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书乐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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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试读：
序 清华园里好读书
曹书乐博士的这部学位论文完稿之际，适逢清华百年校庆，也算献给母校的一份心意。
清华有所谓“三清团”的戏称，指学士、硕士、博士均出清华者。书乐即属此类“三清团”——本科为外语系（今外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为传播系传播学专业、博士为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此外，她还在中文系修读两年编辑学双学位，在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两年研究，十五年的求学经历足以表明她的母校情缘，借用已故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教授的话说，“读于斯，长于斯，作于斯，婚于斯”……
我与书乐的交往，始于调入清华前的1999年。当时，应传播系负责人熊澄宇教授的邀请，为书乐这一届研究生上传播理论课程。这已是第二次来清华上这门课了。第一次是在清华人文学院的一间办公室，学生三五人，而这一次是在一间小教室，学生二十许。由于同上一届学生一道，为新华出版社翻译了一部专业书，学生之间声气相通，于是，一次课间休息时，有位端庄开朗的女生就问我：“老师，能不能也组织我们翻译一点东西呢？”她，就是曹书乐。于是，我同现任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挚友黄春峰联系，恰好他们刚谈妥一部新书的版权，我们一拍即合，遂有后来《白宫前沿——白宫记者团团长海伦·托马斯自传》一书。而参与翻译的自然有书乐，另外还包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青年教师的陈阳博士。也许受此影响，书乐后来陆续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又译了一些专业书籍，特别是颇受嘉许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巴兰&戴维斯），而这些译著的责任编辑正是她的硕士同班同学纪海虹。
2001年调入清华，我与书乐交往自然更多了，如评阅硕士论文、参加论文答辩等。研究生毕业后，她先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主讲传播理论课程，还兼任班主任，颇得老教师、新同学的认可。2005年，她与同属“三清团”的先生何威同时报考博士生，并双双录取，由此成为我的“开门弟子”。
记得入学后，聊起论文选题，她对“发展传播学”流露兴趣，希望在这方面做点研究。考虑书乐的优势——理论深厚、功底扎实、思想稳健等，以及清华的博士生定位——强调“顶天立地”、注重社会文化等，加之当时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不弃，邀我参与教育部重点项目“传播思想史”并承担欧洲部分，我建议她考虑更有理论内涵，更富历史、文化、人文意味的欧洲学派研究，一方面可望在学术思想上有更大的贡献，一方面也更有益于中国自身的理论建设和传播实践。
不久，国家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决定每年选派部分优秀学生留学欧美，入名校，从名师，而书乐与何威均获得首批遴选。由于郭镇之教授的推荐，书乐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师从批判传播研究的知名学者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教授。行前，我们几经讨论，学位论文选题大致确定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欧陆传播学派研究。书乐读博期间，曾担任范敬宜院长的助教，颇受老人家赏识。范院长生前着力推进的一项工作，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教学科研，他创建的“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是学院两个校级中心之一，他还亲兼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现任主任为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郭庆光教授）。书乐的研究方向、论文选题以及学术关怀，自然也受益于范敬宜、斯巴克斯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熏染与点化。
在英国一年半，她惜时如金，利用一切机会接触、了解、探询相关的学术渊源，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探求于理论与实践之际，偶尔接到她的邮件，谈的不是又参加了什么研讨会，就是又看到了什么资料文献，兴奋喜悦之情，每每溢于言表，万里之外也能感受她的“研学之乐”（丘成桐语）。
从2005年入学到2009年毕业，四个寒暑，几许汗水，最终凝结成这部博士学位论文。书乐由此获得学院优秀博士毕业生，2010年又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出版基金的资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中酸甜苦辣，作者自己体味最深。我最难忘的，是论文答辩时她的表现：陈述条分缕析，头头是道，答辩不卑不亢，有条有理。答辩委员会讨论答辩决议书时，按照“八股格式”准备写上“较好地回答了答辩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听到这里，答辩委员会主席、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说道：不是较好，而是很好。仅此一端，即知大概。那天博士答辩还有个镜头，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用课件打出马克思墓前那尊伟人头像，然后带出论文结论的点睛之笔——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众所周知，这是马克思的箴言，也是他一生笔耕不辍、奋斗不止的目标。书乐的学位论文除了学术追求与思想建树，往大里说也在于让世界更遵从天理人心，让人类传播包括中国的传播事业更合乎人间正道，即所谓改变世界。
2010年秋季学期，我与史安斌教授继续主持研究生的“前沿讲座”课程，此次我们决定稍微调整一下开课思路，除继续延请各路硕儒耆宿，还适当考虑学界新秀。这些青年才俊可能无法同专家权威相提并论，但思想之敏锐、眼界之开阔、观点之新颖又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于是，我们将三位博士后列入计划，而第一位登台的就是书乐。结果，不负所望，同样出色，纵横捭阖而条理清晰，内容厚重而讲解透辟。已入职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威博士也前来旁听，并参与课堂讨论，侃侃而谈，举重若轻，要言不烦。当晚，数十位学子既感悟了学术新知，又领略了年轻学者的风范。本来，清华百年校庆前出版的拙著《清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有篇《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与瞩望》，末尾提到的“第四代”传播学者包括书乐，而她坚持划掉自己的名字。她说目前还不够格，希望将来能够做出名副其实的成绩。
书乐虽是我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但她的进步与成长主要在于“三清团”的背景，以及范敬宜教授、尹鸿教授、郭镇之教授、斯巴克斯教授的熏陶。她的博士论文虽在选题、思路和主旨等方面受我影响，但达到如此水平却全靠她的勤勉与努力，用心与慧心。特别是，这项研究及成果立足国际学科前沿，既有开拓性，又有益于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境界高，格局大，无愧清华。对此，我只能乐观其成，而难以置喙了。
书乐嘱我作序，我自感责无旁贷。想来想去，无从下笔，生怕狗尾续貂，只好讲讲书乐治学的故事，权当提供一点“新闻背景”吧。
是为序。李彬2011年马克思诞辰日于清华园2013年修订
第一章 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领域
第一节 为什么研究？
[1]传播学在中国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它自美国舶来，结合了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传统，并在最近十几年逐渐吸收欧陆与英国的各种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的养分，羽翼日渐丰满。在此过程中，中国传播学界从引进和译介西方经典著作、介绍西方理论开始，发展到出版本土理论著作和专题研究式论著，在接受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拓展。近期，学界更进一步强调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呼吁研究与中国当下社会进程密切相关而紧迫（relavant and urgent）的议题，建构具有在地特点的传播理论。
近距离观察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不难发现，除了本土的新闻学传统外，传播学在中国的形成和起步阶段，主要受到来自美国的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施拉姆在其奠基之作《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理解人类》（1982）中建构了传播学的领域和研究问题，影响深远，遍及全球。该书两年后被译介到国内，取名为《传播学概论》（1984），自此开启了我们研究传播现象的大门。受此影响，国内学界将针对传播和媒体现象的研究统称为“传播学”，对应美国式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早年的论述中不乏“欧美学者普遍认为”这样的全称式判断，这一称呼掩盖了欧洲与美国，以及欧洲各国之间的学术传统与现状的差异。
十数年来，在大众传播基础理论之外，以效果研究为主、重视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的美国式传播研究方法论，在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传播学界的视野逐渐拓宽，欧洲及北美的批判传播学视角，英国的文化理论与媒体理论，德国的哲学与政治学思考，法国的符号学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及后现代传播思想，渐次成为我们新的思想来源。其中，英国学者在“文化研究”与“媒体政治经济学”两大领域的贡献得到强调，那些具有世界性声誉的知识界名家大师也为我们所知。但在现有引介中，尚未有一张清晰完整的英国学术地形图，不同学者、学说之间的互动与理论的发展脉络中，还有一些问题有待厘清。
当我有机会置身于英国学人之中，与知名教授和正在从事博士研究的年轻学者们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时，发现——“英国似无传播
[2]学”。这不仅是指英国学界普遍有意识地与“美国式大众传播研究”区别开来，而且还显示出英国学术界和知识界在认识论上的特点：他们宁愿把与传播和媒体相关的问题及现象看作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让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带着各自的问题设置（problematic）、理论视角和方法路径进入这个领域，开展研究；而不是急于将它建制化、学科化，建构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规范。正因如此，在英国自称“传播学者”的人较少，自称“媒体研究者”或“文化研究者”的人较多。也正因如此，英国关于媒体或传播的研究经常是跨学科的，其关怀也不止步于媒体与传播本身，而是触及民主政治公共福祉，或是探寻个人认同心理体验。当我们用习焉不察的“传播学”理论框架去寻找和审视英国的“传播学”时，难免会感到一种迷失——迷失在英国几十年来的各种具体研究中，无法一下就找到我们熟悉的研究模式和边界。
因此，有必要对英国的媒体与传播研究（而非“传播学”）进行一种梳理。一方面是因为在英国，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互动中，适于媒体与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渐渐被沉淀和传承，相关学术共同体慢慢变得相对固定，书写学术史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国内的有关研究仍旧少见。复旦大学的杨击副教授（2006：4）曾以“英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为切入点，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对“作为一种整体的英国传播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与论述，偏重于对某些重要学说的阐释与分析。而在广泛阅读文献和进行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后，我发现，还有一种切入点可以帮助我们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把握英国有关媒体和传播的研究，这个切入点就是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英国学术界探寻媒体和传播领域的重要思想源流，并且被不同的学者所接受、修正、扬弃和再接受。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走近、继承还是走远，其动态变化都既反映了英国学术界的思想沿革演化，也反映出现实社会语境的流转变迁。对英国有关媒体和传播的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非其发展的逻辑和目标，也只是影响其发展轨迹的重要思潮之一。但在这个领域内，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成为我们分析和对比不同风格流派的学者之间异同的一种标尺，成为查探和书写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一种参照，也是将学者们的理论、实践与物质世界、历史现实相互勾连的铆钉。
因此，我在本书中试图做出这样一种努力：既尝试从整体上把握英国学界关于媒体和传播的缤纷多元的研究，以书写学科史的方式对其进行勾勒；又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经络串起学科史上的史实，突出它对于学者本人以及研究本身的双重影响。当然，我也时时提醒自己，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夸大，不歪曲，不为论述而生造出本来不存在的关系。在这样的思路下，我的不成熟的发现或许可以增添一些有关此领域的新的理解。
鉴于本书的研究主体是英国学界的媒体与传播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两者又均非可以一言以蔽之的简单概念或领域，因此下文将首先对英国围绕大众媒体而形成的学科领域进行界定，再对在英国知识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辨析，作为之后进一步阐述的前提和基础。
另外需要补充说明两点。其一，因为本书是以马克思主义视角为切入点观照英国的媒体与传播学术史，所以将详述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密切的学人和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的媒体与传播研究则在不影响学术史叙述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略写。为避免叙述上的详略失当，本书将在最后全面总结勾勒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学术地形图。
