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评论(2016年第1期 总第21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巫永平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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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评论(2016年第1期 总第21期)试读：

本刊宗旨与投稿体例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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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释采用脚注。脚注以①②③方式，每页单独编号，另页有注释时，仍从①起依次编号。体例如下：

图书

[1]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第95页。

[2]Michael Pollan，The Omnivore’s Dilemma：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New York：Penguin，2006，pp.99-100.

[3]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28页。

文集

[4]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2页。

[5]John D. Kelly，“Seeing Red：Mao Fetishism，Pax Americana，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War，” in Anthropology and Global Counterinsurgency，edited by John D. Kelly，Beatrice Jauregui，Sean T. Mitchell，and Jeremy Walt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67-83.

期刊

[6]邓子立、王翠文：《冷战后中国何以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

[7]Joshua I. Weinstein，“The Market in Plato’s Republic，” Classical Philology，2009（104），p.440.

报纸

[8]鲁佛民：《对边区司法工作的几点意见》，《解放日报》1941年11月5日，第3版。

[9]《人民日报》：《壮哉，女排精神！》，2016年8月22日，第1版。

[10]Daily News，“Small Change，” February 2，2008，p.7.

会议论文

[11]马勇：《王爷纷争：观察义和团战争起源的一个视角》，“政治与精英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杭州，2012，第9页。

[12]Rachel Adelman，“‘Such Stuff as Dreams Are Made On：’God’s Footstool in the Aramaic Targumim and Midrashic Trad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for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New Orleans，Louisiana，November 21-24，2009，p.3.

学位论文

[13]肖顺武：《公共利益研究——一种分析范式及其在土地征收中的运用》，博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08，第3页。

[14]Mihwa Choi，“Contesting Imaginaires in Death Ritual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h. D. 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2008，p.5.

档案文献

[15]雷经天：《关于边区司法工作检查情形》（1943年9月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档案号：15/149。

网络文献

[16]刘国林：《参与处理石首事件的一些感言》，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50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6月29日。

[17]Masataka Harada，“GSA：Stata Module to Perform Generalized Sensitivity Analysis，” http：//econpapers.repec.org/software/bocbocode/s457497.htm，accessed August 8，2012.《公共管理评论》在收到稿件后一周内回复作者，三个月内就稿件情况给予答复。《公共管理评论》编辑部2016年6月论文

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

政府官员形象作为政府形象的一部分，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官[4]员的信任感和支持度，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和国家的评价，具体反[5]映为政府官员在民众中的知晓度及美誉度。本文从知晓度维度，探究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

随着政府官员在大众媒体的曝光度增高，加之网络对政府官员的[6]蜂拥关注，我国政府官员越来越重视形象设计。专门就官员形象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官方媒体过于美化、以偏概全的官员形象不可信，而网络才是政府官员和民众都认可的提高官员形象意识的有效手段。[7]其中，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因其互动性、即时性、公开性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煽动力，为改进官民互动方式和塑造官员形象提供了新[8][9]的渠道。由于接近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政府官员在社交网络中始终被视作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公共活动和个人生活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评价。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社交网络环境和话语体系下官员形象传播的特征及其效果。这些研究认为社交网络对于政府及官[10][11]员形象塑造既有积极正向的作用，也有不利的作用。例如，社[12]交网络的贴近性、互动性有助于拉近官民距离，为政府公共关系[13]提供双向传播的渠道，通过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信息而改善政府[14]机构及公职人员形象等；同时，社交网络中的虚假信息使得政府[15]形象传播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且降低网民对政府和公职人员[16]的信任及政治服从。无论如何，社交网络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更为多元和复杂的舆论环境是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都不能回避的。因此，积极利用社交网络工具建构良好的政府官员形象具有越来越紧迫的现实意义。[17]

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海内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以威权主义范式认识中国政治，后来又注意到中国政治体制中某些用“威权主义”难以解释的变化，如社会开放程度上升、政策制定更关注绩效、技术[18]专家在现代行政体制中作用增强等新特征，于是又冠以“碎片化[19]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软威权主义”（soft [20]authoritarianism）、“咨询性威权主义”（consultative [21]authoritarianism）、“威权的但也是参与的”（authoritarian yet [22]participatory）等子概念试图回应这些变化。政府官员通过社交网络与民众互动，也可视作威权政府使用新的方式接纳多元主体意见、允许其参与并影响政治过程的新特征，本文试图在威权主义对话的框架下，探索一种基于中国政府官员使用社交网络进行线上政治互动的新视角，来描述中国政治体系的新现象。

