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彬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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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试读：

总序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的祖国的一种神圣感情，是人们对于自己民族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感召和激励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爱国主义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独立、统一、进步和繁荣而英勇奋斗。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到“红枪白马女政委，碧血染将天地红”的赵一曼；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的焦裕禄，到“问鼎长天，扬我国威”的邓稼先……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由于热爱祖国的人们前仆后继地奋斗，国家和民族才得以生存，历经一次次历史危机关头而能转危为安，走向兴盛和富强，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爱国主义是鼓舞中华儿女历经忧患、跨越沧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力量，它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并有力地凝聚着五洲四海的中国人。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革命时期，需要我们为祖国的独立自主出生入死；建设时期，需要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增砖添瓦。在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天，我们要争做一名新时期的爱国者。新时期的爱国者要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是任何时期任何爱国者都必须具备的情感。民族自尊心能增强我们自立向上的恒心，民族自豪感能树立我们建设祖国的信心。要树立“祖国高于一切”的崇高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抛却个人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广泛吸收新知识新技术，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更新学习知识的方法与理念，从思想上、知识上充分武装自己，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爱国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关系到民族盛衰、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一代代人爱国主义思想情操的形成，需要不断地培养。培养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向爱国主义的英雄人物和典范事迹学习。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人们向英雄和先进人物学习，特别是对于在中小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可提供一些生动的教材。祝愿此书出版发行成功，为培养“四有”新人作出贡献。2010年11月15日

1840年以后，西方近世文明以其无可抗拒的强大优势，震撼着东方的古老文明。原本这场以战争形式所表现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冲突，但当时的中国人除了为之震惊外，却看不出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极个别先进分子经过上下求索，看到了外面照射进来的一线光束，找到了自己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也大体找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正确方向。严复的早期生活道路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出身贫寒 立志报国

1854年1月8日，在福州南台苍霞洲的一个中医世家里，一个男孩出生了，这个男孩就是后来成为杰出启蒙思想家、晚清文化巨人的严复。在历史的纪年上，严复出生的这一年，是鸦片战争爆发的第十四年，也是太平天国攻克江宁、定都并改名天京的第二年，还是清廷海关管理主权丧失的第一年，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上海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自由港。事实上是从1853年9月起，一般说来是从11月起，绝对说来是从1854年5月起，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就没有收到过关税。虽然这种情况对少数商人有利，但对一般的商人公众、领事和中国政府的官员们来说，却有点惊慌。海关的陷落确实说明，严复的幼年时代，正值腐败的清王朝统治政权处于急剧衰落、内外交困的危机境地。严复像

严复出生的这一年，福建省的农民革命烈火正猛烈地燃烧着。在闽南，由黄威领导的小刀会起义，起义军从海澄县攻向漳州、厦门、漳浦、安澳等地。农民起义军迅速由2000人扩充到8000人，打着“官逼民反”的大旗，转战闽、浙、台沿海地区，与清军屡战，坚持到最后一息。在闽北，林俊领导的红钱会起义，同时由永春县攻向德化县、仙游城，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转战闽北山区达五年之久。

1855年，严复2岁。这一年，太平天国的西征军正与清朝曾国藩训练的湘军在长江中游激战。太平军在石达开的指挥下，大战鄱阳湖口，三克武昌城。在北方的捻军起义首领张乐行，指挥五路兵马向清军发动猛烈进攻。在贵州，苗族首领张秀眉发动了武装起义，以台拱为中心坚持斗争多年。太平天国运动

1856年，严复3岁。这一年。太平天国取得了重大胜利，打破了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除敌人对天京三年的包围。但是，在胜利面前，太平军的领导人昏了头脑，争权夺利，发生了互相残杀的“天京事件”，损失数万余人。这一年，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向清政府进行威胁，要求扩大在中国的特权。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震动了清政府。在北方的沙皇俄国侵略者组织了第三次武装航行黑龙江，把魔爪伸入中国的领土。洪秀全塑像

