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可讲《史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大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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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可讲《史记》试读：

自序

2010年9月至11月，笔者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之邀，作客“海外孔子学堂”宣讲《史记》。当时提交的书稿定名为《品读〈史记〉十二讲》。电台主持人时代编辑以提问方式一问一答，将其析为二十二个专题，录音广播。这次出版的是讲座书稿，故仍以原题十二讲为目。《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讲座侧重史学，文学艺术的赏析以待来日。司马迁为何写《史记》，怎样写《史记》，是十二讲所要阐释的主旨。

司马迁为何写《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录了司马迁与好友壶遂的讨论。两人的讨论凝练为一句话：史学的功能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史学有什么用？司马迁答壶遂问，认为史学有“颂扬”与“刺讥”两个方面的功能。国家昌盛、人民创造、英雄业绩，史学记载下来就是“颂扬”；反思治政、行为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就是“刺讥”。“颂扬”的作用是描绘理想，凝聚民族，激发爱国主义的思想源泉。“刺讥”的作用是警示后人，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干预。司马迁说，《史记》是效法《春秋》而作的一代大典，是一部人伦道德教科书，目的是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因此是一部人人必读的教科书。司马迁把社会各种人际关系浓缩为“君臣父子”四个字。一个人不读《春秋》，不学历史，就不知道怎样做人，以至于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一个人读了《春秋》，学了历史，就能各安其位，国君知道怎样做国君，臣子知道怎样做臣子，父亲知道怎样做父亲，儿子知道怎样的儿子，社会各种人际关系就能和谐，天下大治。

为了形象阐释史学的价值，司马迁把史学比作镜子，十分动情地描述史学的借鉴意义。司马迁写《秦始皇本纪》，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殷本纪》中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否）。”在《范雎蔡泽列传》中说：“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们察看水可以了解自己的形象，察看民情可以知道国家是否治理；用水来映照可以看出面貌的美丑，拿前人来对照可以推断事情的吉与凶。水，在上古就是人们映照形象的镜子；历史，是人们行动准则的镜子。

那么，阅读《史记》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具体说有五个方面，可用五句话来概括：给予你历史知识；提升你人格修养；赋予你智慧谋略；灌注你浩然正气；提示你警示取喻。本书十二讲，立足于这五个方面解读《史记》，可以说这也就是司马迁怎样写《史记》，即镕铸于《史记》中的主要内容。《史记》是一部使人开窍的书。《史记》博大精深，浩浩如长江大河，学习者不过如饮河之鼠，各充其腹而已。本书十二讲，仅仅是作者品读的点滴体会，却也是打开《史记》这部百科知识宝库的一串钥匙。尽管这是一部普及性的中级读物，但在当今学术界百家讲读《史记》中独树一帜，每个讲题别开生面，展现了笔者一家之言的风采，其行文流畅，雅俗共赏。借出版之机，抛砖引玉，同时也将点滴体会与广大读者分享。

书稿搁置案头，一年有余。楠竹文化公司倪天勇总经理在与笔者交谈中得知，索稿阅读，十分赞赏，推荐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是得以面世。借此，对倪天勇同志、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

是为序。作者2012年7月28日

第一讲 《史记》其书

一、《史记》是一部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

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它既是史学，又是文学，帝王称本纪，人臣称列传，以人物为纲，以时间为纬，记叙历史事件，合称纪传体。《史记》内容极丰富，它是一部融史学、文学、哲学于一体的旷世大典。依据《史记》的历史价值与功效、创作宗旨、记载内容等角度，可以说《史记》是一部人人必读的国学根柢书、人伦道德教科书、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具体介绍《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其中着重讲述其百科全书的内容。1 人人必读的国学根柢书

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史记》是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精华。其一，是第一次系统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其二，《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第一次叙述了全社会、全方位的历史；其三，创造了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哲学；其四，《史记》的历史与文学成就遗泽后世。《史记》是思想的源泉，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具有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凝聚作用。这一特殊的历史价值与地位，使《史记》成为国人必读的国学根柢书。

司马迁的思想、精神、人格对中国各知识阶层及对中华民族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不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就不知文化研究从何谈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记》日益普及，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由古及今，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大批的名流学者涉足这一领域：汉代学者班彪、班固父子，文献学家刘向、褚少孙，哲学家扬雄、王充等；唐宋文学八大家，史学家刘知幾、郑樵，哲学家程颢、程颐、朱熹等数十人；清代的考据大家与文、史、哲各界学术泰斗，如顾炎武、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万斯同、王念孙、阎若璩、章学诚等；近现代的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胡适、鲁迅、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钱穆、施之勉、朱东润、程金造、陈直、杨向奎、钱钟书、蔡尚思；等等。据统计，近三十年来，研读《史记》的各类学者有两千余人，发表的论文有四千余篇，著作一百六十余部，总字数七千多万字，这是其他单部古籍研究所无法比拟的。2 人伦道德教科书《史记》的创作宗旨：继《春秋》创一代大典，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章中均有记载。大意是：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微，王道中断，孔子为救世人而周游列国宣传王道，但各诸侯国都不能用他。晚年的孔子受获麟的激励而作《春秋》。《春秋》笔削严谨，辞约旨博，字里行间蕴涵了许多“义法”，孔子就是依据这些义法来评价历史和现实的，以使“乱臣贼子惧”。《十二诸侯年表序》讲，孔子“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太史公自序》说得更鲜明，孔子作《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即从道德评判出发，树立社会楷模，整顿社会秩序，概括为两句话，“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春秋》“王法”施行之日，就是王道社会的重建之时。《春秋》是礼义的“大宗”，是凝聚了孔子心血、希望、理想的力作，是知孔罪孔的一大依据。《太史公自序》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3 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

为了实现继《春秋》创一代大典的理想，司马迁鲜明地把创作宗旨具化为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司马迁把天、地、人，以及古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纳入了一书的范围，天文、地理、人事、物事，无所不包。用今天的话讲，《史记》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括于一书。这里，从历史学角度看《史记》的百科内容，它囊括天人古今，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其一，备载天地万物。天地是人生之根本，人类社会活动的舞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天文、地理、水利等自然环境纳入史学范畴，考察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司马迁十分形象地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父母为个体人的根本，天地为人类的根本。研究人，必须研究天，研究地，就这样，天文学、地理学在《史记》中得到了反映，即特立了《天官书》、《历书》、《河渠书》等专篇。此外，《夏本纪》三分之二的篇幅也是地理专篇。

其二，囊括国家大政。五帝三王时代，国家大政被归纳为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这是先秦时代儒家的八政观念，载于《尚书·洪范》，《史记》采入《宋微子世家》。民以食为天，故食、货居八政的第一、第二位。《史记》八书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司马迁认为礼是维系等级秩序的制度，为治国之头等大事，所以列礼为八书之首。礼乐相辅为治，故《乐书》与《礼书》蝉联。《洪范》八政内容在八书中的反映，“食”、“货”对应“平准”，“祀”对应“封禅”，“司空”对应“河渠”，“宾”对应“礼”、“乐”，“师”对应“兵”（即《律书》）。《洪范》八政的司徒、司寇在八书中没有对应之篇，但在列传中有对应之篇，“司徒”对应“儒林”，“司寇”对应“循吏”、“酷吏”。同时，《史记·货殖列传》亦为食货之事。对应只是一种近似的比较，并不等同。总之，《洪范》八政，在《史记》中均有所体现，表明司马迁把国家大政纳入了历史学研究范围，专列八书系列开后世政书之先河。内容和序列的调整，表现了司马迁的史学观点和国家大政的轻重序列。班固《汉书》十志，序列为律历、礼乐、刑、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内容更丰富，结构更严密，发展了司马迁史学，这是应当揭明的。班固还把职官纳入了史学范围，创《百官公卿表》以载其制。

其三，展现古今社会。国家大政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更丰富、更广阔的内容，应是社会基层大众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生活。历史家的责任，就是要全面地反映以往历史的社会生活，摆事实，讲道理，还历史本来面目，知往鉴今，使读者受到启迪。司马迁很好地尽到了他的责任，以人物为中心贯通古今，全面地展现了古今社会实况。他不只研究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也研究社会下层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对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总结，达到了“备天地万物”于一书的境界。

其四，辨章一切学术。《太史公自序》论列六家要指，又立“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列传，辨章学术，把学术、学派纳入了史学研究范围。班固在《汉书》中立《艺文志》，对学术学派进行分类，使其更加条理化和严密，这是弘扬司马迁之学。司马迁的视野是极其广阔的。有些学术、学问，在当时还不甚发达，或未引起史家足够的重视，无论《史记》、《汉书》都没有专列论载，但司马迁纳入了其研究范围。如金石、简牍、甲骨，作为专门学术是后代的事，金石学形成于宋代，简牍学、甲骨学奠基于近代，但这些学问早在先秦就已经发源。三代已经开始了铸鼎彝，秦代已经重刻石，甲骨盛行于殷周，秦汉是简牍为主的时代。《史记》对金石、简牍、甲骨都有不同程度的载述。《周本纪》记武王克殷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秦始皇本纪》多次记载“刻石颂秦德”。《封禅书》记载得宝鼎，李少君鉴赏齐桓公器。这说明司马迁已将金石作为史学研究对象。《周本纪》记“尹佚策祝曰”，《齐太公世家》记“史佚策祝”，《鲁周公世家》记“史策祝曰”，《孔子世家》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匈奴列传》记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反映了简牍的形制、使用情况。可以说简牍已纳入了史学研究对象。至于甲骨，有《龟策列传》，此外记载卜筮卦象的篇章是很多的，如《周本纪》、《晋世家》、《田敬仲世家》等篇，不必一一具引。

其五，遗事旧闻纳入史学研究范围。拾遗事，网旧闻，司马迁将之作为史学理论贯彻。这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明确的交代。一则曰“拾遗补艺”，《索隐》注：“补六艺之阙也。”再则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索隐》注：“旧闻有遗失放逸者，网罗而考论之也。”拾遗补缺，《左传》注《春秋》开其端，司马迁条释为理论，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裴松之《三国志注》，发展成为一种史书体裁，可以说是司马迁拾遗补缺、网罗旧闻理论在实践中的发扬与光大。

拾遗补缺，贯彻在其创作过程中，使《史记》内容更加全面。如孔子高足七十子，《仲尼弟子列传》实载七十七人。《史记正义》注：“公伯寮、秦冉、鄡单，《家语》不载。”说明也补了《孔子家语》之缺。《日者列传》说：“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古代日者社会地位低贱，史书不载，司马迁特补前人之失而作《日者列传》。列传中有许多人物附传，亦是补无传之缺，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补公孙贺、李息等十六人无传之缺。《史记》十表，特别是汉代诸表，不仅补纪、传人物之缺，也补行政大政之缺。如《将相表》记高祖六年“立大市”，“更命咸阳曰长安”，以及太尉之废置，都是本纪中没有记载的。

以上条列了司马迁创立百科全书式通史的五个主要方面，均属历史学的范畴，所以《史记》最本质的定位，是一部历史学著作。由于以人为中心，司马迁写人，创造了传记文学。《史记》既是史学，又是文学，所以一般称《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4 《史记》成为百科全书的原因及意义

司马迁缘何把一部文史名著写成百科全书呢？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其一，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是天人合一。孟子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左传·文公十三年》中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人君为王。《说文》释曰：“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说文解字》第一篇上“王”字解）人立于天地之间，不能脱离天地而存在，所以天、地、人作为一体来记叙。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其二，历史本身的含义是指过去的事，即以往的一切事情。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从而限制了人们的认识能力，而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中，就要求学者、先知先觉的圣人必须知晓、存留一切。所以古代的历史学家，无论中外，都认为史学要包括一切知识。刘知幾在《史通·自叙》中说：“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他认为史学、史书、史学研究与评论要总括天地古今的一切。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作的《历史》就是百科全书式的。

其三，在司马迁时代，学科分类还未兴起，正是所谓文史不分的时代，而正是由于《史记》对文学、史学的突出贡献，推动了文学、史学的分途。

其四，司马迁父子的理想，要完成一代大典，仿效《春秋》为民立则。司马迁评论《春秋》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太史公自序》）其实是指《史记》的写作宗旨，要包罗万象，古今皆备。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谈为太史令，本身就是掌管天文之官，兼理国家图籍之府），资料搜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如此浩繁的工作，司马谈感到以一人之力难以完成，所以培养其子司马迁继承自己的事业，临终遗命司马迁接力修撰《史记》。古人治学，就是有这样一种精神，父死子继，为了理想绝不急功近利，这就是执著精神。司马谈自比孔子，是几百年才出现的圣人之业的继承者，表明他自觉地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寄希望于司马迁来完成，于是规划了“百科全书”。

司马迁继承父志，完善并发展了“百科全书”的规划，《史记》博大精深，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其意义就在于“继往”与“开来”。《史记》继往，全面总结了前代历史文化；《史记》开来，推动了文、史、哲的分途，影响甚为深远。先秦时代人们在提起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时，有文史不分之说。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各有分野。《诗经》、《楚辞》是文学，《春秋》、《尚书》、《左传》、《战国策》是史学，《周易》、诸子散文是哲学。但是，又为什么说文史不分呢？当时还没有纯文学，更没有写人艺术的纯文学；而诸子散文说理，寓含历史知识，且文采斐然。上列史学专书，不仅反映的历史内容和范围有限，而且形式体制都极为原始，《尚书》只是资料汇编，《战国策》可以说是文史参半。也就是说先秦百家争鸣是学术的黄金时代，文学、历史、哲学，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或三位一体。当时各种学科都还处于萌芽并将要蓬勃发展时期。治文、史、哲于一炉的《史记》，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传统和历史背景下产生、创造出来的。也正是由于《史记》的辉煌成就，把文、史、哲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从而也推动了文、史、哲的分途。也就是说，司马迁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一个伟大时代的文化巨人。

