汉时期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在火药没有普遍使用，攻城技术还很原始的情况下，高大的城堡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

至此，邺县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抬升，帝国名义上的首都洛阳，以及现在的临时首都许县都难以与邺县相匹敌。

由于经济发达，商品丰富，教育水平高，邺县也成为达官贵人们向往的居住地，张燕、臧霸等非嫡系将领，以及北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都主动把家眷送到邺县居住，一来是向曹操表达忠心，二来也是为了享受最现代、最时尚的生活。◎千万别惹杨县长

像邺县这样的地方，通常也是最难管理的。

曹操在谯县练兵期间，听说邺县一带治安情况不好，特权人物太多，不尊重法律法规（会太祖出征在谯，闻邺下颇不奉科禁）。曹操琢磨必须给邺县派个够狠的角色去，好好整顿整顿。

20多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地区公安局局长（洛阳北部尉），当时的情况大体与邺县很相似，特权人物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曹操看着很恼火，以霹雳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方面，曹操既不缺胆量，也不缺经验。

但是现在这些事曹操不可能亲自上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邺县找一个合适的父母官，于是他命令有关部门物色合适人选（乃发教选邺令）。

有关部门很快把人选报了上来，却是一名正在服刑的犯人，名叫杨沛。

杨沛字孔渠，关中人。曹操知道他，因为有两件事让曹操对他印象很深刻。

一件事是杨沛当新郑县长时，遇到大饥荒，前面说过当时有一年桑葚连熟两次，正是这一年杨沛要老百姓多收集桑葚并晒成干，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最后攒下了1000多斛藏在库房中。这时曹操率军前往洛阳迎接天子，路过新郑县，部队正为没吃的发愁，杨沛主动前去拜见，并献上这1000多斛桑葚干，曹操大为高兴。

另一件事是，曹操后来任命杨沛当长社县令。曹洪有个宾客当时在长社，仗着曹洪的势不遵纪守法。杨沛不管那一套，把他抓起来先打顿板子，把脚都打折了，最后还下令杀了。

曹操就喜欢这样不畏权势、执法严峻的官吏，因为年轻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当他听说杨沛的作为时，对他给予了充分肯定（太祖以为能）。

杨沛后来升为九江郡太守、东平国相、乐安郡太守，政绩突出。但是，他与当地驻军将军因为什么事发生了矛盾，以至于产生争斗，有关部门立案调查，杨沛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髡刑五岁）。

杨沛被推荐到曹操面前时仍在服刑之中，曹操对这个人选表示满意，下令任命他为邺县县令。

这时曹操大概还在谯县没回来，就在那里专程召见了杨沛。

曹操问他用什么办法治理邺县，杨沛回答：“竭忠尽力，遵守并宣扬法律，按法律办事（竭尽心力，奉宣科法）。”

曹操听完很高兴，回头对跟前的人说：“诸位看清楚了，杨县长可不是好惹的呀（诸君，此可畏也）！”

曹操下令赐给杨沛奴婢10人（生口十人），绢100匹，一来回报他当初献上桑葚干的功劳，二来用这一举动对杨沛即将上任表示支持。

听说杨沛要到邺县当县令，曹洪、刘勋等人赶紧派家人骑上快马回去给家里人传信，要他们收敛点儿，千万别犯到杨县长手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刘勋早年跟曹操便相识，后来到袁术手下任职，袁术任命他为庐江郡太守，袁术死后，孙策谋取庐江郡，刘勋不是对手，投奔老朋友曹操。因为跟曹操“有旧”，刘勋被封了侯，颇有权势，但他仗着这层关系，傲慢不守法，说话又不注意，最后被人告发治罪。

杨沛的事，还可以再多说一点。

杨沛当邺县县令多年，因为政绩卓著，后被改任军职，被提拔为旅长（校尉）。

曹操有一次带队西征，杨师长所部负责黄河上重要渡口孟津渡的守卫工作，曹操已经过了河，身边有个工作人员（中黄门）忘了拿一件重要东西，过了河又想回去取，于是向杨沛手下索取船只渡河。

杨沛手下人不答应，双方发生了争执，杨沛过来问这个人：“有没有通行证（有疏邪）？”

这个人回答说没有，杨师长大怒：“那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临阵逃跑呢（何知汝不欲逃邪）？”

然后招呼手下要揍这位老兄，把这位仁兄弟吓了个够呛。

后来杨师长还算给面子，没有下手狠揍，但把这位老兄的衣服都给弄破了。

这个人见到曹操当面诉苦，曹操问明情况后笑道：“你碰上杨师长，没死已经算是万幸了（汝不死为幸矣）！”

这件事传出去，杨沛名气更大了，曹操后来提拔他担任相当于郡太守的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