本文基于印象管理视角，使用新浪微博政府官员账号数据，从知晓度维度出发，考察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二 理论与文献综述

政府官员在社交网络中，通过控制和传递信息进行形象建构的过程，是一种印象管理的过程。本文受印象管理理论的启发，将其应用到社交网络环境下，探索政府官员形象建构的问题。（一）印象管理理论的启发

正如Ralston和Kirkwood所认为的那样，一切社会行为都是为了[23]建立或维护某种形象。早在19世纪，James“多重自我比喻”的思想就体现出个体出于对群体意见的重视而在不同群体面前表现出不[24]同的自我或自我的不同方面的策略，后来Alexander等一大批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社会交往要求个体具有自我监控能力、自我表现能力[25]和愿意使用印象管理技术。“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就是通过信息的沟通和互动来建立、维护或者精简自[26]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特征。印象管理作为控制和管理信息以影响他人对自己印象的行为或手段，近年来受到心理学、社会学、组织学和管理学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展开一系列实证研[27]究。Leary和Kowalski的两成分模型将印象管理分为印象动机和印象建构两个过程，前者指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的愿望，后者指具体产生怎样的印象以及如何产生此印象。本文对政府官员形象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印象建构及其效果，Leary和Kowalski认为印象建构的影响因素包括自我概念、期望身份、角色限制、对象看法、潜在社会形象等五种。

在研究范围方面，已往研究也考虑到情境因素，如公开场合、私[28]人场合对个体印象管理行为的影响。但已往所考虑的情境多数仅基于现实情况，对网络时代尤其是社交网络所带来的信息组织及传播形式、个人交互能力、社会互动方式及社会关系转变考虑不足。然而社交网络等新技术的发展的确使得个体身份建构的条件和方式发生巨[29]大改变，本文注意到传统印象管理与社交网络印象管理的区别，所以着重考察社交网络印象管理的构成要素和影响机制，尝试以政府官员的形象建构为例，建立社交网络环境下的印象管理模型。[30]

在研究方法方面，自从Paulhus的20项7分制印象管理量表、[31]Conroy等人的9项SPEQ问卷被广泛应用以来，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质疑采用自我报告方式的问卷调查方法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被调查者的印象管理策略使用情况，例如被调查者拒绝报告真实情况或对自己的印象管理行为无意识。问卷调查法的缺陷，使得学者们对印[32]象管理研究采用直接观察和测量的方法产生期待。本文尝试直接观察使用者的社交网络形象建构行为并进行编码，以建立基于行为本身的社交网络印象管理测度。

另外，由于国内外文化环境、价值观体系、性格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国外印象管理量表在中国可能是无效的。国内对印象管理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合中国情况，国内学者在社会道德维[33]度和人际关系维度对印象管理影响因素进行调整。本文从政府官员形象建构的角度，进一步对社交网络环境的印象管理策略进行探索。（二）社交网络中的官员形象

骆正林将政府官员形象分为客观形象、媒体形象、公众形象。[34]客观形象即政府官员在客观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是媒体形象和公众形象的起点。媒体通过选择和加工，塑造和传递的是“拟态环境”下的政府官员媒体形象。公众正是基于对政府官员媒体形象的思考和联想，形成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认知。在Web 2.0时代，社交网络用户同时作为信息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通过生产、使用、控制信息内容和[35]参与信息互动以建构自己的网络形象。经美国Reppler公司调查，逾90%的企业使用应聘者社交网络信息作为印象评价的重要指标。[36]

国外学者将过去美国政府官员的媒体形象归纳为害怕媒体的“躲避者”、毫无顾忌与记者攀谈以致泄露政府机密的非专业人士、通过频繁出席琐碎活动来争取媒体曝光度的“剪彩人”、按照媒体建议采取行动的“木偶”、掩盖或谎报信息的“说谎者”和通过讲话吸引媒[37]体的“引用者”等6种形象。如今的美国官员更善于通过策划“出镜形象”来树立形象。国外学者对政务微博或官员微博的研究仅是微博（Twitter）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曾证明微博确实能够作为英[38]美官员形象管理的工具，例如美国国会议员在微博转发关于自己[39]的新闻报道和发布日常生活来提升官员形象。

