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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慕南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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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书通览试读：

编写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5000年之久，从公元前841年开始，有文献可考的编年史从未间断，至今已近300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历史始终传承有序，从未中断。

中国人的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善于融合，不偏颇、不怨尤，尚调和、主平衡，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文化如百川之海，浩淼无垠。《中国文化史》叙述中国从史前到现在的国土开辟、民族形成、社会进化、经济文化发展、政治演变的不平凡的历程。

为了全面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用了近1200万字、8卷68分册的洋洋篇幅来记述。

政治卷：分为历代帝王、王朝更替、历代名臣、权臣末路、宫廷政治、后宫政治、政治事件、千古奇案等8分册来阐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军事卷：分为军事统帅、兵书通览、著名战役、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军事谋略、军事工程、军事间谍等8分册来演绎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残酷。

文学卷：分为神话传说、历代诗歌、历代词赋、历代小说、历代散文、文学名著、文学名家、民间文学等8分册来展现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多彩与辉煌成就。

艺术卷：分为书法与篆刻艺术、绘画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曲艺术、民间艺术、工艺美术、艺坛典故等10分册来描绘古代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

科技卷：分为古代生物与医学、古代数学与物理学、古代天文历法、古代地理与农学、古代化学、古代发明与发现、历代科技、科学名家等8分册来展示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巨大成就。

民俗卷：分为传统节日、婚育习俗、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诞辰与丧葬习俗、民居民俗、游艺文化、中华武术、风水与巫术等10分册来表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

社会卷：分为商业贸易、社会经济、农业制度、古代教育、古代民族史、思想文化、千秋教化、典章制度等8分册来解读古代社会生活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

历史卷：分为历史典籍、中外关系、历代律令、历代官制、历代宦官、历代状元、历史掌故、历史之谜等8分册来揭示古代历史长河角落中最为隐秘的部分。

为了摒弃传统历史教科书条条框框式的说教，增加直观性、可读性、趣味性，本丛书分门别类采用辞条的形式，并辅之以大量丰富、精美的插图，以立体的方式再现中国文化的宏伟历史画卷。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悉心指正。本书编委会

一、先秦兵书

《六韬》

关于《六韬》的成书时间。由于原书作者姓氏失传，对于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书乃至具体成书时间也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怀疑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南宋的黄震，明代的宋濂、胡应麟、焦肱、张萱，清代的姚际恒、姚鼐，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均断定《六韬》为伪书。究竟伪在何时，也有不同意见：一为周末说，“《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 （卫应麟《困学记闻》卷五）；二为楚汉说，“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张萱《疑耀》卷二）；三为汉以后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为魏晋说，“考《汉志》有《六搜》，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胡应麟《四部正讹》）。70年代初分别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前179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前209～前203）；后者断为汉宣帝王凤三年（前55）。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哪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宗彦群《从临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看秦始皇“焚书”、的革命措施》，《文物》1974年第3期）；一是战国说。笔者认为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1）《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2）《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 《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3）《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挠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4）《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六韬》书影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一般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著录；或谓《汉志·儒家类》之《周史六搜》即今本《六韬》，这是不正确的。 《汉志》著录有《六韬》，但无《六韬》之名，它包含于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汉志·兵书类·兵权谋》下的注释说“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鹃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马法入礼也。”这就是说，太公的论兵著述已著录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书类省略不录。《六韬》系道家之流所为，内容亦多言道，《汉志》将其归人道家类是理所当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时以《六韬》之名行世？有人据《庄子》中“从说之则以《金版六搜》”断为战国时已有《六韬》之名行世，看来证据不足。《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兵》，两地出土的汉简均有篇题名称，而均未见《六韬》之名。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六韬》之名的文献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其中有：“《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后汉书·窦何列传》）“善诵《太公六韬》。”（《后汉书·徐屍传》及《左雄传注》）“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由此推知东汉以后《六韬》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魏徵等编《隋志》时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韬》，后世相沿至今。

关于《六韬》的篇目。《汉志》著录《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六十篇，二者相差十五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即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葆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三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六十篇之外的十五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文韬》：文师第一、盈虚第二、国务第三、大礼第四、明传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国第八、上贤第九、举贤第十、赏罚第十一。《武韬》：发启第十二、文启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顺启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龙韬》：王翼第十八、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主将第二十一、将威第二十二、励军第二十三、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军势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徵第二十九、农器第三十。《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三阵第三十二、疾战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军略第三十五、临境第三十六、动静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绝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战第四十一、垒虚第四十二。《豹韬》：林战第四十三、突战第四十四、敌强第四十五、敌武第四十六、乌云山兵第四十七、乌云泽兵第四十八、少众第四十九、分险第五十。《犬韬》：分合第五十一、武锋第五十二、练士第五十三、教战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车士第五十六、武骑士第五十七、战车第五十八、战骑第五十九、战步第六十。《六韬》：“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内容非常丰富。《文韬》主要讨论了治国用人的政治战略；《武韬》着重论述了如何用兵的军事战略；《龙韬》阐述了军队的组织、奖惩、将帅的选拔和修养、军事秘密通讯、奇兵的运用、侦伺敌军的方法以及兵农合一的思想；《虎韬》主要讨论了各种特殊天候、地形及其他不利条件情况下的进攻和防御战术，并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种类、形制、配置、作用和一般布阵原则；《豹韬》主要讲述森林、山地、河流、险隘地区作战和防敌突袭、夜袭以及遭遇战的战术。《犬韬》主要论述了军队的指挥调动，击敌时机，练兵方法，步、车、骑兵的组织、协同和各自的战法。《六韬》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要使“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善于不争”，“削心约志”，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无取民者，民利之”，最后达到“取民”的目的；“上贤下不肖”，认为“上贤下不肖”是治国之要道，具体阐述了举贤的标准和方法，明确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种奸人，即“六贼七害”；“赏罚必信”，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提出了“杀贵大，赏贵小”的重要原则。

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己知彼”，“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办法，即所谓“八徵”。

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极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命题，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以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国军事艺术》于17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六韬》也有许多糟粕，如《兵徵》中的“望气”是一种迷信方术；《文师》中的“钓饵”之术表现了剥削阶级的偏见；“明主”、“贤将”决定社会发展，是唯心史观的反映，等等。《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版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1）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太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2）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二百零一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二十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3）《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徵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篇或佚文。（4）《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丛书本及其注释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阴符经》

历史上对《阴符经》的评价有毁有誉，但大都失之偏颇。我们既不同意把它神秘化，也不同意把它贬得一无是处。它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和军事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唐代李筌、明代吕坤等进步思想家就受过很大影响，李筌《太白阴经》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军事辩证法就源于《阴符经》的天道观和朴素辩证法思想。《阴符经》行世后为其作注和翻刻者日渐增多，出现了三百字本、四百三十七字本等内容有差异的不同版本。注本中以唐李筌、张果；南宋朱熹、俞琰等注最有影响。现存各注本大都被收进丛书，比较重要的有：道藏本、四库全书本、广汉魏丛书本、说郛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宛委别藏本、墨海金壶本、道书全集本、兵垣四编本等。另外也有单行本行世，如清乾隆壬辰（1772）年林笏堂刻本、清道光壬寅（1842）年静观堂刊本、清光绪丙申（1896）年大梁奇文斋重刻本等等。

