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素珊 (Suzanne Pepper)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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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珍藏版)试读：
中国的内战推荐序
雷颐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却丧失殆尽，在最后的国共大决战中惨败而逃。
为何最终如此结局？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与解释，历史学家当然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与解释，有关论文、专著指不胜屈。美国学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即其中最重要一本专著。
这部五十多万字、厚五百多页关于“中国的内战”的专著，却几乎未提战争、军事。显然，作者认为在1945—1949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中，战争、军事并非决定性作用，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然而，所谓“政治斗争”，作者对国共两党的谋略、策略也惜墨如金。通读全书，作者的“政治斗争”指的是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这些政策，可以称之为“社会政策”。然而在国共两党的“政权攻防战”中，彼此不同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就是广义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终决定鹿死谁手的“政治斗争”。
本书英文首版于1978年，20年后，本书于1999年再版。在长长的再版前言中，胡素珊对相关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思想的变化都有详细梳理。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的结局，在美国曾经引起“为什么我们失去中国”的讨论，检讨美国政府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但美国学界不久就开始反思这种研究套路：中国本来就不是美国的，美国如何“失去”中国？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应从中国内在因素寻找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历史答案。在这个背景中，尤其是以农民为主、以农村为根据地、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背景，使有关研究都聚焦于中国的农村、农民。有的学者提出了“农民民族主义”新概念，认为通过领导华北、华东的抗日活动，共产党得到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而且，中共不再是苏共的“复制品”，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本土政治力量。这种观点认为，动员农民要从利益入手，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农村实行“土改”，使农民得到实惠，广大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支持共产党，“土改”是农村最大的动员力量。然后，进一步动员农民的有效方法是告诉农民，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反帝”，即民族主义，是中共动员农民并最终取胜的最重要原因。
对此，胡素珊不表赞同，认为共产党的取胜同“农民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她举例说，“土改”固然重要，但中国许多地方土地兼并并不严重，农民本来大都是土地所有者，从“地主”“富农”手中分得的土地其实有限。然而，她认为值得思考、研究的是，在土地占有多寡差别并不十分大的许多地方，“土改”依然非常激烈，对占地比其他农民多不了多少的地主和富农的批斗、镇压依然严酷。之所以如此，因为共产党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现有的农村上层集团，无论是不是由地主组成。‘土改’摧毁了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权，是创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的武装力量，保证了“土改”的进行和“土改”成果不被破坏。
相对于农村“土改”的“过激”，中共的城市政策显得温和得多。对城市中的“富人”——民族资本家、大小工商业者，不仅不剥夺其财产，还允许其发展。一些城市工人涨工资的要求过高过快，也并未总是得到新政权的支持。由于多数干部来自农村，一些城市出现的把农村对待地主、富农的方法带进城市对待资本家的现象，也迅速被制止。当然，私人经济活动，尤其是大城市的私人经济活动，新政权采取了种种办法将其渐渐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对共产党城市政策的细致研究，是本书亮点之一。因为几十年来，国内对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中共农村政策研究相当丰富，而对城市研究相对薄弱得多。本书对以往研究注意不多的张家口市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张家口实验”是中共城市政策、管理城市的重要“实验”，通过“张家口实验”，共产党初步取得了管理城市的经验。“张家口实验”与东北一些城市的经验，是1945—1946年中共城市政策起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胡素珊强调，中国如此之大、社会如此复杂，很难有单一的原因，所以“中国的内战”最终结局是前述“政治斗争”的结果。即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她设定的目标是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或表现进行比较，她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作者认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中国这一次“内战”从1945年日本投降起实际就已开始。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胜利者的接收，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国民党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历史的吊诡。
由“接收”开始，本书对国民党的各项政策也做了详细的研究。总体说来，国民党的各项政策是错误的、失败的。从政治学角度看：“政治被定义为政府和被统治者互动和交流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和受到这种权力管理的个体、集团、部门、阶级之间的互动和交换。政治资源相当于交换的介质，政府和被管理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间会经常进行这种资源的交换。”胡素珊的研究表明：“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现政权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在1945—1949年这一轮“政治资源交换”的国共博弈中，共产党终成最大的赢家。2013年8月30日
再版前言再版前言
历史写作不仅与它试图描述的过去紧密相关，同时也会受到历史现状的深刻影响，没有什么比一本旧历史著作的新版本能更好地证实这样一个观点了。自《中国的内战》于1978年首次出版后，已经有几代政治人物和学者离我们而去了。如果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作为研究背景，那么在这本专著再版之前，我们有必要确定中国内战最初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对于某些特定年龄的读者而言，这种重述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帮助他们重温过去的历史，因此似乎是显得有些多余了。然而，历史的描述并不总是只限于时间一个维度。本书的1997年中文版就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也就是说，时间的间隔并不是历史著作要跨越的唯一障碍。