我国学者针对现实环境以及大众媒体环境，从语言系统、服饰系[40]统、行为系统三个方面提出塑造官员形象的建议，但针对Web 2.0时代社交网络的流行趋势，官员形象和印象管理研究者仍在理论阐述阶段徘徊。以政府官员微博研究为例，目前的实证研究只关注到对庹祖海、伍皓等明星官员进行个案研究，或者对来自同一类别、同一部门的官员进行局部研究，没有把握当前我国政府官员使用微博的整体情况。

本文对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将印象管理理论拓展到社交网络情境，并弥补问卷调查量表的不足，采用直接观察政府官员社交网络行为的方法，同时，将政府官员微博研究从理论探讨与个案分析拓展为对大量政府官员微博账号样本的定量研究。三 研究设计（一）实证模型与变量测量

如前文所述，政府官员形象一般包含知晓度和美誉度两个方面，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编码的客观性，本文对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建构的探讨，主要从知晓度维度进行考察。本文认为，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形象建构与线上、线下因素都是分不开的，并且线上影响因素既包括政府官员主动建构的身份特征，也包括在社交网络活动中体现出的行为特征。因此，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Popularity=αPosition+βVerification+γActivity+ξiiiii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Popularity表示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知晓度，i解释变量包括政府官员的任职经历Position（如任职部门属性、任职i经历的丰富性和影响力等）、社交网络身份建构的完整性Verification（即政府官员新浪微博账号的加V认证功能、头像、昵称i使用情况）和社交网络行为活跃度Activity（主要用页面设计、微博i数量、关注数量、微博等级等指标进行测量），并控制了政府官员的性别、微博使用时间、所在地域的网民覆盖率等变量（见表1）。表1 主要变量续表

1.社交网络知晓度

Jones等认为策略性的自我表现受到权力增长动机的影响。[41]Chen和Sharma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社交网络中，拓展关系网是[42]用户进行线上自我呈现的主要动机。从印象动机（如人情、面[43]子、关系等）的角度考察印象管理效果，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官员使用社交网络，具有提升影响力、增强感召力、拉近官民关系等动机。骆正林认为政府官员在媒体的出镜率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政治地位。[44]换言之，提高知晓度是扩大影响力的关键步骤之一。本文从知晓度维度考察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形象建构，并用微博账号粉丝数量表征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知晓度。

2.任职经历影响力

根据唐钧2012年、2013～2014年官员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官员形象高危群体依次是基层官员、准官员（指国企干部、教师、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人员等）、村干部和高层官员，并且部门差异较大；按照官员所属部门属性，官员形象风险较高的部门依次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党委部门、基层自治组织、国企、人大或政协、司法部门；由社会公众评选出的形象最差的官员群体分别是城管、学校领导、医院领导、村干部、警察、国企领导、民政干部。由此可以看出官员类[45]型及部门属性对官员形象和社会公众评价的影响。总体来看，官员形象高危人群通常集中在“窗口型”官员（执法类，如城管、公安等）、“贴近群众型”官员（主要是基层官员）和“准官员”（如村干[46]部、医生、教师等）三类。

根据已有文献，按照与民众打交道的程度，将政府官员分为面对面直接服务的基层官员和以对内决策管理为主的官员两类；按照政府[47]官员工作属性及内容，又可分为服务类与执法类。本文根据工作内容、与公众沟通的程度，将政府官员按照所属部门分为决策管理、基层服务、监督举报、文化宣传四类。同时控制了政府官员任职部门的个数及是否退休两个变量。