二、《史记》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的贡献

鲁迅称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十分中肯，是学术界公认的定评。下面具体阐释《史记》对中国史学和文学所作的突出贡献。

（一）《史记》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中国史学的产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史官，但这些史官只是记载商王的言行，并负责占卜工作，类似宗教职员。周代继承这一传统，到春秋、战国时代，史籍产生，有所谓“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的说法。即《尚书》是“左史记言”的典范著作，《春秋》是“右史记事”的典范著作。列国史官形成的著作有晋之《乘》、郑之《志》、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均属记言、记事的性质，很少有历史过程的记述与研究。《逸周书》、《左传》、《国语》、《周礼》、《仪礼》、《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等，也属史籍，其特点多为资料汇编，或修订、解释历史文献。一般成于众手，作者多为史官或者士大夫。成书既非一时一人，因此无法保证严格的体例。因此，先秦史籍成为后世多种史体的源头，故唐代刘知幾总结唐以前史体流派有六家，先秦史籍占了四家。比较有严格义例的是《春秋》家和《左传》家，代表的是编年体。中国古代史籍的三大体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最早产生的是编年体。先秦史籍内容庞杂，文字疏简，记事粗略，史实中杂有神话、传说、寓言，又多有后人的增饰，真伪并存，而且先秦史籍没有系统、全面地记载人类的社会活动，只是反映了片段历史，没有独立成为史书，也没有独立的史家概念。殷商是中国史学的萌芽时期，春秋、战国、秦是中国史学的童年，史籍只是经部的附属。《史记》的问世，改变了这一状况。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创作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三千多年的通史，不仅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识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史记》与先秦史籍比较，它是由量变发生了质变，《史记》是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它结束了中国史学的童年而走向成熟。由于《史记》的影响和带动，司马迁之后，史籍蓬勃发展，两汉以后，史籍独立成部，蔚为大观。东晋李充著《四部书目》，史籍已在四部目录中部居第二。2 规范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司马迁著《史记》，在史学研究对象上作出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人本位，即以人为中心。《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是人传；表是人谱；书是人事、人传。此后历代修史便都遵循人本位的“祖制”。

司马迁规范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提出了许多首创的范例。如果把司马迁的创新加以具体的罗列，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十个主要的方面：（1）首创纪传体，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序列；（2）首创贯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历史发展断限理论的年代学；（3）首创“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4）首创经济史传，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到经济发展状况对社会历史起决定的作用；（5）首创军事史传，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战争理论，叙述了战史内容；（6）首创学术史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7）首创民族史传，提出了民族一统的思想；（8）首创各色人物的类传，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9）首创语译古文，使艰深古奥的语言通俗化；（10）首创历史文学，把历史人物的实录塑造成为典型形象。

其他还可以罗列一些，如首创礼、乐、历、星等各种专题的文化史传，扩大了历史记叙的范围；首创《大宛列传》，载述外国史事；等等。3 创立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司马迁怎样写历史，即司马迁编纂史学成书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其二，详变略渐。其三，熔铸改写。“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八个字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方法论。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整个历史长河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一个历史事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把握历史大势，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把握与观察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兴旺的时候，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历史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变，是历史的永恒主题。所以司马迁写历史，最高原则与目的就是“通古今之变”。“详变略渐”，是把握古今的一个原则，又是“详今略古”的一个特例。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基本原则是详今略古，在详今略古的前提下，又“详变略渐”，即详变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史记》述史三千年，共一百三十篇，百年汉史篇幅过半，有六十二个专篇，兼及其他十三篇，共七十五篇。而五帝三代近两千年，只有五帝、夏、殷、周四篇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篇年表，共六篇。详今略古还贯穿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为何详今略古？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愈古史料愈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是“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即离今世愈近的历史愈有借鉴价值，这也是详今略古最主要的原因。推广这一原则，愈是变革的历史，愈有借鉴的价值，所以“详变略渐”，成为处理古今关系最重要的原则。

综观《史记》全书，特详四个段落的历史。一为西周建国史；二为战国之世的变革历史；三为秦汉之际的剧变历史；四为武帝建元、元封之间的变革历史。这四段变革历史加起来只有三百多年，只占三千年历史的十分之一，而叙述的内容，占全书五十二万字的百分之八十，即四十余万字。秦汉之际八年，建元、元封之间三十年，合计不到四十年，而叙述的篇目涉及四十四篇，占三分之一，篇幅字数亦约三分之一。

熔铸改写，司马迁称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即现今文学上称的再创作。尤其是写古代史，资料贫乏，司马迁不得不点滴搜求，零散积累。司马迁写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全篇只有三千多字，今可按核的资料来自十余种书，有《尚书》、《五帝德》、《帝系姓》、《国语》、《左传》、《世本》、《庄子》、《孟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材料不仅零散，而且风格不统一，各种资料有很大的时间跨度，语言不一，甚或事实抵牾。司马迁把杂乱无章的历史资料，熔铸改写成了可资阅读的历史学著作，其创造精神和方法为后世树立了楷模。4 树立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主体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大一统历史观。其二，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其三，朴素的唯物历史观。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只说两个例证，以见其进步性。第一，《史记》开篇《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说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史记》全书所写列国世家、周边民族、人物列传，追本溯源，都是黄帝子孙。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其中黄帝子孙这一口号最响亮，毫无疑义，应归功于司马迁的创造。中华民族共认一个祖先，最能唤起同血缘、同地域、同文化的民族亲情，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黄帝子孙，这一民族大一统观念，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黄帝子孙”至今仍是一个神圣的词语，具有无限的号召力。第二，司马迁述史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有两个显著的进步观点，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后世史家不能望其项背。其一，司马迁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统治者都不能自以为是，而是必须广泛集中百官群臣的智慧。他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其二，司马迁认为，民心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亡起决定作用。“民为邦本”，是儒家宣扬的观点；而司马迁的贡献，是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秦朝之亡，是由于陈涉发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这是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汉武帝专事残酷，郡县相聚而叛，“大郡至数千人”，阻山川，抗朝命，“无可奈何”（《史记·酷吏列传》）。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轮台罪己之诏，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改弦更张，西汉才转危为安，出现了昭宣中兴。这是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替司马迁续写的一章。《史记》中的许多进步观点也影响了班固。

（二）《史记》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语言与情节是文学创作的最基本元素。语言巨匠，就是文学大家。《史记》语言之优美，不仅独步当时，而且为后世人所不可企及。《史记》中，短句一个字，长句四五十字，当代汉语中的各种复杂句型，《史记》全有。《史记》语言生动、流畅，而又雄健峻洁，婉曲细微，形成独特的风格。《史记》创造了个性化的语言，如《秦始皇本纪》写始皇统一中国，群臣议上尊号，上奏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始皇批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这去“泰”著“皇”，一字一顿，凛凛然一派金口玉言，拍板定案不容置喙的至尊语气，极为传神。2 散文大家

汉代文章两司马，是指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这是文史大家班固的评论。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语中评论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班固推崇《史记》散文之优美，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比肩，足见司马迁是一代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掀起的古文运动，就是以司马迁为旗帜，把《史记》树为追慕学习的典范。韩愈论《史记》雄健，柳宗元论《史记》峻洁，韩柳并师法《史记》作文。《史记》文章为汉代散文典范，从此确立。明清人评点《史记》，对其文章艺术美的研究，挖掘更深，尤以清桐城派的评点，成绩最大。方苞用“义法”论《史记》，已经明确地触及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认识。方苞说的“义”就是“言有物”，即文章的内容；“法”就是“言有序”，即文章的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才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好文章。桐城派另一大家刘大櫆，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史记》散文的艺术美，指出《史记》文法有“大”、“远”、“疏”、“变”四大特点。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林纾，他对《史记》散文艺术美的研究卓有成绩。他撰写的《春觉斋论文》，对《史记》文章情韵之美，以及运用虚字和结尾艺术做了不少具体分析，发前人所未发。3 创立传记文学

刘勰《文心雕龙》标立“史传”专题，明确地把《史记》人物传记包括在文学范围之内。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评价《史记》的文学性，文章结构转折波澜，细节描写具有小说因素。最早把《史记》与小说相提并论的是明嘉靖间人李开先。他在《词谑》一书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把《水浒传》的情节安排与文章技巧与《史记》的文章技巧联系起来。到明末清初，金圣叹径直把《史记》、《庄子》、《离骚》、杜诗、《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六才子书”。金圣叹在《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中多次赞扬司马迁的文笔。尤其是《史记》与小说的关系，金圣叹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这些评论指出：中国的写人艺术，就是从司马迁创立史传文学开始的。所以中国传统小说，人物塑造带史传特点，以故事情节取胜，其实就是师法司马迁。4 司马迁是创立中国文学理论的先驱者

先秦时代，文、史、哲各学科还是混沌一片，正处于分立的前夜，各学科的理论建立还是萌芽状态。当时文学、史学的概念尚未提出，各家有各自的学说，统称百家。司马迁写作《史记》，宣称“自成一家言”。言，就是理论和主张。自成一家，就是别立一家，有理论，有主张。《史记》跨史学、文学两家，司马迁对史学、文学都有一系列的理论与主张。正由于此，《史记》才成为既是史学，又是文学，《史记》的成就，推动了史学与文学的分途。那么司马迁都有着哪些文学理论与主张呢？是否超越了前人，启迪了后人呢？

司马迁第一个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他对于文学的理论与主张，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开始注意文学的特点，区分文学与学术的界限。“文学”一词出现很早，《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子游、子夏都是孔子的高足，这里的文学主要是指经学。在《史记》中多次出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袁盎晁错列传》：“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儒林列传》：“今上即位，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其中的“文学”，均指精通文献典籍的学士，是一个复合词组的概念，精通儒家的典籍，即精通经学，因此汉代“文学”一词往往指儒家典籍，即经学。

对于诗赋、文章的文学特质，司马迁有明确的认识。他创造了“文章”、“文辞”、“文采”、“辞”等词语来描述之。如《三王世家》：“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报任安书》：“所以隐忍苟活……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些均表明了司马迁有意识地突出文学的特质，以与非文学的学术相区别，对当时和后世文学观念及文学实践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班固修《汉书·艺文志》就明确地把诗赋别为一略。

第二，重视文学创作和文章家。司马迁为屈原、贾谊、邹阳、司马相如等文学家立传，大量引载他们的作品入传，开创重视文学创作与文学家的先河。

第三，强调文学作品的讽刺作用，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讽刺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式。先秦儒家就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诗·关雎序》：“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要求文学作品发挥感人、化人、移风易俗的作用。司马迁肯定屈原、司马相如赋的讽喻价值。《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赞《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讽刺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至于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强调作家的写作动机是“发愤”，不仅继承了孔子说“诗可以怨”的传统，更多的是继承和发展了《离骚》“发愤以抒情”的文学观，在文学理论上具有重大的开拓作用。唐李白倡言：“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古风其一》）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宋欧阳修也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清赵翼《题元遗山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些议论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

第四，主张作家思想品格与作品内容一致，作品内容与形式一致。司马迁以此原则评论前代作家与作品。如评价屈原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里，司马迁认为作家的思想品格对作品的内容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屈原具有“志洁”、“行廉”的伟大人格，才有千秋不朽的《离骚》，其作品才有深厚的内容，才具有那种沁人心脾的含蓄美。而司马相如等一些辞赋家由于多缺乏这种人格美，所以他们的作品多“虚辞滥说”，或只有形式上的“从容辞令”，做不到“文约”而“义远”。

司马迁除要求艺术与人格统一外，还要求作品有深厚的内容，有美的语言与美的形式。汉武帝封三子为王，本无事迹可述，只因封册文“文辞烂然，甚可观”而作《三王世家》。《儒林列传》中记叙要求群臣奏章“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司马迁作《史记》，要求有“文采”以便流传后世。正因司马迁的刻意追求，所以《史记》才能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别具一格的纪传体形式，与优美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文史结合与文质结合的典范，以至于达到了鲁迅评价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境界。

第二讲 司马迁其人

此讲主要评介司马迁其人，并揭示《史记》产生的历史原因。下面分两个题目来谈：一是司马迁多彩的人生；二是司马迁发愤著书。

一、多彩的人生

司马谈认为完成《史记》的人就是继孔子之后数百年产生的伟大人才。这个历史继承落在了司马迁的身上。前人论说史学大家，必须才、学、识、德四长兼备，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多彩的人生造就了司马迁的文化巨人地位。1 家学渊源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追述司马氏世系，其始祖为唐虞之际的重黎氏，历唐虞夏商，世典天官，至周世典周史。司马谈自认这是最为光荣的家世，即史官世家。司马谈言此，是表明他以修史为己任，是一个自觉的历史家，是司马氏义不容辞的天职，并以此教育司马迁。

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正进行着一场大变革，司马氏家族适应时代变迁，从事政治、军事、剑客、经济等活动，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人物存在。西周程伯休甫、秦国司马错都是名将。司马错为秦国开拓了巴蜀大片领土，又东伐败楚，与秦名将白起比肩。司马昌、司马无泽两代分别任秦国的大铁官和西汉长安市工商总局局长。这些是司马迁得以继承兵学、经济学的家学渊源。

给予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其父司马谈。司马谈不仅发凡起例《史记》，而且着重培养司马迁，司马迁年少时期留在乡间耕牧河山之阳，以接受精神和体魄的锻炼。司马迁年少聪明，年十岁即能诵古文。司马谈又为司马迁聘请了名师，使司马迁接受良好的教育。2 司马迁的师承与交谊

