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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云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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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照亮教育试读：

2014年暑假，“大夏书系”十年庆典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举行，我应邀参加。“大夏人”制作了一部精短专题片，名为《向一本新书走去》。会上交流时，我曾套用说：“向一本新书走去，是出版人的身姿；向着一本本书走去，应该成为教育人的身姿。”“应该”意味着倡导，倡导的前提，则是践行。回溯半生历程，我的所学所得，一者来自屈指可数的恩师，二者来自窘困艰辛的生活，三者来自装在肚里的千百书籍。苏轼诗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虽不敢如此标称，但阅读的确改变了我的命运，成就了我的现在。

很难说清这些年来究竟读过多少书，但我记得生命中最初的那些书：父亲的书。

父亲是乡间的农民，爱唱戏——川剧。清晨或黄昏，无论忙闲，情绪好了，总会亮几嗓子，来一段“西皮”“二黄”之类。那时公社有剧团，他是台柱子，农闲时，常在公社礼堂，或各村小的操场上演。因为父亲，我总能得到看戏的方便：老早进场，坐在前排，甚至到后台，东逛西看——大幕拉开，父亲伴随剧情上台。原本相貌平常、矮小委琐的父亲，上了戏妆，着了戏服，拿了道具，走着台步，便有了异样的感觉。

那是上世纪70年代。物质极度贫乏，生活极为艰困。但因为父亲的爱好，我家居然有近百本藏书——父亲多年来积攒的川剧剧本。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几乎都靠阅读它们打发时光。川剧多以情节取胜，有传说，有神话，更多是历史故事——那些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情节，那些热热闹闹的舞台，破破烂烂的剧本，应该是让我爱上阅读的最初原委。

我出生时，正值这个国家的生育高峰。我的老家，那个叫鸽子湾的小山村，人口不足两百，但是当年跟我年龄相仿的玩伴，差不多有一个“加强排”。懵懂的年龄，一样调皮顽劣，一样浑噩蒙昧。直到开始读书，才慢慢变得懂事起来——与玩伴们相比，我对学习更有兴趣，也更认真，加上有这样的阅读经验，我比他们有了更广的天空，更远的梦想。

我小小的心思，早超出了鸽子湾，早早体会到“生活在别处”的意味。2

小学五年级时，我读到了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俄罗斯的，残缺不全的竖排本，繁体字，册页泛黄。时至今日，名字记不清了，作者记不得了，内容也只有约略的大概：一个叫阿廖沙的孩子，和朋友到金刚山寻宝（或探亲？）。那时家里忙，除上学外，还得帮着干些农活儿，难得有空闲。读书便多在上学前或放学后，边烧火煮饭边看。后来不小心，就将书与柴草一起，塞进了灶孔里——到醒悟过来，只抢救出了半卷焦糊的残页。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也一直在叙说这件事。这既是我文学方面最初的启蒙，也是我精神生命最初的根系——因着这样的缘故，后来到县城读高中，到省城读大学，我就像高尔基说的“扑在面包上”那样，如饥似渴地吞读了大量俄罗斯作品。

因为这样的阅读，高中时代我便热爱上了写作。记得当时，除作文外，我还有很多“练笔”，密密麻麻十多本，甚至改写过一部电影，寄给长影厂，当然，最终只收获了退稿。那些文字，除极少几个“豆腐干”，在《福建青年》等报刊露过面外，太多只有“暗无天日”的命运，但自己非常看重；直到现在，经历了近十次搬家，它们依然被我保存完好。

1997年冬天，一个落雪的寒夜，我在当时栖身的边地小城，回想起这段往事，信笔写下一篇《俄罗斯的艺术天空和雪》，叙述自己与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渊源。六年后，偶然看到一则征文启事，说为纪念中俄邦交55周年，两国大使馆委托《中国青年报》举办“我看俄罗斯”征文。征文面向35岁以下、从未去过俄罗斯的编辑、记者。当时我正好在市里一家刊物做兼职编辑，那篇旧文的主题，似乎也很合适，便发了一封邮件过去。同年10月，突然接到北京来电，说我的文章得了全国第一，国务院新闻办将组织五位获奖者去俄罗斯参观访问。

2003年12月1日黄昏，我和几位同伴从莫斯科谢列梅捷沃二号机场走出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结结实实的“俄罗斯的雪”——那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刊发时，名字被改成了“到俄罗斯去看雪”。

仅仅因为阅读，因为一篇三千来字的文章，便有了这样美好的异国之旅——这传奇般的经历，让我深切觉得：很多时候，你无意间读到的某本书，甚至某句话，都可能成为生命中的“伏笔”，成为命运之神预设的一条神秘而美妙的“线索”。也许事隔多年，你才会意识到：原来，一切“后果”，都有“前因”。3

2007年3月，创建教师民间团队“知行社”时，我曾谈及“阅读是吸，写作是呼”的观点。转眼九年多，知行社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不断深远，但“专业读写”，一直是成员们的“呼吸”和“生态”。

如果要简单描述知行社的九年时光，似乎可以说：一本本好书读了下去，一篇篇美文写了出来——更重要的是，一个个美好的教师站了起来。阅读是最好的自我教育，“专业读写”影响了他们的行走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教育面目。

近年来，探讨教师的专业成长路径时，很多人都意识到阅读的重要。但是今天，不少中小学教师，似乎都奉行“三不主义”：不读书，不思考，不合作。教师的职责之一是教书，即教人读书。教人读书的人却不读书，不喜欢读书，无论怎么看，都像笑话，不太幽默的“冷笑话”。很难想象，一个不喜欢读书的老师，该怎么让学生喜欢读书。更难想象的是，一个从未有过愉快、美好的阅读体验的老师，该如何跟学生分享阅读的滋味和意味。

道理很简单：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交给别人；一个教师，也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教给学生。

倘要追问“教书人不读书”的原因，很多人可能都会用“忙”“累”“没时间”作为借口。一线教师，的确很忙，很累，也的确没多少时间读书，但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不少老师压根儿就不喜欢读书——所谓喜欢，就是愿意挤出时间，也总能挤出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爱做的事。

当然，这其实也只是表象。最根本的原因或许还是：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教师读书或不读书，读多少书，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太大影响。在只重结果、不看过程的应试教育大环境下，只要愿意花时间、愿意流汗水，就多半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和业绩。