1857年，严复4岁。这一年，沙俄侵略军组织了第四次武装航行黑龙江。太平天国内部矛盾扩大，天王洪秀全猜忌手下，翼王石达开擅自离开天京，带走十多万精锐的太平军。洪秀全重新组建领导核心，掌握朝政，太平天国力挽危局，与清军殊死搏斗。

1858年，严复5岁。这一年，英法联军攻下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并在广州成立了地主伪政权“外人委员会”，实行军事殖民统治。接着，英法联军北上，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清政府的黑龙江将军奕同，在沙俄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下，被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让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40多万平方公里，划为中俄共管。《中俄瑷珲条约》签订现场蜡像严复的家乡位于闽江口，在明代这里是戚继光抵抗倭寇的前沿阵地。（图为戚继光像）林则徐画像

山河破碎，风霜激荡，清王朝在危机四伏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外来的灾难。历史呼唤着人民觉醒，也呼唤着有识之士寻求科学救国的良策。这是一个历史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严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成长起来的。严复的少年时代生长在爱国主义传统悠久的环境里，受到了深刻的思想影响。严复的家乡位于闽江口，临近台湾海峡。在明代，这里是戚继光抵抗倭寇的前沿阵地，至今福州于山白塔寺东，仍然立有“戚公祠”。严复的家乡阳崎渡，又称“郑公渡”，相传是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用兵渡江的地方。当严复出世的时候，另一位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已经过世。林则徐与严复是同乡，均为侯官人，历任巡抚、总督。严复从1860年到1863年在私塾读书，时间虽然短暂却打下了良好的学问基础。在这期间，他主要学习的是蒙学的基础知识，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识字书。这类书的特点是句成韵语，语言简约，意义明显，善于概括，便于诵读。此外，他也学习《四书》、《五经》和诗文，这是迈向科举考试的基础知识。蒙学阶段的学习使严复受益匪浅。蒙养教学，概括起来是读、写、作三事。读，就是阅读。阅读包括教书、背书、理书、讲书几个环节。教书就是教师布置新课，教学童读书。即教会学童正确朗读，要读得字字响亮、准确、熟练。熟读不仅是为了巩固读书成果，也是培养自学能力，是深入理解书中内容的一个步骤。背书，是用来督促检查学童读书的重要手段，古代蒙学几乎是每读必背。理书，即温书，复习过去学过的知识。《论语》说“温故而知新”，就是强调复习功课的重要性。讲书，是老师讲解书意，讲书的次序是先讲清文义，再讲清全文的基本思想。讲书是个别施教，从学童天资的高低、学识的基础出发，做到因材施教。写，就是写字。习字教学，在蒙学中形成了一定的程序，如有切实的要求、具体的指导、持之以恒的严格训练，教学效果十分显著。作，就是写作训练，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写作训练有一套传统的做法：第一，从模仿入手，边仿边作，慢慢形成熟练技巧。第二，注重基本功训练，蒙学教文，注意锤字、炼句谋篇等几项基本功练习。学诗作对不仅要学生掌握诗与对的写法，而且借以进行词句的严格训练。第三，勤于练习，精于批改。严夏就是在这样的教学比较严格的私塾里接受教育的，他聪慧努力，打下了深厚的幼学功底。他日后的文字功底出色，与幼年的严格训练是分不开的。严复书法作品