汉武帝时代，有几位影响深远的大学问家。一位是今文学大师董仲舒，一位是古文学大师孔安国，还有一位天文学大师唐都，均因司马谈的关系，司马迁能有幸拜在他们门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把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归并为儒、墨、名、法、阴阳、道六家，认为六家学说皆有益于治，表明司马谈不墨守门户，有博大胸怀，海纳百川，所以让司马迁既学古文，又学今文。司马迁出仕为郎，又与大文学家严安、庄助、枚乘及上大夫壶遂等为友，并受到他们的文学修养熏陶。司马迁师承大师，与时贤为友，所得良师益友之助，古代没有第二个人。3 二十壮游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正当盛年，怀抱着凌云壮志，承父命交游全国，“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首创走出书斋读无字之书之先例，向社会作调查。后人总结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大学问家不可或缺的修养。司马迁此行了解和搜求了古代与当时的历史传说故事与各种史料，经历了许多磨难，并在《史记》中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载。

司马迁壮游的范围重点在南方，故自述为“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孔子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开封），回到长安。

司马迁游历考察，兼有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对于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战争，小至战国时的一个城门名字，他都要力求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除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遗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作了广泛的记载。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然于胸。顾炎武评介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日知录》卷二十六）这是司马迁在史事方面所得游历之助。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参见《栾城集》卷二十三）这是司马迁在文章辞采风格方面所得游历之助。总之，司马迁二十壮游，不仅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大量的遗文古事；而且开阔了视野，放宽了胸怀，增长了识见和才干。王国维称为“宦学之游”。这是《史记》成功的条件之一，是值得我们借鉴的。4 入仕郎中

郎中是职别最低的郎官，即作为皇帝的贴身卫队，其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掌守门户，指在宫中为皇帝看门的卫队；出充车骑，指皇帝出行，郎官作为前呼后拥的仪仗。

郎官又是国家的官吏储备系统，没有定员，多至上千人。积资有年，郎官外出，到地方任县长、副县长；到朝中各部，任令丞，级别相当于今天的正副处级到司局级。

郎官有四个等级：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由高官子弟充任，一般是二千石高官，即相当于现在的正部级、副部级的子弟方能入选，一部分来自地方推荐上来的富人子弟。郎官制度称为恩荫。在皇帝身边的中级官员，子弟也可以得到恩荫。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六百石，只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但太史令要观天象，列席朝廷议政，起草礼仪制度，得以接近皇帝，因此，司马迁得到恩荫，为最低一级的郎官。

司马迁才能卓著，善写文章，作赋；汉武帝能文能武，也是写文章、作赋作歌的高手。汉武帝把全国青年文学高手吸收入郎官卫队中，司马迁因其才华横溢得武帝赏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35岁，被汉武帝任命为郎中将，为出使云南、贵州的钦差大臣，到西南夷地方去设郡置吏。5 奉使西征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是青年司马迁出仕郎中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元鼎六年武帝发兵征西南夷（今云、贵两省及四川西部地区），派司马迁以郎中将的职衔去监军，并设郡置吏，也就是当钦差大臣。司马迁在这一地区生活和工作了半年多时间，设置了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文山等郡。由于是安抚新区少数民族，司马迁提出了“以故俗治”的办法，开创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施政大纲，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是了不起的先进思想。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南中，治理办法就是依据司马迁的“以故俗治”。《史记》首创民族史传，等列少数民族为天子臣民，这与司马迁奉使西征的这一生活体验是分不开的。6 扈从武帝

司马迁一生与汉武帝相终始，两人同是西汉大一统时代的英雄。汉武帝雄才大略，创造了许多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司马迁满腹经纶，用如椽大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个大时代。汉武帝四出巡行郡县，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司马迁随行，也走遍祖国大地，是为“扈从之游”。汉武帝好文学，能诗能赋，建立乐府，采集歌谣，以观民风，并且还网罗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一大批文人学士在身边，君唱臣和，充满了浪漫情怀与豪放气派。司马迁时值年少，后生晚辈置身其间，才华横溢，深得汉武帝亲信而为文学侍从。此时司马迁得意非凡，“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这说明，扈从生活，司马迁还是非常珍惜的。

扈从武帝，使司马迁跻身于封建中央王朝中枢，了解到了大量机密，像“入寿官侍祠神语”这类触及武帝隐私与心理的生活经历，“其事秘，世莫知”，司马迁也得以参与。这些生活经历，是司马迁写《孝武本纪》和《封禅书》等篇的基础。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首次大规模出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十分排场。元鼎五年，汉武帝西登空桐，北出萧关，带数万骑打猎于新秦中，场面十分雄伟壮观。扈从汉武帝的司马迁，在观赏过这盛大的场面之后，必将激发其无限的豪情。司马迁擅长大场面的描写，是和他几十年扈从武帝的豪放巡游分不开的。司马迁扈从武帝，使他深深地呼吸着大一统时代的新鲜气息。7 继承父志继任太史令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三十六岁。这一年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作为顾问随从东行，但司马谈到了洛阳就病倒了。正在这时，司马迁奉使归来，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悲伤地留下了遗言，他要司马迁矢志继承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做太史令，完成通史著作。司马谈的作史理想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构成了以人物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纪传史，颂汉家一统之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合理反映，是当时的时代思想。司马迁在父亲的熏陶、培育下，也以修史为己任，父子两人的理想是一致的。司马谈临终，遗命司马迁继承其业，要以尽忠尽孝的誓言做出保证。司马迁恳切地低下头来，流着眼泪向父亲起誓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守丧三年后，果然遵循父亲的临终遗训，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任太史令。这一年司马迁三十八岁。

太史令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历史顾问，重大制度的兴革和典礼仪节均有太史令参加讨论。司马迁为太史令第五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新历，定名太初历，并改年号为太初，改历是封禅活动的继续。封禅象征新王朝受命于天地，改历象征受命的完成。汉武帝完成封禅改历是划时代的壮举，意义非凡。司马迁躬逢其时，参与其事，激动不已。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训，仿佛像洪钟一样在耳边响起：“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论次其文。唐刘知幾论良史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清章学诚又加之以德。这才、学、识、德四大要素，司马迁可谓兼备一身。司马迁聪颖勤奋，十岁即能诵古文，养育了他的才。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培养了他的学。壮游与受祸，锤炼了他的识。史官世家的传统与气质，司马谈的“尽忠尽孝”教育，临终遗言的警响，涵育了司马迁的德。这些主观条件是《史记》成为不朽著作的根本原因。

几年后，司马迁因李陵案牵连身遭腐刑，这是司马迁人生中的一次厄运。这场灾祸，改变了司马迁的立场，他从悲怨中走出，发愤著书，是《史记》成书的一大动因。下面作一专题来谈。

二、发愤著书

本题阐释《史记》主题的升华、成书的历史条件及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1 司马迁受宫刑而发愤著书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牵连，受刑后而发愤著书，升华了《史记》的主题，发生了质的改变。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少为建章监，骑射技术有其祖父李广之风，又谦虚下士，甚得战士心，与司马迁是很好的朋友。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北行三十天，直达浚稽山（约在今图拉河与鄂尔浑河间），吸引单于的注意力，保证贰师将军的出击。李陵遭遇了匈奴主力八万骑兵的包围，全军覆没，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受株连下狱，被判死罪。汉武帝惜其才，减罪一等，可以交五十万罚金免罪。司马迁无钱，受腐刑代死，即所谓的“李陵之祸”。

腐刑就是宫刑。儒家的忠孝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何况是宫刑，只有做宦官的人才受宫刑。司马迁称“大质已亏”，为人所不齿。刑余之人死后也不能入祖坟。司马迁因受宫刑，出狱后被汉武帝用为中书令，即贴身的秘书长，被朝官视为尊宠之职，司马迁却认为是奇耻大辱，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多次想到自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沉痛思考中作抉择，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遂有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报任安书》）人的一生，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而仅仅以一死来同黑暗作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和《伯夷列传》中引孔子之言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训：“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为最大的孝道。司马迁进而发扬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修身观念，史称三立精神。刑余之人没有机会立德、立功，唯有立言，写好《史记》供后人评说。司马迁忍辱负重，以更加激扬奋发的精神投身于《史记》的修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田横耻于降汉，自刎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嬴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趣汤如归”；等等。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像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与日月争光可也”。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是更值得敬仰的“烈丈夫”。但这一观点，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司马迁却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又说，“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那些一遇侮辱就轻生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

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标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是要让它闪光，要死得有价值。司马迁在荣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完成《史记》。他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著作。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郁结，又得不到通达，所以才叙述往事，寄情后人。这就是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负重，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忍的毅力来完成旷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主题。司马迁宣称，《史记》记事实录，“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也就是王公贵族，包括帝王本人，都可以批评，不为尊者讳，不与圣人同是非，这只能是司马迁受宫刑以后才能产生的叛逆新思维。2 《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史记》的产生，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首先是司马谈发凡起例，嗣后司马迁继承父志完成其业。

司马谈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举贤良入仕，就发愿继承孔圣人事业，完成一代大典，提出了创作《史记》。司马谈正式写作是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去世。司马谈修史准备已达十八年，正式写作十二年，耗尽了他的一生。《史记》规模体制，以人为中心，通史原则，均已确定。今人考证，《史记》五体均有司马谈的痕迹。研究《史记》不谈司马谈，是不完整的。他发凡起例的创造，无论得到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司马谈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但《史记》终成于司马迁之手。司马谈之作，司马迁加以重新厘正，所以完整的《史记》不容分割。尽管《史记》是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人的共同创作，但《史记》的思想体系只能用司马迁一人为代表，也是确定无疑的。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为太史令，至武帝之末的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司马迁又进行了二十二年的写作，父子两代前后相继写作了近四十年。《史记》是司马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司马氏父子的经营，只是《史记》成书的主观条件，一部旷世大典的完成，还必须有它的客观条件。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史记》也是时势所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秦汉大一统盛世呼唤巨人出世。具体有五个方面：其一，大一统理论的总结；其二，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其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创造了弘阔昂扬的时代精神，是《史记》创作的时代背景；其四，文景时代开明政治的流风余韵，为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其五，时代变迁，新思维的吸收。五个客观条件中，大一统理论的总结是最重要的因素。高祖即位，陆贾就写了一部《新语》，总结秦之亡、汉之兴的历史原因，群臣高呼万岁。其后，淮南王刘安著《淮南子》就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命题。要有这样一部书，总结历史经验，为新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理论根据，也为天下苍生谋福祉。这是时代的呼唤，需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巨人出世。司马迁适逢其世，应运而生。3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司马迁是秦汉大一统时代的文化巨人，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着崇高地位。

其一，伟大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通史——纪传体《史记》，不仅奠定了中国历史学的独立地位，而且开创了历史学发展的新时代。纪传史被历代王朝颁令为正史，居于独尊地位，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历代史家踵其遗轨修成的列朝正史，从《史记》至《清史稿》积数有二十六种之多，计四千零四十二卷，洋洋近五千万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故在学术界有中华民族全史之称。记事起黄帝讫大清，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发展的规模体制，载述毕于此编，司马迁首创之功，可与日月并垂悬。

其二，杰出的文学家。作为文学家，司马迁开创了散文叙事的传记文学，《史记》遗泽后世，成为历代文学大家和万千读者学习、借鉴的典范。《史记》对后世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散文是受《史记》影响最直接的。司马迁的散文成就，不仅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文学发展史上，文学家司马迁应与大诗人屈原并列。屈原赋代表了先秦文学的最高峰，司马迁史传散文则代表了汉代文学最高峰，两人前后辉映，各自成为所处时代的代表人物。屈原和司马迁两人，不仅身世遭遇有相同之处，而且两人的作品都强烈地反映现实生活，鞭笞腐朽和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同时具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歌颂理想，抒写人生。所以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是极为中肯的。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古典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们反对六朝骈体文，提倡古文，把《左传》、《史记》作为旗帜。唐宋八大家提倡的古文运动，主要是学习、效法《史记》，把《史记》当作古文典范来借鉴。明清的评点家，尤其以清代的桐城派古文家为代表，把《史记》奉为古文正宗。这说明，唐宋以后，《史记》对散文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

其三，卓越的思想家。作为一个思想家，司马迁最可贵的精神品德和崇高人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实现了其“一家之言”的理想；二是勇于探索和创新，创造了划时代的纪传体通史；三是严肃地忠实于史实，不与圣人同是非。这三点精神其内涵是一致的，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取得超越其他封建史家的成就，核心之点正是他坚持了“实录”。因为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来解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破除官方哲学的框架束缚，不与圣人同是非。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的“异端”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等方面。班固说：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

班固所批评的司马迁之“蔽”，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长”。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司马迁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作的贡献；司马迁颂游侠，是肯定这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真正道德。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求利和反强暴的肯定。司马迁的这些“异端”思想表现了《史记》的人民性思想，他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不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约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方面来立论，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

司马迁的鲜血和生命化成了《史记》，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将永远为人们所祭奠！

第三讲 司马迁写战争

一、司马迁的战争观

战争是人类阶级社会的斗争形式，是剥削制度的产物。“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这是先秦大儒孟轲对于战争的谴责，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谁善于打仗，就处他以极刑，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止战争，这是一种迂腐的观点。但是，孟轲对于战争的谴责引发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先秦诸子百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具有道德理性的人类社会，为什么要爆发战争？怎样去制止战争？墨家主张“兼爱”和“非攻”，反对战争。儒家主张“仁政”，倡导以礼、义消除战争。法家主张富国强兵，以法为教，提出了“以战去战”的理论（参见《商君书·画策》），走兼并统一的道路。兵家适应法家的主张，致力于研究怎样打胜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发展了治兵置阵的兵学。司马迁贯通百家学说，以历史家“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卓识，研究战争，记载战争，发展了古代的兵学理论。《兵书》就是司马迁写的一篇战争论。1 司马迁对战争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认为战争是诛暴救危的自强工具，既可兴邦，也可丧邦，应当慎重使用。

