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顾伯冲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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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试读：

明清以来广为多见的笔记小说，文脉远随《史记》和《世说新语》，亦文亦史，颇值珍视。我曾于旧书店淘回一套“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为近人笔记，共二十余种。笔记所述皆为史实，只是笔法各异，有的文采风流，有的平实朴拙。张初翼所著《清代野记》，载有《万历妈妈》一则，说的是依清朝祖制，每日子时三刻，东华门在黑暗中开启，一辆围以布幔的骡车最先入门，车辕坐一老妪，车载两头活猪。骡车不燃灯火，循宫墙行往紫禁城东北隅。此处有小屋三椽，供奉万历太后神牌。清朝二百六十多年，每天都要杀两头猪，祭祀这位前朝的老太后，俗称万历妈妈。清代的皇帝们为什么视万历妈妈为神灵呢？原来万历妈妈是清朝的大恩人！寻其掌故，则是明万历年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抚宁兵败，为明军所俘，成了阶下囚。部下暗自买通明朝内侍太监，私下向万历太后求情，努尔哈赤终得释放活命。

历史到底是偶然事件的堆积，抑或是必然规律的促成？假如不是万历老太后妇人之仁，努尔哈赤就再无缘施展其雄才大略，也许就没有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基业；假如努尔哈赤当年身死狱中，李自成这个农民可能就把皇帝做稳了。但是，历史是不由人假设的。紫禁城东北隅祭祀万历妈妈的那十九万多头猪，似乎每天都在宣示皇权天授神佑的道理。万历妈妈就是上天派来庇佑清廷的神。

然而，李自成真把天下坐稳了，中国后来的历史又能如何呢？毫无悬念可作预设，不过是等待下一场农民起义而已。顾伯冲先生所著《倾覆与重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大起底》，梳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历次农民起义，作了许多颇有意义的思考。中国文化的过早老熟，其精髓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瞒与骗。没有一场农民起义的目的，不是为了起义军的头目去抢皇位；没有一场农民起义的领袖，不会喊出漂亮的瞒与骗的口号。口号各式各样，最有代表性的母题式口号便是“替天行道”。民智未开的时候，统治者也罢，造反者也罢，一旦要举刀杀人，都会说自己是顺着天意的。只要顺了天，做什么事都理所当然了。民智渐启之后，欲谋大事者便把百姓尊为天。民或百姓本来已经是常被做空的名头，而把民或百姓尊为天则是空上加空了。民或百姓是天，但统治者最善于瞒天过海；民或百姓的福祉到底在哪里，也只有天知道！

因为起义军头目们从开始就是瞒与骗，不管是没有做成皇帝的农民陈胜，还是做成了皇帝的农民朱元璋，最后都会忘记自己的诺言。陈胜功业未成而王威赫然，遇故人“颛妄言”则恐有“轻威”之虞，命人杀之。别说朱元璋从开始起就不是义军领袖，哪怕他是从义军起事而成就帝业，也不会再把当初的誓言放在心上。背信弃义是农民领袖和一切旧统治者亘古未变的共同德行，如同皇位或专制权力是他们共同且唯一的信仰。

瞒和骗的把戏，有时候也用来瞒自己和骗自己。常听人说，起义军领袖们不管后来如何的变坏，他们起事之初的誓言都应是真诚的。人刚开始骗人的时候，心里尚知道自己是骗人的；骗人的日子久了，自己也相信骗人的把戏了。而当骗人的把戏做成了类宗教，则天下人莫敢不信。张角发明了太平道，借行医之便布道十余载，四海信众数十万。积十余年之功，太平道之说不光信众深信不疑，张角自己只怕也有些信了。张角倘若做成了皇帝，他必定会把太平道学说光大和神化，天下敢有不信者必罪而诛之。张角们无数次失败的中国农民起义，构成一部未做成正统的瞒与骗的历史。

顾伯冲先生所谓“中国式农民起义”，因其滋生于中国这片土壤之上，便摆脱不掉其中国特色。正像书中作过比较的，李自成同克伦威尔为同时代人，克伦威尔迎来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曙光，而李自成攻克北京之后仍做着皇帝美梦。当然，我们苛求古人跳过时代局限是痴人说梦，哪怕克伦威尔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也只具有开创意义和象征意义。克伦威尔虽然废国王而立共和，自己却手握兵权做上了护国主，不过是换个名头做国王而已。地里长出什么庄稼，不但要看土壤，也还应看季节。

这是一本读来意趣盎然的书。顾伯冲先生既不沿袭“陈说”，也不急于“成说”。《史记》虽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却并不怎么高谈阔论，而是“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顾伯冲先生这部著作注重陈述史实，记叙故事，旁征博引，思接千载，融贯中西，视野开阔，不愧为别开生面之佳构。自序从人的立场上看那些揭竿而起的人“农者，天下之大本也。”

我们的祖先用新石器敲开了文明之门，中华民族也从蛮荒走向了开化。一部中国古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封建帝国的大厦就坐落在这个文明成果之上。

农民生活在封建帝国的年代里，是在安居乐业，还是啸聚倡乱，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的稳定，影响着每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命质量，也影响着农业文明的发展。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敏感性词语，“起义”一词承载着中国人的复杂情感。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不断，从根子上讲，这是由封建专制的特性所决定的，因而它反反复复地爆发，揭竿而起，直撬王朝根基，而又反反复复地失败，回归原位，成了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一根最为敏感而又脆弱的政治神经，也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

历史的烟云一一飘过。

成千上万的农民起义军将士在惨烈厮杀、血腥争斗中的欢乐与艰辛，早已成为了“从前”。作为当事的亲历者，他们是不幸的；作为历史的研究者，我们则是颇有趣味的。

正确看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把共识转化为以史镜鉴，可以获得长治久安的精神财富，不再稀里糊涂地“进入同一条河流”，就成了摆在一代代后人面前的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否则，这段段历史就像一张薄薄的纸，轻轻地一翻就过去。拙著不是刻意为之的历史专著，也非思考缜密的学术论述，只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去剖析中国古代那一场场农民起义，从人性的视角去窥视、挖掘农民起义背景下的人的命运、情感、行为，进而从体制机制、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天时地理、文化基因、民族秉性等方面去一层层撩开那些曾经罩在他们身上的神秘面纱。这样的写作，其社会意义可能会比其文学方面的意义要更大些。