《老子》

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老子》一书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聃学说的实录和发挥，其书奠基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于战国初年。此外，也有主张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者，甚至有成书于秦汉之际的说法。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历史的实际。

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生活的时代略早于孔子。曾在周朝做过管理图书的史官，后因不满于当时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而悄然退隐，不知所终。《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一。分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两个部分，共八十一章，约五千字左右。从根本上说，《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但也有相当篇幅的论兵内容。特别是该书多从考察历史和战争的角度来揭示其哲学命题，故所论往往对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唐人王真在所著《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曾说，《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老子》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兵者凶器”的战争观。早期道家通过对历史上兴亡更替的深刻考察，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进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对战争持反对态度，这在《老子》一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老子》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与其清静无为的政治立场是相一致的。

二是守柔贵雌、以柔克刚的战略思想。《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即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在矛盾的统一体中，柔弱虚静的一方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制约着刚强动躁的一方，因而主张贵柔守雌，以退为进。这一“柔弱胜刚强”的刚柔论思想体系客观上为弱小的新生的力量战胜强大而腐朽之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传统战略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墨子》

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

据孙诒让考证，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可能是一个接近手工业劳动者的读书人。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跷”。他注重实践，善于制作，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在学术上，初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逐渐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儒和墨两派互相驳辩，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人们常把孔墨、儒墨并提。墨子在战国时代乃是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墨家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自己使命，并为之孜孜奋斗，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传略》）“席不暖”，“衣不黔”，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的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他止楚攻宋的传说。正因如此，他的智慧、坚定和见义勇为博得了历代人民尊敬。鲁迅根据《公输篇》写成了著名小说《非攻》，再现了墨子的传奇形象。

到了汉代，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墨家学派渐趋式微。但体现墨家思想精华的《墨子》一书得以保存下来，并一直流传至今。《墨子》的主要版本有：①汉秘府藏竹简原本七十一篇（今不存）；②汉魏间改写古卷本（今不存）；③隋唐卷子本（今藏于日本宫内省）；④宋刊本；⑤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五十三篇，今藏于北京白云观）；⑥明唐尧臣刊本；⑦清毕沅乾隆四十八年校刊本。《墨子》一书由历代墨者薪尽火传，一再加工整理或集体创作而成，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决不可能成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因而内容比较复杂。据专家考订，其中《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等二十四篇代表了墨子和前期墨家思想，《备城门》到《杂导》等八篇是墨家专论城守防御的著述，《耕柱》等篇记录了墨子及其弟子言行，《经上》、《经下》等六篇是墨家后学著作，《亲士》等篇内容混糅，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一）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样，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①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生产以时生财。而大国兴兵专挑春秋，耽误了春种秋收，等于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②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人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③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二）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于“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刑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如果说范蠡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管子》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经商，公元前685年为齐卿，辅佐桓公，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齐国因之富强，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管子》一书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它全面地反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理论问题的理性认识。在战争观、治军理论、国防建设思想、作战指导思想上，均有精辟的论述。

一是战争观上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参患》）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同时，也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认为战争是本身充满危险的事情，“兵事者，危事也。”二是在治军上把军队建设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把严明赏罚作为治军的中心环节。“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八观》）“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兵法》）主张加强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定选士，胜。”（《幼官》）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把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主张，“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参患》）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器无敌”。重视对将帅的培养和使用，认为国家的安危往往取决于将相大臣，所以必须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罗致，“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三是作战指导方面主张把握时机，利用形势，精于筹算，争取主动。“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七法》）所谓“明于机数”，就是指对战机的把握和对情况的筹算。主张知彼知己，明察敌情，了解全局。“为兵之数……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七法》）“遍知天下”，不单是指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还包括对所有相关国家的态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等情况的全面了解。主张用兵行动诡秘，变化无方，灵活自如，因敌制胜。高度推崇“无方，胜之机。”（《幼官》）“无方”即用兵打仗无固定的模式，“机”即关键之点。主张用兵避敌强点，乘隙蹈虚。“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易。”（《霸言》）

《商君书》

商鞅（前390～前338），复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商鞅出身于卫国贵族，早年做魏相公孙痤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商鞅在秦国执政近20年，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为秦而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功被封于商邑，称商君，故又称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惠文王派人捕杀了他，并车裂其尸，灭其全家。《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其主要的军事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积极主张战争。它认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画策》）二是农战结合。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三是重刑厚赏，以法治军。“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四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当然，《商君书》的军事思想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片面的。至于“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画策》）的观点，则反映了它与广大民众尖锐对立的阶级立场。

《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233），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于荀子，口讷，不长言谈，善著书。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变法图强，但未被采纳。秦王嬴政读其书，大为赞赏。公元前234年为韩王出使秦国，受到秦王重视。后遭李斯等人谗害，次年被迫服毒自杀于狱中。《韩非子》，也称《韩子》，共55篇，绝大部分为韩非所著，少数由后人编成，是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的著作。

韩非没有专门的军事著作，他的军事思想主要散见于很多篇章中。作为法家学派的政治家，他和商鞅一样，主张法治，厉行赏田罚，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但他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内容更为丰富。

一是肯定战争的必要性，主张以战争兼并天下。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在当时大国兼并，天下趋于一统的社会大前提下，战争作为一种暴力手段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这个“力”，主要指的是武力，也即战争。“当今争于气力”，其含义就是主张通过战争方式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国家。二是主张富国强兵。他认为发展经济，加强军备，才能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心度》）三是厉行赏罚，以法治军。他认为赏罚不明、法纪松弛是军队建设的大敌，是导致国乱兵弱、作战失败的罪魁。“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奸劫弑臣》）所以必须严肃法纪，使士卒勇于作战。强调执法严明。“刑赏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四是在作战指导方面主张“兵不厌乍”出奇制胜。

《荀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赵国人。继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学者和教育家。曾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学宫之长）。考察过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后来到楚国，为兰陵令，并著书终老于此。《荀子》，今存32篇，基本上是荀子自著，少数篇章是其弟子的记述。

荀子的军事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议兵》篇里。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在新形势下对传统思想的发展，显示出荀子自己的特色。

一是论述了礼治和强国富兵的关系。认为礼治是治国的根本，“礼者，治辩之极也。”（《议兵》）；因而也是强国强兵的基础，即所谓“强国之事”、“威行之道”可以一统天下（《议兵》）。二是阐述了用兵和行仁的关系。一方面，荀子继承了孔孟“仁者爱人”的思想和学说，指出“兵”的实质是行仁的手段。另一方面，治国必须行仁义、爱百姓，才能用兵。“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议兵》）三是论证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荀子认为重视农业，发展生产，节用裕民，是富国的根本，富国然后可以强兵；舍本逐末，就会招致灭亡。四是荀子全面地论述了将帅应当具备的政治军事素质。