然而就在严复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母亲、两个妹妹和他本人。一家四口，全依赖母亲做零工来维持生计。后来，严复在一首诗中曾回忆当时的生活说：“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骨，下养女儿大。富贫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生活的艰辛，由此可以想见。父亲的去世，不仅使他的家庭失去了生活依靠，而且也使得严复无法像一般的富家子弟那样，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当时，洋务派人物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在福州创办了造船厂。为了培养造船和驭船人才，又设立了“船政学堂”。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考入该学堂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每月给银四两，贴补家庭费用；3个月考试一次，如果成绩优等，还可得赏银十两；5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政府中得到一份差事，而且还可以参照从外国聘请来的职工待遇标准，优给薪水。船政学堂的这些优待条件，对当时一般的富家子弟来讲，是看不上眼的。因为，他们家大业大，因而把科举视为正途，一心一意想从秀才、举人、进士而步入公卿行列。而船政学堂学得大都是“洋务”，这在当时是被看做不登大雅之堂的。然而，对于像严复这样的家庭来讲，船政学堂的这些条件，是很有吸引力的。故而，当学堂在1866年冬天正式对外招生时，福建和广东一带的许多贫家子弟都前来报考。严复也正是这些前来应考学生中的一员。经过考试，严复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对于刚刚失去父亲的家庭来讲，当然是一个特大的喜讯，不久他正式进入该校学习。当时的船政学堂，以培养洋务人才为重点。故而，这里的课程设置中虽然也有“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文理”等内容，但还是以造船和驭船的相关科学技术为主。在这里，严复系统地学习了外语、算术、几何、代数、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光学、电学、电磁学、声学和热学等课程。这些都是当时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知识、新学问，与严复此前在私塾中所学的四书五经等决然不同。求知的欲望，再加上少年时代的好奇心，使严复对这些课程非常感兴趣，学习成绩也因此一直名列前茅。左宗棠像严复书法作品

19岁那年，严复从船政学堂毕业。由于终考的成绩为最优等，他因此为洋务官员沈葆桢和有关教席所器重。毕业之后，他马上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先是随“建威”号南下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再北至我国东部海面的渤海湾和北部的辽东湾等地。次年，福州造船厂又成功地自制了“扬武”号等5艘兵船，随后严复被改派到“扬武”号上。严复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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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四书五经包括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科内容，涉及到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统治基础、军事斗争、文学艺术等广泛而丰富的内容。表达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方法与中心体系，其内容构成了儒家这几千年来思想的精华与真谛。其语言则千锤百炼，字字如金，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治国、修身、立德的根本依据。无论是在中国思想史还是世界思想史上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中国社会道德规范、处世法则与理国基础，属于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留学英国

1877年，严复结束了长达5年的随船实习生活，前往英国留学。根据当时洋务官员的理解，在西方各国中，法国的造船技术最精，而英国的驭船术最良。根据这种理解，他们把在船政学堂读书的学生分为两个班，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主要学习造船之术，以培养“良工”；后学堂学习驭船之术，以培养“良将”。由于严复此前所学的是驭船术，也就是说，他是被当做“良将”来培养的，故而被派往英国留学。来到英国后，严复先进普茨毛斯大学学习。毕业后，又进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在这里，他所学的课程主要有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技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经过考试，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

严复留学英国之时，也正是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之日。当时，除了西方列强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宰割之外，北方的俄国和东面的日本，也不时窥测中国。东西列强对中国的纷纷宰割，中国封建统治的腐朽，都深深地刺激着严复。正因为如此，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并不满足于课堂的教学，每每于课余之时或茶余饭后，他还对西方的政治学说以及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倍加关注。当时，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英国的强盛是首屈一指的。严复希望通过对英国政治制度、经济运作以及思想家们政治学说的观察、分析、研究，来探讨其强盛的理由，进而为中国的出路提供良策。严复在英国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教育，为其日后的各项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年轻的严复，凭着自己对英国社会的观感，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一些虽然朦胧、却又十分执着的想法，逐渐在他的脑际产生。原先，对于洋务派官僚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言论，他是十分信从的。他们认为，西方比中国高明的地方，仅在于其“坚船利炮”，至于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中国则比西方强得多。因此，所谓“洋务”，主要就是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未经沧海的严复，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但是，通过在英国的实际观察，他开始对洋务派的这一套主张，产生了怀疑。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曾谈到：“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可见，通过对英国社会的切身感受，他已经感到英国的富强并不是如洋务派官僚们所说的，仅仅在于其“坚船利炮”，而在于其有一个使“公理日伸”的政治思想和立法制度。英国国会大厦