如此，谈论教师读书，似乎既显得奢侈，也让人感觉迂阔。

前两年，市面上流行一本韩版书：《书都不会读，你还想成功》。读书与成功是否完全正相关，我不敢断言，毕竟，这个社会“出产过”那么多暴发户和土豪。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更多人的成功，“可持续的成功”，的确是因为他们读了很多书。

对于教师，至少这个问题是成立的：书都不想读，还能教好书？因为真正的教育，绝对不只是知识，不只是教材和教参，学生的成长，更不可能只靠教学，只靠课堂和课本，他们需要更丰富的营养，教师也需要更丰厚的素养。

教师的素养从何而来？这问题或许过于宏大，但阅读，一定是最重要的“发源地”，最核心的“发动机”。4

我所理解的教育阅读，不只是读教育书，甚至也不只是读纸质书。我曾经说，对教师而言，首先应当读懂教育这本大书，其次应当读懂教学这本活书，然后应当读懂生命这本天书。我也一直主张，教师读书一定要尽可能“杂”一些，因为多吃五谷杂粮，身体才会更加健康，思想才会更加强壮。

大学最后一年，我曾读过《佛学的革命》，台湾学者杨惠南“演义”的禅宗六祖慧能的得法、传法经历。那浓郁的传奇和神话色彩，让我非常喜欢。因为这个“喜欢”，贪念一起，便将那本书据为己有了——记得，是借班上同学的，最终，却一拖再拖，直到毕业，无意而故意地没有归还。后来，这本书一直待在我书架上，虽然很少被再次捧读。

2011年10月的某个夜晚，和两位要好的朋友在茶楼聊天。话题似乎曾涉及佛教、寺庙、和尚之类。然后，夜深了，结账走人。下楼时发现，楼梯转角处的书架上，居然有许多与佛教有关的书，内部交流的，可免费拿取，一时兴起，便鬼使神差地抓了两本。

临睡前，随意翻阅，见到净空法师的一个观点：佛教并非宗教，而是教育——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佛祖在菩提树下得道后，说法49年，所讲佛理法义，莫不是劝化众生向上向善的，因此他被称作“本师”。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佛门的讲法者、传法者，被称为“老师”或“师父”，求道者也以学生或学僧自居。净空法师认为，禅门的丛林寺院，实际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不过其教授内容，以修行、佛法、佛理为主，如此而已。

这样解说佛教，让我既觉得新鲜，又觉得有趣。不由得想到教育，想到教师这个职业，想到当年所读的《佛学的革命》一书里，所引用的台湾诗人周梦蝶的诗歌《燃灯人》——突然间灵光乍现，像武侠里说的打通了“任督二脉”，我想到“禅学与教育”这一主题，并在一年多时间里，连续写了两本书《幸福教师五项修炼——禅里的教育》《跟禅师学做教师》。我为其中一本所写的序言，题目就是“我们都是燃灯人”。

要做燃灯人，自己得先有光明，就像要做播种人，自己得先有种子。

光明从何而来？自身的修炼。自身如何修炼？大量地阅读。不只是纸质书本，也包括影视作品，甚至包括大地山川，花鸟虫鱼，世相百态，人间风情。套用古人的说法，就是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一个有着丰富阅读体验的教师，一个有着丰厚阅历识见的教师，或许更能胜任教育者的工作，更般配“教书人”这一称谓。5

教师需要阅读，学生更需要阅读——这些年来，行走各地，我深切感觉到：所有的好教育，都是真正重视阅读的教育。我有一个被朋友戏称为“三声教育”的主张：一所学校，应该有朗朗书声，朗朗歌声，朗朗笑声。今天我们谈全民阅读，谈书香社会，其立脚点和主阵地，应该是也只能是学校。书，应该成为所有学校的logo。

2010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NGO组织（非政府组织）“梦想行动国际”的刘艳女士相遇。基于对阅读的理解和共识，我们开始携手做校园阅读推广。NGO负责募资、选书、配书，我负责选点、落地和推进。六年来，经由我的牵线搭桥和积极运作，两所“梦想书屋”、两所“爱的书库”先后建成，惠及区内外两万余名师生。

阅读之光，点亮了这些学校的师生生活，改变着这些学校的教育面貌。这样的光，虽然单薄、微弱，但“一灯照隅，万灯照国”，多年的经历和感悟，让我确信：阅读，能够照亮教育，照亮人生。

2015年4月，我被《中国教育报》评为“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我和刘艳等人合作的“心自在师生阅读项目”正式启动，绵阳、广元的20余所学校的师生，开始进入“师生共读模式”。这或许可以算作我们献给“世界阅读日”的一份微薄礼物。

4月23日那天，其他获奖者欢聚北京领奖时，我却以“志愿者”的身份，跟老师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专题交流。我交流的题目就是：向着一本本书走去。

我觉得，这是教师应该有的姿势，也是教师最美好的姿势。2016年6月26日修订于绵阳绿岛悟读：思考着的教育我的教育梦想“造一个草原，要一株苜蓿加一只蜜蜂。一株苜蓿，一只蜂，再加一个梦。要是蜜蜂少，有梦就足够。”这是美国诗人狄金森的诗。不过，“有梦”不是她的专利，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也都应该有。而教育，说到底就是一种理想的事业，或者说梦想的事业——在行动和结果之间，在现实和目标之间，有长长的差距，只有梦想才能连接的差距。

专家可以说教育理想，他们有“理”在握，我没有。但我有梦。所以不妨说说我的教育梦想。

朋友李崇柏兄有个观点，我极喜欢：学校是校长圆梦的场所。所以，我想要有一所学校，作我的圆梦平台，供我安排、调度、规划——说我想当校长，是对的，但我不是想当官，我也没什么权力欲。而且实在说，就我看来，在现行体制下，校长算不上官，即使勉强算，连“品”也上不了的。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这是我对校长这一职位的基本认识。“校长负责制”入法多年，但这一“看上去很美”的说法，落到现实里，只余下“出了事情由校长负责”的冷幽默——我不过是想，像一个农民那样，有一小块地，能够播撒我想播撒的种子。

我所期望的学校，规模要小，精致而特别。不一定要像《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巴学园，但是环境要优雅、宁静，能够让人感觉到从容。学生人数不必太多，最好是“学校所有师生都能彼此叫出对方的名字”——这是美国教育家欧内斯特·L·博耶说的——要让学校成为学生的乐园，首先得让学校有家园感。“所有师生都能彼此叫出对方的名字”，是不是更像一个大家庭？