《鬼谷子》

鬼谷子是战国时期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真实姓名、生卒年月、生平事迹均不可考。因隐居于鬼谷，故自号鬼谷先生。后人因以鬼谷子相称。相传，战国中期的军事家孙膑、庞涓，后期的纵横家张仪、苏秦都曾是鬼谷子的学生。然孙、庞之于张、苏，生活年代相去约百年，似不可能从师于同一人。《鬼谷子》一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自《隋书·经籍志》始见署量。历代题为鬼谷子撰的著述达20余种，然皆为伪托之作。至于《鬼谷子》一书，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该书主要为战国晚期以后的纵横家所著，其中不排除依据鬼谷子言论的可能。

今本《鬼谷子》共16篇，篇目依次为：捭闽第一、反应第二、内苎第三、抵峨第四、飞钳第五、忤合第六、揣篇第七、摩篇第八、权篇第九、谋篇第十、决篇第十一、符言第十二、转丸第十三、胜箧第十四、本经阴符七术和中经。现在主要版本有：明正统道藏本、清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五年江都秦氏刊本、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清《百子全书》本等。《鬼谷子》虽非一部纯粹的军事著作，但它立足于战国中、后期军事外交斗争的实际，所述多为纵横捭闺、游说诸侯的方法和策略，因而对中国古代联盟战略和外交斗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孙子兵法》

今存《孙子兵法》约五千九百字，共十三篇：第一《计篇》，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通过战略运筹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提出了“五事”“孙子”石碑“七计”、“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军事原则；第二《作战篇》，主要讨论物力、财力、人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和“因粮于敌”的原则；第三《谋攻篇》，主要论述“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第四《形篇》，主要论述战争必须具备客观物质力量即军事实力，中心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第五《势篇》，主要论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正确实行作战指挥问题，通过灵活地变换战术和正确地使用兵力，造成锐不可当的有利态势；第六《虚实篇》，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要“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因敌而制胜”，中心讲用“示形”欺骗敌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七《军争篇》，主要论述争取战场主动权的问题，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军事原则；第八《九变篇》，主要论述根据各种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的问题，提出了“必杂于利害”、“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第九《行军篇》，主要论述行军、宿营和作战的组织指挥及利用地形地物、侦察判断敌情的问题；第十《地形篇》，主要论述地形的种类与作战的关系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还提出了“视卒如爱子”的观点；第十一《九地篇》，主要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第十二《火攻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第十三《用间篇》，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各种间谍的使用方法，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不同版本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词约意丰，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战争的一些一般规律。在军事哲理方面，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贯穿于全书始终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仍是科学真理；它重视人事，反对天命，不信鬼神；它含有弱生于强、强生于弱的矛盾转化思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的辩证分析的思想、“兵无常势”的发展变化思想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它重视战略谋划，反对轻易用兵，主张“慎战”、“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它把战略的内容归纳为“道、天、地、将、法”五个要素，并指出将帅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这五个战略要素，才能够打胜仗；它强调战术的灵活性，提出“兵无常势”，“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因敌而制胜”，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作战对象等而采取不同的打法；要“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在军队建设方面，非常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把具有“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个战略要素之一；主张文武兼施，刑赏并重，以法制原则治理军队等。当然，《孙子兵法》也存有糟粕，如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夹有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在历史观方面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等，都是应该进行批判的。清版《孙子兵法》书影《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到日本，18世纪传到了欧洲，相继出现了法、英、德、俄等译本，目前世界各国大都有自己的译本。《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孙子兵法》饮誉千年，传抄翻刻者历代不断，自曹操开注《孙子》先河之后，更是注家蜂起，产生了众多的版本，有抄本、印本、纸本、竹简本、白文本、注解本、单行本、丛书本、汉文本、少数民族文本（如满文本、西夏文本）等。据现存有关书目粗略统计，中国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二百一十家，各种版本近四百种。

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汉初抄本，惜为残简，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校注、注释本，1976年出版释文本，战士出版社1976年翻印文物出版社1976年本。

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武经七书》本和南宋宁宗年间的《十一家注孙子》本。宋刊《武经七书》现藏日本静嘉堂。此本为白文本，版心有刻工姓名，书前钤宋“礼部图书”九叠篆朱文大长印，卷首钤“汪士钟印”，“郁松年印”，“泰峰”三印。国内通行的是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中华学艺社借照静嘉堂藏本胶片影印出版的《续古逸丛书》本。宋刊《十一家注孙子》存世有三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足本和一部残本。足本书尾有承德堂牌记，钤“钟溪鉴赏”、“岳飞之章”、“戎马书生”、“周暹”、“高山流水”五印。残本仅存卷下一册，钤“携李”、“项子京家珍藏”、“稽瑞楼”、“文瑞文勤两世手泽同和敬守”、“常熟翁同龠禾藏本”、“翁斌孙印”六印。上海图书馆藏本，卷首和卷尾钤“袁氏珍藏图书”、“袁坡”、“长安子孙”、“季振宜印”、“沧苇”、“昆山徐氏家藏”、“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八印。其中上卷、中卷和《孙子本传》共缺25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据此本影印和排印，并用北京图书馆藏本补全。

现存最早的《孙子》单注本是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在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之内。此本书中避讳至“慎”字，原本当是南宋孝宗刊本。原本今不得见，摹本出自顾广圻（字千里）之手，酷像原本。此本当是宋元丰年间编辑《武经七书》时所收录的曹注《孙子》。《孙子兵法》

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本是西夏文本。今存仅有102页。台湾《书目季刊》第15卷第2期载有此本影印件。

宋以后，《孙子》的版本很多，但大体上都是从《武经七书》本、《十一家注孙子》本和《魏武帝注孙子》这三种版本演化而来，其中尤以《武经七书》本为最多。

现代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的首推郭化若将军，其代表作是《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校勘用功最勤的是杨炳安《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注解信达、准确见长的有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解说通俗而又深刻者有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吴子》

今本《吴子》约五千字，共六篇：《图国》主要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主张，论述经国治军“必须先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明耻教战，任贤使能，“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并对战争的起因和种类进行了初步探讨；《料敌》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敌方的优劣短长，论述了侦察敌情的要领及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敌手的作战方法；《治兵》主要论述训练、行军、宿营及保养军马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等著名观点；《论将》主要论述将帅在治国统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观察分析敌情优劣的要领。《应变》主要讲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论述了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等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和谷战、水战、车战、攻城战等作战要领；《励士》主要论述奖有功激无功，鼓舞部队士气。《鹖冠子吴注》书影《吴子》是“武经七书”之一，向与《孙子》（孙武兵法）并称，军事思想颇为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他强调首先搞好国内政治，“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达到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协调统一，才可对外用兵；同时又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要“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先戒为宝”。（2）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吴子》十分重视战争中各种事物的差别和变化，强调要侦察了解敌方军队素质、将帅特点、所占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掌握战场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并总结出了在何种情况下“击之勿疑”、“急击勿疑”，在何种情况下“避之勿疑”等带有规律性的战术原则。（3）“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兵“不在乎众”，“以治为胜”。要求把军队训练成“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的军队，要发挥士卒各自的特点，使其“乐战”、“善战”、“乐死”。要求将帅要有优良品德和深邃的谋略，具备“理、备、果、戒、约”五个条件，懂得用兵“四机”。强调“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以励士兵。（4）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吴子对战争的实质有了朴素的认识，他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五条：“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并认为战争具有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他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事物具有两重性，他在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民情和军队分析时，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强处，又看到了他们的短处、弱处。他认识到了战争事物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认识到事物会向其反面转化，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着未来的灾祸，“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初期的实战经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吴子》和《孙子》一样受到历代中外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唐初魏徵曾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治国安邦参考。与《孙子》一起在唐代被吉备真备带到日本，自此，《吴子》在日本传播开来，据笔者所知，日本研究《吴子》的有66家之多。1772年又被法国一位神父P·阿米奥翻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现在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被西方人士称为“箴言”和“无价的真理”，如美国海军上校柏特逊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大巨册，自足地写下了数量有限的箴言。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年。”（《中国古代兵书杂谈》150页）《吴子》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后世众多版本大都源于此本，并多以丛书本行世，除了宋刻、影宋刻、影宋抄、明刻、清刻《武经七书》本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重要的注释吴起像本有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本、明刘寅《武经直解》本、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吴子》的不多，比较重要的有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注释本、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吴子浅说》本和《武经七书注释》本等。