通过对英国社会地进一步了解，严复更是眼界大开。他发觉，在英国一切治理得井井有条，给人以一种安定、富足之感，反观中国，动乱不止，饥民遍野。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他已朦朦胧胧地觉得，中国与英国之所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象，关键在于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处处落后、时时挨打，也就是必然的了。当时的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及其学说主张，纷至沓来。除了早期的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说之外，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实证论哲学和逻辑学等等，都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此时更是风行一时。严复到英国时，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已二十多年。根据进化论原理所开展的人类起源和生物进化方面的研究，也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所有这些，都给人以一种全新的世界观。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思想学说，严复感到新鲜而且好奇。他觉得，英国思想家们的这些思想学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训”或“辞章”，重观察、轻推理，很能切合实际。因此，他便开始大量地阅读和钻研。与英国一海之隔的法国，此时也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早期的启蒙运动和后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法国许多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已广为人知。由于法国在大革命后，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因此，这里的思想学说与英国相比，又是另外一种景象。特别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等观点。达尔文像

长期生活在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下的严复，初次接触他们的思想，更是觉得耳目一新。为了探究其思想要义，他甚至还亲自去法国游历，以考察这些思想家们的生平经历，了解他们的思想发展脉络。经过一段时间的研习、揣摩，他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基本上都有所了解。这些对他后来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英国期间，严复还与当时清政府的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时常来往。每逢周末或假期，他总是到使馆，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的异同。郭嵩焘在当时的洋务派官僚中，是一位对西方各国了解较多、思想也较为开明的人物。由于严复对西学了解甚详，见解精辟，能发人所未发，从而得到了郭崇焘的赞许与赏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郭嵩焘一直把严复引为忘年交，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当此任！”从郭嵩焘对严复的赞许中，我们可以看出，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的了解，已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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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即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因坐落在伦敦郊外的格林威治而得名。学院原为国王行宫，英法战争期间改为伤兵养病院， 1871年改建为海军学院。现该学院仍用于培训海军军官。学院内部分四个区，左上区为教室；右上区于悬挂历代海军将领的画像、著名海战画等，纳尔逊的画像即收藏与此；右下区为餐厅、教堂；左下区为模型陈列室，数百年所造船式皆在其中。学院教授的学科分为数学、格致、炮台、机器、外语等。中国政府早期派遣的海军留学生大都就学于此，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萨镇冰、严复等。直到二战时期，中国海军仍在继续向该校派遣留学生，包括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黄廷鑫。

达尔文

达尔文，英国的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于1809年2月12日诞生在英国的一个小城镇。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1859年出版了轰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他所提出的天择与性择，在目前的生命科学中是一致通用的理论。除了生物学之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哲学来说也相当重要。

任职北洋水师学堂

1879年6月，严复结束了在英国两年多的留学生涯，毕业回国。当时，福州的船政学堂正需要像他这样了解西方各国情况、熟悉西学的教师。于是，他一回国就被洋务派官员聘为该学堂的后学堂教习。重新修复的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学区

次年，另一个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在天津又另外开办了一个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此时，福州造船厂的创办人左宗棠和沈葆桢，一个调离原职，另有他任，一个则已逝世。故而，清政府全部海军的势力都逐渐集中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里。为了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水师学堂的同时，还注意网罗精通洋务、熟悉西学的人才。长期以来一直为沈葆桢、郭嵩焘等人所赏识的严复，也成了他重点网罗的对象。就这样，严复在担任船政学堂的教习之职一年后，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学堂出任总教习（相当于今天的教务长）。从此，严复在这里任事长达20年，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才离开这所学校。来到北洋水师学堂之后，严复才发现，这里与福州船政学堂有很大的不同。尽管这里也分驾驶和管轮两个专业，但却不同于船政学堂的造船与驭船，相对而言，这里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海军学校。当时的北洋水师学堂，设在天津城东不远的机器制造局旁边。由于李鸿章想借这里培植自己派系的亲信和骨干，故而将这里的校舍修建得十分宽敞，而且楼台掩映，花水参差，景色宜人。郭嵩焘像李鸿章像严复书法作品严复塑像

