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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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研究试读：

中文摘要

党风问题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指导党风廉政建设以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有着重大的直接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为线索，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党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坚持历史和理论相统一，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原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力图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的内容和结构，摘要如下。

导论

第一章概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原理。主要有：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展科学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有力量的表现；推崇高尚的风范，批评庸俗的作风，等等。

第二章概述了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原理。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新型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型党必须坚持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的作风；新型党必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新型党必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新型党要同骄傲自大和特殊化等现象作斗争，锻炼一个好的风格，等等。

第三章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该发展过程共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开端；第二个时期，从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召开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形成；第三个时期，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日趋成熟和完备；第四个时期，从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阶段从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第五个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严重受挫；第六个时期，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第四章阐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在这一章里，首先阐述了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等等。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创造性地提出了党风的概念，高度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强调党风制约着党的路线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指出了党的作风的本质；把党的作风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加以解决；创造了整党整风的新方法；系统地提出了进行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等。

第五章阐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这一章首先介绍了邓小平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地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端正党风、反对腐败，要从领导干部抓起。接着阐明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强调改进党的作风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提出了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抓准了党风建设中最重要的方面；提出了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依靠群众；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形式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等等。

第六章阐述了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在这一章里，首先概述了江泽民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坚持党的宗旨，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对党风建设认识的新高度和新水平；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深刻理解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必须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制度建设是搞好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保证；坚决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作风建设要坚持领导带头，狠抓落实。接着论述了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用整风的方式开展党性党风教育活动；提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调要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学风和工作作风；概括新的优良作风，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等等。

第七章阐述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新的实践中取得的新成果、作出的新贡献。主要包括：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的实践；重温“两个务必”，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及预防腐败体系；提出“四个大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以党章为准绳，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开展；提出领导干部保持“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要求；提出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的要求；强调用制度来保证党风建设的实际成效，等等。这些新成果、新贡献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的理论宝库。

结束语部分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同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相结合，并使这一理论在中国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也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个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且这个过程仍在继续。

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既包括理论又包括实践，涉及面非常广泛。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述，恐怕是笔者的学力及篇幅所不及的。笔者力图在学术界已取得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问题进行探讨。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党风建设理论进行尽可能全面的阐述；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

对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及他们所作的贡献进行归纳。导论

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重要内容。在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并使之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党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风建设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只有在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的实践中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具体实践，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和执政后加强党风建设的成功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民族特色的党风建设理论，即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邓小平党风建设理论和江泽民党风建设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作出了贡献。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用党风建设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论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的理论宝库，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作出了新贡献。

党风问题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所说的一句名言，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同。江泽民也强调指出：“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个是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另一个是不断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指导党风建设以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则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和确有必要。

一、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研究的范畴

进行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其基本范畴。这一范畴主要包括党风、党风建设、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等等。（一）党风和党风建设

1.党风

作风一般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在其思想、工作和生活上所表现出的一贯态度或行为。人们通常称党的作风为党风，党风是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的产物。“党风”这个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最早在党的建设中使用“作风”一词的是恩格斯。十月革命后，列宁也多次使用“作风”一词，批评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发展史上，最早提出“党风”科学概念的是毛泽东。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党风”的概念。他指出，“现在党风存在宗派主义”。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又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就必须要完成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认为，学风、文风也是党风。目前，学术界对“党风”概念的表述，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的《党的建设教学大纲》给党风下的定义是：“党风是党的世界观的表现。”党风的本质是世界观。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作风，世界观决定作风。正确的世界观产生正确的行为表现，错误的世界观产生错误的行为表现。“党风是党的世界观的表现”这一概念，把党风的本质精辟地概括了出来。

第二，党风是指一个政党及其成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一切方面的作风。这是根据中央纪委原第二书记黄克诚的讲话归纳出来的。他在1980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党风指的是党的作风，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它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作风。”这一概念把党风讲概括的内容不全，如第一种概念只阐述了党风的本质，而第二种概念对党风的本质即世界观却未提及；二是没有把党性作为党风本质的重要内容概括进去，上述五种党风概念都存在着同样的情形。其实，党风不仅是党的世界观的表现，而且还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党性与世界观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一方面，党性是在世界观的指导下形成的，党性是阶级性最高且集中的表现。也就是说，党性是在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基础上，高度集中起来发展起来的高度自觉的一种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性是阶级性的自觉表现。这种自觉性，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形成的。另一方面，要坚持党性，就必须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这个角度来讲，笔者认为，对党风概念的表述，还必须包括“党性”这个体现党风本质的重要内容。

有鉴于此，关于党风的概念，笔者认为，“党风即党的作风，它是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实践活动中的外在表现，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和行为。”这个概念既概括了党风的本质，即是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又说明了党风是可以感受到的社会现象，反映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的优良传统，同时，这一概念也基本与卢先福关于党风的内涵和外延的内容相吻合。

既然，党风既表现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的党性和世界观，又反映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优良传统，那么，党风所包含的内容就十分广泛了。具体来讲，它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作风，就是由思想方法所决定的对待客观世界所持的态度和行为；二是学风，就是在党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所持的态度和行为；三是工作作风，就是对党的事业和工作所持的态度和行为；四是领导作风，就是在党的领导活动中所持的态度和行为；五是生活作风，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了党的作风的体系。

2.党风建设

党风建设即党的作风建设。在当代，党风建设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培养和发扬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适应的良好风尚。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它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一起构成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其他各项建设都围绕着党的政治建设来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是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和党员的理论水平、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等问题，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党的建设的组织保证；党的制度建设就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党的各项制度，为党的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党风建设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党的路线的制定和贯彻，以及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关系到广大党员的基本素质。党风的实质就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党风建设旨在党和群众之间建构紧密联结的纽带和架设直通桥梁，把党和人民群众联为一体，以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在执政的条件下，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具体来讲，党风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在思想作风建设上，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方面要反对教条主义和各种因循守旧的思想，另一方面要防止和克服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

其二，在学风建设上，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是党的作风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的根本保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仅是学习的基本方法和根本目的，而且也是检验学习成效的标准。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思想素质和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努力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中处于前列，把学习的收获和成果转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转化为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能力。

其三，在工作作风建设上，必须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在工作实践中，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干部在工作实践中，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权力观、地位观和政绩观，下大气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反对形式主义，要坚持办实事、鼓实劲、求实效，密切党群关系，赢得群众的拥护和信赖；要时刻牢记“两个务必”，带头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带头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各项工作中都要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起表率作用。

其四，在领导作风建设上，做到“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这是领导作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领导干部在领导活动中，要树立正确的大局观、民主观、权力观，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中央大政方针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党和国家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同时善于把中央精神与地方和部门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规定，自觉接受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共同推动心齐气顺、风正劲足局面的形成；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

其五，在生活作风建设上，做到“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在社会活动中，要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自己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它涉及到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思想情趣等方面应有的风范和品格。（二）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

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观点和思想体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创立者。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关于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点：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展科学理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有力量的表现；推崇高尚的风范，批评庸俗的作风，等等。

二是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的理论。列宁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条件下，在创建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继承得较具体，把党风这一抽象概念说成是平时可以看得见和可以感受到的社会现象。

第三，杨世钊等认为，“党风就是党和党员的作风，是党和党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等各方面的作风。这些作风，反映着党的正确的思想方法、政治立场、工作态度、生活作风，以及道德行为。党风既是党员个人意识的表现，又是党的整体或大多数党员共同作风的表现，它体现着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中的表现。”这个概念有四层含义：一是党风是党和党员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作风；二是党风可以具体体现出党和党员的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三是党风既体现出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体现出党员个人的意志；四是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中的外在表现。