在年复一年的匆匆中，农民起义进入了传奇，永远在故事和记忆中存在，但围绕农民起义这个问题，在许多观点上，主流的历史学家争论了很长时间，由于一些时代因素至今没有最后的结论。众所周知，我们曾经对历史上被视为流贼的农民起义进行热捧，使农民起义一度被视为“正义”的化身，陈胜、吴广，还有方腊、李自成、洪秀全等，全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近年来，随着新儒学、保守主义、权威主义的兴起，一些人采取了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农民起义多予贬低、丑化与否定，甚至大加挞伐，有“匪盗说”、“无用论”，还有“破坏性”等理论与说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取向，实际上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如何全面透视和评价古代农民起义，历来就有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得出了南辕北辙甚至截然不同的结论。要作出公允的判断，关键是否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的立场是最本真的立场，是人世间最大的立场。如果不从人的立场出发，那一切所谓的立场只是一种功用场所。

当然，真正的人的立场的确立，是一个民族崭新的文明史观的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不仅伴随着这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要求这个民族具有符合科学精神的正视历史的勇气。由此，决定了古代农民起义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继续写下去的题材。

说实话，触及农民起义这个有争议的题材，起初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一则手头上缺乏许多需要的资料，且过去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系统研究；二则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学术界，对某些农民起义的定性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出于对这一话题的兴趣，更是出于对其研究意义和价值的再认识，硬着头皮写下了这个题目，并一个劲儿地往里“啃”了起来。不过，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提醒自己力求在以下两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在对中国式农民起义的特点与规律性的归纳上。拙作透过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一系列事件，从中对起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时代背景和历史影响等方面的特点与规律作了粗略的归纳，并且对如何解开这个死结，以回放历史的形式提出了命题，给大家留出了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同时，也用一定的笔墨对东西方起义这档子事作了比较分析，从而扩大对中国式农民起义这一历史产物的认识宽度。

二是，在体例与读者关系的把握上。如果把拙著比作一盘菜肴的话，纪实则是其菜系，史料则是其原料，随笔则是其调味品，努力让历史上的那些“揭竿”的农民兄弟们鲜活起来，让人回味、让人思考。这个要求对于笔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但做这样的尝试，主要是为了拉近与读者的情感距离。

历史的脐带喂养了昨天，也连襟着今天。

把历史和现实拦腰斩断的民族，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复制过去的经验却忌谈以往的教训，也不是一个理智的民族。在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过去对它作用的夸大，是不合事实的；但现在出现的对许多农民起义一概否定，更是不着边际且不负责任的。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一味地苛求我们的前人在历史抉择中给予后人多少警示，而是我们当代人需要站在人的立场上不断进行反思，作出符合实际的抉择。

由此，我想起了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一句名言：“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如实陈之，乃写作初衷。是为序。顾伯冲二〇一三年六月一日结稿于北京净土寺第一章一个古代的中国特色一“举”连两“朝”

公元前209年7月的一个夜晚，在蕲县大泽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宿州市墉桥区西寺坡镇涉故台村，有一个人趁着夜幕，将一根根白色小布条，塞进了鱼的肚子里。此时，不远处的一座破庙里，突然亮起了一堆堆篝火，周围有疑似狐狸的野兽在一阵阵地凄叫着，叫得空气也有点寒颤，更不要说人了。

当时，这个人根本没有想到，就是他这双粗砺的双手往鱼肚子里塞布条的时候，同时也将一种独特的王朝更迭周期现象“塞”进了中国历史。

这个人何方人士？尊姓大名？谁也不知道了！只晓得他是困驻在这里的900多名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的戍卒中的一员。他们本来是应朝廷征召急匆匆地赶往渔阳（现在的北京密云）去屯戍的。秋汛时节，天灰云暗，偏偏遇上天公不作美。路迢迢，暴雨如猛虎；水漫漫，村落如沉船。眼下谁也没有办法，只能在这里耗着，等着老天一放晴再上路。但是，寂寞已使得他们感到精神和肠胃一样饥饿，只有靠梦和回忆来喂养自己。

到了7月15日，那个空气里已经弥漫着血腥味的早晨，这些正在酣睡中的戍卒，想不到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正等着他们去完成。这就是中国封建帝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陈胜、吴广起义的前奏。

秋风裹着凉意，时序似乎要美美地在这里打上几滚，让马蹄踏破历史的经纬。

就在这一天，这900多名戍卒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敲响了秦王朝政权的丧钟，使这个刚刚诞生的嬴姓帝国如流星般地在历史的天空中转瞬即逝。“大泽乡”由此也成为了传诵千古并有特定内涵的地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成为了每逢改朝换代之际人们最为响亮的励志名言；袒露着右臂的陈胜、吴广站在高坡上，一个人挥着巨手，另一个人紧握着长剑，以大智、大勇、大义去撞击那个时代，在华夏民族的历史天空中留下了一个独特且永久的造型。

历史的发令枪由此猛然打响。古代中国王朝兴替，基本上一次次地复制着陈胜开创的这一条道路，变得更加血腥而诡谲。当然，这是一种民意的表达，却没有采用和平的方式。

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古代中国的农民绝对是个弱势群体，他们肩负着缴纳国家绝大多数税赋的重任，却在社会中没有自己的投票权，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今，把他们逼急了，只好流着鲜血乃至捧着“鬼箱”来投票了。

翻开中国二十四史，不难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大清王朝垮台的2132年间，出现了26次改朝换代。就是再往远一点说，从夏朝到清代，没有一个王朝的寿命达到一千年，最长的周代，是856年；最短的是五代的后汉，仅4年。千秋江山，万世永固，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每一首封建王朝更迭的序曲，总是缘于农民起义。

冥冥之中，这些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翻来覆去的政治洗牌，是什么不可预测的力量在决定历史的走向？在已远去的历史中，究竟又有多少让人扼腕而叹，或拊掌而笑的故事呢？真是耐人寻味！