当然要有教师。年长的，年轻的，都行。不必是名师，甚至不必太有名气。但最起码的，应当有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对学校的爱——那种单纯而持久的爱。年长的，不能太糊涂，太固执，太昏朽；年轻的，要有激情，有理想，爱思考，能上进。所有的老师，应该是“明师”——明白教育的本义和规律，明白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即便暂时不明白，也要愿意与我一起努力修炼。

教学用房不能太紧张，否则没法解决大班额的问题。每班学生不要超过30人。还是那个博耶说的：当班生数超过30个人时，教师的注意中心，就会从对个体的关注转为对秩序的控制。我需要我的老师把主要精力，用在关爱每一个个体上，用在关注和呵护每颗与众不同的心灵上。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得到真正个性化的发展。

学校应当有花，有草，有树。树最好是有些年纪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可怕的，没有古树的学校，不可能有历史味。当然，古树不可能一夜之间长成。但，我可以进校后就栽种，认真浇灌，精心护侍，让它伴随着我的学校成长。如果有一棵大树与我一起，成为学校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那是再好不过的事。

树的成长是慢的，花草也是。我的学校发展不会太快，因为教师和学生的成长，都是缓慢的。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我会有充足的耐心和期待。我不会对我的学生说，别输在起跑线上。我也不会对我的老师讲，一定要在某个时候，赶上或超过某个所谓的“名校”。因为我知道，速度提升效率，至少在教育上，是不太可能成立的。

学校不要有太多的“婆婆”。我要尽可能自主一些，不接受一般的检查，不理会一般的评估，不欢迎恶意的吹捧。教育是老老实实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更容不得刻意的热闹和造作。我的学校，不必考虑太多教育之外的东西。不搞太形式主义的东西，不摆花架子，不走过场。我的学校，要朴实、自然，像一棵树那样，缓慢而优雅地从大地上生长起来。

我的学校不会在乎奖牌、奖杯，不会在乎耀眼的光环。不一定要有多大的名气，但一定要有突出的特色、自己的特色。特色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这是朱永新先生的话。特色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这不知道是哪个人的话，但我相信。就像我相信“一招鲜，吃遍天”的说法。我也愿意相信：特色就是出色的本色——它将是我的学校的安身立命之本，也将是我的学校的卓异他人之处。出色，就是超出一般的成色和底色。

办学当然要有经费。钱不必太多，但要稍微充裕，要能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并能保障学校的适度发展。比如必要的维修，适当的建设。除工资外，我的老师应当有较好的福利，让他们能够尽可能体面地生活，并以做教师为荣耀。如果不必考虑办学经费，我想我能更专心地思考学校的发展。

也许还有一些，但我觉得不必再说了。这样的一所学校，可能在中国，现在还不容易找出来。这样的梦想，当然也就只能是梦想，就像空中楼阁，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不大——现在，你就当我是那个说梦的痴人吧。

PS：这篇文章，不记得写于何时。只记得，把它放在博客里时，曾引起很多教师围观、评议。有人说，真有这样的学校，愿意前来应聘。还有人说，哪怕做校工，都可以。

但是，也有一个教师，只留了三个字：“想得美！”

那时，博客刚开通不久，互动热情还高，几乎所有留言，我都作回复。现在还记得，回复这个教师时，我“创造”了一个后来深受老师们喜欢的句子：想得美才得以活得美。

想想，的确如此：一个人，倘若想都想不美，又怎么可能活得美？2016年6月26日补记教育的道和路

参加完第二届“飞翔者——教师勇气更新公益活动”后，我选择乘火车回家：T7，卧铺，我最喜欢的方式。

此前几天，为参加这场被张文质命名为“飞翔者”的活动，我飞到北京。一来一去，不同的行动方式，不同的道路选择——这“道路”，用的是本义，也是隐喻。有意思的是，英语里的road，也有类似用法，只是在作为隐喻，表达“途径、手段”之意时，要在其后加个to。如：This is a road to success.（这是一条通往成功的路。）

在古人眼里，“路”即“露”的本字，有“暴露”之意；“路”又与“陆”同音，即是说，陆上的“路”是显露在外的，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而“道”字在金文里，中间是手托着“首”（脑袋），或将“首”藏在衣服中，即蒙头前行——其意有二：第一，这是必须走通的；第二，必须摸索前行。因此，古人常单用“道”字，表示道理、法则、规律之类的抽象概念。

简而言之，“路”肉眼可见；“道”则须藉由头脑分析、思考和探索。所以，“道”往往指向形而上的道理、规律、法则，“路”往往指向具体的路径、手段、方式。

教育，也有“道”“路”之分——教育的核心本质，那些需要探索、寻求的规律和原则，即“教育之道”；从事教育的方式，那些皆可以选择、运用的方法和途径，策略和技巧，即“教育之路”。

面对教育，或者说面对“教育之道”，每一个教师，基于不同的经历和个性，面对不同的学科和学段，针对不同的学生和问题，他们所选择的方式方法、策略技巧，肯定大不相同。但笼统起来，大致可以说，我们都走在教育“路”上。套用“万法归宗”“万流归源”的说法，似乎可以说“万路归道”——所有小路，最终都将归向大道：教育之道。

望文生义，“路”，其实也可理解为“各有各的脚”“各迈各的脚”。其意有二：第一，各有各的脚，自然各有各的路；第二，只要各迈其脚，皆可到达目的地。“教育之路”，说来简单，实际复杂。道不易，路也不易。套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也可以说“路可路，非常路”。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语文、数学、外语、科学、艺体……优生、中等生、“差生”……“教育之道”虽大体相同，“教育之路”却各有所异。从其业者，即便处于同样的学段，执教同样的学科，面对同样的学生，也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现实的路，有长有短，正如人生，但每个教师的“教育之路”，都很漫长——虽然三四十年，于光阴不过一瞬，但在每个人的生命旅途中，却是极重要的一程。站上讲台，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离开讲台，两鬓斑白，垂垂老矣。对很多教师来说，教育之路，几乎就是“人生之路”，或浓或淡，或艰辛或甜蜜，大体上说，各有千秋，也别有意味。