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对初次阅读本书的中国读者做一些基本介绍。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以及对历史的兴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也是我们再版本书的主要理由。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政府开放了国家档案，并且重新放宽了——尽管不是完全取消——诸多历史著作的出版限制。正是由于这种开放，学者们得以接触到有关新中国的大量原始或二手资料，
从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诸多阶段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进行的内战。见书后参考文献中的中文著作部分。
新中国翻译并出版了许多非中国学者有关中国的著作，这是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色。有了这些翻译作品，中国学生事实上能读到许多北美和欧洲大学为自己的学生提供的有关近代中国的图书。国内外的几代中国读者由此同时读到了对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的片段描述。可以肯定，这些历史片段的作者将为即将阅读他们作品的新读者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中国读者以这些外国作者未曾想到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作品，这是对作者们最好的回报。我们将在下面详述这种利用的成果。
我对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研究始于1969年，那一年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政治学博士，中国内战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而真正完成这篇论文是3年以后的事情。为达到出版的要求，我在1973年和1975年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筹备出版”的过程持续了3年。直到1978年，它的第一版才正式面世，并于1980年推出了平装本。这部著作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一些人喜欢它，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没什么价值。事实上，人们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和他们有不同的理由。我感到不满意是由于最终的作品并不符合我最初的期望。题材和资料的缺乏、出版日期的推延、无法得出满意的结论，似乎让这本书永远不可能完成。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仍然是成功的。因为对读者而言，它涉及的题材和提出的问题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期10年的写作过程让这些问题显得更加普遍和重要了。10年的创作时间在现在看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在1969—1980年那个思想急遽变化的年代，这一时间跨度足以断送任何一本书的前程。
问题：美国之亚洲，中国之内战
在我研究中国内战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1969年对我而言十分关键的问题到1980年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到1980年，许多人已经读过了我的书，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69年，在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学生中间，最时髦的话题是越南和詹隼（Chalmers Johnson），而且这两个话题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詹隼当时担任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有关农民民族主义的论文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引起了不少争议。见詹隼：《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中国革命的开始（1937—1945）》，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如果将背景换成其他的任何时代或政治学科，这样的议题本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那时，越南战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焦点，没有哪一个政治系的学生会不讨论与越南直接相关的话题。美国在后殖民地区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参与他国的内战，这些战争的性质，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挑战，与此相关的所有话题都引起了人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然而，如果人们寻根究底，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最终归结到一个最初的激烈争论上，即对1949年中国“沦陷”于共产主义，美国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这场争论的结论是，美国当时决定不直接干预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许多考虑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华盛顿决心在朝鲜给予共产主义坚决的回击，并在越南延续了这一强硬立场。
尽管美国政府做出了这样明确的决定，20世纪60年代后期仍是一个过渡时期，上述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广泛讨论。随着两极时代的终结，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流行的强硬的反共思潮以及产生这种思潮的认识根源已经不再被人们视作是绝对正确的了。冷战的结束几乎和它的到来一样突然。为了对过去历史进行新的总结，全美国范围内又展开了另一轮激烈的争论。和中国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越南共产党最终取得了胜利。美国试图在自己和对手之间建立一种既共存又遏制的新平衡关系。农民
民族主义展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回击了那些认为它即将灭亡的预言。农民民族主义将学术目标和政治内涵结合在一起，这使它具有双重的意义。由于这种双重性质，在人们试图达成新的政策共识的过程中，詹隼既被视为冷战后第一批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中的自由主义先驱，也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这一过渡时期保守主义的代表。
最近，贺康玲（KathleenHartford）和戈迪温（SteveGoldstein）对西方学者关于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总结。除了一点以外，我赞成这两位学者的几乎所有结论。詹隼和他最初的批评者之间的分歧肯定不会“比事实更加明显”。见贺康玲、戈迪温《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中的“概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观察”一节。 只是在进行了多年的后续研究，并消除了这一领域的大部分歧见后，人们才得出了这一结论。詹隼最开始受到的反对并不算激烈，学术上的分歧是随着政治含义的增强而变得日益真切的。