其二，英国的媒体和传播研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非马克思主义[3]传统。例如，马克思主义作为对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批判继承，被普遍认为具有西方现代启蒙思想的本质特点。而文化研究的带头人霍尔曾多次提到其反黑格尔式的思想立场。再如，伯明翰学派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从葛兰西到福柯的思想转变。但以上情况均非对马克思主义的绝然否定，而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部分的扬弃、修正和更新，有关内容均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而那些影响英国媒体社会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涂尔干的思想、多元自由主义的思潮等，则不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注解】[1]007年岁末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联合召开了“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之未来”的圆桌会议，掀起了学界对学科建设历史进行回顾、对学科发展与未来进行讨论的浪潮。[2]笔者曾于2007—2009年间在英国媒体研究重镇威斯敏斯特大学访学一年半，本书的一些基本判断和事实性的陈述，来自笔者对英国学界的观察和与多位英国学人的交谈与访谈，以及对图书馆中大量早年文字资料的阅读。[3]此处感谢郭大为博士提醒我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
第二节 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疆域与流派
基本出发点
大卫·英格利斯在《英国的别具一格之处：联合王国的社会理论》一文中开篇写道：“在英国的背景下有关社会理论发展的任何讨论，都会遇到一个关键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独特的实体叫作‘英国社会理论’，足以与社会理论中其他所谓‘国族传统’相区分，自成一格？或者说，是否只是曾经在英国背景中不同时期产生过影响的许多社会思想潮流的混合，其中有些多少具有所谓‘本土性’，而大多数则根本没有？”（引自德朗蒂，2009：107）
我想借用他的这番话，来说明我在看待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传统和发展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必须在大众媒体开始对英国社会现实产生影响之后，针对知识界对这种影响的反应进行一个历史性的考察，考察过程要结合在此前和在此期间进入英国的不同思潮；在考虑到英国知识分子的特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思路观照英国的媒体研究及与欧洲其他国家乃至美国的联系和区别。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有一种独立发展、自成一体、完全区别于其他国族传统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毋宁说——在英国的国界之内，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条件之下，以媒体与文化为对象的研究形成了这样一些思路与学说，其中一些是英国特有的，另一些则是在与他国学者的交流中发展起来，或者从英国播散开去的。
另外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要认识到，在英国的学术语境中，对媒[1]体或传播的学科意识其实较为淡薄。正如狭义的英国文化研究在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反学科的知识实践并且保持了反建制的特点一样，狭义的媒体研究同样如此。文化研究曾为当时的社会学和英国文学批评所不容，媒体研究则在英国教育制度发生转型之后才在新兴的技术工艺学校中涌现。随着媒体在社会中影响力的日益壮大，它们也在传统学科不屑的目光中蓬勃发展，但本身并不急于竖起学科的高墙。它们对文化/媒体/传播的有关研究，更确切地来说是以文化或媒体或传播为关注对象的一个问题域（site of inquiry）。而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本身，大多认为自己的工作更倾向于知识分子的工作（intellectual [2]work）而非仅仅是学术研究（academic work），将对文化与媒体的研究与批判实践结合在一起，能够实现其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政治抱负。既然如此，我将尽量在本书中诚实地呈现这一点。
命名：媒体研究与传播研究之辨
那么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该如何命名？英国学者们常在著述的标题或行文中将之笼统地称为“媒体与文化研究”或“媒体与传播研究”。当翻开一些在英国最知名的编著或教材，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标题：《媒体、文化与社会》（Collins et al., 1986）、《媒体与权力》（Scannell et al., 1992）、《文化、社会与媒体》（Gurevitch et al., 1982），等等。这些貌似彼此重复的标题无疑在说明，“媒体”是研究的核心，对“媒体”的研究离不开对它与“文化”、“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而“权力”是研究的着力点之一。至于“传播”，则更代表美国大众传播社会学跨洋而来的影响力。
如要以英国学者的视角来看待“媒体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差异，或“媒体”与“传播”的差异，我们首先要明确如下学术史事实。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在美国逐渐形成了大众传播社会[3]学（Scannell，2007：1）。而英国，虽然文化研究的先驱者在50年代开始就已发表关于媒体的重要论述，但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才是文化研究发展的“关键十年”（Scannell，2007：199）。“二战”后，新兴媒体——电视对英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文化研究的学者们也将研究焦点集中在电视上。正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在英国，媒体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分支（Scannell，2007：1）。80年代以后，从文化研究中分化出来的媒体研究开始在英国国内大规模扩散（Scannell，2007：2）。
从时间上来看，美国的传播研究显然形成得更早。时至1960年，约瑟夫·克拉帕 （Joseph Klapper）已经出版著名的《大众传播的效果》（Klapper，1960）一书，该书传入欧洲大陆，被视作美国式传播研究的权威（Blumler，1980）。而此时，英国学界尚未形成媒体研究的学术群体，摆在学者们面前的是在他国发展出来的两种研究路数：一是占据美国主流的大众传播研究，二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研究。
对此，当年的英国学者无疑采用了“先破后立”的路数。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在英国重要学术期刊《媒体、文化与社会》的创刊词中概括道：“……关于媒体的学术研究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各自前进，这两条道路隔着宽阔的鸿沟，正彼此怒视。一边，是对媒体效果以及使用与满足的实证研究，通常建立在对自由社会民主理念的不加验证的接受的基础之上；另一边，是对由经济、政治和阶级决定的媒体所进行的更重理论性而不注重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式（Marxisant）分析（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的）。”（Curran，1979）言下之意，两种路径均有不足，英国学界理应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人云亦云。
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则在专题论文中将美国的研究称为“主导范式”，特指其对媒体的研究采用实证社会学方法（Gitlin,1978）。他认为，这种研究的缺点并不在于它采用了实证方法，而是在于它不考虑历史语境，孤立地研究问题，也缺乏合适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研究搜集到的大量数据。
当时，英国学者们对美国传播研究的认识也许有些以偏概全，或是夸大了某种研究路数的主导作用。但即使是偏见，其影响也已形成。从我所阅读的文献及我和一些知名学者的交谈中，我常感觉到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给英国乃至欧洲学者留下的印象基本上是：“注重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主要采用以调查问卷和实验法为主的量化研究方法。”而他们说这番话的时候，背后暗含了对以帕森斯（T. Parsons）为代表的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以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的中后期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批判。尽管也有些英国学者乐于采用美国式传播研究的思路——例如早期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刚传入英国时曾一度风行，杰·布鲁姆勒（Jay Blumler）以及后来以批判理论著称的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都认同这个理论，也因此后来霍尔通过“编码/解码”研究提出“意义系统”的问[4]题——但绝大多数学者或学者们的研究重心还是与美国式的传播研究“保持距离”，摸索了新的道路。
以“媒体”为研究的核心，还是以“传播”为研究的核心？看似小问题，实则反映了英美学者研究取向的差异。
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认为文化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挑战了传统的传播理论。”在此，“传统的传播理论”指的是已发展成熟的美国式效果研究及其线性的“传递视角”。费斯克说：“过去‘线性传播’（lineal communication）或过程传播所着重的‘发送者（sender）—讯息（message）—接收者（receiver）’的理论模型，被文化研究者完全摧毁。许多传播理论的核心理想是让传播尽其可能地更好、更有效率，而更有效率正意味着更具宰制性，这就是文化研究质疑的地方。文化研究可以触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而传统的传播理论则想要忽略社会、历史的偶然性（contingency），以建立均一的模型，而文化研究却非常强调在地的偶然性，这是他们之间冲突的原因。”（吴锦勋，2001）
费斯克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亦从美国文化研究倡导者詹姆士·凯瑞（James Carey）的著述中看到了呼应。凯瑞研究了英国和加拿大学者的成果之后，指出文化研究与有限效果范式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他认为：“有限效果论关注的是准确的信息从一个支配性的来源传递到被动的接收者的过程；文化研究关注的则是我们赖以建构和解释我们经验的日常仪式。”（转引自巴兰和戴维斯，2004：235）。概言之，美国传播研究中的有限效果范式，也即当年传入英国的学术路数，与传递视角（transmissional perspective view）相联系；而英国的文化研究，与仪式视角（ritual perspective view）相联系。
仪式视角和传递视角，这两种视角分别对应了以媒体为中心和以传播为中心的研究取向。英国学者一般认为，媒体研究是以社会语境中的媒体为对象，研究其与政治、经济等其他诸元素的关系及文化社会影响过程；传播研究则是以传播、传递为核心，注重信息的流动过
[5]程。经过这番历史的回溯，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何英国学者更多地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媒体研究”了。
英美两国学者的不同研究取向，既和他们所面临与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不同有关，也和学者们自身的学科背景以及学术传统有关。就社会问题而言，比如说，因美国较早出现商业化的私有媒体，学者们便较重视广告与传播效果；而英国的广播电视体制为公共广播电视，与商业利益无涉，学者们也就更关注媒体与民主的议题（如Curran \3amp;Seaton，1980）。就学术传统而言，发展出大众传播社会学的美国学者大部分具有社会学的背景，因此比较容易采用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和实验法；而形成文化研究的英国学者则几乎都出身于牛津、剑桥，来自文学研究领域，因此更多采用阐释学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的角度。
故而，本书将在英国逐渐形成的这一领域的研究称为“英国的媒体与传播研究”。“媒体”在前，表示英国学者对“媒体”问题的重视；“传播”在后，反映出依旧存在于英国学界的美国研究的影响。但必须强调的是，英国的媒体与传播研究中最为显著的两个学术流派，按历史顺序分别是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此外，既是学术流派又是一种方法论的英国媒体政治经济学也是其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英国特点：对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影响
在分别简述文化研究、媒体研究和媒体政治经济学之前，尚需稍费笔墨陈述一下与本书议题有关的四个英国特点。
第一，英国的地理特点。作为一个岛国，它独立于欧洲大陆之外。迄今尚未加入欧元区和欧盟的英国，通常不把自己算作欧洲国家。反[6]之，欧洲国家对它也常如此对待。但英国同时又通过海峡和法国国境相连，经由法国可到达西欧、南欧、东欧诸国。法国、英国、德国三国紧邻，位处西欧。因此，我们在考量英国的思潮涌动时，这种与欧洲大陆在地理上的相隔和相邻是不可回避的影响因素。在飞机旅行尚不普及的现代，人与信息在英国和欧陆之间的流动主要依赖于火车和轮船。英、法之间只相隔一条英吉利海峡，渡轮即达，欧陆的思想通常经由法国逐渐渗入英国，比如我们后文将会提到的结构主义思潮、意识形态理论等；同时，英、法学术界之间有更为密切的互动。
第二，英国具有经验主义学术传统。英国因其领土独立性，学术传统上往往自成一体，特征鲜明。如果说，法国学术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注重思辨与批判、善于创造理论和提出概念的话，英国则是较为沉默寡言的经验主义做派，重具体研究而轻理论生产。
什么是经验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empirism）是指通过可观察到的证据发现新知。以当下英国的媒体研究博士生学术论文为例：在选用适宜的理论形成指导性理论框架后，选取具体的媒体现象/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为保证研究的准确性，必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field study），访谈、焦点小组、实地考察、数据资料收集，都是这一过程中的必要研究方法。
例如，如果研究对象是中国某报的新闻生产，那研究者就需要来到中国，用几个月到十几个月不等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研究者需要对该报各个层面的从业人员进行访谈，从老总到管理层到实际的新闻工作者，访谈的结果形成“经验”证据以供后续提炼和概括。同时，寻找与研究议题密切相关的人员组成焦点小组进行讨论，用以检验之前假设是否正确，或以他们的反馈推动下一步的研究。