第四，赵文禄认为，“党风是指党和党员的作风，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工作、生活、学习等各方面的一贯行为和传统。世界观决定党风，而党风是世界观在行动中的反复表现。”第五，卢先福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风，作为作风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的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卢先福还认为，关于党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应该包括如下内容：首先，党的作风反映了党的世界观；其次，党的作风的主体是一个政党及其各级组织和党员；再次，党的作风表现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诸方面；最后，党风是一个政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大多数党员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态度和行为。

上述关于党风概念的五种表述，基本上把党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内容概括了出来：有的着重从党风的本质加以阐述；有的着重从党风作为一种可以感受到的社会现象加以概括；有的把党风的本质和党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糅合在一起加以阐述，等等。这些概念对党风建设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这五种对党风概念的表述又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并在执政的条件下，对执政党党风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新型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型党必须坚持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的作风；新型党必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新型党必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新型党必须同骄傲自大和特殊化等现象作斗争，锻炼一个好的风格，等等。（三）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都来一番变化，使它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中国人民特有的理论。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最先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1938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与参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些外国共产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所谓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科学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包括：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邓小平党风建设理论和江泽民党风建设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中，用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

二、研究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建设的理论。它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揭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建设的客观规律，并把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概括和总结，使之成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的民族形式。它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实践，又指导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实践。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其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是一门系统且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党风建设的实践并取得了成果。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既来自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共同的实践，又是适合一定时期和一定国度内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属于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又相对独立，具有各自的独特内容和适用范围。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是如何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继承、创新和完善的，从而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认识，更加自觉地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原则，不断地完善并向前发展这一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其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是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但它并不是若干现成结论的排列和汇总，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一个结论的产生，都同当时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联，并随着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活的行动理论，即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因此，要完整准确地领会这个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只知道这个理论的一般结论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学到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重要结论，而且学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在研究党风建设问题和解决党风建设问题时，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提高我们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解决当前党风建设中面临的问题的能力。

其三，有助于我们了解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提高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搞好党风建设的自觉性。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在我们党有一个好的作风。而要有好的作风，就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必须认真学习、努力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要学习和掌握好这一理论，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因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是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执政党党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并得到丰富和发展的。认真学习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产生的历史基础和根据，更透彻地把握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和源泉，从而在实践中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实践，用加强党风建设的成效来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三、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分期

本文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进行分期。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开端。在这个时期中，党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一时期，党的先驱者深入到工农劳苦大众中间，向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农群众为自身的翻身解放而斗争，从而开始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正确方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状况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光辉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党对理论的探索、党组织和党员参加革命活动的生动实践，对培植和倡导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形成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创造条件。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反对本本主义》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论著中，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建立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这就是：首先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培植党的优良作风，以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形成。

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是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成熟和完备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日趋成熟和完备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论著，刘少奇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等论著。这些论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对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形成了系统的党风建设理论。经过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概括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三大作风的确立，是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成熟的标志。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运用于党风建设的实践，总结党风建设的成功经验，以党风建设新的理论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的理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已日趋成熟和完备。

从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继续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一阶段，我们党继续借鉴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经验，开展了“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有效地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必胜信心。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是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思想的最初表述。第二阶段从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是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曲折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总结了执政党党风建设的经验，重申了必须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克服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同时强调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等问题，但其中也出现了严重的曲折。这一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党风建设问题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严重受挫时期。“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其实行的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加上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致使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遭受到严重的歪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了践踏。个人崇拜、独断专行、家长制作风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说假话、闹派性、搞刑讯逼供等泛滥成灾，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十分盛行，党风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也受到了严重挫折。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优良作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党风建设理论有了许多创新性的论述。比如，邓小平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靠教育靠法制加强党风建设、领导干部要在反腐倡廉中起表率作用等思想。比如，江泽民关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的宗旨，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制度建设是搞好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保证、要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等思想。再比如，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重温“两个务必”、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倡导领导干部要保持“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等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作出的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未来的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继续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将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及创新之处

目前，在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在国内学术界，则已取得了重要成果。如宋镜明等著的《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丁俊萍、熊启珍主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田克勤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杨菲蓉和江传月合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概论》、龚育之等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讲座》、黄飚著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等等，相关的论文也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对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内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研究，也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而开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有关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专著还未见有出版。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部分内容论述的多，而把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从理论上进行概括的少。如赵云献在其所著的《列宁建党学说概述》中，对列宁的党风建设理论只是作为列宁建党学说的一个内容来加以阐述。又如，李忠杰和卢先福主编的《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学习辅导》一书中，对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进行了归纳，虽然也论述了邓小平关于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点，但只是把这些基本点作为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加以论述的。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某个发展阶段的理论成果论述的多，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思想自提出到今天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从宏观上进行总体概括的少。如易国锋在《论毛泽东对党风及党风建设理论的发展》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贡献。又如，徐兰宾在《三代领导核心对党风建设理论的历史贡献》一文中，着重从思想作风建设和学风建设两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所作的贡献。

其三，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从理论上进行概括的多，结合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进行阐述的少。如卢先福在其主编的《党的作风建设读本》一书中，对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思想作风建设、学风建设、工作作风建设、领导作风建设、生活作风建设等进行了叙述，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点。但是，该书结合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进行论述的内容却并不多。（二）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同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相结合并使这一理论中国在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必须围绕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这一主题，以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为线索，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查研究、克服和反对官僚主义、惩治腐败等为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内容，阐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并使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在此进程中本土化、民族化的理论成果，论述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所作出的贡献。

基于上述的研究思路，本论文由三部分组成，其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概述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党风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点。这一部分内容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阐述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发端、形成、成熟、继续发展并取得理论成果的主要历程，这其中，也探讨出现的曲折和教训。这一部分所表述的，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07年1月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全过程，时间跨度80多年，是本论文篇幅最长的一章。这一部分的内容安排在第三章中。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到第七章。这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所取得的成果及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所作的贡献进行阐述。这一部分的内容构成全文的主体。其中，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概述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党风建设理论，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所作的贡献。第七章，阐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新的实践中取得的新成果、作出的新贡献。这些新成果、新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理论宝库。

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献分析方法，以及多学科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实践的过程，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离不开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这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研究的立足点上，既要从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和当今的实践出发，同时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在研究的内容上，既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概括，更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和当今实践，以及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党风建设理论成果的归纳。

坚持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历史实践问题，因此，对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必须遵循一定的理论逻辑，另一方面又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马克思曾经强调指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这是对一切问题进行研究以求得出科学结论的必需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尤为如此。

采用文献分析方法。通过各种途径查阅相关资料，广泛收集资料，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进行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历史和当今实践过程的叙述。

坚持多学科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它涉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共党史等研究范畴。（三）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研究的创新之处

本文力图在学术界已取得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问题进行探讨。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方面。

其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党风建设理论进行尽可能全面的阐述。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点、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点以及他对执政党党风建设理论阐述的基本点。

其二，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所作的贡献进行归纳。其主要内容包括：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贡献：创造性地提出了党风的概念，高度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强调党风制约着党的路线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指出了党的作风的本质；把党的作风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加以解决；创造了整党整风的新方法；系统提出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等。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强调改进党的作风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提出了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抓准了党风建设中最重要的方面；提出了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依靠群众；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形式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强调党风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等等。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贡献：用整风的方式，开展党性党风教育活动；提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调要切实改进思想作风、学风和工作作风；概括新的优良作风，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等等。