《司马法》

关于《司马法》的真伪。宋代之前对于其为先秦古籍没有疑问。到了辨伪蔚然成风的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以今本《司马法》所存篇卷无多，辞义浅近等为由，断定司马迁所言《司马兵法》已佚，今本《司马法》“为后人伪造无疑”（《古今伪书考》）。但据考证，今本《司马法》保存许多古兵法，如“古者……成列而鼓”（《仁本》），“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仁本》），“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天子之义》）等，符合司马迁所讲“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另外， 《史记》、《左传·贾逵注》、《吕氏春秋·高诱注》、《汉书》、《周礼·郑玄注》等两汉著作引用的《司马法》文句，多见于今本《司马法》。至于一些古籍引用的《司马法》文句不见于今本者，属于《司马法》的佚文，这是古籍流传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不独《司马法》如此。所以，我们说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而是一部先秦古籍。肯定了《司马法》是一部先秦古籍，并未解决它的具体成书年代。若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司马穰苴撰而断为春秋末期成书，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史记》中说得很清楚，“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代《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因此说，它当成书于齐威古代兵书《司马法》王时期。周显王十一年（齐桓公十七年，前358年）齐桓公卒，齐威王立。周显王十三年（前356）改元齐威王因齐元年。《史记·六国年表》将因齐元年误记为周安王二十四年（前378），有人据此断定《司马法》约成书于公元前370年，显然也是错误的。《史记》载，威王初即位以来，九年不亲政，致使国人不治。九年之后开始亲政，“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这说明威王大举兴兵之前命大臣们汇集研究过穰苴兵法，否则便不可能于“用兵行威”之际，“大放穰苴之法”。齐败魏是在齐威王十六年（前341）。由此推断，《司马法》当成书于威王亲政的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41年之间。《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等。刘向《七略》将《司马法》人于兵书类，班固编《汉书·艺文志》时将其出“兵书类”而人“礼类”，并称《军礼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称《司马法》三卷，不分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书目均同《隋书·经籍志》。而宋邢昌《论语疏》则称《司马法》一百五十篇，疑为一百五十五篇之误。《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为一卷。今传世本有的作三卷，如《宋刊武经七书》本、《四部丛刊》本等；有的作一卷，如《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等；还有的作五卷，如《施氏七书讲义》本。但不管分为几卷，其内容都是五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世所行本，以篇页无多，并为一卷，今亦从之。”说明一卷是由三卷合并而成的。汉代本共一百五十五篇，今本仅有五篇，说明大部分都已散佚。清代人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其中有些内容不见于今本。《司马法》的篇目和主要内容：《仁本第一》，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目的、起因和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发动战争的时机，追述了古代的一些战法；《天子之义第二》，阐述君臣之礼，治国、教民和治军的不同方法，记述了古代的一些作战形式、兵器配置、战车编组、旗语徽章、赏罚制度等；《定爵第三》，主要讲战争的准备、战场指挥、布阵原则、侦察敌情、战时法规等问题；《严位第四》，主要阐述战略战术和将帅指挥，以及胜利后注意事项等；《用众第五》仍是讲战略战术及战场指挥等。《司马法》包含有春秋以前的已经落后的军事原则，如“成列而鼓”等。但是它更为丰富的是根据春秋末期和战国初的战争实践经验而提出的进步军事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相为轻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就像《孙子》将许多军事问题概括为“奇正”一样，《司马法》将战争中的诸多因素抽象为“轻、重”这样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它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严位第四》）这就是说他主张“以重行轻”，轻、重相辅而成。它把统帅的战术指挥称为轻，战略指挥称为重，认为“上烦轻，上暇重”，主张轻重相节，不可偏废。它认为轻、重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指出“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严位第四》）。它的“轻、重”说运用广泛，有时运用于指挥号令，如“奏鼓轻，舒鼓重”（《严位第四》）；有时运用于装备兵器，如“甲以重固，兵以轻胜”（《严位第四》）等。“轻、重”说的另一层含意即是“杂”，通过“杂”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谋取优势。它指出：“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定爵第三》）“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第二》）

2.“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的作者通过对春秋以来频繁战争的洞察，认识到要消除这种混战的状态，非用战争不可。所以他极力支持正义战争。他所谓的正义就是指的“安人”、“爱民”，如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仁本第一》）“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他所说的“爱民”虽有一定的虚伪性，但这在当时却是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另外，他还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重要思想。

3.以仁义为本的治军思想。《司马法》的“仁义”思想贯彻全书的始终。对民施仁，就是吊民伐罪，不误农时；对部下施仁，则是关心爱护，“见危难勿忘其众”（《定爵第三》），“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严位第四》），对于攻取之国，规定“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仁本第一》）《司马法》把“仁”作为战争的最高目标，指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天子之义第二》）

上述三条不能全面概括《司马法》的军事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军事思想，如“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难进易退”（《天子之义第二》），“三军一人胜”（《严位第四》），“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天子之义第二》），“教惟豫，战惟节”（《定爵》）等等，此不一一详细介绍。《司马法》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代司马迁称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荀悦《申鉴·时事篇》）。唐李靖说：“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李卫公问对》卷上）宋代元丰年间被官定为“武经”，成为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的军事教科书。明清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注释本。《司马法》在国外流传也较广泛。早在1600年日本就出现了研究《司马法》的专著《校定训点司马法》和《司马法评判》，之后相继有三十余部专著问世。1772年它又被译成法文，被收入《中国军事艺术》，在巴黎出版发行。《司马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关于三代的军赋、军法等军制资料被许多史家和兵家所征引；它的许多关于战争的锦言妙语广为传播而成为军事名言。但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法》由于包含着追论的古代兵法，许多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东西，在当时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阅读《司马法》时更需要鉴别批判。《司马法》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武经七书》系统版本最多，流传最广。除了《武经七书》系统诸多版本以外，还有《武学经传三种》本、《平津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述记》本、《四部备要》本等丛书本。另外，清代钱熙祚、张澍辑有《司马法佚文》一卷，分别收录在《指海》、《二酉堂丛书》中。另外，清黄以周辑有《军礼司马法考证》二卷附《司马法逸文》，清王仁俊也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收录在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和《经籍佚文》中。

《孙膑兵法》

孙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今山东-城北）一带人，孙武的后裔。生卒年月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大体在吴起之后，与商鞅、孟轲同期。他一生坎坷不平，连真实姓名也没能留下。