20世纪50年代，人们写了许多关于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文章，但詹隼1962年发表的论文与之前文章的主题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前的文章谈论的主要是阴谋论、美国的责任、苏联的责任、共产党作为一种组织武器的特性、精英决定论，以及最高层做出的决策。詹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占领日本的重要意义、整个亚洲蓬勃发展的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等问题上的见解并不新鲜。詹隼的创新在于他将这一系列问题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更不同寻常的是，詹隼试图将这些问题置于中国农村的背景下来加以理解，他创造了“农民民族主义”这个新词。詹隼认为，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赢得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这是共产党人最终能够取胜的根本原因。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由党领导的地方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复制品”，而且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合法的、本土的政治力量。
詹隼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变化趋势。然而，詹隼遭受的绝大部分批评并不是来自于他正在取代的保守主义的右翼学者，而是来自于快速崛起的左翼学者。詹隼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抗日战争，他将旨在实现阶级调和的统一战线政策视作共产主义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鼓吹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他的这些观点都成为人们批评的目标。詹隼嘲笑“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社会经济改革上——无论是极端的还是其他形式的改革。詹隼坚持他的右派观点，并将他的理论应用到越南和其他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为此遭受到更加激烈的批评。他在1973年的《人民战争分析》一书中写道：“就革命策略而言，只有和民族解放的努力结合到一起时，共产主义才可能获得成功……”。“为了充分动员农民，让他们支持游击战，必须采取土地改革这样的措施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但动员农民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告诉他们，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掠夺——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外国武装侵略——造成的。”詹隼：《人民战争分析》，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0、15—16页。
詹隼的观点引发了人们持续而激烈的争论。詹隼开创了一个新的西方中国历史学派，这一学派将地区性根据地作为研究重点，力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的成功进行合理的解释。除了前面提到的贺康玲和戈迪温的总结，还可以参考韦思谛（StephenAverill）：《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载于《台湾中华民国史学研究》，第18卷，1992年11月，第1期，第225—255页。第一部对“农民民族主义”提出异议的著作是马克·塞尔登（MarkSelden）的《革命中的中国：
延安道路》（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詹隼和塞尔登随后逐条回应了针对他们的批评，但是他们只做了很小的让步，因此他们原来的观点基本是没有改变的。见詹隼：《回顾农民民族主义：一本著作的传记》，载于《中国季刊》，1977年12月，第72期，第766—785页;以及马克·塞尔登：《结语》，载于《中国革命：回顾延安之路》，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M E Sharpe），1995年，第222—258页。当然，到1969年，几乎所有人都掌握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写作本书之前，我意识到必须仔细分析詹隼理论的矛盾之处并找到对抗权威观点的有效策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会很自然地想到，在詹隼引用了大量资料、论证严密的理论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詹隼驳回了我最初的两个论文选题（第一个选题是“延安遗产”，第二个是“文化教育的革命性改革”），此后我们选定了“1945—1949年中国的内战”。我选择该题目的理由是，这一时期正好与1937—1945年错开，可以避免与他的文章在内容上产生直接的冲突，而这两个时期又足够接近，可以让我提出与他的观点相对、他必须认真考虑的论点。不幸的是，不到几个月，我细心设计的策略便遭遇了重大挫折。最初，我的计划看上去十分完美。准备阶段的阅读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从1945—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一支游击性部队转变成能适应运动战、大规模传统战争的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关于这场内战的当代论述几乎是相同的，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还是敌人、外国观察家、中国内战的参与者、前军事人员或民间评论者，都一致将中国共产党的获胜归功于基本的“政治”原因。许多人甚至声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主要是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的。不仅如此，这些当代的评论者还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上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具有同等的决定意义。在共产主义获胜的众多政治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据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这一政策看上去充分体现了农民民族主义。
研究进展到下一阶段，几乎所有主要的第一手资料给人的感觉都是相似的。薛君度（Hsueh Chun tu）对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有关中国土地改革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并专门撰写了书目介绍。但他表达的仍是这一领域中的传统观点。在介绍的开始，薛君度用一种十分有把握的语气写道：“在解放区内推行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军事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土地改革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薛君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9）：关于胡佛研究所中文藏书中相关文献选编与注释》，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62年。见《书目丛刊》，第11期，第226页。
但是，我接触的资料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共产党的胜利和土地改革之间有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研究很快就陷于了停顿，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我有选择性地阅读了许多可以找到的有关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文献，但这样的阅读甚至不足以让我就这一题目完成一篇质量尚可、篇幅短小的论文，更不用说写出一篇揭示出军事胜利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的精彩文章了。只是在很久之后，当本书在进行出版前的校订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几乎所有人在最初都掉进了同一个陷阱，人们都把“土地改革”选做研究对象，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并接受了官方的说法，即这一改革是从1947年开始的。尽管我们并没有掌握多少具体的资料，用于揭示共产党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之间的必然关系及其根本原因，但官方的划分方法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关于国共实力消长的传统看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人们便得出了一种折中的结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所必须的条件在1945年之前都已经具备了。