其三，对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所取得的新的成果、作出的新贡献进行总结。内容包括：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新的实践；重温“两个务必”，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重申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提出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以党章为准绳，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开展；提出领导干部坚持和发扬“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要求，等等。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党风建设理论概述

19世纪40-80年代，即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将正义者同盟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正式创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诞生。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创立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工人阶级的国际性组织，积极帮助欧美各国建立了一批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并且相继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等重要党建文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的党建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党风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党风建设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展科学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必须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加强党内思想教育，保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和指导地位。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共产党建立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一方面，各国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各国党面临的斗争条件和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因此，达到的手段和方法不可能千篇一律，这就要从各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不是把理论当成教条，到处生搬硬套，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实践中发展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无产阶级政党用科学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

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时，就包含了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树立优良的革命品德、作风和高尚的理想信念的思想。他们在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时，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共产党”。列宁说：“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之所以是唯一科学的，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党的性质和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的根本区别，就是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世界观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那样深的程度。”恩格斯所说的“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共产主义宇宙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广义上说，“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最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它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同时又区别于其他工人政党的根本标志；是使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的根本条件；又是使共产党抛弃不良作风，培植并保持优良作风和先进性的重要因素；也是使共产党把自己的活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重要保证；在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斗争中，还是使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精神的根本保证。（二）对科学理论要有正确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要有科学的态度。一方面，要系统准确地掌握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收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成果、全面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博大精深。这就要求运用这一理论的人们，首先必须把它当做科学来看待，认真地研究它，系统准确地掌握它。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对当时处在国际工人运动前列的德国工人阶级政党提出明确要求：“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研究科学理论的重要方法就是阅读原著，准确把握作者的原意。恩格斯指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又说：“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可见，阅读原著对于研究和掌握科学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为此，恩格斯向人们建议：“……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在研究原著的过程中，要用系统的、全面的观点去把握，要注意马克思的一些论点的相对性、条件性，不要做马克思著作的词句俘虏。恩格斯强调：“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另一方面，不要把科学理论当成教条。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致威·桑巴特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还提醒人们：“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恩格斯多次提到那些侨居美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批评这样的做法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恩格斯中肯地向他们建议，要下苦功夫弄通马克思主义，在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绝不能将马克思的词句照抄照搬，应尽力减少从外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强硬灌输给美国的做法，应着重帮助美国人通过自身的经验去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向他们指明将这些原理应用于美国应具备的基本条件。19世纪90年代初，在北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遂不研究美国的资产阶级，不深入美国的工人运动，不同那里的工人群众建立联系。恩格斯对此提出了批评：“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批评了那些对待科学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认为这种态度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能理解活的行动理论，即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而只把理论当做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恩格斯强调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无产阶级政党创立了科学理论，而且为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指明了方向。（三）理论要同实际相结合

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要基础，是共产党根本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本质表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它要求共产党人认真掌握科学理论，掌握正确认识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为没有科学的理论，任何实践都将是盲目的实践；其二，它要求共产党人在运用科学理论时，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在建党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积极倡导这种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理论必须始终坚持，并贯穿于他们研究的始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对这一理论原理，必须坚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以举例的方式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和他的研究中的地位：“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则，我也可以向您推荐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他还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认为正是有了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另一方面，科学理论的运用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理论只有联系实际，才能发挥理论的作用。为此，恩格斯特别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各文明国的实际结果。”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890年8月，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批评了那些持教条主义态度的人：“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重要方法。“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完成这项工作以后，现实中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四）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倡导的作风。马克思、恩格斯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他们坚持从分析客观事实出发，得出确切结论，然后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恩格斯说，理论“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实事求是，关键要尊重事实。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实事求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实际，参加工人运动，深入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了解并掌握情况。为了帮助在北美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做到实事求是，恩格斯要求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各种错误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这就告诉人们：脱离实际臆造出来的理论，必然是错误的理论，用这个理论去指导行动，必然产生有害的后果，导致革命的失败。恩格斯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还必须做到敢于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向群众讲真话，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恩格斯说：“如果说我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向他们讲真话，而且只讲真话。”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自己讲真话，而且要求党员和党的领导人也讲真话，对于那些向他们讲真话和如实叙述情况的人，他们非常敬佩和感激。在第一国际时期，恩格斯曾经对意大利的国际会员卡菲埃罗说：“对于您决心向我们如实地叙述实际情况，非常感谢。我们的协会十分强大，不怕了解真实情况，哪怕这种情况看来是不利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毫无根据的虚浮报告更能削弱我们协会的了。请您这样做吧，您从我这里任何时候都不会听到哪怕是稍微地歪曲事物本来面貌的消息。”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提倡讲真话，另一方面反对唱高调、说空话。早在主编《莱茵报》期间，马克思就曾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要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说些漂亮话，少来些自我欣赏，多提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恩格斯认为，一个党如果热衷于空洞的革命词句，必然使党的“行动的水平降低，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降低”。“说空话和崇拜各种传奇剧式的行为，越来越不可忍受。”他还严肃地指出：“一切革命的高调和喧嚷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五）在实践中发展理论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同时，也强调在实践中推动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守住现成的理论一成不变。如果把理论看成僵死的教条，势必使理论窒息。理论只有运用于实践才能不断得到发展，才能体现出其自身旺盛的生命力。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共产党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周围的环境和条件，研究并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在实践中推动理论发展的关键环节。他们在理论创造生涯中，不止一次地根据实践的新发展及时修正、补充和完善自己早先的结论。比如，在他们写《共产党宣言》的各版序言时，就是用新的认识、新的观点来充实《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理论原则，这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在以后的岁月中，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不同版本共写了七篇序言。他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阐述了共产主义基本原理，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有阶级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他们在序言中对《宣言》的某些地方又做了说明、修订或补充，使之更加完善。同时又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且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尤其是后来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讲的一句话。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句话写进了《序言》，作为对《宣言》的重要修改。恩格斯在《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对《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对待民族民主革命的态度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实际意义，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是恩格斯写的，这时马克思已经去世。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于1888年在《宣言》英文版的注释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这对《宣言》原文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命题，是重要的修订和补充。总之，《宣言》的七篇序言足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科学态度，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自己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依次更替的根本动力的一般规律。同时，确立了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主体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将这一历史观贯穿于党风建设理论的始终。他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无产阶级要赢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这种性质决定了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永远不脱离群众，必须永远做人民的公仆，一切官僚主义和腐败作风都是与党的性质和宗旨完全背道而驰的，必须坚决反对。（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早在他们的第一部合著——《神圣家族》一书中，就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他们痛斥了青年黑格尔派蔑视工人群众、把批判家视为历史前进动力的狂妄态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看成是现代社会的溃疮、必须依赖于“天才人物”帮助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针对蒲鲁东把历史仅仅看成是人的理性中观念、范畴和原理的逻辑演进，而根本无视千百万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创造性实践的彻底唯心史观，他们鲜明地指出，不是观念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观念；不是理性的依次排序构成历史，而是社会实践（首先是社会生产）的进化构成历史；在历史进程中，不是观念扮演主角，而是人民群众、革命阶级充当真正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就满怀感情地说：“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和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1873年他又在《普鲁士“危机”》一文中提出：“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二）共产党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