各有各的路，既意味着路途的纷繁，也意味着风景的迥异——就像飞机舷窗上，往往只见漫漫云海和茫茫大地；而火车和汽车窗外，却有青山绿水，异草奇花；倘是悠闲的骑游者，还可任意停歇，在会心可意处，细细赏玩品鉴——大地之大，既容得下各不相同的路，也容得下各自方式的行路人，无论腿脚长短，无论速度快慢。

虽走着各自的路，却又在同样的“教育之道”上，这样的格局，既标明了各自的相对独立，也意味着可以彼此呼应，甚或拥抱交流，给对方以“精神的援救”。“精神的援救”这一说法，来自“勇气更新”活动中，文质先生的主持词——作为活动的主题词和关键词，“勇气”这一说法，来自美国教育学者帕克·帕尔默。他的《教学勇气》一书，副标题为“漫步教师心灵”。以我的理解，他是在引导教师回到自己的心灵，提振自己的心灵。最近几年，我从禅宗出发，论及教师的“心灵建设”，探讨“教育之道”，与之似有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之处。所以，北京活动期间，见到《教学勇气》的中文译者，朴实如邻家大姐般的吴国珍女士，我专门送了拙著《幸福教师五项修炼——禅里的教育》给她，并写下“感谢帕尔默，感谢吴老师”的题词。

而在头一天晚上，跟朋友们交流教育，谈到勇气时，我重申了“抬头需要底气，低头需要勇气”的主张——所谓的“勇气更新”，我更愿意理解为，其实就是引导我们回到自己的心灵：“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心观自在”——教育是心灵的事业，需要我们的心灵觉醒和参与，而我们每个人的热情和能量，最终也只能来自自己的心灵。事实上，只有每个人真正回到内心，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勇气更新”，只有每个人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教学勇气”——只有这样不断更新、焕发的“内心勇气”，才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精神底气”。

行走在各自的教育路上，既需要这样的勇气，也需要这样的底气——勇气，可能来自自我的坚实认同，也可能来自同伴的精神救援；底气，却只能来自我们的自我学习和心灵修炼。或者说，勇气能够让我们行走得更加坚决，底气则可以使我们行走得更为独立。

明白这些道理，已是在我从教十多年后。好在，一旦醒悟，我便开始检视自己走过的路程，梳理和发现其间的意义，并不断写下一篇篇文字，以呈现我的思考。尽管这些文字所表达的，并非我有关教育的全部，但它们始终暗含着我所走过的“教育之路”，也始终朝向着我所理解和坚持的“教育之道”。我写下它们，并非要炫耀自己在教育方面的“成功之路”，而只是想为阅读到的人提供思考、探寻“教育之道”时的一条“可能之路”。

这篇文字写到这里，火车正在庞大的秦岭穿行。在进出隧道的间隙，抬头望向窗外时，我发现铁轨外，其实还有一条平行的水泥公路，蜿蜒着，不知通向哪里；不宽的小河对面，有乡村小路，跑着农用车和摩托车；稍远些的群山里，依稀有羊肠小路，尽管时隐时现，但我知道，肯定有人经由那里，进入山林，或登上山顶。

当然，我也知道，如此多的路，其实都通往一个地点：前方。就像火车下面，不断延伸的铁轨。甚至，沿着它们中的任何一条，都可能让我回到远在四川的家里。

换句话说，回家的路，其实不止一条——有时是高空飞翔，有时是低空穿行，有时是火车，有时是汽车，有时甚至要靠我们与生俱来的双脚，要靠我们内心不断焕发和更新的勇气、底气。

无论选择怎样的路径或方式，最重要的是，不断行走，不断前进——教育，也是如此。2014年4月13日上午于T7次列车上发现旧大陆

在陈村的书里，看到一则旧事，与余华有关。余华是我极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给我的印象很好，也很深。

余华一直以为，鲁迅只比郁达夫稍好一点。直到后来，有人要他改编鲁迅的作品，才找来原著认真读，一读之下大吃一惊。然后索性买来《鲁迅全集》，依次阅读下去，这才认同了鲁迅“大师”的地位。最后，他谢绝了改编工作，开始认真研读鲁迅。

这是颇有意思的事情——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大师，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但并非每个人都知道，都认可。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眼界和识见，比如说仁智的差异。余华由牙科医生开始，从先锋创作起步，自然可能对鲁迅那样的传统作家，并不特别在意。当他进入写作的“快车道”，可能更难顾及所有大师，更何况是他未曾认真研读过的鲁迅。

我们也是如此，甚至更是如此：一旦上路，便总是眼往前看，脚往前走，那样步履匆匆，总以为前面的风景会更美。我们太像那只掰苞谷的猴子，掰了后一包，就忘了前一包，而且掰着掰着，就忘记了曾经的那些苞谷，曾经的那些收获和果实，风景和美丽。我们很难想起，应该停下来，看看我们背后，看看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或者始终被我们忽略的，那些旧日的事物和风情——就像发现了新大陆，我们就不再关注旧大陆。

1492年，世界历史记住了一件大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随之而来的，是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历史的进程被疾速改变；是海外贸易中心由地中海向大西洋沿岸的转移；是西方迅速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是全新的工业文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是发现新大陆的意义所在，也是哥伦布一直被人们记住的原因所在。

现在看，发现新大陆，或者说，能够发现新大陆，当然是重要的、伟大的。但是发现旧大陆，或者说，能够发现旧大陆，引起自己或者他人重新关注，我以为也是功不可没，甚至必不可少的。

什么是发现？字典里说：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发现就是一种认识，新认识，或再认识。认识到事物或规律的意义，或者发掘出旧的事物与规律的新的意义，加以利用，有所创造发挥。这样的意义，其实类同于发明。有个老师让学生用发现和发明造句。一个孩子说：爸爸发现了妈妈，他们一起发明了我——虽是笑话，细想，似乎也不无道理。

写这些文字时，于丹的《论语心得》正在热销。据说，仅在北京，当天就签出了一万多本。翻这本书，想起易中天的《品三国》。实在说，于丹对《论语》，并无特别精深的研究，而只是她借以说话的“由头”，但我还是以为，于丹也好，易中天也罢，他们对经典的推广和普及，功不可没。套用“科普作家”的称谓，他们或可算是“经普学者”。高深、玄奥的经典，藉由他们的解说而走向大众，被更多的人关注、理解；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而重新发现经典，阅读经典，运用经典，这是功德无量的事。在我看来，其意义，并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尽管他们所发现的，不过是早已存在的“旧大陆”。他们的行为，不啻创造。