相比之下，欧洲有中央集权色彩的帝国只出现在15～18世纪封建制度逐步解体的短短的300年中，而且这些帝国只是扮演了促进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角色，并未呈现长时间的持续的王朝更替的现象。

中国古代朝代更替缘于“王朝重构的同一性”和“王朝衰落的必然性”两个方面，进而出现“王朝更替的循环性”。在灾难的血泊中，一个旧的王朝在终结，一个新的王朝在漫天血色里分娩了。农民起义一“举”连两朝，这种中国式的朝代更替模式，在世界史上也是比较独特的。这大概可以算作一个古代的中国特色吧！

这里，让我们对中国历史上那些经典瞬间进行回溯和重放，在各自视角的空间中咀嚼值得回味的部分，温习那一幕幕让人心惊肉跳的活剧。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但秦帝国这个头没有开好，起讫不过15年。从公元前256年秦灭东周起，嬴氏家族经过秦照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和秦始皇等几代君王130多年的忙乎，换来的竟是个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最终的灭亡缘于陈胜、吴广发动的农民起义。

新莽王朝是由王莽篡权，从延续了215年的西汉王朝接过来的，也是一个短命朝代，起讫只有15年。王莽执政期间虽有一些革新举措，但基本上继承了西汉的官僚体制，且作为一个政权的时间较短，许多史学家并不承认他是一个独立的王朝，而是作为西汉末年的一个“尾巴”。不管如何，作为新莽王朝也罢，还是作为西汉、东汉间的一座“门槛”也好，其政权是在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农民起义和琅琊（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等领导的赤眉农民起义军手上结束的。

元王朝是由蒙古人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正式称为“元”的年头稍微短了些，只有97年，但若加上他们统一中国前的地方政权的时间，还算是比较长寿的。元朝是一个外来者（非汉人）建立的政权，管理国家的水平较低，不注重先进文化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只崇拜武力，再加上晚期实行暴政，民族矛盾突出，导致了韩山童、刘福通、朱元璋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相继爆发，这个马背上的王朝从元大都的深宫里被起义的农民赶回到蒙古大草原，继续过上旧时与牛羊为伍的日子，经营发展他们的畜牧业去了。

明王朝是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的累累白骨上建立起来的一个长达277年的朝代，最后又在陕西米脂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手上终结了。这真是历史的宿命，李自成的“老师”朱元璋在九泉之下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这是历史的轮回、命运的轮回、生命的轮回，还是“一报还一报”的孽缘呢？只有天知道！

李自成是学问升级版的朱元璋，如果论综合素质特别是谋略、手段等方面，李自成远不如朱元璋，但若论习性、秉性和心理健康状况，两人则在伯仲之间。

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政权，是由满族人苦心经营起来的。它有过辉煌，“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回光返照般的一抹晚霞；它有过屈辱，竟与老外签订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这个王朝在中国的历史时空里跌跌撞撞地走过了268年，加上它入关前的28年，共有296年。晚清时期，全国发生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农民暴动，内忧外患，千疮百孔，辛亥革命只是给了它摧枯拉朽般的致命一击。在冲天的炮火中，北京最后一个皇帝宝座上的金光骤然车载斗黯淡，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国就此悄然落幕了。

还有一种情况，有的帝国龙椅上的主人虽然不是直接被农民起义军赶走的，但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给了他一个接着一个的当头猛击，使他的王朝的根基一次次被“松土”，直至被新王朝取代。

东汉王朝在风云变幻、诡秘莫测的三国时期结束了它196年的历史，一代枭雄曹操的儿子曹丕为它画上了句号。不过，东汉的挽歌早已在黄巾起义之际就奏响了。不仅如此，在这之前的50年之内，张角的前人就多次发起武装暴动。今天，我们能够从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里欣赏精彩故事，还得感谢张角及他的先驱者，如果不是他们用血肉之躯作了铺垫，“三国鼎立”的局面就不会在中国的历史里出现。让戏迷和读者们记住他们吧：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公孙举、东郭窦起义；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朱达起义；汉延熹三年（公元160年），泰山农民起义；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零陵农民起义；汉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桂阳农民起义；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朱盖、胡兰起义；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许生起义；汉光和三年（公元180年），苍梧、桂阳农民起义和黄穰起义。

西晋王朝是在收拾三国残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可惜，西晋王朝寿命不长，只有51年历程。导致此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是出了“内鬼”，被曾在体制内担任左部帅、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的刘渊建立的中原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匈奴汉国政权取代。但“内鬼”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被当时先后爆发的齐万年、李特、张昌、王如以及杜弢等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牵出来的，其中李特之子李雄还在四川建立了“成汉”政权。

隋王朝是公元581年3月，由北周静帝以杨坚“众望所归”为借口下诏宣布禅让的，到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兵变中被部将所杀，再至恭帝杨侑苟延残喘一阵，总共折腾了38年时间。令人想不到的是，隋朝的杨氏天下竟是被杨广的表兄、太原留守李渊改姓为唐的。本来，李渊是帮他的姨父杨坚和表弟杨广守江山，并且履职尽责，政绩卓著，可到了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邹平（今山东邹平西北）人王薄在长白山（今邹平南）首先率众起事，之后两三年间，起义风暴席卷全国，农民起义军多达百余支，人数有百万之众。真是“墙倒众人推”。此时，一直靠隋炀帝杨广吃“财政饭”的许多地方官吏豪强也乘势起兵反隋，纷纷割据一方。大表兄李渊大概眼见这个老弟大势已去，不知哪根神经触动了他，萌发了自己单干的念头，并且说干就干，乘虚进军关中，夺占长安（今西安），称帝建立唐朝。

唐王朝在世界东方曾整整屹立了290年，而且在历史的概念里具有多重指代：强大、开放、包容、和谐。它被公认为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被比喻为文化精神的奇葩，被标扬为民族复兴的坐标。公元907年4月，起义老兵朱温废掉唐哀帝，自行称帝，改名为晃，建都开封，国号为“梁”，史称“后梁”。从此，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纷乱时期。