司马迁在《律书序》中给战争下了一个定义：“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史记》卷二十五《律书》，下引《律书》不再注）这里，司马迁把人类战争比做昆虫鸟兽的毒针爪牙，视为自卫的工具，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类比，是不科学的。这是从直观中形成的自然主义战争观，把人类社会视同生存竞争的动物界，所以得出战争起源是“情性之理”的结论。司马迁不懂得阶级斗争，有这样的认识是难免的。但是，司马迁从“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中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摒弃了儒家的迂腐观点，承认暴力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性，接近于法家的战争观，是一种进步。《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此是司马迁战争观的高度概括。“非兵不强，非德不昌”，这八个字是司马迁战争观的理论核心。兵，即战争；德，指政治。两者相辅相成。国家缺少战争手段就不能自强，但只注重战争而缺少礼、义之德，国家也不会昌盛。儒家排斥战争，法家专注暴力，两家都不免有片面性。但司马迁的观点并非儒法两家的折中，而是总结了几千年的战争史，尤其是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近世的战争史升华的理论，当然也吸收了儒法两家理论中的合理内核。“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就是生动的历史例证。“可不慎欤”，并不是废弃战争，而是要注重战争和慎用战争。所以司马迁对侈谈“德化”的“世儒”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黄帝之统一，颛顼之除害，成汤之有天下，春秋霸业之兴起，都凭藉了战争手段。“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空谈“德化”的人，根本不懂战争，也不懂得治国平天下。如果按照他们的办法，轻则“侵犯削弱”，重则“君辱失守”，国破家亡。因此，司马迁强调“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故“诛伐不可偃于天下”，只是“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罢了。

第二，认为战争“行之有逆顺”，颂扬顺天而行的正义战争，反对逆理而动的非正义战争。“行之有逆顺”，就是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既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也不盲目地支持一切战争，而是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司马迁对战争的这种认识和态度，超越了前人，是值得称赞的。

首先，从司马迁给战争所下的定义来看，他明确地提出了区分两类战争的理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诛暴、平乱、夷险、救危这四个方面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之是非正义的。对照先秦兵家及东汉班固给战争所下的定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迁战争观的进步性。前文提及先秦的大军事家孙子竟宣称战争的目的就是“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孙子·军争》），这就混淆了两类战争的界限。班固说：“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汉书·刑法志》）这是儒家的正统观点。“救乱除害”是正确的，儒家颂扬汤武革命就基于此，为司马迁所吸收。但“存亡继绝”却是倒退的历史观。孔子倡言“兴灭国，继绝世”（《论语·尧曰》），目的是维护西周那样的封建局面。按照这一观点，远古的黄帝和近世的秦始皇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就要被否定，这正是汉儒们的观点。司马迁批评他们是“不察其终始”的“耳食”之儒，是完全适当的。

其次，司马迁对历史上两类战争作了具体区分，鲜明地颂扬正义战争，谴责非正义战争。区分了两类战争的界限，比起从理论上下一个定义更加困难。所以，《史记·律书》列举了一系列战争实例来区分，哪些是正义的战争：“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黄帝、颛顼统一乱世，成汤讨伐暴君，均为民除害，诛暴止乱，符合天理，是正义的战争。桀、纣、二世穷兵黩武，贪得无厌，是非正义的战争。正义战争必胜，非正义战争必败。逆天而动，武力不可恃。

综观《史记》褒贬抑扬的战争，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颂扬平乱世的统一战争，反对分裂割据的战争；二是颂扬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反对暴虐人民的昏乱之君；三是颂扬诛暴战争，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

颂扬统一战争，是《史记》载述战争的主题之一。“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这是孟轲的观点。若单从争城争地来看，兼并战争确实是无正义可言。但从历史进程来看，兼并战争推动历史走向统一，它又是进步的，最后的胜利者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司马迁对秦朝的统一战争和对楚汉相争刘邦的统一战争就是这样评价的。项羽分裂天下，是他“暴戾”行事的一种反映；西汉吴楚七国之乱，破坏统一，均受到司马迁的批评。司马迁热情地颂扬刘邦的统一之功，称他为“大圣”。（参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吴王濞首谋反叛，司马迁降为列传，以示贬抑。“越人内附，西南夷请为内臣受吏”，各民族融合走向一统，司马迁肯定了这类战争。《周本纪》和《陈涉世家》颂扬了有道伐无道的革命战争。武王伐纣，在朝歌举行了盛大的告天仪式。武王再拜稽首说：“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史记·周本纪》）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高度评价他发难的反暴战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史记·太史公自序》）《匈奴列传》以实录史事的手法谴责匈奴侵扰中国。冒顿单于犯边，高祖发32万兵征讨之，被困平城，忍辱和亲。吕后当政，冒顿单于又遗书戏辱，蔑视汉朝。文景时期，匈奴时常背约，入盗寇边，杀略吏民。反击匈奴的侵暴掠夺是正义之战，不可避免。“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肯定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诛暴战争。但是汉武帝后期的对匈战争，却是要使匈奴臣服，结果导致了贰师将军李广利连年动众的失败，受到了司马迁的讥评。这反映了司马迁战争观的人民性思想，即使是正义的反侵暴战争，如果走上黩武主义，不符人民利益，司马迁也予以谴责。

第三，认为战争“用之有巧拙”，要兴建功业，必须详参彼己，慎择将相，认真研究用兵作战的方略。《匈奴列传赞》云：“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讠阎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之众，不过当汉一郡。但汉匈战争在武帝之世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设谋马邑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降匈奴止，战争持续了四十三年，耗费了西汉的大量国力，却并未使匈奴臣服，所以说“建功不深”。司马迁从这一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两条慎用战争、巧用战争的方略，即一为“详参彼己”，二为“择任将相”。

详参彼己。“不参彼己”则败，“详参彼己”乃取胜之道。“详参彼己”，就是“知彼知己”。毛泽东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司马迁所讲的“详参彼己”延续并拓展了孙子“知彼知己”的战术思想，要详参交战双方总社会力量的对比。《张仪列传》载张仪说齐湣王曰：“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赵弱。”这说明，两国交兵，双方形势强弱、财力大小、人力众寡，不可不详参。《淮阴侯列传》载韩信论项羽必败的形势分析，又说明强弱之势并非一成不变，形势消长，人心向背，不可不详参彼己。此外，政治之措置，人民之习性，兵卒之素质都必须详究。苏秦、张仪两传借纵横家之口说明和与战之策略，关系国家存亡，不可不详参彼己。汉武帝反击匈奴，不趁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大战的胜利形势，与匈奴和亲，而误听“讠阎纳其说”，制定了要匈奴臣服的错误战略。匈奴军虽寡，但却是一个全民皆善骑射的大国，东西广袤万里，南面大漠为屏障。汉军虽众，但骑射不如匈奴，出塞千里，后方输送给养，“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势成强弩之末。匈奴却休兵于漠北，“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谋伐匈奴疏》，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先占地利，以逸待劳，汉军难以取胜。司马迁“不参彼己”之批评，切中要害。

择任将相。司马迁为古今众多的兵家战将作传，高度评价司马穰苴、太公、孙、吴等人的兵法学，“切近世，极人变”，既切合近世社会的实用，又是人类高智慧的结晶，与儒家“善战者服上刑”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井陉之战，赵将成安君陈馀不用广武君李左车的奇计，结果兵败身死为天下笑。司马迁以颂为讽评论说：“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史记·淮阴侯列传》）《田单列传》记述田单破燕，以五千之众胜数十万燕军，全靠奇谋取胜。《赞》语曰：“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所谓“正”，即堂堂的攻守之战，攻则无坚不摧，守则坚如磐石，拼的是兵锐将勇。所谓“奇”，就是不依正轨，不行常道，用奇谋智计取胜，斗的是兵略权谋。兵锐将勇，是战争取胜最基本的要素，兵略权谋，是常胜的决定因素，两者相辅为用。百战百胜的将军总是智勇兼备，用兵置陈，正奇相依，变化无穷，如环之无端，无懈可击。让我们来观看司马迁所写的战争实例。

秦赵阏於（今山西和顺西北）之战，借赵奢之口说，两军相斗，“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军如鹰击狡兔，迅猛而又出其不意地直趋秦军，获得了全胜。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勇往直前，以泰山压顶之势冲击秦军，赢得了大胜。项羽起兵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未尝败北。彭城之战，他以三万精兵击溃刘邦五十六万大军。乌江岸边，他以二十八骑决战汉兵五千追骑，溃围、斩将、夺旗。这都是一鼓作气取得的胜利。打仗就要有这样的气势。乌合之众、怯懦之将是不能打胜仗的。但是两军置阵对抗，“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计篇》），善战者是斗智而不是斗力。凡以少胜众、以弱克强的将军，都是智勇双全的。司马迁绘声绘色地记载了古今大大小小的各种斗奇用智的战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欲“巧”用战争，必须慎择良将。

兵锐将勇，出奇用智，还要有严格的训练，赏罚必信，官兵一体，成为一支有素养的军队。廉颇用赵卒则胜，带楚兵则无功，就是生动的例证。《孙子吴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载述孙武练兵、吴起爱士、穰苴立信，这都是良将的治兵方略。他们带领的军队，官兵一体，纪律严明，就没有不打胜仗的。汉武帝伐匈奴，以外戚为大将，卫青、霍去病尚能“用材能自进”（《史记·佞幸列传》），常打胜仗。但霍去病不恤士卒，“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比古之良将已逊一筹。至于贰师将军李广利更是庸劣无比，兵征大宛，上下贪冒，使汉军前后丧师十余万众。最后李广利兵败降匈奴，成了可耻的叛徒。司马迁对汉武帝不慎择将相的批评，也是切中要害的。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司马迁精通兵略，娴于权谋，故载述兵事战阵有声有色。他虽然没有带兵打仗，但对于兵学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注重对战争的经验总结。所以司马迁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当时具有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为西汉统治者敲警钟；在今天来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大一统时代人们的战争观念，是研究古代战争史的重要资料。2 司马迁战争观形成的历史条件有以下几点

其一，春秋战国以来兵法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伴随着春秋战国及秦楚之际的战争，产生了无数杰出的军事家和常胜将军，兵法学因而大兴。《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起兵法》等名著都出自带兵打仗的常胜将军之手，是实战的总结，是经验的升华，所以具有朴素唯物论观点和辩证法思想。在秦汉之际，兵法学十分普及，司马迁就生活在这样的兵法学昌盛的时代，广读兵书，内藏韬略，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春秋战国之世，不仅军谋家和带兵打仗的将军们要研究战争，而且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家也要研究战争。如《管子》书中就有《兵法》、《参患》、《制分》等篇；《荀子》书中有《议兵》篇；《艺文志》兵权谋类有《公孙鞅》二十七篇，有《范蠡》二篇，有《大夫种》二篇。管仲、荀子、商鞅、范蠡、大夫种等都是政治家，荀子主要是学问家，苏秦、张仪等策士是外交家，他们的谈兵言论载于《战国策》。历史家左丘明在《左传》中详载兵事。这些书籍不仅陶冶了司马迁的兵学修养，而且为其写作《史记》提供资料。司马迁的战争观综合熔铸了前人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二，深厚的家学渊源影响。《太史公自序》追述了司马氏祖先有着两大光荣的祖德传统，即或为文臣世典周史，或为武将建立功名。周宣王时的程伯休甫是一位著名的将军，垂名于多种典籍之中。《诗·大雅·常武》就赞颂了他的事迹。司马迁的直系祖先是秦司马氏，居河西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芝川镇）。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是秦国的著名大将，与白起同时，年稍长。在秦国发展史上，司马错和白起是两个著名人物，一前一后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司马错历事秦惠王、武王、昭王三朝，前后三十六年。秦昭王十八年（公元前289年），司马错与白起共攻魏，取垣、轵等大小六十一城。据《秦本纪》、《六国年表》、《张仪传》、《白起传》等篇记载，司马错七次出征，为秦西取巴蜀，南夺楚黔中地，东伐魏拓境过安邑，使秦国土地扩大了两倍。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与秦相张仪在秦惠王面前辩论伐蜀利弊，难倒了策士张仪。司马错的论辩纵谈天下形势，并阐明了兵政关系，惠王称“善”。司马错伐蜀，“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史记·张仪列传》）。司马错和白起从未打过败仗。胜则进取，不胜绝不盲目行动，具有唯物的求实精神和抗强梁的品德。这些思想和品德在父子孙孙口耳相传和言行身教中形成遗传习性，这就是司马迁兵学思想的家学渊源。司马谈临终，拉着司马迁的手垂泣而教，要他以孝子的名义发誓效周公发扬祖德，光耀先人。司马氏世典周史和治兵置阵的兵学在《史记》中得到体现并发扬光大。

其三，时势的推动，使司马迁注重兵学。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壮游，“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其时汉匈战争已经进行了七年，天下飞刍粟，萧然烦费。骚动全国的战争动员给司马迁提出了研究兵学课题的机会。他“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考察秦灭六国以及楚汉相争的战场。他徘徊于大梁之墟，考求侯生所居夷门，遥想当年魏公子窃符救赵的壮举，激发报国之志。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亲历军阵，渡越关山。他扈从武帝，目睹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和围猎军事演习，使书本上治兵置阵的兵学得到实际生活的验证。尤其是汉匈战争兵连不解数十年，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不能不使忧国忧民的司马迁加倍地关注战争。司马迁的战争观，不只是来源于读兵书史乘和家学承传，而是更有对现实的战争体察和亲身实践。这就是司马迁的战争观具有进步性、唯物性和人民性的根本原因。