我想说的，其实是教育。

教育到了今天，该有的研究和发现，甚至发明，都已有很多。尤其是国门大开、思想解放之后，特别是新课程改革以来，各种先锋的思想，各种前沿的理论，各种新潮的概念，把我们的视野和空间，拓展得格外开阔、辽远，这是好事。这让我们知道了未来和前景，让我们知道了世界不只是脚下这点土地。

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目前，我们似乎过于迷恋这些新的思想、理论，过于痴醉这些新的概念、名词。我们对过去曾经拥有的东西，或者说，对一直存在着的教育的“旧大陆”，却缺少必要的了解、起码的关注，更别说足够的重视、深入的发掘了。

课程改革之初，不少人都在把玩专家们提出的新鲜时髦名词。其实，透过那些名词术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东西都能从我们的“旧大陆”找到来路和渊源。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愉快教学”，不就是孔子的“寓教于乐”吗？我们孜孜讨论的“分层教学”，不正是“因材施教”吗？我们奉为圭臬的“启发式教学”，不正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吗？而所谓的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与传统的阶段考试、期末考试有何本质不同？至于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在传统的教育典籍中，都能找到源流和对应。

就我的感觉，新课改其实就是一场“文艺复兴”。课程标准所提出的“转变观念”，与其说是“更新”，不如说是“恢复”，是“回归”。所以，课改之初我就说过：教育迫切需要的，也是正在做的，就是回到原点，或者说“原典”。

回到原点，回到本质——这无异于是对旧大陆的重新发现。

比如说，传统的私塾教学，两年左右就能解决常用汉字的教学，上两年私塾就能成为半个先生——温文尔雅，知书达理，能读、能写、能说。而现在，我们用九年乃至十二年，还不能解决识字问题！不少大学生、研究生的文章，错别字连篇，语法不通，原因何在？古代的低幼教育，基本都教韵文，从三言到四言，再到五言、七言，非常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而现在的教育，韵文少得只剩几首可怜的诗歌！所以，新教材增加文言尤其是诗歌的分量，个人以为，就是一种回归。

上世纪末，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断言：

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和发展，各种新型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出现，势必给未来的教育，带来全新的观念和面貌，给未来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但我想，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样，教书育人，最根本的东西，也许永远都不会改变——教育的最终目的，依然会是培养学生聪颖的智慧，健全的人格，高尚的灵魂，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能力。作为教育行为的具体执行者，我们这些老师所面对的，也依然会是一批批活生生的，有血肉、有情感、有思想的学生，依然会是一张张年轻的脸，一双双稚善的眼睛，一颗颗柔嫩的心灵。作为教师，作为所谓的“灵魂工程师”，除了满怀爱心和热情地指点他们，引导他们，教育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去熏染、陶铸他们的灵魂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所以，我当时曾斗胆说：“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形势怎样变迁，对教育和教育者来说，爱心和热情依然是最重要的。”现在看，这话并不过时，甚至可以说，永远也不会过时。

我们的确还需要不断前进，不断探索，以发现新的大陆，甚至新的宇宙。但“乱花渐欲迷人眼”，无论教育研究者，还是一般教师，我们切不可忘记随时回头，关注我们已有的“旧大陆”。那才是我们的根——枝叶伸展得再辽远，根是永远不变的。没有它，我们就会成为水上的浮萍，秋天的飘蓬，在寻觅中漂泊、游荡，永远无枝可依。而真正拥有它，我们就能雍容淡定，“不畏浮云遮望眼”，也就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即是说，开始时应当潜心，登高望远，鸟瞰路径，了解概貌，“望尽天涯路”。接下来，必须辛勤劳动，像渴望恋人那样，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为伊消得人憔悴”。而最终，经过反复追寻、研究，才会豁然发现，成功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灯火阑珊处”。

教育者也往往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正是在重新发现旧大陆时，得到了更多的体验和收获。而那旧大陆，不在别的地方，正在我们身边，“灯火阑珊处”。2005年10月努力营造局部的春天

暑假时，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新课程远程培训”，听刘良华博士讲“教师成长”专题。谈到改革的艰难，改变对教师的压力时，刘博士举了北大附中张思明老师的案例。张在接受《中国教师报》采访时，曾说：“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都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营造一个局部的晴天。”

张思明老师的说法，充满期望，与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颇有感触。但“晴天”一词，稍觉平淡，便略加改动，来表达我的认识：“营造局部的春天”。

改革，或者说改变一些已成习惯的做法，实施一些新的举措，确实很难。因为守旧是人的天性之一。人群中的多数，总是甘于稳定，不思变动。尽管他们也有期待，有追求，但不愿冒险，尤其是在未来不能确定时。对习惯，对成例，对旧俗，对稳定状态的固守，使他们对新的思想、举措，天生地反感甚至排斥。在这样的境地里，改革者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来自人群中占多数的种种压力：排斥、拒绝、反对、观望、犹豫。这些都会对改革形成排拒，甚至抗阻。

对教师而言，若想有些不同凡俗的改革或变动，他将面临的压力有：学生、家长、同事、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当然也还包括自己的生活、工作、工资、职称，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的抉择和犹豫谁占上风，成功与失败的胜算究竟如何，付出与收益会怎样体现，期待与收获之间差距多大，如果失败将会面临和承担什么样的后果，等等——谁也不可能拿自己的未来打赌。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人想要有所作为，想要除旧布新，都很难。就像戴着镣铐跳舞，有压力，有阻力，当然累。而人都是有惰性的，过于超前的事，风险太大的事，谁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退避三舍”。

课改实验刚开始时，大家最大的担心是：如果主管部门的评价不改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后来，随着课改的推进，与教育有关的方方面面，都有了些许的调整和改变，这才让老师们稍微安心、放心。

但是，即使是在课改深入推进的今天，也仍然有许多地方不够完善，仍然有不少地方需要我们去改变，去革新，去创造。尤其是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嗅觉敏锐，往往所思甚远，对未来，对他们自己的思想，愿意有所担待。想在前头的人，痛苦，就像在黑屋子里率先醒来那样。而走在前头的人，孤独，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空茫的前方，是谁也不曾走过的荒芜之路。