3.社交网络身份建构完整性

Goffman将印象管理比作戏剧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关注个体的自我表现（即对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选择）在社会互动中的建[48]构作用和个体在社会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Jones将Goffman自我表现的范畴扩大到控制他人对自己“个人特征”的印象。Tetlock等[49]对印象管理定义为“使形象受到社会赞许和社会认同的策略”，[50]并将印象管理与维持某种身份联系起来。本文通过一系列指标考察政府官员在社交网络中身份建构的完整性。（1）在我国，围绕官民关系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网络时代信[51]息公开化给政府官员形象带来的变革是降低其神秘性。但是，国内另有学者认为政府官员清晰的“身份标签”将拉大干群心理距离、[52]加深隔阂、造成不平等沟通、恶化官员形象。本文首先区分新浪微博加V认证功能对政府官员社交网络知晓度的影响。其次，对加V账号进一步分别考察部门、职务、姓名认证情况如何影响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形象。（2）Schlenker从情境维度指出个体试图控制社交互动中的形象[53][54]，也就是说个体可以采纳或执行某种类型的形象。举例而言，奥巴马的“温暖形象”、普京的“亲民形象”，都是领导人发挥自身[55]优势进行的有益的形象定位、策划和包装，是善用媒体塑造良好政府官员形象的表现。本文考察政府官员在新浪微博加V认证中对附加身份的建构情况，如新浪明星微博、学者型官员、作家或画家等等。（3）Erika Pearson的研究证明，可视化元素（如照片）对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助于在他人脑中建构个体形象[56]。Krämer等人针对社交网络印象管理的实证研究发现，挑选积极形象的照片和个人信息对印象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为了增加好友数量或粉丝数量，用户通常在社交网络中展示真实的自我，而非与现实生[57]活不同的形象。Stefanone等人的研究证明，为了扩大关系网络，[58]用户经常展示个人隐私。本文对政府官员社交网络身份建构的考察还包括微博账号使用头像和昵称的真实性。

4.社交网络行为活跃度

不少研究认为过去政府官员的媒体形象危机与其媒介素养息息相[59]关，应当改进媒体行为，例如主动介入媒体互动、利用媒体宣传来塑造积极地政府官员形象。在社交网络中，积极地更新内容、变换[60]风格、增加功能可以更有效地自我呈现。

一部分实证研究证明政务微博的对话沟通行为（例如微博主题、页面的黏性、回访的可能、循环对话等）对社会联结数有显著影响。[61]也有研究认为，政务微博更新频率与公众参与度不相关。[62]Krämer的研究认为社交网络中好友数量对印象形成的作用不大。[63]本文认为政府官员在微博上所表现出的活跃程度对社会联结存在影响，对微博的页面设计复杂程度、微博等级、发表微博数量、关注数量四个指标进行测量。

5.其他控制变量

Conroy等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印象动机不存在差异，但与其他人的研究结果共同表明了印象建构维度的性别差异，例如，[64]Berinsky经过问卷调查研究证明女性的印象管理得分更高。本文对性别、地域、使用微博的年限进行控制。（二）数据来源与描述[65][66]

本文以白驹导航网建立的新浪微博政府官员账号数据库为样本选择基础。截至2015年3月27日，该数据库收集到4311个新浪微博政府官员账号。综合新浪微博昵称、新浪微博认证、白驹导航网认证、百度百科、政府门户网站、媒体新闻报道等，本文对4311个账号对应的政府官员简历进行收集整理，以确定账号的真实身份、住职单位、职务等详细信息。

本文首先排除了1732个账号，包括军队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干部账号、政府部门官方微博账号，以及无法判断是否确为官员的账号，仅保留党政机关、国家机关、群团机关干部账号。

其次，通过整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1～2013年对新浪微博中公务人员行政级别分布情况的统计数据，本文将全部公务人员微博账户的行政级别分布和前200名、前300名最具影响力的公务人员微博账户的行政级别分布进行对比（如图1），结果显示，尽管县处级以下公务人员微博账户占比最大，但更高行政级别的公务人员的账户（如县处级及以上）更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因此，本文排除798个确为非领导职务的官员微博账号，如民警、科员、干事等。图1 2011～2013年新浪微博全部公务人员账户与Top200、Top300账户行政级别分布

注：笔者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1～2013年对新浪微博中公务人员行政级别分布情况的统计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2012，第19～20页；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2013，第7～8页；周大勇、王秀艳：《官员的媒介素养与政府形象传播》，《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年第8期，第96～99页。

最终，本文样本包括807个新浪微博认证为官员的账号、99个新浪微博认证为非官员但实际为官员的账号、875个没有认证但实际为官员的账号，共计1781个新浪微博官员账号。表2和表3分别汇报了本文主要连续变量和定类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表3 主要变量的频率统计（三）实证结果