然而，曹丕继位后在用人方略上有所变化，不太看重实际工作能力，更注重出身和名声，杨沛这样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实干型人才不受重用，最后给了个闲职无所事事。

杨沛这个人做事情不考虑个人利益，不去逢迎达官贵人，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以后就没人待见了，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家里没有用人，房子是跟侄子借的，后来勉强在洛阳附近一个叫几阳亭的地方弄了两顷荒田，盖起个简易房居住，弄得妻子儿女跟着挨冻受饿，死后靠同乡好友和一些老部下才得以安葬。

杨沛的结局有点可惜。只能说世道变了，像他这样刚正廉洁的人在曹操时代很受推崇，而之后由于世风的演变，九品中正制的施行，选官政策更倾向于豪门世族，更注重虚名。他就只好坐冷板凳了。

更可惜的是，像这样有工作能力、敬业肯干、刚直不阿、廉洁从政的好干部，在正史里居然连一个传都没有，现在看到的关于他的事情，都是从别人的传记里转述或转引的。◎邺城的文人生活

邺城除了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

在邺城，除了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最有权势、最富有的一批人外，还居住着一批最有才华的人。唐代有“燕许大手笔”之称的宰相文学家张说曾写过一首题为《邺都引》的诗，描写曹魏时期邺都的生活，诗中写道：

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毗相驰逐。

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

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

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

邺旁高家多贵臣，蛾眉曼睩共灰尘。

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大意是，魏武帝曹操开创霸业的年代，正是群雄争斗最激烈的时候。魏武帝父子常常白天率领壮士冲锋陷阵，晚上把文人们接来举办雅会。邺城以外有漳河等弯曲环绕，农桑林木沿河岸层层密布。如今再到这里，城池废弃，朝代更迭，只有当年普照铜雀园的明月没有变。曹魏时代的贵臣们已入土作古，魏武帝的众多姬妾、歌伎也化为烟尘。登上铜雀台那曾经载歌载舞的地方，只看见秋风吹起，让人忧伤。“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这两句概括了曹操一生的文治和武功。曹操一生的武功自不必多说。在文治方面， 除了是一个大诗人、大文学家之外，他还是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的带动下，以邺城为中心，曾经出现过一个文学的高峰。

邺城初具规模后，一大批有才情的文人陆续集中到这里。核心人物是曹操、曹丕和曹植，在文学史上他们被称为“三曹”，其次是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应玚，他们六个人都是曹操的下属，加上此前被曹操杀掉的孔融，他们被称为“建安七子”。

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前面说过，徐干、阮瑀和应玚三个人还不太熟悉，下面做一简单介绍。

徐干字伟长，青州刺史部北海国人，非常有才华，但对做官没有兴趣，只想当个文人。被曹操征辟后，担任司空府军谋祭酒，后来转到曹丕手下任职。曹操很欣赏他，曾经想让他当县长，但被不喜欢当官的徐干以生病为由拒绝了。

应玚字德琏，豫州刺史部汝南郡南顿县人，也很有才华，被曹操任命为丞相府副处长（丞相掾属），后来到曹丕手下任职，又转到曹植的手下。

阮瑀字元瑜，豫州刺史部陈留郡尉氏县人，这个县紧邻着陈留郡的圉县，即今河南省杞县圉镇，是大学者蔡邕的故乡。阮瑀早年曾师从于蔡邕，曹仁听说他很有才华，想聘他当自己的秘书（记室），阮瑀看不上，称病不出。后来曹操征辟他，让他与陈琳一起负责文字工作，他才出来。曹操写给别人的很多书信，以及发布的命令、檄文等，大多都由阮瑀和陈琳二人代笔。

有一次，曹操交代阮瑀给凉州军阀韩遂写封信。当时是在外面，阮瑀在马上一挥而就，呈交给曹操审阅。曹操想修改修改，看了半天居然找不到可改动的地方。

他们几个人，除了王粲的地位稍高些外，其他人官职都不太高，大体都相当于处长、副处长甚至更低一些的职务。这是因为纯粹的文士在曹魏阵营中实际地位就是如此，总体来说，他们只是文人，主要职责就是写写文章，间或在聚会时写唱和之词，他们既不带兵打仗，也不参与政治。

但是，相对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能生活在邺县这个文化勃兴的大都市，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他们最后名列“建安七子”之中，从而名垂青史。

除“建安七子”外，活跃在邺城的文人还有很多，著名的有蔡琰、邯郸淳、路粹、杨修、应璩、吴质、苏林、郑袤、繁钦、王昶、郑冲、司马孚、潘勖、蒋济、刘劭、缪袭、王观、王象等人，他们之中，有的担任着重要的官职，有的在某一方面有特长，有的喜欢参加文人间的交游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灿若星河般豪华的文人阵容。