这样的时候，是需要勇气、胆识和魄力的。

我敬佩这样的人。尽管相对于群体，个体是单薄的，个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单薄就无所作为，并不能因为有限就沉默无声。我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众多的声音汇在一起，却可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但是众多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却可以改变一个时代。”

是的，现在的我们，也许并不能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并不能一言九鼎，掷地有声。有时，即便我们沙哑着喉咙，一再鼓噪、呐喊，也可能不起任何作用。但无论如何，我们仍旧不能放弃。我们应当表明自己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沉默，并非无声的反抗，而是无声的赞同。在残贼公行时，每个肯对道义和良知负责的人，都应发出反对的呼声，愤怒地说“不！”，或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因为在本应呐喊的时候，你却沉默了，这无疑意味着，你也用间接的方式参与了罪恶。“二战”后，德国牧师马丁·尼穆勒说过这样一段话，读来就令人心惊：“起初，他们抓共产党人，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所以我不出声。接着，他们抓犹太人，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不出声。然后，他们抓天主教徒，因为我是新教徒，所以我不出声。等到他们来抓我，那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人能替我出声。”这就是“不出声”的最终结果。

无独有偶，雅斯贝尔斯在反思“二战”教训，特别是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雅斯贝尔斯由此说出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对极权政府的扩展不作任何决定，就等于决定支持。”这道理，很值得我们深思。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国际法庭审判纳粹头目艾希曼时，他曾为自己辩解说：“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我的良知。”

艾希曼的辩解，当然是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我们大可一笑置之，不予驳斥。但细细一想，却似乎也不是毫无道理。民间故事里，那个临刑前咬掉母亲乳头的孩子，不正是因为他觉得母亲以前对她太溺爱，没有尽到作为母亲的教育之责吗？

由于这样的原因，我特别敬佩那些尽己所能，在旧的格局里有新作为的人。尽管他们可能并不能带来什么彻底的改变，他们的作为不可能带来天翻地覆的震动，但是他们毕竟做了，在承担着种种压力的时候，他们尽了自己的努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做出了自己的举动。

至少，他们营造出了“局部的春天”。局部，而不是全部。但是在那局部里，应该也会有春暖花开，应该也会有百草丰茂，应该也会有杂花生树，欣欣向荣。像刘博士所举的张思明等老师，至少，对他们的学生而言，他们的改革已是成功的。而他们的学生，也感受到了他们所营造出来的春天的气息。

而一个又一个，再一个，无穷多个这样的“局部的春天”不断出现，最终也许就会是“环球同此凉热”。2006年8月25日教育的原点与原典

回到“原点”，进行教育启蒙，“让每一个公民重新认识教育，思考教育，理解教育的使命”，是朱永新先生的观点（《新京报》2008年2月17日）。他认为，“原点”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的问题”，涉及教育的方向、目的和意义。这与我在课改之初的认识和理解，不谋而合。针对新世纪开始的课程改革，我曾说过：

新课改其实就是一场“文艺复兴”。课程标准所提出的“转变观念”，与其说是“更新”，不如说是“恢复”，是“回归”。所以，课改之初我就说过：教育迫切需要的，也是正在做的，就是回到原点，或者说“原典”。（参看拙作《发现旧大陆》，《杂文报》2007年2月2日）“回到”即意味着追寻，追寻则是因为曾经拥有，但已经失去。失去才知道珍惜，就像人类在迷失乐园后，一直在寻找回去的道路。

对教育原点的追问和追寻，其实是基于教育的缺失和沦陷。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视野里，充斥着素质教育、建构主义、多元智能、新课程理念……一个浪潮又一个浪潮，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遗憾的是，我们在眼花缭乱的新名词、新概念、新理论中，一点点迷失了自我——我们忘记了教育的根本，也忘记了教育的原点，更忘记了每一次出发或变动，都应当“朝向事物本身”。

朝向事情本身，对教育而言，就是朝向教育的原点。原点就是最初的起点。要追寻教育的原点，就必须追溯教育的源头，对教育所涉及的那些“原初性问题”进行追思。比如说：什么是教育？教育因何而发生？教育的意义何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这些命题，是教育必须首先回答的，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必须首先明确的。这些命题，古老陈旧而永恒常新，因为它们关涉到教育的本质，关涉到教育的起因和归结。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教育的对象、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地变，但教育的本质不会变，教育的内在规律也不会变——如果说教育是一棵大树，它的根必须深扎于土里才能常青；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正是确保教育既能高瞻远瞩，又能落地生根的基础和前提。如朱永新先生所言：“如果这些根本的问题不解决，其他的枝节问题就无从谈起。”

教育因生命而发生，教育与生命的轨迹同步。因此可以说，生命就是教育的原点，而教育，不过是为了生命成长的需要。正如叶澜教授所说：“人的生命是教育的基石，生命是教育学思考的原点。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

因此可以说：教育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人的成长和发展，就是通过培养美好的人格，塑造美好的人性，使学生拥有美好的人生，能够幸福、愉快地生活。一句话：教育，就应当培养有幸福感的人，或者说，培养人的幸福生活能力。

教育的原点是人，出发点也必然是人。教育必须基于人，发展人，成就人。要达此目的，教育必须回到原生态，必须呈现最大的生命关怀，必须进行生命价值的传递与创建。正因如此，当我们谈论教育时，无论是说到爱和良知，还是智慧与能力，或者公平与正义，这些都应当是以“人”的名义聚集在一起的。

教育的全部过程，都应当不断关注和发掘人的天性、潜能、价值。这一过程，注定漫长而艰难。因为人的成长，人性的发展，生命的提升，本就是漫长而艰难的。教育要追求结果，但教育更应突出这一过程，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能充分享受这一过程。对教育而言，甚至可以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既然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发展人、成就人，而人才产生的终端在学校，影响人的发展和成就的所有要素和节点中，最直接、最关键的就是教师，一切的教育理念和思想、教学内容和方式，都是由教师来执行和完成，那么，教师就是教育的生长点，教师身上应当体现出教育的一切价值追求。因此，对教师进行引导、提高，让他们达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教书育人境界，是我们认识原点并理解原点的关键。