表4给出了政府官员微博账号粉丝数量对各解释变量的OLS回归估计结果，分别考察社交网络身份建构的完整性、任职经历的影响力、社交网络行为活跃程度与政府官员社交网络知晓度之间的关系，并且进一步展示加V认证组和非加V认证组的情况，更具体地考察对加V认证组而言身份建构的哪些特征影响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知晓度，并对两组样本的政府官员的任职经历的影响力、社交网络身份建构的完整性、社交网络行为活跃度对社交网络知晓度的解释力进行对比。

1.社交网络身份建构完整性的影响

首先，表4（1）的结果显示加V认证的政府官员比不加V认证的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知晓度更高。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表4（2）又控制了政府官员微博账号使用昵称和头像的情况，发现加V认证对政府官员微博账号粉丝数量的影响仍然显著，说明在社交网络中网友更关注身份建构明确的政府官员账号。表4 社交网络身份建构与知晓度续表

为了进一步考察政府官员如何通过加V认证功能对社交网络形象进行管理，本文对加V认证组的政府官员微博账号加V认证部门、职务、姓名、附加身份的情况进行了细分。从表4（3）可以看出，认证了部门的官员可能因代表部门形象从而言行谨慎，造成了雍天荣所提出的“干群心理距离”，对微博账号粉丝数量有负向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显著；认证职务和认证姓名等信息更确切的政府官员更容易被网友确认出真实身份，这些能够被准确识别的具体个人在社交网络中受到的关注更多，这与Krämer等人的社交网络印象管理研究结论类似，身份建构的真实性对社交网络形象建构有积极的作用；当政府官员将专家学者、客座教授、作家、志愿者、一等功等明星头衔补充到微博账号信息中，便通过Arkin和齐美煜等人提出的“形象包装”策略提高了社交网络知晓度，验证了本文对建构附加身份以塑造良好政府官员形象的假设。

除了新浪微博提供的第三方加V认证功能，从表4可见，政府官员使用昵称将职务信息和真实姓名体现得越准确、越便于确认，粉丝数量越多；使用头像越清晰、越容易辨认，越容易增加粉丝数量，并且这种作用对于加V认证组政府官员微博账号更显著。Erika Pearson等一批国外学者得出的照片、个人信息有助于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建构同样适用，进一步说明在社交网络中，网友更青睐于关注身份明确、信息真实的政府官员微博账号。

2.政府官员任职经历的影响

政府官员任职部门和任职地域的个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官员任职经历的丰富性。表5（1）、表（5）说明政府官员任职经历越丰富，其微博账号的粉丝数量越多，并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政府官员任职部门属性后仍然是成立的，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曾在两个以上不同省市任职的政府官员，通常会被所在不同省市的网友关注，在其他方面影响力相同的情况下，这样的政府官员受关注程度通常高于仅在一个地域任职的政府官员；曾在多个部门任职的政府官员，具有提供多个领域信息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而网友的信息需求也是多元和广泛的，因此，具有多个部门任职经历的政府官员更容易被具有不同信息需求的网友关注。另外，本文样本中的退休官员，多数离职前身居高位，并在退休后成为经济、教育或环保等领域的专家，具有明星官员的属性，因此影响力更大。表5 任职经历与社交网络知晓度续表

在证明了任职部门丰富性正向影响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知晓度之后，为了进一步考察任职部门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本文又将四类部门属性对政府官员微博账号粉丝数量的影响进行了比较，从表5（2）、表5（3）、表5（4）可知，相比在文化宣传类部门任职的政府官员，决策管理类、基层服务类、监督举报类的政府官员在社交网络的知晓度更低，尤其对于基层服务类、监督举报类的政府官员而言，这种对比是显著的。有学者认为，由于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政府设有专门的信息发布机构，我国政府官员长期依赖宣传部，媒介意识淡薄、缺乏传[67]播自觉。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因为文化宣传类的政府官员与其他类别的政府官员相比，宣传能力和媒介经营能力更强，在社交网络中更活跃，所以更容易吸引更多关注。这种对比相对于决策管理类的政府官员并不十分显著，因为本文决策管理类政府官员中包含大量省、市、县（区）主要党政领导，是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68]的更特殊的群体，其社交网络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从表5（5）来看，尽管任职部门个数和是否退休作为政府官员任职经历影响力的主要变量，对政府官员社交网络知晓度的影响更加显著，但政府官员任职部门属性不同对微博账号粉丝数量的解释力仍然不可忽视。本文将唐钧就官员类型及部门属性影响官员形象和社会公众评价的结论，结合社交网络环境进行了验证。