共产主义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再也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正因为共产党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决定了它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率领群众去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战斗部队，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他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除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并且强调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斗争的各个阶段，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共同利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也代表运动的未来。”正因为共产党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决定了共产党必须依靠群众，率领群众去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人只是工人阶级中普通的一员，必须永远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共产党人仅仅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分子（当然首先是具有更高的思想觉悟，走在实践前列的分子），应当始终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打成一片。马克思说：“工人阶级可以永远把我当做一个忠诚的先锋战士。”1894年5月，恩格斯在致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党的领导人，尤其不能忘记自己首先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应当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向普通党员学习，向实践学习，而不能自视高明，自以为受过“学院式”教育，有知识有文化，就可以高居于群众之上。“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1893年10月，恩格斯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评论德国党的时候说：“群众是很出色的，大都胜过领导人，至少胜过担任领导工作的许多人。有了这些人，什么都能够办得到。”恩格斯对广大党员反复强调：“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再次，共产党人应当是社会的公仆。恩格斯要求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做人民的公仆。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针对第二国际各党蜕化变质的趋势，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要“防范”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一防止蜕化变质的问题；并且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了防止的措施。“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现象至今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从而避免出现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三）虚心向群众学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即使是具备理论知识或写作才能的人也不能例外。他指出：“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三、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有巨大力量的表现

从根本上讲，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现。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发展、变化的，而万事万物只有克服自身消极的、落后的、不完善的方面，才能有所发展。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共产党在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也要不断地克服自身的缺点纠正自身的错误，其方法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对培养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有着精辟的论述。（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完全必要的

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在党内产生思想、政治等方面的矛盾，使部分党员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错误，滋长种种不良作风。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纠正这些错误，克服不良作风，实现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就必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甚至进行必要的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得出了一个科学结论：“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1889年恩格斯在给特利尔的信中指出：“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都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极其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该派别的增长。”1891年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的信中也明确指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一个党有力量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政党的重要区别。（二）要勇于自我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从来都不迁就，而是大胆地进行科学的批评，同时又热烈欢迎别人批评自己。马克思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且十分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恩格斯高度赞扬马克思的伟大自我批评精神，说：“马克思在公布他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不能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科学的和坦率的。（三）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有力量的体现

19世纪90年代初，恩格斯决定在德国党的机关报上公布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及给威·白拉克的信。一些人担心公布马克思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会给敌人提供武器。恩格斯则认为：“此文在正式机关报上转载，会使我们敌人的进攻锋芒减弱，也使我们能够这样讲：请看，我们是怎样自己批评自己的，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你们也这样试试看吧！”恩格斯指出：“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恩格斯还认为，为了使无产阶级政党强大起来，“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四）以批评促团结，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各国工人阶级都有相同的处境、相同的遭遇、相同的命运和相同的敌人，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组成强大的战斗队伍，完成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党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坚强核心，没有党的团结，就不可能有整个无产阶级的团结。因此，团结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团结一致就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这就是革命的原则。在任何时刻，都“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为了捍卫国际工人的团结，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实践中与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还从理论上做了大量的阐述。

要维护党的团结，从思想上纯洁队伍，教育党员，必须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仅因为党在实际工作中会犯错误，需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而且因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气会时刻侵蚀党的肌体，需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增强免疫力。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这是促进党的团结的有效方法，是党的坚强、团结和发展的“内在力量”。恩格斯说：“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他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如果害怕批评，回避批评，就会助长阿谀奉承之风，导致不分原则的一团和气，必然有损于党的团结。恩格斯认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不愉快”，但是，“这对于党来说，一定会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坚决反对将“阿谀奉承作风偷运到党里来的人”。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

四、推崇高尚的风范，批评庸俗的作风

共产党能不能养成良好的作风，党的领袖人物是否具有良好的风范，关系到党的形象，党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培养十分关注，对庸俗的作风深恶痛绝。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高尚风范备加推崇。（一）坚决反对把资产阶级官僚政客的恶劣作风和小资产阶级的庸俗习气带进党内

在革命斗争中，由于种种原因，党内总有一些人会蜕化变质，也总有一些投机钻营的人混进党内，对于他们必须坚决反对。马克思、恩格斯曾无情地揭露党内一些腐化分子沾染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官僚政客的恶劣作风，是党内最危险的人。他们甚至“利用工人去从事个人犯罪行为”。他们总是“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他们“力图挤入上流社会，得到显赫的地位”。恩格斯称这种人“是些狡猾的生意人，他们在党还容忍的时候总是利用党来谋取自身的实际利益”。“这些人经常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面前出卖真正的党的原则，放弃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以便为自己争得一定的地位，并把次要的小恩小惠给予那些追随他们的工人。”这些坏的作风，败坏了党的名声，使党的威信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对于党内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庸俗习气，也要进行斗争，因为它不仅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完全不符，而且会影响共产党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的英勇斗志和昂扬士气。恩格斯说：“我们一直在同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作最无情的斗争，因为这种习气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就在蔓延，现在已经沾染了德国的一切阶级，成了德国人的遗传病，成了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和德国人的一切传统恶习的亲姊妹。”“它是我们委靡不振和意志薄弱的主要原因。”“只有在德国形成现代无产阶级以后，才出现了一个几乎完全没有感染这种德国遗传病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斗争中显示出目光远大，精力充沛，态度乐观，意志顽强。难道我们不应该反对又人为地使这个健康的，而且在德国是唯一健康的阶级，感染庸人的目光短浅和委靡不振这种旧遗传病毒的一切企图吗？”对党内的各种腐朽分子必须划清界限，决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地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二）必须保持谦虚的作风

当有人提出要对恩格斯歌功颂德的时候，他总是婉言予以拒绝，并谦虚地认为，功绩应属于马克思。1887年8月29日，恩格斯在给布·舍恩兰克的信中指出：“您的信考茨基转给了我，读后使我感到有些不安。我饶有兴趣地读了《新时代》上刊载的您关于制镜业的很有价值的著作的摘录。说实在的，我并不反对您给我的荣誉——把这本书题献给我。但是，首先，题献的做法一般说来已不时兴；其次，这种做法多少是突如其来的敬意表示，总是使马克思和我感到有些为难。特别是现在，我的心情正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的功绩被许多人估计得太过了。谁有幸在四十年间同一个比自己高大的人物合作并能够每天与之相比较，谁就有可能学会正确地估计自己个人的功绩。而对我的活动任何过度的赞扬，在我看来都是无意中贬低了我们大家都应归之于的马克思的功绩。”（三）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庸俗作风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因为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贡献而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们始终只把自己当成是工人阶级普通的一员，坚决反对搞个人迷信，禁止对他们歌功颂德。这种伟大的谦虚品德，来自于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承认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来自于他们对真理的追求，真理什么也不崇拜。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1877年11月，他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郑重地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允许公布那些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都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马克思为了不造成别人对他的迷信，明确反对别人给他写传记。库格曼从当时斗争的需要出发，曾劝说马克思同意给他写传记。马克思回答说：“我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例如，迈耶尔百科词典的出版者早就写信来要我的传记。我不仅没有给，而且连信都没有回。”十多年后，又有《伟人传》的作者阿·凯迪伊克要给马克思写传记，马克思再次明确表示拒绝。他说，《伟人传》的作者“写信请我把我的传记材料寄给他；此外，他还让他的出版者找我的妹夫尤塔，要尤塔说服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我往常对这类请求都加以拒绝”。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制止个人迷信，还反对为他们庆祝生日。189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的70岁生日，祝贺的电报、信件、文章等纷至沓来。恩格斯对此表态说：“我已经开始收到对我70岁生日（后天）的祝贺……我希望，所有这一切都赶快过去，我远没有祝寿的情绪，而且这完全是不必要的热闹，我无论如何不能忍受。”一年以后，当恩格斯71岁生日的时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要给他举行音乐庆祝会，邀请他参加时，他写信婉言谢绝，并指出：“马克思和我从来都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恩格斯主张禁止对领导人搞隆重接待、讲排场、开宴会等不正之风。1893年9月，恩格斯到欧洲各地旅行，所到之处都受到隆重的欢迎，感到很不合自己的胃口。他说：“他们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完全不合我的胃口；好在这一切都已过去，下一次我要求有个书面协定，保证我不必在大庭广众之前露面，只作为个人因私事出来旅行。各处对我的隆重接待当时使我吃惊，现在仍然使我吃惊。”