这个后梁太祖年少时“勇有力，而温尤凶悍”，“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称帝后流氓成性，竟然和其所有的6个儿媳乱伦“扒灰”。这样的“混混儿”何德何能，居然将大唐王朝结束在他的手上？据说，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军师敬翔，另一个就是他的老婆张惠。不过，这两个人即使再厉害，但有个前提千万不能忽略不计，那就是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东人裘甫举起反唐的义旗，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黄巢义军被镇压，短短25年间，农民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省，唐王朝的命运基本上进入了“倒计时”。朱温的废唐举动，只是顺手牵羊的事情，称帝当然不费吹灰之力了。

宋王朝经过了321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前者在没有底力的繁华中炫耀了168年，后者则偏安江南153年，时间也不可谓短暂。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亡于异族，这也许是冥冥之中命运之绳索所系。北宋以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父子俩被女真人掳掠至金国都城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而宣告终结；南宋以宰相陆秀夫含泪背起年仅8岁的小皇帝跳海自杀而宣告覆灭。异族虽然凶顽，但关键的问题还是祸起萧墙。两宋期间，农民起义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规模较大的有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和钟相、杨么起义，而在南宋建立以后，虽然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起义，但各地的农民暴动却是层出不穷。与其说是异族推翻了两宋王朝，还不如说农民起义先为它掘了墓。

当然，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是彻底的军阀混战的年代，演进的是另一种方式，但其前奏都是农民起义。仅南北朝时期，就发生了由赵广、盖吴、破六韩拔陵、莫折大提、杜洛周、鲜于修礼、葛荣等发起的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不断，再加上军阀混战，将当时的天下搅成“一锅粥”，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般更换了8姓14个皇帝。

回望历史的烟波，我们这艘栉风沐雨的古国方舟上，曾经因农民的揭竿而起，上演了多少雄浑的时代壮举，也出现过多少激荡的悲欢离合。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罗贯中老先生的政治眼力和艺术功力，是他在《三国演义》一开头就一语道明：“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是对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最好的总结，也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历代王朝兴亡，是农民兄弟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推动着周而复始的循环，但这并非单纯的回归，也绝对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其内在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它也不像一个“不倒翁”玩具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应该似螺旋梯一样，是在不断的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的。这也证明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一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起义排行榜“起义”一词，现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要算20世纪70年代了，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那时候能够识上几个字的人，都能认得这两个大字。不过，何谓起义这个问题也许会把很多人都噎住。这也难怪，就是现在的一些权威人士对此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性定论。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历史上的农民暴动到底哪些属于起义？多大规模的能够算是农民大起义？一些一边打家劫舍，一边与官军对抗，并打出了类似“替天行道”、“公正公平”旗帜的落草为寇的农民，还能否列为农民起义的行列？

实际上，“农民起义”这个词语本身是过度抽象和简化了的一个概念。大概，在庸常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人们觉得农民起义应该是一个地方或多个地域的种田过日子的人聚集暴动、哗变、造反，是一种群体性事件。严格一点来定义，应该是农民有纲领、有组织、有目的地反抗既有的秩序或建制的活动，表达出农民阶层武装反叛当时社会行政阶层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反映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激烈冲突。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国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无论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还是其抗争程度之激烈、影响之广泛，均在世界史上首屈一指。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中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一节是这样记载的：“群盗蜂起，不可胜数。”这正说明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已遍地燃烧；在其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中有关明代农民起义的一节记录如下：“起义规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多的也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次数不下四百次。”

有些农民起义在帝国历史的急流中隐身了，再也找不到有关它们的记载，它们就像一颗颗流星，在深夜的天幕上一划而过，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然中国封建时期农民起义有无数次，那也就无法准确计算其具体数据了，关键要看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农民起义有哪些。目前，史学界和历史教科书公认的有42起，分别是：>中国封建时期农民起义基本概况简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

从事发的形态看，这些农民起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突发型。事先没有预兆，属于临时性的突发事件。例如，发生在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连旗帜和武器都还没有准备好。另一类是预谋型。这种起义，有组织、有准备，一般都有理论基础。例如：如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是以儒家忠义和江湖义气为指导思想发动起来的；东汉末年张角利用太平道组织起义军，靠宗教思想起家。

面对着眼前飞扬的一个个鲜活的农民起义领袖的面容，还有流逝的岁月怎么也带不走的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我们不由得感叹：在这块伟大的土地上，有许多故事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里，让我们来一个“今为古用”，用现在比较时尚的“排行榜”方式，让那一场场农民起义也来个“排排坐，吃果果”。

最早有农民参加的起义：国人起义

入榜理由：时间最早，资格最老，种地的老农扛起了锄头冲进了王宫。

在中国古代史上，要说第一次农民起义是谁发动的？也许陈胜、吴广是当仁不让的。其实，早在公元前841年，在陈胜、吴广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前63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这里的“国人”不是指农民，而是指居住在王畿内的平民、手工业者、小奴隶主等人。但不要以为奴隶社会没有农民，特别是周厉王时代，在郊外已经有一些土地由这些人耕种，只是他们数量很少而已，尚未形成一个阶层，更不属于一个阶级，可那时确有农民的因素。因而，关于这份“之最”的荣耀，陈胜、吴广就别与“国人”争了。

最早以政党形式组织的农民起义：捻军起义

入榜理由：第一次让“党”旗在战场上高高飘扬。

十九世纪初，安徽北部及河南、山东、江苏等省部分地区的农民秘密组成“捻党”，为首的张乐行实行五色和五色镶边旗军制，颁布了以反抗封建压迫、寻求生活出路为主要诉求的具有政治纲领性质的《布告》和军事纪律。公元1851年，他们在河南南阳、南召、唐县（今唐河）等地聚众起义，捻党从此由分散的秘密群众团体转化成为公开反清的党派及其领导的农民武装。次年，张乐行、龚得树等在安徽亳州雉河集（今安徽涡阳西北）一带聚众万余人，攻克河南永城等地。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大军挥师北伐，进入黄河、淮河流域，捻党抓住时机，纷起响应，在皖、豫、鲁、苏、鄂交界地区纵横驰骋，形成十余支相对独立的队伍，并逐步趋向联合。