在随后的1945—1949年中，共产党只是将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转化为最终的胜利，但这种优势只是一种附加的成果，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所需要的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重要基础并不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我在研究中还进一步剔除了外国政策的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内战有着决定性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老一代的保守主义者愤怒地声称，是美国政府的无能让我们失去了中国。但新的观点认为，是否“失去”中国，并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因此，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自身的原则上。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分析很少涉及军事。之所以这样，有几个原因，其中最现实的原因是有必要限制本书的长度，我本人缺乏军事上的专业知识和兴趣，而且读者已能找到大量已有的或者即将推出的、从一般军事角度描写中国内战的著作。莱昂内尔·马克斯·查辛：《共产主义征服中国：1945—1949年的内战史》（蒂马斯·奥萨托和路易斯·格拉斯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威廉·威特森、黄震夏：《中国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纽约：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1973年。
在划定了这样的“界线”之后，我不敢有把握地说自己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给出一个明确或理论上的解释。我并不打算写一部有关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政治历史著作。我的目标较为有限，仅限于对国共两党的政治表现进行比较，希望能为人们以后的研究和著述打下一个基础。我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我并没有对共产党的兴起和国民党的衰落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人们对这一主题的种种争论，给它设立一个边界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想被卷入“共产党必然会获胜”这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的争论中。但我最终目标的确是通过分析和对比国共两党政治成功和失败的本质，建立一个可以让我们对1945—1949年这段时期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评估的标准。
当前的展望：中国的政治，西方的趋势
自从《中国的内战》在1978年出版之后，最惊人的事情是，对这一段历史，当代中国的兴趣与西方学术界有了极大的差异。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对中国的关注转移到了其他方向，而1945—1949年间的这段历史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出于其他一些原因，相比之下，中国的研究兴趣在不断增强，并出版了数量惊人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中国的内战》中文译本不过是方兴未艾的研究趋势中同类著作中的一本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方学者还在为寻找这段历史的切入主题和灵感来源而烦恼时，大量的中文著作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原始和二手材料，这些材料足以支持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许多专项历史进行研究。
中国内战的研究和西方兴趣的转移
如果读者阅读了《中国的内战》最初在西方的版本，将发现这一版本体现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兴趣，即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取得政权的。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共产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不再那么敏感了，《中国的内战》将关注的重点转到了新的方面。在新的版本中，中国内战不再被视作是中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它本身不再重要了，而是作为20世纪中国超越传统的新政治秩序的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早期阶段。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在1949年之前的成功，人们有很大的争议，为了还原《中国的内战》在这一争议中最初的位置，本书被分成大致相等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国民党的衰败，第二部分则叙述共产党的兴起。第一部分关注的重点是城市问题以及市民生活：腐败、通货膨胀、学生和知识分子。第二部分的重点是农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人们最多的关注，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否应归因于农民民族主义，还是另有原因，人们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事实上，土地改革，或者说推行对农民土地、财产和政治权力的激进的再分配措施，要远远早于1947年。如果我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点，我或许能够更早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直到1974年，我关于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仍然有许多不合逻辑之处，其中的矛盾太多，以至于无法发表。一开始对我的研究造成阻碍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查阅了许多1947年实施土地改革的文件，这些资料并不足以证明土地改革已将农民动员起来，让他们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战争，尽管这一印象与所有传统观点和共产党官方的说法相反。首先，土地改革怎样动员和发动十分重要的华北地区的农民？由于这一地区地租普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且存在大量拥有自有土地的小自耕农，土地改革实际已经完成了。其次，詹隼认为，共产党是在放弃他们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的、容易造成分裂的土地改革方案之后才获得了农民广泛的支持。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会在全面内战的关键时期重新采用这种冒险的做法？
最终，我又花了一年时间才解开这些矛盾，并且能够回答有关这段历史的主流研究中绝大部分问题了，论文的篇幅也由此增加了将近100页。新的研究显示，共产党的取胜几乎与农民民族主义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一研究也指出，如果农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并不会妨碍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共产党对农民的广泛而成功的动员。给予本地农民一定程度的保障是共产党获胜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到1947年，一个更大的变化是，共产党已经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让它在农村大范围地重新施行激烈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了。