3.社交网络行为活跃度的影响

总体而言，活跃程度越高的政府官员微博账号粉丝数量越多。微博账号或政务微博账号的关注数量、更新频率、页面设计对粉丝数量的影响，已往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首先，政府官员微博账号页面设计的复杂程度对粉丝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认为，网民对政府官员的形象期待一向是规范的、严谨的，因此社交网络中过于花哨的页面设计与政府官员形象背道而驰。其次，微博数量和微博等级对政府官员微博账号的粉丝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活跃的社交网络行为的确对提高政府官员的知晓度有帮助。然而，政府官员在社交网络中主动关注他人的数量对扩大自己的社会联结并没有显著的帮助，这与Krämer的研究结论一致。

另外，男性政府官员社交网络知晓度更高，并且政府官员所在省份的互联网普及率越高，其微博账号的粉丝数量越多。（四）讨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大量政府官员微博账号数据进行定量研究，从知晓度维度考察了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表明：第一，通过加V认证功能建构真实、详细的政府官员身份的微博账号，其粉丝数量更高。尤其对于加V认证的政府官员来说，社交网络知晓度更依赖于完整、真实、确切的身份建构，如具体的职务、姓名、头像等准确的个人信息和通过附加身份塑造的明星形象。第二，任职经历越丰富的政府官员，在社交网络中的知晓度也相应越高。相较于决策管理类、基层服务类、监督举报类部门的政府官员微博账号，文化宣传类部门的政府官员微博账号粉丝数量更多，因为具有文化宣传工作经验的政府官员更善于经营个人社交网络，提升自身影响力。第三，政府官员可以通过频繁的更新等活跃的社交网络行为赢得粉丝的关注，但是新颖、复杂的页面设计与社会对政府官员的形象期待不符，无益于提高政府官员的知晓度。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变量对加V认证的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知晓度解释力更强，对不加V认证的政府官员微博账号粉丝数量的影响仍然显著，但是不加V认证的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活动与普通网民更相似，本文针对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建构影响因素的研究变量对前者更为适用。

社会公众作为政府官员形象评价的外部评委，对官员形象评价有[69]重要影响。政府官员微博是政府官员使用社交网络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尝试，有利于提升政府官员的“亲和力”，改善政府官员形象，从而进一步缓解干群矛盾。利用好社交网络，是抓住新媒体技术发展机遇树立良好政府官员形象的契机。政府官员已然成为社交网络中备受瞩目的特殊群体。目前，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形象建构没有统一的范式，各有所长，来自不同类别部门的政府官员体现出一定的差别。总体而言，加强自身的宣传推广能力和网络经营能力对于提高政府官员个人社交网络知晓度是有益的。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的社交网络形象期待与现实生活中对政府官员的形象期待是一脉相承的，规范的页面设计、真实确切的身份标签可以增强政府官员社交网络账号的可信度，吸引更多粉丝的关注。在此基础上，频繁的更新等活跃的社交网络行为，有利于持续不断地拓展广泛的社会联结和维护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

社交网络形象建构，是中国政府官员与民众线上互动的起点，不仅代表了中国政府与政治新现象，同时也是国家政治体系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王绍光、樊鹏、吴伟光等国内学者已经从政策决策过程、媒体法律规制等经验入手，对海外学人的威权主义理论进行了回应和批判。本文从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建构入手，为这类理论对话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背景，并利用大量数据定量研究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最后，无论是线下的政府官员的任职经历，还是线上的政府官员微博账号的关注数量、微博数量、微博等级、粉丝数量，这些指标都是动态变化的，从本文的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使用微博时间长短与政府官员微博账号的粉丝数量呈现负向相关，尽管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但是，本文由于采集数据的难度，仅使用截面数据，对此不能做出足够的解释，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有待以后的研究继续探讨，例如，建立并不断更新政府官员简历库，持续跟踪和记录政府官员社交网络行为随时间变化而引起的经验和偏好的变化等，从而为考察政府官员社交网络形象建构的影响因素提供新的证据。

Factors Affecting Government Officials’Construction of Image on Social Network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Weibo Account of 1781 Government Officials

Meng Qingguo，Deng Zhe，Hang Chengzheng，Liu Yuanhao

Abstract：Social networks，such as Weibo，provide new channels to construct the imag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This article，based on data on the Weibo accounts of 1，781 government officials，investigates thos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pular imag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identiti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on Weibo can improve their popularity on social networks. This is contingent on the disclosure of complete，true，and accurate personal information；government officials with rich work experience，especially work experience in the area of propaganda，are more adept at creating personal social networks. Overall，active social network behavior can be beneficial to popularity on social networks. Appropriate strategies allow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engage in social networks more efficiently and hence to establish better image.