最早进行多兵种作战的农民起义：孙恩起义

入榜理由：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是第一次正式组建水军，并初步形成了一套水上作战的战法战术。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反晋起义长达12年之久，水军规模较大，形成了上下衔接、功能互补、隶属正规的内部建制，并且在对什么样的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样式，领导者都有了一套自己的指挥规则，由此这支水军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数次威胁东晋京师建康，动摇了东晋的统治基础。也许是水上的“一招鲜”使他们只注重水上游击，而没有建立陆上稳固的根据地，几次错失有利战机。后来，在晋军的反扑中，只能退回海岛，使已取得的战果不能得以巩固。

最早的农民起义女领袖：吕母

入榜理由：发动农民起义的女性第一人，从组织准备到指挥作战，都由她来掌管。

吕母，出生于西汉末年的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的一个富户家庭，她的独生儿子吕育曾任县游徽，掌一方巡察缉捕。王莽新朝天凤元年（公元14年），吕育因没按县宰的吩咐去惩罚那些交纳不起捐税的百姓，结果被县宰杀了。这真可谓是“因爱民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为了给儿子报仇雪恨，经过3年的准备，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吕母登上奎山西麓的土台祭天，自称“将军”，点兵遣将，亲率勇士三千，浩浩荡荡地杀奔海曲城，活捉了县宰，并拿他的首级到吕育坟前祭奠。为此，吕母声名大振。

农民起义频率最高的朝代：元朝

入榜理由：一个年份竟发生了400余次起义，这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的。

由于封建时代的各个王朝寿命长短不一，要说农民起义次数之多，那长命的王朝肯定是占了“便宜”的。这里，只能用起义的频率来计算，才能客观反映那个朝代的社会矛盾情况。要说这个“桂冠”，当属元朝了。《中国史稿》有载：“在号称全盛的忽必烈统治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忽必烈统治时期，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根据元政府统计，至元二十年，大小起义二百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就增加到四百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尤以浙、闽、广交界地区最为激烈”。这种起义的频率可谓是各朝之冠了。

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

入榜理由：大半个中国被他们搞得天翻地覆。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历时14年，席卷18省，曾占有中国半壁江山，实际控制的区域发展到23个府州，总面积150多万平方公里。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论疆域，他们曾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北等省建立过地方政权，实施过有效统治，如果加上遥奉太平天国为正朔政权的地方，还有云南、贵州等地，势力所及大半个中国，其相对稳定行政区划下统治过的人口累计在5000万到1亿之间。所谓的有效统治，最低限度是建立过地方政权，任命过地方官员，并且实施过有效的治安、税赋管理。论军事实力，太平天国的军队曾攻下过600多座城池。

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大藤峡起义

入榜理由：起义军的英勇作战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明朝的起讫时间，前后持续两个半世纪。

从洪武年间开始，到天启年间为止，大藤峡起义前后历时250余年。大藤峡又名断藤峡、永通峡，位于黔江中下游的武宣至桂平间，长约百里，两岸崇山峻岭，江水迅疾。这里聚居着瑶、僮等少数民族和部分汉人，以瑶族为多。明朝政府较早在这一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利用食盐垄断和专卖等手段，迫使瑶、僮族（今称壮族）百姓服从管理，遵“纪”守“法”。可这些措施适得其反，激起了大藤峡地区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起义军此起彼伏，前仆后继，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0余次，主要有侯大苟领导的瑶、僮人起义，势力扩展到广东等省。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官军调集16万人前去镇压，起义军有近7000人被杀。

准备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入榜理由：十年磨一剑。

张角利用自己掌握的医术，一面给黎民治病，一面传布太平道，并将自己的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其中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指定一名负责人主持工作，逐渐发展成为地下军事组织。经过10余年的经营，太平道的力量十分强大。公元184年3月初五，张角根据突然变化的形势，当机立断，宣布起义。他自称“天公将军”，称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所有起义的农民头上都裹着黄巾，作为标志，故称“黄巾军”。

准备最仓促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

入榜理由：临时动议，说干就干。

陈胜和吴广这哥俩本来并不相识，后来当了戍卒的小头目，碰在一块儿，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朋友。他俩从担心被官方惩处商量准备起义，到激杀两位营尉，再到袒露右臂，举起“楚”字大旗，先后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现在看来，这场倾盆大雨造成的起义机会，是在这两个没有思想准备的人面前闪过的。

最成功的农民起义：朱元璋起义

入榜理由：过程做得天衣无缝，结果完全如愿以偿。

这个朱重八惶惶地走出皇觉寺，走向濠州，走向金陵，走向权力的顶峰，开创了一个寿命近300年的王朝。毛泽东在《智囊》一书中阅批：“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李世民随他老爸李渊起事，最终建立了唐朝，让江山改姓李氏，并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而是军阀混战的收场。要说最为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那当属朱元璋了。他的成功之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并推行“缓称王”的战略思想，避免了树大招风，四面受敌，对维护他的生存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二是在当时众多农民起义军领袖中，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无人能及；三是治军严整，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这样的军队不仅元军无法与其相比，其他起义军也不可望其项背。至于后来，朱元璋杀大臣、排异己，那已经不是起义的这档子事了，而是他治国方略的问题。

最残忍的农民起义：黄巢和张献忠起义

入榜理由：杀人手段之残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发明了许多吃人的方法。

这里，先说说黄巢的食人纪录。据有关史载：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黄巢这座食人工厂，到底一共吃掉多少人？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将朱粲的食人法发扬光大，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流水作业，日夜不辍，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扩大原材料供应渠道，“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食人纪录。

再说说张献忠杀人史。有关史载：张献忠攻克和州，“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亘古未有”。尤其骇人听闻的是，他曾两屠成都，造成了成都一条街道上的居民互不相识达10余年之久。离开成都前，他命令各将士自行杀其新收妇人。张献忠把自己的300名后妃只留20人，其余全杀绝。他还为杀戮找个歪理来支持：“脱离妇女拖累，前行无阻，定取天下。”