这种经验主义媒体研究和美国的实证传播研究不同。两者相较，英国偏重质化研究，美国偏重量化研究；前者主要采用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寻求对问题的阐释，后者倚重问卷调查和统计学方法，探索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三，英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对英国的媒体研究亦产生影响。英国在不流血的革命后温和步入君主立宪制，没有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那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正因如此，英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包括社会阶层和阶级财富，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而对社会中阶级差异的亲身感受，使得不少学者赞同马克思关于阶级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也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英国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被用于对媒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解释。英国的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之所以强调社会因素，尤其是后来的媒体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强调媒体所有制的分析，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以工人运动为主要构成的社会运动的长期传统，从而使得社会关系始终成为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的重要来源。
第四，英国是一个多种族/移民国家。以移民程度最高的伦敦为例，街头来往的庞杂人群中，最常见的肤色是黑色和棕色。黑肤色的是来自前英属美洲殖民地加勒比的黑人，棕肤色的则是来自前英属亚洲殖民地的印巴人。即使是白肤色的行人中，也有不少来自东欧国家。在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后，英国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与实质，移民从前殖民地大规模反流入前宗主国，使英国在“二战”后日渐成为一个多种族混杂的集合体。种族问题，曾是英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时至今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移民从东欧南欧诸国进入英国，对跨越国境的民族认同，也即“离散”（diaspora）现象的研究也正成为日益强劲的一股潮流。
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对英国和美国的研究传统的比较，以及对英国的若干特点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英国的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部分：文化研究、媒体研究和媒体政治经济学。
简单来说，文化研究源自英国，在英国文学传统及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汇流中成型，成为英国对文化与媒体进行研究的开端。它在吸纳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后发生重大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开始了“环球之旅”，在多个国家成为热门学科。英国文化研究在进入美国之初，尽管遭到抵抗，但在凯瑞和格罗斯伯格（Larry Grossberg）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与新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美国流行文化研究也渐渐成为美国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分支。
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已被引入中国，从事西方文论和西方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进行了有关译介，不少来自中文或美学专业的学者也加入研究队伍。因为这些学者的学科背景，中国的文化研究普遍着力于对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媒体文本的解读以及当代文化分析。所以常有这样一种误解：文化研究是在文学门类下，而非新闻传播学旗下。
但事实上，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威廉斯在其早期重要著作《文化与社会》（1958）和《传播》（1962）中已探讨民主与传播的问题，又在1975年以专著《电视：科技与文化形态》专事讨论当时电视的崭新的媒体形态；另一文化研究奠基人霍加特则在60年代对广播电视提出重要而具创新性的想法（Scannell，2007：199）；70年代，霍尔所引领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关于意识形态与电视的研究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从整体来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媒体的研究覆盖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多种媒体形态，尤以对电视的研究最多（Scannell，2007：199）。因此可以说，文化研究是英国学者对媒体问题进行早期研究的学术流派。
媒体研究则是一批由文化研究滋养却不完全赞同文化研究的学者，联合一批既有媒体从业经验又富批判精神的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一个学术流派。如前所述，它被斯堪内尔认为是文化研究在70年代的一个分支，并在80年代以后发扬光大。
媒体研究流派中的一些资深学者，早年和文化研究有着密切关系，不少还受教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如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和斯堪内尔。因此，我们容易将英国媒体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和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混为一谈。但如仔细分辨，不难看出，媒体研究的学者们逐渐有意识地与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形成了学术取向上的差异。特别是，在文化研究远离马克思主义、渐失批判锋芒之际，他们挺身成为英伦批判性媒体研究的主体，坚持关注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分析社会中的结构性因素。政治经济学是他们常常采用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概念同样在其视野之中。此外，他们还积极投身政治与社会运动，对英国媒体的发展轨迹施加影响力，“关键在于改变世界”。此前未得到广泛注意但却不容忽视的，是媒体研究的开创者和代表者——“威斯敏斯特学派”。它对于[7]媒体研究的重要性，犹如伯明翰学派之于文化研究。
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特立独行又引人瞩目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也拥有一支人数不多却具国际影响力的研究队伍。这支小规模队伍自始至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聚焦“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在英国，它又被称为“媒体政治经济学”或“文化政治经济学”。如果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美国尚且可以被称为一个学派的话，那么在英国它更多的是一些媒体研究学者所采用路径和立场。纯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总数不多，不像“文化研究”那样能形成拥有历史和传承的学术流派。
运用政治经济学路径研究媒体与传播的学者，有的来自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在英国最为著名的有前文已提及的彼得·戈尔丁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人。他们不认同自己是“传播学者”或“媒体研究者”，而以身为“社会学者”而自豪，声称媒体与传播研究仅仅是他们广泛的学术兴趣之一。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媒体的，当然还有来自媒体研究的学者，如尼古拉斯·加汉姆（Garnham, 1986；1990；1995）和科林·斯巴克斯。媒体政治经济学与媒体研究犹如两圆相交，有共同之处。
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使用政治经济学路径和视角对媒体与传播进行研究的学者广泛出现在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当其影响逐渐扩大、成果不断增多后，各国学者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国际学术共同体。因此，本书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英国的媒体政治经济学与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割裂，也不应将之视作可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或“媒体研究”并列的独特的学术流派。
结语
综上所述，在英国，围绕大众媒体展开的学术发展脉络，始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成熟期，也即随后出现的媒体研究的成型期和发展期。部分媒体研究学者采用媒体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他们既属于英国媒体研究的共同体，又属于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共同体。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一些其他学者也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媒体及其影响。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始终保持着其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它的马克思主义重心早已发生了转移。从文化研究中发展而来的受众研究更在近期成为热门研究领域之一。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并驾齐驱，成为当下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主体。【注解】[1] 此处论述受益于与章戈浩博士的讨论。[2] 较有代表性的参见霍尔的自述（Morley \3amp;Chen, 1996:274）。[3]“大众传播社会学”的说法可见帕迪·斯堪内尔（Paddy Scannell）的表述：mass communication sociology。早期美国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社会学学科背景，以新兴的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英国学者因而有此一说。斯堪内尔教授长期在英国从事媒体研究与教学，主讲媒体与传播的基础理论；退休后受聘美国密歇根大学。他对大西洋两岸的研究都颇为熟稔，近年在对英美的比较中撰写理论史著作。[4] 感谢郭大为博士对我此处观点的补充。[5] 这一观点根据笔者2009年2月对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的访谈内容得出。[6]当笔者读到龙应台的散文《十七岁》，龙十七岁的儿子说：“我们不称英国人欧洲人啊，他们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英国人是英国人，不是欧洲人。”不禁会心一笑。参见龙应台：《目送》，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7] 对英国媒体研究和威斯敏斯特学派的详细阐述见后文。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看似显而易见，却无法进行简单化的回答。
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马克思主义（Marxism）被定义为“一种在19世纪中期由卡尔·马克思建立，并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发展[1]而来的学说体系”。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发展演变之中。最初，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三种相互关联的观念：一种关于人类的哲学观、一种历史观，以及一种政治经济的体系。其中的核心概念或议题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社会分析、经济分析、阶级斗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在1914年之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实践着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此后，由列宁发展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并在后来被斯大林所修正。它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来指代俄国革命之后成立的共产党所信奉的主义。但在不同的革命实践中，也形成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所阐释的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等。在“二战”之后，西方思想家发展出所谓“非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借用现代的哲学思想，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2]德等，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修正。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式的马克思主义（简称托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这些在历史长河中先后涌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所谓“复数的马克思主义”。“复数”的概念提醒我们，马克思在不同国家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本书主要研究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英国知识分子及其学说的塑造作用。