马克思、恩格斯除了以身作则反对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外，也坚决反对党内对他人的个人迷信。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流行对拉萨尔的迷信。报刊上对拉萨尔大肆歌功颂德，顶礼膜拜，奉他为德国工人的救世主。在拉萨尔极其信徒控制的工人联合会，个人迷信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批评这种庸俗作风：“联合会各个分会的声明宣称：不论是谁，只要是对拉萨尔所阐述的信条有丝毫的侵犯，他就是大叛徒，这简直是杰作！真是意味深长，妙不可言！”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斥责对拉萨尔的迷信，认为“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念的象征”。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拉萨尔搞个人迷信，并拒绝马克思要求他们“应该尽量认真、尽量迅速地清除自己报纸上幼稚的‘偶像崇拜’”，马克思严正声明，要求该报“不要利用我们的名字去蒙蔽工人，或者使自己成为散布任何愚蠢言行的工具”。（四）要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

恩格斯在年事已高时，仍然坚持不懈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日夜操劳，真正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曾表示：“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奉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些荣誉大部分不应该归于我自己，归于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一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荣誉。”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中，提出了用科学理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指南、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的思想；阐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观点；申明了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基本原则；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作风以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的重要思想。这些理论观点和重要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基本点。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不仅如此，他们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浩繁工作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把这一学风贯彻始终，充分表现了他们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立场和诚实探讨、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学风最光辉的典范。

第二章 列宁党风建设理论概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同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创建了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俄国人民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列宁主义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由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建党实践中，列宁在同国内外企图篡改、反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撰写了《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等著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策略基础和理论基础，并对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作了有益的宝贵的探索。列宁在长期的建党实践活动中，不仅总结了夺取政权以前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而且初步总结了执政党建设的经验，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特别创立了一个完备的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学说”，列宁深刻地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就党的作风建设理论来说，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新型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了党是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重要原理，后来遭到第二国际领导人的篡改。19世纪末，在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影响下，第二国际各国党先后堕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这种思潮在俄国也有所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他第一次把革命理论的作用提到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他还尖锐地指出：“没有理论，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注定不可避免地迟早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列宁在这里讲的革命理论，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一）新型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锋队

列宁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党与阶级不同，“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为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列宁强调两点：第一，要坚持无产阶级成分，就是说党必须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第二，也是最根本的，是要严格坚持无产阶级观点，也就是说，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指南。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保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

其一，马克思主义使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列宁说：“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列宁认为，世界观问题，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其二，马克思主义使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有了正确的行动方向。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使一切共产党人团结起来，从这个理论中取得一切信念，找到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它来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纲领路线、活动方式，以及斗争策略等。反之，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党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就不能领导革命事业取得胜利。

其三，马克思主义是党教育、训练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有力武器，也是工人阶级中的每个成员十分重要的教材。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去武装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克服革命队伍中的自发性，增强自觉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头脑，向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极为重要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是一个先进的阶级，但是，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会自然形成，是要从外面向工人阶级灌输的。列宁指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工人运动中的盲目性，是无产阶级政党责无旁贷的任务。要使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的自发倾向，把他们吸引到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方面来，必须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向他们灌输有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思想，使他们正确了解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基础与发展的情况；了解本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了解这些阶级相互斗争的情况；了解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了解正在没落的阶级和正在发展的阶级的状况，以及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去和将来所持的态度；了解国际社会民主运动和本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做到在宣传中通俗易懂。早在1894年列宁就说过：“应该进而把这个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给工人，应该帮助工人领会它，并制定一个最适合我国条件的组织形式，以便传播社会民主主义，并把工人团结为一支政治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这个运动中去，并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力量团结成一个集中的统一的革命党。（二）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原理，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

马克思主义吸收和创造了人类社会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及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延续。马克思主义全面总结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诵记多少马克思著作中的词句或一些具体结论，而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活的灵魂。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列宁说：“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事物，研究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党全部活动的指南

列宁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用极大的注意力阐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以及一个革命者，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于一个党来讲，能不能正确解决理论问题，决定着它的成败、前进或后退的命运问题。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主义者能够预见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一切问题。列宁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国际上各国党的经验。当时，在德国党内有的人不懂得把革命理论变成推动革命的杠杆，以为只要把马克思主义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了。所以他们对革命理论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在俄国国内，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理论命运的人们，也往往忽视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列宁指出：“恩格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的论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后来，列宁又在《政论家札记》、《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一再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就是说，这个理论可以给我们指出一个前进的“方向”，指明一个奋斗的“目标”，开辟一条正确的“道路”，指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力量”。至于理论如何指导具体实践，那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要靠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活动来创造。那些靠“熟读死背”马克思主义句的人，对革命运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甚至还会给革命带来灾难。（四）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是实践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生命力在于其来源于实践，作用于实践，检验于实践，丰富和发展于实践。实践赋予理论以活力，供给理论以滋养。实践所固有的直接现实性和一往无前的品格，决定了实践既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又是提出新课题、探求新未知、开辟新境界、不断推动理论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a）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反复告诫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不要忽视对具体历史环境、特殊国情、条件差异等的详细分析。他说：“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他提醒东方国家的共产党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都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五）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未把自己的理论当做一成不变的恒定公式，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穷尽了社会历史的全部真理，而仅仅把自己的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也只是根据严格的科学逻辑作出大致的预测，给后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探索空间。列宁指出：“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列宁正是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第一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各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其一，在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提出无产阶级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列宁先后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提出并论述了这一思想，并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最后取得成功。其二，在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实行消灭商品经济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遭受挫折后，及时反思，提出了允许一定条件下商品经济适当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同样取得了成功。

二、新型党必须坚持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的作风

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树立了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的工作作风。列宁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人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要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符合党的目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等重要思想，提倡实事求是精神，强调指出：党“需要有深思熟虑过的坚定世界观”，“现在讲求实际和求实精神正是当前的主要口号。”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他反复强调新型党必须坚持应有的作风，这就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这也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特有的工作作风。列宁认为，新型党要成功地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就必须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所谓“革命胆略”，就是指敢于胜利的信心、勇气和毅力。所谓“求实精神”，就是指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和讲求实效的精神。“革命胆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它能激发思想，推动前进，破坏旧事物，开辟前途。没有这种革命胆略，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然而，这种革命胆略必须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堕落为狂热和冒险。当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列宁强调要更加坚持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不仅对全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工农先进分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其一，要求所有党组织、党员和先进工农群众都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1919年4月，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中指出：“中央委员会要求所有的党组织和工会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不要限于老一套办法。”同年7月，他再次向全体共产党员和工农先进分子发出号召：“所有共产党员、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每个不愿意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胜利的人，都应当立即在最近几个月内空前地振作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他针对党内外存在的精神委靡不振的现象，明确提出：“现在摆在面前的是人人要同一切倦怠、畏缩、动摇的现象作斗争。必须激励人们，振作精神，增强斗志，提高觉悟，加强同志纪律。”列宁认为，饱满的革命精神来自坚定的革命信念，共产党员要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进，不因失败而气馁，用一块块基石去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固基础”；“要坚韧不拔地、耐心地工作下去，再接再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其二，要求党的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强调：“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因为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这里所说的事实，是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不是虚假的、不可靠的事实。因此，“任何郑重的政策，必须以经得起严格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根据。”为了获得客观而可靠的事实，领导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列宁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不做调查研究、不正视现实的主观主义者，认为这种人的不幸就是不尊重客观事实，不正视活生生的现实，特别是不正视那些不愉快的现实。列宁说：“用美好的词句来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心痛，必须正视现实，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