站在教育的原点，审视教育的诸多命题，一切便都有了当然的根基，一切便都显得清晰明了：既然教育的关节点在于教师作用的发挥，那么，教育要回到原点，就很有必要让教师回到“原典”，回到被各种纷繁芜杂的主义和理论遮蔽了的经典中，让教师主动地“读好书，教好书”。所谓“读好书”，就是读那些高于生活的经典。经典，就是人类文明的原点，即出发点。换言之，原典，就是从原点创造出来的经典，就是人类生活的经常之道；因其经常而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足以让我们常读常新。所谓“教好书”，就是基于对教育原点的把握，基于对教育原典的理解，让教师以讲台为支点，站在教育的制高点上，所有的教育行为，都着眼于人的发展、人的成长。

关于教师的阅读，我严重赞同朱永新先生的观点：“你不读《论语》，不读陶行知，不读杜威，不读苏霍姆林斯基，恐怕很难成为教育家。”甚至可以说，不读这些经典、原典，便很难成为真正的教师。而让教师阅读经典，就是要引导教师回到圣人、圣哲们创造的原典中，使教师的心灵重新发育，建构起教育人应当具备的德性、理智和激情。所以，我所谓的“回到原典”，事实上，就是一种回归的、反省的、重新出发的教育。

遗憾的是，这些优秀的原典，似乎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并且，正因为原典的缺失，我们的教育，早已迷失甚至严重偏离了原点！我们既忘记了教育因何而起，从何而来，也忘记了教育所为者何，将往何处。像这样既忘却了起点又迷失了终点的行程，最终必然导致教育方向的迷失和教育工作者的迷茫。时下弥漫于教育工作者心中的种种困惑，周布于教育环境中的种种尴尬，其实正是这种迷失的体现。

因此我认为，教育只有回到原点，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出路；教育只有回到原典，才可能让我们不至于迷路——这并非要走回头路，而是要“回头看”：对我们已有的来路和背景，作重新的梳理和发现；对我们将有的去路和途径，作重新的审视和规划。

我相信：在依托原典、找准原点的前提下，教育的“再出发”，面貌必是全新的，内心必是饱满的，道路也必是敞阔的。2008年8月教育的姿势1

读吴非先生的《不跪着教书》，颇有感触。“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不跪着，当然就是站着，就像那部电影：《站直啰，别趴下》——站直，是一种姿势，既是生理和心理的，也是精神和灵魂的。

所谓姿势，按词典解释，是指“身体呈现出的某种样子”。或动或静，或伸或屈，不同情形下，人的身体总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交际学中有“体态语”之说，不同体态，表明不同情绪和心态——换句话说，姿势不同，感受、情怀就不同，思想、意味也不同。

有句话说：“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从站与跪的姿势，联系到生与死的选择，说话者的态度，显豁而鲜明。鲁迅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横眉”，一“俯首”，是身体姿势，也是精神和思想状态，分明彰显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爱憎分明。“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典中才能有‘铸造’这样的词条。”吴非先生说。

这种“铁骨”，对教师而言，我想至少意味着：第一，应该始终站着，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事业还是专业。教师不能站着，怎能期望学生站着？第二，要始终保持站着，除吴非先生说的多读书外，还应多些思想、少些欲望——多些思想意味着保持独立，不容许别人的思想轻易来自己脑袋里跑马；少些欲望则指能恪守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没有过多欲求和贪念，才能让我们始终昂起脑袋，挺直脊梁，不卑不亢。

教育和教育者，应该有这样的姿势。2

无论生理、心理，还是精神、思想，教育也还有别样的姿势，比如说，与“站立着”相对的“蹲下去”。

在传统文化视野里，教师总是以“知识权威”自居，雄霸于讲台之上，看其体态，总是高高在上、目中无人；即使走下讲台，也往往“板着脸子，绷着面子，端着架子，摆着谱，捏着腔，拿着调”，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这样的教师，可能让学生害怕，却很难让学生喜欢——成天面对一个让自己心惊胆颤、诚惶诚恐的老师，教育的效果可想而知。

正因如此，当于永正老师提出“教师要蹲下来看学生”的观点时，赢得一片喝彩——“蹲下来”，就是俯下身子，降低姿势，把自己放到与学生平等的位置，用孩子的眼光看待学生，以孩子的心跳感应学生，从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学生。

有个年轻的母亲，带5岁的女儿去参加派对。热闹的场面，丰富的美食，她兴高采烈地领着女儿走动，以为女儿会很开心。没想到，女儿却一直嗯嗯唔唔。母亲多次哄逗，女儿干脆坐到地上，鞋也甩掉了。母亲生气，一番训斥、指责后，才蹲下去给女儿穿鞋。蹲下去的刹那，她惊呆了：她眼前晃动的，全是屁股和大腿，而不是刚才看到的笑脸、美食和鲜花。她这才明白女儿为什么不高兴——她蹲下去的高度，正是女儿的身高。

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曾说：“每个学生都是一朵小花，所以，你一定要蹲下身子，才能欣赏他们的摇曳生长。”“蹲下”，也是教师该有的姿势；“蹲下”，也才会为学生喜欢。因为这样的姿势里，包含着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怜，这样的姿势，才能让学生更有信任感和亲近感。

蹲下来，不只是因为师生身高的差别，还有心灵的距离。蹲下来，也不只是形式上的放低身段，而是要跟孩子站在同样的心理高度，以平等的角度和态度，去体贴他们。

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3

我们常说，爱是教育的前提，教育是爱的艺术。按泰戈尔的说法，“爱是理解的别名”——所谓理解，就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就是“将心比己，人心同然”。正如在谈到“和谐社会建设”时，我所说的“推己及人，就是最大的和谐”。

凯斯特纳说：“只有长大成人并保持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这话或许比较绝对，但由此作一翻版式的引申，应该没有问题——只有长大成人并保持童心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优秀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

这样的意思，在苏霍姆林斯基那里，可以找到不算遥远的对应。“只有那些始终不忘自己也曾是一个孩子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老师。”同样的“只有……才……”，同样的条件复句，同样的绝对和肯定，不容置疑，更不容商榷。“始终不忘自己也曾是一个孩子”，时刻想想自己做孩子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时刻想想自己上学时最希望遇到怎样的老师，最喜欢老师做什么，最想从老师那里得到什么——果真如此，老师就能真正跟学生打成一片，成为学生的伙伴、朋友，与学生共欢乐、同忧愁。