我还比较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有有关这一课题的新著作。例如，托尼·塞奇（TonySaich）和方德万（HansvandeVen）编辑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中的第二部分“地区差异”。其方式是通过研究当时的各项条令仔细分析这些根据地制度的实际建立过程。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否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由某种单一原因造成的，无论这种原因是意识形态、组织运动、外国干预、人民贫困，还是其他方面的。所有人都否认共产党的成功是因为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起，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无法阻止的化学反应。这些研究强调，中国内战不取决于某种绝对和确定的因素，它是由相对性、人类的创造性，特别是由战略过程和灵活性决定的。长久以来，上述因素被视作外国学说在中国农村扎根的必要条件（即使不是充分条件）。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能应对农村地区各种复杂环境和国内外险恶对手的必要的适应能力。在建设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得以重新夺取城市并赢得最后的胜利。如果革命可以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那么它也可以是被解构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在逐渐减少。毫无疑问，这种认识上的趋同既与1976年之后中国的变化密切相关，也得益于新的研究成果。1976年后，中国舍弃了毛泽东的许多革命理念，例如他的建立在阶级划分概念之上的社会目标和农村理想。附着在这些观点上的绝对正确的光环消散了。同样消失的还有人们对毛泽东思想遗产注定会实现的坚定信念。追根溯源，毛泽东思想来自于我们曾十分仔细地分析过的中国农村。人们不再热衷于探求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农村取得成功了，大部分西方研究者将他们的兴趣转移到了其他方向。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去世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最直接变化是中国重新“回归”城市。城市青年从他们下放的农村回到了城里；知识分子不再受到排挤，开始重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人们不再被贴上阶级成分的标签；发展的优先次序得到了重新调整。读者可以根据这些趋势，并结合中国正在发展的新的政治秩序，重新评估相关章节中的内容。人们对农村革命的兴趣开始减退，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城市问题和城市居民身上。20世纪80年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中国知识分子发出的异议，读者由此开始关注早期持批评意见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批早期的持异见者力图在日益腐败、行将崩溃的国民党和他们尚不了解的共产党之间保持公开言论的独立性。这些早期的独立知识分子对我们了解中国内战的历史仍能提供巨大的帮助。
然而，关于中国内战这段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似乎所有人都愿意走更多的弯路。当然，说“所有人”都在走弯路是一种夸张。事实上，人们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中美关系，以及冷战外交策略的强调就像一根连续的线条，一直没有中断。从20世纪40年代到后冷战时代，上述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修订后的相关英文资料的参考书目包括一些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柯伟林（WilliamKirby）在《台湾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8卷，第1期，1992年11月），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除了新中国的资料，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受益于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在内的苏联阵营国家新公开的档案。见马克·克莱默的新参考书目：《莫斯科档案研究：进步和错误》，载于《国际冷战史汇编》，沃德罗·威尔森国际学术中心，华盛顿特区，1993年秋，第1、18—38页。但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关键阶段的重要事件却被人们忽略了。西方学者似乎在尽力绕开这些重要事件，他们好像是想要避开军事和政治话题，这些议题似乎已经被它们自身背负的重量压垮了。
于是，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在过去的20年里，只出版了一部关于上述议题的新的著作——约瑟芬·伊克（JosephYick）的《中国的城市革命》。约瑟芬·伊克：《中国的城市革命：国共争夺平津的斗争（1945—1949）》，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另一本或许也能归于此类的著作与国共两党的冲突没有直接关联，它主要是介绍1947年2月28日在台湾发生的反对国民党的暴动。赖泽涵、马若孟、魏萼：《悲剧性的开始：台湾“二二八事变”》，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史蒂文·莱文（StevenLevine）的《胜利的铁砧》是1978年之后出版的唯一一部完全从政治的角度描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内战的著作。实际上，莱文在该书出版前10年就开始研究这一课题，而他产生这一想法的时间还要更早。史蒂文·莱文：《胜利的铁砧：1945—1948年共产党在满洲的革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易劳逸（LloydEastman）的《毁灭的种子》也对政治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这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作为抗日战争和内战分界的1945年。还有一本从军事角度介绍中国内战的普及性著作，该书的时间也不完全限于1945—1949年。易劳逸：《毁灭的种子：1937—1949年战争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中国》，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3年；胡顿（E R Hooton）：《最伟大的动荡：1936—1949年的中国内战》，伦敦：Brasseys出版社，1991年。此外，如果以1945年为界，分别以这一点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内战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和著作的数量是大致相当的。
正是这一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和政治上与此相呼应的斗争造成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一次最为巨大的变化，而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居然如此之少，实在是令人惊讶。然而，造成这一学术空白的并不是什么新的原因，人们很容易找到它。对于过去的几代人来说，他们彼此间尖锐对立的观点极大地阻碍了任何从军事层面研究这段历史的努力。意识形态、组织和战争都是“保守的”主题，寻找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实际是在大胆地挑战我们保守的前辈学者。我们想在别处寻找共产党最终获胜的解释，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的确在其他地方找到了解释——这些“地方”包括，社会历史、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学）、生态人类学，以及革命运动发展的一般政治进程。