其三，要求全体党员必须说真话而不能说假话和空话。列宁一贯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和空话。他说：“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政治上的诚实，是强大有力的结果；政治上的伪善，是软弱无力的结果。”列宁对吹牛撒谎的人深恶痛绝，“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也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说真话是搞清一切事实的前提，是求实精神的体现，无论是夺取政权之前还是执政以后，都必须坚持向人民说真话，发扬求实精神。鉴于执政以后有一些党员、干部存在把空谈当事实，不说真话的毛病，他要求全党同志“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的并经过生活检验过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列宁批评那种空谈革命不干实事的作风，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毛病，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泛泛之谈，空话连篇，大家听厌了的愿望，这就是当今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他提出：“最好去掉这些东西，拿出实际经验的材料，即使是一个县一个乡的也好，不是学院式地，而是实际地加以研究，让可爱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者来学习学习，哪些不应该做（具体的，有例子，有地名，有确切事实），哪些应该做（也要同样具体）。”

三、新型党必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群众则是执行者，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列宁提出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原理的理论渊源。除此之外，列宁的这个原理也是从历史的教训中悟出来的。列宁刚刚从事革命活动时就遇到了民意党。民意党人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企图靠少数人以行刺的办法来推翻沙皇制度；民粹派则自称是人民的精粹，一厢情愿地充当人民的救世主，去施舍、去恩赐，结果都遭到了惨败。究其原因，就是把革命事业看成只是少数英雄豪杰的事情，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这种策略原则指引下，革命必然成为冷冷清清的孤家寡人的活动，不可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更不可能充当广大革命人民的领导者。这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列宁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从民意党人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了一个真理——必须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时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列宁认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它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善于领导人民群众前进。列宁强调：“如果在斗争期间，大多数劳动者，不仅大多数工人，而且大多数被剥削和压迫的人，都站在我们的这方，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取得胜利。”（一）新型党必须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列宁认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不为少数人谋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其区别一切旧政党、机会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认为，历史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群众、阶级同个别人物的关系来看，无产阶级政党特别重视群众和阶级的作用。列宁认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只是沧海一粟，我们只有“一切为了群众”，才能代表群众。“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党是觉悟的和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列宁还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所以社会民主党直接并完全代表的只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只是力求同它的阶级运动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而斗争，这也是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列宁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把自己的利益和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公开宣布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之中。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二）密切联系群众是新型党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只靠先锋队是不能致胜的。列宁认为，先锋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到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列宁常常用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说明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国革命的教训就是：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时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要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列宁还说：“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三）新型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群众

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一贯认为，新型党不仅要对自己的领导工作负责，而且要对自己领导的群众所做的事情负责。党是人民的公仆，完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如果有错误，就要公开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这就是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列宁说：“公开而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政治行为……老实地承认政治错误——如果这种错误牵涉到整个党，而且还是一些曾对群众有影响的党——那对许多人都会有极大的政治上的好处。”党要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还必须深入群众，用说服的方法对待群众，特别是落后群众。列宁说：“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列宁不仅严格要求布尔什维克党这样做，而且要求一切加入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也必须这样做。他号召共产党人“必须竭力实现‘更深入群众’和‘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口号”，特别是要深入和联系“那些最无组织、最少受教育、最受压迫、最难组织的劳动者”。为了更好地联系广大群众，必须正确处理说服教育与强制手段的关系。列宁说：“我们必须首先说服，然后再强制。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先说服，然后再强制。我们没有能够说服广大群众，于是就破坏了先锋队和群众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四）必须正确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相互关系，反对神化个人和个人崇拜

列宁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建党实践，反对对个人的神化，强调保持和发扬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深刻地阐述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的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组成的。”列宁的这段话着重阐述了党的领袖的特点和领袖应该具备的条件。领袖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是群众公认的，而不是自封的。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导集团。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里，明确提出党的领袖是“一批人”，是“一个集团”。只有这些领袖们组成一个稳定的集团，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统一指挥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战斗。列宁一方面强调领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伟大作用，指出“一般来说很明显，没有职业革命家，事情总是寸步难行”，“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崇拜个人，把党的领袖神化，指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要去纠正这些错误。”因此，列宁强调要“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这样才能正确地对待领袖。这就是说，既要承认杰出人物的重大作用，热爱无产阶级领袖，同时又必须摈弃个人崇拜。因为搞个人崇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它不但不能给领袖增光添彩，反而会给他们抹黑，给人民的事业带来灾难。正因为如此，个人崇拜从来就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唾弃，反对个人崇拜成为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列宁本身就是坚持这一原则的楷模，他总是严厉谴责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住院，当时的报纸每天都刊登大量祝愿列宁早日恢复健康、颂扬列宁功绩的文章和报道。半个月后列宁恢复了健康，在办公室看到了这些报道，他怒气冲冲，连续不断地按铃把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叫来，指着报纸严厉地批评说：“我一辈子都从思想上反对夸大个人作用，我们早已同英雄决裂，可是这里又推崇起个人；这是极端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不可容许的，毫无必要。我是同大家一样的人。”列宁还认为，人民群众必须爱戴、拥护自己的领袖；领袖要永远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虚心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党和领袖脱离了人民群众将一事无成。（五）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

列宁认为，人民群众是党的基础，是党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革命胜利、完成先锋队任务、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列宁指出：“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

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就必须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列宁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并与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他的许多著作、文章、报告里，都可以看到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内容。列宁对官僚主义的本质作了极为深刻的揭露，他说：“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列宁分析了俄国官僚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主要是与俄国的文化水平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和贫困等后果有关的。同这种弊病作斗争只有经过多年的顽强努力才能取得成效。”列宁还认为，共产党最大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像蛀虫一样腐蚀党的肌体，从内部瓦解党，削弱党的战斗力，甚至导致党变质、灭亡。“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为此，列宁提出了铲除官僚主义的措施。

其一，必须有同官僚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决心。列宁提出：“我们将在工人组织内扩大民主，但是决不把民主变成偶像；我们将极其注意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工作；对于任何无用且有害的官僚主义极端行为，无论是谁指出的，我们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纠正。”

其二，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只有让全体人民都充分行使选举权、管理权、监督权的时候，才能铲除官僚主义。列宁指出：“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如此低，致使苏维埃虽然是按党纲规定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但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必须采取“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莠草”。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公职人员，一律定期采取不同形式，向工农大众如实报告工作。

其三，用改革机构、压缩编制、调整不称职干部、选用能人专家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列宁提出，要“撤销多如牛毛的委员会”，“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