英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和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有一定差别。如果说国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实情及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后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新中国历届政府所倡导、发展并成为各文化领域指导方针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的话，那么英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重要的西方思潮，这一思潮包含不同侧面的理论或学说，不同的人从中汲取不同的养分，再结合其他理论，用来阐释自己的学说。此外，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大都受其所处历史语境的制约与影响，随着同辈人的思潮涌动而发生改变。因此不同辈分的知识分子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也有所不同。对于曾经或者当下活跃在媒体与文化研究领域的英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大多与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距离，更倾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其中不乏例外。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最初出现时，自认为忠于苏维埃共产党，但其主要观点与后者有差距。它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学说和在欧洲盛行的哲学思潮，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卢卡奇、科尔施、戈德曼等中欧学者，意大利的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理论家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以及法国的勒费布尔、萨特和梅洛—庞蒂等人均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总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受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影响，他们较少关心真正的政治经济实践，而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上，特别是与文化和历史研究相关的内容。很自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主[3]要体现在知识界，而非工人阶级群体中。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左翼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归结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二战”后较为普遍地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议会民主；同时，苏联和东欧的政权对无产阶级实行着监护的、镇压性的官僚主义，其经济增长不再对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威胁。在这个变化了的世界里，革命理论发生了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形成崭新的学术结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尽管有的在“一战”期间已加入共产党或者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但其思想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则大都发生在“二战”前后。（参见安德森，1981：35-40）
安德森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一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他们在各自所属的东欧和中欧党内，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里，这两者（理论与实践）在西欧却越来越脱离。”（安德森，1981：41）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发生在西欧，而非中东欧；同第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与政治实践脱离。安德森将这种情况的发生归结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群众性实践的土壤，这又和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这三位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要么被捕、要么被迫流亡的经历密切相关。法兰克福研究所也因此迁往美国——一个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工人阶级运动的国家，而在实际上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
安德森十分贴切地概括道：“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但它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还是努力设法效劳并力求与之相联系的。”（安德森，1981：44-45）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关注点从经济或政治结构转向哲学；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从党的集会转向了高校研究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语言通常深奥而晦涩，尽管这一特点的形成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已经很难被无产阶级看懂。
一直以来，都有批评家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倒退。马克思本人经过多年的实践与研究，从年轻时对哲学的关注，转向中晚年时对社会中事关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关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倒退回了哲学的问题。尤其当马克思年轻时所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乐于回溯马克思之前的欧洲唯心主义的思潮，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或作新的思考。
但不管怎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英国国境内，从苏联正统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都成为影响英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和理解的要素，也直接影响了我们探讨的媒体与传播研究领域。【注解】[1]原文为：Marxism, a body of doctrine developed by Karl Marx and, to a lesser extent, by Friedrich Engels in the mid-19th century.[2]本节参考大英百科全书的“马克思主义”词条。Marxism. (2011). In Encyclop dia Britannica. Retrieved from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367344/Marxism.[3]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两节内容，参考大英百科全书“马克思主义”词条中“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部分。同时参见上一条脚注。
第四节 本书思路与框架
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英国的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影响，始于它对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影响。因此，本书第二章首先解释英国如何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对英国知识界的影响。本章从马克思本人在英国的调查研究生涯为起点，描绘马克思身后的英国共产党与左派读书俱乐部、新左翼运动的发展，分析这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推动作用，并勾勒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英国的起起落落。
英国并非马克思的祖国，却是马克思在生命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国度，也是他在生后安眠的地方。但在考察中我认识到，他在英国的思想影响力远不如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影响力。英国工人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迟疑态度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保守传统。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动，相继出现的“左派读书俱乐部”与“新左翼”浪潮则将马克思主义引入知识界，影响了一大批人文学者。正是在他们中间，有那么一批活跃在大学讲台上和成人教育战线中的左派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英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促使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诞生。
接下去的第三章便对由左派知识分子所构建的英国文化研究领域进行详述，并以伯明翰学派这个学术共同体为分析的主要对象。英国文化研究是英国知识界开始对媒体进行集中、专门的研究的起点，是在此之后逐渐形成的各个媒体研究领域的摇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内文化研究学者已对英国文化研究学科史做过大量梳理，因此本章在写作中尽量避免重复已有的套路，而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为纲，串联起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而又有相关性的理论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研究中，呈现出了一个“走近马克思”又“远离马克思”的线索。
第三章以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这三大奠基人作为论述的出发点，因他们三人典型地代表了“走近马克思”的阶段。在阐述中，注重分析他们的学术生涯和思想承继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但分析其家庭和教育背景与其党派立场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分析他们的学说对于推动“文化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随后，对文化研究核心概念“文化”的嬗变做辨析，并着重阐释威廉斯所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之后，针对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霸权理论的两次范式转换，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和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勾勒文化研究在这个阶段与马克思主义若即若离的关系。最后，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拉克劳等后理论家的影响下，文化研究的主流如何“离开马克思”。此外，第一章还将引用一些文献解释世界知名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2002年意外遭到关闭的原因。
随后，第四章讨论以威斯敏斯特学派为代表的英国媒体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本书提出，在文化研究逐渐失去批判立场，对政治的关心也开始退缩之时，从事媒体研究的学者成为英国批判性研究的主体。他们吸收了法国的布尔迪厄和德国的哈贝马斯的理论，对媒体做出严肃批评和分析，并繁荣了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使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基础”与“决定论”再现生机。
威斯敏斯特学派首次以这样的篇幅被介绍到国内，因此本章采用学术史的写作风格：先探查学派的形成过程；再分析其基本立场与出发点，分析其如何在美国的传播学与英国的文化研究之外找到自己的道路；接着就其代表人物尼古拉斯·加汉姆与科林·斯巴克斯的学术成就进行分析和阐释；随后勾勒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探问学派的发展趋势。在书写这一段学术史的过程中，作者仍旧紧扣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分析学派代表人物的个人党派立场以及学术进路中与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章末尾对威斯敏斯特学派学者如何亲身参与媒体相关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进行勾勒，突出了他们“关键在于改变世界”的信念。
第五章对传播/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进路进行了阐述。在作者看来，这个学术共同体自始至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并保持了强劲的势头。近20多年来，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的传播/媒体政治经济学学者具有相对紧密的学术互动，在思想和学说上颇多共通之处。因此如果将英国的媒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割裂出来单独分析，不但无法合理阐述，还会显得支离破碎。故而本章脱离了英国的地域局限，放眼欧美，考察这个国际学术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学说间的内在联系。鉴于已有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进行过详细分析，本书的主要落脚点又在马克思主义，因此第五章首先回顾了三位著名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现状的叙述，点出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继承与影响；随后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关键词出发，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研究和论述，以此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第五节 相关文献综述