最悲壮的起义：袁晁起义

入榜理由：以被活活饿死的抗争方式结束了这场起义。

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朝廷追征租调，搜刮粟帛，农民不堪负担，纷起反抗。原为县衙小吏的袁晁率众在唐兴县（今天台县）起义（一说聚众占据今浙江舟山岛），后来发展为20万人，严重威胁着唐朝政府在该地区的统治。是年十二月，起义军与官军在衢州（今浙江衢县）大战，起义军失利。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三月初四，官军再次击败起义军。四月，两军经10余次交战，起义军战败，袁晁被俘，于次年十一月二十日就义于长安。其弟袁瑛率领500名骑兵冲出重围，占据宁海西北40里的紫溪洞，凭借险要地势抗击官军。官军扎营洞口，层层封锁，切断他们的粮道。就这样，袁瑛和500勇士在内无粮草、外乏援兵的绝境中，顽强抗击官军，直至全部饿死于洞中。

最窝囊的农民起义：李自成起义

入榜理由：长熟的“桃子”被人摘了，好不容易煮熟的“鸭子”飞掉了。

这个闯王的确是生之不甚伟大，死得更为窝囊。当年，如果崇祯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抽调精锐对阵李自成，那历史真要改写了。明朝一直忙着关外战事，兵力捉襟见肘，给了李自成煽风点火的机会。在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中，这个闯王干了许多窝囊事：作为农民起义领袖，麾下兵锋已至北京城下，取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已成翻手之事，他却出人意料地要与崇祯和谈，条件是割据西北。看看，他就这点儿出息。后来，大顺国在西安一成立，他就在老家米脂大兴土木，建造行宫。兵败山海关后，清兵紧追不舍，他狼狈逃回北京后不是抓紧时间整饬军备，却急呼呼地称帝，年号“永昌”，接受百官山呼万岁。第二天，他便起了个大早，溜之大吉。这个“闯王”最终的下落也很蹊跷，史上有很多说法，最流行的是说他在湖北九宫山被农民程九伯一锄头拍死。有人说，当时程九伯这个哥们“以为他是贼呢”！历史真会开玩笑，农民起义军领袖最终窝窝囊囊地死在农民手里，程九伯这个普通山民一不小心留名青史了。

这真是“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揭竿”的那些人“揭竿而起”这个成语出自西汉贾谊的《过秦论》，讲的是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时，人们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后来简化成“揭竿而起”，逐渐演变成了农民高举义旗、起义反抗的代名词。

中国古代有影响的农民起义的旗帜下云集了少则几千人，多则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那么，这些“揭竿”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现在，有人提出农民起义的领袖并非都是农民，有的领导成员本身就是起义该“专政”的对象。以妇孺皆知的水泊梁山为例，其主要领导成员如晁盖、宋江、柴进、卢俊义、吴用等，或是“员外”，或是官衙书吏，或是贵族遗少，或是秀才学人。在梁山泊众头领中，80％以上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军官、商人、官吏甚至僧道。不过，从占起义军主体地位的小喽啰们来看，他们的身份应当还是属于农民。至于说梁山泊的领导人，晁盖、宋江、卢俊义、公孙胜出身都是地主，以此来否定梁山泊队伍是农民起义的性质，难免有点以偏概全。

在封建帝国中，农业作为大多数人所从事的一种职业，是唯一没有职业准入要求的行业，无须任何资质，体现了社会对农业职业技能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尊重。由此，也带来对农民身份界别的模糊性，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常常是农民与非农民相互交织、叠加。

判断历史上那些形式多样的起义及其队伍的性质，不能单一地以其领导人的家庭出身或从事过什么职业为标准，而是要看他们举的是什么旗，走的是什么路，还要看队伍的主体是什么样的身份。

大凡那些在当时或者让后人叫得响的农民起义，其参与者主要有这样几类人员：

举事之初，主要参与者是有组织的贫苦农民。农民，这个古老而松散的庞大社会群体，在中华大地上已存续了两千余年。同时，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为本分也最没有激情的一个群体，不会因人权、法权等涉及人性、尊严等问题向政府讨还公道，他们就是在“上吊差根绳”的情况下，也不会去与政府单打独斗的。分散状态下的农民是不会自发揭竿而起的，因为“枪打出头鸟”、“法不责众”的心理一直在他们心头盘旋。只有实在活不下去，并且碰上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时，才会闭上眼睛横下一条心，赤膊上阵，挺身走险去反抗政府。此时，农民的暴力才会集中起来，才会汇合成威胁统治地位的武装集团，发起冲击政府统治秩序的农民大起义。

大泽乡的烽火之所以能够瞬间燃烧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900多名来自农民的戍卒是在成建制地生活与行动。如果他们各自带着“介绍信”单个或三五成群地赴渔阳去报到，那么陈胜、吴广再怎么去装神弄鬼，恐怕也是很难将他们发动得起来的。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张角之前利用“太平道”对贫苦农民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按照《后汉书·皇甫高传》的说法：“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充、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元末的红巾军起义领袖韩山童从其祖父起，就利用白莲教进行了宣传组织工作，起义时又利用15万已经过上集体生活的修治黄河的民夫作为起义的天赐良机。

即便农民没有成建制地过上集体生活，但有一个让他们走到一起“揭竿”起来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他们的“饿”。这时，与其说他们是农民，还不如准确地说是饥民。失去了生活来源，要么等死，要么揭竿而起。饿死是死，造反也是死，要在这两者间作出选择，他们当时头脑里可能会产生条件反射般的反应：与其做“饿死鬼”，还不如做“饱死鬼”，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封妻荫子，留名千古，于是，开始用暴力从官府和富户手中夺取食物了。《后汉书·刘玄传》载：“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芘而食亡。”数十万饥民自觉地加入了樊崇发动的起义，新市人王匡附近饥民也大量加入，从而发展成为有百万饥民的绿林、赤眉起义队伍。

中国自古有“当兵吃粮”的风气。他们不知道“为谁当兵”，只懂得当兵就可以有饱饭吃的简单道理。《全唐五代词》卷七《敦煌词》中有云：“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十四五岁就到了边疆当兵，手执长枪东战西杀，虽然有了饭吃，可是想到背井离乡，生死未卜，不免低头落下了眼泪。