Keywords：Social Networks；Image Construction by Government Officials；Management of Impressions

[1]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39）支持。

[2] 孟庆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党委学生部讲师。杭承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刘源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3] 齐美煜：《政府官员形象的塑造策略》，《新闻世界》2013年第7期，第307～308页。

[4] 叶啸、关欣、叶中华：《风险社会视域下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及建构策略研究——基于15起“邻避”事件的案例分析》，《公共管理评论》2014年第1期，第32～46页。

[5] 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第65页。

[6] 衡洁：《六十年官员形象之变》，《政府法制》2009年第31期，第28～29页。

[7] 张朝丽：《网络时代的“官员形象”》，《领导文萃》2009年第6期，第15～20页。

[8] 冯伟、王国华、王雅蕾、邓海峰：《官员微博传播与评论者行为——一个实证研究》，《情报杂志》2012年第8期，第5～11页。

[9] 姜晨：《从舆论传播技巧看政府官员的媒介形象塑造》，《新闻知识》2009年第12期，第20～22页。

[10] 柳帆：《新媒体与官民互动探析——以新浪微博为例》，《新闻世界》2013年第8期，第114～115页。

[11] 雍天荣：《地方官员形象重塑的困厄——身份标签拉大干群心理距离》，《人民论坛》2013年第7期，第44～45页。

[12] 王海东：《新媒体时代官员媒介素养的提升及形象塑造策略》，《东南传播》2014年第4期，第86～87页。

[13] P.Mihaela and C.Cristina，“The Image of the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New Technologies，” Romanian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2010（4），pp.45-53；Indah Srie Lestari and Jae Yun Moon，“Understand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al Social Media：A Case Study of the Indonesian Regional Poli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CIS 2014 Proceedings，p.118.

[14] 员智凯、何海龙：《政府形象传播中的媒体作用初探——基于博弈论的视角》，《未来与发展》2014年第1期，第2～5页。

[15] Tobin Im，et al.，“Internet，Trust in Government，and Citizen Compli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2（3），pp.741-763.

[16]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概念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六七十年代，大体指一种介于极权与民主之间的整体形态。Eric Voegelin，The Authoritarian State：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n the Authoritarian State，Missouri University Press，1999；Juan J.Linz，“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Mass Polities：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edited by Erik Allardl and Stein Rokkan，Free Press，1970.

[17] 许瑶：《威权主义：概念、发展与困境》，《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2期，第83～91页。

[18]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Policy Making in China：Leaders，Structures，and Processes，Princeton University，1988.

[19] Francis Fukuyama，“Asia’s Soft-Authoritarian Alternative，”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1992，9（2），pp.60-61.

[20] Steve Tsang，“Consultative Leninism：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9（62），pp.865-880.

[21] Gabriele Geisslern（ed.），Authoritarian yet Participatory？Governance in the PR China in Times of Change，Commissioned by 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ermany，2006.

[22] Ralston S.M. and Kirkwood W.G.，“The Trouble with Applicant Impression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1999（2），pp.190-207.

[23]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田平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24] C.N.Alexander and G.W.Knight.，“Situated Identities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ation，” Sociometr，1971（1），pp.65-82.

[25] Baumeister R.F.，“A Self-Presentational View of Social Phenomena，”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1（1），pp.3-26.

[26] Mark R.Leary and Robin M.Kowalski，“Impression Management：A Literature Review and Two-Component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0（1），pp.34-47.

[27] Thomas A.Kolditz and Robert M.Arkin，“An Impression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lf-Handicapping Strateg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2（3），pp.492-502.

[28] 高飞：《Web2.0下的个人网络印象管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12，第1页。

[29] Paulhus D.L.，“Measurement and Control of Response Bias，” in Measure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edited by Robinson J.P.，Shaver P.R.，and Wrightsman L.S.，Academic Press，1991，pp.17-59.