纵观司马迁的战争观，立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高度，系统地总结了战争经验和兵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志古自镜”的历史兵略学，供善为治国者览观。司马迁对兵政关系作了辩证的理论概括，认为兵与政是保国安民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他借主父偃《谏伐匈奴疏》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这说明司马迁倡导注重战争，研究兵略，不是好战，而是自强，抗暴御侮。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依旧有其现实意义。

二、秦赵长平之战

发生在公元前260年战国时代的秦赵长平之战，秦胜赵败，赵卒被斩杀活埋者达四十五万人，赵国元气大伤，从此衰败。其导火线是赵孝成王听信平原君接纳韩国上党太守冯亭的投降，赵国虎口夺食，占有秦国的胜利果实，被司马迁批评为“利令智昏”。实质上，赵韩唇齿相依，赵救韩，实为自保。赵王接受冯亭之降，原因有三：其一，从地理态势增强邯郸西部的防务，上党入秦，邯郸的门户洞开，此所谓唇亡齿寒，赵不可不保。其二，秦兵东进，意在吞并各国，东方各国都清楚，与其坐等秦国各个击破，不如联合一拼。东方各国又想联合，又不敢联合，因为谁先联合，秦又会先攻谁，于是各国处于两难选择。如今秦兵到了家门口，韩国又入地，入地增赵形胜，于是赵不惜一战受韩地。其三，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0年），秦二十万大军攻韩，赵援救，秦赵阏於之战，赵胜秦败。此时赵国为三晋之首，有与秦抗争的能力。

综上所述，平原君主张接纳冯亭是正确的决策。司马迁批评平原君“利令智昏”，是警惕人们，不要无故受益，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也是对的。1 天降馅饼

赵孝成王四年（公元前262年），韩国上党太守冯亭上书赵王说：“韩国无力守上党，（韩王通知）投降秦国。但上党的官民都愿归附赵国，不愿做秦国的臣民。今冯亭献上上党郡十七座城邑的地图、人口数额，全体官民向赵王叩头，再叩头，请赵王赐福上党人民，听候赵王的裁夺。”

赵王大喜，立即宣召平阳君赵豹入宫，通报这件事，征询赵豹意见，是否接纳冯亭。

赵豹说：“圣人甚祸无故之利。意思是说圣人把无故发横财看做最大的祸害。这块烫手的山芋拿不得，一定有祸患。”

赵王说：“冯亭感念我赵国的德泽，怎么能说成是无故呢？”——赵王自认他的德泽远播，圣人所谓徕远人也！

赵豹说：“秦国蚕食韩国土地，切断了上党的通道，认为上党已是囊中之物。秦国攻韩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不明摆着是秦国出力、赵国得利吗？这种便宜事，即便是大国欺负小国，小国也会反抗的。如今秦强赵弱，是弱国去夺强国的口中食，这怎么不是无功受禄、无故得利呢？再说秦国，攻韩国三年，把灌溉耕地的水都用来在运输渠中运送军粮，秦国政令畅通，军力强大，急红了眼要夺韩地，赵国插一杠子，难道不是招祸吗？”

赵王说：“就按你说的，不就是要打一仗吗？即使是用百万之军，攻城略地，穷年累月，还攻不下一座城池。这不费一兵一卒，坐享十七座城，又是送上门来的，是多么大一笔财富啊！”

当时的形势是，秦国是超级大国，不断向东扩张，志在统一天下。往远处说：

——在十六年前的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打楚国，夺取大片地方，攻破楚国都城郢都，迫使楚国向东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楚国破碎。

——在十二年前的公元前274年，秦攻魏大梁，杀死魏兵四万。

——在十一年前的公元前273年，秦将白起打败赵魏联军，杀魏兵十三万，活捉赵兵两万，全部沉入黄河。

——在三年前的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元年，秦军大规模攻赵，夺走三城，齐兵来救，秦国退兵。

——就拿这次战争来说：秦国在三年前就发动了攻韩之役。先是，白起攻韩，拿下陉城等五座城池，杀韩卒五万，史称秦韩陉之战（陉在今山西曲沃境内），第二年，秦兵攻打南阳（今河南济源，原魏地，当时由韩、赵掌管）太行道（羊肠坂道）。第三年，秦兵攻下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了韩都与上党的太行道。冯亭降赵，其目的是引赵为援，韩、赵共同抗秦。

如上所述：秦、韩已经攻战三年，眼看口中食为赵所取，秦国当然不答应，赵国接受冯亭之降，就一定要与秦大战，赵豹说：无故贪利是大祸。赵王说：得十七座城池增强赵国力量，不惜与秦战。

赵豹出宫，赵王宣召平原君赵胜（赵王之弟，任相国）、宗室赵禹进宫商议此事。平原君、赵禹两人说：“动员百万大军，经年累月攻不下一座城，一下能得十七座城，这是大利，机不可失。”于是赵王下定决心，接纳冯亭。赵王为了表示极为看重，派最高国务大臣平原君赵胜到上党受降。以三万户封太守冯亭，以三千户封各县城县令，世世为侯。其他官吏加爵三级，人民每人赐金六镒。上党为赵地后，赵国派廉颇为大将入援上党。

冯亭辞封说：“我冯亭受封有三不义：我为封疆大臣，无力守上党，不能死难殉国，一不义也；韩王命我降秦，我违背主命降赵，二不义也；我受封等于是出卖国家土地，个人得利，三不义也。”——冯亭预料秦、赵之间将有一场恶战，是他将给赵国带来重大灾难，所以辞封。2 老将持重

秦将白起是秦国名将，诸侯闻之胆寒。白起作战非常野蛮，他大规模杀降，或活埋，或斩首，或沉入黄河。秦国东进从公元前364年的石门之战起，到公元前234年的平阳之战止，一百三十年中，共斩杀六国士卒一百六十七万人，单是白起率众人斩首坑杀的即达九十万人。史称秦国为“虎狼之国”，称白起、王翦为“豺狼之徒”。由此可见，那时战争之酷，秦军之野蛮。

秦军野蛮作战有以下原因：（1）秦崛起于狄戎之地，遗游牧抢掠残杀之风。（2）商鞅变法后，以杀敌首级论功，勇战者奖，怯敌者罚，要求人人争死疆场。（3）以野蛮杀戮震慑敌人。这同时也增加了战争成本，迫使敌人拼死抵抗。这种野蛮战法是一把双刃剑。

由上所述，秦人作战拼的就是实力。赵得上党，增强国境的安全系数；秦要东进，更要复仇，打击抢夺者。双方都将拼全力。公元前262年双方调兵遣将，沉寂了两年对峙终将有所动作。

公元前260年四月，秦赵两军对阵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秦军前线统帅为王龁。

——四月前锋接战，秦军阵斩赵军裨将赵茄。

——六月，秦军攻破赵军两座哨卡城堡，杀了四个赵军尉官。

——七月赵军坚壁固守，秦军又攻破赵军营寨，夺取了西垒壁，又杀了两个尉官。

赵军连败数阵，廉颇避其锋芒。赵将廉颇是一位沉稳持重的大将，秦人很怕他。秦军多次挑战，赵军岿然不动。赵王多次下达出战令，廉颇仍然不出，秦军无可奈何。3 秦施反间计

秦军远道进攻，持久不利，强行进攻打不破赵军坚壁。双方对阵军队超过百万。双方持久都是巨大的消耗，赵王也急于求战，秦军更急。但持久战对赵军有利，廉颇坚壁以待，无疑是正确的战略。秦军如何打破僵局呢？

秦相范雎，展开外交攻势，他派出大批间谍到赵都邯郸，用千金厚币行贿赵王左右及用事大臣，说廉颇的坏话，又散布流言，说秦军最害怕“马服子”为将。马服子，就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十年前（公元前270年）的阏於之战，就是赵奢为将打败秦军的，当时赵将廉颇、乐乘都不敢为帅，赵奢一战成名。他的儿子赵括好读兵书，好骑马射箭，又好夸夸其谈，认为天下善于用兵的人都不如他。赵括和父亲赵奢辩论兵法、战略，赵奢都说不过他。但赵奢评论，赵括是纸上谈兵，断言赵括为将必败。但在社会上赵括却有很大的名声。秦人抓住赵王急战和赵括的虚名，反间计得以成功。赵王下令召回廉颇，用赵括为全军统帅。4 临阵易将

临阵易将，犯兵家之大忌。但事实证明主帅连打败仗，必须易将才能扭转败局时，应及时换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军在北非战场，连连败北，丘吉尔改任蒙哥马利后，扭转战局。苏德战场，苏军连连败退，到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一生死关头，斯大林改派朱可夫，转败为胜。如何易将，关键是分析胜败原因。如果优势战败，这个将必须换；如果即将全线崩溃，或主将一筹莫展，此时也须换将，打开新局面。长平之战，秦强赵弱，秦军又挟乘胜之威，硬拼打阵地战，赵军不敌是正常现象。况且廉颇没有败，只是前沿接触，试探性战斗，不成即改变战略，坚守疲敌，秦军强势一筹莫展。因为攻守形势，兵力悬殊。攻方三倍于敌，才是平手，五倍于敌才有必胜把握。秦军没有这么大的优势。赵军在第一线四十五万人，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了。秦军作为攻方，第一线差不多只能与赵军相当，约五十万人，只是气势更胜，战力更强，但优势有限。后勤供应，秦军不如赵军，秦军战线长，久拖不利。廉颇的坚守不战，消耗秦军士气，待其疲，克敌制胜，无疑是正确的战略。再说廉颇已经遏制了秦军的攻势，赵王换将，实属不妥。

这时换将意味着改变廉颇的正确战略，是绝对错误的。改坚壁为进攻，也就是以短击长，蔺相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上书赵王说：“赵括徒有虚名，他只会读兵书，不懂得临场变化，打仗按书本，好比弹奏琴瑟，用胶把弦柱粘牢，只能弹出一个声音，哪成乐曲。”（《廉颇蔺相如列传》原文：“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弹琴拉二胡，音调的高低要靠调节弦柱的松紧来转换。琴柱将弦转紧，则音急调高，琴柱将弦调松，则音缓调低。如果调弦的柱被胶粘牢，不能调弦松紧，只能弹奏一个声调，就不成乐章了。比喻赵括带兵，只懂一味进攻、蛮干，改变廉颇的战法，必然要失败。由于当时蔺相如生病，没有人可以强谏赵王，他的一纸上奏，没起作用。

这时，赵括的母亲也上奏说：“赵括从小就喜欢夸夸其谈，他的父亲曾说，‘我这儿子只会纸上谈兵，根本不会打仗，他若为将，兵败国亡的祸就要发生’。”赵王仍然不听。5 兵败长平

七月底，赵括来到军中。他立刻改变廉颇的部署，发出挑战书与秦军决战，下令全军出击。老成持重的军官全部罢免，只知提拔那些喜欢蛮干的“愣头青”为军官。

且看秦军如何动作。

秦军得知赵括为将，知道两军即将决战。秦昭王命令善战的全军统帅白起直接任前敌总指挥，到第一线取代王龁。但表面上仍以王龁为将，而且封锁消息，敢于泄漏白起到第一线的人，斩立决。王龁名声小，才能不如白起，故意示敌以弱，麻痹赵括。白起亲临前线，更加鼓舞了秦军士气。

白起做了如下部署：把大军埋伏在有利地形，引诱赵军离开坚固的营寨。两军交战，秦军正面迎战的军队，激战一番后佯装败退，赵括出动大军追击，等到赵军进入秦军的口袋后，秦军事先埋伏的两万五千骑兵从两侧同时冲出，把赵军一分为二。赵军大部分被秦军包围，一部分退回赵营的军队，也被预先埋伏的五千骑兵挡在营内。赵军被秦军分割包围，大部脱离原有阵地，来到不利的新地域。赵括赶紧收缩，在不利的新地域筑垒固守待援。秦军也不急于进攻，用预先筑好的坚固营垒，包围赵军。原来是秦军攻坚，现在转为赵军攻坚。

秦军完成对赵军包围后，派出支军切断赵军后勤粮饷供应。秦昭王立刻在全国发起总动员，年十五岁的男子全部动员。原本是二十三岁为戍卒，一下子降低八岁。秦国男子，扫境以赴前线，成绝对优势歼灭赵军。

秦昭王从首都咸阳赶到前线河内坐镇，鼓舞士气，并对参军的家庭赐民爵一级。

再看赵军。赵国全部精壮四十五万都到了前线，后面没有强大的机动部队作支援，赵军粮饷供不上，向齐国借粮。齐国宣称中立，不给赵军一粒粮食。

到了九月，赵军已经断粮四十六日，战马吃光了，就把生病瘦弱的军人杀来吃。赵军山穷水尽，做垂死挣扎。被围的全军分为四个梯队，轮番冲锋突围，赵括带头冲锋在全军的前面，战死。主将战死，军无斗志，赵军全军投降。

数十万降军需要粮饷，秦军遂将赵军全部活埋，只选了二百四十个赵国青年士兵回赵国报信，赵国全国震恐。

秦一贯是战场全歼敌军，投降了全部杀掉。秦军杀降，有两大原因：一是节省军粮，二是消灭敌方有生力量。秦赵长平之战的决战阶段，在公元前260年四月到九月，历时半年，双方作战兵力一百万，赵军四十五万全军覆没，秦军约五十万，也死了一半，只剩下二十余万。双方总计死亡七十余万人，在中国战争史上，此战是骇人听闻的。由此可见，两国生死存亡决战之残酷。6 邯郸保卫战