然而，几乎所有人的研究仍被同一个目标所驱动，即共产主义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在1949年的中国取得胜利。人们与传统的保守主义观点的彻底决裂以及克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并不是发生在自由左翼思想活跃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而是在稍迟一些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手段已经变成了目的，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变得比最初设立的目标更有意义了。这一变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完成的，后毛泽东时代中国自身的变革造成的累积影响也巩固了这一变化。白吉尔（Marie ClaireBergere）在《中华民国的民间社会和城市变迁》中考察了中国民主革命后的社会和文化历史。见《中国季刊》，1997年6月，第150期，第309—328页。随后，所有潜在的支持和挑战都随着1991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而消失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突然爆发的大规模的政治调整让人们彻底忽略了共产主义为何能在中国成功这个古老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引领潮流的美国大学出版机构已经将这一变化列入它们准备出版的“后现代”、非政治化的出版物的名单之中了。但到这时，在争取有限的科研经费、出版社的青睐以及学术界的兴趣上，有关中国共产主义一般起源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内战研究的问题，已经迅速地变得毫无竞争力了。
中国的内战和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秩序幸运的是，所有的终点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不是在西方学术界，而是在中国本身的环境中——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包括作为它的对手的、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中国内战的研究正在经历新生。中国内战研究新的发展、新的出版物，以及新公布的档案材料，为我们揭示出导致这一历史时期早期研究空白的另一个原因。共产党虽然在内战中取胜，但并未从此结束战争，从某种意义来说，战争延续至今。这使资料缺乏的状态更加严重了。因此，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不可避免地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搜寻资料上。很自然的，如果想要写作这样一个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历史，研究者必须能够接触到战争双方（实际上是各方）可以对比的材料，但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中国国民党被击败了，但并没有投降，带着所有的秘密退到了台湾，中国共产党则在大陆建立了统治。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相关资料的管理和这段历史的解释仍是由官方垄断的。
因此，虽然我们的兴趣没有将我们引向其他方向，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方法论，使得我们无法以更“保守”的方式进行研究。即使在资料相对充裕的今天，仍然存在类似的情况。正如我在书目文章中说过的，今天，人们对社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术偏好既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可以说是在这些领域进行研究的门槛较低所造成的必然。相比之下，与军事和政治有关的历史材料则受到了最严格的控制，人们很难接触到它们。而对于中国内战的研究而言，军事和政治领域恰恰是最为重要的。
由于一直以来材料的缺乏，现在仍没有一部明确的用英语写作的介绍中国内战的军事史。事实上，也没有一部用英语写作的有关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历史，以及用英语描述的、将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专门历史。见熊玠（JamesHsiung）对这一研究空白的评论。熊玠将这一空白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持续的敌意、官方的保密，以及对研究资料的封锁。见熊玠和史蒂文·莱文编辑的《中国苦涩的胜利：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纽约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2年。由于我们接受了一个早先的传统观点，即政治拥有比战争更高的重要性，我们的问题和答案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这样，在我们完成模式化的问答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兴趣。我们仍然没能对战争双方、他们的政策，以及他们设立的政府机构进行明确的政治描述。由于有这么多基础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有关这段历史的老的争论既未结束，也没有继续发展，而是处于一种“尚无定论”的悬而未决状态，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样的问题被人忽略自然导致了许多奇怪的结果。例如，由于缺乏中国官方的权威记录，日本可以继续从自己的角度对中日战争进行修正主义的解释，并将这一复杂的历史遗产留给后人评判。农民民族主义这一设想可能是好的，但已经被推翻了。如果不能对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占领期间的军事成长做出必要的战略评估，我们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多次说他要“感谢”日本，也无法调和过去的学者关于毛的这一观点的争论。毛泽东通常承认日本人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正是日本的压迫教会了中国人民怎样革命，并逼迫人民起来战斗。参见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齐慕实（TimothyCheek）、吴元黎（Eugene Wu）编辑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第182页。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指出，毛泽东在1936年就做过类似的预言（斯诺：《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纽约：兰登书屋，1962年，第41页）。在那之后，毛泽东在1965年和1970年会见斯诺时说过，日本让中国人民学到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纽约：Vintage出版社，1973年，第173、198—199页）。又见毛泽东1964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33页。同样未达成一致的还有关于下面看法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国民党早年进行的国家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在1937年至1949年之间，才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国民党开始经历持续的衰退，国民党自己的领导人也曾多次承认这一结论。
这些观点留下了许多空白和并未完全解答的问题，为我们指出了未来研究可能选择的方向。这些观点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东方与西方”或中国与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看法的差异，以及中西方的交流互动是如何对新的研究造成影响的。目前，西方学者似乎刚刚从他们早期观点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似乎只有研究对外政策的历史学家才对中国内战保有持续的兴趣。其他的学者则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对战争、政府机构、政党，尤其是社会和文化主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偶尔会显示出一定的偏向性，让人回想起以往的争论。但几乎所有新研究都集中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上，依照目前的进展，如果只靠西方学者自己的努力，恐怕几代人以后他们才会重新关注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 两篇介绍1949年之前的中国的代表性作品（不包括1945—1949年这一时期）是“重新评估中华民国”专号（《中国季刊》，第150期，1997年6月）以及熊玠和莱文的《中国苦涩的胜利》。