[30] Conroy D.E.，Motl R.W.，and Hall E.G.，“Progress toward Construct Validation of the Self-Presentation in Exercise Questionnaire（SPEQ），”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2000（1），pp.21-38；Conroy D.E.，Motl R.W.，“Modification，Cross-Validation，Invariance，and Latent Mean Structure of the Self-Presentation in Exercise Questionnaire，” Measurem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xercise Science，2003（1），pp.1-18.

[31] 刘娟娟：《印象管理及其相关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2期，第309～314页。

[32] 李琼、郭德俊：《中国人的印象整饰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初探》，《心理科学》1999年第22期，第488～491页。

[33] 骆正林：《媒介时代政府官员的形象塑造》，《江南论坛》2007年第5期，第28～30页。

[34] 高飞：《Web 2.0下的个人网络印象管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12，第1页。

[35] “Managing Your Online Image across Social Networks，” http：//blog.reppler.com/2011/09/27/managing-your-online-image-across-social-networks/，accessed September 27，2011.

[36] 道瑞斯·A.戈瑞伯尔：《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7] Nigel Jackson and Darren Lilleker，“Microblogging，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UK MPs and the Use of Twitter，”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2011（1），pp.86-105.

[38] Jennifer Golbeck，Justin M.Grimes，and Anthony Rogers，“Twitter use by the U.S.Congress，”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0（8），pp.1612-1621.

[39] 骆正林：《媒介时代政府官员的形象塑造》，《江南论坛》2007年第5期，第28～30页。

[40] 曹峰：《协商式社会冲突管理——化解对抗的谈判过程与方法分析》，《公共管理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32页。

[41] Jones E.E. and Pittman T.S.，“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trategic Self-Presentation，” in Suls J.（ed.），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Erlabaum，1982，pp.231-263.

[42] Rui Chen and Sushil K.Sharma，“Self-Disclosure at Social Networking Sites：An Exploration through Relational Capitals，”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2013（2），pp.269-278.

[43] 李琼、郭德俊：《中国人的印象整饰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初探》，《心理科学》1999年第22期，第488～491页。

[44] 骆正林：《媒介时代政府官员的形象塑造》，《江南论坛》2007年第5期，第28～30页。

[45] 唐钧：《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唐钧：《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6] 齐岳峰：《大学教授的政府官员形象危机调查》，《小康》2012年第9期。

[47] 《衡量官员形象切忌以偏概全》，《领导决策信息》2014年第28期，第14页。

[48] Erving Goffm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Doubleday，1959.

[49] Tetlock P.E. and Manstead A.S.R.，“Impression Management Versus Intrapsychic Explan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A Useful Dichotomy？” Psychological Review，1985（92），pp.59-77.

[50] 刘娟娟：《印象管理及其相关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2期，第309～314页。

[51] 张朝丽：《官民关系之调查》，《领导文萃》2009年第12期，第15～20页。

[52] 雍天荣：《地方官员形象塑造的困厄——身份标签拉大干群心理距离》，《人民论坛》2013年第7期，第44～45页。

[53] BR Schlenker，“Self-Presentation：Managing the Impression of Consistency When Reality Interferes with Self-Enhanc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76（6），pp.1030-1037.

[54] Arkin RM，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Academic Press，1981，pp.311-333.

[55] 齐美煜：《政府官员形象的塑造策略》，《新闻世界》2013年第7期，第307～308页。

[56] Erika Pearson，“Making a Good（virtual）First Impression：The Use of Visuals in Online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Creating Identity Performances，” in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Society？Governance，Virtuality，Surveillance，Sustainability，Resilience，edited by Berleur J.，Hercheui M.D.，Hilty L.M.IFIP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2010，pp.118-130.

[57] Nicole C.Krämer，“Creating a Digital Self：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Impression Formation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 Digital Content Creation：Creativity，Competence，Critique，Peter Lang Publishing，2010，pp.129-146.

[58] Chyng-Yang Jang and Stefanone Michael A.，“Factors Influencing Bloggers’Perceived Identifiability，” paper presented at 2009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Informatics（ISI），Dallas，TX，USA，May 2009.

[59] 蔡之国：《官员的媒介“脸谱”与国家形象》，《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第76～81页。

[60] Wee-Kek Tan and Hock-Hai Teo，“Impact of Blog Design Features on Blogging Satisfaction：An Impression Management Perspective，” Online Communities and Social Computing，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CSC 2011，Orla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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