长平之战，秦国没有乘胜追击，丧失了一次灭赵的大好时机。公元前259年九月，秦军经过休整，决定大举伐赵，兵围邯郸。白起称病不出，上书秦昭王说：“灭赵的时机已经丧失，邯郸的防务得到加强，秦兵难以攻破”。秦昭王不听，派五大夫王陵为将，兵围邯郸。

邯郸之战一开始，秦赵双方都展开了外交战，赵国使者对楚、魏、齐、燕讲唇亡齿寒，要它们相救。秦昭王也派出使者要求各国中立，威胁说，谁敢救赵国，谁就要步赵国的后尘，下一个目标就全力攻击他。长平之战，邯郸被围，就是赵国救韩国自找的，列国害怕秦国都不敢动。齐国铁定了心保持中立。燕国偏远，又弱小，不愿惹火烧身。韩国已与赵国并肩作战。赵国指望的，只是楚、魏两国。

魏国相国信陵君，是平原君的小舅子，利用这一层关系，魏王答应相救。魏王派出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扬言救赵国，但魏王暗中命令晋鄙不出国境，驻军于邺城（今河北临漳）。魏王遣使对秦王说，魏军只为声援，并提出从中斡旋，说赵王尊秦为帝，秦国退兵。于是有魏使辛垣衍游说赵王，鲁仲连入赵与辛垣衍进行了一场辩论。魏军屯于边境，名为救赵，实为两端，暗中与秦勾结，想从中渔利。秦胜，魏军抢夺赵地；赵胜，名义已救。魏军观望，楚国救兵也不出。

平原君只有催逼信陵君，甚至发出狠话，说：“我赵胜之所以与你联姻，我敬慕你的高义，能够急人之难。如今邯郸危急，公子袖手旁观，这叫急人之难吗？即便是公子看不起我赵胜，难道公子也忍心你的姐姐陪着我做亡国奴吗？”

信陵君感到事态严重，他没有办法说服魏王出战，于是铤而走险，采纳宾客侯嬴的办法，“窃符救赵”，杀了晋鄙，夺了十万魏军的指挥权。然后下令整编军队，兄弟都在军中，或父子俱在军中，留军一人，回家一人，老弱也裁减回家。这一举措使全军振奋，共得八万精兵，士气高昂，立即向邯郸挺进。

平原君得知魏军出动的消息，他亲自出使楚国求救。平原君需要找二十位随从，他在三千宾客中挑出了十九位，还缺一人挑不出来。这时有一个下等宾客毛遂，他自荐于平原君前，平原君接受了。

平原君一行来到楚国，与楚王商议合纵，从早上太阳一出就谈起，过了中午还没结果。

这时毛遂临场发挥，按剑登坛数落楚王说：“我听说古代的商汤王只有七十里地，周文王只有百里之地，他们都成就了统治天下的伟业。如今楚国地方五千里，雄兵一百万，秦将白起，不过是一个粗鄙的家伙，只带了几万人，兴兵来犯楚国，一战攻下了楚国都城郢，再战烧了楚国发祥地夷陵，三战羞辱大王的祖先。这是百世不解的仇怨，连我们赵国人都感到耻辱，大王你很厉害，却不知道羞辱。合纵是为楚国，现在是替你楚国报仇雪恨的机会。我们既是请救兵，也是来帮楚国的。”

楚王认为毛遂说得有道理，再看眼前形势，来者不善，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楚王顺水推舟，连声说：“对，对，先生说得对，我要用全国之力与赵国配合抗秦。”

定盟后，楚国起十万大军，由相国春申君率领，浩浩荡荡来救赵国。

邯郸保卫战到了紧要关头，平原君拿出全部家产募军，共征得了三千人组成敢死队，在邯郸传舍爱国志士李同率领下冲向秦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秦军被杀得丢盔弃甲，后退了三十里。

平原君输财助军的故事，表明邯郸最高层的官员、贵族全都动员起来出人出力。赵国万众一心，誓死卫国，士气盖过了秦军。

秦军包围邯郸一年多，双方殊死搏战，秦军攻不下邯郸，而赵军也只能防守。公元前258年十月，楚、魏救兵抵达邯郸，秦军围攻邯郸近三年，早已疲困，在三国联军的打击下，大败而归。秦昭王一怒之下，将白起赐死。7 如何评价长平之战

从统一战争的角度看长平之战，此役是秦与东方六国的一次大决战，是促使历史转折的关键之战，秦胜赵败，基本奠定了统一的格局，反之，历史进程则不可估计。司马迁评论说：“平原君风度翩翩，是乱世中的一位佳公子，然而不识大体，俗话说‘利令智昏’，他误听冯亭邪说，让赵国在长平损兵40余万，邯郸差点不守。”司马迁“利令智昏”的批评是就事论事，单从利与害角度评说，做人不要贪无妄之利，天上不会掉馅饼。无故受益是要遭报应的。但从当时天下大势来看，这场统一战争的大决战不可避免。从战争进程来看，长平之战并不是秦、赵两国事先谋划的一场大战，而是秦国统一战争必然要发生的一场大决战，是形势的发展使然。公元前264年秦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是秦、韩两国的一场大战。公元前263年白起断韩太行道。公元前262年又攻拔野王，上党危急。韩上党太守冯亭对官民说：“上党与韩国都城的联系已经断绝，韩国保不住上党了。秦兵天天进逼，韩国无力反击，我们不如投降赵国。赵国如果接纳了上党，秦国必然大怒，一定攻赵。赵国遭到攻击，一定亲近韩国，韩赵联合为一，那就可以抵挡秦国了。”赵国接受了上党，局势果然按照冯亭的预想发展，秦、韩之战演变成了韩、赵联合抗秦的大战。秦国不惜倾全国之兵，连续三年攻韩，其战略目标是一定要拿下上党，上党入秦，不仅韩国遭到极大的削弱，而且赵国的门户洞开，邯郸就暴露在秦军的视野之下。赵国接纳上党，也是为邯郸的安全保有一道屏障。赵王与平原君，当然知道冯亭的打算，也明白接纳上党必然受祸。如果不愿坐等待毙，眼看秦国各个击破，赵国必须冒险一战，这样既得上党，又得到韩国的同盟。赵国不接纳上党，可以免去长平之祸，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宁，但秦国缓过劲来，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攻打赵国。形势逼使韩、赵联合，长平之战势不可免。秦攻韩之战，与秦围邯郸之战，都可视为长平之战的组成部分，前后共八年。这一场持久的八年大战，绝不是偶然的。在这一背景上评价长平之战，有如下几个意义：（1）长平之战是秦国统一战争中划时代的一场大战役，它既是秦、赵之间的一场主力决战，也是秦国与东方诸侯各国之间的一场主力大决战。东方诸侯韩、赵、魏、楚四国参战，秦国为一方，五国决战，历经八年。战役上，东方诸侯列国最终胜利，赶走了秦兵，韩国也收回了上党；战略上，秦国大胜，韩赵被彻底削弱，赵国损失巨大，太原等广大地区丧失，从此一蹶不振。（2）长平之战中，赵国倾全力而失败，说明东方列国单独一国不能抗秦，邯郸之战的胜利，说明秦国不能战胜东方列国的合纵。这场大战生动地证明：合纵存，则东方列国存；合纵亡，东方列国亡。秦要统一，必须打破合纵，各个击破才可能统一。苏秦合纵、张仪连横在长平之战半个世纪之前，秦国力量还不十分强大，东方列国单个可以对阵秦国，所以合纵不坚，被秦国连横打破。长平之战形势明朗，秦国野心暴露无遗，单个国家又无力对抗秦国，因此长平之战后，东方列国没有形式上的合纵，而互相依存的实际合纵更加坚定。公元前247年和公元前232年，魏、楚、燕、韩、赵五国两次联合打败秦兵就是证明。齐国则彻底中立。秦始皇亲政后，采纳尉缭的建议，用重金和间谍战破坏合纵，还假东方列国昏庸国君之手自毁长城，屠杀良将。因此秦始皇只用十年工夫就灭了六国，统一天下。长平之战为双方提供了经验，最终秦国取得了胜利。（3）长平之战从秦伐韩起，其后赵国卷入，再后楚、魏卷入，局势愈来愈失控，拖了八年，因此绝不是“利令智昏”四个字就可以了结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李云龙打平安县城，搅动了整个中日华北战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恰恰是中日两国生死决战这个大局决定的。）赵国接收上党也只是一个导火索，秦、赵决战，秦与东方诸侯的大决战迟早要发生。公元前270年的阏於之战，也是赵救韩。秦欲吞上党，打开攻赵的门户，早就虎视眈眈。赵救韩，保守门户，并上党，无疑是正确的。但“利令智昏”的批评，也有道理，赵国不纳上党，可以暂时免祸。从这一角度，不要贪无妄之财，也有警示意义。（4）战争最终是国力、军力、财力、政治力的综合较量。当时三晋韩、赵、魏三国土地近一半已被秦国攻占，三国的地盘加起来也只有秦国的一半，三国力量的总和也只能与秦国打个平手。秦国动员十五岁以上男子出征，可以说扫境以战，才勉强赢得胜利。长平之战，如果齐国加盟，用粮食支援赵兵，秦军就要失败。赵国救韩国，秦国使者四出，警告列国不要参战，而赵国是在长平战败后才紧急求救。长平之战，来得突然，赵国准备不足，其落败不但是军力上的失败，也是外交上的失败。在外交上，赵国落后了秦国一步，付出了沉重代价。（5）秦国的野蛮战法，杀降，报复平民，也增加了统一进程的难度。东方之民，不愿为秦民。如上党地区民众自救，秦国在长平之战后又经过了十二年，直到公元前248年才彻底平定上党的反抗，再次从韩国手中夺取，就是生动的明证。公元前227年，秦始皇破赵邯郸，赵公子嘉在代地一弹丸之地抗秦，经过了五年，到公元前222年才最终灭亡，也是生动的明证。但秦军的战法，可以彻底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在军事角逐上也有一定意义。

长平之战产生了许多故事，留下许多成语，如：利令智昏、纸上谈兵、窃符救赵、脱颖而出、一言九鼎等。

三、秦王翦灭楚之战

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最困难的是灭赵、灭楚两役。赵有李牧，楚有项燕，都是当时名将。但秦国也有白起、王翦等名将。在秦王嬴政的时候，灭赵、灭楚，以及灭魏都是王翦之功，因此他在完成统一大业中功劳最高，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写下了极为浓厚的一笔。1 精算兵力智高一筹

楚是南方大国，全据长江，“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发动了灭楚之战。此时楚国只有半壁河山，只据有长江中下游之地了。但是楚国仍有相当实力，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淮南地区比较富庶，又有名将项燕。秦王政命王翦攻楚，王翦提出要六十万大军，这差不多是秦国的全部兵力。倾国远征，把军权都交给了一个臣下，秦王政犯了疑心病，罢了王翦的官。

秦王政派李信出征，问他需要多少人马？李信说：“二十万人就足够了。”这符合了秦王的心理预期，他十分高兴，就命李信为大将，蒙武为副将，领兵二十万伐楚。

王翦则告老还乡，家居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

公元前225年，李信和蒙武率二十万大军分兵伐楚，李信攻克平舆，蒙武攻下寝邑，大破楚军。接着又攻克了鄢和郢。连战皆捷，李信十分得意，自以为必定可以成就灭楚的大功。不料楚国大将项燕为了争取战略主动，避开了秦军的锋芒，改向秦的南郡进攻，迫使李信不得不抽调大军回救南郡。项燕乘机突然发动反攻，大败秦军。李信向城父败走和蒙武会合，项燕率军连续追击三天三夜，连破秦军两个营垒，杀死了七名都尉，李信大败而逃，秦军死伤无数。

李信惨败的消息传来，秦王政十分后悔不该轻信李信，他急忙亲自赶到频阳，请王翦出征。秦王一见到王翦，就一面道歉一面诚恳地说：“当初我没有采纳将军的意见，让李信带兵南征，结果使秦军蒙受耻辱。如今事已至此，只得有劳将军辛苦一趟了。”王翦推辞道：“老臣年迈多病，脑子糊涂，还是请大王另请良将吧！”秦王再三恳请说：“好了，将军不要再推辞了。”王翦感到实在难以推托，就说：“大王一定要用我的话，非有六十万人不可。”秦王完全答应了王翦的要求，并用自己的车马把王翦接回朝廷，拜他为大将军，仍以蒙武为副将，让他们率六十万大军再度伐楚。

大军出发的那天，秦王政亲自到灞上为王翦设宴饯行。席间，王翦请求秦王多赐给他良田、府第、园林、池塘。秦王笑着说：“将军你就放心走吧，等你胜利凯旋，定会享尽荣华富贵，难道还怕受穷吗？”王翦说：“当大王的部将，即使有再大的功劳，终究也难封侯，所以趁大王现在信任我的时候，请求您多多赏赐给我田地、房产，以便为子孙后代留点产业罢了。”秦王听后哈哈大笑。

王翦领兵启行，一路上连续五次派人回朝廷，请求秦王赏赐良田、园林。为此，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就连王翦身边的人也说：“将军一路上不停地请求赏赐，未免太过分了吧！”王翦笑着对身边的人说：“你们有所不知啊！秦王为人粗暴而不信任人，现在他将全国的军队都交给了我，他怎么能放心呢？我如果不多多请求赏赐良田美宅，让他知道我别无所图，又如何会让我放手用兵呢？”众人听后，连连称是。2 以逸待劳平定强楚