1.饱受磨难的早年

据《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膑在早年曾与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学成之后，先到魏国，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庞涓自知才能不如孙膑，因而嫉妒他，便秘密派人召来孙膑，用刑法砍断他的双膝，并在他脸上刺字涂黑，企图让孙膑不能再出头露面。齐国的使者来到大梁，孙膑以刑徒的身份，想办法暗中会见使者，并用言词打动他。齐国使者感到孙膑是个奇才，便在回国时用车把孙膑带回齐国。齐国的将军田忌对孙膑很友好，并以客礼相待。田忌经常和齐国的公子们赛马，下重金赌胜。孙膑看到他们的马在奔驰能力上不相上下，并且都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您只管再同他们比赛，我一定能使您获胜。田忌很相信孙膑的话，便与齐王和诸公子用千金来赌胜。到了比赛的时候，孙膑说：“请用您的下等乘马对他们的上等乘马，用您的上等乘马对他们的中等乘马，用您的中等乘马对他们的下等乘马。”三等乘马全部比赛完毕后，结果田忌输了一局而连胜两局，终于得到了齐威王的千金。于是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同他议论兵法，并委任他为军师。孙膑担任齐国的军师后，便在齐魏桂陵之战、齐魏马陵之战中，展现出杰出军事家的才华。

2.围魏救赵

此战又被史家称为“齐魏桂陵之战”。战国中期，齐国发兵进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迫使进攻赵都邯郸（今属河北）之魏军回救，并将魏军歼灭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的一次著名截击战。周显王八年（前361），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不断向东扩张，威胁齐国。齐威王利用赵、魏两国与魏国的矛盾，拉拢赵、韩以抗魏，展开了齐、魏争雄中原的斗争。十五年，赵国出兵进攻依附于魏的卫孙膑画像国，迫使卫国屈服于赵。魏国为了保护卫国，便派将军庞涓率兵8万围困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威王准备任命孙膑担任主将，孙膑婉言辞谢说：“受过刑罚而身体伤残的人是不能受此重任的。”于是命令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兵8万救赵。田忌主张赴赵进攻魏军以解赵国。孙膑说：要解开杂乱纠缠的绳索只能用手去仔细分解，不能用拳头去猛烈打击；要劝说正在争斗的双方，只能用好言去相劝，不能动手直接参加。避实击虚，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敌军就会自动撤军解围了。因此主张乘魏军主力在赵，国内空虚之机，直趋大梁，迫魏军回师自救，于归途中截击，以达到救赵击魏的双重目的。田忌采纳了孙膑“围魏救赵”、“攻其所必救”之谋，即率主力向魏国首都大梁进军，并抢先到达魏军回师必经之地桂陵。齐军之举，既坚定了赵军抗魏之志，又迫使庞涓率军撤离邯郸，兼程回师。当魏军到达桂陵时，突遭齐军截击，魏军仆皇应战，终致惨败。孙膑在此战中以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之策，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典型战例。后世兵家常沿用这一战法，来达到诱敌就范而取胜的目的。

3.擒庞涓

此战又被史家称为“齐魏马陵之战”。战国中期，齐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歼灭魏军的伏击战。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魏国派庞涓率军联合赵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的建议，决定发兵救援，以促进韩国竭力抵抗魏国。齐国虽允诺援韩攻魏，但在战事刚起，魏、韩双方实力未损时，过早出兵对齐不利。当韩军五战俱败，韩国危急，魏军已十分疲惫时，齐国才乘机出兵救援。二十七年，齐国又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仍用“围魏救赵”之策，率军直趋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从韩国撤围，回师自救。魏军果然中计撤回，并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军10万东出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迎击齐军。孙膑利用魏军轻视齐军、庞涓求胜心切的弱点，采取避战示弱、退兵减灶、以示齐军兵力日减的策略，引诱魏军追击。孙膑对田忌说：他们三晋的军队向来骠悍勇武而轻视齐国，齐国有怯弱之名，善于打仗的人就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急行军100里去争利会损失上将；急行军50里去争利只有一半人能赶到。我军进入魏境后，第一天要造10万人吃饭用的灶，第二天减为5万，第三天减为3万。庞涓率领大军尾随齐军走了3天，看到齐军的灶每天减少，非常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弱，进入我国境内3天。士兵就逃亡过半。于是他脱离大军主力，只率领轻装精锐的部队，昼夜兼程地追击齐军，孙膑估算魏军的行军速度，大概在天黑以后要走到马陵。马陵的道路狭窄，路旁多险阻，利于设伏。孙膑让士兵将路旁一棵大树的树皮剥去一段，在白木上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然后命令齐军精选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道路两旁，并且约定说：晚上见到有人点火就一齐放箭！庞涓果然在夜晚来到剥去树皮的大树下，看到树上写着字，便叫人点火照看。还没有把字看完，齐国士兵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彼此不能相互救援。庞涓自知大势已去，智穷兵败，只好拔剑自杀。临死前他愤恨地说：“居然让孙膑这小子成了名！”齐军乘胜发起攻击，全歼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由孙膑指挥的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作战中，孙膑利用庞涓的弱点，制造假象，以“能而示之不能”之策，诱敌入伏，达到全歼魏军的目的。此战之后魏国一蹶不振，齐国一跃而成为当时东方的强国。孙膑也因此而名扬天下。孙膑晚年不知所终。他一生不但善于用兵，而且在遭受迫害时，还忍辱不屈，发愤著书，后又不断增补，给后世留下了他所著的千古生辉的兵法。

4.身残志坚著兵书《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史书对《孙膑兵法》早有记载。《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说：“世传其兵法”。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汉书·陈汤传》曾征引《孙膑兵法》的“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说明西汉时《孙膑兵法》尚在流行。其后失传，至《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于是疑问丛生，或说孙膑即孙武，或说《孙膑兵法》即《孙竹简《孙膑兵法·擒庞涓》影印图（选自竹简《孙膑兵法》）子兵法》。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属西汉早期）发现了几百枚竹简，即《孙子兵法》竹简、《孙膑兵法》竹简和其他先秦兵书竹简。这一发现使千年疑窦顿开，不解之谜忽释。原来孙武是孙膑的祖先，《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部自成系统的兵书。这一发现在国际上亦产生了轰动效应。

新发现的《孙膑兵法》竹简共364枚，11000余宇，分上、下两编，各15篇。上编记述孙膑的言论和有关的事迹。下编内容疑点颇多，各篇文体不同，不似孙膑一人一时所作，可能由其弟子增编而成。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重新编写《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时，为慎重起见，将下编全部移入第二辑《佚书丛残》，并且增补了“五教法”一篇。重定竹简《孙膑兵法》为16篇，222简，4891字。竹简虽然残缺，释义有待深入，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孙膑论兵的要义。

竹简《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等前人兵法的基础上多有发展和创见，它的重新面世，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现已有十多种文字《孙膑兵法》的译本问世。日本及东南亚、欧美等地还有诸多关于《孙膑兵法》的介绍和评述文章，说明当今世界上对其内容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