治学贵在创新，古今中外皆如是。所谓创新，就是研究新问题，使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提出新理论。只是现在，从未有人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少，要找到全新的问题、提出全新的理论十分不易。以本书的研究为例，旨在尝试以一种理论史或思想史的写法来阐释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既勾勒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范畴与流派，又突出期间马克思主义学说被继承和修正的线索。这样的论题和行文框架，在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史研究领域固然是新颖的，但在文献资料和论述方面，难免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诸领域产生重合。如何避免“炒冷饭”，如何能“出新知”，成为本研究最大的挑战。
国内著名历史学家李剑鸣教授在其阐释史学方法论的《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中论述了治史时继承与创新的问题，本书作者深感赞同。他论述的大意为：历史研究的创新，是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探讨，使用新材料，或对旧材料进行新的理解，提出新论点，形成新解释。对外国史的研究尤其具有困难性，因为很少有外国人没有研究过的外国史问题，同时也有大量文献需要阅读。但如果借助本土文化的底蕴，和独特的现实关怀，完全能找到不同的视角，提出新的见解，所谓推陈出新。选题时，如果国内尚属空白，而学科建设需要填补这样的空白，那么对国外的相关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综合是有必要的。但是研究过程中，要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和解释框架来审视他们研究过的问题，形成新的综合，做到“以述为作”。（李剑鸣，2007：230-235）
本书研究和写作时也秉承了类似的理念：尽量使用新材料，并以中国学者的视角看待问题，以新的思路组织成文。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进行了以下处理：对文化研究的陈述，不做重复性的泛泛的学术史介绍，而将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对领军人物及研究的塑造，以及伯明翰学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推动上面，并专门阐述“文化唯物论”的意义。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阐释，用三位著名学者的学术史阐述来交叉呈现这个领域的地形图，并以马克思的“阶级”、“劳动”、“权力”等概念串联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学说整理。媒体研究史与威斯敏斯特学派史是本书的创新点，其中所论及的学者和论述大部分仍不为国内学界熟知。而将马克思主义、英国共产党、左派读书俱乐部、新左翼运动这四者勾连起来，阐述英国传播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大背景，也有新意。
在文献阅读方面，则尽量进行较宽泛的涵盖。不仅了解与论题直接相关的著作，也不仅留意最近几年的情况，而是兼顾国内外文献与[1]早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媒体研究领域诞生前后的早期英文文献。
要详述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流变这一论题，除了需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也需要阅读那些曾经在研究中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媒体研究/传播学的文献。与本书研究相关的文献，以理论史、专著、论文等多种形态存在，涵盖中文文献、翻译文献、英文文献三方面，主要包含：
马克思学
、批判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英国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等。马克思学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与分析是显学。除各大出版社有计划地以全集和单行本的形式编译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并编辑出版关于马恩列斯生平、思想的研究性著作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批评等各个学科领域，都在持续不断地产生重要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曾在中国出现过一段“冷寂”。近年来，中国学界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推动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以及重新定位，试图站在新的历史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重新审视和重新阐释，出现了一大批成果供阅读和参考。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开始被引入国内，在人文社科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前文所述的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81）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989），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80），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1984）等。经过二十余年的研究，国内目前形成了如下几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偏重从西方哲学思想发展演变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以俞吾金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基于对文本的细读，深度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著作，以张一兵的研究为代表；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及建设性，等等。
具体到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该领域也和其他国内人文社科领域一样，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进行研究的代表作中，陈力丹教授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及其他有关论文，在细读马克思恩格斯原典的基础上，从抽象层面探讨了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陈教授随后陆续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200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新闻》（2009）、《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2011）等书进一步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和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思想进行了探索。
刘建明教授在《西方媒介批评史》（2007）中用一定的篇幅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批判学说。数年后他出版了多年积累的教材编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读本》（2009）和著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基础》（2010）。他从介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与发展、思想来源，到阐述新闻规律、报刊本质、新闻自由、人民报刊、党报方针、舆论监督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若干核心方面，再到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建立起了较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研究体系。在研究过程中，他忠于原典，尊重历史，既探索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也探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郑保卫教授多年专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办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2003）一书中。他的论文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新闻长思录第1卷）（2005）则收集了他在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后对马恩列斯毛的研究成果。
曾和郑保卫教授同修硕士学位并一道在70年代末通读过《马克[2]思恩格斯全集》的童兵教授，在该领域也有两本重要成果值得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与《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2007）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对新闻传播的真实报道、党性原则、全党办报、舆论导向、新闻伦理等操作规范进行专章阐述。
由范敬宜先生和李彬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2007），以及李彬教授和李漫选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2008），属于同一系列，其视野开阔、理论实际相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的重要成果。前者反映出已故新闻教育家范敬宜先生从多年新闻生涯中体会到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方针，也反映出当下多位重要新闻从业人士对这一指导方针的看法。后者则收录大量中外文献，原创、访谈和译文皆备，体现出当代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中国问题的思考。
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对马克思的研究曾经在知识界红火一时，现在则归于平静，细水长流。马克思以德文写就的著作在欧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尤其对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产生巨大影响。英国的马克思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却有着世界影响力，英语作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在此过程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的马克思研究中，马克思的生平传记、马克思重要著作的译著、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成果，对中国学界有一定影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与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en）的一些重要著作均已被译成中文，如后者的《卡尔·马克思传》（2005）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008）。包括这两位学者在内的著名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英文著作、论文与对谈都是笔者参阅的文献。批判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近年来，关注理论史的学者们开始将目光投射到施拉姆所建构的传播学框架以外的学术传统中去。其中包括对美加与欧洲的批判学派的“发现”与重视，这对中国当下的传播研究颇具启发。李彬教授的论文《批判学派纵横谈》（2001）与著作《传播学引论（增补版）》（2003）中对批判学派的细致分析，以及郭镇之教授的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2001）和《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2002）等是早期的代表性文献。被同行广泛援引转载的还有台湾张锦华教授的《传播批判理论》（1994），这本最早系统梳理该领域人物与学说的中文著作，在两岸学界都产生了影响力。石义彬教授的《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2004）以一本书的篇幅，较早地阐释了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另一名学者卢岚兰教授的著作《现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础》（2006）则以媒介文化为核心，梳理了批判视角的有关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英文文献中关于批判理论的著作非常丰富。“剑桥哲学研究指针”系列中的《批判理论剑桥读本》（Rush，2004），从哲学脉络出发详述了批判理论是什么，如何形成，及重要人物与重要思想。其他具有显著学术地位的出版社对这一重要领域也不吝关注，企鹅出版社、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和圣贤（Sage）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企鹅批判理论辞典》（Macey, 2000）、《劳特里奇批判理论读本》（Malpas and Wake, 2006）和《批判社会理论关键概念》（Crossley, 2005），作者大都具有英语语言文学背景，他们对批判理论的解释，包括如下重要概念：结构主义、语义学、叙事、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性别与酷儿理论等。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批判理论家的思想进行介绍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
国内学界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大都与对批判学派的介绍交织在一起。因此前文所述的批判学派相关文献中也能寻得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资料。华裔学者赵月枝教授作为西方批判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在国内讲演、授课与发表中文论文，积极推动了这一研究视角在国内学界的接受与普及。她编著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英文读本）（上、下）》（赵月枝，曹晋，2007）向该领域的读者提供了精选的重要文献。她的英文近作《传播在中国：政治经济、权力和冲突》（2008）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了令人深思的看法。