同样是贫苦的农民，在王朝即将崩盘之际，对起义这档事儿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取向。秦朝末年，东部地区起义风起云涌，声势浩大，作为秦朝老窝的关中地区没有丝毫响应，如一潭死水，不仅关中地主死心塌地效忠秦王朝，就是关中农民亦与关东农民起义军敌对，积极参与镇压行动。为什么呢？当年天子脚下的农民跟着现在朝廷里的大官们打败过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内心有一种优越感，自视高人一等，骨子里小看关东，因而保持铁板一块，忠诚地支持秦王朝。现在天下大乱，秦朝老窝里的农民又在“急耕战之赏”的秦制激励之下，得到功赏之补偿，愿为秦王朝效力。章邯所率的20万秦军基本是这些子弟。《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在巨鹿战役胜利后，对这些秦朝老窝里的“一根筋”的农民的愤恨一下子爆发了起来，当即下令在新安城南坑杀这20万已经放下武器的秦军降卒，上演了一幕带有复仇色彩的“以暴易暴”的悲剧。

哗变和退役士兵也是古代中国农民起义队伍的重要参与者。本来，军队是君王的根，历来是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的，但是在历史进程中的各个时期，四处充满着各种社会矛盾和斗争。其中，既有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和斗争，也有地主与贵族、地主与国家、皇帝与大臣、皇帝与豪强地主，甚至皇室成员内部、军队内部、皇室与军队等体制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矛盾和斗争。哗变的士兵参加或发动起义，就是这些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反映。

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北魏怀朔镇将葛荣和镇兵鲜于修礼聚众举行反抗北魏统治的起义，就是这种情况。那年一月份，鲜于修礼率领六镇“降户”在定州左城（今河北唐县西北）发动起义后，队伍很快发展至10万人。到了九月份，葛荣带领起义军北趋瀛州（今河北河间），在白牛逻（今河北蠡县境）袭杀北魏章武王元融，自称天子，号为齐国，年号广安。后来，攻陷殷州（今河北隆尧东），杀刺史崔楷，进围冀州（今河北冀县）。

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北魏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西北）人杜洛周聚众反对北魏统治的起义，也是这种情况。那年八月，北魏柔玄镇人杜洛周于上谷（今河北怀来）聚众起义，改年号真王。第二年正月，北魏驻扎安州（今河北隆化）的官军约2万人叛魏，响应杜洛周，加入起义军。

唐朝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至次年十月，桂州（今广西桂林）戍兵发动了反唐起义。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南诏北犯唐边时，徐州节度使孟球奉命招募兵士2000人，其中800人到桂州戍防，事前说好了服役3年可解甲回乡。可是已经过了6年，戍兵要求退伍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徐泗地区的观察使崔彦曾不仅耍赖，而且编造了这样的理由：“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戍卒一年。”这明摆着，要他们继续超期服役。那时，都虞侯许佶与军校赵可立、张行实、姚周等人不干了，首先杀死了都将王仲甫，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大规模的起义由此爆发了。

除了上述这些现役军人哗变起义外，还有许多退役军人也是参加起义的积极分子。

最为典型的是被曾国藩裁下的那些湘军了。当年，他们跟着主帅攻克天京（现在的南京），可谓是功不可没，本想事后弄个什么官当当的，没想到这个老家伙为讨老佛爷之好，随之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军。由于切身之利没有得到尊重和实现，被遣湘军心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随后便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浪潮，有的直接参加了农民起义。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三月，有人在武昌附近的金口歃血结盟，由黄矮子、欧阳辉领导，攻入咸宁县，经江西、湖南，入广东，在兴宁投奔了太平军。还有一些湘军士兵很快托身于哥老会。对此，当时就有人作出如下评说：“江湖落魄，年复一年，糊口无资，栖身无地，其流而为匪者，情也，亦势也。”湘军退役士兵从原先的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变成当时社会上反清起义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湘军宿将，后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并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刘坤一曾悲叹：“前则为国剿贼，今竟自陷于贼，将来为人所剿，良可痛心。”

当封建时代蹒跚至岌岌可危的晚期时，随着一些农民起义力量的迅速发展，许多手工业工人、商人等市民阶层也会卷入其中。他们作为中产阶级，既剥削雇工的利益，又受官僚的敲诈，加入起义队伍并不以直接更替政权为目的，而是想通过改良，维护本阶层的利益。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四月，临清市民一万多人痛打收税官马堂，焚烧税务署，打死工作人员37人。另有载：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税监杨荣，肆虐激民，民不胜愤，火其厨房，杀委官张安民。”其后，在湖广、云南、闽粤地区都相继发生了反对矿税的起义。例如，明朝采矿手工业工人反对矿官的起义，其中规模大的有英宗时代叶宗留领导的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交界的起义，后来他们与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行了联合斗争。

当然，不可否认，在众多的农民起义队伍中，不乏有匪盗出身的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现在的“绿林”一词，是强盗的代名词，这缘于西汉末年的王匡、王凤领导的起义。在当时或后人的眼里，他们就是结伙聚集山林之间反抗政府、抢劫财物的匪盗组织。从社会与人性的角度看，农民起义队伍里众多好汉都有鲜明的两面性。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这些农民为了生存或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自己兽性的一面不断膨胀起来，并浸染着当时复杂的社会心理和阶层情绪。

古代农民起义队伍的基本成分，不管是哗变士兵，还是失去土地的饥民，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就是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流落到城市而转化来的。在封建帝国里，农民这个职业是个母体，分化出许多子体的职业来，但他们身上仍有浓厚的农民色彩，与农民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烽火”燃烧的时空

过去，人们总把农民起义比作“革命烽火”，现在看来，这个比喻还是很贴切的。要说“革命”，一场起义下来，的确革了不少人的命，革地主、土豪的命，革贪官污吏的命，当然也革了不少体制之外平头百姓的命。要说“烽火”，起义军的确有放火的嗜好，队伍所过之处，常常是火光冲天，不仅烧宫殿，还要烧茅庐，以此来宣泄内心的怒火。

那么，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烽火”主要在哪里燃烧呢？时间和空间上是怎样分布的呢？是否有脉络可寻呢？

有！从时间的纵向和地域的横向来看，这种特征便清晰地凸现了出来。

先从纵向上看，以宋代为界。宋代以前的大规模起义多发生于北方，且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或其周边地带。陈胜、吴广点火于安徽，靠近河南方向；绿林点火于湖北，也是靠近河南；赤眉点火于山东；黄巾这把火燃烧起来前，也是在河南、山东一带冒出火星；隋末杜伏威、窦建德、李密起义火起于山东、河北、河南一带。黄巢也在山东起火的。