王翦率大军进到平舆一线。楚国听说王翦带六十万人伐楚，于是动员全国的军队来抗击秦军。王翦见楚军兵多将广，士气高昂，就决定采用以逸待劳、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他下令士兵构筑坚固的工事，守卫阵地，与楚军相持不战。楚军多次出动挑战，秦军始终不出来。王翦每天让士兵休息沐浴，并用丰盛的饮食犒劳士兵，他还亲自和士兵们一道用餐，以此抚慰士兵。秦楚两军对峙了一年之久后，王翦才问部将：“军营中在玩游戏吗？”部将回报说：“现在士兵们身体强壮，吃饱饭后就比赛投石头，进行跳跃活动，劲头可大了！”王翦高兴地点头说：“士兵们可以用了。”此时，楚军见秦军长期坚壁不战，就错误地认为，王翦并不敢轻易出击。为了避免与秦军长期对峙和减少消耗，楚军主将项燕下令部队向东方撤退。王翦见时机已到，便出动军队向楚军发起全线进攻。由于秦军长期养精蓄锐，加上楚军麻痹大意，甫一交战，楚军就手忙脚乱，四散逃亡。秦军乘胜追击，在蕲南将楚军彻底击溃，楚军主将项燕自杀身亡。一年多以后，俘虏了楚王熊负刍，平定了楚国。

接着，王翦又挥军南下，降服了百越部落的君长，使秦国的统治范围达到东海之滨。

秦灭楚后，还剩下半个燕国和山东的齐国。公元前222年，王翦的儿子王贲灭燕，回师灭齐。齐国有四十年没有打仗，齐相后胜受秦国收买，不支援六国，不设兵备。公元前221年，齐国向秦国投降，“和平解放”。至此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王翦、王贲父子名垂青史。王翦被秦王封为武城侯，晚年死于故土频阳。

西汉政论家贾谊《过秦论》评述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奋六世之余烈”，即继承、发展了六代祖先积累下来的事业。六代祖先为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孝文王、庄襄王。这六代秦王中，功绩最大的是秦昭王。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不断东出，侵扰六国，打了许多大仗，吞食六国疆土，使秦国有天下之半。秦昭王时代著名战将白起，大破韩、赵、魏、楚，在秦与韩、赵相持八年之久的长平之战中，重大战役都是白起统领秦军。秦始皇并六国，立下最高战功的是王翦及其子王贲。王翦灭赵、魏、楚三国，王贲灭燕、齐两国，王氏父子共灭东方五国，从未打败仗。所以司马迁把白起与王翦二人合传，表彰与凸显两人在秦统一战争中的功绩。

四、项羽灭秦的巨鹿之战

巨鹿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07年。交战的双方，一方是秦军，另一方是以楚为盟主的诸侯之军，也就是秦末反暴政的各色起义军。盟军统帅是楚将项羽，中坚力量是楚军。此役，诸侯之军大获全胜，具有两大历史意义。其一，在军事上，是典型的一场以少胜众、以弱胜强的战例，反映反暴政的正义之师，勇往直前。其二，在政治上，因秦军主力全军覆没，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秦朝陷入了灭顶之灾。司马迁称为项羽灭秦。这一观点说明，推翻一个政权关键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司马迁的这一历史观，得到了历代学术界的赞同，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积淀的一笔政治财富。1 巨鹿之战前夕的形势和背景

巨鹿，是秦的一个郡，郡城就在巨鹿县（今河北平乡县西）。秦朝末年，巨鹿是一个军事重镇。秦将章邯与王离率领的秦军有五十多万，楚将项羽率领的楚军十余万，包括诸侯之军合计四十万，因此，这一战役是近一百万人的大会战，前后进行七个多月，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少见的大战役。决战前夕，项羽率军渡过漳河，过河后把饭锅打破，把渡船凿沉，激励将士勇往直前，不打胜仗决不生还。这一壮烈行动，惊天地，泣鬼神，表现了秦末起义军拼死战斗的勇猛精神。“破釜沉舟”的典故即由此而来，比喻干一件事，要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干到底的意思。

公元前207年九月，秦将章邯在定陶击杀项梁，使河南起义军遭受沉重打击，起义斗争转入低潮。章邯认为河南局势已定，率军二十余万转到河北作战。河北赵国最强，章邯命令驻屯长城的三十万秦军由王离率领南下增援，两路秦军合围赵军于巨鹿。如果赵军被打败，秦军将取得全胜，秦末大起义将会受到彻底的镇压。因此各地反秦的诸侯之军也会聚于巨鹿，联合抗击秦军。两支秦军合计五十余万。赵国与诸侯之军合计三十余万，因为是各自为战，只能坚壁固守，有被秦军各个击破的危险，形势万分危急。这时楚军尚未到达，赵国与诸侯之军延颈期盼，这就是巨鹿大战前夕的形势和背景。2 项羽夺军

项梁是项羽的叔父。叔侄俩是战国末年楚将项燕的后裔，项燕在秦灭楚的战争中兵败被杀。项梁、项羽遭到秦朝的通缉，他们流亡到吴中避难。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他们随之起兵，打着陈胜王的旗号渡过长江北上。陈胜死后，项梁立楚国怀王之孙熊心为楚王，仍然用楚怀王之名作号召，军政大权决于项梁之手。楚军是河南各支起义军的中坚力量。

项梁死后，转战山东、河南的各支楚军收缩会合在彭城，楚怀王熊心夺取了军事领导权。楚怀王分兵两路，大将宋义率领主力北上救赵，称河北之军；另由沛公刘邦率领一支军队在河南作战，策应河北，称河南之军。楚怀王与诸将约，谁先入关灭秦，谁就做关中秦王。

项羽因国难家仇，极端仇恨秦朝，他向楚怀王要求在河南作战，西向灭秦。起初，刘邦与项羽并肩作战，项羽为主帅，刘邦为副帅，率领楚军西征，配合项梁主力作战。如今楚怀王将项羽与刘邦分开，刘邦成了西路河南楚军的主帅，项羽成了北上河北楚军的副帅，这一安排，显然是压制项羽，不让项羽独当一面。楚怀王的目的是要摆脱项羽对他的控制。项羽对此很不满意。

宋义是一介书生，他率领大军北上，害怕与秦军作战，不敢渡过黄河，把军队屯驻在安阳（今山东曹县东），滞留四十六日而不进。当时天寒雨大，士卒冻饥。项羽建议立即进兵河北，与被围的赵军里应外合击破秦军，解赵国之围，同时也可使自己的部队在赵国取得给养。宋义既害怕秦军，又想保存实力以图割据，他当然不会听项羽的建议，反而下令说：“像猛虎一样的勇猛，像公羊一般的顽强，像狼一般的贪婪，而不听号令的杀无赦。”宋义的命令，句句对着项羽。宋义还当面挖苦项羽说：“冲锋陷阵，我不如你；运筹帷幄，你不如我。秦赵相斗，我们坐观成败，可以收渔人之利。”

项羽忍无可忍，决定排除宋义这块北上救赵的绊脚石。一天清晨，他进中军帐参见宋义，趁机砍了宋义的头，大义凛然地向全军宣布：“宋义阴谋割据反楚，不北上救赵，还说什么坐收渔人之利，强大的秦军攻击新建的赵国，赵国哪能抵挡秦军。我奉楚怀王的手谕把宋义处死，立即北上。”全军欢呼，众将军说：“拥立楚怀王的本来是项家将军，现在你处死叛将是完全应该的。”于是众将推举项羽为全军统帅。

从此，楚军主力就牢牢地掌握在项羽手中。3 破釜沉舟项羽建奇功

项羽杀了宋义，威名震全军，楚怀王也只好任命项羽为上将军。项羽号令全军：“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合力攻秦，到赵国那里取得粮食。”他挥师前进，渡过黄河，进抵漳河南岸，与围困赵国的秦军隔岸相持。由于秦军势大，把赵军团团围困在巨鹿城中。诸侯救赵的各路大军在巨鹿城外，驻扎了十几座营盘，坚壁自守，谁也不敢与秦军交战。赵国危在旦夕。项羽召来先锋猛将黥布（又称英布），让他率领两万精兵渡过漳河，逼退秦兵，建立了滩头阵地。接着，项羽率领全军渡河，凿破渡船，打破炊具，烧掉营落，切断了后路，向全军显示如不战胜，只有死路一条，使每一个战士都断了后退之心，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楚军以高昂的战斗意志投入了战斗，向秦军发起了猛烈总攻，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喊声震天动地。项羽一日九战，九战全胜，杀了秦将苏角，俘虏了王离，另一秦将涉间自杀。精锐的秦朝长城军，一天之内崩溃。

秦楚两军大战，诸侯之军都在营寨中作旁观，不敢投入战斗，真是人人恐惧，惊骇万分。项羽大破秦军之后，召见各诸侯将领。诸侯将领进了辕门，都跪倒在地，膝行向前，不敢抬头仰望。项羽被公推为盟主，所有诸侯之军都归项羽指挥，合计有四十万人之多。

秦军章邯还保存有实力，驻守在漳水北岸棘原，继续顽抗。章邯军还有二十余万，是秦军精锐，加上章邯足智多谋，项羽虽然数量上占有优势，仍不能一口吞掉秦军。两军相持半年多，还没有决出胜负。项羽召开军事会议，与各诸侯将商议对策。赵将陈馀献计，欲要速胜，只有智取，不可力敌。这时传来河南之军的消息，刘邦已胜利进逼武关。项羽要争取时间先入关中，他采纳了陈馀的劝降之计，决定与秦军和谈。

陈馀写信给章邯，说：“秦朝皇帝忌刻功臣，秦昭王杀了白起，秦二世杀了蒙恬。现在将军立功太多，已经声震秦朝皇帝，还有赵高嫉贤妒能，早就恨上将军。将军即使打了胜仗也没好下场。再说，天下的人都恨透了秦朝，全国起义如火如荼，无论聪明人还是愚笨的人，都知道秦朝早晚要灭亡，将军何苦为虎作伥，与天下人民为敌，做无益的牺牲。我替将军考虑，与诸侯联合，共同灭秦，还不失为一个诸侯王。”

章邯读了陈馀的书信，狐疑不决。这时副将司马欣从咸阳回来，流着眼泪向章邯报告。原来司马欣到咸阳请求援军，奸臣赵高不让司马欣见秦二世，不让秦军战败的消息传进宫中。又听说，秦二世责备赵高，赵高为了推脱责任，正在找借口召回章邯，把失败的责任全推在章邯身上，舍车保帅。司马欣是逃出咸阳从小路赶回军中的。章邯到了前进不能、后退不得的绝境。项羽为了加快和谈，软硬兼施，发动了几次进攻，打得秦军连连后退。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章邯在河南安阳殷墟地方向项羽投降。项羽答应，入关后让章邯和两个副将司马欣、董翳三人瓜分关中，为秦王。

章邯投降，标志着巨鹿之战的结束，秦军主力全部瓦解，实际象征秦帝国灭亡。

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晚刘邦一个多月。项羽违背楚怀王之约，封刘邦为汉中王，而把关中分为三块，封章邯为雍王，封司马欣为塞王，封董翳为翟王。从此，关中称为三秦，因为项羽封了三个秦王。

第四讲 司马迁写历史事变

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一）年少即位

赵武灵王，赵肃侯赵语之子，名雍，是战国时赵国第六代国君。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享国二十七年。

赵武灵王生于公元前340年，于公元前325年即位，年仅十六岁。即位第八年（公元前318年），赵、魏、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公元前299年，让位给次子赵惠文王赵何，自称主父。五年后，于公元前295年死于内乱沙丘之祸，享年仅四十六岁。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赵国始为诸侯，其疆域地处今河北中南部和山西中部地区，国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公元前386年敬侯赵章迁都中牟（今河南开封西中牟县）。公元前374年成侯赵种迁都邯郸。赵国疆域方圆两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邯郸西有太行山屏障，南有漳河天堑，东北有清河，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是北方的一大都市。直到西汉，邯郸一直是全国的大都市。邯郸又是战国时的冶铁中心，铁制武器精良。拥有这些优势，而赵国又是七雄之一，可以干一番大事业，武灵王正获得了这样一个平台。

秦、齐当时是一等强国，楚、魏、赵为二等强国，韩、燕为三等强国。武灵王时，尚有宋、卫、中山等四等小国。赵夹在齐、秦两大国之中，又处在四战之地。赵国北边的游牧楼烦、中山亦是劲敌。秦国在商鞅变法后，更是一跃而为超级大国，雄视东方。赵国如不奋发图强，有被列强分割之虞。

更为紧要的是，赵国内部长期不稳。敬侯、成侯、肃侯连续三代国君，初立时都发生兄弟争位的内乱。敬侯立，有公子朝作乱；成侯立，有公子胜争位；肃侯立，有公子争位。公子失败，避难于韩。武灵王即位年少，大权被叔父奉阳君公子成把握。

赵武灵王年少不能亲政，被禁锢在高高的宫墙之内，且奉阳君还在赵武灵王身边安插亲信，“置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博闻师为国君顾问，左、右司过纠正国君过失。实际上这六个人都是奉阳君的耳目，他们在赵武灵王左右，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一切赵武灵王心知肚明，他沉着应对，有条不紊地夺回权力：（1）韬晦自保，稳定政局。赵武灵王在奉阳君的监视之下深居王宫，佯装没事一样，自然大方地与博闻师、左右司过周旋，韬晦示柔不多言，十分敬礼叔父奉阳君，使奉阳君放松了提防。（2）尊礼国老三人，每月赠送酒礼。三老，是尊礼贵重老臣，国君待以为师，以示谦逊，增强与众大臣的亲和力。（3）公元前321年，武灵王加冠，娶韩女为夫人。赦免叔父公子并接其从韩国回国，以此分公子成之权。（4）武灵王借奉阳君公子成居妇丧之机，“得与士民相亲”，名正言顺亲政，从而和平接权，避免了连续几代赵国权力交接的血腥政治。