当然，对国内学界而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最早也是最全面的一次接触，尚需追溯到十年前胡正荣教授翻译引介的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2000）。除此之外，早期在学界产生影响力的重要译介还包括席勒的《思想管理者》（1996）、《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2006），阿芒·马特拉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2001），爱德华·赫尔曼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合著的《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2001），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媒体文化》（2004）等。
英国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
近年来，国内逐渐开始译介英国学者的著作。其中，英国多所大[3]学采用的参考书《大众媒介与社会》（库兰，古尔维奇，2006）的重要性不遑多让，它以文集的形式勾勒出了英国媒体研究的范围与主要论争。关于英国报刊广播电视史的严肃著作《英国新闻史》（更以[4]“有权无责”一名为人知晓）（卡瑞，辛顿，2005）
，《媒体与权力》（卡伦，2006），以及更为生动通俗的《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媒史》（威廉姆斯，2008）；批判性地探讨关于媒体和社会理论的《解放·传媒·现代性》（加汉姆，2005）；对如何就媒体进行文化研究个案分析的《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杜盖伊 等，2003）；关于后理论与文化理论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麦克罗比，2001）；介绍英国当下比较热门的受众研究领域的《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莫利，2005）、《电视受众研究》（塔洛克，2004）等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展现了英国的学术面貌。我们通过这些译著了解到，这幅学术地图中包括新闻史研究、受众研究、批判理论等方面，但其整体的和根本的特点、主要立场与学说的流变脉络，尚不够清晰和明显。《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杨击，2006）是此前仅有的一本国内学者对英国的传播研究进行全面概览介绍的著作。
相关的英文文献种类繁多、十分丰富。一方面，大量概论性著作对本领域的重要文献做了归纳与编撰；另一方面，从事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重要学者均有数本重要英文专著和一系列的论文。笔者对本书所涉及的重要学者的代表作和代表性论文进行了收集和浏览，找到了一些以前较少为国内学界所引用的文献，并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重点阅读。这些学者包括：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霍尔、加汉姆、斯巴克斯、斯堪内尔、卡伦、西顿、莫利、麦克罗比等。各类英文期刊中还有不少论文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相关，笔者也对此进行了广泛的阅读。
在目力所及的英文文献中，题目直接与本研究相关的著作有两本。一部是由美国学者编辑的论文集《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Marx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Artz et al, 2006），汇集了11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研究传播现象的不同作者的论文。另一部是由英国学者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媒体研究》（Marxism and Media Studies）（Wayne, 2003），以马克思学说中的若干重要概念为出发点，对以电视为主的媒体现象进行了分析。这两本书的框架与行文与本书均有很大差异。
其他
欧洲近百年来的相关学术思潮以及左派知识分子群体的观点与立场也与该命题有着密切联系，前者有助于我们理解集合了各种学说的复数的马克思主义；后者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知识分子的左派立场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笔者广泛涉猎了包括《西方现代思想史》（斯特龙伯格，2005）在内的哲学史著作，以及作为左派知识分子阵地的数本英文期刊，包括《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和《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等。【注解】[1] 此处亦采用李剑鸣教授的提法，出处同前。[2]此处叙述见郑保卫：《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新闻长思录第1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 此处的第一作者库兰（Curran）根据其读音应译作“卡伦”。[4]此处的第一作者卡瑞即Curran，应作“卡伦”；第二作者辛顿（Seaton）根据商务版《英语姓名译名手册》译法为“西顿”，后文中提到Seaton处，作者均采用“西顿”。
第六节 研究方法
因本书的论题是对学术史的研究，那么文献阅读理所当然成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文献阅读，是指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比对资料和核实资料、发现新材料、获得接近实际情况的理解。
笔者曾用一年多的时间广泛涉猎相关领域的中文书籍。又用一年半的时间在英国留学访问期间有重点、有选择性地阅读了数十本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类英文著作，其中包括学者专著和受到广泛认可的概论性著作。另外搜集浏览了百余篇有关论文的电子版。在期刊方面，笔者重点翻阅了源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媒体、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Society）、《欧洲传播研究》（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颇具影响力的英文学术期刊，对英国及欧洲早期的媒体研究情况有了较为清楚的把握。此外，笔者浏览了《新左翼评论》和《今日马克思主义》等在欧洲左派知识分子圈内颇具影响力的英文期刊。
访谈与讨论则是对埋头书斋的一个十分有益的补充。在阅读各类中英文文献的过程中，常会发现不同学者就同一个问题发表的意见不太一致；也会发现，即使是同一位学者，在不同的年代写就的文献中也会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何种观点更符合事实或作者的原意，不同观点之间有何联系？与学者本人进行直接的讨论可以消除误会、澄清态度和观点。与其他该领域的学者进行讨论，也可以深化对某一问题的理解。
本人在留英期间，对论文涉及的部分重要学者进行了访谈或者讨论，讨论的对象包括科林·斯巴克斯，帕迪·斯堪内尔，彼得·古德温，安吉拉·麦克罗比，斯图尔特·霍尔，另外也对格雷厄姆·默多克和戴维·莫利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进行了访谈，借此了解他们导师的思想。与这些学者与研究者的讨论主要围绕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马克思框架在其学说中的应用、对英国文化与媒体研究的看法等等展开。这种讨论有助于笔者对研究论题的把握，尽量形成接近历史真实的陈述与观点。
实地观察法也是作者利用在英国访问的机会所采用的一个很有帮助的方法。作者与威斯敏斯特学派的学术共同体进行接触，不但旁听了大部分重要学者的课程，参加了大量常规研讨会，还参与了学派的不少学术活动，因此有机会全面而深入地进行观察，获得直观的印象与较为接近事实的认知。第二章 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
要探究马克思主义和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关系，首先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及其对知识界的影响。
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一股强劲的思潮，并且作为革命纲领指引着工人运动前进的方向；但在英国这个马克思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岛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却始终处于边缘。英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英国共产党，在最为鼎盛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员人数未能超过四五万人，其生存处境虽然不像“白色恐怖”时期的美国共产党那么艰险，但远比不上生机勃勃的欧陆马克思主义组织。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英国一小部分人的信仰。然而正是在这一小部分人中，有那么一批活跃在大学讲台上、成人教育战线中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英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促生了“英国文化研究”。英国文化研究是英国知识界开始对媒体与文化进行集中的、专门的研究的起点，是在此之后逐渐形成的各个媒体研究领域的摇篮，培育了一批目前活跃在英国各高校媒体与文化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化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界的发展。我们的探索，就先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轨迹开始。第一节 马克思在英国正如人们所说，一切是短暂的，总不会长久。当马克思去英国的时候，他当然不认为那里会成为他永远的家。（麦克莱伦，2005：212）
人生轨迹的延伸却常常超出预期的范围。在瑞士共产主义者载勒尔和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的陪伴下，马克思于1849年8月24日从巴黎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彼岸，落脚伦敦。他并没有打算长久居住在此地，也曾考虑赴美生活，然而事实上他却在英国一住三十余年。除去晚年时候在波希米亚地区（现捷克共和国国境内）等地方进行疗养之外，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度过，生活、读书、写作、战斗，直至1883年3月13日去世。他的遗体亦安葬在伦敦，就在宁静安详、绿树环绕的海格特（Highgate）公墓一角。遗憾的是，这位在身后影响了全世界的伟大思想家，尽管他最重要的作品在伦敦写就，最主要的岁月在伦敦度过，英国的左派们却长时间内都没有把他和他的学说放在心上。更因为马克思的著述以德语和法语的语言形式存在，因此除非是那些能够读懂德语或法语的人，同时代的普通人很难去了解他。
出生于莱茵地区的马克思，早早脱离了做犹太教拉比的家族传统。他在大学期间主修哲学，受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并接受了社会主义。在递交了博士论文并顺利获得通过后，马克思开始了极不平静的一年。他四处奔波寻找工作，最后成为《莱茵报》的主要作者和编辑，撰写了一系列关注现实生活与政治的文章，并且是实际上的主编。马克思曾于1942年1月撰写了著名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后来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的开篇。该文成为关于出版自由的重要文献，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领域的各种教材普遍选用和分析的文献。普鲁士政府压制新闻自由，出版环境变得十分恶劣，马克思认识到在德国可能无法再有所作为。他在信中说：“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践自己。”（麦克莱伦，2005：48）马克思的眼光转向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活跃交织的巴黎。他决定移居国外。
在巴黎，1844年的夏天，马克思的妻子携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回国探亲治病，在为期两个月的难得的安静时光中，马克思撰写了内容庞杂的“巴黎手稿”。这些文稿直到1932年才获得全部出版，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名字为世人所知，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保留下来的手稿的四个部分构成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其中包括对异化劳动的思考，对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思考，对私有财产、劳动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对劳动产品和分工的分析等 （麦克莱伦，2005：94）。这些手稿是马克思构思中的更宏大的系列写作计划的起点，其中部分论述融入了后来发表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可惜的是，马克思脑海中的完整写作计划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亦未能完全付诸笔下。同年夏天，在巴黎一家常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前来消磨时光的咖啡店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并进行了亲密的交谈，从此开启了他们长达40年的合作。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干涉和责难，马克思在巴黎遭到驱逐，次年2月他不得不离开巴黎，前往布鲁塞尔。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断断续续停留了三年，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如果说马克思之前的著述因其晦涩难懂而让普通革命者感到神秘深奥的话，《共产党宣言》的语言则清晰晓畅，革命者们很容易便了解了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历史由阶级斗争推动，资本主义的危机使得这些冲突更为尖锐，以往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不再足够，共产主义革命将使资本主义社会发抖。
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曾回到巴黎并再次遭到驱逐。从莱茵到巴黎到布鲁塞尔再到巴黎，处处都是短暂停留，何处是我家？马克思不得不又一次开始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这次他来到了伦敦。