其四，要依靠制度的办法，采用考试、考核、奖惩直至司法手段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要求对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考核。他说，对干部“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地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对干部要实行奖励制度，“必须系统地研究并拟定措施，把奖励制度推广到全体苏维埃职员的全部报酬中去。”对官僚主义者除了批评教育、群众监督外，情节严重的还要给予法律制裁。列宁指出：“对犯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玩忽职守、粗心大意等过错的人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者必须撤职，送交法庭，由司法人民委员部组织威慑性的公开审讯。”在经济方面的失职也要绳之以法。列宁说：“要让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审判这类案件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提高人们对待这种目前很难对付的坏事的责任心，可以引起工农群众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注意，可以达到取得更大经济成就的实际目的。”“克服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一个极重要手段，就是检查地方执行中央的法令和指示的情况，为此，就必须有印成工作通讯的报告，并且必须更多地吸收党外人员和非主管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编写报告的工作。”

其五，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认为，官僚主义的产生根源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即使暂时克服了，也会再次出现。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目前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极端困难的，我已经屡次指出，这是因为担任管理的工人还非常少，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应当取得后援，就各种征象来看，国内的这种后备力量正在增长。劳动群众的强烈的求知欲和往往是通过社会教育达到的莫大教育成绩，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成绩虽然不是任何学校教育的成绩，但是非常巨大。一切征象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后备力量，来代替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中那些劳累过度的人，然而无论如何，目前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铲除，但是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因此官僚们还占据着原有的位置。要排挤他们，只有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因此，不能把官僚主义看成是一两次战役就能消除的现象，而必须长期与之斗争。他说：“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需要几十年时间。这是一个最艰巨的斗争，要是有人对你们说，只要采纳反官僚主义的纲领，我们马上就能摆脱官僚主义，那他准是一个爱说漂亮话的骗子。必须发现这种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并且加以纠正，不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工人和农民都懂得他们自己还应当学会管理，但是他们也很懂得目前还存在着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如果你不愿意纠正它，那你就大错特错。”

四、新型党必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建设中，布尔什维克党由于缺乏经验，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缺点和失误。一些资产阶级政客们站在一旁冷嘲热讽，党内也有些同志产生了动摇和灰心丧气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系统而完整地阐述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指明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推动党向前发展的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列宁指出：“不用说，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又说：“工人政党应当给全体人民，特别是给全体无产阶级群众树立起畗有思想性的、坚毅的、大胆的批判的范例。”（一）公开承认错误并积极地纠正错误，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

列宁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胸怀博大、善于反省、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的伟大政治家。列宁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犯错误，关键在于能不能公开承认错误、及时纠正错误，这是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他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持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所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完全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像“左”派共产党人认为的那样，像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那么笔直、宽敞又平坦，而是要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的艰苦探索。在这一过程中，要“准备忍受几千个困难，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还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同时，人们认识世界总是从已有的真理出发，去探求完全陌生的领域，由于种种局限，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必然会碰到真理与谬论之间只差一小步的大量模糊地带，谁也无法保证永远脚踏真理的大地而对谬误秋毫无犯，在错综复杂的乱象之中，谁也不敢吹嘘能够未卜先知。因此，共产党人应当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会犯错误，“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列宁不仅要求俄国共产党要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经常利用一些场合和机会带头作自我批评。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他检讨自己过去对社会主义立即消灭商品经济的看法完全错了，并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反思。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证明我们错了。”“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很多错误，走得太远了：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有些事情做得过火了。”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1920年4月，列宁写了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其中在批评荷兰共产党“左倾”思想方面有不准确的地方。这本书出版不久，列宁收到了荷兰共产党员怀恩科普的一封批评信。信中写到：“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怀恩科普的意见是对的。这时，列宁为该书写了《增补》，公开地作了自我批评。他指出：“在本书俄文本中，我谈到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革命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行为的地方，有点不正确。因此，我乘着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来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本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列宁把这封批评信原文附在《增补》的结尾，他改正自己错误的方法，是这样毫无顾虑地采用文字记载以永志后人，给世人树立了光辉榜样。（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型党发展、壮大的动力

1905年6月，列宁在《谈谈政治同教育的混淆》一书中明确指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自我批评是党发展、壮大的动力。列宁认为，错误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承认它，揭露它，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要找出犯错误的根源来，找出解决错误的方法，从中吸取教训，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解决党内矛盾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的武器。党的发展、壮大，本身要不断地自觉揭露党内矛盾，在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生长着的事物与衰亡着的事物的矛盾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这是党有生命力的表现。因此，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不这样，党就不能发展；不这样，党就不能进步。因为拒绝诚恳坦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拒绝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是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堵塞改进我们工作的道路，堵塞保证我们事业获得新胜利的道路。（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型党学习的课堂

列宁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正确、胜利当然是人们所期待的，错误、失利、固然不好，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引出好的结果来，而好的东西处理不好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来。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当受到挫折和失利的时候，应当采取冷静的态度；不因错误、挫折而悲观失望，要善于从失利、错误中进行学习，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用以指导以后的革命行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起码要求。列宁认为，不能把错误当做包袱和负担，要通过对错误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进而作出科学的结论，将它变成一种财富，变成训练、教育、培养党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全体人民的生动教材、活的课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践中学习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革命，领悟革命道理。列宁一再告诫我们：“工人们自己在创造社会主义，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我们是在实践中学习，是在为掌握正确进行革命的艺术打下基础。”“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列宁针对工人、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指出：“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学会建设新生活，学会不要资本家也能进行建设，才能给自己开拓出一条穿越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四）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执政党建设有着特殊意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战争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时，会不会产生错误、失误，需要不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列宁作了肯定性的回答。他认为，错误依然是难免的，甚至还将干出很多蠢事来，因而批评仍然是需要的。因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教育程度极低，在国际上没有外援，这些都可能促使我们犯错误。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艰难的，很多无用之人和有害分子跑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但工作已经开始，如果说我们也犯错误，那么不应该忘记，每个错误都会给人以启迪和教益。”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神丹妙药。它不能一下子治好过去的毛病，不能一下子消除文盲、不文明、野蛮战争的后果和掠夺性的资本主义的遗毒。”党也不会因为胜利而变成“圣人”。所以，我们要坚定地、顽强地学习下去，要用实践来检查我们的每一个步骤，不怕多次地修改已经着手的工作，纠正我们的错误。为了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万重障碍而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更加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五、执政党要同骄傲自大和特殊化等现象作斗争，锻炼一个好的风格

由于新政权建立在俄国落后的小生产者经济和落后的文化土壤上，由于一些人被革命的胜利条件冲昏了头脑，由于一些人的思想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等等，克服骄傲自大和特殊化，锻炼出一个好的风格，就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突出任务。

列宁曾把骄傲自大列为党的三大敌人之首（另外两个是文盲、贪污），提醒大家：“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沦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对于在各级各部门中掌权的党员，列宁一再教导其要树立做人民公仆的思想，不能以权谋私搞特殊化。

为了反对并克服骄傲自大和特殊化，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列宁具体指出，要深入对路线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要开展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监督，采取“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要健全必要的组织和制度，如改革政治机构，整顿各级监察组织，扩大党内民主，建立考试、奖惩制度等。此外，列宁还号召党员要模范地遵守法律，主张党员如果违法要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列宁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运用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产生于欧洲，如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形成并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科学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党风建设理论则是这些科学理论成果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进程，用党风建设理论的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的理论宝库。

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开端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按照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它具有严格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性，它要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所有这些，都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正确的原则，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中国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党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广大党员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发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密切了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党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同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是党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最初表现和良好开端。