竹简《孙膑兵法》虽不如其他纸本兵法完整清晰，但也有许多精彩内容，现选读前十篇如下。擒庞涓一

本篇以记事体裁记述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的用兵计谋，从篇末赞美孙膑之词可知此文非孙膑自述，可能是其弟子或他人的赞语。

本篇记载了桂陵之战的经过，披露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珍贵史料。如：“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使将军忌子（田忌）、带甲八万”。《史记》等史书未提及双方参战的兵力，也没有庞涓为魏将参战的记载。“禽庞涓”，禽通擒，有专家认为，此处“禽”作“制服”解。史书也没有庞涓在桂陵被俘之事。见威王二

本篇原无标题，系后加。全文主要论述孙膑初见齐威王时陈述对战争的看法，集中反映了孙膑的战争观。是全书的重点。

孙膑见威王说：“战胜，则所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如同孙武一样，孙膑直言不讳地指出进行战争的两种不同后果：战胜了，就能保全处于危亡中的国家，使将要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战败了，就会丧失领土而使国家处于危困的境地，因此对战争问题不能不详加考察。但是“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孙膑认为，对战争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一味贪图胜利的人会受挫遭辱。所以战争是不可以轻率进行的，胜利是不可以盲目贪求的。要先做准备而后才能进行。

孙膑以史为例说，唐尧开始治理天下时，有七个部落不执行命令，后来都是用武力战胜他们，才能使他们顺服，实现国家的统一，这就是“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道理，古时候“神戎（农）战（斧）燧，黄帝战蚩尤于蜀禄（逐鹿）”等，哪一个不是用战争征服的？但是有些“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的人，却说要用积仁义、崇礼乐，不用武力的办法来制止战争。这种办法不是尧舜不想做，而是根本做不到，“故举兵以绳之”，即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威王问三

本篇采用孙膑与齐威王、田忌之间的问答，全面论述了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涉及了治军、地形、阵法等问题。

孙膑认为：在两军相当，两军相望（相望即对峙），谁也不敢先采取行动时，应先派少量部队进行挑战，只许佯败不许胜利，将主力部队猛击敌人的两翼，就能获胜。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时，可故意使我军的阵势混乱无序，诱敌来攻，在指挥上这叫“赞师”。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时，可先将后面的主力和机动部队隐蔽好，使之能随时撤退和转移，并让使用长兵器的士兵列于战阵之前，让使用短兵器的士兵列于战阵后面，让弩兵作机动，后面的部队待敌人疲惫时再反击，在指挥上这叫“让威”。在追“击穷寇”时，不要过急逼迫，待其寻求生路时再消灭之。在敌我势均力敌时，应先迷惑敌人，使其兵力分散，尔后再集中兵力消灭之。在“以一击十”时，就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地形平敞”，阵势严整时而被打败的原因，是阵前没有实施冲锋的突击队，这就是“阵无锋也”。作战时，“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必攻不守”，即分析敌情，考察地形险易，了解道路远近，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而坚决打击敌人的空虚要害之处，这是统兵作战最紧急的要务。当敌军势众而猛，交战不可避免时，就要坚固壁垒，多用谋略，严明军令，团结士卒，避其锐气使其骄傲，引诱敌人使其疲惫，然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可取胜。孙膑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述后，还慎重告诫国君，“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这是不能忘记的经验教训。陈忌问垒四

本篇竹简主要论述了在野战情况下因地形而部署兵力、兵器的问题，对马陵之战中兵力、兵器的部署和技术、战术的运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孙膑认为，军队在野战中如何部署作战阵地的问题，常被人们所忽视。处置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迅速利用部队的武器装备，结合战场的地形作恰当的部署，并要鼓舞和激励部队的士气和斗志，这是用来应付突然处于困境、险阻、死地中的敌人所采取的办法。我在马陵之战中战胜庞涓，俘虏太子申时，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蒺藜可当作沟堑与护城河，战车可当作城墙与壁垒，地面上的天然障碍物可当作城上的矮墙，大盾牌可以当作城上有孔的矮墙，用戈、矛等长柄兵器救援危急之处，用短柄矛等兵器辅助长柄兵器进行作战，用短柄刀剑狙击疲惫之敌，把强弓劲弩配置在蒺藜的后面，灵活机动地射击敌人，阵地前沿的弩和戟要各占一半。由此可见，孙膑在马陵道之战中，是先将各种兵器配置在预设的战场上，综合地发挥各种兵器的杀伤作用，而夺取作战胜利的。篡卒五

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在战场上决胜的具体因素，以及为将之道等要求。

孙膑认为，军队的优胜在于对士卒的精选，“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体民，其伤在于数战”。也就是说，军队的作战勇敢，在于组织指挥的严密，军队作战的机巧，在于造成有利的态势，军队战斗力的强大，在于赏罚有信；军队的政治素质良好，在于管理教育得当；军队的给养充裕，在于能速战急归，军队的战斗力强大，在于能及时休整，军民的战斗力削弱，在于作战频繁。

孙膑认为，军队作战经常取胜的因素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即统兵将领有独立指挥权者胜；懂得用兵法则者胜；得到士兵拥护者胜，互相间能同心协力者胜，善于分析判断敌情及熟悉地形险易者胜。统兵将领受到与这五种相反因素制约者败。

孙膑认为，贤明的将领要做到“忠”、“信”、“敢”三条。所谓忠，就是忠于君主；所谓信，就是信赏明罚；所谓敢，就是敢于纠正各种错误行为。否则就不能成为统兵作战指挥的将领。月战六

本篇主要是论述战争与天时的关系。

孙膑说，如果“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以能够“抚（得）时而战”者，可以一战而胜，而不需要反复用兵了。八阵七

本篇主要是论述选将的标准和八阵的运用原则。

孙膑说，“智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即智谋不足的人要统兵打仗是盲目自大，勇气不足的人要统兵打仗是异想天开，不懂得用兵规律而又没有作战经验的人要统兵打仗是心存侥幸。所以要保卫万乘之国的安全，扩大万乘之国的领域，保护万乘之国民众生命安全的将领，就必须懂得用兵的法则。所谓懂得用兵的法则，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内得民心，外知敌情，通布设八阵之要领，有取胜把握的就打，没有取胜把握的就不打。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王者之将。

孙膑指出，统兵打仗用“八阵”阵法时，要根据有利的地形和不同的兵种，做好兵力分配，选用适宜的阵形才能取胜。地葆八

本篇篇名地葆即地宝。分别论述了各种地形的利弊，指出它们与部队的生存条件，与作战的关系。与其他兵书多有雷同。势备九

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必须通过造“势”，才能发挥战斗力的问题。

孙膑认为：“黄帝作剑，以阵象之。羿作弓弩，以势象之。禹作舟车，以变象之。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也就是说，黄帝作宝剑，可用它类比军阵。后羿作弓弩，可用它类比兵势。夏禹作舟车，可用它类比机变。汤武作长柄兵器，可用它类比作战指挥的主动权。可见阵、势、变、权这四个方面，都是军事上不可缺少的。军阵要像宝剑那样具有精锐的前锋，才能向敌人发动进攻，军队要像宝剑那样具有坚实的剑柄作后卫，才能拿它来刺击敌人。军阵既有前锋又有后卫，就能战胜敌人。军队的战斗态势要像弓、弩发射箭镞那样，产生出迅疾的强大威力。军队要像舟车那样可以往来机变。军队要像长柄兵器那样具有作战指挥的主动权。深人了解和掌握军阵、兵势、机变、主动权这四项制胜的原则，就能“破强敌，取猛将”了。兵情十