那时候没有作家协会，如果有的话，曹操是理所当然的作协主席人选，但他政务、军务繁忙，抽不出太多时间来参加文学活动，可以当个名誉主席。而主席一职，最适合的人选一定是曹丕，曹植是称职的秘书长。

在曹操的倡导下，在曹丕、曹植兄弟俩的具体组织下，邺下文人们的聚会、郊游和饮宴等活动开展得很活跃，这就是被后世文人们所经常垂涎的邺下生活。

翻开“建安七子”的诗文集，除了死得比较早、与邺下生活无关的孔融外，其他几个人都写过题名叫《公宴》的诗。

王粲在诗中写道：

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

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

管弦发微音，曲度清且悲。

合作同所乐，但愬杯行迟。

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

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

从诗中描写的情景看，每次文人们聚会，都有美酒佳肴，有音乐伴和，大家相坐高堂，无高低长幼之分，天地同乐，不醉不归。

应玚写过“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阮瑀写过“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刘桢写过“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所有这些，记录的都是游乐、宴饮的欢畅以及聚会的盛况，的确让人神往。

从现存邺下文人们的诗赋作品来看，题目相同的作品很多，这可能是聚会中经常同题唱和的原因，好比是命题诗赋比赛，互相评点切磋，看谁写得好。

作为文士们的核心，曹丕和曹植虽然贵为公子，但丝毫没有架子，与文人们平等相待，结下了深刻友谊。“建安七子”之中应玚去世较早，曹丕既感伤应玚之死，也担忧应玚妻儿今后的生活，他写了《寡妇》《送应氏》等诗，王粲等人有同题唱和。

曹丕与王粲等人关系的亲密，可以从一件事情上反映出来。王粲有个特殊的爱好：喜欢听驴叫。王粲死后，曹丕亲自前往墓前祭拜，为了怀念王粲，曹丕让大家都学驴叫。◎一群神奇人物

在邺城这座当时全国最重要、最现代、最时尚的城市里，除了达官贵人、巨商富豪、文人雅士之外，还有一批人颇为引人瞩目，他们在民间的知名度甚至超过前面这些人，俨然像明星一样，引发一次次的“追星潮”。

这些人是一批方士，也就是掌握方术的人。

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所谓方术是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方术的爱好者和狂热追求者，在他们的倡导下，方术有了极大的发展。到了东汉末年，方术颇为盛行，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号召力，太平道、五斗米教等民间组织也利用方术吸引徒众。

史书里方技列传，对汉末三国的方士重点介绍的是华佗、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等人，每个人的记录都很详尽，有关管辂的传记内容多达1.3万字，仅次于曹操和孙权传记的内容，篇幅甚至超过刘备。

上面提到的这五个术士，华佗算是医学家，当年归为方术一类，如今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杜夔是音乐家，如今算是艺术工作者。朱建平、周宣和管辂才是真正的方士，其中朱建平擅长相面，与算命先生差不多；周宣擅长解梦；管辂擅长的内容比较庞杂，有时候像算命先生，有时候像魔术师。

朱建平是曹操老家沛国人，擅长相术，这种方术具体如何操作不详，但跟算命先生打卦原理相似，朱建平常在闾巷之间给大家算一卦，事后往往能得到验证（效验非一），知名度逐渐上升。

朱建平最著名的一卦是给曹丕算的，有一次曹丕主持聚会，夏侯威、应璩、曹彪等30余人在座，曹丕让朱建平给自己算算能活多少岁（问己年寿），同时又让朱建平给大家都算算。

朱建平把大家都观察了一遍，之后说：“将军您能活到80岁，但40岁时会出点小问题，请您注意（四十时当有小厄，原谨护之）。”

朱建平又对夏侯威说：“你49岁时当州牧，但会遇到一个坎，如顺利过去，可以活到70岁，位至三公（而当有厄，厄若得过，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辅）。”

又对应璩说：“你62岁时官至侍中，但会有大难，在此前一年，你会看见一只白狗，只有你能看见，别人都看不见。”

又对曹彪说：“你是亲王，到57岁时遇到兵灾，请小心谨慎加以预防。”

曹丕登基后的第七年正好40岁，得了一场大病，不久就驾崩了。

夏侯威后来当了兖州刺史，49岁那年十二月上旬也得了病，想起朱建平之前说的话，知道必死无疑，于是写了遗书，又准备了后事，就等着一死。但谁承想病却一点点好转，到三十日下午，夏侯威以为年一过这个坎就过去了，十分高兴。

夏侯威设宴招待众人，席间对大家说：“我的病快好了，明天鸡一叫我就50岁了，朱建平告诫的看来有点夸张（建平之戒，真必过矣）。”