但随着西方和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甚至是不可避免，西方研究者可以得到的帮助大大地增加了。几乎所有中国学者都认为国共两党的敌对和冲突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前西方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因为同样的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共产主义已经结束了，共产主义带来的所有挑战，包括中国内战，都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实现自身的转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有效地控制，正如国民党在台湾所做的那样。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历史周期的最后阶段，挑战是真实存在并正在持续的。同样重要的是，国共之间的争斗已经又一次成为一种政治生活的常态，双方“配合默契”，如同1945年的情况一样——尽管现在的环境更加复杂，双方的位置也发生了倒转。
50年之前，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已经发展出远远优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技能。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工作可能仍然是出色的，但由于苏联的解体以及由此引起的众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垮台，世界力量的平衡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相反的方向转移了。20世纪的中国人——无论他们拥有怎样的政治信仰——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更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一“世界趋势”，因为整整一个世纪，中国都在以一种自觉、辩证的方式应对世界潮流。经过了过去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宽松，中国共产党自我调整的步伐越迈越大。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是否会顺应世界潮流，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而是中国为自己设立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以及它要用多长时间实现这一目标。这些问题引发了许多讨论，例如，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由于这些问题，人们对香港的未来提出了许多疑问，最后由邓小平本人明确了中国的立场。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指导政策。邓重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民选政府的建立制定了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进度表。
见邓小平的《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谈话》（1987年4月16日），以及邓小平《论香港问题》中的《要吸收国际经验》（1988年6月3日），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第30—37、38—39页（参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5页）。关于这场重大政治改革以及香港在其中地位的初步分析，见胡素珊的《香港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一国两制”的首次考验》，载于《当代中国》，1999年3月。
为了结束国共两党的历史争端，北京对台湾做了类似的承诺。然而，台湾的步伐要快得多，它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从国民党统治的一党制专制政权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苏联解体之后，许多共产主义国家消失了，中国共产党显然决心避免类似的命运。在字面和比喻意义上，中国的“内战”状态仍在持续，中国大陆会“坚守原则”，偶尔发出战争警告，但总的来说，这场冲突已经完全回到了政治领域。这场冲突的意义现在显得更加突出了。结束国共两党敌对状态的谈判久拖不决，双方迟迟难以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条款。谈判本身就像一场有关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秩序的辩论。
由于谈判事关重大，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传统观点，并尽量利用过去和现在成功的例子。如今人们可以接触到关于中国内战的大量新的研究材料，一部分是因为随着政治自由化的进程，保密的要求在不断降低，一部分要归功于国共双方正在激烈争夺这段历史和未来的解释权，由此解禁了不少资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外国学者想要直接获得党和军队的原始记录有多么困难。很自然地，为了突出自己的优势和掩盖自己的弱点，国共双方都力图“控制”各自的历史。因此，国民党的材料主要关注1945年以前，甚至更早以前的事情，即国民党政权最初成立时期发生的事情。在国民党的历史论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国民党在外交关系上取得的胜利——正是外交上的成功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大国的地位。国民党的记录还强调了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的连续性，以及他们在台湾取得的成功。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他们夺取政权的光荣而伟大的历程上。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具体战役和政治都占有很大的篇幅。但共产党自己讲述的政治很少涉及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正是这种阶级斗争和土地改革预示了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变。相反，现在中国共产党希望人们记住，是其提出了和解性的统一战线策略、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里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让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降。作为传奇，这些事迹在无以计数的战争故事书和老兵的回忆录里被人们反复传颂着。其中的政治含义是十分明显的，提醒人们共产党过去曾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从而巩固当前遭到削弱的权威。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了被自己击败的对手，同时提醒人们自己过去付出的努力。毫无疑问，共产党希望在自己的领导下，国共两党最终能再次联合起来。
双方通过以上的方式重新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不仅是出于自身的需要，也是有选择性地为当前的政治目的服务。然而，如今的政治格局已经大不相同了。的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旧有的共产主义对新的经济和政治管理模式的挑战，以及这种挑战造成的根本性的差异。而且，双方对过去50年成功、失败和对抗的不同记录更将这些差异扩大了很多倍。此外，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对有关他们自己历史的最权威的文件和资料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然而，考虑到50年来的变化，以及公共领域的记录越来越多地开放，人们的研究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些公共领域的记录所能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出官方原有的想象。