武灵王的和平接权，表现了他政治谋略高人一等。武灵王示弱以麻痹对手，搞好人际关系，看准时机，以堂皇正大之名接权。这表明武灵王处事不蛮干，不靠暴力，以理服人，以搞好统一战线取胜。

（二）胡服骑射

改革虽是非暴力的革命，但弄不好就会流血。武灵王即位二十年，亲政十五年后才进行改革，由此可见他深思熟虑。

华夏习俗多礼仪，穿衣长袍肥腰，宽领大摆。这种长袍大褂，平时显得温文尔雅，绅士派头十足，但战斗时非常不便，更不适于骑射。夏、商、周三代，直到春秋中期，均是车战为主，甲士立于车上战斗，而且很讲究礼仪。古时车战，就像骑士决斗，所以宋襄公泓水之战，不打半渡之敌，不击未成阵之敌，不擒二毛。战国时期已经不适宜这样讲究礼仪了。赵国西当秦国，北临楼烦、中山，这些劲敌均以骑射为主，赵国不改不行。武灵王要富国强兵，吞并中山、楼烦，以扩大赵国领土，所以必须进行军事改革。

胡服，是文化观念和礼俗的改革，又是军事制度以及作战方式的大变革，非同小可。

赵武灵王是如何推进改革的呢？1 长期蓄势

车战历经了夏、商、周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其中亦有变化。殷代车战编制，每辆战车有甲士三人：车左、御者、车右，车下徒兵（步兵）十人，称为一什，两伍（五人为一伍）。周代车战，每辆有甲士十人，称为一什，车上三人，车下甲士七人，另有奴隶出身的步兵十五人，分为三伍，合计一辆战车五伍，共二十五人，因是一辆战车故称为一辆（两）。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一卒一百人，立一卒长，也称百夫长。五卒为旅，五百人；五旅为师，一师二千五百人；五师为军，一军有一万二千五百人，拥有战车五百辆。千乘的大国就有两军。一辆战车的战斗力相当于四十到八十名步卒。

甲士为重装兵，由士充任，是作战的主力。奴隶出身的徒兵为轻装兵，辅助作战，侍候甲士。两个等级有严格的区分。春秋时战争频仍，规模不断扩大，战车和甲士消耗后不能及时补充，于是扩大徒兵，一辆战车，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合计七十五人，分为五伍一辆，三辆一乘，每辆由一名车上甲士指挥。

由上看出，车战规模有限，一方出动千辆兵车的大战，也只有两万多人。按春秋时一车七十五人计，千乘之军就达七万五千人。如此规模的车战，也只有在平原旷野才能开展。西周时人少地多，是井田制，道路东西南北纵横，都是直通大道，适于车战。

战国时井田制被破坏，道路不规整。这时人口增多，铁器的使用，使得器械大大改善并逐渐精良，大规模的战斗就开始以步战为主、车战为辅了。

赵国与游牧的楼烦、半牧半农的中山国、西方秦国接壤，这些国家骑兵占有重要地位。武灵王要拓地征服楼烦、中山，就要改步战为骑战。

骑兵编制为“五骑为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战斗单位三十骑为一屯，六十骑为一辈。（参见《六韬·大韬·均兵》）但从秦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骑兵方阵来看，则为四骑一组，三组一列，九列一百零八骑为一个方阵单位，并配战车六辆。这是秦国的骑兵编制。武灵王的骑兵编制，史失载，有待考证。

战车灵活机动，但受地形限制。骑兵集中了车战的灵活机动与居高临下，与步战配合是最先进的武装。但养一名骑兵相当于十名步兵的费用，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是不行的。

武灵王经过十九年的长期准备，蓄积国力与人事调整、理论准备，到公元前307年，改革正式提上议事日程。2 周密策划

武灵王平时闲居，把心腹大臣肥义等人召进宫中，秘密商议。武灵王说：“作为一个贤明的国君，平时要教导百姓，要制定好的政令，打仗要超越古代，建立功业。我要开拓赵国疆土，灭中山，并胡狄，用力小而收效大，这就需要建立一支骑兵，学习胡服骑射，但这必然会遭到流俗的议论和庸人的反对，怎么办？”

肥义说：“做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行动瞻前顾后就没有成果。大王要下定决心，准备承受世俗的批评和议论！”

武灵王说：“我不是没有决心和果断，我担心阻力太大。如果有你们大臣的支持，即使全社会的人都来笑我，我也要坚决干下去。”

武灵王在得到肥义等大臣们的支持后，正式下令全国改革服装，实行胡服。3 以理服人，统一思想

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正月，武灵王利用春节大臣庆贺的欢快气氛把朝臣召到信宫，展开改革讨论。离开国都在行宫讨论，一来可以集中精力，二来离开保守势力强大的首都，便于统一思想。反对力量主要来自以公子成为首的宗室。在信宫讨论，宗室力量处于绝对劣势。一连讨论了五天，可见其激烈程度。一场大辩论，肥义等外姓大臣都统一了思想，君臣一致认识到只有改革才是赵国的出路。会后，赵武灵王率领轻装队伍奔临中山国的边境，经过房子县（今河北赵州县）、代，北临大漠，又登临黄河岸边的黄华山，对边塞形势和民情进行了实地考察，赵武灵王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他返回国都后，向满朝文武宣布了改穿胡服的决定。不仅军队官兵脱掉长袍重靠，改穿短衣，而且朝中文武大臣也要身穿短装，腰束皮带。身穿胡服，以示政治上的革新。赵武灵王的这场改革，史称胡服骑射。4 细致工作，以情动人

虽然得以施行改革，但是宗室大臣仍然反对。会后公子成称病不上朝，宗室赵造、赵文支持公子成。武灵王还有一段艰难的改革路要走。

宗室大臣的主心骨是公子成。武灵王派叔父公子，以兄弟之谊去劝公子成，传达国君的旨意。武灵王说：“改穿胡服，希望叔父认同。作为子女，在家听从父母，作为人臣，要听从国君，这是做人的道理。我穿胡服，不是图新奇，而是要建功立业，对国家有利。国君的政令要推行，宗室贵戚要做榜样。如果叔父不穿胡服，天下的人就会反对，这改革大计如何能推行呢？”公子成说：“中原是礼义之邦，读诗书，行礼乐，那些不讲文明落后野俗的国家，由我们去教化他们，怎么能去学习他们的落后文化呢？转告大王，我不穿胡服，我不上朝，在家养病。”

公子回报了武灵王。武灵王也不生气，平缓地说，看来要我亲自去请他了。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慰问说：“穿衣是为了使用方便，礼制是为了办事顺利。圣人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都是要有利于国家。吴越地方的人剪短头发，文身，额上刺花，衣襟左掩，这是他们的民俗，目的仍然是为了方便，有利国家。其实中国的礼俗，各地也有差异，城市和穷乡僻壤就不一致。所以看问题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与自己的想法不同就加以非议。今天叔父讲的是遵守风俗的问题，胡服骑射是改革风俗的问题，角度不同，目标是一致的。赵国频繁遭到中山国、楼烦的侵扰，若果不胡服骑射，我们拿什么来保卫国家。赵国先人简子、襄子长期与胡狄斗争，中山国曾毁我鄗邑，此仇不报，如何对得起先人？”

武灵王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给足了公子成面子，公子成不敢再闹下去了。于是向武灵王两次叩头说：“臣太愚蠢，没明白大王的高瞻远瞩，竟然去附和俗人的意见反对改革。明天我就穿胡服上朝。”

宗室赵文、赵造、赵俊等人仍然反对，与武灵王辩论。

赵文说：“衣服有常，礼之制也。”

武灵王说：“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

赵造反对说：“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

武灵王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又说：“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战国策·赵策二》）

武灵王用说理的方法，终于排除了异议。国君和满朝文武都穿了胡服，这才下达全国胡服的改革令，上行下效，雷厉风行。一年后，赵国的军力大大增强。胡服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早在胡服的前面，其他的改革，如骑兵的训练就已开始进行，加上从形式上统一全国，所以改革就得以立竿见影。

（三）胡服改革的意义

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有三大意义：

第一，达到了富国强兵的预期目的。胡服改革的第二年，武灵王巡边作实践考察。武灵王巡视中山边境，到达宁葭，西行巡视胡人地区，到达榆中。接着派楼缓使秦、仇液使韩、王贲使楚、富丁使魏、赵舜使齐，做好大战前的外交工作，赵国以强国的姿态现身于列强之中。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即改革的第三年，赵国大规模出征。武灵王亲任统帅，兵伐中山，周袑为右军将，许钧为左军将，公子章为中军将。赵希统胡、代两地骑兵。历经五年，灭中山，逐楼烦，向北扩至燕代，西达云中、九原。赵国面积增大一倍，国力达于巅峰，成为一等强国，几可称霸。

第二，武灵王的骑射改革在中国军事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改胡服骑射，不仅仅是服装的改变，而是以改变服装为契机进行全国礼俗的改革。在军事上如改变了兵种，宣布车战的结束，步骑战的大规模兴起，从而导致整个军制的改革，并且引发政治上的革新。这场革新最大的影响是改变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战争制度。骑兵的推广，不仅改变了作战方式，而且引起了军队编制的改变，即新增骑兵团，废除车战兵。可以讲，这不仅是赵国兵制的一场大变革，而且是一个时代的军事大变革。继武灵王之后，秦国组建大规模的骑兵团，得西北地利，收游牧之效，加快了秦国的统一步伐。秦汉时期，华夏民族与匈奴、西羌的斗争，最后的胜负就是以骑兵的投入多少决定的。可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影响深远。

第三，武灵王改革，充分统一思想，逐个做好关键人物的工作，看准时机，雷厉风行，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在赵之前，秦国商鞅强制推行改革，史称刻暴寡恩，虽然成功了，但商鞅最后自身遭车裂。商鞅用暴力，开了一个恶例，后来的王莽改革、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都急于求成而失民心，失败在所难免。

二、秦汉之际天下三嬗

古谚云：“时势造英雄。”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秦汉之际的社会动荡，产生了三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陈胜、项羽、刘邦。如果没有司马迁，三个人物中，可能就要有两位被历史的长河吞没，留下的只有刘邦。司马迁以一种独特的历史视角写陈胜发难、项羽灭秦、刘邦诛暴，这是司马迁的睿智。三个历史伟人的不同功业与贡献，伟大的历史事变，得以供后人作参考、研究。

（一）陈胜发难

秦朝末年的陈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前208年），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出身雇农，少怀壮志，常有鸿鹄之思。秦末赋役繁重，刑政苛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与戍卒900人，被官府强征戍渔阳（郡名，治所在今北京密云西南）。陈胜与好友吴广两人为屯长。当他们行驻在大泽乡（在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时，赶上连天滂沱大雨，误了行程。按照秦法，误了日期，应判处斩刑。因此，陈胜与吴广，当机立断，揭竿而起。陈胜、吴广以“天下苦秦久矣”为号召，激发受苦大众的反暴精神，又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为国难而死的大义激发起义者的自信，敢于要自己解放自己。这些足以表现陈胜的大勇。而后又以篝火狐鸣“大楚兴，陈胜王”，鱼腹帛书“陈胜王”的宣传方式，为自己的起义行动造势，表现了陈胜的极大智慧。于是，起义军旬日之间，连克数县，队伍发展到数万人。陈胜在陈郡治所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被推为王。陈王随即调兵遣将，四出攻秦。将军召平、葛婴向东南吴、楚进兵。武臣、周巿北上攻略赵、魏。假王吴广率主力围攻秦军事重镇三川郡（郡名，治所在今洛阳）。将军周文与宋留分路直指秦都咸阳。周文正面攻函谷关，宋留南出宛（今河南南阳），取道武关入咸阳。周文军发展迅速，有车千辆，步卒数十万，叩关入秦，驻军在关中戏亭（在今陕西临潼东）待援，但被秦将章邯所败。章邯出关，再败吴广军，围攻陈县张楚政权。形势急转直下，陈王军败退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叛徒车夫庄贾杀害。

陈胜称王只有六个月就失败了。但他发动的反秦起义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几千人、几万人的起义军队伍，不可胜数。秦王朝此时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两年后，秦王朝在项羽、刘邦等多支起义军的攻击下灭亡了。刘邦曾归附项梁，项梁起兵曾接受陈胜部将召平假传的陈王之命拜项梁为楚上柱国。项羽、刘邦就在陈胜发难后响应起义。后来项羽破秦军主力于河北巨鹿，刘邦于咸阳接受秦王子婴投降。陈涉发难，开辟起义道路，项羽、刘邦完成了灭秦大业，而且他们是受陈王之命，竟其遗志，所以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与孔子世家为邻，并把刘、项的灭秦之功，归于陈胜发难。司马迁评论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陈涉世家》）刘邦称帝后，按诸侯王的规格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司马迁也按诸侯王的体例在《史记》中立了“陈涉世家”，并把陈胜与项羽、刘邦并论，称赞他们是三大英雄。《秦楚之际月表》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陈胜首难作了更高的评价，把陈胜与三代圣王汤、武及圣人孔子并提。究竟司马迁的评价对不对呢？

在中国历史上，除司马迁外，没有第二个人对陈胜发难作如此高的评价。稍早于司马迁的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中，论秦之亡，归结为“仁政不施”，这当然是对的，但对于陈胜发难未作高度评价。贾谊称：“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在《史通·世家》中批评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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