本篇以矢、弩、发者类比士卒、将领和国君，认为这三者如能协调一致，就能克敌制胜。

孙膑说，如果“欲知兵之情”，就要借用“弩矢其法”了。“矢（是）卒也，弩（是）将也，发（射）者（是国君）主也。”如果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要像用弩射箭一样，国君、将领、士卒都要合乎射弩的方法，同心协力。这就是治军用兵之道。

竹简《孙膑兵法》虽然有残缺之处，但是其大部分还能连贯成篇，形成书的体系，反映该书的理论精义。孙膑所处的时代，大致与齐威王所委派追论古者《司马兵法》的大夫们所处的时代相接近，所以《孙膑兵法》与《司马法》在军事理论上有相似之处。

1.“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

同《司马法》一样，竹简《孙膑兵法》对战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明确看法，即“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战争观。它根据当时七雄纷争的形势，列举了“神戎（农）战（斧）燧，黄帝战蜀禄（涿鹿），尧伐共工”，舜“并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战事，说明人类社会自传说时代以来就是采用战争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统治目的的，企图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等办法消除战争，保存自己，那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在七雄纷争中使“天下服”，只有“举兵绳之”，达到“战胜而强立”，即天下归一的目的。否则就会“削地而危社稷”，民众遭难，国家不得安宁。这种战争观适应了当时全国渐趋统一的客观形势要求，比前人的论述更具有切合时代需要的积极意义。孙膑在提出“战胜而强立”主张的同时，又极力反对乐兵（好战）的黩武者，认为“乐兵者亡”，这同《司马法》“好战必亡”的观点是前后相承的。

2.以“强兵”为核心的治军思想《孙膑兵法》治军思想的核心是“强兵”。而强兵的基础是“国富”。要在群雄纷争中“战胜而强立”，就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国家要富裕，只有“国富”，才是“强兵之急者也”。而强兵须有经过选拔的良将和士卒组成的军队为前提。良将不但要具备德、忠、信、敬等品质，还要善于掌握“破强敌，取猛将”的用兵之道：“阵”、“势”、“变”、“权”，即善于部署战阵，造成有利态势，灵活变换战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士卒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要编制严密、赏罚分明，“素听”、“素信”，令行禁止。由这样的将帅和士卒组成的强兵，就可以所向无敌。

3.“因情用兵”的作战指导《孙膑兵法》在战争指导问题上，强调要“知道（取胜之道）”，“唯知道”，才能“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他所说的“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也就是要通晓天文、地理、人情、敌情和阵法等有关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战法上，它要求战争指导者能创造有利的态势，充分发挥自身的长处，尽量避开自身的短处。诸如避开敌军的精锐，批亢捣虚，示弱以麻痹敌人，诱其出战，先“让威”（后退），而后制敌，用计谋分散敌人，而后集中兵力歼灭之；对于凭坚固守的敌人，要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在运动中歼灭它；对于敌人防守薄弱之处，则全力攻取之，对于不同的地形和车、骑、步的特点，要有侧重地用兵，“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即在平旷之地可多用战车兵，在险要之地可多用骑兵，在山隘和谷地可多用强弓劲弩的步兵（如马陵之战）。可见《孙膑兵法》主张因情用兵，反对用一种固定的战法去对付各种不同的敌人。四、深远影响《孙膑兵法》原文虽早已失传，直到1972年竹简出土才重见天日，但由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其兵家地位早已确立。孙膑为田忌所出的赛马运筹之策、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的战例也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为兵家所仿效。竹简本《孙膑兵法》问世后，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其影响更是与日俱增。

《尉缭子》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尉缭子》自汉殷，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奸细的重要意义；《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管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讲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经卒令第十七》，主要讲战斗组织、编队、佩戴标识符号及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讲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军事训练和正确指挥的重要性；《将令第十九》，主要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部队的战斗编成、各自的任务和行动部署，提出“欲战先安内”的观点；《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训练的方法、步骤和训练中的奖惩制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阐述国君必胜之道和有关行军作战训练的问题；《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讨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及列阵交锋的内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观点；《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条令及严格执行条令与战争胜利的关系。《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的各种条令条例中都有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也应该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可惜是残简，不是完帙。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斟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等。

二、秦汉三国兵书

《黄石公三略》

相传为黄石公所撰。故又称《黄石公三略》。黄石公何许人也？后人“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无从寻觅。然而托用其名的《三略》，恰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

史家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讲述了圯上奇翁黄石公授书张良的故事。大约在秦朝末年，韩国贵族中一位很有作为的青年张良，曾试图刺杀秦始皇，结果未能成功，便更改姓名避难至下邳（今江苏邳县）。一天，张良闲游路过一座桥时，看到一位老翁故意将鞋甩到桥下，并让张良去捡。张良虽愕然，但面对长者，还是把鞋捡了回来。然而，老翁又让张良给自己穿鞋，张良恭恭敬敬地照办。老翁笑曰：你这个年轻人是可以传授玄机的！并约张良于5日后的清晨到桥头相会。头两次张良都迟到了，被老翁申斥一番。第三次张良于半夜时分就来到桥头恭候，老翁亦至，非常高兴，并赠书一本给张良，说：你读这本书就可做帝王之师了。再过10年，天下将要打仗。过13年，你将在济北谷城山下见到我的化身———一块黄石。说完，飘然而去。张良在下邳住了将近10年，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他跟随刘邦西上，成为刘邦的军师。又过了3年，张良路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一块黄石，便派人把黄石取回家供奉起来。张良死后，与黄石合葬一处。后人称圯上授书与张良的老人为“黄石公”。或者说下邳老人即黄石公也。《三略》是一部什么样的兵书？学者们经过多方考证，认为它既非黄石公所著，也不是张良当时所受之书，而是后人从《太公兵法》中推演而成的一部兵书。那么推演者又是什么人呢？

据考证，《三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最早著录《三略》的是《隋书·经籍志》，该志称：“《黄石公三略》三卷”，其下注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文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然而《三略》之书名却早在《隋书·经籍志》之前就已经在一些典籍中出现。据《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记载：“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这一大段引文见于今本《三略·上略》中《军谶》中“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以及《三略·下略》中“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两者除个别字、词外，基本相同。三国魏明帝时的李萧远在《运命论》中有“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言《三略》者，始见于此”。北齐魏收《魏书》中，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之说。

学术界对于《三略》的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但以西汉末年成书说的依据较为充分。前文所引《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的内容便是例证。由此可以推知，《三略》很可能是秦汉之际熟悉张良事迹的隐士所作。《三略》全书约3800多字，分上、中、下三卷，即三篇谋略，所以人们便把它称作《三略》。《三略》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兵书相比，虽同属兵书，但有其不同之处。首先，《孙子兵法》等兵书侧重于军事战略的论述，主要从制胜破敌的角度出发，探讨作战的手段，而《三略》则侧重于政治战略的论述，主要从治国强国的角度出发，探讨取胜的政治谋略。即如《中略》所说的那样：“《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其次，《孙子兵法》等兵书以作者自己论述，直接表达对战争和军事的思想认识及结论性的观点，具有创造性的价值。《三略》则较多采用古代军事谚语和兵书中的语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尤以征引的《军谶》和《军势》中的语句较多。但《三略》的理论观点却有许多精到之处，所以仍然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并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兵学者的必读兵书之一。《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三卷，引用《军谶》、《军势》之语句较多，择其精粹者解读之。上略