1922年7月16-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大会确定必须组成民主联合战线。大会对可能参加民主革命的各阶级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中国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的最大要素”；小资产阶级日趋困苦，要求“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斗争”；无产阶级的伟大势力“发展无己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为此，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革命。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等决议，这些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无论在哪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每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更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这次大会对党的作风建设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强调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强调了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要求党员在实际行动上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对党的作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二大确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找同盟者，经过考察后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可以进行合作的。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由孙中山主持。共产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但同时也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出现了忽视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倾向。党的组织发展缓慢，党员质量不高，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没有得到重视，一些党组织的机构不健全，党的独立的工作开展得不好。为此，1924年5月，党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党的工作，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指出，必须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工作，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疑于解散了我们的党。”这次会议后，党的自身建设工作有所加强，独立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开展。

1925年1月11-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要求党加强在工人农民中的工作。大会指出，党必须注意在工人中吸收党员，建立组织，才能“和群众结合深切”；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大会通过了《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党的建设方面的文件，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政治教育，加强党对群众的教育，发展党的组织。这次大会对于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工作，特别是加强党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大会之后，党加强了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的工作，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党关于发展群众运动的方针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因此推动了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1926年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北伐战争能迅速地取得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党在军队中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新面貌。作战中，共产党员身先士卒，英勇杀敌，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作风。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和政权，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然而，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执行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偏向。陈独秀又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重视资产阶级，轻视工人阶级，压制工农运动，特别是压制当时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党内，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并影响到全党，造成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坚持了正确的方向，批评、抵制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阐明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决性、彻底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1927年3月，毛泽东在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大量的事实分析论述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提出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的这些文章，表明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来分析研究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开端，对于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但是，这些正确的主张当时在党内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仍然支配着全党，不但危害了党的自身建设和革命的发展，也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在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支配和影响下，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从党的成立到大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开端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始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开始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联系群众的正确方向。这一时期，党虽然还不能完整地形成自己的优良作风，但已开始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其表现：一是党要求各级组织和共产党员深入工农劳苦大众，成为领导革命运动的先锋队；二是党要求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理想信念，坚定地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三是党要求共产党员在斗争实践中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注意运用马列主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策略。毛泽东是突出的代表。他在对中国社会作了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分别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代表性著作，从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状况及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光辉思想，成为探索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代表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和实践，对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和倡导，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开端。

二、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形成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翟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在秘密状态下必须加强集中领导，严守党的纪律。这次会议确定了党在革命失败条件下的方针和任务，为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开辟了道路。

八七会议后，随着各地武装起义的发动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党的主要工作从城市转到了农村。在农村根据地斗争的环境下，大量农民加入到红军中来，加入到党内来，壮大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力量。但同时，由于农村的条件非常艰苦，许多党员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准备不足，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表现在党的作风上就是党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和流寇主义等错误倾向大量存在，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提出了新的问题。党处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中，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这的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前所未有的难题。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党就无法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也就无法率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纠正了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普遍存在的对革命性质的错误认识，重新认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当前不是革命高潮，而是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党的总路线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和各项政策，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在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也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特别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党风建设方面来说，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和两个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草案，其中指出：党的工人成分减少，农民的意识将对党发生很大影响，因此必须积极吸收产业工人入党，同时注意加强党内教育，以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大会还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惩办主义倾向、平均主义倾向等错误的思想倾向，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党内教育，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和党内斗争。这次大会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风建设的一些原则和思想，对当时加强党风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这次大会过分强调了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工人成分的意义，对农村根据地党的建设问题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得力的措施。

对于党的六大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的农村根据地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农村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经验，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包括党风建设理论运用于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建党原则，从而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一是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斗争实践中，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思想。当时，红四军一些领导同志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还引起了争论。1929年9月，中央军委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要求红四军前委明确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红军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基本任务，彻底纠正了红四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倾向，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思想。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抓住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关键问题，全面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和纠正办法，着重强调把思想建党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地位，对全党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批判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作风，提倡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强调要使党员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和科学化。二是强调端正党的作风必须遵循正确原则。首先，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其次，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再次，使党员克服教条主义倾向，注意对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调查离开了实际情况，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的泥坑。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倾向，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文章批判了“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和盲目执行上级指示两种“唯书”、“唯上”的错误倾向，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提倡努力作实际调查，洗刷唯心精神，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文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文章还强调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指出党的正确政策“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初步论述了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思想，对于党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这一时期，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作风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正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时候，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继而在党内大搞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且持续长达四年之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思想理论上的特征是教条主义，他们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结果在党内造成了一种理论脱离实际、唯书唯上、照抄照搬的不良作风；在组织上的特征是宗派主义，凡不同意他们的错误路线的，都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由此造成了党内的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不良倾向和不正常的党内生活，窒息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党的作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把党和革命事业引向绝境，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党和红军才转危为安，党风建设才得以继续进行。

从党的八七会议召开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曲折发展并遭到严重挫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艰苦斗争中坚持了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解决了在农村条件下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并开始形成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但是，党风建设遇到了“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遭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致使党风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正确方向和正确作风，为正确路线确立后党风建设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毛泽东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成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建立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这就是：首先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培植党的优良作风，以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一时期为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成熟、为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成熟和完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日趋成熟和完备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全党同志的不满，他们迫切要求改变中央的领导。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取消了三人团。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次会议不但是党在军事和组织领导方面的重大转折，也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大转折。此后，由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建党思想、建党原则成为了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不仅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且协同党中央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

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个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红四、红二方面军也于1936年10月间先后同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提出，“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会议指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会议还指出，党要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组织的巩固；用共产主义的教育去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达到先锋队的标准。这次会议，开始提出了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进程。

1937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对党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对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作了认真研究。毛泽东在西安事变结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半年多时间里，在参与领导全党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先后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从政治、军事、思想、党建等方面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政治路线方面，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党开始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在军事方面，系统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及规律，形成了一整套军事思想体系和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原则。

在思想路线方面，初步清算了教条主义，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党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党建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风建设问题，他指出，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应该成为执行党的路线、实现党的任务的模范，要保证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党的“作风”的概念。毛泽东还指出，要加强全党的团结，要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上述对党的作风建设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成熟、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样就给党的队伍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时机。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赢得了人心，党的队伍有了迅速发展。但同时，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也要求我们党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重任。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党的建设问题便提到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日程上来，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同志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使其有了一个全面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的进程。

1937年9月，针对党内存在着的自由主义倾向，毛泽东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指出了其危害性是：“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自由主义在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文章分析了自由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这样做就能克服个人主义，从思想上消除产生自由主义的根源。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继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又一篇剖析党内错误思想倾向和不良作风的著作，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直接指导意义。

1938年9-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会上，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和会议总结。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专门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他强调共产党员只有在各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动员人民战胜敌人，建立新中国。毛泽东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强调要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还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现状和趋势。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论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基本内容；论述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要求和途径。刘少奇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刘少奇关于党员修养的理论，把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同党员的自身修养结合起来，把党风建设落实到每个党员身上，从而使党的作风建设有了坚实的基础，是对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一大贡献。

当时，为了加强对党的建设工作的指导，中共中央决定出版党内刊物《共产党人》。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刊物写了发刊词，即《〈共产党人〉发刊词》。在这个发刊词中，首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其次，毛泽东在提出党的建设这一“伟大的工程”同时，还揭示了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提出“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著名论断，从而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再次，毛泽东概括出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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