严复在该校总教习的职位上，一干就是9年。根据当时清政府的规定，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相当于校长），一般要由候补道等级的官员出任。严复不是从“正规”的科举之途走出来的，虽然他留过学，而且精通西学。但是，在资格上却只是武职都司。因此，他一直行总办之责，但却无总办之名。37岁那年，严复连捐带保，总算有了一个“选用知府”的官衔。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被李鸿章升为该校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次年，正式升为总办。随后，他又由选用知府升为选用道员。就这样，他开始以一个四品官衔的北洋水师学堂总办身份，慢慢地为京、津一带的官僚所熟悉。不过，对于饱读西学新知、立志从西学新知中来寻找国家和民族出路的严复来讲，对自己的四品官衔身份和北洋水师总办之职，是不尽满意的。当时，清政府对洋务的尝试，已经露出了败迹。在1883年至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特别是在福建沿海的海战中，法国海军几乎将福州的造船厂夷为平地。面对清政府在外强压境之时的腐败不堪，特别是对于当时中国海军内的腐败情形，严复十分不满。他认为，李鸿章等人所倡导的洋务，依然充满着官场的腐朽习气，名为“中兴”，实则一塌糊涂。他甚至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称，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不出20年，中国的领土将被列强吞食殆尽，那时候中国就要像老牛一样，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了！这种激烈的爱国言论不仅使在场的人们听得心惊肉跳，而且更使得李鸿章等一班洋务大员很不高兴。几乎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时，与中国相邻的日本，开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明治维新。短短时间内，日本刷新政治，发展经济，国力蒸蒸日上，一跃成为亚洲的强国。日本与中国一正一反的现实，使得严复更加深信，洋务事业不可能救中国，更不可能使中国复兴。正因为如此，身在洋务派官僚所办水师学堂中任职的严复，却不时地对洋务派的举措发出批评。这样，原来对他比较器重的洋务派官僚，开始日益与他疏远。后来，陈宝箴在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也说：“文忠（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严复）为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可见，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严复虽然有总办之名，但却一直没有得到李鸿章的重用。与他同一时期留学的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人，此时早已在海军中任舰长等要职，只有他空守着天津的这个海军学校，“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之所以如此，与他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洋务政策是大有关联的。

由于在北洋水师学堂处处受制于人，根本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故而，严复准备另谋发展。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曾一度与人在河南合办煤矿。但是，这种私人性质的资本主义企业，并不能帮助他实现救国家于危难的政治抱负。万般无奈之下，他对自己的生平所学产生了怀疑。他想，如果自己当年不入福州船政学堂，不学习西洋近代科技文化，而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士人一样，走科举入仕的道路，那么处境或许就不会如此艰难了。想到这里，他似乎恍然大悟：自己还年轻，反过头来再通过科举考试，也应该来得及。于是，他决定参加科举考试。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条路怎么也走不通。1885年，他在自己三十多岁的时候，参加了福建的乡试；后来他又参加了其他很多考试，结果都没有考中。如果没有甲午中日战争的发生，严复或许还会继续参加科举考试，这样他也许会沿着科举这条道路，由举人而进士，以至于平步青云，位列公卿。然而，就在他企图以科举考试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时候，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最终以中国失败而结束。从此，中国的形势更加危急，为自己人生理想而在科场中连年奋斗的严复，在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刺激下，终于清醒过来。他感到再也不能留恋科场了，应该与全国的爱国志士一道，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洪流之中。

为救亡图存而摇旗呐喊

中国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梁启超后来曾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的确，以甲午战争失败为契机，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战争结束后，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割地赔款，从而彻底地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亡国灭种的惨祸，强烈地刺激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开始拍案而起。他们起而言，言而行，呼吁改良，倡导变法。于是，一场以变革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为中心，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终于在千回百转之后，汇成时潮，蔚然兴起。而严复则正是这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与梁启超

如果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在这场维新变法的运动中，主要是以发动者和组织者的姿态出现，那么严复在这场运动中则主要是以维新派的思想家身份出现。他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从而在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传播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严复书法作品