送走客人，天黑时夏侯威开始发病，半夜里就死了。

应璩61岁确实当了侍中，在宫内有一次他果真看见了一只白狗，问其他人，大家都说没有看见，到63岁时他死了。

曹彪后来被封为楚王，57岁时被揭发参与王凌等人的造反，赐死。

以上这些虽然都写在史书里，但应该属于传说和附会。不过，当时朱建平的名气确实很大，活跃在上流社会，他给很多人都看过相，和荀攸、钟繇等人还是好朋友，被他算准的事多不胜数（凡说此辈，无不如言，不能具详）。

周宣字孔和，乐安国人，当过郡吏，最拿手的是解梦，曹丕经常向他咨询问题。周宣解梦，往往十中八九，和朱建平的相术并驾齐驱。

在邺城的方士中，知名度最大、活跃时间最长的无疑是管辂。

管辂字公明，青州刺史部平原国人。他生得相貌粗丑，没有什么威仪，嗜酒如命，喜欢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大家都很喜爱他（饮食言戏，不择非类，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

管辂八九岁时就喜欢仰视星辰，见到人就问这颗星那颗星叫什么名字，痴迷到夜里都不想睡觉，父母干预他也不能阻止。管略认为，家鸡野鹄都知道时令气候的变化，何况人呢？他跟小伙伴们玩耍，在地上画的也是天文以及日月星辰的图样，逐渐到说话做事都不寻常，被人称为大异之才。长大后，精通《周易》，对仰观、风角、占卜、相术等无不精通。

除了这几位，有名的人还有不少，先后被曹操请到邺县的还有王真、封君达、甘始、鲁女生、华佗、东郭延年、唐霅、冷寿光、卜式、张貂、蓟子训、费长房、鲜奴辜、赵圣卿、郗俭、左慈16人。其中的一些人，光看名字就能感觉出来他们有异于常人。

这些人个个都有绝活。

传说冷寿光与华佗是同时期的人，活了156岁，须发尽白，而面色如三四十岁。鲁女生曾在嵩山采药，得到一个女道士的秘诀，练成长生术，绝谷80多年，面如桃花，每天能走300里。东郭延年是山阳郡人，从小好方术，喜欢服灵飞散，结果练成了好眼神，夜里能看书。封君达是陇西人，常骑青牛往来，被称为“青牛道士”。赵圣卿是洛阳人，擅长丹书符劾，能驱神使鬼。王真是上党郡人，好道术，甚得其法。费长房是汝南郡人，曾当过市场管理员（市掾），后跟一老者入山学道，相传学会了一种骑着竹杖腾空行走的能力。蓟子训有神异道术，很有名气。

当然，这些也都是传说，事实未必如此。

郗俭好像是个气功师，他会辟谷，最多可以连续百日不吃不喝，曹植听说后不太相信，就亲自验证，跟郗俭同住一室，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

曹植最后的结论是，一个人七天不吃饭就得死，郗俭却是例外，这样做不一定能延年益寿，但对治疗疾病却是有益的。

左慈擅长房中术，曹植认为这样可以延寿天年，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不是专心致志地学习，是无法学会的（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

甘始年纪虽老却有童颜（老而有少容），在术士中很有威望和号召力，很多术士都归于他的门下。曹植出于好奇，曾单独把甘始叫到跟前，和颜悦色地诱导他说出实情（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在曹植的诱导下，甘始说了很多术士这一行鲜为人知的内幕。

甘始说自己的师父名叫韩世雄，他曾跟随师父在南海学习点石成金之法，为了学成，先后把几万斤金子都扔到海里去了。又说曾见过西域人带来的宝刀，可以切玉，后悔没有要来。还说有一种药丸，塞进鱼嘴里，再取一尾鱼，同时放入沸水中煮，没有含药丸的鱼不多会儿就熟了，而含了药丸的鱼却畅游自如。

这些云山雾罩的话让曹植大为惊异，对于鱼嘴里那种神奇的药丸他提出来很想试试，但是甘始说这东西在万里之外的边塞，要想得到必须本人亲自前往。曹植认为这些都是不靠谱的事（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取其巨怪者）。

曹植同时认为，这些人都不得了，如果放在秦始皇、汉武帝时期，他们就是徐市、栾大一样的人物。徐市就是徐福，是秦朝著名术士，栾大是汉武帝时的术士。

方术盛行必将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太平道和五斗米教的教训就在眼前。现在曹操占有了广大的北方，必须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如何治理这个社会，对于方术问题，是禁绝还是容忍，都存在有利有弊的一面。

如果禁绝，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但经验表明，完全禁绝是不大可能的，往往你越是大力禁绝，民间就越是发展得更快。而如果采取容忍不管的态度，那又将加速其蔓延，最终会发展到不可遏制的地步。

曹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最后他采取的政策是，既不禁绝也没有不管，而是把这些术士都请到邺县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

关于这项重要的政策措施记录在曹植写的《辩道论》里。曹植说，对社会上存在的术士，曹操下令都召集起来，原因是怕这些人及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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