大体来说英国政府对各国流亡者不太在意。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欧洲大陆的流亡革命者进入英国境内，普鲁士内部大臣紧急要求奥地利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应对英国政府，对已经知道名字的主要革命者采取决定性措施，英国方面的答复却是“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指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麦克莱伦，2005：217）。因此，不断遭受驱逐、不断流亡的马克思最终得以在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安顿下来。
然而因为马克思缺乏稳定的收入，其家庭生活经常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因为交不起房租，他们屡次被房东驱逐；因为没钱买食物糊口，当铺成为马克思一家最常拜访的地方；马克思的三个子女在马克思到达伦敦后的几年内先后病死。糟糕的经济情况、悲惨的日常生活，并没有磨灭马克思的革命热情与写作热情。在伦敦的最初几年，他参加流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骨干的活动，深入浅出地给工人讲课；撰写系列文章，总结欧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1850年夏天，马克思开始频繁出入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阅览室（后来的大英图书馆的前身），学习多国语言，研读《经济学家》杂志的过刊，掌握并分析大量的数据资料，重拾曾在巴黎中断了的经济学研究。在先后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论》等著作和《工资、价格和利润》等文章的基础上，《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在1867年以德语形式付梓出版。虽然第一卷出版后用了四年才卖出1000册，但在几年之内就先后被译成俄文和法文，德文的第二版也开始发行（斯特龙伯格，2005：302）。这使马克思在这些国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在英国，情况要差得多。直到马克思去世后4年，即1887年，英文译本才问世。《资本论》面世后的十几年内，在参与第一国际的革命工作之外，马克思忙于《资本论》第一卷不同语言版本的出版和修订事宜。不断涌现的新的数据资料和文献资料启发着马克思的思路，他大规模地重写第二卷，又为第三卷的写作做了大量阅读笔记。在晚年，马克思逐步受到知识界流行的实证主义的影响，关心达尔文著作中对自然社会演进的阐释，并且对新出现的人类学研究产生了兴趣（麦克莱伦，2005：394-395）。
当马克思的思想在德国与俄国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并在法国的激进思想界占据一定的位置时，他在英国的追随者却并不多。像萧伯纳这样的重要人物虽然欣赏马克思，但不信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为数不多的追随者中，有他在43岁时悲剧性自杀的女儿爱琳娜（Eleanor Marx），以及经常穿着工人服装、头戴大礼帽的英国人海德门（H. M. Hynd- man）（斯特龙伯格，2005：308-309）。马克思和海德门曾有一段时间频繁互访、热烈讨论。然而海德门的想法和马克思并不完全一致。他坚信英国将会和平革命。在1881年出版的《全民享有的英国》（England for All）一书中，海德门提倡分权的自治帝国，认为在这样的帝国中，改革由富人和有影响的人来进行比较好（麦克莱伦，2005：413）。尽管海德门在书中大量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思想，却并未明确指出这些思想的所有者是谁，甚至在后来向马克思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英国人不轻易买外国人的账，如果写明这是马克思的思想会削弱其论述的力量。而马克思也感觉海德门著[1]述的整体思路与自己格格不入。两人的交往由此中断。
海德门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英国人的思维。英国近几百年来较少依靠暴力革命与流血来实现政权更替，与法国通过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推翻旧政权形成了鲜明对比。有这样的历史传统，难怪海德门坚信英国会采用和平革命的方式。
被英国人认为对社会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的“光荣革命”，是指17世纪时（1688—1689），英国资产阶级及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防止天主教在英国复辟的政变，这场不流血的革命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使英国从君主统治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国王遵从法律，服从议会的决定。西方现代思想史学家斯特龙伯格（2005：95）在谈及17世纪时的政治思想革命时正面评价道：“……光荣革命使英国在18世纪走向成功。英国从漫长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脱颖而出，与路易十四的专治君主国相比已经略胜一筹。在18世纪，英国愈益繁荣富强。有秩序的自由似乎是它的成功秘诀。”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在革命次年发表的《政府论》，被认为是光荣革命的代言，很快成为一部政治学经典之作。洛克在论述中所提出的人生来就应该有自由、人民在授权政府进行管理和调停时需要事先确定协议或宪法以防止政府越权操作等理念，始终萦绕在此后英国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中。
此外，英国社会中保守主义思想盛行。在面对各种思潮时人们首先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在接受时又往往采取折中主义的做法。英国知识界成员均来自社会中上层，也只有家境优渥的人才有机会受到教育，他们精英主义思想浓重，普遍认为要由掌握了社会财富或知识的人来管理国家，前述海德门的想法也无出其右。对不流血的革命的推崇、对立宪和议会民主的倡导、对精英治国论调的倾向、社会学土壤的贫瘠……凡此种种，恐怕都是马克思在英国备遭冷遇、教职难觅、穷困潦倒的隐性原因。换句通俗的话说，英国当时不具备激进革命的气质和土壤，马克思当时不是英国的那杯茶。
至于马克思对于英国人的看法，只能从他的私人书信中寻得一鳞半爪，但看不到直接鲜明的态度或评价。他在信中很少直接评论所谓的民族性，谈及“英国人”时更多是在陈述英国人在做什么，比如英国对非洲的殖民，再比如英国人在理论上较为匮乏；对于前者他表示[2]反对，对于后者他认为英国人需要更多地向法国和德国学习。
只有在很少几次提起“不列颠人”时，马克思显露了情绪上的不悦。1882年马克思在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提到一篇他认为很肤浅的文章，文章的作者认为马克思在过去40年中根据其信念用错误的理论把工人阶级引入了歧途。马克思显然被这个说法激怒了，他评论说这篇文章“充满了真正的不列颠人由于他们特有的愚蠢而渗透全身的那[3]种傲慢”。
而在1883年1月9号写给女儿爱琳娜的信中，马克思批判了他所认识的英国议员对“不列颠非洲帝国”图景的称颂，批判了他的英国朋友们对殖民的欣悦态度。他在信末说道“，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4]吧！”这句在后来广为流传的话是马克思留给不列颠的最后评判。两个月后，他便离开了人世。【注解】[1]本小节此前关于马克思的生平的史实，主要参考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以及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另外也对比参考了其他马克思传记。[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书信部分。[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4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二节 英国共产党与左派读书俱乐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同时代人中是孤独的先驱者，任何国籍的同时代人都不能说完全理解或同意他们的成熟观点。（安德森，1981：9）弱小的共产主义组织
与马克思同时代并对英国知识界产生影响的不乏其他人，马克思主义是各种思潮中的一种，但非最重要的一种。而马克思在晚年与之结交又最终与之决裂的海德门，在《全民享有的英国》一书中第一次大规模地将马克思的思想介绍给英国人，才使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和左派知识分子圈中形成影响力。
海德门是1881年成立的社会民主联盟（SDF）的领袖人物，因为他信奉《资本论》，社会民主联盟在“一战”之前一直都是英国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但社会民主联盟也只是个小型组织，积极参加活动的成员从来没能超过1000人。社会民主联盟后来与独立工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合并组建英国社会主义党（BSP）。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时，英国三个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按规模大小排列依次是：英国社会主义党、社会主义工人党（SLP）及工人社会主义联盟（WSF）。当英国共产党于1920年成立时，这三个团体中的许多成员都加入了英共。而在英共成立之前，这三个共产党组织的规模与当时的工党组织相比微不足道，在观念与立场上也大为不同。1893年成立的独立工党（ILP）回避了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观念，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来追求社会主义。而1900年从工人代表委员会中成立的新工党（Labor Party）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决反对，与其他追随第二国际的工党组织截然不同（McLellan, 2007：358）。英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成为英国规模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但它的力量完全不足以与工党抗衡。
弱小的共产党组织与来自工人阶级却又不打算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工党，一起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伦三岛独有的现象。当20世纪20年代的十月革命与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影响德国和法国的政治，成为欧洲大陆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重要话题时，英伦三岛还在流行一个口号：“要福特主义，不要马克思主义。”英国共产党的队伍到30年代才得以壮大，但这一变化并非由工人运动所带动，而是得益于知识分子的大量涌入。其中，“左派读书俱乐部”在向知识界推广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左派读书俱乐部
1929年，英国遭遇经济危机，工人失业，白领也难逃被裁员的命运，社会动荡不安。同时，法西斯力量在国际上崛起，无论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还是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军事对他国的入侵，都让英国的知识分子密切关注，心怀担忧。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苏联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从数据和从报章报道上来看，苏联都堪为其他国家的楷模。作为苏联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因此得到英国知识分子的青睐，正面介绍苏联成就的书籍不断增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大亨维克多·戈兰茨所创建的“左派读书俱乐部”应运而生。诞生于1935年5月的左派读书俱乐部，其核心机构“选书委员会”负责遴选书稿并以优惠价格卖给会员。这些书籍中文学作品极少，主要是时政评论、纪实报道和回忆录，其中就包括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左派读书俱乐部得到了拉斯基（Laski）和斯特拉奇（Strachey）的大力支持。但最主要的原创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很可惜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殒命，影响力便也到此为止。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籍十分受会员们的欢迎，在俱乐部发展的鼎盛时期，会员达58000人之多（赵国新，2007：51）。可以说，左派读书俱乐部在英国大规模地推广了马克思学说、关于苏联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信息以及左派/革命的思潮。
左派读书俱乐部发行的书籍中，值得一提的是一本小薄册子《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本薄书不足百页，由戈兰茨在1939年出版，作者是当时的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埃米尔·伯恩斯（Emile Burns）。伯恩斯也是《马克思主义手册》的编者与包括《反杜林论》在内的马克思文献的翻译者。伯恩斯用英语对他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介绍，虽然该书对包罗万象的马克思学说进行了大量简化，但其晓畅明白的行文风格使得成千上万的工人与学生不用翻看厚重的原著就可以大致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起到了极佳的普及作用。该书很快被翻译成各国语言，更新了多个版本，30年内在全世界范围内售出[1]超过一百万册，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也指导了一代人的实践。该书自1957年起改由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公司出版，改名为《马克思主义简介》。
在《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中，伯恩斯将马克思主义定位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并分章节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演进规律的论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看法、对阶级斗争和国家的看法、对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描绘，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行动纲领的意义。