这不是偶然现象，是与当时经济社会尤其是人口发展的程度有着内在联系的。西汉时期，我国人口重心在河南、山东，人口密度都比较高。东汉人口密度最高的仍是河南、山东，每平方公里达75人。隋朝人口密度最高的也是河南、山东两省，河南最高，每平方公里75人。到了唐代，这种情况有所变化，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河南、浙江两省，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0人。此时，以浙江人口数量攀升为坐标，标志着南方的人口密度第一次与北方平起平坐了，于是，“烽火”于公元762年在浙东台州燃烧了起来，紧接着浙东又被裘甫于公元859年点了一把“大火”。不过，那时南方的“烽火”只是零星的，唐末大规模起义—黄巢起义，仍是起于河南、山东地区。

由此可见，宋代以前，我国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5人是一个社会面稳定的拐点，僧多粥少的矛盾刺激着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多发、高发、易发。

宋代往后，“烽火”在南方渐渐地旺盛了起来，并有超过北方的趋势。宋朝是多事的朝代，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其中，南宋只有半壁江山，农民起义规模虽然不大，但从来没有断过。稍有影响的方腊起义起于浙江，钟相、杨么起义起于洞庭湖。当时，宋朝人口密集区有两个，北方仍是黄河中下游，南方以浙江、福建、江西人口密度为最高。元朝人口重心完全南移到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诸省一带，北方虽然年年都有起义，但已经没有南方多了。明朝人口重心到了东部沿海地区，江浙人口密度高达150人，清代人口分布和明代差不多，只是人口密度更大，人口密度最高的江苏省每平方公里达500人，其他地方像山东、安徽、浙江也达到每平方公里人口为200～300人。明末的张献忠、清代的太平天国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是先后发生在南方地区。

宋代后农民起义“南多北少”的这种惯性，一直影响到清代末年。当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而北方各省却没有多少人响应。

再从横向上看，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多起于东部，且在东部地区发展壮大起来，“烽火”燃烧的频率与当地人口的密度和经济发展的程度几乎是成正比的。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于今天的安徽宿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分别发生于湖北京山、山东莒县，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也发生于山东，均属于东部地区。

再细究一下，历朝历代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发生在东部淮河流域。淮河像一根悠长的脐带，给各朝庞大的身躯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但是，淮河两岸的百姓长期受到天灾人祸的袭扰和统治阶级的盘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每每表现出顽强抗争和宁死不屈的性格。所以说，淮河也是一条不屈的河。

据统计资料显示，隋朝末年全国农民起义共爆发126次之多，而山东就有31起，占全国总数的25％强；唐末农民战争爆发于长垣，即今河南长垣东北，亦属东部地区；北宋方腊起义起于浙江青溪（今浙江淳安县境内）、宋江起义起于京东西路（今山东东平），皆在东部地区；元末农民起义起于颍州（今安徽颍上），徐寿辉起义起于蕲州（今湖北蕲州），郭子兴起义起于濠州（今安徽凤阳）均位于东部地区。

可见，那个漫长的封建时代，东部是起义的温床，也是起义者的墓地。

不过，这里有两个特例。明末李自成起义兴起于陕西，太平天国起义兴起于广西。这两次大规模起义兴起地都远离了东部沿海的人口高密度区。那时，人口高度集中的东部沿海没有发生大规模起义，起义却在西北、西南的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兴起，原因何在？从明代开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也日渐发达。像上海、苏州、南通、宁波、台州一带，农业耕地并不宽裕，人口却很集中，正是商业发展的结果。像苏州那样的富区，粮食主要依赖进口，而苏州的手工业品销往外地，大量非农业人口从事手工业或服务行业。由于商业的兴起，吸纳劳动力的容量比较大，城市一般不会出现大批饥荒，也就失去了大规模起义的客观条件，倒是穷山僻壤多易冒出“火星”来。

就农民起义的规模来看，大小之间没有太明晰的界线可分，只是随国家政权所处的状况而发生变化。一般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是在国家统一的状态下爆发的，小规模的一般则处于分裂状态之。历史上，有8次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中，其中有7次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为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创造了条件。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出现了半个世纪的三国鼎立局面，接着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又是东晋南北朝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裂和对峙；唐末农民起义后，也有半个世纪是“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后北宋虽然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但因仍有北宋与辽、南宋与金的长期对峙，严格来说还不是完全的统一。其他6次农民大起义后，虽然也出现过短暂的分裂趋势，其中太平天国在没有推翻清朝的情况下，与清朝对峙10多年，但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经过互相兼并和战争，完成了统一。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即便是国家统一与分裂状态也是如此。统一的政治局面，有利于举全国之力对经济和社会建设进行集中组织，同时客观上也有利于沟通农民之间反抗暴动的信息，容易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串联起来。而在分裂割据的政治形势下，由于各个割据地区之间的正常经济、社会和政治交往中断，也相应地分割了农民之间斗争组织对抗暴动的联系，农民大起义也就失去了先天条件。

分裂时期爆发的农民起义，那些领袖们虽然很有抱负和能力，也想干点大事，但都未能推翻当时的旧王朝。例如，北宋与辽对峙时爆发的方腊起义，方腊本人很有政治斗争的经验，起义后队伍发展到近百万人，但起义不过数月，便被北宋统治阶级镇压了下去。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宋辽的对峙使宋朝统治阶级可以马上调集大军南下镇压起义军。在分裂时期，统治阶级之间由于互相对抗和斗争的需要，往往在接壤的军事重镇驻有重兵。当农民起义爆发之后，统治阶级之间因为共同的阶级利益，缓和了彼此的矛盾，可以暂时统一行动来共同镇压起义军。例如，北魏六镇本为防御柔然（古代民族之一）而设，属于“狗防狗咬”的性质，但当破六韩拔陵帅六镇各族人民起义后，北魏统治阶级反而与柔然王阿那环勾结起来，共同把起义军镇压了下去。

普天之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并且最最不愿放弃的是既得利益。面对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统治集团内部的“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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