本卷主要论述以“柔弱胜刚强”为主旨，以及招揽人才为重点，以“任贤擒敌”为目的的治国统军的政略、战略思想及其途径。

1.《上略》开宗明义就指出，担任“主将之法”，在于务必收“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之人，把自己的意志通达于众。所以“与众同好者”，事情都能办成，“与众同恶者”，事情都会办坏。能够“治国安家”的明君，是因为得到贤能之人的辅佐；弄得“亡国破家”的昏君，是因为失去贤能之人的辅佐。

2.《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又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刚，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意思是说，示之以柔而能制其刚，示之以弱而能制其强。又说，贤明的国君在治理国家时做到“能柔能刚”，所以他的国家就日益光耀；贤明的国君在治理国家时做到“能弱能强”，所以他的国家就日益彰明；如果国君柔弱无能，那么他的国家就必然衰弱；如果国君刚强自恃，那么他的国家就必然灭亡。

3.《上略》曰：“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肢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在于贤能之人的辅佐与民众的支持，信任贤能的人如同自己的腹心，使用民众从事百业如同自己的手足，相互适应如同手足与身体般相随如意，如同骨骼与肢节那样顺从天然规律，结合得巧妙无间。

4.《上略》曰：“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释名·释言语》：“贪，探求”，故作“探求”解。通常作贪污贪婪解。据此处文意，以前者为好）者丰之，欲者使之。”意思是说，对有危难的人要扶助安置他，对心存畏惧的人要宽慰欢悦他，对叛离逃跑的人要设法招还他，对有冤屈的人要酌情平反他，对前来申诉的人要据理辨明他，对位卑而言微的人要按礼尊重他，对无理逞强的人要尽量抑制他，对怀有敌意的人要坚决清除他，对希望探求的人要设法满足他，对要求立功的人要找机会给他。

5.《三略》曰：“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意思是说对畏怯寡言的人要内部使用他，对胸怀谋略的人要多方亲近他，对谗言害人的人要审慎察看他，对诋毁诽谤的人要无情反击他，对横行霸道的人要全力挫败他，对志满高傲的人要抑制贬损他，对归附顺从的人要招抚收用他，对已经收服的人要妥善安置他，对愿意投降的人要设法解脱他。

6.《上略》曰：“获固守之，获扼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意思是说，军队占领敌人的坚固阵地要加强防守，占据敌人的险隘之处要设置障，夺得敌人难以守卫的土地要屯兵驻守，攻取敌人的城邑要奖励参战的官兵，占领敌人的土地要分封给功臣，缴获敌人财物要散发于众人。

7.《上略》曰：“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意思是说，敌人开始行动要注意侦察，敌人靠近要多加防备，敌人强者要示以卑弱，敌人闲逸要故意避开，敌人凌我要消其锐气，敌人施暴要安抚民众，敌人悖逆要宣传正义，敌人和睦要离间他们。

8.《上略》曰：“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意思是说，要根据敌人的军情采取挫败敌人的行动，要依据敌人态势作出打败敌人的部署，要散发假情报迷惑敌人，要网设四面包围孤立无援的人。

9.《上略》曰：“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意思是说，在战争中缴获敌人的财物，不要据为私有，夺取敌国的城池，不要贪图安逸自守不去，进攻敌人的城池掠取敌国的土地，要速战速决而不能旷日持久，要扶持被占领国家的人执政，而不要取代其位。《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其意是说：军井还没有凿成，将帅不应当说口渴，帐幕还没有架好，将帅不应当说疲倦，军灶还没有做饭，将帅不应当说饥饿。将帅冬天不要独自穿皮衣，夏天不要独自用扇子，雨天不要独自撑伞。这是优良将帅与官兵同甘共苦的原则。

10.《上略》曰：“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意思是说，将帅能与士卒同安乐共危难，所以他的队伍能合力同心而不会离心离德，能持久作战而不怕疲劳。这是因为将帅长期恩待士卒，与士卒长期协力同心的结果。由此可见，将帅能长期恩待士卒，那么作战起来士卒就会以一当万，百战而不怠了。

11.《军谶》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意思是说，将帅之所以有威严，是由于号令森严的缘故。作战之所以获得全胜者，是由于军政严明的缘故。官兵之所以敢战者，是由于服从军命的缘故。所以将帅不能下达前后相反的命令，施行赏罚必须言而有信。

12.《上略》曰：“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废，二者无功，则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意思是说，《上略》说：统领全军而具有威势者，是握有军权的良将，能够取胜而战败敌军者，是由于全军士卒奋力作战的缘故。所以威势紊乱的将帅不可能保全军队的生存力，上下不和的军队不可以用来攻战。攻城则不能破，图邑则不能得，二者都不能获得成功，官兵被拖累得疲惫不堪。官兵疲惫不堪，则将帅孤立于上官兵不和于下，用这样的军队进行防守则不固，用于攻战则失败，这样的军队就是没有战斗力的“老兵”。

13.《上略》曰：“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意思是说，将帅拒绝部属的正确意见，则志士能人就会离散。不听从谋士的良谋，则谋士就会叛离。善恶不分赏罚不公，则会挫伤功臣的积极性。独断专行，则部下就把责任归咎于上。与部下争功夺利，则部下就不会建功立业。听信谗言，则众叛亲离。将帅贪取财物，则奸邪顽劣之徒就会上行下效而不能禁。将帅受命后仍不忘其家不忘其身，则士卒就会沉溺违纪。

14.《上略》曰：“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意思是说，将帅没有远虑，则谋士离去；将帅没有勇气，则官兵恐惧；将帅轻举妄动，则三军不能持重，将帅把怒气转泄于部属，则全军上下都会恐惧不安。

15.《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诫也。”又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又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意思是说，深谋远虑，勇冠三军，是将帅重要的美德；行动迅疾，威怒加于敌，是将帅激励士气必用的手段。对此四者，将帅必须察辨体会其运用的时机，才能收到成效。又说：军中没有财资，官兵就不会前来投奔，军中不行奖赏，士卒就不会无往不前。又说：鱼钩摆上香饵，就会有游鱼前来吞食，军队没有重赏，作战中就不会涌现建功立业的勇士。

16.《军谶》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又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意思是说，暗中贪污受贿而外装清正廉洁，沽名钓誉，假公济私，使上下昏乱，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窃取高官，这样的官员其实都是社会不安定而生盗贼的祸根。又说，如果各级官员都结党营私，提拔自己的亲信，推荐贪赃枉法之徒，排挤打击仁人贤士，不顾国家利益而培植私人权势，同在一起共事而互相攻讦，这样的官员都是社会动乱的祸源。

17.《军谶》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虏，莫适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咎。”又曰：“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在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官多民少，尊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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