正因如此，听到一位教师朋友将“童心”置于教师必有的“爱心、细心、耐心”之前的观点时，我给予了严重的赞同和欣赏——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满怀童心的孩子，只有让自己永葆童心，才能进入孩子的心灵世界，才能真正理解孩子的言行举止，宽容对待孩子的淘气、任性、顽皮，才能真正重视孩子每一刻的喜怒哀乐，重视每一个合理与不合理的要求。4

爱会让人骄傲，爱也会让人谦卑、低微——张爱玲遇到胡兰成后，曾说：“遇见你，我便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每次读到这个细节，总不由得想到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李叔同先生。

夏丏尊曾经回忆：“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常是和蔼可亲，从来不骂人。学生犯了过失，他当时不说，过后特地叫这学生到房间里，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地开导他。态度的谦虚与郑重，使学生非感动不可。”

我们对犯错误的孩子，总是很容易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以为非如此不能让学生发现和改正错误。而李叔同先生的“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却能使学生自觉地严肃起来，这既是教师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教师可贵的教育情怀所致。这样的“低声下气”，竟胜过许多严厉的呵斥和责骂，因为学生一想到老师的“低声下气”，就会感到羞愧，不忍心再犯错误。用曹聚仁的话说：“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他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

在夏丏尊的回忆里，还有一件事：一次，学生宿舍失窃，大家猜测系某同学所为，却没有证据。时任舍监的夏丏尊向李叔同请教。李问他：“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夏丏尊笑谢，“自惭不能照行”。

倘若遇到同样的事，我们能否“照行”李叔同先生的办法？5

基于爱，基于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教育的姿势才能真正低下来，软下来。对教育者而言，“义正辞婉”“理直气和”，或许是更好的策略。我曾有感而发：一个总是显得“理直气壮”的人，在理不“直”的情况下，也容易习惯性地显得“气壮”，甚至在无理的时候，也会强词夺理，以泼蛮的气势压人——原因在于，他习惯了“气壮”的攻击性态势，而不习惯“气和”或“气弱”的谦和型格局。

以前，看到菩萨塑像，一直不明白菩萨为何总是那样慈眉善目，低眉顺眼。在对佛教有些了解后，才知道那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慈悲，所以随顺。

在沈丽新老师的文字里，多次读到“随顺”二字。我的理解，就是“随和，顺从”。对于那些让人着急、头疼的孩子，她总是抱以“宽厚的容忍与耐心的等待”，甚至一味地“迁就”。她总是提醒自己：“在面对学生显而易见的疏忽、错误、过失之时，不要过于渲染自己的理直气壮。”她甚至不愿说“爱”，而只是说，“对孩子多一点怜惜与同情”。

见惯了老师对学生的居高临下、咄咄逼人，见惯了老师对学生的令出必行、义正辞严，更见惯了老师因学生的不听话、不服从，而咬牙切齿地“恨铁不成钢”，而理直气壮地侮辱、责骂甚至体罚——沈老师却如水一般示弱，“心平气和”，甚至“低声下气”。

在这种“随顺”里，我充分感觉到她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她相信改变是会发生的，或迟或早，所以她有耐心，有悲悯。或者用她的话说：“不忍那些‘学困生’整日接受老师的冷眼与训斥，不忍他们看不到老师的微笑，总想，再忍忍，再忍忍，会感化的，应该可以感化的。”6

在《江湖一刀教育语录》里，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教育应当是从容、优雅的。可是，如果我们老是跟着潮流和概念疲于奔命，老是被检查与评估搅扰得鸡犬不宁，我们怎么可能从容优雅？不能从容，就只能浮躁，不能优雅，就只能粗糙。不能从容优雅，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学生，就不可能真正地体验教育、享受教育，甚至不可能真正投入到教育中。什么时候，我们的校园里多了一分从容，多了一分优雅，我们或许就更加接近教育的灵魂了。

从容、优雅，也是一种姿势，一种缓慢、耐心的姿势，一种怜惜、呵护的姿势。孩子的成长，很多人说像“守候花开”，我觉得更像“守望树成”。因为孩子更像一棵树，有自己的根系和枝节。树的生长与发育，是缓慢而优雅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古话。“桃三李四杏五年”，这是俗语。我们怎么可以期望今天种下一棵树苗，明天就能收获累累硕果？

如果说，教育就是发展人，成全人，怎样才是最好的发展和成全？随顺——依随天性，顺从规律。按佛家的说法，就是“恒顺众生”，即在任何时候，都要顺从众生的意思，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予他们方便和快乐。

据说，台湾佛光山上有四个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给人服务。这，或许就是随顺众生的体现。7“不跪着”也好，“蹲下来”也罢，“理直气和”也好，“顺随众生”也罢，都只是一种体态，但毫无疑问，它们都表明一种心态，一种对教育的理解和思考，并暗含着某种行动的趋势和方向。

读《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一直在想象，孔子听着弟子们“各言其志”时，他或“哂”或“叹”，或“惜”或“与”的神情，也一直在想象，他由衷颌首、“喟然叹曰”的样子。一直觉得，那时候的他，一定不是高高在上地站着，而是随意地盘腿，席地而坐——那样的姿势，或许更能催生思想和生命的成长。

为此，我愿意相信，体态就是心态，姿势就是情怀。教育姿势的改变，其实就是教育思想的改变，是教育状态的改变，最终，也必将是教育面目的改变。2010年4月教育，需要的不只是批判

讥议教育，批判教师，在时下的中国，或许是再容易不过的事。

教育牵涉千家万户，关系千秋万代，被怎么关注都不为过。中国教师有千万之众，庞大的队伍，参差的水平，被怎么置喙也都不为过。同时，教育门槛很低，低到几乎没有门槛的程度，就像无论怎样一对男女，都觉得可以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一样，似乎阿猫阿狗都能随意指点和比划教育，所以，今天的教育人，时常陷入尴尬之境。

今天的教育，的确有很多为人诟病之处。大端、细枝、末节，宏观、中观、微观，可说道的，很多，该批判的，不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今天的教师群体，也的确存在性侵、虐童之类不堪的状况，甚至为人不齿的极端恶行。

但是，客观地说，第一，一个群体的构成，大抵是橄榄球形状的：极好的，是少数，极坏的，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在中间状态——上，可以向好，下，可能变糟。倘若揪住某些个别现象，便放大到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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