在最后一章谈及作为行动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时，作者以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反封建历史为例，描绘了1911年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北伐、国民党成立、共产党成立、国共联手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建立新政权这一历史脉络。一方面旨在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工人阶级会与其他社会阶层联合起来抵抗最主要的敌对势力，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来自于社会实践，又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想说明，中国的经验显示出，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会涌现新的情况，有待解决（Burns,1983：83-87）。引用中国的实例进行阐释说明，是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广泛关心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革命与斗争的明证。苏联是最引人注目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场所，其他国家诸如匈牙利与中国，也始终在英国左派的视野范围之内。
可惜的是，左派读书俱乐部虽然风靡一时，却只支撑了12年。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共产主义与纳粹的妥协甚至是对纳粹的纵容，苏联因此饱受西方国家质疑；英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亲苏组织一直追随苏共的决策，因此其声望也受到牵连。“二战”爆发后，包括戈兰茨在内的英国左派强烈支持政府参战，而英共受苏联的影响一度表示反对参战，左派读书俱乐部的领导层开始产生意见分歧。战争的影响也使得俱乐部会员数量一路下滑。至1948年，戈兰茨解散了俱乐部。他的理由是，战后工党已经上台执政，读书俱乐部的历史任务完成了（参见赵国新，2007：51）。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在讨论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的优势与劣势时曾提出，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英国工人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那并非最重要的部分。这种传统延续至今，也在富于战斗精神的工会会员中得到体现。另一方面，英国从未诞生过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大党，而是陆陆续续形成一些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存在一种有机的关系。从理论发展来看，英国从未形成过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2]费边主义的影响下，英国还发展出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费边主义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费边主义（Fabianism）略作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社会中的处境。费边主义又称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是英国社会中另一种、甚至更重要的左派思潮。费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为不同的一点是：它主张采取“渐进主义”的手段达成“社会主义”的目标；而马克思主义一般被认为主张通过阶级革命和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费边主义反对革命，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点滴改良，通过一个有效而公平的政府国家来对资产进行社会控制，逐渐剥夺有产者的资产，趋向社会平等。费边社（Fabian Society）和英国的两大党派之一的工党之间有[3]着特殊的联系，所有工党的首相都曾是费边社的成员。事实上，费边社帮助成立了工党。
于1883年在伦敦成立的费边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精英团体、知识分子团体，而非工人阶级组织。它长期以来活跃在英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在政治思想和公共政策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前面提到的欣赏马克思但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就是费边社的创办人之一；其他著名的创办人还包括韦伯夫妇（Beatrice and Sidney Webb）和格雷厄姆·华莱斯（GrahamWallas）。
作为社会民主思想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堡垒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4]（LSE），曾诞生了一批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如拉斯基和哈耶克，不但对英国政治，也对全球思潮有着重大贡献。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正是由韦伯夫妇、萧伯纳等四位费边主义者决定创立的。于1895年成立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目标是“社会的改良”，通过研[5]究贫穷问题、分析不平等的现象而让社会在整体上得到改善。曾通过工党主导英国的发展轨迹、并影响欧美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正是来自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前院长，英国当下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目前费边社仍活跃在英国社会中，拥有《费边评论》（Fabian Review）等出版物，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向开放的公共讨论提供舞[6]台；它虽然与工党关系密切，但自称其组织机构是独立的。
如上所述，费边主义是结合了英国本土文化气质、倾向“渐进”与“改良”的社会主义，持怀疑主义和不革命的态度，在政治上是工党的智库，在学术和思想上坐拥重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潮，与费边主义形成冲突。然而正如人们常说的，硬币总有两面。同属左翼思潮的费边主义，以及在英国强大的工会传统，其实也培育了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激进土壤。与媒体研究相关的英国学术思潮中，有时能清晰辨识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有时则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左翼思潮交织在一起，难以剥离。
回到左派俱乐部。曾经鼎盛一时的左派读书俱乐部虽然最终解散，但它所宣传的政治理念为战后工党击败保守党铺平了道路，也在由工党所主导的社会改革中得到了体现。尽管新工党依旧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新成立的工党内阁中，却有八位内阁成员都曾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成员。此外，左派读书俱乐部对激进思想的传播更在英国知识界造成深刻影响，滋养了一批当时年幼却在后来成为新左翼中坚分子的知识分子，比如雷蒙·威廉斯。西班牙战争爆发时，威廉斯刚刚14岁，为了弄清当时的局势，他主动加入了当地的左派读书俱乐部。【注解】[1]参见该书1966年修订版、1983年印刷版的封底介绍：Burns, E. 1983. Introduction to Marxism. London:Lawrence \3amp;Wishart Ltd.。[2] 参见Karl Marx:100 not out. Marxism Today. March 1983. 16.[3]本句内容参考费边社官网的介绍：http://www.fabian-society.org.uk/about-the-fabiansociety.[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目前英国最重要的大学之一，简称LSE。LSE的拉斯基学说曾在20世纪20~40年代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LSE攻读博士学位，哲学家金岳霖和民主党派的罗隆基、储安平都在此从事过研究和学习。目前，在媒体与传播研究领域，LSE、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威斯敏斯特大学、城市大学是伦敦最重要的四所高校。每年这四所高校的相关院系都会举办四校联合博士生论坛。[5] 本句内容参考LSE官网介绍：http://www2.lse.ac.uk/aboutLSE/lseHistory.aspx.[6] 本句内容参考LSE官网介绍：http://www2.lse.ac.uk/aboutLSE/lseHistory.aspx.第三节 新左翼知识分子的崛起1956年：思想分水岭“二战”后，随着工党上台，英国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从世界形势来看，20世纪50年代是多事之秋，频频发生的国际大事影响着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蜕变与分化，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涌现。老左派与新左翼的分野，也体现在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的差异上。在这个阶段，英国知识界担负起反思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并且实现了新的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入英国并与本土的学术思潮形成激荡，“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等提法开始在英国出现。世界发生了改变，思想随之改变。
对于世界局势而言，1956年是格外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2月24日会议闭幕后的深夜突然向与会代表做了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说：“我们此刻要谈的问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即关于斯大林的崇拜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种个人崇拜到某一特殊阶段竟成为一系列极其严重的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维达利，2006：226）赫鲁晓夫详述了斯大林所发起的数次大清洗运动，陈述这些运动如何致使布哈林等一批老布尔什维克被处死，数百名苏联红军将领被杀害，数百万人被流放。这些骇人听闻的指控将斯大林定格为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形象。尽管赫鲁晓夫表示要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控制在党内，这份后来被称为《秘密报告》的文件还是很快就落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之手。服务于美国对外宣传功能的电台“美国之音”（VOA）反复播放这一报告，将这一颇具冲击力的负面消息最大程度地扩散到全球，极大地动摇了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权威。诚如当时出席了苏共二十大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维多利奥·维达利（Vittorio Vidali）所言，“我深信，这次代表大会将会使我们的敌人感到解恨，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则将引起疑虑重重、激烈舌战和弃党叛离……”（维达利，2006：122）。
包括英国在内的诸多西方国家开始批判斯大林，人们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再坚如磐石。在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甚至发生了内乱。在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的浪潮中，匈牙利知识分子掀起了要求民族自主和改革的浪潮，其中尤以“裴多菲俱乐部”（The Petofi Circle）为代表。匈牙利政府以“反党反人民”的罪名镇压了裴多菲俱乐部，使政局陷入动荡。至1956年10月，匈牙利频繁爆发示威游行，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于10月23日走上街头，迅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声援。政府对游行的谴责更致使示威者占领了电台、电信局、警察局等国家机构，来表达自己的强烈意愿。次日，苏联坦克开上了布达佩斯的街头，事态进一步恶化。为了防止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也为了防止匈牙利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影响到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军队从11月1日起大规模入侵匈牙利，占领了布达佩斯的重要据点，造成了多起流血事件。匈牙利的局势最终在11月中旬得到平定（彼得，1984）。
苏联将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实施对邻国人民的镇压，这种行为进一步撼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很多西方共产主义者感到不但无法再盲目跟随苏联，更开始根本性地质疑苏联的革命。然而一直紧密跟随苏共的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仍追随苏共。约有20%的英共党员，也即七八千人因此退党，一方面抗议苏共的行为，另一方面对英共领导层的态度表示不满（颜杰峰，祖金玉，2007）。
在匈牙利事件同期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 Crisis），从另一个侧面对英国知识分子造成了震动。简言之，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埃及，拥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苏伊士运河；而英法两国对苏伊士运河都有贸易利益。1947年英国军队从运河撤兵。几年后，埃及的政变诞生了新政府，抛弃了亲西方的政策，从此围绕苏伊士运河的矛盾冲突不断。1956年7月，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引发了英法两国的不满。同年10月，经过秘密策划，埃及的邻国以色列突然入侵加沙地带，向运河区挺进。而英国两国伺机派出军队占领运河区。这种行为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殖民主义的再次体现，直接导致了英国当时艾登政府的垮台。知识分子则对当时英国的统治阶级及其帝国主义行径深感失望。
发生在1956年的这两个事件：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成为不少英国知识分子信仰上的分水岭，不少学者将1956年视作自己思想变化的转折点。这两个事件也使得众多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打破了共产党和工党之间本来就不厚的隔膜，一起反思和探索适合英国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最终导致了在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新左翼评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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