1895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等多篇政论性文章。这些文章的中心内容基本上与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相同，即鼓吹维新，反对封建专制。但是，从立论的角度、观察问题的方法，特别是理论体系等方面来看，又不尽相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全都是旧式的封建教育，他们没有去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又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字，从而也不能直接阅读西方近代思想家们有关政治学说和思想理论方面的著作。因此，他们在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时，主要是以中国的旧学为武器，如康有为在鼓吹变法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中，基本上就是从儒家的“托古改制”立场来论述维新的重要性，并把孔子改头换面，打扮成维新变法的首倡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思想往往互相矛盾，整个理论也常常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一点，连梁启超本人也是承认的。与他们相比，严复则完全是另外一个路径。他没有系统地接受中国传统的教育，少年时代即在船政学堂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稍后又留学英国，醉心于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典章文物，阅读了亚当·斯密、边沁、孟德斯鸠、卢梭和达尔文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大量理论著作。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中国，就严复对西学的造诣之深和对于西方社会的实际了解来讲，不仅远非李鸿章、张之洞和郭嵩焘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即使是曾经到过国外的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等人，以及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无法望其项背。也正因为如此，同是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同是倡导变法维新，严复所用的武器则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对于近代的中国社会来讲，严复所运用的这一理论不仅是全新的，而且也是更富战斗力的。在严复的几篇重要政论性文章中，《论世变之亟》是他阐述自己维新思想的一个引论。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封建顽固派“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中，来批判顽固派的迂腐。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运会”。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圣人的作用，只在于“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裁成相辅，而置天下于至安”。他还郑重指出：西方列强近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是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的“世变”。所以他认为，绝不能幻想阻止这个“天地已发之机”，而只能在承认这个总形势的基础上，讲求救国自强之法，使中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富强，才有办法。他说，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变的叫嚣，其目的是将封建的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似乎只有这样，世界从此便可太平无事，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他进而批判说：“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睹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可以自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严复书法作品严复像

在批判了顽固派的言论之后，他又在《原强》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救国理论。他根据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斯宾塞的社会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该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和“德行仁义之强”即力、智、德三者的高下。他说：“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根据这三个标准，他进而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情况。他认为，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政治腐朽已到了极点。那么中国是不是还有希望呢？他认为，希望还是有的，关键在于自己能否与时并进，百尺竿头，发奋自励。他根据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学说，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也就是说，中国虽然目前在力、智和德三个方面不如别国，但可以通过努力，迎头赶上。因此，对于中国来讲，要想谋求国家的富强，就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正因为如此，他大声疾呼，要求进行社会改良，以救亡图存。那么，怎样才能救亡图存，致力于国家的富强呢？他认为，主要的办法有三个：“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和禁止妇女缠足，以强化人民体质。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时文，提倡西学，以提高人民的智力。他认为，西方国家的学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弟子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相反，中国的传统学术，“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因此他主张：“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至于“兴民德”，最主要的就是创立议院。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主要的原因就是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把人当奴隶。西方国家的法令制于议院，人们都遵守政府的法令，“各奉其自主之约”，从而上下一心，“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通过中国与西方的这种尖锐对比，他主张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严复书法作品《救亡决论》是《原强》一文的补充。在这篇文章中，他重点就开民智一事，痛快淋漓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旧学和八股取士的危害性，进一步指出了西学输入的重要性。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如果废除八股，讲求西学，则必能致国家于富强。与前面几篇文章相比，《辟韩》一文则集中地批判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严复认为，唐代韩愈所写的《原道》一文，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渊薮，也是中国专制政治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在他看来，韩愈此文，“只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人民”。他认为，“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们都是窃国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而韩愈却把这些看做是“天之意、道之原”。因此，他据此发问：这种窃国于国的行径，难道是天意吗？该文不仅是中国近代最早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主的一篇战斗激文，而且也是严复一生中最足以说明他是时代先进者的一篇重要文章。在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民约”理论出发，他指出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是人类分工的产物。耕者、织者、工者和贾者，之所以要养活为政者，是要他们为自己服务，而不是要他们骑在自己的头上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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