我们前面提到的描述1947年2月28日台湾事件的新书就是这种超越严酷的高压政策下的历史学范畴的明显例子。长期以来被禁止讨论的政治事件终于合法地出现在历史叙述中，而且很快成为当前政治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国民党的腐败和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糟糕的经济管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经验教训。1949年以前自由知识分子为争取独立的政治评论权而进行的斗争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还注意到，新旧时期学生运动的许多诉求都是相同的，例如反对战争、日本侵略、贫困等等。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注重历史先例，强调连续性，希望留下自己的历史遗产。实际上，这只是古代中国政治中一种常用的方式而已，国共双方为了争夺对未来中国的影响重新使用了这一方法。
中国和西方学者对过去中国政治历史的兴趣可能仍会存在差异，西方的研究可能会继续避开中国内战这一时期，尤其是避免做出任何结论。根据新的资料写成的一两本新书还不足以证明出现了新的趋势。然而，新的研究，加上其他近期和目前关于1949年之前，国民党执政早期的政府、政治、战争的研究显示，堆积如山的新材料下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要想实现这些可能性，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这种可能性还意味着，那些曾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最终能得到多种形式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终有一天，会有其他人重新关注这些问题，并继续前人未完的研究。基于这一考虑，《中国的内战》的再版并没有做任何改动，内容与最初的版本完全相同。我选择性地调整了本书的参考书目，为的是让人们知道，新的资料足以支持他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书完成的时间几乎跨越了两代人，在此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帮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一直以来关心我和我的著作的人，正是因为他们，本书才得以完成并面世；同样是因为他们，我现在才可能推出这本书的再版。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Rowman&Littlefield）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苏珊·麦克伊查恩（SusanMcEachern），他们对本书的再版给予了巨大帮助。我要向负责本书印制工作的卡伦·约翰逊（KarenJohnson）表示感谢。对复旦大学的金光耀（JinGuangyao），我要致以更大的谢意。以金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们以客观的立场搜集了大量近代中国的资料。金教授带领他的翻译团队完成了本书1997年中文版的翻译。在修订书目的介绍中，我还要感谢在我查询新的资料时，所有为我提供意见和建议的新老朋友们。
让我心情沉痛的是，由于我研究中国内战的时间超过了30年，许多以不同的方式对本书的完成做出贡献的人已经无法亲眼看到这次再版了，这里我要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就在不久前的1999年2月和3月，谢伟思（JohnService）和鲍大可（DoakBarnett）分别去世，他们的离世让我回想起了许多曾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虽然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给予了我精神上宝贵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经历就相当于一堂现实的政治教学课，让我们这一代人清楚地了解到当我们继续1949年以前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时，将要克服多大的困难。鲍大可教授的《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是少数几本从亲历者的角度描述20世纪40年代中国历史的著作之一，但这本书一直被锁在抽屉和文件柜里，将近20年都没能出版。书中收录了许多亲历这段历史的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当事人的报告，在20世纪50年代，这本书争议性太大，以至于无法出版。如今，这些资料已经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中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谢伟思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崭露头角，他的研究让人们能够更直接地了解1949年之前的中国。我们常说，开除谢伟思是国务院的损失，却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件幸事。谢伟思的故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付出的代价。此后许多年，美国政治家们都在为此而相互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的谢伟思曾在美国驻中国办事处任职。像许多同时代的外国人一样，谢伟思就中国两个主要竞争者的优势和弱点做了详细报告。由于这些报告，谢伟思成了第一个被国务院开除的被认为是“中国通”的美国雇员，此后他一直进行着最顽强的努力，想要洗刷自己“不忠”的名声。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谢伟思的裁决，他得以重新进入政府部门。但在1956年和1962年期间，谢伟思被下放到美国驻英国一个无足轻重的领事职位上。离开政府后，谢伟思来到伯克利进修。他是班上的第一名，几乎每门功课都是“A”，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毕业后，谢伟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中国研究所工作了几年。他的生活十分充实，一直担任名誉顾问，为几届研究生提供了指导。无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我们对前辈学者都怀有相同的珍贵记忆和尊敬。鲍大可和谢伟思过去的工作不仅仅让我们想到他们的贡献和成就，也是一座跨越时空的“中转站”，后来者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得以继续推进前辈学者的研究。第一部分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 第一章引言
在外界眼中，1945—1949年中国的内战使亚洲最大的国家从世界的一个力量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引发了美国政坛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受到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刺激，美国决定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这一决定将美国直接卷入了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在回顾这些事件时，西方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试图控制和影响国共冲突的努力上。西方历史学家考虑的是西方读者的兴趣和关切。在美国——1949年之后，大部分有关中国的著作都是美国学者完成的——国民党的失败被迅速解读为一种政治损失，共产党则被视作一个不合法的执政党。共产党的胜利也被视作是美国的一次失败。在讨论“失去中国”这一问题时，人们不是在追究责任，就是在推卸责任。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政府出版物、政党争论都是以这一关切为基础的。对于英语读者而言，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历史中国历史学家把1945—1949年称作“解放战争时期”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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